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飞速发展，大学生的思政教育工作也在我国全方位的改革中不断摸索、不断创新，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下面是由我整理的大学生思政论文模板，谢谢你的阅读。 大学生思政论文模板篇一 浅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 摘 要：思想政治教育是培养大学生人文素质的重要途径， 从当前形势来看,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着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情况不容乐观,还存在很多薄弱环节,这就需要教育工作者结合时代特征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 重要性 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政治立场和思想观念的形成，对社会主义建设及其重要。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进步的需要，是满足人才全面成长的需要。 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大学生思想素质发展情况决定的 从目前来看，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总体上是好的，他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充满了信心，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定会实现，他们与时俱进，思维活跃，具有强烈的开拓意识和创新精神，不管做什么事，他们都有很强的竞争意识和进取精神，道德理想和道德追求也比较高。然而，我们在看到当代大学生好的思想素质的一方面，不能忽视他们思想素质中不好的以免，由于我们正处于时代转换时期，所以部分大学生的时代感强但责任意识弱，虽然有很强的进取心，但是辨别能力有待改进，自制力方面也需要加强。这些情况都说明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提升他们的思想道德情操迫在眉睫。 二、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更好地适应文化开放的大环境。胡锦涛强调，切实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培养造就千千万万具有高尚思想品质和良好道德修养、掌握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丰富 知识和扎实本领的优秀人才，使大学生们能够与时代同步伐、与祖国共命运、与人民齐奋斗，这对于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确保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特别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的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进入了新的阶段。对外开放的国策,对外开放的环境,一方面有利于我们广泛地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另一方面,伴随着各种思潮的传入,使人们的思想观念日趋多元化,打破了原先封闭条件下主流思想占据主导地位、一枝独秀的局面,出现了文化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同时在多元化中还伴有强势文化的扩展。特别是西方强势文化、价值观念对我国的主流思想的冲击更为严峻。而随着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渗透和扩张,必将对高校大学生的思想信念、道德伦理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开放的环境大大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难度,并对其所处的环境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就要求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认真研究在新时期新形势下如何采用各种有效的方法有针对性地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切实做到体现主旋律、弘扬主流意识形态。面对新的发展趋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显然不能,也不可能使学生的思想游离于现实世界之外,必须突破高校和社会的隔离。牢牢地把握这个趋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以勇敢的迎接社会和世界上各种思潮和文化,以非凡的毅力抵抗不良思潮和文化的侵蚀,以超人的能力辨证吸收借鉴其中的先进成果。在教育过程中让学生正确的认识世界、了解世界,培养和增强学生的判断、选择、适应能力,才能更 好的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三、 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高校培养的专业技术人才能对大规模复杂系统进行分析和管理。今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迫切需要人才具备独创性、发明创造能力、想象力和创业精神等，要求高校培养的专业技术人才具备很高的综合素质，不仅要了解本专业知识，而且要深刻了解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和国际背景。无论从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还是从实现经济体制与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性转变来看，都要求肩负培养高层次优秀人才重要使命的高等教育，应重视培养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思想政治教育是培养大学生人文素质的重要途径。不少大学生极度缺乏人文知识和人文精神，“马加爵事件”和“药家鑫事件”就是很好的证明。他们对人类的传统文化遗产知之甚少，缺乏社会所需要的情操道德和艺术气质。所以，这些大学生的信念、理想、德行和素养也随之淡化了。当他们进入社会后，当理想与社会现实发生冲突，他们就会浮躁不安，消极抑郁;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也会变得思想狭隘，不从大局出发考虑事情，有的人还不能正确辨别真、假、善、恶、美、丑，在人生轨道上迷失方向。思想政治教育是人文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让思想政治教育进课堂，对大学生进行情感和意志的培养，可以把大学生培养成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高校是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必须把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要坚持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注重引导大学生深入社会、了解社会、服务社会。坚持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 优良传统，高度重视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大学生思政论文模板篇二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论文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可行路径 [摘要]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飞速发展，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在我国全方位的改革中不断摸索、不断创新，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我们总结三十年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成绩和经验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当下大学生所表现出的行为养成和道德素质等方面的问题仍很突出，并直接影响到未来祖国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整体水准。反观大学生客观存在的道德行为问题，究其原因就是我们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恰切的路径上还须作出更加务实的选择。 [关键词]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 创新 途径 一、必要性：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探索与努力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我们党强调把德育放在学校工作的首位，制定《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深入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及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进课堂、进教材、进学生头脑，通过教学改革逐步形成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课程体系。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敏锐把握新世纪新阶段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新课题、新要求，制定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 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全面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 可以说，从探索与努力的程度上、实施的内容体系上，改革开放三十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成绩斐然;但从大学生实际行为表现上、思想政治教育效度上，仍有许多值得我们反思与进一步努力的领域。这主要体现在当下大学生自身的弱点上： 1.转型期对于涉世未深的大学生来说思想容易受到冲击，是非观念不强、判断标准不一、理想信念不坚定，大学生易用个例否定理论、用少数现象解读政策，以发牢骚来发泄对社会、政治和生活的不满。 2.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脱节。表现为社会责任感淡化、社会功德和传统文化缺失。 3.西方伦理与传统道德产生冲突。西方文化的大量引进，冲击了大学生传统的道德观念。“快餐文化”、追求享受、交往开放等大量西方的观念被大学生所接收，在追逐西方现代观念与传承中华民族优秀道德观念上的思想碰撞，造成大学生道德判断标准模糊。 二、可行性：大学生的主观兴趣与党的政策支撑 一种事物或一个问题所选择的路径是否可行，关键看受教育者主体的接受自觉程度;同时，还要看当下背景下党和国家的相关政策是 否提供政治保障与支撑。二者兼具，就势必确认了这一路径的可行性。 1.把握大学生高雅的主观兴趣 青春年少是一个人一生中的黄金时期，是大学生的自然优势。除了对知识的渴望、对理想的憧憬外，他们还有着活跃的思想和广泛的兴趣。在《关于大学生兴趣爱好的问卷调查》中，我们了解到，被调查大学生中喜欢看影视名片的占、喜欢听音乐的占50%、喜欢读文学作品的占。关于“这些兴趣爱好获得的明显收益”，选择“能陶冶性情”的占、选择“能丰富大学生活”的占、选择“能提升做人品位”的占、选择“能提高审美志趣”的占。这说明，大学生对于高雅的艺术品位给自己带来的收益是充分肯定的。 2.民族精神的理性回归 近年来，主流媒体有关国学的“百家讲坛”为国学的日渐升温营造了浓郁的舆论氛围。从读《论语》开始，一股强劲的国学热在中华大地掀起，特别是在大学生这一精英群体中逐渐奉为时尚。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而存在很多不和谐的音符，但一些优秀的理论对今天社会的发展仍然有着不容忽视的启迪作用。国学并非简单的文史哲，而是一门吸收了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精华的深奥学问。每一个大学生都应该提高自身的国学修养，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让国学重新回归。当前，大学生们也正是逐渐认识到了国学的博大精深，才从思想深处乐于感悟国学中的人文情怀和民族精神，并使 这种人文情怀和民族精神渐渐走向理性回归。 三、当下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可行路径 长期以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上的功利性及其与形式上的脱离性造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甚微。笔者认为，任何教育的内容和形式是不可分的，只有在恰切的形式路径中探寻科学务实的内容，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实现教育效度的最大化。 1.整合时政教育资源 目前高校向大学生实施的“两课”是教育部统一下达的指令性的三门课程，即《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这三门课程围绕大学生的生活实际、思想实际和学习实际，重点加强大学生的世界观教育、价值观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以及政策教育、国情教育。如果单纯以这三门课程为指定内容，相继开设或并列授课，势必会因为其内容的抽象性、交叉性和政治功利性而导致大学生的厌学情绪并付诸厌学行动。如果以专题的形式，就某一社会热点问题、焦点问题和难点问题，就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和重大政策，采取报告、解读、讨论等方式，在三门课程的内容框架内，充分整合时政教育资源，不仅为大学生提供最新的时政资讯，而且在动态的时政资源传递过程中激发大学生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精神和学习热情，势必产生事半功倍的教育效果。 2.开发儒学教育资源 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国学中有着取之不尽的思想教育资源。高校应该有针对性地改革思想道德教育的僵硬模式，在充实“两课”内容、及时反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成果的同时，将国学的精华融入其中，并不断丰富教学形式，以增强思想道德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这正是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切入点。 3.优化公共艺术教育资源 艺术教育的德育效应，并非是由艺术教育径直指向德育的“两点”单线运动，而是通过艺术教育价值的全方位彰显，最终实现由审美到立美、立德和立人的“四点”相接的多维运动链条与理论构架。在艺术教育的实施过程中，我们通过引领学生由感官的熏陶转化为内心对艺术的认识和体会，从而帮助学生明是非、知善恶、识美丑、辨荣辱;在对艺术美、自然美、社会美欣赏的同时，了解自然、了解社会、了解历史，从而获得广博的知识，激发学生的形象思维和创新潜能。 看了“大学生思政论文模板”的人还看： 1. 大学生政治论文格式模板 2. 大学思想政治论文范文 3. 大一思想政治论文格式 4. 大学生思想政治论文 5. 2500字大学政治论文格式范文
“形势与政策” 教育 课程是高校大学生的一门必修课，有着重要的地位。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2017大学形势与政策课论文，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摘要：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现场时指出，实现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中国梦”，而且满怀信心地表示这个梦想一定能实现。而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作为当代大学生，应如何以实际行动实现“中国梦”，值得我们深思和研究。
关键词：“中国梦”;青年大学生;理想信念
2012年11月29日，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现场时指出，实现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中国梦”，而且满怀信心地表示这个梦想一定能实现。“中国梦”的本质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和社会和谐。
一、“中国梦”的影响意义
“中国梦”具有最大限度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而凝聚人心的伟力，无论面对多少挑战、多大困难，始终以中华民族深厚的 文化 积淀和历史智慧为底蕴，给人以希望、给人以信心、给人以力量。“中国梦”里有强国也有富民，有期盼也有实干。“中国梦”为探索人类文明多样化发展道路开辟了更加光明的前景。“中国梦”是对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取得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的继承与发展。实现“中国梦”，既是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历程，也是中国人民开拓、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伟大历程;“中国梦”是对改革开放关键时期中国人民提升自信，理想引领的精炼浓缩与真实写照。梦想不灭，希望永在。“中国梦”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不竭动力，牵引着中国砥砺前行的脚步。而实现“中国梦”的过程，正是一个中国人民寻回、重建并坚定民族信仰的过程;“中国梦”是对当今社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形式的最佳结合。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也正是重新发掘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价值的过程。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只有民族、国家全面科学发展，个人才能实现梦想。同样，只有每个人都充满激情，“中国梦”才够绚丽坚实。
二、“中国梦”赋予当代青年大学生的历史责任
党的 报告 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面向未来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接续奋斗。广大青年要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永远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热爱我们伟大的人民，永远热爱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在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让青春焕发出绚丽的光彩”。这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传达给每个青年最强烈的信号，是党和国家宏伟大业向每位青年发出的深情召唤。也是让党的事业后继有人，让党的队伍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根本。“青年强则国强，青年立则国立”，作为高校的青年大学生来说，只有把自己的热情、激情、活力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之中，才能让青春焕发出绚丽的光彩。国家的需要就是青年人的需要，满足国家需要的青年人才是大有作为的青年人。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青年大学生面临的选择很多、机遇很多、挑战也很多，竞争更为激烈。但是，只有为祖国前途、民族命运而奋斗，才能成为大有作为的青年，才会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获得更为广阔的舞台，实现人生的真正价值。
三、当代大学生如何实现“中国梦”
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
“中国梦”是国家、民族、社会梦想和人民大众梦想的统一，是整个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更是青年大学生的共同的梦。青年大学生，要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对社会负责、对国家和民族负责，这是青年人追求目标的重要标志，也是青年成长、成才的基础。作为国家培养的当代青年大学生，应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具体应做到以下几点：
1、具备坚忍不拔的拼搏精神。青年人最大的优点是：有拼劲、有激情、有锐气。青年大学生充满活力和朝气，勇于创新和挑战，不拘一格，勇往直前。任何一项工作、任何一种事业，大到国家要发展、民族要进步、社会要前进，小到做好一件事，都要去奋斗，并且在奋斗的过程中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都会有坎坷、甚至挫折，为战胜困难和挫折，就需要有一种精神作为支撑，这种精神就是坚忍不拔的拼搏精神。要实现整个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奋斗，广大青年大学生，只有学会独立思考、独立创业、独立奋斗;具备百折不挠、坚忍不拔、顽强拼搏的精神，才能在实现中国崛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贡献自己的力量。无论是一个集体还是一个人，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地区，古今中外，众多的成功者并不是依赖机会或好运气，而是得力于坚忍不拔的拼搏精神。要想成就一番大业，不可能一帆风顺，需要坚定信心，充分发扬坚忍不拔的拼搏精神。作为青年大学生要踊跃投身国家建设，以激情飞扬的青春活力不断灌注新鲜血液，以坚忍不拔的毅力树立坚定的理想和信念，要不畏前行道路上的艰难险阻，敢于面对困难与挫折。要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秉承坚忍不拔和艰苦奋斗的优秀品质，在全社会形成一股升力，在各个领域形成积极向上的良好氛围，凝聚每一个人的“正能量”，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坚定不移的志向信念和坚忍不拔的恒心毅力，永远朝气蓬勃迈向未来。
2、培养全面过硬的素质能力。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既是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两项重大战略任务，又是广大青年大学生的历史责任;既体现了国家的意志，又表达了广大青年大学生的愿望。新时代的大学生应义不容辞地担当迎接新技术革命挑战的重任，争当优秀的创新人才，努力培养自己具备全面过硬的素质能力。首先要具备学习能力。学习能力包括自主学习能力、书本理解运用能力、 人际交往 学习能力、知识运用和更新能力等等，是认识和适应自然、社会和自我发展变化最基础的能力。当代大学生处在实现“中国梦”的年富力强的时期，要刻苦学习、品学兼优、全面发展，为实现“中国梦”打牢坚实的文化基础，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中，让青春焕发出绚丽的光彩;其次是要具备实践能力。实践能力包括资源转化与整合能力、运用科技手段能力、专业实习能力、合作协调能力等等，大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是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大力提高教育质量的中心环节，是国家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迫切需要的高素质人才必备的能力;最后，就是要具备创新能力。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是富国强民的必由之路。创新能力是国家综合竞争力的核心，大学生具备创新能力，不仅是个人的需要，更是国家创新战略的要求。所有这些能力，都是当代青年大学生不可或缺的能力，它既是全面发展的标志，也是推动全面、高效发展的重要条件，广大的青年大学生要在学习、实践、创新过程中逐步培养、锻炼、摸索和不断提高。要敢为人先，善于创造，勤奋求实，勇于开拓，成为改革创新的主力军。
3.树立远见卓识的理想目标。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发展是第一要义”，也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根本，而发展离不开充满激情的青春理想和远大的志向作为前行的航标，因此，当代大学生要树立远见卓识的理想目标，以远大的志向作为前进和发展的动力能量，以激情飞扬的青春活力推动发展的“正能量”。
理想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对人类的社会上存在产生重大影响;理想作为思想观念和价值目标，成为人们从事 社会实践 活动的精神支柱。崇高的理想对人生，对社会有者重大的指导作用。理想虽不专属于青年人，但对青年人尤为重要。因为青年人对追求人生价值，探索人生价值，有着强烈的愿望和追求。青年大学生树立了远大的人生理想，就有了高尚的精神生活和坚定的方向。就能把个人前途，国家前途，人民命运结合在一起，在学习生活中体现人生价值，使自己的生命更有意义、更有价值。个人理想是“中国梦”的组成和基础，个人理想的实现是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实现的前提。大学生的个人理想要顺应社会理想并以此为基本方向来进行选择和确立，才能更好地、更顺利地实现。理想的实现是长期性的，是对广大青年大学生耐心和信心的考验，对此必须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理想的实现具有曲折性。通向理想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笔直的，往往是充满了曲折。理想的实现需要付出艰苦努力，一个树立崇高理想的人，坚信自己追求的目标必定会实现，就会激发起为理想奋斗的勇气和毅力，无论在顺境之时，或是在逆境之中，就能矢志不移，勇往直前。因此，当代大学生要不断打磨自己，磨砺自己，提高自己，成为“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远见卓识的现实主义者”。
中国梦是民族的梦想，只有紧密团结、万众一心，才能变为真实;中国梦是人民的梦，只有紧紧依靠人民，才能不断为人民造福。广大青年学生，只有不畏艰难、勇担重任、顽强拼搏、勇往直前，才能以实际行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1]许健、葛晓华.浅析当代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中国科技信息.2009，(3).
[2]崔慧敏、张向红、崔占全. 当代大学生应具有的素质与能力.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1)
[3]周丽琴.论艰苦奋斗对当代大学生的时代要求.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04，(3).
摘要：形势与政策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必修课程之一。临沂大学在形势与政策教育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积极 措施 ，取得了一些 经验 和成效，针对相关问题提出了合理化的教学建议，为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合格人才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关键词：形势与政策课;成效;问题;建议
形势与政策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必修课程之一。它不仅是对大学生进行国内外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 渠道 和主阵地，而且也是大学生明确时代责任要求、成长为合格人才的迫切需要，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着重要使命，具有其他课程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特对近几年来临沂大学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现状与对策进行分析，以供其他兄弟院校参阅和借鉴。
一、关于形势与政策课取得的成效
形势与政策课具有很强的时效性，重视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与管理，加强对学生思想动态的教育和疏导，是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迫切需要。为了更好地实施形势与政策教育，避免一些不良现象的出现，造成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临沂大学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取得了一些经验和成效。
1.学校领导高度重视，教学团队逐步健全。为了更好地贯彻和执行《中共中央宣传部 教育部 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教社政[2004]13号)精神，临沂大学把形势与政策教育当作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抓，综合调配原法学院师资力量，于2011年8月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院，组建了“形势政策与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教研部，制订了《地方党政领导干部、校外专家学者、校级领导为学生作形势与政策报告制度》。在学校党委、宣传部、学工处、教务处等部门的积极配合下，逐步健全了各部门分工明确、协调配合的教学管理体制。其中，党委、宣传部负责校内外专家讲座，教务处负责课程编排和成绩管理，学工处负责学生实践教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实施教学计划，形成了各部门同心协力、各司其职的良好局面。为了规范课程教学管理，完成课程教学任务，马克思主义学院成立了教师教学团队，形成了专兼职教师队伍。目前，共有十九名任课老师参与分担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任务，其中十八位教师又分别是十八所学院的兼职辅导员，承担辅导所在学院部分兼职教师的任务。他们除了正常的专业授课之外，每学年度至少作一次形势与政策课的专题报告，教研部在年终把报告编辑成册，送交学院档案室存档备案。各学院的兼职教师作为该学院的辅导员，具体负责本学院学生的管理、考试、实践等任务。良好的师资队伍建设，是搞好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与研究的最根本保障。
2.教学方案灵活机智，教学管理切合实际。从2011～2012学年度第一学期开始，“形势政策与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教研部负责制定形势与政策课教学 实施方案 ，由教务处发往全校十八所学院，各学院任课教师和兼职教师具体承担和完成教学任务。根据教务处规定，本科学生从大一至大三开设形势与政策课，共分六个学年度完成，每学年授课十六学时，总时数九十六学时，共计六学分。专科学生从大一至大二开设，共分四个学年度完成，每学年授课十六学时，总时数六十四学时，共计四学分。每个学生必须根据学校要求修完所规定的学分。加强课程教学管理，教学形式灵活多样。在课内，可以采取专题讲座、专家报告、影视教育、网络学习等形式;在课外，可以采取 军训 教育、暑期实践、社会考察、专家采访等形式。建立成绩档案制度，实行课程学期考核。每学期考核一次，计入期末学生学业总成绩。各学院可根据学生实际情况，采取课堂问答、卷面考试、撰写论文、实践 总结 等多种形式，对学生的学习成绩作出正确的评估和测定。这种考核形式有利于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更加体现出课程教学的合理化与人性化。
3.教学内容更新及时，教学特色新颖实效。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时效性特强，要求教师能够准确把握当今世界形势与政策的发展动态，及时掌握国内外重大事件和焦点问题的变化趋势。针对当前的实际情况和学生的思想状态，任课教师不断地调整和更新教学内容，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形势与政策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高政治思维的敏感力和洞察力，疏导和化解可能出现的思想情绪，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抵制各种不好的思想侵蚀，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形成了良好的学习风气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为了更好地实施教学计划，紧跟当前国内外形势与政策的发展变化，在学校教务处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学院组织部分教师编辑出版了校级优秀立项教材《形势与政策》(徐东升、陈兆河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2013年9月第一版)，发放给每个开课班级的学生。为了开拓学生的思维，扩大学生的视野，人均订制一册《时事报告大学生版》(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管，《时事报告》杂志社编辑出版)，供学生课外学习和参考使用。另外，由教研部主任编辑每月的国内国际时事报告专辑，包括每月的国内外大事要点和专题分析，刊登在学院课程和下载网页上，供全校师生学习、参考和借鉴(也可供其他院校师生和相关人员参阅)，年终编辑、装订成册(约十万字)，存档备案。
二、关于形势与政策课存在的问题
为了更好地实施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方案，我们对全校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进行了调查和分析，发现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其中主要是教师队伍建设问题和学生自身素质问题。
1.教师队伍建设问题。一是教师队伍流动性强。教师队伍要求合理搭配，实现专兼职相结合。由于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量大、多变而繁杂，教学难度和强度也在不断增加，尤其是一些兼职教师的责任心不强或由于工作岗位的变动，导致教师队伍出现不稳定、流动化等现象，一些教师不能胜任或长期适应这项教学工作，从而增加了学校对这门课程的教学管理难度。二是教师水平参差不齐。形势与政策课要求教师具备较强的综合素质和管理能力。有的教师由于专业水平和适应能力较差，对该课程所涉及的相关知识缺乏必要的了解，不能够全面掌握和讲授教学内容，难以激发起学生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另外，由于教学班级规模较大，听课学生人数众多，个别教师不能够全面掌控课堂状况，因而达不到满意的教学效果。
2.学生自身素质问题。一是对学习形势与政策课不感兴趣。少数学生由于受当前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和不同社会思潮的影响，不仅对形势与政策课不感兴趣，而且对整个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也漠不关心。他们以应付考试、修满学分为最终学习目的，对国家大事和国际形势不甚热情，或者说关心程度不够，主要表现为上课时心不在焉，下课后懒惰散漫，对作业敷衍了事，对考试漫不经心等等。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学生的自身素质不高，对学习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二是缺少学习形势与政策课的氛围。由于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基础不同，特别是很多理工科专业的学生，在中学时期就对相关的政治常识了解不多，因而对形势与政策课的学习显得力不从心。虽然绝大多数学生拥有个人电脑，手机能够随时上网，但不是关心时事新闻，了解天下大事，而是热衷于上网聊天、玩游戏、看电影等。这方面的原因主要在于学生的自我约束不强，需要老师的进一步疏导和管理。
三、关于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建议
通过对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探索和实践，我们积累了一些经验和收获，但也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对此特提出如下教学建议：
1.加强对形势与政策课的全面认识。教育部门要敦促高校充分认识这门课程的重要性，编辑出版统一教材，指导全国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目前，全国绝大多数高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大，教学资源相对不足，对形势与政策课的重视程度不够，使该课程的教学很容易被边缘化、表面化和形式化。因此，教育部门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通过会议、文件、督察等不同形式，敦促高校充分认识形势与政策课的重要性，积极投入必要的教学资源，下大功夫开展课程建设。这是目前改善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现状的必要前提。
2.组建好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团队。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任务量大面广、难度较大，只有组建好合理的教学团队，才能形成良好的教学梯队建设。教学团队应该由专职教师和兼职教师共同组成，其中专职教师主要承担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任务，制作教学课件，参与集体备课，指导兼职教师等;兼职教师主要辅助专职教师收集整理相关的教学资料，接受教育部门的定期培训，指导学生提高学习成绩等，这样才能为搞好课堂教学奠定坚实的基础。
3.加强对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师培训。目前，教育部和省教育厅每年都对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骨干教师进行定期培训，但有些培训只是表面形式上的普遍化培训，虽然对教师教学团队有所帮助，能够扩大一些教师的知识视野，但不能从根本上满足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全面提高。由于形势与政策课涉及到不同的学科领域，专业化程度要求较高，需要教师具备开拓性的 思维方式 、全方位的知识视野和前瞻性的观察能力。加强对专职教师队伍、特别是兼职教师队伍的专业化培训和综合指导，是提高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质量的重要措施。
4.健全对形势与政策课的集体备课制度。由于形势与政策课程具有广泛性、更新性和时效性特点，主管部门需要全面掌握师资队伍的学科背景、专业水平，形成强有力的集体备课制度，定期研讨课堂教学状况、学生所出现的问题，将集体的智慧结晶与个人的专业特长有机地结合起来，准确把握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时效性特点，相互之间取长补短、查漏补缺，做到共性与个性的完美结合，共同提高教师教学团队的整体水平，真正达到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目标和要求。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形势与政策课要紧密结合世情和国情，探讨学生所关注的 热点 问题和重大时事，帮助学生认清国内外形势与政策的发展趋势，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努力。
根据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有了新的调整。《意见》提出新的课程设置方案，其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包含了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两门课的内容，还包括科学社会主义的有关内容。这种调整，把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作为一个整体，这样可以在本科教学中使学生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体系的整个内涵，有利于让学生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整体性、全面性、综合性；能够为学生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科学内涵、精神实质，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提高理论思维水平和综合能力，更好地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学以致用，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目前，教育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材刚刚出版，各高校正在陆续组织开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因此，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教学取得更好的效果；如何结合当今社会发展的现实，增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的吸引力和实效性，这是我们必须研究的问题。这种研究对于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教学的育人功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而不是僵死的教条。马克思主义在当今的发展也是紧密联系社会主义社会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的教学应该反映最新的思想成果和社会实践，而最新的思想成果和社会实践中也必然包含着当今学生的思想问题、学生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的教学只有站在时代前沿，针对社会实践、针对学生的思想实际，注重教学的当代性，才有它的生命力和吸引力。 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学中，必须突出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在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哲学部分时，必须突出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完善和发展都是在不断的批判和反思中完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是指用一种辩证否定的态度来达到在实践中不断破旧立新、以新质代替旧质的勇气和行为，这是一个不断突破既定现实而不断创新、不断升华的过程。批判精神是浸透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里的显着品质和精神精髓。 当代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显着特征。马克思在从事哲学研究之初，就对自己将要创立的哲学有一个明确的定位。他说：“哲学家的成长并不像雨后的春笋，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1）“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2）人类社会的实践和时代是具体的、开放的和发展的。把握时代、反映时代，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了开放性和时代性，还使它具有了国际性，即“哲学对于其他一定体系来说，不再是一定的体系，而正在变成世界的一般哲学，即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3）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不把自己看是终极的真理、不变的教条，而是承认自己是行动的指南、科学的方法。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与各民族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以自己理论的一般性与各民族实践和理论的民族性、特殊性相结合，在那里生根、结出丰硕成果。 创新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活的灵魂。“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4）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解放思想、事实求是、与时俱进。创新性要求必须紧密联系当代社会实践，解决当代社会实践中的新矛盾、新问题。创新性就是用批判的、否定的眼光看待事物和现实，注重创造新的事物，这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伴随着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前进提供了源泉和动力。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关键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和基本立场观点进行深刻把握。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会对人类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就是因为马克思是从人类社会的具体实践出发，与时俱进，提出社会实践中存在着的现实问题，并在探索、分析、认识、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可以说，没有问题意识，就没有理论上的聚焦；没有理论聚焦，就不可能形成对某些问题的深刻认识。强化问题意识，说到底就是要加强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和研究。问题不是头脑中随意产生的，也不是少数人突发奇想煽动起来的，而是由现实生活实践唤起的。正是现实生活中某些问题与矛盾的凸现，使相关问题的意识日益强化。真正的问题意识总是关于时代发展重要问题的意识，是源于社会生活实践的意识。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学不能仅仅就书本而书本、就理论而理论，而是要在教学中深刻揭示理论问题研究与社会实践发展的内在联系。使学生认识到，近年来，正是由于当代经济全球化、社会现代化、全球生态危机、社会主义发展命运以及知识经济等问题日益突出，使得人们对于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等等成为理论研究的重点。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要引导学生透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是“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创新，最重要的是必须处理好“源”和“流”的关系。所谓“源”，就是现实的社会实践；所谓“流”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与发展总是在已有的思想前提下进行的。这就要求学生认真学习基本理论，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创新最终不是产生于“流”，而是产生与“源”，即产生于现实的社会发展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理论之所以能够出现一次次创新，主要原因不在于创新者对原有理论作了何种新的解释，而在于面对新的时代、新的实践进行了新的探索、新的思考，提出了新的思想和观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这样。因此，正确处理“源”和“流”的关系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 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教学中，关注当今时代的重大现实问题，突出教学的当代性、时代性，才能使学生真正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最有生命力、影响力的东西，不是他得出的某些具体的结论，而是那种把时代性问题真正引入理论研究的实践精神和探索精神。从而引导学生树立问题意识，关注时代特点，善于把所学的理论和社会实际结合起来，增强理论指导实践和在实践中探索理论的自觉性，提高综合能力。 二、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必须突出马克思关注时代特征，立足社会现实，强调劳动者经济利益的精神特质。 在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课政治经济学部分时，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思维的方法，突出马克思关注时代特征，立足社会现实，强调劳动者经济利益的精神特质。 和以往的政治经济学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了自己鲜明的阶级特点，那就是服务于工人阶级和劳动者，具体而言，就是为劳动者的经济利益辩护，说明和论证工人阶级和劳动者实现自己经济利益的合理性。马克思从来不讳言经济利益。他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他认为工人阶级和劳动者有权为自己的经济利益而奋斗。马克思从社会现实入手，把哲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结合起来。他认识到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资本论》的批判，从根本上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达到了最深刻的高度，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发展、繁荣并逐步衰亡的历史过程和规律。揭示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凭借其资本，无偿地占有了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因此，工人阶级为了扞卫和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只有****资本主义制度，建立起能够实现自己经济利益的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和********制度。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根本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劳动者的经济利益，马克思认为，这一利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建立********的经济制度才有可能实现。 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深刻认识到，维护劳动者的经济利益，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性质所决定的，也是这一学科的鲜明特色。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研究不是停留在社会表面现象，而是深入到社会经济结构，批判矛头直接指向社会深层结构，为彻底改变世界指明了方向。大量社会实践表明，在社会主义社会，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劳动者的经济利益不会自然而然地得到实现，仍然需要争取才能得到，因此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把劳动者经济利益作为核心问题、重大问题加以深入研究，是完全必要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为保护劳动者经济利益提供了可能性，但社会主义本身还有一个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影响甚至损害劳动者经济利益的多种因素，因此，要把实现劳动者经济利益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还需要创造一定的社会条件，还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所以，关注社会现实，研究当今社会存在的重大问题，并在教学中突出这一点，能够增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一个学科，它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取决于它对社会所做出的贡献，取决于它能否解决社会问题和发挥作用。如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够解决社会中最重大的现实问题，能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它的学术地位就高，作用就越大，影响也就越深远，也就有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因此，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进行阐述时，既要坚持集中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同时又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现象和新变化进行研究，力求提出新观点和新理论，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的教学更加贴近现实，更加具有鲜明的时代感。 三、在科学社会主义教学中，必须突出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 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一，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基本框架。以前本科生政治理论课中没有这部分内容。这部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处于结论和落脚点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学习这部分内容，对于使学生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不可缺少的，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包含极为丰富的内容，但马克思主义阐明这么多道理究竟是要做什么呢？一句话，就是要搞社会主义，要追求********。这就是画龙点睛，点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宗旨。 在教学中，要通过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的讲述，使学生深入了解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发展过程，把握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认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率先取得革命胜利的历史合理性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艰巨性；进而进一步深刻理解********社会实现的历史必然性和长期性，树立和坚定********远大理想，积极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与此同时，在科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教学过程中，一定要紧密结合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使学生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从当代社会的现实发展中去把握：社会主义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社会主义是在自我发展和完善中不断走向辉煌。 “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5）人们在创造历史的活动中不断地把自己的目的、内在需要对象化，表现人类活动的目的性和创造本质。利益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主题，也是人类活动的动因和价值目标。我国目前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也是经济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阶段，在这个发展的重要阶段，一定要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 一方面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另一方面必须加快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展不够全面的问题，如生态环境、医疗、教育、卫生、社会公平等方面的问题。因此，我们党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发展为了人民，以人民利益作为发展的最终目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人在推进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历史活动中必须确立并坚持的价值目标。只有那些体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以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价值目标的历史活动，才能真正把千百万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积极性、能动性发动起来，并把他们吸引到推进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历史活动中来。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把人民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强调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集中体现了我们党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进一步揭示了我们党在发展市场经济、推进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必须坚持的价值原则。 追求人的彻底解放，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马克思在《******宣言》中展望未来********时，曾提出这样一种思想：********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未来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6）马克思强调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具有内在一致性。马克思认为，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人的发展，是衡量社会发展的基本尺度。但是马克思主要为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指出了基本方向和主要原则，并没有具体论述发展的措施及方法。我们党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要以人为本，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充分依靠人民群众作为推动发展的主体和基本力量，同时又把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作为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的思想，体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对马克思关于人和社会发展思想的重大发展，也是我们党发展观的本质性的跃进。 发展的实践丰富着发展的理论，发展的理论指导着发展的实践。我国已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时期、新阶段，面临着新的实践、新的矛盾，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教学中一定要引导学生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要最重要的理论品质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我们学习马克思基本原理，就是要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来认识当今世界的变化及其趋势，坚定信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而奋斗。
《近代中国创业救国之路及 反思 》
摘 要：近代中国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一些思想先进的人开展了创业救国。创业救国论者发展了国家的经济，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开放，但它并没有拯救中国，所以中国的创业救国使失败。但我们也不能因此磨灭它的功绩，有前人之鉴，当代的我们才要走上真正的创业兴国之路。
关键词：近代、创业、救国、资本主义
一、近代创业救国的酝酿
鸦片战争战争时期，面对西方的先进武器，林则徐、魏源等人逐步认识到与西方的差距，振聋发聩地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第一，他们主张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中国和英国等西方侵略者的实力差距首先表现在军事与科学技术上，表现在武器装备上。林、魏等人意识到，要有效抗击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中国必须首先学习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第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中国封建保守势力历来不屑和敌视新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为了开创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风气，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赞扬了西方轮船火车大炮等的神奇高明，并建议对于能够制造合格新式武器的人，给予科举出身。第三，重视商业以及对外贸易。中国封建社会一概奉行“重农抑商”的国策。林、魏等人主张对外贸易应遵守的原则是无损中国的主权与权益，与西方世界保持一种平等、互利的贸易。林、魏等人对外贸易思想既极力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又体现了近代先进中国人向资本主义世界开放的意识，具有较强的理论与现实价值。他们鼓励和提倡的对外贸易思想，实际上已突破了封建时代简单的“互通有无”、补充国家财政收入的框框。第四，提倡发展民营经济。为从经济上抵御外国侵略势力，林则徐率先提出了允许商民自行开办工厂，发展民用工业的思想，提倡发展民营经济。
林、魏等人顺应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唱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代强音，足具启蒙、救国的双重意义：一方面，它震惊了昏睡的中国社会，使得长期控制着中国人头脑中愚昧落后的传统观念被撕开了以口子，近代中国冰封的思想界开始解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力中华民族的觉醒。另一方面，它又触及的要抵御外侮必须向西方学习这个近代中国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他们所倡导的建立新市民族工业、发展对外贸易、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及容许、重视保护民营工商业等进步思想，为以创业和发展近代工业为中心以抵御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侵略为目的的创业救国思想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历史前提。
令人遗憾的是，19世纪四五十年代，林、魏等人提倡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在当时并未能引起清朝当局的足够重视，更未能付出实施。但他们在顽固、强大的传统思想长城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为后来创业救国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最初的历史契机。
二、创业救国思想的诞生
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是洋务派在“中体西用”思想的指导下，以“自强、求富”为目的而进行的一场自救运动。发起、组织与领导这场运动的中坚力量是当时执掌中央枢要和地方军政大权的一些官僚，如奕?、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如果说，英国侵略者发动的第一次鸦片就其对整个中国社会的震撼力度而言毕竟有限的话，那么，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对中国上下所引起的震动，却是巨大而持久的。在这次战争中，英法联军以区区25000多人的兵力，攻陷天津，长驱直入清王朝的首都。由此洋务派官僚及其追随者，反思外强中干的严峻现实，决定利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
洋务派的主要活动包括引进“制器之器”，举办近代化的军工企业：兴办近代化的民用企业，使用近代化机器生产，提高社会生产力;振兴商务，与西方列强展开“商战”;在企业经营方式上，广泛采用“官督商办”的形式;对内废除或改革厘金制度，对外实行保护关税政策;改革科举，兴办新式学堂，派遣 留学 生等几个方面。这些活动无一例外都是围绕着兴办近代工商业所展开的。洋务派的时间体现了“创业救国”思想的初步尝试，客观上催生和推进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使中国在近代化的征途中迈出了沉重而又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步。然而他们片面的认为发展工商业就能富国强国。他们在中国创办、培植与发展近代机器化大工业时，却不能引进与新生产力想匹配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洋务运动最终以甲午战争的炮声宣告破产。
三、创业救国思想的传播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朝野上下无不意识到振兴实业是救国图存的关键所在，出现了“设厂自救”“振兴工业”的热潮。这一时期，发展实业以挽救民族危机的思想成为社会各界人士所广泛接受的、具有相当范围和规模的一种社会思潮。
在这一时期，民族资本阶级的思想家和实业家们，在 总结 了洋务运动新办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创业救国”的具体途径，进行了大量的、全方位的探索。康有为、梁启超在百日维新前后，为清政府设定了一系列发展近代工业的政策，可惜未能成功。但他们提出合理引进和利用外资、开展实业 教育 、培养新型人才、选择优先发展的产业部门为后来的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百日维新的失败使部分人认识到创业救国所要的必要条件—资本主义社会。辛亥革命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政治局势的巨变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罕见的历史良机。南京政府成立之初，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就把发展工商业放在中心地位，并制定了一系列鼓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法规、法律。在南京政府的提倡下，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一些工商业企业家无不认识到“振兴实业”是当今第一要务，他们或纷纷组织各种实业团体，或出任要职，为创业救国摇旗呐喊，推波助澜。这样，实业救国已成为举国上下的共识，进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同时，创业救国的理论与方案更加完备和可行，特别是张謇的“棉铁主义”和孙中山规模宏大的《实业计划》，大大丰富了实业救国思想。
然而，历史进程绝非顺利。甫告成立的中华民国只不过是个徒有其表的共和国。袁世凯的独裁专制与恢复帝制的黄粱美梦和军阀混战的残酷现实，都使进步的中国人深感“革命尚未成功”，而一战结束后帝国主义的卷土重来，尤其是日本、美国对华侵略的变本加厉，使得民族资本主义的“短暂春天”成为明日黄花。“创业救国”谈何容易。
四、创业救国的评价反思
列宁曾经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实所要求的新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的新东西。”
近代中华民族创业救国道路漫长而崎岖，虽然它最后没有起到救国的作用，但在发展民族经济、抵制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经济侵略还是起到一定积极作用的。创业救国思潮绝非是学者坐而论道的产物，也不是思想家们关在象牙塔内孤芳自赏的一种原理，它一旦从中国创办近代企业的艰难曲折过程中凝聚、升华出来，就在迅速赢得民族资产阶级广泛赞同和奉行的同时，也一步步地向上对当权者进行渗透、默化，对下向人民大众宣传、鼓动，极大改变了人们的陈旧观念，动员了社会各阶级的人们参与实业活动的热枕，催生和推动的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还有，创业救国与民族革命构成相依相助的关系。创业救国为中国的政治变革与思想革新提供了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促进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队伍壮大。虽说，如果没有孙中山、毛泽东等人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就无法完成中华民族独立的历史使命，也无法开启中国现代化的宏伟事业。同样没有千千万万工商人士、爱国人士等社会精英倡导的创业救国，也难以实现近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全面转型。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具有一种无可替代的历史价值。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革命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发展实业，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实现近代中国的经济现代化。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经济之塔高耸于世界之中。没有稳定的根基，是没有高耸建筑的。近代的创业就是现代经济发展经济的根基。
总之，近代中国创业救国思潮是一种崭新的、具有新质的思想。从根本上看，创业救国开启从传统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嬗变的道路，体现了中国人多国家的拳拳挚爱之心，体现了他们赶上世界潮流的世界眼光与进取、开放、务实的时代精神。
近代中国的创业救国之所以没有直接拯救中国，是因为他们没能认清中国的实际情况，当时的社会资产阶级、封建势力、外国势力阻碍了民族工业的发展。认清国情，才能救国。但认清国情是不容易的，能做的是不断尝试，不断改变，直到找到一条属于本国发展的道路。参考文献：
[1]魏源：《海国图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2]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赵靖：《中国经济思想史述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许涕新等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5] 近代中国“实业救国”思潮的发展演变，2011-11-20
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渐进转型，腐败之风呈现蔓延、扩张趋势。 作为一种病态（Unhealth）经济现象，腐败在表现形式上具有多样化特点。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腐败产生的经济学根源进行了分析：腐败主体（腐败者）自身分析；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产生腐败的经济原因；体制转换时期法制建设滞后，权力制衡约束力量软化，缺乏独立监督体系。 腐败危及政府形象，影响经济改革政策执行、实施，严重恶化经济环境，导致社会经济的“内耗”，阻碍经济增长。 基于此，作者认为应当通过“制度创新”途径遏制、削化腐败，并且倡导建立一门新型经济学科——“腐败经济学”，尝试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这一人类社会的共存现象进行分析、研究。 一、腐败——种病态经济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渐进转型，腐败，也像瘟疫一样在神州大地滋生、蔓延。从1982年起，中国共发起五次“严打’高潮：1982年、1983年、1988-1990年、1993年、1995年。时至今日，全国范围的腐败之风非但没有抑制住，反而呈现出规模增大、频率加快趋势。（见图表1、图表2） 从1988—1992年的五年中，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214318件，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95818人，追回赃款、赃物计25．8亿元，涉及县处级638人，厅局级38人，省部级4人。 而从1993—1997年，全国共立案查处违法违纪案件387352件。其中：立案侦查贪污案102467件，贿赂案70507件，挪用公款案61795件，徇私舞弊案5507件，玩忽职守案22211件。通过办案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经济损失亿元。五年中共起诉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被告人181873人，其中县处级领导干部2903人，厅局级干部265人，省部级干部7人。 1998年检查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35084件、40162人，通过办案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直接经济损失亿元。共立案侦查徐炳松等3名省部级干部、103名厅局级干部和1714名县处级干部涉嫌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50万元以上案件1773件。 1999年全年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38382件，比上年增加。通过办案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亿元。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干部2061人，厅局级干部136人，省部级干部3人。 世纪之交的2000年，更是腐败分子“前赴后继”、大案要案频传的一年：先是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因行贿受贿被判处死刑，继而又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因收受3700万元巨额贿赂而被送上断头台，紧接着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被公诸于众，这是建国以来查处的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案情极为复杂、危害极其严重的走私犯罪案件，走私货物价值人民币530亿元，偷逃税款人民币300亿元，首批案件涉案14人被判处死刑，25名涉案党员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其中包括8名厅级干部。 这些数据警醒我们：中国的腐败速度正以远远超出GDP增长速度“同步逼进”：一方面腐败主体由中低权力层向高层甚或最高权力层蔓延、渗透、扩张；另一方面，腐败数额呈现高额、巨额特征，具有惊人化、高速化发展趋势。（见图表3） 数字，令人振聋发聩；现实，更加触目惊心。 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正在危及政府的形象，成为社会经济不稳定的“重磅定时炸弹”。有识之士不无忧虑地指出：今后最有可能中断中国改革与现代化进程的因素来自恶性腐败。 现实的严峻和严峻的现实迫使我们从经济学角度对腐败这种病态（Unhealth）经济现象进行理性分析与冷静思考。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腐败是指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认规范行为。该定义的假定条件是一国制度和法律是完善的，即腐败是违反制度和法律的一种与权力相关的活动，适用于现代市场经济国家。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腐败是一种“制度化逃避”现象。这里，制度化是指社会行为符合社会规范体系（即具体社会制度和规章制度）的程度以及与之相符合的过程，亦即制度的制定与实施的状况。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腐败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之间的交换，实质是“权钱交易”。马克思说，货币是特殊商品，其实在特定经济条件下权力是一种更加特殊的商品。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由于示范效应的结果，只要有一个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捞取特殊利益，其他人就会跟着这样干，在消 费欲望极高而消费水平极低情况下，就会出现一种被称为“权力泛化”的社会现象。商品交换被“权利交换”所取代，而权力已经成为一种特殊商品，“权力上市”促成了权钱交易的实现，进而确立了权利交换关系。在与其它商品，包括货币这种特殊商品交换时，权力具有连续的交换价值。用权力和社会做 生意，百分之百赚钱，简直可以说是一本万利。 本世纪70年代，美国的泽.布坎南等学者提出一种“寻租理论”，他把种种生产要素供求差价及优惠条件，亦即支付给要素所有者的报酬中，超过要素在任何可替代用途上所得到的报酬的那一部分，称作“租金”。这些租金是政府管制、干预市场的结果。“寻租活动”就是指企业为了寻求租金，向政府官员行贿以获得这些差价。通俗地讲，寻租就是用较低的贿赂成本获取较高的收益或超额利润。泽.布坎南认为，要克服“寻租”现象，根本出路就是解除行政权力对市场干预和管制，通过市场开展公平竞争。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管理应有明确规范，提高透明度。 腐败虽然给寻租人带来收益，但并不增加社会财富，相反却增加全社会的交易成本，消耗相当部分的社会经济资源，使得资源配置低效率以及资源严重浪费，导致社会经济的“内耗”。由于寻租活动具有示范效应，导致腐败恶性化。寻租者不需通过市场竞争和技术创新，轻而易举地获得高额甚至超高额利润，这为寻租者提供强烈激励，同时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寻租活动，造成更大范围的腐败蔓延。 作为通过权力上市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资源和公共财富非理性侵吞和占有的反经济行为，腐败这种病态经济现象，不是基于对社会经济资源的有效、合理配置。而只会造成对经济秩序的震荡与破坏。腐败是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种反动。 二、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 在形式上，腐败具有多样化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种：贪污，贿赂，以权谋私，生活腐化，挥霍国家资财，为特殊利益者提供优惠便利，任人唯亲，兼职经商，严重失职、渎职，徇私舞弊等。 从1988一1998年这10年中，在社会坐标图上，贪污贿赂案件呈曲线上升趋势，此间全国检查机关根据群众举报立案侦查的各类职务犯罪案件共计万件，查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6100余人。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往往对以权谋私、行贿受贿等腐败行为深恶痛绝，而对危害同样严重的官僚主义、失职渎职行为并未引导起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1991年，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玩忽职守案件高达3189件，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多达亿元，平均每案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有26万余元之多。同样，经全国各级纪检部门处分犯有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错误的党员干部就有3339名之多，立案标准仅局限在10万元以上。 据有关人士最保守评估，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等腐败行为，一年给国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至少也在十几亿到二十亿元，加上间接经济损失，估计约有30个亿。惊人的数字意味着全国12亿人平均每人每年都要掏出2-3元钱来填补因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所造成损失的经济“黑洞”，意味着人均3000元年收入的100万名职工一年劳动成果被付之东流。 从某种程度上说，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甚至要比贪污受贿、以权谋私行为给国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更大、更多、更惨重。 三、产生腐败的经济学根源分析 （一）从腐败主体（腐败者）自身分析。 l、欲望的无限膨胀及扩张超过“欲望满足均衡点”，此时占有欲处于强势、统驭状态。 在市场经济中，官员作为经济人具有自利性动机，以欲望的满足为追求目标，而人的欲望是经济行为的原动力。在经济学中，理性的经济人总是追求自身利益的。因此，政府官员具有自利动机并非不正常。但是在消费欲望极高而消费水平极低情况下，人的欲望无限扩张趋势和社会经济满足欲望实际状态之间差别不断加剧，意味着人的“满足欲望压抑”的增强。为了弥补这种差别，人们便产生了“补充压抑”需要。于是在利益动机驱动下，腐败主体欲望逐渐逼进或超出“欲望满足均衡点”，而这种欲望的满足要通过权力上市和权钱交易的顺利完成来得以实现。 2、自利性动机扩张一（导致）公共权力异化一（获取）个人特殊利益一（诱导）寻官、跑官、要官一（形成）“权力拜物教”（“拜权主义”）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由于公职人员自利性动机扩张，他有可能将公共目的（利益）转变为他的个人目的（利益），当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的时候，实际上的公共权力异化便出现了，其实质是将国家的目的和公共的利益变为官员个人的目的和利益，即官员个人获得了特殊利益。这种现象诱使人们去“寻官”、“跑官”、“要官”，甚至不惜重金“买官”，然后又以官捞本。权力和官位在这里代表着名利，在权、钱的关系上，权力占居主导地位，从而使权力蒙上一层神秘色彩和诱人光环，权力大小和职位高低成了衡量人的价值标准。于是，“权力拜物教”（“拜权主义”）在整个社会盛行开来。因为人们深信，不经济怎么改革，只要政府还管经济，权力就永远是最有价值的财富。 3、主体行为的示范效应，导致腐败恶性化。 寻租活动具有恶性循环趋势。由于寻租活动具有学习示范效应，其本身是企图获得一种垄断和特殊利益，破坏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其他人或部门就会感到“吃亏”，进而也想“不拿白不拿”、“不干白不干”，这样促使更多的人参与寻租活动。由此出现从上到下，从官到民，形成比以往更普遍、更广泛的腐败。 （二）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基于经济特权与垄断权的上市而形成的不公平竞争，政府对微观经济干预过多造成的价格扭曲和价格双轨制，国有经济产权模糊形成产权虚置、资产流失，以及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投机心理等，都是腐败产生的经济原因。 l、权力上市形成不平等竞争。 前面讲过，权力上市促成了权钱交易的实现，进而确立了权利交换关系。一旦这种违反公平竞争原则、超越法律和制度限制之外的经济特许权或垄断权作为市场要素投入市场，便具有连续的交换价值，并且保证百分之百赚钱。 而这一切与经济学中的“机会均等”原则是完全相悖的。在市场经济中，竞争是创造个人收入的机制，只有在平等基础上的竞争所带来的收入才能被认为是真正符合“等量贡献获得等量报酬”的第二平等原则。竞争，通俗地说就是人们在市场上的竞相争先以及人们为此付出的努力。所谓的“竞争基础”其实是指个人参与竞争之前手中所掌握的生产要素产权的大小，个人找到和进入竞争场所的可能性大小，以及竞争过程中“裁判”的执法在每个人之间保证公正一致性的大小。人们又把竞争基础的平等称之为获胜机会的均等，即“机会均等”。 权力作为市场要素上市所形成的非经济的强暴力造成了机会不均等和不公平竞争，它使各经济主体一开始便处在不同的起跑线上，因此获胜机会对不同主体来说是不可能均等的。 2、价格扭曲和价格双轨制。 改革以来，在市场经济转型条件下，政府过度干预造成价格扭曲，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程度还比较低，仍存在少数商品价格双轨制。随着市场化程度的迅速扩大，商品价格双轨制正趋于向市场价格单轨制过渡。目前农副产品价格、社会商品零售额价格、生产资料价格中由国家直接控制或者计划指导的比重已经很小，然而部分租金仍然存在，这就为寻租者提供了相应的市场活动空间。 3、国有经济产权模糊，导致产权空置和资产流失。 这里产权指的是企业资产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的统称，即企业资产的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相分离。现实中由于国有经济产权关系的模糊，导致“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落空，而国有资产运营及保值、增值有效监督机制的空白或不健全，使得企业对出资者不承担资产的保值增值责任，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浪费现象。传统的国家所有是理论上的公有（所有权虚置），现实中的空有（造成经营者对生产资料的离异），这种产权责任主体模糊不清，是与现代市场“企业所有，经营者权、责、利界定明确，二者各司其职，共同配合，保证企业有效营运”要求相悖的。 4、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势必使人们在心理上存在着个人欲望膨胀与扩张，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投机心理。 （三）体制转换时期法制建设滞后，权力制衡约束力量软化，缺乏独立监督体系。 在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过程中，原有的一些法律法规已不适应经济发展需要，而新的法律法规尚未出台，导致法律空缺滞后，直接影响经济秩序和经济主体行为的规范化。加之受部门利益比较均衡化的驱使，司法机关一些掌权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以法谋私、贪污受贿，走上执法犯法的道路，直接导致司法腐败。 体制转换时期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权力制衡外部力量软化，约束机制悬空，使得权力失去有效的监督制约，从而导致权力泛化、滥用，使其作为要素进入市场，权钱交易盛行，造成寻租活动和腐败的滋生与蔓延。 四、腐败的经济破坏性与危害性 （一）危及政府形象，影响经济改革政策执行、实施。 贪污、贿赂、以权谋私等腐败行为，扭曲政府的经济政策、国家法律法规，破坏其执行、实施，危及政府形象，破坏改革开放声誉。而行业不正之风，又使作为经济主体的企业和劳动者重负难堪，进而挫伤其生产积极性，在社会上产生动荡和不安定因素，是政府掘墓人。 （二）在市场经济转型中腐败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经济污染，严重恶化经济环境。 市场经济是商品化、货币化经济。一切商品是由金钱来衡量、买卖，金钱往往越界，对权力产生极大的腐蚀性。由于权力的上市，使得市场经济秩序和经济主体行为扭曲，导致市场竞争一开始就处在不同的起跑线，机会均等原则在权力要素面前显得无可奈何、苍白无力。这种非经济的强暴力直接导致市场化改革步伐与进程放缓，严重恶化经济环境，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经济污染。腐败的恶性化趋势甚至可以断送中国改革与现代化已取得的成果。 （三）导致社会经济的“内耗”，资源配置低效和严重浪费，并使公共财富受到掠夺和破坏，公众利益直接受损。 腐败虽然会给寻租者带来个人收益，但却增加了全社会的交易成本，消耗相当部分社会经济资源。它不是以“看不见的手”来对经济资源进行公正、合理、有效的配置，而是通过政府对微观经济的过度干预来获得部门垄断利益，而使另一部分经济主体在竞争中受损。经济资源配置低效和严重浪费，使得社会财富在不均等竞争中受到破坏和掠夺，而公众利益直接受损。 （四）腐败现象妨碍私人投资，阻碍经济增长。 腐败造成经济环境污染，使得投资者对市场望而却步，一些本应付诸实施的投资项目也因此“流产”。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在不平等竞争机制下显得犹豫不决，投资曲线呈左下趋势，而经济的增长也因此而受阻。 五、遏制、削化腐败的经济学途径 （一）“制度创新说” 一些学者认为，现行中国社会腐败是与市场经济转型过程相关的，包括制度缺陷、体系变动、法制不完善等，当腐败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时，必须以制度创新铲除滋生腐败的温床和土壤。 所谓“制度创新”，就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包括取消价格双轨制，取消经济特权，取消经济垄断，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贸易自由，限制特殊利益，纠正政府过度干预，减少政府失效程度。通过堵塞经济体制中的漏洞，铲除滋生腐败现象的温床。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反腐败与市场化改革并不是相互矛盾、相互对立，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 （二）“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说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所谓“标”就是已经形成的腐败现象，所谓“本”就是腐败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体制、机制、法制、思想、世界观问题，是带有根本性的原因。治标就是惩治腐败现象，治本就是消除腐败现象产生的基本原因，铲除其得以滋生的土壤。治标和治本，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促进。 而在治标与治本的着力点上，又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应加大治本力度，以“预防为主”；第二种观点认为，应根据腐败现象的特点与反腐败斗争的形势，确定治标与治本的对策以及各工作机构的任务，做到各有侧重；第三种观点认为，在当前腐败还没有得到根治及治本措施力度不够的情况下，要继续着重治标，同时，要加大治本力度，并使两者紧密结合。 （三）“国际反腐败协议公约”说 由于腐败问题正在国际化，所以一些人士指出，要在国际上采取有力的反腐败措施，达成国际反腐败协议，对成员国国内企业贿赂外国政府官员也要进行惩罚。而持反对观点的学者则认为，虽然谁都明白腐败在全世界造成的有害后果，但国际社会难以采取共同行动，因为在国际性腐败中存着一种经济学家所说的“囚徒困境”，所有有关方面都可以从没有腐败的世界得到好处，但是，促使一个国家单方面采取反腐败措施的刺激却非常小。 追本溯源，中国社会现阶段寻租活动的猖獗，从制度上讲，主要是源于资源分配权掌握在各级政府手中。与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相比，资源配置不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承担，而是由各级政府代行市场功能来进行资源配置，从而使权力这只严重变形的手介入国家资源配置，导致腐败现象丛生，寻租活动蔓延。 基于此，本文认为，应当通过“制度创新”途径来遏制、削化腐败。这里的‘制度创新”包含五个层面：一是经济制度创新，即推进市场化改革，创造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二是政府行为改革，即政治权力从经济活动中退却，或者如哈耶克所讲，社会与国家应分开；三是法律体系的健全与完善，即加强法制建设，真正朝“依法治国”方向迈步；四是构建强有力的权力制衡机制和新闻监督体系，对寻租活动说“不”；五是国民意识创新，即全力提高民族整体素质，树立、倡导国民“纳税人”意识、民主意识、忧患意识。 作为现代化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后来者，中国可以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花费上百年时间，付出巨大代价不断发展完善的制度创新经验，包括制度框架、经济体系和法律规范，为我所用，发挥所谓的“后发优势”。 六、创立“腐败经济学”的紧迫性 在当今文明社会，贪污腐败现象被人们视为公敌，称作“灰色瘟疫”。环顾全球，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也无论是在哪一种社会制度下，腐败现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严重地危害着社会和公众利益。 当中国政府高举“反腐倡廉”大旗向腐败现象毫不妥协宣战的时候，世界上其他国家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惊呼“狼来了！”。德国《经济周刊》曾以“贿赂风行全球”为题向世人警示——腐败问题正在国际化。面对腐败的滋生与蔓延，国外的经济学家们不无堪忧地指出，腐败现象妨碍私人投资和经济增长，会在全世界造成有害后果。因此国际社会应当采取强有力的反腐败措施，进而达成国际反腐败协议，向腐败这种病态（Unhealth）经济现象举起“达摩克利斯剑”。 腐败，危及政府形象，影响经济政策的执行、实施，是政府的掘墓人，成为社会经济不安定因素。腐败的滋生与蔓延，成为最大的社会经济污染，严重恶化社会经济环境。正如投资风险具有不可避免性一样，腐败作为一种经济现象亦不可能完全消除，只可能最大限度地遏制、削化，将其控制在最小范围、最低程度之内，使社会经济资源在市场化、规范化基础上得到较为公正、合理配置。因此，经济学界应该像医生那样，对处于病态的社会机体及时进行治疗，使之早日恢复健康。 由此看来，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这一人类社会的共存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已势在必行，而作为研究腐败现象产生根源、表现形式、造成危害、治理途径的新型经济学科——“腐败经济学”的创立，应该真正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建设法治化国家，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下面是我带来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现实意义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现实意义论文：《试谈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现实意义》 摘 要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改革已深入我国各个领域，法治建设被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完善法律法规，创造更加安定和谐的社会局面已经刻不容缓。本文主要论述法治建设在中国的形成历史与发展，以及它的现实意义。 1997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大政治 报告 ，首次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中央领导人把依法治国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针，此后我国开始走上了法治建设的道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当中，法治建设始终走在最前沿，有了法治的保驾护航才能维护国家安定团结，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 文化 建设提供稳定的环境保障。中国近代的法治建设之路可以说是在曲折中逐步走向成熟，它的形成和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法治建设的内涵和意义 法治是一种社会状态，是使个人权利能够得到有效保障，国家权利能够得到有效制约的一种平衡状态。我们在理解法治的时候要把个人权利的保障和控制国家权力结合起来，而不能一分为二。各国的法治总是由各国的国情和社会制度决定并与之相适应的。法治建设就是在一定的阶级范围内，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国家制度。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法治建设它是一种国家制度，是确立一国阶级统治关系的基本制度。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人民的主张、理念，也是中国人民的实践成果。中国的法治建设是在民主体制下，人民拥有超越立法者和政府的最高主权。法治建设保障的主体是人民的各项合法权利，通过立法、司法、执法维护人民的利益。 二、法治建设的现实意义 法治建设是历史发展的趋势、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历史车轮的迈进，从封建社会的人治，到如今改革开放的依法治国，法治国家的建设已经日趋完善。法治说到底是社会公平正义的象征，是保证社会和谐有序发展的重要条件。它的根本目标就在于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而公平正义恰恰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一个进步的社会，它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了公平正义，就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了文明。 法治建设是国家实现长治久安的关键所在。法治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保障社会各项事务都能在安定有序的环境下运行，是推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基石，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定团结需要法治的维护。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看，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治建设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纵观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史，不难发现轻视法治建设对治国是百害而无一利的，值得我们反省的例子比如苏联的肃反文化，而在我国轻视法治也曾经造成了惨重的损失，““””是我国忽视法治建设的典型。这两次重大错误的发生，都是背离了社会主义法制原则，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 新社会我国的法治建设又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报告论述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目标，明确将“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一，并提出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同时，实现“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同时报告还首次提出了“法治思维”。“法治思维”要求我们对工作方式思想思维进行转变，宣扬法律精神，捍卫法律原则，将依法行事贯彻实施。可以说这对司法体制改革和司法机关独立司法等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人民的幸福就是最高的法律”，这是培根的 名言 ，相信我们并不陌生。我们要追求公平公正善于运用法治建设国家，运用法律维护社会秩序，在人的能动力作用下将法律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同时将法治建设进行到底，用法律进行社会管理，调节社会关系，用法律保障人民生活的幸福安定。回顾我国的法治建设之路，是漫长而曲折的，但是前途却是光明的。从过去的人治到现如今的法治社会，我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法治建设坚持以人为本，依法治国，开创了一片崭新的局面，在中央集体领导人的带领下，相信我国的法治建设将会走上更加辉煌的道路。 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论文：《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及其建设》 【内容提要】 本文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内涵及特征出发，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重要作用，初步分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主要途径。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文化 建设途径 法治作为迄今为止最好的治国理政方式，它不仅是有形的制度，同时也是无形的文化。法治是否昌明、法治的要求能否落到实处、法治的成果能否真正有益于社会进步与社会和谐，从根本上取决于是否有良好的法治文化作为支撑。作为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法治文化是以平等、公正、自由、诚信和人权等为主要 思维方式 和行为方式的文化，本身具有权利和义务一致的规范性。因此，弘扬法治精神，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环节。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内涵及特征 我国著名法学家龚瑞祥教授指出：“所谓‘法治’，不仅仅是指‘以法治国’，还包含着用于法治的法律必须遵循的原则，如‘公正原则’、‘平等原则’、‘维护人的尊严的原则’等。也就是说，法律是确定的、公认的理想，而非我们通常所称的‘长官意志’。法治高于法律是立法者和司法者用以检验法律能否生效的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文化体系是一种以“正义”为价值取向的、以西 方法 治文化为范式的、以传统中国法律文化为根基的法治文化。它在显型结构层面上表现为：制定良好的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完备的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完善的法律组织和法律设施;严格的执法和司法程序。在隐型结构层面上主要表现为社会主体的信法、守法、用法心理;较强的民主意识、正义观念和权利观念;法律的权威至上观念、依法办事的精神和法治的思想等，是一种内容结构和谐统一的法治文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政治，是这一法治文化体系的本质所在。而围绕这一本质展开的各项条件、 措施 和效果，即以法治为特征的物质文化、政治文化、精神文化的全面生成，则是这一法治文化体系的具体要求和现实标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生成属于一种“后发混合式”的模式。从其生成的动力来讲既有外在动力也有内在动力。一方面，其生成依赖于中国社会的内在力量，这些内在力量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民主政治、法律(良法)、道德、 教育 和社会主体需求的转向等社会因素。另一方面，它一直受到外来法治文化的刺激，特别是西方法治文化的刺激，这种刺激表现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各个方面。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有其独特性。 1. 民族性。中国传统法治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文化传统积淀的产物，经世代相传而取得了稳固的地位，形成一种“超稳定形态”，即使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它也会坚守自己的阵地，至今仍在影响着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它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法律观念、法律情感以及行为模式，并已内化为中华民族法律文化的心理和性格，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法律心理、法律意识和行为模式的选择。 2. 现代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现代性表现在它能与当代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相伴相生，是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一方面，市场经济呼唤法治文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与之相适应，市场经济本身就是法治经济;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对法治文化也产生了深刻而全面的影响，法治文化以市场经济为根据，进行理论创新，以一种新的形式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3. 开放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开放性表现在它从不固步自封，善于吸收人类有益的法治文化成果，特别表现在对西方“法治”思想和理论的移植和借鉴上。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以及法律趋同化现象的出现，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与西方的法治文化必将互相融合并存，整个人类社会都将向“大同法治世界”的方向发展。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重要作用 促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既具有前瞻性，又具有时代性。建设法治文化，不仅是坚持人民当家作主、防止权力异化的有力保障，而且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一切权力为人民”的重要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以人民当家作主为逻辑起点，强调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要求权力服从于宪法和法律，并使权力始终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轨道上运行。同时，法治文化在为监督与制约国家权力提供思想保障的同时，也通过合理借鉴国外的先进制度并结合中国实践进行制度创新，从而为权力的有效监督与制约提供智力支持。 在新的历史时期，仅仅注重对权力进行制约是不够的。因此，构建法治文化同时还要保障权力的有效行使。权力具有客观性，只要将权力运用好，就能更好地为人民谋利益。但怎样用好权，从而使权力既有限、又有效地得到行使，必须有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引导。法治文化要求国家机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权力，不越权、不滥权、不惜权，最大限度地履行法定职责。同时，法治文化还要求国家机关必须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力。程序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也包括维护程序法的权威。因此，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按程序行使权力，从而不仅实现正义，而且以看得见的形式实现正义，同时提高权力运行的效率，更有效地为人民谋利益。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 任何社会建设都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进行的，和谐社会建设也离不开必要的文化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之一，可以在多重意义上满足和谐社会的内在需要。和谐社会是充满活力的社会，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必须调动整个社会的积极性，使整个社会的成员充满活力。整个社会成员要充满活力，要求每个成员合法权益能够得到保护，以及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都需要法律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法律也就通过它的这些作用，为社会的和谐提供最生动、最富有生机的力量。和谐社会要谋求安定有序，而任何安定有序，都是在规则的基础上，无规则便无秩序。而在所有的秩序中，法律的秩序规则是最明确、最具有外在强制性的，因此，法律在维护社会安定有序上有着它不同于道德、传统、习惯的独特作用。和谐社会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法治在维护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谐社会要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目标，没有法治文化作为基础是断不可能的。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 党的报告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中国现代法治不可能只是一套细密的文字法规加一套严格的司法体系，而是与亿万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心态以及行为相联系的”。因为任何制度都需要人去制定，更需要人去遵守，如果没有人的道德信仰、价值理念相配合，再好的制度也会被侵蚀得面目全非。只有当亿万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心态以及行为中，有关法治的价值理念占有了稳固之地并渐成一种法治文化，并进而成为中国文化传统内容的一部分时，我国的法治才有了真正坚实的社会人文心理基础。因此，目前只有努力培养我国民众的法治理念，建设法治文化，改良、培育中国法治的“土壤”，才可能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 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主要途径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指出：“在任何一项伟大的事业背后，必然存在着一种精神的力量，尤为重要的是这种精神的力量一定与该事业的背景有密切的根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它需要全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努力。 1. 培育公民对法律的崇尚和信仰 法治文化的培育旨在为法治国家奠定尊崇法治的社会文化意识基础。一个社会能否建立起法治，先决条件之一就是这个社会有无尊崇法治的心理，是否培养起了追求法治的信念。法治文化形成以公民具有一定程度的法治意识和法治素质为前提。社会主体的法律信仰是法治社会的灵魂，是法治文化的精髓。社会主体对法律的信仰必须具备两个前提，一是法律自身的正义性。博登海默指出：“法律是正义和秩序的综合体”，法律必然体现为一种社会正义。社会主体对法律的真诚信仰来自于法律自身所具有的公平、正义和对人类的关爱精神，社会主体正是基于这种信仰而对法律自觉遵守。二是法律实施的正义性。社会主体对法律的真诚信仰在于因法律实施的正义而对法律的神圣产生高度认同感，在于法治历程中对法律强烈的自觉意识。在全国范围内推进普法教育，不仅是普及现代 法律知识 ，更为重要的是培养公民对法律的信仰，逐步实现全社会整体法律素质的提高、法律信仰的塑造、法治文化的形成。只有唤起个人的权利意识，才有可能真正树立起现代法治观念和公民意识。另外，还应该通过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等良性法律实践的教育活动，增进公民对诉讼的信任和期待，培育公民对法律的信仰心理。 2. 大力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既体现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符合法治文化的一般特征，又富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因此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报告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和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然而，民族精神在某种意义上说，与法治存在着密切联系。我们应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纳入中华文化体系之中，树立并维护宪法和法律在中华文化体系中的地位;将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理念融入中华文化的价值内涵，体现权利保障和权力制约理念，使法治文化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一旦如此，就能进一步发挥宪法和法律的文化功能。使分处各阶层的社会成员，能从宪法和法律的实施中获得切实利益、得到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并能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新标志。使之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精神的新载体。 3. 以改革创新精神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发展 改革创新是我们时代精神的核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必须发扬改革创新精神，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不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注入新鲜血液。坚持理论创新，推动法治文化的一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撑。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理论创新，科学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没的重大理论问题，才能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理论体系。坚持制度创新，以改革创新精神深化政治体制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奠定制度基础。 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中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核心环节之一。要以改革创新精神，改变原先不合理、不科学的体制.树立并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有相应的制度依托。坚持实践创新，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提供实践素材。法治文化是广大人民的事业，人民群众的实践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不竭动力。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化形态。因此，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丰富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实践基础。 参考文献： [1] 赵学昌.试论法治文化的培育[J].当代教育论坛，2007，(7). [2] 张波.论当代中国法律文化的多样性及中国特色法治文化的生成[J].南京社会科学，2001，(11). [3] 齐艳苓.法治文化及其培育探析[J].理论月刊，2007，(6). [4] 孙晓媛.论构建中国特色的法治文化[J].广西社会科学，2003，(4). 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论文：《浅谈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摘 要】法治建设是一个整体，其中的每一部分、环节都有一个如何科学发展的问题，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发展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法制系统之中，最基本的组成单元是需要内在元素自身的协调，应当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只有具有统一性和整体性，依法各个部分或者环节的发展才是协调的、可持续的，也才具有强大的活力。从法律运行来看，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环节必须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从法律体系来看，各个法律部门都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加以构建和完善;从法律价值来看，科学发展观体现了我国法律的核心价值。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所以，科学发展观是我国法制建设的重要理论指针。 法治是人类文明和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重要手段。法治是一种宏观的治国方略，指国家在多种社会控制手段面前选择以法律为主的手段进行控制和治理，即“依法治国”;法治是一种理性的办事原则，即“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社会主义法治批判地继承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优秀成果，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法治思想。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内涵十分丰富，其基本含义是依据法律而不是以个人的意来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实行法治而不是人治，其核心是确立和实现以宪法和法律为治国权威的标准。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根据发展民主，健全法治，建设法治国家的基本方针，我国的依法治国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30年的法治改革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978年到1994年，这是从人治到法制的转变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国新时期法制建设的开始。但那时法制的主要理念是把法治当作专政的工具，法制对于社会生活、经济活动、国家制度文明进展的制度价值几乎没有。 第二个阶段是从1994年到2004年，是政策之治的阶段。这一阶段的政策有一定的程序性、权威性和公开性，并以文件、规范、规章等合法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十年里非常突出的一个现象就是用政策、文件来治国。政策之治是追求短期效果，缺乏法律本身应有的一些基本特征，而法制要求规范，要求它的规则性具有可预期性以及有相应的司法机构来支持，这些都是政策之治不具备的。 第三个阶段从2004年至今，是从政策之治向法治的转型。这一阶段的立法，大多数涉及我国改革多年来一直没有解决的最深层的矛盾、最重大的利益冲突。2004年修宪，第一次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私有财产及其权利写进宪法。其后《物权法》、《 劳动合同 法》的制定，《 公司法 》、《证券法》的修改等都是涉及人们利益的法律。 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必要性及问题 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方式、程序必须由法律规定并予以保障。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最可能通过法治的方式表现出来，而社会主义法治也必须从民主中获得自己政治的和道德的合法性。没有民主，法治就缺少了其重要的基石。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法治是法律规则的统治，规则的制定是实行法治的前提。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法律制定的民主程序把人民的意志反映在法律当中，因此，法治就是按照人民的意志治理国家。 三、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途径 “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走依法治国之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勇于创新，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发展道路。当前，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步伐，应着重抓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方位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断开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新局面。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只有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的方针，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快速地推进，才能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二)把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进一步加强立法工作的目标。改革开放近二十年以来，我国立法工作取得了重大的发展，立法数量急剧增长，初步形成了一个以宪法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三)以加强和完善执法、司法为目标，推进行政执法制度和司法制度改革。经过几十年特别是近20年的探索，我国初步建立起了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执法制度与司法制度。从总体上讲，行政执法工作和司法工作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的顺利进行等各方面，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法律文化，深入开展普法宣传教育工作。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以继承、发扬人类法律文化的优秀成果、符合人民意愿的社会主义法律文化为其思想基础与文化资源。我们在普法教育中，要以领导干部的民主法制教育为重点。只有广大干部群众真正懂得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重要意义，才能真正认真地执法、守法、监督法律的实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我们要在继承历史上和国外合理的进步的法律文化基础上，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精神，努力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文化。 参考文献 [1] 武育香.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民主法制建设[J].理论建设，2006(1)：45-48. [2] 谢鹏程.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J].中国社会科学， 2007(1)：79-80. 猜你喜欢： 1. 全力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心得体会 2.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心得体会 3. 学习全力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心得体会 4. 全力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心得体会 5. 浅析法治社会思修论文 6. 论依法治国的形势与政策论文2000字
在 2014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在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小标题下，用了 1000 字左右的一段话，阐述了一个新的执政理念———社会治理。具体的提法是: “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1〕此前，在官方文献、学术着作和新闻媒体中经常使用的一个类似概念是 “社会管理”。新的 “社会治理”的概念的提出，引出了一系列问题: 什么是社会管理? 什么是社会治理? 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是什么关系，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为什么要用社会治理取代社会管理?要讨论以上问题，恐怕就要回顾一下新世纪以来的历史，并且从社会管理概念的提出和发展说起。一、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乍一看，“社会管理”一词似乎很 “社会学”，然而搜遍西方社会学经典，此概念却芳影难觅。不过在前苏联，有奥马洛夫所着的 《社会管理》，〔2〕此书 20 世纪 80年代中期被译介到中国。书中的 “社会管理”，被定义为“管理主体对社会系统的有科学根据的影响，为的是使系统实现它面临的目标和任务。”显而易见，这本书中的“社会管理”，是在计划经济的理论框架下以当时风行世界的 “系统论”的语言表述的。2002—2003 年爆发的 “非典”，给党和政府乃至整个中国社会极大的震撼。于是，“社会管理”一词被提上了党和政府的议事日程。2004 年 9 月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中，“社会管理”一词首次亮相，当时的提法是 “加强社会建设与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3〕试图用一个复合名词，从建设和管理两个不同的政策视角，对社会领域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给予特别的关注。“加强社会建设与管理”的提法，得到了学界的积极回应，郑杭生论述了广义的和狭义的 “社会建设与管理”。他指出: 广义的界定是指 “整个社会的建设和管理，即包括政治子系统、经济子系统、思想文化子系统和社会生活子系统在内的整个社会大系统的建设和管理”;狭义的界定则着重指 “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子系统并列的社会子系统的建设和管理。这里的社会指的是作为整个社会这个大系统中一个子系统的狭义的社会”。〔4〕到了 2007 年党的十七大，作为对学界的回馈，“社会建设”与 “社会管理”被分成了两个独立的概念，“社会建设”与此前提出的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合二而一，并与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一起，并列为 “四大建设”，①对 “社会管理”的新提法则是“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5〕对于这个变化，学界再次作出热烈响应。2006 年，王思斌在 《社会行政》〔6〕一书中，对 “社会管理”作了界定，他认为: 社会管理 “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也提出了加强社会管理的任务，这里的社会管理是相对于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而言的，指的是由政府主导、各方参与的社会治理和管理活动”。2007 年，何增科撰文提出: “为了推动学术研究走向深入，学者们倾向于从狭义上来界定社会管理的含义”，“狭义上的社会管理，一般与政治管理、经济管理相对，指的是对社会公共事务中除了政治统治事务和经济管理事务以外的那部分事务的管理与治理”。〔7〕然而，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另外一种声音，将 “社会管理”界定得更为偏狭。譬如说: “狭义的 ‘社会管理’主要集中在社会治安、信访和公共安全工作方面，主要目标是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营造良好社会环境。”〔8〕这个说法与当年 “压倒一切”的 “维稳”挂得很紧，只能被看作是一个与党政部门的行政职责或工作任务密切相关的操作性定义。但真正为学界认可的 “社会管理”虽然也被看作“狭义”，其词义也要比 “维稳”广泛得多。何增科认为:“社会管理是政府和民间组织运用多种资源和手段，对社会生活、社会事务、社会组织进行规范、协调、服务的过程，其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解决社会问题，提高社会生活质量。”〔9〕李培林认为: “社会管理通常是指以政府为主导的包括其他社会组织和公众在内的社会管理主体在法律、法规、政策的框架内，通过各种方式对社会领域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10〕值得注意的是，在王思彬和何增科定义 “社会管理”时，已经出现了 “治理”一词，并将其与 “管理”相并列。也许是为了与 “维稳”作一词义上的切割，在公共管理学界早已得到普遍认可的 “治理”一词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使用。譬如张敦福、沈叶认为: 与学界常说的“社会管理”词义更为贴近的英文名词，实际上是 SocialGovernance，而 “Governance ” 一词在学界被译为 “治理”，“最常涉及的领域包括社会资本对当地地方行动者的作用、社区治理、社会服务、非营利组织、公民社会、社会团结、社会不平等。这些领域均与基层老百姓的社会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是民生领域的重要问题。”〔11〕以上的研究成果，最终在 2011 年胡锦涛的重要讲话〔12〕中体现出来，这个讲话的标题是 “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2012 年召开党的十八大上，胡锦涛再次强调: “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13〕二、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要进一步讨论 “社会管理”和 “社会治理”，就要展开讨论 “管理”和 “治理”。这通常会涉及到三个英文单词——— “Administration”、 “Management”和 “Govern-ance”。前两个单词翻译成中文，都是 “管理”。但 “Ad-ministration” 是指传统意义上的行政管理，尤指政府机构中科层制架构中的行政管理; “Management”则取自于市场，因此蕴含着经营管理的意思。新公共管理理论试图用“Governance”一词来取代前两个常用词，并赋予一种新的涵义。中国的学者在接受这个新的概念时，为了表示与“管理”的差别，将其翻译成了 “治理”。“Governance”或 “治理”的概念，在 20 世纪后半期随着新公共管理理论的风行而得到学界和政界的青睐。上个世纪 90 年代，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对 “治理”的界定是: “个人和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其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并列出了 “治理”概念的四个特征: 其一，治理不是一套规章条例，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其二，治理的建立不以支配为基础，而以调和为基础。其三，治理同时涉及公、私部门。其四，治理并不意味着一种正式制度，但确实有赖于持续的相互作用。〔14〕值得关注的是，在这段对 “治理”特点的表述中，可以概括提炼出四个关键词，即 “过程”、“调和”、“多元”和“互动”。按对 “治理”的理解来看 “社会治理”，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界定: 在社会领域中，从个人到公共或私人机构等各种多元主体，对与其利益攸关的社会事务，通过互动和协调而采取一致行动的过程，其目标是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行和满足个人和社会的基本需要。参照以上提出的 “治理”的四大特征，对比 “社会治理”和 “社会管理”这两个概念，也可以概括出 “社会治理”的四大特征:其一，社会治理必须强调 “过程”。在这里，“过程”的涵义是: 社会治理的动态性、发展性和延续性———社会治理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经济背景下进行的，所以既不能靠制定一套 “一刀切”的规章条例，试图在任何时空条件下都以不变应万变; 同时也不能靠一场 “运动式”的大轰大嗡，试图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而这两者，恰恰是以往 “社会管理”的最显着的特点。其二，社会治理必须倡导 “调和”。社会本身是一个有自组织能力的有机体，通常处于一个生机勃勃的过程中。所以，不能试图用某种强力乃至蛮力去 “支配”社会。而是要让社会本身发挥其自我生存、自我发展乃至自我纠错、自我修复的功能。所以，社会治理需要高超的“治理艺术”，在收放张弛之间拿捏得恰到好处。而以往的社会管理的缺陷，恰恰是过于迷信强制力量。其三，社会治理必须兼顾 “多元”。社会是由各个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构成的，不同的阶层和群体的经济利益、社会地位和政治诉求都是不一致的。因此，社会治理必须非常重视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不论多数少数，不论强势弱势，不论公立民营，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共同分享发展成果。而以往的社会管理常常错把高高在上的施恩赐惠当成了最高境界，而且极具 “社会排斥”的色彩。其四，社会治理必须注重 “互动”。要引导全社会达成利益共识，尤其是针对长期目标的利益共识，就要建立一个适合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框架和社会机制。使多元主体都能够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然后在沟通交流、相互妥协、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社会共识。在行动上，也应该是互动型的，上下配合，同心同德。而以往的社会管理常常是 “一言堂”，急功近利，短视而只顾眼前利益。综上所述，以往的社会管理已经暴露出很多的认识误区和制度缺陷，诸如一刀切、运动式、压制型、堙堵式、恩赐性、排斥性、一言堂、功利心……不一而足。这恐怕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要用一个新的概念，其实也是一种新的理念———社会治理来取代以往长期使用的社会管理一词的根本原因。具体而言，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就是要在承认个性化、多元化的基础上，通过互动和调和———沟通、对话、谈判、协商、妥协、让步———整合起各社会阶层、各社会群体都能接受的社会整体利益，最终形成各方都必须遵守的社会契约。从理论上说，现代社会最突出的特点应该是 “理性”二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个 “经济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个人利益的 “气场”就可能像水面上的涟漪一圈一圈地荡开去。但时空条件是有限的，个人利益的 “气场”不可避免地发生摩擦和碰撞。如果大家都坚守自己的 “气场”丝毫不让步，其结果就必然会导致社会冲突，其结果可能就是 “双输”或 “多输”。因此，理性的选择是以 “妥协”为号召，请大家坐下来进行谈判，大家都在利益最大化的立场上后退一步，适当地收敛一下自己的 “气场”。通过妥协和让步，找出一个双方或多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按照老祖宗的古训，退后一步天地宽。也只有这样做，才能避免碰撞和冲突，才能营造一个实际上是 “双赢”或 “多赢”的和谐局面。究其原委，是因为社会经济发展成果是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创造的。在市场经济社会中，资本和 “知本”常常表现为稀缺资源，所以其占有者在竞争中容易占上风。如果我们假设获得稀缺资源的机会本来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均等的，但从结果看，这些稀缺资源最终却被一部分人所占有。那么，从最初的机会均等到最后的赢者通吃之间，必然暗含着竞争失败者对机会的 “出让”。赢者所以成为赢者，是输者对游戏规则大度的认可，如果输者蛮横不认输甚至借助于阴谋和暴力，那么，这样的市场上是不可能有赢者的。所以，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占有了稀缺资源的赢者也应该 “出让”他们的一部分盈利来回报社会，以争取社会对他们的占有的合法性的认可，亦即以此来换取输者对机会的 “出让”。当然，共享结果不应是平均主义的 “大锅饭”，而是按贡献大小的有差别的分享。还要强调的是，社会各阶层、各群体之间的沟通、协商和妥协是建立在对社会整体利益认识一致的基础上的。社会整体利益高于一切，所有参与竞争的人都必须维护，这样才能使这场游戏能够可持续地进行下去，而不是当自己不如意时就用非理性的手段来毁了这场游戏。要让各阶层都应该认识到，虽然在这一次竞争输了，但可以把取胜的期望寄托在下一次。只要游戏继续进行，所有的人就终究都能从中分一杯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体利益就是使一个可以被社会各阶层接受和维护的游戏可持续的进行下去。在这一点上，所有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都应该服从大局。当然，矛盾总是客观存在的。因此，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倾诉和倾听，是使相关利益者保持沟通和达成谅解的最好手段。所以，如果公众———无论他们在社会上是多数还是少数———都能够把与他们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心里话都说出来，而整个社会，尤其是政府都能够去用心倾听，用心考虑，这就能使社会最大限度地保持一致。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即使有些问题一时还不能得到解决，也不至于使矛盾积聚和激化。三． 社会治理和政社分开十八大以来，还有一个与社会治理关系非常密切的新概念——— “政社分开”，在党的最高层次的文献中虽然总被提及，但非常遗憾的是，在近年来的学术研究和媒体宣传中，对政社分开却少有深入的讨论。什么是政社分开? 看起来似乎是一个非常深奥的命题，但其实不然。上个世纪 80 年代，前民政部部长崔乃夫在倡导社区服务时说: “凡是社会和群众可以做的就尽量放手，做不了的，就由政府按照行政程序来承担。”〔15〕其实，这就是用人人都能听懂的大白话表述的政社分开。这个理念无疑与社会治理强调的 “过程”、“调和”、“多元”和 “互动”是一致的。政社分开，其实是要让人民群众直接参与社会治理。人民群众要参与社会治理，就需要组织起来，于是社会组织发展的议题凸显出来。社会组织要发展，要服务人民群众，又需要理论、方法和技术，于是社会工作发展的机遇应运而生。从理论上说，现代社会通常被分为三大部门，即政府部门、市场部门和社会部门。因为政府部门 “有权”和市场部门 “有钱”，为了确保社会的良性运行，这两个部门都要受到法律上的严格限制。按照中国的特殊国情，对政府部门而言，这些 “受到限制”的事情应该包括: 其一，权责范围受限; 其二，上级、公众问责; 其三，领导意图不明。对市场部门而言，这些 “受到限制”的事情主要是缺乏投资冲动。于是，在处理这样一些 “受到限制”问题时，社会部门，亦即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的优势就充分体现出来了。对此，美国学者利维特评论说: 以前人们往往把社会组织一分为二，非私即公，非公即私。这种划分太粗陋，忽略了一大批处于政府与私营企业之间的社会组织。〔16〕这些社会组织所从事的是政府和私营企业 “不愿做，做不好，或不常做”的事。首先，由于 “利益相关者”的模糊性，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并没有明确的、固定的职责权限范围。通常，他们扮演的角色是弱势群体的代言人。但是，有时他们也能代表政府 ( 譬如，当政府向他们授权或购买服务时) ，有时他们也能代表企业 ( 譬如，在接受了企业有明确意向的捐赠钱物时) 。其次，与政府部门不同的是，遇到某些问题，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通常可以把自己放在 “民间的”社会角色上，所以不用过于担心受到上级或公众直接的问责。在具体工作中，政府部门因权责所限，有些事情虽然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利，但他们仍有可能会有所顾忌。遇到同样的情况，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反倒可以放手去做。再次，当政府领导因为种种原因举棋不定时，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通常也可以以自己 “民间的”社会角色，按照自己的理解和解释去办事。如果办得好，当然会得到政府的认可。如果没有办好，也可以作为是一种民间的“社会实验”。因此，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通常被认为具有在 “开发新的服务种类以满足新的需求”〔17〕方面的先锋作用。既然如此，失误乃至失败也是可以容忍的。最后，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扛起了 “非营利”的大旗，凡进入这个领域的资金都将成为以改善贫弱群体处境为目标的 “社会基金”。所以，根本就不存在分红牟利的动机，或者说，根本就不存在为图 “利润最大化”才来投资的股东。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兴趣”在这里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正因为上述特点，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显示出一种 “扩张性”，主动地将自己的工作扩展到政府部门和市场部门的 “传统领域”中，“越界”发挥自己的特长。在此时，理性的或曰聪明的政府部门和市场部门往往会乐观其成。于是，在靠近政府部门这一边便形成了政府直属的服务机构，在中国称为 “事业编制”或“事业单位”，在靠近企业这一边则有近年来时髦起来的“社会企业”。在与社会治理和政社分开相关的研究中，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还有一个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作用似乎很少被提起，这个重要作用就是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能够在政治权力和私人利益之间起到区隔间离的作用。当前，“反腐倡廉”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抓老虎、打苍蝇，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但从长远考虑，要彻底铲除贪污腐化，就必须要逐渐形成一套完善的社会机制。造成中国严重的贪腐问题原因很多，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地方政府、基层政府和公务员对于法律规章的 “自由裁量权”过多过大。这种超然于法制之上的 “自由裁量权”最终造就了一种不受限制的权力，而不受限制的权力则一定会造成腐败。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的这种区隔间离作用最终能使公共机构和公务人员的 “自由裁量权”受到严格限制。在发达国家，公众对于政府公务员的评价会低于社会工作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可能是有意而为之的制度安排。在发达国家若与政府公务员，尤其是基层公务员打交道，经常会有一种铁面无私、公事公办、缺乏人情味的感受。公务员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规章，绝对依法办事———法律上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要多少时间办完就多少时间办完，绝少通融的余地。但是，一个社会要完全处于这样的氛围中一定会形成社会张力。于是，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民众有什么难事，首选的行为并不是直接找政府，而是找社会组织和专业社工，由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帮助他们跟政府、跟社会打交道，帮助他们寻找解决问题的经济、社会或其他的资源。所以，在发达国家，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享有非常高的职业声望。与此同时，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在公众和政府机关之间又起到了区隔间离的作用: 公务员有行政权力，但只限于依法办事，完全没有 “自由裁量权”; “自由裁量权”交给了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但他们没有行政权力，他们只能帮助受助者去寻找资源。这样的制度安排，是真正把权力关进了笼子，而毋需把人关进笼子。所以，对中国社会而言，要向社会治理转型，政社分开绝对重要，不但在社会领域，其影响还会辐射到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得益于政企分开，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终于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市场部门，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作个理论假设，如果在社会领域也能够形成一个独立的部门，中国的社会福利和社会进步是否也会有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快速发展呢?
对你的问题我多写一个字都是下作
对于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也许会有不少人望文生意，其实它们是有着同时代发展相关联的自身内涵的。该书的一个明显的优势就是引述不同学者的观点来说明问题的实质，从而突出了取材广泛而深厚的特点。如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认为，文艺复兴的精神不是复古，而是创新；瑞士学者布克哈特指出，文艺复兴标志着欧洲近代文化的新开端。当然也有西方学者把文艺复兴只从字面上理解为“再生”，并且否定它是欧洲近代社会的开端。同样，在有关怎样看待人文主义时也是如此，只有通过综合分析和研究，才会找到把人文主义作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时代思潮的依据，该书把文艺复兴与人文主义思潮作为第一章来写，就已经说明了这一思潮开西方近代社会思潮之先河的重要意义和影响。 与人文主义思潮结伴而行的是近代自然科学思潮的兴起。诚如该书所指出的，15～16世纪的人文主义运动和自然科学思潮，是现代理性发扬光大的伟大开端。书中对以哥白尼革命为标志所掀起的科学思潮的论述，对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的阐述，对霍布斯与洛克的知识始于感觉经验的分析，对牛顿的实验与数学的完美结合的评述以及对笛卡尔、莱布尼茨、康德等人科学思想特质的阐述，并把科学思潮与科学大发展联系起来考察，进而点明了近代自然科学思潮的重要价值。 与西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相关联的是自由主义思潮、启蒙运动与理性主义思潮、革命与保守思潮，该书以三章的内容结合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反封建专制的斗争以及革命过程的曲折迂回，对其作了扎实的研究。其中，有关革命与保守思潮的对比研究，既在革命思潮中展示了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的思想内蕴，分析了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宣言》的历史地位，也在关于保守思潮中重点论述了英国保守主义者柏克为反对法国大革命所写的《法国革命论》的思想内容，分析保守主义思想家的特点。当然，法国大革命后建立的共和制并未因为来自君主立宪制的英国这位思想家的指责而改变其政体。此外，书中还就在法英两国兴起的一种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流派——实证主义思潮作了阐述。 该书还对作为19世纪主流政治思想的社会主义思潮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应当怎样对待西方的文化与西方的思潮，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中国自近代以来，面对“西学东渐”，曾出现过或者“中体西用”、或者“全盘西化”等主张，随着时代的发展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对中国传统文化吸取其精华而去其糟粕，对西方文化借鉴其长处而不能照搬，现代的人们大多已具备了这样的文化观。因此，对于西方近代社会思潮，有必要分清哪些成分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值得其他民族学习和汲取；哪些是属于西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又有哪些在理论上是错误的，是应当予以批判和扬弃的，这正是我们在了解和审视西方近代社会思潮时应当抱有的正确态度。
论当代审美主义文艺思潮的历史文化语境弥 沙1,李育红2(1.东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0;2.渤海大学中文系,辽宁 锦州 121013)[摘 要]审美主义是中国当代文艺的主潮,它以审美为文艺的最高价值和本质,确立了一种审美主义的文艺观。不仅如此,它还将审美主义从一种文学观念提升为一种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它既是我国当代文艺潮流的一种转变,也是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一部分和重要表征。它带来的文艺转型和文化转型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一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对极左文艺思潮的反拨,一是改革开放后西方审美现代性的制导。这两种历史文化语境深深嵌入当代审美主义文艺思潮的机体,使它表现出巨大的历史合理性,但同时也存在较为严重的历史局限。[关键词]审美主义;文学工具论;文学审美论;现代性;审美现代性[中图分类号] I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3541 (2008) 03-0034-05On the Historical Culture Context of the IdeologicalTrend of Literature and Art of Modern AestheticismMI Sha, LI Yu-hong(1. College ofHumanities, 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30;2. Department of Chinese, Bohai University, Liaoning, Jizhou 121013, China)Abstract: Aestheticism is the main stream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art, and it takes aesthetic as highest value and substance ofliterature and art. Furthermore it improves the viewof literature toworld view, the viewof value and philosophy. Itwas not only the changeof Chinese modern trend of literature and art, but also the part and important signal of Chinese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t bring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the historical literary context: one isthe criticismto extreme leftist literary and artistic ideas; two isreferringtowest aesthetic the-ory. The two historical cultural contexts inset the body of modern aestheticism deeply, and showed great historical rationality, but it has theserious limitation of words: aestheticism; the theory of tools of literature; literary aestheticism; modernity; aesthetic modernity审美主义文艺思潮是我国当代文艺思潮中出现较早,渗透面较广,影响力较大的一种文艺思潮。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当代中国快速的现代化进程,具有中国特色的审美主义文艺思潮萌生并迅速发展壮大,压倒了政治化的革命文学,成为我国当代文艺领域中的主流。这种文艺思潮的核心观念,强调文艺的审美独立性、自律性,以审美为文艺的最高价值、最高本质。这种文艺观念渗透于当代文艺活动的各个方面,并成为我国当代文艺理论研究、文艺创作、文艺批评的最高标准、唯一标准。审美主义文艺思潮,不仅确立了一种审美主义文学观,还将审美主义从文学观上升为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因此,它既是当代中国文艺潮流的一次转变,也是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一部分和重要表征。因此,深入分析中国当代审美主义文艺思潮产生的语境,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这一文艺思潮的性质。中国当代审美主义文艺思潮最直接的文化语境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对极左思潮的拨乱反正。审美主义文艺思潮的兴起是作为对我国文艺极端政治化、泛政治化的极左文艺思潮的强有力反弹而出现的。而从更大的范围和长远的历史发展状况来看,它受到了西方现代性的深刻影响,与我国的现代化发展息息相关。西方的现代性思想和实践,作为我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他者”,深深地介入了我国当代各个方面的现代化发展过程,这在文艺领域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一、对文学“政治工具论”的反拨新中国的文学长期以来是以“为工农兵服务”,特别是“为政治的文艺”为宗旨的,它秉承和延续着革命战争年代解放区的文艺与政治相统一的新型革命文学传统。因此,新中国的文学一直带有强烈的政治性。强调文学的政治性在建国之初,是完全必要的,是有其合理性的。然而,随着“左倾”思潮的逐步膨胀和极端发展,文学的政治性因素不断被强化、被体制化,导致思想领域中的带有专制色彩的非人化,造成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扭曲和畸变。在这种语境下,“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被“文艺为政治服务”所取代。文艺沦为政治的奴仆,沦为表现政治思想的图解,沦为描写政治斗争、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工具。新时期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和以拨乱反正为目的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了打破人们的精神枷锁,求得与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相一致的社会和文学的新发展,开展对极左政治思潮的批判,是正当的和正义的,是非常及时和完全必要的。新时期文学就在这种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的语境中形成,开始了对政治挤压、剥夺文学的反拨。这种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准确地找到了极左文艺思潮的思想核心和基础———“政治工具论”,相继展开了对“政治工具论”的批判和阶级斗争工具论的批判,进而转向了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历史性扬弃。但是,文学界也把政治确定为文艺的“外部规律”,以隔离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进而切断文学与政治的一切联系。至此,对文学的政治工具论的否定经历了一个越来越激进的道路:从反对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推进到以文学立法的方式确定政治属于文学的“外部规律”,最后发展为文学“远离政治”、要求文学具有“非功利性”、“非政治性”和“非社会性”。就在对文学“政治工具论”拨乱反正过程当中,一些学者发出了“文学回归本位”的呼声,认为文学“政治工具论”抹杀了文学本身的特征,泯灭了文学的审美品格、忽视了文学的“内部规律”。这种“文学回归本位”的学术要求在批判极左文艺思潮的过程中越来越强烈,最后终于以傲然独立的面貌出现,变成新时期之初最有感召力的文学主张。审美主义文艺思潮正是在对文艺政治工具论的反拨的基础上,循着“文艺回复自身”的道路出现并发展起来的。审美主义文艺思潮对我国文学从被政治的束缚和扭曲状态中解放出来,恢复文学的自身活力,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审美主义文艺思潮作为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一翼和重要的组成部分,有力地批判了“左倾”文艺思潮,使文学的审美特性得到重视,使文学具有了一定程度的自觉,从理论到实践,包括文艺创作、文艺评论到文学史的书写都取得了突出的实绩。这是必须充分加以肯定的。然而,这种正义的批判和清算具有历史合理性的同时,始终存在着问题的另一面。人们不禁要问:难道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不重要吗?难道没有好的肯定人的政治吗?难道不存在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的政治吗?难道不存在有利于推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政治吗?我们在拒斥文艺与不好的、非人的、危害社会和历史发展的政治的同时,又怎样处理文艺与好的、宜人的、有利于社会的历史发展的政治的关系呢?克服文艺与政治的不正确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学术上的矫枉。矫枉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过正。但真的一定要矫枉必须过正,只有过正才能矫枉吗?事实上,这种矫枉过正的理论与实践,相当长的时间内,造成了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误解,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偏见,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学说和意识形态理论的遮蔽,造成了当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狭隘理解和冷漠态度,造成了文学内部的政治、审美、道德等因素的失衡。当然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既保证文学与政治各自的独立力量,又使二者在有机关联中达到互相推动,至今仍然是个尚待解决、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更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回避的任务。审美与政治的关系,并没有因时代的演进而消失,所改变的只是这个问题的存在方式和提问方式。其实,政治具有不同的形态:政治的思想形态和观念形态、政治的制度形态和体制形态,政治的生活形态和实践形态等等。同时,政治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不同时代的政治的质态和表现形式是很不一样的。如果狭隘地理解政治,就可能会导致狭隘地理解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然而,尽管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但政治对社会关系和国家群体意志的重要性,对文学的制导作用的内在机制是不会改变的,所改变的只是影响文学创作和审美活动的形式。中国的当代文学应该以此调节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对此,王杰说:“从当代中国文艺实践来看,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仍具有现实意义。其一,文艺、审美必然具有政治性。这个命题所揭示的是政治性只是审美、文艺的一个属性,但它决不等于文艺、审美必须为政治服务。文艺不被规定为‘为政治服务’时,文艺仍然具有政治性或者意识形态性。其二是什么是‘政治’?政治不能被简单地界定为‘党派政治’,政治并不狭隘地局限于政党之间的争权夺利。相反,当代社会直接的政治斗争具体、广泛地以文化冲突的形式在作品文本中得到曲折表现。其三,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看来,现实生活中人与自然界、个体与社会、人的内在要求与外在现实相统一。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重要性在于,它要求我们在正视现实矛盾的前提下,把生产力的巨大力量以及个体的心理内驱力转化为与人类幸福生活这个目的相一致的建设性力量。美学通过对艺术和审美现象的分析而把握现实关系,通过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而实现对现实的改造。”[1]因此,一概不加分析地、笼统地忽视、轻视或漠视文学的社会因素和政治因素的观点都是不妥当的。二、西方的社会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改革开放之后,当代中国明确以实现现代化为发展目标,预示着我们已经自觉地加入到世界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之中,这标志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性进步。在此进程中,西方现代性的范导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审美主义文艺思潮的产生和发展,一方面是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诉求,一方面是西方现代性本土化的必然结果。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为我国审美主义文艺思潮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复杂的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现代性,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反映着西方社会历史自身内部的一种巨大变化。这种变化现在已席卷全球,变成了世界性的社会历史过程。社会历史现代性是一个总体性的概念,表现为两个具体的现代性层面,即社会现代性和文化现代性。社会现代性,主要指社会的物质层面和经济、政治等制度层面的现代化;而文化现代性则主要指社会的思想文化层面。这种文化现代性,从精神性质上说,可以划分为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前者倡导一种以培育和弘扬启蒙理性为宗旨的启蒙精神,后者则往往表现为对启蒙精神的反思和批判,特别关注和追求人们对社会现代性的负面因素的感受和体验,宣扬一种与社会历史现代化进程不相协调的审美现代性精神。历史现代性是以文艺复兴特别是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开端的。启蒙理性和启蒙精神是历史现代性的主导的和重要的精神意向和思想内涵。正如康德所指明的:“人从自我蒙蔽的状态中走出来”。为此,必须“强烈地意识到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开发心智”“成为启蒙运动最响亮的口号之一”。[2]()在这种精神指引下,现代社会取得了巨大进步。在思想文化等精神领域,启蒙思想家们为了实现“理性的塑造生活”,“坚定不移地推进客观化的科学、道德与法律的广泛基础以及独立的艺术的发展,但同时也要把如此积累的认知潜能从其深奥的阳春白雪形式中解放出来,将其运用到实践。”[3]()“那是一个拥有原理和世界观的时代,对人类的精神解决它的问题的能力充满信心;它力图理解并阐明人类生活———诸如国家、宗教、道德———和整个宇宙。”[4]()。这种现代性与主体构型连接起来,使现代人摆脱外在权威的辖制,赋予主体以一种改变自己和批判自己的气质。社会的物质文化和经济政治制度领域中的变革,促进了物质生产的飞跃发展,使社会财富急剧增加,形成了合理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民主政治制度,同时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岂不正是在普遍交换中造成的个人需要、才能、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岂不正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不正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5]()但是,以启蒙现代性为主导的历史现代性同时存在着严重的负面因素,诸如社会层面的资本主义和技术主义,制度层面的工具理性,精神层面的感性与理性的不平衡。最严重的是由于资本和雇佣劳动所造成的人的异化。当时的一些学者对以理性为依托的历史现代性进程中的负面因素进行过种种批判。法国思想家卢梭较早地对西方现代文明提出了质疑。黑格尔、马克思、尼采、阿多诺、马克斯·韦伯、哈贝马斯等思想家和一些无政府主义者都这样那样地对历史现代性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加以反省,寄予忧思。马克思对“异化劳动”所导致的人的异化进行了无情的批判。马克斯·韦伯称现代合理化和官僚化的社会制度已使现代生活成为“铁笼”。斯宾格勒觉察到西方文化开始“日落西山”,走向“文化悲剧”的时代。海德格尔把破坏了人的完整性的技术统治一切的时代指称为“贫困的时代”,指出“技术越来越把人从地球上连根拔起”[6]()。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中说:“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但是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了巨大的不幸。”[7]()马尔库塞提出“单面人”的概念,指出“技术解放的力量”不仅导致“物的工具化”,而且造成“人的工具化”[8]()。审美现代性在批判启蒙现代性,克服社会现代性的负面作用中,功不可没。当时的西方社会,用审美现代性来批判历史理性和启蒙现代性逐渐成为一种时尚。它反对工具化、科学化的目的理性的思想,反对体制和制度的一体化、总体化和绝对的完美化,赞美和追求个性、差异、分化和多元,关注“内在的自然”和“灵性的抒发”,倡导“不纯粹性”。阿多尔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将审美现代性表述为“背离传统”,“通过否定的思维方法建立一种肯定的东西”,“在不缺少规定性的情况下把辩证法从这种肯定的本质中解放出来”。反对主张“理性与现实和解”的黑格尔的保守的辩证法,把黑格尔宣扬的绝对统一性的哲学本体论说成是戕杀事物的差异、矛盾和运动的根源。强调艺术“对个体进行更高层次的全面塑造”,“必须抛弃那种靠再现正面的东西来帮助社会干欺买卖的现实主义”[9]()。他批判“文化工业”生产的“大众文化”是以丧失艺术的自律为代价,通过制造“虚假的同一性”导致公众意识的“物化”,削弱了批判能力和超越意识。海德格尔提出只有艺术才是守护“亲在”和自身的“诗意地栖居”的护法神。然而,审美现代性批判本身所存在的问题是非常明显的。一是审美乌托邦的倾向。席勒主张审美能弥合人的感性与理性的分裂,是人类要达到的理想状态和理想境界,审美教育是改变社会零散化的唯一途径。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则认为艺术是现代社会负面作用的解毒剂,是被理性高度抑制、高度异化的现代人的解放之路。阿多诺认为“艺术救赎”是一剂消除理性控制的良药,因为艺术具有形式上的颠覆能力,可以消除统治阶级行使意识形态的理性条件。马尔库塞主张通过“文化心理本能革命”来解决社会问题和实现人的解放。海德格尔则认为,人的本真生存是诗性生存,艺术是存在的家园。这些理论都陷入了不切合实际的审美乌托邦。马克思指出:“意识的一切形成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批判来消灭的……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10]()审美现代性批判的另一个问题是对现代性的阻碍。丹尼尔·贝尔认为:“现代主义文化扰乱了文化的一统天下,动乱来自三个方向:对艺术和道德分治的坚持以及把自我(热衷于原创与独特性的自我)奉为鉴定文化的准绳。”[11]()伯林一语中的地道破了催生了审美现代性的浪漫主义的局限:“整个运动,事实上,是一种要将审美模式强加于现实的企图,……对于艺术家,事实上,浪漫主义的一些主张是非常合适的。但他们企图将生活转变成艺术假设在我看来是荒谬的。”[12]()卢卡契批评处于异化状态下的艺术家往往企图以谋取内心的自由来对抗现实的异化,他说:“自由便缩小为一种灵魂的实际,缩小为个人行动的一种特有的方式”。[13]()通过以上地分析我们看到,历史现代性本身存在的问题是十分明显的。历史现代性内部更存在着社会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之间的对立与冲突。西方学者对现代性进行反思,但大多把现代性所带来的弊病归结为启蒙理性,倾向于认为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的冲突是全部问题的关键,倾向于从精神方面解决二者的对立,建构二者的和谐,或用审美现代性取代启蒙现代性。这种审美现代性的精神价值取向在文化现代性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它一方面夸大了启蒙现代性、社会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矛盾,另一方面加深了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的冲突。最主要的这些学者将问题的解决寄托于精神层面,试图通过审美现代性来战胜工具理性,克服启蒙现代性的弊端,解决社会现代性的问题,表现出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倾向。马克思批判现代社会的人的异化,人性的分裂,艺术与社会的敌对,但并不认为这只是精神的问题,他不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归结为精神矛盾。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私人占有制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冲突,因此解决资本主义矛盾的出路在于改变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解放生产力;归根结底,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与生产力要求之间的矛盾造成了人的异化。西方大多数反思现代性的学者,虽然也看到了制度与人的矛盾,但把这种矛盾的本源理解为精神之间的冲突。因此,他们不去反对资本主义的不合理的物质关系和政治关系,而试图从精神上反对启蒙理性和工具理性,加剧了审美现代性批判精神的紧张;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提出的用审美现代性解决现代社会矛盾的方法的乌托邦性质,所以他们看不到解决社会问题的真正出路和历史发展的光明前途,从而感到悲观和绝望。这种理论、思想的偏失诱发出历史与人文的对立,社会的全面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对立,造成西方文学艺术及其理论对审美的批判性的过度强调。三、西方审美现代性对我国审美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西方审美现代性对我国的文艺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西方的审美现代性作为“他者”,遮蔽了中国的现代性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性的诸多差异,导致对中国现实的误解,导致我们对西方审美现代性缺乏必要的反思,使审美主义文艺思潮走上了批判社会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的审美现代性的道路。当代中国的现代性与西方的现代性是存在着诸多差异的。一是时间上的差异。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的现代性并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现代性水平,我们的主要任务仍然是推进现代化进程,走向现代性的历史深处;二是制度上的差异。我们是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我们所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途径不能全盘照搬西方。人们思想中对我国这两个关键性现实还存在着极大的误解,或急于改变我们的不发达状况,主张走向资本主义;或忽视了我国现有的制度基础,误认为通过改革走向资本主义,把实行的商品经济误当作实现资本主义的必经之路。对中国当代基本现实的这两种误解,一方面,使我们忽略了对西方现代性、特别是对审美现代性的反思;另一方面,限制了我们具有而且应该创造新型社会制度、新型审美现代性的勇气和创造性智慧的发挥。当代中国既有现代性发展不充分和不成熟之处,又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将两者结合起来,创造一个新的“和谐社会”。这既是人类的理想,又是现实的运动,绝不是一种乌托邦幻想。为了推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西方的现代性经验,尤其是西方审美现代性的批判精神,对我们具有极大的警示作用。但我们也要注意到审美现代性的限度。中国当代审美主义文艺思潮是深受西方审美现代性影响的。其核心理念“审美”及其理论基础“美学”主要是通过吸收西方审美现代性而建构起来的。在较为匆忙地以他山之石攻己之玉的过程中,不可能会对西方审美现代性进行较为深入的反思。现在看来这种反思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目前学界也已展开了对西方审美现代性的反思。周宪运用社会批判理论对“审美现代性”进行了全面地反思。他着重指出了审美现代性的悖论性质,尤其是审美现代性本身的内在矛盾。他指出这种内在矛盾有三种:第一,肯定与否定的矛盾。这一矛盾在于,审美现代性并非只是单纯地批判否定现存社会,它同时也承担了肯定现存社会的功能,但这二者之间并不是否定之后的重建,审美用它自身感性的或“身体的话语”对抗理性的绝对命令,这种张扬感性的路径同时产生两个后果,一种是对现存社会生存状态的反叛,一种是提供工具理性无法达成的另类体验或欲望的满足,这又是对现存社会的一种补充或弥合。这两个后果之间是矛盾的。第二,是精英与民粹的矛盾。它指的是,现代艺术自律性包含着精英主义和贵族立场,它往往把艺术退守到很小的专业圈子范围内,因而呈现出某种“自恋”特征。而自律性艺术又采取一种社会批判路径,社会批判是要通过对社会公众的影响来实现的,既然自律的现代艺术并不以广大社会公众为目标,那么它的颠覆力量从何谈起呢?第三,普遍人类学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矛盾。审美趣味、天才、艺术自律性、审美价值等本是资产阶级为了更有效地施行统治而设置的意识形态观念,但是它们又被提升为人类的普遍要求和价值,资产阶级试图通过这种方式使自身成为普遍的人类主体,但在资本社会的现实中,他们又只代表自己的利益,因而,这种意识形态策略是不能服人的。这就是自律那么软弱无力的原因[14]()。在西方,查尔斯·泰勒对审美现代性的思考在众多的对现代性的反思中独树一帜。他不仅描述现代性精神的两个方面———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冲突和紧张,而且,在历史的追索和分析中,他恢复了这两者各自给现代性、现代生活中的人们带来的精神滋养和道德力量,并指出人们应该宏观、客观的看待两者。在泰勒看来,审美现代性从其来源———浪漫主义对现代自我的支撑是重要的,也是正确的。它保证了我们的自由和自主。但这种取向却有一个过于狭窄的道德容量,它排斥、无视其他的同样是道德的自我构成因素,尤其是启蒙运动的分解式理性带来的自我构成因素———自负其责、自我控制和对日常生活的肯定。由于这种排斥和忽视,致使它混淆了自由和自主或自我实现的两个不同层面———行动的方式和行动的质料。前者是指真实的理想是自我指示的,它必须是我的取向,这是对的,但这不意味着我的目标或自由、自主的内容也是自我指示的,也是由自我决定的。相反,这种内容应该是以某个外在于我的东西为背景。否则,自我实现可能会滑入肤浅和主观主义。简单地说,审美主义与理性主义是冲突的,但两者并不是不相容的,它们带给我们的都是有效的道德价值理念。在现代,由于没有了前定的、统一的意义秩序背景,于是,它们变成了探索性的东西,因而会给人带来不确定的误解,使现代人无所适从。而一旦我们知道他们虽然是可探索的,但他们都已成了支撑我们的道德力量,我们应当恢复他们的道德效力,而不是使他们你死我活的斗争。面对西方现代性对我们的影响,我们必须对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和现代化发展程度作出比较准确的科学定位,从我国特殊的国情、人情和文情出发,追求和探讨与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相适应的文学的现代性。当代中国最主要的问题仍然是推进启蒙现代性。我们的审美现代性应当受到有利于实现现代化历史使命的规定和制约。一切反对和不利于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现代性,特别是阻碍当代中国启蒙现代性的审美现代性都应当加以检视和反思。
社会问题（socialproblem），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指社会关系失调，影响社会成员的共同生活，破坏社会正常活动，妨碍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现象。社会问题不仅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状况，还是人们主观构造的产物；是被人们感知、察觉到的状况；是由于价值、规范和利益冲突引起的，需要加以解决的状况；是社会实际状态与社会期望之间的差距。社会问题的特征主要表现为普遍性、变异性、复合性和周期性4个方面。主要指构成社会问题的基本成分或单元。对于社会问题的构成要素，社会学家有不同的看法。美国社会学家.富勒认为，社会问题有客观和主观两种因素。前者表现为威胁社会安全的一种或数种情况；后者表现为社会上多数人公认这种危害，并有组织起来加以解决的愿望。中国社会学家孙本文也认为，社会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共同生活发生了障碍，二是社会进步发生了障碍。这两个方面决定了社会问题涉及的人数，或为社会全体成员，或为社会部分成员。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区分了个人麻烦和公共问题两个方面。他认为，在社会上流行一时，同时又使个人深感其害的问题不一定就是社会问题。只有超出个人特殊生活环境，与人类社会生活、制度或历史有关的，威胁社会多数成员价值观、利益或生存条件的公共问题，才具备形成社会问题的条件。
嗯，这个还是要单独拿出来说一说。79
您可以去人大论坛或者申论写作材料方面的网站去了解一下
论我国可转换债券发行中的问题与改进措施摘要：可转换债券作为一种公司融资的金融工具，不但开拓了我国企业的融资渠道，而且繁荣和促进了国内证券市场的发展。但由于其在我国起步晚，实际操作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因此，本文通过对我国可转换债券发行中存在问题的分析，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措施。000b6a3fed62关键字：可转换债券 上市公司 融资 可转换债券是债券的一种，它可以转换为债券发行公司的股票，通常具有较低的票面利率。从本质上讲，可转换债券是在发行公司债券的基础上，附加了一份期权，并允许购买人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将其购买的债券转换成指定公司的股票，从而弥补低利率的不足。然而，影响可转换债券收益的除了转券的利率外，最为关键的就是可转换债券的换股条件，也就是通常所称的换股价格，即转换成一股股票所需的可转换债券的面值。当要转换的股票市价达到或超过转券的换股价格后，可转换债券的价格就将与股票的价格联动，在股票上涨时，购买转券与投资股票的收益率是一致的，但在股票价格下跌时，由于转券具有一般债券的保底性质，所以转券的风险性比股票又要小得多。一、可转换债券市场的现状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可转换债券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我国的可转债融资在20世纪90年代才真正出现，从2000年起，上市公司成为了可转换债券试点和实施的主要对象。2000年2月25日和3月14日虹桥、鞍钢两只规范化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终于面世，它标志着我国在金融创新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给证券市场带来了新的活力。2001年4月底中国证监会在总结以上几家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并颁布了《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实施办法》及三个配套文件，为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奠定了较完备的法律基础。2006年5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出台，2006年7月27华发转债成功上市成为股改之后首支上市可转债，接着柳华转债，凯诺转债，招商转债也相继上市。近期发行的转债品种在票面要素上与股改前发行的品种没有太大变化，然而发行方式却有了明显改变，发行规模基本上全部向原有股东配售，放弃余额上网定价和网下配套。新券上市溢价幅度较大，平均溢价，超过股改前新券上市溢价幅度。从2008年融资方式来看，可转债已成为除定向增发外的主要融资渠道。据悉，深万科（000002）和江苏阳光（600220）均已在年初通过了证监会的发行审核，可以预见，一轮上市公司可转换债券融资的高潮即将在中国酝酿而成。二、我国可转换债券发行中存在的问题（一）政策因素制约过大可转换债券是证券市场高度发展的产物，它的正常运行离不开高效、健全的证券市场。但我国证券市场目前尚不够成熟，某些方面受国家计划制约，企业以何种方式在证券市场上筹集资金，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家政策。以宝安公司为例。从1992年起，处于试点阶段的股票市场日趋活跃，大量资金涌入股市，股票供不应求，导致股票飙升，牛市特征尽显。当时宝安公司业务迅速扩大，资金异常短缺，公司希望配售发行新股，但因国家对新股发行额度的限制而不能实现，因而丧失了在牛市中高价配售新股的机会，即丧失了可能获得的利益。为了筹集巨额资金，宝安公司推出了可转换债券。从宝安可转换债券发行后的实际情况看，如采用该公司原拟订的“期限为5年，年利率为8%，转换价为发行前一个月宝安股票平均收市价的110%，上市后即允许进行转换”等条款，那么其可转换债券的风险将会降低，也会有更多债券转换为股票，使之成为一只发行较成功的可转换债券，投资者和发行公司也将成为受益者。遗憾的是，由于受有关政策的制约，这一条款未能被接受。违背市场规律的后果，只能由投资者和发行公司来承担。（二）证券市场不成熟，可转换债券正常运行的环境尚不具备证券市场不成熟，股价大起大落，公司无法对自己股票的未来市场进行较准确的预测，这种情况下，发行可转换债券筹资，就必定会承受很大的风险。从严格意义上讲，可转换债券是证券市场高度发展的产物，在不成熟的证券市场是不适合发行可转换债券的。以南玻公司为例。做一下公司发行情况的简单介绍。南玻公司发行的B股可转换债券，就因B股市场的不确定性太大，导致B股未来市价预测失误，使公司付出了过高的筹资代价。如果南坡公司不发行可转换债券，而先发行债券，在债券快到期时，再发行B股普通股票，那么股东权益将不会被稀释，也不会付出过高的资金成本。(三）公司未将股东财富最大化作为理财的基本目标从实践结果考察，我国公司在制定可转换债券的各项条款时，均十分重视会计账面上的资金成本和债券的转换率，简单地认为会计账面上的资金成本越低越优、转换率越高越优。会计账面上的资金成本越低，公司获得的会计利润就越大；转换率越高，公司的还债压力就越轻，风险就越小。但是，公司会计利润最大化并不代表股东财富最大化。如果公司会计利润的增加是建立在股东权益稀释基础上，那么，这种利润的增加并不可取。宝安A股可转换债券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再者，对减轻公司还债压力的评价，离不开还债所付出的成本或代价。在公司理财中，重视经营者利益而轻视所有者利益，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问题。这种现象如不制止，必然会损害公司所有者的利益。三、可转换债券规范化探讨解决可转换债券发行中的诸多问题已成为其快速发展的必然趋势。下面针对其所存在的问题提出几点建议：(一)减少政策干扰，便可转换债券尽快按市场规律运行减少政策干扰，建议国家证券监管部门将可转换债券的发行权、条款制定权等权利交给上市公司。如要控制额度，也可将它与配股额度捆在一起，由公司决定是直接配售新股还是发行可转换债券，国家只需从维护证券市场稳定发展、保护公司原股东和新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的角度，对发行公司进行监督即可。我国允许未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债券，虽然目的是为了改善国企资本结构，增加国企融资途径，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因为未上市的股份公司，股票无市价，其可转换债券的转换价格难以合理地确定，这样势必会增大投资者和发行公司的风险。再次，未上市公司的股票不能在市场上流通，其可转换债券也就必然难以在市场上流通。笔者认为，国家在末上市公司中选择若干企业发行可转换债券的决策，无论有何充分的理由，都是违背可转换债券运行规律的，因此应尽快促使未上市公司的上市工作。（二）完善和发展可转换债券市场我国债券市场近年来发展迅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为我国整个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债券市场还处于起步阶段，未来的发展仍然任重而道远，因此我国债券市场尚需完善。首先，要为我国可转换债券市场的发展定好位置。事实验证，可转换债券早已成为各国资本市场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深受融资者和投资者的共同欢迎，因此，应使可转换债券市场成为我国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和有益补充；我国股票市场的波动特别大，引入可转换债券市场这种缓冲机制，为股市的稳定和金融的安全“保驾护航”；增加金融产品，促进机构投资者的大发展，满足各类基金对资产组合多样化的要求，降低资产的非系统性风险，促进机构投资者的大发展；支持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成长和发展，享受企业高速成长可能带来的收益；借鉴韩国KT集团的经验，为国有资本顺利退出铺就新的通道。 其次，构建我国的可转换债券市场体系。增加可转换证券的投资品种，促进可转换债券市场金融工具的创新和金融产品的多样化，构建产品体系；放宽可转换债券发行条件，丰富可转换债券的发行主体，构建供方体系；培育和发展可转换债券投资基金，吸引更多资金进入可转换债券市场，构建需方体系；拓展可转换债券承销业务，推动可转换债券的评级和咨询服务，构建中介体系；以场内电子撮合交易为主，辅以场外柜台交易，尝试引入坐市商制，构建交易体系。（三）树立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理财目标股份公司的一切理财行为，均应以股东财富最大化作为基本目标。将这一要求用于可转换债券筹资，就是要确保股东权益不被稀释。因为股东权益稀释往往是一种机会损失，在会计账上无法加以反映，所以这种股东权益稀释的机会损失，经常被公司经营集团忽视。如公司把股东权益是否被稀释放在首位，就不会产生因追求低资金成本而导致股东权益被稀释的损失。例如在牛市中，股票市价高起，公司有可能利用市场看好公司股票的心理，将可转换债券中的风险性资本收益率定得较高，而将固定的利息收益率定得较低。这样，公司就可获得节约利息支出，增加会计账面盈利的好处。但是，一旦股市由牛转熊，公司就会出现呆滞证券，造成股东权益稀释。在牛市中发行可转换债券，若以利润取大化为目标，则可能是可取的，但若以股东财富最大化为目标，则可能是不可取的。与牛市相反，在熊市中，市场对股市未来多不看好，发行可转换债券的固定利息收益率需定得较高才有利于它的发行。这样做不仅可有效地避免股东权益稀释，而且还有可能使股东权益增值。所以在熊市中发行可转换债券，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也许并不可取，但以股东财富最大化为目标，则可能是可取的。毋庸置疑，可转换债券的实践与创新对于拓展上市公司融资渠道、丰富证券市场的品种结构等方面都有不容忽视的积极意义。然而，可转换债券本身是一种相当复杂的派生金融产品，再加上我国的可转换债券市场是一个新兴的市场，它既面临着巨大的机遇，也潜伏着许多隐患，需要努力维护和促进它的发展，使可转换债券在我国的资本市场上展现它特有的魅力，焕发出新
改革开放 政治小论文 1500字如下：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是从100多年以前开始的。1840年以后，中国就开始了这一艰难的历程。但是，一直到1978年以前，都还只是为现代化提供某些条件和基础，而没有真正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中国真正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则是从1978年以后开始的。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国家、多元文化、开放社会。而中国在1978年以前的情况则与此完全相反，是计划经济、权威政治、人治国家、单一文化、封闭社会。因此向现代化的转变对于中国来说是一种根本性的转变。这一转变过程先后在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领域中逐渐地展开，从而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和继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弄清楚这些变化的状况及其发展的脉络，对于今后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如何走得更好，是十分重要的。首先，这个过程是从经济生活中开始的，尤其是从经济生活的最深刻的层次即社会利益结构的大变动开始的。当代中国社会的利益结构以1978年为界限，前后形成了巨大的差别。关于这个问题，我曾在许多文章中做过阐述，这里可以简单地说一说。在1978年以前的30年间，中国的社会利益结构是一种整体性的利益结构。这个利益结构的基本特点是：个体利益绝对地服从整体的利益，同时，个体之间在国家的控制与调节之下，实现平均化。而整体利益实际上是由几个大的板块构成的，即：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政府官员等。所谓利益的平均化则是在各个板块内部实现的。在这种利益结构中，国家所有制以及从属于国家所有制的集体所有制构成了人们追求利益的唯一源泉，离开了这个唯一的利益源泉，人们就会丧失一切利益，从而失去生存的条件。为了维持这个整体性的利益结构，国家运用经济的、行政的和意识形态的力量和手段对个人利益进行压制，使人们逐渐忘掉了个人利益，从而使社会处于失去动力的状态。再加上文革的破坏，便使国民经济衰落到崩溃的边缘。这便是改革开放的根本动因。因而，改革开放以后的首先也是最大的变革就是社会利益关系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从多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出现开始的：在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普遍发展起来以后，中央的政策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即允许在公有制之外的多种所有制的存在。这样便造成了利益源泉的多元化，使人们有可能摆脱公有制的束缚而到体制外去追求利益。同时，原有的对个人利益的压抑政策也开始松动了。这样，就在人们的观念上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即人们的利益意识开始觉醒。与此同时，原有的整体性的利益结构便崩解成无数个小碎片，造成了社会利益单元的个体化。也就是说，，社会利益结构从几个板块构成的整体性结构变成了原子结构。从而使个人利益问题被提上日程，使得个人利益的追求变成合理、合法的事情了。而当长期被压抑的利益意识一旦觉醒，就如洪水决堤一样产生了普遍而强烈的利益饥渴现象。人们开始如饥似渴地追求利益，而且这种追求向各个领域中迅速展开，形成一股巨大的浪潮。正是这股浪潮便给整个经济生活以及整个社会生活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和动力。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的一切成就,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巨大而迅速的发展，都是靠这种活力和动力的支撑才取得的。这是主流的一面。
对于这个论文来说的话，可以从许多方面就行讲解。
中国近现代主要政治思潮：1、维新变法思潮；2、君主立宪思潮；3、民主共和思潮；4．各种社会主义思潮。
一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