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春主演的古装武侠喜剧《鹿鼎记》曾经风靡一时，马浚伟也因为饰演青年康熙而被大家所熟知，那个清秀白净的小玄子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49岁的马浚伟近日曝从北大工商管理硕士毕业，在这个快节奏的 社会 里，能够管理好自己的时间是一项很重要的事情，节时高效是每一个都市快生活人的要求，马浚伟就是这样一个特别会管理自己的人。
登上成功的宝座，除了超乎常人的努力之外没有什么捷径可以走，很多看起来风光无限的明星在背后都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努力，年轻时候的马浚伟也是一个自律性不高的人，但是经过人生的风雨之后他开始严守自律，他相信只要认真没有什么事是做不到的。
马浚伟做过歌手、演员，奔波在繁忙的工作中，站在闪耀的霓虹灯下，小有成就的他仍然努力向学给自己的人生充电，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是很多人望尘莫及的。
马浚伟进修北大管理学硕士的论文《微观经济与企业管理》查重率仅为％，扎扎实实的证明了马浚伟的学习成绩，不知道看到这个报道的翟天临和仝卓辈是否会找个地方把脸埋起来。
然而即使这样，马浚伟之后的回复中这样说道" 大家实在实在过誉了，也误会了！" 他表示自己不是本科生，是在香港初中毕业后就出来 社会 打工，两年前有幸进入北大的 EMBA，" 但我只是完成了北大 EMBA 的硕士课程，与你们真正考本科硕士是不一样的，我毕业的是课程，不是学位，不能相提并论！我获得专业知识，答辩顺利通过，合格完成整个课程我已经很感恩很满足了。"这样的回复使得那些标榜为学霸的人汗颜。
很多人到中年之后，被事业和家庭所累，学习进取的精神和动力都明显不足，大多数人都在碌碌的生活中自我安慰着这样很好，繁琐的生活已经令自己筋疲力尽更加提不起向学之心。
可是向学之路并不是只有获得学府证明这一条，平日里利用点滴时间读书，爱好一样运动，操持一支乐器，都是向学的路，有人会说，都一把年纪了读什么书都晚了。
其实读书永远都不晚，可能你在一时间看不到读书的作用到底体现在哪里，但是只要肯坚持你会发现书里的知识已经在你的脑海里形成了网络，慢慢的无声地通过潜意识影响着你的思维和行动。
这个过程可能是一年、五年也可能是某一瞬间，豁然开朗的感觉会令你不再迷茫，这是知识的力量，也是人生价值的提升，马浚伟就是看到了这一点，通过自己的努力给自己的人生披上新的色彩。
比起一些在日夜颠倒中疯狂，在自欺欺人中堕落的人来讲，马浚伟开启的是一段他们无法理解的人生，跨越苟且安逸这道梁的勇气只有自己可以获得。
马浚伟比起这些人还有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就是他活得更有理想，更洒脱，更懂得哪些才是为生命提供的营养的发展。
就在大家对他取得北大硕士学位进行赞美和羡慕的时候，马浚伟发文表示自己只是取得了北大硕士课程毕业，与那些真正攻读学位的学子们是不同的，几句简短的话里体现了他谦和的心态和实事求是踏实的人生态度。
当人生到达一个顶峰的时候，也是最容易飘忽跌落的时候，常怀一颗进取和感恩的心会化险为夷看到更远的方向。
……
你好，再见
我最近在研究清朝历史，大清帝国，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是一部波澜壮阔的恢宏史诗，只是晚清时期，以慈禧为首的末代皇族，没有承启前人的雄浑乐章，一帮败家子，毁掉了大清的江山基业！ 纵览大清十二帝，其中不乏雄才大略的康、雍、乾三帝，开创了大清盛世。十二皇帝，千秋功罪，史家自有评说。以在下看来，康熙皇帝，乃是最为了不得的一代帝王。真可谓“秦皇汉武，稍逊风骚。唐宗宋祖，略输文采。清代康熙，雄才为略，无人可比”。在我开来，历代帝王，屈指数来，其文采武略，无出其右。清史记载，康熙皇帝十分重视科学家。康熙年间，西洋的自然科学传入中国不久，一般读书人都看不起。康熙却笃爱之极，以至到了废寝忘食，痴迷如狂的地步。康熙于数学、天文、历法、物理、生物、外语、工程技术等自然科学，无一不懂。 同时，他十分重视科学，尊崇科学人才。 当他看到科学家梅文鼎著的《历学疑问》时，欣喜地说：“我留心历算多年，此事我能决其是非，将书留在这里，让我阅览后再发吧。”他仔细阅读，亲加批注，给予高度评价：“甚细心，且议论也公平，此人用力很深。”公元1705年，康熙在南巡途中，在船上亲自召见梅文鼎，一连晤谈三次。事后康熙对别人说，他自己虽然留心历象、算学方面的学问，但“此学如今通晓的极少，像梅文鼎这样精通的人真是罕见。”因此，他亲书“绩学参微”四个大字赠给梅文鼎，表彰他的成就。连康熙亲自主持编纂的《律吕正义》成书后，也立即寄给梅，请他审阅和指正。 康熙还把一些才华出众的中青年人才放在自己身边，亲加教导。他把通晓天文历法的进士陈厚耀召到南书房，“命至旁座”，亲自教授“西洋定位法”、“虚拟法”,又将陈厚耀召至渊鉴斋，“问难反覆”。另一位著名科学家明安图，是蒙古正白旗人，在历象方面很有成就，官至钦天监监正。康熙帝发现他的才智与众不同，十分宠爱，外出巡幸时命他随行。一路上，康熙对明安图耳提面命，像老师和弟子一样，“受数学于圣祖仁皇帝，精奥异人”。康熙把梅文鼎、梅珏成召至宫中，令他参加历法和算学编纂工作，又教他“借根法”。梅珏成自称“供奉内廷，蒙圣祖仁皇帝授以借根之法 。敬爱而读之，其法神妙。” 康熙经常让大臣推荐民间有奇技博学者，“凡有一技之能者，往往直召蒙养斋”。由于康熙重视科技人才，这个时期的自然科学得到了发展。在中国科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几项，也是这时完成的。其中《数理精蕴》一书，对当时引进的西方数学知识作了很有条理的编排，绘图立表，又同古代数学进行了比较性的研究，是一部“贯彻中西之异同，而辩订古今之长短”的著作，被称为“实为从古未有之书，虽专门名家，未能窥高深于万一”，代表了当时数学发展的水平。
满清统治者的防汉、制汉心理是资本主义不能发展的主要原因 一道闪电 从四大发明在欧洲和中国不同命运看满清统治者防汉、制汉策略的恶劣。 什么是产生“文艺复兴”的社会存在?戴逸先生简单地认为是财富的累加，经济的繁荣。这点是不对的，马克思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可见关键的因素在于生产力和新的科学技术而非财富的累加。 美国学者卡特说:“欧洲文艺复兴初期四种伟大发明的传入，对现代世界的形成，曾起到了重大的作用。火药的发明，消除了封建制度，创立了国民军制。指南针的发明，导致发现了美洲。造纸和印刷术替宗教改革开了新路，并使推广民众教育成为可能。” 印刷术:欧洲以前是用羊皮纸，书是抄的，书籍非常稀少而昂贵。印刷术的出现特别是古希腊文献的大量印刷，使得文化传播交流变得方便，这是文艺复兴的最基本物质条件。见《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而满清呢?康雍乾三代的“文字狱”使得中国的文艺复兴成为不可能。 火药:恩格斯说:“它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了变革，火器的采用不仅对作战方法本身，而且对统治和政治关系起了变革作用。要获得火药就要有工业和金钱，而这两者都为市民所占有。因此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对封建贵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反杜林论》) 火器的使用使得战争成为平民的职业，火药使得资本主义在欧洲大陆胜利。而火药在中国仅仅成了驱魔的利器和过年的玩具，可见满清对火器的禁用，是经过深谋远虑的。 指南针:指南针带来航海术的进步，地理大发现，殖民地和种植园的世界分布以及世界大市场、商品大流通，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传播帮助欧洲资产阶级走向世界。而在满清，指南针仅仅沦为风水先生的罗盘，可见满清海禁的危害。 对比四大发明在欧洲和中国的不同境遇，大家应该明白了为什么中国资本主义革命难以产生的原因了吧! 正是满清统治者为了防汉、制汉而扼杀了科技的应用、发展，阻碍先进文化和科技的引进。造成资本主义难以诞生和发展，戴逸先生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 四大发明在西方起到的巨大作用正说明:满清时期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生产力发展起着巨大的阻碍作用，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时还谈什么“盛世”，岂不是荒谬。 文字狱、闭关锁国满清王朝的这两大恶政彻底终止了中国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化的进程。而这两大恶政推出的根本原因在于满清王朝防汉、制汉的心理。 大家都知道海外贸易对于中国走向商品社会，融入世界先进文化和主流是多么重要。但是满清在台湾收复后仍然推行海禁是为了什么目的呢? 南洋禁海令其真实目的是为了禁止中国商民前往西洋占据的吕宋，严防汉人聚集，与西洋人结合颠覆满清统治。“设禁之意，特恐吾民作奸勾夷，以窥中土”(道光《重篹福建通志》)康熙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眹临御多年，每以汉人为难治，以其不能一心之故，国家承平日久，务须安不忘危”。他已经意识到西方强大的对手就要来临，为了防汉却消极封闭。 马克思指出:推动这个王朝实行这种政策(闭关锁国)的更主要原因是它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十七世纪的大约前半个世纪里即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所怀抱的不满情绪。由于这种原因，外国人才被禁止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马恩全集第九卷115页) 满清文字狱是出于防汉心理对一个民族进行疯狂的文化清洗，常常是抄家灭族，祖先、子孙、活人、死人连同众多无辜者一起遭殃。是威慑恐怖。震慑效果空前绝后。 满清文字狱的密度吓人，据统计，在清王朝268年的统治时间里，发生了160余起文字狱，几乎一年半一次，主要集中在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至乾隆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乾隆在位63年，制造的文字狱有130余起，一年两次还多;其定罪范围大大超过了顺治、康熙和雍正，而且将打击对象从主要是士大夫阶层扩展到民间百姓，几乎成了一场全民的劫难;许多名人志士因此而蒙难，其中吕留良、屈大钧、王锡侯、金堡、戴名士等都是文字狱的受害者，有的不仅被斩首，而且子孙株连坐罪，甚至家族同遭毁灭;有的甚至追究已故作者，挖墓戮尸，惩办后人。文字狱株连甚广，令人心惊胆战，此间全国上下一片风声鹤唳。 乾隆朝还有独特的疯汉获罪现象，占文字狱的25%，疯汉常常是被陵迟，疯汉临死前痛苦的号叫在宣告:文艺复兴从此在中国成为不可能。 满清统治下的文字狱，如同黑暗的欧洲中世纪一样，思想领域实行强控制，不光政治文化的书籍要禁，就连科学技术也不放过，《几何原本》、《天工开物》大批明代的科技成果或毁或弃，只要和官方的程朱理学不统一的，都要禁止。明末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就此完全中断。 康熙皇帝学习科技是为了炫耀。出于对于汉人的威慑和警惕，满清王朝限制火器引入和发展，漠视西方科学技术，失去大好时机 有人夸赞康熙皇帝学习西方科技，但是别忘了康熙学习西学的局限性，这种学习局限在宫中，引进西学也有限。他的动机和目的又是什么呢?康熙自己说:“眹幼时，钦天监汉官和西洋人不睦，……眹思，己不思，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而愤而学焉”。他是为了强化皇权。学习西方科技不是国策，也没有形成社会风气，所以皇帝态度一变，风气就转。其次是为了炫耀自己。南怀仁说“他通过这件事，……便在其周围的贵人面前，能夸示自己的学问而得意!”。他还以天文知识拷问作弄汉臣为乐。据李光地记录:康熙说“你们汉人全然不晓得算法，惟江南有个姓梅的他知道些。他俱梦梦。”这实质反映了一个落后的少数民族统治者的独特心理。恩格斯指出:“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地发展，摧毁了大批生产力。但是在长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他要求满洲贵族不忘祖宗遗训，勤习骑射，以武艺威慑汉人，又研习西学，用新的科技知识对付汉人的文化优越感。 他对于采矿、冶金、机械是很少涉猎的。在战争结束后，出于防备汉人心理，限制武器的发展。 康熙下旨说:“子母炮系八旗火器，各省概造，断乎不可，此事不准行。”明知西方船坚炮利他就是不准备改进。在科学制度上康熙是最大的法官。要根据康熙的观点来行事。比如有人给康熙看《阿尔热巴法》代数新法，康熙不喜欢于是不准颁行。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说:“康熙对于数学仅略窥门径，音乐则更茫然无知”。 白晋评价在《康熙皇帝》中说:“把热爱科学的强烈感情与专心致志的研究实践结合起来，对于一个中华帝国的皇帝来说，与其受到赞扬，不如说应该受到责备。”“复兴灿烂的文化……除垂范于民，除宣传这种精神别无良策。”康熙和彼得大帝是没法比的，他没有建立科研机构，没有派人出国考察，不鼓励臣民科学探索。 所以到了雍正、乾隆他们对西方科技根本没有兴趣，追求的只是西洋玩物。有技艺的传教士成为满足他享乐欲望的御用工具，做钟处成了玩具作坊。在他的影响下王公大臣无不追求西洋奇物。这股西洋风不过是享乐奢侈风。成了儒家批判的“奇技淫巧”，对中国社会发展只有消极影响，而无积极作用。 满清统治者为了维护其部族的统治压抑民智 就以最为关心科技的康熙来说:他明明知道西方在大力发展科技，日后必然发达对中国构成威胁，但他仍然主张闭关锁国，愚民政策。 他不支持传教士向中国的学者介绍西方科学知识，不鼓励中国学人参与中西文化交流。洋人教师张诚在日记里写道“他告诫我们不要在我们所去的衙门里翻译任何关于我们的科学的东西，而只在我们自己家里去做。”。英国使节斯当东说:“据说中国有几位君主从外国传教士方面学习外国丰富的数学知识。但中国政府的政策不使这门学问普及到群众中去。他们怕算学知识普及后，本国人能算出日蚀、月蚀，能制出历本来，皇帝在老百姓中的威信就要降低了”。 当时宣传科学的朱方旦因为罪名是将九五之尊和下贱臣民混淆贵贱，传播科学而被杀。 到了乾隆，他对自然科学毫无兴趣。关心的是西洋玩艺，这时西学东渐就衰落了。日心说的传播详细介绍是蒋友仁开始，《增补坤舆全图》有日心说天文学部分，但是被乾隆锁进深宫。《四库全书》虽有西洋部分，但是一般来说清朝纂修《四库全书》的馆臣对于“西学”目录著作大都采取贬低和排除的态度。 《四库全书》馆臣还对利玛窦进行了批判，说天主教违背儒家学说，危及封建统治“欲人舍父母而以天主为至亲，后其君长而以传天主之教者持国命，悖乱纲常，莫斯为甚，岂可行于中国哉!”必须严令禁止。天主教书籍必须“概从屏斥，以示放绝”。编辑出版者必须受到批判“以著左袒异端之罪焉”。 满清统治者的防汉、制汉心理是西学东渐衰落的主要原因。也是资本主义不能发展的根本原因。 从利玛窦的《交友论》不同境遇看明清两朝的知识界风气，理教盛行的原因还是防汉心理在作怪。 利玛窦进入中国后的第一篇印刷品不是宗教和科技而是《交友论》，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事情不大，但是足可引起人们的思考。 利玛窦 的《交友论》说:“人与人之间皆兄弟也，吾友非他，即我之半，乃第二我也，故当视友如己也。友之于我，虽有二身，其心一而已。交友独知利己，是商贾之人，不可谓友也。” 利玛窦主张的朋友之道是相互依靠，贫富通财，共享共有的关系，引用西塞禄言:“友之所以贵于亲者，亲可以失爱，而友则否。无爱，即不成其为友，而亲仍不失为亲?” 这正是西方交友之道平等，西方价值观博爱精神的体现。 众所周知，儒家传统观念，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存在着亲疏远近、轻重厚薄的差别，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间的关系显然重要得多。《交友论》显然是反传统的。《交友论》在明末引起极大反响，冯西京说:“人有友生”，“友之所系大矣哉， 君臣不得不义，父子不得不亲，夫妇不得不亲，夫妇不得不别，长幼不得不序，是无可无交”，冯试图把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间看作是朋友间的平等关系为基础的新型关系。《刻交友论序》。 在《交友论》中利玛窦试图贯穿儒家的“五常”，友之职，至于义而止，智者欲离浮友，信于仇者尚不可施，况于友者?德志相似，其友固始。 冯西京说“爰有味乎其论，而益信东海西海，此心此理，同也”。《交友论》是欧洲基督教人文主义与中国儒家思想初步融合的产物。正符合明末结社，交友的社会思潮和风尚。 该书出版后，一再翻印流行。利玛窦说:“它到处受到知识阶层的赞许，流传于各省，并往往被权威作家在其他著作中引用。在一个短短的惊人的时期，这部书被当成做标准读物为人们所接受”(《利玛窦中国札记》) 而满清理教盛行，此类交友论是不合时宜的。《四库全书》馆臣批判《交友论》说:“ 视其人之友如林，则知其德之盛;视其人之友落落如晨星，则知其德之薄。是导天下以滥交矣。一相友而即同财，是使富者爱无差等，而贫者且以利合，又岂中庸之道乎?”他们反对交友之道的普遍意义以及爱无差等的思想，这也正符合满清政府对天下人分而制之，让中国成为一盘散沙的国策。康熙说:“汉人心不齐，如满洲蒙古，数十万人皆一心。每以汉人为难治，其不能一心之故。眹临御多年，每以汉人为难治，以其不能一心之故,国家承平日久，务须安不忘危” 可见满清为什么会理教盛行，这和满清特有的民族压迫有不解之缘。 作为一个落后的少数民族，满清统治者心中始终横着对汉人的猜疑和防范。随着西方东渐的潮水不断上涨，他们心中的畏忌也不断加深。把中国和世界隔绝开来。防止汉人和海外勾结危及统治。以禁教令和禁海令为标志。满清的海外政策发生逆转。步步后退，日益封闭。更不用派出去看看世界了。 本论文大部分资料摘录自 《康雍乾三帝与西学东渐》，《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 我支持这个观点，从客观上游牧民族就比农业区的人落后，在加上为了防止汉人的反抗当然采取了比较严厉的镇压手段，对民族的发展起到了非常恶劣的阻埃，在六君子变法的时候其实就是个很好的机会，可上满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毁了他们自己
康熙十二年（1673年）因病错过殿试。康熙十五年（1676年）补殿试，考中第二甲第七名，赐进士出身。这一时期的纳兰性德发奋苦读，拜徐乾学为师。在名师指导下，他于两年中主持编纂了一部儒学汇编——《通志堂经解》，深受皇帝赏识。
为今后发展奠定基础。他还把自己熟读经史的见闻感悟整理成文，编成四卷《渌水亭杂识》，当中包含历史、地理、天文、历算、佛学、音乐、文学、考证等等知识，表现出相当广博的学识和爱好。
纳兰性德成为进士时年仅二十二岁，康熙爱其才，又因纳兰出身显赫，家族与皇室沾亲带故（纳兰的母亲出身爱新觉罗皇族。
纳兰的曾祖父金台吉是叶赫部贝勒，其妹孟古格格即是皇太极生母），故被康熙留在身边授三等侍卫，不久后晋升为一等侍卫，多次随康熙出巡。还曾奉旨出使梭龙，考察沙俄侵边情况。
扩展资料：
纳兰容若这位一等侍卫，他淡泊名利，在内心深处厌恶官场的庸俗虚伪，虽然出身高贵驾家世显赫，但是他的身世并没有给他来带快了“常有山泽鱼鸟之思”。但是作为诗文艺术的奇才，写了很多优秀的诗词被后人广为流传。
传言容若与其表妹青梅竹马、情投意合，并且曾有婚约。但是后来，传言纳兰容若的父亲明珠为了家中的利益而将表妹送入宫中，成为了康熙皇帝的女人。
这是容若的初恋，在最美好时间遇到了最美好的人，这本来是人生一大幸事。可惜这只不过是昙花一现。但最终却留下了“轻风吹到胆瓶梅，心字已成灰”的《梦江南》。这的确宛如一场大梦，初尝相思之苦的容若词风已有很大转变。
在容若的表妹入宫不久后，通过家人的介绍认识了第一人妻子卢氏——两广总督卢兴祖之女，在1674年纳兰容若二十岁时，迎娶了卢氏为妻，婚后夫妻二琴瑟和鸣，恩恩爱爱，感情笃深。
婚后生活的幸福美满激发他的诗词创作，留下了许多经典之作；但是这段感情并没有持久，卢氏红颜薄命在婚后三年便因难产而离开了。卢氏的死给纳兰容若造成非常大的痛苦。纳兰容若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打击。
在卢氏死后，纳兰容若与官氏结为夫妻。沈宛是江南的艺妓，才华横溢，纳兰容若曾经纳她为妾，后来被迫分离。纳兰容若在康熙二十四年暮春抱病与好友一聚，而后一病不起，七日后，在康熙二十四年五月三十日一生痴情的纳兰容若闭上了眼睛，与世长辞。病逝时年仅三十岁。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纳兰性德
清初社会曾经流行过天花，当时天花就是不治之症，而这种疾病也流传到了皇宫内，据说是康熙得过一次天花后来痊愈了，有了天花的免疫，顺治帝认为他有齐天洪福之命，于是就立玄烨为太子，顺治驾崩后玄烨就当了皇帝。
人家已经进了一个上市公司了，每天的工资大概是5万块钱左右，过的是相当轻松。
陈小春主演的古装武侠喜剧《鹿鼎记》曾经风靡一时，马浚伟也因为饰演青年康熙而被大家所熟知，那个清秀白净的小玄子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49岁的马浚伟近日曝从北大工商管理硕士毕业，在这个快节奏的 社会 里，能够管理好自己的时间是一项很重要的事情，节时高效是每一个都市快生活人的要求，马浚伟就是这样一个特别会管理自己的人。
登上成功的宝座，除了超乎常人的努力之外没有什么捷径可以走，很多看起来风光无限的明星在背后都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努力，年轻时候的马浚伟也是一个自律性不高的人，但是经过人生的风雨之后他开始严守自律，他相信只要认真没有什么事是做不到的。
马浚伟做过歌手、演员，奔波在繁忙的工作中，站在闪耀的霓虹灯下，小有成就的他仍然努力向学给自己的人生充电，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是很多人望尘莫及的。
马浚伟进修北大管理学硕士的论文《微观经济与企业管理》查重率仅为％，扎扎实实的证明了马浚伟的学习成绩，不知道看到这个报道的翟天临和仝卓辈是否会找个地方把脸埋起来。
然而即使这样，马浚伟之后的回复中这样说道" 大家实在实在过誉了，也误会了！" 他表示自己不是本科生，是在香港初中毕业后就出来 社会 打工，两年前有幸进入北大的 EMBA，" 但我只是完成了北大 EMBA 的硕士课程，与你们真正考本科硕士是不一样的，我毕业的是课程，不是学位，不能相提并论！我获得专业知识，答辩顺利通过，合格完成整个课程我已经很感恩很满足了。"这样的回复使得那些标榜为学霸的人汗颜。
很多人到中年之后，被事业和家庭所累，学习进取的精神和动力都明显不足，大多数人都在碌碌的生活中自我安慰着这样很好，繁琐的生活已经令自己筋疲力尽更加提不起向学之心。
可是向学之路并不是只有获得学府证明这一条，平日里利用点滴时间读书，爱好一样运动，操持一支乐器，都是向学的路，有人会说，都一把年纪了读什么书都晚了。
其实读书永远都不晚，可能你在一时间看不到读书的作用到底体现在哪里，但是只要肯坚持你会发现书里的知识已经在你的脑海里形成了网络，慢慢的无声地通过潜意识影响着你的思维和行动。
这个过程可能是一年、五年也可能是某一瞬间，豁然开朗的感觉会令你不再迷茫，这是知识的力量，也是人生价值的提升，马浚伟就是看到了这一点，通过自己的努力给自己的人生披上新的色彩。
比起一些在日夜颠倒中疯狂，在自欺欺人中堕落的人来讲，马浚伟开启的是一段他们无法理解的人生，跨越苟且安逸这道梁的勇气只有自己可以获得。
马浚伟比起这些人还有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就是他活得更有理想，更洒脱，更懂得哪些才是为生命提供的营养的发展。
就在大家对他取得北大硕士学位进行赞美和羡慕的时候，马浚伟发文表示自己只是取得了北大硕士课程毕业，与那些真正攻读学位的学子们是不同的，几句简短的话里体现了他谦和的心态和实事求是踏实的人生态度。
当人生到达一个顶峰的时候，也是最容易飘忽跌落的时候，常怀一颗进取和感恩的心会化险为夷看到更远的方向。
……
你好，再见
17岁的崇祯帝继承帝位。他即位后便诛杀了大宦官魏忠贤，为东林党人平反。他竭尽全力，节俭勤勉，兢兢业业，付出全部的精力，是明朝少有的勤政皇帝之一。然而他专横独断，刚愎自用，杀害抗清英雄袁崇焕，致使朝廷内部人人自危，最终众叛亲离；又横征暴敛，向人民征收“辽饷”、“剿饷”、“练饷”等苛捐杂税。诸如此类种种原因，终于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孙中山曾说：“希望我们这一辈人能以担当中国改革发展为自己的责任，既不能因失败而灰心，也不能因困难而退却。”所以我们应该用于面对挫折，战胜困难。孙膑便是如此。孙膑与庞涓本是同窗，两人学习期间感情深厚。后来，庞涓为了谋求财富做了魏国将军。因嫉妒孙膑的才能，使用奸计，陷害兄弟。孙膑被处以膑刑，又被关进猪圈。为了不让庞涓看出自己是在装疯，孙膑只得整日在泥水、粪水中滚爬。饿了便捡起地上的泥块、猪粪往嘴里塞，并装作毫无感觉的模样。他历经磨难终于成为齐国军师，在马陵之战计杀庞涓，打败魏军。泰戈尔说过：“只有经历地狱般的磨炼，才能炼出创造天堂的力量；只有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弹出世间的绝唱。”面对兄弟的背叛和算计，孙膑并没有伤心绝望，而是直面挫折，最终看见了胜利的曙光。直面挫折取得成功的人还有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自幼家境贫困，因拖欠税款而到处躲债。逃到一个地方做佃户，每天为地主放牛。青年时期，家人大部分都因旱灾丧了性命，仅剩下长嫂和一个哥哥。为了安葬逝去的亲人，嫂子和哥哥把他送进了一个寺院当杂差。如此艰辛的童年促成了他坚韧的性格，最终夺得天下，成为明朝开国皇帝。“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面对贫苦的生活，朱元璋并未有过多怨言，而是欣然面对挫折，最终看见了胜利的曙光。由此看来，面对挫折，我们不应沉迷于痛苦失意的阴影中，不应长期颓废不振而迷失方向。直面挫折，战胜困难，才是明智的选择。相反，若一味沉迷于挫折的痛苦中，将不堪设想。刘备、关羽、张飞本是陌路人。三人为了同干一番大事业，举酒结义，对天盟誓结为兄弟。在讨伐吴国时，关羽被孙权奸计所害。刘备面对失去二弟的痛苦，无法释怀。在如此打击下，做出错误决定，倾全国之兵为亡弟报仇。结果起兵失败，逃到白帝城，把儿子托付给诸葛亮。鲁迅说：“坦途在前，人又何必因为一点小障碍而不走路呢？”所让我们要从挫折中走出来，面对它，挑战它，战胜它！
任何本专业论文最好加入些非相关专业的内容，这样可以避免重复命题。历史专业可以和政治，经济，地理相连。如清代的强权即公理弱国无外交，明代的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与缓慢发展，近代以来的国家或某地区的疆域变化及由此折射出的历史问题。经验之谈，希望有帮助
勤不代表好啊，貌似他水平不咋地当时是大势已去，一个烂摊子，他再勤也改不过来的
“历史学研究”上有没有这样的~~
我最近在研究清朝历史，大清帝国，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是一部波澜壮阔的恢宏史诗，只是晚清时期，以慈禧为首的末代皇族，没有承启前人的雄浑乐章，一帮败家子，毁掉了大清的江山基业！ 纵览大清十二帝，其中不乏雄才大略的康、雍、乾三帝，开创了大清盛世。十二皇帝，千秋功罪，史家自有评说。以在下看来，康熙皇帝，乃是最为了不得的一代帝王。真可谓“秦皇汉武，稍逊风骚。唐宗宋祖，略输文采。清代康熙，雄才为略，无人可比”。在我开来，历代帝王，屈指数来，其文采武略，无出其右。清史记载，康熙皇帝十分重视科学家。康熙年间，西洋的自然科学传入中国不久，一般读书人都看不起。康熙却笃爱之极，以至到了废寝忘食，痴迷如狂的地步。康熙于数学、天文、历法、物理、生物、外语、工程技术等自然科学，无一不懂。 同时，他十分重视科学，尊崇科学人才。 当他看到科学家梅文鼎著的《历学疑问》时，欣喜地说：“我留心历算多年，此事我能决其是非，将书留在这里，让我阅览后再发吧。”他仔细阅读，亲加批注，给予高度评价：“甚细心，且议论也公平，此人用力很深。”公元1705年，康熙在南巡途中，在船上亲自召见梅文鼎，一连晤谈三次。事后康熙对别人说，他自己虽然留心历象、算学方面的学问，但“此学如今通晓的极少，像梅文鼎这样精通的人真是罕见。”因此，他亲书“绩学参微”四个大字赠给梅文鼎，表彰他的成就。连康熙亲自主持编纂的《律吕正义》成书后，也立即寄给梅，请他审阅和指正。 康熙还把一些才华出众的中青年人才放在自己身边，亲加教导。他把通晓天文历法的进士陈厚耀召到南书房，“命至旁座”，亲自教授“西洋定位法”、“虚拟法”,又将陈厚耀召至渊鉴斋，“问难反覆”。另一位著名科学家明安图，是蒙古正白旗人，在历象方面很有成就，官至钦天监监正。康熙帝发现他的才智与众不同，十分宠爱，外出巡幸时命他随行。一路上，康熙对明安图耳提面命，像老师和弟子一样，“受数学于圣祖仁皇帝，精奥异人”。康熙把梅文鼎、梅珏成召至宫中，令他参加历法和算学编纂工作，又教他“借根法”。梅珏成自称“供奉内廷，蒙圣祖仁皇帝授以借根之法 。敬爱而读之，其法神妙。” 康熙经常让大臣推荐民间有奇技博学者，“凡有一技之能者，往往直召蒙养斋”。由于康熙重视科技人才，这个时期的自然科学得到了发展。在中国科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几项，也是这时完成的。其中《数理精蕴》一书，对当时引进的西方数学知识作了很有条理的编排，绘图立表，又同古代数学进行了比较性的研究，是一部“贯彻中西之异同，而辩订古今之长短”的著作，被称为“实为从古未有之书，虽专门名家，未能窥高深于万一”，代表了当时数学发展的水平。
一代大帝，雍正王朝摘要：上承康熙，下接乾隆，作为一代伟帝，雍正是那么引人注目，而千秋功过，在雍正身上又显得如此诡秘，他是如何获得王位？又有哪些功过？又是如何死去？就让我们一同简单的探讨雍正的一生。 一：简介 雍正，名爱新觉罗�6�1胤禛，清圣祖玄烨（即康熙）第四子，号雍正,死后葬于清西陵之泰陵,谥号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庙号世宗。 对于雍正，历史界向来褒贬不一，有人说是一世伟才，也有人说是暴帝昏君，而雍正在位究竟做过哪些事？ 二：雍正之功 雍正在位对康熙晚年的积弊进行改革整顿，一扫颓风，使吏治澄清、统治稳定、国库充盈、人民负担减轻，而其主要的功绩在以下方面。一：摊丁入亩。是一项重要的赋税改革，中国自古就有人丁税，成年男子，不论贫富，均须缴纳人头税。雍正实行改革，将人丁税摊入地亩，按地亩之多少，定纳税之数目。地多者多纳，地少者少纳，无地者不纳。是谓"摊丁入地",一举取消了人头税。这项措施有利于贫民而不利于地主，是我国财政赋税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二：耗羡归公。我国古代以银、铜为货币，征税时，银两在兑换、熔铸、保存、运解中有一定损耗，故征税时有一定附加费。此项附加费称"耗羡"或"火耗",一向由地方州县征收，作为地方办公及官吏们的额外收入。耗羡无法定征收额，州县随心所欲，从重征收，有的抽正税一两、耗羡达五六钱，人民负担甚重。雍正实行"耗羡归公",将此项附加费变为法定税款、固定税额，由督抚统一管理，所得税款，除办公费用外，作为"养廉银",大幅度提高官吏们的俸入。这样，既减轻了人民负担，又保证了廉政的推行。故雍正说:"自行此法以来，吏治稍得澄清，闾阎咸免扰累。" 三：改土归流。我国西南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其职务为世袭，仅名义上接受清朝的册封。土司们生杀予夺、骄恣专擅。这种制度妨碍了国家的统一和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雍正即位后，废除了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各地的许多土司，改成和全国一致的州县制度。"改土归流"是一场严重的斗争，许多土司武装反抗，雍正坚决派兵平定。在平叛战争中虽然也累及无辜，给少数民族造成伤害，但从长远来说，"改土归流"是进步的措施，打击和限制了土司的割据和特权，对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有利。四：创立军机处。它是古代君主集权到达顶峰的标志，而且其功过还有待商议。军机处的在雍正用兵西北平叛葛尔丹所建，清雍正通过军机处把权力进一步集中在皇帝手中，而作为皇帝的秘书班子，军机处为皇帝出主意、写文件，理政务，"军国大计，罔不总揽"。其特点是处理政事迅速而机密。军机大臣直接与各地、各部打交道，了解地方情形，传达皇帝意旨。而它的出现使皇帝独裁，错误增多，而且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三：雍正之过 若是论过，雍正造孽也不少。一：苛政残酷镇压。雍正的镇压措施十分严厉。不论具体情节，抗官者即以反叛论处，斩杀不赦。甚至拒捕时，有人"共在一处，虽非下手之人，在旁目观，即系同恶共济",均斩立决。对民间秘密结社，嘱咐官吏们"时时察访，弋获首恶，拔树寻根，永断瓜葛"。苏州手工业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罢工叫歇，雍正严加惩处，立碑永禁叫歇。雍正时文字狱日益频繁，汪景祺因"谄附"年羹尧而立斩枭首，查嗣庭因趋奉隆科多而戮尸示众，陆生楠因议论时政而被军前正法。二：重农抑商。雍正遵奉重农业、轻工商的信条。他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群趋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根据这一理论制定的政策必然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他又认为:开矿"断不可行"。因为开矿将引诱人们离开农本，追求末业，而且矿工聚集一地，易于闹事。 三：外交错误。虽然雍正英明果断堪比康熙，但他的世界眼光却和乾隆一样，逊色不少。当时外国商人来华贸易，日益增多，但雍正却不许中国商人出洋贸易，设置种种障碍，声言"海禁宁严毋宽，余无善策"。后来，在沿海各省的再三要求下，虽稍稍放宽海禁，但仍加以种种限制。尤其对久住外国的华侨商贩和劳工，"逾期不归，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惜，不许其复回内地"。当时，西方先进国家正在鼓励海外贸易，而中国即使是杰出的君主也缺乏世界眼光，限制对外交往，故而成为国际潮流中的落伍者。 四：雍正继位 而雍正的继位问题，是史学家乐此不疲的研究对象。学术界历来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他受康熙遗诏继位，是合法继承;一种认为康熙并未传位与他，雍正是矫诏夺位。由于雍正即位，篡改了历史，销毁了档案，现在已找不到他矫诏夺位的确凿证据。斧声烛影，已是千古的疑案，但从各种迹象推断，他的继位确实存在很多疑点。一：康熙死前是谁侍立，尚成疑问。康熙晚年，太子废立，诸子争位，闹得乌烟瘴气，储位虚悬，人心不定。史说隆科多为惟一顾命之大臣，而其他谕旨中却说，康熙死时隆科多不在御前，又说康熙传诏时皇十七子胤礼在寝宫外侍候。而其他史料证明，胤礼时在皇宫内值班，并不在畅春园寝宫外，如此等等。因此，是否存在这一临终传位的现场，实属疑问。二：王储是谁，亦是迷离。当时因准噶尔入侵西藏，康熙命皇十四子胤禵（读ti第二声）为抚远大将军，统兵援藏，给以大权，用正黄旗�，称大将军王，礼仪隆重，规格极高，康熙当是意有所钟。康熙称赞胤禵的才能"大将军是我皇子，确系良将，带领大军，深知有带兵才能"。很多人心目中也以胤禵为接班人，如皇九子胤禟说胤禵"聪明绝世","才德双全，我弟兄内皆不如";"十四爷现今出兵，皇上看的也很重，将来这皇太子一定是他"。可是，康熙在畅春园猝然去世，雍正与时任步军统领，掌管京师兵权的隆科多勾结密谋，夺取了帝位，而胤禵远在青海，鞭长莫及，故而帝梦成空。 五：雍正之死 而雍正又是如何死亡的？历史上也无确凿证据证明。关于雍正之死，清宫档案中雍正朝的《起居注》是这样记载的：雍正十三年八月(公元1735年)，雍正皇帝住在圆明园，八月十八那天他与大臣们商量处理少数民族事务，八月二十他召见宁古塔的几位地方官员，第二天仍然正常办公，说明这时他的身体仍然很好。但到了八月二十二，他却突然得病，当天晚上，已经奄奄一息的雍正便宣布传位给儿子乾隆。第二天，58岁的雍正就在圆明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对雍正皇帝的突然死亡，清朝官方只有如此简单的记载，也没有说明任何原因。这就很容易引起人们的猜测。于是，关于雍正死因的种种说法便产生了。民间传说又三种版本。一：当时有一位侠女叫吕四娘，她的父亲和爷爷都因文字狱被雍正杀害。为报仇，吕四娘砍去雍正的头。因此，在安葬雍正时，只好铸造了一颗金头。而且此金头在今清朝博物馆中。二：《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有个恋人叫竺香玉，是林黛玉的化身。竺香玉后被雍正霸占，成为皇后。曹雪芹想念恋人，就混入宫中，与竺香玉合谋，用丹药将雍正毒死。三：还有的野史传闻，说宫女与太监串通一气，用绳子把雍正勒死了。可毕竟是传说，不免奇怪。“官方”给出的结论是——崇尚丹药。丹是道教的一种修炼方法，为的是长生不老。丹药，也就是仙丹，是道士们用铅砂、硫磺、水银等天然矿物做原料，用炉鼎烧炼而成。相传，吃了这种丹药就可以长生不老。雍正没当皇帝的时候，就对丹药产生了兴趣。他曾写过一首《烧丹》诗：“铅砂和药物，松柏绕云坛。炉运阴阳火，功兼内外丹。”从中可以看出，雍正早年就对炼丹有了相当的研究和兴趣。雍正当上皇帝后，极力推崇金丹派南宗祖师张伯端，把他封为“紫阳真人”，雍正特别赞赏张伯端发明了金丹要领。至少从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开始，雍正就经常吃道士炼制的一种叫“既济丹”的丹药。从他对田文镜奏折的批语中，可以知道他感觉服后有效，还把丹药作为礼品赏赐给鄂尔泰、田文镜等大臣。事实上，炼丹所用的铅、汞、硫、砷等矿物质都具有毒性，对大脑和五脏侵害相当大。雍正死前的12天，《活计档》中曾记录：“总管太监陈久卿、首领太监王守贵一同传话：圆明园要用牛舌头黑铅二百斤。”黑铅是有毒金属，过量服食可使人致死。100公斤黑铅运入圆明园，之后不久雍正在这个园子内突然死去，史学家认为这不是偶然巧合，而是直接证明了雍正之死，完全有可能是丹药中毒造成的。于是这一代伟帝，最后仅以58岁享年，突然抛弃了金銮殿，永远躺在了泰陵的地宫里。 六：结语 历史本就错综复杂，而染上政治的历史就更加扑朔迷离，究竟事实如何，功过孰定，也须时间的考定。
秦国经，1936年出生，河南汝阳人。24岁就到明清档案部工作了，并且一直从事明清档案T作，到他退休时，已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T作了37年，他所从事的一直是明清档案这一块工作。秦先生所积累的明清档案知识无几入能及，他本人也被称为清史专家。秦先生在T作时就有很多论文发表、著作出版，如《论乾隆帝治理宫廷的功绩》、《想有作为的光绪》等。而他退休后，更是笔耕不辍，独撰、主编了《紫禁城皇家生活全景》、《御笔诏令说清史》、《清代文书档案图鉴》等，还有本文要介绍的《明清档案学》。《明清档案学》是秦先生在退休后，用十几年的时间研究明清档案的积淀写就的力作。2005年于学苑出版社出版。秦国经先生将近四十年的档案1二作经验和长年累月积累的学识，都融进了这部57万字的巨著——《明清档案学》。拿到该书时，实在为该书的厚度惊叹，觉得这么厚的一本书，读完就得耗费很多精力吧，更何况是编写这部巨著!因此，不得不对秦国经先生感到钦佩。一、全书内容和结构梗概该书分七编，一共三十四章。第一编主要是历史背景，为后文的出场做引导，像论文的序言。第二编和第三编是对各馆所藏明清档案的介绍，让我们对明清档案的现状有一个大概的理解，主要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湾故宫博物院文献馆、辽宁档案馆、吉林档案馆、四Jlib案馆、山东档案馆等几十个档案保管机构所保存的明清档案以及民间的契约、谱牒等档案，还对国外留存的明清档案进行了介绍，从而展现了现存于世的2000多万件明清档案的全貌。第四编是按照档案的内容，分专题对明清档案进行介绍，有政务总类、宫廷皇族、职官吏役、军务、政法、民族事务、中外关系等十八类档案。第五、六、七编则是对明清档案业务丁作上的介绍，主要包括明清档案的开发和管理工作。从管理者的角度和工作思路告诉读者这些明清档案在编排上的内部联系，这就便利了我们进行明清档案的检索和查阅。章节之间的结构安排，我们会发现每一编根据需要会有所不同。第一编根据时间先后顺序，先明朝后清朝；第二、三编则按档案馆进行排序，先第一历史档案馆，然后是台湾和海外，然后是各省档案馆；第四编则更显示了其中的逻辑，作者将不同的内容进行了排序，总体来说是先政治，接着是文化，最后是经济，而政治当中又从皇族到宫廷，到官场，最后到百姓的一种自上而下的顺序。第五、六、七编里则按照档案管理和整到顺序的先后来排序了。该书的编排有很强的逻辑眭，像极了一篇行文紧凑的文章，步步相扣，紧紧相连。浑然一体。二、多功能性质品读《明清档案学》是一部拥有高尚灵魂的书。它的内容并不是单一的某一方面的，而是正如学界的评价：“既是研究明清档案、档案丁：作和明清档案事业的一部学术著作，同时也是检索利用明清档案的一部工具书。”…n，包罗了明清档案的万象。正是它的这些丰富的内容，使得该书具有多种功能，具体如下：1．史著功能：档案产生的相关历史背景介绍。在书的开始，作者安排了第一编的《明清王朝的国家机关与文书档案制度》，在该编当中，作者简要介绍了明清王朝的国家机构的设立及其改革，并重点介绍了这两个王朝的文书档案制度。例如作者在介绍明朝政治制度和国家机构的时候介绍了明朝废除行中书省，设内阁，立“三司”等等措施。而介绍两朝的文书档案制度则是更加直接地为我们了解明清档案服务了。介绍机构变更和文书档案制度将现今保存的明清档案形成、流传、归档、保管的整个过程像历史重现一样展现在我I'II艮前，对我们了解明清档案提供了大量的历史背景。当然，作者的这些介绍也意外地收到了另一个效果，即向读者展示了明清两朝的机构和文书档案制度发展史．让本书也拥有了“史著”的一个身份。而且，作者在介绍每一个馆藏档案的时候，还会对档案形成机构进行介绍，如在介绍清朝的内阁档案的时候，就对内阁这个机构的设立、职责、发展等做了简要的论述。同时，该书还有大量的史料分析、论述等，这也是它拥有“史著”性质的原因之一。如在第四编当中，对明清档案分类研究和论述的时候，作者基本对每一个类别的档案都做了一定的背景介绍。如在介绍政务总类的档案时，将清朝每一个皇帝都进行了介绍。这无疑对我们了解清朝皇帝和历史是有很大帮助的。2．全宗指南：各馆明清档案保管情况介绍。当开始介绍各明清档案时，作者采用了分馆介绍的办法。先是保管最为丰富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接着是我国各地和国外所藏的明清档案的介绍。在介绍每一个馆藏的档案的时候，作者都会对形成档案的机构和背景先做一下简单的介绍，然后再对该类档案的收藏情况做一下介绍，最后再将该馆是如何对这一类别的档案进行分类的予以说明，便于读者按图索骥。可以说这部分的内容使得该书很像各个档案馆关于明清档案的全宗介绍，因此，该书具有了一定的“全宗指南”的性质，读者可以根据这个指南在档案馆找到相应的档案。3．工具书：大量史料汇集。大量史料的汇集集中体现在第四编，《明清档案分类与历史研究》。在这一篇当中，作者将档案像图书馆图书分类般将明清档案按内容分类介绍。大类是政治、经济、文化三类，每个大类里再分小类。例如政治里有政务总类、军务、政法等等。而且十分值得赞扬的是在这一编的介绍中，列举了很多例子，有些例子就是档案的原文，例如一些关于光绪帝和慈禧的治病药方等。这让无缘看到档案的人在这里找到了一点弥补。同时该书后面的很多附录也再次说明了该书工具书的性质。本书一共有五个附录，每一个附录都具有很高的史料和工具书的价值。例如第一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明清档案个全宗一览表》，这个表对我们了解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明清档案分类自然意义不小，而第三个附录，《明清档案缩微品目录》，则更是对我们利用这些档案具有极高的价值。因此这些附录虽少，但却都是精华，都十分实用，也为该书增色了不少。4．丁作手册：明清档案工作方法介绍和指导。一部书能拥有上述几个功能已经十分了不起了，但是该书却超过了这个“了不起”，它还可以作为工作手册来被明清档案工作者借鉴。该书的最后i编，正是对明清档案管理、开发利用的指导。无论是其对档案的收集、整理、编目鉴定、保管、修复等方面都十分有借鉴意义，这些应该都是作者四十年来的工作经验的总结。还有作者关于明清档案的开发利用的方法建议也是十分具有参考意义的，以及最后的关于明清档案的现代化管理更是让我们接近了管理的新手段。所以说该书也具有工作手册的功能是一点也不假的。当然，一本书不管再怎么优秀，其中也难免还是会有一些瑕疵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2月1日起施行。”其他的还有《电子档案移交与接收办法》(档发[201217号)、《企业档案工作规范》(DA／T42--2009)、《会计档案案卷格式}(DA／T39--2008)、《缩微胶片数字化技术规范》(DA，r43—2009)、《数字档案信息输出到缩微胶片上的技术规范}(DA／T44--2009)、《文书类电子文件元数据方案》(DA／T46--2009)、《版式电子文件长期保存格式需求》(DA，r47—2009)、《基于XML的电子文件封装规范》(DA／T48--2009)。但大多数编写者对此认识不够，加上没有工作经验、对实际工作缺乏了解等，所编教材脱离实际，内容过时，这些新法规、新标准、新技术等不能及时反映到教材中来，不能满足一线岗位对档案管理知识和技能的要求。部分教材内容还停留在几年甚至十几年前的水平上。如《机关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文书档案保管期限规定》已于2006年颁布多年，但有的201 1年、2012出版的教材还在沿用1987年的相关规定。另外，调查显示，高职高专文秘、行政管理、外语类等专业毕业生主要去向是各类中小型企业，主要岗位包括文员、秘书、档案员、人事薪酬专员、公关人员、行政助理、外贸经理助理、会计员、营销人员、客户经理等。其中，有不少人要兼任会计。一z-+l-lLtk资格考试中的《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会计基础》等科目也涉及会计档案。这也要求高职高专档案管理教材应当与时俱进，适当增加或充实会计档案方面内容。目前，绝大多数教材还没有涉及此类内容。2编写体例不合适。从总体上看，近年来出版的高职高专档案管理教材，绝大多数没有突破传统的编写路子，编写体例还是传统的理论说教风格居多。即使是理实一体化、任务驱动式教材，也没有真正过渡到以培养应用能力为主的工学结合体系上来，与现今高职高专院校的教改、课改、校企结合、培养操作性人才的整体目标不相符。当前，按照“任务驱动”、“项目教学”等思路编写的高职高专档案管理教材，不少还不是真正的项目式教材。这些教材不外乎是将原来的，而这本书也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1)书名与内容有些出入。本书的书名是“明清档案学”，可是其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是明清档案的介绍、历史研究和管理，并没有介绍明清档案学这个学科，甚至连该学科的研究对象、任务等等都未进行深入的探讨，而书却用了这个名字，稍有不妥。若将书名改为《明清档案研究和管理)II更贴近书的内容。(2)体例安排上也有一些瑕疵。这主要是第四编中的第五章，关于明清档案价值和作用的探讨。如果将其移到第六编关于明清档案的开发和利用的开头，似乎能更合理。当然，瑕不掩瑜，尽管这本书存在一定的缺陷，但和其贡献相比，这些缺陷则微不足道了。最后要感谢秦国经先生为我们带来一部如此精彩的书，它将引领我们走近明清档案，了解更多的那些被尘封的故事。望采纳
1、论文题目：要求准确、简练、醒目、新颖。2、目录：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短篇论文不必列目录）3、提要：是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字数少可几十字，多不超过三百字为宜。4、关键词或主题词：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 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词，在确定主题词时，要对论文进行主题，依照标引和组配规则转换成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语。5、论文正文：（1）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 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 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a.提出-论点；b.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c.解决问题-论证与步骤；d.结论。6、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是将论文在和写作中可参考或引证的主要文献资料，列于论文的末尾。参考文献应另起一页，标注方式按《GB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进行。中文：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版地、版者、版期）：作者--标题--出版物信息所列参考文献的要求是：（1）所列参考文献应是正式出版物，以便读者考证。（2）所列举的参考文献要标明序号、著作或文章的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
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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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太宗皇太极曾向喀尔喀汗王宣称：“昔辽金元三国之主，当征战时，西伐厄讷忒黑，东抵朝鲜，北及黑龙江，南至于海。朕今日正与相等也。”120 年后的乾隆中期，他的子孙们已经完成了他的未竟之业，这时，皇太极的后继者乾隆是否会就此止步，在乾隆心目中，这“无远弗届”有没有最后的界限呢？乾隆二十二年（1757）春夏间，投诚复叛的准噶尔辉特部首领阿睦尔撒纳在清军追击下遁往哈萨克，清军遂深入哈萨克逐捕，哈萨克兵迎战不敌，哈萨克汗阿布赉及其弟阿布勒比斯遣使至军营，“问安请罪”，右部哈萨克阿布赉汗“情愿以哈萨克全部归顺，永为大皇帝臣仆，随具托忒字《表文》并进马四匹，遣使亨集噶尔等七人入觐”。事闻，乾隆大喜过望，认为准噶尔全局奏功在望，就此宣谕国中曰：“哈萨克即大宛也，自古不通中国。昔汉武帝穷极兵力，仅得其马以归，史册所载，便为宣威绝域。今乃率其全部倾心内属，此皆上苍之福佑，列祖之鸿庥，以成我大清中外一统之盛，非人力所能与也。”（注：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三，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丙午；《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四十一。） 对收纳逋逃、对抗入境清军而战败的哈萨克，借国家全盛兵威，一举将其纳入中国版图，易如探囊取物，更何况阿布赉汗“情愿以哈萨克全部归顺，永为大皇帝臣仆”；但乾隆认为，哈萨克与内属的喀尔喀与厄鲁特背景不同，无须也不应纳入中国版图，而宜以外藩属国相待。他的思路在上述明发谕旨中表述得十分清晰：哈萨克越在万里之外，荒远寥廓，今未尝遣使招徕，乃称臣奉书，贡献马匹，自出所愿，所谓归斯受之，不过羁縻服属，如安南、琉球、暹罗诸国，俾通天朝声教而已，并非欲郡县其地，张官置吏，亦非如喀尔喀之分旗编设佐领。即准噶尔初归时，不过欲分为四卫拉特，令自为理，哈萨克自非准噶尔近接西陲之比也。（注：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三，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丙午；《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四十一。）乾隆对哈萨克的政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前后一贯的。两年前，当西北两路出师准噶尔，就已确定政策的大致方向：“大功告成后，若哈萨克人等投诚前来，将伊大头目酌量赴京入觐，赏给官爵，其所属之人，仍于原游牧安插，不必迁移；倘竟不归诚，亦不必用兵攻取。”（注：《清高宗实录》卷四八三，乾隆二十年二月癸酉。） 简言之，归顺固当受之，否则，亦悉听其便。当清军深入哈萨克并取得对哈萨克军决定性胜利之后，情况比预计的顺利得多，但乾隆没有滋长吞并哈萨克对外征服扩张的念头，仍循着原有的政策思路，比照“安南、琉球、暹罗诸国”，将哈萨克作“藩属国”对待，“不过羁縻服属”“俾通天朝声教而已”。随后，循照右部哈萨克“照旧安居，不易服色，不授官爵，不责贡赋”（注：《清高宗实录》卷五五五，乾隆二十三年正月丙辰。） 之例，陆续归附清朝的左部哈萨克、东西布鲁特、巴达克山、爱乌罕等也成为清朝的“外藩属国”（注：《清高宗实录》卷七二二，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戊申。）。乾隆二十八年（1763），乾隆赐书爱乌罕爱哈默特沙汗称“朕为天下共主，中外一视”（注：《清高宗实录》卷六七八，乾隆二十八年正月己巳。），这里“中”即大一统中国，“外”则是包括藩属国在内的一切外国，也就是作为“天下共主”的清朝皇帝心目中“天下”的第二重空间，此前雍正对西藏边外的巴尔布三汗称“朕为天下主，一视同仁”（注：《清世宗实录》卷一二二，雍正十年八月庚午。） 与此后嘉庆针对英吉利使臣不行中国之礼说“中国为天下共主”（注：《清仁宗实录》卷三百二十，嘉庆二十一年七月乙卯。），都是同一概念。第二重空间的国家中，大部分系中国周边国家，也有部分海外之国，清朝皇帝经常将那里来中国的人称为“远人”（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己卯。）。如果说，第一重空间随着大一统逐步推进而陆续由“天下”转化为中国的一部分，那末，清朝皇帝把第二重空间视为外国的观念则是始终如一的。这里涉及到清朝皇帝心目中中国边界的最终界限，故下面稍加展开分析。康熙中成书的《会典》在“朝贡通例”下对当时“中国”四周形势作了这样表述：“国家一统之盛，超迈千古，东西朔南，称藩服者，不可胜数”。按“藩服”既包括理藩院所统“岁时必有至阙下”贡献的“率先归附”“悉隶版图”的漠南蒙古四十九旗和“岁时奉职贡”的“蒙古部落”（喇嘛、喀尔喀和厄鲁特）以及兵部所统“各番土司”，也包括“礼部·主客清吏司”所统的朝贡“外国”——朝鲜国、琉球国、荷兰国、安南国、暹罗国、西洋国，以及土鲁番等国。（注：参见康熙《大清会典》卷七十二《礼部·主客清吏司》；卷七十四《礼部·给赐》；卷八十五，《兵部五》；卷一四二《理藩院一》；卷一四四《理藩院三·柔远清吏司》相关记载。） 看起来“藩服”一词似乎宽泛而模糊，其实，细加审视，层次还是分明的：最里层是已隶版图“犹视一体”的四十九旗，往外一层是称“国”称“部”“各守其地”的喇嘛、厄鲁特、喀尔喀，最外层是朝贡的“外国”（当然“外国”的内涵并不十分清晰）。与“外国”区别的喀尔喀、厄鲁特等，同四十九旗虽与清廷有远近之分，但同属“蒙古部落”，且“专设理藩院以统之”，而朝鲜国等“外国”事务则由“礼部”管辖，这足以证明清朝皇帝并未将尚未纳入版图的喀尔喀、厄鲁特等以“外国”视之。质言之，清初皇帝心目中中国与外国的界限是判然分明的。乾隆中喀尔喀、青海蒙古、西藏、厄鲁特、回部已陆续纳入国家版图，并取得与漠南蒙古等同、有如内地郡县的地位，中国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随着版图的确定和国家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辖而最后确定下来。乾隆《会典》关于外国的表述，在“礼部·主客清吏司·朝贡”条下记“朝鲜、琉球、苏禄、安南、暹罗、西洋、缅甸、南掌”为“四夷朝贡之国”。乾隆中同为“外藩属国”的“西北番夷”（注：乾隆《大清会典》卷五十六，《礼部·主客清吏司·朝贡》。） “哈萨克左右部、布鲁特东西部、安集延、玛尔噶朗、霍罕、那木干四城、塔什罕、拔达克山、博罗尔、爱乌罕、奇齐玉斯、乌尔根齐诸部落”，以其地缘关系附在奉旨增修的《理藩院·徕远清吏司》诸回城之后，文字的表述颇费斟酌，说嘉峪关以外诸回城“棋布星罗，同属内地”，说哈萨克、布鲁特等部则“列我藩服”（注：乾隆《大清会典》卷八十。）。“藩服”概念的内涵随着中国一词外延的扩大而逐步缩小，最后只留下了周边或海外“朝贡之国”；“中外”的使用，也由大中国框架下“华夷”，即“中国”与“四夷”对称，转化为大一统中国与外国的对称；“四夷”的称谓还保留下来，专门戴在了所有外国的头上；所谓“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清朝皇帝把屏卫中国安全的“藩篱”已经推进到了中外边界之外，视毗邻的周边国家为“藩属”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对中外边界如何认定的问题。最早是与“从古未通中国”（注：《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康熙三十二年十月丁酉。） 而由于迅速向东方扩张开始进入中国领土的俄罗斯划定中俄东段边界。乾隆中，随着平准大业的完成，“自古不通中国”的哈萨克等原与准噶尔毗邻的中亚各国陆续成为中国藩属国，这些国家与中国边界划分的原则是什么？请看乾隆的有关谕旨。乾隆二十二年（1757）诫谕哈萨克阿布赉汗：“当知准噶尔全部悉我疆域，宜谨守本境，勿阑入侵扰；厄鲁特等或间有率游牧窜入尔境者，尔缚献首恶，收其属人，尚属可行。”（注：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三，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丙午；《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四十一。） 乾隆二十五年（1760）秋，又敕谕阿布赉汗，“戒其约束部众，勿侵入乌梁海，即如当年与准噶尔接壤时既有旧地向为准噶尔所取者，亦不得越境游牧”（注：《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六。）。乾隆二十三年（1758）初冬， 布鲁特入觐使臣恳请将特穆尔图诺尔赏给布鲁特，乾隆谕以“此地虽尔等旧游牧，久被准噶尔所侵，岂可仍视为尔土？但尔等既为臣仆，此地颇属宽闲，或附近游牧之处，酌量赏给，以裨生计，尚属可行。”（注：《清高宗实录》卷五七二，乾隆二十三年十月丁巳。） 从中可以看出，乾隆确认并认真践行自守的中国疆界不是无限的，昔日准噶尔与毗邻中亚国家的边界，即为中国边界的最后的界限；另一方面，也要求对方国家约束部众，不得侵入中国领土。乾隆关于中国边界的立场是坚定的有原则的，也是合情合理的。为什么准噶尔故地所至就是中国疆域的最后界限呢？因为清朝皇帝从来不把准噶尔等周边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国家”视为外国，准噶尔等周边少数民族也从来没有自外于“中华”。中国古代儒家“华夷之辩”的命题确有歧视“四夷”的糟粕，但正如唐人李大亮所言“中国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注：《二十四史·旧唐书》卷六十二，列传第十二，《李大亮传》。），古代有识之士从来都认为“四夷”和“中国”是同根共生、连为一体的一棵大树。乾隆确认中国边界的原则，从渊源上说，既传承和发扬了其列祖列宗的家法，又具有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内向性的古老传统，事实上也与自古以来中国就是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相符合。清朝皇帝推进的国家大一统事业不过是重整故国河山，把理应属于中国的土地和人民纳入中国的版图；一旦大一统实现，一旦大军在特殊情况下越界推进到外国境内并完成既定目标后，则立即主动撤军回到自我约束的中国疆界之内，而专注于国家疆域内的巩固与各民族的凝聚。当中国强盛的岁月，康熙谆谆告诫他的后世子孙：“外藩朝贡，虽属盛事，恐传至后世，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总之中国安宁，则外衅不作。故当以培养元气为根本要务耳。”（注：《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康熙三十二年十月丁酉。） 这段话说得何其好也！不仅足以廓清指责清朝对外侵略扩张种种说法的谬误，对后世之人也可谓明鉴高悬，警钟长鸣。“天下一统，华夷一家”清开国时期，在与明朝进行军事较量的主战场之外，实际已揭开了关于“华夷之辩”和“夷狄”统治中国合法性思想交锋的序幕。迨明桂王被俘杀于昆明，特别是三藩之乱的平定，清朝凭借武力已确立了在汉族居住的中国内地的统治，但如何在思想理论上战胜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的“华夷之辩”命题，确立“夷狄”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则成为清朝皇帝面临的严峻挑战。在胜利地推进国家大一统伟业的同时，雍正和乾隆不失时机地对儒家思想体系的“华夷之辩”命题和正统论进行了意义深远的论战。康熙亲政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对不与新朝合作的“胜国遗民”采取了优容有加的怀柔政策，紧张的满汉民族矛盾得以舒缓。不料雍正六年（1728）竟发生了曾静策动岳钟琪反清案。这个突发案件证明，武力征服只能激化汉人的同仇敌忾，而怀柔政策也无法消弭根深蒂固的汉民族的敌对情绪。雍正不循帝王治术的常规，毅然决定利用曾静反清案与“华夷之辩”命题展开一次公开的正面交锋。雍正的基本论点和论证逻辑是这样展开的：满洲是夷狄无可讳言也不必讳言，但“夷”不过是地域（雍正用“方域”一词）的概念，孟子所讲“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注：《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 即可为佐证，如此则“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非中外之分别”（注：《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吕留良、曾静之辈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道理何在？（注：《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雍正七年九月癸未。） 也无须一般地反对“华夷之辩”，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注：《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雍正七年九月癸未。），由此证明华夷之分在于是否“向化”（注：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说：“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即是否认同并接受“中外一家”的共同的文化传统。（注：应该说这也不违华夏与夷狄的分野不在民族而以文化定位的先儒的本义，即以孟子而言，他以为东夷的舜和西夷的文王虽有先后远近之不同，然在中国推行之道则符合若节，是为先圣后圣（《孟子·离娄》），反之，杨朱与墨翟虽是华夏人种，但“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 雍正进而理直气壮地说：“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注：《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今逆贼（吕留良）等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蜂蚁不若之异类乎？”（注：《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雍正七年九月癸未。） 雍正愤慨激昂，必欲将“华夷之辩”彻底颠覆不可，不得已也。“内中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中歧视周边少数民族的一面为历代儒者所发挥，对中国古代的民族观和国家观影响深刻。所谓“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注：《二十四史·旧唐书》卷六十二，列传第十二，《李大亮传》。） 主张对不脱豺狼本性的夷狄，要驭之以权诈。以夷狄未“向化”，不懂儒家伦理而加以蔑视和践踏，这是古代浸透着大汉族主义优越感的汉族士人士大夫对周边四夷的具有代表性的看法。明清易代，在明遗民看来，是“夷狄窃夺天位”，其严重性岂止一姓王朝的更迭，而是“中原陆沉”，“日月无光”，纲常名教荡然无存，整个社会沉沦于漫漫长夜。反抗清朝民族征服与民族压迫的正义性与“华夷之辩”的偏执与荒谬纠结在一起，于是吕留良借宣传“华夷之别”高于“君臣之义”，暗中鼓动汉人起来推翻清朝统治。雍正为维护满族皇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势不能不挺身而起，挟专制统治的政治优势，向根深蒂固的“华夷之辩”展开论战。但雍正的论辩并未走向另一极端，通过辩论，他真诚地向汉族臣民表示了对“尧舜以来”文化传统的认同，有助于化解与汉族臣民的文化隔阂。雍正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高标“天下一统，华夷一家”堂堂正正之大旗以对抗挟儒家思想优势的“华夷之辩”命题，志在颠覆大汉族主义自我优越的民族观，争取夷狄与汉人平等的地位。雍正一生好辩且雄辩，而大概这一番辩论最令人击赏。乾隆也辩华夷，但无非“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因地而名，与江南河北，山左关右何异？孟子云，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此无可讳，亦不必讳”（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六八，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庚子。） 之类乃父用熟之逻辑和语汇，只有针对汉人“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注：1367年明太祖朱元璋命将北伐，“檄谕齐鲁河洛燕蓟秦晋之人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吴元年十月丙寅。） 的偏见所讲的“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而私”（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二五，乾隆五十年二月辛丑。），词气犀利尖锐，最见论战的锋芒。就大中国观念的理论框架的构建而言，乾隆的贡献不在辩华夷，而在辩正统。从乾隆三十三年（1768）开始，乾隆开始关注正统偏安、天命人心的问题，至乾隆五十年代，辨析正统的谕旨连篇累牍，核心在于清朝是否得中华统绪之正，实质则是夷狄是否有资格为中国之主。古代史家最讲书法，而正统之归属，则首先必须分辨明白。中国历史上王朝鼎革、正统改易，屡见诸史，而由夷狄完成这一进程则惟元与清两朝。清朝统治者族属满洲，究竟能否承继明之正统？传统史家以“尊王黜霸”“所以立万世之纲常”的春秋大一统之义为依归，形成如下正统史观：周、秦、汉统绪相承，三国不以魏吴之强，夺汉统之正，东晋以后，宋齐梁陈虽江左偏安，而承晋之正统，至隋统一中国，至唐之末季，藩镇扰乱，宋以前仍以正统属之梁唐晋汉周，宋则承五代之正统。朱熹《通鉴纲目》关于正统偏安即作如是观。麻烦发生在五代两宋之际，其时辽、金、元相继兴起于北边，梁唐晋汉周及南宋之主或称臣称儿称侄称孙，中华正统究竟谁属？元明之际的杨维桢著《宋辽金正统辨》，大旨以元承宋统而排斥辽金。四库馆臣揣摸皇上意指，删去陶宗仪《辍耕录》所载杨维桢《正统辨》，在他们看来，女真为满洲先世，以清承辽、金、元正统，于理更顺。乾隆大不以为然，认为杨维桢“其论颇正”，理由是“辽金皆自起北方，本无所承统，非若宋元之相承递及，为中华之主也”。辽金元虽同样起自北方，虽同为“夷狄”一系，但辽金未能“奄有中原”，而元“为中华之主”。乾隆认为“主中华者为正统”，故以杨维桢为是。关于宋以后正统所属，乾隆的结论是“宋南渡后，偏处临安。其时辽金元相继起于北边，奄有河北，宋虽称侄于金，而其所承者，究仍北宋之正统，辽金不得攘而有之。至元世祖平宋，始有宋统当绝、我统当续之语”。明朝承元正统，清朝较之元朝则统绪更正。乾隆驳回四库馆臣的意见，强调对“中华”地位的尊重，他自诩为“执中之论”。（注：以上参见《清高宗实录》卷八百二，乾隆三十三年正月己亥；卷一千三十四，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丙午；卷一千四十二，乾隆四十二年十月己亥；卷一千一百四十二，乾隆四十六年十月甲申；卷一千一百四十三，乾隆四十六年十月乙酉；卷一千一百六十八，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庚子；卷一千二百二十五，乾隆五十年二月辛丑。）正统本来是与偏安一词相对立而出现的，中国历史上只有多个国家并立时，才格外讲究正统之辨。在清朝统治中国已逾百年，特别是大一统政治理想的实现，清朝的正统地位本无可置疑，乾隆为什么主动把这件事郑重地提出来加以讨论呢？表面上看是反驳四库馆臣以清承辽金元正统之说，实际上他要阐发的是“主中华者为正统”的观点。“中华”一词，清前中期诸皇帝一般都作为与“中国”同义词来使用，而细加揣摩，不用“中国”用“中华”，似乎更强调中原汉族国家的意味。乾隆比较元朝和清朝的正统地位时就说：“元虽一统，而主中华者才八十年，其时汉人之为臣仆者，心意终未浃洽。我国家承天庥命，建极垂统，至于今，百四十年矣，汉人之为臣仆者，自其高曾逮将五世，性情无所不通，语言无所不晓。”（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五四，乾隆四十七年四月辛巳。） 上文提到乾隆不同意辽、金为正统的理由也是未“奄有中原”（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二百十，乾隆四十九年七月乙卯。）。 如果说乾隆对古代史观的正统论有所矫正有所发展的话，应该是他继承雍正“天下一统，华夷一家”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了一个皇朝是否正统的新标准，这个新标准的核心在于不问其开国皇帝是否身为夷狄，只要“奄有中原”而主中华者即为正统。乾隆完成了融通传统史家正统理论体系的构建，从而确立清朝在中国历朝正统序列中的合法地位。清朝皇帝的中国观，是在对大汉族主义“华夷之辩”的民族观的理论批判中明晰起来并最终确立的。雍正的辨华夷，乾隆继之辨正统，主观上在于争身为夷狄的清朝皇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而在客观上，强调“中外一家”的逻辑延伸必然是昔日被视为近于禽兽的夷狄的少数民族具有与汉族完全平等的地位，必然是把生存繁衍在中国版图之下语言、文化、宗教、习俗不同的各民族各部落视为一个大家庭，必然是把中国看成既包括中原内地，又包括广阔的边疆地区的“中外一家”的大中国。这种理论勇气，中国历史上大概只有不分“中华”“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注：《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纪》十四，太宗贞观二十一年五月庚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 的唐太宗可以与之前后相望，引为同调；而饶有趣味的是，雍正是纯正的夷狄，唐太宗的血管里也流淌着夷狄（鲜卑）的血液。从唐太宗到雍正皇帝，从反对“贵中华，贱夷狄”到“中外一家”，中国和中华民族逐渐整合成型的历史轨迹清晰可辨。“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大中华民国”持续百余年之久的康雍乾三位皇帝执政时期，取得了军事上政治上完成国家大一统和思想上批判儒家“华夷之辩”民族偏见这两条战线的决定性胜利，清朝皇帝成为事实上“中外一家”的大一统中国之主。尽管说当时清朝皇帝很少用“中国”以表达其新的内涵，而更多地仍沿用“大清”“天朝”之类居高临下的词汇，但随着西洋国家对大一统中国版图下凝聚为一体的各民族的威胁日益紧迫，清朝皇帝及其治下各族臣民对大一统国家的认同得到迅速强化，昔日内地汉族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区别与对立的“华夷之辩”被中国各民族与西方国家的区别与对立的新“华夷之辩”所替换，清朝文献中，中国与外国，特别是西洋各国对称日益频密。作为中国历史内在逻辑与外力影响交互作用的结果，最后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当清朝即将覆亡之时，竟由满族统治者提出“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大中华民国”这一逻辑严谨、内涵明确的“大中华”、“大中国”的概念。康熙五十五年（1716）十月，康熙决策禁止中国商船前往南洋贸易，该谕旨结尾处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注：《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七十，康熙五十五年十月壬子。）。当国人刚开始感受到盛世气象时，康熙就向他治下的臣民敲响了的警钟：西洋国家将来可能会成为中国主要对手。西洋，清初以来一般指大西洋欧洲国家。康熙对西洋有相当了解，他说，中国与西洋地方，俱在赤道北四十度内。自西洋至中国，有海路和陆路可通。海洋行船，南行八十度，至大狼山，始复北行入广东界，通常要走六个月；陆路遥远，因隔俄罗斯诸国，行走不便，故皆从水路而行。（注：《清圣祖实录》卷二五三，康熙五十二年二月甲寅。） 当时令康熙感到的西洋威胁主要是来自占据南洋噶喇巴（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荷兰殖民势力，皇帝忧虑沿海汉人可能在西洋人的庇护下建立海外抗清基地，于是从国家战略安全考虑，断然决策，禁止南洋贸易。时间过了不到80年，康熙关于中国前途的预言便显露出了最初的模糊轮廓。乾隆五十八年（1793）西洋最强大国家英吉利首次遣使访华，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态度的傲慢与倔强，英王礼物反映出来的科学技术水平之高，给予乾隆强烈的震撼。当年八月二十六日乾隆从避暑山庄返回京城，立即前往圆明园参观马戛尔尼使团的“贡品”。据使团副使乔治·斯当东记载，乾隆帝对装有110 门大炮“皇家号”军舰模型颇感兴趣，“他详细问到当时在场帮助安装的使节团人员关于军舰上许多零件的问题，以及有关英国造船事业的一般问题。”（注：据《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406页。此军舰模型系英王赠送乾隆帝的礼品之一，据斯当东介绍，“礼品中加配一付全套装备的英国最大的军舰模型。有110门重炮装备的巨大军舰上的各个微细部分俱在模型上表现无遗”（第250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隔一日，乾隆帝即密令军机大臣传谕两广总督长麟等：“英吉利在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且闻其向在海洋有劫掠西洋各国商船之事，是以附近西洋一带夷人畏其恣横”（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戊子。）。九月一日，再次密令军机大臣传谕沿海各督抚等：“该国夷人虽能谙悉海道，善于驾驭，然便于水而不便于陆，且海船在大洋亦不能进内洋也，果口岸防守严密，主客异势，亦断不能施其伎俩！”（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六，乾隆五十八年九月辛卯。） 面对称霸海上的英国军舰，乾隆深知中国的制海权已沦于英人之手。如何应对咄咄逼人前来叩关的“红毛夷”？乾隆采取的对策是，全面断然拒绝英国的一切要求。值得注意的是，针对英国使臣似有传教之意，乾隆以“华夷之辩甚严”拒绝西洋人“妄行传教”（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己卯。）。这可能是清朝皇帝第一次以民族意义上的“中华”与中国各民族的潜在敌人——外夷相对称。乾隆昧于世界大势，一厢情愿地以“华夷之辩”反制西方国家，固然不足称道，但这中间隐含着面临日益迫近的西洋威胁，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已呼之欲出了。西方列强侵略即将到来，中国各民族凝聚力的加强，各民族对隶属其下的统一国家的认同，无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中英鸦片战争前夕，鸿胪寺卿黄爵滋奏称：“近年银价递增，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六百有奇。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夷。盖自鸦片烟土流入中国，粤省奸商，勾通巡海兵弁，运银出洋，运烟入口”（注：《清宣宗实录》卷三百九，道光十八年闰四月辛巳。），道光随即特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前往广东查办，并命传谕林则徐：“想卿等必能体朕之心，为中国祛此一大患也。”（注：《清宣宗实录》卷三百十六，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丙辰。） 面对“外夷”，满汉君臣共同站在“中国”立场，风雨同舟，忧患与共。在中国几千年历史即将开始发生空前巨变的前夜，禁烟运动所体现的中国人民共同利益和民族精神，极具象征意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注：《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九，《小雅·常棣》。），这一“华夷”对立的全新格局不仅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而且为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的历史进程又注入了新的助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