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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步诗》，出自《世说新语》，是三国时期魏国著名文人曹植的名篇。这首诗用同根而生的萁和豆来比喻同父共母的兄弟，用萁煎其豆来比喻同胞。《七步诗》出自《世说新语》，是三国时期魏国著名文人曹植的名篇。
《七步诗》
煮豆燃豆萁，
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作者简介]
曹植（192-233）字子建。沛国谯（qiáoǚ今安徽亳（bó）县）人。三国时期魏国的杰出诗人。曹操第三子，封陈思王。因富才学，早年曾被曹操宠爱，一度欲立为太子，后失宠。建安十六年（211）年封平原侯，建安十九年（214年）改为临淄侯。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年）改封鄄（juàn）城王。曹丕称帝后，他受曹丕的猜忌和迫害，屡遭贬爵和改换封地。曹丕死后，曹丕的儿子曹睿即位，曹植曾几次上书，希望能够得到任用，但都未能如愿，最终忧郁而死，年四十一岁。
曹植的生活和创作，以曹丕即帝位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有少数作品出社会动乱和自己的抱负，诗的基调开朗、豪迈。如《白马篇》、《送应氏》等。后期作品则反映其所受压迫的苦闷的心情，部分诗篇参杂较浓厚的消极思想。其诗善用比兴手法，语言精炼而词采华茂，比较全面地代表了建安诗歌的成就，对五言诗的发展颇有影响。也善辞赋、散文。他的《洛神赋》抒情优美，富于神话色彩，影响甚大，是建安时期抒情小赋的代表作品。散文也有名篇，如《求自试表》等。
曹植的《七步诗》情采并茂，语言精练，用语浅显。原为六句：“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后来《漫叟诗话》和《三国演义》把它改为四句：“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当时曾有人称赞：天下的才共有十斗，曹植一人就占了七斗。
相传曹植的哥哥魏文帝（曹丕），要他在七步之内作成一首诗，不然就要杀他的头，曹植愤然写了这首诗。豆和豆秸是同一个根上长出来的，好比同胞兄弟。豆秸燃烧起来把锅内的豆煮得哭泣不已。比喻兄长逼弟弟，十分贴切感人。
[注释]
燃:烧。
豆萁:大豆的豆秸，是大豆脱粒后剩下的茎，晒干后可以当柴烧。
釜:古代用作烧煮食物的无脚锅。
泣:哭。
本:本来。
同根生:豆子长在豆萁上，豆子和豆萁是一条根上出来的。
煎:煎熬，用火烹烧，这里形容用权力逼迫。
何:为什么。
原诗：“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萁向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译诗]
煮豆子燃烧的是豆秆，（过滤豆豉做成了豆浆。豆秆在灶下焚烧，）豆子在锅里哭泣。本是生在同一根上，煎熬我何必这么着急?
[赏析]
谢灵运曾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释常谈》）刘勰的《文心雕龙.才略》中也说：“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明代王世贞的《艺苑卮言》也说：“子建天才流丽，虽誉冠千古，而实避父兄，何以故？才太高，辞太华。”可知前人都指出了曹植才华出众，禀赋异常的特点，而最能表现其才华的例子就是这首《七步诗》。
据《世说新语.文学》中说，曹丕做了皇帝以后，对才华横溢的胞弟曹植一直心怀忌恨，有一次，他命曹植在七步之内作诗一首，如做不到就将行以大法（处死），而曹植不等其话音落下，便应声而说出六句诗来，就是上面的这首脍炙人口的诗。由于限止在七步之中作成，故后人称之为《七步诗》。据说曹丕听了以后“深有惭色"不仅由于曹植在咏诗中体现了非凡的才华，具有出口成章的本领，使得文帝自觉不如，而且由于诗中以浅显生动的比喻说明兄弟本为手足，不应互相猜忌与怨恨，晓之以大义，自然令文帝羞愧万分，无地自容。
这首诗纯以比兴的手法出之，语言浅显，寓意明畅，无庸多加阐释，只须于个别词句略加疏通，其意自明。第二句中的“漉豉”是指过滤煮熟后发酵过的豆子，用以制成调味的汁液。“萁”是指豆茎，晒干后用来作为柴火烧，萁燃烧而煮熟的正是与自己同根而生的豆子，比喻兄弟逼迫太紧，自相残害，实有违天理，为常情所不容。诗人取譬之妙，用语之巧，而且在刹那间脱口而出，实在令人叹为观止。“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二语，千百年来已成为人们劝戒避免兄弟阋墙、自相残杀的普遍用语，说明这首诗在人民中流传极广。
这首诗最早被记录在《世说新语》之中，后来流传的仅有四句，即：“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大概是由于在传播过程中为它是否真出于曹植之手尚难肯定。然《世说新语》的作者去曹魏之世未远，所述自然有一定的依据，而且据《世说新语》中引《魏志》中了也说曹植“出言为论，下笔成章”，曹操曾试之以《登铜雀台赋》，植援笔立成，而且斐然可观，所以曹植在七步之内作出这样一首好诗也完全是可能的。因此，我们还是把它作为曹植的作品来介绍给读者诸君。
当然，这首诗的风格与曹植集中的其他诗作不尽一致，因是急就而成，所以谈不上语言的锤炼和意象的精巧，只是以其贴切而生动的比喻，明白而深刻的寓意赢得了千百年来的读者的称赏。
曹植墓
位于东阿县鱼山西麓。座东朝西,依山营穴,砖土垒就。1951年夏, 平原省文物管理员会清理。后墓室残破,1981、1985年先后整葺修复。
曹植(192～232)，字子建，曹操之子，曹丕之弟，建安时期杰出诗人。魏太和三年(229年)封东阿王，六年二月改徙陈王(今河南淮阳)，同年十一月卒，谥“思”。次年三月迁葬于此。
《三国志·魏书》载：“初，植登鱼山，临东阿，喟然有终焉之心，遂营为墓。”墓室为前堂后室砖室墓。前堂4.35米见方，后室长2.20米，宽1.78米。墓壁以青砖错缝平砌。前堂后室之间辟门，以砖封护(图2-5)。清理出石圭、石璧、青玉璜、玛瑙泡和云母片以及罐、盆、杯、盘、灶、案、车、禽畜俑等各式陶器132件。
墓前左侧有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重修碑楼1座，单层硬山式建筑， 内置隋开皇十三年(593年)立曹植墓碑。碑圆首方趺，趺座半入土中，高度不详。 碑冠与碑身为整石雕出。通首高2.47米，宽1.03米，厚0.21米。碑首雕而不砻，起龛有三身像。碑身高1.80米，镌文22行，行42～44字不等，共935字。 书杂篆隶楷三体，结体险峻，气韵高迈，笔力雄奇。此碑早年湮没在大清河中，清代捞出，还置墓前。此外尚有题咏、记事碑碣4方。
曹植七步成诗
孙权占了荆州，杀了关羽，怕刘备报复，就派使者给曹操送了封信，表示愿意归顺曹操，并且劝曹操顺应天命，趁早即位称帝。
曹操接到这封信，就随手递给他的心腹大臣看。他微笑着说：“孙权这小子，是想把我放在炉火上烤哩。”
自从汉献帝迁都许都以来，朝廷大权和兵权全掌握在曹操手里。曹操要废掉汉献帝，自己称帝，还不容易？可是他考虑到汉室虽然衰落，还有个正统的名义，怕自己做了皇帝，还有些人心里不服。所以他认为孙权劝他称帝，是成心要让他为难。
他沉思一下，又说：“如果真有天命的话，我就做个周文王吧！”意思就是让他的儿子来做皇帝。
这件事过了不久，曹操旧病发作，请医服药都没有用，终于死在洛阳。这一年，他六十六岁。
曹操去世后，太子曹丕继承他做了魏王和丞相，掌握朝廷大权。曹丕即魏王位以后，有些人告发他的弟弟、临淄侯曹植经常喝酒骂人，还把他派去的使者扣押起来。曹丕立即派人赶到临淄，把曹植逮住了押回邺城审问。
原来，曹丕和曹植都是曹操的妻子卞（音biàn）后生的。曹操不但是个政治家、军事家，又是个文学家，兄弟俩也擅长诗文，文学史上把他们父子合称为“三曹”。曹植从小聪明非凡，十几岁时候，就读了不少书，能写很出色的文章。有一次，曹操看了曹植的文章，有点怀疑，问曹植说：“这是你请人代写的吗？”
曹植跪下来说：“儿出口成文，下笔成章。怎么会叫人代写呢。父王不相信，可以面试。”
曹操试了曹植几次，觉得他果然才华出众，为此对他特别宠爱，多次想把他封为王太子，只是因为有些大臣反对，才决定不下来。
曹丕怕自己地位不稳，想方设法讨曹操欢喜。有一次，曹操出外打仗，曹丕、曹植都去送行。临别的时候，曹植当场念了一段颂扬曹操功德的'文章，大家听了十分赞赏。
有些人在曹丕耳边小声说：“大王要离开了，你只要表示伤心就是了。”曹丕果然抹着眼泪向曹操告别，曹操很受感动，也掉下了泪。
这件事使曹操觉得曹丕文才虽然不如曹植，但是心地老实，对他有感情。再加上左右侍从替曹丕说好话的人不少，曹操宠爱曹植的心渐渐变了。
曹植是个不注意小节的人。有一次，他竟在王宫里坐着车马，私自打开王宫外门出去。
这件事可违犯了宫里的规矩。
曹操听了这件事，大为恼火，把管宫门的官员办了死罪。
又有一次，曹操派曹植带兵出征。曹丕得到消息，事先送酒食去，跟曹植一起喝酒，让曹植喝得酩酊大醉。正在这时候，曹操派人找曹植去，连催几次，曹植还没醒来。曹操只好把派曹植出征的事取消了。
打这以后，曹操就打消了把曹植立为太子的念头。
曹丕做了魏王以后，仍旧忌恨曹植。这一回，就抓住机会把曹植抓起来，要处曹植死罪。
他母亲卞太后知道了，着急得了不得，连忙在曹丕面前，给曹植求情，要他看在同胞兄弟份上，宽恕曹植。
曹丕不能不听母亲的话，再说，为了一点小事杀了兄弟，自己也不体面，就只把曹植的临淄侯爵位撤了，降为一个比较低的爵位。
据说，曹丕把曹植召来以后，为了要惩罚他一下，要他在走完七步的时间里做出一首诗。如果做得出，就免他一死。
曹植略略思索一下，就迈开步子，走一步，念一句，随口就念出了一首诗：
“煮豆燃豆萁，
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曹丕听了，觉得自己对弟弟也逼得太狠，心里感到惭愧，就免去曹植的死罪。
曹丕做了魏王，不像他父亲那样怕人家议论。就在这一年秋天，由他的联名亲信上书，劝汉献帝让位给魏王。
汉献帝做了三十多年的挂名皇帝，接到大臣上书，就宣布让位，改称山阳公。曹丕的亲信大臣还隆重举行一个“推位让国”的禅让仪式，表示汉朝的皇权是献帝自愿让的。
公元220年，曹丕称帝，建立魏朝，就是魏文帝。到这时候，东汉王朝才正式结束。
曹植的七步诗详解
七步诗
两汉·曹植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版本一)
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
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
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版本二)
译文
锅里煮着豆子，豆秸在锅底下燃烧，豆子在锅里面哭泣。
豆子和豆秸本来是同一条根上生长出来的，豆秸怎能这样急迫地煎熬豆子呢?(版本一)
锅里煮着豆子，是想把豆子的残渣过滤出去，留下豆汁来作羹。
豆秸在锅底下燃烧，豆子在锅里面哭泣。
豆子和豆秸本来是同一条根上生长出来的，豆秸怎能这样急迫地煎熬豆子呢! !(版本二)
注释
⑴持：用来。
⑵羹：用肉或菜做成的糊状食物。
⑶漉：过滤。
⑷菽(豉)：豆。这句的意思是说把豆子的残渣过滤出去，留下豆汁作羹。
⑸萁：豆类植物脱粒后剩下的茎。
⑹釜：锅。
⑺燃：燃烧
⑻泣：小声哭
⑼本：原本，本来。
⑽煎：煎熬，这里指迫害。
⑾何：何必。
创作背景：
三国时期，魏国曹操去世后，他的长子曹丕即位，而曹丕的弟弟曹植被封为丞相。
曹植很有才华，精通治国理家，说起朝中政事滔滔不绝且管治有方，因此在朝中很有威信，可谓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曹丕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心中的妒火油然而生，对曹植产生了怨恨之心，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处处苦苦相逼。众臣渐也明其中理，阿谀奉承地在皇帝面前说三道四，谣言惑众：朝中一日有曹植，宫内鸡犬不宁，如他日造反，图谋篡位，何不为宫中一大害?不如先下手为强，斩草除根，以免日后夜长梦多。
曹丕正好如偿所愿，借文武百官之口，决意趁早动手。正赶上一桩造反政事，曹丕假控曹植为主谋，正午时分，曹丕传弟弟曹植到池厅边相见。曹植一到，就被早埋伏好的卫队挥刀截下。见到曹丕，曹植道：吾兄传我有何贵干?曹丕道：弟弟有所不知，据我朝重臣之意，闻今日事件起谋者你也。是与其于你所作为?曹植长叹一声，道：吾兄疑我谋反，谋你河山篡你朝位!如此罪行令吾何以担当?望吾兄明察秋毫!曹丕不好推辞，只得说：好，看在你我兄弟的情谊，我命你在七步内作出一首咏颂吾与你的`情分之词，但词内不可见兄弟二字。不矣，休怪吾大义灭亲了!若我不能在七步内作诗一首，任凭你处置!曹植胸有成竹地说。你既言如此，吾们一言为定!
曹丕说完，曹植便迈出了第一步，突然，他闻到了从远处飘来的阵阵煮豆的香味，灵感阵来，借物抒情，在刚走到第六步时就作下了这首脍炙人口的诗：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此诗作完，曹植对曹丕说：我们虽有君臣之分，但毕竟是骨肉相连，何必苦苦相逼?手足相残?我无意与你权利相争，无论谁为君主，我都会忠贞不二地跟随，毫无怨言!明枪易挡，暗箭难防。若你要灭我，轻而易举，何必大费周章，先父在九泉之下也难以瞑目啊!曹丕听之，被驳得无话可说。
赏析：
此诗纯以比兴的手法出之，语言浅显，是寓意明畅，无庸多加阐释，只须于个别词句略加疏通，其意自明。诗人取譬之妙，用语之巧，而且在刹那间脱口而出，实在令人叹为观止。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二语，千百年来已成为人们劝戒避免兄弟阋墙、自相残杀的普遍用语，说明此诗在人民中流传极广。
通过燃萁煮豆这一日常现象，抒发了曹植内心的悲愤。
真实度
七步诗的真假向来为人所争议。其中郭沫若说的比较有理。他认为曹植的《七步诗》：过细考察起来，恐怕附会的成分要占多数。多因后人同情曹植而不满意曹丕，故造为这种小说。其实曹丕如果要杀曹植，何必以逼他作诗为借口?子建才捷，他又不是不知道。而且果真要杀他的话，诗作成了依然可以杀，何至于仅仅受了点讥刺而便深惭?所以此诗的真实性实在比较少。然而就因为写了这首诗，曹植却维系了千载的同情，而曹丕也就膺受了千载的厌弃。这真是所谓身后是非谁管得了。但是他的说法也有人质疑，有人说，当初曹丕让曹植七步成诗只是作为一个借口，想杀他，他认为曹植肯定不能成功，但他没料到，曹植才华如此出众，当时，就连曹丕本人也被感动了些许，并且为了保住名声，以安天下，他才放过了曹植。
作者介绍：
曹植(192-232)，字子建，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州市)人。三国曹魏著名文学家，建安文学代表人物。魏武帝曹操之子，魏文帝曹丕之弟，生前曾为陈王，去世后谥号思，因此又称陈思王。后人因他文学上的造诣而将他与曹操、曹丕合称为三曹，南朝宋文学家谢灵运更有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的评价。王士祯尝论汉魏以来二千年间诗家堪称仙才者，曹植、李白、苏轼三人耳。
曹植在诗歌艺术上有很多创新发展。特别是在五言诗的创作上贡献尤大。首先，汉乐府古辞多以叙事为主，至《古诗十九首》，抒情成分才在作品中占重要地位。
曹植发展了这种趋向，把抒情和叙事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五言诗既能描写复杂的事态变化，又能表达曲折的心理感受，大大丰富了它的艺术功能。
他现存诗歌九十余首，其中有六十多首是五言诗。他的诗歌，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深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远的情调。曹植的诗又有自己鲜明独特的风格，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
他在两晋南北朝时期，被推尊到文章典范的地位。其代表作有《洛神赋》《白马篇》《七哀诗》等。后人因其文学上的造诣而将他与曹操、曹丕合称为“三曹”。其诗以笔力雄健和词采华美见长，留有集三十卷，已佚，今存《曹子建集》为宋人所编。
曹植的散文同样亦具有“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的特色，加上其品种的丰富多样，使他在这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南朝宋文学家谢灵运有“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的评价。文学批评家钟嵘亦赞曹植“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
并在《诗品》中把他列为品第最高的诗人。王士祯尝论汉魏以来二千年间诗家堪称“仙才”者，曹植、李白、苏轼三人耳。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曹植
陈思情采源于骚——论曹植在实现汉乐府向文人抒情五言诗转化过程中对屈赋的继承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曹植和鲍照、庾信、杜甫一样，是一个继往开来的诗人。如李重华《贞一斋诗话》云：“五言自汉迄魏，得思王始称大成。”葛晓音先生说：“（曹植）在中国古典诗歌从朴实无华的民歌转向体被文质的文人诗这一发展阶段中，作出了巨大贡献。”（注：葛晓音：《八代诗史》，68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根据传统学的理论，人的任何创造都离不开对以往传统的继承，创造性地吸收前代创作成果，是曹植开创诗歌新局面的一个重要环节。然而人们对曹植诗歌创作源头似乎早就有一个比较确定的说法，即钟嵘在《诗品》中所说的：“其源出于国风。”这种说法影响深远。如明代朱弁《风月堂诗话》就说：“魏曹植诗出于《国风》，晋阮籍诗出于《小雅》，其余遂相祖袭，虽各有师承，而去《风》、《雅》犹未远也。”（注：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二。）然而仔细阅读曹植的诗，觉得他的诗源于《骚》处正是不少。诗中虽兼采《国风》，但真正促使他的诗由汉乐府向文人抒情诗转化的是《骚》而不是《风》。可是对于曹植诗受到《骚》的影响，除了清代刘熙载（注：刘熙载：《艺概·诗概》。）以外，历代诗论家很少有人提及。本文拟对此做详细的分析。从汉乐府向文人抒情五言诗转变的具体内含是“一方面是乐府诗由叙事转向抒情，另一方面是指从朴质转向华茂”（注：葛晓音：《八代诗史》，68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也就是说在内容上抒发情感，在形式上讲求词采，是曹植承前启后的关键。从这一转变内含出发，我们可以提出如下几个问题：在曹植以前就有了文人抒情诗的写作，从叙事转向抒情不是从曹植开始的，何以把继往开来的功绩大多算在曹植的身上？如果曹植能当此“殊荣”，那么，他的抒情诗与汉末以来的文人抒情诗有何不同？如果有什么不同，与他继承屈赋有什么关系？这些是本文必须回答的问题。汉乐府是带有抒情性的叙事诗，而汉末文人五言诗是抒情诗，可见在汉末文人诗那里，已经开始了由叙事向抒情的转变。那么王世贞为什么说“汉乐府之变，自子建始”（注：王世贞：《艺苑卮言》。）呢？这说明汉末文人五言诗转变的力度还不够。五言诗由叙事性的乐府转向表达个人情感的抒情诗是诗人们继承《诗经》和《楚辞》的结果。但由于五言诗作者所处时代和个人生活经历的作用，使得他们在借鉴时侧重点又有所不同。也就是说，对《楚辞》借鉴得太少，因而没有彻底完成转变的使命，而曹植由于时代和自身的独特遭遇，使得他完成了这一使命。下面就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来具体分析。首先表现在内容上。从现存的《古诗十九首》、《古诗五首》、《李陵录别诗二十一首》等诗中看出，他们所表现的情感，尽管情真意切，但并不广泛，绝大多数局限于个人生活的困苦。他们生活在汉末动荡之际，大都没有从政的经历，四处奔波飘荡，给他们最直接的刺激是生活上的困顿，相思的痛苦，较少顾及到更高层次的追求。因而他们的诗还大都是一种对自然力量的控诉和抗争，而不是政治上的苦闷。在汉代文人诗中，只有张衡的部分作品因学习屈赋而呈现另一种风貌，而张衡恰恰和其他古诗作者不同，他是一个正直的官吏，所写的是政治上的苦痛。曹植由于特有的时代和特殊的经历，使他写出更多的政治上的苦闷。屈原是以前诗歌史上第一个大规模抒发政治苦闷的诗人，曹植正是借屈赋来表现这种情感，使这种情感有了更深的内容和更普遍的意义的。例如古诗当中，十之八九是写离别相思之情的，但仅仅局限于个人的私情。曹植的诗中有许多作品同样表现飘泊无依，但这种痛苦却不是重复古诗中的游子思乡，是一种政治上的孤独。他把屈原那种政治上的悲哀融入到相思离别的题材之中，使感情变得更加深厚。这种深厚的情感具体说来有以下三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即表现出对国家事业一种高度的责任感，坚持正义的高洁志趣和自己的感情得不到他人理解的哀怨之情。曹植自幼聪颖过人，十岁时就能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屈原的作品，自然已是烂熟，成为他作赋时心摹手追的对象。然而真正使他学骚的是他与屈原有相似的身世经历和遭遇。此前贾谊和司马迁都因他们特殊的遭遇而成为屈原的知音，曹植也因与屈原相似的经历而成为继贾谊、司马迁之后最能通屈原之心志的人。曹植是魏武帝之子，文帝之弟，明帝之叔。这使他同屈原（“楚之同姓”）一样，对王业有一种天然的责任感。他“生乎乱，长乎军”，满怀希望，想大干一场，甚至想继承父亲开创的基业。可是他这番远大的志向却因家庭内部斗争的失败而付之东流。父亲死后，曹丕父子相继做了皇帝，不但不给他任何实际职务，反而将他放置外藩，加上种种管束，形同流放。这样早年诵读的屈原的作品就成了他心境的写照，于是借屈原的笔法来表明自己的心志。他写下了《九愁赋》、《洛神赋》、《白鹤赋》、《离檄雁赋》、《鹞雀赋》等。正如丁晏所评的那样：“王既不用，自伤同姓见放，与屈子同悲。乃为《九愁》、《九咏》、《远游》等篇，以拟楚骚。又拟宋玉之辞为《洛神赋》，托之宓妃神女，寄心君王，犹屈子之志也。”（注：《曹集铨评·魏陈思王年谱序》。）他的诗中也同样表现了屈子之志。屈原被怀王疏远之后，仍然心系楚国。曹植在诗中充分地表现了这一情感。在曹丕未称帝之前，他就在诗中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济世之志。《白马篇》中那个游侠的心理就是他自己的志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这种甘心赴国难的责任感，并没有因曹丕当了皇帝，自己备受迫害而改变，他仍发出“闲居非吾愿，甘心赴国忧”的呼喊。曹丕死后，他给曹ruì＠①上一个长篇的《求自试表》，强烈要求为国立功。他有感吴蜀两国未平，想提一旅之师，前往征讨。他明明知道曹丕父子并不信任他，但他为的是国家。这一心理与屈原虽被疏远，仍“恐皇舆之败绩”，表示“来吾导夫先路”一样，正是出于那种割舍不了的对国家的责任感。曹植这种对国家的责任感更多的是与他坚持高尚的人生志趣，追求真理和正义联系在一起。使人仿佛看到了屈原在《离骚》当中，反复申说自己的高洁志向，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上下求索，寻求真理的情形。屈原被疏远完全是由于小人谗毁的结果，他在诗中反复斥骂那些“竞进以贪婪”、“兴心而嫉妒”的“众人”、“党人”。曹植认为自己之所以被文帝疏远，也是小人从中谗毁的结果。他在《黄初五年令》、《黄初六年令》中曾向文帝请求除掉那些小人，并指出了他们的姓名。他在类似于《离骚》的一篇赋——《九愁赋》中写道：“恨时王之谬听，受jiān＠②枉之虚辞……伤时俗之趋险，独怅望而长悲……似参差而不齐，岂毁誉之可同。竞昏瞀以营私，害予身之奉公。共朋党而妒贤，俾予济乎长江。”他在诗中更是反复地表现这一内容。其一首佚题乐府诗云：“胶漆至坚，浸之则离。＠③＠③素丝，溺色染移。君不我弃，谗人所为。”在《怨歌行》中他还说：“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臣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周公佐成王，金＠④功不刊。推心辅王室，二叔反流言。待罪居东国，泣涕常流涟。”他还愤怒地写道：“龙欲升天须浮云，人之侍进待中人。众口可以铄金，谗言三至，慈母不亲。愤愤俗间，不辨伪真。愿欲披心自陈说，君门以九重，道远河无津。”（注：曹植：《当墙欲高行》。）他认为君门不通，都是由小人谗毁造成的。他想自己去剖白陈说，无奈君门九重，难以得进。这自然使人联想到《离骚》中诗人上下求索，欲向上帝陈词，而天帝的守门人却不给他开门一样。曹植曾写下了大量的弃妇诗，在这些诗中，他把那些妇女都写得美丽而坚贞，从而表明自己志向的高洁。恰如他在《九愁赋》中所说的那样：“知犯君之招咎，耻干媚而求亲……宁作清流之沉泥，不为浊路之飞尘。”屈原在痛苦中上下求索，也曾产生过远游的志向。曹植也有许多诗表现这种远游之志。他曾写过十多首游仙诗，其中除了个别的作品没用汉乐府的题材，表达对神仙的羡慕以外，大部分是寄托寻求自由世界的理想。其中有两首，都名为《远游篇》，显然是在学习屈原。正如葛晓音先生所说：“曹植的十多篇游仙诗，其中一部分写世情险恶，有感而发，想籍升天远游忘却人间烦恼，上承屈原《远游》的精神和表现手法，下启李白纵横捭阖的浪漫想象。”（注：葛晓音：《八代诗史》，67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远游没能使屈原得到真正的解脱，因为他宁死也不愿改变他高洁的人格和政治理想，不能像江边渔父劝他的那样“与世推移”。当他真的要离开祖国时，仍然眷恋故乡。曹植也是一样，他虽然对受压迫处境感到不满，对现实社会感到厌倦，一度想出世远游，但他并不能远游。“仰天长态息，思想怀旧邦”（注：曹植：《磐石篇》。），不忘故国的心情又占据了上峰。他有时甚至将“屈子远游出世之意化为入世建功之志”（注：葛晓音：《八代诗史》，64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屈原在作品中以大量的篇幅抒写了不被人理解的哀怨之情。曹植的许多作品也表现了这一内容。史称：“植每欲别见独谈，论及时政，幸冀试用，终不能得。既还，怅然绝望。”（注：《三国志·陈思王传》，方壮辰《三国志注评》，977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 ）曹植后期大量诗作都表现了这种因不被信任，不能为国立功的痛苦。如《圣皇篇》中写道，由于大臣上奏，藩王不得在京城淹留，于是辞亲上路，“祖道魏东门，泪下沾冠缨。扳盖因内顾，俯仰慕同生。行行将日暮，何以远阙廷。车轮为徘徊，四马踌躇鸣。路上尚酸鼻，何况骨肉情。”丁晏《曹集铨评》云：“忠诚之诗，一字一泪。”曹植还把自己比作离开根本，被风吹来吹去，丝毫不能自主的转蓬（注：曹植：《吁嗟篇》、《磐石篇》、《杂诗七首》其二。），寄居清水，随风东西漂流的浮萍（注：曹植：《浮萍篇》。），他歌咏驰骋寒地的代马，“思彼蛮方”的越鸟，他同情那悠悠远行，离家千里的行客（注：曹植：《杂诗》。）。这种心境的描写，我们从屈原《九章》里的《抽思》、《哀郢》、《涉江》中可以看到，其《佚题诗》中“游鸟翔故巢，狐死但邱穴。我信归故乡，安得惮离别”就是化用《哀郢》中“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邱。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几句。曹植常常借男女之情来表达得不到曹丕父子理解的怨愤。这一点后面还要详细分析，这里暂不举例。上面我们分析了曹植与屈原心志相通的几个方面。屈原的思想感情在《离骚》中得到了较为集中的表达。而曹植思想感情分散在许多篇章当中，但曹植的连章诗《赠白马王彪》和组诗《杂诗七首》，也可以把前面分析的几点内容大致包括进来。且以《赠白马王彪》为例，诗的第一、二、四章极写离开京城的眷恋和感伤，与他在《吁嗟篇》、《浮萍篇》、《杂诗》其二等诗中抒写的远离故都的痛苦是一样的。第三章写“鸱枭鸣横轭，豺狼当路衢。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与《佚题乐府诗》、《妒诗》、《当墙欲高行》等诗斥骂小人挑拨离间，导致兄弟不能相亲是一样的。诗的第五、六、七章，由骨肉间生离死别的咏叹引入对人生价值的思考，特别是“苦心何虑思？天命信可疑。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几句，可以看作是他对求仙远游的真实态度。他想超越现实，追求长生和精神上的解脱，可残酷的现实仍然压迫着他，使他痛苦不堪。但他仍有一种节士的豪气，没有因此失去“四海之志”。整首诗写得哀怨悲愤，与其《九愁赋》一起，可以称为陈思王之《离骚》。清代宋徵璧就曾说：“《离骚》不可学，嗣此，其《白马王彪》一篇，……庶儿《骚》之变乎？”（注：宋徵璧：《抱真堂诗话》。）我们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曹植几乎把屈赋中所表现的几个重要内容都有所继承和发挥。屈赋本来在中国诗歌史上就有着很强的原型意义，曹植将这种原型化入到五言诗当中，从而加强了这种意义。后世举凡怀才不遇之悲，离别相思之苦，功业无成之叹，生命不永之痛，种种抒写人生志向和抱负的诗篇几乎可以在曹植的诗中找到原型。可以说曹植扩大了文人在诗中所表现情感的深度和宽度，赋予了文人感情以更高的价值。这是汉末乃至建安其他诗人所少有的。后代的诗人，特别是盛唐诗人，正是大力抒写这种高远的情怀。李白的“人生飘忽百年内，且须酣畅万古情”，便是唐代诗人豪迈情怀的呼喊。总之，是曹植成功地把屈赋中高远政治情怀融入到诗歌当中，使汉末文人诗由抒写个人的生活痛苦上升到社会政治等多方面的痛苦，从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果说，曹植实现了汉乐府由叙事转向抒情，首先应该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其次，表现在形式上。曹植对《楚辞》的借鉴大大增加了诗的辞采。古诗的写作还是比较朴素的，可以看出从乐府脱胎出来的迹象。而曹植的诗词采华茂，已更近于后来的文人诗。古诗中也广泛地采用了比兴的手法。花木香草、越鸟胡马等在诗中也多处运用。但在用法上更近于《诗经》，而不似《楚辞》。《诗经》中采用比兴虽然增加了诗的色彩，但风格却是朴素的。东汉以来，特别是汉末文人诗当中也有一部分借鉴《楚辞》的作品，就呈现出另一种风貌。如张衡的《怨诗》，借秋兰以咏美人，《同声歌》，写新妇初夜的心理就是摹仿《离骚》借香草以喻君子，借男女之情以喻君臣的写法。对《同声歌》，《乐府解题》说：“言妇人自谓幸充闺房，愿勉供妇职，不离君子。……以喻臣子之事君也。”张衡和其他古诗作者不同，他是一个正直的官吏，目睹世风日下，“郁郁不得志，为《四愁诗》，效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fēn＠⑤为小人。思以道术为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之不得以通”（注：《四愁诗序》，系后人伪托。）。他的《四愁诗》写得色彩瑰丽，情深意长，直启杜甫的《赠韩谏议》。另外《古诗十九首》当中的“涉江采芙蓉”、“冉冉孤生竹”，《古诗五首》中的“兰若生春阳”，都是借鉴《楚辞》之作，相对于其它诗华美而情韵悠长。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汉末文人的诗歌创作，凡是借鉴《诗经》和乐府诗多的作品，就显得朴素；凡是借鉴《楚辞》多的作品，就显得华美。曹植的诗由于在借鉴《诗经》的同时，大量地引入了屈赋中的意象，不仅在句式上借鉴，而且全篇借鉴，从而形成了多姿多彩的局面。比，是屈原作品中常用的手法。洪兴祖说：“《三百篇》比赋少而兴多；《离骚》兴少而比赋多。”（注：转引《四溟诗话》。）由于比的大量运用，丰富了诗的词采，使得《骚》和《诗》呈现出鲜明的对比。曹植的诗中就大量采用了比的手法，如“浮萍”、“转蓬”、“代马”、“越鸟”等，这就大大丰富了诗的意象。屈原在世俗险恶的情况下，“独好修以为常”，他以香草自喻，表明自己高洁的人格，曹植也是这样。如《白鹊讴》歌咏“饥食苕华，渴饮清露。异地畴匹，众鸟是慕”的白鹊。白鹊食苕华，饮清露，不同于蝇营苟取的凡鸟。再如《佚题诗》中的“望云际兮有好仇，天路长兮往无由。佩兰蕙兮为谁修，宴婉绝兮我心愁”，简直像《离骚》中的句子。屈原常常借对爱情的追求以表明对君主的依恋。曹植在《出妇赋》、《洛神赋》中使用了这一比喻。但他用得更多的还是诗歌。现存曹植诗有九十多首，而写妇女以及爱情的诗就有十三首。如《美女篇》、《妾薄命行》、《妾薄xìn＠⑥》、《妾薄相行》、《闺情诗》、《代勋妻王氏杂诗》、《弃妇诗》、《七衰诗》、《怨诗行》、《杂诗七首》其三、四、七等，虽然有的是借用汉乐府的旧题和题材，但其中大多数作品的意思已完全不同于汉乐府劝世的主旨，而是借以表达自己的感情。在他的笔下，女子大都是美丽高洁，处境却是孤独凄清，或遭遗弃，或空房独守，价值得不到人们的珍视和承认。这与作者身怀济国之才却得不到任用一样，那些女子的处境正是他现实处境的写照。美女们希望得到爱，正如曹植的“愿与根＠⑦连”（注：曹植：《吁嗟篇》。），希望曹丕父子能顾念同根之情，改变他眼前的处境一样。如《美女篇》，《乐府诗集》卷三十六云：“美女者，以喻君子。言君子有美行，愿得君而事之，若不遇时，虽见征求，终不屈也。”对《七哀诗》，刘履评论道：“子建与文帝同母骨肉，今乃浮沉异势，不相亲与，故以孤妾自喻。”（注：见黄节：《曹子建诗注》。）再看他的《种葛篇》：种葛南山下，葛＠⑧自成阴。与君初婚时，结发恩义深。欢爱在枕席，宿昔同衣衾。窃慕《棠棣》篇，好乐和瑟琴。行年晚将暮，佳人怀异心。恩纪旷不接，我情遂抑沉。出门当何顾，徘徊步北林。下有交颈兽，仰有双栖禽。攀枝长叹息，泪下沾罗襟。良马知我悲，延颈对我吟。昔为同池鱼，今为商与参。往古皆欢遇，我独困于今。弃置委天命，悠悠安可任。考曹植的生平，可以断定这不是纪实之作，而是另有寄托之篇。正如朱绪曾所说：“此亦不得于文帝，借弃妇而寄慨之辞。篇中葛＠⑧、棠棣、皆隐寓兄弟意。”（注：见黄节：《曹子建诗注》。）曹植与曹丕本是两小无猜的兄弟，等长大以后，为了争夺继承权，各怀异心，终于一个作了皇帝，一个成了“被软禁的囚徒”（注：葛晓音：《八代诗史》，60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诗的立意直接取法《离骚》：诗中的男女本是一对欢爱夫妻，后来“佳人怀异心”，出现“昔为同池鱼，今为商与参”的结局，这正与屈原与怀王本为政治上的盟友，后来怀王破坏“成言”，“悔遁而有他”的情形一样。曹植这类诗大都写得很华美。诗中对美女的描写已不同于《陌上桑》中罗敷富于人间气息，而是带有一种浪漫奇异的色彩。这正是受屈赋影响的结果。如《妾薄命行》中对美女的描写：“携玉手，喜同车，北上云阁飞除。钓台蹇产清虚，池塘观沼可娱。仰泛龙舟绿波，俯擢神草枝柯。想彼宓妃洛河，退咏汉女湘娥。日既逝矣西藏，更会兰台洞房。”我们看到，这仿佛是在神仙的世界里。其中汉水的宓妃、湘水的娥皇、女英，都是屈原作品中所歌咏的形象。而兰室洞房，更使人想起《九歌》中湘君为迎接湘夫人而精心布置的相会之所。再如《闺情诗》：“有美一人，被服纤罗。妖姿艳丽，蓊若春华”，《杂诗七首》其四：“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朝游江水岸，夕宿潇湘＠⑨”，《远游篇》：“夜光明珠，下隐金沙。采之谁遗，汉女湘娥”，所写都不是像罗敷那样的人间美女，都染上了神异的色彩，而这正是构成他的诗“词采华茂”的因素之一。诚如许学夷《诗源辨体》中所说的那样：“子建、仲宣则才思逸发，华藻烂然，自是词家手笔。”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曹植由于把屈赋中“比”的手法大量地引入到诗的创作之中，丰富了诗的词采，与质朴的汉乐府呈现出不同的风貌。曹植融屈骚的情采入诗，是诗歌发展史上一件大事。他把在建安时代召唤下而产生的高尚的精神境界和屈原所抒发的政治上的苦闷结合起来，从而在诗中开创出一个崭新的局面：他增加了诗情的厚度，提高了文人抒情诗的思想品味；他增加了诗的词采，开创了诗歌文质彬彬的局面，影响至为深远。钟嵘《诗品》云：“魏陈思王植，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通过上面分析可以看出，钟嵘虽然指出曹植的诗出于《国风》大有疑问，但对曹植诗特点的概括非常准确。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为睿右加又＠②原字为奸的繁体字＠③原字为日右加交＠④原字为月右加卷的上部下加糸＠⑤原字为雨下加分＠⑥原字为仆的左部右加幸＠⑦原字为草的上部下加亥＠⑧原字为节的上部下加田再下左加田右加田＠⑨原字为汰的左部右加止
你好，很高兴为你解答：一、慷慨任气骨气奇高 我国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刘勰如是评说："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在同也。"(1)由此看来，"慷慨""任气"乃建安文人普遍共有的风格特征。而钟嵘《诗品》评曹植的诗"骨气奇高"，主要是指曹植的诗中尤其突出地表现着这股"慷慨"、"骨气"。其诗作的"慷慨"、"骨气"具体体现在： (一)感时伤乱、悲悯民生的"忧生之嗟"。建安作家生逢乱世，饱经流离，他们或半生戎马，或历经忧患，对生活感触多，体验深，因而，感时伤乱同情人民疾苦成为建安诗作"慷慨之音"的共同内容。曹植"生乎乱，长乎军"，也曾随父南征北战，直至建安九年，曹操消灭了最大的敌人袁绍，占据邺城为根据地，曹植才过上了安定优裕的生活。可以说，曹植对当时丧乱现实有所了解。《送应氏》就是诗人笔下感时伤乱的力作。诗中描绘了战乱给社会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表达了诗人深切的悲悯之情。 "忧生之嗟"表现为对生命的忧惧和对内心苦悲的嗟叹："人生一世间，忽若风吹尘"(《薤露行》)，"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日希"(《赠白马王彪》)。像大多数建安诗人一样，曹植希望通过建功立业实现人生价值，而"譬如朝露"般短促的生命，尤其是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反差，时时折磨着诗人敏感的心灵，更加激发了诗人对功名的追求；历经生活的磨难，诗人陷入深深的苦闷、悲哀、忧惧、愤懑之中。特别是建安25年曹操死后，曹植一直受到曹丕父子的打击和迫害，曹植时刻感到"身轻于鸿毛，谤重于泰山"(《黄初六年令》)，终日提心吊胆，忧惧生命。生活境遇的巨变直接影响了诗人的创作风格。曹植诗也从前期的乐观开朗、豪放俊逸变为后期的隐曲深沉、哀怨忧愤，然而那种"慷慨""任气"的风骨却始终充溢侵人。 曹植后期诗作更多地运用比兴手法，间接形象地抒写内心的苦闷悲愤，因而显得隐曲深沉。如《吁嗟篇》以飞篷比喻自己迁徙飘荡的生活，《七步诗》用豆箕煎比喻骨肉相残；《种葛南山下》、《揽衣出中闺》等，以怨女思妇的口吻托物讽喻，表达自己怀才不遇的幽怨、愤激、无奈。"孤魂翔故城，灵枢寄京师。存者忽复过，亡殁身自衰"(《赠白马王彪》)，面对骨肉相残，生离死别，诗人则悲惧忧愤，感情的激流似喷泉直涌而上。"自顾非金石，咄咄令心悲"、"仓猝骨肉情，能不怀苦辛?"(《赠白马王彪》)艰险的经历、复杂的心态，更加重了诗作的沉郁之气。故而曹植后期诗作更多"忧生之嗟"和愤激不平之气。 (二)建功立业、执著追求的"慷慨之音"。连年的战乱带来社会乱极思治的普遍要求，"建不世之业，留金石之功"成为"那个时代文人梦寐以求的人生目标"(3)，而曹植对功名的追求尤甚。曹植一生忠爱君父，忧国忧民，胸怀大志--"戮力上国，流惠下民"(《与杨德祖书》)；又因曹植从小受父亲曹操雄才大略的影响，早年就发下"皇佐扬天惠，四海交无兵"(《赠丁仪王粲》)的宏愿。曹植虽然文学才能卓越，但却不甘心仅做一位文学家。"他的第一志愿是在政治上有所建树，立'经国之大业'。其次是在学说上有所贡献，'成一家之言'，最后才是做一个文学家，'以翰墨为功绩，辞赋为君子'"(4)。因而，倾吐诗人建功立业的远大理想和昂扬奋发的豪情，成为曹植前期诗作的重要内容。《白马篇》是曹植前期的代表作。诗中塑造了一位英姿飒爽、武艺精湛、视死如归的游侠少年形象。在这个理想的人物形象身上，倾注了诗人"立功立事，尽力为国"(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六十三)的素志，诗中洋溢着任情使气的豪侠之气。读完全诗，掩卷凝思，你是否直觉一股浩然之气扑面盈怀，令人振奋?你是否感觉到一股强烈的爱国激情荡气回肠，催人奋发向上?"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曹丕《典论·论文》)，曹植早期诗作中涌动着的"气"就是这种阳刚之气、浩然正气，他的"慷慨"是积极的、焕发的、昂扬的，这也正是构成曹植诗的"骨气"。后人推重的"建安风骨"指的就是这种精神。 "曹植后期的诗是他痛苦生活培育出来的，因此更多慷慨之音。"(5)虽屡遭迫害，曹植并未颓丧，"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名"(《与杨德祖书》)的远大理想始终未变；虽忧谗畏讥，然"更多慷慨之音"，而"骨气奇高。"最能代表其平生志业理想的诗篇，当是他作于明帝太和年间的乐府诗《薤露篇》："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孔氏删诗书，王业璨已分。骋我迳寸翰，流藻垂华芬。"当时曹植已届中年，经历了种种人生变故，从翩翩佳公子变为了郁郁不得志的待罪藩王，因此，诗中表现的思想追求，尤能反映诗人终身坚持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人生哲学；同时，更充分表现了曹植愿辅佐明君，建立功业，以实现"三不朽"境界的才志抱负。虽处忧患之中，曹植对于功业、荣名的追求却是执著的。他继承了屈原坚持理想、缱绻忠怀、至死不渝的执著精神。"......惟陈王处骨肉之变，发忠爱之忱，既悯汉亡，又伤魏乱，感物指事，欲语复咽，其本原已与《骚》合"(6)正是说明这一点。 曹植后期的诗作在隐曲地倾诉壮志难酬的苦闷、郁愤之时，亦贯穿着"慷慨不群"愤激不平之气。"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难。"(《杂诗》)在隐曲的表白心迹的同时透着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凉气韵，创造了一种凄凉、悲壮的"骨气"。正如人所评，"(植)在压迫之下并不颓废，不放弃英雄事业的理想，始终意气慷慨，所以他的诗感情强烈，精神焕发，骨气奇高。"(7) 二、以情纬文辞采华茂 曹植有很深的古典文学修养，又有进步的文学观念，"街谈巷说必有可乐，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与杨德祖书》)。是曹植，将质朴无华的乐府民歌发展成为"辞采华茂"的文人五言诗。主要表现在： (一)由叙事转而抒情，拓展了五言诗的题材。乐府民歌，以叙事见长。建安诗人在继承了其叙事为主的特点的同时，兼而抒情，这种特色在曹植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首先，曹植诗有鲜明的个性和强烈的抒情性。不论写什么内容，读者都能从中看到诗人独特的形象--抒情主人公"我"。他早期抒发豪情壮志的《白马篇》、《薤露篇》，使人感到他的振奋、开朗、自信；其描写怨女、弃妇的《七哀诗》《美女篇》，让人领略了他内心的苦闷、忧怨；而揭露现实、反抗迫害的《赠白马王彪》、《泰山梁甫行》等，则使人感觉到他的积郁、忧惧、怨艾、愤懑。他的后期诗作感情尤为强烈，有的哀怨缠绵，有的悲愤激昂，正因为他是"有意为文"，有意识地进行诗歌创作，从而大大增强了文人五言诗的感人力量。 其次，曹植拓展了五言诗的题材范围，更充分地展示诗人复杂的爱憎感情。如：同是拈取征夫思妇这一题材，《杂诗》(微阴翳阳景)因物起兴，唤起了诗人对役夫长年不归、男女旷怨的联想，便直抒恻怆之情；《杂诗》(西北有织女)塑造了烦恼总萃的思妇形象，从细腻的雕镂中，曲折地传达思妇婉娈的柔情、纷乱的愁思和无尽的寂寞哀怨；《门有万里客》则用粗放的线条，勾勒仆仆风尘不得宁居的征夫情态。因作者长期迁播，生活困苦，与征夫感受统一，情感渗透融合，故诗人不再借助隐喻比拟，而直接使用精炼而性格化的语言，表达征夫愤怨的情绪，从而显示了诗人潜藏于心的反抗力量。 (二)"由质朴而华美"，使五言诗词采并茂，文质相称。汉乐府民歌语言古朴质直，建安诗人的作品也大多如此。曹植的诗则在保持其朴素自然特点的基础上，对语言进行了加工、提炼，使其诗表现出语言洗炼、词采华美的特色。 曹植诗讲究词采和对仗，注意炼字和声色，"以最洗练最精彩的语言，表达复杂的思想感情"。"飞观百余尺，临牖御木需轩，远望周千里，朝夕见平原。"(《杂诗》)。激昂豪迈的语言，表现着诗人悲壮凌厉之气慨。"人皆弃旧爱，君岂若平生。寄松为女萝，依人如浮萍。"(《闺情》)，恻怆委婉的细语，倾吐着内心的哀怨。"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参差。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地。"(《公宴诗》)。绮丽的语言，绘出西园绚烂的秋色，而"被"字与"冒"字把茂密的物象形容到极致，且对偶精工，置之于唐人律体也并不逊色。 曹植诗还非常讲究韵律，增进了诗歌语言的和谐。比如："朝游北海岸，夕宿潇湘氵止"(《杂诗》)，"孤魂翔故城，灵柩寄京师"(《赠白马王彪》)等诗句，平仄协调，音调铿锵，读来适口，听之忘倦，为五言诗声律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外，曹植诗中还常常使用双声叠韵的复音调，如"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美女篇》)、"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七哀》)等诗句，正是"冉冉"、"翩翩"、"徘徊"等叠韵词语的使用，使曹植诗音调谐和、"文才富艳"(8)，由此亦见曹植诗在"修词"、"炼字"方面的功夫。 (三)讲究写作技巧，丰富了五言诗的艺术表现力。"陈思极工起调"(9)。曹植诗善于托物起兴，往往在一首诗的起首两句，便突出和渲染气氛，使读者一开始便感觉到诗人的感情基调。这当归于曹植锻炼警句的功夫。如：《野田黄雀行》起句用"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来渲染环境的险恶；"八方有异气，千里殊风雨"，《泰山梁甫行》起句描述各地气候不同，烘托滨海人民生活的痛苦，造成一种先声夺人的效果。 曹植诗还大量运用比喻、夸张、象征、衬托等写作技巧，大大增强了文人五言诗的艺术表现力。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钟嵘评价曹植的诗"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是相当中肯的、恰切的。也正因为此，曹植才无愧于"建安之杰"的称誉。换句话说，正是因为曹植，乐府五言诗才真正走上雅化的道路，并呈现出日后诗歌鼎盛的气象。我最喜欢的，是曹植白马篇: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放马江湖、忠肝义胆的侠客形象，跃然纸上。
骨气奇高，词采华茂。
这种文章随便就能写出来，构思不严谨，语言不生动，如果你是学历史的，写毕业论文，导师是不会看的！推荐写的“一代诗宗”曹植——论曹植对中国诗史的独特贡献论文关键词：曹植 中国诗史 “骨气奇高” “辞采华茂”论文摘要：中国诗史“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文质彬彬、情文并茂，追求“壮美”的美学定位，以抒情为本的文化品格，以五言诗为主的诗体形式，皆由曹植垂范并师法千秋。曹植“一代诗宗”的诗史地位，是由曹植的四大贡献奠定的。建安诗歌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一座光辉的里程碑。这座里程碑，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然“邺中诸子，陈王最高”(皎然《诗式》)，后世言建安诗，也莫不首标曹植。然曹植诗歌的里程碑意义何在?他究竟对中国诗歌有何独特贡献?本文拟从四个方面略抒己见。曹植诗隐括《风》、《雅》，组织《庄》、《骚》，得《汉乐府》精髓，法《十九首》意象，继往开来，初步确立中国诗歌“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中国诗歌发展，明显地呈现出“二源合一流”的大势走向。“二源”即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诗学体系，以《楚辞》、《庄子》为代表的南方诗学体系。建安诗歌一代繁盛，正是“得《风》、《雅》、《骚》人之气骨”，二源交汇，南北合流，儒道合一的产物。唐代诗歌革新运动，标榜“汉魏风骨”，正是要恢复或再次确认这个大势走向。然建安诗人真正融二源于一流，远继《风》、《雅》、《庄》、《骚》，近承《汉乐府》与《十九首》，下开盛唐李白、杜甫诸人，得首推曹植。曹操诗21首，全为乐府诗，内容上槁目时艰，肠断民瘼，艺术上古直悲凉，通脱自然，显然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和刚健质朴的风格。曹操长于四言诗，似有《诗经》遗风，然许学夷的《诗源辨体》卷四谓其“正是乐府之体，不当于《风》、《雅》求之。”吴乔的《围炉诗话》卷二也谓曹操四言诗“不受束於《三百篇》句法”。曹操的杂言诗，包括一些游仙诗，也似有《庄》、《骚》韵味，但主要还是源于汉乐府的杂言体和游仙诗。所以沈德潜《古诗源》卷五称“孟德诗犹是汉音”。曹丕诗一半以上为乐府，并且“乐府酷是本色”(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曹丕工于言情，大量抒写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这也显然“源出于《十九首》”(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王粲为“七子之冠冕”，相比之下，他受汉乐府和《十九首》的影响较小一些，王粲存诗20首，乐府诗仅有5首，其诗从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皆与《十九首》相差较远；王粲诗更多地受到诗、骚的影响，这正如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七所说，王粲诗乃“小雅、变风之余”，刘熙载《艺概》卷二也谓“王仲宣诗出于骚”，其余“六子”存诗太少，不足论。而曹植乃“风、雅之苗裔”(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一)，曹植自己也以“有应风雅”相标榜(《与杨德祖书》)，读曹植《送应氏》、《泰山梁甫行》、《情诗》、《门有万里客行》等，这一点，不言而自明；同时，曹植《飞龙篇》、《远游篇》等游仙诗，“与《楚辞》同意”(郭茂倩《乐府诗集》卷64)，《杂诗》六首，“原本于《离骚》”(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所以刘熙载《艺概》卷二也谓“曹子建诗出于骚”；并且，曹植诗也多乐府，“参其乐府，皆汉氏之韵”(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南国有佳人》等游子思妇诗，“全法《十九首》意象”(同上)。因此，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谓“子建之诗，隐括《风》、(傩》，组织屈、宋，洵为一代宗匠，高踞诸子之上。……然不能不推子建为极者，盖有得于诗家之正派的宗也。”将曹植作为《风》、《雅》、《楚辞》的正宗传人来推崇。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也谓“诗自《三百篇》、《十九首》以来，汉以后正轨颛门，首推子建，洵诗人之冠冕，乐府之津源也。”也将曹植作为诗家“正轨颛门”，作为上承《诗经》，下开陶潜、李白、杜甫的“诗家正宗”来标榜。建安诗歌，正处于承上启下，“二源合一流”的历史交汇处，“三曹七子”皆为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然真正以诗歌实绩确立这个嬗变大势者，当首推曹植。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得好：曹植诗，“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惨远的情调。这一切都通过他凝聚在五言诗的制作上，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这是一个时代的事业，却通过了曹植才获得完成。”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钟嵘《诗品》卷上)，初步确立中国诗歌“壮美”的美学定位和文质彬彬、情文并茂的发展道路。所谓“骨气奇高”，是说曹植诗不仅有血有肉，而且有骨有气，充满气势和骨力，充满追求和抗争，显得慷慨刚健，悲愤沉郁，以气取胜，以骨取胜；所谓“词采华茂”，是说曹植诗风流倜傥，文采斐然，工于起调，善为警句，锻字炼句，声色和美。相比之下，曹操诗骨气高，然词采质朴；曹丕诗词采美，然“婉娈细秀”(钟惺《古诗归》卷七)；王粲诗“文若春华”(曹植《王仲宣诔》)，然“悲而不壮”(刘熙载《艺概》卷二)，“文秀而质赢”(钟嵘《诗品》卷上)。建安诗人唯曹植华丽其容，风骨其实，“词采华茂”因“骨气奇高”而不致流于浮艳纤柔，“骨气奇高”又因“词采华茂”而不致陷于平浅粗豪，真乃文质相称，情文并茂，壮哉美哉，美哉壮哉!所以成书《多岁堂古诗存》称“魏诗至子建始盛，武帝雄才而失之粗，子桓雅秀而伤于弱，风雅当家，诗人本色，断推此君。”吴质《答东阿王笺》即以“文彩巨丽”赞美曹植；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一文中，将“华丽壮大”作为建安文学的一大特征E3；李泽厚的《中国美学史·魏晋南北朝编(上)》也指出：“曹植的诗中，这一点(华丽壮大)表现得最为明显，并且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建安以前，《诗经》天然古拙，《楚辞》风华流美，到《汉乐府》则刚健质朴，《古诗十九首》则平淡自然，而曹植熔铸《风》、《雅》、《楚骚》，得《汉乐府》精髓，法《十九首》意象，终于锻炼出了“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壮美品格而“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钟嵘《诗品》卷上)。刘勰《文心雕龙·风骨》云：“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呜凤也。”高度评价了风骨与词采的统一，并誉为文中凤凰，同时讥笑有风骨而缺文采者为文中鸷鸟，有词采而乏风骨者为文中野鸡。牟愿相《小潞草堂杂论诗》云：“曹子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左思得其气骨，陆机摹其词采。左一传而为鲍照，再传而为李白；陆一传而为大、小谢，再传而为孟浩然，沿流溯源，去曹益远。”Es]陆机、谢灵运、谢眺等人，受曹植“词采华茂”的影响，以至愈演愈烈，繁衍出六朝诗歌的“采丽竞繁，刚健不闻”(陈子昂《修竹篇序》)；另一方面，左思、鲍照，其实还包括阮籍、陶潜、庾信、陈子昂、李白、杜甫等人，继承发展曹植“文中鸣凤”的精神，形成“盛唐雄赡”(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的壮美诗风。陈子昂的诗歌革新运动，上接“汉魏风骨”，要求新诗歌应“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修竹篇序》)，李白的“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宣州谢胱楼饯别校书叔云》)，要求风骨与清发的结合，皆与曹植的“骨气奇高，词采华茂”一脉相承。难怪杜甫要“诗看子建亲”(《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子建文章壮”(《别李义》)，特别亲睐曹植，标榜曹植的壮美诗风；难怪尚镕《三家诗话》将曹植、李白、杜甫等人作为“文笔鸣凤”的代表诗人，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将李白、杜甫作为曹植的传人，认为李、杜“接武子建”，“其源皆出于子建”(《曹集铨评》附录)。因此，我们可以说，阮籍、左思、鲍照、庾信、陈子昂以及盛唐诗的“雄赡”，乃至整个中国诗歌“壮美”的美学品位和文质彬彬、情文并茂的发展道路，是由曹植初步确立。曹植诗“情意有余，汹涌而发”(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结束了中国诗歌在言志、缘事、缘情之间的左右摇摆，确立了抒情的文化品格。《诗经》以言志抒情为主，其中有少数诗歌，如“民族史诗”、《七月》、《氓》等有明显的叙事倾向。《楚辞》也以抒情为主，但叙事性大为增强，《离骚》作为一首自传体政治抒情诗，回顾半生经历，探索未来道路，便大量用赋的手法；《招魂》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也多用体物铺叙笔法；《卜居》、《渔父》更是明显的散文化、叙事化。《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以叙事为主，《东门行》、《病妇行》、《孤儿行》、《陌上桑》等皆为成熟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更是达到我国古代叙事诗的最高成就。《古诗十九首》“深衷浅貌，短语长情”，又以抒情为主。中国诗歌虽以抒情言志为发端，但其发展实在是依违于志、情、事之间，左右摆摆，自曹丕的“文气”说、陆机的“缘情”说始，中国文学方觉醒、独立，中国诗歌方确方向，以情为本。然“文气”说、“缘情”说的出王主要受到建安诗歌的启发，是对建安诗歌“慷慨l、气，磊落以使才”(刘勰《文心雕龙·明诗》)、“遭乱流寓，自伤情多”(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诗序》)的总结提炼。而真正代表“文气”、“缘情”理论的实绩，以创作实践确立中国诗歌抒情品格的诗人，当首推曹植。 《古诗十九首》虽以抒情为主，但毕竟数量太少，情感单纯，不外乎男女情愁和士子失意两种，不足与《汉乐府》一代叙事诗风相伉俪。曹操诗气雄力坚，情悲意壮，但所抒之情也大多局限于悲壮粗豪一类，并且不少诗作，如《对酒》、《度关山》、《薤露行》、《苦寒行》、《蒿里行》等，仍然受汉乐府“缘事而发”影响，有着明显的叙事性。曹丕“工于言情”，但也偏于男女之情，其反映政治、军事题材的诗，如《煌煌京洛行》、《秋胡行》、《令诗》、《黎阳作》等，也多铺陈其事而直言之。“七子”中唯王粲、刘桢多抒情诗，但数量、质量皆远不能与曹植比肩。曹植诗“本乎性情(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慷慨高歌不减乃父，“柔情丽质，不减文帝”(钟嵘《诗品》卷上)，并且无情不可抒，无意不可达，《白马篇》之豪壮、《薤露行》之慷慨、《送应氏》之悲凉、《七哀诗》之哀怨、《美女篇》凄婉、《杂诗》之缠绵、《赠徐干》之坦诚、《野田黄雀行》之沉痛、《赠白马王彪》之沉郁、《当墙欲高行》之愤激、《泰山梁甫行》之凄惨……，故庾信的《伤心赋序》谓曹植诗“千悲万恨”，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卷上也谓“子建、李、杜皆情意有余，汹涌而后发者也。”陈祚明的《采菽堂古诗选》卷六也说“真切情深，子建所长”，方东树的《昭昧詹言》卷二也称曹植“情至之语，千载下犹为感激悲涕。”曹植诗不仅感情丰富、强烈，而且抒情手法多样、精湛，如《赠白马王彪》，或情附于事、或以景托情、或引类譬喻、或直抒胸臆、或旁敲侧击、或反面衬托、或侧面渲染，各种手法交替使用，彼此生发，将一腔生离死别、骨肉情深、忧谗畏讥、含冤负屈、报国恋君、忧生患死等种种复杂情感，抒写得淋漓尽致、深沉感人。而曹操的第一抒情佳作《短歌行·对酒当歌》，抒思贤之情，主要用了比喻和直陈手法；曹丕的第一抒情佳作《燕歌行·秋风萧瑟》，写离别之情，主要用了以景传情和直抒胸臆的手法，相比之下，皆显得感情色彩单一，表现手法也单一。所以王世懋的《艺圃撷余》云：“古诗，两汉以来曹子建出而始为宏肆，多生情态，比一变也。”正是因为这“始为宏肆，多生情态”的“一变”，结束了中国诗歌在言志、缘事、缘情之间的徘徊游移状态，确立了抒情诗在诗坛的正宗地位，从此，诗主性情，文主事理的格局形成，后世论诗，当然要“祖述子建”了。四曹植诗长于五言古体，并以众多的数量、广泛的题材、上乘的质量，确立了五言诗在中国诗坛的牢固地位。曹植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位大力抒写五言诗的诗人。《诗》、《骚》无标准的五言诗；西汉文人诗坛荒凉，苏、李五言诗系后人伪作；汉乐府首开五言风气，但毕竟以杂言为主；东汉末年的《古诗十九首》全系五言，然题材狭窄，数量太少。五言诗，“暨建安之初”，方“五言腾踊”(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经“三曹七子一蔡”的努力，才“彬彬之盛，大备于时”(钟嵘《诗品·总论》，并垂式千秋，成为中国诗歌之一主要体式。而整个建安，只有曹植才是第一位大力抒写五言诗的诗人。据逯钦立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现存建安五言诗162首，而曹植一人就有65首，占了整个建安五言诗的27．7％；第二名是曹丕，五言诗23首；第三名是王粲，五言诗16首，皆远不能与曹植比肩。从题材范围来看，曹操五言诗“治国平天下”，多言政治、军事、民情等国家大事；曹丕五言诗“恩怨相汝尔”，多限于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七子”中唯王粲、刘桢五言诗稍多，其余不足言，虽题材较广泛，但毕竟数量太少。而曹植五言诗，上自王公贵族，下至贫民百姓；大涉家国之事，小及人际私情；神如灵飞龙，俗如虾鳝浮萍，无事不可入，无意不可言，极大地开拓了五言诗的题材领域和反映生活的能力，并且咏史诗、咏怀诗、咏物诗、寄赠诗、山水诗、田园诗、游仙诗、边塞诗等等，皆有涉猎，真可谓“备诸体于建安者，陈思也”(胡应麟《诗薮·内篇》卷二)。后世诗人，阮籍的《咏怀》诗，从题材内容、艺术形式、表现手法都与曹植后期诗的忧生患死，比兴含蓄，一脉相承；左思的《咏史》，与曹植的《三良诗》、《虾鳝篇》、《豫章行》直接相通；陶渊明的咏史、咏怀诗，也是继承了曹植、阮籍、左思的路子，其田园诗也受曹植《芙蓉池作》、《公宴》等“怜风月、狎池苑”(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诗作的启发，陶渊明的《还旧居》与曹植的《送应氏》也形神兼似；郭璞的《游仙诗》与曹植的游仙诗更是一体相传；谢灵运“其源出于陈思”(钟嵘《诗品》卷上)，其山水诗受到曹植山水景物描写的影响；鲍照乐府及边塞诗，也显然与曹植相关联；鲍照的“白马驿角弓”便源于曹植的“白马饰金羁”。所以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谓“《虾鳝篇》，太冲《咏史》所自出也；《远游篇》，景纯《游仙》所自出也；《南国有佳人》等篇，嗣宗诸作之祖；《公子敬爱客》等篇，士衡群制之宗。诸子皆六朝巨擘，无能出其范围，陈思所以独擅八斗也。”陈子昂的五古《感遇》诗，与曹植五古“不逾分寸”(施朴华《岘俯说诗》)，李白的“古风”、 杜甫的“五古”，“其源出于子建”(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由此可见，曹植五古的题材、体式，对后世诗歌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难怪后世言五古要“祖述子建”(吴乔《围炉诗话》卷一)，“必首思王”(张炎《曹子建集七卷本序》)。艺术质量上，曹植五古深于取象，善为比兴，大量诗作，通篇用比兴，在建安诗坛，可谓“集比兴之大成”、“开一代风气”；曹植诗工于起调，善为结语，曹植以前，古诗不假思索，无意谋篇，自曹植，方“有起，有结，有伦序，有照应”(沈德潜《说诗啐语》卷下)，并且“结名好难得，发句好尤难得”(严羽《沧浪诗话·诗法篇》)，曹植有此成就，实在是大不易；曹植诗功于锤炼，善为警句，而曹植以前，古诗“平平道出，无用工字面”，自曹植，方锻字炼句，后世诗人争相效仿，甚至“唐人诗眼本于此”(谢榛《四溟诗话》卷二)；曹植诗对仗工整，平仄妥贴，对齐永明体及唐近体诗，也多有启发；曹植诗词诗采华茂，粲溢古今，却“浑然天成”、“文质适中”(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二、卷三)，将乐府诗的通俗和《十九道》的典雅相融合，“形成自己全新的语言风格”；此皆曹丕、王粲所不及，曹操更是无此“文心”，无意“雕龙”。正因为如此，吴乔的《围炉诗话》云：“五言盛于建安，陈思为之冠冕，潘、陆以下无能与并者。子美言‘诗看子建亲’，故苏子瞻云诗至子美一变也。元和、长庆以后，元、白、韩、盂嗣出，杜诗始大行，后无出其范围者矣。今之论诗者，但当祖述子建，宪章少陵，古今之变，于斯尽矣。”此话虽不免溢美，但曹植确立五言的地位，开五古一代诗风，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综上所述，中国诗史“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文质彬彬、情文并茂，追求“壮美”的美学定位，以抒情为本的文化品格，以五言诗为主的诗式形式，皆由曹植垂范并师法千秋。虽然诗歌的艺术发展有其自身规律，但人为因素，大家手笔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古人将曹植列“古今三大诗家”(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或“古今四大诗圣”(潘德舆《养一斋诗话》七)，这绝非过誉之词，这是由曹植对中国诗史的独特贡献所奠定的。不得抄袭哦写历史论文，最重要的就是写别人不敢写的，别人不想写的，别人不会写的，否则就是没创新，写纸的人没有一千也有八百吧！好好想想
论曹植诗歌中的女性意象曹植的女性诗是对《离骚》中“香草美人”诗歌意象的进一步发展，不仅表现了自己对明君、政治理想的追求，还通过“美人被弃”来抒发自己不被重用的无奈。一、美女美女形象在曹植的早期诗作中并不多见，大多是作为一种陪衬，而并不是主要描写的对象。如《名都篇》中的“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一句是为了描写浪荡公子的享乐生活，“妖女”妖娆妩媚，固然是美女，但也只是为了引出“京洛少年”。曹植的诗作中也有主要描写美女的诗篇，但也只是单纯的写美人，没有特殊意义和托寄。如《闺情 有美一人》中描写歌女“被服纤罗”、“妖姿艳丽”、技艺精湛，她“弹琴抚节，为我弦歌”，令作者产生了韶华易逝、及时行乐的感叹，并没有其它寓意。二、怨妇怨妇形象在曹植的女性诗中所占的篇幅较大，这类女性形象是曹植对《离骚》中的“香草美人”意象的继承和发展。用“美女”比喻理想，表达了诗人对理想的追求。通过写美女绝世容颜却盛年未嫁或被抛弃的不幸遭遇，来隐喻自己空有才华和抱负，却不能得到重用，只能虚度年华，充满了悲凉哀怨之情。如《美女篇》中对采桑美女的描写，用“金环”、“明珠”、“翠琅轩”来表示其服装的华丽，用“顾盼遗光彩，长啸气若兰”写其高贵的气质，用“容华耀朝日，谁不希令颜”来写其绝世容颜，但是这样的绝色佳人却“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令人叹息。曹植诗中的怨妇形象可以分为思妇和弃妇两类。（一）思妇曹植的思妇诗不仅写出了独处深闺女子的相思幽怨，还能对丈夫与女子的处境进行清醒深刻的分析。实际上，这是诗人以思妇之口道出自己受到排挤压迫的失意苦闷之情。“丈夫”则是指帝王，思妇诗表达了作者对明君的深情期望，希望自己能够得到重用，建功立业，具有深远的寓意。如《七哀》诗中的女子与丈夫分离日久“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独栖”，女子在思念中进行了反思，深刻地认识到丈夫是“清路尘”，自己是“浊水泥”，这也分别比喻了曹丕和曹植，表明了兄弟之间、君臣之间的不同地位处境，二者地位悬殊，这种浮沉异世很难和谐共处。在诗歌的后文女子深情倾诉愿意化作西南风投入丈夫的怀抱，但是后文又紧跟着诉说“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这是作者自比希望得到重用，实现自己忠君报国的愿望，但是兄长猜忌自己，令自己感到无奈哀怨。这首诗写的悲凉凄婉、含蓄深沉，以女子之口倾诉对夫君的思念，来隐喻自己对贤君的渴求。（二）怨妇如果说思妇诗表达了诗人的期待，希望当权者能够重用自己，对当权者的猜忌感到无奈。那么，弃妇诗就是诗人“怨极而哀”所作，对自己无端被弃，被猜疑、被诽谤的愤懑。但是诗人的愤懑无奈并不是在诗歌中充分抒发，而是体现了对“节制”的审美追求，诗歌具有怨而不怒、涵蓄蕴藉的艺术特色。曹植诗歌中的女性形象丰富，有大量的弃妇形象，这些弃妇被弃的原因多种多样，有的是因为无子，有的是因为分离，有的是因为丈夫喜新厌旧，有的是因为年老色衰，诗人细腻的描写了她们的思想情感。在诗歌中，诗人自比女子，表现了自己被猜忌、不被重用的愤懑和无奈，在这一点上来说弃妇与诗人是有情感共鸣的，这类诗歌创作是优秀的弃妇诗也是优秀的政治抒情诗。曹植写弃妇的诗篇主要有《弃妇篇》、《浮萍篇》、《种葛篇》等。如《弃妇篇》的开头并没有直接写弃妇，而是先写了石榴，石榴树“绿叶摇缥青，丹华灼烈烈。”叶绿花红本来是十分美丽，但是“翠鸟飞来集，抚翼以悲鸣”，因为石榴虽然美丽，但是“丹华实不成”。美丽的石榴树因为无实被厌弃，还能得到鸟的悲鸣。美丽的女子如果无子被人抛弃也没有人理解安慰，只好“无子当归宁”。诗中通过各种细节来抒发弃妇的悲伤，但是仍然抱着“晚获为良实”的期望，抒发了一种怨而不怒的情绪，也表现了诗人对建工立业的不懈追求，诗中的“实”、“子”指功业。在其他诗篇中女子遭遇“悦新婚而忘妾”、“行年将晚暮，佳人怀异心”、“无端获罪尤”，也只能恨无端见弃，怨而不怒，充满无奈，这也是诗人心境的表达。
哈，给做的，好的。
曹植诗歌的价值，除了内容上的充实外，对后代影响最大是他的诗歌艺术。他的诗歌做到了气骨与丹彩的完美结合，故钟嵘说他是“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他诗歌上的创造性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他的诗歌抒情性增强，个性更加鲜明。就诗歌体裁来看，曹植诗作中有不少乐府诗，但是他运用 乐府体裁，不是简单地模仿，而是在诗中更多地注入了个人的感情，从而将乐府诗的以叙事为主，改变为以抒情为主。所以王瑶先生说：“他诗中的抒情成份加多了，有了鲜明的个性，因此独成大家”。比如他的《美女篇》，从形工上看是模仿汉乐府《陌上桑》。但汉乐府叙述的是彩桑女巧妙地拒绝太守调戏的故事，以叙事为主，而《美女篇》主要表现是美女盛年未嫁的苦闷，他以此美人迟暮的苦恼，寓托他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这样就注入了诗的感情，具有了诗人自己的个性。在这一点上，他较曹丕的单纯模仿民歌胜出一筹，因为曹丕的诗好象总是在替别人诉说哀肠，看不到自己的个性。
第二，他的诗在结构上更讲究，尤其是发端往往很精警。汉乐府诗往往以气为主，自然道来，无意于工巧，而曹植诗则更注结构的安排，他常常以带有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的景物描写开头，渲染气氛，笼罩全篇。如他的《赠徐干》：“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圆景光未满，众星粲以繁。”以白日西归，星月忽至来写时光的流逝之速；《野田黄雀行》：“高树多悲风，海水构其波。”以激烈动荡的景象，暗示作者心境地的不平和处境的险恶，等等。所以沈德潜说他“极工于起调”（《说诗晬语》）。
第三，他更注重诗歌的艺术技巧，尤其表现在注重对偶以及锤炼字句上。曹植诗歌中对偶句极多，这一特点是魏晋诗歌趋向骈偶化的开始，而曹植是将这一手法运用到诗歌创作中的诗人。如“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缘池。”（《公宴》），“阊阖启丹扉，双阙耀朱光”（《五游》），再如炼字的句如“清风飘飞阁”（《赠丁仪》），“明月澄清影”（《公宴》），“清激长流”（《公宴》）等，经过诗人的精心锤炼，便达到了十分警醒的效果。这为后来南北朝文人诗歌注重修辞技巧开了先河。
第四，他的诗歌中，对自然景物有了效多的描写，这也改变了乐府诗的面貌。对后代文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以上几点，是曹植诗歌在艺术上的特殊之处，也是他最具创造性的地方。
曹操是当之无愧的诗坛领袖。一、他开创了“借古乐府写时事”的先河，使乐府民歌成为富于艺术个性的文人诗歌。如《薤露行》、《蒿里行》是用旧题填新意，反映新时代气息。《蒿里行》一诗更是被明末钟惺誉为“诗史”（《古诗归》卷七）：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此诗用乐府旧题“叙汉末时事”（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一），叙写了汉末兴讨董卓的关东义师的聚散过程与原因，联军将帅各有野心，人人都想称王称霸，连军阀兄弟之间也居心叵测，其弟在南边称帝，其兄在北方“刻玺”，致使国家战祸连年，更给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诗人以凝炼的语言勾勒了一幅汉末的历史画卷，诗情沉郁，诗境阔大。二、曹操的诗歌格调慷慨悲凉，气魄雄强，不愧为“建安风骨”的代表作。所谓“风骨”，是以刚健、质朴的语言来抒发慷慨激昂的情感，具有宏伟的气势，雄强的力量。就审美范畴说，它属于一种刚性的悲壮美。我们看脍炙人口的《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矜，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雀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人生几何”的生命焦虑与统一天下的壮志雄心交织于诗中，正因为意识到人生苦短，才有“早建王业”的急迫（张玉糓《古诗赏析》卷八），以让个人的生命在伟大的事业中成就其壮丽，让有限的人生在宏伟的功业中获得永恒。从“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低沉发端，到“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高亢结尾，诗人从忧己“年往”过渡到“忧世不治”（曹操《秋胡行》），流年易逝的生命恐惧激起了他重整乾坤的英雄主义豪情。诗人以刚健有力的语言，跌宕起伏的章法，抒写自己悲壮的情怀，展露自己雄强的气魄，沈德潜评此诗“沉雄峻爽，时露霸气”（《古诗源》卷五）。又如《步出夏门行�6�1观沧海》也是一首借景抒情的绝唱：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已入秋天仍然“百草丰茂”，“秋风萧瑟”中洪波涌起，吐纳日月，包容星汉，诗人笔下的大海既生意盎然又雄浑博大，联想到他那“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壮怀，再看看他那“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气度，谁都会明白生机勃勃而又汪洋浩瀚的大海正是诗人自己的写照，诗人自己不像大海一样有“吞吐宇宙气象”吗（沈德潜《古诗源》卷五）？刘勰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哀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综观曹操的全部诗作，虽不能称为“无篇不奇”，但就“志深笔长、梗概多气”两点而言，确实不愧为“建安风骨”之冠，连他的儿子曹丕、曹植也略逊一筹，七子之徒更是望尘莫及了。三、曹操诗歌的语言质朴雄直，善用比兴。他继承《诗经》四言古诗的传统，但又有所创新。他以大气弥满的笔力使逐渐僵化的四言古诗重现生机，清人吴乔对此曾有公允的评论：“作四字诗，多受束于《三百篇》，不受束者，惟曹孟德”（《围炉诗话》卷二）。汉代诗人模仿《诗经》的四言诗，大多数是毫无生命力的赝品，只有“孟德能于《三百篇》外，独辟四言声调，故是绝唱”（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他的诗语言质朴简洁，遒劲有力。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评《薤露行》说：“此诗浩气奋迈，古直悲凉，音节词旨，雄恣真朴。”评《蒿里行》说：“真朴、雄阔、远大。”如《蒿里行》“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这是一幅多么真实质朴而又令人触目惊心的悲惨画面！“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再从画面中引出必要的慨叹。写此诗，诗人已毋需另费笔墨，而渴望祖国安定统一的心愿就昭然若现了。这是何等质朴，古直，又可等生动，真实！有些诗句，善用比兴，形象鲜明。如《龟虽寿》中“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用形象的比喻表达出人生有限而壮志无穷的辨证思想。全诗直抒肺腑，不加雕饰。它用质朴的语言，组成“气韵沉雄”的诗句。综上所述，曹操诗歌宏伟的气魄，强劲的力度，阔大的境界，在建安诗坛上无与其匹。他不仅使乐府民歌成为富于艺术个性的文人诗歌，开创了“借古乐府写时事”的先河，而且以他大气弥满的笔力使逐渐僵化的四言古诗重现生机，为后世诗歌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启示。
这个你自己写比较好可以写曹操和毛泽东都有雄心大志 不想让国家给无能的人统治可以写曹操的不好和毛泽东爱民如子
曹操是汉末杰出的文学家和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通读曹公诗歌 ,可以体会到其中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蕴 ,他的诗歌总体上体现了关心民生疾苦的崇高精神 ,政治家的恢宏气魄 ,求贤若渴、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 ,并热情歌颂了历史上杰出人物 ,抒发了慷慨悲凉之情。简述曹操诗歌思想内容及创作成就。 一．曹操诗歌创作的一大成就，是开创了文人“拟乐府”诗歌创造的全盛局面。借古题写新事，如《薤露》、《蒿里》，乐府旧辞皆为挽歌，曹操却用悲凉苦恨之调。 二．悲凉沉雄的独特艺术风格，他的诗特别能表现出他的个性，有政治领袖人物的宏大气魄，本色质朴大抒情浓郁，表现了他高远的志、坚定的信心、卓越的毅力和雄伟的气势，悲歌慷慨，气韵沉雄。如《短歌行》写得高远阔大，有君临天下之气度，与坚若盘石的信心和意志，能激发起读者积极向上的奋进精神。曹操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他与其子曹丕、曹植在中国文学史上并称为“三曹”。他“外定武功，内兴文学”，又是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拓者，一方面凭借政治上的领导地位，广泛地搜罗文士，造成了“彬彬之盛”的建安文学之局面，另一方面也用自己富有创造性的作品开创文学上的新风气。⒈曹操乐府诗概述。 曹操诗今存22首，包括作者存疑的3首。全部是乐府诗。乐府诗进入到文人乐府诗的阶段，曹操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另有部分文章存世。⒉主体风格：慷慨悲凉，气韵沉雄。 （钟嵘《诗品》：“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 敖陶孙《诗评》：“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一曹操诗的内容大致有三种：反映汉末动乱的现实、统一天下的理想和顽强的进取精神、以及抒发忧思难忘的消极情绪。1 曹操是一位善待百姓的人（反映汉末动乱的现实）汉末大乱时期，曹操南征北讨，他身为封建政治集团的统治者接触的社会面非常广大，亲历了时代的战乱，感受了征战之苦，目赌了战争所造成的土地荒芜，人民流离失所。这种感情在他的诗中亦有反映，像《苦寒行》、《嵩里行》都描写了征战之苦。如《蒿里行》中描写汉末战乱的惨象，见百姓悲惨之余又见诗人伤时悯乱的感情，诗句“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於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如实描写了义军由聚到散的情形，对袁绍等人各怀私心进行了揭露和批评，并对长期的战乱给社会和百姓造成的灾难、痛苦，深表关怀和同情。其中 “铠甲生饥虱，万姓以死亡。白甘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真实地反映了战乱所造成的苦难，被誉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钟惺《古诗归》卷七）。另外，“天地间，人为贵。（《度关山》）”也表现了他对百姓的爱护，和以人为本的观念。实例：曹操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理解、关心人民的疾苦。连年的战乱，使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再加上自然灾害“百姓大俄，布粮食亦尽”，甚至供给战争之需的军粮都无处筹集。曹操采纳枣祗、韩浩等人的建议，实行屯田。贷给农民耕牛和田地，用官牛的收成按官六民四分成，用私牛的对半分成。屯田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军粮之需，同时也使一些无牛和田地的农民生计得到解决。屯田的租税直接交官，也避免了地主的盘剥，军粮也不会都是农民负担。军队的粮食有了保证，不仅是有利于作战，也减少了军队随意掠夺百性，无论怎么说都是对百姓有益的。同时，曹操对黎民百姓的苦处还能予以照顾。打败袁绍后他曾下令：“河北罹袁氏之难，其令无出今年租赋！”因战乱免去了百姓一年的租税，曹操还具体规定：“自项以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而仁者岂乐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无基业不能自存者，县官无绝廪，长吏存恤抚循，以称吾意。”对于战争中的阵亡官兵家属没有基业无法生存的，官府供给他们粮食，长吏要经常去看望他们。而对待百姓，曹操也下令，“女的年七十以上没有丈夫儿子，年纪在十二岁以下，没有父母兄弟，以及眼睛看不见，失去劳动力，又没有妻儿父兄和产业的，由国家供养他们终身。”曹操的这些关于发展生产，照顾人民生活疾苦和发展教育的政策，在封建统治阶级当中是十分开明和进步的，也是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欢迎的。2曹操是一个胸怀广阔的人《观沧海》描写大海景象,“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气势磅礴,格调雄放,映衬出诗人包容宇宙、吞吐日月的阔大胸怀。词中描写了山海间万物的繁茂和萧瑟秋风中呈现出的大海洪波，那天水相连，波澜壮阔的大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吞含日月，孕育星辰的伟大气势；浩浩荡荡，无边无际的伟大场面，实为壮观。日月星辰皆揽入诗人怀中，如此恢宏、壮丽的意境实在是令人赞叹。《观沧海》通过作者亲临东海观潮的感受和辽阔雄壮的沧海景色，表现了诗人暮年开阔的胸襟，可说是我国诗史上的一首比较完整的写景诗。3 曹操是一个有远大的政治抱负的人（统一天下的理想和顽强的进取精神）抒发政治抱负的诗占了曹操诗歌的较大比例。如“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杂诗六首》 此诗突出表现了曹操对于国家有着远大的包袱与理想。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所以诗也是“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又如《度关山》、《对酒》，表达了诗人的政治理想。他设想的太平盛世是儒法兼采、恩威并用的贤君良臣政治。这在汉末社会大破坏的现实背景下，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其中《度关山》表现了他主张以法治理国家，同时还提倡要省刑薄赋，崇尚节俭。《龟虽寿》以一系列生动的比喻,表达诗人对人生及事业的看法:“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也是诗人贯彻终生的积极进取精神的真实表白，即统一天下的雄心和顽强的进取精神。这首诗悲歌慷慨，具有更浓厚的抒情气氛。其进取之心尤为突出，如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言己虽至晚年仍不弃雄心壮志。《龟虽寿》直接抒发了诗人的胸怀，节奏急促，顿挫分明。词中从正反两方面咏叹了自然界不可抗据的客观规律，发出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感言。《短歌行》共八解，开头两解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抒发了诗人对时光流逝功业未成的深沉感慨。全篇以比兴手法，反覆申说诗人时不我待的焦虑，求贤若渴的心情和建功立业的决心，曲折抑扬，感人至深。4 曹操是一个爱才若渴的人《短歌行》通过思念贤才、宴饮嘉宾的描写，表现了他爱才若渴的心情。末尾写道：“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表现了他招揽人才以完成统一事业的宏伟怀抱。全诗在深沉的忧郁之中激荡着一股慷慨激昂的情绪，令人感觉到在混乱的现实中建立功业的艰难和诗人坚定的信心。这首诗经过几个低昂回旋，把诗人起伏不平的心情，复杂多端的感慨，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艺术成就也是很高的。其中三、四两解，或半章或整章袭用《诗经》成句，声音铿锵，换韵自由，却并不易令人发觉，也是它艺术上的特点。《短歌行》写出了作为建安时代的政治人物曹操的复杂心情和深沉感慨，以其笔调低回沉郁，体现了建安文学“志深笔长，梗概多气”的特色。实例：建安十五年春（赤壁大败后），曹操下《求贤令》，其内容有：“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曹操提出不拘品行、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体现出了他收揽人才的迫切愿望。5曹操是一个不甘心壮志未酬的人（抒发忧思难忘的消极情绪）一代袅雄，纵风光一世，亦有星落殒灭之时。曹操对此也感到无能为力，只有做诗感叹，无可奈何。如《短歌行》中“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感伤，《秋胡行》之低沉情绪，《陌上桑》等游仙作品中都可见他的消极情绪。注：曹操的游仙诗《秋胡行》、《精列》、《气出唱》。学界对它们的理解颇多歧见。一种观点认为，抒写人生苦闷，却并不流于消极。有的意见说，寄寓诗人对精神自由的向往和追求。但或许并无太多寄托，只是其求仙欲望的真实表现。 二曹操的文章虽不及诗之名气大，但亦有华章。 特点：1、文章雅化、骈化过程中的异响。鲁迅说他是“改造文章的祖师”。汉代散文多受辞赋影响，趋向骈偶化，各种题材的文章也多形成了一定的格式。曹操的文章不落俗套，不受束搏，只重视表现自己的思想，语言简洁朴素，有自己的鲜明个性，像《让县自明本志令》、《祭故太尉桥玄文》等都是用简朴的文笔把自己要说的话写出来，无做作雕饰之辞，其有政治家的雄伟气势和斗争锋芒。 其中《让县自明本志令》： “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自述生平之志，毫无掩饰造作之笔。虽是实情，实非他人所敢言。2、风格清峻、通脱。三后世名人对曹操的评论：毛泽东写词赞道：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 鲁迅说：曹操至少是一个英雄。 唐玄宗常自比“阿瞒”。 唐太宗说曹操是：临危制变，料敌设奇，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
薤露行 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 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疆。 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 白虹为贯日，己亦先受殃。 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 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 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 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蒿里行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 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 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於北方。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短歌行（二首） 其一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但为君故，沈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 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 契阔谈宴，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其二 周西伯昌，怀此圣德。 三分天下，而有其二。 修奉贡献，臣节不隆。 崇侯谗之，是以拘系。 后见赦原，赐之斧钺，得使征伐。 为仲尼所称，达及德行， 犹奉事殷，论叙其美。 齐桓之功，为霸之首。 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一匡天下，不以兵车。 正而不谲，其德传称。 孔子所叹，并称夷吾，民受其恩。 赐与庙胙，命无下拜。 小白不敢尔，天威在颜咫尺。 晋文亦霸，躬奉天王。 受赐圭瓒，〔禾巨〕鬯彤弓， 卢弓矢千，虎贲三百人。 威服诸侯，师之所尊。 八方闻之，名亚齐桓。 河阳之会，诈称周王，是其名纷葩。
浅析曹丕文学创作与文学思想探因论文关键词：曹操曹丕曹植文学思想乐府 论文摘要：曹氏父子创作了大量乐府诗，并且注重抒发内心的真实情感，这反映了长期以来在经学束缚下文人思想的大解放。曹氏父子的身份地位和皇室生活的经历，对他们文学思想之形成有重要作用。曹氏父子均爱好乐府诗，并且创作了大量的乐府诗歌。曹丕提出了著名的“文气说”，提出了在进行文学批评时应持有的正确态度。他认为作家专才多，通才少。他论述了文章在国家政治生活在的作用，并对当时的文体进行了总结。 东汉末年，人们逐渐从经学的束缚之中解脱出来，正统观念开始淡化，思想活跃，重个性、重欲望、重感情、强烈的生命意识成了建安士人内心生活的核心。曹丕擅长作乐府诗歌，所作《燕歌行》2首在七言诗发展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建安后期，陈琳、王粲等文人为曹操所网罗，曹丕、曹植兄弟与之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曹丕《与吴质书》)，在文学史上传为佳话。曹丕的文学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典论·论文》中。 一、乐府情结 曹丕登上皇帝宝座后，即对当时的“汉乐”进行了大量改制，对此，《宋书》记载： 文帝黄初二年，改汉《巴渝舞》日《昭武舞》，改宗庙《安世乐》日《正世乐》，《嘉至乐》日《迎灵乐》《武德乐》日《武颂乐》，《昭容乐》日《昭业乐》，《云翘舞》曰《凤翔舞》，《育命舞》曰《灵应舞》，《武德舞》日《武颂舞》，《文始舞》日《大韶舞》，《五行舞》日《五颂舞》，《文始舞》日《大韶舞》，《五行舞》日 《大武舞》。其众哥诗，多即前代之旧，唯魏国初建。使王粲改作登哥及《安世》、《巴渝诗》而已。 这则文献不仅记载了曹丕诏令改制“汉乐”的具体内容而且对王粲奉命作“哥诗”(登哥)的情况也进行了披露。在东汉建安与曹魏黄初时期，文人创作乐府诗是有条件限制的。而曹丕平时所接触之乐皆为朝庭之乐的便利条件，为曹丕创作乐府诗提供了最大的便利与可靠的保证。除了出征打仗外，曹氏父子三人大都生活于相府与宫室，终日投壶燕射，如云的乐工歌女，构成了其创作乐府诗的一架温床。 曹丕创作了大量的乐府诗，《乐府诗集》收录了22首。对于这位皇帝文学家，史书虽然记载了其“年八岁，能属文。有逸才，遂博贯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的天资聪敏，但他从小却是以贵公子的身份周旋于声色犬马之中的，并于18岁时娶甄氏为妻，之后就基本上在邺都的安乐窝里生活。这时的曹丕，于游乐宴游、倚翠偎红、斗鸡走马而言，几乎是无所不为，所以，即位前曹丕的诗赋等作品，主要述写的就是这种贵公子生活，其中又以游宴、两性相思最具典型性。诗与赋这两类文学样式，虽然均可对声色酒乐的享受生活作如实记录，但却不能配乐以唱，于是，属于韵文学范畴的乐府诗就自然成为了曹丕的首选。曹丕热衷于乐府诗的创作，不是因为乐府诗的繁荣与发展，而是因其享乐生活的需要。 二、“文气说” 曹丕论作者时，有一显著特点即“以气”论文。例如，他称徐干“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公干有逸气，但未道耳”，又评王粲“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典论·论文》又总论文与气的关系：“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文气说”，就是从《典论·论文》和《与吴质书》开始的。罗宗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写道：“文气说的提出，从理论上标志着我国文学思想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着眼于文学的外部联系转向了着眼于文学的内部规律、着眼于文学的特质。文气说的提出，标志着文学理论批评自觉时代的开始。”他充分肯定了曹丕提出“文气说”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上的重要意义。 曹丕论作家的“气”，主要指作者的个性气质而言。他认为，个性气质来自自然禀赋，“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他又认为，自然禀赋的不同气质，可以分为清与浊两大类。“凡万物生于天地之间，有美有恶。物何故美?清气之所生也。物何故恶?浊气之所施也”(《全晋文》卷五十四》)。清浊之分，是指气质之优劣，并不是指气质情性的不同特点。作家的气，主要是指气质情性，这正反映了经学束缚解除之后，处于变动不居中的思想领域普遍重视自我的倾向。重视体气、重视个性、重视感情气质等，都是重视自我的表现。气，在作者为气质情性，反映到文章中来，就是指一种表现出个性特征的感情气势、感情力量，是反映到文章中来的生命力。“文以气为主”，就是以感情气势、感情力量为主。不过，这种感情气势、感情力量由于作者气质情性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格调、不同的个性特征罢了。 《典论·论文》和《与吴质书》用“气”评论作家与汉末三国时期以“气”称述人的气质、才能的风气有关，兹举数例以说明之： 申屠蟠禀气玄妙，性敏心通。(《后汉书·申屠蟠传》载蔡邕语) (魏元丕)禀乾气之纯懿。(佚名《凉州刺史魏元丕碑》) (徐干)含元休之清明之气，持造化英哲之性。(佚名《(中论>序》) 周成王体上圣之休气。(曾丕《周成汉昭论》) (孙究)气志体懿。(孙权《诏孙虑假节开府治半州》) 以上诸例所谓玄妙之气、纯懿之气、精明之气、休气、 休懿之气等，都用以称道人物纯正美好的品格和高度的智慧等。 霍光怀沉勇之气。(嵇康《明胆论》) (毋丘兴)志气忠烈，临难不顾。(张既《表毋丘兴》) (龚德绪、王义疆)志壮气刚。(杨戏《季汉辅臣赞》) (徐邈)才博气猛。(《三国志·魏书·徐邈传》) 以上诸例所谓沉勇之气、忠烈之气、坚刚之气、猛气等都用以称道人物坚定果敢的品质、性格。这些材料说明在汉末三国时代，用“气”来解释人的品格、气质、才能、生理等已经相当普遍了。在曹丕所处的时代，人们已经开始用“气”来品评人物、说明与文有关的乐和言辞。正所谓：“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乎心，然后乐气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身。…‘乐气”、“气盛”都是以气言乐。郑玄还认为，不同的乐歌便有不同的气，它们各自适合于不同性质的听者。《乐记》载：“子赣见师乙而问焉，日：‘赐闻声歌各有宜也，如赐者宜何歌也?”’郑注：“声歌各宜，气顺性也。”东汉边让《章华台赋》有“音气发于丝竹之”之语。曹丕也曾用“清气”一语称赞乐声、歌声的美妙，其《善哉行》云：“长笛吐清气。”又云：“有美一人……善为乐方。哀弦微妙，清气含芳。”曹植《赠丁仪》：“秦筝发西声。…‘气”兼指秦地人民之“声”和乐声之“气”。之所以以“气”言乐，大约是因为乐与律的关系极为密切。奏乐须用律管调整音声，使之和谐。而古人认为十二律与天地阴阳之气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古代诗、歌、舞往往合为一体，因此所谓“乐气”，就是诗、乐、舞三者的统一。 以“气”形容言辞的如《三国志·吴书·张雇诸葛步传》载，周昭称张承“每升朝堂，循礼而动，辞气謇謇，罔不惟忠”，又称张昭“每朝见，辞气壮厉，义形于色”。同书《藏洪传》说藏洪盟誓“辞气慷慨，涕泣横下”。这些例子中“甚隘”、“鄙俗”、“謇謇”、“壮厉”、“慷慨”等都是形容言辞给听者留下的一种总的印象，这印象是由所说的内容和说话人的语气、态度等共同造成的。与“辞气”相近的还有“声气”一语。崔瑗《河间相张平子碑》称张衡“气声气芬芳”，是指其谈吐优雅。孔融称祢衡“飞辩聘辞，溢气忿涌”，是说谈论时滔滔不绝，应对不穷，有才智横溢、所向无敌之气概。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风气之下，曹丕又进而以“气”论文，提出“文以气为主”，并且以“气”评论作家。人们用“气”评论人物、说明乐与言辞时，其内容都较宽泛，是对人的一种总体印象而言的。曹丕所说的“气”和我们今天所说的某个作家的创作风格十分接近，是指一个作家由于体气和环境的不同所形成的风格特色。 三、“通才”论 《典论·论文》对于作家的评价日： 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文章的体裁不一样，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和要求，除了“通才”，一般作者各有其擅长与不擅长之处。而他们总是以己之所长，轻视人之所短。曹丕在论某个作家时，也常指出他们的优缺点及他们各自所擅长的文体。这种批评方法，与东汉以来盛行的人物品藻有相似的地方。应璩《百一诗》说“人材不能备，各有偏短长”，就是这种理论的内容之一。王充在《论衡·书解》中曰：“人有所优，固有所劣；人有所工，固有所拙。”刘邵撰《人物志》也反复强调此点，他系统深入地研讨人物的才性的鉴别使用，在《九徵》篇中，他广泛地分析了各种性格的长处和短处，如：“厉直刚毅，材在矫正，失在激讦。柔顺安恕，美在宽容，失在少决。…‘精良畏慎，善在恭谨，失在多疑。”“论辩理绎，能在释结，失在流宕”等。他将此种理论应用于政治领域，指出：“材能既殊，任政亦异。”人君的责任便是适当地使用那些偏材。曹操屡下取士无废偏短之令，所谓“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正是当时那种人才理论的实际运用。而《典论·论文_》、《与吴质书》指出“文非一体，鲜能备善”，则可以看作是此种理论在文学批评领域中的反映。曹丕曾写过《士品》一书，就充分说明了他受当时人物品评风气之影响，并且把这种品评的风气运用到文学批评中来。他对于当时人才偏至的现象十分明了。所以他说：“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他反对在文学批评上“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反对“贵远贱近，向声背实”，是比较公正和客观的态度。 四、文体论 《典论·论文》在论及文体时是这样说的：“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自东汉以来，各种文体得到了蓬勃发展，其中奏议之类公文的写作，是随着封建国家政治生活的发展而日益发达的。东汉时期还曾把考试章奏作为选举官吏的一项内容。安帝时胡广举孝廉至洛阳，试以章奏，为天下第一。应劭曾撰《汉朝议驳》三十卷，陈寿撰有《汉名臣奏事》三十卷(均见《隋书·经籍志》)，是有汉一代奏议的结集。曹丕认为此类经常用于朝廷军国大事的公文，其语言风格应该典雅。 东汉时期，社会上流传着两种风气。一是文士写作子书和论说文的风气，一是清谈高议、互相辩论的风气，这两种风气互相影响。扬雄仿《易》而作《太玄》、仿《论语》而作《法言》后，子书作者蜂起。桓谭《新论》、王充《论衡》、崔寰《政论)、应劭《风俗通》、哿晚《申鉴》、徐干《中论》、仲长统《昌言》、王符《潜夫论》等都是在这种风气影响下创作出来的。东汉末年以来的文人好辩论的风气，也深深影响了建安文人，当时，为表现自己的才能，文人们往往一见面就滔滔不绝，有时甚至是通宵达旦地谈论，如曹植有四言诗云：“高谈虚论，问彼道原。”(曹植《四言诗》)便反映了这一时期风气。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士子们写作书论的风气也很是盛行，曹丕认为“书论宜理”就是针对这一种风气而提出来的，这是对当时人们对于书论写作要求的高度概括。刘劭的《人物志·材理》将当时人们经常讨论的议题加以归纳，对于论者的性格差异进行了分析，他说：“夫辩有理胜，有辞胜。理胜者正白黑以广论，释微妙而通之。辞胜者破正理以求异，求异则正失矣。”又说：“善喻者以一言明数事。不善喻者百言不明一意……善难者务释事本，不善难者舍本而理末。舍本而理末则辞构矣。”刘劭这些话指出论辩当以理为主，不应仅以言辞求胜，不然就会枝蔓诡异，虽然主要是针对谈论而说的，但与写作书论的道理是相通的，曹丕提出“书论宜理”之主张，或许就是受这段话的启发。 碑诔之作至东汉大盛，当时出现了擅长作碑文的大家蔡邕。作碑铭之风既盛，谀墓之作也就大量涌现，蔡邕就曾说：“吾为人作铭，未尝不有惭容，唯为郭有道碑颂无愧耳。”(《世说新语·德行》注引《续汉书》)许多碑铭都是称颂死者的溢美之辞，这种风气与送葬的奢靡陋习结合在一起，被一些人认为是败坏风俗之举。据《宋书·礼志》记载，建安十年曹操曾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曹丕《典论·论文》中提出的“铭诔尚实”之说，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提出来的，含有憎恶碑铭失实之意。它是对此类作品内容方面提出的要求，同时也是要求作品应具有朴实而不求华辞的风格。 自东汉后期以来，人们作五言诗的风气日盛、诗歌语言日趋华丽，相对于《诗经》较为质朴的风格而言，当时五言诗从民间进入文人创作领域后，逐步趋于讲究词藻，追求华丽。曹丕、曹植的创作就体现了这一风尚。《典论·论文》“诗赋欲丽”的说法反映了当时人的看法。 五、文章的价值和作用论 《典论·论文》云：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把各种文章称为“经国之大业”，充分肯定了文章在国家制度中的重要价值和作用。在古代，各种应用性文章，如诏、策、章、表、奏、议等文体使用都非常频繁。盟誓为外交场合使用；檄文系战争时期所用；赋、颂用以褒赞功德，赋还可用于讽谏；某些重要人物逝世，文人们竞相作诔，甚至“连珠”之类杂文体，也经常被使用。每当封禅的时候，文人们也是竞相创作诗赋，这充分说明文章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作用，难怪曹丕称文章为“经国之大业”。 从文章创作对个人的作用来说，它又是“不朽之盛事”。除《典论·论文》所引相关文字之外，《与王朗书》亦云： 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 他编撰自己的《典论》和诗赋，并且抄写赠与孙权、张昭。春秋时即有立言不朽之说。自扬雄以后，著书以求不朽的风气相当普遍，只不过大多数是那些地位不高，政治上不甚得意的文士，藉著书以求不朽。曹丕拥有较高的政治地位，为了表现自己的文才，也欲通过著书以求不朽，这是相当可贵的。他创作了表现真情实感的赋作如《离居》、《感离》、《永思》、《出妇》、《悼夭》、《寡妇》、《感物》、《哀己》，咏物者如《弹棋》、《迷迭》、《玛瑙勒》、《车渠》、《槐》、《柳》、《茑》，共占一半以上，另有一些叙行旅或者赋登临的赋大多属于抒情小赋，较少政治意义，更多的是抒发自己心中的真实情感，写自己日常生活和情感。 综上所述，曹丕在建安文坛上具有重要地位，他重视乐府诗歌的创作，他在乐府诗中抒发自己的真实情感，这与他的宫庭生活有关。当时的社会现实，促使他关注社会民生，写出了不少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他提出了具有开创性的文学思想观点，如“文气说”的提出和对文章作用的高度评价，表现出他卓越的文学创作才能和独特的文学思想，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上写上了重重的一笔，对后世作家的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曹植对五言诗的发展创新有语言形象性增强、层次审美取向定型、手法多样，有机融合。
曹植常以植物作为比喻象征物。在《赠白马王彪》中，” 转蓬”象征在外漂泊的游子征，以”浮萍”象征身世飘零、无依无靠的愁妇。虽咏征夫愁妇的悲叹，却暗喻自己漂泊在外的身世，寄寓自己怀才不遇的忧愤，引人以丰富深刻的想象。
尤其《弃妇诗》，诗人悲歌绝唱道： “石榴植前庭，绿叶摇缥青。丹华灼烈烈，璀采有光荣。光荣晔流离，可以处淑灵。有鸟飞来集，拊翼以悲鸣。悲鸣夫何为？丹华实不成。”
通篇咏石榴，但深刻丰富的意蕴无不见于言外：美丽的石榴花可喻美女秀色可餐的容颜，石榴华而不实不就象征美女因无子而遭遗弃的悲惨命运？再进一步探究：个人的遭遇，世事的艰辛，人生的思考，情感的悲慨无不寓于其中。
由此可见，曹植笔下的人、事、物、景等的描绘，不在其本身而在其所负载的人生 意义，诗人对自己、对民族、乃至人类命运的思考和担忧。这也就是古代文论中所谓的审美意象。
曹植对五言诗的影响：
曹植是第一位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文人。他现存诗歌九十余首，其中有六十多首是五言诗。他的诗歌，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深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远的情调。
曹植的诗又有自己鲜明独特的风格，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这是一个时代的事业，却通过了曹植才获得完成”。
曹操改造了五言乐府，首开慷慨悲壮的五言诗风，曹丕增强了五言诗的抒情性，促进了五言诗华丽风格的形成，曹植巩固了五言诗的地位，创造了诸多五言诗的体类，对后世专类诗的出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曹植在诗歌艺术上有很多创新发展。特别是在五言诗的创作上贡献尤大。首先，汉乐府古辞多以叙事为主，至《古诗十九首》，抒情成分才在作品中占重要地位。
曹植发展了这种趋向，把抒情和叙事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五言诗既能描写复杂的事态变化，又能表达曲折的心理感受，大大丰富了它的艺术功能。
他现存诗歌九十余首，其中有六十多首是五言诗。他的诗歌，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深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远的情调。曹植的诗又有自己鲜明独特的风格，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
他在两晋南北朝时期，被推尊到文章典范的地位。其代表作有《洛神赋》《白马篇》《七哀诗》等。后人因其文学上的造诣而将他与曹操、曹丕合称为“三曹”。其诗以笔力雄健和词采华美见长，留有集三十卷，已佚，今存《曹子建集》为宋人所编。
曹植的散文同样亦具有“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的特色，加上其品种的丰富多样，使他在这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南朝宋文学家谢灵运有“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的评价。文学批评家钟嵘亦赞曹植“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
并在《诗品》中把他列为品第最高的诗人。王士祯尝论汉魏以来二千年间诗家堪称“仙才”者，曹植、李白、苏轼三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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