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又研读了一遍苏轼的《题西林壁》，心中颇有一番感触。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首妇孺皆知的诗，我在今天，又读出了他新的内涵，新的韵味。 东坡先生身处庐山之中，四周层峦叠嶂，已辨别不出此刻究竟身处何处。四周的山峦变幻莫测，从各个方向呈现不同的景色。置身于造物者那无尽的艺术构思中，想那造物者定是把这世界幻化成他笔下的各种神造，波澜壮阔，气韵迭起。而人，在这其中，就如沧海一粟，或许功成名就，或许一文不名。但是，身陷苍茫的人间，个人，究竟是多么渺小！ 东坡先生一生风云跌宕，但他的文学成就宛如一座丰碑。他那飘逸洒脱的文风，一如他的处世风格，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值得深思的理念。他有如一名哲学家，看穿世事变迁。他说人对世界，应该是这样的人生态度“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这是何等的胸襟与气度！他已经忘却了自身，完全地把自己抽离于宇宙之外，站在了一个新的高度来观察这世间。 这不禁让我想到了自己。每天，学习压力，生活压力，与心之向往将我苦苦的缠绕，沉重的压制着我那颗年轻飞扬的心。心一旦被世俗所累，人难免心情惆怅。但是，我也可以把自己抽离出来啊。东坡先生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他是要告诉我们，面对纷繁复杂的世间，我们一定不能仅仅禁锢于眼前，要把眼光放的长远。要站在超脱的角度想想自己。如果我想到了以后，想到自己的这番磨砺必将是为以后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那么也许我看到的就不是“远近高低各不同”了吧。也许，我看到的就会是：殊途同归。
2008年高考作文必备 第一篇 人生信念 金兵未灭，何以为家 北宋末年的民族英雄岳飞，在金人入侵的动乱年代里，立下了“还我河山”的壮志，他一生征战沙场，死而后已。当岳飞率领军队屡败金兵，建有大功的时候，有人赠送美女以示慰劳，岳飞说：“金兵未灭，难道是大将安乐的时候吗？”宋高宗要为他建宅第、立家室，以褒奖他的赫赫战功，他又辞谢道：“金兵未灭，何以为家？”岳飞一生矢志不渝，终于留下千古美名。 分析：人生短暂，什么最重要？有的人选择及时行乐，有的人选择舒适安逸，岳飞选择的却是为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为了更多人的幸福而放弃小我。 话题：“生命的价值”“享乐与追求” 童第周新婚别爱妻 1930年，童第周刚结婚，为了深造，他毅然告别了妻子，到比利时留学。他们坚信：“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一去，就是4年。妻子在家养育着孩子，还把菲薄的工资省下一些寄给国外几乎一贫如洗的童第周，他不禁热泪盈眶。4年后童回国，二人从此并肩在实验室探索着生物学的奥秘。 分析：求知者，有时近于无情者；看似无情，却是至情。 话题：“有情与无情”“追求” 李宁带伤比赛夺金牌 在奥运会上连夺3块金牌的李宁是带伤参加比赛的。1984年5月，严重的伤痛使他放弃了在南昌举行的全国体操赛。奥运会临近，伤痛稍有好转，他就参加训练，去洛杉矶后，有一天做双杠后滚翻直倒立拉臂时，一使劲，胸肌拉伤了，肩背也受伤，痛得他痉挛抽搐，攥紧拳头。可他瞒着教练，暗暗发誓：“拼吧，就是比赛后肩膀断了，我也认了！”就这样，李宁不仅靠他的体力、技术，还靠他的坚强意志夺得了3块金牌。 分析：金牌是重要的，比金牌更重要的是精神。体育场上最感动人们的，就是这种拼搏精神。 话题：“最重的金牌”“精神无价” 不达目的不罢休 语言大师侯宝林只上过三年小学，由于勤奋好学，他的艺术水平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成为著名的语言专家。有一次，他为了买到自己想买的一部明代笑话书《谑浪》，跑遍北京所有的旧书摊也未如愿。后来，他得知北京图书馆有这本书。时值冬日，他顶着狂风，冒着大雪，一连18天都跑到图书馆去抄书，一部10万字的书，终于被他抄录到手。侯宝林正是凭着“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坚强毅力，才成为一代相声艺术宗师的。 分析：语言大师侯宝林以他的行动告诉我们这样的道理：要想成就一番事业，一要勤奋好学，二要持之以恒。 话题：“笑声来自勤奋”“学习成就天才” 炙肘练笔 当代画家潘觐缋于上海艺专毕业后，回到家乡卖画为生。他在恶劣的环境下刻苦练画，常十几个小时不停地练。晚上他就在煤油灯下练画，还找到了治瞌睡的最好办法。每当夜间作画困意缠绕，难以自制时，他就把臂膀伸到灯罩上，滚烫的煤油灯玻璃罩发出“嗤”的一声。剧痛驱散了他的睡意，又提起精神继续作画。久而久之，他的左膀肘上留下几块黑色瘢痕。他刻苦学画作画，终获成功。他的鱼类画，风格特异，独树一帜，蜚声中外。 分析：学习既要讲究方法，也需要毅力。任何想投机取巧的人都不可能获得成功。 话题：“刻苦”“成功的法则” 王国维之死 王国维的文化生命中，最深奥的一笔是他的死。 关于他的死，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有如下记载：“五月初二日夜，阅试卷毕，草遗书怀之。是夜熟眠如常。翌晨（即1927年6月2日）盥洗饮食，赴研究院视事亦如常。忽于友人处假银饼五枚，独行出校门，雇车至颐和园。步行至排云轩西鱼藻轩前，临流独立，尽纸烟一支，园丁曾见之，忽闻有落水声，争往援起，不及二分钟已气绝矣，时正巳正也。” 由此大体可以推测，王国维的死，不仅是一种主动的选择，而且平静得很，如同去赴一位老朋友的约会，没有丝毫激昂的成分。正是这种视死如归的平静，为王国维在文化史的坐标系上圈定了一个独特的位置。他并非死于具体的时事，而极可能是死于对他身处其中的文化精神的失望，对于中国文化中某些无法补救的缺失的绝望。从大的历史观来看，他的死，不仅不拘泥于一些具体时务，更超越了个体生命；他以死来将自己同沦落的文化分割开来——他看到，倘肉体不死，精神必定走向泯灭，所以，只有以肉体的死，换取精神的永生。这正是他的大清醒、大智慧处。当时恐怕只有少数有同感者看穿了这一点。 分析：宁静无悔的选择，似乎在追求着什么，也许是中国知识分子那内心深处的一种恬然吧！ 话题：“选择和追求”“死亡与永生” 绝不气馁的贾平凹 贾平凹在大学中文系读书时，开始进行文学创作，他连连在校报上发表诗作，并逐步将作品投向社会上的大小报刊，尽管那时他收到的退稿单比稿费单要多得多，但他毫不气馁，一如既往地看书、写作、投稿，终于获得成功。20年来，他以一枝灵秀之笔，写下了七八百万字的作品，出版了六七十部著作，数十次获得国内外各种文学奖。 分析：毅力是一种闪烁着勇敢者光芒的品质。失败了，不可怕，做一个有毅力的勇敢者，成功定是你的。 话题：“写作之路”“坚持就是胜利” 敢问路在何方 唐玄奘25岁离开长安西游。进入沙漠后不幸迷了路，随身携带的一罐水也不慎掉了。四五天中曾多次昏倒在地，可是只要他一醒过来就继续前进，终于走出了沙漠。他一路越戈壁、翻峻岭，经碎叶城，登帕米尔高原，闯铁门关天险，经历了近一年多的时间，终于到达天竺国，成为第一个周游古印度的中国旅行家。 分析：“古之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唐玄奘的成功，更印证了东坡居士的这一论断。 话题：“路在脚下”“开拓者” 第七次努力 英国有个人人皆知的故事：古苏格兰国王罗伯特•布鲁斯，六次被入侵之敌打败，失去了信心。在一个雨天，他躺在茅屋里，看见一只蜘蛛在织网。蜘蛛想把一根丝缠到对面墙上去，六次都没有成功，但经过第七次努力，终于达到目的。罗伯特兴奋地跳了起来，叫道：“我也要来第七次！”他组织部队，反击入侵者，终于把敌人赶出了苏格兰。 分析：不经意间的一次发现改变了罗伯特的人生。蜘蛛本能的行为给了他启示，坚忍不拔的努力使他最终取胜。 话题：“坚持才能胜利”“信念” 无腿飞行将军 苏联卫国战争期间，阿列克谢•梅列西耶夫的飞机被击落，他在双腿受伤、冻坏的情况下爬行了18个昼夜，最后回到自己的阵地。双腿截肢后，他经过锻炼，重又驾驶歼击机作战。他很重视人的体育积极性，这种积极性对健康和精神状态都是不可缺少的。他从童年时代起就喜欢运动，喜欢划船，踢过足球，当过守门员。他停飞后每天早晨拼命锻炼，每天早晨洗冷水澡，以此预防感冒。 分析：对于一个双腿截肢后又重回驾驶室的人来说，那绝对是一个奇迹。奇迹的发生需要一个支撑点，那就是毅力。 话题：“真正的残废”“残而不废”“精神的力量” 不留退路才有出路 古希腊著名演说家戴摩西尼年轻的时候为了提高自己的演说能力，躲在一个地下室练习口才。由于耐不住寂寞，他时不时就想出去遛达遛达，心总也静不下来，练习的效果很差。无奈之下，他横下心，挥动剪刀把自己的头发剃去了一半，变成了一个怪模怪样的“阴阳头”。这样一来，因为羞于见人，他只得彻底打消了出去玩的念头，一心一意地练口才，一连数月足不出室，演讲水平突飞猛进。经过一番顽强的努力，戴摩西尼最终成为了世界闻名的大演说家。 与此相似，1830年，法国作家雨果同出版商签订合约，半年内交出一部作品。为了确保能把全部精力放在写作上，雨果把除了身上所穿毛衣以外的其他衣物全部锁在柜子里，把钥匙丢进了小湖。就这样，由于根本拿不到外出要穿的衣服，他彻底断了外出会友和游玩的念头，一头钻进写作里，除了吃饭与睡觉，从不离开书桌，结果作品提前两周脱稿。这部仅用了5个月时间完成的作品，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文学巨著《巴黎圣母院》。 分析：两则事例都说明这样一个道理：断掉退路来逼着自己成功，是许多智者的共同选择。 话题：“我们没有退路”“退路是借口” “提灯女郎”南丁格尔 19世纪中叶，护士地位低下。出身名门的南丁格尔决心以身作则，改变这一现状，自愿当了一名护士。 1854年，英、俄在克里米亚开战，南丁格尔亲自奔赴前线。她替伤员清洗、消毒、包扎、按时换药、改善伙食，还经常跪在地上擦洗地板，洗涤带血的衣裤。每天晚上她都要提一盏灯，在4公里的巡诊线上，挨个查看病情，给伤员唱歌，送去安抚和爱心，从无间断。为此，她经常工作20小时以上，累得头发掉光仍然坚持不懈。由于她的努力，伤员的死亡率从60％降为3％。后来，直到英、俄停战，最后一名士兵离开战场，她才回到家园。回国后，她又把英国人民为奖励她而募捐的5万英镑悉数拿出，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所护士学校。她还著书立说，为现代护理学的创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有鉴于此，国际红十字会在她逝世后，将她的生日5月12日定为“国际护士节”。英国人民为她立起了手持油灯的巨型铜像，“提灯女郎”南丁格尔被称为“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女人”。 分析：南丁格尔奉献出了自己的时间与爱心，从而改变了整个世界对护士的看法。由此可见，个人的力量并不微小，关键看你愿意付出多少。 话题：“牺牲与奉献”“如何正视自己的工作” 悲情英雄——阿拉法特 阿拉法特从小就显露出了不受他人控制的独立精神和超乎常人的组织能力，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在反英斗争中，年仅17岁的阿拉法特自告奋勇，从沙漠部落中购买武器，偷运到巴勒斯坦，一时成为巴勒斯坦人心目中的英雄。 1948年5月，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阿拉法特毅然投身于抗击以色列的战争中。在战火硝烟中，他看清楚了巴勒斯坦人的悲惨命运，认识到革命是惟一的出路。此后十几年的时间，他一直为保家卫国的理想舍身奋斗。 自由，比任何东西都来得更宝贵。阿拉法特朝着理想国度勇往直前，1993年，他与以色列总理拉宾签署了巴勒斯坦自治《原则宣言》，从而拉开了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帷幕。第二年，他结束27年的流亡生涯，回到阔别多年的加沙。1996年，阿拉法特当选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连任至逝世。 分析：自由是人们与生俱来的权利，阿拉法特的一生，正是对“不自由，勿宁死”的最好诠释。 话题：“禁锢与自由”“为理想艰苦奋斗” 爱拼才会赢 我国数学家陈景润少年时就立志要在数学上有所作为，为了攻克“哥德巴赫猜想”，他整天进行演算，光计算过的稿纸，就整整装了几麻袋，终于初步论证了这一猜想，创造了欧洲人用计算机都没能做到的奇迹。 分析：对事业的追求通常来源于理想以及对事业的信念和拼搏。 话题：“理想与成才”“奇迹的诞生” 祖逖闻鸡起舞 祖逖，晋朝人，胸襟开阔，不怎么讲究仪表，但却胸有大志。一天半夜里他忽然听到鸡叫，祖逖说：“这是吉祥的声音呀！”边说边下床，走到院子里舞起剑来。晋元帝时，祖逖任豫州刺史，北伐渡江之际，他叩着船桨发誓说：“不收复中原，誓不为人！”渡江以后，他率领部下与后赵石勒的军队相持，收复了不少失地，恢复了东晋黄河以南的许多领地。 分析：苦心孤诣，壮心不已，勤学苦练，必将有所成就。 话题：“成功与追求”“听其言，观其行” 一次成功就够了 以下是一个人一生的简历：5岁时，他父亲就去世了；14岁时，他从学校辍学，开始了流浪生活；16岁时，他谎报年龄参了军，而军旅生活也是处处不顺心；18岁时，他娶了个媳妇，可只过了几个月，媳妇就变卖了他所有的财产逃回了娘家；他曾通过函授学习法律，可不久又放弃了；后来，他卖过保险，卖过轮胎，还经营过一条渡船，开过一家加油站，但都失败了。 人到中年，他成了一家餐馆的主厨和洗瓶师，可因政府修公路而拆了那家餐馆，他又失业了；时光飞逝，眼看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而他仍一无所有。65岁那年，邮递员给他送来了他的第一份社会保险支票，他用这105美元保险金创办了自己的一份崭新的事业；88岁高龄时，他的事业终于大获成功。 他，就是肯德基创始人——哈伦德•山德士！ 分析：一辈子都在追求中，只要一次机会，你就会成功；如果你放弃追求，再多的机会，你都不会成功。 话题：“挫折是一笔财富”“困境与成功” 李清照夫妇典衣治学 李清照夫妇二人勤俭度日，常典当衣物，“取丰千钱”，买来一些碑文古迹，回家研习，且全身心投入。她给自己立下规矩：不吃第二道荤菜，不穿第二件绸衣，更不置办贵重饰物。有时她在街市上碰见珍贵史料，宁肯脱掉身上的衣服典当，也要买回。 分析：李清照夫妇为世人所称颂，流芳百世，这与其对治学的不断追求分不开的。 话题：“治学贵在勤奋”“痴” 不下跪的人 1995年3月7日下午3点，头天晚上加班到凌晨两点的珠海市南山工业区瑞进电子公司的工人，好不容易盼到10分钟的工休时间，工人们太累了，一名身体染病的女工实在坚持不住，伏在工作台上打起了盹。然而谁也没有想到，韩国女老板顺手操起一块线路板朝这位女工猛砸过去•……紧接着大发雷霆，吼叫着各生产线管理人员直身站立举起双手作投降状，然后叫车间工人统统跪下。人群中有一个人直直地站着，愤怒地望着这个外国妇人。女老板吼叫：“你为什么不跪？”这个人说：“我是不会给你下跪的！”这个中国青年员工的名字叫孙天帅。 分析：孙天帅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士可杀不可辱”的气概，更是中国人不畏强暴、毅然捍卫自身利益和尊严的爱国主义精神的鲜明写照。 话题：“别让精神跪下”“站立的人”
今天，我又研读了一遍苏轼的《题西林壁》，心中颇有一番感触。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首妇孺皆知的诗，我在今天，又读出了他新的内涵，新的韵味。 东坡先生身处庐山之中，四周层峦叠嶂，已辨别不出此刻究竟身处何处。四周的山峦变幻莫测，从各个方向呈现不同的景色。置身于造物者那无尽的艺术构思中，想那造物者定是把这世界幻化成他笔下的各种神造，波澜壮阔，气韵迭起。而人，在这其中，就如沧海一粟，或许功成名就，或许一文不名。但是，身陷苍茫的人间，个人，究竟是多么渺小！ 东坡先生一生风云跌宕，但他的文学成就宛如一座丰碑。他那飘逸洒脱的文风，一如他的处世风格，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值得深思的理念。他有如一名哲学家，看穿世事变迁。他说人对世界，应该是这样的人生态度“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这是何等的胸襟与气度！他已经忘却了自身，完全地把自己抽离于宇宙之外，站在了一个新的高度来观察这世间。 这不禁让我想到了自己。每天，学习压力，生活压力，与心之向往将我苦苦的缠绕，沉重的压制着我那颗年轻飞扬的心。心一旦被世俗所累，人难免心情惆怅。但是，我也可以把自己抽离出来啊。东坡先生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他是要告诉我们，面对纷繁复杂的世间，我们一定不能仅仅禁锢于眼前，要把眼光放的长远。要站在超脱的角度想想自己。如果我想到了以后，想到自己的这番磨砺必将是为以后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那么也许我看到的就不是“远近高低各不同”了吧。也许，我看到的就会是：殊途同归。
内容提要 ： 苏轼是北宋文坛的领袖，也是宋词豪放派的创始人，是公认的豪放派的代表。这是在我们以前学过的教材中经经常提到的。虽然他是豪放词派的代表，但是他的词中温婉含情的婉约词作的数量并不少于慷慨激昂的豪放词作的数量。对苏轼词的婉约词风前人已有论述，但是有过于片面化，本文主要从婉约词的传统题材（言情）、婉约词的重要内容（咏物）、婉约词的基本特征（意境之美）三个方面，通过对苏轼的几首代表性的婉约词的分析，从而展现出苏轼词风的婉约凄美的一面，从而使人们可以更清楚的认识苏轼。 关键词：婉约；题材；内容；特征 婉约一词，即委婉含蓄之意。婉约词不仅是一种文学题材，也是一种创作手法。自后唐温庭筠为鼻祖的花间派开始，闺怨、相思、离情别绪、春花秋月便成词作的一大题材。婉约词上承花间词，与花间词一脉相承，但是与在花间词相比，婉约词内容上去其浮艳多分雅致，形式上以蕴藉雅正见长，语言秀丽而清新，情思曲折而真切，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传统题材上都有很大的创新。在苏轼以前的北宋词坛仍是以及婉约词为主流，主要是一些男女相思、闺阁幽怨的艳情之作，直至苏轼才打破了婉约词以艳情为题材的范围，将婉约词推入正宗高雅的文学殿堂。[注A]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1037——1101）四川眉山人，是北宋时期的著名词人。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中进士，神宗熙宁年间，因于主张新法的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和，被贬为杭州通判，苏轼词的创作就是从此时开始的。元丰二年，因在著名的“乌台诗案”中被以“作诗讪谤朝廷”之罪谪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轼在黄州期间，创作了大量的词来抒发心中的忧愤，表达他的人生态度。哲宗元佑年间，高太后临朝,司马光执政，苏轼被召回京，被委任为朝奉朗知登州，后迁为礼部朗中，又迁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又历任知杭州、知颍州、知扬州、知定州。哲宗亲政后,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阳),再贬儋州(今海南儋县)。徽宗即位后，在遇赦北归的路途中，于靖国元年（1101年）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苏轼一生在宦海中浮浮沉沉，心中种种忧愤，都成为其创作的源泉。[注B] 一、婉约词的传统题材——言情 言情，是婉约词的传统题材，它以情动人，道尽人世间的喜乐悲愁。在北宋苏轼以前的词人言情的主题不外是以代言体的形式写一些闺怨、相思、离愁别绪、春花秋月等。苏词主要是突破了晚唐以来“词为艳科”的庸俗品位，“诗余”的附庸地位，只写闺怨、别情的题材范围，将词推到了正宗的文学艺术高雅的殿堂。在言情方面，苏轼描写的至情至性的爱情词，颠覆了艳情词的俗套，给人以凄美、委婉的高雅享受。 一《蝶恋花》（记得花屏初会遇）： 记得画屏初会遇。好梦惊回，望断高唐路，燕子双飞来又去。纱窗几度春光暮。那日绣帘相见处。低眼佯行，笑整香云缕。敛尽春山羞不语。人前深意难轻诉。[注1] “记得画屏初会遇”是写美妙爱情的开始，与心上人在画屏之间初次相见，现在依然清楚的记得，令人难忘。“好梦惊回，望断高唐路，”是写美妙爱情的破灭。“燕子双飞来又去。纱窗几度春光暮。”是写男子在爱情破灭后对女子的痴恋相思。美丽的春光几度从窗前走过，而对她的思念未减半分。说明自己是在没有希望的等待中度过。“低眼佯行，笑整香云缕。”低眉垂眼，假装要走开，却笑着整理自己的头发。写出了女性的娇怩之态和心底的秘密。“敛尽春山羞不语。人前深意难轻诉。”收敛起眉头不说话，不是对他的无情，而出于女性的娇羞。一个女孩子怎么好意思在人前表达自己的爱情呢？可是越是这样越能招人疼爱。全词以男子无尽的缠绵相思和甜美的回忆作结。 详情更多内容请登录原创论文网，百度搜原创论文网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哦，去看看吧
也太深奥了。
白居易(772～846)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祖籍太原(今属山西)，曾祖父白温迁居下□（今陕西渭南），遂为下□人。晚年官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祖父□、外祖陈润俱善诗。父季庚，做过彭城县令，徐州、襄州别贺。明代绍兴郡斋圣贤图石刻 生平 入仕以前 自代宗大历七年(772),至贞元十五年(799),白居易生于郑州新郑（今属河南）。自幼聪慧，5、6岁学作诗，9岁熟悉声韵。11岁时,因两河藩镇战乱，由荥阳逃难到徐州符离（今安徽宿县北），不久又南下到越中，投奔在杭州作县尉的堂兄。5、6年的颠沛流离生活中，白居易接触到民间疾苦，并受到当时任苏州、杭州刺史的两位诗人韦应物、房孺复的影响，作有《江南送北客因凭寄徐州兄弟书》、《赋得古原草送别》等诗篇，15、16岁时，立志应进士举,刻苦读书,口舌成疮，手肘成胝。后来，父死母病，靠长兄白幼文的微俸维持家用，奔波于鄱阳、洛阳之间，生活比较艰苦。 初仕至遭贬 自贞元十六年 （800），至元和十年(815)。贞元十六年，白居易 29岁，进士及第。十八年(802) ，又与元稹同时考中“书判拔萃科”。两人订交，约始于此，后在诗坛上齐名，并称“元白”。十九年春，授秘书省校书郎。永贞时(805),王叔文、韦执谊实行政治革新，白居易曾向韦上书，建议广开言路，选拔人才，惩恶赏善，举贤任能,不失时机地迅速改革。但不久,王、韦等被贬,改革失败。他的建议未及采用,写有《寓意》等诗表示惋惜。元和元年(806)，罢校书郎,撰《策林》75篇，对社会政治各项重大问题所提治理方案，是研究他的政治思想的重要资料。这年中“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今陕西周至）县尉,作《观刈麦》,《长恨歌》。元和二年，帖集贤院校理。十一月授翰林院学士。次年授左拾遗。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均依旧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预国家机密。在儒家“兼济”思想的指导下，他不怕得罪权贵近□，连续上书论事，如奏请加德音中节目》、《论制科人状》、《论于□裴均状》、《论和籴状》、《奏阌乡县禁囚状》等，都是关系国家治乱、人民生活的重要文件。与此同时，他还自觉地以诗歌作为“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武器，促进新乐府运动，写了大量的讽谕诗，和他在政治上的努力相辅而行。但由于朝政日趋腐败，他的这些奏状和诗歌反而招来当权者的忌恨与打击。 元和六年，白居易因母丧居家，服满返京任太子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两河藩镇割据势力联合叛唐，派人刺杀主张讨伐藩镇割据的宰相武元衡。白居易率先上疏请急捕凶手，以雪国耻。但却被腐朽的官僚势力攻击为越职言事，并捏造“伤名教”的罪名，将他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这对他是个沉重的打击。 贬江州以后的内外迁调 自元和十一年(816),至大和二年(828) 。白居易到江州后的第二年，写下《琵琶行》。诗中通过一个擅奏琵琶的长安名妓沦落江湖的不幸身世,寄托了自己政治上失意的苦闷。在这之前,他已经看到朝廷的种种黑暗，萌生过及早抽身的念头。经过这次打击,思想更从“兼济”急遽转向“独善”,决心要做到“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重题》)；“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咏怀》)。但他并没有辞官归隐,而是选择了一条“吏隐”的道路,一边挂着闲职，一边在庐山盖起草堂,与僧朋道侣交游,以求知足保和，与世无忤。与之相适应，描写闲静恬淡境界、抒发个人情感的闲适诗和感伤诗,便开始多起来,而前期那种战斗性强烈的讽谕诗则比较少见了。元和十三年，改任忠州刺史。十五年，召还京，拜尚书司门员外郎，迁主客郎中，知制诰,进中书舍人。因国事日非,朝中朋党倾轧，屡次上书言事不听,于长庆二年(822)请求外任，出为杭州刺史。后又做过短期的苏州刺史。在杭州时，曾修筑湖堤，蓄水灌田千余顷；并疏浚城中六口井，以利饮用。离苏州日，郡中士民涕泣相送。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次年转刑部侍郎。 退居洛阳的晚年生活 自大和三年(829),至会昌六年(846)。白居易从58岁开始,定居洛阳。先后担任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他在洛阳过着饮酒、弹琴、赋诗、游山玩水和“栖心释氏”的生活。时常与名诗人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他在舒适的晚年仍然时常想到人民。73岁时,还出资募人凿开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行船。两年后病终。葬于龙门香山琵琶峰(见彩图河南洛阳白居易墓)。诗人李商隐为撰墓志。今已辟为游览胜地。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释、道三家。立身行事,则以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指导思想。他的“兼济”之志，主要是实行儒家的仁政，但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他的“独善”之心,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自觉》二首其二说：“我闻浮图教，中有解脱门。”求得身退心安，无所往而不适。当他受皇帝信任的时候，在政治上直言极谏，无所忌讳，敢作敢为，诗歌创作便积极反映民生疾苦，为补察时政服务；当他失去信任而不能有所作为时，便请求放外任或做分司闲官，远嫌避祸，以诗、酒、禅、游自娱，诗歌创作则主要表现个人感受。无论达和穷，他都离不开诗。白居易诗《溪村》插图 选自明代万历集雅斋刻本《六言唐诗画谱》 白居易一生不仅留下近3000篇诗作，还提出了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歌比作果树，提出了“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著名论点。情是诗的内容，言和声是诗的表现形式，义是诗的社会效果。他分析了诗歌创作中的感情活动，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策林》六十九）。又说：“乐者本于声，声者发于情，情者系于政”（《策林》六十四）。认为情感活动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缘起于社会生活中的“事”,密切联系于当时代的“政”。因而，诗歌创作不能脱离现实,必须来源于生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 白居易继承了中国古代一贯以《诗经》为主旨的比兴美刺的传统诗论，十分强调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他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又说：“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张籍古乐府》)所谓“为时”、“为事”，就是指“救济人病，裨补时阙”。所谓“六义”、“风雅比兴”，则是指诗歌指陈时政的美刺作用。由于当时社会黑暗和政治腐败，他在“美刺”中更着重“刺”的一面，强调诗歌批评社会政治的功能，要求“唯歌生民病”、“句句必尽规”（《寄唐生》），“上以纫王教”,“下以存炯戒”(《策林》六十八),指出“欲开壅敝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采诗官》)。在他看来，诗歌创作只有发挥了这种功能，引起当权者的注意，对国家政治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起一点作用，才算达到了写作目的,否则不过是些“嘲风雪,弄花草”的“空文”。与上述理论相适应,在诗歌表现方法上,他提出了一系列原则：①“辞质而径”，辞句质朴，不加文饰，表达直率，不绕弯子；②“言直而切”，直书其事，不作隐讳，切近事理，说尽说透；③“事□而实”，内容真实,经得起查考,不说空话，不加虚夸；④“体顺而肆”，文字流畅，容易上口吟诵,便于配乐传唱(《新乐府序》)。他自己的一部分诗作,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实践的。 在中唐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这种诗歌理论对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病,是有积极意义的。对大历以来诗坛上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也有针砭作用。但是，他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现实政治需要,有时把诗歌变成押韵的谏章,又是不恰当的。有时他运用这种理论来批判谢灵运、陶渊明、谢□、李白等著名诗人，便不免显得偏颇和狭隘，甚至连杜甫也只剩下三、四十首值得肯定的好诗（《与元九书》）。同样，如果一味强调“辞质而径”等诗歌的表现方法，势必束缚诗歌艺术的创造，拘限诗歌风格的多样，难免有浅率之弊，因而受到晚唐诗人杜牧及宋代一些诗人的批评。 文学创作 白居易在江州时，曾整理、编集自己的诗歌作品，分成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据其自述，讽谕诗是他“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闲适诗是“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感伤诗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者”；杂律诗则是“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百韵至两韵者”。大体上，前三类是古体诗，最后一类是近体诗;前三类中大致以内容区分,但也有参互交错的。在这四类诗中，白居易自己比较重视讽谕诗和闲适诗。他认为讽谕诗反映了“兼济之志”，闲适诗显示出“独善之义”，都是他的人生目标的直接体现。感伤诗和杂律诗则“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与元九书》）。 白居易诗歌创作中最精华的部分,是他的讽谕诗,其中包括《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等代表作。这些诗篇广泛反映了中唐时期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着重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如《观刈麦》、《采地黄者》、《重赋》、《杜陵叟》等写农夫的辛苦和赋税剥削的沉重；《宿紫阁山北村》、《卖炭翁》等写宦官的飞扬跋扈和宫市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轻肥》、《歌舞》、《红线毯》、《两朱阁》等揭露豪门贵族的穷奢极侈；《新丰折臂翁》、《缚戎人》、《城盐州》、《西凉伎》等反映边防问题和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涧底松》、《赢骏》、《悲哉行》、《谕友》等为门第限制下人才受压制而抱不平；《井底引银瓶》、《议婚》、《母别子》、《上阳白发人》等为礼教束缚下妇女的悲惨命运发出控诉；《伤友》、《和雉媒》、《天可度》等抨击世风衰败和人情浇薄；《海漫漫》、《梦仙》等讽刺迷信神仙的虚妄愚昧。这些作品都称得上心苦力勤，直气凛然。在广泛反映现实的基础上，诗人对不合理的现象痛下针砭,如“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重赋》）；“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红线毯》）；“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杜陵叟》），措辞激切，毫无顾忌，突破了儒家“温柔敦厚”诗教的框框。这在古代批评时政的诗歌中是十分突出的。 讽谕诗在表现形式上，多数采用直赋其事的方法。《卖炭翁》、《新丰折臂翁》、《缚戎人》、《井底引银瓶》等,叙事完整,情节生动，刻画人情物态细致传神，对发展中国叙事诗的传统有积极的贡献。另一部分讽谕诗则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以寄托作者的政治感慨，如《黑潭龙》写家家户户杀猪祭龙王，酒肉实际上喂了狐狸，而深居九重的龙王却什么也不知道，形象地描绘出皇帝耳目闭塞、官吏近侍贪污中饱和小民惨遭剥削的情况。《题海图屏风》则通过海中大鳌兴风作浪、鲸鲵助威肆虐,造成“万里无活鳞,百川多倒流”的景象，为当时藩镇割据、联合叛唐的政治局面作了真实的写照。还有把鹤、鸟、松、竹等动植物拟人化，用以表现社会生活中的各类人物及其关系，如晚年所作《禽虫》十二章，就属于这类寓言诗。无论是直赋其事或寓言托物，一般都概括深广，取材典型，主题集中，形象鲜明，语言明白晓畅。一部分《新乐府》还采用了“三、三、七”言的句式，显示了诗人向民间通俗文艺学习的痕迹。 白居易的闲适诗多用于表现闲情逸致，抒写对归隐田园的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不少篇章还宣扬了省分知足、乐天安命的消极思想。但也有一些醒目的警句，如“作客诚已难，为臣尤不易”、“直道速我尤，诡遇非吾志”（《适意二首》）以及“况多刚狷性，难与世同尘。不唯非贵相，但恐出祸因”（《自题写直》）等等,仍从侧面反映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说明他追求闲适，只是无可奈何的自我解脱。闲适诗中也有一些描写自然景物和田园风光的佳作。如《观稼》、《归田三首》，写农村景象，质朴而清新。《游悟真寺诗一百三十韵》，以游记文的笔法依次记叙五日游山的经过，令人有身历其境之感。 白居易的感伤诗写一时感触，而往往有深沉的寄托。其中如著名的叙事长诗《长恨歌》和《琵琶行》。《长恨歌》歌咏唐玄宗李隆基和贵妃杨玉环的婚姻爱情故事，情绪感伤,寄托深微。诗中既写“汉皇重色思倾国”,导致昏庸误国，讽意明显；更写“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感伤玄宗贵妃爱情真挚缠绵，流露出作者的同情。唐陈鸿说，白居易“深于诗，多于情”，创作《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长恨歌传》）。《琵琶行》则有遭际之感。这两首长诗叙事曲折，写情入微，加以绘声绘色的铺排描写，多方面的气氛烘托以及流转和谐的韵律声调，艺术上达到很高成就。“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唐宣宗李忱《吊白居易》），正说明这两首诗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所以清人赵翼指出，白居易“即无全集，而二诗已自不朽”（《瓯北诗话》卷四）。感伤诗中还有不少亲朋间酬赠的篇什，如《别舍弟后月夜》、《江南遇天宝乐叟》、《画竹歌》、《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等，也都写得情真意切，朴挚动人。这类诗较多叹老嗟病、伤往悼亡的感伤色彩，如“畏老老转迫，忧病病弥缚”，“朝哭心所爱，暮哭心所亲”（《自觉》二首）等；厌苦尘世烦恼，力求加以解脱，声称要“度脱生死轮”，“永洗烦恼尘”(同前)，明显地打上佛家思想的烙印。 杂律诗在白居易诗作中数量最多。其中有价值的是 一些耐人寻味的抒情写景小诗，如《赋得古原草送别》、《钱塘湖春行》、《西湖留别》、《暮江吟》、《问刘十九》等，都能以白描手法，寥寥几笔，勾画出生意盎然的境界，历来脍炙人口。而一部分铺陈故实、排比声韵的长篇排律和杯酒光景、艳情风月的小碎篇章，颇为时人效尤，但多不足取。 白居易诗歌的基本风格是平易浅切，明畅通俗。平易，是指用寻常的话，写寻常的事，明白自然，人人能够领略。所谓“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刘禹锡《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就是对于这种平易自然、浑成无迹的诗风的高度赞扬。平易的境界是不容易达到的。刘熙载《艺概》说：“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赵翼《瓯北诗话》也认为“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指出“坦易者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白诗的平易，又是同叙写情事的直切畅达联系在一起的,意到笔随,挥洒自如，“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侔”（王若虚《滹南诗话》），有很大的感染力。这样的平易,是提炼的结果。赵翼又说：“其笔快如并剪,锐如昆刀，无不达之隐,无稍晦之词；工夫又锻炼至洁,看是平易，其实精纯。”宋代僧人惠洪《冷斋夜话》记叙白居易作诗令老妪都解的传说，虽不必真有其事，而他的作品文字浅显，少用典故和古奥的词句，便于广大读者接受，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他还喜欢提炼民间俗语入诗，增添诗歌的神趣。《唐音癸签》引《阅耕余录》说：“白太傅诗：‘暑退衣服干，潮生船航活’，吴中以水涨船动为船活,采入诗中,便成佳句。”龚颐正《芥隐笔记》也说：“诗中用而今、匹如、些些、耳冷、妒他、欺我、生憎、勿留、赢垂、温暾，皆乐天语。” 白居易诗歌的创作风格，后世颇有訾议。有人说他“俗”，说他“浅”，甚至说他“力□而气孱”（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这些批评看到了白居易的一部分作品矜耀富贵，吟弄风情，存在着格调低下的庸俗的一面；晚年“更作知足语，千篇一律”（《诗源辩体》引王世贞语）,“其中颓唐俚俗十居六、七”(叶燮《原诗》)。在艺术上他也有相当数量的诗篇，意太详,语太露，缺少蕴藉含蓄的韵味和抑扬顿挫的气势。但他的成功之作，多能做到“言浅而思深，意微而词显”（薛雪《一瓢诗话》），在平易、切近的形式里蕴含深远的思想情趣，有力地显示着白诗通俗化、大众化的重要成就。所以晚唐张为《诗人主客图》称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内容的深刻和风格的平易，使白居易的作品在社会上流传特别广。他在世时，他的诗歌已广泛传诵，“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元稹《元氏长庆集序》）。他与元稹两人唱和的所谓“元和体”，“自衣冠士子，闾阎下俚，至悉传讽之”（《旧唐书·元稹传》）。白居易的名声远播国外。当时有朝鲜商人来求索白诗，带回去卖给该国宰相，一篇值百金。日本僧人惠萼也在苏州南禅寺抄得一部白集带回国，后陆续有人抄回，至今日本保存有相当于宋、元时的三种抄本各一卷，视为国宝。 白居易的诗歌对后世文学有巨大影响。晚唐的皮日休、聂夷中、陆龟蒙、罗隐、杜荀鹤，宋代的王禹□、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一直到清代的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受到白居易诗风的启示。此外，元、明、清历代剧作家有不少人取白居易作品的故事为题材编写戏曲，如《长恨歌》演变为白朴的《梧桐雨》、洪□的《长生殿》，《琵琶行》演变为马致远的《青衫泪》、蒋士铨的《四弦秋》等。白诗的词句，也有很多被宋、元、明话本所采用。 诗歌以外，白居易的文章写得也很有特色。他虽然不属于韩愈、柳宗元的文学团体,却以其创作的实践,推动了散文的革新。他的《策林》七十五篇纵论天下大事，有意识地追踪贾谊的《治安策》。其中有些篇章如《决壅蔽》、《使官吏清廉》、《去盗贼》等，不仅内容切实，见解精辟，而且引古鉴今，析理深透,语言明快,词气谠直，是议论文中的杰作。《为人上宰相书》和一系列论政事的奏状,条分缕析,劲直剀切，开启了北宋王安石上书言事的先声。《与元九书》洋洋洒洒，夹叙夹议，是唐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而象《草堂记》、《冷泉亭记》、《三游洞序》、《荔枝图序》等,写景状物,旨趣隽永，又是兴文艺样式——曲子词的写作。他的《忆江南》、《浪淘沙》、《花非花》、《长相思》诸小令，为文人词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本集和研究资料 白居易生前，曾对自己的诗文进行过几次编集，初名《白氏长庆集》，后改名《白氏文集》，共收诗文3800多篇,成75卷、抄写5部。分藏于庐山、苏州、洛阳及其侄子、外孙的家里，唐末动乱，抄本散乱，又经辗转刻写，已非原貌。现存最早的《白氏文集》，是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刻本,仅71卷,收诗文3600多篇（其中还羼入几十篇他人的作品），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曾影印出版。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马元调重刻《白氏长庆集》71卷,与绍兴本基本相同。另有日本那波道园1618年的活字覆宋刻本（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分前、后集，内容也与绍兴本大体相同。清初汪立名则刻有《白香山诗集》40卷，仅诗，无文，其中包括辑佚而成的《补遗》 2卷，并于原注外增加笺释。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以绍兴本为底本，参校各本，加以订补；又编《外集》2卷,搜集佚诗佚文，并附白氏传记、白集重要序跋和简要年谱。 研究资料方面,新、旧《唐书》有白居易的本传,陈振孙、汪立名均撰有年谱。近人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和岑仲勉的《白氏长庆集伪文》，对白居易的诗文多所考订。今人王拾遗《白居易生活系年》、朱金城《白居易年谱》。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陈友琴所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白居易卷》，收集自中唐至晚清有关评论资料。另有日本花房英树著的《白居易研究》等,都是研究白居易的较重要的参考书藉。
白居易 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祖籍太原[今属山西]。，到了其曾祖父时，又迁居下邺（今陕西渭南北）。白居易的祖父白湟曾任巩县[河南巩义]县令，与当时的新郑[属河南]县令是好友。见新郑山川秀美，民风淳朴，白湟十分喜爱，就举家迁移到新郑城西的东郭宅村（今东郭寺）。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正月二十日，白居易在东郭宅降生了。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卒于洛阳[属河南]，享年75岁。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在文学上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写下了不少感叹时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对后世颇有影响。是我国文学史上相当重要的诗人。 一生以44岁被贬江州司马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二十六年（800）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疏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还说他母亲是看花时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做左赞善大夫陪太子读书，应驱逐出京。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谕诗。 贬官江州给白居易以沉重打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他升任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穆宗长庆二年出任杭州刺史，杭州任满后任苏州刺史。晚年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七十岁致仕。比起前期来，他消极多了，但他毕竟是一个曾经有所作为的、积极为民请命的诗人，此时的一些诗，仍然流露了他忧国忧民之心。他仍然勤于政事，作了不少好事， 如他曾经疏浚李泌所凿的六井，解决人民的饮水问题；他在西湖上筑了一道长堤，蓄水灌田，并写了一篇通俗易懂的《钱塘湖石记》，刻在石上，告诉人们如何蓄水泄水，认为只要“堤防如法，蓄泄及时”， 就不会受旱灾之苦了。这就是有名的“白堤”。 白居易的祖父白湟、父亲白季庚及外祖父都是诗人，在这种家庭背景下，白居易读书十分刻苦，终成诗人。但白居易和李白、杜甫一样，也嗜酒成性。 张文潜在《苕溪鱼隐丛话》中说：陶渊明虽然爱好喝酒，但由于家境贫困，不能经常喝美酒，与他喝酒的都是打柴、捉鱼、耕田的乡下人，地点也在树林田野间，而白居易家酿美酒，每次喝酒时必有丝竹伴奏，僮妓侍奉。与他喝酒的都是社会上的名流，如裴度、刘禹锡等。 他在67岁时，写了一篇《醉吟先生传》。这个醉吟先生，就是他自己。他在《传》中说，有个叫醉吟先生的， 不知道姓名、籍贯、官职，只知道他做了30年官，退居到洛城。他的居处有个池塘、竹竿、乔木、台榭、舟桥等。他爱好喝酒、吟诗、弹琴，与酒徒、诗宇航局、琴侣一起游乐。事实也是如此，洛阳城内外的寺庙、山丘、泉石，白居易都去漫游过。 每当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他邀客来家，先拂酒坛，次开诗箧，后捧丝竹。于是一面喝酒，一面吟诗，一面操琴。旁边有家僮奏《霓裳羽衣》，小妓歌《杨柳枝》，真是不亦乐乎。直到大家酩酊大醉后才停止。白居易有时乘兴到野外游玩，车中放一琴一枕，车两边的竹竿悬两只酒壶，抱琴引酌，兴尽而返。 又据《穷幽记》记载，白居易家有池塘，可泛舟。他宴请宾客，有时在船上，他命人在船旁吊百余只空囊，里面装有美酒佳肴，随船而行，要吃喝时，就拉起，吃喝完一只再拉起一只，直至吃喝完为止。 如此说来，与陶渊明的苦况，当然不同。 方勺《泊宅编》卷上说：白乐天多乐诗，二千八百首中，饮酒者八百首。这个数字不算小。 他喝酒时，有时是独酌。如在苏州当刺史时，因公务繁忙，用酒来排遣，他是以一天酒醉来解除九天辛劳的。他说：不要轻视一天的酒醉，这是为消除九天的疲劳。如果没有九天的疲劳，怎么能治好州里的人民。如果没有一天的酒醉，怎么能娱乐的的身心。他是用酒来进行劳逸结合的。 更多的是同朋友合饮。他在《同李十一醉忆元九》一诗中说；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在《赠元稹》一诗中说：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在《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一诗中说；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在《同李十一醉忆元九》一诗中说：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白居易逝世时，时年75岁。葬于龙门山。他去世后，唐宣宗写诗悼念他说："缀玉连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河南尹卢贞刻《醉吟先生传》于石，立于墓侧。传说洛阳人和四方游客，知白居易生平嗜酒，所以前来拜墓，都用杯酒祭奠，墓前方丈宽的土地上常是湿漉漉的，没有干燥的时候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极可注意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谕，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己。闲适诗和讽谕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谕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简介白居易 （772-846），字乐天。陕西渭南人。白居易是中唐新乐府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并将这一主张付诸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他的早期政治诗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寄予了人民苦难的深切同情。用辞尖锐，主题鲜明。其代表作《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影响尤大。 图片：_jpg苏轼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州）人，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他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 他的父亲苏洵，即是《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 嘉佑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在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高中进士。 嘉佑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服满还朝，仍授本职。 苏轼几年不在京城，朝里已发生了天大的变化。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当国王安石意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故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呆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这样持续了有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大臣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就又升翰林学士。 俗语：“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分，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佑六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被外放颖州。 元佑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他以“讥刺先朝”罪名，贬为惠州安置、再贬为儋州（今海南省儋县）别驾、昌化军安置。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享年六十六岁。苏轼的文学艺术成就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艺术境界。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释德洪《跋东坡（左忄右允）池录》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苏轼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致力提拔后进，黄庭坚、秦观等均出其门下。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燮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苏轼还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自云：“我书造意本无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人书并尊，在当时其弟兄子侄子由、迈、过，友人王定国、赵令畤均向他学习；其后历史名人如李纲、韩世忠、陆游，以及的吴宽，清代的张之洞，亦均向他学习，可见影响之大。黄庭坚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苏轼在绘画方面画墨竹，师文同(即文与可），比文更加简劲，且具掀舞之势。米芾说他“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亦善作古木怪石，米芾又云：“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均可见其作画很有奇想远寄。其论书画均有卓见，论画影响更为深远。如重视神似，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式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并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等，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尊定了理论基础。存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与《祭黄几道文》等。存世画迹有《古木怪石图卷》；又近年发现的《潇湘竹石图卷》当亦系他的作品。苏轼在诗、文、词、书、画等方面，均取得了在才俊辈出的宋代登峰造极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苏轼生平年表北宋仁宗天圣元年--嘉佑八年（1023-1064）1036 苏轼降生1054 娶王弗1057 中进士；母丧；服孝（4-6）1059 举家前往京都1061 仁凤翔判官英宗治平元年--四年（1064-1068）1064 任职史馆1065 妻丧1066 父丧；服孝（4-7)神宗熙宁元年--元丰八年（1068-1086）1068 娶王闰之1069 返京；任职史馆1071 任告监管；任杭州通判1074 任密州太守1076 任徐州太守1079 任湖州太守；入狱1080 谪居黄州1084 往常州1085 往登州；任登州太守；往京都；任中书舍人哲宗（1086-1100）元佑年间太后执政（1085-1093）1086 以翰林学士知制诰1089 任杭州太守兼浙西军区司令1091 任吏部尚书；往京都；任颍州太守1092 任扬州太守；兵部尚书；礼部尚书1093 妻丧；太后逝世；调定州太守；河北军区司令1094 往惠州贬所；谪居惠州1097 往海南；谪居海南儋州徽宗（1101-1126）太后执政（1100）1101 北返；往常州；逝世1126 北宋亡图片：_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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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婉约词的数量在其词的总数中占有绝对多的比例，这些词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也是对传统婉约词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1079年7月，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黄州。诗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来，苏轼历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绩卓著。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诗案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收敛平生心，我运物自闲，以达豁然恬淡之境。 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在贯穿始终的“归去”情结背后，我们看到诗人的笔触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期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其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 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 第三，在风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益清。 就词作而言，纵观苏轼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轼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其间大有庄子化蝶、无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歇斯底里的狂吼、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其题材渐广，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
苏轼我为你点赞癸未年十月卅日，吾察君之作于《赤壁赋》，曰：“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摘之，记以何出，释“吾之至爱”，以后为君痴耳，未偿休罢。偿诉于友：倘可蒙君圣面，愿舍寿十年，此实非虚傍无信之言。众友惊之，曰：“何以怜之如此？”余笑而拒答，借之以“吾尚且不得解耳”，今吾思五载，而此涌于癸未者未有一丝隰改。君之才厚于地，是吾聚十世之所学犹未能及也。君之诗启论理，词开豪派，文纵古今，书融己异，画领湖州……呜呼！广矣！博矣！深矣！精矣！广，涉之阔也；博，思之远也；深，理之奥也；精，析之妙也！岂非吾足之爱也？君之德高于天，此所以后世瞻而项僵也。心怀黎民，故苏堤横；忠于君王，故逆言谏；虚怀若谷，故恩师重；胸襟浩博，故万世容；淡泊名利，故东坡筑……壮哉，子瞻，圣乎，苏轼！千古一苏，世无憾矣！试问，如此才德兼备之大家，爱之胜于吾尚不为过，吾之爱，有何须惊怪？戊子年十月八日渝西段某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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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情何处江海寄馀生？也无人。何处寻梦，只得惘生。很早很早以前，东坡的诗句在我的严重不过就是简简单单的“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如此而已。我是不懂得什么是真什么是梦的孩子。所以人家东坡兄简简单单的几句“一池萍碎”就让我哭哭啼啼不知如何是好。“离人泪”时感伤。苏轼是个感伤的人吧。用杨花带出的是惆怅，带出的是分别。还有丝丝身上的泪。东坡兄喜欢玩弄我们这些愚昧无知的孩子。好多不认识的字。但是每个字，就是每个字，他们都似被赋予生命一般，发出摄人的光芒。“萦损柔肠”，何处是归向。“困酣娇眼”，“欲开还闭”。睁眼才知，何谓惊异。东坡兄是桀骜不驯的。这点我绝对肯定。每当九九归一之时，东坡兄变“皆怀---”放人深省。总是在向这些文人是什么做的脑袋。什么都会。想不通。所以跟着学。也想像他们一样样样都厉害。奔赴战场般的努力练习，到底有什么给了我们那种肯定。因为喜欢东坡之诗才知道什么才值得我相信。思量，“遗踪何在，一池萍碎”。一切烦恼，无言语清。破天荒有点害怕看东坡兄的词了，不过还是很希冀东坡肉的味道。所以不管怎样都很想细细品赏何处是神伤，因为不知道到底什么是美味，所以不会真正的相信着什么才似什么。我的最爱。《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何处归晓。很有一番“纯情”的诗，因为其中的“天涯何处无芳草”实在是很用处广泛，例如，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枝花。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嗯，颇有一番“春色满园关不住”的味道。是否有什么东西偷偷的来临了？“燕子飞时”已到，不知何时又从南边飞回来。迁徙之时。不知如何，到底是什么在“燕子飞时”带到了深深的爱恋中。东坡之念，便是如此吧。笑渐不闻声渐消，多情却被无情恼。 东坡之悲何处在，临江欲仙开怀。夜饮甘醇醒复醉，归来夜已三更。花褪。新榭。亭台。轩檐。苏轼有的是什么样的悲怆，什么样的过往。他的词，韵，婉，柔，幽，狂。何处见明月，一幕清帘。相见无用，思量却无言。那日，小舟从此逝，江海，何处寄馀生。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时长相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皆怀子由。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 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 水龙照月吟，蝶恋独艳花，临江面欲仙。无偿不过成血泪，无缘谦是无人扬花缀。如今，飘飘然难尽东坡情。
政治上的失意人生无常,生命的短暂从苏轼的《前赤壁赋》可看出他豁达淡然的人生态度本文在语言风格方面,不像韩愈那样拗折奇警,也不像欧阳修那样平易流转,更重视通过捕捉意象,通过音声色彩的组合,来传达自己的主观感受,时常点缀着富于表现力的新颖词汇,句式则是骈散文交杂,长短错落《前赤壁赋》中“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写出人在浩渺宇宙间茫然不知所之的感受,而“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又以极精炼的文笔,写出冬日秋江上枯寒荒疏的印象《前赤壁赋》写于苏轼一生最为困难的时期之一――贬谪黄州期间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扣上诽谤朝廷的罪名,被捕入狱“几经重辟”,惨遭折磨后经多方营救,于当年十二月释放,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但“不得签署公事,不得擅去安置所”这无疑是一种“半犯人”式的管制生活1082年壬戌,苏轼作《前赤壁赋》他在黄州作的诗中,曾经痛苦地描写过此时的忧郁苦闷的心情“我谪黄岗四五年,孤舟出没烟波里,故人不复通问讯,疾病饥寒疑死矣”①《前赤壁赋》正是作于苏轼政治上失意,行动上不自由,生活困苦,心情极其苦闷的时期在他的赤壁词中,即有过明显表露,“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而现实中的我却只能“早生华发”,“一樽还酹江月”地慨叹“人生如梦”在这种沉重的精神压力之下,东坡内心有着深刻的感发,他开始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感慨世事的纷忧与虚无,但如果仅是“入乎其内”地感叹人类的沧桑,这就不能产生我们今天对他的文采及人品的钦佩东坡之所以成为“白首忘机”的“东坡老”②,更有他善于“出乎其外”的“自我解脱”的另一面（这一面至关重要）人的一生中,不可能没有打击,问题是面对打击的态度在残酷的政治斗争面前,苏东坡既想超脱又不能超脱他在《书＜前赤壁赋＞后中说：“轼去岁作此赋,未尝轻以示人,见者盖一二人而已钦之（傅尧偷的字）有使至,求近文,遂亲书以寄多难畏事,钦之爱我,必深藏之不出也”这段跋语,对于了解作者当时深受压抑的心境提供了帮助苏轼不得不从佛老思想中寻求寄托,黄州的山水,勾起了他对古人的怀念,于是触景生情地倾吐了自己对前辈英雄的钦慕,同时也流露了自己治世立业的壮志总之,苏轼当时的心境极其复杂：消极隐退与积极进取,疾世忿懑与逍遥山水的双重情绪,在与世无争的思想背后,却流露出对世道不平的满腔愤怒,不甘妥协的积极进取精神,鄙弃富贵,傲然独立的旷达情怀有人曾认为《前赤壁赋》把黄州赤壁当作孙曹交兵之处是苏轼“用事疏舛”,这并不十分准确苏轼所游之赤壁并非历史上发生大战的真正的赤壁；而苏轼文章之重心也不在周瑜破曹之壮举,他无非是借事写文,抒发他的心怀以求解脱罢了综观全文,作者的感情经历了三次变化：“乐——悲——乐”,作者的思想也经历了一个由平静到苦闷,再由苦闷而得到解脱的发展过程而围绕作者感情的三次变化,全篇的行文也随之巧妙“文以载道”,作者如果要使自己的思想感情为读者所清晰的领悟,就必须借助于良好的文学表达形式苏轼这篇文中的哲思也正是通过他对赋的新的利用而传达开来的《前赤壁赋》是篇辞赋,辞赋时常用主客问答的方式表达作者的思想与主张,《前赤壁赋》很显然是运用了这种传统的格式辞赋讲究排比对偶,《前赤壁赋》中也有不少排比对偶的句子,所以它具有辞赋的基本特征但苏轼的这篇赋却不像汉魏以来的赋一样词藻华丽,仅止于铺陈事物,而少有哲理的渗入其中这篇之所以长诵不衰,更有它突破辞赋旧格的新成就,我们今天可以称它为散文诗诗人运用行云流水般的笔调抒写自己心中的感情波澜,使文辞更富的血肉,感情也更加真挚,情感与文字的密合无间我们不得不佩服苏轼驾驭文字能力的潇洒不凡总结而言,这篇赋在文学上有两大贡献：第一,充分显示了散文“形散神不散”的特质这篇赋有诗情、有画意、有哲理就景而言,有明月,有江水,有秋风；就情而言,有悲伤,有欢乐时而泛舟秋江,扣舷而歌；时而遗世独立,羽化登仙；时而愀然发问,畅谈哲理景色的转换,情感的跳跃很频繁,但却不杂乱,而是以作者的主观感受作为线索贯穿始终苏轼在文章中阐述了变与不变的哲理,这个论点尽管来源于老庄的相对主义哲学观,具有唯心主义的成分,但却同时具备了辩证法的因素,这是作者所要集中表达的思想,是文章的“神”之所在神聚而形散,随着主观感受的辗转生发,散文的文字起伏跌宕,意趣横生文章寓情于景,借景明理,具有极高的艺术感染力,为后世散文的创作提供了成功的范例第二,对“赋”体的巧妙利用与革新《前赤壁赋》是散文与韵文的巧妙结合,是诗与文的统一文章是赋体,但却不拘泥于古赋,它的语句有长有短,散骈结合,文辞生动,情韵潇洒,不啻是一首优美的散文诗文中游览的场景不断的更换,诗人的情感也不断地变换,而文气却始终一贯如注,既有骈赋对偶工整之美,又有情景交融的诗境之美,还有挥洒自如的散文之美和生动形象的说理之美在这样的一篇散文诗中,我们不仅可领略文学之美,还可以体悟哲学之理趣,无疑是文学与哲学的完美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