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人口破一百万 战国：人口破一千万 汉朝：人口破五千万 隋朝：人口破五千万 唐朝：人口破五千万 北宋：人口破四千六百万 明朝：人口破七千万 清朝康熙61年：人口突破一亿，清朝末期人口达到四亿三千万 1953年：人口六亿一千万 1982年：人口破十亿 2020年：人口破十四亿 100万至1000万，用了1000年， 1000万至1亿，用了2000年， 1亿至10亿，用了160年， 10亿至14亿，用了38年。 东汉末年，随着黄巾起义、诸侯割据，天下再次陷入混战局面，加之桓灵二帝时期的大旱与瘟疫，人口规模再次骤降。公元184年黄巾起义开始，至公元220年三国鼎立形成，这个期间，60%的人口消亡。西晋初期，官方统计的人口约1000万，但这个数字是在籍人口，实际上汉末三国时期，大量人口为躲避战争，选择了隐匿户籍，这些脱离户籍的人口规模可能要比在册的人口规模更大。司马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还专门进行改革，制定了“户调式”，从土地和税收政策上吸引人口复籍。 进入4世纪初，西晋人口规模约有3500万，但很快由八王之乱带来南北分裂，北方进入十六国时代，历史上著名的“五胡乱华”就出现在这个时期。其中，前燕慕容氏政权在被苻坚消灭时，攻占的157个郡、1579个县中，获得了不到1000万的人口。要知道这个政权涵盖了今天的华北平原、中原地区、山东地区以及辽西地区，算是人口较为密集的区域，1000万中还包含了百万计的鲜卑、羌、羯等少数民族。 而在五胡乱华前，西晋北方约2450万汉人，衣冠南渡说是政府引导人民南迁，其实平原地带的人口迁移根本没那么高的机动性。士族集团占据着有利资源，可以轻易出逃，而普通人民则多留在了北方，所以这次人口骤降主要是汉族。因此在南朝的人口统计中，普遍在几百万左右，这就是西晋政权不顾北方人民的佐证。南北朝的人口规模是随着隋朝的统一而慢慢复苏，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全国总人口突破了4500万，这算是隋朝人口规模的鼎峰。 然而隋炀帝好大喜功，兴建东都洛阳、修建大运河、三征高句丽，这些大型工程和军事活动都对人口消耗过渡。加之引发的隋未叛乱和农民起义，人口再渡骤降，降幅超过50%。根据《通典.食货七》的记载，全国户数由大业五年的890多万户，降至唐高祖武徳年间的200余万户，这里当然也有躲避苛捐杂税和战争募兵的黑户，但如果按照50%的黑户算，唐初的人口规模也不会超过2000万。 而唐朝被看作我国古代最繁荣的朝代，经历了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治理，以安史之乱发生的公元755年为节点。在此之前，唐朝的人口规模又发展至约9000万，这是我国古代人口规模的又一个巅峰。但在安史之乱后，唐朝就进入了人口“暴跌”的时期，长达半个多世纪，人口规模都只有2000至3000万左右。这个原因很简单，藩镇割据形成后，地方节度使对人口的控制更加紧密，因为这关系到节度使对财税的截留、对军队的扩充，所以中央朝廷的人口统计水分太大。 安史之乱本身对人口数量的冲击并没有五六千万那么多，这只是代表唐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逐渐衰减。到了唐末，这种控制力衰减几乎无需节度使瞒报，唐末藩镇对于财政截留已然明目张胆。此时地方税收分成留州、送史、上贡三部分，留州是指地方政府截留一部分用于行政开支；送使是指地方节度使所截留的部分；上贡才是最终上缴国库的部分。唐末上贡比例不足十分之一的地区多之又多，有些藩镇向唐政府送去一些贡品就算是缴税了。所以隐瞒人口没有什么意义了，这才有了唐文宗、唐武宗时期人口规模的“复苏”现象，在册人口已经恢复到近5000万。 随着黄巢起义的爆发，又拉开了五代十国的乱世序幕，这又是一个人口骤降的长期阶段。从宋太祖陈桥兵变到灭亡荆南、武平、后蜀、南汉及南唐等南方割据政权，完成全国大部统一之后，在册人口规模大概有3000万。在太宗时起，北宋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也迎来了人口持续增长的阶段，宋徽宗大观四年境内人口已经超过1亿（含辽、金、夏在我国境内的人口）。 “诸州岁奏户帐，具载其丁口，男夫二十为丁，六十为老。”——《宋史食.货志》 然而两宋之际的战乱又使人口大幅度下降，但此后南宋和金人口都有增长，13世纪初，宋、金、西夏、大理及其他少数民族人口合计已超过1.2亿。而随着蒙古灭金、西夏，再次造成空前浩劫，北方人口损失高达80%，仅剩1000余万。元统一时人口约6000万，14世纪中期增加到8500万左右。 元末同样经历了天灾人祸，黄河数次泛滥导致北方出战粮食危机，且由于南方农民起义占据了粮食产区，控制了南部海岸线，元朝无法向北方运输粮食，所以饥饿与疾病席卷了整个北方地区。南方的起义军形成割据以后，又加速了人口的衰减，到明初统一后，全国的在册人口已不足6000万。这个在册统计是指明朝的户部黄册，而户部黄册只统计民户、匠户，也就是常规的人口，不包括军户、帖户。如果加上明初的军户等特殊籍贯，应该在6500万以上。 到了万历年间，由户部黄册数据统计的，依然在6000万上下，这一点成为近代学者争议较大的地方。众多学者认为，万历时期由于外来高产农作物的传入，即红薯和玉米，解决了吃的问题，然后就引发了人口的暴涨，甚至认为万历年间的人口规模会超过2亿，我对这个持保守意见，因为农作物从传入到大面积推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清朝的人口暴涨与之相关的可能性才更大。 我们都知道明末的天灾是历史上极为罕见的，很多人将其归为小冰期最寒冷的一次，所以在北方地区，干旱与瘟疫使人口大幅下降。加之农民军的内耗、清军五下长城的掠杀，明末的人口降幅达到40%左右。不少历史学家都认为清军入主北京时，整个南方还有6000万人口，由此也能判定，明末的人口总规模应该是在1亿左右。在清顺治十二年的统计中，全国统一战争仍然在进行，此时的人口约1.4亿，满蒙人口规模并不大，这里主要还是对汉民的统计，这依赖于北方趋于稳定之后的迅速发展。 康熙年间，全国统一战争基本结束，人口规模已经突破2亿，这时候有理由相信，外来农作物的推广已经能够养活更多人。但以上说的都是近代学者的推论，清政府的统计中，几乎能与这个数字差了10倍，这与地方官员征派税收有很大关系，清朝前期，官员在上报人口的时候往往会加以隐瞒，这是贪腐最直接的方式。因为清朝继承了明朝的俸禄制度，官员穷得叮当响，只能想方设法的从府库掏油水。 康熙一朝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进行了税收上的改革——摊丁入亩！口号是“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个政策促进人口增长的原因就是地方官无需再行瞒报，所以从雍正至乾隆时期，政府统计的人口规模一下从一两千万直接破亿。乾隆帝也很纳闷，这些人是打哪冒出来的？然后就推翻以前的逐级上报的人口普查方式，下令以保甲制度为基础，进行中央朝廷垂直管理的人口彻查，这算是开启了封建社会真正意义上的人口普查，而非“丁口”普查。嘉庆之后，清朝的在籍人口规模几乎都保持在3亿以上，这既是外来作物的功劳，也是人口普查科学化的可靠数据。 而历史上有一个数字比较特殊，即《辛丑条约》中约定的4.5亿赔款，据说是列强让每一位国民赔偿一两，也就是说列强认为1900年，清朝的人口规模在4.5亿，这与清政府统计的数字还是有出入。但关于每个国民赔偿一两的说法并未受到应证，所以也就无需讨论。 综上，历代人口规模的变化，总体上受到天灾人祸的影响较大，另外受政府政策影响，脱离户籍成为黑户的现象普遍存在。封建朝廷也会适时的调整政策，吸引人民归籍，清朝的摊丁入亩当然是最成功的一次，它成功改变了古代的人口统计模式，丁口成了过去式。外来高产作物对人口暴涨的影响较大，正所谓民以食为天，解决了吃的问题，人口基数才会稳定中快速增长。
一楼的人很地道啊。
不要给我加分，我给你复制过来了
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迁，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结果。
在古代，自然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口的数量、分布和迁徙，反之，人口条件又积极地影响着自然环境的变化。
因此，历史时期中国人口数量的变化、地域分布和迁徙，是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课题之一。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人口调查的国家之一。
《国语·周语》记载，周宣王三十九年（公元前789）“料民于太原”。
可知西周末年就举办过人口调查工作。
秦末刘邦进入关中，萧何首先收集秦朝的户籍地图，“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
说明秦帝国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户口统计簿籍了。
可惜秦代以前的人口资料没有保存下来。
现存最早的人口统计数字，是《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版籍，以后历代正史地理志、全国总志、地方志大多继承了这个传统，保留了人口数字（户数或口数）的记录。
这就为研究历史人口地理提供了最基本的资料。
不过应该指出：历代封建王朝编制户籍的目的是为了征收赋税和兵劳役，所以由于历代赋役制度的不同，以及中央和地方统治阶级内部利益的矛盾、社会各阶层的对抗，户口的隐匿、漏报、逃亡、流徙的情况屡见不鲜， *** 所掌握的户籍与实际数字相差甚远。
尽管如此，中国历史文献上保留下来的历代人口数字，仍然是世界上最丰富、最完备的人口调查资料。
两汉时期汉代的人口调查皆为户数和口数并列。
口赋（算钱）是国家的主要收入，户赋则指定为列侯、封君的收入。
《汉书·地理志》记载了西汉末元始二年103郡国户口数总共为户1235.6490万，口5 767.140 1万。
如以秦岭淮水为南北界线，北方人口占4/5弱，南方人口占1/5强。
如以汉武帝时所置14个监察区来划分，户数超过百万，口数超过5百万的有司隶和豫、冀、兖、青、徐五州，都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大致相当今陕西关中平原和黄河下游的冀、豫、鲁和皖、苏的淮河以北地区。
人口总数占全国的55％。
关中平原人口最集中的是长安附近，密度约达到每平方公里千人，为全国之冠。
其次是太行山以东平原地区，除了鲁中山地、胶东半岛和滨海地区外，人口密度估计也在每平方公里百人以上。
由此而形成二条人口比较密集的带状地区。
东西向的是自京兆（长安）—河南（雒阳）—陈留—济阴（定陶）—山阳—东海；南北向的是自清河—魏郡—河内、河东—河南—颍川—汝南。
这种分布显然与交通路线有关。
长江流域人口集中在成都平原、南阳盆地和太湖平原，这无疑是由优越的自然环境所促成的。
西汉末年的战乱，中原人士开始向长江流域迁徙，更远的还到了岭南地区。
同时南方经济进一步得到开发，人口显著增加。
据《后汉书·郡国志》所载永和五年（140）的版籍，全国有户933.6665万，口4789.2413万。
秦岭淮河以北人口占3/5，以南占2/5。
户数超过百万，口数超5百万的有豫、荆、扬、益4州，除了豫州外，其余3州均在长江流域，其户数占全国的42.2％，口数占全国的37.26％。
可见经过了138年，南北人口的分布起了显著变化。
与西汉末年人口相比，扬州增加了1/4，荆州和益州都增加了一倍。
其中增加最显著的南阳郡（南阳盆地），人口从194万（尾数不计）增至244万，零陵郡（湖南南部湘、资、潇水流域）从14万增至100万，长沙郡（湘、资水中下游流域）从23万增至105万，豫章郡（今江西省）从35万增至166万，巴郡（四川东部）从70万增至108万。
可见南方人口的增加除了北方人口南移外，还由于原来中原王朝势力不及的地区深入开发的结果。
而黄河流域除了少数几个郡国外，人口普遍减少。
魏晋南北朝时期东汉末年开始，中国进入了长期分裂和战乱时期。
黄河流域屡经兵燹，关中地区经董卓之乱，“长安城中尽空，并皆四散，二三年间关中无复行人”。
“洛阳附近，无辜而死者不可胜计”。
从洛阳至彭城（今徐州）的黄淮平原上，经曹操和陶谦之间战争，“墟邑无复行人”。
除了战争中死亡外，大批中原人民向相对安定的地区迁徙。
三辅、南阳人民多迁往益州。
徐州一带人民多避乱江东。
江淮之间十余万户皆渡江而东，“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
还有不少士大夫甚至渡海远徙交州。
在蜀汉、东吴政权内任职的不少是黄河流域迁来的士大夫。
此外，还有不少中原人士逃往幽州、辽东，甚至去鲜卑境内。
如东汉末刘虞为幽州牧，“青徐士庶，避黄巾之难归虞者，百余万口”（《后汉书·刘虞传》）。
三国鼎立局面稳定后，迁往辽东的往往复归故土，而迁往南方的大多定居下来。
以后魏蜀吴三家为了充实各自统治区内的实力，利用政治手段强迫人民迁居其统治中心的周围。
如建安末曹操讨张鲁，进入巴东、巴西郡（今川东），劝诱当地人民8万余口迁至邺、洛阳；继而曹既平张鲁，迁汉中民数万户以实长安、三辅。
曹丕建都洛阳，徒冀州5万户士家以实河南。
魏灭蜀后将蜀人3万家迁往洛阳和关中。
东吴孙权在建安年间连续西征盘居在长江中游的江夏太守黄祖，虏掠男女数万口迁至江东。
刘备入蜀带去了大批荆州人士，以后几次北伐南征，也迁民于成都平原。
此外，东汉末年，北方乌桓、鲜卑逐渐入居中原，散布于沿边诸郡。
匈奴入居汾水流域的就有3万余落。
东吴征服山越后，也将越人从山区迁至平原，总数约有10余万人。
经三国时期屡年战争，人口死亡、逃亡、隐匿的数字是相当高的。
所以据西晋太康初年（3世纪80年代）的户籍，全国仅246万户，1616万口。
黄河流域仍占56.72％，长江流域占34％。
黄河流域集中在可、冀2州，约占全国人口的32.12％。
全国郡级人口分布第一位是河南郡，即曹魏政权首都洛阳的所在地，有11万户，以下依次为与河南郡接界的河内郡、东吴旧都建业所在地的丹阳郡、今冀南与鲁接界的阳平郡、蜀汉旧都成都所在地的蜀郡，户数都在5万以上。
可见是由三国时代人口迁移的结果。
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中原人民在阶级和民族的双重压迫下，纷纷越淮渡江，相率南下，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
此后中原每一次较大的政治变动，如祖逖北伐、淝水之战、刘裕北伐、北魏南侵等等，都有一次较大规模的人口南徙。
据研究，截至刘宋为止，南渡人口约共有90万，占当时刘宋全境人口共五百几十万的1/6。
西晋时北方诸州，包括淮河以北地区共有140万户，约700余万口。
南渡的90万口占其1/8强。
换言之，即北方3个人中有1人南徙，而南方6个人中有1人为北来侨民。
北来的侨民集中在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江汉流域的襄阳、江陵、武昌以及长江下游的今江苏省境内，而以淮阴、扬州、南京、镇江、常州一线为最多，并在此设了大批侨州郡县。
侨置在今镇江的南徐州，侨民多于当地土著人口。
唐宋元时期唐初贞观年间开始人口直线上升，至天宝年间到达了顶峰。
全国有户9百万，口5200万。
秦岭淮河以北占3/5，而河北、河南二道，相当今冀、鲁、豫三省之地，又占北方人口的2/3。
可见黄河下游平原是当时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也是全国经济重心所在。
秦岭淮河以南人口最集中的是长江下游和宁绍平原。
江南道（今苏南、皖南和闽、浙、赣三省）有1000万人口，大部分集中在上述地区。
再依次是关内道（今陕西）460余万，剑南道（今四川）400万，河东道（今山西）370余万，山南道（今陕、豫、鄂交界各一部分）250余万，淮南道（江淮之间）220余万，最少的是岭南道（今两广和越南北部）91万和陇右道（今甘肃）53万。
安史乱后，黄河中下游经过长期战乱，大批人口南迁。
“天下衣冠世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李太白全集26》）。
人口普遍下降。
加之藩镇割据，中央法令不行，户口隐匿不报。
所以唐代后期人口资料残缺不全，难作全面估计。
现以元和年间（806～820）南方几个州与天宝年间户数相比，襄州（治今襄樊市，领县7）增加120％，鄂州（治今武昌，领县5）100％，苏州（治今吴县，领县7）30％，洪州（治今南昌，领县7）65％，泉州（治今泉州，领县4）50％，广州（治今广州，领县13）75％。
足以说明唐代后期南方人口普遍有所增加。
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全境有户1600余万，崇宁元年（1 102）有户2000万。
每户以5口计，11～12世纪初北宋境内约有1亿人口。
现以后来宋金界线（基本上以秦岭淮河为界）分为南北两区。
北方有户580余万，南方有户1100余万。
这反映了从唐代后期至北宋中后期，由于北方人口南迁和南方经济发展而带来的人口滋长，使南方人口的绝对数字开始超过了北方，这是中国人口南北分布的转折时期。
南方人口主要集中在两浙、江南东、西和福建四路，相当今苏南、皖南和闽、浙、赣三省。
元丰时有户520万，崇宁时有户570万。
其中两浙路（即今苏南太湖流域和浙江省）人口最多，元丰时178万，崇宁时198万。
其余依次是江南西路（除江、信、饶3州外的今江西省）、江南东路（今皖南、大茅山以西苏南和江西省东北部）、福建路（今福建省）。
两浙路自唐以来即为南方最富庶地区，江南西路在北宋时湖滨平原和吉泰盆地得到了充分开发，山区又有发达的工矿业，故人口大增，其户数虽低于两浙路，而口数却超过两浙路而居全国首位。
北宋末年，女真南侵，黄河流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
南渡人口最集中的是两浙路，因为是南宋政治中心所在。
“四方之民云集两浙，百倍常时”（《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8》）。
现以北宋崇宁元年和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的户数比较，两浙路增加26万户，福建路增加32万户，成都府路增加21万户，潼川府路增加24万户。
总之，南宋时代南方人口普遍增加，到了元代，南北人口的分布出现了巨大的逆转。
江浙、江西、湖广3行省（相当今苏南、皖南、沪、浙、闽、赣、湘、粤、桂、鄂小部分、黔之大部分），竟占了全国人口的83.73％。
当然，《元史地理志》所载各行省的户口数来源不一，不甚精确。
但作为概貌来看，大致还是可信的。
明清时期明初 *** 采取移民措施，如将江南人北徒淮域，西徙云贵；迁山西人于河北、豫北，迁浙西及山西民于滁、和、北平、山东、河南，迁北平、山后（今河北省太行山北端、军都山迤北地区）民散居北边诸卫，以为军籍等等。
以后社会相对稳定， *** 又鼓励人民从狭乡迁往宽乡，经过自然的调整，到了万历初年，南北人口的分布渐趋均匀。
今以万历六年（1578）的记载为例：①北五省：北直隶（今冀、京、津）、晋、鲁、豫、陕（今陕甘2省）的人口为2500万。
②中五省：南直隶（今苏、皖、沪）、浙江、江西、湖广（今两湖）、四川的人口为2900万。
③南五省：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人口为670万。
各地人口分布比较均匀，这是因为南方可耕种的平原毕竟较少，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必然要进行自我调整。
明清时期平原地区基本开发完毕。
失去土地的农民为谋生计往往奔向人口相对稀少、尚待开发的地区。
这就决定明清两代人口迁徙大致表现为三种形式：一是向海外移民。
临海的粤、闽等地因山多田少、人稠地（平原）狭，多出海谋生。
以去台湾和东南亚各岛屿为最多。
鸦片战争以后，广东人口大量外流。
据调查，从1850年到19世纪末，仅台山一县移居海外的就有20万人。
二是向山区进发。
明代自宣德至成化年间，从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各省逃流亡的农民迁徙至豫、鄂交界的荆、襄地区的大约有一二百万人，以后又向秦岭、大巴山区迁徙。
清代嘉庆年间川、陕、鄂、豫、甘5省白莲教起义，就是各地迁往这五省交界山区的流民大起义。
东南地区的无田农民多向闽浙皖南山区进发，湖南流民的目标是湘西山区，而闽、粤流民甚至迁往荒岭僻壤的赣南山区。
由于明代后期玉米、甘薯的传入，使大批流民进入山区成为可能。
三是向边区迁徙。
清代幅员辽阔，边疆地区人口稀少，为内地流民迁徙提供了条件。
东北长白山区为满族“龙兴之地”，定为封禁区，任何人不得入内定居、垦田、采伐、掘捕（人参、貂）。
但仍不断有人或从长城隘口、或渡海趋辽东半岛以至松花江流域，以资谋生，俗称“闯关东”。
晋、鲁、豫、冀4省人均有，尤以冀、鲁为多。
河北、山西人由古北口、张家口、独石口、喜峰口等处进入草原，称为“跑口外”；晋陕垦荒者则去归化（今呼和浩特）一带或河套地区进行耕种。
陇东贫民多进入银川平原。
陕甘人移居新疆的也不少。
光绪年间为平定阿古柏政权而进入新疆的湘军，就在哈密、巴里坤等地进行屯田，屯丁中凡是娶有妻室愿留新疆者，均借给牛具籽种，指拨土地令其承垦，故有一部湖南人由此进入新疆。
中国历史人物你可以去查找中国通史啊。
爱迪生，其实你可以百度一下
林冲身上，似乎有《三国》中三个人物的影子：相貌如张飞，身手如赵云，一开始忍辱求全的性格象刘备。 说到林冲有像张飞的地方，有人也许会感到突兀，觉得《水浒》中那个谨细而能忍辱的禁军教头，和《三国》中性如烈火、暴躁鲁莽的猛张飞实在挨不上，要说李逵像张飞还差不多。但列位看官当还记得林冲的绰号是什么，是“豹子头”，第七回中他一出场，就说他的相貌是“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八尺长短身材”，和《三国》中所写的张飞相貌“身长八尺，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完全相同，就连兵器，也和张飞一样，是与其相似的冷月枪，此外第四十八回林冲出马擒捉扈三娘时，书中也有诗说“满山都唤小张飞，豹子头林冲便是”，这些都说明，《水浒传》的写定者一开始可能是想把林冲写成“水浒版”的张飞，甚至还可以推断，在我们今天已见不到的《水浒》成书前早期民间流传的水浒故事里，说不定林冲真就是个张飞型的人物（《大宋宣和遗事》里有林冲的名字，绰号就已经是“豹子头”，但没有他的独立故事），但到《水浒》成书时，已经有了个猛张飞型的黑李逵要写（在晚期水浒题材的元杂剧如《李逵负荆》里，李逵形象已与《水浒传》中的十分接近），于是，就重新写了一个八十万禁军教头的人生故事，并在故事里寄托了一些有别于鲁智深、武松、李逵这些草莽人物故事的深沉情怀。 列位看官当还记得，林冲这个八十万禁军教头是如何一步步被逼上亡命山林之旅的，可以说，林冲是《水浒》中唯一一个严格意义上被逼上梁山的人物。《水浒传》一开头便先后讲述了两个颇为相似的人物－－王进和林冲－－的颇为相似的命运：他们都是禁军教头，都武艺高强、无辜善良，都是很理想的国家良将，却先后被高俅这象他自己一脚踢起的气毬般轻飘飘直升到高位的无赖小人横加迫害，一个被害得远走异乡，一个被害得家破人亡，最后只得上演一出风雪山神庙血腥复仇，然后蹿入草泽。水浒故事的讲述者就是通过拿他们与奸邪无赖高俅反复对比，传达出对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大贤处下、不肖居上的黑暗的政治格局的深深的无奈与愤懑。 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无奈与愤懑。早从屈原的《离骚》开始，千百年来，在诗歌、戏曲、小说里，它不知被反复传写了多少次。因为千百年来屈原放逐的命运一直就在一次次上演着，岳飞风波亭的命运一直就在一次次上演着，《水浒》中王进被逼逐的故事、林冲被迫害的故事和宋江最后被毒杀的故事，千百年来也一直就在一次次上演着。 这种“浮云蔽白日”（“古诗十九首”中的一句，常被古人用来喻奸邪主政）的格局其实是专制时代永恒的问题。《水浒》通过讲述林冲故事抒发的正是对这浮云蔽白日的深广的忧愤，有了这种忧愤，并把它作为后来众好汉暴烈的反抗的背景和前奏，就使《水浒》这部“强人颂”提升了一层品格。因此，可以说水浒世界里风雪山神庙、林冲夜奔等故事的意味，和鲁智深、武松等草莽豪杰的传奇故事是迥乎不同的，它在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以及快意恩仇之外别抒怀抱，在水浒世界里独奏了一曲怨郁而又慷慨的悲壮之音。 另外，从更普适的意义来说，水浒世界里的林冲故事，还传达出中国人－－尤其是有才干而善良的中国人那种深重的压抑人生的滋味。 林冲的被压抑，不仅仅是来自高俅这个身居高位的小人，而是来自各色人等：先是受高俅的陷害，几乎被问成死罪；死里逃生，发配上路，又被董超、薛霸两个人渣百计折磨，然后捆在野猪林，差点给一棍当头打死；到了柴进庄上，虽有柴进热诚相待，但仍不免一度得对趾高气扬的平庸之辈洪教头陪着笑脸；到了沧州牢城营，因拿银子稍慢，就被差拨骂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这一切，林冲都逆来顺受，忍了，可陆虞候又来沧州追杀，终于，林冲忍无可忍，一幕风雪山神庙中，灵魂深处的“匪魂”，如睡狮猛醒，在漫天的风雪中，在火烧草料场的熊熊大火映过来的火光中，猛下杀手，血溅山神庙前的风雪大地，遗下一幅血红雪白的惨烈森冷的图景，而后，踏上了夜奔梁山的不归路。
写好历史人物论文要注意以下问题：（1）力求寓理论于叙述之中，做到史观与史料的有机联系与内在统一。要既防止空洞理论而缺少史实，流于社会学公式，又要防止堆砌史料，无理论分析。更要力避史论、史料两张皮，我们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引出规律性、找出事物的内部联系。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2）历史逻辑与语言逻辑的统一，历史人物论文的语言应服务于、服从于历史的真实性。要在保证史实正确、准确的前提下，讲求语法修辞。“史实真、道理正”占第一位，“文章好”居第二位，要重视 历史论文的语言、文辞方面的质量，但不能因词害义，本末倒置。在内容真实丰富的基础上，要充分发挥语言文笔的风采。这样，才能成功地达到言以声其心之所得。（3）文章要通畅、质朴、简洁，在史学文章里，为了能“真实、凝练、生动”地表达人、事，也可以适当地“文白兼用”或所谓“半文半白”.事实上，一点儿“文言”词与词组没有是不可能的。
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制度的本质.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的主要社会制度是农奴制,战国中叶商鞅变法所开创的地主官僚制度之秦模式就是在与农奴制（以及奴隶制残余）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有了这根几百年间一以贯之的红线,周秦之际的历史变革就好理解和把握了. 一 春秋 《史记.孔子世家》在总结孔子一生文化贡献时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穆）,编次其事.”这里“下至秦缪”一句值得注意.孔子是一意维护西周奴隶制的思想家,经他修编的《尚书》以秦穆公之《秦誓》终篇,一则预见了秦国的走向强盛、代周而兴,一则寓意殷周奴隶制已如那西天的太阳,虽然恹恹不愿下山,却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了. 秦穆公在位时间为公元前659年至621年；在秦穆公之前,从公元前685年到643年,是有名的齐桓公“尊王攘夷”的事迹.这便是周代奴隶制秩序最后的斜晖一瞥.《论语.宪问》记录了孔子对齐桓公、管仲的评价,他说：“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披）发左衽矣.”差不多算是仁了啊,差不多算是仁了啊,这稍微有保留的评语是赞叹管仲在中原大致恢复了奴隶制的王朝礼治秩序,而遗憾之处则司马迁认为是齐桓公称霸而未称王,没能达到重建宗法分封天 *** 系的高度,他说“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管晏列传》）但西周奴隶制盛时的礼治荣景毕竟一去不复返了. 在西周,土地属于周天子（王）和诸侯（公）代表的氏族集团所有,称为“公田”.天子或诸侯把土地分封给国内的政务官——大夫,叫作“采邑”.士构成了统治阶级的中下层,是介于贵族和平民、奴隶之间的一个较广大的社会阶层.《国语.晋语》云：“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士也能分得一份公田,参与剥削,以维持他统治阶级的体面,而庶人则是平民中的自由农民,要靠劳力吃饭. 农奴在贵族庄园里劳动,这种现象并不始于春秋,早在西周中叶以前就已出现了.《诗经.豳风.七月》中就有“嗟我农夫”的叹息,此处农夫便是农奴,他们“为公子裳”、“为公子裘”,他们“献豜于公”、“上入执宫功”,等等；他们不是奴隶,但依附于大小贵族,被束缚在贵族的土地上,没有完全的人身自由. 在大量使用奴隶进行农业生产的情况下,自由农民生产成本相对过高,难以抵御市场风险,许多破产的农民为了生计,托庇于豪门,成为失掉了一部分自由的农奴.又据《汉书.食货志上》的记载：“周室既衰,暴君污吏慢其经界”,贵族们侵夺农民的土地,使土地和人都变成他们的私属.另一方面,大小贵族在贪欲的驱使下,命人开垦森林、草原,公田之外的私田日益增多,而至迟于西周末年开始应用的铁制农具,大大加快了开辟私田的进程.田地多了,劳动力就显得不足,而奴隶怠工、逃亡等形式的自发斗争不断地发生,贵族们为了保障生产和再生产,有可能改善奴隶的劳动条件,将一些奴隶转化为农奴,以提高他们生产的积极性. 所以农奴的来源是奴隶社会里的农民和奴隶.贵族们的私欲损害了奴隶制政权的公利,私属农奴越多,国家的财税收入相对就越少.到了齐桓公、管仲的时代,列国的生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转变为农奴劳动的庄园经济.但齐国的世卿大族少,奴隶经济还比较巩固.相对雄厚的奴隶经济支撑了桓公的“尊王攘夷”事业,而生产关系的变化使得管仲“与俗同好恶”的施政呈现出改良的特点.管仲“下令如流水之原（源头）,令顺民心”,“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管晏列传》）.他的政策一方面强化了奴隶主贵族的国家机器,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力量,一方面反映了领主庄园经济的要求,采取了“四民者勿使杂处”,世代“恒为士”、“恒为工”、“恒为商”、“恒为农”（《国语.齐语》）的固定身份的做法.在这种制度下,国家的农业奴隶就逐渐转化为国家的农奴. 齐桓、晋文之后,中原诸国无力阻挡楚国的北进.楚庄王之时（公元前613～591年）,“观兵于周郊”（《楚世家》）,问周王朝鼎之轻重.公元前608年,鲁国的襄仲杀嫡立庶,由文公次妃之子俀继位,就是宣公,这以后鲁国渐渐“公室卑,三桓强”（《鲁周公世家》）,鲁桓公之族孟孙、叔孙、季孙三家渐渐把持了鲁国的政权.公元前594年,鲁宣公“初税亩”,《春秋》讥之为“履亩”.按田亩实际面积征收租税,势必要重新丈量土地、整顿庄园.这时,鲁、宋、郑、陈都归顺了楚庄王.宣公此举一来是为了限制三桓的势力,加强奴隶制国家的君权,二来也可能是为了搜刮更多的民财,以便向楚国输送贡纳.宣公向三桓争夺权力的斗争似乎并不成功,司马迁在《鲁世家》里甚至完全没有提到宣公十五年的这件大事.软弱无力的斗争等于承认“存在即合理”,使用农奴劳动的庄园经济形态日渐取得优势,奴隶制就要为农奴制所取代了. 公元前572年,晋国的栾书杀了厉公,立了襄公的曾孙周,就是悼公,这以后晋国“大夫稍强”.公元前546年,即晋平公十二年,赵武（文子）当了正卿（《赵世家》）,这年晋、楚订立弭兵之约,此后四十年内两大强国之间没有发生冲突,而中原诸国内部公室和大夫的斗争上升成为主要矛盾.公元前544年,吴国的延陵季子出使晋国,“与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语,曰：晋国之政,卒归此三家矣.”（《晋世家》） 在齐国,“田釐子乞事齐景公为大夫,其收赋税于民以小斗受之,其禀（发放粮食）予民以大斗,行阴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齐众心,宗族益强,民思田氏.”（《田敬仲完世家》）田氏取得了平民和农奴的拥护.公元前539年,齐国的晏婴使晋,跟晋国的奴隶主贵族叔向私下里交谈.叔向说：“晋,季世（末世）也.公厚赋为台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门,其可久乎!”（《晋世家》）晏子说：“齐政卒归田氏.田氏虽无大德,以公（国家的量器,小斗）权（交换）私（私家的量器,大斗）,有德于民,民爱之.”（《齐太公世家》） 公元前536年,郑国子产铸刑书,叔向责备他为政不以礼,子产答复说：“若吾子之言.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左传.昭公六年》）郑国在晋、楚之间,被迫时而朝晋,时而朝楚,有朝不保夕之感,子产为了补奴隶制之天,在列国中首先发布了成文法典,来应付深重的社会危机.这样做大概最终还是归于徒劳,所以此事《史记.郑世家》也未见记载. 到了公元前526年,晋昭公死的时候,晋国开始“六卿强,公室卑”（《晋世家》）,六卿是韩、赵、魏、范、荀（中行）和智氏.公元前514年,魏献子为政,“六卿以法诛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为十县,六卿各令其族为之大夫.晋公室由此益弱”.（《赵世家》）第二年,赵鞅（简子）、荀寅“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制定有利于庄园领主的法律,这和23年前子产铸刑书的用意已经完全不同.公元前491年,“简子拔邯郸,中行文子奔柏人.简子又围柏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齐.赵竟有邯郸、柏人.范、中行余邑入于晋.赵名晋卿,实专晋权,奉邑侔于诸侯.”（《赵世家》） 公元前488年,齐国田乞胁迫诸大夫拥立跟他私交好的阳生,就是悼公,杀了景公生前喜爱的宠姬之子荼,于是“田乞为相,专齐政”.（《田敬仲完世家》）田乞死后,简公之时,其子田恒“复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贷,以小斗收”,换取人心.公元前481年,田恒杀简公,立平公.田恒相齐,谥为成子. 孔丘在鲁国听到了田成子弑君的消息,这时他已经70岁了.孔丘请求哀公讨伐田恒,哀公让他找三桓.孔丘只好去请三桓发兵,三桓拒绝了他.奴隶制的礼治秩序无可挽回的崩溃了.过了两年,孔丘去世. 二 战国前期 公元前458年,“知（智）伯与赵、韩、魏尽分其范、中行故地.”（《赵世家》）公元前453年,赵襄子、韩康子、魏桓子“共杀知伯,尽并其地”.（《晋世家》）这时,“赵北有代,南并知氏,强于韩、魏”.（《赵世家》）至此,三家分晋的格局业已形成. 魏桓子的孙子就是文侯,公元前445年为魏文侯元年.在《史记》中,李克（悝）是一个帝王师的形象.公元前429年,魏国拔取了中山国,翟璜举荐李悝为中山之守.吴起“闻魏文侯贤,欲事之”（《孙子吴起列传》）,文侯在用吴起之前询问过李悝对吴起的看法,可见吴起向文侯求将当在公元前429年以后.公元前421年,翟璜回顾说,他还曾举荐吴起为西河守,则吴起到魏国是在公元前421年以前.就在这一年,文侯“任西门豹守邺,而河内称治”（《魏世家》）.魏文侯举用李悝、吴起、西门豹等贤才,使魏国摆脱了落后局面,强大起来. 据李悝说,魏成子为文侯招揽了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三人.公元前429年,“子击逢文侯之师田子方于朝歌”,若子夏此时在魏,年已78岁（他比老师孔丘小44岁）,则“文侯受子夏经艺”多半在此之前.我认为子夏等三人有点像汉初的商山四皓,名望很高,文侯师之,以示敬老尊贤,至于治国则主要靠李悝、吴起、西门豹.有人说李悝、吴起、商鞅出于子夏门下,但李悝径以“卜子夏”称之,司马迁记吴起“尝学于曾子”,而非子夏,所以子夏不是李悝、吴起的老师.商鞅的年代还要晚得多,更不可能. 《晋书.刑法志》说：“……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商君受之以相秦”,其说晚出,不可信.章炳麟说过：“法家者流,则犹西方所谓政治家也,非胶（固着、局限）于刑律而已”,商鞅变法,因时而变,治国之策不必从书中来,亦不必沿袭前人.不能因为商鞅在魏国做过官,就把他和李悝扯上关系.而李悝著《法经》云云,亦恐系伪托.李悝自有其贡献,《汉书.食货志上》述：“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勤于农业,多产粮食）之教……又曰：籴（买米）甚贵伤民（除农民以外的其他平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指人心离散）,农伤则国贫（指粮价太低,农民不愿种粮,国家粮食不够充足）,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善平籴（平衡米价,指官籴）者……使民适足（正好够吃）,贾（价）平则止.小饥（歉收年）则发小孰（熟,丰收年）之所敛（敛藏）,中饥则发中孰之所敛、大饥则发大孰之所敛,而粜（卖米,指官粜）之……取有余（丰收的年成）以补不足（歉收的年成）也.”此时魏国商业已甚发达,市场粮价波动很大,为了平衡粮价,就由官府发挥调节作用,在丰年多收粮食,在歉收之年少收粮食,保持市场粮食供应和价格稳定；又在荒年卖出官府于丰年敛藏的粮食,解决粮荒价高的问题.班固撰《汉书》在东汉,所言“农”乃自耕农,而李悝那个时候的农业劳动者仍以农奴为主.这段话的意义在于指出李悝发明了国家调节粮食市场的办法,保障了中小农奴主的利益,也有利于平民阶层,由此奠定了农奴制魏国富国强兵的基础. “文侯以吴起善用兵,廉平,尽能得士心,乃以为西河守,以拒秦、韩.”（《孙子吴起列传》）公元前395年,文侯的儿子武侯即位,先后以田文、公叔为相,公叔怕西河之守吴起夺了他的位子,就设计使吴起离开了魏国. 公元前391年,齐国田恒的曾孙田和把齐康公迁谪到海上,仅“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公元前387年,田和与魏武侯会于浊泽,“求为诸侯”.次年,田和“立为齐侯,列于周室,纪元年”.（《田完世家》） 公元前391年,“三晋伐楚,败我大梁、榆关.楚厚赂秦,与之平.”（《楚世家》）魏、齐都在上升,楚国的国力相对减弱.吴起离魏后到了楚国,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就要来了.“楚悼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明法审令,捐（捐弃）不急（急需）之官,废（废止）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破除）驰说之言纵横者.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孙子吴起列传》）吴起的改革远比李悝激烈,他以强军为中心,摒弃空谈,裁汰闲官,削减贵族,用节省下来的财物扩充军队、赏赐将士,造成了许多人利益、地位、命运的急剧变化,因而吴起相楚可以说是商鞅变法的先声.但吴起的变法没有触及生产关系领域,也还不是地主阶级的社会变革.公元前381年,悼王死,吴起被宗室大臣杀害了. 当春秋、战国之交,商业和列国之间的贸易愈益繁荣兴旺,范蠡、子贡即是经营商业成功的典范.庄园经济的发展,早已破坏了奴隶制的“经界”；商业的崛兴,又使土地这种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最终也成了商品.在战国早期,土地的自由买卖很可能已经大量出现了.土地的迅速流转,使领主变成了地主,农奴变成了贫雇农.土地被卖掉了,农奴也被领主抛弃了. 商鞅变法,是一场暴风骤雨式的革命.商鞅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和自耕农的利益,冲击着旧贵族的既定秩序.公元前361年,秦孝公继位,下令求贤,商鞅从魏国西入秦.两年后（《秦本纪》）,经过辩论,“卒定变法之令”（《商君列传》）.有军功者授爵,宗室无军功者革除贵族身份.此外,“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据有）田宅”,实际上创造出一个庞大的军功地主阶层,而且“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华贵）”.更重要的是,“僇力（尽力）本业（农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恢复自由之身）；事末利（弃农经商）及怠而贫（游手好闲,以致家贫）者,举以为收孥（奴,官奴,指劳改）”.“复其身”三字《集解》、《索隐》、《正义》均未解释,《荀子.议兵》有“复其户”之语,杨倞注为“不徭役”,颜师古注《汉书.刑法志》引文时释为“免其赋税”,因而有人以免其徭役或免其赋税来理解“复其身”.其实,“复其身”是使农奴或奴隶从人身依附中解脱出来,成为自由农民,在上段话里“僇力本业”和“事末利”相对应,“复其身”和“举以为收孥”相对应.这样,自耕农的数量就大为增加,国家的赋税和兵源变得更加充足. 公元前350年,商鞅又发布“为田、开阡陌,封疆”的法令,两年后,“初为赋”,“而赋税平”.我认为,“为田、开阡陌”即《商君书》中“垦草”之意,指大面积开荒种地；“封疆”是指在田地周围植树,作为所有权的标志.所以商鞅垦草令的基本内容是鼓励开荒,开垦的田地归私人所有,并且前两年不收赋税,第三年开始征收,但赋税适度、稳定.这项政策培育了一个富足的自耕农阶层,使商鞅的变法拥有了更加广泛的阶级基础.因而军事官僚的地主化、贵族化和自耕农的中产阶级化,构成了变法后秦国社会的两大支柱. 在古代,农业是国家富强之本.商鞅为了尽快实现强国的目标,采取了重农抑商的做法.《商君书.垦令》中记：“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由国家来掌握粮食的流通；又“重关市之赋”,提高市场上的交易税,降低商人的利润率,等等,想尽一切办法来增加农业劳动力、集中力量发展农业.于是,地主官僚制度的秦模式在经济上就以重本抑末为其特征. 商鞅变法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成效.公元前354年,“与魏战元里,有功”；公元前352年,“将兵围魏安邑,降之”；公元前340年,秦、赵、齐一起伐魏,商鞅“虏魏公子卬”而“袭夺其军,破之”（《魏世家》）.由于“秦用商君”,领土向东达到了黄河,且魏国几次被齐、赵击败,而魏国都城“安邑近秦”,于是魏惠王（魏武侯的儿子）就迁到大梁建立新都.农奴制的魏国在同为农奴制的齐、赵等国和地主官僚制秦国的夹击下,接连失败,“兵三折于外,太子虏,上将死,国以空虚”,难以复振. 公元前338年,“孝公卒,子惠文君立”,秦国的旧贵族集团杀害了商鞅,43年前吴起的悲剧重演了.商鞅死了,但是他首创地主官僚制度秦模式的功绩,却永不磨灭. 三 战国后期 在中原诸强国中,魏惠王第一个称王,魏国第一个衰落.迁都到大梁之后,人以粱惠王称之.惠王因“数于军旅”,就“卑礼厚币以招贤者”.当齐国邹衍来到大梁的时候,惠王曾经亲自“郊迎,执宾主之礼”（《孟子荀卿列传》）,表示求贤若渴的心情.惠王卒于公元前319年,而邹衍“适粱”以前已经“重于齐”了,所以他最晚当生于公元前350年. 邹衍深入地研究了历史和社会,他在著作中“先序（叙述）今（现在）以上（上溯）至黄帝,学者所共术（述）,大（大而至于）并世（天下）盛衰,因（于是）载其禨祥度制（天人感应的法则）,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考察）而原（推究）也.……称引天地剖判（剖分）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应验）若兹.”他从茫远往古以来的历史兴衰中总结出社会依循五行变化的规律.在今天看来,这似乎不过是迷信罢了,在当时,却可说是一种非常高明的历史哲学. 邹衍又细致地观察了自然和地理,他在著作中“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之内的九州算不得九州）；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才算是真正的九州）.于是有裨海（小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合中国等九州为一大州）.如此者九（九大州）,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他依据已经掌握的地理知识,对中国以外的世界作了天才的猜想.他说中国只占世界的八十一分之一,过去所说的《禹贡》九州算不上九州,整个中国也才不过一州而已.这一观点极大地开阔了当时人们的视野,并且隐寓将来的中国统一不会再是过去那种联合国式的“九州攸同”的王政,而新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形态已经呼之欲出. 黄帝.中国.在这个时代,人们开始达成共识,以黄帝来代表华夏民族共同的宗祖,以中国来称呼华夏民族共同的疆域,所以黄帝就成了天下一统的象征.宣王之时（公元前319～301年在位）,“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在稷下,慎到、环渊、接子、田骈等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所论焉”.可见赵人慎到和楚人环渊是稷下学士中的健者.《汉书.艺文志》列《慎子》四十二篇于法家,篇数仅少于《韩子》（五十五篇）,颜师古注：“名到,先申韩,申韩称之”,所以慎到的法治思想大都为韩非所吸收了,而慎到自身的学问反而散佚无闻.郭沫若推测环渊整理了老子的遗说,其上下篇即《道德经》；其说可从.黄老道德之术就是人君南面之术,即君主治国的经验和智慧.因为在当时研究这类学问的目的是统一中国,所以就冠之以黄帝之名；因为两百年前的老子阐明了这类学问最精要的东西,即政治哲学和政治伦理学,所以称之为黄帝老子之术,简称黄老,也就是黄老道德之术. 《老子》是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源头.道,就是对立统一规律；德,是指君主合于道的品格,所以道德即哲学和伦理学的统一.实现这种统一的关键在于“设置对立面”,具体来说,如“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辱”,如“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又如“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等等.《老子》代表了农业劳动者的愿望,抨击了统治集团的骄奢淫逸,抒发了乱世里的人们对于桃花源式的自由、朴实、宁静生活的向往之情.（请参考拙著《老子寻绎》及文章《老子的道德智慧和 *** 哲学思想》）《老子》的思想超越了那个地主官僚制和农奴制、奴隶制相互斗争的残酷年代,也超越了之后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直到今天仍然能给予我们丰富而深刻的启迪. 《老子》由楚人来整理和完善,不是偶然的.就在稷下群贤毕至的同时,在楚国,屈原为了变法图强而孤军奋战.怀王时代（公元前328～299年在位）,是楚国命运的转折点.如果商鞅式的变法成功,联齐抗秦的策略成功,地大物博的楚国就有可能赢得时间,积蓄力量,最终统一天下.《离骚》和《老子》都在这个年代问世,证明这时的楚国产生了政治革新和文化振兴的迫切要求.“离骚者,犹离忧也”,屈原“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屈原贾生列传》）.楚怀王昏聩无能,贵族集团 *** 变革、陷害忠良；当权派管理国家犹如儿戏,一再被“虎狼之国”轻易欺,“兵挫地削,亡其六郡”,楚怀王最终“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 公元前284年,燕国“以乐毅为上将军,与秦、楚、三晋合谋以伐齐”（《燕召公世家》）,齐军大败,乐毅统治齐国六年.从此齐国一蹶不振.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不久,屈原“自沉汨罗以死”.一个文化上星汉灿烂的时代结束了. 公元前265年,秦昭襄王“以其次子安国君为太子”（《吕不韦列传》）.阳翟大商人吕不韦得知了这个消息,就说动在赵国作人质的安国君之子子楚,用千金帮他讨得了安国君宠姬华阳夫人的欢心,支持他结宾客、造声望.吕不韦“奇货可居”的投机获得了成功,公元前249年,子楚登上了王位,就是庄襄王,“以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秦三川郡,汉易名河南）雒阳十万户”.子楚享国日短,三年后,太子政代立,“尊吕不韦为相国”,此时吕不韦至少当在50岁上下. 吕不韦吩咐门下宾客集撰了一部书,自以为囊括了“天地万物古今之事”,仿照200多年以前孔丘编写《春秋》,叫做《吕氏春秋》.这说明孔丘是他心底最佩服的人物.孔丘“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吕不韦就称为文信侯；孔丘梦想“吾其为东周（在东边做出西周那样的事业）”,吕不韦就把雒阳（周朝的东都）一带作为自己的食邑；孔丘赞赏管仲,吕不韦就自命“仲父”,等等.吕不韦鼓吹统一国家下实行分封制（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齐鲁书社,1987）,违背了政治 *** 集权的历史潮流.战国末年的列国,奴隶制的残花早已零落,所以吕不韦的政略究其实乃是一种广土众民的领主封建制,而《吕氏春秋》则是他要在全天下推行领主封建制的政纲.吕不韦“家僮万人”,驱使奴隶从事商业和手工业,那么他的政策也决不会排斥奴隶制. 因此,吕不韦这个投机商是农奴制及奴隶制在春秋战国的最后一位代表.他利用一切思想资源,包括稷下的黄老之学,来点缀他的《吕氏春秋》.他为了显示自己一言九鼎、不容置疑的权威地位,演了一出“一字千金”的话剧.如果嬴政想延续商鞅以来的政治路线,他和吕不韦的斗争就势不可免,发觉嫪毐与太后私乱之事不过导火索而已.公元前237年,免去吕不韦相国职务,让他到三川郡去,这年嬴政22岁.过了一年多,因为列国诸侯、宾客的使者相望于道,来拜访吕不韦,嬴政担心变乱将作,就赐书吕不韦,严辞相责：“君何功于秦”,“君何亲于秦”,吕不韦饮毒酒自杀. 嬴政用李斯之策,在短短的十几年内,并灭了六国.公元前221年,秦军最后攻破齐国,完成天下一统的大业.此后十年之间,始皇扫除农奴制和奴隶制的残余政治势力,将地主官僚制度的秦模式推广到了整个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秦始皇还曾在边地对秦模式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略作调整.乌氏蠃用织物交换戎王的牲畜,巴寡妇清拥有丹砂矿的富厚之利.始皇“令蠃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汉书.货殖传》）,又礼遇巴寡妇清,“为筑女怀清台”.这和商鞅的政策比较起来,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地主官僚制度的汉模式亦可说发端于此. 公元前210年,49岁的秦始皇在出巡路上病逝.
【我在研究三国里的人物（当然，鄙人只是业余者），认为曹操是个很复杂、多面的人物，用三言两语很难描述清楚。在史学界曹操就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很多人说曹操是奸雄、枭雄。我则认为他是一个时势英雄。很多人也许会问：为什么有这样的评价呢？当然是有原因的，在封建社会时代，世人认为大丈夫在世的远大理想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想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解析曹操，应该更为透彻。 首先说修身：曹操在年轻的时候就恣情豪放，他在文学、军事方面都颇有建树。尤其是文学方面。众所周知，曹操是三国魏晋时期文学家“三曹”之一，他的很多诗词歌赋至今都广为传颂，被列为经典。这足以看出曹操的个人修养！ 再说齐家：在这方面，最具代表的事件莫过于选嗣，当时两个主要人物是曹丕和曹植。虽然表面上看两人旗鼓相当，但曹操最终还是看中曹丕，因为曹丕适合做人君，而曹植只能当诗人。后来事实也证明了他的英明之处。使他们曹家最终代汉建魏。 接着说治国：在曹操挟天子已令诸侯并且迁都许昌后，此时汉天子实际上的权力已经被他取而代之了，在他在世的期间，中原地区成为当时最繁华的地方。在用人方面，他唯才是举，不避亲疏，不分贵贱，使曹魏最终强大。这充分体现了他的治国才能，可以说他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 最后说平天下：三国早期，曹操只不过拥兵几万，地不过几郡，在短短数年却先后灭袁绍、除袁术、擒吕布、伐张秀、定辽东、平西凉！虽然后来南征失败，没能完成他统一天下的大业，但也为以后三分归一奠定了坚实基础。 可以不难看出，修身，使他成为文学家；齐家，使他成为谋略家；治国，使他成为政治家；平天下，又使他成为军事家。所以我称曹操为世之英雄！当然曹操也有刚愎自用，残害忠良，滥杀无辜时候。这可能也是后来很多人评价他为奸雄的原因。但是我认为这是乱世所造就的，因此我又在英雄前面加上“时势”两字，称其为----时势英雄】！
历史论文的写作和其他论文的写作有相同的地方，也有特定的一些要求，今天和你讨论的就是历史论文写作的有关问题。 一、历史论文的写法及要求 最重要的是确定主题，根据主题列出写作提纲，根据历史论文的指导思想和总体思路，使用所掌握材料，有计划的依次成文。 文章以提纲为构架却不为提纲所割裂，它应是史事完整、气势贯联，浑然一体的一个整体。 写好历史论文要注意以下问题： (1)力求寓理论于叙述之中，做到史观与史料的有机联系与内在统一。要既防止空洞理论而缺少史实，流于社会学公式，又要防止堆砌史料，无理论分析。更要力避史论、史料两张皮，我们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引出规律性、找出事物的内部联系。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2)历史逻辑与语言逻辑的统一，历史论文的语言应服务于、服从于历史的真实性。要在保证史实正确、准确的前提下，讲求语法修辞。历史发展有其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客观的历史规律反映在人们的头脑里，用历史论文或著作表达出来，这就是历史逻辑；体现这个历史逻辑的实践，是通过运用词、句、文章的语言文字手段来完成的。但，“史实真、道理正”占第一位，“文章好”居第二位，要重视 历史论文的语言、文辞方面的质量，但不能因词害义，本末倒置。在内容真实丰富的基础上，要充分发挥语言文笔的风采。这样，才能成功地达到言以声其心之所得。 (3)文章要通畅、质朴、简洁，在史学文章里，为了能“真实、凝练、生动”地表达人、事，也可以适当地“文白兼用”或所谓“半文半白”。事实上，一点儿“文言”词与词组没有是不可能的。 (4)准确地使用引文，历史论文中出现“引文”是必然的，它使立论可靠，有利于提高文章质量，反映作者知识，认识的深度、广度。但也存在着一个引什么、怎么引的问题。首先，经典作家的教导和革命领导人的重要言论可以引用。再次，现行的法定的历史教科书内容可以引用。因为它是依据最可靠的资料，参考最新研究成果，采用最为公认的论点，使用最规范简洁的文字写成的。对一些非历史作品，指历史小说，X X 演义、X X史话之类，它们以历史为素材，为原料，可能有文艺价值及教育意义，但非历史，我们不能随便引用。 (5)历史论文的层次与条理，在一般历史论文中，要注意段落划分，引文形式，注释种类这三点。四、五千字以上的较长历史论文，依史事种类或历史情节的发展，可分为几个大段，加上小标题，使全文结构严整，每题内涵明确。历史论文引文的使用应力求简短、贴切、有份量；恰当地嵌合在整个行文之中，但切忌截头去尾，断章取义。 二、历史论文的范文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一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三 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 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 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 四 要重视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 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 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27.69，及格率只有1.5%。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31.8%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及和教育的工作。
曹操，字孟德，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诗人，魏国的奠基者。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武双全、身经百战的英雄人物。“说曹操，曹操到”、“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身在曹营心在汉”......很少有那位古人会像曹操这样，被我们随时提到。但是，现代人对曹操的了解实际上并不多。人们对他的了解大多是“白脸奸臣”“汉贼”之类，这可以说是受了《三国演义》的影响，但近些年随着对曹操研究的深入，以及今年曹操墓的发现，一阵新的曹操热便随之而起，所以，近十年以来，已经有很多学者对曹操进行了研究，发表了一些论文。在这里我就对近十年来对曹操的研究概况作一个总结，以便于后来者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以下，将分几个方面来简述。一、 曹操的形象历史上的曹操(155—220年)，是东汉末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他出身豪门，其父曹嵩官至太尉；年轻时便机警而有权术，被当时名气很大的人物评论家许劭评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在镇压黄巾军中，他初露头角，历任骑都尉、济南相、典军校尉；在天下大乱时，他更是大显身手，由东郡太守升格为州牧，成为占据一州的诸侯(东汉全国共十三州)。建安元年(196年)，他接受荀或建议，迎汉献帝至许都，从此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政治上占据主动，先后歼灭吕布、袁术、袁绍等割据势力，逐步统一了北方。建安十三年(208年)秋，他率军南下，不战而得荆州；但在赤壁之战中被孙权、刘备联军打败，统一全国的计划受阻。此后，他一面发展生产，恢复经济，一面强化对朝政的控制，为其子曹丕代汉奠定了基础。他精通兵法，是汉末最富谋略的军事统帅。他又是卓有成就的诗人，其诗气势称雄，慷慨悲壮。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象他那样的全才式的杰出人物，真是罕有其匹。对于汉末形势的发展和三国鼎立的形成，他起了很大的作用。对于这些方面，历来研究甚多；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历史人物曹操的历史功绩、历史地位，学术界大致已有共识，这里不作更多的论析。《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是全书人物中性格最丰富、最复杂的一个人物，也是一个塑造得极为成功的艺术典型。《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不仅是历史人物曹操基本特征的艺术演绎，而且集中涵盖了千百个封建统治者的复杂品性，因而具有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历史真实性。在中国文学史上，很难找到象曹操这样集真伪、善恶、美丑为一体的封建政治家形象，这样的“圆的人物”。他完全可以列入世界名著之林的不朽就艺术典型的行列之中，具有永恒的审美意义。二、 曹操的性格学界谈到曹操 的为人和性格,大抵有两种观点 ,一是将政治人物 的曹操与文学人物的曹操合并来看 ,说其不论为人或为诗 ,均谲诈阴险 ;二是把曹操的政治活动与文学创作分开 ,说其为人谲诈 ,为诗真诚 。但是 ,这两种观点都过于笼统 ,都把曹操的性格看成一成不变 的东西 ,不免有些机械 。笔者认为,曹操的性格是复杂多变的 , 青壮年的曹操和老年 的曹操有不 同的性格特点 :青壮年 时期的曹操慷慨通脱 , 自信机警 ;老年曹操多忧多 虑和孤独谲诈 。当然心理学认为 ,人的性格是逐渐形成的 ,不 可能有截然 的分期 。笔者分曹操性格为两个 时期 是 出于探究 的方便 。前期性格的 自信特征当然在后期还存在 ,但是慢慢为忧虑的特征所笼罩 。前 期慷慨机警的性格特征也见于后期 的诗篇 ,但是更多的时候为谲诈的特征所遮掩 。当然从整体上看 ,曹操性格是多重的 ,很多看似矛盾的现象都在他 的身上统一起来 :他用人不疑 ,不为用者就杀掉 ;他唯才是举 ,又嫉贤妒能 ;他杀人如麻 ,临刑又唏嘘流涕 ;他食邑两万户 ,又大力倡行节俭 。凡此种种都说明曹操性格上的多重性 。曹操出身于宦官之家 ,虽然衣食无忧 ,但社会地位较低 ,这对幼年曹操游手好 闲的个性有很大的影响 。曹操在镇压黄巾起义 的过程 中实力 日益强大 ,他挟天子 以令诸侯 , 剪除群 雄 ,统一 北方 。但赤壁之战的失败击碎 了曹操统一全 国的美梦从此 ,统一大业和时光短暂成为曹操生命 中的重, 要矛盾 。这一矛盾 的发展对曹操性格 的演变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三、 曹操的军事思想曹操的军事思想有广泛的来源。首先，来源于他统一战争的实践。曹操在这一实践中，探讨了如何从没有兵、没有地盘起步，如何在群雄包围的内线作战中杀出重围，如何战胜强敌袁绍成长为中国最强大的力量，如何为消灭联合起来的南方势力进行战争准备。核心问题，是在汉末条件下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手段，实现以弱胜强，尔后以强胜弱。由于他所处的北方，混战比任何地方都激烈，战乱造成的人口锐减，经济崩溃，比任何地方都严重，曹操又连克群雄，所以其军事实践也比任何群雄都复杂、生动和成功，为其军事思想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曹操又是一位好学深思之士，御军30多年，手不离书，白天研讲武策，晚上思考经传，又喜好同众僚属讨论问题，内论御敌固守、行军进退之宜，外料敌人变化、彼我虚实、战争之术，经常整夜不停地探讨。沿着这条实践、探讨、再实践、再探讨的道路，最终形成了他的军事思想。这一军事思想，是他个人才力的产物，也是他周围谋士共同智慧的结晶，是指导曹操取得胜利的思想。曹操既反对一味恃武，也反对一味恃文。他肯定战争，称颂战争是济世所需，引证儒家经典说，《易经》称上古有“弧矢之利”（弓箭之利，是在天下建立权威），《论语》曰“足兵”（应保持足够的武装力量），《尚书?洪范》八政曰“师”（古代八种政事为建立和使用军队），《易经》“师贞丈人吉”（当战争是正义的，而且有德高望重的人临阵指挥时，就吉利），《诗经?大雅?皇矣》“王赫斯怒，爰征其旅”（天帝告戒周文王不可贪求别人土地，但是当密国人来侵犯时，文王则赫然大怒，整军而出，以止其侵犯），以上述经典证明儒家并不一概反战。曹操有征引史实，说明黄、成汤、周武王“咸用干戚以济世”，援引《司马法》“人故杀人，杀之可也”。认为不如此，有可能像只文不武的徐偃王那样，迅速失败，结论是：“恃文者亡”。曹操坚持武力统一中国。一丞相掾属谏止他对刘备用兵，曹操说，你应当了解我，想让我安坐不动，只推行周文王的文德，恐怕我不是那样的人。四、 曹操的文学成就曹操“外定武功，内兴文学”，他又是汉末杰出的文学家和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他一方面凭借政治上的领导地位，广泛地搜罗文士，造成了“彬彬之盛”的建安文学局面；一方面用自己富有创造性的作品开创文学上的新风气。他的诗全部都是乐府歌辞，史家说他“御军卅余年，……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确是实录。这些乐府歌辞虽沿用汉乐府古题，却并不因袭古辞古意，而是继承了乐府民歌“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的精神，“用乐府题目自作诗”（清方东树语），反映了新的现实，表现出新的面貌。曹操的诗极为本色，艺术上的显著特点是用朴质的形式披露他的胸襟，使人读其诗如见其人。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所以诗也是“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尽管在语言形式上极接近汉乐府，却有自己的独特风格。曹操的诗不仅对建安文学有开风气的作用，由于创造性较大，对后代文学也有重要的影响。他的以乐府古题写时事的作法对后来的新乐府诗有很大的启示。从他这种旧题新事乐府到杜甫的“即事名篇”的新题事乐府，再到白居易等人掀起的新乐府运动，可以清晰地看出一脉相承的发展。另外，《诗经》以后，四言诗很少佳篇，曹操继承了“国风”和“小雅”的抒情的传统，创造出一些动人的篇章，使四言诗再一次放出光采。后来嵇康、陶渊明等人有成就的四言诗都是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曹操又是“改造文章的祖师”。他的文和诗一样富有创造性。汉代散文，由于受辞赋的影响，趋向骈偶化，各种体裁的文章也往往形成某种固定的框框。曹操的散文只是用简洁朴素的文笔把要说的话自由地写出来，却自有鲜明的个性。如《让县自明本志令》，用简朴的文笔把他一生的心事披肝沥胆地倾吐出来，具有政治家雄伟的气魄和斗争的锋芒。文中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些话是非曹操不能道的。曹操这种“清峻”“通脱”的散文风格表现了建安散文的新风貌，对魏晋散文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今天，对于曹操的研究仍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被一代又一代的人们评说，他将具有永恒的文化价值。
对秦始皇的评价对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皇帝究竟如何评价？自秦亡后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有人盛赞他为“千古一帝”（李贽《藏书·卷二目录》）；有的人说秦始皇“虽四三皇、六五帝，曾不足比隆也”（章太炎《秦政记》）；有人歌颂秦始皇的统一事业：“秦主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李自《秦王扫六合》）他们都高度评价秦始皇的功绩，肯定其对历史的作用，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另一些人则咒骂秦始皇“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 “以暴虐为天下始”（贾谊《新书·过秦论》）；“始皇暴虐，至子而亡”（《贞观政要》卷八）；“始皇刚毅戾深，乐以刑杀为威，专任狱吏而亲幸之，海内愁困无聊”（引自陈登原《国史旧闻》）。他们都指斥秦始皇统治的残酷，是暴君。这些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由于评论者的立场和出发点不同，也都有其片面性。 应当历史地看问题，即把秦始皇置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他的功过是非，去研究他的贡献和罪恶。而在研究秦始皇所处的历史环境的时候，不仅要注意战国末期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尤其要注意秦国自建国以来所形成的历史特点，以及它们对秦始皇的影响。这后一点是迄今以来，对秦始皇评价中被大多数人所忽略的问题。当我们系统地研究过秦史以后，再评价秦始皇，则可望避免以往的片面性，得出较为合乎历史实际的结论。 根据这样的观察，应当说，秦始皇是对中国历史发展有巨大贡献的杰出的历史人物，同时也是一个残酷的暴君。他的功绩是主要方面，但不能因此掩盖罪恶；他的罪恶是深重的，但也不应因此抹煞其巨大的历史功绩。 秦始皇的最重要历史功绩，在于完成了统一事业，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的中央集权的国家。 当然，秦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客观形势已经为统一造成条件，秦始皇是在统一果实成熟了的时候来到果园中的。但这种历史必然性并非意味个人的作用无足轻重。为什么统一由秦国来实现？完成统一的时间为何在公元前二二一年？在这些方面显示了秦始皇的个人作用。 除了作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策以外，秦始皇对统一的贡献，在于善于用人和勇于改过。有些评论家盛赞秦始皇的“军事指挥才能”，这种评价是没有多少根据的。比起他的先辈，如秦穆公、秦武公等曾多次亲率军队作战的君主，秦始皇几乎可以说没有直接指挥过打仗；但是，秦始皇却取得了比他前辈更辉煌的成就，这除了历史给他造成的机运以外，主要在于他善于用人和勇于改过。在统一中国前夕，秦国聚集了几乎是全中国所有的第一流的军事家、政治家。这里有王翦、王贲、尉缭、李斯、姚贾、顿弱等等，他们大都并非秦国人，却在尽心地为秦效力。一切克敌制胜的军事进攻和政治策略计划，都是由他们制定和实现的。秦始皇的作用在于善于发挥他们的作用， 听从他们的劝谏和有错勇于改。如灭楚时，他开始误用李信遭到失败后，马上改过，亲请王翦出征，并倾全国之兵交付与王翦，结果取得胜利。这种情况，若与赵国国君不信李牧，齐国国君轻信谗言，致使国亡的情况相对照，更可看出秦始皇作为一个君主，善于用人和勇于改过，对于历史发展具有多么重要的影响。 秦始皇的贡献还在于奠定了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基础。秦统一后实行的各种政策和措施，有的不仅影响至以后二千年的封建社会，而且及于现在，如文字的统一就是一例。秦始皇采取的各种统一措施和制度，对当时的历史发展来说，是一种大胆的革新，他不仅改变割据状态的政治和文化，从而使封建的社会经济顺利地向前发展 。而且在很多方面改变了秦国固有的历史传统，如秦国以前一直被中原诸国视为西方落后地区，秦孝公也曾为此面苦恼，昭王以后虽然秦国势力进入中原，但主要统治地 区、根据地仍不出关中。到秦始皇时期，其国土竟达到空前广大的程度，而临这种局面，秦始皇以秦国制度为基础，创建各种制度，他并未囿于秦国固有的制度和传统，表现其政治眼光较为远大。从秦代制定的一些制度大部分为后来所继承，可以证明：这些制度和措施是适应当时历史形势的。而创建这些制度的秦始皇，其政治视野若不超出地处西陲的秦国的局限，则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在秦国的历史上，继秦穆公、商鞅以后，秦始皇是对秦国发展有重要作用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也是开创一个时代的代表人物。 但秦始皇还是一个稀世的暴君。秦始皇的残暴不能仅仅用“地主阶级本性”这种一般性的原因去解释。唐甄曾说过：“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潜书·室语》），这种看法是对的。但秦始皇这个“贼”似乎比其他帝王更暴虐，其罪过更大。他不仅穷侈极欲，造成了广大人民的苦难；就是施行的一些有利于统一的措施，虽然从长远来看有利于社会发展，而在当时则成了一场浩劫，如修长城，经年累月征发数十万人进行着极为沉重劳动。这种摇役负担给人民造成的痛苦，从下述记载就可看出达到多么可怕的程度。清人杨廷烈著《房县志》记载：有人发现一种全身长毛的“毛人”，据说他们的祖先乃是逃避秦始皇筑长城劳役的民夫，由于躲入深山老林，年长日久，全身长出毛，传说当碰到毛人时，他先问你：“长城筑完乎？秦皇还在么？”只要回答：“长城未筑完，秦始皇还在！”“毛人”就会吓跑。这个记载当然只能视为人民群众的一种传说，然而如果历史上根本没有那样残酷的现实，绝不会出现这种可怕的传说。它反映了秦始皇的作为都是建立在对广大劳动人民残酷剥削和压榨之上的，而这种剥削和压榨远远超过社会所能承担的程度，致使社会简单的再生产都难以维持下去，所以就连对历史发展有利的一些措施，也给当时的人民造成灾难。 秦始皇统治的残酷，与秦国历史传统有密切关系。秦是以一游牧民族立国。从立国之日起，秦就处于同敌人战斗的环境中。“秦人耐苦战”是历史造成的，统治者的“酷烈”也是同这种战争的残酷现实相一致的。从秦襄公到商鞅、到秦始皇，其统治手段始终是极为残酷的：“夷三族”、“夷九族”，这在其它诸侯国是极为罕见的，殉人多至上百也仅见于对秦的记载。秦始皇完成了先代国君统一中国的计划，同时也把秦国残酷统治的手段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强调秦国的传统，决不意味着开脱秦始皇个人的罪责，他个人性格残忍，好大喜功，尤其是统一以后刚愎自用，独断专行，以及恣意享乐，乃是加重人民灾难的重要原因。正因为如此，也是由于他把当时的社会经济推到崩溃的地步，使秦王朝又成为历史上一个极其黑暗的朝代。 秦始皇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他既是一个有巨大贡献的政治家，也是一个暴君。
两面论从历史人物的贡献，功过，缺点出发
历史论文的写作和其他论文的写作有相同的地方，也有特定的一些要求，今天和你讨论的就是历史论文写作的有关问题。 一、历史论文的写法及要求 最重要的是确定主题，根据主题列出写作提纲，根据历史论文的指导思想和总体思路，使用所掌握材料，有计划的依次成文。 文章以提纲为构架却不为提纲所割裂，它应是史事完整、气势贯联，浑然一体的一个整体。 写好历史论文要注意以下问题： (1)力求寓理论于叙述之中，做到史观与史料的有机联系与内在统一。要既防止空洞理论而缺少史实，流于社会学公式，又要防止堆砌史料，无理论分析。更要力避史论、史料两张皮，我们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引出规律性、找出事物的内部联系。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2)历史逻辑与语言逻辑的统一，历史论文的语言应服务于、服从于历史的真实性。要在保证史实正确、准确的前提下，讲求语法修辞。历史发展有其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客观的历史规律反映在人们的头脑里，用历史论文或著作表达出来，这就是历史逻辑；体现这个历史逻辑的实践，是通过运用词、句、文章的语言文字手段来完成的。但，“史实真、道理正”占第一位，“文章好”居第二位，要重视 历史论文的语言、文辞方面的质量，但不能因词害义，本末倒置。在内容真实丰富的基础上，要充分发挥语言文笔的风采。这样，才能成功地达到言以声其心之所得。 (3)文章要通畅、质朴、简洁，在史学文章里，为了能“真实、凝练、生动”地表达人、事，也可以适当地“文白兼用”或所谓“半文半白”。事实上，一点儿“文言”词与词组没有是不可能的。 (4)准确地使用引文，历史论文中出现“引文”是必然的，它使立论可靠，有利于提高文章质量，反映作者知识，认识的深度、广度。但也存在着一个引什么、怎么引的问题。首先，经典作家的教导和革命领导人的重要言论可以引用。再次，现行的法定的历史教科书内容可以引用。因为它是依据最可靠的资料，参考最新研究成果，采用最为公认的论点，使用最规范简洁的文字写成的。对一些非历史作品，指历史小说，X X 演义、X X史话之类，它们以历史为素材，为原料，可能有文艺价值及教育意义，但非历史，我们不能随便引用。 (5)历史论文的层次与条理，在一般历史论文中，要注意段落划分，引文形式，注释种类这三点。四、五千字以上的较长历史论文，依史事种类或历史情节的发展，可分为几个大段，加上小标题，使全文结构严整，每题内涵明确。历史论文引文的使用应力求简短、贴切、有份量；恰当地嵌合在整个行文之中，但切忌截头去尾，断章取义。 二、历史论文的范文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一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三 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 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 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 四 要重视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 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 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27.69，及格率只有1.5%。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31.8%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及和教育的工作。
卖国实践翻案，为汪记“曲线救国”论招魂。他们甚至提出要重估汪伪政权的历史功过，要彻底摆脱国共两党原来对汪伪政权的观点，声称“汪记南京政府”是重庆国民政府的补充，它代表了广大“灰色地带”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代表日本法西斯的利益。与此同时，一些歪曲历史，美化汪精卫、陈璧君、周作人、胡兰成等汉奸的文章也纷纷出笼(22)。这些问题之所以发生，背景极为复杂，其中一个最值得注意的迹象是这些历史人物的亲属及近代中国历史人物所在地政府或团体的介入，使历史人物研究带有更多的感情色彩，许多本来并不难解决的问题成为旷日持久的争论焦点，许多本不该翻案的问题也重新翻案，使问题越来越繁杂。方伯谦、严复等人的研究都存在这些问题。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的后人和所在地的政府或团体希望对这些历史人物评价高一些，这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一些纪念性的讨论会多说好话，也是人之常情。但是，科学研究毕竟是一种科学，如果历史学不尊重科学、不尊重事实，就只能沦为一种“史学广告”，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为尊者讳，那确实是学术的堕落。至于某些研究者，由于知识背景和能力的限制，无法从宏观上把握所研究的对象在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占有的实际地位，而是过多地介入感情，甚至可以说，许多研究者研究谁，就爱上谁，不仅自己不能从被研究者的身上疏离出来，而且有些过分武断者甚至不许别人对他的研究对象说一个不字。上述背景与原因还使90年代以来的近代历史人物研究出现一些过分翻案的倾向，使原本可以接受的结论变成不定的问题。如果说新时期的前十年的一些历史人物的翻案还带有拨乱反正的意义的话，那么最近十年的一些翻案文章，则更多地带有搅浑水的意味，带有黑格尔所说的“正反合”的意思。原来说是白的，他偏说成黑的。以否定之否定的研究方法，作为学术创新的捷径。凡此，都是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研究工作者所应该注意和克服的。注释：(1)据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编《中国近代史论著目录1949―1979》一书的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O年版。(2)据徐立亭、熊炜编《中国近代史论文资料索引1949―1979》一书的统计，中华书局1983年版。(3)《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67页。(4)《有关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历史研究》1964年第3期。(5)《有关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历史研究》1964年第3期。(6)吴晗：《论历史人物评价》，1962年3月23日《人民日报》。(7)吴泽、谢天佑：《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若干理论问题》，《学术月刊》1960年第l期。(8)史苏苑：《关于历史人物评价五题》，《史学月刊》1982年第5期。(9)余志森：《研究历史人物不可忽视各人特点》，1984年10月15日《文汇报》。(10)简修伟：《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理论问题》，《史学月刊》1987年第3期。(11)降大任：《评价历史人物宜用“阶段论”》，1983年6月29日《光明日报》。(12)彭明：《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历史
从唐代水利建设看与社会经济有关的两个问题 历史教学 1959年12期隋唐汴河考 光明日报 1962年7月4日唐宋汴河淤塞的原因及其过程 复旦大学学报（社科版） 1962年第1期从含嘉仓的发掘谈隋唐时期的漕运与粮仓 文物 1974年2期试论定陶的兴衰与古代水运交通的变迁 中华文史论丛 第8辑 1978年宋代惠民河考 开封师范学院学报 1978年5期上海地区最早对外贸易港_青龙镇 1980年第1辑金明昌五年河决算不上一次大改道 社会科学战线辑刊 1980年第2辑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及其影响概述 复旦学报历史地理专辑 1980年唐代碎叶城 二人合作 复旦学报历史地理专辑 1980年谭其骧论地名学 地名知识 1982年2期从地理环境考察我国运河的历史作用 中国史研究 1982年3期 1986年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论文奖山东运河历史地理问题初探 历史地理 创刊号 1982年北宋黄河下游横陇北流诸道考 文史 第12辑 1982年试论我国运河的历史变迁 历史教学问题 1982年3期关于上海历史地理的几个问题 二人合作 1982年2期万恭和《治水荃蹄》 历史地理 第三辑 1984年回顾建国以来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 复旦学报 1984年5期历史时期黄河流域水稻生产的地域分布与环境制约 复旦学报 1985年3期汉书沟洫志笺释 历史地理研究 第一辑 1986年辽代西辽河流域的农业开发 辽金史论丛 第二辑 1987年历史时期华北大平原湖沼变迁述略 历史地理 第五辑 1987年从历史角度讨论黄河下游河道综合治理问题 1987年中国科学院地学部第二次学部委员大会文集淮河下游南北运口的变迁和城镇兴衰 历史地理 第六辑 1988年广德湖考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88年第3辑东汉以后黄河下游出现长期安流局面问题的再认识 人民黄河 1989年第2期潘季驯 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中）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0年元代河患与贾鲁治河 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 巴蜀书社 1990年一丝不苟 精益求精_学习季龙师的工作态度和治学精神 历史地理第九辑 1990年略论历史上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复旦学报 1991年第1期胡渭 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下）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1年舆地纪胜的流传及其价值 古籍整理与研究 第七辑 1992年8月古都洛阳研究的新篇章 河洛史志 1993年1－2期上海港的历史地理 二人合作 自然杂志 1993年2期博约精微 嘉惠学林_评《中华古文献大辞典.地理卷》 地理研究 1993年6月重视历史地理学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 二人合作 求是 1993年7期清代江南三大政与苏北城镇的盛衰变迁 二人合作 庆祝王钟输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3年陈学文著 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序 群言出版社 1993年先秦两汉时期黄淮海平原的农业开发与地域特征 历史地理 第11辑 1993年也谈安阳是否够资格列为中国历史上的大古都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1994年 1期从历史地理角度看交通运输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二人合作 中国西部地区交通运输发展战研究 测绘出版社 1994年试论邺都兴起的历史地理背景及其在古都史上的地位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95年1期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寒暖变化 复旦学报 1995年1期 1996年获上海市人文、社会科学优秀论文一等奖春秋秦汉邺城古址考辨 殷都学刊 1995年2期关于历史气候文献资料的收集利用和辨析问题 二人合作 历史自然地理 1995年2期历代正史河渠志浅析 复旦学报 1995年3期追念恩师谭季龙教授 历史地理 第12辑 1995年安徽史地漫谈 中国方域 1995年5期文焕然等著 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序 重庆出版社 1995年许作民著 邺都佚志辑校注序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6年再谈安阳是否能称得上大古都 中国方域 1996年5期冲田一与上海地名志 上海地名 1996年从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轨迹看21世纪的中国经济 历史地理 第13辑 1996年矻矻十年磨一剑__评王育民《中国人口史》 博览群书 1996年10期何业恒著中国虎与中国熊的历史变迁序 湖南师大出版社 1996年读新编蚌埠市志有感 蚌埠市志评论文集 黄山出版社 1996年读《〈尚书虞夏书〉新解》之《禹贡》篇之一得 社会科学战线 1997年2期个中甘苦自我知 中华读书报 1997年2月5日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重大成果 中国史研究动态 1997年3期对当前古籍整理工作的几点浅见 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 1997年5期胡渭和他的《禹贡锥指》 人民政协报 1997年10月6日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与成就人文地理1997年增刊《洛阳市志》第三卷《城市建设志。交通志。邮电志》读后几点感想河洛史志1997年4期评新编《宁波市志》中国地方志1997年第6期明清流民与川陕鄂交界地区的环境问题复旦学报 1998年4 期。《宋史河渠志》浙江海塘西湖篇笺释 中华文史论丛 第五十七辑 1998年 。关于加强人地关系历史研究的思考光明日报 史林1998 年11 月6 日。新华文摘1999年1 期转载戴鞍钢《港口、城市、腹地》序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刘统《唐代羁糜府州研究》序 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对21 世纪中国环境问题的思考 《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8年11 月第14卷4 期我国古代的环境意识和环境行为枣以先秦两汉时期为例 《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新编《黄河志》是一部认识黄河研究黄河的百科全书 《黄河史志资料》1998年4 期。学术生涯之回顾与展望 《与历史同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略论长江三角洲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历史演变及规划策略 城市研究 1998年6 期。江淮平原与人生 谢觉民主编《自然、文化、人地关系》，科学出版社，1999年3 月以古鉴今椃此既说毓叵抵??? 《辞海新知》1999年3 期。蓝勇著《古代交通生态研究与实地考察》序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年8月20 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管窥 刊《中国地理学90年发展回忆录》，学苑出版1999年我与中国历史地理学 《学林春秋》三编下册 朝华出版社 2000年《历史学教问题》2000年1 期澳门话古今 《上海地名》 2000年1 期
^^^^^^
废分封，立群县，这是第一措施。他把以前周朝建立的分封制废除。在中央，设立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协助皇帝处理国家政事，太尉掌管军事，御史大夫负责监察百官，他们互不统属，都对皇帝负责。在地方，他建立了群县二级行政机构，群下设县。群的长官称群守，县的长官称县令。车同轨，书同文，这是第二措施。我们设想一下：如果秦始皇在游行的时候，坐着一辆大而美观的马车，几乎把路给占满了，连别人摆的摊子都给撞倒了，那他的面子岂不是被丢光了。再说了，就算没撞到别人，要是来到以前别的国家，比如说燕国或齐国，人家路要是比较窄的话，那秦始皇岂不是要丢掉车子，而自己走路了吗？我想这是不可能的。书同文，我们也设想一下：如果秦始皇派一个大将军(从以前别的国家招降来的)到边疆去抵御匈奴，与他们僵持了很久，最后“弹尽粮绝”。于是，大将军写了一封信（当然用的是自己的文字），叫一个部下把信交给秦始皇，希望他能运些粮食来增援。秦始皇接到信后，傻眼了，因为他看不懂大将军的信，秦始皇马上召集所有大臣进行研究。可是，等他们研究出来，仗都打完了。由此可看出：统一文字的重要性。统一度量衡，这是第三措施。这对秦国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之所以要统一度量衡，我个人认为还有一个简单的道理：避免缺斤少两的现象。此外，秦始皇还修筑长城，虽然在修筑过程中死了成千上万的人，但是如果不修的话，匈奴来犯，还是会牺牲这么多人，甚至还不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