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岁的崇祯帝继承帝位。他即位后便诛杀了大宦官魏忠贤，为东林党人平反。他竭尽全力，节俭勤勉，兢兢业业，付出全部的精力，是明朝少有的勤政皇帝之一。然而他专横独断，刚愎自用，杀害抗清英雄袁崇焕，致使朝廷内部人人自危，最终众叛亲离；又横征暴敛，向人民征收“辽饷”、“剿饷”、“练饷”等苛捐杂税。诸如此类种种原因，终于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孙中山曾说：“希望我们这一辈人能以担当中国改革发展为自己的责任，既不能因失败而灰心，也不能因困难而退却。”所以我们应该用于面对挫折，战胜困难。孙膑便是如此。孙膑与庞涓本是同窗，两人学习期间感情深厚。后来，庞涓为了谋求财富做了魏国将军。因嫉妒孙膑的才能，使用奸计，陷害兄弟。孙膑被处以膑刑，又被关进猪圈。为了不让庞涓看出自己是在装疯，孙膑只得整日在泥水、粪水中滚爬。饿了便捡起地上的泥块、猪粪往嘴里塞，并装作毫无感觉的模样。他历经磨难终于成为齐国军师，在马陵之战计杀庞涓，打败魏军。泰戈尔说过：“只有经历地狱般的磨炼，才能炼出创造天堂的力量；只有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弹出世间的绝唱。”面对兄弟的背叛和算计，孙膑并没有伤心绝望，而是直面挫折，最终看见了胜利的曙光。直面挫折取得成功的人还有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自幼家境贫困，因拖欠税款而到处躲债。逃到一个地方做佃户，每天为地主放牛。青年时期，家人大部分都因旱灾丧了性命，仅剩下长嫂和一个哥哥。为了安葬逝去的亲人，嫂子和哥哥把他送进了一个寺院当杂差。如此艰辛的童年促成了他坚韧的性格，最终夺得天下，成为明朝开国皇帝。“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面对贫苦的生活，朱元璋并未有过多怨言，而是欣然面对挫折，最终看见了胜利的曙光。由此看来，面对挫折，我们不应沉迷于痛苦失意的阴影中，不应长期颓废不振而迷失方向。直面挫折，战胜困难，才是明智的选择。相反，若一味沉迷于挫折的痛苦中，将不堪设想。刘备、关羽、张飞本是陌路人。三人为了同干一番大事业，举酒结义，对天盟誓结为兄弟。在讨伐吴国时，关羽被孙权奸计所害。刘备面对失去二弟的痛苦，无法释怀。在如此打击下，做出错误决定，倾全国之兵为亡弟报仇。结果起兵失败，逃到白帝城，把儿子托付给诸葛亮。鲁迅说：“坦途在前，人又何必因为一点小障碍而不走路呢？”所让我们要从挫折中走出来，面对它，挑战它，战胜它！
任何本专业论文最好加入些非相关专业的内容，这样可以避免重复命题。历史专业可以和政治，经济，地理相连。如清代的强权即公理弱国无外交，明代的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与缓慢发展，近代以来的国家或某地区的疆域变化及由此折射出的历史问题。经验之谈，希望有帮助
勤不代表好啊，貌似他水平不咋地当时是大势已去，一个烂摊子，他再勤也改不过来的
“历史学研究”上有没有这样的~~
我最近在研究清朝历史，大清帝国，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是一部波澜壮阔的恢宏史诗，只是晚清时期，以慈禧为首的末代皇族，没有承启前人的雄浑乐章，一帮败家子，毁掉了大清的江山基业！ 纵览大清十二帝，其中不乏雄才大略的康、雍、乾三帝，开创了大清盛世。十二皇帝，千秋功罪，史家自有评说。以在下看来，康熙皇帝，乃是最为了不得的一代帝王。真可谓“秦皇汉武，稍逊风骚。唐宗宋祖，略输文采。清代康熙，雄才为略，无人可比”。在我开来，历代帝王，屈指数来，其文采武略，无出其右。清史记载，康熙皇帝十分重视科学家。康熙年间，西洋的自然科学传入中国不久，一般读书人都看不起。康熙却笃爱之极，以至到了废寝忘食，痴迷如狂的地步。康熙于数学、天文、历法、物理、生物、外语、工程技术等自然科学，无一不懂。 同时，他十分重视科学，尊崇科学人才。 当他看到科学家梅文鼎著的《历学疑问》时，欣喜地说：“我留心历算多年，此事我能决其是非，将书留在这里，让我阅览后再发吧。”他仔细阅读，亲加批注，给予高度评价：“甚细心，且议论也公平，此人用力很深。”公元1705年，康熙在南巡途中，在船上亲自召见梅文鼎，一连晤谈三次。事后康熙对别人说，他自己虽然留心历象、算学方面的学问，但“此学如今通晓的极少，像梅文鼎这样精通的人真是罕见。”因此，他亲书“绩学参微”四个大字赠给梅文鼎，表彰他的成就。连康熙亲自主持编纂的《律吕正义》成书后，也立即寄给梅，请他审阅和指正。 康熙还把一些才华出众的中青年人才放在自己身边，亲加教导。他把通晓天文历法的进士陈厚耀召到南书房，“命至旁座”，亲自教授“西洋定位法”、“虚拟法”,又将陈厚耀召至渊鉴斋，“问难反覆”。另一位著名科学家明安图，是蒙古正白旗人，在历象方面很有成就，官至钦天监监正。康熙帝发现他的才智与众不同，十分宠爱，外出巡幸时命他随行。一路上，康熙对明安图耳提面命，像老师和弟子一样，“受数学于圣祖仁皇帝，精奥异人”。康熙把梅文鼎、梅珏成召至宫中，令他参加历法和算学编纂工作，又教他“借根法”。梅珏成自称“供奉内廷，蒙圣祖仁皇帝授以借根之法 。敬爱而读之，其法神妙。” 康熙经常让大臣推荐民间有奇技博学者，“凡有一技之能者，往往直召蒙养斋”。由于康熙重视科技人才，这个时期的自然科学得到了发展。在中国科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几项，也是这时完成的。其中《数理精蕴》一书，对当时引进的西方数学知识作了很有条理的编排，绘图立表，又同古代数学进行了比较性的研究，是一部“贯彻中西之异同，而辩订古今之长短”的著作，被称为“实为从古未有之书，虽专门名家，未能窥高深于万一”，代表了当时数学发展的水平。
一代大帝，雍正王朝摘要：上承康熙，下接乾隆，作为一代伟帝，雍正是那么引人注目，而千秋功过，在雍正身上又显得如此诡秘，他是如何获得王位？又有哪些功过？又是如何死去？就让我们一同简单的探讨雍正的一生。 一：简介 雍正，名爱新觉罗�6�1胤禛，清圣祖玄烨（即康熙）第四子，号雍正,死后葬于清西陵之泰陵,谥号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庙号世宗。 对于雍正，历史界向来褒贬不一，有人说是一世伟才，也有人说是暴帝昏君，而雍正在位究竟做过哪些事？ 二：雍正之功 雍正在位对康熙晚年的积弊进行改革整顿，一扫颓风，使吏治澄清、统治稳定、国库充盈、人民负担减轻，而其主要的功绩在以下方面。一：摊丁入亩。是一项重要的赋税改革，中国自古就有人丁税，成年男子，不论贫富，均须缴纳人头税。雍正实行改革，将人丁税摊入地亩，按地亩之多少，定纳税之数目。地多者多纳，地少者少纳，无地者不纳。是谓"摊丁入地",一举取消了人头税。这项措施有利于贫民而不利于地主，是我国财政赋税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二：耗羡归公。我国古代以银、铜为货币，征税时，银两在兑换、熔铸、保存、运解中有一定损耗，故征税时有一定附加费。此项附加费称"耗羡"或"火耗",一向由地方州县征收，作为地方办公及官吏们的额外收入。耗羡无法定征收额，州县随心所欲，从重征收，有的抽正税一两、耗羡达五六钱，人民负担甚重。雍正实行"耗羡归公",将此项附加费变为法定税款、固定税额，由督抚统一管理，所得税款，除办公费用外，作为"养廉银",大幅度提高官吏们的俸入。这样，既减轻了人民负担，又保证了廉政的推行。故雍正说:"自行此法以来，吏治稍得澄清，闾阎咸免扰累。" 三：改土归流。我国西南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其职务为世袭，仅名义上接受清朝的册封。土司们生杀予夺、骄恣专擅。这种制度妨碍了国家的统一和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雍正即位后，废除了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各地的许多土司，改成和全国一致的州县制度。"改土归流"是一场严重的斗争，许多土司武装反抗，雍正坚决派兵平定。在平叛战争中虽然也累及无辜，给少数民族造成伤害，但从长远来说，"改土归流"是进步的措施，打击和限制了土司的割据和特权，对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有利。四：创立军机处。它是古代君主集权到达顶峰的标志，而且其功过还有待商议。军机处的在雍正用兵西北平叛葛尔丹所建，清雍正通过军机处把权力进一步集中在皇帝手中，而作为皇帝的秘书班子，军机处为皇帝出主意、写文件，理政务，"军国大计，罔不总揽"。其特点是处理政事迅速而机密。军机大臣直接与各地、各部打交道，了解地方情形，传达皇帝意旨。而它的出现使皇帝独裁，错误增多，而且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三：雍正之过 若是论过，雍正造孽也不少。一：苛政残酷镇压。雍正的镇压措施十分严厉。不论具体情节，抗官者即以反叛论处，斩杀不赦。甚至拒捕时，有人"共在一处，虽非下手之人，在旁目观，即系同恶共济",均斩立决。对民间秘密结社，嘱咐官吏们"时时察访，弋获首恶，拔树寻根，永断瓜葛"。苏州手工业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罢工叫歇，雍正严加惩处，立碑永禁叫歇。雍正时文字狱日益频繁，汪景祺因"谄附"年羹尧而立斩枭首，查嗣庭因趋奉隆科多而戮尸示众，陆生楠因议论时政而被军前正法。二：重农抑商。雍正遵奉重农业、轻工商的信条。他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群趋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根据这一理论制定的政策必然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他又认为:开矿"断不可行"。因为开矿将引诱人们离开农本，追求末业，而且矿工聚集一地，易于闹事。 三：外交错误。虽然雍正英明果断堪比康熙，但他的世界眼光却和乾隆一样，逊色不少。当时外国商人来华贸易，日益增多，但雍正却不许中国商人出洋贸易，设置种种障碍，声言"海禁宁严毋宽，余无善策"。后来，在沿海各省的再三要求下，虽稍稍放宽海禁，但仍加以种种限制。尤其对久住外国的华侨商贩和劳工，"逾期不归，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惜，不许其复回内地"。当时，西方先进国家正在鼓励海外贸易，而中国即使是杰出的君主也缺乏世界眼光，限制对外交往，故而成为国际潮流中的落伍者。 四：雍正继位 而雍正的继位问题，是史学家乐此不疲的研究对象。学术界历来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他受康熙遗诏继位，是合法继承;一种认为康熙并未传位与他，雍正是矫诏夺位。由于雍正即位，篡改了历史，销毁了档案，现在已找不到他矫诏夺位的确凿证据。斧声烛影，已是千古的疑案，但从各种迹象推断，他的继位确实存在很多疑点。一：康熙死前是谁侍立，尚成疑问。康熙晚年，太子废立，诸子争位，闹得乌烟瘴气，储位虚悬，人心不定。史说隆科多为惟一顾命之大臣，而其他谕旨中却说，康熙死时隆科多不在御前，又说康熙传诏时皇十七子胤礼在寝宫外侍候。而其他史料证明，胤礼时在皇宫内值班，并不在畅春园寝宫外，如此等等。因此，是否存在这一临终传位的现场，实属疑问。二：王储是谁，亦是迷离。当时因准噶尔入侵西藏，康熙命皇十四子胤禵（读ti第二声）为抚远大将军，统兵援藏，给以大权，用正黄旗�，称大将军王，礼仪隆重，规格极高，康熙当是意有所钟。康熙称赞胤禵的才能"大将军是我皇子，确系良将，带领大军，深知有带兵才能"。很多人心目中也以胤禵为接班人，如皇九子胤禟说胤禵"聪明绝世","才德双全，我弟兄内皆不如";"十四爷现今出兵，皇上看的也很重，将来这皇太子一定是他"。可是，康熙在畅春园猝然去世，雍正与时任步军统领，掌管京师兵权的隆科多勾结密谋，夺取了帝位，而胤禵远在青海，鞭长莫及，故而帝梦成空。 五：雍正之死 而雍正又是如何死亡的？历史上也无确凿证据证明。关于雍正之死，清宫档案中雍正朝的《起居注》是这样记载的：雍正十三年八月(公元1735年)，雍正皇帝住在圆明园，八月十八那天他与大臣们商量处理少数民族事务，八月二十他召见宁古塔的几位地方官员，第二天仍然正常办公，说明这时他的身体仍然很好。但到了八月二十二，他却突然得病，当天晚上，已经奄奄一息的雍正便宣布传位给儿子乾隆。第二天，58岁的雍正就在圆明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对雍正皇帝的突然死亡，清朝官方只有如此简单的记载，也没有说明任何原因。这就很容易引起人们的猜测。于是，关于雍正死因的种种说法便产生了。民间传说又三种版本。一：当时有一位侠女叫吕四娘，她的父亲和爷爷都因文字狱被雍正杀害。为报仇，吕四娘砍去雍正的头。因此，在安葬雍正时，只好铸造了一颗金头。而且此金头在今清朝博物馆中。二：《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有个恋人叫竺香玉，是林黛玉的化身。竺香玉后被雍正霸占，成为皇后。曹雪芹想念恋人，就混入宫中，与竺香玉合谋，用丹药将雍正毒死。三：还有的野史传闻，说宫女与太监串通一气，用绳子把雍正勒死了。可毕竟是传说，不免奇怪。“官方”给出的结论是——崇尚丹药。丹是道教的一种修炼方法，为的是长生不老。丹药，也就是仙丹，是道士们用铅砂、硫磺、水银等天然矿物做原料，用炉鼎烧炼而成。相传，吃了这种丹药就可以长生不老。雍正没当皇帝的时候，就对丹药产生了兴趣。他曾写过一首《烧丹》诗：“铅砂和药物，松柏绕云坛。炉运阴阳火，功兼内外丹。”从中可以看出，雍正早年就对炼丹有了相当的研究和兴趣。雍正当上皇帝后，极力推崇金丹派南宗祖师张伯端，把他封为“紫阳真人”，雍正特别赞赏张伯端发明了金丹要领。至少从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开始，雍正就经常吃道士炼制的一种叫“既济丹”的丹药。从他对田文镜奏折的批语中，可以知道他感觉服后有效，还把丹药作为礼品赏赐给鄂尔泰、田文镜等大臣。事实上，炼丹所用的铅、汞、硫、砷等矿物质都具有毒性，对大脑和五脏侵害相当大。雍正死前的12天，《活计档》中曾记录：“总管太监陈久卿、首领太监王守贵一同传话：圆明园要用牛舌头黑铅二百斤。”黑铅是有毒金属，过量服食可使人致死。100公斤黑铅运入圆明园，之后不久雍正在这个园子内突然死去，史学家认为这不是偶然巧合，而是直接证明了雍正之死，完全有可能是丹药中毒造成的。于是这一代伟帝，最后仅以58岁享年，突然抛弃了金銮殿，永远躺在了泰陵的地宫里。 六：结语 历史本就错综复杂，而染上政治的历史就更加扑朔迷离，究竟事实如何，功过孰定，也须时间的考定。
秦国经，1936年出生，河南汝阳人。24岁就到明清档案部工作了，并且一直从事明清档案T作，到他退休时，已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T作了37年，他所从事的一直是明清档案这一块工作。秦先生所积累的明清档案知识无几入能及，他本人也被称为清史专家。秦先生在T作时就有很多论文发表、著作出版，如《论乾隆帝治理宫廷的功绩》、《想有作为的光绪》等。而他退休后，更是笔耕不辍，独撰、主编了《紫禁城皇家生活全景》、《御笔诏令说清史》、《清代文书档案图鉴》等，还有本文要介绍的《明清档案学》。《明清档案学》是秦先生在退休后，用十几年的时间研究明清档案的积淀写就的力作。2005年于学苑出版社出版。秦国经先生将近四十年的档案1二作经验和长年累月积累的学识，都融进了这部57万字的巨著——《明清档案学》。拿到该书时，实在为该书的厚度惊叹，觉得这么厚的一本书，读完就得耗费很多精力吧，更何况是编写这部巨著!因此，不得不对秦国经先生感到钦佩。一、全书内容和结构梗概该书分七编，一共三十四章。第一编主要是历史背景，为后文的出场做引导，像论文的序言。第二编和第三编是对各馆所藏明清档案的介绍，让我们对明清档案的现状有一个大概的理解，主要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湾故宫博物院文献馆、辽宁档案馆、吉林档案馆、四Jlib案馆、山东档案馆等几十个档案保管机构所保存的明清档案以及民间的契约、谱牒等档案，还对国外留存的明清档案进行了介绍，从而展现了现存于世的2000多万件明清档案的全貌。第四编是按照档案的内容，分专题对明清档案进行介绍，有政务总类、宫廷皇族、职官吏役、军务、政法、民族事务、中外关系等十八类档案。第五、六、七编则是对明清档案业务丁作上的介绍，主要包括明清档案的开发和管理工作。从管理者的角度和工作思路告诉读者这些明清档案在编排上的内部联系，这就便利了我们进行明清档案的检索和查阅。章节之间的结构安排，我们会发现每一编根据需要会有所不同。第一编根据时间先后顺序，先明朝后清朝；第二、三编则按档案馆进行排序，先第一历史档案馆，然后是台湾和海外，然后是各省档案馆；第四编则更显示了其中的逻辑，作者将不同的内容进行了排序，总体来说是先政治，接着是文化，最后是经济，而政治当中又从皇族到宫廷，到官场，最后到百姓的一种自上而下的顺序。第五、六、七编里则按照档案管理和整到顺序的先后来排序了。该书的编排有很强的逻辑眭，像极了一篇行文紧凑的文章，步步相扣，紧紧相连。浑然一体。二、多功能性质品读《明清档案学》是一部拥有高尚灵魂的书。它的内容并不是单一的某一方面的，而是正如学界的评价：“既是研究明清档案、档案丁：作和明清档案事业的一部学术著作，同时也是检索利用明清档案的一部工具书。”…n，包罗了明清档案的万象。正是它的这些丰富的内容，使得该书具有多种功能，具体如下：1．史著功能：档案产生的相关历史背景介绍。在书的开始，作者安排了第一编的《明清王朝的国家机关与文书档案制度》，在该编当中，作者简要介绍了明清王朝的国家机构的设立及其改革，并重点介绍了这两个王朝的文书档案制度。例如作者在介绍明朝政治制度和国家机构的时候介绍了明朝废除行中书省，设内阁，立“三司”等等措施。而介绍两朝的文书档案制度则是更加直接地为我们了解明清档案服务了。介绍机构变更和文书档案制度将现今保存的明清档案形成、流传、归档、保管的整个过程像历史重现一样展现在我I'II艮前，对我们了解明清档案提供了大量的历史背景。当然，作者的这些介绍也意外地收到了另一个效果，即向读者展示了明清两朝的机构和文书档案制度发展史．让本书也拥有了“史著”的一个身份。而且，作者在介绍每一个馆藏档案的时候，还会对档案形成机构进行介绍，如在介绍清朝的内阁档案的时候，就对内阁这个机构的设立、职责、发展等做了简要的论述。同时，该书还有大量的史料分析、论述等，这也是它拥有“史著”性质的原因之一。如在第四编当中，对明清档案分类研究和论述的时候，作者基本对每一个类别的档案都做了一定的背景介绍。如在介绍政务总类的档案时，将清朝每一个皇帝都进行了介绍。这无疑对我们了解清朝皇帝和历史是有很大帮助的。2．全宗指南：各馆明清档案保管情况介绍。当开始介绍各明清档案时，作者采用了分馆介绍的办法。先是保管最为丰富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接着是我国各地和国外所藏的明清档案的介绍。在介绍每一个馆藏的档案的时候，作者都会对形成档案的机构和背景先做一下简单的介绍，然后再对该类档案的收藏情况做一下介绍，最后再将该馆是如何对这一类别的档案进行分类的予以说明，便于读者按图索骥。可以说这部分的内容使得该书很像各个档案馆关于明清档案的全宗介绍，因此，该书具有了一定的“全宗指南”的性质，读者可以根据这个指南在档案馆找到相应的档案。3．工具书：大量史料汇集。大量史料的汇集集中体现在第四编，《明清档案分类与历史研究》。在这一篇当中，作者将档案像图书馆图书分类般将明清档案按内容分类介绍。大类是政治、经济、文化三类，每个大类里再分小类。例如政治里有政务总类、军务、政法等等。而且十分值得赞扬的是在这一编的介绍中，列举了很多例子，有些例子就是档案的原文，例如一些关于光绪帝和慈禧的治病药方等。这让无缘看到档案的人在这里找到了一点弥补。同时该书后面的很多附录也再次说明了该书工具书的性质。本书一共有五个附录，每一个附录都具有很高的史料和工具书的价值。例如第一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明清档案个全宗一览表》，这个表对我们了解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明清档案分类自然意义不小，而第三个附录，《明清档案缩微品目录》，则更是对我们利用这些档案具有极高的价值。因此这些附录虽少，但却都是精华，都十分实用，也为该书增色了不少。4．丁作手册：明清档案工作方法介绍和指导。一部书能拥有上述几个功能已经十分了不起了，但是该书却超过了这个“了不起”，它还可以作为工作手册来被明清档案工作者借鉴。该书的最后i编，正是对明清档案管理、开发利用的指导。无论是其对档案的收集、整理、编目鉴定、保管、修复等方面都十分有借鉴意义，这些应该都是作者四十年来的工作经验的总结。还有作者关于明清档案的开发利用的方法建议也是十分具有参考意义的，以及最后的关于明清档案的现代化管理更是让我们接近了管理的新手段。所以说该书也具有工作手册的功能是一点也不假的。当然，一本书不管再怎么优秀，其中也难免还是会有一些瑕疵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2月1日起施行。”其他的还有《电子档案移交与接收办法》(档发[201217号)、《企业档案工作规范》(DA／T42--2009)、《会计档案案卷格式}(DA／T39--2008)、《缩微胶片数字化技术规范》(DA，r43—2009)、《数字档案信息输出到缩微胶片上的技术规范}(DA／T44--2009)、《文书类电子文件元数据方案》(DA／T46--2009)、《版式电子文件长期保存格式需求》(DA，r47—2009)、《基于XML的电子文件封装规范》(DA／T48--2009)。但大多数编写者对此认识不够，加上没有工作经验、对实际工作缺乏了解等，所编教材脱离实际，内容过时，这些新法规、新标准、新技术等不能及时反映到教材中来，不能满足一线岗位对档案管理知识和技能的要求。部分教材内容还停留在几年甚至十几年前的水平上。如《机关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文书档案保管期限规定》已于2006年颁布多年，但有的201 1年、2012出版的教材还在沿用1987年的相关规定。另外，调查显示，高职高专文秘、行政管理、外语类等专业毕业生主要去向是各类中小型企业，主要岗位包括文员、秘书、档案员、人事薪酬专员、公关人员、行政助理、外贸经理助理、会计员、营销人员、客户经理等。其中，有不少人要兼任会计。一z-+l-lLtk资格考试中的《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会计基础》等科目也涉及会计档案。这也要求高职高专档案管理教材应当与时俱进，适当增加或充实会计档案方面内容。目前，绝大多数教材还没有涉及此类内容。2编写体例不合适。从总体上看，近年来出版的高职高专档案管理教材，绝大多数没有突破传统的编写路子，编写体例还是传统的理论说教风格居多。即使是理实一体化、任务驱动式教材，也没有真正过渡到以培养应用能力为主的工学结合体系上来，与现今高职高专院校的教改、课改、校企结合、培养操作性人才的整体目标不相符。当前，按照“任务驱动”、“项目教学”等思路编写的高职高专档案管理教材，不少还不是真正的项目式教材。这些教材不外乎是将原来的，而这本书也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1)书名与内容有些出入。本书的书名是“明清档案学”，可是其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是明清档案的介绍、历史研究和管理，并没有介绍明清档案学这个学科，甚至连该学科的研究对象、任务等等都未进行深入的探讨，而书却用了这个名字，稍有不妥。若将书名改为《明清档案研究和管理)II更贴近书的内容。(2)体例安排上也有一些瑕疵。这主要是第四编中的第五章，关于明清档案价值和作用的探讨。如果将其移到第六编关于明清档案的开发和利用的开头，似乎能更合理。当然，瑕不掩瑜，尽管这本书存在一定的缺陷，但和其贡献相比，这些缺陷则微不足道了。最后要感谢秦国经先生为我们带来一部如此精彩的书，它将引领我们走近明清档案，了解更多的那些被尘封的故事。望采纳
陈小春主演的古装武侠喜剧《鹿鼎记》曾经风靡一时，马浚伟也因为饰演青年康熙而被大家所熟知，那个清秀白净的小玄子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49岁的马浚伟近日曝从北大工商管理硕士毕业，在这个快节奏的 社会 里，能够管理好自己的时间是一项很重要的事情，节时高效是每一个都市快生活人的要求，马浚伟就是这样一个特别会管理自己的人。
登上成功的宝座，除了超乎常人的努力之外没有什么捷径可以走，很多看起来风光无限的明星在背后都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努力，年轻时候的马浚伟也是一个自律性不高的人，但是经过人生的风雨之后他开始严守自律，他相信只要认真没有什么事是做不到的。
马浚伟做过歌手、演员，奔波在繁忙的工作中，站在闪耀的霓虹灯下，小有成就的他仍然努力向学给自己的人生充电，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是很多人望尘莫及的。
马浚伟进修北大管理学硕士的论文《微观经济与企业管理》查重率仅为％，扎扎实实的证明了马浚伟的学习成绩，不知道看到这个报道的翟天临和仝卓辈是否会找个地方把脸埋起来。
然而即使这样，马浚伟之后的回复中这样说道" 大家实在实在过誉了，也误会了！" 他表示自己不是本科生，是在香港初中毕业后就出来 社会 打工，两年前有幸进入北大的 EMBA，" 但我只是完成了北大 EMBA 的硕士课程，与你们真正考本科硕士是不一样的，我毕业的是课程，不是学位，不能相提并论！我获得专业知识，答辩顺利通过，合格完成整个课程我已经很感恩很满足了。"这样的回复使得那些标榜为学霸的人汗颜。
很多人到中年之后，被事业和家庭所累，学习进取的精神和动力都明显不足，大多数人都在碌碌的生活中自我安慰着这样很好，繁琐的生活已经令自己筋疲力尽更加提不起向学之心。
可是向学之路并不是只有获得学府证明这一条，平日里利用点滴时间读书，爱好一样运动，操持一支乐器，都是向学的路，有人会说，都一把年纪了读什么书都晚了。
其实读书永远都不晚，可能你在一时间看不到读书的作用到底体现在哪里，但是只要肯坚持你会发现书里的知识已经在你的脑海里形成了网络，慢慢的无声地通过潜意识影响着你的思维和行动。
这个过程可能是一年、五年也可能是某一瞬间，豁然开朗的感觉会令你不再迷茫，这是知识的力量，也是人生价值的提升，马浚伟就是看到了这一点，通过自己的努力给自己的人生披上新的色彩。
比起一些在日夜颠倒中疯狂，在自欺欺人中堕落的人来讲，马浚伟开启的是一段他们无法理解的人生，跨越苟且安逸这道梁的勇气只有自己可以获得。
马浚伟比起这些人还有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就是他活得更有理想，更洒脱，更懂得哪些才是为生命提供的营养的发展。
就在大家对他取得北大硕士学位进行赞美和羡慕的时候，马浚伟发文表示自己只是取得了北大硕士课程毕业，与那些真正攻读学位的学子们是不同的，几句简短的话里体现了他谦和的心态和实事求是踏实的人生态度。
当人生到达一个顶峰的时候，也是最容易飘忽跌落的时候，常怀一颗进取和感恩的心会化险为夷看到更远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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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再见
我最近在研究清朝历史，大清帝国，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是一部波澜壮阔的恢宏史诗，只是晚清时期，以慈禧为首的末代皇族，没有承启前人的雄浑乐章，一帮败家子，毁掉了大清的江山基业！ 纵览大清十二帝，其中不乏雄才大略的康、雍、乾三帝，开创了大清盛世。十二皇帝，千秋功罪，史家自有评说。以在下看来，康熙皇帝，乃是最为了不得的一代帝王。真可谓“秦皇汉武，稍逊风骚。唐宗宋祖，略输文采。清代康熙，雄才为略，无人可比”。在我开来，历代帝王，屈指数来，其文采武略，无出其右。清史记载，康熙皇帝十分重视科学家。康熙年间，西洋的自然科学传入中国不久，一般读书人都看不起。康熙却笃爱之极，以至到了废寝忘食，痴迷如狂的地步。康熙于数学、天文、历法、物理、生物、外语、工程技术等自然科学，无一不懂。 同时，他十分重视科学，尊崇科学人才。 当他看到科学家梅文鼎著的《历学疑问》时，欣喜地说：“我留心历算多年，此事我能决其是非，将书留在这里，让我阅览后再发吧。”他仔细阅读，亲加批注，给予高度评价：“甚细心，且议论也公平，此人用力很深。”公元1705年，康熙在南巡途中，在船上亲自召见梅文鼎，一连晤谈三次。事后康熙对别人说，他自己虽然留心历象、算学方面的学问，但“此学如今通晓的极少，像梅文鼎这样精通的人真是罕见。”因此，他亲书“绩学参微”四个大字赠给梅文鼎，表彰他的成就。连康熙亲自主持编纂的《律吕正义》成书后，也立即寄给梅，请他审阅和指正。 康熙还把一些才华出众的中青年人才放在自己身边，亲加教导。他把通晓天文历法的进士陈厚耀召到南书房，“命至旁座”，亲自教授“西洋定位法”、“虚拟法”,又将陈厚耀召至渊鉴斋，“问难反覆”。另一位著名科学家明安图，是蒙古正白旗人，在历象方面很有成就，官至钦天监监正。康熙帝发现他的才智与众不同，十分宠爱，外出巡幸时命他随行。一路上，康熙对明安图耳提面命，像老师和弟子一样，“受数学于圣祖仁皇帝，精奥异人”。康熙把梅文鼎、梅珏成召至宫中，令他参加历法和算学编纂工作，又教他“借根法”。梅珏成自称“供奉内廷，蒙圣祖仁皇帝授以借根之法 。敬爱而读之，其法神妙。” 康熙经常让大臣推荐民间有奇技博学者，“凡有一技之能者，往往直召蒙养斋”。由于康熙重视科技人才，这个时期的自然科学得到了发展。在中国科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几项，也是这时完成的。其中《数理精蕴》一书，对当时引进的西方数学知识作了很有条理的编排，绘图立表，又同古代数学进行了比较性的研究，是一部“贯彻中西之异同，而辩订古今之长短”的著作，被称为“实为从古未有之书，虽专门名家，未能窥高深于万一”，代表了当时数学发展的水平。
满清统治者的防汉、制汉心理是资本主义不能发展的主要原因 一道闪电 从四大发明在欧洲和中国不同命运看满清统治者防汉、制汉策略的恶劣。 什么是产生“文艺复兴”的社会存在?戴逸先生简单地认为是财富的累加，经济的繁荣。这点是不对的，马克思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可见关键的因素在于生产力和新的科学技术而非财富的累加。 美国学者卡特说:“欧洲文艺复兴初期四种伟大发明的传入，对现代世界的形成，曾起到了重大的作用。火药的发明，消除了封建制度，创立了国民军制。指南针的发明，导致发现了美洲。造纸和印刷术替宗教改革开了新路，并使推广民众教育成为可能。” 印刷术:欧洲以前是用羊皮纸，书是抄的，书籍非常稀少而昂贵。印刷术的出现特别是古希腊文献的大量印刷，使得文化传播交流变得方便，这是文艺复兴的最基本物质条件。见《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而满清呢?康雍乾三代的“文字狱”使得中国的文艺复兴成为不可能。 火药:恩格斯说:“它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了变革，火器的采用不仅对作战方法本身，而且对统治和政治关系起了变革作用。要获得火药就要有工业和金钱，而这两者都为市民所占有。因此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对封建贵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反杜林论》) 火器的使用使得战争成为平民的职业，火药使得资本主义在欧洲大陆胜利。而火药在中国仅仅成了驱魔的利器和过年的玩具，可见满清对火器的禁用，是经过深谋远虑的。 指南针:指南针带来航海术的进步，地理大发现，殖民地和种植园的世界分布以及世界大市场、商品大流通，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传播帮助欧洲资产阶级走向世界。而在满清，指南针仅仅沦为风水先生的罗盘，可见满清海禁的危害。 对比四大发明在欧洲和中国的不同境遇，大家应该明白了为什么中国资本主义革命难以产生的原因了吧! 正是满清统治者为了防汉、制汉而扼杀了科技的应用、发展，阻碍先进文化和科技的引进。造成资本主义难以诞生和发展，戴逸先生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 四大发明在西方起到的巨大作用正说明:满清时期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生产力发展起着巨大的阻碍作用，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时还谈什么“盛世”，岂不是荒谬。 文字狱、闭关锁国满清王朝的这两大恶政彻底终止了中国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化的进程。而这两大恶政推出的根本原因在于满清王朝防汉、制汉的心理。 大家都知道海外贸易对于中国走向商品社会，融入世界先进文化和主流是多么重要。但是满清在台湾收复后仍然推行海禁是为了什么目的呢? 南洋禁海令其真实目的是为了禁止中国商民前往西洋占据的吕宋，严防汉人聚集，与西洋人结合颠覆满清统治。“设禁之意，特恐吾民作奸勾夷，以窥中土”(道光《重篹福建通志》)康熙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眹临御多年，每以汉人为难治，以其不能一心之故，国家承平日久，务须安不忘危”。他已经意识到西方强大的对手就要来临，为了防汉却消极封闭。 马克思指出:推动这个王朝实行这种政策(闭关锁国)的更主要原因是它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十七世纪的大约前半个世纪里即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所怀抱的不满情绪。由于这种原因，外国人才被禁止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马恩全集第九卷115页) 满清文字狱是出于防汉心理对一个民族进行疯狂的文化清洗，常常是抄家灭族，祖先、子孙、活人、死人连同众多无辜者一起遭殃。是威慑恐怖。震慑效果空前绝后。 满清文字狱的密度吓人，据统计，在清王朝268年的统治时间里，发生了160余起文字狱，几乎一年半一次，主要集中在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至乾隆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乾隆在位63年，制造的文字狱有130余起，一年两次还多;其定罪范围大大超过了顺治、康熙和雍正，而且将打击对象从主要是士大夫阶层扩展到民间百姓，几乎成了一场全民的劫难;许多名人志士因此而蒙难，其中吕留良、屈大钧、王锡侯、金堡、戴名士等都是文字狱的受害者，有的不仅被斩首，而且子孙株连坐罪，甚至家族同遭毁灭;有的甚至追究已故作者，挖墓戮尸，惩办后人。文字狱株连甚广，令人心惊胆战，此间全国上下一片风声鹤唳。 乾隆朝还有独特的疯汉获罪现象，占文字狱的25%，疯汉常常是被陵迟，疯汉临死前痛苦的号叫在宣告:文艺复兴从此在中国成为不可能。 满清统治下的文字狱，如同黑暗的欧洲中世纪一样，思想领域实行强控制，不光政治文化的书籍要禁，就连科学技术也不放过，《几何原本》、《天工开物》大批明代的科技成果或毁或弃，只要和官方的程朱理学不统一的，都要禁止。明末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就此完全中断。 康熙皇帝学习科技是为了炫耀。出于对于汉人的威慑和警惕，满清王朝限制火器引入和发展，漠视西方科学技术，失去大好时机 有人夸赞康熙皇帝学习西方科技，但是别忘了康熙学习西学的局限性，这种学习局限在宫中，引进西学也有限。他的动机和目的又是什么呢?康熙自己说:“眹幼时，钦天监汉官和西洋人不睦，……眹思，己不思，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而愤而学焉”。他是为了强化皇权。学习西方科技不是国策，也没有形成社会风气，所以皇帝态度一变，风气就转。其次是为了炫耀自己。南怀仁说“他通过这件事，……便在其周围的贵人面前，能夸示自己的学问而得意!”。他还以天文知识拷问作弄汉臣为乐。据李光地记录:康熙说“你们汉人全然不晓得算法，惟江南有个姓梅的他知道些。他俱梦梦。”这实质反映了一个落后的少数民族统治者的独特心理。恩格斯指出:“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地发展，摧毁了大批生产力。但是在长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他要求满洲贵族不忘祖宗遗训，勤习骑射，以武艺威慑汉人，又研习西学，用新的科技知识对付汉人的文化优越感。 他对于采矿、冶金、机械是很少涉猎的。在战争结束后，出于防备汉人心理，限制武器的发展。 康熙下旨说:“子母炮系八旗火器，各省概造，断乎不可，此事不准行。”明知西方船坚炮利他就是不准备改进。在科学制度上康熙是最大的法官。要根据康熙的观点来行事。比如有人给康熙看《阿尔热巴法》代数新法，康熙不喜欢于是不准颁行。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说:“康熙对于数学仅略窥门径，音乐则更茫然无知”。 白晋评价在《康熙皇帝》中说:“把热爱科学的强烈感情与专心致志的研究实践结合起来，对于一个中华帝国的皇帝来说，与其受到赞扬，不如说应该受到责备。”“复兴灿烂的文化……除垂范于民，除宣传这种精神别无良策。”康熙和彼得大帝是没法比的，他没有建立科研机构，没有派人出国考察，不鼓励臣民科学探索。 所以到了雍正、乾隆他们对西方科技根本没有兴趣，追求的只是西洋玩物。有技艺的传教士成为满足他享乐欲望的御用工具，做钟处成了玩具作坊。在他的影响下王公大臣无不追求西洋奇物。这股西洋风不过是享乐奢侈风。成了儒家批判的“奇技淫巧”，对中国社会发展只有消极影响，而无积极作用。 满清统治者为了维护其部族的统治压抑民智 就以最为关心科技的康熙来说:他明明知道西方在大力发展科技，日后必然发达对中国构成威胁，但他仍然主张闭关锁国，愚民政策。 他不支持传教士向中国的学者介绍西方科学知识，不鼓励中国学人参与中西文化交流。洋人教师张诚在日记里写道“他告诫我们不要在我们所去的衙门里翻译任何关于我们的科学的东西，而只在我们自己家里去做。”。英国使节斯当东说:“据说中国有几位君主从外国传教士方面学习外国丰富的数学知识。但中国政府的政策不使这门学问普及到群众中去。他们怕算学知识普及后，本国人能算出日蚀、月蚀，能制出历本来，皇帝在老百姓中的威信就要降低了”。 当时宣传科学的朱方旦因为罪名是将九五之尊和下贱臣民混淆贵贱，传播科学而被杀。 到了乾隆，他对自然科学毫无兴趣。关心的是西洋玩艺，这时西学东渐就衰落了。日心说的传播详细介绍是蒋友仁开始，《增补坤舆全图》有日心说天文学部分，但是被乾隆锁进深宫。《四库全书》虽有西洋部分，但是一般来说清朝纂修《四库全书》的馆臣对于“西学”目录著作大都采取贬低和排除的态度。 《四库全书》馆臣还对利玛窦进行了批判，说天主教违背儒家学说，危及封建统治“欲人舍父母而以天主为至亲，后其君长而以传天主之教者持国命，悖乱纲常，莫斯为甚，岂可行于中国哉!”必须严令禁止。天主教书籍必须“概从屏斥，以示放绝”。编辑出版者必须受到批判“以著左袒异端之罪焉”。 满清统治者的防汉、制汉心理是西学东渐衰落的主要原因。也是资本主义不能发展的根本原因。 从利玛窦的《交友论》不同境遇看明清两朝的知识界风气，理教盛行的原因还是防汉心理在作怪。 利玛窦进入中国后的第一篇印刷品不是宗教和科技而是《交友论》，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事情不大，但是足可引起人们的思考。 利玛窦 的《交友论》说:“人与人之间皆兄弟也，吾友非他，即我之半，乃第二我也，故当视友如己也。友之于我，虽有二身，其心一而已。交友独知利己，是商贾之人，不可谓友也。” 利玛窦主张的朋友之道是相互依靠，贫富通财，共享共有的关系，引用西塞禄言:“友之所以贵于亲者，亲可以失爱，而友则否。无爱，即不成其为友，而亲仍不失为亲?” 这正是西方交友之道平等，西方价值观博爱精神的体现。 众所周知，儒家传统观念，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存在着亲疏远近、轻重厚薄的差别，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间的关系显然重要得多。《交友论》显然是反传统的。《交友论》在明末引起极大反响，冯西京说:“人有友生”，“友之所系大矣哉， 君臣不得不义，父子不得不亲，夫妇不得不亲，夫妇不得不别，长幼不得不序，是无可无交”，冯试图把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间看作是朋友间的平等关系为基础的新型关系。《刻交友论序》。 在《交友论》中利玛窦试图贯穿儒家的“五常”，友之职，至于义而止，智者欲离浮友，信于仇者尚不可施，况于友者?德志相似，其友固始。 冯西京说“爰有味乎其论，而益信东海西海，此心此理，同也”。《交友论》是欧洲基督教人文主义与中国儒家思想初步融合的产物。正符合明末结社，交友的社会思潮和风尚。 该书出版后，一再翻印流行。利玛窦说:“它到处受到知识阶层的赞许，流传于各省，并往往被权威作家在其他著作中引用。在一个短短的惊人的时期，这部书被当成做标准读物为人们所接受”(《利玛窦中国札记》) 而满清理教盛行，此类交友论是不合时宜的。《四库全书》馆臣批判《交友论》说:“ 视其人之友如林，则知其德之盛;视其人之友落落如晨星，则知其德之薄。是导天下以滥交矣。一相友而即同财，是使富者爱无差等，而贫者且以利合，又岂中庸之道乎?”他们反对交友之道的普遍意义以及爱无差等的思想，这也正符合满清政府对天下人分而制之，让中国成为一盘散沙的国策。康熙说:“汉人心不齐，如满洲蒙古，数十万人皆一心。每以汉人为难治，其不能一心之故。眹临御多年，每以汉人为难治，以其不能一心之故,国家承平日久，务须安不忘危” 可见满清为什么会理教盛行，这和满清特有的民族压迫有不解之缘。 作为一个落后的少数民族，满清统治者心中始终横着对汉人的猜疑和防范。随着西方东渐的潮水不断上涨，他们心中的畏忌也不断加深。把中国和世界隔绝开来。防止汉人和海外勾结危及统治。以禁教令和禁海令为标志。满清的海外政策发生逆转。步步后退，日益封闭。更不用派出去看看世界了。 本论文大部分资料摘录自 《康雍乾三帝与西学东渐》，《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 我支持这个观点，从客观上游牧民族就比农业区的人落后，在加上为了防止汉人的反抗当然采取了比较严厉的镇压手段，对民族的发展起到了非常恶劣的阻埃，在六君子变法的时候其实就是个很好的机会，可上满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毁了他们自己
这个问题够写一篇几万字的毕业论文了。。简单说来，就是：吏治腐败，民不聊生，积贫积弱，天灾人祸，大势已去，朝中鲜有可用之人崇祯17岁弟及兄位，登上大明帝国的至尊之位，除阉党，控朝局，但很多事情不是他尽一人之力就可“挽大厦于倾危”的，《明史》有云：明亡于党争。再加上皇太极领兵于关东时，正逢黄河流域大旱，朝廷无力赈灾，饥民泛滥，遂成流民，更引来李自成农民起义的星星之火。故内忧外患，回天乏术。1644年4月25日（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崇祯帝登上自缢于寿皇亭。生而以身许国，死以以身殉国。
1、一天，小猪看到一个小猫，小猪就说了：“别看我懒，但是我是个很可爱的动物！”说完，小猪摇了摇屁股。小猫看完之后，对猪也摇了摇屁股，这时候，一个美女看到了，就把小猫抱了起来，养成了宠物，而那只猪因为摇屁股，是对屠夫的挑衅，结果被杀了。2、一直孤独的小猪仔在街上寻找自己的老妈，可是找了很久都找不到自己的老妈，终于，小猪猪看到一个老狗趴在那里，小猪冲过去说：“你看到我老妈了么，黑底白花的？”老狗看了看小猪，指了指上面的挂钩，说道：“整个拿走是不可能了，不过你可以一斤一斤取走！”3、一头猪陪自己的母猪老婆一起在猪圈乱逛，这时候看到一个种...
是有人回答你那也是去复制的 不可能原创啊下面给你一篇作参考吧我不喜欢一个苦孩求学的故事。家庭十分困难，父亲去世，弟妹嗷嗷待哺，可他大学毕业后，还要坚持读研究生，母亲只有去卖血……我以为那是一个自私的学子。求学的路很漫长，一生一世的事业，何必太在意几年蹉跎？况且这时的分分秒秒都苦涩无比，需用母亲的鲜血灌溉！一个连母亲都无法挚爱的人，还能指望他会爱谁？把自己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位置的人，怎能成为为人类献身的大师？我也不喜欢父母重病在床，断然离去的游子，无论你有多少理由。地球离了谁都照样转动，不必将个人的力量夸大到不可思议的程度。在一位老人行将就木的时候，将他对人世间最后的期冀斩断，以绝望之心在寂寞中远行，那是对生命的大不敬。我相信每一个赤诚忠厚的孩子，都曾在心底向父母许下“孝”的宏愿，相信来日方长，相信水到渠成，相信自己必有功成名就衣锦还乡的那一天，可以从容尽孝。可惜人们忘了，忘了时间的残酷，忘了人生的短暂，忘了世上有永远无法报答的恩情，忘了生命本身有不堪一击的脆弱。父母走了，带着对我们深深的挂念。父母走了，遗留给我们永无偿还的心情。你就永远无以言孝。有一些事情，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无法懂得。当我们懂得的时候，已不再年轻。世上有些东西可以弥补，有些东西永无弥补。“孝”是稍纵即逝的眷恋，“孝”是无法重现的幸福。“孝”是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往事，“孝”是生命与生命交接处的链条，一旦断裂，永无连接。赶快为你的父母尽一份孝心。也许是一处豪宅，也许是一片砖瓦；也许是大洋彼岸的一只鸿雁，也许是近在咫尺的一个口信；也许是一顶纯黑的博士帽，也许是作业簿上的一个红五分；也许是一桌山珍海味，也许是一只野果一朵小花；也许是花团锦簇的盛世华衣，也许是一双洁净的旧鞋；也许是数以万计的金钱，也许只是含着体温的一枚硬币……但在“孝”的天平上，它们等值。
一名不见经传的其貌不扬的男子赢得了马拉松比赛冠军，可谓是一匹黑马。记者把男子围的水泄不通，追问成为冠军的秘诀。男子说：秘诀？没有秘诀。记者:冠军您真是谦虚了，这世上没有不劳而获，能拿到冠军肯定是下了一番苦工的。想必是私底下做了什么特训吧？男子：特训是没的事。要说真有吧，那就是我每天在村里跑来跑去的，跑习惯了。你想啊，现在在城里上个厕所都要收费；农村里想跟人讲句话，打个电话还要收费。我们都是穷人，为了不花那冤枉钱，我几乎每天从这个山头跑到那个山头。这次是不小心拿了个冠军。
英文的么？我觉得你的选题虽然新颖，但也因为新颖所以有难度。首先第一部分introduction 你可以写一下你为什么想写这方面的论文 研究这个的现实意义 目前国内外关于字幕翻译的研究...第二部分 literature review（文献综述） 这部分你主要写一写翻译理论就可以了第三部分 我觉得你选一些电影的字幕翻译 从某个角度分类 然后逐个分析第四部分 从分析中得到的结论 第五部分 你的结论对学术、社会研究。。。之类的有什么帮助 存在的问题 未来的研究可以借鉴的 等等就你的专业而言，看一些翻译理论的书来充实自己，起码动笔前有思路。更重要的是看学长们写的优秀论文，尤其要找你想写的方面的看。 这一步对你未来的写作才是至关重要的。希望我的回答有帮到你。
这个题目挺好的~~挺有研究价值的。应该多举些例子，比如说一些经典电影的字幕什么的。老友记也是比较经典的，祝你成功哦~~
论秦始皇的“法治主义” 秦始皇称帝后，主张“事皆决于法”，[1]从而高扬起“法治主义”的大旗，以理天下。直到今天，法治主义也是个十分诱人的主张，而法制社会更是今人努力在追求的一种理想社会境界。难道在几千年前，这位极权皇帝就已经实行了法治主义吗？到底什么是法治主义？秦始皇搞的“事皆决于法”是否是法治主义？这对于了解中国传统的法治思想将不无益处。 一 要想搞清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从中国法律的起源谈起，否则就很难正确理解秦始皇的“法治主义”的特定内涵。 说到“法”的起源，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情况。就中华法系而言，它是中国伦理文化的特殊产物，所以，我们的“法”的概念和内容无处不打上这种文化的印记。 在战国以前，中国社会本无“法”的概念。追溯到原始社会，确切地说在“五帝”时代，规范人们社会行为的是“德”。古书上说：“五帝用德化”[2]；“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3]，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原始社会结束后，到了原生态的国家夏、商、周时代，“礼”代替了“德”，并且逐渐形成了“以礼治国”的重要原则。“礼”为什么在此时能够代替“德”来规范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呢？古人对此曾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做“大人世及以为礼”[4]。从这句话所透露出来的消息看，它无疑在暗示“礼”起源于国家出现之后、为了保证权力私有的世袭制。我们觉得这种解释是非常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 从此，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具体地说是从夏代到春秋时代），“礼”作为国家出现后的规范社会成员行为的特殊工具，似乎起到了法律的作用。但是我们说，“礼”与“法”却有本质的不同，对这点古人区别得极为清楚。古人就此阐释说：“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5]表面看去，虽然二者都是对社会成员行为的规范，但“礼”更强调对人的行为动机的限制；而“法”则更强调对人的行为结果的限制。所以，前者讲究教化的作用和行为主体的自律，而后者则是国家对行为主体所施行的社会性强制措施。因此，“礼”与其说它近似于“法”，还不如说它更近似于“德”这种伦理范畴。历史证明，“礼”确实源于原始的“德”，但它在扬弃了原始的“德”的某些内容之后，又注入了前所未有的阶级内容，并且将其置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上。夏、商、周三代所以被称为“礼治社会“的原因就在这里。 人们也许会问，难道在夏、商、周那样的国家中就没有类似法律的强制手段吗？那倒并非如此，相反，在以阶级压迫为内容的国家中，没有法律这种强制手段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我们知道，中国国家的形成走的是一条一个血缘族团征服另一些血缘族团的道路，它与希腊那种由原始氏族内部贵族与平民相互斗争，最后由氏族平民取得胜利而形成的民主国家是不同的。希腊人强调的是“宪法”及其“宪法”下人的权利，而我们最初的国家法律主要是由征服者强加给被征服者头上的种种极其残酷的惩罚手段，我们对这种惩罚手段有一个特殊的称谓——“刑”。所谓“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薄刑用鞭扑。”[6]不过，在夏、商、周时代由于大致坚持“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7]的原则，所以“法”，或者更正确地说“刑”，从理论上讲并未成为规范人们社会行为的主要工具。然而，一个惯于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迟早会将压迫他人的手段强加在自己人的头上。按之史实，仅在西周时代，统治者就大肆宣扬“明德慎罚”[8]，忙于抛出“九刑”、“吕刑”来“威民”，这不是很说明问题吗？在这里，我们要着重指出的是，从历史上看，中华法系从它出现之日起，就不是以保障人的权利不受侵? 肝�康牡模��鼋鍪且恢侄匀说某头J侄巍?nbsp; 到了春秋时代，社会发生了“礼坏乐崩”的巨变。在这场巨变中，传统的“礼”再也无力用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了，于是社会陷入空前未有的失序状态。在血与火的熬炼中，人们不约而同地在思索着一个问题：如何重建社会的有序性？为此，在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中，各个学派竞相抛出这方面的主张。其中法家学派所提供的一套有关这方面的理论引起了秦国的专制君王，诸如秦孝公以及后来的秦始皇的特别兴趣。法家理论的出发点是“暴力万能论”和“君权绝对论”。在这个大前提之下，这一学派力倡将过去作为“礼”的辅助手段的“刑”提升到规范社会成员行为的主导地位，用以代替渐趋失灵的“礼”。法家人物把经过他们改造过的“刑”称之为“法”。这种“法”虽然也不遗余力地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9]，但它决不是宪法、私法，而是适应战国时代那种战争状态的军法和刑法，一句话，是专制君王使用暴力手段实现国家意志的唯一工具，可见，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法”，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渗透着令人畏惧的血腥气。 二 我们说过，秦始皇极力主张“事皆决于法”。然而却又“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10]难道秦始皇的思维发生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悖谬？否，对于秦始皇及其追随者来说，这二者之间不仅不是矛盾的，而且简直就是统一的。因为秦始皇自认为他就是“法”的化身。他既是立法者，也是司法者，还是执政者，总之，他代表三位一体的国家意志。所以，“事皆决于法”还是“事皆决于上”，在秦始皇及其追随者看来完全是一回事，根本没有任何区别。对他来讲，“法治”也就是“人治”，而“人治”也就是“法治”，两者毫无对立可言。我们只有从这里出发，才能真正地理解秦始皇的“法治主义”。 秦始皇所以能够走上“法治主义”的道路，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对战国时代的特殊情况考察后，我们得知，虽然当时诸子百家提出形形色色的政治学说，但到了战国晚期，“七雄”之间白热化的厮杀清楚地告诉人们：只有“法治主义”可以救乱世。因此在这时，“法治主义”几乎成为一股压倒一切的强劲的社会思潮，即使是以宏扬“仁义”为己任的儒家思想大师荀况也公然将“法治主义”塞进自己的学说中，以此来迎合时代的需要。至于他的高足弟子韩非和李斯的弃儒投法，就更能说明这个时代的风气了。秦始皇沐浴在这样的时代气氛中，自然要受到这种时代风气的熏陶。 此外，在战国“七雄”之间长期的力量角逐中，秦国最终取得了绝对的优势地位，特别是在秦始皇即位之初，这种优势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定局。而这种优势地位则明显地标志着秦国自秦孝公以来的“法治主义”的胜利。史册有证，秦自孝公以后的历代君主，几乎都是“法治主义”者。这种传统的形成并非因为秦国的君主代代都是天生的“法治主义”者，其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商鞅变法使“法治主义”在秦国扎下了深深的根，在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形成了系统的、牢固稳定的、有可操作性的一整套制度。这套制度制约了、支配了秦国历代君主的意志和行为，使他们无法偏离秦国既定的“法治主义”的轨道。 不过，在这里我们也决不能忽视人的个性，特别是握有绝对权力的专制君王的个性对历史进程的重要影响。如果历史的进程可以假设的话，我们设想秦始皇的生父吕不韦当了秦国的国君（完全有这种可能），统一后的天下能否出现像秦始皇治下的那种暗无天日的情况？我们说，肯定不能。我们从反映吕不韦政治思想的《吕氏春秋》中了解到，吕不韦积极倡导、实行开明君主专制，反对严刑酷法，允许思想的自由化和多元化，试图实行分权制……这些主张基本上是与秦始皇的政治思维针锋相对的。问题是在公元前221年，并不是吕不韦成了大秦帝国的皇帝，而是他的私生子秦始皇。 验之史实，可以清楚地了解到，秦始皇与吕不韦的人格形成过程是有所不同的，秦始皇从年轻时代起就被秦国的特殊的文化环境熏陶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法家人物，从而表现出极强的“法治主义”精神，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法家理论，对法家大师韩非钦佩得五体投地，四处网罗各国的法家人物，坚决按照法家的“君主极权论”和“暴力万能论”来建构新国家的模型，坚决推行武力统一中国的铁血政策。这些表现除了到秦国的“法治”传统中寻找根据之外，我们也决不能忽视秦始皇本人的人格力量。中国特色的“法治”往往需要一个铁碗人物，一个政治、军事强人！在国人看来，一个平易近人、感情丰富，或者一个慈悲为怀、懦弱无能的君王，根本无从承担起推行“法治”的重任。秦始皇恰恰不是这类君王！少年时代苦难的经历，扭曲的家庭生活，父亲、母亲给他的尊严蒙上的耻辱，过早地对宫廷深处尔虞我诈的内幕的了解和把握，……凡此种种，都必然促使他不再相信人的善良和人的诚实。这样，也就使他很自然地向荀子、韩非的“人性恶”的说教靠拢，使他眼中的人际关系除了“利”、“害”二字之外，别无他物。父亲为了活命可弃他而不顾，母亲为了寻欢作乐可让他蒙羞受辱，更何况他人了！他的心态在自卑中严重失衡，他的理智在磨难中逐渐成熟。失衡的心态渴望平衡，理智就给他指出一条唯一可行之路，那就是孜孜不倦地追求绝对权力，那就是要冷酷无情地奴役他人。他认为只有如此，才能补偿自己精神上的惨痛损失。所以，他从很早的青年时代起，就迫使自己感情的琴弦停止颤动，就与“严而少恩”[11]的法家理论一拍既合。于是，秦始皇冷血冰心般的个性与时代的需求终于找到了最佳结合点。 进一步讲，对秦始皇来说，他所以无限钟情于“法治主义”，那是他在很大程度上把“法治主义”看成是他的强力意志、优势意志、占有欲、权势欲的最充分的表现。而这种“法治主义”在他后来荡平群雄的统一战争中，也确实十分奏效，况且这次旷古未有的“奇功”又给予他以极大的心理满足。从而使他更加深信，“法治主义”是万能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既然强大的宿敌都能在他的强力意志、优势意志下摧眉折腰、俯首称臣，那么，千百万手无寸铁的黎民百姓又何足道哉！所以秦帝国建立之后，秦始皇决心把他的“法治主义”在天下全面铺开，以便用这个冷酷无情的武器，随心所欲地驱使天下人为满足他的个人意志服务。 问题是，在秦始皇的眼中，“法治主义”何以会有如此令人慑服的威力呢？ 那是他认为，“法治主义”的最大威力就在于它的“重刑主义”。在统一天下之后，他之所以刻不容缓地把“专任刑罚”定为秦帝国处理国家事物的指导思想，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不过，“重刑主义”并非是秦始皇的专利，它实际上早就是构成法家学说的一根重要的理论支柱。商鞅很早就倡导过“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12]的政治主张。所谓“重刑主义”，就是轻罪重罚，就是用恐怖手段制造一种威慑力量，驱使民众就统治阶级之范。但我们也必须指出，第一，商鞅在主张“重刑”之外，还补之以“厚赏”。第二，商鞅在主张“重刑”的同时，还没有忘记“重刑”的道义的基础，即“去刑”。不过，商鞅的“重刑主义”在秦国后来的政治实践中很快就发生了形变，他的“重罚厚赏”逐渐演变成“重罚轻赏”。到了秦国统一中国前夕，秦始皇的思想导师韩非已经在极力鼓吹“重罚少赏”了。他说：“重罚少赏，上爱民，民死赏；多赏轻刑，上不爱民，民不死赏。”[13]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韩非无非是在坚持恩威并施的“赏罚论”的前提下，把法家学说的重点有意转移到突出“罚”的作用上。可韩非毕竟是个理性主义者，为此，他也曾警告说：“用赏过者失民，用刑过者民不畏。”[14]也就是说，无论赏罚都要有个合理的限度，超出这个限度，赏罚就会失去它的作用。可惜的是，在韩非建构的君主极权理论中，这种合理的声音非常微弱，以至于完全被秦始皇忽略了。“重刑主义”到了秦始皇手中，它的道义基础，它的合理限度，完全被抛到九霄云外。秦始皇既不主张“以刑去刑”，也不主张“重刑厚赏”或“重刑少赏”，而是主张“专任刑罚”的“重刑不赏”！这种极端思想被秦始皇的政治设计师李斯表达得淋漓尽致，他说：“名主圣王之所以能久处尊位，长执重势，而独擅天下之利者，非有异道也，能独断而审督责，必深罚，故天下不敢犯也。”[15]我们从“法治主义”在秦国异化的轨迹中不难看到，“法治主义”到了秦始皇手中，已经完全偏离了它“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16]的初衷，而成为独裁者秦始皇“举错暴众”，与民为敌的残忍而野蛮的统治工具了。 “法治主义”所以发生了如此可悲的质变，我们还需要到法家思想体系的内在悖论中去寻找。法家的政治理想是寻找一个具有“法治”思想的铁血君王，让他去收拾天下的残局，这位铁血君王应是这样的英雄：他能够用最野蛮、最残暴、最虚伪、最阴险的手段去奴役民众，然后使民众获得解放。据法家说，寰区要想“大定”，海县要想“清一”，苍生要想“获救”，天下人就得先忍受这位“救世主”的奴役！正是法家学派这种荒谬的悖论，才创造出秦始皇这样一位前无古人的极权主义者。法家学派为了制造这类英雄，拼命鼓吹“明君独断”、君主极权，指望这类英雄挽狂澜于既倒，还世界一个清凉。他们哪里知道，一旦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无法限制的绝对权力落到某个英雄的手中，它不仅必将成为某个英雄满足个人私欲的工具，而且奴役苍生的镣铐非但不会被打开，相反，这副镣铐会变得更加沉重！ 秦始皇就属于这类英雄，而他的“法治主义”则是赠给翘首盼望“解放”的民众的一副更加沉重的镣铐。 三 秦帝国统治的十五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之一，这种黑暗完全是秦始皇“专任刑罚”的“法治主义”造成的。 历史记载，秦始皇对“黑色”情有独钟，他认为黑色是一种吉祥的颜色。他在统一天下那年（前211年）的御前会议上，曾亲自规定“色尚黑”，即“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16]秦始皇如此喜欢黑色，除了他根据战国时代阴阳家《五德终始说》那套神秘理论推导出来的秦为“水德”，水色玄黑这套胡言乱语之外，还应该向秦始皇的内心深处探究。心理学认为，对颜色的心理反应，乃是一个人价值观念的外化。不同志趣的人对赤、橙、黄、绿、青、蓝、紫以及由这七种色彩合成的白色会有不同的偏好。因为不同的颜色可以与人们不同的审美情趣产生共鸣。有趣的是，古往今来很少有人喜欢黑色。因为黑色被视为是不祥的颜色。黑色是光明被吞噬后的黑暗，是恐怖，是毁灭，。但正因为黑色有如此这般的象征性，所以秦始皇才对黑色情有独钟。对秦始皇来说，他太熟悉黑暗了：在赵国邯郸的人质生活不是一片黑暗、一片恐怖吗；秦国宫廷中的生活何尝不是一片黑暗，一片恐怖；那持续了几十年的充满血腥气的统一战争尤其是一片黑暗，一片恐怖；他那时常受到死神威胁的羸弱多病的身体，更使他的精神世界弥漫着一片黑暗，一片恐怖。总之，他的生活始终在与黑暗和恐怖相伴。黑暗扼杀了他的童年，夺走了他的欢乐，淹? 涣怂�怨饷鞯你裤剑�舾��慕鍪且豢爬淇岬男模�约岸运劳龅目志搴透甙恋墓露馈5��故欠浅8行缓诎担�蛭��呛诎抵�土怂�痔�愕囊庵荆���钦飧痔�愕囊庵静攀顾�ぷ叛�骱褪�堑巧锨Ч诺谝坏鄣谋ψ��佣�迪至怂�耐纷�碓浮K�运�裨藓诎怠⒖植馈⒒倜稹?nbsp; 如今四海之内的臣民都已匍匐在他的脚下，诚惶诚恐地期盼着这位“兴义兵，诛残贼”[17]的皇帝能够在战乱之余赐给他们以福祉、和平和光明。可秦始皇却不这么想，他认为只有他一人有资格从黑暗中阔步走出，享受光明的沐浴，而那些芸芸众生为了给他营造一个一系万世的永恒帝国，则必须仍然留在黑暗、恐怖、毁灭中。出自这种专横的设想，他在统一战争刚刚结束，就立刻建立起以“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而不赦”[18]的意识形态霸权，即“法治主义”。 从此，秦始皇的“法治主义”就成了一把悬剑，时刻高悬在秦帝国数千万臣民的头上，迫使他们按照他的绝对意志去建造宏伟的宫殿，去修筑豪华的骊山墓，去赶筑举世震惊的万里长城，去铺筑四通八达的驰道，去远征匈奴和南越，去巡游全国，去寻找长生不老药，去妄杀无辜和焚书坑儒……。 这把悬剑的唯一功能就是“繁刑严诛”。我们只要看一看秦帝国那些让人毛骨悚然的“法”的名目，就足以使人绝望了。就死刑而言，则有戮刑、磔刑、弃市、定杀、生埋、赐死、枭首、腰斩、凿颠、抽肋、绞、剖腹、族刑、具五刑……，至于其它刑罚，那就更是名目繁多、不胜枚举了。当时的刑罚所以如此名目繁多、阴森可怖，那是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制造一种秦始皇所需要的“黑色恐怖”气氛，才能够使那些笼罩在“黑色恐怖”阴霾下的人们达到李斯所说的“群臣百姓救过不给，何变之敢图”[19]的火候，从而使帝国的臣民成为任之驱使的人形畜生！ 当然，我们有必要指出，如上那些秦帝国的法律古已有之，大多数并非秦始皇所始创。而且这些法律后世也不是没有。只要稍事观察，我们就不难发现，在数千年的中国专制社会里，以这种“严刑酷法”为内容的“法治主义”几乎是无代无之。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们似乎没有理由单单去谴责秦始皇一个人。确实，只要专制主义存在，“黑色恐怖”的阴霾就不会消散，真正意义的法治主义就不会实现，等等。 但是，我们所以要特别提到秦始皇的“法治主义”，那是因为在这位皇帝的治下，“法治主义”已经被绝对化为国家意识形态，其目的的卑劣，手段的残酷实属罕见，那种公然以天下人为敌的本质实在叫人深恶痛绝。倘若说以后的少数帝王还稍微懂得一点“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的道理的话，那么秦始皇则更迷信“暴力万能论”，更相信在“法治主义”的大旗下，他的任何想法都能够变成现实。基于此，他竟然把在战场上用来对付敌人的办法拿来对付自己治下的民众。在“法治主义”思想的支配下，他有意制造恐怖气氛，他视民为草芥，他把法律当成是他可以随心所欲滥用的皮鞭和屠刀。为了满足他那毫无止境、荒诞不经的丑恶私欲，法律在他手中不仅不是制止犯罪、保证社会安定的工具，相反却成了制造“犯罪”的工具，这在历史上实属罕见。 为了制造“犯罪”和“罪犯”，他不仅“专任刑罚”，把“刑罚”绝对化，而且在“刑而不赏”的同时，又把“重刑主义”推向极端，把本已十分严酷的秦法变得更加严酷。比如，帝国建立后，他接连颁布了“妄言法”、“焚书令”、“挟书令”、“诽谤法”等禁锢思想的苛法。另外又把已有的刑法作了加大惩罚力度的处理。如，秦统一前的《徭律》规定：“失期三日到五日，�；六日到旬，赀一盾；过旬，赀一甲。”[20]到了秦始皇手中居然改为“失期，法皆斩。”[21]简直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 上有好之，下必有甚焉者。秦始皇的“繁刑严诛”的“法治主义”的实行，仅仅靠他一人是无济于事的。好在，在专制政治中，一个独裁君王想找到落实自己思想的马前卒并非难事。当时那些由军功地主和知识分子转化而来的官僚集团就是对他的精神的最好领悟者和政策的积极推行者。“吏治深刻”是历代对秦帝国官僚集团的最恰当、最公允的评价。秦帝国的“吏治深刻”究竟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据史书记载，当时定立了一个血淋淋的标准，即“杀人众者为忠臣”。[22]那么这个标准具体落实的情况又怎样呢？在《史记·张耳陈余列传》中有段这样的记载：当时有个范阳令，他在任十年，“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公（指范阳令）之腹中者，畏秦法耳。”秦帝国的一个小小的县令竟然如此凶残横暴，其它的各级官员那就更不在话下了。这样，在“黑色恐怖”笼罩下的秦帝国就成了“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无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路，断狱岁以千万数”[23]的大监狱。 在这个大监狱中，秦始皇又有意不断地补充进一批又一批以“罪犯”为主力的、无偿的、非生产性的劳动大军。他们按照秦始皇的意志，在各级官僚的摧逼下，源源不断地开向秦始皇最需要他们的地方。真难想象，在秦始皇的“法治主义”的治下，人人都有“罪”，并且使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蜕变为人人在惩罚面前平等。结果是可想而知的，秦始皇的“法治主义”终于把秦帝国境内的大多数人推向绝境，但也为秦帝国的毁灭埋下了伏线。
秦国自从卫鞅变法以后，集权的地主政权比较巩固，政府的法令能够贯彻，各级官府处理政务的工作效率比较高。荀况根据他的实地观察，指出秦的百姓“甚畏有司而顺”，秦的百吏“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秦的士大夫“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秦的朝廷“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荀子·强国篇》）。三晋贫苦农民逃亡到秦国去的很多，东方六国有才能的人也纷纷来到秦国，正如李斯《谏逐客书》中所说：“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秦国历代执政大臣除了秦昭王时的樗里疾和魏冉以外，大多是外来的“客卿”。秦国本土关中平原，本来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汉代东方朔就认为“此所谓天下陆海之地（陆海是说陆上物产丰富如海），秦之所以虏西戎、兼山东者也”（《汉书·东方朔传》）。在长平大战前，赵豹认为赵不能战胜秦国，理由之一是“秦以牛田，水通粮”（《战国策·赵策一》），就是说秦国用牛耕田，利用河流运送军粮，因而经济力量强大。到秦始皇时，秦的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兵源充足，军队在数量上已占很大的优势。同时战斗力也强。从秦始皇墓陪葬坑中表演秦兵阵势的陶俑来看，装备也是比较精良的。他们所使用的青铜箭镞，表面经过铬盐处理，埋在地下二千多年毫无锈蚀，色泽光亮，刃口锋利。汉初晁错分析秦国所以能够兼并六国的原因是：“地形便，山川利，财用足，民利战”；而东方六国正好相反，“臣主皆不肖，谋不辑，民不用”（《汉书·晁错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