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陆游爱国情怀产生的原因重合元年，北宋与金联手灭辽，金趁机攻入东京，宋钦宗向金投降，北宋灭亡。陆游就是在这样动荡的环境下出生并成长起来的。陆游出生于书香世家，深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影响。家中长辈也有精通儒学之人，良好的家庭背景为陆游提供了优良的学习条件，加之陆游聪明好学，12岁便能赋诗写文，才华横溢。陆游的祖父陆佃曾著有《春秋后传》，其父陆宰也写过《春秋后传补遗》一书。陆游的家庭对儒学的研究异常通彻，陆游从小便耳濡目染，加上幼时逃亡路上的所见所闻，陆游心中的爱国思想渐渐被唤醒了。陆游的父亲陆宰是具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这些因素加在一起，致使陆游从小就树立了忧国忧民的爱国思想和杀敌报国的雄心壮志，立下了“儿时祝身愿事主，谈笑可使中原清”的豪情壮志。陆游还曾向几位爱国诗人讨教学习，认为读书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幸福。陆游将爱国主义思想融入诗词创作中，写了很多抗金诗词，由此奠定了他此后爱国主义诗词创作的基础。无论他是在地方做官还是晚年闲居，这份崇高的爱国报国思想从未改变。二、陆游诗歌中展现的爱国情怀我们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是陆游的《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这可说是一首千古绝唱。陆游晚年，朝廷曾立志北伐，且准备异常充分，大有不收复失地不罢休的意味。陆游对此欣喜若狂，但后来因为将领叛变，北伐以失败告终。陆游悲痛万分，郁结于心，一病不起。即便如此，收复失地的念头也从未在其心里打消。这一点从《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中的“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见一斑。养病期间，陆游一直关注朝廷的消息，北伐一事压在心头，使他得不到很好的休息，最终病逝。“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戍楼刁斗催落月，三十从军今白发。笛里谁知壮士心，沙头空照征人骨。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这是陆游写的《关山月》，和戎诏是南宋与金签订的求降书，是继“绍兴和议”之后的第二个屈辱诏书。赵构建立南宋后，一直提倡宜和不宜战，重用主和派的秦桧，处死诸如岳飞等将领，罢免了主战派的官员，进一步削弱朝内抗金声音的同时也削弱了抵御外敌的力量。宋朝的软弱，给了金人得寸进尺的机会。将刚刚在战事上有所起色的主战派打压下去后，南宋又一次被迫签下了求和诏书，即诗句中的和戎诏，也就是“隆兴和议”。《关山月》描述的就是这样一幅情景。南宋投降后，将倒兵衰，驻守的将士们只能每日空守边境，无仗可打，就连备战练兵也逐渐开始懈怠。一句“厩马肥死弓断弦”形象生动地写出了边境将士空有武力却无法收复丢失国土的悲哀。而在遥远的都城内，朝廷官员们沉浸在“歌舞升平”的享乐中，每日醉生梦死，苟且偷安。他们享受着奢靡的生活，从未想过夺回失地，甚至对出兵一事百般阻挠。朝廷的软弱和不作为令陆游失望至极，悲痛统治者宁可出卖国家的利益，也不愿站出来反抗;哀叹文臣武将只顾享乐，将国家荣辱抛在脑后，痛惜边境的将士只能望着沦陷的山河，却不能收复。
终生不渝的爱国情怀 入蜀前后的变化 对吕本中、曾几诗风的继承 对陶 渊明、李白、杜甫、岑参的推尊.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出生的第二年适逢靖康之乱，随其父陆宰离开中原南归。他幼时常看到父辈“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 （《跋傅给事帖》）他因此很早就立下了“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观大散关图有感》）的壮志。陆游29岁参加进士考试，因名列秦桧的孙子之前而受到秦的忌恨，复试时被黜落，直到秦桧死后才得入仕。他在后来的仕途中又两度因力主抗金而被罢职。但陆游的爱国情怀终生不渝，他一生中时刻盼望着有杀敌报国、收复中原的机会，直到临终前仍在绝笔诗《示儿》中谆谆嘱咐儿孙：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在南渡之初，正直的士大夫大多怀有抗金复国的理想。然而随着绍兴和议的签订，南宋小朝廷的投降路线渐占上风，很多士人渐趋消极。南宋最早在诗歌中高扬爱国主题的吕本中、陈与义等人晚年诗作的题材取向又转回到书斋生活和山水景物，便是这种态势在诗坛上的鲜明反映。陆游则与众不同，即使是在收复中原已毫无希望时，他仍然坚持夙志，大声疾呼抗敌复国，真不愧是南宋爱国诗人最杰出的代表。 陆游的生活经历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一、45岁以前，他任镇江通判等职，后因赞助张浚北伐而罢职家居；二、自46岁入蜀从军至65岁被劾罢官；三、66岁以后在山阴农村闲居20年。陆游的诗歌创作过程也可分成与之相应的三个阶段，其中第二个阶段是陆诗臻于成熟的关键时期。陆游晚年回忆说他在“四十从戎驻南郑”时创作上发生了“诗家三昧忽见前，屈贾在眼元历历”（《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不是指诗歌题材的转变，因为陆游早期的诗歌内容已相当充实，而且忧国念时的主调已经确立，三十七八岁时就已写下《闻武均州报已复西州》、《送七兄赴扬州帅幕》等名篇。陆游所说的“诗家三昧”，是指他在地处抗金前线的南郑受到紧张、豪宕的军营生活的激发，而领悟到应该改变早年专以“藻绘”为工的诗风，而追求宏肆奔放的风格。由于只有这种风格才与陆游建立奇功的宏伟抱负、爱国忧时的炽烈感情、不拘小节的狂放性格最相适应，也只有这种风格才最符合陆诗所以反映的时代的脉搏，所以陆游一旦找到这种适合于自己的风格之后，他的创作就产生了质的飞跃。正如清人赵翼所说：“放翁诗之宏肆，自从戎巴蜀，而境界又一变。”（《瓯北诗话》卷六）最能体现陆诗雄放风格的七古名篇如《金错刀行》、《胡无人》、《长歌行》（人生不作安期生）、《关山月》、《秋兴》（成都城中秋夜长）等都作于入蜀从军以后的十年间，说明陆游诗的主导风格正是在巴山蜀水之间奠定的。正由于这个原因，陆游把自己的诗集题作《剑南诗稿》。 位卑未敢忘忧国：杭州的陆游 说起陆游，一般人都称之为“爱国主义诗人”，然而，这只是从文学角度评价的一个有失简单的结论。其实，陆游不仅仅是文学的，他更是思想的、人文的、政治的，乃至军事的，而这些又都与当时的我国首都——南宋京城杭州密切有关，所以，杭州对陆游来说，有着更特别与重要的意义；同时，对杭州来说，南宋英杰应该是：武有岳飞，文有陆游。然由于种种原因，陆游在今天的杭州并未受到他应该受到的重视，陆游的思想与人文精神也未得到弘扬，因此，提出“杭州的陆游”，是一种以杭州的视角重新考察陆游的新视野，以便用丰富的史料揭示出陆游之于杭州的重要性，让人们更深入地认识陆游，进而让陆游在杭州得到应有的纪念地位，其文化成就与思想精神也能得到更好的研究与弘扬。可以说，研究杭州文史者，以及杭州市民，是不可不知陆游的，他一生跌宕起伏的命运与国家与杭州紧密相连，他有关杭州的诗文，更是杭州历史的重要部分与宝贵的文化财富。
陆游诗词及艺术特点 1.陆游，字务观，自号放翁，浙江绍兴人。他生活在一个有良好文学氛围的家庭。早年历经动乱，培养了他强烈的民族意识。他的一生，可分为三个时期：（1）19岁—44岁，为成家、应试及第一次被贬时期。（2）45岁—53岁，为从军及第二次被贬时期。（3）53岁—85岁，为第三次被贬及闲居时期。 2.陆游诗歌的创作主题。陆游自称“六十年间万首诗”，其诗集名《剑南诗稿》，存诗9300多首。其诗歌主题分为三个方面：（1）表现自己渴望万里从戎、以身报国的豪迈理想以及壮志难酬、无路请缨的悲愤心情，代表作有《书愤》、《金错刀行》等。（2）描写农村生活的诗歌，代表作有《游山西村》、《小园》等。（3）爱情诗，代表作有《沈园二首》等。 3.陆游诗歌的艺术成就：（1）渊源各家，风格多样，众体皆工。（2）高度的抒情性与强烈的感染力。（3）对偶工整，语言精致。 4.陆游的词，风格多样，既有表现忧愤之情的《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也有表现其精神气质的《卜算子》（驿外断桥边），还有表现自己爱情经历的《钗头风》（红酥手），等等。
人间万事消磨尽，只有清香似旧时让我推开岁月尘封的门，让我走过清，走到明，走过元，一路走到南宋。就让我和着凄婉的宋词，踩着千年的月光，悄然走进沈园，去寻那清香似旧时。一、小楼一夜听春雨那在江南的烟雨中徜徉了千年，忧伤了千年的《钗头凤》。某一年，当时沈园中应是百芳争艳的时节吧，才华横溢的陆游娶了秀美柔雅的唐婉，过得幸福安宁。又一年，应当是残灯听落花的时节吧，陆游心爱的唐婉因为“二亲恐其惰于学”遂将唐婉赶出家门“放翁不敢逆尊者意”泪眸中，他依稀的唐婉碧裙拽地。两年的时光一晃而过，陆游不记得梦过唐婉多少次，两人终究难舍难分，多次私会，不想陆母发觉，，陆游是个孝子听取母亲之意娶了另外一位女子，最后的悠悠情思也被陆母这样斩断。陆游的再次娶亲他的婉儿肝肠寸断，第二年唐父便安排女儿出嫁，嫁给当时一个名声显赫的文人—赵士程，唐婉当时入目的应当是满目刺眼红色吧，刺得两行清泪顺颊而下……再次相见，已是十年之后，陆游故游沈园，走在沈园的幽深小径上，回想着当年与唐婉在一起的时光，低眉信步一抬头，眼前的分明是唐婉，唐婉和赵士程来沈园游玩，唐婉正在给赵士程斟酒，那露出的纤纤细手，拨动了放翁的思绪。是啊，唐婉早在十年之前的泪眸中就不属于他了……只是那一刹那，昨日情梦，今日痴怨尽绕心头。二人眼中所包含的，不知是情，是怨，是思，是怜。万千心绪只留下一首《钗头凤》红酥手，黄?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
月亮对月思亲——引发离愁别绪，思乡之愁。如“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静夜思》)如“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李煜《虞美人》)望月思故国，表明亡国之君特有的伤痛。如“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碛，沙漠，茫茫大漠中几十万战士一时间都抬头望着东升的月亮，抑制不住悲苦的思乡之情。
中国诗歌相比于外国诗歌，最广为认知的区别便是它的暗示性了。早在《诗经》出现，文字刚刚成熟的时候，中国人就已经能用“赋比兴”的手法将像“求子不得，辗转反侧”、“宛在水中央”的心情，用雎鸠的叫声和穿过茫茫蒹葭，道阻且长来委婉地表示出来。后世的田园诗、现实主义诗歌、浪漫主义诗歌、讽喻诗、言志诗无一不继承发扬了这一特点。“说出来的话比不上不说出来的话，只影射着说不出来的话”钱钟书如是说。中国诗人暗示的方法之多，题材之广，实在不是我所能掌握的。因此，我只想从“意象”这一角度，浅析中国诗歌的暗示性。意象对于诗歌的作用，表现最直接的是它能够构建一首诗歌的基调，也就是为诗里其他的内容烘托出一个特定的氛围。这种作用很像我们打出租车的时候，往往一进入车内就会感受到一种不太一样的氛围。如果司机非常沉默寡言，车里没有任何背景音乐，我们就会感受到压抑的气氛；反之，如果司机很热情，车里放这轻松的音乐，车里的气氛就是温暖的。意象也是如此。举个粗糙的例子，如果我们把山、水、禾苗、人家几个词并排放在一起，不需要任何的连接，我们也能联想出一幅山野乡村的景象，而且，禾苗的嫩绿，山间清新的空气，流动的水，劳作的人会使这个景象显得欣欣向荣，营造了一个很轻松、欢快的氛围。意象所营造的这个特定的氛围十分关键。如果此时诗人处在我们上述的那个山野乡村中，他的心情多半和那个很轻松欢快的氛围一致，而不太可能是阴郁痛苦的，除非他再用转折的诗句。因为这个氛围往往暗示了作者的情感，甚至暗示了诗歌的内容，进而暗示诗歌的主题。马致远的“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正是用意象暗示情感的好例。“古道”见得坎坷“西风”见得强劲而寒冷“瘦马”见得贫而无力“夕阳”见得光热微弱“断肠人”见得失意致及。几个词创造了一幅失意的断肠人骑一匹体弱的瘦马，顶着风，在被踏的坚硬却不够平坦的古道上缓缓前行，在微弱的夕阳下显得格外凄凉肃杀的图景。那作者的心情大概就像骑马人那样凄凉、失意，感到希望的飘渺，但又隐约觉得内心中有东西在呐喊。能够将这么丰富的情感如此精炼地表达，意象的暗示真可谓功不可没。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所表达的情感不用意象，我们尚且还可以表述，但李商隐的“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中的情感，不用意象来暗示，几乎是无法表达的。“向晚”给人一种淡淡的压抑；“古原”给人一种旷野沧桑之感；“夕阳”灿烂迤逦而宏大，使人流连；“黄昏”太阳光热渐收，让人感到消逝的哀伤。由于他通篇没有提到任何其他的人，我们就会觉得是他独行到一片古老的原野上，夕阳将天、古原与他都染成金色；他静静地矗立在那片高原上，看夕阳渐渐消失在地平线下。可是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蒋勋先生将这解释为孤独。可是这好像也不是一般意义上脱离人群的孤独，是另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孤独。意象在此诗中构建了一个我们在生活中体验过的场景(可能不是完整的，而是由一些碎片式的场景拼凑起来的)，从而在相似的情景、氛围下，引发我们自己体验过的情感，来暗示作者的情感。这样，就能把丰富、含混的情感精准地传达给读者
1．“树叶”，“树”与“叶”的形象之间不但不相排斥，而且是十分一致的，都给人枝繁叶茂、浓荫匝地的感觉；而“木叶”就自然而然有了落叶的微黄与干燥之感，它带来了整个疏朗的清秋的气息，甚至还让人仿佛听见了离人的叹息，想起了游子的漂泊。“木叶”是属于风的而不是属于雨的，属于爽朗的晴空而不是属于沉沉的阴天，一个典型的清秋的性格。“木叶”是“木”与“叶”的统一，疏朗与绵密的交织，一个迢远而情深的美丽的形象。而“落木”，则比“木叶”还更显得空阔，它连“叶”这一字所保留下来的一点绵密之意也洗净了。（意对即可）2．“木”在形象上有两个艺术特征：其一，“木”比“树”更显得单纯，它仿佛本身就含有一个落叶的因素；其二，“木”不但让我们容易想起树干，而且还会带来“木”所暗示的颜色，它可能是透着黄色，而且在触觉上它可能是干燥的而不是湿润的。（意对即可）3．标题若拟为“谈谈诗歌语言的暗示性”，整个文章的行文思路就要改变，它可能就要从理论的角度来论述，恐怕会写成一篇理论性较强的学术论文。标题拟为“说‘木叶’”，文章选取古诗中的“木叶”意象作为论题，在结构安排上由引古诗到探意蕴，先排除古诗人考虑文字洗练的因素，再从它用于秋天的情景中探寻其含有落叶等因素，最后才触及诗歌语言的暗示性的问题并加以阐释。这样，把深奥的文学理论附丽并渗透于有关“木叶”诗句的品读玩味中，并逐层深入，探幽发微，既体现了作者的科学态度，也契合了读者的阅读心理。“说‘木叶’”的拟题应该是本文的一个亮点。（意对即可）
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唐代被称为诗的时代，而宋代则被称为词的时代。词源于民间，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在宋代，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强烈。 在宋词的发展繁荣过程中，整个社会的导向作用同样十分明显。如果说唐代的诗人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供皇室及其统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而已，那么宋代的词人已由被别人欣赏而一跃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成为宋代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宋代皇帝个个爱词，宋代大臣则个个是词人。宋代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都是当时的著名词人。在封建社会中从不出头露面的女子李清照也成为一代词宗，名垂千古。在当时的科举考试中，流传着这样的谚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由此足见词人苏轼被崇拜的程度。正是全社会的认同和推崇，宋词才得以佳篇叠出，影响久远。 原因如下: ① 两宋城市手工业、商业经济的繁荣，是宋词兴盛的物质基础. ② 市民阶层的扩大，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 ③ 两宋社会矛盾尖锐，文学家用词更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 先讲宋词的成就。词源于唐代的曲子词，句子有长有短，和乐曲紧密结合在一起，可以歌唱。由于宋代商业发展、城市繁荣，市民数量不断增加，能够歌唱的词比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更适应市井娱乐生活的需要，而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又很尖锐，句子长短不齐的词也更便于抒发人们忧国忧民的思想，因此便逐渐兴盛起来，取代诗而成为文学的主流。课文按北宋前期、北宋中后期和南宋四个阶段，分别介绍了柳永、苏轼、李清照、辛弃疾与陆游的词作风格及其成就。柳永是北宋词坛婉约派的重要代表。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作品多表现城市的繁华和男女的悲欢离合之情，尤长于抒写羁旅的孤寂与乡愁。他的词作，多采用俚俗口语，通俗生动，“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因而流传很广。他的词作，还大量融入铺叙的成分，不仅扩大词的境界，也为元曲的发展开启了门径。苏轼是北宋中后期豪放派的开创者和主要代表，他的词作题材十分广泛，大大拓展了词的内容，并以豪迈奔放的感情，为词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两宋之交的李清照，是杰出的婉约派女词人，她提出“词别是一家”的主张，善于用白描手法、浅白词句，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南宋的辛弃疾和诗人陆游，主张积极抗金，作品都以豪放为主，深刻地表达了恢复中原的强烈愿望，苏轼和辛弃疾是宋代最具代表性、成就最高的词作家，教材还在“历史纵横”小栏目和图注中分别介绍了他们的生平。必须指出的是，宋代的豪放派作家，作品以豪放为主，但也写出一些非常动人的婉约词，并非只是一味地豪放。 词是一种诗歌艺术形式，是中国古代诗体的一种，亦称宋词、曲子词、诗余、长短句。始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形成于唐代，在宋代达到其顶峰。一开始伴曲而唱，所以写词又称作填词、倚声。后来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门专门的诗歌艺术。 词牌，也称为词格，是填词用的曲调名。词最初是伴曲而唱的，曲子都有一定的旋律、节奏。这些旋律、节奏的总和就是词调。词与调之间，或按词制调，或依调填词，曲调即称为词牌，其通常根据词的内容而定。宋后，词经过不断的发展产生变化，主要是根据曲调来填词，词牌与词的内容并不相关。当词完全脱离曲之后，词牌便仅作为文字、音韵结构的一种定式。 按长短规模分，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 按音乐性质分，词可分为令、引、慢、三台、序子 、法曲、大曲、缠令、诸宫调九种。 按拍节分，常见有四种：令，也称小令，拍节较短的；引，以小令微而引长之的；近，以音调相近，从而引长的；慢，引而愈长的。 按创作风格分，大致可以分成婉约派和豪放派 一、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唐诗宋词”一语，宋词与唐诗并称，不唯标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之义，而且也说明，宋词是庶几可与唐诗媲美的一大诗体。宋季承唐，然而如鲁迅先生所言，好诗差不多已被唐人作完了。所以，到了宋代，宋人在诗歌创作方面，要不落唐人的窠臼，确乎很难。但是，唐人所留下的丰富的文学遗产，宋人也并不有白白浪费，而是将它们更多更灵活运用在“词”这一诗歌体式上，使词在宋代获得了空前绝后的发展。 我们在论宋词与唐诗的关系时，往往更多的注意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差别的确是主要的也是重要的，在本书的宋词部分，笔者也主要着眼于宋词最主要的艺术特征（当然也是与唐诗的不同之处）来展开论述。但在此绪论中，就像我们在论述唐诗的艺术特性前必须先说明唐诗对前代的继承关系一样，我们也必须先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可以肯定地说，宋词能取得如此显赫的成就，如果不是建立在唐诗如此卓越的成就和如此纯熟的技巧之上，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从后来挖掘出来的敦煌曲子词来看，词在进入文之手以前，除了它的句式长短参差不齐外，与此前的民间歌谣并没有什么两样，一样的主要是采用那种简单、质朴、直率的表现方法。到中晚唐文人开始实验填词以后，就像一切民间文学向文人的文学的转变一样，词也就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渐渐地带有了文人的因而也是更艺术化的色彩（当然，也会有负面影响，例如少了质朴和直率，但这比竟是次要的）。最早实验词的创作的白居易、刘禹锡，尤其是后来大量进行词的创作的温庭筠、韦庄等，他们本就是唐的重要诗人，他们的加入，必然地会把他们在诗歌创作中的种种技巧，带到词的创作中来。另外，五代、宋的词作者，也几乎都是诗人，他们一面作诗、一面填词，唐诗的各种技巧自然就会融汇、渗入到词的创作中去，使词的创作更加精美。实际上，我们只要对宋词的艺术稍稍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宋词在意象、写景抒情手法的运用方面，在词的境界营造方面，甚至在语言的锤炼、借代、典故等手法的运用方面，与唐诗都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倒如下面秦观的名词《八六子》： 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铲尽还生.念柳外青骢别后,水边红袂分时,怆然暗惊. 无端天与娉婷,夜月一帘幽梦. 春风十里柔情,怎奈何、欢娱渐随流水.素弦声断,翠绡香减,那堪片片飞花弄晚. 蒙蒙细雨笼晴,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相对于诗，这是一首地道的词，它的情韵、它的色泽、它的意境，都是地道的词味儿的。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一品味，却发现它在很多方面，与唐诗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首句的“倚危亭”，看似是诗人的独创，但实际上，登高抒怀、寄愁正是唐诗人常用的写法，此类例子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例如杜甫的“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登楼》）、杜牧的“楼倚霜树外，镜天玩一毫”（《长安望秋》）、李商隐的“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州”（《安定城楼》）、许浑的“一上高楼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州”（咸阳城东楼）；甚至是“危”字的用法，也找得出唐诗的渊源，如杜甫的“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李商隐的 “江风扬浪动云根，重碇危樯白日昏”（《赠刘司户贲》）至于接下来的以“芳草”比喻“恨”，以“萋萋”形容“芳草”，那更是唐诗中常见的意象和写法；甚到 “铲尽还生”一语，也并非完全没有借鉴，例如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孟浩然的“林花扫更落，径草踏还生”。下面的“柳外”、“青骢”也一样，单纯的“柳”的意象就不用说了，就是以“柳外青骢”来暗示恋情、离别的写法，也不是完全无所本的，如李商隐的《无题》中就有“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待好风”、储光羲的《钓鱼弯》中就有“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虽然它们之间有较大的区别，但也不能说它们完全没有联系。至于“青骢”代车马、“红袂”代女性的写法，也是唐诗中庞大的借代体系中所有的。至于下片中“夜月、春风、飞花、细雨、黄鹂”的意象，以及用大量的类似意象来渲染愁绪的写法，以及它所创造的迷朦的意境，与唐诗都有着直接的借鉴关系。例如下面韦应物的《寒食寄京师诸弟》：“雨中禁火空斋冷，江上流莺独坐听。把酒着花想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也运用了大量的这类意象来渲染愁绪，其意境也有些相似。就是“娉婷、一帘、十里柔情”这些词语及其组合，应该说与唐诗也是有关系的，如杜牧的《赠别二首》（其一）中，几乎就包含了所有这些意象和句式，其诗如下：“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笔者选择秦观这片词来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并不是它与唐诗有特别多的雷同处、借鉴得特别多，这实在是宋词创作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这并不足怪，下如唐诗是在前代巨大遗产的基础上创新、 发展一样，宋词亦是在唐诗丰富的遗产的基地上进行创造的。 论到这种继承性，这里自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宋诗与宋词都继承了唐诗这一遗产，那么，为什么宋诗的成就远在唐诗之下，亦不及宋词呢？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诗与词不同的体式是造成这一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更好地说是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先打一个也许不十分恰当的比喻：唐诗的创作艺术好比是一种专利，宋诗人把这种专利拿来制作同一种东西，尽管他们并非完全没有创造、没有革新、没有增补，但是他们制作的毕竟是诗，是同一种东西，因此，这些东西一上市，就会被人窥见雷同处、摹仿处、剽窃处，被人控告侵犯了唐人的专利。正国为此（当然还会有别的原因），宋诗就希望有一点自己的东西，例如诗的议论化和散文化等，但不幸的是，这些东西新则新矣，但却或多或少地违背了诗的艺术规律。但宋代的词人则不同，虽然他们也继承了唐诗的创作艺术，但是，他们制作的却是另一种东西，是长短句的词，尽管明眼人也能窥见它们之间的某种继承关系，但这却不会被人视为侵犯了专利。有一种也许较为极端的现象可以证明这一点：宋词中也有很多摹仿、点化、甚至照搬唐人的诗句的，这种情总如果出现在宋诗中，是万万逃不掉蠹鱼之讥的。但它出现在宋词里，情况却大不一样，由于词的长短句式的不同框架、不同的韵味，却仿佛给唐人原句注入了新的生命。例如晏几道的《蝶恋花》： 醉别西楼醒不记,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斜月半窗还少睡,画屏闲展吴山翠. 衣上酒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在这首精彩的词中，不要说意象、写景抒情、比喻等技巧的运用上继承了唐诗的艺术技巧，就是在字面上也有几处与唐人的诗句有些关系的，最末两句，几乎就是杜牧的成句。杜牧《赠别》诗：“多情却总似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若单以个别的句子来对照，晏几道是万万逃脱不掉书袋之名的。但若从词的整体来衡量，杜牧的这两句诗被稍加变化，放在一首结构、韵味全新的词中，却并不给人以多少摹仿、陈旧之感。如果借用系统论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现象，就一点也不奇怪：词对于诗而言，是一个不同的系统，即使同样的诗句进入词中，它也会获得新的系统质。对于这种现象，前人实际也有所认识，例如明王世贞说：“‘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隋阳帝诗也。‘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少游词也。语虽蹈袭，然入词尤是当家。”又如清胡薇元也说：“晏元献《珠玉词》集中《浣溪沙?春恨》：‘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本公七言律中腹联，一入词即成妙句，在诗中即不为工。此诗词之别，学者须于此参之，则他词亦可由此会悟矣。”为什么“语虽蹈袭”的句子，“然入词家尤是当家”呢？为什么“在诗中即不为工”，“一入词即成妙句”呢？这便是因为词是一不同于诗的新的系统，同样的诗句一进入词，就获得了新的系统质。至于更巧妙无痕迹的化用，那更可以视为一种全新的创造。如此词中的“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可以说是化用了白居易的《花非花》中的“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秋云无觅处”。但晏词化用后，不仅更凝炼，更由于句式的变化，使它比原诗获得了更深长的韵味。这种现象在宋词中很多，可以说举不胜举。 当然，我们说宋词继承了唐诗的遗产，也并不是说宋词就没有自己的创造。前面我们说宋词继承唐诗的创作艺术生产了一种新的东西，这新的东西之“新”，当然就是唐诗中所没有的。它最大的新，就是它长短交错、变化多端的句式，这种句式，打破了唐诗（也打破中国古诗）齐言的传统，为更自由、委婉、更有韵味的抒情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它的“言长”的艺术特性，就主要是由其句式、韵律及其所带来的其他艺术技巧所造成的。其次，它之“新”还表现在它的“诗余”功能上、它的“诗余”题材的选择上。这种新的功能与新的题材选择，与它特定的体式、句式相结合，又带来了宋词一系列新的东西，例如它委婉、倾诉式的抒情韵味、细腻而多层折的描写、对内心生活更细腻而深入的把握、装饰设色的艺术、轻丽婉约的风格等。这种种之新，就造成了宋词与唐诗很不相同的面目。对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王国维有一段虽然简约而不失精当的论述，他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这段评述，可以说包含了笔者以上所言宋词之“新”，包括了它的体制、它的功能、它的题材特点等。在本书中我们探讨宋词的艺术，主要就抓住这些新的方面来进行研究。当然，对于它对唐诗艺术的继承，我们也会给予适当的关注。 （二）、宋词的艺术成就十分突出：首先，宋词不同于一般宋诗的散文化、议论化，善于将抒情与写景完美结合。在唐五代小令的基础上，宋代演为许多中调和长调，在曲折动宕、开阖变化中，使情景紧密交融，其细致、具体、微妙处，有的甚至胜过唐诗。其次，宋词又长于比兴，多以微妙而又细致的比兴手法，藉景物表达内心复杂而隐幽的感情，常以香草美人的传统来寄托政治上的感慨，感人至深。再次，宋词形成了众多的艺术风格。宋词虽沿袭着唐五代的传统以抒发感情、性灵为主，形成“诗庄词媚”的分野，以婉约为宗，但后来由于时代生活的变化，题材的扩大，艺术个性得到重视，艺术手法渐趋多样，所以使宋词风格在婉约和豪放之外，兼有真率明朗、高旷清雄、典雅精工、骚雅清劲、密丽险涩等多种风格。 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强大的国力、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与丰厚的文化积累，为唐诗的繁荣准备了充足的条件。众多伟大、杰出的诗人把我国诗歌艺术的发展推向高峰。今天可考的唐诗作者三千七百多人，可见存世唐诗五万四千余首。这不过是唐诗的一部分，但我们从中已经可以大略窥见当时诗歌繁荣的面貌。 唐代初期，诗歌创作仍受南朝诗风的影响，题材较为狭窄，追求华丽词藻。待到被称为“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出现，才扩大了诗的表现范围，从台阁走向关山和塞漠，显示出雄伟的气势和开阔的襟怀。他们无论写边塞，还是写行旅、送别，都有着这样的情思风貌。在诗的体式上，这时完成了五七言律体的定型。律诗属于近体诗，是相对于古体诗而言的。古体分四、五、七言和杂言，平仄没有限制，也不求对偶。近体诗平仄和押韵有一定的体式，也要求对偶。律体的定型，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它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主要体式。 在初唐的后期，出现了两位重要诗人：陈子昂和张若虚。陈子昂主张诗应该有所寄托。他的38首《感遇》诗，就是这一主张的实践。但他写得最好的诗是那首《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抒写不遇的悲怆，但其中蕴含的是自信和抱负，情怀壮伟，有一种得风气之先而不被理解的伟大孤独感。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写月夜春江明丽纯美的境界，融入浓烈情思和深刻哲理，婉转的音调，无穷的韵味，创造出了非常完美的意境。陈子昂和张若虚艺术上的成熟，透露出盛唐诗歌行将到来的信息。 盛唐是唐诗发展的高峰。此时诗坛群星辉映。王维和孟浩然善于表现山水田园的美，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那种宁静平和的心境。王维的山水诗融诗情画意于一体，把人引向秀丽明净的境界，那境界里洋溢着蓬勃生机。《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雨后的松林间月色斑驳，流泉琮 。浣纱女踏着月色从竹林间喧闹着归来；渔人正分开荷叶摇舟远去。山村之夜，如诗如画。他还有一些诗，宁静中带几分禅意。在唐代的重要诗人中，他是受佛教思想影响最为明显的一位。但他不是一位完全遁世的诗人，有些诗写得慷慨激昂，有的诗表现出浓烈的人间情思。那首《送元二使安西》，由于写出了人们深情惜别时的普遍感受，后来被编入乐府，成为离筵上反复吟唱的歌曲《阳关三叠》。孟浩然善于用最省净的笔墨，写山水田园的秀美。《过故人庄》写做客田家的喜悦，恬静的农舍，真挚的友情，充满浓郁的生活情趣。《春晓》写春日那种明媚静美舒畅的感受。那首《宿建德江》，只用20个字，便写出了无尽的情思韵味：“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暮烟笼罩中的一抹树林，一轮水中月影。在这朦胧而明净、深远而静谧的境界中，弥漫着一缕淡淡的乡愁。孟浩然的许多诗，都这样以极俭省的文字，表现多重境界和情思。这时和王维、孟浩然的诗歌风格相近的还有常建、储光曦等人。 盛唐有一些诗人，善于写边塞生活，如王昌龄、高适、岑参、祖咏等。他们大都到过边塞，领略过边塞的壮丽景色，向往边塞立功。在他们的诗中，祖国山河的壮美与保家卫国的豪迈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王昌龄写了二十几首边塞诗，最有名的是《出塞》《从军行》。他的边塞诗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感和清刚的风格。其他题材的诗他也写得很好，七言绝句有极高的艺术成就。高适的诗风趋于雄壮慷慨：“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塞下曲》)从这首诗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豪侠气质。边塞诗人的代表，还有岑参。他写边塞风物的雄奇瑰丽，写军人的豪雄奔放。荒漠与艰苦，在他笔下都成了充满豪情的壮丽图画。 最能反映盛唐精神风貌、代表盛唐诗歌高度艺术成就的，是伟大诗人李白。李白是一位性格豪迈、感情奔放、不受拘束而又向往建功立业的诗人。他的诗充分表现了盛唐社会士人的自信与抱负，神采飞扬，充满理想色彩。他的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极大地丰富了古体诗的表现技巧，把乐府诗的写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他的七言绝句和王昌龄的七言绝句一起被后世推为唐人七绝的代表作。他的诗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爆发式的抒情、变幻莫测的想像和明丽的意象。他把乐府和歌行写得有如行云流水，感情喷涌而出时，便如黄河之水，奔腾千里，一泻而下。他生于盛唐，感受着盛唐昂扬的时代精神，晚年又亲眼看到唐代社会的衰败，理想和现实之间产生巨大反差。他的诗里既有建立不世功业在指顾之间的信心，又常常有愤慨不平和对于朝廷黑暗的抨击。他曾经奉诏入京，供奉翰林，得到唐玄宗的赏识，他以为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得意扬扬。不久被权臣毁谤，被逐出朝廷，他才明白朝政其实已经腐败不堪。他说自己是“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有才华而不得重用；而痛斥那些庸才却春风得意，“骅骝拳不能食，蹇驴得意鸣春风”，直骂那些奸佞之徒“董龙更是何鸡狗!”即使处在失意的境况中，他也不忘报国。安史乱起之后，他前后两次从军就是证明。他的诗想像瑰奇，常常想人所想不到处。前人评他的诗，说是“发想无端”，《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都是例子。在想像之中，又常常带着夸张的成分，写愁生白发，说是“白发三千丈”；写庐山的五老峰，说是：“青天削出金芙蓉”；写黄河，说是“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他是一位富于想像的诗人，他的诗常常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又由于他性格开朗豪放，他的诗意象明丽清新、色彩鲜艳。他纯然是一位天才的诗人。 当时另一位伟大诗人，是被后人称为“诗圣”的杜甫。杜甫比李白小11岁，两人的深厚友情成为千古传颂的文坛佳话。杜甫的青年时代，和许多盛唐诗人一样，都有过“裘马轻狂”的漫游生活。但是他的主要活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致君尧舜”的抱负，而一生却穷愁潦倒，因此在感情上更能体验到民众的疾苦。安史之乱给唐代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半个中国沦为丘墟。杜甫在战火中流离转徙，写下了《北征》民生疾苦的诗作。战争中许多重大事件、战争带来的破坏、战火中百姓的心态，在杜诗中都有极为生动的反映。唐代没有任何一位诗人，像他那样深广地反映安史之乱的历史，因此他的诗被称为“诗史”。他由于自身的坎坷遭遇，对百姓的苦难深有感触，发为歌吟，家国之痛与个人的悲哀也就融为一体。《春望》《登楼》《登岳阳楼》都是这样的诗。“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百感交集，既是身世之感又是家国之悲，已经很难分开了。唐诗到杜甫是一大转变，题材转向写时事、写底层百姓的生活；写法上采用叙事和细节描写，在叙事和细节描写中抒情。为便于写时事，他多用古体，但他的更高的成就是律诗。在他一千四百多首诗中，律诗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他的律诗的成就，主要是拓宽了表现范围，尽力发挥律诗这一体式的表现力，既严格遵守格律规则，又打破格律的束缚。变化莫测而又不离规矩，写得出神入化。像《春望》诗，都是例子。有时为了更完整地表现一个事件或由某一事件引起的感想，他采用组诗的形式。用组诗写时事，是杜甫的创造。律诗，尤其是七律，到了杜诗，是高度的成熟了。在艺术手法和艺术风格上，杜甫与李白不同，李是感情喷涌而出，杜是反复咏叹；李是想像瑰奇，杜是写实；李是奔放飘逸，杜是沉郁顿挫。一般认为，在中国的诗歌发展史上，杜甫带有集大成的性质，对于后来者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唐代中期，诗歌的发展走向多元化，出现了有明确艺术主张的不同流派。韩愈、孟郊和他们周围的一些诗人，在盛唐诗歌那样高的成就面前，另寻新路。他们追求怪奇的美，重主观，常常打破律体约束，以散文句式入诗。在这一派的诗人里，李贺是一位灵心善感、只活了27岁的天才诗人。在他的诗里，充满青春乐趣的五彩缤纷的世界，以及人生寥落的悲哀，与过早到来的迟暮之感交织在一起。他的诗，想像怪奇而丰富，意象色彩斑斓，而且组合密集。在这个诗派里，他的诗有着特别鲜明的风格特征。这时的另一个诗派，以白居易、元稹为主。他们主张诗应有为而发，应有益于政教之用。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元、白都写有新题乐府，表示了对于国家的关心、对于黑暗现象的抨击和对于生民疾苦的同情。白居易的50篇新乐府，有写得好的，如《卖炭翁》等。在艺术表现上，白居易主张要写得通俗易懂，趣味与韩、孟诗派正好相反。白居易既写有大量的讽喻诗，也写了不少闲适诗，而艺术上最成功的，是长篇歌行《长恨歌》和《琵琶行》。中唐的著名诗人还有柳宗元和刘禹锡，他们的艺术趣味既不同于韩、孟，也不同于元、白，而有着自己的特点。
田园风光美 人民生活苦——中国古代田园诗词一、 所谓田园诗，应是指歌咏农村田园生活的诗歌。人们通常把被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东晋诗人陶渊明的一些诗称为“田园诗”，因而后世的文学家便把田园诗的范畴限于隐居乡野诗人的作品，把其题材局限于写农村田园的风光和隐士的乡居生活。这样的理解，大致符合早期文人田园诗的创作情况，但它既不能包括《诗经》及汉乐府中许多写农村田园生活的作品，也无法概括唐宋以后田园诗内容的全部，因而是片面的。 田园诗创作公认的典范作品是范成大的田园诗作，而其代表作首推《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其中有许多内容是狭义的田园诗定义所无法包括的。如：“采菱辛苦废犁锄，血指流丹鬼质枯。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再如：“黄纸蠲租白纸催，皂衣旁午下乡来。长官头脑冬烘甚，乞汝铜钱买酒回。”显然这两首诗中既未写农村田园风光，也没有隐士的形象，却反映了农民的劳动生活和所受的剥削。诚然，写这类题材并不始于诗人范成大，只是在此之前它习惯上不被文学家视为田园诗。范成大对田园诗的最大贡献也许正在这里。他把以反映农村现实的诗作归入田园诗苑，使田园诗上承《诗经》、汉乐府的传统，也把传统的田园诗从仅写知识分子闲情逸致的狭窄樊篱中解放出来。 因此，如果以范成大的田园诗为标准来确定田园诗的疆域，田园诗应指以农村为题材，反映农村田园生活的诗歌。它既有写农村自然风光和隐士生活的一面，也包括乡村的民情风俗、农民的劳动生活、农村的阶级剥削和压迫等内容。这样的认识，不仅更符合我国古代田园诗创作的事实，同时也大大提高了田园诗的思想价值，使它较之山水诗、咏物诗、爱情诗更能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 二、 《诗经》中一部分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是我国最早的田园诗。其代表作如《豳风•七月》、《周南•芣苢》、《魏风》中的《伐檀》、《硕鼠》，这些作品反映了奴隶制社会奴隶们从事农业劳动和艰苦生活的情况，并辛辣讽刺了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也反映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些诗作大都出于社会下层人民之口。汉乐府中以农村为题材的田园诗不很多，但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其中如《江南》诗展示出江南农村美丽的自然风光和乡村男女青年劳动生活的快乐，而《平陵东》则写官吏公开劫掠农民的财物。这些早期田园诗作开创了田园诗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对后世的田园诗创作及整个诗歌创作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陶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一位田园诗人。他接近农民，亲自参加农业劳动，对农村生活有着深切的体验。他的许多诗歌，表现对劳动和农村田园风光的赞美，道出了自己恬淡闲适的生活和情趣。由于他的诗风格质朴自然而形象鲜明，语言上也很有成就，因此对后世田园诗的创作影响极其深远。 唐代是田园诗创作异彩纷呈、云蒸霞蔚的时代。初盛唐时期，经济繁荣，优裕的物质生活，使诗人陶情田园山水，他们或把隐居乡野山林作为求官出仕的“终南捷径”，或因官场失意，把过乡居生活作为超脱宦海风波的方式或麻痹政敌的韬晦之计。这一时期还产生了王维、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派。孟浩然以布衣终老，隐居故乡的鹿门山。王维在仕途受挫后，买下宋之问的蓝田辋川庄，亦官亦隐。他们的田园诗具备下列两个特点：一是与山水诗融合，许多写山村自然景观及隐士生活的田园诗，与山水诗已无明显的区别，充其量也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如《积雨辋川庄作》、《山居秋暝》、《新晴野望》、《过故人庄》等。二是王孟(尤其是王维)的诗较之陶渊明、谢灵运更重视意境的刻划，从大自然恬静的美景中显示出诗人高蹈出世的情操和志趣。如王维的《渭川田家》、《桃源行》、《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等无不如此。王维的田园诗，意境既浑融完整，又多精工刻划，语言也清新洗炼，可谓从内容到艺术上都融合了陶谢二家之长。由于王维崇尚佛老，故他的田园诗更静穆，诗境更有层次，有更深的底蕴，颇能给人以美的享受，但他们很少写农民，从不接触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因而其思想价值不高。 李、杜二位大诗人在安史之乱前后的流离漂泊中与农民有了广泛接触，甚至定居乡间。他们的诗中或写农民的劳动生活，或写农村的自然景物，或写战乱年代农村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李杜虽不以田园诗名家，但其田园诗作同样闪烁着现实主义的光辉。同时代的诗人如储光羲、韦应物、戴叔伦，也都不乏田园佳作。 中晚唐时期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痈疽一直未能根治，战乱、灾荒、统治者的巧取豪夺给人民带来不幸。“国家不幸诗家幸”，中晚唐时期却成为现实主义田园诗作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田园诗虽也有“雉飞鹿过芳草远，牛巷鸡埘春日斜”(杜牧《商山麻涧》)、“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王驾《社日》)那样恬适、宁静的乡居生活，诗人笔下更多“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李绅《悯农》)、“愁听门外催里胥，官家二月收新丝”(唐彦谦《采桑女》)的血泪篇章。中晚唐的田园诗较少受陶、谢的影响而上接《诗经》和《汉乐府》。许多作品讽刺辛辣，见解深刻，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这一时期的田园诗还有两个特点值得一提，其一是善于向民歌学习。这些民歌原先是用于歌颂农民的劳动和爱情，故刘禹锡、白居易等仿效民歌的作品，较多以农村田园生活为题材。其二是与新乐府运动的密切结合，张籍、王建、白居易便是善于写田园乐府诗的大家。如张籍《野老歌》、王建《田家行》、柳宗元《田家行》、白居易《杜陵叟》都是这类田园诗的杰构。 宋初的田园诗创作受中晚唐诗风影响，这与当时整个诗坛的情况是相似的，但在这一领域中西昆派诗人并未涉足。这是因为西昆派诗人大都是达官贵人，他们不仅没有亲身体验躬耕乡居的隐士生活，对民生疾苦则知之更少，因而宋初田园诗中看不出贾岛、姚合、李商隐的明显影响。这一时期写作田园诗较多的是受白居易和晚唐皮日休、陆龟蒙、杜荀鹤影响的一些关心民瘼、政治地位不高的诗人。如王禹偁《田调》、《村行》，梅尧臣《田家语》、《陶者》，张俞《蚕妇》。这些诗还未打上宋诗议论化、散文化的烙印，也还未形成自身的明显特点。 开创宋代诗风的苏轼、黄庭坚及大政治家、大改革家王安石的田园诗作，则不仅一般具有关心人民疾苦的内容，而且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如苏轼之《山村五绝》，便尖锐讽刺王安石变法中的弊端。由于盐法太苛，百姓没有盐吃，有的甚至铤而走险去带剑贩卖私盐。其《吴中田妇叹》更以“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尖锐讽刺了“青苗法”。黄庭坚之《上大蒙笼》、《劳坑入前城》诗中也说：“今日有田无米食”，“正苦无钱刀”也写出“青苗法”实行中的弊端。这里显然不难看出诗人自己的政治态度。与之相反，王安石的《后元丰行》则热情讴歌新法实行十年后农业大发展，社会出现暂时的安定景象。毫无疑义，这是对新法理想化的歌颂。王安石变法使农村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对农民生活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诗中出现如此政见旗帜鲜明的田园诗作，这在整个田园诗词发展史上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以农村田园生活为题材的词作，最早为张志和《渔歌子》，其后五代孙光宪《风流子》也以描写田园风光为内容，都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但唐五代词中以农村田园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毕竟是很少的。我国词史上第一个较多写作田园词的是北宋大词人苏轼，如他去徐州城东石潭谢雨途中所作的《浣溪沙》五首便是其代表作。它拓宽了词的领域，使词空前深入地走向人民，走向社会生活。南宋词人辛弃疾也是写田园词最多的大家。他自号稼轩，据其自己解释，就因为“人生在世，当以力田为先”。他的田园词作大都写于退居带湖、瓢泉时期。其中《清平乐•村居》、《鹧鸪天•代人赋》等均为脍炙人口的田园词章。这类田园题材的词作，较多使用白描手法，以质朴清新的格调，反映出农家生活的片断和农民的音容笑貌。陆游一些写渔父闲适自在生活的词作，实际寄托着作者的理想。 陆游还和杨万里、范成大以写作田园诗著称。他们都是年老告别官场以后长期退隐田园的。他们对农民所受的剥削压迫寄予了满腔同情，其中尤以范成大的田园诗作成就更高。它描述了江南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展示了宋代农村的风土人情，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难能可贵的是他把对农村自然景物的描写与对封建剥削的揭露结合起来，并以浓墨重彩写到农民的劳动和生活，赋予以闲适为其特征的田园诗以更深刻的内容，使近两千年来千汇万状的田园诗汇入一流。他的《四时田园杂兴》历来被推为田园诗的光辉典范，这是因为它不仅题材开阔，而且诗句清丽明快，形象鲜明生动，而成为田园诗发展史上的丰碑。 值得一提的是宋亡以后月泉吟社遗民诗人的田园诗。月泉吟社是吴渭、谢皋羽、吴思齐发起成立的。他们于丙戌年(1286)小春望日(十月十五)，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至丁亥年(1287)正月望日收卷。后收得2735卷，评选出280人。于三月三日发奖。其中颇多值得一读的好诗。如此众多的人参加同一题目的田园诗创作，这是我国田园文学史上的空前盛事。 金元时期的田园诗词为数不多，但却独具特色：其一是诗与绘画艺术的紧密结合，其二是多反映牧民生活的作品。金元时期是我国书法绘画艺术迅猛发展的时期，大书法家、画家赵孟〖FJF〗瞓〖FJJ〗奉太后懿旨作的《题耕织图》二十四首，大画家倪瓒的《荒村》、《东林隐所寄陆征士》等作品均为诗画结合的田园诗代表作。赵孟〖FJF〗瞓〖FJJ〗虽官至翰林学士承旨，但他被荐于朝之前显然有过农村生活的经历，对农事很熟悉，故这些田园诗历历如绘，颇有诗情画意。倪瓒为元四大画家之一，尤擅水墨山水画，他的诗多取材于太湖一带，田园与山水融合，意境幽淡萧瑟，且诗中有画。金元两朝还都是游牧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故田园诗中也多牧歌式的作品，这在少数民族诗人的作品中尤为常见。 明代是我国诗歌史上成就平庸的时代。田园诗词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并未能使人有一新耳目的创新。但继承《诗经》、汉乐府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的作品在明代田园诗中还是随处可见的。从明初的高启、于谦，到明末的张纲孙、陈子龙，都以饱含激情的笔触写下了反映人民苦难遭遇，能下千年之血泪的佳作。钦叔阳的《税官谣》还以诗记叙了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昆山农民葛成领导的抗税斗争。这在明以前的田园诗中是很少见的。 清诗是继唐诗、宋诗之后又一个高峰，其数量之大，使唐诗也瞠乎其后；其成就之高，也是可与唐诗媲美的。清代的田园诗，同样具备这样两个特点。清词是与宋词并峙的又一个高峰，其数量之多，题材之广，也远出宋词之上，其田园词亦然。 清初战争不断，农民除经济上受沉重剥削外，还得为军队服劳役。施闰章《牵船夫行》、陈维崧《贺新郎•纤夫词》对此都作了形象生动的描述。这段时期，农民、盐民受苛捐杂税的残酷盘剥，以至岭南一带竟发展到人吃人的地步。宋琬《同欧阳令饮凤凰山下》、吴嘉纪《绝句》、屈大均《雷女织葛歌》、《菜人哀》都反映了这样的事实，令人读之下泪。清初一些遗民诗人(如顾炎武)也写过一些反映隐士生活的诗，但他们并未忘怀国仇家恨，隐居往往是抗清活动的思想准备。 随着清政权逐步巩固，经济繁荣，物质生活也逐步富足起来，田园诗词从题材到审美趣味也都随之发生了变化，知足饱和，恬淡自适的田园诗词又应运而生了。如朱彝尊《鸳鸯湖棹歌》一百首，王士祯《真州绝句》都是这一类的作品。其写景优美，笔致清新，恬淡自然，与陶谢、王孟的田园山水诗格调相近。但清代是我国最末一个封建王朝，封建的生产关系已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清朝后期更为腐败，统治者穷奢极侈，对农民的剥削压迫加剧，加之自然灾害，使农民的生活每况愈下。这样的社会现实反映到诗词中，使清代中后期的田园诗创作中又涌现出大批现实主义杰作。周弘《道旁叹》揭露赈荒之弊，查慎行《村家四月词》写农民以人拉犁的苦况。蒋楛《河堤曲》以民谣形式，写黄河泛滥给人民造成的灾难。令人欣喜的是从田园诗中传出的不仅是农民的痛苦呻吟，还传出愤激反抗的呼声。如赵执信《甿入城行》写县令以赈荒名义到农村催租逼税，激起农民的反抗，这是古代田园诗中不多见的光辉篇章。 鸦片战争敲开古老中国的大门，西方文明与血和火一起闯入中华大地。但这一切并未给中国农民带来福音，它只导致中国封建农村经济的进一步解体，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田园诗人笔下的农村，已完全见不到恬静与幽美，到处是饥荒、弃儿、流民……。魏源的《江南吟十章》写苏州农民将粮田改种花木，道出封建经济的破产。陆嵩《鬻儿行》、姚燮《谁家七岁儿》、贝青乔《杂谣》便写出荒时暴月，农民被迫逃荒讨饭，小儿被遗弃或被卖掉换粮。郑珍的《经死哀》、黄遵宪《邻妇叹》、周实《睹江北流民有感》都艺术生动地写出封建社会末期我国农民生活的苦难。他们这啼饥号寒的呐喊，仿佛产妇分娩时阵痛的呼叫。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应该被埋葬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就要在这痛苦的呼唤声中诞生。三、 我国田园诗词源远流长，历来以现实主义为主要创作手法，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地反映了两千多年我国古代社会的现实。其中许多作品，甚至比正史更具体深刻地反映统治者穷兵黩武、横征暴敛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如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西夏出兵攻宋，朝廷因正规军不足，下令征集乡兵。地方官为邀功而滥行征点，又适逢夏雨成灾，梅尧臣在襄城知县任上作的《田家语》、《汝坟贫女》两诗就形象生动地反映了“点弓手”给人民造成的苦难。有些田园诗还能印证正史：《明史》记载于谦任山西巡抚时因平反冤狱，救灾赈荒，兴修水利，使人民安居乐业。于谦本人在《平阳道中》以“相逢尽道今年好，四月平阳米价低”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实况。古代田园诗词中的许多优秀作品是我国现实主义文苑中的瑰宝，至今仍有一定的认识意义和美学价值。 田园诗词与民歌有着血肉的联系，早期见之《诗经》、汉乐府中的田园诗自不待言，唐宋以来的田园诗词与民歌也是密不可分的。它们的联系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田园诗大量见之于新乐府诗人如张籍、王建、白居易的乐府诗中。这些“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田园乐府诗显然胎息于民歌。其二是模仿民歌曲调创作的田园诗词。最典型的是中唐刘禹锡、白居易的《竹枝词》(又称《巴渝词》)，便是四川东部一带的民歌改词而成。此外如《杨柳枝》等也都是向民歌学习的产物。民歌本属社会下层人民(主要是农民)的口头创作，因而这类受民歌影响而写作出来的田园诗词，大都能反映现实，针砭时弊，同情劳动人民的不幸遭遇。艺术上也大都独具特色，新颖别致。 田园诗与山水诗在文学史上是一直被相提并论的，但山水诗的出现要比田园诗晚得多。《诗经》及两汉的诗歌中没有以山水为题材的，两晋玄言诗中已有写山水的成分，但山水诗的兴盛是在宋齐时期。山水诗与田园诗的作者大都是同一类政治上失意或隐居山林以等待一朝交泰、飞黄腾达者，或是从官场退休林下、颐养天年的人。山水诗与田园诗的交叉发展如同珠江的支流北江和西江一样，它们来自不同的源头，在三水附近合流了，随即又分开了，但分流而下的江水中已分不清哪些水来自北江，哪是来自西江。盛唐以后写农村自然风光的田园诗与山水诗已没有严格的界限，在一部分作品中甚至兼及这两方面的题材。明清时期，这样的作品已颇为可观了。而另一部分反映现实的田园诗，则与山水诗一直并行发展，没有相互融合。融合和分流是文学题材、形式发展的两种方式，山水诗与田园诗的关系也正如此。但从艺术上来说，田园诗比山水诗的表现手法更为丰富，这是与其题材的多样性是一致的。 总之，我国历代的田园诗词，是古代社会的一面镜子，其中某些真实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可以成为文学体裁的历史教科书。阅读这些田园诗词，使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古代社会，可以从中研究古代农村的经济制度和阶级关系，甚至在某些方面可补正史之不足。田园诗中大量写农村田园风光的诗词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能给人美的享受。对我国历代的田园诗词，我们应给予更多的重视。
文章简介：摘要：在进行古代诗歌鉴赏的时候，注意关注题干中提供的朝代信息，关注诗歌的题目，尽可能全面的了解作者，解读诗句的具体含义，合理地补充、想象，总结明了诗人的思想感情，关注所设问题的具体指向等鉴赏方法，可以提高对古代诗歌的鉴赏能力。关键词：古代诗歌；鉴赏方法诗歌鉴赏是具体的一系列的过程，下面我们按照一首诗…摘要：在进行古代诗歌鉴赏的时候，注意关注题干中提供的朝代信息，关注诗歌的题目，尽可能全面的了解作者，解读诗句的具体含义，合理地补充、想象，总结明了诗人的思想感情，关注所设问题的具体指向等鉴赏方法，可以提高对古代诗歌的鉴赏能力。关键词：古代诗歌；鉴赏方法诗歌鉴赏是具体的一系列的过程，下面我们按照一首诗以及诗后的问题的顺序来详细的讲解诗歌鉴赏的具体操作方法。一、关注题干中提供的朝代信息试卷中的题干表述形式往往是“阅读下面一首×（朝代）诗，然后回答问题。”朝代的不同，国力的差别，往往会影响诗人的艺术风格，乃至形成相应的诗歌流派，表达类似的思想情怀。比如唐朝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在初唐时期，由于国体初建，百废待举，浮艳淫糜的南朝齐梁诗风不能适合时代的要求，诗人肩负时代使命，积极开拓诗歌的题材领域，创建清新刚健的风格成为诗人的追求。盛唐时期，唐帝国达到了繁荣昌盛的顶峰，一方面小康人家，一方开疆拓土，清秀的山水田园诗派和豪迈的边塞诗派应运而生。中唐时期，直面现实，兴利除弊，诗人仍然向往盛唐的强大。晚唐时期，兴国无望，诗人哀伤的情绪笼罩诗坛。试题中诗歌的作者，大多出自唐朝，知名度也比较高，学生一般不会陌生，所以对唐朝的历史一定要了解清楚，其他朝代的国家势力、民族矛盾等也应有所了解。了解朝代乃至某一时期的特点，就对诗歌的总体风格有了一个宏观上的了解，解答诗人的思想感情就有了一定的基础。二、关注诗歌的题目有相当数量的学生，看到一首诗歌后，马上就其诗句进行分析，根本不去关注诗歌的题目，结果往往答非所问。如：《春夜洛城闻笛》（唐·李白）“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诗后问题是：诗中“折柳”的寓意是什么？如果我们关注了题目中的“闻笛”，再加上第三句中的“闻”字，肯定会明白“闻”的对象——“折柳”是一种曲子名。再联想到“柳”与“留”的谐音关系，“折柳”的“惜别怀远”之意就会十分明了，如此，本诗所抒发的思乡之情也就不言而喻了。《近试上张水部》（唐·朱庆余）“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诗后的问题是：本诗抒发了怎样的思想感情？运用了怎样的表现手法？如果我们不关注诗歌的题目，只是关注闺中琐事，那回答恐怕就差之千里了吧！同时本诗运用“比喻现意”的表现技巧也就无从谈起！《观书有感》（宋·朱熹）“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诗后的问题是：这首诗采用了怎样的表现手法？表达了怎样的“理趣”？如果只看诗句，无视题目，就无法正确回答采用了何种表现手法.
我有个小小的愿望，那就是有翅膀，那样的话，我就可以穿越天空在云彩上躺着，当我往下看的时候 ，地上的房子像玩具，人群就像蚂蚁。我有个小小的愿望，那就是，当上发明家，那样的话我就可以制造出很多有用的东西，我要制造出大气层，如果哪里缺水和干旱的话，我就可以按下绿色的键；迅速聚集水蒸气，不一会儿就，那里就可以下起暴雨来了。还要发明一种糖，只要吃下一块，就可以几个月不用吃饭，世界上就再也没有饥饿的人了。 我有个小小的愿望，那就是让所有的坏人都消失，让好人存留在这个世上。我有个小小的愿望，那就是像哈里波特一样有魔法。我有个小小的愿望，那就是读书第一名。我有个小小的愿望，那就是有像超人一样的体魄和能够举一个地球的力量。如果有坏人要统治这个地球的话，我就要挺身而出，救这个地球。 假如我的愿望能够实现的话，那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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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梁实秋论争新议 《赣南师院学报》 1997 年 1 期（独立）46、“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 《中国社会科学》 1998 年 6 期（独立）47、 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研究的新开拓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8 年 2 期（独立）48、 从童真到“莽汉”的艺术史价值 《贵州社会科学》 1998 年 5 期 （独立）49、 作为马克思主义批评群体的创造社 《郭沫若学刊》 1998 年 2 期（第一）50、 来自巴蜀的反叛与先锋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1998 年 2 期 （独立）51、 青春的诗情与年轻的文化人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1998 年 4 期 （独立）52、艾青：中国传统的“弃儿”与叛逆 《东方丛刊》 1998 年 2 期 （独立）53、 田间新论 《赣南师院学报》 1998 年 2 期（独立）54、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 《人大复印资料 文艺理论》 、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 《新华文摘》 、鲁迅人生体验中的《故事新编》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对于“后新诗潮”的多种阐释 《天津社会科学》 、巴蜀文化的阐扬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历史责任 《社会科学研究》 、诗人穆旦的痛苦与中国读者的财富 《四川三峡学院学报》 、 后新诗潮：时间的延续与空间的定位 《淮北煤师学院学报》 、巴渝文化与诗人傅天琳 《涪陵师专学报》 、重庆文学、地域文学与文史学 《涪陵师专学报》 、 历史的意义与学术的魅力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 评龙泉明《中国新诗流变论》 《文学评论》 、 寻找和建立中国新诗发展的内在“理念” 《海南师院学报》 、 任洪渊与中国学院派诗人的选择 《西南师大学报》 、 任洪渊与中国学院派诗人的选择 《人大复印资料 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 无法圆满的悲剧 《西南师大学报》 、 大西南文化与新时期诗歌的消长 《诗探索》 辑70、 现代文化的读本：中国新诗的几个文本 《名作欣赏》 、 标准与尺度：关于中国新诗的总体评价 《学习与探索》 、 文学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内在关系 《社会科学战线》 、 新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体系改革刍议 《荆州师院学报》 、穆旦研究：折射出现代中国诗学的艰难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纲》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75 、 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 《解析吴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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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现代诗歌教学的思考是在近日组织的《再别康桥》教学设计征集和观摩课活动之后。这是一次区域性的教研活动，活动前在全区教师中征集的10多份《再别康桥》教学设计与这节观摩课在课堂教学程序和结构的设计上大同小异——导入课题，引导学生了解作者徐志摩，投影出示作家及背景资料，明确本节课学习目标，出示诵读技巧和方法，学生自由朗读，谈诵读的感受，教师范读，再集体诵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一、现代诗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这些教学设计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共性问题，严重影响了学生对现代诗歌的阅读兴趣和体验感悟，也让学生无法体会到现代诗歌的魅力和价值。
首先，重朗读轻指导。在现代诗歌教学中，语文教师最常用的方法是通过诵读来达成学生对作品的理解，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教师的诵读技术指导存在问题。一读、再读、齐读、分组读、分角色读、美美地读、配乐读……没有具体有效指导的诵读，再多也是枉然。所以，一节课上下来学生诵读水平并未真正提高，依旧无法体会到诵读之美。
其次，强情感弱体悟。设计现代诗歌教学，诗歌所表达的情感往往是教者强化的目标。于是，“这首诗给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这首诗的感悟基调是什么”、“这首诗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情感”这样大而且空的问题在现代诗歌教学中频频出现，学生很难把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只是概念化地把教参或传统解读的结论告知学生，并不关注学生在具体的诗歌情境中体验感受情感的表达方式，学生感觉现代诗歌空洞无物，情无所附，原因就在于教学设计中弱化了体验感悟。
第三，抓形象疏内涵。形象的品读有助于塑造读者心目中的诗歌意象特征。在教学过程中，很多教师都注重和学生一起提取和归纳诗歌表达情感的意象，并和学生一起研究形象塑造的修辞手法等。比如，对《再别康桥》中“金柳”、“青荇”、“一潭”等形象，学生也参与分析了修辞手法等语言运用的技巧，但我们的教学却多数停留在形象本身，极少关注形象所承载的意义，也缺少对作家塑造形象意义的分析，从而使诗歌阅读流于形象的表面。
第四，有想象缺联系。诗歌想象的空间是非常广阔的，在进行教学设计时大部分教师都注重利用想象来打开诗歌阅读的思维空间。但是，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许多教师又往往忽视了联想与想象的生活基础。比如，想象青荇在水底招摇，这种想象有利于丰富形象的意义和内涵。然而，学生却很难想象水草在水波中摇摆，似生活中美丽女子行走的姿态，诗人是把心中的康桥想象成心爱的美人。像这样的联系学生建立不起来，特别是在阅读过程中如不能给予学生及时的指导和调整，现代诗歌教学中想象的运用便失去了效应。
当然，这些问题是通过一节课和10多篇教学设计梳理出来的，未免“失之千里”。但这些问题的分析，在当前现代诗歌教学被不断弱化的背景下，还是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提高现代诗歌教学质量的。所以依据前面的分析，我以为现代诗歌教学可以作一些变化，以期扭转当前现代诗歌教学效益低下的现状。
二、现代诗歌教学中的几个策略
解决了什么应该是现代诗歌教学研究的关键和核心这个问题，我们便找到了教学的方向。《再别康桥》是新月派诗歌的代表作，为我们描绘了康桥一幅幅流动的画面，形成了一处处美妙的意境，细致入微地表达了诗人对康桥的情感，诗人往昔的生活那么自然地呈现在我们读者面前，诗人的离愁是那么的含蓄隽永。教学这首诗，就是要让学生在诵读中感知诗歌中的意象，鉴赏这些意象中蕴涵着的丰富的情感，感受诗歌这种文学样式的艺术魅力。
首先，强化指导下的诵读。诵读作为现代诗歌主要的教学方法之一，教师必须熟练掌握诵读指导技术，才能实现预期目的。《语文课程标准》明确了朗读要正确、流利、有感情，从语音、语调、语气等方面提出了要求，在朗读评价中特别对“有感悟地朗读”作出了以对内容理解与把握为基础的诵读要求。这些要求的实现能够引导我们从一般朗读向鉴赏诵读过渡，实现从内容理解向鉴赏评价过渡。
《再别康桥》一诗每节四行，一、三行稍短，二、四行稍长，音尺的排列组合长短错落又不乏规则，如同一支婉转低回又循环往复的咏叹调，将诗人缠绵悱侧的情感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诵读时绝不能一味地简单读，而要对具体的词句进行指导。程翔老师在教学该文时对“荡漾”一词的朗读技术指导是现代诗歌诵读指导的范例。程老师在学生读了这一段后，指出学生读得不清晰，并追问了“荡漾”一词的意思：荡漾本指水波动，这里是指水波动吗?学生答出“心情波动”后，教师再问这一节是应该低着头读还是应抬着头读，并和学生一起研究，诵读时还要带着一种憧憬，学生在这样的指导下再读，效果就很明显了。随后，师生继续研究怎么读比较好，怎样进行技术处理，提示学生“漾”字能不能拉长一些……反复指导后，学生的诵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对诗歌的`理解也更深刻了。
其次，突出体验中感悟。现代诗歌所表现的生活在阅读感知上还是有难度的，学生的生活经历、社会阅历还不够丰富，对于作家的生活和作品的背景把握还不充分，存在着时代和阅历的距离。《再别康桥》这首诗歌表达的情感本身就存在多元化：或是惜别康桥，或是对康桥生活的怀念，抑或是对爱人的情感。所以，有人说这是一首惜别诗，有人说这是一首爱情诗，也有人认为这是徐志摩理想主义人生观的真情告白。不管这些理解是否正确，都必须通过具体的体验才能体会到。比如，“轻轻”、“悄悄”这种动作所呈现的人物内心世界要通过我们的行为感觉来判断，“荡漾”、“甘心”、“揉碎”、“放歌”、“沉默”，每一个词语都把诗人的心灵世界表现得那么准确，都蕴藏着诗人心灵深处的东西，同样需要我们通过自我体验、同境比较来感悟。把这些体验整合起来，我们便能从文字中抽出徐志摩心中的情丝，就能体会到他那颗敏感、颤动、多情、留恋、惜别的心。
第三，挖掘形象之意蕴。《再别康桥》是诗人与自己隐秘的感情世界的惜别，表达了他对旧地和过去生活的眷恋与珍视，是诗人寻梦时的落寞和惆怅，飘逸洒脱的姿态下蕴藏着深沉的忧郁和苦闷。这些情感都是通过作者塑造的形象透视出来的。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必须引导学生把握作品塑造的形象，分析形象的特点及承载的情感。“云彩”、“金柳”、“新娘”、“青荇”、“水草”、“清泉”、“彩虹”、“星辉”、“笙箫”，这些意象都是作家表达情感的重要载体，我们要引导学生体会、分析这些意象的象征意义和内涵。
以意象“云彩”为例，唯美浪漫、潇洒无拘、柔美空灵、飘逸自由是徐志摩对心中理想对象的承载。胡适在谈到志摩的早逝时说：“志摩走了，我们这个世界里被他带走了不少的云彩。”徐志摩一生追求云的气韵，最终他的生命也随着一团火熔化在了云层里。正像他描写的黄鹂——“化一朵彩云，它飞了，不见了，没了”。他独特的人生观，带来了独特的艺术观。如果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能够准确把握诗人心目中“云”的意象，对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徐志摩诗歌的思想内容、创作方法、艺术成就等问题，将是一把重要的钥匙。
第四，借助形式入情感。现代诗歌有自己的形式特点。《再别康桥》是新月派诗歌的代表作品，学习这首诗一定要借助“三美”的艺术创作形式来分析和阅读，才能感受到作品的形式之美和内容之丰富。“金柳”、“青荇”、“彩虹”、“青草”色彩鲜明，全诗每一节都包含着一幅可以画得出的风景，配合着“招手”、“荡漾”、“招摇”、“漫溯”等动词，流动的画面就有了很强的立体感。整个诗歌除了押韵和音节的和谐之美外，还使用回环复沓的形式，三次“轻轻”，两次“悄悄”，节奏轻快，旋律柔和，仿佛诗人踮着脚尖怕吵醒了心爱的康桥的一切，犹如一曲悦耳动听的轻音乐，拨动着读者的心弦。此外，诗节匀称，长短交错，给人强烈的视觉感。因此，在现代诗歌教学中借助诗歌形式来领会其内在精神和意境是一条重要的途径。诗人徐志摩也认为：“完美的形体是完美的精神唯一的表现。”《再别康桥》一诗即在追求美的“形”的同时，实现了与美的“意蕴”的有机结合，给人一种情境交融的美感，同时也是作者对诗歌本体应该实现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自觉追求。
诞生于“五四”时期的现代诗歌给现代文学带来了清新的空气。它既有中国古代诗歌的继承，又有西洋诗歌的养分，是一种主情的文学体裁，高度集中地反映生活，用丰富的想象和富有韵律美的语言及分行排列的形式来抒发思想情感。灵性的康桥因为徐志摩诗意的表达而变得清新脱俗。教学这样经典的诗歌，学生如果不能很好地体会现代诗歌的价值和意义，产生对现代诗歌的兴趣，那我们的诗歌教学就是失败的。注重现代诗歌教学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成果的运用，才是现代诗歌教学的正确出路。
再别康桥 徐志摩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河的柔波里， 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那树荫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揉碎在浮藻间， 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撑一支长篙， 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 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然而，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这是一首抒写自然之美与作者心情的短诗，诗人是崇高、赞美自然的。诗中景物的描写真实细腻，可见康桥在诗人心中打下了极深的烙印。不仅如此，而且康桥是诗人的理想。他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然而，满目疮痍的中国，是非颠倒的年代，艰难的民生，使诗人的 康桥理想逐渐破灭。这首诗写于一九二八年诗人重返英伦归国途中。故地重游，昔日之景勾起作者昔日之忆，而离别在即，诗人敏感的心底怎能不荡起阵阵伤感的涟漪！描写康桥的自然美，表现作者对康桥的不舍眷恋及心底的惆怅，是这首诗的主题。 徐志摩以其独抒性灵的诗风靡一时。他的诗，轻灵飘逸，幽婉洒脱，集意境美、建筑美、音节美和绘画美于一身，同时对中外诗艺进行融合，追求一种“纯真的诗感”。这些在《再别康桥》可见一斑。 这首诗意境优美，情感深挚含蓄，诗思精巧别致。诗人以康桥的自然风光为直接抒情对象，采取间接抒情的方式，寓情于景，人景互化。通读整首诗，无一处不是在写景、又无一处不是包含着诗人那淡淡的离别愁绪。诗的第一节：“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行文看似洒脱，实则是无奈与惆怅：诗人知道，康桥的美景是永存的无法带走的，改变的是人的心境，失落的是曾经的梦想，而带走的只是那份似淡实浊的眷恋与忧愁。往下，诗人运用比喻，将金柳看成是荡漾自己心头的新娘，甚至他甘心做康河里的一条水草，“油油的在水底招摇”。第四节中，是清泉倒映了天上的彩虹，还是天上的彩虹融入了清泉？那种“月光如水水如天”的意境开阔而悠远，正如诗人那淡淡的却又无处不在的愁情。那绚烂如虹的梦早已揉碎、沉淀在其间诗人轻轻地吟哦也许正是对往日康桥理想的一种悼念？情感在每一个意境中不断升华至高潮。如果说诗的前四节描写的是自然之景，而到了第五节则回忆人的活动。诗人仿佛看到往日的自己长蒿漫溯，在康桥寻梦的情景，那时的自己是怎样的意气风发啊，现实中的诗人禁不住也要放歌了——但他不能放歌，因为要离别，因为离别时是满心的不舍与惆怅。唯有沉默才是今晚的康桥，诗人的心境，如一张拉满弦的弓，箭未离弦，便被人活生生的抢了去，那淡淡的思绪曾有瞬间的高涨，但这高涨又在瞬间消失了，正如他悄悄地来，呼应了开头。诗作的情绪线索是：淡淡的哀伤——逐渐升华——高涨瞬间——回复淡淡的哀伤，在这样的线索中，整首诗情与景浑然一体。而诗人构思之精妙体现于取裁的巧妙。诗的开头：“轻轻地，我走了”诗的结尾：“悄悄地，我走了”两个一前一后的“我走了”，说明诗人截取的是“走”这一瞬间，而并非从来到走这一个较长的过程。这一瞬间已在诗人心中永远定格，诗人的一系列情感与他所描绘的康桥的一切意境都在瞬间中完成。瞬间便是永恒。也许，这也正是《再别康桥》这首诗在众多的离别抒情诗中脱颍而出，为世人所喜爱，经久不衰的原因。 从结构上来看这首诗。全诗共七节，每节四句。每节各描写一个景物一个意境，而节与节之间是相互联系，上承下启的。以第二、第三节为例。第二节中，前两句诗人描绘了河畔的金柳，后两句采用层进深化情感。第三节则承第二节所写的“波光”来写“水底的清荇”。可见句子之间、诗节之间的环环相扣。诗人非常重视诗行本身的美感作用。他的诗作很考究诗歌的外形整齐。这样的整齐偏重于诗的整体排列顺序的整齐规划，至于诗行长短并不做呆板限制。这首诗使用 式的诗形，而诗句有长有短，诗的整体错落有致而并不单调死板，使人在视觉上产生一种诗的参差错落的图案美及严谨稳定中内含变化的和谐感。 诗人说：“诗歌的美妙不在于它的文字意义，而在于它的不可捉摸的音节里。”可见，诗人追求的是音节的音律和节奏。在其诗歌里，音节与内容达到了自然完美的统一。“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两个“轻轻地”叠用，与其说是意境的渲染，不如说是诗人在有意增强节奏的轻盈。诗人将节奏视为诗内在的生命，他所谓的“内含的音节的均整”，更多的是追求诗行间“顿”的数目大致相等，而非字数的相等。顿，即按句中不同成分来区分音节。如诗的最后一节按意群可作这样的划分：“悄悄地，/我/走了，正如我/悄悄地/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诗的每一句之间的顿数是大致相等的，使得整首诗富有整体一致的节奏感。在音韵方面，这首诗偶句押韵，同一节二、四句押相同的韵，造成了一种叠荡起伏的音韵美。在诗人有节奏有韵律的吟唱中，诗中的意境、诗人的愁绪也在变化、扩散开来。 这首诗采用现代白话形式，继承了中国古典传统诗歌的含虚、典雅，又采用了音语中的语法调式，可谓中西合壁。而绘画的色彩美在诗中也用明显体现，诗中的云彩、金柳、青荇、清泉，天上虹，一组组物象的颜色鲜明，写出了康桥之美 。这样一幅色彩明艳的画卷，与诗人的心情并不矛盾，正是因为它的美，才令诗人如此难以割舍！ 读《再别康桥》，如观楼如吟歌如赏画，而感受到的是诗人那淡淡的离别之恋之愁之哀。Easier said than done.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诗仙李白在中国妇孺皆知，其诗经过汉学家的译介研究，在国外亦开始广为流传。日韩的李白研究起步早，历时长，时至今日，已经取得极为丰硕的成果，堪称学界重镇。日本青木正儿、武部利男、前野直彬和韩国许世旭等人，均撰有同名著作——《李白》，概说诗人的生平和成就。其他如山田胜文考察诗人的出生地，韩国张槿基叙说诗人在安史之乱前后的悲惨命运(《李白的忧国精神》)，李锡浩探索诗人的宗教思想(《李太白和道教》)。诗人的诗歌艺术，研究者亦多，如大野实之助的《李太白研究》(比较剖析其创作思想)、武部利男的《李白诗中月的比喻》、竹村则行的《李白的月与杜甫的月：李杜咏月诗论》。在日本松浦友久成就较大，他撰有多种研究著作：《李白家世考》，如名所示，考察诗人的生平和家世;《李白——心象与诗》按主题将李诗分为十二类，分别细阐其贯穿意象的流动感、跳跃感;《李白研究——抒情的构造》则从李诗情感出发，指出它们对“透明而闪光的事物”的憧憬;《李白传记论——客寓的思想》又将“传记考证”与“诗风批评”结合起来，分析李白“客”的情结，由此透视其人生、其诗歌。相对而言，在俄苏、欧美，李白则译介多而研究少。俄国瓦西里耶夫的《中国文学史纲》(1880)，叙及李白简况，这是对诗人的首次介绍。苏联立国后，译研日多，吉托维奇译有《李白抒情诗集》，费什曼撰有《李白的生平与创作》，波兹涅耶娃在其《东方文学》中，也专辟章节论述李白。欧美的李白译介，始自清初来华传教士，此后在长时间内虽代有译人，但并不繁荣。
《诗经》是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诗歌总集，也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305篇，按音乐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颂” 诗是统治者祭祀的乐歌，有祭祖先的，有祭天地山川的，也有祭农神的。“雅”分大雅和小雅，都是用于宴会的典礼，内容主要是对从前英雄的歌颂和对现时政治的讽刺。“风”是《诗经》中的精华，内容包括15个地方的民歌。 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期的楚国以其自身独特的文化基础，加上北方文化的影响，孕育出了伟大的诗人屈原。屈原以及深受他影响的宋玉等人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枣楚辞。屈原的《离骚》是楚辞杰出的代表作。 楚辞发展了诗歌的形式。它打破了《诗经》的四言形式，从三、四言发展到五、七言。在创作方法上，楚辞吸收了神话的浪漫主义精神，开辟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 诗经、楚辞之后，诗歌在汉代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即汉乐府民歌。汉乐府民歌流传到现在的共有100多首，其中很多是用五言形式写成，后来经文人的有意模仿，在魏、晋时代成为主要的诗歌形式。 汉乐府中著名的篇章有揭露战争灾难的《十五从军征》，有表现女性不慕富贵的《陌上桑》、《羽林郎》，当然最为著名的还是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这首诗讲述了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焦仲卿与刘兰芝相爱至深，因为焦母与刘家的逼迫而分手，以致酿成生离死别的人间惨剧。汉乐府民歌最重要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叙事诗的最高峰。汉乐府民歌多采用口语化的朴素语言表现人物的性格，故人物形象生动，感情真挚。汉乐府民歌中虽然多数为现实主义的描绘，但许多地方都有着程度不一的浪漫主义色彩，如《孔雀东南飞》的最后一段文字，即表现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巧妙结合。 五言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它从民间歌谣到文人写作，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到东汉末年，文人五言诗日趋成熟。五言诗达到成熟阶段的标志是《古诗十九首》的出现。《古诗十九首》不是一时一人的作品，诗的内容多叙离别、相思以及对人生短促的感触。长于抒情，善用比、兴手法是《古诗十九首》最大的艺术特色。 汉末建安时期，“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籍、应旸、刘桢)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并普遍采用五言形式，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他们的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气派，形成为后世称作“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三首是汉末战乱现实的写照。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风云人物，其中曹植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最高。曹植(19--232)的诗歌内容富于气势和力量，描写细致、词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代表诗作为《赠白马王彪》。建安时代的诗，是从汉乐府发展到五言诗的转变关键，曹植是当时的代表诗人。他的诗受汉乐府的影响，但却比汉乐府有更多的抒情成份。 建安时代之后的阮籍(210--263)是正始时代的代表诗人，他的《咏怀诗》进一步为抒情的五言诗打下基础，他常用曲折的诗句表达忧国、惧祸、避世之意。与阮籍同期的还有嵇康(224--263)，他的诗愤世嫉俗，锋芒直指黑暗的现实。他们俩人的诗风基本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 两晋时期的诗歌创作逐渐走上形式主义道路，诗歌内容空泛。继承和发扬“建安风骨”传统，作品内容充实的诗人是左思(250左右--305左右)。他的《咏史诗》八首，借古事讽喻时事，思想性很强，但这类诗作毕竟不是主流，而且越来越少，直到东晋末年的陶渊明才给诗坛带来接近现实的作品。 隐居不仕的陶渊明把田园生活作为重要的创作题材，因此历来人们将他称作“田园诗人”。在当时崇尚骈骊、重形式而轻内容的时代气氛中，陶渊明继承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形成了他单纯自然的田园一体，为古典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而且五言诗在他的手中得到高度的发展。 与陶渊明差不多同时的谢灵运(385--433)是开创山水诗派的第一人。他的山水诗特点是，能把自己的感情贯注其中，但有些诗字句过于雕琢，描写冗长，用典、排偶不够自然。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又一发展时期，这表现在又一批乐府民歌集中地涌现出来。它们不仅反映了新的社会现实，而且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头绺瘛U庖皇逼诿窀枳艿奶氐闶瞧��绦。�闱槎嘤谛鹗隆D铣�指�4嫦吕吹挠?80多首，一般为五言四句小诗，几乎都是情歌。北朝乐府数量远不及南朝乐府，但内容之丰富、语言之质朴、风格之刚健则是南朝乐府远不能及的。如果说南朝乐府是谈情说爱的“艳曲”，那么，北朝乐府则是名符其实的“军乐”、“战歌”。在体裁上，北朝乐府除以五言四句为主外，还创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绝体，并发展了七言古诗和杂言体。北朝乐府最有名的是长篇叙事诗《木兰诗》，它与《孔雀东南飞》并称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双璧”。 南北朝时最杰出的诗人是鲍照(410左右--466)。鲍照继承和发扬了汉魏乐府的传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五言和七言乐府诗。《拟行路难》18首是他杰出的代表作。他成熟地运用七言句法，表现了个人的不幸和对社会不平的抗议。 南齐永明年间，“声律说”盛行，诗歌创作都注意音调和谐。这样，“永明体”的新诗体逐渐形成。这种新诗体是格律诗产生的开端。这时期比较著名的诗人是谢眺(464左右--499)。谢眺以山水诗著名，诗风清新流丽。他的新体诗对唐代律诗、绝句的形成有一定影响。 诗歌发展到唐代，迎来了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在唐代近三百年的时间里，留下了近五万首诗，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约五、六十个。 初唐四杰是唐诗开创时期的主要诗人。这四杰分别是王勃(649--676)、杨炯(650--693)、卢照邻(637--689)、骆宾王(646--684)。他们的诗虽然因袭了齐、梁风气，但诗歌题材在他们手中得以扩大，五言八句的律诗形式也由他们开始初步定型。 “四杰”之后，陈子昂(661--702)明确提出反对齐梁诗风，提倡“汉魏风骨”。《感遇诗》38首，即是他具有鲜明革新精神的代表之作。 盛唐时期是诗歌繁荣的顶峰。这个时期除出现了李白、杜甫两个伟大诗人外，还有很多成就显著的诗人。他们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孟浩然和王维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人；另一类是边塞诗人，他们中的高适和岑参取得成就最高，王昌龄、李颀、王之焕也是边塞诗人中的佼佼者。王昌龄的边塞诗大部分用乐府旧题抒写战士思念家乡、立功求胜的心情，他的《从军行》、《出塞》历来被推为边塞诗的名作。李颀的边塞诗数量不多，成就却很突出，《古意》一首、《古从军行》是他的代表作。王之焕是年辈较老的边塞诗人，一首《凉州词》写尽了远征人思家的哀怨，另一首《登鹤雀楼》诗意高远，富于启示性。 中唐诗歌是盛唐诗歌的延续。这时期的作品以表现社会动荡、人民痛苦为主流。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最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继承并发展了《诗经》和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从文学理论上和创作上掀起了一个现实主义诗歌的高潮，即新乐府运动。元稹、张籍、王建都是这一运动中的重要诗人。元稹(779--831)的主要作品是乐府古题19首和新乐府12首。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来说，元诗都非常接近白居易的诗，语言通俗易懂是他们共同的特色，这是源于他们文学观点的一致。张籍和王建虽无明确的文学主张，但他们以丰富的创作成为新乐府运动的中坚。同情农民疾苦是张籍乐府诗的主题，以《野老歌》最为著名。风格与上述几人十分相近的李绅诗作虽不多，但《悯农》诗二首却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读者。 除新乐府运动之外，这一时期还另有一派诗人，这就是韩愈、孟郊、李贺等人。他们的诗歌艺术比之白居易另有创造，自成一家。韩愈(768--824)是著名的散文家，他善以文入诗，把新的语言风格、章法技巧带入了诗坛，扩大了诗的表现领域，但同时也带来以文为诗，讲才学，追求险怪的风气。孟郊(751--814)与贾岛(779--843)都以“苦吟”而著名，追求奇险，苦思锤炼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刘禹锡(772--842)是一位有意创作民歌的诗人，他的许多《竹枝词》描写真实，很受人们喜爱。此外，他的律诗和绝句也很有名。柳宗元(773--819)的诗如他的散文一样，多抒发个人的悲愤和抑郁。他的山水诗情致婉转，描绘简洁，处处显示出他清峻高洁的个性，如《江雪》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李贺(790--816)在诗歌的形象、意境、比喻上不走前人之路，拥有中唐独树一帜之风格，开辟了奇崛幽峭、浓丽凄清的浪漫主义新天地。《苏小小墓》、《梦天》等都是充分体现他的独特风格之作。 晚唐时期的诗歌感伤气氛浓厚，代表诗人是杜牧、李商隐。杜牧(803--852)的诗以七言绝句见长，《江南春》、《山行》、《泊秦淮》、《过华清宫》等是他的代表作。这些诗于清丽的辞采、鲜明的画面中见俊朗的才思。李商隐(813--858)以爱情诗见长。他的七律学杜甫，用典精巧，对偶工整，如《马嵬》就很有代表性；他的七言绝句也十分有功力，《夜雨寄北》、《嫦娥》等是其中的名作。 晚唐后期，出现了一批继承中唐新乐府精神的现实主义诗人，代表人物是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他们的诗锋芒毕露，直指时弊。 诗发展到宋代已不似唐代那般辉煌灿烂，但却自有它独特的风格，即抒情成份减少，叙述、议论的成份增多，重视描摹刻画，大量采用散文句法，使诗同音乐关系疏远。 最能体现宋诗特色的是苏轼和黄庭坚(1045--1105)的诗。黄庭坚诗风奇特拗崛，在当时影响广于苏轼，他与陈师道一起开创了宋代影响最大的“江西诗派”。宋初的梅尧臣(1002--1060)、苏舜钦(1008--1048)并称“苏梅”，为奠定宋诗基础之人。欧阳修、王安石(1021--1086)的诗对扫荡西昆体的浮艳之风起过很大作用。国难深重的南宋时期，诗作常充满忧郁、激愤之情。陆游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与他同时的还有以“田园杂兴”诗而出名的范成大(1126--1193)和以写景说理而自具面目的杨万里(1124--1206)。文天祥(1236--1282)是南宋最后一个大诗人，高扬着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的《过零丁洋》是他的代表作。 源于唐代的词，鼎盛于宋代。唐末的温庭筠(812--870)第一个专力作词。他的词词藻华丽，多写妇女的离别相思之情，被后人称为“花间派”。南唐后主李煜(937--978)在词的发展史上占有较高的历史地位。他后期的词艺术成就很高，《虞美人》、《浪淘沙》等用贴切的比喻将感情形象化，语言接近口语，却运用得珠圆玉润。 宋初的词人象晏殊(991--1055)、欧阳修都有出色的作品，但依然没有脱离花间派的影响。到了柳永，开始创作长调的慢词，自此，词的规模发生了显著变化。到了苏轼，词的题材又得以进一步发展，怀古伤今的内容进入了他的词作之中。与苏轼同时代的秦观(1049--1100)和周邦彦(1056--1121)也是非常出色的词人。秦观善作小令，通过抒情写景传达伤感情绪的《浣溪沙》、《踏莎行》、《鹊桥仙》等是他的代表作。周邦彦不仅写词且善作曲，他创造了不少新调，对词的发展贡献很大。他的词深受柳永影响，声律严整、适于歌唱、字句精巧、刻画细致，代表作有《过秦楼》、《满庭芳》、《兰陵王》、《六丑》等。在两宋词坛上，女词人李清照以其独树一帜的风格，占有相当重要的一席之地。 南宋初年，面临国破家亡的危局，诗词作品多表现作家们的爱国之情，辛弃疾被誉为爱国词人，他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受辛词影响，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等人形成了南宋中叶以后声势最大的爱国词派。 南宋后期的词人姜夔(约1155--1235)最为著名。姜词绝大多数是纪游咏物之作。在他的词作中，更多的是慨叹身世的漂零和情场的失意，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长亭怨慢》。他的词沿袭了周邦彦的道路，注意修辞琢句和声律，但内容欠充实。 词在南宋已达高峰，元代散曲流行，诗词乃退居其后。 明代诗歌是在拟古与反拟古的反反复复中前行的，没有杰出的作品和诗人出现。 清代诗词流派众多，但大多数作家均未摆脱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套子，难有超出前人之处。清末龚自珍(1792--1841)以其先进的思想，打破了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沉寂，领近代文学史风气之先。他的诗常着眼于社会、历史和政治的观点来揭露现实，使诗成为现实社会的批判工具。后来的黄遵宪(1848--1905)、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等新诗派更是将诗歌直接用做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宣传载体。 “五四”文学革命中，中国的现代文学诞生了。1917年胡适(1879--1942)首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白话诗8首，并提出“诗体大解放”的主张，倡导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的“胡适之体”诗。在新诗诞生过程中，刘半农、刘大白、康白情、俞平伯是创作主力。经过他们的努力，新诗形成了没有一定格律，不拘泥于音韵，不讲雕琢，不尚典雅，只求质朴，以白话入行的基本共性。最早出版的新诗集有：胡适的《尝试集》、俞平伯的《冬夜》、康白情的《草儿》和郭沫若的《女神》。 郭沫若的《女神》带着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带着不同于其他白话诗的鲜明艺术性，为新诗奠定了浪漫主义的基础。《女神》也是新诗真正取代旧诗的标志。它成功地创造、运用了自由体形式，将新诗推向新的水平。 经过开辟阶段，新诗形成了以自由体为主，同时兼有新格律诗、象征派诗的较为完善的形态。 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创作了大量的自由体诗，他们的诗多以抒情为主，表现了觉醒后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追求与苦闷。其中朱自清的成就较为突出。他的诗突出地表现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如《光明》一诗表达了作者不靠施舍、踏实求索的愿望。还有《匆匆》、《自从》、《毁灭》等诗都表现了历经坎坷与幻灭，追求理想之心不渝的坚韧。文学研究会中自成一家的冰心，受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创作出版了《繁星》、《春水》两部诗集。她的这些诗都被称作“繁星体”。她的“繁星体”诗多表现母爱、童真和自然之情，满蕴温柔、忧愁之风。 怒吼的诗指的是瞿秋白和蒋光赤等共产党员作家的政治抒情诗，其中蒋光赤(1901?/FONT>1931)的诗最多。他的诗中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色彩，如《太平洋中的恶象》、《中国劳动歌》、《哭列宁》等诗一扫当时许多新诗中的缠绵悱恻之调，充满了阳刚之音，但他的政治抒情诗存在内容较空泛的弊病。 在新诗创作中，爱情诗这一领域当属湖畔诗社的诗最为引人注目，汪静之(1902-- )、应修人(1900--1933)、潘漠华(1902--1934)和冯雪峰(1903--1976)是其中的主力。他们的诗中所描写的爱情大胆而袒露，其间所显现出的质朴、单纯的美是最打动人的地方。 写自由体诗的冯至(1905--1994)也是比较有成就的诗人。他的诗既写爱情，也写亲情和友情，出版有《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等诗集。 提倡格律诗的是新月派。闻一多(1899--1946)为格律诗理论做出了很大贡献。为建设新格律诗，闻一多提出建设诗歌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并为此进行了艰苦的创作实践。闻一多有两部诗集《红烛》和《死水》。在他的作品中，爱国主义情感贯穿始终。此外，他的诗还表现了“五四”时期积极向上，进取追求的精神风貌。他的艺术表现方法是浪漫主义的。他常选择某一形象来托物寄情。他善用贴切的比喻以增强诗的形象性和艺术感染力。他的诗具有他所提出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这一特点对整个格律派产生过重大影响。徐志摩(1896--1931)是新月社的另一重要诗人。他的诗主要表达对光明的追求、对理想的希冀、对现实的不满。表现个性解放、追求爱情的诗在徐志摩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诗风婉约，文字清爽、明净，感情渲染浓烈、真挚，气氛柔婉、轻盈，表现手法讲究而多变。他的诗多收于《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等诗集中。 几乎在新月派活跃的同时，象征派的诗也出现在中国的诗坛上。象征派的诗既不真实描写，也不直抒胸臆，而是常采用不同于常态的联想、隐喻、幻觉、暗示等手段制造朦胧、神秘的色彩。李金发(1900--1976)是象征派的代表人物，著有《微雨》、《为幸福而歌》等诗集。他的诗反映了“五四”之后一些知识分子面临茫然的前途时而产生的悲观情绪。李金发被人称为“诗怪”，是因其诗怪诞，可读性较差，但他的诗也有许多成功之处，如诗中大量形象鲜明的比喻、形象化的语言、表现强烈的感觉等皆为许多人所不及。其他成绩较为突出的象征派诗人还有王独清、穆木天和冯乃超。 30年代的左翼诗派以高昂的战斗激情领诗坛一派风骚。殷夫(1909--1931)是重要的政治抒情诗人。他的诗热情颂扬无产阶级革命，生动描绘工人运动的战斗场面。因为有实际斗争经验，所以他的诗感情充沛而真挚又不流于空泛，艺术风格朴实、粗犷，代表作品有《血字》、《1929年的5月1日》、《我们的诗》等。左翼诗派的重要代表团体是中国诗歌会。他们的艺术主张是诗歌大众化，倡导诗歌面向下层人民，歌唱抗日救亡运动，代表诗人是浦风(1911--1942)。 新月派之后，描写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的现代情绪的现代诗派兴起，戴望舒(1905--1950)是现代诗派的主要诗人。他因1928年发表的《雨巷》一诗而获“雨巷诗人”的美名，曾出版过《我的记忆》、《望舒草》等诗集。这些诗作集中表现了知识分子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幻灭感和孤独感。他的诗大量采用象征意象，但因贴近主观情绪，诗意虽曲折、朦胧但并不过于晦涩。他常用的譬喻也新鲜而贴切。富于节奏感是他的诗的另一特色。 抗战后诗坛上最重要的诗派是七月派。七月派的重要诗人是胡风、艾青、田间、亦门、鲁藜、邹荻帆等。在他们的创作中，政治抒情诗占有很大比重，内容多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呼唤人们的抗敌斗志。七月派在艺术上注重以炽烈的激情去撞击人们的心灵，而不讲究文学的雕琢、修辞。质朴、粗犷、奔放是七月诗人共有的艺术特色。 40年代后半期，被后来称为民歌体的新诗在解放区农村成熟了。民歌体新诗的突出成就表现在李季与阮章竞的叙事诗中。 马凡陀是袁水拍(1907--1983)40年代中期发表讽刺诗的笔名。他在这一时期的诗结集为《马凡陀的山歌》，这是当时国统区最有影响的政治讽刺诗集。它多以市民熟悉的民谣、小调写成，轻松、诙谐而又锐利、泼辣，锋利的笔锋扫荡了末日社会的各个角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诗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题材、新主题伴随着新生活应运而生。诗人们满怀激情抒写了一首首新时代的颂歌。同时，新的社会也造就出一批诗坛新人和崭新的作品。他们是：邵燕祥和他的《歌唱北京城》、《到远方去》，森林诗人傅仇和他的《伐木者》，严阵的《老张的手》，未央的《祖国，我回来了》，李瑛的《军帽下的眼睛》，公刘的《边城短歌》和《黎明的城》，顾工的《喜马拉雅山下》等。此外，诗歌形式有所创新，吸取民歌营养的信天游、接受外来影响的阶梯式、新格律诗等形式相继出现。 50年代未60年代初，诗歌兴起了新民歌运动，发展了传统民歌。政治抒情诗以独立的艺术形式在60年代出现，郭小川、贺敬之是当时两位优秀的政治抒情诗人。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另一突出成就是长篇叙事诗的丰收。郭小川的《深深的山谷》、《将军三部曲》以新颖的形式和深遂的思想享誉诗坛，李季的《杨高传》、闻捷的《复仇的火焰》、韩起祥的《翻身记》、王致远的《胡桃坡》、臧克家的《李大钊》、田间的《赶车传》等也都别具特色。 但取得成绩的同时，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也存在着题材、主题、形式、风格不够丰富的缺点。 新时期以来，沉寂十载的诗坛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新景象。诗歌在表现手法上，得以古今中外广泛借鉴，形式则更趋于松散的自由体，风格千姿百态。新时期初期，欢呼胜利、反思历史的诗歌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并使之继续发展。与此同时，一批青年诗人，如舒婷、顾城、江河等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快速成长起来。他们的诗通常表现出一种晦涩的、不同于寻常的复杂情绪，人们谓之“朦胧诗”。 80年代中后期以后，诗坛又出现了自称为“第三代诗人”的现代派潮流。 参考资料：
继闪耀着现实主义光浑的汉乐府民歌和“怊怅切情”的古诗之后，魏晋南北朝诗歌无论在思想内容或艺术形式上，都有所发展。尤其是由于许多诗人的探索和努力，诗歌形式由汉诗的自由质朴淅趋词藻华美，音韵调谐，格律严谨，对仗工整，为唐诗的空前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建安诗歌是魏晋南北朝诗歌发展史上最为光浑夺目的一章。汉末的社会动乱和思想的活跃，促使建安诗坛磊放异彩。以曹操、曹丕、曹植和孔融、王粲、刘桢、陈琳、阮瑀、徐斡、应瑒等“建安七子”为代表，诗人们描写社会动乱的现实、抒发建功立业的抱负，形成了“慷慨任气”的时代风格。这就是后世称道的“建安风骨”。这一时期，久已沉寂的四言诗在曹操手里出现中兴景象，五言诗的创作更是繁荣，终于使这一诗体成为我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曹丕的《燕歌行》则开创了七言的新体制。富于创新精神的建安诗人善于向民歌学习，又缘以雅词，质朴的十诗开始转向文人诗的华美。这种现象在曹植诗中成为明显。
魏末，司马氏集团为了篡夺曹氏政权，用残酷的杀戮排除异己。恐怖险恶的社会现实遂对文学发生极大的影响。另一方面，魏晋玄学兴起，文人崇尚老庄，高谈玄理，遗落世事。政治和哲学思想的变化，引起诗风的演变。建安诗人那种迫切希望建功立业的积极进取精神，在正始时期的代表作家阮籍、嵇康的作品中已不复存在。他们对黑暗政治满怀愤恨，但为了免遭不测，所作诗往往多用比喻象征。特别是阮籍《咏怀诗》八十二首，以隐晦曲折的手法，集中抒写其嗟生忧时的思想感情，对后代诗人颇有影响。
西晋太康中，有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二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其中陆机在当时最负盛名。但他的诗内容不甚充实，重在雕章琢句。左思则独树一帜。他的《咏史》八首借歌咏古代史事，抒写自己寒门失意之士的怨愤，情调高亢，笔力矫健，被钟嵘称之为“左思风力”。
太康之后，永嘉之际的著名诗人则有刘琨和郭璞。
晋室南渡后，老庄思想更甚，士大夫崇尚清淡，玄言诗流行一时。其中代表作家是孙绰、许洵。他们以老庄哲学入诗，作品枯燥乏味，绝少生活情趣。东晋末年，出现了杰出诗人陶渊明。他是中国诗史上享有崇高地位的诗人，对唐宋以来的历代作家有深远影响。陶渊明诗可分为田园诗和咏怀诗两类。他以平淡、朴素而又富有情趣的笔墨，多方面地描写田园风光，抒写他在农村的真切感受。以前诗人所忽视的田园景物第一次被陶渊明描绘得那样美妙和情味隽永，所以后人称他为“田园诗人”。陶渊明的另一类诗是咏怀诗，继承了阮籍和左思的传统，表现了他对社会现实的不能忘怀和对污浊世俗的不满。他的全部诗篇，雄辨证明他有着“静穆”的一面，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陶诗的突出风格是平淡自然，在质朴、简约的形式中，包孕丰厚的情韵，苏轼正确地评陶诗为“质页实绮，癯而实腴”。陶诗在当时诗坛上可谓独树一帜。这些美妙的诗因和时人喜好玄言诗的风尚格格不入，所以不被当代人所重视。陶诗极高的美学价值在唐宋以来才被人们发现。
晋宋之际，诗风最重要的变化是山水诗的兴起和玄言诗的告退。在东晋末年的谢琨、殷仲文的诗里，对山东省水的描写已逐渐增多，但他们的成就不大。谢灵运是我国诗史上第一个用全力精细刻划山水景物的诗人。诗发展展到刘宋时期，更讲空形式。谢灵运的诗追求对偶工整，刻意雕琢。与他同时代的鲍照则继承和发扬汉乐府反映现实的优良传统，或描写边塞战争，或抒写怀才不遇的内心愤懑，或批判门阀制度的不合理，具有深广的社会内容。他擅长七言和杂言而有信的乐府诗，节奏错综多变，感情奔放，笔力雄健，具有独特风格。
齐永明年间，在音韵学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著名诗人沈约、谢朓等人，根据四声和双声叠韵来研究诗句中的声、韵、调的配合，自学地运用声律来写诗，于是“声律说”大行，形成了所谓“永明体”的新体诗。这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大新变。新体诗的出现，反映出诗歌从比较自由到讲究格律的趋势。然而永明作家因过分强调声律、词藻，忽视了作品的思想内容，成就不高。只有谢朓的山水诗，吸取谢灵运状物精细的长处，又克服了他的情景游离的缺点，表现出情景交融，清新流丽，音律调谐的优点。
梁陈时代做诗的人特别多，但诗风每况愈下。梁简文帝提倡新体，好作艳诗，宫廷诗人庚肩吾、徐攡等人朝夕献艳诗，披之管弦，于是产生了所谓的宫体诗。宫体诗以描写妇色为主，词藻浮华，风格柔弱。自梁至初唐，其影响相沿一百多年。
在宫体诗泛滥之时，有少数诗人的作品还值得一读，如吴均的诗清拔有致为时人所信效。何逊、阴铿的山水诗也有清新之气。
北朝文人多崇尚南朝著名作家，多事模仿，很少创造。由南入北的庚信，却是集南北文学之大成的作家。他前期出入于梁朝宫廷，多奉和、应制和流连光景之作，风格浮艳。后期被迫做了北朝的官，生活和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作品。他后期的作品多抒写对响应国的深切怀念和屈身事敌的羞愧心情。其代表作《咏怀》诗二十七多方面地反映了他的亡国之恨和身世之痛内容充实，情意真挚，风格苍凉沉郁，兼有南方文学的秀美和北方刚健。庚信的某些五言新体在声律上已暗合唐代的五言律诗和五言绝句，加上他的诗对仗工整，用典繁而精妙，因而对唐人的影响最为直接。
南北朝是乐府民歌发达的时期。南朝民歌包括《吴声歌曲》、《西曲歌》、《神弦曲》三部分。它们产生在首都建业（今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和荆州（今湖北江陵）一带。南朝民歌几乎全是情歌，体制短小，多用双关隐语，语言清新自然，情调宛转缠绵。
北朝民歌风格则与南朝民歌迥异。由于南北长期对峙，北朝政治、经济、文化、民族风尚、自然环境与南朝大不相同，北朝民歌题材较南朝民歌广泛，诸如战争、沿武、羁旅、人民的贫寒等内容，都有所反映。北朝民歌语言质朴，风格直率豪放。
纵观魏晋南北朝诗歌发展的总趋向，慷慨任气、刚刍爽朗的建安风骨没有很好地继承下来，偏重于追求诗歌形式的倾向却愈来愈甚。故后人对这一时期的诗歌多所批评。如唐代陈子昂说：“汉魏风骨，晋宋莫传……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但作为中国诗歌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魏晋南北朝诗是从汉代古诗发展至唐代近体诗的中间桥梁。这时期出现的著名诗人，如三曹、阮籍、左思、陶渊明、谢灵运、鲍照、庚信等人，也各有其独特成就，对中国文学的发展都曾产生过深远影响。中国的诗歌产生于文字发明之前，它是在人们的劳动、歌舞中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诗经》是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诗歌总集，也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305篇，按音乐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颂” 诗是统治者祭祀的乐歌，有祭祖先的，有祭天地山川的，也有祭农神的。“雅”分大雅和小雅，都是用于宴会的典礼，内容主要是对从前英雄的歌颂和对现时政治的讽刺。“风”是《诗经》中的精华，内容包括15个地方的民歌。 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期的楚国以其自身独特的文化基础，加上北方文化的影响，孕育出了伟大的诗人屈原。屈原以及深受他影响的宋玉等人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枣楚辞。屈原的《离骚》是楚辞杰出的代表作。 楚辞发展了诗歌的形式。它打破了《诗经》的四言形式，从三、四言发展到五、七言。在创作方法上，楚辞吸收了神话的浪漫主义精神，开辟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 诗经、楚辞之后，诗歌在汉代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即汉乐府民歌。汉乐府民歌流传到现在的共有100多首，其中很多是用五言形式写成，后来经文人的有意模仿，在魏、晋时代成为主要的诗歌形式。 汉乐府中著名的篇章有揭露战争灾难的《十五从军征》，有表现女性不慕富贵的《陌上桑》、《羽林郎》，当然最为著名的还是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这首诗讲述了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焦仲卿与刘兰芝相爱至深，因为焦母与刘家的逼迫而分手，以致酿成生离死别的人间惨剧。汉乐府民歌最重要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叙事诗的最高峰。汉乐府民歌多采用口语化的朴素语言表现人物的性格，故人物形象生动，感情真挚。汉乐府民歌中虽然多数为现实主义的描绘，但许多地方都有着程度不一的浪漫主义色彩，如《孔雀东南飞》的最后一段文字，即表现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巧妙结合。 五言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它从民间歌谣到文人写作，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到东汉末年，文人五言诗日趋成熟。五言诗达到成熟阶段的标志是《古诗十九首》的出现。《古诗十九首》不是一时一人的作品，诗的内容多叙离别、相思以及对人生短促的感触。长于抒情，善用比、兴手法是《古诗十九首》最大的艺术特色。 汉末建安时期，“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籍、应旸、刘桢)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并普遍采用五言形式，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他们的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气派，形成为后世称作“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三首是汉末战乱现实的写照。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风云人物，其中曹植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最高。曹植(19--232)的诗歌内容富于气势和力量，描写细致、词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代表诗作为《赠白马王彪》。建安时代的诗，是从汉乐府发展到五言诗的转变关键，曹植是当时的代表诗人。他的诗受汉乐府的影响，但却比汉乐府有更多的抒情成份。 建安时代之后的阮籍(210--263)是正始时代的代表诗人，他的《咏怀诗》进一步为抒情的五言诗打下基础，他常用曲折的诗句表达忧国、惧祸、避世之意。与阮籍同期的还有嵇康(224--263)，他的诗愤世嫉俗，锋芒直指黑暗的现实。他们俩人的诗风基本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 两晋时期的诗歌创作逐渐走上形式主义道路，诗歌内容空泛。继承和发扬“建安风骨”传统，作品内容充实的诗人是左思(250左右--305左右)。他的《咏史诗》八首，借古事讽喻时事，思想性很强，但这类诗作毕竟不是主流，而且越来越少，直到东晋末年的陶渊明才给诗坛带来接近现实的作品。 隐居不仕的陶渊明把田园生活作为重要的创作题材，因此历来人们将他称作“田园诗人”。在当时崇尚骈骊、重形式而轻内容的时代气氛中，陶渊明继承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形成了他单纯自然的田园一体，为古典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而且五言诗在他的手中得到高度的发展。 与陶渊明差不多同时的谢灵运(385--433)是开创山水诗派的第一人。他的山水诗特点是，能把自己的感情贯注其中，但有些诗字句过于雕琢，描写冗长，用典、排偶不够自然。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又一发展时期，这表现在又一批乐府民歌集中地涌现出来。它们不仅反映了新的社会现实，而且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头绺瘛U庖皇逼诿窀枳艿奶氐闶瞧��绦。�闱槎嘤谛鹗隆D铣�指�4嫦吕吹挠?80多首，一般为五言四句小诗，几乎都是情歌。北朝乐府数量远不及南朝乐府，但内容之丰富、语言之质朴、风格之刚健则是南朝乐府远不能及的。如果说南朝乐府是谈情说爱的“艳曲”，那么，北朝乐府则是名符其实的“军乐”、“战歌”。在体裁上，北朝乐府除以五言四句为主外，还创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绝体，并发展了七言古诗和杂言体。北朝乐府最有名的是长篇叙事诗《木兰诗》，它与《孔雀东南飞》并称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双璧”。 南北朝时最杰出的诗人是鲍照(410左右--466)。鲍照继承和发扬了汉魏乐府的传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五言和七言乐府诗。《拟行路难》18首是他杰出的代表作。他成熟地运用七言句法，表现了个人的不幸和对社会不平的抗议。 南齐永明年间，“声律说”盛行，诗歌创作都注意音调和谐。这样，“永明体”的新诗体逐渐形成。这种新诗体是格律诗产生的开端。这时期比较著名的诗人是谢眺(464左右--499)。谢眺以山水诗著名，诗风清新流丽。他的新体诗对唐代律诗、绝句的形成有一定影响。 诗歌发展到唐代，迎来了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在唐代近三百年的时间里，留下了近五万首诗，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约五、六十个。 初唐四杰是唐诗开创时期的主要诗人。这四杰分别是王勃(649--676)、杨炯(650--693)、卢照邻(637--689)、骆宾王(646--684)。他们的诗虽然因袭了齐、梁风气，但诗歌题材在他们手中得以扩大，五言八句的律诗形式也由他们开始初步定型。 “四杰”之后，陈子昂(661--702)明确提出反对齐梁诗风，提倡“汉魏风骨”。《感遇诗》38首，即是他具有鲜明革新精神的代表之作。 盛唐时期是诗歌繁荣的顶峰。这个时期除出现了李白、杜甫两个伟大诗人外，还有很多成就显著的诗人。他们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孟浩然和王维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人；另一类是边塞诗人，他们中的高适和岑参取得成就最高，王昌龄、李颀、王之焕也是边塞诗人中的佼佼者。王昌龄的边塞诗大部分用乐府旧题抒写战士思念家乡、立功求胜的心情，他的《从军行》、《出塞》历来被推为边塞诗的名作。李颀的边塞诗数量不多，成就却很突出，《古意》一首、《古从军行》是他的代表作。王之焕是年辈较老的边塞诗人，一首《凉州词》写尽了远征人思家的哀怨，另一首《登鹤雀楼》诗意高远，富于启示性。 中唐诗歌是盛唐诗歌的延续。这时期的作品以表现社会动荡、人民痛苦为主流。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最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继承并发展了《诗经》和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从文学理论上和创作上掀起了一个现实主义诗歌的高潮，即新乐府运动。元稹、张籍、王建都是这一运动中的重要诗人。元稹(779--831)的主要作品是乐府古题19首和新乐府12首。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来说，元诗都非常接近白居易的诗，语言通俗易懂是他们共同的特色，这是源于他们文学观点的一致。张籍和王建虽无明确的文学主张，但他们以丰富的创作成为新乐府运动的中坚。同情农民疾苦是张籍乐府诗的主题，以《野老歌》最为著名。风格与上述几人十分相近的李绅诗作虽不多，但《悯农》诗二首却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读者。 除新乐府运动之外，这一时期还另有一派诗人，这就是韩愈、孟郊、李贺等人。他们的诗歌艺术比之白居易另有创造，自成一家。韩愈(768--824)是著名的散文家，他善以文入诗，把新的语言风格、章法技巧带入了诗坛，扩大了诗的表现领域，但同时也带来以文为诗，讲才学，追求险怪的风气。孟郊(751--814)与贾岛(779--843)都以“苦吟”而著名，追求奇险，苦思锤炼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刘禹锡(772--842)是一位有意创作民歌的诗人，他的许多《竹枝词》描写真实，很受人们喜爱。此外，他的律诗和绝句也很有名。柳宗元(773--819)的诗如他的散文一样，多抒发个人的悲愤和抑郁。他的山水诗情致婉转，描绘简洁，处处显示出他清峻高洁的个性，如《江雪》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李贺(790--816)在诗歌的形象、意境、比喻上不走前人之路，拥有中唐独树一帜之风格，开辟了奇崛幽峭、浓丽凄清的浪漫主义新天地。《苏小小墓》、《梦天》等都是充分体现他的独特风格之作。 晚唐时期的诗歌感伤气氛浓厚，代表诗人是杜牧、李商隐。杜牧(803--852)的诗以七言绝句见长，《江南春》、《山行》、《泊秦淮》、《过华清宫》等是他的代表作。这些诗于清丽的辞采、鲜明的画面中见俊朗的才思。李商隐(813--858)以爱情诗见长。他的七律学杜甫，用典精巧，对偶工整，如《马嵬》就很有代表性；他的七言绝句也十分有功力，《夜雨寄北》、《嫦娥》等是其中的名作。 晚唐后期，出现了一批继承中唐新乐府精神的现实主义诗人，代表人物是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他们的诗锋芒毕露，直指时弊。 诗发展到宋代已不似唐代那般辉煌灿烂，但却自有它独特的风格，即抒情成份减少，叙述、议论的成份增多，重视描摹刻画，大量采用散文句法，使诗同音乐关系疏远。 最能体现宋诗特色的是苏轼和黄庭坚(1045--1105)的诗。黄庭坚诗风奇特拗崛，在当时影响广于苏轼，他与陈师道一起开创了宋代影响最大的“江西诗派”。宋初的梅尧臣(1002--1060)、苏舜钦(1008--1048)并称“苏梅”，为奠定宋诗基础之人。欧阳修、王安石(1021--1086)的诗对扫荡西昆体的浮艳之风起过很大作用。国难深重的南宋时期，诗作常充满忧郁、激愤之情。陆游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与他同时的还有以“田园杂兴”诗而出名的范成大(1126--1193)和以写景说理而自具面目的杨万里(1124--1206)。文天祥(1236--1282)是南宋最后一个大诗人，高扬着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的《过零丁洋》是他的代表作。 源于唐代的词，鼎盛于宋代。唐末的温庭筠(812--870)第一个专力作词。他的词词藻华丽，多写妇女的离别相思之情，被后人称为“花间派”。南唐后主李煜(937--978)在词的发展史上占有较高的历史地位。他后期的词艺术成就很高，《虞美人》、《浪淘沙》等用贴切的比喻将感情形象化，语言接近口语，却运用得珠圆玉润。 宋初的词人象晏殊(991--1055)、欧阳修都有出色的作品，但依然没有脱离花间派的影响。到了柳永，开始创作长调的慢词，自此，词的规模发生了显著变化。到了苏轼，词的题材又得以进一步发展，怀古伤今的内容进入了他的词作之中。与苏轼同时代的秦观(1049--1100)和周邦彦(1056--1121)也是非常出色的词人。秦观善作小令，通过抒情写景传达伤感情绪的《浣溪沙》、《踏莎行》、《鹊桥仙》等是他的代表作。周邦彦不仅写词且善作曲，他创造了不少新调，对词的发展贡献很大。他的词深受柳永影响，声律严整、适于歌唱、字句精巧、刻画细致，代表作有《过秦楼》、《满庭芳》、《兰陵王》、《六丑》等。在两宋词坛上，女词人李清照以其独树一帜的风格，占有相当重要的一席之地。 南宋初年，面临国破家亡的危局，诗词作品多表现作家们的爱国之情，辛弃疾被誉为爱国词人，他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受辛词影响，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等人形成了南宋中叶以后声势最大的爱国词派。 南宋后期的词人姜夔(约1155--1235)最为著名。姜词绝大多数是纪游咏物之作。在他的词作中，更多的是慨叹身世的漂零和情场的失意，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长亭怨慢》。他的词沿袭了周邦彦的道路，注意修辞琢句和声律，但内容欠充实。 词在南宋已达高峰，元代散曲流行，诗词乃退居其后。 明代诗歌是在拟古与反拟古的反反复复中前行的，没有杰出的作品和诗人出现。 清代诗词流派众多，但大多数作家均未摆脱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套子，难有超出前人之处。清末龚自珍(1792--1841)以其先进的思想，打破了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沉寂，领近代文学史风气之先。他的诗常着眼于社会、历史和政治的观点来揭露现实，使诗成为现实社会的批判工具。后来的黄遵宪(1848--1905)、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等新诗派更是将诗歌直接用做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宣传载体。 “五四”文学革命中，中国的现代文学诞生了。1917年胡适(1879--1942)首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白话诗8首，并提出“诗体大解放”的主张，倡导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的“胡适之体”诗。在新诗诞生过程中，刘半农、刘大白、康白情、俞平伯是创作主力。经过他们的努力，新诗形成了没有一定格律，不拘泥于音韵，不讲雕琢，不尚典雅，只求质朴，以白话入行的基本共性。最早出版的新诗集有：胡适的《尝试集》、俞平伯的《冬夜》、康白情的《草儿》和郭沫若的《女神》。 郭沫若的《女神》带着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带着不同于其他白话诗的鲜明艺术性，为新诗奠定了浪漫主义的基础。《女神》也是新诗真正取代旧诗的标志。它成功地创造、运用了自由体形式，将新诗推向新的水平。 经过开辟阶段，新诗形成了以自由体为主，同时兼有新格律诗、象征派诗的较为完善的形态。 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创作了大量的自由体诗，他们的诗多以抒情为主，表现了觉醒后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追求与苦闷。其中朱自清的成就较为突出。他的诗突出地表现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如《光明》一诗表达了作者不靠施舍、踏实求索的愿望。还有《匆匆》、《自从》、《毁灭》等诗都表现了历经坎坷与幻灭，追求理想之心不渝的坚韧。文学研究会中自成一家的冰心，受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创作出版了《繁星》、《春水》两部诗集。她的这些诗都被称作“繁星体”。她的“繁星体”诗多表现母爱、童真和自然之情，满蕴温柔、忧愁之风。 怒吼的诗指的是瞿秋白和蒋光赤等共产党员作家的政治抒情诗，其中蒋光赤(1901?/FONT>1931)的诗最多。他的诗中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色彩，如《太平洋中的恶象》、《中国劳动歌》、《哭列宁》等诗一扫当时许多新诗中的缠绵悱恻之调，充满了阳刚之音，但他的政治抒情诗存在内容较空泛的弊病。 在新诗创作中，爱情诗这一领域当属湖畔诗社的诗最为引人注目，汪静之(1902-- )、应修人(1900--1933)、潘漠华(1902--1934)和冯雪峰(1903--1976)是其中的主力。他们的诗中所描写的爱情大胆而袒露，其间所显现出的质朴、单纯的美是最打动人的地方。 写自由体诗的冯至(1905--1994)也是比较有成就的诗人。他的诗既写爱情，也写亲情和友情，出版有《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等诗集。 提倡格律诗的是新月派。闻一多(1899--1946)为格律诗理论做出了很大贡献。为建设新格律诗，闻一多提出建设诗歌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并为此进行了艰苦的创作实践。闻一多有两部诗集《红烛》和《死水》。在他的作品中，爱国主义情感贯穿始终。此外，他的诗还表现了“五四”时期积极向上，进取追求的精神风貌。他的艺术表现方法是浪漫主义的。他常选择某一形象来托物寄情。他善用贴切的比喻以增强诗的形象性和艺术感染力。他的诗具有他所提出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这一特点对整个格律派产生过重大影响。徐志摩(1896--1931)是新月社的另一重要诗人。他的诗主要表达对光明的追求、对理想的希冀、对现实的不满。表现个性解放、追求爱情的诗在徐志摩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诗风婉约，文字清爽、明净，感情渲染浓烈、真挚，气氛柔婉、轻盈，表现手法讲究而多变。他的诗多收于《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等诗集中。 几乎在新月派活跃的同时，象征派的诗也出现在中国的诗坛上。象征派的诗既不真实描写，也不直抒胸臆，而是常采用不同于常态的联想、隐喻、幻觉、暗示等手段制造朦胧、神秘的色彩。李金发(1900--1976)是象征派的代表人物，著有《微雨》、《为幸福而歌》等诗集。他的诗反映了“五四”之后一些知识分子面临茫然的前途时而产生的悲观情绪。李金发被人称为“诗怪”，是因其诗怪诞，可读性较差，但他的诗也有许多成功之处，如诗中大量形象鲜明的比喻、形象化的语言、表现强烈的感觉等皆为许多人所不及。其他成绩较为突出的象征派诗人还有王独清、穆木天和冯乃超。 30年代的左翼诗派以高昂的战斗激情领诗坛一派风骚。殷夫(1909--1931)是重要的政治抒情诗人。他的诗热情颂扬无产阶级革命，生动描绘工人运动的战斗场面。因为有实际斗争经验，所以他的诗感情充沛而真挚又不流于空泛，艺术风格朴实、粗犷，代表作品有《血字》、《1929年的5月1日》、《我们的诗》等。左翼诗派的重要代表团体是中国诗歌会。他们的艺术主张是诗歌大众化，倡导诗歌面向下层人民，歌唱抗日救亡运动，代表诗人是浦风(1911--1942)。 新月派之后，描写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的现代情绪的现代诗派兴起，戴望舒(1905--1950)是现代诗派的主要诗人。他因1928年发表的《雨巷》一诗而获“雨巷诗人”的美名，曾出版过《我的记忆》、《望舒草》等诗集。这些诗作集中表现了知识分子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幻灭感和孤独感。他的诗大量采用象征意象，但因贴近主观情绪，诗意虽曲折、朦胧但并不过于晦涩。他常用的譬喻也新鲜而贴切。富于节奏感是他的诗的另一特色。 抗战后诗坛上最重要的诗派是七月派。七月派的重要诗人是胡风、艾青、田间、亦门、鲁藜、邹荻帆等。在他们的创作中，政治抒情诗占有很大比重，内容多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呼唤人们的抗敌斗志。七月派在艺术上注重以炽烈的激情去撞击人们的心灵，而不讲究文学的雕琢、修辞。质朴、粗犷、奔放是七月诗人共有的艺术特色。 40年代后半期，被后来称为民歌体的新诗在解放区农村成熟了。民歌体新诗的突出成就表现在李季与阮章竞的叙事诗中。 马凡陀是袁水拍(1907--1983)40年代中期发表讽刺诗的笔名。他在这一时期的诗结集为《马凡陀的山歌》，这是当时国统区最有影响的政治讽刺诗集。它多以市民熟悉的民谣、小调写成，轻松、诙谐而又锐利、泼辣，锋利的笔锋扫荡了末日社会的各个角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诗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题材、新主题伴随着新生活应运而生。诗人们满怀激情抒写了一首首新时代的颂歌。同时，新的社会也造就出一批诗坛新人和崭新的作品。他们是：邵燕祥和他的《歌唱北京城》、《到远方去》，森林诗人傅仇和他的《伐木者》，严阵的《老张的手》，未央的《祖国，我回来了》，李瑛的《军帽下的眼睛》，公刘的《边城短歌》和《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日益摆脱经学的影响，而获得独立的发展，开始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诗歌、散文、辞赋、骈文、小说等文学样式，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诗歌的地位仍然是最重要的。汉末魏初，在“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社会背景下面，文人诗歌创作进入了“五言腾踊”的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以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为核心，加上孔融、王粲、刘桢、陈琳等所谓“建安七子”组成的邺下文人集团，创造了“建安文学”的辉煌。建安文人的作品，具有“慷慨任气”这种共同的时代风格，其中曹操的诗歌，沉雄悲凉，反映了动乱的社会现实，表露了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如《蒿里行》、《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都是较为成功的篇章。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人称“建安之杰”。他的诗歌“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白马篇》、《赠白马王彪》分别是他前期和后期诗歌的代表作。他的散文和辞赋也表现出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著名的〈洛神赋〉美不胜收。“七子”中最有成就的作家是王粲，他的《七哀诗》、〈登楼赋〉等篇章，是建安文学中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杰作。 魏晋之交，随着世风的变易，诗歌创作呈现出与建安时代不同的风貌。阮籍、嵇康的作品，或沉郁艰深，或风调峻切，他们继承了建安文学的优秀传统，进一步推动了五言古诗的发展。西晋太康时期诗歌繁荣，诗人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之称，但多数作品流于华采繁缛，唯左思的诗歌骨力遒劲，承传建安文学的精神。其〈咏史〉诗开启了咏史和咏怀结合的新路子。东晋在玄学的影响下，“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诗泛滥一时，能够超越流俗的大诗人便是陶渊明。陶渊明的时代，“真风告逝，大伪斯兴”，他因贫而出仕，目睹官场黑暗，不愿同流合污，决心辞官归隐，保持自我的人格精神。他的田园诗描绘自然风光的美丽，歌颂田园生活的平和，也表现了亲身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喜悦和辛劳。创造了情、景、理交相融合，平淡和醇美统一的艺术境界。《归园田居》、《饮酒》是他的田园诗的代表作。陶诗的风格自然冲淡为主流，但《读山海经》(“精卫填微木”)、《咏荆轲》等也显示了诗人“金刚怒目”的一面。可以看出诗人内心并不静穆，他没有忘怀世事。陶渊明诗对后世影响很大，尤其是唐代的山水田园诗派受其直接影响。陶渊明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散文、辞赋，数量虽不多，却非常出色，著名的有《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感士不遇赋》等。 南北朝时期，许多文人专力于文学创作，而主要运用的文学样式是诗歌和骈文。南朝诗歌在谢灵运手上山水诗大放光芒，其后谢眺的山水诗写得清新圆熟，世称“大小谢”。诗人鲍照出身寒微，则擅长用七言古诗体来抒发愤世嫉俗的情怀，他隔句押韵的七言歌行为七言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北方文苑稍嫌荒寂，但散文方面也不乏名篇，如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最有成就的是由南入北的作家庾信。他的诗赋集南北文学之大成，将南方精美圆熟的艺术技巧和北方刚健爽朗的精神融合，成为唐代诗风的先声。这一时期骈文统治着整个文坛，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芜城赋》、庾信《哀江南赋》是非常优秀的作品。总的来说，南朝作家们对形式声律的追求，为唐代文学、尤其是唐代近体诗的定型和成熟，作了充分的准备。 此外，南北朝乐府民歌也足以与汉乐府诗前后辉映。南朝的吴歌、西曲明丽柔婉，北朝少数民族歌曲则多刚健亢爽，风格各异，但都情意真切。 从我国古代小说体裁的形成和发展来说，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重要阶段．出现了志怪小说和轶事小说。其中晋干宝的《搜神记》和南朝刘宋时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最值得重视。《世说新语》记载了自汉至晋不少上层士族人物的轶事言谈，写人气韵生动，记言简约精妙，实开后世笔记小说之先声。 由于文学意识的渐趋自觉，这一时期出现了探讨文学观念、分析创作过程、批评作家作品的文学论著，如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蝾《诗品》。后两部在我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堪称划时代的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