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是我国现代史上一次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它结束了十年内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开辟了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从而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其研究一直颇为国内外学术界瞩目。近年来，随着学术争鸣日趋活跃，研究者们从不同视角、多层面对其进行了剖析与审视，有力地推动了西安事变研究向纵深发展。兹就近年西安事变研究中一些与中学历史教材密切相关的问题作一综述。 一、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 对此，学术界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1．中国社会矛盾激化说。杨拯民认为，西安事变的发生绝不仅仅是张、杨两位将军一时冲动下的偶然之举，而是中国三十年代社会各种矛盾发展、激化的一必然环节⑴。施文魁亦指出事变发生的原因是：第一，从根本上说，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引起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第二，红军对东北军的打击，使张学良感到继续“剿共”毫无出路；第三，蒋介石一向利用“剿共”来消灭杂牌军，使张逐渐觉醒；第四，东北军士兵要求打回老家去的强烈愿望影响张的转变；第五，共产党政策的积极影响，促使张放弃“剿共”转向抗日⑵。 2．国民党内部矛盾发展说。姬天舒指出：“西安事变的发生，国民党内部矛盾的斗争和发展是其内在原因，它既是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左派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亲日派相互斗争的产物，又是国民党阵营中‘嫡系’和‘杂牌’之间矛盾尖锐激化的结果。⑶”马成碧从张学良、蒋介石的政见分歧说明事变发生的必然性。张和蒋从不同的途径走上政坛，他们以各自的方式逐步形成了两种根本对立的政治思想。张形成的是以爱国主义为主流的政治思想体系；蒋形成的是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独裁的政治思想体系。两人都主张中国要统一，并力行实现，但在如何实现统一以及在对待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对待中国共产党的态度等问题上则存在分歧，当矛盾双方的斗争发展到事物所不能容纳的极限时，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张、杨采取了兵谏的方式⑷。 3．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说。杨颖奇认为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对张、杨逐渐接受联共抗日主张起了直接的、重要的推动作用，对张、杨采取非常方式扣蒋兵谏，逼蒋实现抗日主张，亦起了间接的、重要的推动作用。理由是：第一，从1935年8月到1936年4月，中共积极主动地开展统战工作，直接推动张、杨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第二，从1936年5月到9月，随着中共逼蒋抗日方针的逐步确立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更广泛开展，中共进一步推动张、杨坚定地走上联共抗日道路，实现了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联合抗日局面；第三，从1936年10月至12月初，随着蒋介石欲图大举“围剿”红军，压迫张、杨“剿共”的严重内战行动，中共从挽救民族危机出发，有力地推动张、杨担负起制止内战，逼蒋抗日的重要历史责任。⑸ 随着研究视野的逐步拓展，近来有学者开始从不同的角度来重新诠释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如徐林祥认为中国三十年代社会各种矛盾的发展和激化不只存在于西安，同时也存在于全国。他认为当时国民党情报失误是事变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其表现是： 第一，国民党情报掌握失真、行动决策失误； 第二，国民党特工组织混乱、应变指挥失灵； 第三，国民党秘密电讯中断、通讯联络受阻⑹。王杉以现代化为视角，认为事变是在现代化的众多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发生的，是中国人关注中国命运的产物，是近代以来中国人追求民主政治的又一次尝试。她指出近代中国人由“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民族主义意识由传统走向现代，以及政治生活中一定程度的民主化，是事变得以发生的前提条件⑺。李云峰则从文化层面着眼，指出张、杨进步统一观的形成，显然是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在深受传统文化影响之外，西方文化传统与苏化传统的潜移默化功不可没，他们的统一观与蒋介石以传统文化消极部分为主要基础构成的统一观相比较，其进步性不言自明。两种统一观的互相对立、冲突，发展到正常手段不能解决时，便有了异乎寻常的西安事变的爆发。⑻ 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原因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原因一直是西安事变研究中的热点，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 1．中共抗日主张作用说。李新认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中共中央根据抗日斗争的需要作出的。党首先肯定了事变的进步性质，认为这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中共抗日主张的结果”。根据当时国内外的斗争形势，党深刻指出事变可能有两种前途：一种是爆发大规模内战，另一种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共产党应当“采取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亲日派的策略，竭力制止新的内战爆发，敦促南京和西安之间，在团结和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⑼”房成样亦强调：中国共产党在事变和平解决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导下，中共中央不仅独立自主地制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政策，还协助张、杨妥善处理了事变。⑽2．国民党内部矛盾激化说。姬天舒认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国民党内部矛盾和斗争发展的必然趋势。其主要依据是：第一，张、杨发动事变的目的就是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们主张和平解决；第二，国民党内部实力派，即以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为首的亲英、美派坚决主张和平解决；第三，当时在南京的国民党左派，如冯玉祥等人从大局着眼，主张和平解决事变以避免内战、共同抗日；第四，国民党内部最有实力的地方实力派也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尽管何应钦等亲日派和某些地方实力派为了自身利益，企图利用事变来发动内战，但他们只是矛盾的次要方面。⑾3．合力作用说。这种观点目前为学术界普遍接受，研究者们认为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多方因素相互作用、共同促进的结果，只是表述不尽相同： （1）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在事变和平解决中的作用。张庆瑰认为，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事变性质的判断存在原则性的分歧，但在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政策上基本一致。中共中央确定和平解决方针在时间上先于共产国际、在内容上也存在不同之处⑿。范敏华亦指出二者在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上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根本出发点和指导思想是不同的，由此导致了在如何处理蒋介石的具体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共产国际主张无条件释蒋换取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这无异于支持蒋的反共内战方针⒀。 （2）关于国共两党在和平解决事变中的作用。苏丽认为西安事变的解决是以中共和平方案为主体内容，在国民党亲英美派的一些具体方法辅助下实现的，两种和平主张的合力作用是事变得以结束的关键⒁。郑德荣亦指出，事变得以和平解决是西安、南京、延安三方面诸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任何片面强调某一方面而忽视或否认其他方面作用的观点都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⒂。季云飞对直接参与谈判的各方政治代表进行了作用评估。他认为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爱国将领是事变和平解决的基本因素；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是事变和平解决的决定因素；代表蒋介石意志的宋子文、宋美龄是事变和平解决的关键因素⒃。 （3）国际力量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朱超南分析了几个主要国家对事变的态度，认为起作用最大的是英国与苏联。英国主张双方采取妥协让步的态度以和平解决争端，其原则是既维持蒋介石现有的统治地位，又必须接受张、杨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政治条件，并保证事后张、杨个人的生命安全。苏联政府获悉事变后立即对张学良采取指责态度，并断定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苏联竭力维护和赞美蒋介石，希望蒋能恢复原有的最高统帅地位⒄。李佩良指出虽然日、苏、英、美等国没有支持张、杨的举动，但上述国家的态度并不一致，应对事变后的国际舆论作具体分析。⒅三、西安事变作用的评价 近年来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西安事变与中国社会进程问题。刘培平认为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社会地位。理由是：第一，事变是中国社会矛盾的转折点，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标志，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由中共两党代表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第二，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中国由内战到抗战的转折点；第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中华民族由涣散、分裂到团结、统一的转折点；第四，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中国社会政治由专制独裁到逐步民主的转折点；第五，事变及其和平解决也是中国共产党由“非法”到“合法”的转折点。这一系列的转折，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地位⒆。王杉从现代化的角度出发强调：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不仅促进了中国人民族意识由直觉阶段向自觉阶段的转变，加速了中国人与现代社会的接轨，而且使中国的政治民主化程度在抗战初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另外，它也使南京国民政府的各个部门得以正常运转，使其在抗战爆发后，能够迅速组织力量面对突变的时局，其挽救和发展经济的举措，为未来新中国的经济发展的有序有效创造了条件。⒇2．西安事变与国民党统治集团对日政策的问题。对此，目前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张仲良认为，国民党集团由对日妥协走上抗日道路，其根本原因是它有抗日的要求和愿望，即使没有事变，它也会走上抗日道路。事变前，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巨变，蒋介石转向抗日有其必要性和可能性。是日军出兵华北逼蒋走上抗日道路〔21〕。李佩良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虽然蒋介石统治集团有一定的抗日愿望和要求，但是没有事变的推动，他们是绝对不会由对日妥协走上抗日道路的。因为，国民党对日妥协与对内“剿共”的政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对内“剿共”决定对日必定妥协，而对日妥协又是服务于对内“剿共”的。在“剿共”和抗日问题上，蒋介石坚持把“剿共”作为内外政策的中心。〔22〕3．西安事变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问题。学术界对此亦有不同的看法。王真认为，事变的爆发缓解了中共和红军的危难局面，从客观上为中国革命的大发展保存了力量；而且事变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威信，壮大了革命力量，并为最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推翻蒋家王朝奠定了基础〔23〕。张学继认为事变给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是极为有限的，中共的迅速发展是因为遵循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并非事变提供的机遇造成的。理由是：第一，事变前，中共虽然处境很艰难，但经过长期反“围剿”斗争的磨炼和伟大的战略转移，已具有更强的适应艰苦环境的能力，并开辟和巩固了今后得以继续发展的根据地，前景是乐观的。第二，中共在事变前向国民党呼吁停战议和，一致抗日，是从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的大局出发，绝不是惧怕内战。第三，事变虽带有偶然性因素，但隐蔽其后的必然性是举国上下的抗日要求与蒋“剿共”政策的尖锐矛盾，这一矛盾即使不在西安事变中爆发，也要通过其他形式表现出来，中国共产党正是对此深有洞察，才因势利导地处理了事变，西安事变也才因此起到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
西安事变是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在西安发动“兵谏”的一次 历史 事件，那么你了解西安事变吗?以下是我为你整理的西安事变的结果，希望能帮到你。西安事变的结果 张学良是一个非常爱国的英雄人物，他自己觉得蒋介石的政策并不是很合理，在多次劝阻而被拒绝的情况下，站到了中共的队伍中，对蒋介石发动了西安事变，而西安事变的发生也让之间的局势发生根本变化，那么西安事变结果怎样呢? 人们总是讨论西安事变如何的重要，可是西安事变结果如何呢?西安事变的结果其实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说明。首先西安事变的结果就是国内的矛盾暂时软化，两党之间再一次开展合作，当前的情况就是统一战线终于顺利的形成。 而西安事变的结果还有一个方面，当时张学良护送蒋介石离开西安，可是蒋介石最后却改变了原来的 决定 ，将张学良扣押在南京不予放回，并且还将张学良送上审判法庭，虽然最后西安事变的结果是张学良并没有坐牢，可是他手下的部队却在此期间被蒋介石重新洗牌改编。 除此之外西安事变结果还是比较理想的，中共再也不用像从前一样被两头夹击了，两党共同合作让抗日的压力少了许多，更重要的是中共得到了喘息修整的时机，这一点不管对于抗日还是恢复实力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日军方面却并不看好西安事变的结果，他们认为这是蒋介石已经完全面对抗日，而中方的力量一定会因此加强，与此同时中日两国之间的矛盾变得更加突出，全面战争在最后还是提前爆发了，日军侵略的速度越来越快也给中国境内造成了一度的慌乱。 西安事变对世界的影响 西安事变之所以被称为一次重大的历史变革，主要原因不仅是因为国内，而且西安事变对世界的影响也是存在的。张学良为了迫使蒋介石能够答应停止内战，策划这次事变的发生，西安事变对国内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西安事变对世界的影响要怎么说明呢? 西安事变对于世界的影响可以从多方面来说明，首先在西安事变之前， 国际 上就曾经组织过会议，针对世界法西斯这一事件也做了深刻的分析，认为在这种残暴的列强主义面前，建立一条统一而且同步的战线是十分必要的，那么西安事变对于世界的影响就出现了。日本的侵略行为也属于上述针对的问题当中，而西安事变主要就是想要达成一致的对外战线，从而抵抗并且破坏掉日本的不良企图，这样看来西安事变对于世界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 除此之外西安事变对世界的影响还可以从国际上形成的格局来说明。当时日本的野心是很大的，不仅是对中国就是对苏美也存在假想，甚至曾经想要通过占领中国而达到称霸世界这个狂妄的目的，苏联对于西安事变也是极其关注的，若是西安事变并不存在，中国就有可能因为内战从而导致被占领的最后结局，到时候苏美等国家是否还安然存在就是个未知的了。 上述西安事变对世界的影响都是真实存在的，而且通过西安事变而导致遏制日本的侵略，也能使法西斯远离各个国家。 西安事变的根本原因 西安事变是一次伟大的历史变革，对于当时的社会和战争情况都有很大的意义，同时也正是因为西安事变终于停止了已经持续了十年的内战，大家都知道西安事变可以说是张学良一手策划和主导的，但是西安事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表面上看西安事变的根本原因似乎是因为张学良不同意蒋介石的政策，认为攘外安内才是最应该做好的，所以才用西安事变来逼迫蒋介石划定统一战线，但是这是西安事变的根本原因吗?其实刚刚说的只是这次事变的一个直接原因罢了，至于西安事变的根本原因还应该从大局着手。 在讨论西安事变的根本原因之前，先来看一下当时的社会和战争背景。那时候日军已经在中国土地上十分的猖獗了，可是共产党几次作战都没有获得什么明显的成效，而北平又不断的有各种游行和示威的活动，希望国家可以停止内部的争斗，转而将外敌打退才是最主要的，但是蒋介石的态度却是十分强硬的，他认为必须先将国内的矛盾解决之后才开始开展对外作战，这样一来就和许多爱国人士的想法发生了冲突。 其实以上的种种现象已经早已表明，那个时期中日之间巨大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的矛盾了，在这个主要矛盾面前内战这种事情已经算不上那么严重，当前最应该做的就是解决主要矛盾。这样看来西安事变的根本原因其实就是中日之间的矛盾已经上升为社会上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矛盾是迫在眉睫了。 猜你喜欢： 1. 西安事变80周年1500字观后感 西安事变80周年心得体会 2. 西安事变简介 3. 西安事变80周年感想 西安事变80周年心得体会 4. 国旗下讲话稿:西安事变范文3篇
围绕：国共合作，民心所向来写吧，人民的力量最伟大！！
日本侵略中国，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而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却仍在顽固的执行他的先内后外的反动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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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没有什么好写的。1 西安事变背景。 国内国外大格局、外国主要大国对中国的态度、阐述国内危机态势变化 国内国民党、我党、民主党派的态度，学生、工人等民众的态度2 简述经过。总文四分之一的篇幅3 影响：国内各方的反应、态度以及做法 国际反应及回应 对中国、国际格局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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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和平解决。12月11日晚间，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的命令。12月12日晨5时，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捉蒋，蒋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十七路军还扣留了在西安的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邵元冲等人遇难。西安事变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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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之崛起，在于少年。梁启超先生在《少年中国说》中曾经说过，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可见，一个国家能否崛起，能否立足于世界，关键在于一个国家的少年，如果一个国家的少年不爱国，那么他便不会全身心投入国家的建设中来，而这个国家能否崛起，便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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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们要有一颗爱国的心，祖国，她是我们的出生地，是生我们养我们的地方，她和我们的母亲一样，一个人，若是不爱国，那他即使拥有很高的学识，也注定沦为国家的蛀虫，民族的耻辱！
少年，是大国崛起之基石，少年强，则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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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对东北军的整训徐 祝 申（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四平 136000）摘 要：东北军在中国近现代史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张学良作为东北军的领袖，东北军的发展和壮大都留下了他的烙印。西安事变前，张学良面对东北军内部士气消沉，战斗素质低下，军心涣散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整训。本文试图对“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对东北军整训的内容进行探讨，来诠释东北军这一时期的发展变化过程。关键词：张学良；西安事变；东北军中图分类号：K264.6 文献标识码：A 东北军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军事集团，在九一八事变后，丢失了东北这块赖以生存的根据地，开始沦落关内，从东北到华北，又从华北辗转到华中，最后落户于西北进行“剿共”。随着蒋介石的削弱打击，东北军内部开始不断的分化演变，逐步衰退，作为东北军领袖的张学良，面对东北军逐渐衰退的现实，十分苦恼。东北军的兴衰直接关系东北政治军事集团的利益，同时也是张学良实现政治前途的一个重要的保证。因此张学良于1936 年初到西安事变前，对东北军进行了整训。一、西安事变前的东北军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前的这段时间，东北军经历了自建立以来的最困难时期，九一八事变使东北军丧失了赖以生存根据地，背井离乡，饱受苦涩，身被国仇家恨，且还被人误解。导致战斗力下降，军心涣散，士气低落，致使东北军如此低迷的因素有以下几点：1．蒋介石对东北军的削弱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军执行“不抵抗政策”退入关内，东北大好河山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蒋介石对东北军这支强悍的地方武装力量进行削弱打击。东北军失去了往日的地盘，威名扫地，实力大为削弱。蒋介石把东北军从东北调到华北，又从华北调到华中，最后东北军迁驻西北剿共前线。在西北剿共战场上，东北军与红军交战损失惨重，先后损失三个精锐师，蒋介石不但不给予补充还取消了这三个师的编制。“东北军自南来豫皖、西开陕甘剿匪以来，损失惨重，乞未得到中央补充。余（汉卿）每次晋谒委座时蒙慨允接济补充，迨回防后除电令申诉外，毫无补充之事实。”[1]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一直靠南京政府供养。但是，东北军官兵的薪水和津贴却比中央军少百分之二十，被削减的这一部分叫做所谓“国耻费”。[2]当东北军处于全盛时期的时候，大约有三十万之众。东北大汉，体质强壮，加之装备精良，实属关内各军之冠。尤其是东北炮兵，威震全国。此外，他还拥有一支强大的空军力量，各种军用飞机达到三百多架。因此，奉军的军事实力，国内堪称第一。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军每况日下，在服从国民政府命令连续剿共的过程中，东北军受到了严重的削弱。逐渐丧失作为强大军事集团的力量。经过辗转流离后的东北军，慢慢地丧失斗志士气低落。2．东北军剿共的受挫蒋介石为了消灭红军和削弱东北军，调东北军去“剿共”使东北军损失惨重，1934 年张学良回国后被委任为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总部设在武昌，率领东北军围剿红二十五军。与红军的交战中，东北军屡屡受挫，“东北军过去没有和红军直接作过战，此次作战占过便宜，也吃过大亏”。[3]东北军在武汉外围剿共不利，“张氏对于军事前途，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动摇。110 师在甘泉的惨败，109 师在合水的失败，更给他注射了一针清醒剂。南京对已损失的部队不补充，在“安内攘外”的口号下，想削弱东北军是很明显的，在这种情况下，张氏对于与红军作战，已尝到苦头，渐渐失去信心。[4]在红军的打击下，东北军士气低落，暴露了自身的弱点，东北军内部厌倦内战的情绪，张学良开始重新认识中共的力量，思想发生转变，开始与中共接触。1936 年4 月9 日，在与周恩来会晤之后，张学良决心脱离内战，抗日复土。因而他抓紧一切时间，积极从事抗日的准备工作，以便使东北军“彻底精诚团结，意志统一，建立中心思想，”唤起“久已消沉了的民气，”组织起“一盘散沙似的民众，进行长期抗战”。[5]3．东北军内部的涣散东北军作为一支地方武装和家族军队存在着一些弊端，据应德田回忆东北军过去处于行为粗野、纪律松懈、技术不精、作风浮荡等将骄卒惰，腐败堕落的状态。[6]“九一八事变”前有东北强大的经济力量做后盾，东北军有着比其他军队优厚的待遇，装备精良，饷银优厚。这就使东北军的骄气、娇气、暮气、浮气、野气等作风十足。张学良将军对军队存在的弊病也有所察觉，他曾直言不讳地说：“东北军中是有这些不正风气，这种情况如不改变，长此下去，官兵难以奋勇杀敌，东北军也有负国望。”[7]“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失去赖以生存的根据地，从此沦落关内，饱受挫折，东北军是家族的军队，不抵抗日本的侵略，从东北到华北，又从华北到长江流域，最后成为流浪到西北的难民社会集团，在当地人眼里，他们不过是“讨饭者集团”。处处受人歧视，遭人白眼。东北军处于如此的状况，军队的士气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士气低落到极点。如不进行整顿，长此以往有瓦解的危险。二、张学良对东北军的整训面对东北军逐渐走向衰败的趋势，张学良在1936年开始对在西北的东北军进行整训，企图通过新的整军运动，挽救东北军逐渐衰退的态势，重新焕发东北军的生机。因此他采取了如下的措施：1．王曲军官训练团的建立为了整训西北“剿总”所属部队（主要是东北军）的军官，灌输进步思想，革除陈腐作风，张学良将军经蒋介石批准，模仿庐山军官训练团的样子，于一九三六年六月末创办了王曲军官训练团。在向蒋介石的报告上，是借用整军“剿共”的名义，而实际上整训的目的是为了抗日。训练团团长是张学良将军，副团长是杨虎城将军。[8]训练团共办四期，前两期教育长是王以哲，后两期的教育长是黄显生，训练团的学员是东北军的主要军官，后期还有十七路军的一些军官，“训练团向蒋介石呈报立案时，表面上说一切仿照庐山军官训练团办理，实际上宣扬的目的是灌输联共抗日的思想。”[9]训练团的训练项目有政治、经济、国际形势、军事训练、军中利弊、游击战争等，每日听课之后，召开小组开会讨论（每班为一组）把讨论的结果做出总结，汇集起来，加以整理，备军队改革时参考。[10]为了进行抗日教育，刘澜波还利用午间或晚间休息时间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张学良对唱这些歌曲很重视，他要求人人都唱，做到深入人心。他说：“这些歌的作用很大，胜过讲课，大家都会唱了，影响就大了。”[11]1936 年6 月22 日，张学良对训练团教职员和学员作了一次重要的讲话，《中国出路唯有抗日》的演说，他明确地指出：“我们中华民族的生死关头已经到了！抗日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抗日是东北军最大的使命！时间已经不容许我们空谈准备了，我们要马上准备与行动联系起来！把民族所有的力量拉到抗日阵线上去长期抗战。”这次讲话，表明了张学良的抗日态度，同时对统一和提高训练团教员和学员的思想认识也起了很大的作用。[12]“由于东北沦陷，东北军有迫切的抗日的要求，更因为东北军多次与红军交战，屡吃败仗，厌倦内战的情绪高涨。张学良将军成立王曲军官训练团，并认真领导，这对东北军干部改造思想，澄清认识，坚定联共抗日的主张是很重要的一步”。[13]这对整个东北军来说，影响是深远的，使十二月发生的西安事变有了思想基础。2．抗日同志会的成立抗日同志会是以张学良将军为首的东北方面具有联共抗日思想的积极分子的秘密组织，其目的是团结抗日力量，建立一个有力的领导中心，积极推进联共抗日工作的发展，以求达到报仇雪恨、收复失地并使中华民族获得自由与解放。张学良认为他可以把分散的抗日力量紧紧的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把领导核心意见和指示有组织有系统地传达下去，做到上下相通，行动一致。[14]一九三六年九月初，抗日同志会正式成立，创立时参加者共十五人，有张学良、刘澜波、刘鼎、苗沛然、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卢广绩、车向枕、何镜华、贾国辅（贾陶）等。自成立到西安事变止，前后陆续参加的会员共有七十多人。七月筹备成立同志会时已定出张学良将军为主席，应德田为书记，孙铭九为行动部长，九月正式成立时又选了苗剑秋为理论宣传部长。十一月份张学良将军增选刘澜波为组织部长，刘鼎为教育部长，苗沛然为宣传部副部长，何镜华为军事部长，但尚未及正式公布，西安事变就爆发了。[15]发展同志会会员，应该吸收哪些人参加，是经过张学良将军、应德田和孙铭九共同商定的。每次新会员入会，张学良将军、孙铭九和应德田都参加宣誓仪式，每次都由张学良将军亲自主持并讲话。由此可见他对抗日同志会的组织和发展工作是相当重视的。这个组织，实际上成为掌握东北军全军秘密抗日运动的中心，同时还掌握张学良的各项机密工作：（1）一切秘密的抗日活动，如军官抗日教育，东北救亡会的抗日活动，流亡学生的收容训练，东北大学学生的收容等。（2）一切与共产党联系的技术工作，如接待红军代表叶剑英、刘鼎等人，掌握与红军联络的电报，掩护红军的来往人员等。（3）东北军全军的人事工作（调配全军青年军官代替老年军官的计划）。（4）其他有关东北军内部的重要机密事项[16]。张学良成立抗日同志会从大局来说为了在东北军中建立联共抗日的秘密领导核心，为抗日做组织准备。从东北军内的新旧思想和派系斗争来说，张学良也有除陈布新，逐步以少壮派取代元老派或者防止大权旁落的意图。3．东北军学兵队的组建组建学兵队是张学良将军接受共产党的建议，为东北军培训抗日军政干部的一项重要措施。“目的是把他们培养成新的血液，输送到各部队中去，以便改造部队，为抗日做准备。”[17]1936 年3 月间，张学良了解到东北军官兵虽有强烈的抗日愿望，但对“攘外安内”的祸国政策还认识不清，旧习气较重，营连军官数量少，政治素质也差，不能适应抗日的需要，因此酝酿办陆军学校，培养中下级抗日军官，考虑到东北军办陆军学校南京不会允许，而招收学生当学兵总是可以的，遂决定在卫队二营编制中增设学生队（后来通称学兵队）并当即责成宋黎和参密室主任应德田、参谋孙铭九具体筹办。于是学生队很快成立起来了。为了避免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所有一切筹备工作都是秘密进行的。为了便于保密，选定西安东门城门楼作为队部。当时张学良手枪营营部就设在东城门楼的东楼一楼，一切后勤，如经费、伙食等，均由手枪营的军需负责办理，以手枪营的名义提请“剿总”拨办。康博缨和于维哲分任队长和队附，另外还有一个队附孙巨奎，专门负责对外联络工作。各分队长一律由东北军各军师中挑选，各班班长则由手枪营中选调，另由每班学生中选一名副班长，也叫政治班长。军事训练计划由于维哲负责拟定，确定以三个月为一期，以完成连的制式教练和战斗教练为初步目标。[18]关于学兵队的来源，张学良指示到北平去挑选“一二九运动的骨干，最好是家乡子弟。其中有不少民先队队员，和少数北平地下党员”。第一批100 人左右，乘火车于9 月初到达西安；第二批120 人于10 月下旬到达西安。这两批均由赵天野带队。第三批200 多人，由关时润（吴俊如，参密室参谋）和吴铎两人去北平联系的，时值西安事变爆发，北平当局阻挠，因而这批人员分散了，一部分辗转到西安，一部分去了延安。除此之外，还有十几名学生队员，是东北军子弟及西安各救亡团体介绍的。学兵队的训练主要包括军事和政治两门主课。“军事教育计划的编制和实施由队附和分队长负责；政治教育计划和实施由政治部主任负责。”[19]西安事变后，学兵队编为五个宣传大队，下到东北军各军从事政治宣传工作，代替了国民党的政训处。当时西北的抗日形势飞速发展，从军队到地方以及各界群众组织，都急需一批受过训练的骨干力量来加强工作，因此学兵队同学所到之处，颇受欢迎。到东门楼来要干部接干部的人，几乎每天都有。从此，东北军学兵队的同学们，就融入在祖国西北掀起的抗日洪流之中，推波助澜，各自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0]结论经过张学良对东北军的整训，东北军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扭转了衰退的形势。首先，改变了东北军战斗力低下，士气低落、思想混乱的局面，使东北军步调一致，思想统一。其次，为抗日战争培养了人才，张学良对东北军的整训以抗日为最终目的，为“将来打回老家去”做准备。最后，使东北军官兵在思想上对“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有了深刻的认识，为西安事变的爆发提供了思想基础。参考文献：[1]毕万闻.张学良赵一荻合集（第五部）[M].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369.[2]傅虹霖（美）.张学良的政治生涯[M].辽宁：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148.[3]王卓然.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的人[M].1937 年北平版，16 页.[4]辽宁文史资料[J].第6 辑，第127 页.[5]张学良.中国出路唯有抗日.西安：解放日报[N]，1937年1 月5 日.[6][7][8][10][11][13][14][15]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M].北京：中华书局，1980:26,44,58,60,63,64,65,65-66.[9][16]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55.[12]西安文化日报[N]. 1937 年1 月5 日、6 日.[17] [18] [20]陆军,杜连庆.张学良与东北军[M].辽宁：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245,245,251.[19]张德良,周毅.东北军史[M].辽宁：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359.
西安事变是我国现代史上一次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它结束了十年内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开辟了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从而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其研究一直颇为国内外学术界瞩目。近年来，随着学术争鸣日趋活跃，研究者们从不同视角、多层面对其进行了剖析与审视，有力地推动了西安事变研究向纵深发展。兹就近年西安事变研究中一些与中学历史教材密切相关的问题作一综述。 一、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 对此，学术界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1．中国社会矛盾激化说。杨拯民认为，西安事变的发生绝不仅仅是张、杨两位将军一时冲动下的偶然之举，而是中国三十年代社会各种矛盾发展、激化的一必然环节⑴。施文魁亦指出事变发生的原因是：第一，从根本上说，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引起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第二，红军对东北军的打击，使张学良感到继续“剿共”毫无出路；第三，蒋介石一向利用“剿共”来消灭杂牌军，使张逐渐觉醒；第四，东北军士兵要求打回老家去的强烈愿望影响张的转变；第五，共产党政策的积极影响，促使张放弃“剿共”转向抗日⑵。 2．国民党内部矛盾发展说。姬天舒指出：“西安事变的发生，国民党内部矛盾的斗争和发展是其内在原因，它既是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左派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亲日派相互斗争的产物，又是国民党阵营中‘嫡系’和‘杂牌’之间矛盾尖锐激化的结果。⑶”马成碧从张学良、蒋介石的政见分歧说明事变发生的必然性。张和蒋从不同的途径走上政坛，他们以各自的方式逐步形成了两种根本对立的政治思想。张形成的是以爱国主义为主流的政治思想体系；蒋形成的是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独裁的政治思想体系。两人都主张中国要统一，并力行实现，但在如何实现统一以及在对待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对待中国共产党的态度等问题上则存在分歧，当矛盾双方的斗争发展到事物所不能容纳的极限时，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张、杨采取了兵谏的方式⑷。 3．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说。杨颖奇认为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对张、杨逐渐接受联共抗日主张起了直接的、重要的推动作用，对张、杨采取非常方式扣蒋兵谏，逼蒋实现抗日主张，亦起了间接的、重要的推动作用。理由是：第一，从1935年8月到1936年4月，中共积极主动地开展统战工作，直接推动张、杨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第二，从1936年5月到9月，随着中共逼蒋抗日方针的逐步确立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更广泛开展，中共进一步推动张、杨坚定地走上联共抗日道路，实现了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联合抗日局面；第三，从1936年10月至12月初，随着蒋介石欲图大举“围剿”红军，压迫张、杨“剿共”的严重内战行动，中共从挽救民族危机出发，有力地推动张、杨担负起制止内战，逼蒋抗日的重要历史责任。⑸ 随着研究视野的逐步拓展，近来有学者开始从不同的角度来重新诠释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如徐林祥认为中国三十年代社会各种矛盾的发展和激化不只存在于西安，同时也存在于全国。他认为当时国民党情报失误是事变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其表现是： 第一，国民党情报掌握失真、行动决策失误； 第二，国民党特工组织混乱、应变指挥失灵； 第三，国民党秘密电讯中断、通讯联络受阻⑹。王杉以现代化为视角，认为事变是在现代化的众多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发生的，是中国人关注中国命运的产物，是近代以来中国人追求民主政治的又一次尝试。她指出近代中国人由“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民族主义意识由传统走向现代，以及政治生活中一定程度的民主化，是事变得以发生的前提条件⑺。李云峰则从文化层面着眼，指出张、杨进步统一观的形成，显然是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在深受传统文化影响之外，西方文化传统与苏化传统的潜移默化功不可没，他们的统一观与蒋介石以传统文化消极部分为主要基础构成的统一观相比较，其进步性不言自明。两种统一观的互相对立、冲突，发展到正常手段不能解决时，便有了异乎寻常的西安事变的爆发。⑻ 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原因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原因一直是西安事变研究中的热点，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 1．中共抗日主张作用说。李新认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中共中央根据抗日斗争的需要作出的。党首先肯定了事变的进步性质，认为这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中共抗日主张的结果”。根据当时国内外的斗争形势，党深刻指出事变可能有两种前途：一种是爆发大规模内战，另一种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共产党应当“采取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亲日派的策略，竭力制止新的内战爆发，敦促南京和西安之间，在团结和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⑼”房成样亦强调：中国共产党在事变和平解决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导下，中共中央不仅独立自主地制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政策，还协助张、杨妥善处理了事变。⑽2．国民党内部矛盾激化说。姬天舒认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国民党内部矛盾和斗争发展的必然趋势。其主要依据是：第一，张、杨发动事变的目的就是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们主张和平解决；第二，国民党内部实力派，即以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为首的亲英、美派坚决主张和平解决；第三，当时在南京的国民党左派，如冯玉祥等人从大局着眼，主张和平解决事变以避免内战、共同抗日；第四，国民党内部最有实力的地方实力派也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尽管何应钦等亲日派和某些地方实力派为了自身利益，企图利用事变来发动内战，但他们只是矛盾的次要方面。⑾3．合力作用说。这种观点目前为学术界普遍接受，研究者们认为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多方因素相互作用、共同促进的结果，只是表述不尽相同： （1）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在事变和平解决中的作用。张庆瑰认为，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事变性质的判断存在原则性的分歧，但在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政策上基本一致。中共中央确定和平解决方针在时间上先于共产国际、在内容上也存在不同之处⑿。范敏华亦指出二者在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上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根本出发点和指导思想是不同的，由此导致了在如何处理蒋介石的具体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共产国际主张无条件释蒋换取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这无异于支持蒋的反共内战方针⒀。 （2）关于国共两党在和平解决事变中的作用。苏丽认为西安事变的解决是以中共和平方案为主体内容，在国民党亲英美派的一些具体方法辅助下实现的，两种和平主张的合力作用是事变得以结束的关键⒁。郑德荣亦指出，事变得以和平解决是西安、南京、延安三方面诸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任何片面强调某一方面而忽视或否认其他方面作用的观点都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⒂。季云飞对直接参与谈判的各方政治代表进行了作用评估。他认为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爱国将领是事变和平解决的基本因素；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是事变和平解决的决定因素；代表蒋介石意志的宋子文、宋美龄是事变和平解决的关键因素⒃。 （3）国际力量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朱超南分析了几个主要国家对事变的态度，认为起作用最大的是英国与苏联。英国主张双方采取妥协让步的态度以和平解决争端，其原则是既维持蒋介石现有的统治地位，又必须接受张、杨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政治条件，并保证事后张、杨个人的生命安全。苏联政府获悉事变后立即对张学良采取指责态度，并断定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苏联竭力维护和赞美蒋介石，希望蒋能恢复原有的最高统帅地位⒄。李佩良指出虽然日、苏、英、美等国没有支持张、杨的举动，但上述国家的态度并不一致，应对事变后的国际舆论作具体分析。⒅三、西安事变作用的评价 近年来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西安事变与中国社会进程问题。刘培平认为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社会地位。理由是：第一，事变是中国社会矛盾的转折点，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标志，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由中共两党代表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第二，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中国由内战到抗战的转折点；第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中华民族由涣散、分裂到团结、统一的转折点；第四，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中国社会政治由专制独裁到逐步民主的转折点；第五，事变及其和平解决也是中国共产党由“非法”到“合法”的转折点。这一系列的转折，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地位⒆。王杉从现代化的角度出发强调：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不仅促进了中国人民族意识由直觉阶段向自觉阶段的转变，加速了中国人与现代社会的接轨，而且使中国的政治民主化程度在抗战初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另外，它也使南京国民政府的各个部门得以正常运转，使其在抗战爆发后，能够迅速组织力量面对突变的时局，其挽救和发展经济的举措，为未来新中国的经济发展的有序有效创造了条件。⒇2．西安事变与国民党统治集团对日政策的问题。对此，目前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张仲良认为，国民党集团由对日妥协走上抗日道路，其根本原因是它有抗日的要求和愿望，即使没有事变，它也会走上抗日道路。事变前，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巨变，蒋介石转向抗日有其必要性和可能性。是日军出兵华北逼蒋走上抗日道路〔21〕。李佩良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虽然蒋介石统治集团有一定的抗日愿望和要求，但是没有事变的推动，他们是绝对不会由对日妥协走上抗日道路的。因为，国民党对日妥协与对内“剿共”的政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对内“剿共”决定对日必定妥协，而对日妥协又是服务于对内“剿共”的。在“剿共”和抗日问题上，蒋介石坚持把“剿共”作为内外政策的中心。〔22〕3．西安事变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问题。学术界对此亦有不同的看法。王真认为，事变的爆发缓解了中共和红军的危难局面，从客观上为中国革命的大发展保存了力量；而且事变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威信，壮大了革命力量，并为最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推翻蒋家王朝奠定了基础〔23〕。张学继认为事变给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是极为有限的，中共的迅速发展是因为遵循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并非事变提供的机遇造成的。理由是：第一，事变前，中共虽然处境很艰难，但经过长期反“围剿”斗争的磨炼和伟大的战略转移，已具有更强的适应艰苦环境的能力，并开辟和巩固了今后得以继续发展的根据地，前景是乐观的。第二，中共在事变前向国民党呼吁停战议和，一致抗日，是从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的大局出发，绝不是惧怕内战。第三，事变虽带有偶然性因素，但隐蔽其后的必然性是举国上下的抗日要求与蒋“剿共”政策的尖锐矛盾，这一矛盾即使不在西安事变中爆发，也要通过其他形式表现出来，中国共产党正是对此深有洞察，才因势利导地处理了事变，西安事变也才因此起到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