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抗战。可以说没有七七事变，也就没有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我国政府一直对张杨二人持赞许态度，尽管这两人都有很大的缺点
西安事变的根本原因：民族矛盾的激化，也就是中日之间的矛盾。直接原因：蒋介石的一意孤行，坚持剿共。张、杨的爱国。西安事变的发生，显示了中国人民团结御辱的强烈愿望。团结就是力量，今天我们面对恐怖主义、禽流感以至过去的非典，无不显示出团结的力量。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了达到劝谏蒋介石改“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在西安发动兵谏的历史事件。1936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主导下，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一九三五年前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强了对我国的侵略。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蒋介石仍旧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张学良将军被迫“剿共”，因在陕北战场上屡遭失败，受到蒋介石的责难，于是急于寻求出路。张学良通过被我军放回的原东北军团长高福源的关系，与我党周恩来同志在延安举行了会谈。张将军决定以民族存亡的大局来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此同时，杨虎城收到了毛主席派人给他送来的亲笔信。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蒋介石亲临西安，下榻于临潼华清池，张学良多次对蒋“苦谏”，均痛遭拒绝。张、杨被迫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对蒋实行了“兵谏”，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抗日战争也进入了崭新阶段。
不要说什么张学良脑子发热，不要扯什么偶然事件救了共产党，小张必须服从地方军阀的历史行程，他不抓蒋介石才是小概率事件。换了他爹张作霖处理同样的局面，怕是下手还要再早一点。先不说张学良，几百年前的吴三桂为什么主动造反？为什么造反后会主动出击？第一个原因是清朝即将巩固中原，如果等大清再搞定西北（噶尔丹）和东南（台湾），必定要来消化自己这个旁系军阀。第二个原因是他这个最强的外系军阀被封到了最穷的云南，财政上靠中央支持才能养兵。西安事变自解决之后就是一笔糊涂账，这个改变中国历史事件的核心参与方们全都或多或少的隐瞒了事件的部分真相。中共注重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张学良时而自豪，时而后悔，蒋介石则大言不惭的找陈布雷补写了他对张杨的教化。
为了实现停止内战，共同抗日，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在屡次劝谏无效的情况下，实行“兵谏”，扣留了蒋介石。这就是西安事变。玩笑说完，再来看看中共是怎么样做张学良工作的，西安事变的发生，和中共细致入微的东北军工作分不开。中共早在瓦窑堡会议时就决定了利用东北军与蒋介石的矛盾，以抗日为契机争取东北军。海岚·里昂文件里面目前面世的有两个文件与此相关，披露了一部分中共与张学良的秘密往来。“西安事变”不仅是张学良，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1990年，张学良在与历史学家唐德刚谈话中，提及“西安事变”时，表现出了两种似乎前后矛盾的态度：一方面认为自己所作所为该杀；另一方面又并不为当年的作为而后悔。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张学良明知是大逆不道的“忤逆”之举也毫不后悔呢。
蒋公在其日记中也专门写到：“张学良要求带兵抗日，而不顾剿共，此其作事无最後五分钟之坚定也。亦其不知作事应有段落，告一段落後，始可换一段落。始终本末与节次之理，何其茫然也。可叹！”在西安，张学良两次痛哭不要剿共，给他去西北打日本，蒋介石说你不打，我换人来打。最后张学良扣押了蒋介石，发动了西安事变。发动西安事变之后给TG的一个电报：“为了革命的目的，我把反革命的头目蒋介石抓了，请速来共商大事”。可惜近年随着史料披露，西安事变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杨奎松教授梳理了大量资料，在此基础上作了缜密全面的研究，对若干众说纷纭的谜团作了翔实考证，在近年出版了权威性专著《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第一版）。该书系统详尽地介绍了西安事变前后我党的政策策略改变，非常值得细读。但有的观点似乎值得商榷，对张学良为何发动西安事变的解释就是一例。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不是偶然的，站在大历史角度看是必然，历史是由无数的偶然组成的必然。前文提到中共改变自身左倾关门主义是西安事变发生的内因，张学良、杨虎城是外因。对于张学良而言，自身的民族感情是内因，中共是外因。因为张学良是一个有“鸿鹄之志”的人！是一个有野心的人。他像当时所有的军阀一样，想"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安重荣语，大意）。无论东北易帜也好，还是西安事变也好，都是这种“鸿鹄之志”驱使下的行为！西安事变的发生，乃是中共及杨虎城洞察其奸，加以利用的结果！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评价张学良是“小事精明，大事糊涂”。张学良在纽约聚谈时则评价蒋介石“有大略无雄才”。当年之所以发生西安事变，张学良当然应负主要责任，但这也和蒋介石“没有雄才”相当有关。张学良这么瞩目，不仅是对两个党国都是民族功臣，可能他还是民国惟一的扎过势的军阀二代！
张学良出生于晚清，成长于民国初期军阀混战。可以说从他懂事起，他的父亲就是当时中国最成功的军阀之一。从炮击沈阳立马撤退到关内，东北三省沦为小日本的殖民地。后来主动请缨剿共，然后在联共迫使蒋介石联共抗日张学良对国共两党都是有再造之恩的人,张曾经做过国军副统帅吧,西安事变前却是西北剿总司令的身份,当时干掉常凯申或许能再次问鼎国军统帅,赌一下,万一成功了呢？西安事变重要作用的体现关键不在发动，而在其和平解决的问题上。张学良作为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同时也担当了促成其和平解决的重要角色。西安事变由军事政变式的“兵谏”开始，经过14天的跌宕起伏，最后却以张学良亲自将蒋介石送回南京的出人意外的悲剧而结束。
毛泽东说：西安事变使共产党从牢狱的情况下解放出来。但西安事变的结局，却让张学良从此步入了地狱人生。仔细分折，毛泽东对西安事变于中共的意义之评价，确实极为中肯。但最终让张学良倒霉以后大半辈子的原因，则不完全是其发动了西安事变，而应该是他在事变末端的“送蒋”。众所周知，“西安事变”是抗日战争发生转折的一次事件，张学良是这次事件的主角，“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一生陷入了被软禁的境地，但是张学良从没有后悔自己的行为。记者采访时，他自己说出了心中的原因。从民族大义上，必须要逼蒋抗日；从自己和东北军的处境来看，对蒋介石也不可逆来顺受。他在9.18错判形势，不抵抗，已成事实。他入关以后，若仍尸位素餐，不思作为，更是错上加错，罪上加罪。若没有西安事变发生，全国的抗日大局会更加不利，全国形势会更加悬心！
1936年12月，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率部发动的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于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起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在西北地区，以西安为中心的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力量有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率领的第十七路军，这两支军队均非蒋介石嫡系，屡受排挤，对此，他们极为不满，尤其是东北军，过去盲目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弃守东北，遭到国人唾弃，后又被命“剿共”蒙受重大损失，全军上下深感“剿共”没有出路，强烈要求抗日，收复东北国土。在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种种渠道，大力开展对这两支军队的工作，坚定了张、杨联共抗日的决心，从而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首先在西北地区取得胜利。 张学良自从在西北地区实行联共抗日之后，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都被拒绝。蒋介石调集嫡系军队约30个师准备从河南开入陕甘参加“剿共”。之后，蒋又于1936年12月初到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把军队全部开赴陕北“剿共”前线。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协同行动，扣留了蒋介石，并囚禁了陈诚、卫立煌等国民党军政大员，随即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主张。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如何对待事变的问题上，南京当权势力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主张。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竭力策动“讨伐”，轰炸西安，企图取代蒋介石的统治地位；而亲英美派的蒋介石亲属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则不顾何应钦的反对，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而积极努力。 中共中央在对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进行正确分析之后，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引起的问题，反对新的内战；同时中共中央还主张用一切方式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 南京方面在弄清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并不想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此次事变的态度后，于22日派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也参加了谈判。他遵照中央的有关指示，在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商讨并进行同南京方面的谈判中，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经过两天的商谈，宋美龄等人作出“停止剿共”、“三个月后抗日发动”等项承诺。12月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蒋介石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允诺“只要我存在一日，中国决不再发生反共内战”。 25日下午，张学良决定释放蒋介石，并亲自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回南京。一到南京，蒋介石立刻扣留张学良。消息传出后，西安出现动荡不安的局势，东北军中坚决主张联共抗日的王以哲军长被东北军中一部分过激分子杀害，内战危险重新出现。周恩来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坚定而细致地进行工作，巩固了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团结，基本上保持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伟大成果。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社会政治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了，国共关系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开始了国内和平的新时期；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 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历史会永远记住这一天。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
在这一天，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胜利和日本法西斯的失败而告结束。
岁月的脚步匆匆走过60年。
黄河边上的硝烟已随风而散，历史仿佛已经远去。
但是，从卢沟桥头卷起的那场战争留下的教训却是刻骨铭心的。
对于中华民族来说，那是永远的国耻，永远的奋争，也是永远的追思。
历史是一面映照现实的明镜，也是一本最富哲理的教科书。
将那段历史仅仅理解为灾难与愤怒，而不从中寻找其内在逻辑，理解其复杂性，则同样辜负了那些身经灾难的一代人的流血付出。”
那段历史留给我们的不仅是悲痛欲绝的哀伤、洗刷不尽的血泪、永志追思的英烈和伟岸壮阔的史诗，更是追求和平的渴望、永不再战的期盼、强国富民的决心、和睦邻友邦的祝愿。
落后就要挨打
血色黄昏：偶然背后的必然。
68年前，一个中国人民刻骨铭心的日子——1937年7月7日，枪炮声震惊了卢沟桥。
日军以士兵失踪为借口，要强行进入宛平城搜查，遭到拒绝后即枪炮相加，全面发动侵华战争。
英勇不屈的中华民族也开始了长达8年的全民抗战。
“七七事变”仅仅是近代日本侵华野心的总爆发。
在此之前，日本已经对中国这块富饶的土地相视已久。
早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在建立近代天皇制的同时就制定了以鲸吞中国为核心的所谓“大陆政策”，在之后的70多年里，日本曾发动了14次侵略战争，其中多次是对华战争。
1894年蓄意挑起中日甲午战争，迫使战败的清 *** 签订《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与澎湖列岛；10年后又在我国东北土地上发动日俄战争，强迫清 *** 承认日本在东北的势力范围。
“进入大陆”的迷梦、畸形膨胀的野心，使得这个受中国传统文化恩惠最重的国家成为近代以来祸害中国最深的国家。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义一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抛出了对华侵略总战略：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趾高气扬的日本，已掩饰不住要彻底征服中国的野心。
“9.18”这个国耻的日子也同时提醒我们，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对于国家和民族振兴是何等的重要。
我们曾经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是一个宏伟的计划，中华民族在经历了自1840年以来的屡次屈辱之后，无数仁人志士，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为的就是这一目标。
但是，每当外敌入侵之时，也是我们的民族凝聚力最脆弱之时，各自称王，各霸一方，内部矛盾重重，这也给别人入侵创造了条件。
由此观之，实现民族复兴，如果国家不统一，民族不团结，实现这一目标肯定是一句空话。
“9.18”是一个历史的教训，如果你是一个中国人，这个日子你记住了吗？可是，记住了又能怎么样？笔者以为，不仅仅是记住，每一个中国人要的是从自己做起，你为这个国家和民族做了些什么？还打算怎么做？你最起码是一个爱国者，然后，你是一个建设者。
爱你的国家，爱你的民族，为她添砖加瓦。
国家统一强大，民族团结兴旺，看天下谁能敌？
国耻象大山一样压在中华民族的头上，压得几亿人民透不过气来，也在我们这些少年人心灵里灌注了铅一样沉重的忧愁和哀伤，中国，我们古老的中国，生我养我的中国，地大物博却遭人欺凌宰割的中国，什么时候才能挣断身上的屈辱锁链，铁骨铮铮地站起来啊！
整个八年抗战期间，侵略者的铁蹄践踏蹂躏祖国的胸脯，其中有几年在上海这个“国中之国”中，也看到英国，美国士兵耀武扬威地走在马路上，外国军舰在黄浦江上任意来去……只有尝尽失去自由和被压迫的滋味，才能深切地懂得“勿忘国耻”这四个字的含义。
现在，每当唱起“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时就会联想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那句古训。
多少年风雨沧桑，河山巨变，我们的祖国早已摆脱了屈辱和苦难。
然而，我们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许多发面还处在落后地位，落后是现实，安于落后就是可耻了神州大地的一些角落里，权欲观念，愚昧思想，腐败堕落作风，惟利是图，崇洋 *** ……种种可鄙的现象，更使正直的人感到可耻。
也许这些可以算作新的“国耻”吧，这些有损国格，有损中华民族形象的“国耻”，我们一天也不能容忍！
回顾这段以人力和火力相拼的历史，我们除了对血肉拼搏的感动，更有对实力不济的无奈。
在强大的物质力量面前，精神力量固然可贵，但总呈现出一种苍白无力的悲壮。
周总理曾对那场战争感慨：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实力政策，对付帝国主义却不能不讲实力。
只有在国家总体实力包括军事实力方面能追赶上世界水平，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落后就要挨打，自尊必先自强，发展需要安定。
这，就是那段屈辱与悲壮同行的历史留给我们的最为深刻的启示。
日照第二实验中学初三：臧璐衡
第2篇 牢记历史勿忘国耻500字
1937年8月28日，上海火车南站和往常一样，许多乘客在候车室等候列车。
这时，日本侵略军向车站投下了无数颗炸弹，顿时，火车站变成了废虚，天桥断裂了，铁轨扭曲了，残破的房屋，满地的砖瓦碎片，一片狼籍。
这时，传来一个小男孩的哭喊声，他的父母和亲人都在“轰隆”的一声中，被炸弹夺去了生命。
现在他已成了孤儿，今后的命运和生活不可想象。
也许在那战乱年代，不会有人理他，他将流浪街头，甚至濒临死亡，再没有机会为死去的父母报仇雪恨。
也许他会遇到好心人，把他抱回家，养育他长大。
无论他的生活怎样，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整个中国人民都是无辜的受害者。
日本侵略者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杀害我同胞3500多万人。
日本侵略者的罪行罄竹难书，罪恶滔天，像这样的画面不计其数。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侵华日军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和在大屠杀中奋起抗争的我们民族的脊梁。
一位女作家说得好：“忘记大屠杀，就是第二次大屠杀。”
列宁告诫我们：“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判。”
让我们把警世的大钟撞得更响更响吧，让钟声时时唤起我们的民族精神，激励着青少年成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一代，让钟声飘洋过海，振聋发耳，以史为鉴，呼唤和平，邪恶必败，正义必胜。
中国人民，亚洲人民和世界人民决不允许被侵略、被杀戮的悲剧重演！
第3篇 勿忘历史！勿忘国耻！350字
朋友们！
2010年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73周年纪念日！
73年过去了，斯人相继远去，南京大屠杀的人和事会否变得模糊不清？
历史不能消逝，让我们用互联网的力量筑起、留存一座最鲜活的记忆之城。
朋友们，无论你是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还是从教科书、父辈口述、网上文章等认知南京大屠杀的后来者，请上传你的“记忆”，为我们建造的“记忆之城”灌注钢筋水泥。
请大家不要忘记历史，唤醒我们的记忆，勿忘历史！勿忘国耻！
虽然那场惨剧已过去了七十年，但我们心灵深处的那道伤却是如此的难以愈合。
我们应牢记“落后就要挨打”的血的教训，坚持不懈的奋发努力，让我们的祖国一天比一天强大，让野心不死的日本右翼势力对我们望而生畏，让我们成为扞卫世界和平的坚定的有力的力量！！
愿我们的生活能永远祥和、美满、幸福，愿我们能永远远离灾难与不幸！！
第4篇 不忘历史牢记国耻800字
随着21世纪全人类的进步，我们的祖国也在迅速的走向繁荣昌盛。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祖国在八年抗日战争中所经受的耻辱。
1937年7月7日，随着在北平城外卢沟桥上的一声炮响，全面抗战拉开了帷幕。
全国人民在朱德司令和彭德怀副司令的带领下经过艰苦的八年抗战，经历了战略防守、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终于在1945年8月15日击败了日本帝国主义。
在今天我们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不能忘记日本帝国主义的残忍，更不能忘记为了抗日而作出伟大牺牲的人。
在抗战期间，有大快人心的平型关战役、松沪会战以及武汉会战，也有让人悲痛欲绝的南京大屠杀。
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侵略中国以来所犯下的巨大罪恶。
日本的两个司令官进入南京城竟然开始了杀人比赛！在这场屠杀中，我国20多万同胞葬身在魔鬼的手中，日本鬼子真是连畜生都不如。
还有令人可歌可泣的血战台儿庄。
这次战斗发生在1938年4月，虽说是赢了，但是那惨不忍睹的场面至今还在我眼前浮现：尸体从地上一直堆上了城墙，被鬼子砍过的头颅悬挂在树杆上。
从战斗中存活下来的，不是被炸掉了胳膊，就是被炸断了腿。
有的战士断了手指头，有的战士被炸伤了脑袋成了植物人，有的战士竟然身绑炸药跟敌人的步兵车同归于尽。
在这场战斗中，我军共死亡两万多人，但那些维护民族尊严的战士的英勇气概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也成了中国人民难以忘怀的一幕。
我们可爱的祖国为什么会遭受到这巨大的耻辱呢？原因就是我们的国家当时不强盛。
自清末以来，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烧毁圆明园、“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略中国，都说明当时的中国很弱小。
今天随着我国经济迅猛发展，神六成功上天，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再也不会受到 *** 。
作为我们这一代人，我们一定要不忘历史，牢记国耻，要牢记在八年抗战中体现出的民族自强不息精神，英勇到底顽强拼搏的精神，并把这种精神运用到我们的学习当中，好好学习，成为祖国的有用之才，把祖国建设得更强盛，让中华民族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第5篇 勿忘历史,勿忘责任—庆十一国庆演讲稿650字
勿忘历史,勿忘责任—庆十一国庆演讲稿
勿忘历史,勿忘责任——庆十一国庆演讲稿
忘不了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更忘不了明天我们肩上的重任.
我们的祖国是美丽的,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着旖旎奇妙的自然风光.白雪皑皑,高插云霄的珠穆朗玛峰;碧波荡漾,神奇秀丽的漓江山水;驼铃叮当,黄沙似海的漠北塞外;河网纵横,青翠如染的江南平原……这些有哪一个国家能比得上
但是,历史是无情的.不幸和灾难都降临到了她的头上.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着锦绣河山."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竟挂在中国的土地上.解放后,"左倾"错误,十年浩劫等又严重的阻碍了祖国的发展,然而,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失去信心.我们的胸膛里跳动着一颗火热的中国心,我们的血管里,澎湃的是一腔沸腾的华夏血,我们怀着对祖国深沉的爱,英勇奋斗.今天,在广阔的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处处演绎着一幅幅动人心魄的辉煌画卷.
我们年轻的一代,为祖国的日益强大而自豪,为祖国的绚丽前景而兴奋,我们不会沉缅于过去,不会迷醉于幻想.我们热爱今天.今天,我们努力奋斗,我们坚信,祖国的明天会更好!
是的,我的祖国还不甚富强
还缺少一些宁静
还缺少一些鲜花
但,明天属于她
希望属于她
幸福和胜利更属于她
——这是诗人的语言,也是我们的心声,是每一个跳动着火热的中国心的人对祖国的理解和信心,我们懂得了昨天,就会无比的珍惜今天,我们把握住了今天,就能够创造更加辉煌的明天.这是时代的使命,这是中华儿女神圣的职责!
勿忘历史,勿忘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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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议论的性质不同可以把毕业论文分为立论文和驳论文。立论性的毕业论文是指从正面阐述论证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一篇论文侧重于以立论为主，就属于立论性论文。立论文要求论点鲜明，论据充分，论证严密，以理和事实服人。驳论性毕业论文是指通过反驳别人的论点来树立自己的论点和主张。如果毕业论文侧重于以驳论为主，批驳某些错误的观点、见解、理论，就属于驳论性毕业论文。驳论文除按立论文对论点、论据、论证的要求以外，还要求针锋相对，据理力争。按研究问题的大小不同可以把毕业论文分为宏观论文和微观论文。凡届国家全局性、带有普遍性并对局部工作有一定指导意义的论文，称为宏观论文。它研究的面比较宽广，具有较大范围的影响。反之，研究局部性、具体问题的论文，是微观论文。它对具体工作有指导意义，影响的面窄一些。
《七七事变》是我国抗战题材影片的代表作之一，那么下面是我带来的关于七七事变观后感1000字，希望对你有帮助哦。
作文观《七七事变》有感1000字
当和平鸽在蔚蓝空灵的天际掠过，当人类满身的血腥味仍在我们的鼻头飘荡，我们可曾记否：那年的冻结灵魂——七七事变。
从掌心顺连到心脏，相背而驰。像撕碎了一般堙没赤裸裸的人性。那厮扯般的疼痛，那一片片血河的汹涌，依然触目惊心。当孩稚嘻笑、地上乱耍;当朝阳少年、花季少女;当丝丝白发、手持拐杖。就当这所有的一切还在夕阳下泛着光晕，一把把无情的刺刀一伸一回……无数个这样的动作。捅向他们的心窝，撞碎他们唯一不变的幸福。血涌红了刀、浸湿了衣、染红了双眸……这血海得痕迹醒目了理想，激起了无数同胞反抗的斗志。天地汇一句：“国不可灭”。
历史告诉我们，7月7日不是一个平凡的日期，看宛平城墙上的弹坑依然有血的痕迹;听，卢沟桥畔边的晨风似乎在诉说当年的屈辱——血祭卢沟。国人难忘历史，面对未来新的经济国际挑战，国际军事挑战，我们任重而道远。76年前，在战云密布的卢沟桥头;日军帝国主义打响了全面侵华战争的第一枪。如今，日军又荒谬的钓鱼岛问题重新挑起两国的外交矛盾。现今，日益富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绝对有能力、实力让赤裸裸的日本帝国懂得荒诞之后的代价。
21世纪的中国境内，伟大的民族自信心仍然值得被珍视和发扬。今天距离七七事变爆发已经过了76年头了，但日本帝国主义的阴魂至今不散。日本极右势力极力通过各种方式来企图为侵略战争翻案。今天重温历史，不仅为对这涌尽血流的悲痛，更是为了富强，自强。为了开创未来，以史为鉴，珍惜和平年代的自由与繁荣，体味和平的珍贵。
今天抗战胜利已经63个年头了，心中不免有太多话要说，但我知道更多的是为国家富强，为世界和平奉献智慧和力量的时代已经到来。
这些年，我们中国一心谋发展，经济的脚步日新月异。 然而再前行的路上却是磕磕绊绊的。总有一些棘手的问题在眼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们周边的领土不断被别国所“敌视”，可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深深了解中国领土的在并不是一味拿来填补你们的缺少，中国迟早会用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震撼你们的耳目。
清晨，卢沟桥畔的微风又漂浮了，血腥的历史痕迹提醒游者：中国的复兴之路才刚刚开始。
鸟儿的鸣叫，游人的呐喊，和平鸽的搧翅，都只为一种声音——中国加油!
七七事变观后感作文1000字
在七十六年前，宛平城外的卢沟桥上响起了一阵枪响，拉开了七七事变的序幕，也即卢沟桥事变。这个事件成为了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开始，是他们为实现它鲸吞中国的野心而蓄意制造出来的丑恶事件!
在那天晚上十点，日军在卢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向中国驻军挑衅。日军诡称有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桥边的宛平县城搜查，遭到拒绝后，就向宛平县城和卢沟桥开枪开炮。7月8日早晨，日军包围了宛平县城，并向卢沟桥中国驻军发起进攻。我国的29军与日军在卢沟桥展开激烈的战斗，29军的战士们怀着愤怒的心情，英勇杀敌。从这可以看到，日本早有计划，其险恶之心人尽皆知。
影片中有几处情景令人刻骨铭心，难以忘怀：
情景之一，29军副军长佟麟阁，身先士卒，亲赴一线，他和赵登禹师长对话，佟说，我已准备把家中盖房用的木料做一口棺材，决心以身殉国。赵说，我连棺木都不要，马革裹尸，死又何憾!两位将领心昭天日，抗日战场俩人光荣殉国。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给其举行追悼会，北京现仍有麟阁路、登禹路，以永远彰扬其抗战功勋和为民族捐躯之英雄精神。
情景之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9军军长的宋哲元之母70大寿之日，日本华北驻屯军派使者送来“国宝”级寿礼瓷瓶。宋母不悦拒纳。宋劝其母，委婉应付，暂收为妥。其母曰：“我没当过官，不知什么是“委婉应付”，但我信迷信，我怕死后灵魂进不了祖坟!”旋即起立，当着使者的面，把桌上的寿礼瓷瓶摔得粉碎，怒不可遏。浩然正气，令人起敬。翌日，宋军长召开军事会议宣布：坚决抗战!
情景之三，北平南宛，中日战酣。29军将士大刀挥舞，日寇血肉飞溅，令人痛快。但日军败退，中日军队脱离接触后，日机飞临，炸得中国军队溃不成军，死伤惨重。佟副军长亲自用机枪打飞机，遭飞机炸弹击中血染沙场，情景惨烈，令人愤恨悲伤。
情景之四，中国国民党第29军有个叫赵登禹的师长，他惨死在日军的轰炸之下。但他没有倒下，而是站在石狮子旁牺牲的。之前这位师长这样对孩子说：“孩子，如果爸爸没有把鬼子赶跑就已经倒下了，你也要参加抗日志愿军，和我一样杀鬼子!”这使我很感动，因为这位师长不甘心自己倒在鬼子面前，他希望下一代能抗日胜利，赶跑侵略者。让自己的祖国又恢复和平。
“弱国无外交”、“落后就要挨打”，这些话虽然简短，但却是颠簸不破的真理。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国作为战胜国参加和会，却遭到了国联的羞辱，提出了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其中规定了把德国以前在中国的特权，转让给日本。
唯有强大，唯有崛起，唯有发展才能让我们挺起腰杆站在世人面前，向世人骄傲宣称：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到骄傲、自豪!
如今中国已经强大了，我们的军事力量也越来越强大了，没有那个国家再来侵略我们。然而，最近菲律宾的挑衅、日本对钓鱼岛事件的态度却让我们提起了警惕，我们还没有那么强大，我们还必须继续努力!
七七事变观后感1000字
今天中午，老师组织我们观看了一场电影《卢沟桥事变》。这是一部关于抗日的影片，作为新一代的小学生，我们不能只看到今天的繁荣昌盛，而忘记那昔日的国耻。这是一段每个中国人都不能忘却的历史!影片中那一幕幕动人心弦的画面，那一句句感人肺腑的话语，都令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心中不禁燃起一股莫名的爱国情!
这部影片有许多感人的地方，我就不一一细说了。但有两处地方我却一定要和大家谈一谈。这两处分别是“妙对怒斥日寇”和“古稀老太怒摔花瓶”。不知大家还是否记得这样一个情节：日寇和我们中国士兵同坐一席时，一个日本人拿着一幅上联出场了，那上联便是：“琵琶琴瑟八大王王王在上”。这在座的人心里个个都明白：日本人这是在借中国的文化侮辱中国人!所有的日寇都大笑起来，为他鼓掌。而中国士兵则个个义愤填膺，却又无词答对。这时，一位老人走到了日寇身旁，那老人已是银丝满头、年逾古稀，但却精神矍铄，说话声音铿锵有力。他挥毫泼墨，写下了十一个大字：“魑魅魍魉四小鬼鬼鬼犯边”。这幅下联形象得把日寇比作无恶不作的“四小鬼”，真是大快人心呐!这时，日寇一个个瞠目结舌，哑口无言。
这位老人是可敬的，而另一位老人也十分值得我们尊敬，影片中有这样一个片段：华北的最高司令官收受了日寇的贿赂，他们私底下进行了肮脏的交易，真是令人鄙夷和唾弃啊!这时，那华北的最高司令官把收到的贿赂——一只国宝级的古董花瓶给自己的母亲看。他母亲是一位老妇人，年逾古稀，她作了一番慷慨陈词，许多内容我已经记不得了，但老妇人那充满正义的表情却已铭刻在了我的记忆里。随后，那老妇人手重重一拍，花瓶摔到了地上，化成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碎片。那老妇人用行动诠释了她深深的爱国情怀。
高中历史老师想问您你究竟要问什么？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和平解决。12月11日晚间，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的命令。12月12日晨5时，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捉蒋，蒋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十七路军还扣留了在西安的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邵元冲等人遇难。西安事变爆发。
额。。。你想了解过程？还是什么？
日本侵略中国，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而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却仍在顽固的执行他的先内后外的反动路线。。。。。。
西安事变是我国现代史上一次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它结束了十年内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开辟了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从而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其研究一直颇为国内外学术界瞩目。近年来，随着学术争鸣日趋活跃，研究者们从不同视角、多层面对其进行了剖析与审视，有力地推动了西安事变研究向纵深发展。兹就近年西安事变研究中一些与中学历史教材密切相关的问题作一综述。 一、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 对此，学术界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1．中国社会矛盾激化说。杨拯民认为，西安事变的发生绝不仅仅是张、杨两位将军一时冲动下的偶然之举，而是中国三十年代社会各种矛盾发展、激化的一必然环节⑴。施文魁亦指出事变发生的原因是：第一，从根本上说，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引起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第二，红军对东北军的打击，使张学良感到继续“剿共”毫无出路；第三，蒋介石一向利用“剿共”来消灭杂牌军，使张逐渐觉醒；第四，东北军士兵要求打回老家去的强烈愿望影响张的转变；第五，共产党政策的积极影响，促使张放弃“剿共”转向抗日⑵。 2．国民党内部矛盾发展说。姬天舒指出：“西安事变的发生，国民党内部矛盾的斗争和发展是其内在原因，它既是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左派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亲日派相互斗争的产物，又是国民党阵营中‘嫡系’和‘杂牌’之间矛盾尖锐激化的结果。⑶”马成碧从张学良、蒋介石的政见分歧说明事变发生的必然性。张和蒋从不同的途径走上政坛，他们以各自的方式逐步形成了两种根本对立的政治思想。张形成的是以爱国主义为主流的政治思想体系；蒋形成的是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独裁的政治思想体系。两人都主张中国要统一，并力行实现，但在如何实现统一以及在对待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对待中国共产党的态度等问题上则存在分歧，当矛盾双方的斗争发展到事物所不能容纳的极限时，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张、杨采取了兵谏的方式⑷。 3．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说。杨颖奇认为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对张、杨逐渐接受联共抗日主张起了直接的、重要的推动作用，对张、杨采取非常方式扣蒋兵谏，逼蒋实现抗日主张，亦起了间接的、重要的推动作用。理由是：第一，从1935年8月到1936年4月，中共积极主动地开展统战工作，直接推动张、杨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第二，从1936年5月到9月，随着中共逼蒋抗日方针的逐步确立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更广泛开展，中共进一步推动张、杨坚定地走上联共抗日道路，实现了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联合抗日局面；第三，从1936年10月至12月初，随着蒋介石欲图大举“围剿”红军，压迫张、杨“剿共”的严重内战行动，中共从挽救民族危机出发，有力地推动张、杨担负起制止内战，逼蒋抗日的重要历史责任。⑸ 随着研究视野的逐步拓展，近来有学者开始从不同的角度来重新诠释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如徐林祥认为中国三十年代社会各种矛盾的发展和激化不只存在于西安，同时也存在于全国。他认为当时国民党情报失误是事变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其表现是： 第一，国民党情报掌握失真、行动决策失误； 第二，国民党特工组织混乱、应变指挥失灵； 第三，国民党秘密电讯中断、通讯联络受阻⑹。王杉以现代化为视角，认为事变是在现代化的众多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发生的，是中国人关注中国命运的产物，是近代以来中国人追求民主政治的又一次尝试。她指出近代中国人由“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民族主义意识由传统走向现代，以及政治生活中一定程度的民主化，是事变得以发生的前提条件⑺。李云峰则从文化层面着眼，指出张、杨进步统一观的形成，显然是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在深受传统文化影响之外，西方文化传统与苏化传统的潜移默化功不可没，他们的统一观与蒋介石以传统文化消极部分为主要基础构成的统一观相比较，其进步性不言自明。两种统一观的互相对立、冲突，发展到正常手段不能解决时，便有了异乎寻常的西安事变的爆发。⑻ 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原因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原因一直是西安事变研究中的热点，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 1．中共抗日主张作用说。李新认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中共中央根据抗日斗争的需要作出的。党首先肯定了事变的进步性质，认为这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中共抗日主张的结果”。根据当时国内外的斗争形势，党深刻指出事变可能有两种前途：一种是爆发大规模内战，另一种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共产党应当“采取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亲日派的策略，竭力制止新的内战爆发，敦促南京和西安之间，在团结和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⑼”房成样亦强调：中国共产党在事变和平解决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导下，中共中央不仅独立自主地制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政策，还协助张、杨妥善处理了事变。⑽2．国民党内部矛盾激化说。姬天舒认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国民党内部矛盾和斗争发展的必然趋势。其主要依据是：第一，张、杨发动事变的目的就是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们主张和平解决；第二，国民党内部实力派，即以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为首的亲英、美派坚决主张和平解决；第三，当时在南京的国民党左派，如冯玉祥等人从大局着眼，主张和平解决事变以避免内战、共同抗日；第四，国民党内部最有实力的地方实力派也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尽管何应钦等亲日派和某些地方实力派为了自身利益，企图利用事变来发动内战，但他们只是矛盾的次要方面。⑾3．合力作用说。这种观点目前为学术界普遍接受，研究者们认为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多方因素相互作用、共同促进的结果，只是表述不尽相同： （1）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在事变和平解决中的作用。张庆瑰认为，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事变性质的判断存在原则性的分歧，但在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政策上基本一致。中共中央确定和平解决方针在时间上先于共产国际、在内容上也存在不同之处⑿。范敏华亦指出二者在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上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根本出发点和指导思想是不同的，由此导致了在如何处理蒋介石的具体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共产国际主张无条件释蒋换取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这无异于支持蒋的反共内战方针⒀。 （2）关于国共两党在和平解决事变中的作用。苏丽认为西安事变的解决是以中共和平方案为主体内容，在国民党亲英美派的一些具体方法辅助下实现的，两种和平主张的合力作用是事变得以结束的关键⒁。郑德荣亦指出，事变得以和平解决是西安、南京、延安三方面诸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任何片面强调某一方面而忽视或否认其他方面作用的观点都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⒂。季云飞对直接参与谈判的各方政治代表进行了作用评估。他认为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爱国将领是事变和平解决的基本因素；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是事变和平解决的决定因素；代表蒋介石意志的宋子文、宋美龄是事变和平解决的关键因素⒃。 （3）国际力量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朱超南分析了几个主要国家对事变的态度，认为起作用最大的是英国与苏联。英国主张双方采取妥协让步的态度以和平解决争端，其原则是既维持蒋介石现有的统治地位，又必须接受张、杨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政治条件，并保证事后张、杨个人的生命安全。苏联政府获悉事变后立即对张学良采取指责态度，并断定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苏联竭力维护和赞美蒋介石，希望蒋能恢复原有的最高统帅地位⒄。李佩良指出虽然日、苏、英、美等国没有支持张、杨的举动，但上述国家的态度并不一致，应对事变后的国际舆论作具体分析。⒅三、西安事变作用的评价 近年来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西安事变与中国社会进程问题。刘培平认为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社会地位。理由是：第一，事变是中国社会矛盾的转折点，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标志，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由中共两党代表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第二，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中国由内战到抗战的转折点；第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中华民族由涣散、分裂到团结、统一的转折点；第四，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中国社会政治由专制独裁到逐步民主的转折点；第五，事变及其和平解决也是中国共产党由“非法”到“合法”的转折点。这一系列的转折，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地位⒆。王杉从现代化的角度出发强调：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不仅促进了中国人民族意识由直觉阶段向自觉阶段的转变，加速了中国人与现代社会的接轨，而且使中国的政治民主化程度在抗战初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另外，它也使南京国民政府的各个部门得以正常运转，使其在抗战爆发后，能够迅速组织力量面对突变的时局，其挽救和发展经济的举措，为未来新中国的经济发展的有序有效创造了条件。⒇2．西安事变与国民党统治集团对日政策的问题。对此，目前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张仲良认为，国民党集团由对日妥协走上抗日道路，其根本原因是它有抗日的要求和愿望，即使没有事变，它也会走上抗日道路。事变前，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巨变，蒋介石转向抗日有其必要性和可能性。是日军出兵华北逼蒋走上抗日道路〔21〕。李佩良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虽然蒋介石统治集团有一定的抗日愿望和要求，但是没有事变的推动，他们是绝对不会由对日妥协走上抗日道路的。因为，国民党对日妥协与对内“剿共”的政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对内“剿共”决定对日必定妥协，而对日妥协又是服务于对内“剿共”的。在“剿共”和抗日问题上，蒋介石坚持把“剿共”作为内外政策的中心。〔22〕3．西安事变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问题。学术界对此亦有不同的看法。王真认为，事变的爆发缓解了中共和红军的危难局面，从客观上为中国革命的大发展保存了力量；而且事变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威信，壮大了革命力量，并为最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推翻蒋家王朝奠定了基础〔23〕。张学继认为事变给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是极为有限的，中共的迅速发展是因为遵循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并非事变提供的机遇造成的。理由是：第一，事变前，中共虽然处境很艰难，但经过长期反“围剿”斗争的磨炼和伟大的战略转移，已具有更强的适应艰苦环境的能力，并开辟和巩固了今后得以继续发展的根据地，前景是乐观的。第二，中共在事变前向国民党呼吁停战议和，一致抗日，是从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的大局出发，绝不是惧怕内战。第三，事变虽带有偶然性因素，但隐蔽其后的必然性是举国上下的抗日要求与蒋“剿共”政策的尖锐矛盾，这一矛盾即使不在西安事变中爆发，也要通过其他形式表现出来，中国共产党正是对此深有洞察，才因势利导地处理了事变，西安事变也才因此起到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
西安事变是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在西安发动“兵谏”的一次 历史 事件，那么你了解西安事变吗?以下是我为你整理的西安事变的结果，希望能帮到你。西安事变的结果 张学良是一个非常爱国的英雄人物，他自己觉得蒋介石的政策并不是很合理，在多次劝阻而被拒绝的情况下，站到了中共的队伍中，对蒋介石发动了西安事变，而西安事变的发生也让之间的局势发生根本变化，那么西安事变结果怎样呢? 人们总是讨论西安事变如何的重要，可是西安事变结果如何呢?西安事变的结果其实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说明。首先西安事变的结果就是国内的矛盾暂时软化，两党之间再一次开展合作，当前的情况就是统一战线终于顺利的形成。 而西安事变的结果还有一个方面，当时张学良护送蒋介石离开西安，可是蒋介石最后却改变了原来的 决定 ，将张学良扣押在南京不予放回，并且还将张学良送上审判法庭，虽然最后西安事变的结果是张学良并没有坐牢，可是他手下的部队却在此期间被蒋介石重新洗牌改编。 除此之外西安事变结果还是比较理想的，中共再也不用像从前一样被两头夹击了，两党共同合作让抗日的压力少了许多，更重要的是中共得到了喘息修整的时机，这一点不管对于抗日还是恢复实力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日军方面却并不看好西安事变的结果，他们认为这是蒋介石已经完全面对抗日，而中方的力量一定会因此加强，与此同时中日两国之间的矛盾变得更加突出，全面战争在最后还是提前爆发了，日军侵略的速度越来越快也给中国境内造成了一度的慌乱。 西安事变对世界的影响 西安事变之所以被称为一次重大的历史变革，主要原因不仅是因为国内，而且西安事变对世界的影响也是存在的。张学良为了迫使蒋介石能够答应停止内战，策划这次事变的发生，西安事变对国内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西安事变对世界的影响要怎么说明呢? 西安事变对于世界的影响可以从多方面来说明，首先在西安事变之前， 国际 上就曾经组织过会议，针对世界法西斯这一事件也做了深刻的分析，认为在这种残暴的列强主义面前，建立一条统一而且同步的战线是十分必要的，那么西安事变对于世界的影响就出现了。日本的侵略行为也属于上述针对的问题当中，而西安事变主要就是想要达成一致的对外战线，从而抵抗并且破坏掉日本的不良企图，这样看来西安事变对于世界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 除此之外西安事变对世界的影响还可以从国际上形成的格局来说明。当时日本的野心是很大的，不仅是对中国就是对苏美也存在假想，甚至曾经想要通过占领中国而达到称霸世界这个狂妄的目的，苏联对于西安事变也是极其关注的，若是西安事变并不存在，中国就有可能因为内战从而导致被占领的最后结局，到时候苏美等国家是否还安然存在就是个未知的了。 上述西安事变对世界的影响都是真实存在的，而且通过西安事变而导致遏制日本的侵略，也能使法西斯远离各个国家。 西安事变的根本原因 西安事变是一次伟大的历史变革，对于当时的社会和战争情况都有很大的意义，同时也正是因为西安事变终于停止了已经持续了十年的内战，大家都知道西安事变可以说是张学良一手策划和主导的，但是西安事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表面上看西安事变的根本原因似乎是因为张学良不同意蒋介石的政策，认为攘外安内才是最应该做好的，所以才用西安事变来逼迫蒋介石划定统一战线，但是这是西安事变的根本原因吗?其实刚刚说的只是这次事变的一个直接原因罢了，至于西安事变的根本原因还应该从大局着手。 在讨论西安事变的根本原因之前，先来看一下当时的社会和战争背景。那时候日军已经在中国土地上十分的猖獗了，可是共产党几次作战都没有获得什么明显的成效，而北平又不断的有各种游行和示威的活动，希望国家可以停止内部的争斗，转而将外敌打退才是最主要的，但是蒋介石的态度却是十分强硬的，他认为必须先将国内的矛盾解决之后才开始开展对外作战，这样一来就和许多爱国人士的想法发生了冲突。 其实以上的种种现象已经早已表明，那个时期中日之间巨大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的矛盾了，在这个主要矛盾面前内战这种事情已经算不上那么严重，当前最应该做的就是解决主要矛盾。这样看来西安事变的根本原因其实就是中日之间的矛盾已经上升为社会上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矛盾是迫在眉睫了。 猜你喜欢： 1. 西安事变80周年1500字观后感 西安事变80周年心得体会 2. 西安事变简介 3. 西安事变80周年感想 西安事变80周年心得体会 4. 国旗下讲话稿:西安事变范文3篇
围绕：国共合作，民心所向来写吧，人民的力量最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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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对东北军的整训徐 祝 申（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四平 136000）摘 要：东北军在中国近现代史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张学良作为东北军的领袖，东北军的发展和壮大都留下了他的烙印。西安事变前，张学良面对东北军内部士气消沉，战斗素质低下，军心涣散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整训。本文试图对“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对东北军整训的内容进行探讨，来诠释东北军这一时期的发展变化过程。关键词：张学良；西安事变；东北军中图分类号：K264.6 文献标识码：A 东北军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军事集团，在九一八事变后，丢失了东北这块赖以生存的根据地，开始沦落关内，从东北到华北，又从华北辗转到华中，最后落户于西北进行“剿共”。随着蒋介石的削弱打击，东北军内部开始不断的分化演变，逐步衰退，作为东北军领袖的张学良，面对东北军逐渐衰退的现实，十分苦恼。东北军的兴衰直接关系东北政治军事集团的利益，同时也是张学良实现政治前途的一个重要的保证。因此张学良于1936 年初到西安事变前，对东北军进行了整训。一、西安事变前的东北军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前的这段时间，东北军经历了自建立以来的最困难时期，九一八事变使东北军丧失了赖以生存根据地，背井离乡，饱受苦涩，身被国仇家恨，且还被人误解。导致战斗力下降，军心涣散，士气低落，致使东北军如此低迷的因素有以下几点：1．蒋介石对东北军的削弱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军执行“不抵抗政策”退入关内，东北大好河山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蒋介石对东北军这支强悍的地方武装力量进行削弱打击。东北军失去了往日的地盘，威名扫地，实力大为削弱。蒋介石把东北军从东北调到华北，又从华北调到华中，最后东北军迁驻西北剿共前线。在西北剿共战场上，东北军与红军交战损失惨重，先后损失三个精锐师，蒋介石不但不给予补充还取消了这三个师的编制。“东北军自南来豫皖、西开陕甘剿匪以来，损失惨重，乞未得到中央补充。余（汉卿）每次晋谒委座时蒙慨允接济补充，迨回防后除电令申诉外，毫无补充之事实。”[1]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一直靠南京政府供养。但是，东北军官兵的薪水和津贴却比中央军少百分之二十，被削减的这一部分叫做所谓“国耻费”。[2]当东北军处于全盛时期的时候，大约有三十万之众。东北大汉，体质强壮，加之装备精良，实属关内各军之冠。尤其是东北炮兵，威震全国。此外，他还拥有一支强大的空军力量，各种军用飞机达到三百多架。因此，奉军的军事实力，国内堪称第一。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军每况日下，在服从国民政府命令连续剿共的过程中，东北军受到了严重的削弱。逐渐丧失作为强大军事集团的力量。经过辗转流离后的东北军，慢慢地丧失斗志士气低落。2．东北军剿共的受挫蒋介石为了消灭红军和削弱东北军，调东北军去“剿共”使东北军损失惨重，1934 年张学良回国后被委任为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总部设在武昌，率领东北军围剿红二十五军。与红军的交战中，东北军屡屡受挫，“东北军过去没有和红军直接作过战，此次作战占过便宜，也吃过大亏”。[3]东北军在武汉外围剿共不利，“张氏对于军事前途，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动摇。110 师在甘泉的惨败，109 师在合水的失败，更给他注射了一针清醒剂。南京对已损失的部队不补充，在“安内攘外”的口号下，想削弱东北军是很明显的，在这种情况下，张氏对于与红军作战，已尝到苦头，渐渐失去信心。[4]在红军的打击下，东北军士气低落，暴露了自身的弱点，东北军内部厌倦内战的情绪，张学良开始重新认识中共的力量，思想发生转变，开始与中共接触。1936 年4 月9 日，在与周恩来会晤之后，张学良决心脱离内战，抗日复土。因而他抓紧一切时间，积极从事抗日的准备工作，以便使东北军“彻底精诚团结，意志统一，建立中心思想，”唤起“久已消沉了的民气，”组织起“一盘散沙似的民众，进行长期抗战”。[5]3．东北军内部的涣散东北军作为一支地方武装和家族军队存在着一些弊端，据应德田回忆东北军过去处于行为粗野、纪律松懈、技术不精、作风浮荡等将骄卒惰，腐败堕落的状态。[6]“九一八事变”前有东北强大的经济力量做后盾，东北军有着比其他军队优厚的待遇，装备精良，饷银优厚。这就使东北军的骄气、娇气、暮气、浮气、野气等作风十足。张学良将军对军队存在的弊病也有所察觉，他曾直言不讳地说：“东北军中是有这些不正风气，这种情况如不改变，长此下去，官兵难以奋勇杀敌，东北军也有负国望。”[7]“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失去赖以生存的根据地，从此沦落关内，饱受挫折，东北军是家族的军队，不抵抗日本的侵略，从东北到华北，又从华北到长江流域，最后成为流浪到西北的难民社会集团，在当地人眼里，他们不过是“讨饭者集团”。处处受人歧视，遭人白眼。东北军处于如此的状况，军队的士气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士气低落到极点。如不进行整顿，长此以往有瓦解的危险。二、张学良对东北军的整训面对东北军逐渐走向衰败的趋势，张学良在1936年开始对在西北的东北军进行整训，企图通过新的整军运动，挽救东北军逐渐衰退的态势，重新焕发东北军的生机。因此他采取了如下的措施：1．王曲军官训练团的建立为了整训西北“剿总”所属部队（主要是东北军）的军官，灌输进步思想，革除陈腐作风，张学良将军经蒋介石批准，模仿庐山军官训练团的样子，于一九三六年六月末创办了王曲军官训练团。在向蒋介石的报告上，是借用整军“剿共”的名义，而实际上整训的目的是为了抗日。训练团团长是张学良将军，副团长是杨虎城将军。[8]训练团共办四期，前两期教育长是王以哲，后两期的教育长是黄显生，训练团的学员是东北军的主要军官，后期还有十七路军的一些军官，“训练团向蒋介石呈报立案时，表面上说一切仿照庐山军官训练团办理，实际上宣扬的目的是灌输联共抗日的思想。”[9]训练团的训练项目有政治、经济、国际形势、军事训练、军中利弊、游击战争等，每日听课之后，召开小组开会讨论（每班为一组）把讨论的结果做出总结，汇集起来，加以整理，备军队改革时参考。[10]为了进行抗日教育，刘澜波还利用午间或晚间休息时间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张学良对唱这些歌曲很重视，他要求人人都唱，做到深入人心。他说：“这些歌的作用很大，胜过讲课，大家都会唱了，影响就大了。”[11]1936 年6 月22 日，张学良对训练团教职员和学员作了一次重要的讲话，《中国出路唯有抗日》的演说，他明确地指出：“我们中华民族的生死关头已经到了！抗日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抗日是东北军最大的使命！时间已经不容许我们空谈准备了，我们要马上准备与行动联系起来！把民族所有的力量拉到抗日阵线上去长期抗战。”这次讲话，表明了张学良的抗日态度，同时对统一和提高训练团教员和学员的思想认识也起了很大的作用。[12]“由于东北沦陷，东北军有迫切的抗日的要求，更因为东北军多次与红军交战，屡吃败仗，厌倦内战的情绪高涨。张学良将军成立王曲军官训练团，并认真领导，这对东北军干部改造思想，澄清认识，坚定联共抗日的主张是很重要的一步”。[13]这对整个东北军来说，影响是深远的，使十二月发生的西安事变有了思想基础。2．抗日同志会的成立抗日同志会是以张学良将军为首的东北方面具有联共抗日思想的积极分子的秘密组织，其目的是团结抗日力量，建立一个有力的领导中心，积极推进联共抗日工作的发展，以求达到报仇雪恨、收复失地并使中华民族获得自由与解放。张学良认为他可以把分散的抗日力量紧紧的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把领导核心意见和指示有组织有系统地传达下去，做到上下相通，行动一致。[14]一九三六年九月初，抗日同志会正式成立，创立时参加者共十五人，有张学良、刘澜波、刘鼎、苗沛然、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卢广绩、车向枕、何镜华、贾国辅（贾陶）等。自成立到西安事变止，前后陆续参加的会员共有七十多人。七月筹备成立同志会时已定出张学良将军为主席，应德田为书记，孙铭九为行动部长，九月正式成立时又选了苗剑秋为理论宣传部长。十一月份张学良将军增选刘澜波为组织部长，刘鼎为教育部长，苗沛然为宣传部副部长，何镜华为军事部长，但尚未及正式公布，西安事变就爆发了。[15]发展同志会会员，应该吸收哪些人参加，是经过张学良将军、应德田和孙铭九共同商定的。每次新会员入会，张学良将军、孙铭九和应德田都参加宣誓仪式，每次都由张学良将军亲自主持并讲话。由此可见他对抗日同志会的组织和发展工作是相当重视的。这个组织，实际上成为掌握东北军全军秘密抗日运动的中心，同时还掌握张学良的各项机密工作：（1）一切秘密的抗日活动，如军官抗日教育，东北救亡会的抗日活动，流亡学生的收容训练，东北大学学生的收容等。（2）一切与共产党联系的技术工作，如接待红军代表叶剑英、刘鼎等人，掌握与红军联络的电报，掩护红军的来往人员等。（3）东北军全军的人事工作（调配全军青年军官代替老年军官的计划）。（4）其他有关东北军内部的重要机密事项[16]。张学良成立抗日同志会从大局来说为了在东北军中建立联共抗日的秘密领导核心，为抗日做组织准备。从东北军内的新旧思想和派系斗争来说，张学良也有除陈布新，逐步以少壮派取代元老派或者防止大权旁落的意图。3．东北军学兵队的组建组建学兵队是张学良将军接受共产党的建议，为东北军培训抗日军政干部的一项重要措施。“目的是把他们培养成新的血液，输送到各部队中去，以便改造部队，为抗日做准备。”[17]1936 年3 月间，张学良了解到东北军官兵虽有强烈的抗日愿望，但对“攘外安内”的祸国政策还认识不清，旧习气较重，营连军官数量少，政治素质也差，不能适应抗日的需要，因此酝酿办陆军学校，培养中下级抗日军官，考虑到东北军办陆军学校南京不会允许，而招收学生当学兵总是可以的，遂决定在卫队二营编制中增设学生队（后来通称学兵队）并当即责成宋黎和参密室主任应德田、参谋孙铭九具体筹办。于是学生队很快成立起来了。为了避免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所有一切筹备工作都是秘密进行的。为了便于保密，选定西安东门城门楼作为队部。当时张学良手枪营营部就设在东城门楼的东楼一楼，一切后勤，如经费、伙食等，均由手枪营的军需负责办理，以手枪营的名义提请“剿总”拨办。康博缨和于维哲分任队长和队附，另外还有一个队附孙巨奎，专门负责对外联络工作。各分队长一律由东北军各军师中挑选，各班班长则由手枪营中选调，另由每班学生中选一名副班长，也叫政治班长。军事训练计划由于维哲负责拟定，确定以三个月为一期，以完成连的制式教练和战斗教练为初步目标。[18]关于学兵队的来源，张学良指示到北平去挑选“一二九运动的骨干，最好是家乡子弟。其中有不少民先队队员，和少数北平地下党员”。第一批100 人左右，乘火车于9 月初到达西安；第二批120 人于10 月下旬到达西安。这两批均由赵天野带队。第三批200 多人，由关时润（吴俊如，参密室参谋）和吴铎两人去北平联系的，时值西安事变爆发，北平当局阻挠，因而这批人员分散了，一部分辗转到西安，一部分去了延安。除此之外，还有十几名学生队员，是东北军子弟及西安各救亡团体介绍的。学兵队的训练主要包括军事和政治两门主课。“军事教育计划的编制和实施由队附和分队长负责；政治教育计划和实施由政治部主任负责。”[19]西安事变后，学兵队编为五个宣传大队，下到东北军各军从事政治宣传工作，代替了国民党的政训处。当时西北的抗日形势飞速发展，从军队到地方以及各界群众组织，都急需一批受过训练的骨干力量来加强工作，因此学兵队同学所到之处，颇受欢迎。到东门楼来要干部接干部的人，几乎每天都有。从此，东北军学兵队的同学们，就融入在祖国西北掀起的抗日洪流之中，推波助澜，各自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0]结论经过张学良对东北军的整训，东北军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扭转了衰退的形势。首先，改变了东北军战斗力低下，士气低落、思想混乱的局面，使东北军步调一致，思想统一。其次，为抗日战争培养了人才，张学良对东北军的整训以抗日为最终目的，为“将来打回老家去”做准备。最后，使东北军官兵在思想上对“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有了深刻的认识，为西安事变的爆发提供了思想基础。参考文献：[1]毕万闻.张学良赵一荻合集（第五部）[M].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369.[2]傅虹霖（美）.张学良的政治生涯[M].辽宁：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148.[3]王卓然.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的人[M].1937 年北平版，16 页.[4]辽宁文史资料[J].第6 辑，第127 页.[5]张学良.中国出路唯有抗日.西安：解放日报[N]，1937年1 月5 日.[6][7][8][10][11][13][14][15]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M].北京：中华书局，1980:26,44,58,60,63,64,65,65-66.[9][16]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55.[12]西安文化日报[N]. 1937 年1 月5 日、6 日.[17] [18] [20]陆军,杜连庆.张学良与东北军[M].辽宁：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245,245,251.[19]张德良,周毅.东北军史[M].辽宁：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359.
西安事变是我国现代史上一次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它结束了十年内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开辟了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从而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其研究一直颇为国内外学术界瞩目。近年来，随着学术争鸣日趋活跃，研究者们从不同视角、多层面对其进行了剖析与审视，有力地推动了西安事变研究向纵深发展。兹就近年西安事变研究中一些与中学历史教材密切相关的问题作一综述。 一、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 对此，学术界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1．中国社会矛盾激化说。杨拯民认为，西安事变的发生绝不仅仅是张、杨两位将军一时冲动下的偶然之举，而是中国三十年代社会各种矛盾发展、激化的一必然环节⑴。施文魁亦指出事变发生的原因是：第一，从根本上说，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引起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第二，红军对东北军的打击，使张学良感到继续“剿共”毫无出路；第三，蒋介石一向利用“剿共”来消灭杂牌军，使张逐渐觉醒；第四，东北军士兵要求打回老家去的强烈愿望影响张的转变；第五，共产党政策的积极影响，促使张放弃“剿共”转向抗日⑵。 2．国民党内部矛盾发展说。姬天舒指出：“西安事变的发生，国民党内部矛盾的斗争和发展是其内在原因，它既是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左派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亲日派相互斗争的产物，又是国民党阵营中‘嫡系’和‘杂牌’之间矛盾尖锐激化的结果。⑶”马成碧从张学良、蒋介石的政见分歧说明事变发生的必然性。张和蒋从不同的途径走上政坛，他们以各自的方式逐步形成了两种根本对立的政治思想。张形成的是以爱国主义为主流的政治思想体系；蒋形成的是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独裁的政治思想体系。两人都主张中国要统一，并力行实现，但在如何实现统一以及在对待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对待中国共产党的态度等问题上则存在分歧，当矛盾双方的斗争发展到事物所不能容纳的极限时，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张、杨采取了兵谏的方式⑷。 3．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说。杨颖奇认为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对张、杨逐渐接受联共抗日主张起了直接的、重要的推动作用，对张、杨采取非常方式扣蒋兵谏，逼蒋实现抗日主张，亦起了间接的、重要的推动作用。理由是：第一，从1935年8月到1936年4月，中共积极主动地开展统战工作，直接推动张、杨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第二，从1936年5月到9月，随着中共逼蒋抗日方针的逐步确立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更广泛开展，中共进一步推动张、杨坚定地走上联共抗日道路，实现了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联合抗日局面；第三，从1936年10月至12月初，随着蒋介石欲图大举“围剿”红军，压迫张、杨“剿共”的严重内战行动，中共从挽救民族危机出发，有力地推动张、杨担负起制止内战，逼蒋抗日的重要历史责任。⑸ 随着研究视野的逐步拓展，近来有学者开始从不同的角度来重新诠释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如徐林祥认为中国三十年代社会各种矛盾的发展和激化不只存在于西安，同时也存在于全国。他认为当时国民党情报失误是事变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其表现是： 第一，国民党情报掌握失真、行动决策失误； 第二，国民党特工组织混乱、应变指挥失灵； 第三，国民党秘密电讯中断、通讯联络受阻⑹。王杉以现代化为视角，认为事变是在现代化的众多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发生的，是中国人关注中国命运的产物，是近代以来中国人追求民主政治的又一次尝试。她指出近代中国人由“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民族主义意识由传统走向现代，以及政治生活中一定程度的民主化，是事变得以发生的前提条件⑺。李云峰则从文化层面着眼，指出张、杨进步统一观的形成，显然是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在深受传统文化影响之外，西方文化传统与苏化传统的潜移默化功不可没，他们的统一观与蒋介石以传统文化消极部分为主要基础构成的统一观相比较，其进步性不言自明。两种统一观的互相对立、冲突，发展到正常手段不能解决时，便有了异乎寻常的西安事变的爆发。⑻ 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原因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原因一直是西安事变研究中的热点，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 1．中共抗日主张作用说。李新认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中共中央根据抗日斗争的需要作出的。党首先肯定了事变的进步性质，认为这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中共抗日主张的结果”。根据当时国内外的斗争形势，党深刻指出事变可能有两种前途：一种是爆发大规模内战，另一种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共产党应当“采取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亲日派的策略，竭力制止新的内战爆发，敦促南京和西安之间，在团结和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⑼”房成样亦强调：中国共产党在事变和平解决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导下，中共中央不仅独立自主地制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政策，还协助张、杨妥善处理了事变。⑽2．国民党内部矛盾激化说。姬天舒认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国民党内部矛盾和斗争发展的必然趋势。其主要依据是：第一，张、杨发动事变的目的就是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们主张和平解决；第二，国民党内部实力派，即以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为首的亲英、美派坚决主张和平解决；第三，当时在南京的国民党左派，如冯玉祥等人从大局着眼，主张和平解决事变以避免内战、共同抗日；第四，国民党内部最有实力的地方实力派也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尽管何应钦等亲日派和某些地方实力派为了自身利益，企图利用事变来发动内战，但他们只是矛盾的次要方面。⑾3．合力作用说。这种观点目前为学术界普遍接受，研究者们认为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多方因素相互作用、共同促进的结果，只是表述不尽相同： （1）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在事变和平解决中的作用。张庆瑰认为，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事变性质的判断存在原则性的分歧，但在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政策上基本一致。中共中央确定和平解决方针在时间上先于共产国际、在内容上也存在不同之处⑿。范敏华亦指出二者在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上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根本出发点和指导思想是不同的，由此导致了在如何处理蒋介石的具体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共产国际主张无条件释蒋换取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这无异于支持蒋的反共内战方针⒀。 （2）关于国共两党在和平解决事变中的作用。苏丽认为西安事变的解决是以中共和平方案为主体内容，在国民党亲英美派的一些具体方法辅助下实现的，两种和平主张的合力作用是事变得以结束的关键⒁。郑德荣亦指出，事变得以和平解决是西安、南京、延安三方面诸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任何片面强调某一方面而忽视或否认其他方面作用的观点都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⒂。季云飞对直接参与谈判的各方政治代表进行了作用评估。他认为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爱国将领是事变和平解决的基本因素；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是事变和平解决的决定因素；代表蒋介石意志的宋子文、宋美龄是事变和平解决的关键因素⒃。 （3）国际力量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朱超南分析了几个主要国家对事变的态度，认为起作用最大的是英国与苏联。英国主张双方采取妥协让步的态度以和平解决争端，其原则是既维持蒋介石现有的统治地位，又必须接受张、杨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政治条件，并保证事后张、杨个人的生命安全。苏联政府获悉事变后立即对张学良采取指责态度，并断定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苏联竭力维护和赞美蒋介石，希望蒋能恢复原有的最高统帅地位⒄。李佩良指出虽然日、苏、英、美等国没有支持张、杨的举动，但上述国家的态度并不一致，应对事变后的国际舆论作具体分析。⒅三、西安事变作用的评价 近年来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西安事变与中国社会进程问题。刘培平认为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社会地位。理由是：第一，事变是中国社会矛盾的转折点，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标志，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由中共两党代表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第二，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中国由内战到抗战的转折点；第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中华民族由涣散、分裂到团结、统一的转折点；第四，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中国社会政治由专制独裁到逐步民主的转折点；第五，事变及其和平解决也是中国共产党由“非法”到“合法”的转折点。这一系列的转折，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地位⒆。王杉从现代化的角度出发强调：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不仅促进了中国人民族意识由直觉阶段向自觉阶段的转变，加速了中国人与现代社会的接轨，而且使中国的政治民主化程度在抗战初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另外，它也使南京国民政府的各个部门得以正常运转，使其在抗战爆发后，能够迅速组织力量面对突变的时局，其挽救和发展经济的举措，为未来新中国的经济发展的有序有效创造了条件。⒇2．西安事变与国民党统治集团对日政策的问题。对此，目前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张仲良认为，国民党集团由对日妥协走上抗日道路，其根本原因是它有抗日的要求和愿望，即使没有事变，它也会走上抗日道路。事变前，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巨变，蒋介石转向抗日有其必要性和可能性。是日军出兵华北逼蒋走上抗日道路〔21〕。李佩良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虽然蒋介石统治集团有一定的抗日愿望和要求，但是没有事变的推动，他们是绝对不会由对日妥协走上抗日道路的。因为，国民党对日妥协与对内“剿共”的政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对内“剿共”决定对日必定妥协，而对日妥协又是服务于对内“剿共”的。在“剿共”和抗日问题上，蒋介石坚持把“剿共”作为内外政策的中心。〔22〕3．西安事变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问题。学术界对此亦有不同的看法。王真认为，事变的爆发缓解了中共和红军的危难局面，从客观上为中国革命的大发展保存了力量；而且事变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威信，壮大了革命力量，并为最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推翻蒋家王朝奠定了基础〔23〕。张学继认为事变给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是极为有限的，中共的迅速发展是因为遵循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并非事变提供的机遇造成的。理由是：第一，事变前，中共虽然处境很艰难，但经过长期反“围剿”斗争的磨炼和伟大的战略转移，已具有更强的适应艰苦环境的能力，并开辟和巩固了今后得以继续发展的根据地，前景是乐观的。第二，中共在事变前向国民党呼吁停战议和，一致抗日，是从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的大局出发，绝不是惧怕内战。第三，事变虽带有偶然性因素，但隐蔽其后的必然性是举国上下的抗日要求与蒋“剿共”政策的尖锐矛盾，这一矛盾即使不在西安事变中爆发，也要通过其他形式表现出来，中国共产党正是对此深有洞察，才因势利导地处理了事变，西安事变也才因此起到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