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你要查阅报纸，最好是法律类的，还有就是政府解密文献要去你们省图书馆找。
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和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第三百八十二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第三百八十三条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一）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二）个人贪污数额在五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三）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五万元的，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一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四）个人贪污数额不满五千元，情节较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第二百七十一条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即自己职务上主管、负责或者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及其所形成的便利条件。索取他人财物的，不论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均可构成受贿罪。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必须同时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条件，才能构成受贿罪。但是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正当，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实现，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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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贿犯罪的原因分析全文如下：
尽管我国对受贿犯罪一直保持着严打高压的态势，但犯罪势头依然不减，形势相当严峻。根据监视世界各国腐败行为的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2010年10月26日发布的本年度全球腐败指数评估，我国的“清廉度”在178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78位。这样的评估是否准确当然可以探讨，但至少说明，我国的腐败问题仍较为严重。受贿作为腐败犯罪中非常典型的职务犯罪行为，是伴随着国家权力的出现而出现，其明显特征就是国家公职人员利用手中的公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利用。它是社会肌体中的一个毒瘤，危害极大，不仅损害了国家利益，败坏了社会风气，更为严重的是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动摇了党的执政根基，危及社会稳定。
一、我国当前受贿犯罪的主要特点
当前，我国的受贿犯罪呈现出以下五方面的特点：
(一)受贿犯罪量急剧上升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无论是受贿犯罪的立案数量还是收受金额，都呈现不断向上“飙升”的态势。就受贿犯罪的立案数量而言，根据相关年度的《中国检察年鉴》统计，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国家公职人员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案件，1994年为36 471件，2000年为45 000件，2010年为115 420件;就受贿犯罪的收受金额而言，20世纪80年代初期，受贿上万元即是足以轰动社会的大案要案了，到了80年代后期，受贿犯罪金额呈逐渐上升之势，从几万元到十几万元再到几十万元。进入1990年代，受贿犯罪分子的胃口越来越大，出现了许多上百万元的案件。跨入21世纪，受贿犯罪分子的贪婪简直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受贿金额达千万元已不算什么新闻了。
(二)受贿罪的案发部门主要集中在“三机关一部门”
从司法机关近年来查处的受贿犯罪案件看，受贿罪的案发部门主要集中在“三机关一部门”,即党的领导机关、政府机关、司法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党的领导机关、政府机关、司法机关作为担负着领导、管理国家和社会职能的重要公共权力部门，因为手中握有分配各种资源的重权，成为不少投机分子的行贿对象。行贿者或为了眼前的既得利益，或为了寻求“靠山”和“保护伞”,进而达到日后捞取更大经济利益的目的，绞尽脑汁地利用金钱甚至美女等种种手段，拉拢腐蚀手握权力的公职人员。而一些私欲膨胀、手握权力的公职人员，经不起各种诱惑，肆无忌惮地出租自己手中的权力，通过职务利益化和权力商品化达到谋取私利的目的。行贿者把手伸向了党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表明以权钱交易为特征的受贿犯罪，已由单纯的经济领域，向包括国家机关在内的各种权力机关渗透，打击受贿犯罪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局面。而金融、工商、税务、海关、商业、外贸、建筑、房地产、证券、期货等行业的经济管理部门，由于长期以来手中掌握着大量的经济资源，成为行贿者轮番“进攻”的目标。行贿者或为了获取非正常的高额利润或为了不法之财，通过金钱等各种利益向公职人员“购买”自己所需的经济资源支配权。如不法分子为了取巨额贷款，不惜重金行贿金融部门的公职人员，建筑承包商为了获取工程项目，用巨资行贿具有工程发包话语权的公职人员，证券期货投资者为了获取内部交易信息，用重金行贿掌握交易内幕的公职人员，等等。这些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确实让不少公职人员头晕目眩并彻底失防，从而导致经济管理部门成为受贿犯罪的重灾区。
(三)受贿犯罪主体日趋复杂
随着受贿犯罪范围的增大，受贿犯罪的主体也日趋复杂，并呈现出以下特点：
1.受贿犯罪主体的“身份”复杂。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受贿犯罪的主体基本上为自然人，之后又出现了法人受贿的情况，且出现了自然人、法人共同作案的情况。在自然人中，既有普通的公职人员，也有党政领导干部。在法人中，既有机关、事业法人，也有企业和社团法人，既有公有单位法人，也有私营企业法人。
2.多个犯罪主体一同犯罪增多。这主要体现为两方面情况：一方面是同一行贿人为谋取同一利益同时向多名公职人员行贿。从当前查处的受贿犯罪案件看，查一件案带出一批案，查一个人牵出一批人的情况时有发生。另一方面为配偶、子女、亲友甚至情人等特定关系人参与犯罪的案件增多。有的国家公职人员为了降低犯罪风险，或通过暗示行贿人将贿赂直接送给特定关系人，或以间接地将利益输送给特定关系人开办的公司、酒店等方式，大肆收受贿赂，而自己却假装不知情。
3.犯罪主体的职务越来越高。受贿犯罪作为一种典型的职务犯罪，不仅犯罪主体中以领导干部居多，其职级涵盖各个层次，而且涉案的高职级领导干部呈越来越多趋势。根据相关年度的《中国检察年鉴》统计，由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领导干部受贿犯罪案件中，1994年查处县处级以上干部1 827人，其中厅局级88人，省部级没有;2000年查处县处级以上干部2 600人，其中厅局级184人，省部级7人;2010年查处县处级以上干部3 743人，其中仅省部级就有15人。
(四)犯罪形式更为多元
随着对受贿犯罪打击力度的不断加大，犯罪分子为了逃避法律制裁，不断变换作案手段，受贿犯罪行为表现形式日趋多元。具体地说：
1.精心选择作案方式。受贿人在接受行贿时不仅精心选择地点和时间，而且一般都采用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进行的一对一、面对面的暗中交易方式。这样，即使行贿方事后检举和交代，受贿人也可以通过死不认账来达到逃避惩罚。
2.打着合法的旗号进行受贿犯罪。受贿犯罪人为了规避风险，千方百计地为非法行为套上合法的外衣，或以顾问费、劳务费等所谓的劳动报酬名义收取钱财，或以赌博赢钱的方式收受好处，或以入股分红的方式谋取利益，或将物品作为试用品收取的形式得利，犯罪手段可谓五花八门。
3.采取长线投资策略。行贿人行贿一般都出于眼前的既得利益，但也有为数不少的行贿人基于长远的利益考虑，选择与手握重权者甚至官场上的“绩优股”交“朋友”,进行超前的感情和利益投资，一旦时机成熟，则可以尽情收益。而有些手握重权的公职人员为了一己私利，也乐于与大款结交“朋友”.由于贿赂双方不是为了眼前的即时的利益进行交易，隐蔽性非常强。最后是接受非物质性受贿。有些受贿者充分利用法律漏洞，通过接受 出国 考察、解决亲戚就业甚至色情服务等五花八门的贿赂，达到逃避法律制裁的目的。
(五)犯罪追诉难度大
虽然受贿犯罪是人民群众十分痛恨、党和国家一直打击的腐败现象，但由于侦查和起诉受贿犯罪的难度较大，犯罪黑数难以估计。有学者作过调查统计，我国公职人员的腐败发现概率约在10%-20%之间，且发现者中又仅有约6%—10%的受到法律追诉。受贿犯罪黑数多，固然有打击受贿犯罪的立法滞后、法制不够完善等方面的因素，但主要还是由于受贿犯罪的隐蔽性强和犯罪分子的抗控性强所造成。受贿犯罪是一种典型的权钱交易的职务犯罪，极大的隐蔽性正是其特征之一。受贿犯罪人多为权重位高的公职人员，他们大多人脉资源丰富，通晓法律，具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加上他们都是在力求稳保官位的前提下，利用手中的权力捞取不义之财。所以，他们一方面十分注意作案手段的隐蔽性，追求即使被检举也不易被指证的效果;另一方面在收受贿赂之前往往就已设计好应对策略，贿赂双方或订立攻守同盟，拒不交代和认罪，或制造伪证蒙混过关，或通过种种关系网 编织 保护伞等，从而增加了受贿犯罪的追诉难度。具体而言，一是体现在寻找犯罪线索难。由于犯罪分子手段狡猾诡秘，犯罪线索本身就很难被发现，加上不少单位和领导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一旦遇到往往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予配合。二是体现在寻找犯罪证据难。贿赂犯罪中的行贿与受贿双方之间存在着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害关系，保护对方即保护自己，损害对方即损害自己，故造成了司法机关取证困难。
二、受贿犯罪高发的原因剖析
从上面我国受贿犯罪的特点可以看出，我国受贿犯罪案发案率高。在国家多次打击的同时，为何还有漫延之势?对此，必须找出原因以寻求合适的法律对策。
(一)不良需要
人的任何一种行为都是有原因的，都是为了满足一定的生理或心理的需要。需要是有机体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生活条件的要求在人脑中的反映，其通常以意向、愿望和动机的形式表现出来。论文格式动机和人的行为密切地联系着。而且，以活动动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需要越强烈、越迫切，由它产生的活动的动力作用就越大。一般而言，动机是有意识的，由需要的而产生，需要的水平不同，动机水平也就不同。需要是一种主观状态，也是客观需求的反映。需要时产生行为的原动力，欲求不满是激起人们活动的普遍原因。
学者马洛斯指出：需要的结构是多层次的，包括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需要多层次的。他还认为，这五种需要时逐级上升的。当低一层次获得满足后，追求高一级的需要就能成为驱动行为的动力。
不过马洛斯的需要多层次论的机械性导致无视了主体的能动性，带有一定的机械主义的色彩。人的需要具有多样性，按照需要的起源可以分为自然需要和社会需要。自然需要是人与生俱来的，反映的是人对延续和发展它的生命所需的客观条件需求。
社会需要则是在自然需要的基础上形成的人所特有的需要，这些需要时维持人们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交际过程中形成的。人的个体需要具有很大的差异性。按照需要的对象不同，需要又能分为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前者是指衣食住行及性的需要，后者指要求友谊、荣誉、事业等精神上的满足。物质需要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精神需要则是推进社会前进的助推剂。二者相互依赖、相互作用，推动着人的心理活动的不断向前发展。
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在被逮捕后，其提供的认罪书中主要提及到他走向犯罪深渊的原因，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放松了对个人的学习改造，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私欲恶性膨胀。全文中他讲述了他最初和爱人刚结婚时候的心理，以及后面担任一方大员时候的心理转变过程。通过对认罪书详读，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在党培养 教育 多年的政府高级官员在不良需要的引导下，由于缺乏足够的自我约束使得走向了犯罪的深渊。人民的儿子孔繁森，他在另外一种积极向上的需要引导下，奉献自己的终身给了人民。尽管他不幸因劳积疾在任上逝去，然而他是用生命书写了史诗般的传奇经历将会流芳于世。
需要是把双刃剑，既能激发个体从事积极的活动，也可以推动人去实施消极甚至违反法律的行为。受贿犯罪的需要和普通犯罪的需要相比，既有相同的特征，也有其单独的特点。至少有一个自身的特点即他们在满足自我需要的时候采用的手段、方式不恰当，或者违反了法律。
公务人员实施受贿犯罪，与其需要结构的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受贿犯罪的主体不良需要的产生，是受其错误的认识，消极的情感与不良个性等心理因素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在生物需要和社会需要的关系上，低级的、生理的需要，甚至是情欲占有重要的地位，能够压倒社会需要;在精神需要和物质需要的关系上，对物欲和金钱的强烈占有欲望，常常使腐败者不顾一切的实施受贿行为;在精神需要上，他们是空虚的、阴暗的，十分狭隘和自私自利的。所有这些构成需要方面的畸形发展，形成其特有的需要结构。
(二)性格缺陷
“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在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在怎么样做。”一个人的犯罪心理和其犯罪行为特点与其个性特点密切相关，是其个性特点在特殊领域的反映。个体的犯罪意思不是一天形成的，其有一个漫长的由量变到质变的形成过程。形成犯罪意思是有他原有的心理素质和思想基础的。在其心理方面，性格起着重要作用。性格是指个人对实现稳定的态度习惯了的行为方式。
性格是指贯穿于个体整个行为过程中具有稳定倾向的、经常表现的心理特征，绝不是指某些偶然的、暂时的表现出来的心理特征，故性格特征是个体具有典型与核心意义的个性心理特征。人的本质是人的社会性，所以人的性格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他的生活实践的过程中形成的。性格的形成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生物、家庭、学校教育、社会制度、 文化 和心理等因素。在社会生活中，由于个体性格形成的因素不尽相同，所以形成的性格亦是良莠不齐。性格有缺陷的人在认知等方面表现的更为被动感知、更易受到暗示、盲目模仿等;在情绪方面表现为缺乏主见和信念、自控能力薄弱放纵自我等。据研究表明，存在此性格缺陷的人更容易误入歧途。例如中投行湖南分行副行长戴开敏案件，就是由于她存在自私、贪婪、权力欲望过强，缺乏坚定正确的人生信念等性格缺陷，最终将自己送上不归路。
从其事例中，不难看出在自私、贪婪、权力欲望过强，缺乏坚定正确的人生信念等性格缺陷是罪容易产生犯罪的内在心理因素。不过，以上不良性格只是多数犯罪分子所具有的，并非所有的犯罪分子都如此。
因而，在相同的情况下，有人实施公务员受贿腐败行为，而有人却选择了其他的合法途径，这与个体内部的心理因素直接相关，尤其主要与个人心理倾向和性格结构中的不良因素有关。公务员犯罪者受到这些不良心理因素的长期影响，逐渐内化为敛财、贪婪的犯罪心理，因此，揭示犯罪者得性格特征对于探求公务员犯罪产生的性格上的原因，防范受贿犯罪是很有意义。
(三)意志薄弱
意志是指自觉确定目的，并根据目的支配、调节行为，从而克服各种困难来实现预定目标的心理过程。意志是人类所特有的心理现象，它是从内部的意识事实向外部行为转化的过程。意志对人的行为的调节、控制，这本来就是人的能动性的表现，而且意志对主体活动的控制和调节又表现为意志对主体能动创造性的巨大影响。
坚强的意志品质是克服困难、抵制诱惑，完成各种有目的活动的重要条件。坚强的意志品质主要有：自觉性、果断性、坚韧性和自制力等四个方面。其中，自觉性是指个体在行为中具有明确的目标，并充分认识行为的社会意义，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社会要求的品质;果断性是指是一种明辨是非，迅速而合理地采取决定，并实现所作决定的品质;坚韧性是指在执行决定时能坚持到底，在行动中能长期保持充沛的精力，坚韧的毅力，勇往直前，顽强地克服达到目的途中的重重困难方面的品质;
自制力是指能够完全自觉、灵活地控制自觉情绪，约束自己行为方面的品质。与坚强的意志品质相对应的是薄弱的意志品质，其表现为自我控制能力差，抵抗诱惑的免疫系统弱等特征。我们在评价一个人的品质时还应当与其意志活动内容进行有机的联系，只有在符合正当社会价值取向意志行为中才能真正体现出真正的坚强意志品质，否则只能成为不当的意志品质。因为当公务员进行受贿犯罪的时候，若以其坚强的意志品质作为保障，其顽强的破坏力对国家和社会的伤害要比意志力弱来的更加强。因此在强化公务员个人意志的时候更要树立其正确的人生观。
三、受贿犯罪的预防
日益增长的受贿犯罪现象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关注和强烈不满，这关系到执政党或政权的性质、地位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方向这一类生死存亡的问题。那么，怎样来预防受贿犯罪呢?笔者对此有以下观点：
(一)“高薪养廉”,抑止不良需要
“高薪养廉”制度，现在已经成为众多致力于反腐败学者所探索的课题，亦是广大民众茶余饭后争论的话题。支持者认为国家应当通过大幅提高公务人员的的待遇水平，使得他们在物质基础上得到充分满足，从而丧失受贿犯罪的必要。反对者认为，现在国家公务员工资水平已经够高，并且现实生活中，如果进行工资折合兑换的话，我国的公务员工资水平相对国外而言已经是不错的高薪了。笔者认为，单纯的“高薪养廉”是不可行的，虽然世界上有些国家，例如新加坡采取了“高薪养廉”政策并取得相对不俗的成效，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新加坡的社会环境、经济实力、民众思想等方面和我国目前现状对比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据统计，我国在行政支出这项费用上所占比例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在2010年我国的行政事业支出占当年行政支出的,并且每年以23%的速度增长。
而在行政费用支出中2008年全国公车出行和吃饭就分别达到3000多亿和3700多亿，仅此两项消耗就占了2006年税收收入的.而在新加坡这两项支出费用大多都是由个人埋单。假如单纯的以增加公务员的工资待遇，而不进行有效的抑制住行政支出中不必要的费用，那结果是要么直接向民众提高赋税，要么削减政府在其他民生方面支出，否则政府无力承担如此庞大而不必要的行政费用支出。社会将因此再一次面临不公平的分配问题，必然会加剧社会矛盾。
(二)提高人格修养
公务员犯罪时在一定的社会背景和具体环境中发生的决策性行为，它是社会环境与个体选择结合的产物。预防公务员犯罪的根本是公务员犯罪的心理预防。公务员犯罪心理预防的过程，也是公务员完善自身人格的社会培养和自我修养的过程，其作用在于增强公务员的社会适应能力，使他们在特定的社会背景和生活情境做出符合人民利益、符合道德法律规范的行为选择。
通过大量的受贿犯罪案例分析，我们发现犯罪分子主要有以下几种腐败心理：贪婪心理、挫折心理、从众心理、攀比心理、交换心理、侥幸心理等。犯罪分子的不良需要时这种腐败心理所产生的根源。现实生活中个体的性格、意志、气质、信念这几种因素，本身并没有好坏与优劣之分，只是个人的主体因素在不同的时间、环境下所受外界因素的干扰，和选择的方式是否恰当、合法而已。
例如，一个意志力相当强的人，在其拥有强烈的贪婪心理时，只要其以合法且适当的方式获得大量财富，我们就不能对其进行谴责，相反我们还应当对其行为进行赞赏。尽管通过对受贿犯罪人员的调查时我们发现，犯罪分子往往在人格方面有一定的缺陷，并且这种缺陷导致他们对社会的认知能力、适应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方面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不足，但是如果对其进行有效的引导，并不会导致其产生犯罪行为。
1.建立良善社会文化环境
社会成员健康的人格发展离不开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社会政治经济背景对于社会成员的人格发展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而公务员预防犯罪的核心目标就是使国家公务人员养成健全的人格。所以，预防犯罪的基本途径就是完善社会环境、净化社会风气，创造一个有利于人格健康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这一环境的基本特征是：民主、科学、公平、正义、讲究法制、充分尊重个人的价值，能够充分满足个体的物质文化需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鼓励个人积极参加劳动，创造出经济财富，并且建立起正确的消费观。反对不通过劳动来获取物质财富，反对享乐主义。同时这样的社会文化环境与社会成员之间存在着协调统一关系，而不是凌驾于社会成员之上、相对独立的外在力量。利于人格健康发展的社会环境中的规范与文化是与社会成员的道德意识、价值观向吻合的。这一途径是与社会预防 措施 是相一致的。
2.加强自我修养
随着社会成员的由“生物个体”向“社会个体”的角色转变，社会成员的逐渐形成了较为清醒的自我意识，并发展了整体的人格结构。国家公务人员人格的形成亦是如此之过程。公务员自我意识的形成标志着他的自我观察、 自我评价 、自我修养和自我控制的形成。
自我修养是指社会成员在自我观察、自我评价上进行的自我审视、修正和完善的主观活动。对公务员而言，首先，榜样的标杆作用和群众的评价是自我认识和修正的坐标;其次，实践检验和锻炼是发现和充实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最后，经常自我反省自我批评是加强自我修养的特殊方式。公务员必须善于自我修养并且不断加强自我修养，只有具有较强的自我控制力，才能抵御外界不良因素的冲击。自我调节是对自己意识的自我克制。公务员作为特殊的主体，应当更加善于自我调节。他们必须善于通过适当调节自己情绪来释放自己的情绪;善于调节自身需要来避免内心需要所导致的措置与冲突;善于进行自我行为调节来减少受挫感;善于进行自我兴趣调节，使自己的兴趣不断得到升华，从而不停留在低级的物质需要和生理需要。
(三)树立良好的道德规范
掌握社会规范、接受社会文化是一个合格社会成员的基本素质。因此，社会成员必须通过学习和接受规范与文化，将获取的文化和规范内化为社会成员内在的价值准则和人格核心观念。对于公务员而言，要想其远离受贿腐败的心理动机，必须让他们学习国家的有关的法律规范、道德规范以及接受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在社会成员传授和学习文化与规范受影响最大场所是家庭。家庭在社会成员的生涯中不仅代表着一个基本的生活单位，而且是一个社会教育机构、一个社会控制机构。所以在 家庭教育 中为了能让孩子有个健康的人格，家长必须要注意不断加强自身的道德和文化修养、制造良好的家庭氛围、采用适当的教育方式等。同时还应加强公务员家庭中的另外一半的培养和监督。例如海南省儋州市妇联就举行了以“当好贤内助、更要当好廉内助，组织领导干部配偶参观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展”的活动。
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只有在社会中劳动和工作后才能获得全面的发展和形成。对于公务员而言，单位的岗前培训和上岗后的经常的定期与不定期的培训非常重要，因为这样不但可以加强工作技能，更能巩固人生观、价值观。同时随着科技的越来越发达，各种传媒应运而生，社会上的多元文化得到一个汇合点，此时政府应当把好导向标，稳定以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核心文化，在稳定社会的同时亦能把握住公务员思想动态的脉搏。
3.结论
本文结合我国实践，分析了当前我国受贿犯罪的主要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本文认为人格修养的提升是基础，只有将个体的各项素质真正的提升，才有可能消除人的自私性和贪欲，使人们树立起廉洁奉公的意识，才能从主观上切断受贿犯罪产生的根源。人是社会的人，在提升社会个体的人格修养时，就必须建立一个健康的社会文化环境，以传承汲取文化养料来提升个人的人格修养。经济的增长可以有效的解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高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之间的矛盾，能有效抑制犯罪需求的生成。完善法制建设，可以增强法律威慑力。只有这样，才能从源头上遏制腐败，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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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即自己职务上主管、负责或者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及其所形成的便利条件。索取他人财物的，不论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均可构成受贿罪。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必须同时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条件，才能构成受贿罪。但是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正当，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实现，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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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国对受贿犯罪一直保持着严打高压的态势，但犯罪势头依然不减，形势相当严峻。根据监视世界各国腐败行为的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2010年10月26日发布的本年度全球腐败指数评估，我国的“清廉度”在178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78位。这样的评估是否准确当然可以探讨，但至少说明，我国的腐败问题仍较为严重。受贿作为腐败犯罪中非常典型的职务犯罪行为，是伴随着国家权力的出现而出现，其明显特征就是国家公职人员利用手中的公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利用。它是社会肌体中的一个毒瘤，危害极大，不仅损害了国家利益，败坏了社会风气，更为严重的是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动摇了党的执政根基，危及社会稳定。
一、我国当前受贿犯罪的主要特点
当前，我国的受贿犯罪呈现出以下五方面的特点：
(一)受贿犯罪量急剧上升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无论是受贿犯罪的立案数量还是收受金额，都呈现不断向上“飙升”的态势。就受贿犯罪的立案数量而言，根据相关年度的《中国检察年鉴》统计，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国家公职人员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案件，1994年为36 471件，2000年为45 000件，2010年为115 420件;就受贿犯罪的收受金额而言，20世纪80年代初期，受贿上万元即是足以轰动社会的大案要案了，到了80年代后期，受贿犯罪金额呈逐渐上升之势，从几万元到十几万元再到几十万元。进入1990年代，受贿犯罪分子的胃口越来越大，出现了许多上百万元的案件。跨入21世纪，受贿犯罪分子的贪婪简直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受贿金额达千万元已不算什么新闻了。
(二)受贿罪的案发部门主要集中在“三机关一部门”
从司法机关近年来查处的受贿犯罪案件看，受贿罪的案发部门主要集中在“三机关一部门”,即党的领导机关、政府机关、司法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党的领导机关、政府机关、司法机关作为担负着领导、管理国家和社会职能的重要公共权力部门，因为手中握有分配各种资源的重权，成为不少投机分子的行贿对象。行贿者或为了眼前的既得利益，或为了寻求“靠山”和“保护伞”,进而达到日后捞取更大经济利益的目的，绞尽脑汁地利用金钱甚至美女等种种手段，拉拢腐蚀手握权力的公职人员。而一些私欲膨胀、手握权力的公职人员，经不起各种诱惑，肆无忌惮地出租自己手中的权力，通过职务利益化和权力商品化达到谋取私利的目的。行贿者把手伸向了党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表明以权钱交易为特征的受贿犯罪，已由单纯的经济领域，向包括国家机关在内的各种权力机关渗透，打击受贿犯罪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局面。而金融、工商、税务、海关、商业、外贸、建筑、房地产、证券、期货等行业的经济管理部门，由于长期以来手中掌握着大量的经济资源，成为行贿者轮番“进攻”的目标。行贿者或为了获取非正常的高额利润或为了不法之财，通过金钱等各种利益向公职人员“购买”自己所需的经济资源支配权。如不法分子为了取巨额贷款，不惜重金行贿金融部门的公职人员，建筑承包商为了获取工程项目，用巨资行贿具有工程发包话语权的公职人员，证券期货投资者为了获取内部交易信息，用重金行贿掌握交易内幕的公职人员，等等。这些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确实让不少公职人员头晕目眩并彻底失防，从而导致经济管理部门成为受贿犯罪的重灾区。
(三)受贿犯罪主体日趋复杂
随着受贿犯罪范围的增大，受贿犯罪的主体也日趋复杂，并呈现出以下特点：
1.受贿犯罪主体的“身份”复杂。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受贿犯罪的主体基本上为自然人，之后又出现了法人受贿的情况，且出现了自然人、法人共同作案的情况。在自然人中，既有普通的公职人员，也有党政领导干部。在法人中，既有机关、事业法人，也有企业和社团法人，既有公有单位法人，也有私营企业法人。
2.多个犯罪主体一同犯罪增多。这主要体现为两方面情况：一方面是同一行贿人为谋取同一利益同时向多名公职人员行贿。从当前查处的受贿犯罪案件看，查一件案带出一批案，查一个人牵出一批人的情况时有发生。另一方面为配偶、子女、亲友甚至情人等特定关系人参与犯罪的案件增多。有的国家公职人员为了降低犯罪风险，或通过暗示行贿人将贿赂直接送给特定关系人，或以间接地将利益输送给特定关系人开办的公司、酒店等方式，大肆收受贿赂，而自己却假装不知情。
3.犯罪主体的职务越来越高。受贿犯罪作为一种典型的职务犯罪，不仅犯罪主体中以领导干部居多，其职级涵盖各个层次，而且涉案的高职级领导干部呈越来越多趋势。根据相关年度的《中国检察年鉴》统计，由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领导干部受贿犯罪案件中，1994年查处县处级以上干部1 827人，其中厅局级88人，省部级没有;2000年查处县处级以上干部2 600人，其中厅局级184人，省部级7人;2010年查处县处级以上干部3 743人，其中仅省部级就有15人。
(四)犯罪形式更为多元
随着对受贿犯罪打击力度的不断加大，犯罪分子为了逃避法律制裁，不断变换作案手段，受贿犯罪行为表现形式日趋多元。具体地说：
1.精心选择作案方式。受贿人在接受行贿时不仅精心选择地点和时间，而且一般都采用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进行的一对一、面对面的暗中交易方式。这样，即使行贿方事后检举和交代，受贿人也可以通过死不认账来达到逃避惩罚。
2.打着合法的旗号进行受贿犯罪。受贿犯罪人为了规避风险，千方百计地为非法行为套上合法的外衣，或以顾问费、劳务费等所谓的劳动报酬名义收取钱财，或以赌博赢钱的方式收受好处，或以入股分红的方式谋取利益，或将物品作为试用品收取的形式得利，犯罪手段可谓五花八门。
3.采取长线投资策略。行贿人行贿一般都出于眼前的既得利益，但也有为数不少的行贿人基于长远的利益考虑，选择与手握重权者甚至官场上的“绩优股”交“朋友”,进行超前的感情和利益投资，一旦时机成熟，则可以尽情收益。而有些手握重权的公职人员为了一己私利，也乐于与大款结交“朋友”.由于贿赂双方不是为了眼前的即时的利益进行交易，隐蔽性非常强。最后是接受非物质性受贿。有些受贿者充分利用法律漏洞，通过接受 出国 考察、解决亲戚就业甚至色情服务等五花八门的贿赂，达到逃避法律制裁的目的。
(五)犯罪追诉难度大
虽然受贿犯罪是人民群众十分痛恨、党和国家一直打击的腐败现象，但由于侦查和起诉受贿犯罪的难度较大，犯罪黑数难以估计。有学者作过调查统计，我国公职人员的腐败发现概率约在10%-20%之间，且发现者中又仅有约6%—10%的受到法律追诉。受贿犯罪黑数多，固然有打击受贿犯罪的立法滞后、法制不够完善等方面的因素，但主要还是由于受贿犯罪的隐蔽性强和犯罪分子的抗控性强所造成。受贿犯罪是一种典型的权钱交易的职务犯罪，极大的隐蔽性正是其特征之一。受贿犯罪人多为权重位高的公职人员，他们大多人脉资源丰富，通晓法律，具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加上他们都是在力求稳保官位的前提下，利用手中的权力捞取不义之财。所以，他们一方面十分注意作案手段的隐蔽性，追求即使被检举也不易被指证的效果;另一方面在收受贿赂之前往往就已设计好应对策略，贿赂双方或订立攻守同盟，拒不交代和认罪，或制造伪证蒙混过关，或通过种种关系网 编织 保护伞等，从而增加了受贿犯罪的追诉难度。具体而言，一是体现在寻找犯罪线索难。由于犯罪分子手段狡猾诡秘，犯罪线索本身就很难被发现，加上不少单位和领导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一旦遇到往往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予配合。二是体现在寻找犯罪证据难。贿赂犯罪中的行贿与受贿双方之间存在着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害关系，保护对方即保护自己，损害对方即损害自己，故造成了司法机关取证困难。
二、受贿犯罪高发的原因剖析
从上面我国受贿犯罪的特点可以看出，我国受贿犯罪案发案率高。在国家多次打击的同时，为何还有漫延之势?对此，必须找出原因以寻求合适的法律对策。
(一)不良需要
人的任何一种行为都是有原因的，都是为了满足一定的生理或心理的需要。需要是有机体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生活条件的要求在人脑中的反映，其通常以意向、愿望和动机的形式表现出来。论文格式动机和人的行为密切地联系着。而且，以活动动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需要越强烈、越迫切，由它产生的活动的动力作用就越大。一般而言，动机是有意识的，由需要的而产生，需要的水平不同，动机水平也就不同。需要是一种主观状态，也是客观需求的反映。需要时产生行为的原动力，欲求不满是激起人们活动的普遍原因。
学者马洛斯指出：需要的结构是多层次的，包括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需要多层次的。他还认为，这五种需要时逐级上升的。当低一层次获得满足后，追求高一级的需要就能成为驱动行为的动力。
不过马洛斯的需要多层次论的机械性导致无视了主体的能动性，带有一定的机械主义的色彩。人的需要具有多样性，按照需要的起源可以分为自然需要和社会需要。自然需要是人与生俱来的，反映的是人对延续和发展它的生命所需的客观条件需求。
社会需要则是在自然需要的基础上形成的人所特有的需要，这些需要时维持人们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交际过程中形成的。人的个体需要具有很大的差异性。按照需要的对象不同，需要又能分为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前者是指衣食住行及性的需要，后者指要求友谊、荣誉、事业等精神上的满足。物质需要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精神需要则是推进社会前进的助推剂。二者相互依赖、相互作用，推动着人的心理活动的不断向前发展。
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在被逮捕后，其提供的认罪书中主要提及到他走向犯罪深渊的原因，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放松了对个人的学习改造，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私欲恶性膨胀。全文中他讲述了他最初和爱人刚结婚时候的心理，以及后面担任一方大员时候的心理转变过程。通过对认罪书详读，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在党培养 教育 多年的政府高级官员在不良需要的引导下，由于缺乏足够的自我约束使得走向了犯罪的深渊。人民的儿子孔繁森，他在另外一种积极向上的需要引导下，奉献自己的终身给了人民。尽管他不幸因劳积疾在任上逝去，然而他是用生命书写了史诗般的传奇经历将会流芳于世。
需要是把双刃剑，既能激发个体从事积极的活动，也可以推动人去实施消极甚至违反法律的行为。受贿犯罪的需要和普通犯罪的需要相比，既有相同的特征，也有其单独的特点。至少有一个自身的特点即他们在满足自我需要的时候采用的手段、方式不恰当，或者违反了法律。
公务人员实施受贿犯罪，与其需要结构的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受贿犯罪的主体不良需要的产生，是受其错误的认识，消极的情感与不良个性等心理因素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在生物需要和社会需要的关系上，低级的、生理的需要，甚至是情欲占有重要的地位，能够压倒社会需要;在精神需要和物质需要的关系上，对物欲和金钱的强烈占有欲望，常常使腐败者不顾一切的实施受贿行为;在精神需要上，他们是空虚的、阴暗的，十分狭隘和自私自利的。所有这些构成需要方面的畸形发展，形成其特有的需要结构。
(二)性格缺陷
“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在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在怎么样做。”一个人的犯罪心理和其犯罪行为特点与其个性特点密切相关，是其个性特点在特殊领域的反映。个体的犯罪意思不是一天形成的，其有一个漫长的由量变到质变的形成过程。形成犯罪意思是有他原有的心理素质和思想基础的。在其心理方面，性格起着重要作用。性格是指个人对实现稳定的态度习惯了的行为方式。
性格是指贯穿于个体整个行为过程中具有稳定倾向的、经常表现的心理特征，绝不是指某些偶然的、暂时的表现出来的心理特征，故性格特征是个体具有典型与核心意义的个性心理特征。人的本质是人的社会性，所以人的性格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他的生活实践的过程中形成的。性格的形成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生物、家庭、学校教育、社会制度、 文化 和心理等因素。在社会生活中，由于个体性格形成的因素不尽相同，所以形成的性格亦是良莠不齐。性格有缺陷的人在认知等方面表现的更为被动感知、更易受到暗示、盲目模仿等;在情绪方面表现为缺乏主见和信念、自控能力薄弱放纵自我等。据研究表明，存在此性格缺陷的人更容易误入歧途。例如中投行湖南分行副行长戴开敏案件，就是由于她存在自私、贪婪、权力欲望过强，缺乏坚定正确的人生信念等性格缺陷，最终将自己送上不归路。
从其事例中，不难看出在自私、贪婪、权力欲望过强，缺乏坚定正确的人生信念等性格缺陷是罪容易产生犯罪的内在心理因素。不过，以上不良性格只是多数犯罪分子所具有的，并非所有的犯罪分子都如此。
因而，在相同的情况下，有人实施公务员受贿腐败行为，而有人却选择了其他的合法途径，这与个体内部的心理因素直接相关，尤其主要与个人心理倾向和性格结构中的不良因素有关。公务员犯罪者受到这些不良心理因素的长期影响，逐渐内化为敛财、贪婪的犯罪心理，因此，揭示犯罪者得性格特征对于探求公务员犯罪产生的性格上的原因，防范受贿犯罪是很有意义。
(三)意志薄弱
意志是指自觉确定目的，并根据目的支配、调节行为，从而克服各种困难来实现预定目标的心理过程。意志是人类所特有的心理现象，它是从内部的意识事实向外部行为转化的过程。意志对人的行为的调节、控制，这本来就是人的能动性的表现，而且意志对主体活动的控制和调节又表现为意志对主体能动创造性的巨大影响。
坚强的意志品质是克服困难、抵制诱惑，完成各种有目的活动的重要条件。坚强的意志品质主要有：自觉性、果断性、坚韧性和自制力等四个方面。其中，自觉性是指个体在行为中具有明确的目标，并充分认识行为的社会意义，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社会要求的品质;果断性是指是一种明辨是非，迅速而合理地采取决定，并实现所作决定的品质;坚韧性是指在执行决定时能坚持到底，在行动中能长期保持充沛的精力，坚韧的毅力，勇往直前，顽强地克服达到目的途中的重重困难方面的品质;
自制力是指能够完全自觉、灵活地控制自觉情绪，约束自己行为方面的品质。与坚强的意志品质相对应的是薄弱的意志品质，其表现为自我控制能力差，抵抗诱惑的免疫系统弱等特征。我们在评价一个人的品质时还应当与其意志活动内容进行有机的联系，只有在符合正当社会价值取向意志行为中才能真正体现出真正的坚强意志品质，否则只能成为不当的意志品质。因为当公务员进行受贿犯罪的时候，若以其坚强的意志品质作为保障，其顽强的破坏力对国家和社会的伤害要比意志力弱来的更加强。因此在强化公务员个人意志的时候更要树立其正确的人生观。
三、受贿犯罪的预防
日益增长的受贿犯罪现象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关注和强烈不满，这关系到执政党或政权的性质、地位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方向这一类生死存亡的问题。那么，怎样来预防受贿犯罪呢?笔者对此有以下观点：
(一)“高薪养廉”,抑止不良需要
“高薪养廉”制度，现在已经成为众多致力于反腐败学者所探索的课题，亦是广大民众茶余饭后争论的话题。支持者认为国家应当通过大幅提高公务人员的的待遇水平，使得他们在物质基础上得到充分满足，从而丧失受贿犯罪的必要。反对者认为，现在国家公务员工资水平已经够高，并且现实生活中，如果进行工资折合兑换的话，我国的公务员工资水平相对国外而言已经是不错的高薪了。笔者认为，单纯的“高薪养廉”是不可行的，虽然世界上有些国家，例如新加坡采取了“高薪养廉”政策并取得相对不俗的成效，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新加坡的社会环境、经济实力、民众思想等方面和我国目前现状对比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据统计，我国在行政支出这项费用上所占比例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在2010年我国的行政事业支出占当年行政支出的,并且每年以23%的速度增长。
而在行政费用支出中2008年全国公车出行和吃饭就分别达到3000多亿和3700多亿，仅此两项消耗就占了2006年税收收入的.而在新加坡这两项支出费用大多都是由个人埋单。假如单纯的以增加公务员的工资待遇，而不进行有效的抑制住行政支出中不必要的费用，那结果是要么直接向民众提高赋税，要么削减政府在其他民生方面支出，否则政府无力承担如此庞大而不必要的行政费用支出。社会将因此再一次面临不公平的分配问题，必然会加剧社会矛盾。
(二)提高人格修养
公务员犯罪时在一定的社会背景和具体环境中发生的决策性行为，它是社会环境与个体选择结合的产物。预防公务员犯罪的根本是公务员犯罪的心理预防。公务员犯罪心理预防的过程，也是公务员完善自身人格的社会培养和自我修养的过程，其作用在于增强公务员的社会适应能力，使他们在特定的社会背景和生活情境做出符合人民利益、符合道德法律规范的行为选择。
通过大量的受贿犯罪案例分析，我们发现犯罪分子主要有以下几种腐败心理：贪婪心理、挫折心理、从众心理、攀比心理、交换心理、侥幸心理等。犯罪分子的不良需要时这种腐败心理所产生的根源。现实生活中个体的性格、意志、气质、信念这几种因素，本身并没有好坏与优劣之分，只是个人的主体因素在不同的时间、环境下所受外界因素的干扰，和选择的方式是否恰当、合法而已。
例如，一个意志力相当强的人，在其拥有强烈的贪婪心理时，只要其以合法且适当的方式获得大量财富，我们就不能对其进行谴责，相反我们还应当对其行为进行赞赏。尽管通过对受贿犯罪人员的调查时我们发现，犯罪分子往往在人格方面有一定的缺陷，并且这种缺陷导致他们对社会的认知能力、适应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方面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不足，但是如果对其进行有效的引导，并不会导致其产生犯罪行为。
1.建立良善社会文化环境
社会成员健康的人格发展离不开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社会政治经济背景对于社会成员的人格发展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而公务员预防犯罪的核心目标就是使国家公务人员养成健全的人格。所以，预防犯罪的基本途径就是完善社会环境、净化社会风气，创造一个有利于人格健康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这一环境的基本特征是：民主、科学、公平、正义、讲究法制、充分尊重个人的价值，能够充分满足个体的物质文化需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鼓励个人积极参加劳动，创造出经济财富，并且建立起正确的消费观。反对不通过劳动来获取物质财富，反对享乐主义。同时这样的社会文化环境与社会成员之间存在着协调统一关系，而不是凌驾于社会成员之上、相对独立的外在力量。利于人格健康发展的社会环境中的规范与文化是与社会成员的道德意识、价值观向吻合的。这一途径是与社会预防 措施 是相一致的。
2.加强自我修养
随着社会成员的由“生物个体”向“社会个体”的角色转变，社会成员的逐渐形成了较为清醒的自我意识，并发展了整体的人格结构。国家公务人员人格的形成亦是如此之过程。公务员自我意识的形成标志着他的自我观察、 自我评价 、自我修养和自我控制的形成。
自我修养是指社会成员在自我观察、自我评价上进行的自我审视、修正和完善的主观活动。对公务员而言，首先，榜样的标杆作用和群众的评价是自我认识和修正的坐标;其次，实践检验和锻炼是发现和充实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最后，经常自我反省自我批评是加强自我修养的特殊方式。公务员必须善于自我修养并且不断加强自我修养，只有具有较强的自我控制力，才能抵御外界不良因素的冲击。自我调节是对自己意识的自我克制。公务员作为特殊的主体，应当更加善于自我调节。他们必须善于通过适当调节自己情绪来释放自己的情绪;善于调节自身需要来避免内心需要所导致的措置与冲突;善于进行自我行为调节来减少受挫感;善于进行自我兴趣调节，使自己的兴趣不断得到升华，从而不停留在低级的物质需要和生理需要。
(三)树立良好的道德规范
掌握社会规范、接受社会文化是一个合格社会成员的基本素质。因此，社会成员必须通过学习和接受规范与文化，将获取的文化和规范内化为社会成员内在的价值准则和人格核心观念。对于公务员而言，要想其远离受贿腐败的心理动机，必须让他们学习国家的有关的法律规范、道德规范以及接受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在社会成员传授和学习文化与规范受影响最大场所是家庭。家庭在社会成员的生涯中不仅代表着一个基本的生活单位，而且是一个社会教育机构、一个社会控制机构。所以在 家庭教育 中为了能让孩子有个健康的人格，家长必须要注意不断加强自身的道德和文化修养、制造良好的家庭氛围、采用适当的教育方式等。同时还应加强公务员家庭中的另外一半的培养和监督。例如海南省儋州市妇联就举行了以“当好贤内助、更要当好廉内助，组织领导干部配偶参观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展”的活动。
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只有在社会中劳动和工作后才能获得全面的发展和形成。对于公务员而言，单位的岗前培训和上岗后的经常的定期与不定期的培训非常重要，因为这样不但可以加强工作技能，更能巩固人生观、价值观。同时随着科技的越来越发达，各种传媒应运而生，社会上的多元文化得到一个汇合点，此时政府应当把好导向标，稳定以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核心文化，在稳定社会的同时亦能把握住公务员思想动态的脉搏。
3.结论
本文结合我国实践，分析了当前我国受贿犯罪的主要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本文认为人格修养的提升是基础，只有将个体的各项素质真正的提升，才有可能消除人的自私性和贪欲，使人们树立起廉洁奉公的意识，才能从主观上切断受贿犯罪产生的根源。人是社会的人，在提升社会个体的人格修养时，就必须建立一个健康的社会文化环境，以传承汲取文化养料来提升个人的人格修养。经济的增长可以有效的解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高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之间的矛盾，能有效抑制犯罪需求的生成。完善法制建设，可以增强法律威慑力。只有这样，才能从源头上遏制腐败，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
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和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第三百八十二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第三百八十三条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一）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二）个人贪污数额在五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三）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五万元的，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一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四）个人贪污数额不满五千元，情节较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第二百七十一条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一）我国古代立法内容上的特点 以唐律为主的封建法律，其总的特点是在给予官吏特权的同时，对官吏尤其是监临主司法从严，严在追查罪责的制度周密，追究得全面彻底，有罪必罚，刑罪相符，区别对待，幅度精当，官吏难以存有犯罪之后可以不罚的侥幸。其精神体现统治阶级一种廉明进取的吏治思想。 1、 反贪立法外延很宽 古代中国封建刑律中反贪的内容，其中有相当部分的内容，以现代刑法的观点看，既不是贪污也不是受贿，显然是属于准犯罪性的条文。这些条文的立法意图，是体现了在经济上从严治吏，监督官吏廉洁奉公，预防和减少经济犯罪的。这是古代封建社会反贪立法上的一下特色。 例如：唐《职制律》规定监督之官，“受监临财物”罪，即“不因公事受监临内财物”。 即既不是利用所处公务的职权也不是侵吞官有财物，只是接受了辖区内民人吏员之财物。其刑罚幅度比盗罪轻二等，比一般非监临主司官员的受贿要重二等。唐朝的官吏一般都禁止做买卖，“凡官人身及同居大功以上亲，自执工商，家专其业，皆不得入仕”。 “官人于所部卖物及买物，计时估有剩利者”，计利以“乞取”“监督财物论”， 即以向所管辖属下索取财物罪论处。此外，官吏不得向自己所监督管辖的人借贷财物，不得在所辖区内收受馈赠的猪羊，不得在出使公干的地方及沿途各地接受遗送，不得非法为私事役使管辖下的人员，不得向部下租赁工具，雇用所辖部属作运输，否则都是犯罪。其借鉴意义是，我国应在刑法之外健全行政法规上，在加强官吏廉洁自律方面多作些刚性规定，以切断腐败的各种可能途径，在治标上也要采取强有力措施。 2、劝导及鼓励性的立法与惩罚性立法相结合 古代中国对官吏渎职罪的防治，在立法上一贯体现了正面教育鼓励与惩罚相结合的精神。古刑律对渎职罪除具有威慑之外，而且也具有一定程度的预防性与教育性。 如西周惩治官吏渎职罪的法律，“六曰夺，以驭其贫；七曰废，以驭其罪；八曰洙，以驭其过”，这是大宰“以八柄诏王驭群臣”的后三项法律内容，而其前五点则是“一曰爵，以驭其贵；二曰禄，以驭其富；三曰予，以驭其幸；四曰置，以驭其行；五曰生，以驭其福”。 即在立法上先以爵位，俸禄，恩宠，赏赐，养老等方面的制度来劝慰鼓励贤能，最后才是规定惩罚措施的内容。 3、 官吏在法律上的地位的双重性 古代官吏在法律上处于既享有特权同时又受从严监督的地位。古代的官吏在法律上确实处于享有特权的地位，以“八议”为主要内容的特权制度，不但保护官吏本人，而且也使他们的家眷亲属根据宗法原则分配到一定特殊利益。同时，在官吏与百姓有相互侵犯的犯罪中，法律把百姓置于加重受罚的地位，而保证官吏不受侵犯。但是，官吏也有受到从严监督的方面，监督重点在重惩有统领管辖权力的监督官吏及处于特殊地位因而握有实权的“势要”官吏上面。 就唐律而言，首先受贿罪上，监临主司官受贿赃的计数处罚在“六赃”中属于从严惩处之列。监临主司官之受贿分“枉法”与“不枉法”两种，监临主司受贿，即使是属于“不枉法”之较轻情节，也比窃盗罪的处罚重三等。窃盗无死罪，而监临主枉法有死罪。一般官吏之受贿称为“坐赃致罪”，即“非监临主司因事受财而罪由此赃，故名坐赃致罪”。 其罪轻于窃盗。监临主司犯窃盗罪，其刑此一般窃盗之处罚要加重二等。监临主守与一般民人吏员共同犯罪，即后者是造意人，监临主守也以首犯论处，“即共监临主守为犯，虽造意，仍以监主为首，凡人以常从论。” 4、 划分公罪和私罪 古代中国官吏的犯罪在性质上分为公罪与私罪两种，官吏的渎职罪，事实上也被区分为公罪与私罪两种，如“受财枉法”是渎职罪，但属私罪。“不觉脱漏户口”也是渎职罪，但属公罪。 古代中国官吏犯罪划分公罪与私罪的制度，不会迟于汉代，古代公罪与私罪区分的标准，一是公罪缘公事而犯而不因私，二是公罪是过失犯而非故意。《汉书·第五种传》记第五种“以盗贼公负，罪至征徒，非有大恶。”注《名例律》（总17条）解释的私罪是：“谓私自犯及‘对制诈不以实’ ，‘受请枉法’之类”。公罪是“谓缘公事致罪而无私曲者”。“虽缘公事，意涉阿曲，亦曰私罪”。“公事与夺，情无私曲，虽违法式，是为公坐”。 在处罚上，公罪轻于私罪，这是鼓励官吏履行职责所必须。在执行“官当”制度上，隋唐法律也都规定对公罪优惠，一是立法总幅度上优惠，二是特殊制度上优惠，如隋律规定，三年徒刑当去两年，剩下的一年，如属公罪过误的可以用赎。折算官当时，隋唐五品以上，一官当二年，九品以下，一官当一年，如果是公罪，各可多当一年，公私罪所以轻重有别，一是考虑到故意重于过失，二是考虑执行公务失错在所难免，在处置政策上不应导致不敢履行正常公务。 5、以严密的共犯制度监督官吏恪守职责 前任官员或同职官员的渎职犯罪，后任官员或同职官员承接不加以纠正也不为罪，是近现代刑法中往往存在的一个问题，但是在古代刑法却已十分认真地从法律制度堵塞了这方面的漏洞。如唐律《职制律》（总第91条）除规定“署置过限及不应置而置”的具体处罚外，还特别规定，如前任监督官员超编后任官员知情承接不改的，比前任减一等处罚：“后任知而听者，减前人署置一等”。这实际上是“事后共犯”制度于渎职犯罪中的运用有制止及纠举职责的官吏，对下级或百姓的犯罪不制止听其实施犯罪，也是故意犯罪。唐代《职制律》（总92条）说，各州及国子监各个官每年举非其人及应贡举而不举者，一人徒一年，二人加一等，罪止徒三年，律文最后规定，如果上级机关对这些犯罪“知而听行”就“与同罪”。这实际上是片面共犯罪制度的应用。 6、 公务失职犯罪实行连带责任制 首先，在处罚具体执行公务者有失职犯罪的同时，必须追究有直接监督责任官吏的职责。其次，同一衙门各级之官吏在某一公案上都有公务错失犯罪，依“同职犯公坐”原则既追究各级有罪官吏的罪责，又分清责任，区别对待。例如，唐代根据各级官吏所处地位、作用及相互关系的不同，分为四等以固定追究的范围，然后根据“各以所由”的原则，对犯罪负主要责任的那一等官员以“首罪”论处，其他三等官员为等二从罪、等三从罪及等四从罪，依次减一等处罚。再次，对地方课督性政务上的失职犯罪，追究州县乡各级官吏的罪责。 7、 对官吏渎职犯罪所引起的经济后果认真查处 官吏有某种渎职犯罪，如果引起经济后果的，则除了一般地对犯罪行为处罚基础刑外，对造成的经济后果，法律还另外依经济后果的轻重大小，判断刑罚。如唐代《杂律》（总4209条）规定，官吏“不修堤防及修而失时者”，主司官处“杖七十”，但是如果由此引起水灾“毁害人家，漂失财物”也要计值坐赃减五等处罚，官吏以赃致罪属于频犯的，要累计处罚刑罚。在官吏犯赃罚处罚时，照顾到“有禄”与“无禄”的区别，无者，减等处罚。如“官人有禄，枉法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绞，无禄者减一等”。这实际上是“高薪养廉”思想的萌芽。 （二）国外立法内容上的特点 随着现代国家作用的扩大，为公职人员腐败行为提供了契机和条件，各国普遍加强了惩治渎职犯罪的立法。一是增设新的渎职犯罪构成，对公职人员一切可能利用职务谋取私利的手段或破坏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行为都严格禁止。包括对非法接受礼品、兼职经商、选举舞弊等都规定有刑事责任，有些国家还对破坏三权分立的行为也要处罚。二是对传统的渎职犯罪进行修正，对渎职犯罪构成要件作适度的放宽，扩大渎职犯罪的行为方式。例如德国刑法典中规定有受贿罪，公务人员履行公务向他人提供一定的好处作报酬或让人提供报酬的许诺，自然构成犯罪，而如果有上述企图，也要受到处罚。新加坡刑法规定，无论行贿性报酬给予或未给予，只要同意给予或同意接受，即视为犯罪，也不管贿赂性报酬的接受是否为他人谋利益，即使他无意这样做，也构成犯罪。三是刑罚的幅度较重。如德国刑法规定，法官、公务员或仲裁人在指挥或审判法律争端事件之际，曲解法律者可处1年以上5年以下自由刑，受贿罪最严厉的是10年有期徒刑。美国《模范刑法典》受贿的最高刑期是15年有期徒刑。四是各种附加刑配套适用。对贪利性的渎职犯罪，除了追缴赃款赃物外，还需并处没收财产或罚金。罚金的数额一般是所得数额的数倍。除了这种经济处罚外，有时还辅之以资格刑，如对渎职犯罪剥夺数年乃至终身担任公职的权利。五是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并行，许多国家对渎职犯罪一般都遵守刑事在先的原则，但刑事处分并不能排除行政责任，例如瑞士公务员法规定，对公务员的纪律处分不能代替其造成的损失和应承担的刑事责任。反之亦然。 （三）我国渎职犯罪立法内容上的特点 1、我国刑法总体上表现为从严治吏 （1）我国与国外刑法相比较，我国新刑法对渎职犯罪的规定更为详尽。世界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其刑法中的渎职犯罪的规定一般只有十多条。如日本刑法为13条，韩国刑法为14条，西德刑法为28条，但经修正案删去多条，较多的是泰国，有两章26条。我国刑法渎职罪和贪污贿赂罪两章共计38条，如把其它各章中的渎职犯罪加起来，就有50多个罪名。仅从这一点看，不但说明了新刑法比较彻底地改变了“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模式，而且反映了立法者对渎职犯罪的高度重视。另外，还规定了单位的渎职犯罪，这在国外刑法典中是没有的。 （2）我国渎职犯罪主体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在国外，除行政人员、司法人员、立法人员、军职人员作为渎职犯罪主体较一致外，仲裁人在日本、瑞士、法国、韩国等国，鉴定人、翻译或通译在奥地利、瑞士等国，企业主管人员在奥地利、巴西等国，代理人在新加坡、英国等国，医生和助产士在法国，律师在德国可作为渎职犯罪主体。在我国，渎职犯罪是特殊主体，行为人必须具有“从事公务”的身份，才能构成渎职犯罪的主体，“从事公务”是渎职犯罪主体的身份特征。所谓的“从事公务”仅指从事国家公务，即从事对国家事务进行组织、领导、监督、管理活动。不包括从事集体公务（非国有单位的集体事务），也不包括从事劳务。因此，我国渎职犯罪打击锋芒直指渎职的国家工作人员。这符合我国的历史和现实，符合反腐的需要。 （3）刑法的某些条款规定了国家工作人员犯罪从重处罚。总则第一章第7条第二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作人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的，无论犯何罪及刑法轻重，均适用本法。第三章第七节第54条规定，剥夺政治权利的内容包括剥夺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和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分则中，第109条第2款有掌握国家秘密的国家工作人员犯叛逃罪从重处罚的规定，第243条第2款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诬陷罪从重处罚的规定，第245条第2款有司法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犯非法搜查罪和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从重处罚的规定，第247条有司法工作人员刑讯逼供或暴力取证致人伤残、死亡的，按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从重处罚的规定，第249条第2款有对缉毒人员或者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掩护、包庇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犯罪分子的行为的从重处罚的规定。 （4）取消了79刑法的第192条。192条的规定为“国家工作人员犯本章之罪，情节轻微的，可以由主管部门酌情予以行政处分。”第32条既已经对免予刑事处分作了明确规定，192条又对国家工作人员给以特别“关照”，就为以官当刑，以党纪代替刑罚开启了方便之门。 （5）渎职犯罪量刑严重。贪污受贿都规定了最高法定刑死刑，而国外大多数国家，不论是否废除死刑，渎职犯罪不仅不适用死刑，连终身监禁也不适用。 2、我国刑法在从严治吏方面之不足 （1）惩治渎职犯罪的刑罚不完备。在国外渎职犯罪的刑事责任中，针对渎职犯罪的特点，有形式多样的刑事责任立法加以选择，除传统的徒刑等刑法方法外，还采取剥夺政治权利、罚金、没收财产等方法。在中国古代，有贪污犯终身不得叙用的规定，更有与罪刑自负原则相悖的“赃吏子孙不得察举”的规定。 相比较而言，我国惩治渎职犯罪的刑罚较为单调，如象刑讯逼供罪、报复陷害罪、非法剥夺宗教信仰自由罪、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滥用职权罪、私放罪犯罪等到渎职犯罪都只规定了主刑，却没有针对性地规定剥夺政治权利的附加刑，象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到犯罪也缺乏罚金刑的规定，单一的刑事责任方法，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对渎职犯罪的打击。实践中出现了渎职犯罪的服刑者的公职未被撤消，继续领工资的极个别情况。有学者建议，“在设置渎职犯罪刑法方法时，不仅应当一般地规定诸如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等刑种，而且还应当针对犯罪分子借助手中职权谋求私利或不尽职守的特点，规定一些有有助于其再度利用职权进行类似犯罪活动的制裁措施。为此，可考虑对现行刑法所规定的剥夺政治权利进行合理分解，规定对各种不同情节、不同危害程度的渎职犯罪，分别选择适用剥夺政治权利，或仅剥夺其中的某一项内容。” 可惜，97刑法修订时并没有采纳这个建议。 （2）刑法没有严格体现公职人员犯罪特别是领导者犯罪应从严处罚的原则。 国外对渎职犯罪实行从严处罚的原则，这种从严精神，不仅一些渎职犯罪的法定刑较重，而且在不纯正犯罪时，即公务员与一般公民犯相近的罪，对公务员的处罚要比一般公民重。如韩国刑法第七章规定了一系列渎职犯罪外，在135条还特别规定：“公务员利用职权犯本章之外之罪者，加重其刑至1/2。”还有的国家刑法规定，对渎职犯罪的官员比普通公务员处刑要重。《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285条滥用职权罪、第286条逾越职权罪、第287条拒绝向俄罗斯联邦会议或俄罗斯联邦统计局提供信息罪、第290条受贿罪均分为两类犯罪主体，一类是一般的公职人员，另一类是担任俄罗斯国家联邦职务或俄罗斯各主体国家职务的人员以及地方自治机关首脑。这两类主体分别规定法定刑，第二类主体的法定刑要重。在我国古代刑法中，官吏犯罪受到从严监督。重惩有统领管辖权力的“监临官”和处于特殊地位因而握有实权的“势要”官吏上。 而在我国现行刑法中却没有领导者犯罪从严处罚的规定。另外，公务员利用职权犯破坏选举罪、窝藏罪、包庇罪、泄露国家秘密罪等相对于一般人犯此罪也没有从重处罚之规定，而公务人员利用自己特定身份实施这类犯罪时，其社会危害性往往要大于一般人的同类犯罪行为，理应对其从重处罚。 在我国现实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一些严重渎职犯罪，其重要原因往往在于有监督义务的职能部门和领导者监督不力甚至纵容。而在行政上，很少看到有主管领导引咎辞职或被免职的情况，更不用说以玩忽职守罪追究刑事任了。而国外对这种情况规定较严，不仅官员们为此类行为辞职常常见诸报端，而刑法对此也有规定。如《德国刑法典》第357条规定：“（1）领导者引诱或从事引诱其属员实施职务中的违法行为或者让其属员的这种违法行为发生的，处以针对该种违法行为所规定的刑法。（2）在被监督或者被控制的公务员实施的违法行为属于其监督或控制的活动范围内，对监督或者控制其它公务员的职务活动的公务员适用前款规定。”我国古代刑法还通过严密的共犯制度和连坐制使上级官员为下级官员的渎职犯罪，官员为同僚之间的渎职犯罪负连带责任。要解决这个问题，我国刑法在玩忽职守罪的认定上应具体规定领导者和负有直接监督义务人员在被监督的人犯罪时在哪些情况下他们应负刑事责任，并可引入大陆法系的监督过失理论来完善玩忽职守罪的犯罪构成。即“由于业务或者其它社会生活上的关系，负有义务监督他人不致过失造成法益侵害的人，没有履行这种监督义务时，就是监督过失。” （3）我国刑法在某些渎职犯罪的构成要件上规定过窄，不利于打击渎职犯罪。如我国的贪污受贿罪都是数额犯，并且作为犯罪结果的数额是作为犯罪构成要件规定的，这就意味着这些犯罪不存在犯罪预备和犯罪未遂，由于这些犯罪的严重危害性，这显然是不适宜的。97刑法第397、404、405、406等条款都把“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作为构成犯罪的要件。而滥用职权的渎职行为中，其主观罪过还包括间接故意，而公职人员的循私舞弊滥用职权行为应属严禁的行为，因而以“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作为构成犯罪的要件并不恰当，将其与纯粹过失行为的玩忽职守罪并列，同等量刑也有悖罪刑相适应原则。在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上，行为方式上我国只规定了“收受”和“索取”，而日本在行为方式上规定有要求、期约和收受三个阶段的行为。在行为目的上我国还规定了要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益，这并不能很好地适应我国反贪斗争实际的需要，目前有些地方的个别官员，每逢“年节或婚丧嫁娶”便能得到个人、企业、或经济组织的大量“奖金或礼金”，有的一年高达十多万，却既不能构成贪污罪也不能构成受贿罪。我国古代均把严重不廉洁的行为视为可罚性行为，如《唐律疏议》规定，“诸官人因使，於使所受送遗及乞取者”构成“因使受送遗”罪，“诸监临之官，受所监临财物者”构成“受所监临财物”罪，根本就不问是否“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益”。日本对各类贿赂行为划分得比较祥细，但同样不要求“利用职务便利”或“为他人谋利益”。另外 ，贿赂的对象上，我国刑法只局限于财物。司法实践中，贪赃者往往腐化堕落，权色交织在一起，权色交易盛行。因此，应突破财产性利益的限制，象日本刑法那样，“凡是能满足人的需要和欲望的一切利益都包括在内。” 另外，考虑到国家公职人员渎职犯罪现象日益漫延，应当根据渎职犯罪的具体表现形式，进一步扩大渎职犯罪的范围，如增补“挥霍浪费罪”， “非法经商罪”。 （4）各种规章制度尚不健全，行政法规还不完善。从惩治渎职犯罪的对策而言，刑法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但却不是唯一的。世界各国的经验都是实行综合治理，即采取法律的、经济的、行政的和道德的多种手段。现代各国采取的防止各级官吏的贪污腐败的一系列配套措施中主要有：健全监督机构，形成监督系统；建立财产申报制度；舆论监督；兼职、受礼受严格限制；高薪养廉等。 我国古代实行御使监察制度，在查禁文武百官渎职犯罪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行政法与刑法合二为一，官吏的刑罚与行政处分在法律上一体化。唐朝官吏在犯罪后是否要受以及怎样承受撤销官爵处分，一律由刑律来明确规定，而不由行政系统来行使决定权。如《名例（总18条）》规定官吏犯有“十恶”、“故杀人”、“受财枉法”等82项罪名，在接受刑罚同时，还受官职爵位全部撤销的“除名”之罚。另外，古代官吏有轻微的犯罪，凭特权可以处赎刑而不处实刑，但是赎刑处罚要纳入行政考核之内，从而引起行政处分的后果。这样的立法使刑罚与行政处分没有明确区分的必要，实践中没有罪与非罪区分的困惑，处罚不易产生严重的偏差，官吏犯罪后难以逃避制裁。 我国的行政法规却不健全，使有些渎职犯罪的立法显得孤立，得不到行政法规的支持，使行政违法和刑事违法的界限模糊。综合我国实际，最重要的是： 第一，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首先是国家公务员制度，要使国家工作人员的升降进出，奖惩考核规范化，制度化，清除人事上的腐败；其次是各种具体制度，如政务公开制度、财产申报制度、离任审计制度、错案追究制度、行政执法责任制度、罚款分离制度等。这些制度对促使国家机关工作正常有序、高效廉洁地运转有重要作用。 第二，强化监督机制。权力不受监督，必然走向腐败。从表面看，我国的监督机制不可谓不完备，人大的权力监督、纪委和监察的纪律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作用，各地也不断地创造出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但由于我国封建制度的长期存在的人治思想的根深蒂固，民和官的监督和被监督关系常常被颠倒。强化监督机制除完善监督法规，尽快制定《监督法》外；还必须强化监督意识，监督者要敢干和善于监督，既“监事”又“察人”，被监督者要自觉接受监督。
无现行立法摘 要：性贿赂因其独有特征,成为贿赂犯罪中一种新犯罪方式,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将性贿赂犯罪纳入刑法调整范围十分必要。关键词：性贿赂犯罪 立法争论 立法构想贿赂犯罪是世界各国所共同面临的、急需有效治理的问题[1]，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把贿赂罪作为职务犯罪重点予以打击。但是贿赂的范围问题在各国的刑法理论中及立法体制上有很大差别。在刑法学界，有三种主要观点：1．财物说，认为贿赂仅指金钱和财物。2．物质利益说，认为贿赂通常指金钱和物品，但在特定场合，贿赂可指财产性利益。3．需要说，认为“贿赂应包括一切能满足人们需要或欲望的有形无形利益在内”[2]。我国刑法规定行贿罪受贿罪目的物限定为财物。然而，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贿赂犯罪出现新形式:权色交易。有学者统计，发生在上世纪末十年上千例腐败犯罪案件中竟有九成以上夹杂各种形式权色交易。权色交易正成为和权钱交易不分伯仲的腐败交易方式。[2]性贿赂危害性不亚于财物贿赂，但因法无明文，使此种贿赂犯罪成法律死角 ,此立法形势不利于反腐倡廉和对贿赂犯罪的打击预防。一、关于性贿赂罪的立法争论在我国，对“性贿赂罪“立法，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部分学者和公民对“性贿赂罪”立法持反对态度，也有一部分学者和大部分公民持支持态度。持反对态度的人至少有四种理由：其一，“性贿赂”与“有感情”难界定。其二，“性贿赂”定性取证难。性行为具有隐蔽性强的特点,故所收集的证据形式往往只是犯罪嫌疑人供述,很难取得其他形式证据,即形成“孤证”。因此, 对“性贿赂”定罪的证据采集,法律上就形成瓶颈。[3]其三，“性贿赂”定罪量刑难。此观点认为，从现行刑法来看，贿赂行为罪与非罪，贿赂的量刑轻重都视贿赂财产数额多少而定，而“性”无法量化，所以“性贿赂”定罪量刑依据就成问题。其四，“性贿赂”立法有违刑法谦抑性。“刑罚与其严厉不如缓和”[4]若将“性贿赂”纳入犯罪体系,会扩大刑法“杀伤面”,破坏刑罚均衡性。持支持态度的学者认为：其一，性贿赂一旦既遂，具有多次为行贿者谋取不正当利益、多次危害社会特征。性贿赂成为法律空白与死角，不利于反腐倡廉。其二，“性贿赂”犯罪有极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其它调整己不足以抑制其危害的发展,必须用刑法加以约束。这也完全符合刑法谦抑性要求的条件,即其一,危害行为必须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其二,作为对危害行为的反应,刑罚应当具有无可避免性。[5]其三，从功利角度而言，性贿赂实不能量化，但不能为追求量刑便利而排除贿赂犯罪的现实性、危险性，忽略其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性。其四，从犯罪构成上说，在本质特征及其目的上，性贿赂均属于贿赂犯罪形式，都反映了贿赂犯罪实质—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笔者赞同此观点，利用性为贿赂标的物，具有诱使受贿者滥用权力为己谋利的社会危害性。从立法角度看，对此行为进行规制非常必要。二、性贿赂的刑法学理基础法学研究的目的是为立法、执法及司法实践提供理论支撑。笔者通过对中国传统法律及国外有关法律规定进行分析，以期为我国性贿赂立法提供刑法学理解释。1.我国古代已将性贿赂纳入律法调整范围女色贿赂的相关律文最早似可溯至舜时。以后各代直到春秋时一直沿用此罪。行贿者犯法为“昏”,即有事者用女色行贿主司之官以求胜诉;受贿者违法称“墨”,即主管官吏贪图美色渎职卖法。后来的律法将财物贿赂和女色贿赂同等看待,是有其渊源的。唐以前的相关律文多亡佚,故不得其详。就完整保存下来的唐、明、清律法来看,当时统治者对女色贿赂的危害深有警戒。《唐律疏议》曰：“有事之人，或妻或妾，而求监临官曲法判事，娶其妻妾及女者，以奸论加二等……亲属知行求枉法，而娶人妻妾及女者，自依本法为从坐。”[6]此后的元律和大清律也有类似规定。国民党时期对官吏性犯罪也制定相当严密的防范措施，对防止官吏腐败作用非常明显。2.国外和港台地区的立法经验足可借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将“非财产性”利益作为贿赂犯罪内容，且在各国刑法典中予以明确规定。如意大利刑法典第319条规定“公务员对其不执行职务或迟延执行或违背职务之行为,而为自己或第三人收受或期约金钱或其他利益者”,可构成违背职务之受贿罪。[7]1971年修订的瑞士刑法第315条规定“当局成员、官员、法官……为将来的违背职责的职务行为索要、接受或让他人允诺不属于他们的利益的，处3年以下重惩役或监禁刑。”[8]1976年联邦德国刑法典第331条规定“公务员或从事特别公务的人员，对于现在和将来的职务上的行为要求期约和收受利益者，均为受贿罪”。[9]法国刑法典第433—1条、第433—2条、第434—9条均规定禁止“直接或间接索要或者奉送许诺、赠礼、馈赠或其他任何好处”。我国香港地区《防止贿赂条例》第2条规定,公务员索取和接受任何其他服务等利益的构成受贿罪;其第5条规定,任何人士无合法权力或适当理由,向公共机构雇员提供利益,诱使其以任何方法滥用其职权的行为,构成行贿罪。而台湾地区刑法典第121条规定:“公务员或者仲裁人对于职务上的行为,要求期约或者收受贿赂或其他不正当利益者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五千元以下罚金。”通过对国外和我国港台地区立法研究，不难发现我国刑法典中关于规制贿赂行为的条款有所疏漏。三、惩治性贿赂的立法构想1.性贿赂犯罪的认定性贿赂受贿主体无性别限制。实施这种行为的对象必须是特殊主体,即刑法意义上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贿主体为一般主体.其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客观方面表现为受贿者利用职务便利接受性服务.性贿赂犯罪既遂应以发生性关系为主要标准, 同时兼顾不正当利益实现的次要标准。因通常情况下以性关系的发生为既遂标准,但特殊情况下当事人约定事后性贿赂,应以不正当利益实现为标准。立法上，应采取增设条款方式，在第385条下增设一款，作为第二款：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接受他人或第三人提供性服务，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按第一款规定论处。在第389条下增设一款，作为第二款：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为国家工作人员提供性服务，情节严重的，按第一款规定论处。2.性贿赂罪的量刑与财务贿赂犯罪相比,对“性贿赂”犯罪主体的定罪量刑不仅要看到受贿人获得了什么物质利益,更要看受贿人利用职务给国家集体造成怎样的损失。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存在行贿、受贿数额较小但社会危害性较大的现象。因此,以贿赂数额来确定构成犯罪与否及作为量刑依据不可取,对“性贿赂”犯罪更不能单纯用贿赂数额衡量。因而，在异性行贿人直接以色相贿赂,或受贿人主动索取权色交易情况下,要把性贿赂行为所致的社会危害程度作为量刑主要标准,把受贿人利用职务之便为行贿人谋取的非法利益大小、给国家财产造成损失的大小及对国家机关正常活动造成的破坏大小等情况综合起来考虑确定刑事处罚。将“性贿赂”犯罪真正纳入法律范畴,还需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相应司法解释以规制现存权色交易,以待时机成熟之时由立法机关修改现行刑法，将其真正纳入刑法典。参考文献[1] 梁根林．《受贿罪法网的漏洞及其补救——兼论刑法的适用》[J]．中国法学．2001,（6）．[2] 王作富．《经济活动中罪与非罪的界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 第332～333页．[3] 刘宪权，阮传胜．《“性贿赂”行为犯罪化不足取》[J]．法治论丛．2003年第2期第20页．[4] 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289.[5] 周勇,徐彬．《性贿赂探讨》[J].河北法学2001年第5期第111页．[6] 长孙无忌．《唐律疏议》（卷一四）〔M〕．户婚．[7] 黄风．意大利刑法典[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98-99．[8] 徐久生.瑞士联邦刑法典[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100．[9] 徐久生，庄敬华．德国刑法典[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227
财务人员在内控中主要是核对数据，严格执行列支渠道和预算，并且要按相关的内控要求做好资料的备份和整理。是一个执行和监督的重要角色
摘 要：性贿赂因其独有特征,成为贿赂犯罪中一种新犯罪方式,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将性贿赂犯罪纳入刑法调整范围十分必要。关键词：性贿赂犯罪 立法争论 立法构想 贿赂犯罪是世界各国所共同面临的、急需有效治理的问题[1]，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把贿赂罪作为职务犯罪重点予以打击。但是贿赂的范围问题在各国的刑法理论中及立法体制上有很大差别。在刑法学界，有三种主要观点：1．财物说，认为贿赂仅指金钱和财物。2．物质利益说，认为贿赂通常指金钱和物品，但在特定场合，贿赂可指财产性利益。3．需要说，认为“贿赂应包括一切能满足人们需要或欲望的有形无形利益在内”[2]。我国刑法规定行贿罪受贿罪目的物限定为财物。然而，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贿赂犯罪出现新形式:权色交易。有学者统计，发生在上世纪末十年上千例腐败犯罪案件中竟有九成以上夹杂各种形式权色交易。权色交易正成为和权钱交易不分伯仲的腐败交易方式。[2]性贿赂危害性不亚于财物贿赂，但因法无明文，使此种贿赂犯罪成法律死角 ,此立法形势不利于反腐倡廉和对贿赂犯罪的打击预防。一、关于性贿赂罪的立法争论在我国，对“性贿赂罪“立法，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部分学者和公民对“性贿赂罪”立法持反对态度，也有一部分学者和大部分公民持支持态度。持反对态度的人至少有四种理由：其一，“性贿赂”与“有感情”难界定。其二，“性贿赂”定性取证难。性行为具有隐蔽性强的特点,故所收集的证据形式往往只是犯罪嫌疑人供述,很难取得其他形式证据,即形成“孤证”。因此, 对“性贿赂”定罪的证据采集,法律上就形成瓶颈。[3]其三，“性贿赂”定罪量刑难。此观点认为，从现行刑法来看，贿赂行为罪与非罪，贿赂的量刑轻重都视贿赂财产数额多少而定，而“性”无法量化，所以“性贿赂”定罪量刑依据就成问题。其四，“性贿赂”立法有违刑法谦抑性。“刑罚与其严厉不如缓和”[4]若将“性贿赂”纳入犯罪体系,会扩大刑法“杀伤面”,破坏刑罚均衡性。持支持态度的学者认为：其一，性贿赂一旦既遂，具有多次为行贿者谋取不正当利益、多次危害社会特征。性贿赂成为法律空白与死角，不利于反腐倡廉。其二，“性贿赂”犯罪有极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其它调整己不足以抑制其危害的发展,必须用刑法加以约束。这也完全符合刑法谦抑性要求的条件,即其一,危害行为必须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其二,作为对危害行为的反应,刑罚应当具有无可避免性。[5]其三，从功利角度而言，性贿赂实不能量化，但不能为追求量刑便利而排除贿赂犯罪的现实性、危险性，忽略其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性。其四，从犯罪构成上说，在本质特征及其目的上，性贿赂均属于贿赂犯罪形式，都反映了贿赂犯罪实质—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笔者赞同此观点，利用性为贿赂标的物，具有诱使受贿者滥用权力为己谋利的社会危害性。从立法角度看，对此行为进行规制非常必要。二、性贿赂的刑法学理基础法学研究的目的是为立法、执法及司法实践提供理论支撑。笔者通过对中国传统法律及国外有关法律规定进行分析，以期为我国性贿赂立法提供刑法学理解释。1.我国古代已将性贿赂纳入律法调整范围女色贿赂的相关律文最早似可溯至舜时。以后各代直到春秋时一直沿用此罪。行贿者犯法为“昏”,即有事者用女色行贿主司之官以求胜诉;受贿者违法称“墨”,即主管官吏贪图美色渎职卖法。后来的律法将财物贿赂和女色贿赂同等看待,是有其渊源的。唐以前的相关律文多亡佚,故不得其详。就完整保存下来的唐、明、清律法来看,当时统治者对女色贿赂的危害深有警戒。《唐律疏议》曰：“有事之人，或妻或妾，而求监临官曲法判事，娶其妻妾及女者，以奸论加二等……亲属知行求枉法，而娶人妻妾及女者，自依本法为从坐。”[6]此后的元律和大清律也有类似规定。国民党时期对官吏性犯罪也制定相当严密的防范措施，对防止官吏腐败作用非常明显。2.国外和港台地区的立法经验足可借鉴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将“非财产性”利益作为贿赂犯罪内容，且在各国刑法典中予以明确规定。如意大利刑法典第319条规定“公务员对其不执行职务或迟延执行或违背职务之行为,而为自己或第三人收受或期约金钱或其他利益者”,可构成违背职务之受贿罪。[7]1971年修订的瑞士刑法第315条规定“当局成员、官员、法官……为将来的违背职责的职务行为索要、接受或让他人允诺不属于他们的利益的，处3年以下重惩役或监禁刑。”[8]1976年联邦德国刑法典第331条规定“公务员或从事特别公务的人员，对于现在和将来的职务上的行为要求期约和收受利益者，均为受贿罪”。[9]法国刑法典第433—1条、第433—2条、第434—9条均规定禁止“直接或间接索要或者奉送许诺、赠礼、馈赠或其他任何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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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格式标准1.引言制定本标准的目的是为了统1规范我省电大财经类本科毕业论文的格式，保证毕业论文的质量。毕业论文应采用最新颁布的汉语简化文字，符合《出版物汉字使用管理规定》，由作者在计算机上输入、编排与打印完成。毕业论文作者应在选题前后阅读大量有关文献，文献阅读量不少于10篇，将其列入参考文献表，并在正文中引用内容处注明参考文献编号（按出现先后顺序编排）。2.编写要求页面要求：毕业论文须用A4(210×297mm)标准、70克以上白纸，1律采用单面打印；毕业论文页边距按以下标准设置：上边距(天头)为：30 mm;下边距（地脚）25mm;左边距和右边距为：25mm；装订线：10mm;页眉：16mm;页脚：15mm。页眉：页眉从摘要页开始到论文最后1页，均需设置。页眉内容：浙江广播电视大学财经类本科毕业论文，居中，打印字号为5号宋体，页眉之下有1条下划线。页脚：从论文主体部分（引言或绪论）开始，用阿拉伯数字连续编页，页码编写方法为：第ｘ页共ｘ页，居中，打印字号为小5号宋体。前置部分从内容摘要起单独编页。字体与间距：毕业论文字体为小4号宋体，字间距设置为标准字间距，行间距设置为固定值20磅。3.编写格式毕业论文章、节的编号：按阿拉伯数字分级编号。毕业论文的构成（按毕业论文中先后顺序排列）：前置部分：封面中文摘要，关键词英文摘要，关键词目次页（必要时）主体部分：引言（或绪论）正文结论致谢(必要时)参考文献附录(必要时)4.前置部分封面：封面格式按浙江广播电视大学财经类本科毕业论文封面统1格式要求。封面内容各项必须如实填写完整。其中论文题目是以最恰当、最简明的词语反映毕业论文中最重要的特定内容的逻辑组合；论文题目所用每1词必须考虑到有助于选定关键词和编制题录、索引等2次文献可以提供检索的特定实用信息；论文题目1般不宜超过30字。论文题目应该避免使用不常见的缩写词、首字缩写字、字符、代号和公式等；论文题目语意未尽，可用副标题补充说明论文中的特定内容。具体内容依次列示如下内容：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小2号黑体，居中）论文题名：（2号黑体，居中）学生姓名：（××××××××3号黑体）学 号：（××××××××3号黑体）指导教师：（××××××××3号黑体）专业：（××××××××3号黑体）年 级：（××××××××3号黑体）学 校：（××××××××3号黑体）摘要：摘要是论文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短陈述，应以第3人称陈述。它应具有独立性和自含性，即不阅读论文的全文，就能获得必要的信息。摘要的内容应包含与论文同等量的主要信息，供读者确定有无必要阅读全文，也供文摘等2次文献采用。摘要1般应说明研究工作目的、实验研究方法、结果和最终结论等，而重点是结果和结论。摘要中1般不用图、表、公式等，不用非公知公用的符号、术语和非法定的计量单位。摘要页置于封面页后。中文摘要1般为300汉字左右，用５号宋体，摘要应包括关键词。英文摘要是中文摘要的英文译文，英文摘要页置于中文摘要页之后。申请学位者必须有，不申请学位者可不使用英文摘要。关键词：关键词是为了文献标引工作从论文中选取出来用以表示全文主题内容信息款目的单词或术语。1般每篇论文应选取3～5个词作为关键词。关键词间用逗号分隔，最后1个词后不打标点符号。以显著的字符排在同种语言摘要的下方。如有可能，尽量用《汉语主题词表》等词表提供的规范词。目次页：目次页由论文的章、节、条、附录、题录等的序号、名称和页码组成，另起1页排在摘要页之后，章、节、小节分别以、等数字依次标出，也可不使用目次页5.主体部分格式：主体部分的编写格式由引言(绪论)开始，以结论结束。主体部分必须另页开始。序号毕业论文各章应有序号，序号用阿拉伯数字编码，层次格式为：1××××（3号黑体，居中）××××××××××××××××××××××(内容用小4号宋体)。××××（小3号黑体，居左）×××××××××××××××××××××（内容用小4号宋体）。××××（4号黑体，居左）××××××××××××××××××××（内容用小4号宋体）。①××××（用与内容同样大小的宋体）a．××××（用与内容同样大小的宋体）论文中的图、表、公式、算式等，1律用阿拉伯数字分别依序连编编排序号。序号分章依序编码，其标注形式应便于互相区别，可分别为：图、表、公式（）等。注：论文中对某1问题、概念、观点等的简单解释、说明、评价、提示等，如不宜在正文中出现，可采用加注的形式。注应编排序号，注的序号以同1页内出现的先后次序单独排序，用①、②、③……依次标示在需加注处，以上标形式表示。注的说明文字以序号开头。注的具体说明文字列于同1页内的下端，与正文之间用1左对齐、占页面1/4宽长度的横线分隔。论文中以任何形式引用的资料，均须标出引用出处结论：结论是最终的，总体的结论，不是正文中各段的小结的简单重复，结论应该准确、完整、明确、精炼。参考文献：参考文献应是论文作者亲自考察过的对毕业论文有参考价值的文献。参考文献应具有权威性，要注意引用最新的文献。参考文献以文献在整个论文中出现的次序用[1]、[2]、[3]……形式统1排序、依次列出。参考文献的表示格式为：著作：[序号]作者.译者.书名.版本.出版地.出版社.出版时间.引用部分起止页期刊：[序号]作者.译者.文章题目.期刊名.年份.卷号(期数). 引用部分起止页会议论文集：[序号]作者.译者.文章名.文集名 .会址.开会年.出版地.出版者.出版时间.引用部分起止页 大学本科毕业论文格式标准 大学本科毕业论文格式标准 大学本科毕业论文格式标准 大学本科毕业论文格式标准
本科毕业论文格式模板参考（以山西大学为例）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本科毕业论文格式模板，在这里以以山西大学为例展开讲解，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标题前空一行，二号黑体
用三号楷体，与内容提要间空一行。
——以XX公司为例如有副标题，用三号楷体
学生姓名：XXX 指导教师：XXX
“内容提要”和“关键词”用五号黑体，与后面文字空一格，内容用五号楷体
内容提要： 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学习型组织是适应社会变化的新组织形态，并很快就掀起了一股组织变革的热潮。然而，构建学习型组织的活动受到了各种挫折，学习型组织理论也受到了质疑。从历史上看，有不少变革遭遇失败，而且伴随着痛苦、伤害或牺牲，但同样不变革就意味着死亡。因此我们在推动变革的时候必须顺应组织的规律，走变革的“阻力最小之路”，才能“势如破竹”的推动改革，否则不仅徒劳无功，甚至可能越用力推，系统的反弹力量越大。本文结合实际，在充分肯定学习型组织对官僚制的批判和超越的基础上，对构建学习型组织的障碍因素进行深入思考，转换思维方式，最终提出了学习型组织的适用范围。
关键词： 学习型组织空三格官僚制 障碍
1、引言一级标题五号黑体，前后空一行
学习型组织理论是当今比较前沿的管理理论。其集大成者彼得·圣吉对学习型组织的描述是这样的：“在其中，大家得以不断突破自己的能力上限，创造真心向往的结果，培养全新的、前 瞻 而开阔的思考方式，全力实现共同的抱负，以及不断一起学习如何共同学习。”我国学者周德孚认为：“所谓学习型组织，是指通过培养弥漫于整个组织的学习气氛，充分发挥员工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有机的、高度柔性的、扁平化的、符合人性的、能持续发展的组织。”
学习型组织理论一经提出，很快就掀起了一股组织变革的热潮。在世界许多国家都在为创建学习型社会而努力的大背景下，近年来国内大中企业、大小城市、团体组织以“运动”的形式大张旗鼓地构建学习型组织，例如，北京、上海、大连、常州、九江等城市相继提出了创建“学习型城市”的口号。宝钢、海尔等国内著名企业先后开展了建立学习型组织的实践探索，其中不乏卓有成效者，但也存在着一些根本不清楚学习型组织的模型、创建条件和实施步骤以及究竟能带来怎样的变革的追风者。但是，不管怎样，国际局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知识老化速度大大加快。未来社会，成功者将是那些在竞争中比对手学习得更快的组织和个人，学习型组织作为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对组织管理模式变化要求的新的组织形态，已经掀起了一场强烈的“学习”飓风。
2、学习型组织理论对官僚制的批判与超越
官僚制面临的问题二级标题，五号楷体 前后空.5行
在现代社会学、政治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中，官僚制理论是与马克斯·韦伯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虽然官僚体系在人类历史上早已存在，并引起过学者们的关注，但正是经过了韦伯的深入论证，官僚制才成为2世纪理论研究的热点和社会组织实践中的'最重大事件。根据韦伯的论述，官僚制可以分为传统官僚制和现代官僚制两种，前者把传统的权威作为合法性的来源，但缺乏专业的技术管理和合理的法律制度，只具有合法性而没有合理性;后者则具有技术化、理性化和非人格化特征，是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统一。本文所讲的正是韦伯所推崇并极力构建的工具理性化的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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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用尾注，在文章末尾标明，形式为1，2等。
学习型组织理论对官僚制的批判
当官僚制面临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的时候，人们对官僚制的批判之声也一阵高过一阵。而事实上，学习型组织的很多概念，正是从对作为封闭式系统的官僚制组织的批判中产生的。
学习型组织对专业化分工的批判三级标题五号宋体，前后空.5行
现代官僚制的管理是建立在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即每个组织成员都只负责与自己专业有关的职位上的工作，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组织的高效率。但是在圣吉看来，正是这种建立在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组织结构，在加深了社会分工，促进生产力进步的同时，也加深了人类思想的割裂，造成的后果从大的方面来说是人与自然的对立，小的方面来说则是组织的分割、部门的对立，因而也必将最终影响到组织的效率。据此他提出学习型组织应该建立在系统思考的基础上。在圣吉看来要建立一个学习型组织，组织成员必须进行“五项修炼”，即自我超越、改变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景、团体学习、系统思考，在这五项修炼中第五项修炼即系统思考是最重要的。认为系统思考将使我们以一种新的方式来重新认识自己与所处的世界，从而实现“一种心灵的转变”，通过系统思考实现整体大于各部分加总的效力。[1] 参考文献对应位置
3、结语
创新、研发型组织，所谓创新、研发型组织，就是充分发挥各员工和各部门的创造性，针对组织内外的变化研发各种新的产品、服务、技术以及提出新的经营管理方式的组织。其创新、研发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产品创新，引入新的产品或新的质量;工艺创新，采用新的生产方法;市场创新，开辟新的市场;资源创新，获得新的供给来源;体制创新，实行新的组织和管理形式。创新、研发与学习型组织有着密切的联系，创新、研发是学习的动力，不学习而只凭“灵机一动”，创新、研发容易成为花拳绣腿。而且，创新、研发往往发生在跨部门和跨知识领域，更集中的体现为组织智慧，而学习型组织是能够有力地进行组织学习的最有效的组织。(正文到此结束)
注释 ：“注释”用五号黑体，具体文字为五号宋体，与前文空两行
1 所谓工具理性化的含义是
“参考文献”用五号黑体，前空两行，后空一行，具体文字为五号宋体。内容具体格式如下
参考文献：
[1]杨盛标，许康.工程范畴演变考略.自然辩证法研究，2，1：35
另：版式要求：页边距上、下均为，左侧 cm，右侧2 cm;每页43行，每行43字，行跨度磅，字跨度磅。
靠人不如靠己
在某些网站会有模板的，你把它保存下来，再填上内容就好多了
自学考试毕业论文答辩需要准备什么？
尊重老师、注重沟通
在整个论文创作的过程中，导师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在写作和答辩前，都要多和导师沟通，尊重导师的意见，及时修改论文，做好答辩准备。
最后，在导师的修改意见指导下进行定稿，如果还没有定稿，一定要根据导师的意见及时补充或修改。自考指导老师大多经验丰富，遇到拿不准的问题，要及时向导师请教，不要自作聪明，以免耽误论文答辩。
内容真实、准确
关于内容这一块儿，大家要注意的是保证论文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原创性！
写作中要注意格式规范，内容不要有引用资料不当、伪造数据或案例、错别字等“硬伤”。选择论文内容时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由于要检索网络资料较多，考生需格外注意。不能引用多次的文章，除了参考网络资料外，还应该尽可能到图书馆查找文献资料，这样确保引用资料的原创性和权威性。
多加演练、心态放松
论文定稿后，就要开始准备现场答辩了。只要前期按照导师的意见认真写作，定稿经过导师同意，答辩时应该就没有太大的问题。为保证答辩时顺利，考生可以在答辩前做好充分练习，控制演讲时间。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总之，同学们需早做准备，对自己的毕业论文要有相当清楚的认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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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好些 看你是理工科还是文科类的 文科类的多找些成品拼凑下，现在过论文不算事 你送礼了也是需要自己改的 老师不可能给你改 所以还是省省钱 自己改吧 祝你好运
老师肯定给你说了，哪里不对。其实他们都不怎么看的，比如老师说摘要不行，你就加几段话，发过去。反正你写的再好都要两三次才通过。其实就是个过程。我最后一次改的就变了变格式，其余没动就通过了。别害怕，我也是在那申请的，现在都拿到证了。还有切记不要搬一个论文，你可以在网上下几个，拼凑一下或者改改话，让老师检测不出抄袭太多就行了。有种软件可以检测的，全网检测，现在老师都用那个。祝你好运。
自考论文的答辩，需要从哪些方面着手准备？这几点一定要注意，一起来看。一、导师关：尊重、沟通、请教自考生在写论文中，导师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在写作中和答辩前，都要多和导师沟通，尊重导师的意见，及时修改论文，做好答辩前的准备。以工商企业管理为例，论文有两个大方向：一个是工业企业，另一个是商业企业。湖北专升本网提醒考生，在写作过程中，可以先把论文大纲通过邮件发给导师，让导师将论文提纲顺序进行了调整，缩小题目范围。待导师回执后，完成初稿的拟写。再将初稿发与导师处，由导师提出修改意见。最后，在导师的修改意见指导下定稿。如果还没有定稿，一定要根据导师的意见及时补充或修改。自考指导老师大多经验丰富，遇到拿不准的问题，要及时向导师请教。二、内容关：真实、准确、原创自考论文答辩前的内容关是什么呢？无非是保证论文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原创！论文写作中要注意格式规范，内容不要有引用资料不当、伪造数据或案例、错别字等“硬伤”。湖北专升本网的小编提醒您，选择论文内容时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由于要检索网络资料较多，考生需格外注意。不能引用多次的文章，要想方设法找到刊发文章的原始网站。除了参考网络资料外，还应该尽可能到图书馆查找文献资料。这样确保引用资料的原创性和权威性。在写作中千万不要伪造数据或案例，自考指导老师和负责答辩的老师在本领域经验丰富，如果伪造数据，很容易被识破。自考论文答辩过三关之论文关，尤其要注意：在文章列举案例时，也不要因找不到对应的案例，就随便编造一个，那样在答辩时很容易“露馅儿”，更不要为了赶时间而抄袭或请人代写论文。如果因此而未通过论文答辩，那就得不偿失了。定稿后，还要认真通读论文，仔细检查有没有错别字、语法错误、引用符号错误等。三、练习关：准备、演练、放松论文定稿后，就要开始准备现场答辩了。只要前期按照导师的意见认真写作，定稿经过导师认同，答辩时就不会太紧张。为保证答辩时顺利，尤其是理工科的论文涉及演示环节，建议考生在答辩前做好练习。自考论文答辩过三关之练习关，以计算机专业毕业论文为例。计算机专业毕业论文写作周期长，时间应安排充裕。并在定稿后稳定自己的紧张情绪，稳定情绪的最好方法就是实战演练！即经常对照镜子讲给自己听，并控制演讲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