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山诗注》刍评《寒山诗注》，项楚著。中华书局2000年3月第一版。全书64．1万字。校注正文、引用书目、附录（搜集了有关寒山事迹和传记、诗集的序跋和叙录、拟作等）1036页，前言、诗句索引等113页。首附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传周文绘的《寒山拾得图》，《四部丛刊》景宋本《寒山子诗集》、日本宫内省藏《寒山诗集》、《四部丛刊》景高丽本《寒山诗》书影各一帧。本书不仅为项楚教授的最新著作之一，也是目前国内外学术界有关寒山研究的最新、最为重要的成果，是我国文学、佛学、语言学、古籍整理乃至整个文化研究领域中的一项值得注目的成就。寒山何许人也？上个世纪编写的一些文学史教材中没有涉及。寒山诗在其产生的唐代确实没有什么社会影响，不过时而为禅师引用以化人而已。降至宋代，开始受到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朱熹等文人的喜爱和摹拟，但并没有在正统文学中取得一席之地。“五四”以后，胡适等人提倡白话文学时，一度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不久又重归沉寂。然而，近几百年寒山诗来一直在日本受到重视和推崇；上个世纪50－60年代，美国“垮掉的一代”更是奉寒山为偶像。今天，西方的寒山热虽然已经消褪，但寒山已然与屈原、李白、杜甫、苏轼这样的大诗人具有同等的知名度，寒山在世界文学上的地位已然确立。西方学术界，从1950年代开始即出现了寒山诗的选介、选译本。如：阿瑟·韦利（Waley, Arther）《寒山诗二十七首》(27 poems by Han-shan)，载《邂逅》（Encounter）第三卷第三期（1954年9月），第3－8页；主要属于翻译。伯顿·沃森(Watson,Burton)《寒山：唐朝诗人寒山诗100首》(Cold Mountain: 100 poems by the T’ang poet Han-shan)，纽约·格罗夫出版社(New York:Grove)，1962年；既有翻译，也包括介绍。对寒山诗展开深入研究的滥觞，得数吴其昱的《寒山研究》(A Study of Han-shan)，载《通报》(T’oung Pao)第四十五卷第四、五合期（1957年），第392－450页。再后，加里·斯耐德(Snyder, Gary)付梓了《乱石和寒山诗》(Riprap & Cold Mountain poems)，此为著作第七种，圣·弗兰西斯科：四季基金会(San Francisco:Four seasons Foundation)，1966年。步入1970年代，罗伯塔·斯坦伯格（Stalberg, Roberta）写出了其博士论文（ph. D. Diss）《寒山诗集》（The Poems of the Han-shan Collection），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1983年，雷德·派恩（Red Pine）的译注本《寒山诗全集》（The Collection Songs of Cold Mountain）问世，汤森港：科波·坎农出版社（Port Townsend: Copper Canyon）。较新的成果，为罗伯特G·亨里克斯（Robert G. Henricks）译注的《寒山诗全注全译》（The poetry of Han-shan: A Complete,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Cold Mountain），见于《SUNY 佛教研究丛书》（SUNY Series in Buddhist Studies），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0年。日本上个世纪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渡边海旭监修的《寒山诗讲话》，京文社书店，1933年第二版。太田悌藏译注《寒山诗》，东京·岩波书店，1934年初版。入矢义高译注的《寒山》，为《中国诗人选集》之五，东京·岩波书店，1958年初版，1961年第二版。入谷仙介、松村昂译注《寒山诗》，属《禅语录》第一三种，东京·筑摩书房，1970年。另外，1990年代还问世了另一种研究专著。1989年，韩国也出现了金达镇译注、崔东镐解说的《寒山诗》（世界社）。在中西方寒山诗研究热潮的推动下，中国大陆和台湾也陆续问世了几种著作，如：曾普信编注《寒山诗解》，台湾花莲·华光书局，1971年12月30日初版。陈慧剑《寒山诗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9月第二版。钱学烈《寒山诗校注》，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10月第一版。 郭鹏《寒山诗注释》，长春出版社，1995年3月第一版。钱学烈《寒山拾得诗校评》，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7月第一版。上述著作，质量参差，良莠不齐。1992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梅维恒（Victor H. Mair）教授，将罗伯特《寒山诗全注全译》与其他人的著作，作了全面的对比和评价。文章认为，以寒山诗研究为视角，可以窥见世界汉学界的的一大弊端：即几乎全然漠视中古汉语俗语言原典中的口语及俗语言成分，而且以割裂词为代价而过分关注单个汉字，无视中古汉语俗语言的语法特征。[1] 《寒山诗注》的首要贡献是，正好弥补了西方寒山诗研究乃至西方汉学界研究存在着的语言学方面的这一大遗憾。寒山诗为研究唐代口语词汇的基本材料之一。而众所周知，项楚教授是研究唐五代俗语言的行家里手，他善于广泛运用包括佛、道等方外典籍在内的各种传统文献以及俗文化文献，以细致入微地辨析难于索解的、特别是貌似平常的俗语词。《寒山诗注》延续和发展了这一传统。寒山诗第O七六首：“有汉姓慠慢，名贪字不廉。”项教授认为，“汉”字是对男子的鄙称，源于北朝胡人鄙视汉人；因长期沿用，汉人彼此或亦称“汉”，且轻蔑之意如故；并举出《北史》、《北齐书》的用例，以及寒山诗中的其他五处例子。（第206－207页）一般不会注意的“汉”字，竟然会隐藏着如此深的语义和历史背景！寒山诗第O七七首：“暖腹茱萸酒，空心枸杞羹。”项教授曰，“空心”即空腹；空腹进补，药效最佳；该句意谓空腹服用枸杞羹。用例则撷自《道藏》本《四气摄生图》、《上清经真丹秘决》、慈受《拟寒山诗》第四三首、欧阳修《与梅圣俞书》。又以《抱朴子内篇》、《太平广记》等证明，古人相信服枸杞可以延年益寿的习俗。（第208－214页）其次，对口语俗词之外的其他生词僻典和佛家语汇，作了推源溯流式的考释，达到空前的水平。寒山诗第一九一首：“有身与无身，是我复非我。如此审思量，迁延倚岩坐。足间青草生，顶上红尘堕。”项教授从茫茫佛教典籍中，探明“足间青草生”典出自《观佛三昧海经》卷一：“菩萨是时入灭意三昧，三昧境界名寂诸根。诸天啼泣泪下如雨，劝请菩萨当起饮食。作是请时，声遍三千大千世界，菩萨不觉。有一天子名悦意，见地生草，穿菩萨肉，上生至肘，造诸天曰：奇哉男子，苦行乃尔，不食多时，唤声不闻，草生不觉。”中国佛教文献中，如敦煌本《八相变》、《明觉禅师广录》等中并有化用。（第493－495页）寒山诗第一九八首：“世间何事最堪嗟，尽是三途造罪楂。”粗粗一看，似乎文从字顺，没有什么值得特别留意的。项教授却说：佛教谓造罪之人死后当受恶报，“楂”则是对人的鄙称，又写作“查”等，如王梵志诗第一八七首“饮酒妨生计，★扌雩蒲必破家。但看此等色，久后作穷查。”宋释圆悟《枯崖漫录》卷中亦有“娘生爷养 好儿女，也有许多无赖查”之句。（第512－513页）一下子即拨开了迷雾，显露出文字后面的底蕴。还需要指出的是，《寒山诗注》梳理出了后人大量化用寒山诗的情况，这不仅令我们更为真切地感受到了寒山诗对后世的深远影响，而且为我们进一步从佛学、文化学等角度进行探索指明了方向。比如，寒山诗第二O一首“千年石上古人踪，万丈岩前一点空。明月照时常皎洁，不劳寻讨问西东”，即至少为唐代和明代禅僧在参访或应酬时所用。第三，在中国下层文人文学、佛教文学、比较文学等方面的贡献。该书的前言部分，准确地概括和勾勒出了寒山和寒山诗的面貌。（1）、寒山此人生卒年不详，姓名亦不传；因长期居于天台山的翠屏山（别称寒岩、寒山），故而自称寒山或寒山子。有关其时代和生平等，一种说法认为是初唐贞观时人，疯狂贫士，其诗集乃台州剌史闾丘胤令僧道翘搜集编纂；另一种说法曰，为中唐大历时人，其诗集由徐灵府在宝历初以后编辑和作序。作者认为，后者最近真实。（2）、现存寒山诗或许不是其诗作的全部，其中也可能混入了别人的诗。诗的思想驳杂不纯，大致可以分为世俗诗、隐逸诗和宗教诗三类。世俗诗主要写于前期，其中的一些抒情咏怀诗表现的民本思想、怀才不遇的悲慨、对亲朋好友的深厚情意，与唐代一般士人并无二致；生活场景诗，有的洋溢着对生活的热爱，有的则为对人生无常的反复喟叹――这成为他通向佛道的途径；大量讽世劝俗诗，并不只是对社会不平的批判和冷眼旁观，而是以一个下层民众导师的身份而劝诫。隐逸诗中数量最多、最具特色的是后期处于寒岩时的山林隐逸诗，它们表达了对天台山的礼赞，记载了在这儿和生活和感受。宗教诗，表现了诗人从道教到佛教的心路历程，佛教的信仰愈老愈笃，他批判粗鄙的僧侣，倾慕禅宗的心王，但又流露出居士的意识；宣传教门观念的诗，反映了唐代民间佛教的实际形态；禅悟诗在具体的形像的描绘中，创造出一种充满哲理的悟境，这正是其魅力所在。总之，寒山诗的基本倾向是佛教的精神。拾得诗大体都是佛教诗，没有超出寒山诗的范围。（3）、艺术风格多样化：其化俗诗，多用白描和议论的手法，俚俗的语言；隐逸诗多著力于风景描写，力求创造禅的意境；……总的风格是，不拘格律，直抒胸臆，或俗或雅，涉笔成趣。后人称这种诗体为“寒山体”。总之，作者认为，寒山是以王梵志诗为代表的唐代白话诗传统的直接继承者，是继王梵志之后唐代白话诗派最重要的作家；但寒山诗又自有其特点，浓重的个性色彩中焕发出醇厚的人性之光。作者还在注释中，追根溯源，探赜发微，凸显出了寒山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前影后踪。这在该书中俯抑即是。如大家熟知的苏轼《江城子》词（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即“十年生死两茫茫”），与寒山诗第一三四首的意境颇有相似之处：“昨夜梦还家，见妇机中织。驻梭如有思，擎梭似无力。呼之回面视，况复不相识。应是别多年，鬓毛非旧色。”同是梦见久别的妻子，只是内容或有生死之异尔。（前言第6、16页，注释第344－346页）至于陆游、黄庭坚等许多诗人，也对寒山子具有特殊的兴趣。第四，对中国文化史研究的贡献。如前所述，作者在考释阐明词语短句时，善于运用自己在佛教典籍和义理方面的精深修养，阐释佛教术语，探索与佛教有关的语辞或者典故，并洞察出非佛教性题材背后的佛教性因素，发抉出佛教性题材中伏匿着的中华文化底蕴。这使得本书在汉语史、文学史、宗教史方面的成就和价值之外，更具有了思想史、文化史和社会史等方面的成就和价值。该书发明原著里中国文化和佛教文明等背景因素的例子，几乎充满了每一书页。如寒山诗第O七五首“贪淫状若猪”一句，实际上反映出我国历来对猪既贪且淫的习性的认识，从《左传》到唐代牛僧孺《玄怪录》，例子不胜枚举；甚至印度文化中也有类似的看法，如《增一阿含经》即有“若有一人，习于淫欲，作诸恶行，亦不羞耻，……是名为人如猪。”（第203－205页）这实际上还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中国文学史上的猪八戒这一形象。寒山诗第O七七首“饶你居犀角，饶君带虎睛”，古人以为犀牛之角和虎睛皆有辟邪避祸解毒之效，故而多食之或带之，作者前一句举了从《抱朴子》到《太平广记》等五条书证，后一句的书证更多达十一条！第五，对中国古籍整理方式方法的创新。本书包括寒山诗注和拾得诗注两个部分，共收入寒山诗313首，别附佚诗12首，拾得诗57首，别附佚诗6首。校勘方面，以四部丛刊景宋刻本为底本，校以日本宫内省本、正中本、高丽本及四库本等善本，以及其他传世版本、古注本、宋以前的禅宗语录和著述。堪称海内外寒山诗的最为完整和可靠的定本。实际上，该书的最大贡献不是简要精当的校勘文字，而在于作者在进行丰赡详明的校注的过程中，时刻立足于文化史这一大的视野。一般来讲，传统意义上的校注，只是作校勘学角度的字词判别复原，以及语言学角度的释字解词。本书的校注则除了训释字词、发明典故、阐述原作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方面的底蕴之外，还始终注意凸现寒山诗出现的时代背景，从若干个方面揭示出寒山诗背后的文化氛围及其承传流变。故而本书不仅仅是对寒山诗本身的研究成果，更是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特别是中古时期文化的一个宝库。这是更高一个层次上的校注，是对中国古籍整理方式方法的创新。――实际上，项楚教授的所有论著都贯穿了这个特点。比如，寒山诗第O九六首“学道多沙数，几个得泥丸”，“泥丸”有时可解作泥弹丸，但在此处，则应是道家之语，意谓成仙。道家之“泥丸”本指上丹田，佛教也有“泥丸”一词，即涅盘之异译；佛教既以之作为修行之终极境界，所以道教遂也将“泥丸”作为本教修炼的最高境界，即成仙上升。至于别的寒山诗本子有作“泥洹”者，盖是以为寒山诗的“泥丸”乃涅盘之意，故改书为“涅盘”的异译之一“泥洹”也。（第259－261页）总之，穷尽性地校勘、注释了唐代白话诗人寒山和拾得全部诗作的《寒山诗注》，是传统治学方法与现代学术思潮相结合的产物。该书充分发挥了作者国学根柢深厚、精于校勘考据、谙熟佛教和其他四部典籍、擅长融会贯通的治学特色，以考证为本，表达了作者的许多独得之秘。作为治学方式的典范，该书得到了海内外学术界的公认。它的出现，不仅填补了国内学术界的一大空白，更直追和超越了海外的研究水准，和作者的《王梵志诗校注》及其他俗文学研究成果一起，改变了我国文学研究领域中忽视俗文学这一局面，揭开了中国俗文化研究的新的一页。
英语翻译论文写作方法
随着翻译学科的发展,翻译研究在横向的广度与纵向的深度上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怎样写英语翻译论文呢?
1、选题及资料查阅
对任何一项学术研究活动来讲，选择合适的课题都是至关重要的，尤其对研究成果具有决定性意义。在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笔者以翻译研究为主要研修方向，经过广泛阅读该领域的学术期刊论文和专著，较为熟悉国内外翻译研究的现状。加之入学伊始便在导师指引下从事中国典籍翻译研究，随着大量阅读和学习有关典籍英译及其研究的著述，自己对该领域尤其儒家经典《论语》的英译现象产生了兴趣，并逐渐进行较为深入的了解。
一般情况下，资料查阅在选题之前就已展开，因为资料是确定论文选题的重要依据，但其后的文献查阅工作更具重要意义。围绕《论语》英译这一现象，自己开始进一步的资料搜集和研读。初步调查和梳理发现，儒经《论语》的外译，始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完成于1594年(一说1593年)的拉丁文译本(马祖毅、任荣珍，2003：34)，至今已逾四百年。而第一个《论语》英语全译本为柯大卫(David Collie)所译，作为《四书》(The Chinese Classical Work Commonly Called the Four Books)的一部分于1828年在马六甲出版，距今也近乎两个世纪。近年来，国内学者对《论语》英译本的关注和研究越来越多，除了较为集中于理雅各、翟林奈、韦利等所译的早期经典译本，也开始着手庞德、刘殿爵、安乐哲和罗思文(合译)等现当代译本的探讨。从手头掌握的资料来看，海外《论语》英语全译本已超过三十个。调查还发现，作为早期主要海外英语全译本之一，20世纪初就已出现的Leonard A. Lyall的《论语》英译本迄今鲜有研究，比如利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未能搜寻到专门研讨该英译本的文章翻译学的论文写作技巧翻译学的论文写作技巧。由于材料新本身是学术创新的重要表现之一，因此有理由初步将该译本作为自己撰写一篇翻译研究论文的研究对象。
通过对更多资料爬梳剔抉，笔者掌握了译者Leonard A. Lyall及其《论语》英语本的基本情况。譬如，Leonard Arthur Lyall中文名叫赖发洛，是英国汉学家。1886 年以海关洋员的身份来华，在华40余年。赖发洛《论语》英译本书名为The Sayings of Confucius, 由位于伦敦的朗曼斯·格林公司(Longmans, Green and Co. Ltd.)在1909年9月初版刊行，并先后于1925年10月和1935年9月印行第2版和第3版。这里所采用的研究对象是第3版，全书不足130页(其中正文共计102页)，是篇幅较为简短的《论语》英语全译本之一除了英译《论语》之外，他还分别翻译《中庸》(1927)和《孟子》(1932)两书并数次再版。1934年，他编著的现代世界丛书《中国》在伦敦出版，向西方介绍中国。然而，由于有关赖发洛《论语》英译本专门研究的学术论文迄今付诸阙如，因此决定将对该译本的文本细读作为自己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希望有所发现，或许为当下中华典籍外译及其相关研究提供些微借鉴和思考。
2、提纲构建
在研读赖发洛《论语》英译本过程中，笔者发现译者所贯彻始终的翻译基本策略和具体翻译操作方法与其对汉语特点的认识、翻译理念的追求等息息相关，而这些又充分体现在该译本的“前言”(Preface)和“导语”(Introduction)中。例如，第3版“前言”(1935)仅一句话，告诉读者再次修订译文旨在使其“更接近于汉语原文”(bring it nearer to the Chinese)(Lyall，1935：vi)。值得一提的是，第2版“前言”(1925)不仅强调该版译文“比初版更加接近字词对应”(more nearly word for word than it
was in the first)，而且指出汉语原文的两个特点：难懂(hard to understand)和多义(more than one interpretation)，并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总是易读的译文绝非“真实翻译”(true translation)(同上：v)。而篇幅稍长的“导语”写于1909年，一定意义上亦可看作初版的“前言”。这部分内容十分丰富，既包括孔子生平、《论语》的形成过程以及时代背景和社会状况，又有春秋之前中国古代史简介，并谈到道家、墨家等思想。这些很大程度上也表明译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广泛认知和深入了解。
经过细读赖氏《论语》英译本发现，为了使译文与原文“更加接近字词对应”，译者尤其注重原文的遣词造句和形式结构，比如原文较为突出的数字小句的行文特点，译文往往采用类似排比的洗练短语、清晰而果断的语势，使原文的字词概念和句式语序尽可能在译文中再现翻译学的论文写作技巧概而言之，赖发洛通过运用多种具体翻译操作方法，贯彻以“字词对应”为基础的、倾向直译的翻译策略，较为有效地践行了以质直求真为特色的“真实翻译”思想。赖氏追求的“真实翻译”尽管不同于几乎同时出现的、本杰明所倡导的旨在再现“纯语言”(pure language)的“真正翻译”(real translation)思想，但两者又似乎至少在一点上是相似的：因为后者为了实现译文的透明性，也强调直译原文(literal rendering)的必要性(Benjamin，2004：21)。
基于以上对赖译本的研读和思考，笔者着手构建论文的基本框架，初步拟订如下一个写作提纲。论文大致分为五个部分，包括引言、赖发洛及其《论语》英译本、翻译基本策略和具体方法、译本存在的不足及其原因分析和结语。其中，翻译基本策略为倾向直译且以“字词对应”为基础，具体翻译方法分为为四种，即字词对应、语序一致，字词对应、语序变换，字词调整、语序一致和字词调整、语序变换;译本的不足以翻译目的论为参照分为三类：悖离目的性法则的翻译失误、悖离连贯性法则的翻译失误和悖离忠实性法则的翻译失误，对每类译误又根据译本的具体情况加以细分，便于更好的例证和评析。
3、撰写与修改
论文撰写是整个论文工作的最重要阶段，也是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最多的阶段。论文初稿的撰写主要是基于以上拟订的提纲，虽然在写作过程中也碰到一些困难，但通过适当运用学习有关专业课程所掌握的知识，最终得到有效的解决。譬如，细读赖发洛《论语》英译本时，笔者做了大量的笔记，众多的例子和不同的想法着实令人难以取舍。根据所学专业知识及研究需要，决定围绕主题和材料价值来加以分类和取舍。此处通过一个具体的做法加以说明。基于四种具体翻译方法，自己首先为每一种方法挑选出典型的例句(暂不考虑译文的准确与否)，然后抽样统计各类译文所占的大体比例，进而评判译文的整体风格特点。例如：
1. 字词对应语序一致：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第一”)
The Master said, Smooth words and fawning looks are seldom found with love.
2. 字词对应语序变换：
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先进第十一”)
Nor would they follow, said the Master, if told to kill their lord or father.
3. 字词调整语序一致：
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述而第七”)
The Master’s manner was warm yet dignified. He was stern, but not fierce;humble, yet easy.
4. 字词调整语序变换：
子曰：“吾不如老农。”(“子路第十三”)
The Master said, An old husbandman knows more than I do.
根据笔者的粗略统计，这四类译文所占整个译文的比例大致为：第一类超过五分之三，第二类比第三类略多，但两者皆不足五分之一，而第四类最少，远低于十分之一。这一结果较为有力地支持了笔者对赖译本的判断，即译者贯彻“字词对应”为基础的、倾向直译的翻译策略，旨在诠释“真实翻译”的理念。
再如，囿于极为有限的参考文献，且线索难觅，自己想到专业课程所学的“滚雪球”文献检索法，运用后发现助益很大，效果颇佳。这里仅以查询译者Leonard A. Lyall的汉语名字为例加以说明。最初从掌握的资料来看，译者英文名字叫Leonard A. Lyall，然后通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在一篇关于《论语》英译史的文章中发现其汉语音译名为莱尔;接下来，通过利用该汉语音译名及其原名查得一篇论文谈及此人曾为海关洋员，进而在《全球化视野：中国海关洋员与中西文化传播(1854-1950年)》一书中找到其更为常用的中文名：赖发洛，以及更多有价值的信息。同时，还发现了译者的另一个中文名：兰雅。这样，通过对相关数据库再次就译者英文名和三个汉语名字进行逐一搜索，结果更为充分地表明赖发洛《论语》英译本的研究迄今尚付阙如。
关于修改文章，清梁章钜说：“百工冶器，必几经转换而后器成;我辈作文，亦必几经删润而后文成，其理一也。”(梁章钜，1973：1000)的确，要想写好论文，一个人必须在论文修改上下功夫。随着更多文献资料的查阅，笔者对论文初稿无论从遣词造句还是到篇章结构都进行了反复修改，既涉及到文中论点和论据的修正，也包括对所运用理论的调整翻译学的论文写作技巧翻译学的论文写作技巧。比如，论文初稿第四部分“译本存在的不足及其原因分析”有段补充说明赖氏译本特色的文字，包括“淡化译语(英语)形合之法，如用‘，’代替‘;’或连接词以贴近源语(汉语);用词基本不用缩略形式”等内容。后经反复斟酌，尤其考虑到论文内容和观点之间的相关性，最后决定将该文字移至第二部分“赖发洛及其《论语》英译本”，用以说明赖译本的特色。
关于文中的理论运用，笔者借鉴专业课程所学知识，如理论的'工具性、理论运用和学术价值的关系等，通过比较不同翻译流派理论的特点，结合论文研究的内容和目的，最终决定选用翻译目的论来分类评鉴赖译本，并有效地揭示赖氏译本追求英语译文“更接近于汉语原文”、最大限度地实现以理想化“真实翻译”为标志的翻译目的。
4、文体和引用之规范
翻译研究论文属于学术论文的范畴，既需要体现学术论文的基本性质，又应当符合学术论文的规范要求。其中，符合文体和引用的规范是对一篇合格的学术论文所提出的必然要求。关于学术论文的文体，要求十分丰富，包括从语态到语气，从术语的运用到避免歧视用语等内容。如关于术语，不仅要意识到使用专业术语的必要性，也要注意语言精炼，尽量少用术语，更要避免歧义。鉴于此，笔者在撰写尤其修改赖译本研究论文时都进行了仔细参照和认真检验，对那些欠妥如口语化的表达甚至讹误之处，如对翻译目的论个别术语的误用，都逐一加以修正和改善。
引用的规范对撰写合格的翻译研究论文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就引用而言，文章切忌断章取义，并应关注引用的核实及可靠性。为了避免引用的断章取义，熟悉引用文字的上下文十分关键。自己清楚记得老师曾在专业课上要求学生课后做引用查证练习，其中就有查阅“学而优则仕”的上下文。通过查阅，自己发现该语源自《论语》的“子张第十九”篇，上文是“仕而优则学”，并惊奇地发现该语为子夏所说，而非孔子所言。显然，这样的查证很有利于对该语的全面理解和准确使用。在修改关于赖译本研究的论文时，笔者努力查实引文，确保引用的可靠性。比如，为了更好地理解赖发洛所追求的“真实翻译”的涵义，文中引入了本杰明的“真正翻译”思想翻译学的论文写作技巧
为了查得“真正翻译”的出处，笔者在不同数据库中找到许多涉及该思想的论文，但基本上都是给出较为笼统的汉语解读，甚至还存在抵牾之处。为了更好地把握该思想，自己通过追根溯源，最终找到其原文具体出处，并发现本杰明这一思想与其“纯语言”哲学观密不可分，加深了对该思想的认识和理解。
其实，为了引用的规范，本篇论文也是如此。譬如，上文引用了清朝学者梁章钜有关作文修改之语，最初找到的出处有二：《退庵论文》和《退庵随笔》，且没有出版社、具体页码等信息。通过多次搜索和查阅，笔者最终在《退庵随笔》第十九卷“学文”中查得原文，并通过阅读下文——有关欧阳修对《昼锦堂记》原稿起首两句的修改，更好地理解了引文，尤其是修改之于作文的重要性。
把中文诗歌翻译成英语的翻译家有：埃兹拉•庞德、爱德华•哈珀•帕克、阿瑟•戴维•韦利、翟理斯等。
以较为典型的庞德为例，他是美国诗人和文学评论家，意象派诗歌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美国艺术文学院成员。他从中国古典诗歌、日本俳句中生发出“诗歌意象”的理论，为东西方诗歌的互相借鉴做出了卓越贡献。
他一生完成诗作、论文集、翻译文集70多部，成为英美现代诗歌的一座里程碑。这位引领20世纪英美文学走向现代化进程的伟大旗手与中国诗学有着不解之缘。从发动意象派诗歌运动之时起，他就开始受到中国传统诗论的影响。
1915年庞德发表了他根据东方学者芬诺洛萨（Fenollosa）的遗稿而译成的中国古诗英译本《中国》（Cathay）。《中国》也被称为《华夏》或《神州集》，
1914年，庞德在整理费诺罗萨笔记的基础上，译出了一本半翻译半创作的中国诗集《神州集》。英国学者马道克特•福特评论：“《神州集》是英语写成的最美的书。”
扩展资料：
在《中国》中，有一首代表性诗歌《诗经•小雅•采薇》：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归曰归，心亦忧止。忧心烈烈，载饥载渴。我戍未定，靡使归聘。
采薇采薇，薇亦刚止。曰归曰归，岁亦阳止。王事靡盬，不遑启处。忧心孔疚，我行不来！
彼尔维何？维常之华。彼路斯何？君子之车。戎车既驾，四牡业业。岂敢定居？一月三捷。
驾彼四牡，四牡骙骙。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鱼服。岂不日戒？玁狁孔棘！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SONG OF THE BOWMAN OF SHU
Here we are, picking the first fern-shoots
And saying: When shall we get back to our country?
Here we are because we have the Ken-nin for our foemen,
We have no comfort because of these Mongols.
We grub the soft fern-shoots,
When anyone says "Return," the others are full of sorrow.
Sorrowful minds, sorrow is strong, we are hungry and thirsty.
Our defense is not yet made sure, no one can let his friend return
We grub the old fern-stalks.
We say: Will we be let to go back in October?
There is no ease in royal affairs, we have no comfort.
Our sorrow is bitter, but we would not return to our country.
What flower has come into blossom?
Whose chariot? The General's.
Horses, his horses even, are tired. They were strong.
We have no rest, three battles a month.
By heaven, his horses are tired.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 埃兹拉·庞德
《寒山诗注》简介徐 俊中华书局2001年 3月出版的《寒山诗注（附拾得诗注）》是项楚先生继《王梵志诗注》之后，关于唐代白话通俗诗歌校注、阐释的又一力作。其贡献和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网罗海内外所存寒山诗善本，校勘完备、准确。本书以《四部丛刊》影宋刻本《寒山子诗集》为底本，校本除了大陆学者一般可以见到的《四部丛刊》影高丽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外，重点参校了日本所存宫内省本、正中本等海外传本。另外对日本所存日人古注本，也予以参校，如岛田翰校订宋大字本、古刊本《首书寒山诗》、日释交易《寒山子诗集管解》、白隐禅师《寒山诗阐提记闻》、大鼎老人《寒山诗索赜》等。寒山诗版本搜罗之富，参考文献范围之广，前所未有。书末附录与寒山及寒山诗有关的研究资料，包括事迹、传记、序跋、叙录等，其中日本诸传本的序跋文字，对大多数不能见到日传本的读者来说，尤为难得。二、注释详明、丰赡。寒山诗一向被称为通俗诗、白话诗，但由于寒山诗表达上的特殊性，并非浅显易懂。或看似明白如话，实际上另有奥旨。本书的注释，除了一般的生词僻典外，重点在寒山诗所涉及的俗语词、佛教语言典故，特别注重寒山诗语言、寓意的佛教来源以及在禅门、世俗社会运用中的流变。即有翔实的文献依据，又有贴近诗意的解读。作者本人是语言学家，又精熟佛教典籍，表现在全书的注释中，推源溯流，广征博引，探赜索引，可谓发挥得淋漓尽致。如对大量取材于寒山诗的禅宗“话头”的梳理，清晰地表现出寒山诗深受禅林喜爱的程度，展示了寒山诗在禅林流传、变化的情形。三、寒山诗是中国古代诗国中的一枝奇葩，寒山诗长期流传于禅宗丛林，宋以后受到诗人文士的喜爱和摹拟，号称“寒山体”。近代以来风靡欧美和日本，形成世界范围内的“寒山诗热”。但相对而言，寒山诗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学术界一直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仅有一二种简注本问世，本书堪称填补空白之作。需要特别提出肯定的是，本书注释除了充分显示了寒山诗作为文学作品的价值外，还有几个方面的突破同样是不容忽略的，如本书在语言学学方面（特别是俗语词、佛教语词）的创获，我们称其为语言学专著也并非不切合；又如贯穿全书的对生词僻典和佛家语的推源溯流式的考释，揭示寒山诗思想内容、艺术风格、文化意蕴的承传流变，使本书在文学、语言学的价值之外，更具有了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和宗教史的意义。可以说，本书是近年学术界难得一见的高水准学术著作。如果说有一点不足或遗憾的话，我认为应该以一个详细的语词索引来代替现在书末所附的诗句索引，这样或许对读者利用本书将更为方便实用。
史华兹一生的学术成就可以三本著作为代表，这三本书分别代表他治学的三个阶段：中国革命研究（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国先秦思想史研究。三本书分别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兴起》（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哈佛大学出版社，1951）、《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哈佛大学出版社，1964）、《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哈佛大学出版社，1985）。三本书贯穿了一个中心：思想史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兴起》是史华兹博士论文的修订本，主题是研究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中国革命中意识形态的争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这是个典型的关于政治事态的历史学课题，但史华兹却将其与思想史研究结合到了一起，通过思想史研究去探讨中国革命中最具有重要意义的大问题，是一部以思想解释政治、用政治说明思想在历史中发挥作用的经典研究案例。在书中，史华兹驳斥了美国人中流行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由苏联所控制这一假设，他阐述了毛泽东拒绝苏联人的命令，偏离苏联人的指导，以斗争而获得中国自己权力的观点，还指出共产主义通过扩大而分散了力量。史华兹建立了一种学术取向，即运用运动中的文本材料，在具体的历史情境和历史的偶然性中探索运动领袖的精神生涯及人格，从而理解意识和行动是如何关联的问题。为了给他人提供翻译文本以便共同探讨思想意识与行动实践之间的关联，史华兹与另外两位学者共同编纂了《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哈佛，1952），还将他有关共产主义的论文汇集成册，这就是《共产主义和中国：变动中的思想意识》（Communism and China：Ideology in Flux，哈佛，1968）。史华兹的第二部专著《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哈佛，1964）更为直接地提出了关于观念的问题。通过分析严复所译几部欧洲主要哲学著作，他向人们展示了这位晚清知识分子是如何探索、寻求欧洲内部社会一政治保持内聚力、文化一经济保持活力的秘密的。在严复看来，欧洲的富强导源于欧洲各国赋予个人私利以自由，以及在社会内部实行自由竞争和奋争之时的能量释放。比较而论，近几个世纪以来，中国日趋贫困衰落，究其原因，在于它的贤哲和统治者以保持社会和谐的名义，有意将文化引导到偏离斗争和竞争的路途上来。在使20世纪中国人的注意力转向反偶像、奋争、社会达尔文的进化论方面，严复做了许多重要工作。史华兹在对严复的解读中，指出斯宾塞有时对自己思想内部逻辑的理解并不如他的中译者那样严格。严复觉察到斯宾塞的生物进化哲学赋予国家以超越于他著名的个人主义的自由之上的优先权。在进一步地概述了西方人如何想当然地认为自由的社会政治理念和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体系的力量共同地促成了自由主义的因素之后，史华兹指出只是在19世纪早期，两者融合的发展脉络才显明起来。同时，他还阐述了阅读中国的文本如何显示了这个自由主义前提内部的根本张力。在热衷于政治的知识分子手上，严复所宣传的自由之价值更明显地成为服务于中国富强这一目标的工具。因此，自由理想主义者的自由理念只有在成为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服务于国家富强的目标时才有价值。为了继续探讨东西方观念之间的关联，史华兹组织了研讨会，将讨论结果编辑成《五四运动的思考》（Reflections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哈佛，1972）。1976年，史华兹和罗思文（Henry Rosemont）在哈佛组织了为期两周的中国古代思想的学者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地的45位学者参加了研讨。随后，两卷本的研讨论文由学者出版社出版：第一卷《中国古代思想研究》（Studies in Classical Chinese Thought）由他们合编而成（1979），第二卷《早期中国宇宙观探索》（Explorations in Early Chinese Cosmology）由罗思文编成（1984）。《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哈佛大学出版社，1985）是史华兹的顶峰之作，它是史华兹几十年来教授、思考中国思想以及它与当代西方社会、学科之间关系的结晶。这本书的写作，史华兹不仅想说明中国古代思想与当代跨学科问题的关联，而且意欲彰显中国文化内部的多样性和它的张力。与中国文化研究的公式化、整体化范式相脱离，他与一些优秀的专家进行论辩。在他看来，这些专家对中国文化的阐释和建立起的范式，要么是掩饰了中国文化的内部张力，要么是简化了中西对比研究中的复杂性。然而，他从不将自己的评论当作对中国文化内部具有持续、共同的趋向的观点的全盘否认，在他的小部头著作《中国文化的价值》（China's Cultural Values）（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5）中包括两篇有关这些持久文化取向的公开演讲。尽管他经常在著作中谈到他的思想假设，但他在《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中揭示了更多他个人与课题之间、他的反省与课题之间的互动关系。此外，他十分努力、严肃地对待语言，以便准确、细致地将叙述和翻译传达给读者。对于这本书，他所设想的读者主要是广大的受教育者，而不仅仅是东亚研究的专家。而且，尽管他的读者在努力阅读他的著作时要受到智力、道德方面的挑战，但他们仍然反响很热烈。《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获得了Pili Beta Kappa的爱默生奖（Ralph Waldo Emerson Award）、美国历史学会的James Henry Breasted奖。史华兹早期所获奖项中，有1953—1954年度的Guggenheim Fellowship、1974—1975年度牛津大学的Eastman Professorshipo。有一种看法认为，史华兹很关注语言哲学。不过，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史华兹的主要思想关注的是政治运作与权力观念的历史实质。史华兹的著作不太容易归入一个简单的主旨。也许可以用一根轴向来概括史华兹的思想内核：制度—文化。史华兹眼中的制度，并不仅仅是政治制度，而是包容了人类一切典章制度在内的制度，这其中最让史华兹感兴趣的无疑是政治制度，其次还有经济制度。史华兹的最后一本著述是《中国和其他事务》（China and Other Matters，哈佛，1996），这本书包括一个序言，在序言中，他就自身思考中国、理解中国的思想路途做了反省。这个序言为他临终前所写的收于本期中的文章提供某种较为广阔的背景（这篇文章的英文在《东西方哲学》上刊出）。这本书还包括一些重印的论文，这些论文反映了史华兹作为一位人文学者所具有的超越于中国研究之上的普遍关怀。例如，他在1978年的Daedalus上发表了《当代世界中的卢梭性》（The Rousseau Strain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探索了卢梭现代化的道德观念如何影响了“新左派”对艺术、政治更为激进的论调，以及城邦的爱国观念如何转化为民族主义的信仰，遗憾地是，虽然他为1975年那期讨论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Daedalus所写的序言被收入该文集，但他自己关于早期中国超越时代的论文却没有收入。史华兹的一些深思熟虑的论文时而出现在Daedalus和其他期刊，以及一些会议文集中，在那里，他有机会以人文学者的身份，就一些提供给他的直接话题，做超越中国研究之外的有关世界宗教、道德、文化等问题的专门研究。
汉语言文学是研究中国词语、句法和传统的诗词、 散文 等文学作品的课程,是通过对其基础知识的理解和认知来学习汉语言的主要能力,其在学习的过程中要具有中国语言功底和写作能力,更是追求各种文字美的关键。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汉语言文学 毕业 论文，供大家参考。
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 范文 一：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问题分析
一、研究背景
汉语言文学专业，也就是早年间人们口中的中文系。毋庸置疑，汉语言文学专业有着十分源远流长的教学历史，同时在时间的沉淀之下，也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教学传统。在新中国还没有成立时，也就是我国的民国时期，近代 教育 刚刚萌芽，中文系应运而生，这也就是现在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雏形。中文系承载着我国熠熠生辉的 传统 文化 ，蕴含着无数先人的人生菁华。即便是在战乱时期，也没有让一个个的热血青年放弃对中文的热爱。在不断的积累沉淀后，汉语言文学专业形成了自己稳定的教学模式，其教学内容也逐步固定下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高校招生比例非常大，同时就业率也相对较高。然而近年来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社会上对于经济专业，管理专业的人才需求增加，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地位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至今汉语言文学专业仍然处于一个瓶颈时期，如何进行有效的转型成为了众多汉语言文学教育专家首要解决的问题。按照现代教育学理论来看，应用性是衡量一个学科教育模式是否先进，教学体制是否健全，教学发展水平高低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标准。而现在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恰恰缺乏的就是专业的应用性。显而易见，这是由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历史决定，传统的教学模式不足以适应如今社会的发展，就导致了近年来报考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大大减少，就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不少学生都是被调剂的，社会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认识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提高汉语言文学应用性俨然成为了奔赴在汉语言文学教育前线的工作者们的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从教育学原来角度来看，一个学科的应用性指的便是该学科所涉及到的在实践过程中转变为解决问题的能力或者说指导解决问题的能力，除此之外，还包括该专业的毕业生是否能够运用专业知识来发挥所长，狭隘的来讲，就是能否在工作中灵活运用自己专业的知识。笔者将以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来展开分析研究。
二、汉语言文学教育的现状特征
1、汉语言文学专业历史悠久，教学内容固定
在近现代高等教育刚刚产生之初，北京师范大学也就是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创建于1902年，随着学校的建立，汉语言文学专业也随之出现，至今已有110余年的历史，为国家建设培养了大批英才，也为二十世纪中文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鲁迅、钱玄同、刘半农、黎锦熙、沈从文、沈兼士、顾随、余嘉锡、吴承仕、黄药眠、钟敬文、谭丕模、穆木天、叶丁易、刘盼遂、李长之、李何林、陆宗达、萧璋、俞敏会通开新，炳耀学界;启功、郭预衡等先贤奠定了文学院稳重求实不务虚名、锐意创新不断进取，既坚守学术家园，又保持现实关怀的良好学风。
2、文学性人才多于实用性人才
长久以来，无论是在世人的眼中，还是事实上，汉语言文学专业已然成为了诗人的摇篮，知识分子的海洋，但是这些名号称谓都不能称之为社会意义上的职业，其应用性也相对较低。不少高校因此开具了新闻学，翻译学，对外汉语等专业，来平衡汉语言文学的应用性与文学性。但是现实是残酷的，随着近年来汉语言文学专业就业率持续降低，为了躲避就业压力，不少学生都选择读研，而读研之后又不知何去何从。汉语言的文学性太强，以至于不少人认为汉语言文学专业是贵族专业，是不愁吃穿，不担心就业的学生选读的专业。归根究底，便是课程设置方面文学内容连篇累牍，而实践性课程较少。
3、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践性教学内容缺乏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实践性教学内容缺乏是大多数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短板。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例，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其研究水平和北京大学不相上下，也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三大王牌专业之一。但其实践性课程较少却是不争的事实。语文教育学，创意写作，翻译理论与实践是为数不多的实践性课程，却是选修课程，并不能覆盖到全部学生。有的学生更偏重文学性，就会避开实践性的选修课，一定程度上讲，实践课程教学任务大于理论课程，这也就导致了学生尽可能地避免实践性课程的选择。笔者认为，可以给学生最大的自由，但是更应该给学生一个引导，可以让学生在实践课程的范围内，必须选定相应数量的课程来提高学生的实践性。
三、为什么要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
1、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性是顺应社会发展的必然
二十一世纪，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不仅仅需要具备丰富的知识，同时还需要具备较强的应用能力，综合性人才是当今社区缺乏的人才，也是我国高校需要重点培育的人才。因此，汉语言文学专业必须顺应时代的潮流，培养既具有文学性，又具备应用性的综合性人才，促进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更好地就业。
2、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性是我国素质教育的要求
早年间，我国不断推进素质教育，在中小学开展综合培养，而在我国高校，也正如火如荼的开展素质教育。素质教育的目标便是提升我国预备人才的综合能力，使得学生全面发展。
四、如何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性
1、推进学科教育体制建设
教育体制包括了教学内容，教学模式。要想增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实用性，就要与时俱进地更新教学内容，丰富教学样式。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例，在2015年左右，进行了教学内容的大改革。将原有的大篇幅的文学史的教学，进行了压缩，设置了精读名著的单独课程，最大程度了满足了学生的兴趣，同时也实现了学有所专，学有所用。并设立了导师制，学生参与到导师的教学研究中，大大增加了学生的实践 经验 。由此可见，实现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实用性，就需要通过课程的设置，完善必修课和选修课的选定方式，优化学生的知识结构，增强他们运用语言的实践能力。
2、改善陈旧的教学方式
由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传统性，加之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数众多，不少汉语言文学课堂充斥着满堂灌，照本宣科的状况。老师讲课是老师的事，学生听课是学生的事，教与学剥离开来。这种陈旧的教学方式，早就应该被高校淘汰。理科专业实用性强的一个原因，便是学生和老师一起进行实验研究。那么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实用性，也需要教学相长，老师带领着学生一起研究，利用现代化信息手段来支持教学，是必经之路。
3、加强学生语言应用能力的提升
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应该具备的一个重要技能便是语言运用能力，然而语言运用能力不仅仅包括写作，还包括口头表达能力，阅读理解能力。因此，高校不能够仅仅凭借写作能力来判断学生语言运用能力的高低。这就需要，学校注重对各个方面的语言运用能力的培养，能够让学生挥发所长，尽可能地让学生全面发展，具备过硬的综合能力。
4、树立创新的教学观念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转型势必要推陈出新。只有学校倡导教师和学生具有创新的观念，营造出思维活跃，百花齐放的自由的思想氛围，才能够让教师们解放思想，让学生们自由翱翔。培养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势在必行。
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范文二：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究
1、前言
汉语言文学专业被誉为文科的万能专业，毕业生能够从事与社会人文领域相关的全部工作，但是随着市场化竞争的日益激烈，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就业形势不容乐观。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人才培养体系缺乏应用性，而人文应用型人才是指掌握一些实用技能及相应人文知识的人才，集应用性与人文性于一身,秉受人文精神，希望能够基于精神层面来对世界和社会予以改造，从而更好地为我国的文化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服务。本文就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文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探究。
2、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文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定位
从目前来看，各个行业、各个部门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日益增多，单纯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已经很难满足社会的需要，这就要求我们要深入研究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重新定位。基于不同行业、不同部门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的需求来形成具有特色的培养模式。与此同时，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还应该具有熟练运用现代媒体的能力，以及过硬的听说读写能力，融合多种知识，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地满足社会的发展需要。
3、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文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 措施
合理设置人文应用型课程体系
基于市场经济的要求，应该要为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建立起灵活多样、厚基础、因材施教、多方向的培养模式，实行“基础课程+提升课程+应用行文课程”三结合。
(1)基础课程基础课程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学生从事语言教育科研和语言教学的能力，可开设 演讲与口才 、现代职业礼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语文教学艺术、教师职业技能训练、教育研究 方法 、 语文教材 篇目研究与教学设计、语文课件制作、教师发展研究等多门课程。
(2)提升课程提升课程的主要目的在于升造学生的综合能力，训练科研能力，提升专业理论，可开设外国文学专题、杂文创作艺术论、现代汉语语法专题研究、唐诗宋词、音韵学、现代汉语虚词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专题、修辞学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专题、文字学、中国语言学史、国外汉学研究、文献学、影视艺术欣赏、汉语语法学史、中国现代文学专题、明清小说研究、逻辑学等多门课程。
(3)应用行文课程应用行文课程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学生从事机关文员的工作能力，可开设办公室礼仪、档案管理学、新闻采访与写作、应用写作、 人力资源管理 、公务员基础知识管理学、秘书学、 广告 学、行政法学、公共关系学、编辑与采访等多门课程。
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扎实推进教育教学改革。
务必要坚持立足地方、面向基层，积极推进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结合社会、市场及行业发展需求突出培养特色，深化学分制改革，完善选课制、弹性学制，研制适应市场需求的人才培养方案，实施校地合作、校企互动的实践教学模式，不断加强与地方政府、企业的全面联系与深度合作，使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更符合社会需求，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就业核心竞争力。
广建基地，深挖功能
为了进一步加强校地合作，拓展专业实习和就业 渠道 ，进一步提升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人文应用性，各高校应该应该要多与企业、地方合作建立起一批学生容纳能力强、专业对口性强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实习基地，倡导和鼓励大学生将实习与就业结合起来，避免为实习而实习，强调实习是就业的敲门砖，与此同时，还可以邀请实习基地领导来学校作就业指导讲座。一方面加大与实习单位产学研的合作，另一方面帮助.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感受就业氛围，调适就业心态，树立正确就业观念。
全程辅助职业生涯规划
汉语言文学专业新生在入学教育时就应该被灌输 职业规划 的理念，积极引导学生树立起正确的成才观和就业观，并且要制定出符合自身实际的大学四年规划;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二学生，则应该对他们进行详实的就业形势分析，端正他们的就业观，引导学生主动、积极地为就业必备的技能和素质做好准备;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三学生，则应该加强分类指导，帮助学生对未来的职业去向进行选择，是选择独立创业，还是选择去企事业单位工作，还是选择报 考公务员 ，亦或者去学校当老师教书育人，或者深造读研。针对学生的不同职业选择来集中资源优势进行分类指导;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大四学生，则应该进一步加强其未来的职业生涯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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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结核病;化学治疗;药物
抗结核药物是结核病化学治疗(简称化疗)的基础，而结核病的化学治疗是人类控制结核病的主要手段。结核病化疗的出现使结核病的控制有了划时代的改变，全球结核病疫情由此得以迅速下降。最早出现的有效抗结核药物当数链霉素(SM)。它发现于20世纪40年代，当时单用SM治疗肺结核2～3个月后就可使临床症状和X线影像得以改善，并可暂获痰菌阴转。对氨水杨酸(PAS)被应用于临床后发现，SM加PAS的治疗效果优于单一用药，而且可以防止结核分支杆菌产生耐药性[1]。发明异烟 肼 (INH)后，有人单用INH和联用INH PAS或SM进行对比治疗试验，再一次证明了联合用药的优势[2]。于是在此基础上产生了著名的结核病“标准”化疗方案，即SM INH PAS，疗程18个月～2年，并可根据药源和患者的耐受性将PAS替换为乙胺丁醇(EMB)或氨硫 脲 (TB1)，俗称“老三化”[3]。70年代随着利福平(RFP)在临床上的应用以及对吡 嗪 酰胺(PZA)的重新认识，在经过大量的实验后，短程化疗成为结核病治疗的最大热点，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4，5]。当人类迈入2000年的今天，抗结核药物的研究已经获得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主要是利福霉素和氟 喹 诺酮这两大类药物，尤以后者更为突出。
一、利福霉素类
在结核病的化疗史上，利福霉素类药物的研究一直十分活跃。随着RFP的发现，世界各国出现了研制本类新衍生物的浪潮，相继产生了数个具有抗结核活性的利福霉素衍生物，但杀菌效果都不如RFP，RFP仍是利福霉素类药物中最经典的抗结核药物。
1.利福布丁(rifabutin，RFB，RBU)：RBU对RFP敏感菌的最低抑菌浓度(MIC)是低的(< μg/ml)，而对RFP耐药菌株的MIC明显增高(～ μg/ml)。此结果显示RFP与RBU存在交叉耐药;这么宽的MIC范围，又提示RFP耐药菌株对RBU有不同程度的敏感性，敏感比例高达31%。在MIC< μg/ml的结核分支杆菌株，或许可把RBU考虑为中度敏感[6]。RBU的亲脂性、透过细胞壁和干扰DNA生物合成的能力高于RFP，使之能够集中分布在巨噬细胞内而具有较强的活性。
RBU也有其不足之处。如RBU的早期杀菌作用不如RFP[7]，可能与其血浆浓度低有关。有研究结果表明，RBU口服剂量300 mg 4 h后的峰值浓度仅为 μg/ml，比同剂量RFP的峰值约低10倍。究其原因，可能与RBU的口服生物利用度和血清蛋白结合率均低有关，前者只有12%～20%，后者仅为RFP的25%。
临床上已将RBU试用于不同类型的结核病人。香港胸腔协会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治疗同时耐INH、SM和RFP的结核病患者中，RBU和RFP的效果几乎相等[8]。但已有研究表明，RBU对鸟分支杆菌复合群有明显的作用。
2.苯并恶 嗪 利福霉素-1648(KRM-1648)：苯并恶 嗪 利福霉素-1648属于3-羟-5-4-烷基 哌 嗪 ，为苯并恶 嗪 利福霉素5种衍化物之一。本品比RFP的MIC强16～32倍。小鼠实验结核病治疗结果显示：单剂KRM-1648 3 mg/kg的疗效明显优于RFP 10 mg/kg，与HE联用亦比RFP HE疗效佳。KRM-1648和其它利福霉素类的交叉耐药也必然是一问题，但纲谷良一[9]认为：由于KRM-1648比RFP有更强的杀菌作用，即使结核分支杆菌对RFP具耐药性，本药也能发挥一定的杀菌作用。
最近芝加哥的一份动物实验研究结果表明，KRM-1648、RBU和RFP这三种相类似的药物均对耐多药结核病(MDR-TB)无效[10]。
3. 利福喷丁(rifapentine， DL473， RPE， RPT)：RPT又名环戊基 哌 嗪 利福霉素，于1976年由意大利Leptit公司首先报道，我国紧跟其后于1977年就已着手研制，并在1984年应用于临床。该药为RFP的环戊衍生物，据Arioli等[11]报告，其试管中的抗菌活力比RFP高2～10倍。本品口服后，胃肠道吸收良好，并迅速分布到全身组织中，以肝脏为最高，其次为肾、脾、肺及心脏，在脑组织中也有分布。人口服后4 h即达血浓度高峰。RPT的蛋白结合率可达98%～99%，因此组织停留时间长，消除半衰期时间亦较RFP延长4～5倍，是一种高效、长效抗结核药物。
我国使用该药替代RFP对初、复治肺结核进行了对比研究，每周顿服或每周2次服用RPT 500～600 mg，疗程结束时痰菌阴转率、病变有效率和空洞关闭率与每日服用RFP组相比，疗效一致，未见有严重的药物毒副反应。本药不仅有满意的近期效果，而且有可靠的远期疗效[12]。由于RPT可以每周只给药1～2次，全疗程总药量减少，便于督导，也易为病家所接受。
二、氟 喹 诺酮类(FQ)
第三代氟 喹 诺酮类药物中有不少具有较强的抗结核分支杆菌活性，对非结核分支杆菌(鸟胞分支杆菌复合群除外)亦有作用，为临床治疗开拓了更为广阔的前景。由于结核分支杆菌对氟 喹 诺酮产生自发突变率很低，为1/106～107，与其他抗结核药之间无交叉耐药性，目前这类药物已成为耐药结核病的主要选用对象。
氟 喹 诺酮类药物的主要优点是胃肠道易吸收，消除半衰期较长，组织穿透性好，分布容积大，毒副作用相对较小，适合于长程给药。这类化合物抗菌机制独特，通过抑制结核分支杆菌旋转酶而使其DNA复制受阻，导致DNA降解及细菌死亡。氟 喹 诺酮在肺组织、呼吸道粘膜组织中有蓄积性，浓度均超过结核分支杆菌的MIC。感染部位的组织浓度对血药浓度的比值较正常组织中高，在痰、支气管粘膜、肺等组织的药浓度/血清浓度为2或更高，显示了对肺结核的强大治疗作用。
1.氧氟沙星(ofloxacin， OFLX)：OFLX对结核分支杆菌的MIC约～2 μg/ml，最低杀菌浓度(MBC)为1～2 μg/ml，在下呼吸道的组织浓度远高于血清浓度。OFLX有在巨噬细胞内聚积的趋势，在巨噬细胞中具有与细胞外十分相近的MIC，与PZA在巨噬细胞中产生协同作用。OFLX与其他抗结核药之间既无协同作用也无 拮 抗作用，可能为相加作用[13]。
OFLX的临床应用已有若干报道，尽管人体耐受量仅有中等程度抗结核作用，但不论对鼠实验结核或人结核病治疗均有肯定疗效。现在香港将OFLX与其它可供使用的配伍药一起，常规用于少数耐多药的慢性肺结核病人[8]。
我院采用含有OFLX的化疗方案治疗耐多药肺结核，获得了痰菌培养2个月阴转率50%、3个月62%以及6个月75%的可观效果。厂家推荐的用于治疗严重呼吸道感染的剂量为400 mg 2次/日。有人对22例单用OFLX 300 mg/d或800 mg/d治疗，持续9个月到1年，所有病人耐受良好，并显示较大的剂量效果较好[6]。多次用药后，血清或各种体液中无临床上明显的蓄积作用，有利于肺结核的长程治疗。人体对OFLX的最大耐受量为800 mg/d，我院选择的经验剂量为300 mg 2次/日。
2.环丙沙星(ciprofloxacin，CPLX， CIP)：CIP对结核分支杆菌的MIC和MBC与OFLX相似，具有很好的抗菌活性，但由于有人认为该药在试管内和RFP一起应用有 拮 抗作用，所以临床应用的报道也还不多。CIP因胃肠吸收差，生物利用度只有50%～70%，体内抗结核活性弱于OFLX。基于上述因素，OFLX被更多地用于耐药结核病。
3.左氟沙星(levofloxacin， DR-3355， S-OFLX， LVFX)：1986年开发的LVFX为OFLX的光学活性L型异构体，抗菌活性要比D型异构体大8～128倍。在7H11培养基中，LVFX抗结核分支杆菌的MIC50、MIC90均为 μg/ml。在7H12培养基中对敏感菌及耐药菌的MIC为～1 μg/ml(MBC1 μg/ml，)，比OFLX强1倍。与OFLX一样，LVFX亦好聚集于巨噬细胞内，其MIC为 μg/ml(MBC是2 μg/ml)，抗结核分支杆菌的活性也是OFLX的2倍。两者之间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差异，可能与它们抗DNA旋转酶的活性不同有关[14]。
LVFX口服吸收迅速，服药后1 h血药浓度达 μg/ml，达峰时间(±) h。服用LVFX 4 h后痰中药物浓度平均 μg/ml，高于同期平均血液药物浓度 μg/ml，证明本品在体内吸收后渗透入支气管-肺屏障的浓度极高。而且，该药的副反应发生率只有。LVFX良好的抗菌活性、优良的药物动力学和较高的安全性以及与其他抗结核药间的协同作用[15]，使LVFX正逐步替代OFLX而成为MDR-TB的主要治疗药物。
4.司氟沙星 (sparfloxacin， AT-4140， SPFX) 与洛美沙星(lomefloxacin， LMLX)：SPFX是现行氟 喹 诺酮类中抗结核分支杆菌活性较高的品种。SPFX的MIC为 μg/ml，MBC μg/ml，较OFLX和CIP强2～4倍，亦优于LVFX。采用SPFX 50 mg/kg(仅相当于OFLX的1/6)就完全能够控制鼠结核病，临床上为达到最佳治疗结核的效果，宜采用400 mg/d。但SPFX对脑脊液的渗透有限，单次口服200 mg后脑脊液中的药物浓度分别低于或 mg/L。
LMLX对结核分支杆菌亦具有活性，但弱于对其它革兰阴性菌和阳性菌的活性。用于抗结核的剂量为400 mg 2次/日，如治疗超过一个月的患者可改为400 mg 1次/日。Primak等对43例初治肺结核用本药或RFP联用其它抗结核药进行疗效对比，3个月的痰菌阴转率不逊于RFP组。
SPFX与LMLX和氟罗沙星(fleroxacin)一样，因光毒性，使其在临床上的应用受到一定限制。
5. 莫西沙星(moxifloxacin， MXFX， Bay12-8039)：MXFX因附加的甲基侧链可增加抗菌活性，属第三代 喹 诺酮药物。对结核分支杆菌的MIC为 mg/L，虽体外活性大致与SPFX和克林沙星(clinafloxacin)相当;体内如在鼠实验结核中，克林沙星无活性，而MXFX的杀菌力较SPFX更高[16]。MXFX对治疗结核具有一定的开发潜力。
尽管上述氟 喹 诺酮类药物具有较好的抗结核作用，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和RFP相提并论[17]。由于氟 喹 诺酮类药物影响年幼动物的软骨发育，对儿童和孕妇的安全性至今尚无定论，原则上暂不考虑用于这二类人群。
三、吡 嗪 酰胺
PZA是一种传统的抗结核药物，后来对它的杀菌作用又有了新的认识。根据Mitchison[18]的新推论，虽治疗开始时病灶内大多数细菌存在于细胞外，但当其中某些菌引起炎症反应使pH下降，部分细菌生长受抑制，此时PZA较INH更具杀菌作用。所以在短程化疗开始的2个月中加用PZA是必需的，可以达到很高、几乎无复发的治愈率。目前国外正在研制新的吡 嗪 酸类衍化物[20]。
四、氨基糖苷类
1.阿米卡星(amikacin，AMK)：卡那霉素由于它的毒性不适合于长期抗结核治疗，已逐渐被AMK所替代。AMK在试管中对结核分支杆菌是一种高效杀菌药，对大多数结核分支杆菌的MIC约为4～8 μg/ml。肌注 mg/kg(相当于 g/50 kg)，1 h后平均血的峰浓度(Cmax)为21 μg/ml。美国胸科学会(ATS)介绍的肌注和静脉滴注的剂量均为15 mg/kg[6] ，并将AMK列入治疗MDR-TB的主要药物中。
尽管AMK的耳毒性低于卡那霉素，但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应监测该药的血浓度以确保剂量足够但不过高。具体做法可考虑每月测定一次高峰血液药物浓度，推荐峰浓度(静脉注射30 min后，肌肉注射60 min后)为35～45 μg/ml，可据此进行剂量调节。如果患者年龄在60岁或以上时，需慎用，因为AMK对年老患者的肾脏和第八对听神经的毒性较大。
2.巴龙霉素(paromomycin)：巴龙霉素是从链霉菌(streptomyces rimosus)的培养液中获得的一种氨基糖苷类药物，有研究认为它具有抗结核作用[19]。Bates[20]则将其作为一种新的抗结核药物，并用于MDR-TB。
五、多肽类，结核放线菌素-N(tuberactinomycin-N，TUM-N;enviomycin，EVM)
结核放线菌素-N的'抗结核作用相当于卡那霉素的1/2，它的优点是对肾脏和听力损害比紫霉素和卡那霉素低。鉴于此药对耐SM或KM菌株有效，可用于复治方案。常用剂量为1 g/d，肌肉注射，疗程不超过3个月。上海市肺科医院临床应用的结果表明，密切观察下肌肉注射结核放线菌素-N 1 g/d 14个月，未观察到明显的药物副反应。
六、氨硫 脲 衍生物
较引人注目的是2-乙酰 喹 啉 N4吡咯烷氨硫 脲 ，MIC为 μg/ml，优于TB1。国内单菊生等报告的15种氨硫 脲 衍生物有4种具体外抗结核分支杆菌作用，MIC范围在～ μg/ml之间，其中以乙 烯 基甲基甲酮缩TB1对小鼠实验性结核病的疗效为著。
七、吩 嗪 类
这是一类用于麻风病的药物，近年来也开始试用于耐药结核病，其中对氯法齐明(氯苯吩 嗪 ， clofazimine， CFM， B663)的研究最多[21]。CFM是一种吩 嗪 染料，通过与分支杆菌的DNA结合抑制转录而产生抑制分支杆菌生长的效果，对结核分支杆菌和牛分支杆菌的MIC为～ μg/ml。一般起始剂量为200～300 mg/d，当组织饱和(皮肤染色)时减为100 mg/d。它的另外一个重要作用是与β干扰素合用，可以恢复由结核分支杆菌25片段引起的细胞吞噬和杀菌活性的抑制作用，从而成为吞噬细胞的激发剂，属于免疫治疗的一部分，已经超出了单纯化疗的范畴[22]。CFM可引起严重威胁生命的腹痛和器官损害，应予以高度重视[23]。
有人报道，在11个吩 嗪 类似物中有5个体外抗结核分支杆菌活性等于或优于CFM(MIC90≤ μg/ml)，其中以B4157最强(MIC90为 μg/ml)，但仍在进一步研究之中[21]。
八、β内酰胺酶抗生素和β内酰胺酶抑制剂
结核分支杆菌也产生β内酰胺酶，但β内酰胺酶抑制剂如克拉维酸、舒巴坦在单用时并不能抑制结核分支杆菌的生长，而是通过抑制β内酰胺，使β内酰胺酶类抗生素免遭破坏[24]。当β内酰胺酶抑制剂与不耐酶的广谱半合成青霉素联合使用时，能大大增强这类青霉素的抗结核分支杆菌作用。其中的最佳联用当数氨 苄 西林或阿莫西林与克拉维酸的等摩尔复合剂[25]。一项27株结核分支杆菌的试管实验结果显示，阿莫西林单用时的MIC>32 mg/L，而与克拉维酸联用时MIC下降至4～11 mg/L，效果增加了2～7倍。这类代表性的复合剂有阿莫西林-克拉维酸(奥格孟汀，augmentin)，氨 苄 西林-克拉维酸和替卡西林-克拉维酸(特美汀，timentin)[26]。值得注意的是，氨 苄 西林加丙磺舒远远高于氨 苄 西林与克拉维酸联用时对结核分支杆菌的MIC90。如单用氨 苄 西林口服 g后的血清峰值为18～22 mg/L，加用1 g丙磺舒后可上升至25～35 mg/L。
由于β内酰胺酶类抗生素很难穿透 哺 乳动物的细胞膜而进入细胞内，有可能限制这类药物抗结核治疗的效果[27]。目前，这类药物的抗结核研究还限于实验阶段。
九、新大环内酯类
本类抗结核分支杆菌作用最强的是罗红霉素(roxithromycin， RXM， RU-28965)，与INH或RFP合用时有协同作用。其它还有甲红霉素(克拉霉素，clarithromycin， CAM， A-56268)和阿齐霉素(azithromycin， AZM， CP-62933)，主要用于非结核分支杆菌病的治疗[28]。
十、硝基咪 唑 类
近年来的研究认为，5-硝基咪 唑 衍生物作为新的抗结核药物具有相当好的开发前景。此类药物中的CGI-17341最具代表性，体外抗结核分支杆菌活性优于SM，可与INH和RFP相比拟，对结核分支杆菌的敏感菌株的MIC为～ μg/ml。实验动物中该药对感染结核分支杆菌小鼠的半数有效量(ED50)为 mg/kg，而INH和RFP的半数有效量分别为(～)和(～) mg/kg。其疗效与剂量显著相关，20、40、80 mg/kg的生存时间分别为(±) d、(±) d和(±) d。但是，5-硝基咪 唑 衍生物的抗结核研究尚未应用于临床。
十一、吩噻 嗪 类
吩噻 嗪 类中的氯丙 嗪 在早期的文献中报告能改善临床结核病，其浓度为～ μg/ml时能抑制巨噬细胞内结核分支杆菌，并增强SM、INH、PZA、RFP和RBU对抗细胞内结核分支杆菌的作用，该类药物中的 哌 嗪 衍生物三氟拉 嗪 (triluoperazine)，也有与之相类似的效果。
十二、复合制剂
抗结核药物复合制剂的研制主要是为了提高病人的依从性和增加药物的杀菌效果。复合制剂有杀菌剂与抑菌剂、杀菌剂与增效剂等多种形式，一般是两药复合，也有三药复合的情况。部分复合制剂的药效仅仅是单药累加效应，目的是提高病人的依从性;另一部分则不仅提高了依从性，也起到了增进药物疗效的作用。
在众多复合剂中，力排肺疾(Dipasic)是最为成功的一个品种，它以特殊方法将INH与PAS分子化学结合。动物实验结果显示，力排肺疾较同剂量INH的效果高5倍，亦明显高于以物理方式混合的INH加PAS，而且毒性低、耐受性良好、容易服用、耐药发生率低。近年来，国内已开始自行生产这类制剂，如结核清、百生 肼 、力康结核片和力克肺疾等。
力排肺疾的临床应用有两大趋势，一是用于耐药结核病，二是用于轻型儿童结核病。用于耐药结核病的理论依据是：自从短程化疗问世以来，临床上已很少使用PAS，可望结核分支杆菌对PAS有较好的敏感性;再就是二药分子化学结合而产生的增效结果。力排肺疾服用方便，毒副反应少，更适合于儿童结核病患者。
其它复合剂型还有卫肺特(Rifater，HRZ)和卫肺宁(Rifinah，HR)，这些复合剂只是物理性混合药物，本质上和组合药型类似。
已有的研究结果表明：使用复合剂的头8周痰菌阴转率为87%，高于单剂联合的78%;副作用前者为，低于后者的，但也有副作用以前者为高的报道;使用上复合剂较单剂联合更方便，有助于提高病人的可接受性[29]。
以上虽罗列了数大类药物在抗结核研究方面的进展，但应该认识到这些只不过是抗结核药物研究重新开始的序幕。因开发一种新的抗结核药物既需要财力和时间，还要评估其在试管和临床试用的效果，并非易事。从前一段时间看，由于发达国家的结核病疫情已经下降，而且认为已经有了有效的抗结核药物，而发展中国家无能力购置昂贵的药物，这些都是为什么尚无治疗结核病新药问世的一些理由。由于目前伴有HIV感染的结核病发病率增加和耐多药结核分支杆菌的出现，以及预料今后耐RFP菌株的发生率将会增高，所以导致急需迅速开发新的抗结核药物。抗结核新药的研究，在美国、欧洲和亚洲的实验室，已经从过去10年基本静止状态发展到一个活力相当大的时期。虽然Hansen疾病研究实验室筛选了可能用于抗结核的近5 000种化合物，但还没有发现高质量的化合物，而且该项目的因素评估工作还需要数年之久。何况即使在实验室初步证实有效的药物，用于人体是否有效和足够安全，尚待揭示，可谓任重道远。抗结核药物研究除直接开发新药外，还要认识到随着靶向释药系统的发展，利用脂质体或单克隆抗体作载体，使药物选择作用于靶位，增加药物在病变局部或细胞内的浓度，以改进疗效。文献早已报道了脂质体包埋的INH和RFP对鼠实验结核病的治疗取得良好效果。有人以携有吞噬刺激素(tuftsin)的RFP脂质体治疗实验鼠结核病，每周2次，共2周，使小鼠肺脏活菌数下降的效果比游离RFP至少强2 000倍，其疗效非同一般。目前脂质体虽尚无制剂上市供临床应用，但为今后提高难治性结核病的疗效、降低副反应，提供了令人鼓舞的前景。由此来看，未来结核病化疗的研究重点将仍在于寻找更为高效的杀菌剂或(和)灭菌剂，进而减少服药数量和服药次数、缩短化疗疗程、提高病人的依从性。
阿昔洛韦为一种合成的嘌呤核苷类似物，分子式为C8H11N5O3。主要用于病毒性、皮肤或黏膜感染的预防和治疗，也用于乙型肝炎、单纯疱疹性角膜炎、带状水痘病毒感染等。为治疗HSV脑炎的首选药物，减少发病率及降低死亡率均优于阿糖腺苷。还可用于带状疱疹，EB病毒，及免疫缺陷者并发水痘等感染。局部仅用于皮肤，阿昔洛韦的皮肤吸收较少。该品进入疱疹病毒感染的细胞后，与脱氧核苷竞争病毒胸苷激酶或细胞激酶，药物被磷酸化成活化型阿昔洛韦三磷酸酯，然后通过二种方式抑制病毒复制： ①干扰病毒DNA多聚酶，抑制病毒的复制； ②在DNA多聚酶作用下，与增长的DNA链结合，引起DNA链的延伸中断。该品对病毒有特殊的亲和力，但对哺乳动物宿主细胞毒性低。体外细胞转化测定有致癌报道，但动物实验未见致癌依据。某些动物实验显示高浓度药物可致突变，但无染色体改变的依据。 该品的致癌与致突变作用尚不明确。大剂量注射可致动物睾丸萎缩和精子数减少，药物能通过胎盘，动物实验证实对胚胎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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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斯韦发现了电与磁之间关系。
在物理界算天才，麦克斯韦可以排进前三，数学家不算，数学是天才集中营，第一的就是牛顿，他横跨物理数学，在数学界也能进前五，第二是泡利，他的成就与他的才能不相匹配，这是另外的事了。第三是麦克斯韦，没错，他在了爱因斯坦前面，为什么？因为爱因斯坦在数学方面的才能一般，而麦克斯韦是个数学天才。
15岁的麦克斯韦发表论文，16岁进入爱丁堡，就是中科大少年班的水平，用仅仅三年的时间完成四年的学业，然后去了剑桥，毕业之后他了一本书。这本书就是大名鼎鼎的物理学家——法拉第的《电学实验研究》，法拉第对物理学的贡献是集中于电学方面，法拉第用物理学家独到的眼光觉察到了电流与磁之间的重要性，他通过积极探索的研究和实验，证明了电与磁之间的微妙联系，电磁感应原理应运而生。法拉第的电磁感应原理开辟出了在电磁本质中的原理，电磁感应原理使人类豁然开朗，在利用电能方面使人类有了新的认知。关于麦克斯韦，最著名的就莫过于麦克斯韦方程组了，1855年，麦克斯韦发表了论文《论法拉第的力线》，麦克斯韦开始电磁学的研究。
麦克斯韦坚信电磁感应原理蕴含着真理。于是他决心给法拉第的电磁感应原理提出更加准确的概念。麦克斯韦对前人和自己的研究进行了分析，把电磁场理论用简洁、对称的数学形式表达，经过不断完善，麦克斯韦方程组在经典电动力学上具有意义。
牛顿统一了天地，麦克斯韦统一电磁，把电磁现象用方程组完美描述，预言电磁波，给出电磁波的速度是光速，就是说光是一种波，当初牛顿说光是一种微粒。
麦克斯韦方程组 可以得出电磁场电磁波许多特性，随便举几个例子：比如 磁场是无源场、因为旋度为零。电场在没有电荷的地方是无源的，因为散度为零。还有反射定律：入射角等于反射角；是因为电场在切向的连续性，这个还是由麦克斯韦方程组推出来的。再比如电磁波的传播规律：1电磁波的速度对麦克斯韦方程组里电场的旋度求旋度，代入另一个方程，推出来亥姆赫兹方程。这个方程表明电磁场的方程是波动方程，速度是确定的，波的速度是确定的C。2.电磁波是横波这个也是由电场 磁场的散度为0推出来的。 总之 电磁场的性质都可以由麦克斯韦方程组推出来的。
电磁学是物理学的一个分支。电学与磁学领域有著紧密关系，广义的电磁学可以说是包含电学和磁学，但狭义来说是一门探讨电性与磁性交互关系的学科。 主要研究电磁波，电磁场以及有关电荷，带电物体的动力学等等。电磁学或称电动力学或经典电动力学。之所以称为经典，是因为它不包括现代的量子电动力学的内容。电动力学这样一个术语使用并不是非常严格，有时它也用来指电磁学中去除了静电学、静磁学后剩下的部分，是指电磁学与力学结合的部分。这个部分处理电磁场对带电粒子的力学影响。电磁学的基本理论由19世纪的许多物理学家发展起来，麦克斯韦方程组通过一组方程统一了所有的这些工作，并且揭示出了光作为电磁波的本质。电磁学的基本方程式为麦克斯韦方程组，此方程组在经典力学的相对运动转换（伽利略变换）下形式会变，在伽里略变换下，光速在不同惯性座标下会不同。保持麦克斯韦方程组形式不变的变换为洛伦兹变换，在此变换下，不同惯性座标下光速恒定。二十世纪初迈克耳孙-莫雷实验支持光速不变，光速不变亦成为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的基石。取而代之，洛伦兹变换亦成为较伽利略变换更精密的惯性座标转换方式。静磁现象和静电现象很早就受到人类注意。中国远古黄帝时候就已经发现了磁石吸铁、磁石指南以及摩擦生电等现象。系统地对这些现象进行研究则始於16世纪。1600年英国医生威廉·吉尔伯特(William Gilbert，1544～1603)发表了<论磁、磁饱和地球作为一个巨大的磁体>(Demagnete，magneticisque corporibus et de magnomagnete tellure)。他总结了前人对磁的研究，周密地讨论了地磁的性质，记载了大量实验，使磁学从经验转变为科学。书中他也记载了电学方面的研究。
蕨类植物石苇又称石樜、石皮、金星草等，为水龙骨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全草高高13～30厘米。生于山野的岩石上，或树上。
石苇编辑石苇，又称石樜、石皮、金星草等，为水龙骨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全草高高13～30厘米。生于山野的岩石上，或树上。分布于我国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台湾、广东、广西、江西、湖北、四川、贵州、云南等地。具备利水通淋，清肺泄热等功效。可用于淋痛，尿血，尿路结石，肾炎，崩漏，痢疾，肺热咳嗽，慢性气管炎，金疮，痈疽等。目录 1植物属性 2中药属性 药物名称 药基来源 采集时间 药材性状 炮制加工 性味归经 功用主治 用法用量 用药宜忌 3现代研究主要成分 药理作用 临床应用 4传统选方 1植物属性植物形态①石韦，又名：飞刀剑（《植物名实图考》），肺心草、蜈蚣七、铺地娱蚣七、七星剑、大号七星剑、一枝箭、山柴刀、木上蜈蚣、肺筋草、蛇舌风,石头僵. 石苇(7张)多年生草本，高13～30厘米。根茎细长，横走，密被深褐色披针形的鳞片；根须状，深褐色，密生鳞毛。叶疏生；叶柄长6～15厘米，略呈四棱形，基部有关节，被星状毛；叶片披针形、线状披针形或长圆状披针形，长7～20厘米，宽～3厘米，先端渐尖，基部渐狭，略下延，全缘，革质，上面绿色，有细点，疏被星状毛或无毛，下面密被淡褐色星芒状毛，主脉明显，侧脉略可见，细脉不明显。孢子囊群椭圆形，散生在叶下面的全部或上部，在侧脉之间排成效行，每孢子囊群间隔有星状毛，孢子囊群隐没在星状毛中，淡褐色，无囊群盖；孢子囊有长柄；孢子两面形。生于山野的岩石上，或树上。分布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台湾、广东、广西、江西、湖北、四川、贵州、云南等地。②庐山石韦，又名：肺金草、大连天草、箭戟蕨。高25～60厘米。根茎肥厚而短，密被细小长披针形的鳞片，边缘具纤毛叶近于簇生；叶柄长10～80厘米，粗壮，幼时被褐色或淡褐色的星状毛；叶片广披针形，长10～30屋米，宽3～厘米，先端渐尖，基部稍宽，呈荫侧不等的耳形、圆形、心形、圆楔形或斜截形，有时上侧有尖耳，全缘，上面绿色，有黑色斑点，初时疏被星状毛，后渐光滑，下面密生淡褐色星芒状毛，星芒状毛的芒为短披针形，排列在同一平面上，中脉及侧脉均明显，细脉不甚明显。抱子囊群散生在叶的下面，淡褐色或深褐色，无囊群盖；孢子两面形。生于山野岩石上。分布安徽、浙江、福建、台湾、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湖北、四川、贵州、云南等地。③毡毛石韦与庐山石韦极相似，主要不同点：本种的叶下面被较厚而松的深褐色的星芒状毛，其芒细长针状或线状凿形，且不在同一平面上；叶柄通常较叶片为长。生于山野岩石上。分布湖北、四川、陕西、云南、西藏等地。④有柄石韦，又名：长柄石韦、石茶。高仅6～17厘米。根茎细长，密被披针形鳞片，边缘具稍卷曲的纤毛。叶柄长～11厘米，被星状毛；叶片披针形、长圆状披针形、广披针形或长椭圆形，长～厘米，宽9～28毫米，先端钝，基部下延至叶柄，全缘，上面绿色，有黑色斑点，疏被星状毛，下面密被灰色的星芒状毛，其芒短，叶脉不甚明显；孢子叶较营养叶为长，通常内卷使叶片呈圆筒状。孢子囊群融合，满布于叶的下面，深褐色，无囊群盖。生于山野岩石上。分布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地。⑤北京石韦高10～25厘米。根茎细瘦，被黑褐色鳞片。叶柄长～9厘米，被星状毛；叶片线形或线状披针形，长6～15厘米，宽6～15毫米，先端渐尖，基部渐狭，上面绿色，有细点，疏被白色星状毛或无毛，下面密被灰色或淡褐色星芒状毛；叶稍内卷，但不呈筒状。孢子囊群多散生于叶下面的较上部分，深褐色，无囊群盖。生于山野岩石上。分布河北、山东、湖北、山西、陕西、内蒙古等地。⑥西南石韦与北京石韦极为相似，主要不同点：本种叶的下面被较厚而松的深褐色星芒状毛，其芒较长呈针状，略有光泽。生于山野岩石上。分布云南、四川、湖北等地。以上几种植物的根茎（石韦根）、叶上的毛茸（石韦毛）亦供药用，各详专条。2中药属性药物名称石苇-中药材石樜（《本经》），石皮（《别录》），石韦（《滇南本草》），金星草、石兰（《纲目》），生扯拢（《分类草药性》），虹霓剑草、石剑、潭剑（《福建民间草药》），金汤匙、石背柳（《中药材手册》）。药基来源为水龙骨科植物石韦，庐山石韦、毡毛石韦、有柄石韦、北京石韦或西南石韦的叶。采集时间春、夏、秋均可采收，除去根茎及须根，晒干。药材性状①大叶石韦一石韦：叶柄近圆柱形，棕色或棕黑色，长6～15厘米，有纵沟，无毛或疏被星状毛；叶片扭曲皱卷，平展后呈披针形，长7～20厘米，宽～3厘米，先端渐尖，叶基楔形至圆形，全缘，叶面棕色或灰棕色，无毛或疏具星状毛，布有黑色圆形小凹点，背面密被中心具红色圆点的粉棕色星状毛，毛的分枝较粗短，有的叶表面几乎全部布有孢子囊群。叶片革质，稍脆易折。气无，味淡。二庐山石韦：与石韦相似，惟叶柄较长，无毛；叶片皱缩，较大，长圆状披针形，叶基阔楔形、圆形、近心形或稍呈耳形，显著不对称，背面星状毛的分枝较粗，有的叶片具棕色圆形孢子囊群，与中脉约成60°角斜出平行排列，分布近乎整个叶面，其内常见红色光泽的孢子囊环带。厚革质，坚硬而脆。气无，味微苦。三毡毛石韦：叶柄有数条纵槽，有毛；叶片扭曲卷皱，披针形，基部楔形至阔楔形，对称，背面密布灰棕色星状毛，毛的分枝细长，有的叶上半部布有孢子囊群。革质，稍硬。气无，味淡。②小叶石韦一有柄石韦：叶柄被棕色星状毛，有1纵浅槽，内密生毛；叶片卷曲成筒状，广披针形至长圆状披针形，长3～9厘米，先端钝，叶基楔形，全缘，叶面灰棕色，无毛或疏被星状毛，散布黑色圆形小凹点，背面密生粉棕色的中心有红点的星状毛，毛的分枝较短粗，中脉明显，侧细脉均不显。薄革质。气无，味微苦。二北京石韦：叶柄扁平，细长扭曲，有毛；叶片扭曲卷皱，线状披针形或近线形，叶基窄楔形下延成叶柄边缘；叶面浅黄绿色，无毛，背面密被较薄的灰棕色星状毛，毛的分枝细长，叶片背面几乎全部或大部生有孢子囊群。薄革质。气无，味微苦。三西南石韦：与北京石韦相似，惟叶的背面被较厚而松的星状毛，毛的分枝较长，呈长针状，深褐色，略有光泽。上述两类药材，大叶石韦以叶大、质厚、背面有毛为佳；小叶石韦以叶厚、整齐、洁净为佳。主产浙江、湖北、河南、河北、江苏等地。此外，山东、辽宁、广西、江西、福建、云南、贵州、四川、陕西、山西、安徽等地亦产。其中以浙江、湖北、江苏所产的大叶石韦质量为佳。炮制加工拣净杂质，洗去泥沙，刷净茸毛，切段晒干。①《别录》：用之须去黄毛。②《日华子本草》：入药去梗，须微炙用。一法以羊脂炒干用。性味归经苦甘，凉。①《本经》：味苦，平。②《别录》：甘，无毒。③《药性论》：微寒。④《贵州草药》：味辛，性平。入肺、膀胱经。①《滇南本草》：入小肠经。②《雷公炮制药性解》：入肺、膀胱二经。功用主治利水通淋，清肺泄热。治淋痛，尿血，尿路结石，肾炎，崩漏，痢疾，肺热咳嗽，慢性气管炎，金疮，痈疽。①《本经》：主劳热邪气，五癃闭不通，利小便水道。②《别录》：止烦下气，通膀胱满，补五劳，安五藏，去恶风，益精气。③《日华子本草》：治淋沥遗溺。④《本草图经》：炒末，冷酒调服，疗发背。⑤《滇南本草》：止玉茎痛。⑥《纲目》：主崩漏，金疮，清肺气。⑦《植物名实图考》：治痰火，同瘦肉蒸服。⑧《闽东本草》：治痢疾。用法用量内服：煎汤，～3钱；或入散剂。用药宜忌阴虚及无湿热者忌服。①《本草经集注》：滑石、杏仁为之使。得昌蒲良。②《本草从新》：无湿热者勿与。③《得配本草》：真阴虚者禁用。3现代研究主要成分石苇、有柄石苇、庐山石苇的全草均含黄酮类．石苇全草尚含皂甙、蒽醌类、鞣质等；石苇叶分离得结晶成分β-谷甾醇、山奈酚、槲皮素、异槲皮甙、三叶豆甙、绿原酸和蔗糖．有柄石苇全草尚含酚性物质、树脂、皂甙．庐山石苇全草尚含果糖、葡萄糖、蔗糖、有机酸和酚性化合物．此外,尚分离出结晶成分延胡索酸、咖啡酸和异芒果甙等．化学成分含绵马三萜（diploptene）、皂甙、蒽醌、黄酮、β-谷甾醇。药理作用⒈ 镇咳、祛痰、平喘作用庐山石苇的多种提取物口服，对二氧化硫引咳法引咳的小鼠均有明显的镇咳作用，但不及可待因；口服或腹腔注射均有明显的祛痰作用（酚红法）；但各种提取物均无明显平喘作用．动物实验表明，庐山石苇对大鼠慢性气管炎有治疗作用．有柄石苇浓缩提取物给小鼠口服，亦有明显的镇咳作用（氨水喷雾引咳法）．⒉ 其他作用体外实验表明，石苇对痢疾杆菌、尤其是福氏杆菌以及肠伤寒杆菌、副伤寒甲、乙菌具有较好的抑菌活性．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变形杆菌、大肠杆菌等亦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石苇煎剂尚有一定的利尿作用．临床应用①治疗支气管哮喘 4～9岁每日用石韦全草5钱，10～15岁1两，16岁以上两。每两加水1000毫升，煎成300毫升，趁热加入冰糖1两，分3次服，3天为一疗程。观察11例，服药后喘息消失者7例，减轻者2例，无改变者2例。多数在服药的当天哮喘症状即开始平息，其他症状于次日或第3天消失，但停药后往往仍有复发，复发时间最短者为2周。复发时再用同法治疗，仍然有效。②治疗慢性气管炎曾采用庐山石韦单味煎剂、冲剂、提纯石韦410糖浆及复方庐山石韦冲剂进行临床观察，均取得不同程度疗效，其中以石韦410糖浆的效果较为满意。一煎剂：鲜庐山石韦全草每天两（第一疗程用全草，第二疗程去毛、叶柄及主脉），头煎加水300毫升，沸后再煎20分钟；二煎加水150毫升，沸后煎20分钟。混合2次煎液，以8层纱布过滤，分2次服。疗效：第1疗程服药人数计21例，有效率为，其中显效1例。服药2个疗程的16例，有效率为，其中显效1例。副作用主要有心馆，胸骨后不适，饥饿感，尿量增多及头晕，停药后症状即消失。二冲剂：日服3次，每次1包，相当于生药1两。治疗117例，服药一个疗程的有效率为47%，其中显效12例，好转43例，无效62例；两个疗程的有效率为，其中近期控制者3例，显效22例，好转39例，无效47例。继续服用到3、4个疗程时，有效率可增至与82%，显效率增为～51%。说明延长疗程，可提高疗效。三提纯石韦410糖浆：每天2次，每次15毫升（相当生药两），10天为一疗程，共服二个疗程。治疗40例，第一疗程有效者31例（），其中显效16例（40%）；继续服用第二疗程的36人，有效率为，显效率为。个别患者每天服3次，疗效更为显著。四复方石韦冲剂：用庐山石韦15两，江剪刀草1两，煎成浓汁，焙干，制成粉末，加适量糖粉，每天分3次，开水冲服。10天为一疗程。共治疗278例，有效者200例（72%）；其中近期控制13例，显效51例（23%）。大多数患者在服药2～3天后见效。在使用石韦各种剂型，特别是提纯石韦410糖浆过程中看出，石韦具有良好的消痰作用，一般治疗1～2天后，痰量减少，粘稠度减低，咯痰转爽。这对改善通气功能，防止继发感染，从而减少对组织细胞的损害，促进病变的愈合创造了有利条件。复方石韦（与江剪刀草合用）镇咳作用较单味石韦为佳，平喘作用两者均较差，消炎效果也不佳。用有柄石韦全草，压榨去毛及孢子，水煎制成糖浆。第1～4日，按每天含生药1两分3次服。第5～10日，每天剂量加倍。第11～15日照第1～4日剂量服。治疗50岁以上的重症患者12例，其中喘息型8例，有效5例，基本治愈2例，显效1例，进步2例；单纯型4例，仅有1例显效。说明石韦糖浆对喘息型患者疗效较好。③治疗急、慢性肾炎及肾盂肾炎一煎剂：取有柄石韦叶20片左右（相当于2～3克），加水500～1000毫升，每日1剂，煎分2次服。亦可用开水浸泡，当茶饮。二片剂：每片含生药克，每次2～3片，日服3次。治疗急性肾小球肾炎39例，36例有效；肾盂肾炎20例，17例有效。据观察，服药2～3天后，尿量即增多，浮肿逐渐消退。对于慢性肾小球肾炎，一般以3个月左右为一疗程，急性肾小球肾炎疗程为10天左右。4传统选方①治血淋：石韦、当归、蒲黄、芍药各等分。上四味治下筛，酒服方寸匕，日三服。（《千金方》石韦散) ②治淋浊尿血：石韦、猪鬃草、连钱草各五钱，煨水服。（《贵州草药》） ③治石淋：石韦（去毛）、滑石各三分。上二味，捣筛为散，用米汁若蜜服一刀圭，日二服。（《古今录验》石韦散） ④治尿路结石：石韦、车前草各一两，生栀子五钱，甘草三钱。水煎二次，早、晚各服一次。（《南昌医药》⑴：14,1972） ⑤治心经蕴热，传于小肠，始觉小便微涩赤黄，渐渐不通，小腹膨脝：石韦（去毛，锉）、车前子（车前叶亦可）等分。上浓煮汁饮之。（《全生指迷方》石韦汤） ③治痢疾：石韦全草一荫，水煎，调冰糖五钱，饭前服。（《闽东本草》） ⑦治崩中漏下：石韦为末，每服三钱，温酒服。（《纲目》） ⑧治咳嗽：石韦（去毛）、槟榔（锉）等分。上二味，罗为细散，生姜汤调下二钱匕，（《圣济总录》石韦散） ⑨治慢性气管炎：石韦、蒲公英、佛耳草、一枝黄花各-两。水煎浓缩，分二次服。（中医研究院《攻克慢性气管炎资料选编》30，1971） ⑩小便淋痛。用石韦、滑石，等分为末，每取一小撮，水送服。⑾便前有血。用石韦研为末，以茄子枝煎汤送服二钱。⑿气热咳嗽。用石韦、槟榔，等分为末，每服二钱，姜汤送下。⒀崩中漏下。用石韦研为末，每服三钱，温酒送下。
大青叶能入药
在临床上，排尿不舒服往往与泌尿感染疾病有关。可以到门诊或者医院做一下尿常规检查，查出病因，针对性治疗一下，很快就好了。建议选择正规的医院做诊疗，遵医嘱用药，以免延误病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