监狱学优秀毕业论文

他这篇论文非常的有代表性，首先他这篇论文在选题的时候就非常贴近自己的狱中生活。他认为主要选题为是否有必要废除死刑。死刑的题材，加上他在狱中的见识，这样给他带来更多的启发。这件事情是发生在2021年的3月25日，在四川省的一所监狱里面，有一场非常特殊的自考论文答辩，而答辩是通过远程进行的，毕竟在疫情期间，身为四川大学自考办的老师，是没有办法进入到监狱里面来和他当场答辩的和答辩者也是通过监狱里面的系统与老师进行连线的。最终她通过了这次的答辩。

其实没有在狱中的人根本不知道，在狱中想要读书和学习还是比较困难的，更不要说是思考的答辩论文，首先在狱中并没有一个很好的环境去学习的人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人都是在玩，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又是非常吵杂的，那么多人住在一起，你一句我一句都让自己没有办法安心看书。如果是写作论文的话，那么将涉及大量的文献资料，这些也是监狱环境所缺失的。

所以他在遇到难题的时候想向导师去请教，但是自己是不能直接和导师请教的，每次都只能由民警代为沟通传达，如何修改此次的论文。经过漫长的学习和漫长的论文写作，再加上监狱高度重视此次事件，还帮助他下载了各种与他论文相关的文献资料，并通过打印之后的方式供给他参考。所以是十分的不容易的。

在答辩的时候，他的老师一共问了他三个问题，第1个问题是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论文作为题目？第2个问题是中国目前的死刑范围和条件到底是什么？三个问题书让他讲述废除死刑的必要性。其实第三个问题也是他的论文内容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他本人感觉自己答得并不算很好，而且自己的表述和自己的内容有多少有点出入，但是经过10多分钟的答辩，终于把所有问题都回答完了，而他的衣服也完全是偷了，最终导师回答说，你学习的法律，所以我们也希望你在回归社会以后能做到守法，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并且祝贺你这次的论文答辩成功了。

哥们儿,现在教授都贼精, 您网上找到的,他们都知道..... 您自个儿还是小心着点~毕竟是毕业论文呀. 加油吧您~

讨论中国监狱行刑社会化问题的主旨是增强对行刑社会化的理性认识，促使我国监狱行刑由传统向现代模式转化。然而，行刑社会化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既是一个目标，也是一个过程，更重要的是行刑社会化包容的内容和要达到这个目标所必须的条件与中国监狱过去、现在以及将来在中国这个特定环境下诸多因素影响密切相关。所以，我们在研究中国监狱行刑社会化问题的时候，必定要明确行刑社会化的内涵，客观必然性和实践可行性，并联系中国监狱行刑社会化的基本特点和制约因素来展开，从而研究行刑社会化比较科学的方法与思路。 一、什么是行刑社会化 所谓行刑社会化，是指在刑罚执行过程中，要调动监狱外的一切社会积极因素，合力救助改造罪犯，并保证和巩固行刑的效果。行刑社会化要求，监狱不仅是国家机关，而且是社会事业的一部分，对犯罪的防治应该是社会整体的防治，即整个社会对犯罪人的教育改造都有联系，应该利用各种社会手段来改造罪犯。行刑社会化是一项伟大的特殊的希望工程，对于提高改造质量，减少和预防刑释人员重新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西方一些国家在这方面已经有了较深的探索，我国的行刑社会化也有一些引进雏形，但还远远不够。从中国社会发展未来远景看，我国应大力倡导行刑社会化，充分调动社会改造不良分子的潜能，尽量减少带有“罪犯人格”的人，把那些主观恶性比较小，人身危险性不大的轻刑犯、过失犯、渎职犯等尽量放到社区，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监督改造。同时要健全和完备基层监督体制。逐步扩大假释和监外执行的比例，把那些可以放到社会服刑的罪犯，依法让他们回归社会。这样，就可以减少监狱的押犯数量，使之能够集中人力物力加强对那些罪行严重主观恶性大的罪犯的监管改造工作。 二、行刑社会化的客观必然性与实践可行性 行刑社会化是我国行刑法制发展的客观需要。从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后半叶的情况看，在广泛的国际范围内犯罪非刑罚化和刑罚非监禁化是一个明显的倾向。这一趋势明确地昭示人们，在非刑罚和非监禁措施大量代替刑罚和监禁刑的今天，对监禁刑的执行和实施，从未来发展上看，还是应当逐步提高服刑人员在监禁设施内的自由度，而不应当加强和提高人身监禁的严厉程度。从实践意义上看，刑罚的上述趋势已经发育得比较成熟，表现比较明显的国家，其监禁刑的执行也相应地表现出了宽缓的趋向。尽管这并非意味着中国监狱行刑的发展也将会如此或者应当如此，但是，至少其中对我们思索监狱行刑的未来发展不无借鉴意义。因为这种可能的发展与强化专政职能和刑罚惩罚犯罪的作用并不矛盾，而只是这种职能和作用实现的表现形式的科学、文明与进步。这一点也反映在世界范围内的刑法改革和发展的趋势：犯罪非刑罚化和刑罚非禁监化。同时，预防犯罪、维护社会安全和稳定是一项重要的社会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公、检、法、司等国家专门机关充分发挥职能作用，而且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行刑社会化必然成为我国犯罪与刑罚制度的发展趋向，在未来的行刑法制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与之相适应，开放式处遇、短期监禁刑的替代，减刑和假释的大量适用等行刑社会化的措施将被广泛运用。建立和完善社区矫正体系 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监狱一样，我国监狱也面临经费严重不足和人口过快增长两大问题。所在在推进监狱体制、行刑模式改革的同时，必须进一步完善刑事执法体系，并建立相应的社区服刑的强制机构，以便对某些罪犯进行监督改造，和我国目前的监狱行刑系统一起构成国家统一的刑事执行体系。 1、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具体管理社区矫正工作。为了使社区矫正这一制度真正发挥其应有的效力，有必要在各级司法行政机关成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如司法部可设立矫正司，各省级司法厅可设立矫正局，各市县级司法局设立矫正处（科）配备专门的矫正官员，来管理和监督在本社区内服刑的轻刑犯、缓刑犯、假释犯等。其中司法部矫正司的任务是检查、督促各省社区矫正工作的落实，研究社区矫正制度在理论上与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在方针、政策上给予具体指导。省级和市级社区矫正机构管理本辖区内的社区矫正工作。 2、明确社区矫正官员的职责，充分发挥社区矫正作用。社区矫正官员的职责是监督和考察在社区内服刑罪犯的表现，防止他们重新犯罪，危害社会，在生活上和工作上关心他们，帮助其实现应有的权利。对于缓刑犯、假释犯，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应当让他们在指定地点进行汇报，工作人员有及时提请法院对缓刑犯、假释犯减刑或撤销缓刑和假释建议的权利。 3、充分发动各种社会力量，实行综合矫正。矫正罪犯工作是一项内容十分广泛的社会性活动，必须调动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公、检、法机关在进行以社区为基础的矫正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公、检、法机关应协助矫正机构监督和管理社区内的罪犯，同时矫正机构还可以聘请社会上的知名人士、法律学者、社会学者、心理学者、医生、教师、罪犯的亲属来参与对犯人的教育和改造，共同完成对社区内服刑的罪犯的矫正工作。（六）健全刑释人员社会保障机制，维护合法权益 1、建立刑释人员就业保障机制。在当前社会劳动就业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对刑释人员的再就业要充分发动社会的力量，积极采取市场吸纳、政府帮助、社会援助等多种形式和途径，最大限度地予以关心解决。 （1）要把刑释人员安置帮教工作纳入劳动力市场和再就业中心，人才交流市场。刑释人员回归社会后，除剥夺政治权利的以外，依法享有与其他公民平等的权利。首先，要把他们纳入当地劳动力市场和再就业中心的统一管理，进行劳动登记，与下岗职工、待业青年享有同等的就业机会；其次，对服刑期间表现较好，有一技之长或有中专以上学历的人要允许他们进入人才交流市场，以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为社会作贡献。 （2）要开辟六条安置渠道，实行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安置就业。一是设立多种形式的安置帮教基地。以刑释人员为主体建立安置基地；从原有社会企业中选定若干为安置基地；鼓励社会企业重点吸收刑释人员就业。二是建立和发展刑释人员过渡性安置就业企业，适当安排一时难以就业的人员，尤其是要优先吸纳改造和现实表现都较好，原系初、偶犯和未成年犯而又无一技之长的刑释人员就业，或开展职业培训，然后逐步向其他企业分流。对安置就业企业在税收等方面给予政策优惠。三是继续发挥大、中型国有企业、集体和私营、合资企业的潜力进行安置，特别是本企业的违法犯罪分子回归后，尽可能作为社会责任动员企业安置。四是大力提倡和支持刑释人员自谋职业；五是组织和开展劳务加工、社区服务；六是在政府指导下，有计划、有组织地实行劳务输出，广开就业门路。 （3）制定刑释人员就业的政策性规定，对少数家有特殊困难、本人悔改表现明显或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刑释人员，地区劳动部门要积极帮助安置就业，以体现党的改造政策的延续性。 （4）监狱根据罪犯服刑期间的改造表现，为在押服刑人员办理刑满释放的生活保障保险，从而巩固刑释后改造成果，促进服刑人员刑释的一再就业。监狱规定罪犯投保险的条件必须是认罪服法，服从管教，遵守监规纪律，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和政治、文化、技术教育，改造表现较好。 2、落实刑释人员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监狱法》第37条规定：“对刑满释放人员，当地人民政府帮助其安置生活。刑满释放人员丧失劳动能力又无法定赡养人、抚养人和基本生活来源，由当地人民政府予以救济。”根据《监狱法》的规定，各级综治委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协调小组办公室要关心本地区刑释人员的生活；对有上述几种特殊困难、无基本生活来源的刑释人员应当会同民政部门落实基本生活保障，并做到经常检查、督促，使救济费定期按时发放，不忽视，不遗漏。有条件的地方，可把上述无基本生活来源的老年刑释人员安置到养老院养起来。

刑法的效力范围，也称刑法的适用范围，是指刑法在什么时间、什么空间及对什么人具有效力。它不仅涉及国家主权，而且涉及国际关系、民族关系以及新旧法律关系，是任何国家的刑法在具体适用前所必须解决的原则性问题。只有正确解决了刑法的效力范围，才有可能准确、有效地适用刑法，打击犯罪，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我国刑法典第6至第12条时关于刑法效力范围的规定。 第一节 刑法的空间效力 一、刑法空间效力概述 刑法的空间效力，是指刑法对地和对人的效力，它实际上要解决的是刑事管辖权的范围问题。由于刑法的空间效力涉及到国家刑事管辖权的范围，从而也就关系到维护国家主权、协调国际关系的问题，各国刑法都十分重视空间效力的规定，并且在解决空间效力的问题上形成了一些重要原则。从各国刑法规定和理论主张来看，主要存在以下几种原则：（1）属地原则，即以地域为标准，凡是在本国领域内犯罪，无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都适用本国刑法；反之，在本国领域外犯罪，都不适用本国刑法。这一原则是建立在国家主权原则的基础上的。（2）属人原则，即以犯罪人的国籍为标准，凡是本国人犯罪，都适用本国刑法而不论犯罪是发生在本国领域内还是在本国领域外；反之，外国人犯罪，即是发生在本国领域内，亦不适用本国刑法。这一原则是建立在本国公民应保证对本国法律的忠诚和服从的基础上的。（3）保护原则，即以保护本国利益为标准，凡侵害本国国家或国民利益的，不论犯罪人是否本国人，也不论犯罪地在本国领域内还是在本国领域外，都适用本国刑法。保护原则的实质是国家运用刑法手段使本国国家和公民利益免受外来侵害。（4）普遍原则，即以保护各国共同利益为标准，凡发生国际条约所规定的侵害各国共同利益的犯罪，不论犯罪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也不论犯罪地是在本国领域内还是本国领域外，都适用本国刑法。 上述各原则孤立地看，都有其合理性，但也有其局限性。现代世界各国刑法多以属地原则为主，兼采其他原则。我国刑法也是如此。 二、我国刑法的属地管辖权 刑法第6条第1款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都适用本法。”这是我国刑法关于刑法空间效力的基本原则。这里的“领域”，是指我国国境以内的全部区域，包括领陆、领水和领空。根据国际条约和惯例，以下两部分属于我国领土的延伸，适用我国刑法：（1）我国的船舶或者航空器。我国刑法典第6条第2款也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或者航空器内犯罪的，也适用本法。”这里的船舶或航空器，既可以是民用，也可以是军用，既可以是在航行途中，也可以是处于停泊状态，既可以是航行或停泊于我国领域内，也可以是航行或停泊于外国领域内或公海及公海上空。（2）我国驻外使领馆内。根据我国承认的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规定，各国驻外大使馆、领事馆不受驻在国的司法管辖而受本国的司法管辖。 所谓“法律有特别规定”，主要是指：（1）刑法第11条关于“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的刑事责任，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的规定。所谓外交特权和豁免权，是指一个国家为保证驻在本国的外交代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正常执行职务而给予的一种特殊权利和待遇。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内容较为广泛，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外交代表享有刑事豁免权，不受驻在国的司法管辖”。这种特权是建交国家之间按照相互尊重和相互平等的原则而对等给予的。当然，如果他们当中有人在我国领域内犯罪，我们也不能坐视不管。不过，依照刑法的规定，我们不能对他们进行搜查、扣押或逮捕，而只能通过外交途径去解决他们的刑事责任问题。例如，可以要求派遣国召回，或者建议派遣国依法处理；对于其中罪行严重的，可以由政府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限期出境。新刑法典第11条的这个规定，既维护了我国的主权和法律的尊严，有尊重了有关国家，有利于协调我国于他国之间的正常外交关系。（2）刑法第90条关于“民族自治地方不能全部适用本法规定的，可以由自治区或者省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和本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制定变通或者补充的规定，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施行”的规定。在理解这一例外规定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其一，少数民族地区对刑法效力的限制不同于外交特权和豁免权，它不是完全排斥刑法的适用，而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即与少数民族特殊的风俗习惯、宗教文化传统相关的部分，诸如情节不严重的重婚、奸淫幼女、械斗、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毁坏财物等。这种变通或补充规定相对于刑法全文而言，只是一小部分。因此，从总体上看，刑法基本上还是适用于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其二，免于适用刑法的部分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即由自治区或省的国家权力机关制定变通或者补充规定，并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其三，少数民族地区制定的变通或补充规定不能与刑法的基本原则相冲突。（3）现行刑法施行后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特别刑法的规定。现行刑法施行后，国家立法机关仍由必要根据实际需要制定单行刑法、附属刑法规范，或以修正案的形式对刑法典作修改补充。如果这些特别刑法、刑法修正案的规定与新刑法典的规定发生法条竞合或冲突，应按“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处理。（4）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作出的例外规定。由于政治历史的原因，我国刑法的效力无法及于港澳地区，这属于对刑法属地管辖权的一种事实限制。如根据1997年7月1日实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8条的规定：“全国性的法律除列于本法附件三外，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而刑法不在附件三所列的法律中。《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也有类似的规定。不过，根据两个基本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宣布战争状态或者因港、澳特别行政区内发生不能控制的危及国家统一或者安全的动乱而决定特别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时，中央人民政府可以发布命令将有关全国性的法律在港、澳特别行政区实施。 刑法第6条第3款规定：“犯罪的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就认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该款针对隔离犯的特殊情况对属地管辖的具体标准作了明确的规定。这里涉及三种情况：（1）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均发生在我国境内：（2）犯罪行为在我国领域内实施，但犯罪结果发生在国外；（3）犯罪行为实施于国外，但犯罪结果发生于我国境内。对于上述三种情况，均应适用我国刑法。 三、我国刑法的属人管辖权 刑法第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的，适用本法，但是按本法规定的最高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作人员和军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的，适用本法。”该条是对我国刑法属人管辖权的规定。根据上述规定，我国公民在我国领域外犯我国刑法规定之罪的，不论按照当地法律是否认为是犯罪，也不论其所犯罪行侵犯的是何国或者何国公民的利益，原则上都适用我国刑法。只是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该公民所犯之罪法定最高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所谓“可以不予追究”，是表明不予追究的一种倾向性，并非绝对不追究，而是保留追究的可能性，认为必要时，也可以追究。但如果是我国的国家工作人员和军人在域外犯罪，则不论其所犯之罪的法定最高刑是否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一律适用我国刑法追究其刑事责任。这主要是考虑到这两类人员具有代表国家形象的特殊身份、肩负特殊的职责，其工作与国家的利益息息相关，故对国家工作人员和军人在域外实施的犯罪在管辖上应从严要求。 对于我国刑法在域外的属人管辖权，刑法第10条进一步规定，在我国领域外犯罪，依照刑法应当负刑事责任的，即使经过外国审判，仍然可以依照我国刑法处理。这表明我国法律的独立性和国家主权的不受干预性，外国的审判对我国没有约束力。但从实际合理与国际合作角度出发，为使被告人免受过重的双重处罚，该条又规定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罚处罚的，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这样，既维护了国家主权，又从人道主义出发对被告人的具体情况作了实事求是的考虑，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四、我国刑法的保护管辖权 刑法第8条规定：“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或者公民犯罪，而按本法规定的最低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适用本法，但是按照犯罪地的法律不受刑罚处罚的除外。”该条即是对我国刑法保护管辖权的规定。根据该规定，外国人在我国领域外对我国国家或者公民犯罪，我国刑法有权管辖，以保护我国国家和公民的利益，但有下列限制：（1）外国人所犯之罪必须侵犯我国国家或公民利益。（2）外国人所犯之罪按照我国刑法规定最低刑须为3年以上有期徒刑（对低于3年有期徒刑的轻罪则不适用）。（3）外国人所犯之罪按照犯罪地法律也应受刑罚处罚（对按犯罪地的法律不受处罚的则不适用）。当然，要实际行使这方面的管辖权会有困难，因为犯罪人是外国人，犯罪地点在域外，我国要行使管辖权，就需要引渡罪犯，并涉及与犯罪地国家管辖权的冲突，存在诸多实际困难。但是，假如刑法对此不加以规定，就等于放弃自己的管辖权，那些犯罪的外国人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对我国国家或者公民的利益进行侵害。我国必须在法律上表明自己的立场，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保护我国驻外工作人员、考察访问人员、留学生、侨民的利益。 此外，对于外国人在我国领域外侵犯我国国家或者公民利益犯罪的审判与处罚，同样适用刑法第10条的规定。即虽然经过外国审判，仍然可以依照中国刑法追究；但是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罚处罚的，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 五、我国刑法的普遍管辖权 普遍管辖权是现代国际社会有效惩治与防范国际犯罪的重要法律措施，我国刑法第9条对此也作了明确规定。即：“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的，适用本法。”根据该规定，凡是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中规定的罪行，不论罪犯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也不论其罪行发生在我国领域内还是领域外，也不论其具体侵犯的是哪一个国家或者公民的利益，只要犯罪分子在我国境内被发现，我国在我国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如不引渡给有关国家，我国就应当行使刑事管辖权，按照我国的刑法对罪犯予以惩处。在我国刑法中，普遍管辖权有其适用范围和条件的限制，只能是刑法空间效力的辅助性原则。 普遍管辖原则的确立，是我国参与反国际犯罪斗争、行使捍卫整个人类权益之职责和履行国际法义务的必然要求。普遍管辖的对象是特定的，即仅限于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且在有关国际条约中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涉及的罪行除外。普遍管辖原则是刑法属地管辖、属人管辖和保护管辖等原则的补充和例外，只有在排除属地管辖、属人管辖和保护管辖等原则之适用的情况下才能发生适用普遍管辖原则的问题。换而言之，对实施了国际罪行的人，如果可以适用属地管辖、属人管辖或保护管辖等原则之一行使管辖，就不必适用普遍管辖原则。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按照普遍管辖原则适用我国刑法，必须具备如下条件：第一，追诉的犯罪是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国际犯罪。第二，追诉的犯罪是我国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之内。第三，追诉的犯罪系发生在我国领域之外。如果是发生在我国领域之内，则应依据属地原则适用我国刑法，二不需要依据普遍管辖原则。第四，犯罪人必须是外国人包括无国籍人。如果犯罪人是我国公民，应当依照属人原则适用我国刑法，也不需要适用普遍管辖原则。第五，对追诉的犯罪，我国刑法有明文规定。第六，犯罪人是在我国领域内居住或者进入我国领域。因为只有这样我国才能对犯罪人行使刑事管辖权。否则，就没有行使普遍管辖权的义务，也没有依据普遍管辖原则适用我国刑法的可能。 第二节 刑法的时间效力 刑法的时间效力，是指刑法的生效时间、失效时间以及对刑法生效前所发生的行为是否具有溯及力的问题。 一、刑法的生效时间 刑法生效时间通常有两种规定方式：一是从公布之日起即生效；二是公布之后经过一段时间再施行。我国现行刑法的生效时间即属后者，这样做是考虑到人们对新法比较生疏；通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学习和研究，便于广大人民群众及司法工作人员做好实施新法的心理、组织及业务准备。 二、刑法的失效时间 刑法的失效时间即终止效力的时间，由国家立法机关规定。我国刑法的失效有两种方式：一是由国家立法机关明确宣布某些法律失效；二是自然失效，即新法施行后代替了同类内容的旧法，或者由于原来特殊的立法条件已经消失，旧法自行废止。 三、刑法的溯及力 刑法的溯及力，是指刑法生效后，对于其生效以前未经审判或者判决尚未确定的行为是否适用的问题。如果适用，则有溯及力；如果不适用，则没有溯及力。 对于刑法的溯及力，各国采取不同的原则，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1）从旧原则，即刑法对其生效前的行为一律没有溯及力。（2）从新原则，即新法对于其生效前未经审判或判决尚未确定的行为一律适用，具有溯及力。（3）从新兼从轻原则，即新法原则上具有溯及力，但旧法（行为时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时，依照旧法处理。（4）从旧兼从轻原则，即新法原则上不具有溯及力，但新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则依新法处理。 上述诸种原则，从旧兼从轻原则既符合罪刑法定的要求，又适应实际的需要，为绝大多数国家刑法所采，我国刑法亦采此原则。我国修订后的刑法典第1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根据这一规定，对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97年10月1日修订刑法生效前实施的行为，应按以下情况分别进行处理： 1．当时的刑法不认为是犯罪，现行刑法认为是犯罪的，只能适用修订前的刑法，现行刑法不具有溯及力。对此，不能以新刑法典规定为犯罪为由而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2．当时的刑法认为是犯罪，但现行刑法不认为是犯罪的，只要这种行为未经审判或者判决尚未确定，则应适用现行刑法，即现行刑法具有溯及力。 3．当时的刑法和现行刑法都认为是犯罪，并且按照现行刑法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原则上按当时的刑法追究刑事责任。此即从旧兼从轻原则所指的从旧。但是，如果当时的刑法处刑比现行刑法要重，则适用现行刑法。此即从轻原则的体现。 4．如果根据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了生效的判决的，该判决继续有效。即使按现行刑法的规定，其行为不构成犯罪或者处刑较当时的刑法要轻，也不例外。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适用当时的刑法。对一种行为刑法的溯及适用，只限于未经审理或者虽经审理但尚未作出生效判决的场合；已经生效的判决，不应根据刑法的规定加以改变，以维护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的严肃性和稳定性。 在贯彻从旧兼从轻原则时，还涉及如何对跨越新旧刑法的继续、连续行为适用法律的问题。对此，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关于检察工作中具体适用修订刑法典第12条若干问题的通知》第3条指出：对于发生在1997年9月30日以前、1997年10月1日后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修订刑法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但行为连续或者继续到1997年10月1日以后的，对10月1日以后构成犯罪的行为适用修订刑法追究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对跨越修订刑法施行日期的继续犯罪、连续犯罪以及其他同种类数罪应如何具体适用刑法问题的批复》也指出：“对于开始于1997年9月30日以前，继续或者连续到1997年10月1日以后的行为，以及在1997年10月1日前后分别实施的同种类数罪，如果原刑法和修订刑法都认为是犯罪并且应当追诉，按照下列原则决定如何适用法律：1.对于开始于1997年9月30日以前，继续到1997年10月1日以后终了的继续犯罪，应当适用修订刑法典一并进行追诉。2.对于开始于1997 年9月30日以前，继续到1997年10月1日以后终了的连续犯罪，或者在1997年10月1日前后分别实施的同种类数罪，其中罪名、构成要件、情节以及法定刑均没有变化的，应当适用修订刑法，一并进行追诉；罪名、构成要件、情节以及法定刑已经变化的，也应当适用修订刑法，一并进行追诉，但是修订刑法比原刑法所规定的构成要件和情节较为严格，或者法定刑较重的，在提起公诉时应当提出酌情从轻处理意见。” 刑事司法解释效力范围探究 编辑：凌月仙仙 作者：屈学武 出处：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日期：2005-10-18 本文所指刑事司法解释的效力范围，仅限于刑事实体法意义的刑法上的司法解释所涵括的空间效力与时间效力域。 众所周知，就一般意义看，司法解释确属有权解释：因为它一经最高司法机关颁布，即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然而，从司法解释的性质及其功效看，它又并不等同于刑法规范本身。刑法的解释通常具有下述三大功能：一是对抽象的法律概念的内涵、外延的诠释，简单说，就是对抽象而概括的法律条文字义及其内容的具体解读；二是对司法认定的特定"法律事实"（即个案）与某一具体刑法规范是否相符合作出的解释（或解答、批复等）；三是对整个刑法体系的价值及其刑罚目的取向所作的系统解释。[1] 就此意义看，上述第一、二项解释主要囿于刑法规范论、范畴论的解释；第三项解释则是就刑法价值论的解释。有鉴于此，实践中，作为有权解释的刑法司法解释，大多限于针对第一、二事项的解释；而第三项解释即有关法价值论的解释主体，多为刑法理论界而非刑事实务部门。虽然司法部门在就上述第一、二事项进行解释时，也会综合刑法的价值取向来考量有关问题，但准确地说，司法解释的功效，主要还在于根据有关立法意图、立法意蕴，结合有关字义所昭示的客观涵义，来解释特定的法律条文之字义所涵盖的具体内容以及个案与确定规范的符合性。由此可见，刑法司法解释实际上并非单纯地仅仅依存于特定的、静态的刑事法律独立地存在着，就其实质意义看，应当说，它只能依存于有效刑事法律的运作而存在。换言之，没有刑法的实际操作，就没有实质意义的司法解释的存在价值与空间。在此基础上，要理顺刑法解释的效力，特别是它与刑法溯及力的关系，看来有必要逐一清正下述刑法解释论的基本问题： 一．对司法解释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的正确理解 有观点认为，刑法的效力包括空间效力与时间效力两大内容，而对刑法的司法解释既然与其具有"同等效力"，就意味着司法解释与刑法具有"等值"的空间效力与时间效力。此一"效力"解读法，我们认为未免失诸重形式而轻实质。 我们知道，刑法的空间效力是指刑法在何地域、对何人适用的问题。而这里的"同等"效力，显然并非相对于可予适用的地域和人员而言，而是相对其司法解释与其被解释的法律具有同等的法律拘束力、强制力而言。即这里所谓"同等"的本旨在于：指令任何受法律规范约束的人，包括适法、执法、守法人员都有义务如同适用、遵从刑事法律规范本身一样地一丝不苟地去适用、执行、遵从它，不得轻忽懈怠。就此，我们再从逆向推理即可发现，司法解释并不发生与其所依存的法律具有相同的空间效力问题。这是因为，司法解释不可能脱离法律、法外地，自动地适用于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一定人、一定事，司法解释因而难以发挥自己独立的空间效力。换言之，司法解释只能因循法律的空间效力，被动地适用于一定范围内的一定人、一定事，除非某一确定司法解释就其适用范围作出了（不违背刑法空间效力）的专项特别规定，例如，除有关国际犯罪外，中国刑法的空间效力对于外国人（包括无国籍人）在中国领域之外实施的、并非针对中国国家或国民的危害行为一概无效。由此，司法解释便不可能独自启动并生效于此类人、此类事，等等。可见，就空间效力看，司法解释不存在独立的、法外的空间效力生存基础。 二．刑法司法解释的时间效力之争 对刑法司法解释的时间效力之争，主要集中在此类司法解释是否受制于刑法的溯及力规定问题。众所周知，刑法的溯及力，是指某项刑法规范生效以后，对其生效前发生的未经审判或者判而未决的行为是否适用的问题，亦即新法能否适用于旧行为的规定。能适用则新法有溯及力；不能适用则无溯及力 当今世界大陆法系国家，往往在其刑法总则中对刑法溯及力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例如，《德国刑法典》第2条第2、3款明文规定，"刑罚在行为时有变更的，适用行为终了时有效之法律"；"行为终了时有效之法律在判决前变更的，适用处刑最轻之法律"。我国《刑法》第12条也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本法施行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对《刑法》上述规定，刑法学理界一般称其为"从旧兼从轻原则"。 综观上述各国、包括我国刑法关于溯及力的规定可见，刑法的溯及力规定，一是针对法律而言；二是针对刑事法律而言；三是针对刑事实体法而言。否则，它就不可能称作"刑法的溯及力"。 然而，国内却时有刑法学者或刑事实务部门人员针对刑法的解释提出其有无溯及力问题的质疑。例如，2001年12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发了《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其中第2条规定，对于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行为时没有相关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施行后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案件，依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办理。据此，有学者认为，如此规定无异于明确规定了刑法司法解释有溯及力。主张对刑事司法解释，不能一律可以溯及既往，对那些明显作了扩大解释的，原则上应当只对其施行后的行为有评价功能；认为若法律解释的溯及力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则废止类推的成果不会得到很好巩固。[2] 有学者甚至提出，对刑法的解释，也应适用我国《刑法》第12条法定的从旧兼从轻的溯及力原则。[3] 三．刑法司法解释发生有无溯及力问题 我们认为，上述学者关于坚持罪刑法定、反对重刑主义的良苦用心固然可佳，但关于刑法司法解释不应有溯及力、否则即有违罪刑法定原则的观点，实属对刑法溯及力规定或罪刑法定原则的重大误解。在此，我们不妨从法律依据、法理依据、解释的功效等多方面述论理由如下： 首先，从法律规定上看，如上所述，各国关于溯及力的规定，均是针对刑事"法律"本身而言，而非针对法律的"解释"。刑法司法解释虽然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但其究竟不等于法律本身。这一点，也是刑法司法解释与刑法立法解释的重大区别之所在。刑事立法解释时常穿插于刑法条文之中--例如，《刑法》第91条至94条均属立法解释，但又是刑法的组成部分。就此意义看，该类立法解释，实际上已经是刑法的组成部分（刑法以外的刑事立法解释另当别论）。刑法的司法解释则不然，它不是刑法的组成部分，仅是辅助刑法得以顺利实施的、运行法规范的工具。虽然实践中，由于当前我国刑法司法解释确实存在失诸规范的情况，因而被一些学者称为亚法律或准法律。但无论如何，就立法法和刑法的规定看，"解释"并不是"刑法"本身的组成部分。由此可见，《刑法》第12条所谓的"本法"限指"刑法"、并不包括刑法的"解释"在内。因而以《刑法》第12条的规定来佐论刑法司法解释"应有其溯及力"规定者，确属援引依据上的失当，明确地说，就是混淆了"刑法的解释"与"刑法"的界限。 其次，就从旧兼从轻的溯及力原则本身看，该原则本质上是刑事司法不能适用事后法或重法。其要义在于禁止适用"事后法"与"重法"，以有效贯彻罪刑法定原则。而法律的解释是法律规范得以顺利施行的器具，因而它本身只存在该工具质量是否合法、达标、应手的问题，并不存在事后法或重法的问题――因为它本来就不是"法"。事实上，实践中，司法机关大都是在遇到刑事棘手或疑难问题之后，才要求最高人民法院或检察院针对专门问题作出司法解释的。惟其如此，刑法才只规定司法上不得适用事后法，而不可能制定出不得适用事后司法解释的溯及力规定来。也就是说，从刑法规定看，刑法司法解释不是《刑法》第12条的调整对象，司法解释因而不存在有无"溯及力"的问题。当然，无可讳言，实践中，很可能发生由于新的司法解释对"数额较大"或"情节严重"等刑法白地规定的最新诠释，会扩大刑事法网圈，从而可能发生将过去未达起刑点的案件纳入犯罪圈之实例。但是，这种表面上的扩大并不必然产生重法的实质意义的后果。这是因为，无论是"数额较大"还是"情节严重"，都是相对于一定比例的社会危害性而言，因而币量面值的缩小或扩大并不简单地等同于货币实际价值含量及其所形成的社会危害性的克减或升高。 这里说子数限制不全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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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是监狱体制改革进程中出现的历史新课题，直接关系到监狱的改革、发展与稳定。随着监狱工作“法制化、科学化、社会化”的不断推进,健全监督机制、构建公正高效行刑环境，实现人力资源平衡互动，是支撑其体制改革的根本以及促进其向前推进的不竭动力。本文就监狱体制改革中的“人力资源”整合谈一些看法，旨在抛砖引玉，引起各级领导及同行的重视和关注。 一、 监狱体制改革中人力资源整合的重要性和历史必然性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全额保障、监企分离、收支分开、规范运行”为核心内容的监狱体制改革正按计划进行。强化行刑职能、转移社会职能、分离经济职能，纯化监狱功能的重要措施是深化监狱工作改革，也是体现监狱本质属性和促进社会稳定发展的必然要求。而“人力资源”是最活跃、最积极、最具主动性的生产要素，是推动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一）、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体制改革的新时期，实施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现代化文明监狱成果，推进监狱发展战略的全面实施，也有利于依法治监，提高教育改造工作质量，促进监狱工作法制化、科学化和社会化和提高监狱工作整体管理水平。 （二）、人力资源是监狱发展的最基本的组织保障 监狱职能、行刑目标和任务的实现，除了硬件设施以外，主要是依靠监狱的人力资源去执行，依赖于监狱人力资源的技能与潜能去完成。因此十分重视监狱人力资源的研究，认真分析队伍现状，明确工作目标，探索科学的激励机制，是我们必须研究和解决的课题。 （三）、目前监狱人力资源存在的诸多弊端 体制改革，实现监企分离引起的人员分流和身份置换，使传统监狱人力资源的配置、管理暴露出一些更为突出的问题： ⑴、目前监狱工作人员配置不合理，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一是对不同岗位的工作专业性要求不明确；二是工作职责太笼统，缺少分工；三是工作标准和要求难以界定，对工作人员的素质要求太宽泛等。 ⑵、监狱内部分配奖惩制度不合理、用人机制不健全、人员使用不科学、政策执行出现偏差、传统观念束缚以及工作环境制约等因素阻碍了人力资源的开发，影响了监狱功能的正常发挥。 ⑶、现有民警综合素质适应不了新形势的变化：一是部分民警只停留在简单纯粹看守性的工作，而对如何矫治罪犯，解决教育改造中的深层次矛盾缺思路、少方法、没措施，致使教育改造工作质量一直上不去；二是部分民警责任意识不够强、缺乏敬业精神。面对社会上不同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待遇差异，造成心理失衡，产生了消极情绪，缺乏工作热情，以致到岗不到位、到位不尽责，严重阻碍了教育质量的提高；三是法治观念淡薄，缺少政治免疫力。在改造与反改造、腐蚀与反腐蚀的风口浪尖上，少数思想觉悟低、意志薄弱的监狱民警面对各种诱惑，逐渐丧失了各种警惕性，站错了位，徇私舞弊、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严重损害监狱警察的形象。 ⑷、监狱工作与社会断层，使得监狱人力资源在某种程度上缺少依托和保障。 二、体制改革中人力资源整合的基本思路 人力资源整合是监狱体制改革中一项复杂、系统的工程，需要进行观念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以至形成公正高效的执法机制 （一）、科学规划，合理开发与利用，构建资源整合体系 监狱体制改革必然非常突出监狱的专政职能和教育改造的核心功能，而核心功能的成功到位，关键因素是人才到位。在监狱工作实践中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坚持多维的人才观，盘活现有人力资源；既要重视有所成就的监狱民警，又要关注潜在的人才；既要重视优秀年轻民警，也要重视各个不同年龄层次的民警，发挥人才整体优势，逐步实现人才资源的配置，建立与民警贡献相适应的人才激励机制，鼓励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流动到监狱参与收益分配，通过肯定其贡献的市场价值来显化和肯定监狱民警的价值。 1、转变传统观念，合理分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新刑罚和法治文明必然要求监狱活动的规范化、专业化。按照现代监狱功能对监狱民警进行科学分类、合理分工是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的有效途径。监狱应当以开放的姿态与社会广泛融合，创造条件让社会团体和公众广泛参与监狱活动，逐步形成由高素质监狱人民警察、监狱机关雇员和社会工作者相结合的教育改造专业队伍。具体地说一是监狱人民警察，负责监管安全、教育改造、罪犯刑罚的执行的相关工作和罪犯的待遇保障，纳入现行公务员制度管理。二是监狱机关雇员，借鉴政府雇员制，按照市场化契约化的概念和做法吸收教育学、精神学、心理学、犯罪学、医学等专业领域和行业的优秀人才为监狱机关服务，从事罪犯教育、心理矫治、思想转化、医疗服务等技术性服务。监狱机关雇员不占用行政编制，不具有行政职务，不行使行政权利，但可享受与公务员同等的休假、工伤、抚恤等福利待遇。监狱机关雇员对原来所处的环境领域有着深刻的了解，又求真务实，会把大量的社会信息、技术知识和学术成果带进监狱工作中，既打破了监狱警察为主导的“大公务员机关”模式，又降低了监狱管理成本，提高了教育改造水平，解决了监狱工作人员能进不能出、终身制和不能合理流动的弊病。三是社会工作者，以制度化、系统化的形式规范非政府民间力量参与监狱工作，突破现有社会帮教的可为、可不为、不可为三者界限模糊的状况，并注重由单一的思想教育“看望型”、“安慰型”向给罪犯送知识技术和思想教育并重转变，由单方孤立的社会帮教向社会各阶层各部门多方参与型转变。 2 、健全用人机制，科学管理，激发人力资源内动力 在体制改革中要彻底改变一些束缚监狱人力资源的传统观念，有效革除用人机制中的弊病，注重调查研究，适应形势，创新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实践中把握几点：⑴、不断创新和完善适宜于人才成长的环境，设法建立本单位内部科学分工和公正评价机制，为民警提供一个适合成长并充满希望的平台，鼓励监狱民警参与与监狱形象和任务有关的个人目标的设定。⑵、改进干部人事管理体制，理顺奖励升迁机制，实现动态管理机制，用人力资源的一般规律来规范人才选拔工作，实现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制度化；扩大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规范任前公示制和任职试用期制，同时从根本上打破干部工作神秘化、封闭式运作的做法，改变由少数人中选少数人的状况，逐步扩大民主，依靠群众选贤任能。⑶、建立健全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制度，加大调整不称职干部的力度，严格淘汰机制，把人才的“出口”打开，“公务员铁饭碗”，其弊端显而易见，平庸者能够在公务员队伍谋得一个职位，就等于找到了一张长期饭票，逐月领取“饭票”，不利于竞争。⑷、根据“彼得原理”，在各种组织中，由于习惯于对在某个等级上称职的人员进行晋升提拔，因而雇员总是趋向于晋升到其不称职的地位。实践中要彻底改变根深蒂固的“根据贡献决定晋升”把部分民警晋升到不称职的岗位上的管理理念。目前在监狱基层，优秀民警通过晋升提拔而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剩下的一批多是年老体弱或者升迁无望导致监狱基层一线执法水平的低循环徘徊。因此，应十分注重对基层民警的培养和提拔，将这些民警安排到可以胜任的岗位，并通过制度创新将竞争和激励机制不断引入，注重培养具有较强潜力的接班人，保证及时补充基层的新鲜血液，在人力资源上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潜力。⑸妥善处理新老更替问题。①现实中，在基层一线的监狱人民警察，一旦没有得到职务的晋升，面临的现实问题就是在50岁左右(有的单位甚至是45岁左右)退居二线养老，而这种年龄，对于绝大多数监狱人民警察来说，正是干事业的大好时光，但由于许多单位有了这种政策，就使许多基层一线的监狱民警一过40岁，就感到“船到码头，车到站”，丧失了继续奋进的信心，因此要适当延伸老民警的工作舞台。②为了优化年龄、知识、性格等结构，加快新老更替，因此建议把这些退下来的民警尽量向监狱管理中的入监、出监两头倾斜，随着监狱工作法制化、科学化、社会化趋势的不断加强，这两个岗位的工作成了刑罚执行关键性环节，但工作量较之其它平时行刑过程相对轻松。这既可以使老同志发挥经验丰富的优势，突出行刑的“两头”工作，又能够激发工作热情，使其更好地实现其身价值。⑹、在民警的使用上尝试监区党支部对基层民警优势特长的二次分配，设立若干较少、职能较强的岗位，面向基层民警开展竞聘，把交流轮岗、竞聘上岗意识渗透到基层每个民警。 （二）、创新理念，强化教育培训，推动资源长效发展 在改革中要求结合行刑模式和发展趋势，深化人力资源的思路创新，突出教育培训，与时俱进地抓好队伍建设，从法律上和财政预算上强化并分期、分批切实组织好基本素质培训、业务培训、警衔晋升培训、知识更新培训、交叉培训为主要形式的干警轮训，并把培训的立足点从封闭的环境转向到社会上接受培训，把培训重点从准军事化、监管安全、法律法规为导向转向人文技能为导向（能够理解人类的行为、动机、成长和发展的复杂性的监狱民警将会是最成功的教育改造能手）。⑴通过培训必须达到监狱民警对时代要求的变化要敏感并有积极回应的目的，使其更好地面对日益严峻的来自于适应时代变化需要的监狱工作的挑战；⑵委派条件合格的监狱民警到地方大学学习，开展与其他部门间的参观、交流，组织人员出国考察，甚至是到外国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比较研究，熟悉世界其他监狱管理的最新发展成果，吸取先进经验，适应押犯形势和体制改革要求。（3）、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继结合，全面提高管理水平。当前行刑社会化、开放处遇制等一些新理论运用越来越频繁。在实践中“重具体事务，轻理论研究以及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日趋明显，在监狱系统并没有形成一支能够与监狱实践紧密联系的监狱理论研究力量和研究机构，对研究人员的安排多半带有安置的性质，监狱班子成员也鲜见有监狱理论研究出身的人。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因此，平时要多举办讲习班、多开展经验交流会或者论文（或理论）研讨会，倡导监狱民警尤其是监狱管理人员重视理论研究、创新，运用科学的理论、思维和方法，研究和把握监狱工作规律。 （三）、依法治监，健全监督机制，构建公正高效行刑环境 体制改革后的监狱内部设立的纪检、监察等机构并未从监狱分离出来，在同级党委领导下，行刑执法权、行刑监督权集中于某个行政部门，难以从监狱的影响力中解放出来，因此在实践中必须规范人力资源的执法环境：（1）、要求公正执法水平不断提高，监狱建章立制、规范制度，监狱逐步实现程序化、标准化管理；（2）、要求依法治监理念进一步落实，职业道德水平进一步提高，公正、文明执法成为自觉行动；（3）、监狱多渠道、全方位地执法监督，在进一步完善我国监所检察制度的基础上，成立专门的监狱视察委员会进行行刑监督以及通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其他社会团体以及新闻舆论参与监督，尤其要邀请人民群众参加监督。 （四）、面向社会，实现平衡互动，打造资源共享社会格局 利用体制改革的契机让监狱从神秘、封闭、孤立的境地中走出来，监狱应当积极向社区、团体、学校做演讲，介绍情况，组织民警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组织社区矫正、教育改造、狱政管理、狱内活动等展览，鼓励文学创作力量深入监狱体验、挖掘题材，以期改变公众对监狱的看法，并在其心目中形成良好的印象；积极宣传监狱工作和改造成果，提高监狱透明度，建立一支关心、理解和支持监狱工作的基本力量，利用当地电视台、报社等主流媒体进行新闻报道或者设立如“忏悔录”、“监狱生活”、“狱警手记”等专栏，在广播电台开办如“大墙内的声音”等直播节目，既扩大监狱人民警察的社会影响力和树立执法形象，又配合社会的法制教育，使监狱工作与社会进步同步发展。 在体制改革时期，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监狱民警社会地位、政治待遇、工作条件、工资待遇、生活福利并通过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建议通过立法提高监狱工作人员的法律地位，明确监狱工作人员的待遇、权利问题，增加实质性内容，建立有效的法律保障机制，切实提高监狱的政治待遇；①在行政管理体制上，可以借鉴英国内务大臣直接管理监狱，并每年向国会报告监狱工作的管理模式。在我国，每年一次的全国人大开会期间，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和检察院向大会报告工作，却没有监狱的声音，因此，司法部也应该每年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汇报监狱工作，有利于监狱引起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关注；②对监狱机构和级别进行适当的调整，目前一些市属监狱享受副厅级别与省属监狱反差太大，因此建议把部分押犯在万人以上的大型监狱下设的监区调整为分监狱，按副处级配置，既适应押犯规模，又适应提高监狱政治待遇，调动民警的工作积极性③突破民警交流范围，实现监狱领导与地方领导的双向交流，特别是要定期安排一定数量的干部到发达地区挂职锻炼。 张扬和实践现代精神，注重监狱民警的情商培养,是开发和利用人力资源的有效途径。长期从事基层一线工作的监狱民警，生活圈子狭窄产生孤单寂寞和厌烦的心理，复杂多变的狱情导致紧张的心理，罪犯抗改和违规又使产生焦虑畏惧心理。因此，要十分关心监狱民警的心理健康，关心其精神存在，关心其生活、家庭，体现警察队伍的“人性化”建设；其次，与时俱进，张扬和实践“权利、法治、公正、平等、效率、文明”的现代精神，以此来提高监狱民警的满意度、自豪感、自尊心和自信心；三是注重情商培养，关注民警情绪宣泄，提高自控力、人际关系的处理能力和挫折承受力以及对他人的理解和宽容，重视非理性因素的长期积淀，促进人力资源全面、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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