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东南飞国内外研究论文

选择其中一点，比如两人为了爱情最后双双殉情，其中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同之处。但这个角度恐怕别人也能想到，选择一个自己最熟悉，最有写头的地方下笔，会比较顺手且比较容易出彩。但现在才开始准备论文，时间好像不是太充分了。

因为是叙事诗，不但有人物，作者还以白描的手法极其生动地刻画了人物的性格。从现在的内容看来，这首长诗在它出世以后似乎经过一个时期的传唱，人物的性格正是在传唱过程中逐渐地丰富起来的，因而每一个人物身上都渗透着劳动人民的感情。这种感情不仅表现为爱憎分明，而且显示了铢 式称。作者否定了一切应该否定的东西，也肯定了一切应该肯定的东西，然而无论是否定或者肯定，都不是遵循一个简单的公式，而是通过复杂的和具体的描写，暗示人物的社会地位和个性特点，给予他们以恰如其分的评价。从作者所把握的生活深度而论，不能不说，这是现实主义艺术创造在我国古典文学中一个杰出的范例。 试以焦仲卿、刘兰芝两人为例。仲卿出身于官宦人家，自己又在太守府里作史，虽然职阶卑微，但在严格的门阀社会里已经具有被“品”的资格，所以他母亲说：“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将来还要凭借靠山飞黄腾达。很显然，他是笼子里长大的金丝鸟，养成了拘谨懦弱的个性，一个比较善良的白面书生。作者基本上肯定他的斗争，但描写时却又紧紧地扣住了他的特点——人物经历和性格上的特点。仲卿是深爱妻子的，当他知道母亲要驱逐兰芝的时候，先是婉“启”，继是“跪告”，等到母亲“槌床便大怒”，他就“默无声”的退了出来，回到自己房里，对着兰芝“便咽不能语”，说什么“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一面劝兰芝低声下气，暂回娘家，约定将来再去接她，但他其实只有一点幻想的期待，并无什么实际办法。兰芝被逼将嫁，他声言要独个儿自杀，甚至还把这个计划去告诉自己的母亲；兰芝死后，以他爱兰芝之深，终于以身殉情，作者写他在“庭树下”“徘徊”了一阵，然后上吊，活活地画出了这个怯弱的书生的性格和面貌。 兰芝便和他不同。尽管诗篇以古典作品特别是民间文学里惯用的夸张的笔法，描写了她的知书达理，描写了她的妆奁和打扮，但在门阀社会里，“生小出野里”就说明她的家世还不入“九品中正”之眼。她是一个在小康人家生长起来的有主见的女子，美丽、聪敏、能干，虽然作者也极力写她的善良和温顺，但在善良和温顺中别有一种掩盖不住的具有反抗意味的刚性——人民想象中的被压迫者自觉意识的一种原始形态。这种刚性不一定要从焦母所说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上去理解，而是更广泛地散布在兰芝的全部行动细节里。当她明白了焦母的意图以后，不等对方开口，便自请：“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仲卿对着她哭不成声，一筹莫展，她便说：“勿复重纷纭。”劝她暂回娘家，再图后会，她便说：“何言复来还 !” 她看清问题，明白自己所处的环境，表现了一个普通人的人格的尊严。不过作者也不是简单地片面地处理这一点。兰芝了解仲卿的性格，然而她爱仲卿，也知道仲卿爱她。儿女深情使她对冷酷的现实仍然不得不抱着一点幻想，仲卿和她告别，她这样叮咛： “ 君既若见录，不久望君来。 ” 这是在具体条件下必然会产生的她的惟一的希望。县令差人做媒，她这样婉拒： “ 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 ” 最后她哥哥说出了 “ 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 ” ，刚性又立刻占据了兰芝的灵魂，处于弱者和被压迫者地位的那种凛不可犯的尊严感在她心底升华，她决定以生命来表示最后的抗议，所以 “ 仰头 ” 回答，很快应允了。 离开焦家的时候，拜母别姑，她的态度是十分从容的；再嫁期定的时候，裁衣作裳，她的态度是十分从容的；乃至最后“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也不表示一点迟疑和犹豫。她从来没有向环境低头。很难考查有多少人在传唱过程中丰富了刘兰芝的性格，然而这的确是一个弱者和被压迫者光辉人格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最美的表现。环境的残酷和转变提高了人物的精神。作者以朴素的描写，将细节一丝一缕地扣入行动，使作品在真实的基础上产生了追魂摄魄的感染力——诗的感染力。 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不但不“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作为古代民间文学伟大的诗篇之一，《孔雀东南飞》以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不仅暴露了封建门阀统治的罪恶，而且远为深广地记录了一千七百年前人民的真实的感情。它是艺苑的奇花，也是历史的镜子。焦母是制造焦仲卿和刘兰芝爱情悲剧的始作俑者。她对媳妇的不容的理由历来是争论不休的话题。古来妇女有“七去”之说:不顺父母去；淫去；无子去；有恶疾去；多言去；妒去；窃盗去。窃盗、多言、妒意、有恶疾几点未见任何交代。无子似乎也是一说，但是古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在乡间七姑八婆之间这样的事情应该是到处传扬的，县令和太守没有理由不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求亲的行为证明这一说是毫无根据的。剩下的唯有“不顺父母”这一点，文中焦母说媳妇“举动自专由”指责媳妇自作主张应该被视为对婆婆的不够尊重。但是刘兰芝是否真如焦母所言，值得怀疑：刘兰芝在被谴之后跟婆婆告别还惦记婆婆在家里的辛劳，和小姑的“泣别”毫无疑问证明刘兰芝的涵养和孝顺，可见焦母的理由只是自我的一种感觉。 焦母说刘兰芝“此妇无礼节”，甚至说焦仲卿和刘兰芝之间有贵贱之分，告诉焦仲卿“贵贱情何薄”，刘兰芝也自称“生小出野里”，从字面上肤浅的理解似乎焦母逼迫儿子休掉媳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媳妇比较有主见，并且出身卑微，和焦仲卿的官员身份不够相配。但是有两点可以证明这个理由难以立脚：一是下文县令和太守的家世很明显比“庐江府小吏”要显赫得多，既然他们能为自己的公子向刘兰芝求婚，证明刘兰芝的家世并非真正的“野里”，二是文中对刘兰芝的聪明能干和多才多艺的描写可以看出刘兰芝琴棋书画兼之女工的家庭教养远非普通乡野村妇所能比拟，也从侧面证明文中并未明叙的家世很难和乡野划上等号。 由此可见，焦母对刘兰芝的诋毁纯粹属于心理的异常反应，刘兰芝的所有进退表现可圈可点，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被遣的理由，恰恰从另一侧面证明焦仲卿对刘兰芝这样一个个性鲜明贤惠的女子爱的如痴如醉爱的理所当然。 有一点很值得注意就是对刘兰芝的家世的仅有的上述交代是通过焦母和刘兰芝的语言来表现。那么在具体的语境中说话人的身份、心理和性格对于说话人的语言习惯是有至关的影响的。 传统的中国文化是一种农耕文化，“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并必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为静定不舍。”农业耕作只需要居所周围几亩地就可以维持生计的生活方式影响了这种农耕文化的性格表现出内敛、谦逊的性格基调。国人这种自谦的表现古往今来生活中比比皆是，如果把刘兰芝对自己家世的这种介绍当作真实显见是种笑谈。 焦母历来被评论家视为一个专横的人物形象，姑且不论她为何对媳妇拒之千里之外，单单从她前后的语言和行为描写也可以看出作者对人物形象刻画的丰满。在逼迫儿子休掉媳妇的时候，她质问“小子”“何敢助妇语？”的语气的确淋漓尽致表现其封建家长的专横；但当儿子听到媳妇宁死不从再婚的消息决意同赴黄泉的时候泪如雨下，也真切表现一个母亲对儿子的真挚血肉亲情，可见在作者笔下，焦母虽然专横却也非冷血动物无情无义，摒弃了那种单一教条的人物形象刻画方式。作者简单的前后对比刻画一个性格鲜明形象丰满的专横母亲形象。切不可单纯把焦母片面强调其专横而对其本身的丰富的人性视而不见。 其次，对人物的性格分析还要考虑时代社会背景社会心理：按照心理学的观点，人的心理性格常态除了遗传因素之外，非智力因素最关键的是社会环境的熏陶和感染。每一个时代的人物都闪烁时代的印记。我们解构文学作品触摸主人公心理的时候，必须考虑到人物所处社会时代的风俗和必要的时代思想对其的影响。尤其是人物的行为的分析不考虑社会背景造成的分析就难以认同和理解。以《孔》文中刘兰芝兄长（下称刘兄）为例：教参上给刘兄性格定义为：“见利忘义、自私、凶狠”；同时又说“‘其往欲何云’用疑问语气表示坚决，可见刘兄还是有点修养的人”，教参这两种说法本身就是自相矛盾。按照字典的解释，“自私”是指“只顾自己的利益不顾他人”“凶狠”是指“（性情、行为）凶恶狠毒”。兄长极力规劝自己妹妹嫁给太守的儿子，固然可以说攀上一门高亲，对家庭生活有某种现实利益，但是从兄长的“怅然”的感觉，以及他用“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的比较来质问妹妹“其往欲何云？”尽管语气比较强硬，但是还是夹杂商量和劝导的口吻，可见他的思想比较功利，有自私的成色，以及这种长兄为父的家长口吻中透露的急躁性格，但说成“狠毒”似乎有点过火。并且，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关心妹妹的婚事本身也未必就不能说成为兄对妹妹的一点兄妹之情，毕竟自己妹妹一个人守寡的煎熬也是一个现实困惑。何况开始县令给儿子提亲的时候，刘兄是没有很着急露面逼迫妹妹赶紧出嫁。尽管可能其中很大程度包含出于自己家族攀亲带故的自私的心理，但是实际上拒绝太守家的提亲是一件比较棘手的事情，况且依照刘兰芝的通情达理和聪明，一定也明了这个处境，因此不让自己的兄长左右为难。 有一种说法认为刘兄之所以如此暴躁，还因为刘兰芝被休给家族带来的耻辱，但是据西汉的典籍记载西汉虽然从道德上否定妇女再嫁，但是当时的成文法律没有明确地限制妇女再嫁。而实际生活中，妇女再婚的现象屡见不鲜。光武帝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守寡后，看上了有妇之夫宋弘，光武帝亲自替她作说客。东汉末年的著名文学家，蔡邕之女蔡琰（蔡文姬），先嫁河东卫中道、被掳入匈奴后与左贤王成亲，并生有子女，归汉后又嫁与董祀，先后改嫁两次。这样的身世并没有成为她一生的污点，相反她由于传奇的经历和文学上的才华被南朝人范晔收入了《后汉书•列女传》，这在一千多年之后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此从这个层面上说这些史料翔实证明妹妹被休在家然后改嫁的所谓不光彩也并非很严重。 妹妹被休，脸上就算没有什么光彩；但是兰芝回来时兄长可以默不作声，推却县令家婚事可以沉默不语足见至少刘兄还是很有耐心和涵养，也能理解妹妹的处境，如果真是狠毒自私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恐怕在妹妹刚刚被休就会暴跳如雷。如果刘兄真是“阴险狠毒”只能说他认为县令的公子还不够他所攀的对象，等待更高贵的婚事。但刘兄要能预计到太守一定能来提亲，那就不仅“颇有心计”而且简直是神算。 第三，文学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不是完全等同的。 人物的创造有时未必是真实的，其创造全在乎作者，被创造的人物也因社会文化或作者的意识形态而有所不同，另一方面语言风格的使用也有关。心理学的观点，将理想加以营造成幻化世界，是满足内心的愿望，达到自己构思预设的审美的目的。《孔》文中刘兰芝的悲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如果说刘兰芝是一个反抗者的形象，焦家摧残她，那么她“心中常悲苦”，可还要留在焦家。试问这是反抗，还是殉葬？ 既然是焦家休掉了，且焦“家妇难为”，那么，“窈窕世无双”的县令五郎，与“娇逸未有婚”的郡守公子，为什么不可以考虑？为什么不有效利用自己的权益，反而自觉自愿地带上“从一而终”的枷锁，难道这就是她的反抗么？在本质上恐怕有点儿祥林嫂拒绝贺老六之嫌，实不足称道，只暴露了自身的幼稚、愚昧，没有自我。虽有种悲壮美，但在读者心里实在掀不起什么风浪，虽有人慕其名而专一拜读，至多不过“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鲁迅《祝福》） 刘兰芝才、德、貌三全齐美，温柔、贤惠、谦逊、聪明能干、多才多艺……这样完美女子生活中凤毛麟角，婆婆为何要一意休她？刘兰芝和焦仲卿如此坚贞不渝，有何生活基础？既无生死考验在前，何以结成生死之谊？又无恩爱的生活背景，何来忠贞不渝的爱情？林觉民的《与妻书》之所以感人至深，其中生动真挚的细节描写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孔雀东南飞》里差不多连一个欢愉的细节都没有，所以刘、焦二人的坚贞不渝实在让人难以认同。既然焦仲卿是个孝顺的儿子，可以顺从母亲休掉完美的妻子，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他能舍弃母亲和心爱的女子共赴黄泉呢？这种坚定的信念和性格究竟因何而生？结局两人合葬更是难以成真，要让诗里所描绘的专横的封建家长在棺材面前落泪实在比登天容易不了多少。如果非要给这三个问题一个回答，只能有一个，那就是古代劳动人民的爱憎分明以及对纯朴美好的愿望。所以有些疑惑也就不必寻根究底探个究竟。关键是每一位读者能够领悟到作者在字里行间体会到作者刻画的良苦用心，慰藉于作者美好的祝福与闪耀的理想的光辉。 这种对作品中人物的心理分析其实是读者自性的一面镜子，涵盖着自己的梦想与深远的无意识。它是一种实践，一种自我心性发展的实践，也是一种不断的努力，是一种人生的追求。这实践的意义更是需要我们的切身体验。其中包含着自性化体验与天人合一的理想，其意义与价值也就包含在这典型人物的性格分析的努力与追求之中。 婆媳关系，自古就一言难尽，汉乐府《孔雀东南飞》之所以能以劳燕分飞的悲剧流传千年，就因为有了焦母这个恶婆婆。为什么把普通甚至是很好的女人分别放在婆婆与媳妇的位置上，世间就几千年都无法消掩婆媳关系这种你死我活的拚却和至死都不能释怀的悲屈呢？ 女主人公刘兰芝美丽、聪明、勤劳，知书达礼。 “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 随着故事的展开，这种印象不断得到充实和加强。如“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表现了她出众的美丽，下文里写县令、太守纷纷派人到她家求亲也从侧面表现了她的美貌远近皆知。又如“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朝成绣夹裙，晚成单罗衫”等，表现了她的勤劳、能干。她向焦母辞行时，虽然对焦母不无怨言，可最后还是说“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与小姑子告别时，则说“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温柔的话语里，见出她的善良、懂礼。 兰芝忠于爱情，不为荣华所动。仲卿送她回家，两人告别时，她自比“纫如丝”的“蒲苇”，将仲卿比作“无转移”的磐石，以此表白她忠于爱情的心意，后来她确实做到了。回到娘家后，县令、太守两家先后来求亲，都不能令她动心。最后在拒婚不成的情况下，以死捍卫了她与仲卿的爱情。 同时，兰芝身上还有很可贵的一点，就是不卑不亢，头脑清醒，行动坚决。诗前小序里说她“为仲卿母所遣”，而诗歌的一开头写她主动提出离开焦家。当然，她不会无缘无故地让焦母将她“遣”回娘家，很可能是焦母长期的百般挑剔，让她认识到焦母根本不喜欢自己，自己无论怎样努力都不会博得她的欢心，甚或是焦母近来脾气愈加坏，已经向兰芝暗示或明说她不愿再让她做儿媳妇。可是，从诗歌一开头兰芝向焦仲卿提出请求的话语看来，完全是她不堪忍受焦母的无理指责而主动要求回娘家的口吻。这是长期忍让、顺从后的爆发，她的话里有委屈、不满，又坚决有力，毫无伪饰。后来焦母也对仲卿说“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虽然焦母对兰芝的评价不免是偏颇之词，但也透露出兰芝确实不是低眉顺眼、任人摆布的小媳妇。兰芝向焦母作别时说，“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同样让读者隐隐体会到兰芝不是一个标准的封建时代儿媳妇的形象。后来面对兄长的逼嫁，兰芝更进一步表现出清醒、坚决而不露声色的性格特征。 《孔雀东南飞》的作者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 儒家思想逐渐显露出它的反人性、反感性的一面，封建伦理道德思想正日渐束缚和禁锢人心，显示出它吃人的丑恶嘴脸。《孔雀东南飞》中婆母的虐待（顺从公婆是对中国妇女最基本的要求），焦仲卿对他母亲的消极顺从（顺从父母是对中国男子最基本的要求）和在这种顺从中表现出来的对其妻被弃命运的某种程度的漠然，母家兄长的推诿敷衍（中国女性没有继承父母财产的权利，女子被休或嫁不出是自己父兄的耻辱）等等，都表明这不仅仅是焦仲卿妻个人的悲剧命运的反映，更是中国妇女在中国社会关系中的悲剧地位的反映。

孔雀东南飞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与北朝的《木兰诗》并称“乐府双璧”。取材于东汉献帝年间发生在庐江郡（治舒县，汉末迁皖县，均在今安徽境内）的一桩婚姻悲剧。 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南朝陈代徐陵（507-583）编《玉台新咏》卷一，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乐府诗集》载入“杂曲歌辞”，题为《焦仲卿妻》。现今一般取此诗的首句作为篇名。《孔雀东南飞》原为建安时期的民间创作，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可能经过后人的修饰。《孔雀东南飞》赏析 《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玉台新咏》，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诗前有序文：“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没水而死。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这是一曲基于事实而形于吟咏的悲歌。其中，主人公刘兰芝、焦仲卿之死，表面上看来，是由于凶悍的焦母和势利的刘兄逼迫的结果。事实上，焦母、刘兄同样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因为焦母、刘兄的本意，并不想害死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妹妹。这从刘、焦死后，“两家求合葬”这样后悔不及的举动可以看出。——尽管这是他们对刘兰芝、焦仲卿生死不渝爱情的晚到的认可与祝福。他们主观上的出发点虽有利己的打算，但也有把维护自己亲人的终身幸福与自己的利益统一起来的愿望。焦母刘兄是要在自己与焦仲卿、刘兰芝的利益之间找到一块平衡的绿地而共处。然而，他们没有成功。这里，问题的深刻性在于：刘兰芝、焦仲卿毕竟是直接通过他们的手被害死了。焦母、刘兄同时又成了封礼教的帮凶。这种不以个别人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力量，正是当时封建制度罪恶本质的必然反映。 刘焦之死在当时有必然性。因为他们面临的抉择只有两种可能：或者向焦母刘兄屈服，违背自己的爱情誓约；或者以一死来维护两人的爱情誓约。刘、焦不可能随心所欲地造反第三个可能。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条件并不是他们自己选定的，而是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刘、焦之死，固然有外来的压力，但也有其内在的原因。这原因就是他们自身的思想也不能摆脱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意识形态。《礼记·本命》中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焦母迫害刘兰芝用的是第一条。《礼记》中还规定：“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焦母压制焦仲卿用的就是孝顺这一条。刘兰芝回娘家后，也遭到家长制的威压。那么刘兰芝、焦仲卿是不是从根本上反对这些封建教条呢？没有。刘、焦两人所反复辩解的是他们并没有违反这些封建规范。他们的认识不能不受时代的局限。刘兰芝、焦母刘兄则以为坚守这些封建教条才能真正维护自己和亲人的幸福。显然，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焦母、刘兄是强者，而刘兰芝、焦仲卿注定是被吞食的弱者。他们并不是处于打倒孔字店的五四时期，而是处于中国地主阶级还有着远大前途，封建制度正处上升时期的东汉末年。刘兰芝、焦仲卿的抗争只是一种自身合理的人性要求同违背这些要求的封建礼教之间的一种不自觉而且没有出路的冲突。因此，他们的死，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能实现的产物。他们的死，是对封建礼教罪恶本质的控诉。思想上的局限，并不能转移或否定实践意义上的客观作用。刘兰芝、焦仲卿不愧是封建礼教的早期叛逆者，因为他们没有逆来顺受地屈从。死与屈从，都是封建礼教对他俩的毁灭。但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毁灭。如果他们屈从了，那么虽然他俩的肉体还活着，但他们的灵魂、他们的爱情理想却不复存在了。而死，却表现了他俩为坚持爱情理想而作的抗争，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赢得后世人民对他俩的同情与尊敬，成为后代粉碎封建枷锁的精神鼓舞。所以，刘、焦之死，已冲破个别人、个别家庭的狭小范围而具有了重大的典型意义，揭出了极其普遍的社会问题。《孔雀东南飞》的重大思想价值在于：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就形象地用刘兰芝、焦仲卿两人殉情而死的家庭悲剧，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热情歌颂了刘兰芝、焦仲卿夫妇忠于爱情、反抗压迫的叛逆精神，直接寄托了人民群众对爱情婚姻自由的热烈向往。 通过有个性的人物对话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是《孔雀东南飞》最大的艺术成就。全诗“共一千七百八十五字，古今第一首长诗也。淋淋漓漓，反反复复，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古诗源》卷四，沈德潜按语）。在贯穿全篇的对话中，可以看到，刘兰芝对仲卿、对焦母、对小姑、对自己的哥哥和母亲讲话时的态度与语气各不相同，正是在这种不同中可以感受到她那勤劳、善良、备受压迫而又富于反抗精神的外柔内刚的个性。同样的，在焦仲卿各种不同场合的话语中，也可以感受到他那忠于爱情、明辨是非但又迫于母亲威逼的诚正而软弱、但又有发展的性格。诗中写到兰芝与仲卿死前，兰芝假意同意再嫁，仲卿见兰芝后回家与母亲诀别，他俩这时的话语，非常切合各自的身份与处境。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曾作过这样细致的分析：“兰芝不白母而府吏白母者，女之于母，子之于母，情固不同。女从夫者也，又恐母防之，且母有兄在，可死也。子之与妻，孰与母重？且子死母何依，能无白乎？同死者，情也。彼此不负，女以死偿，安得不以死？彼此时，母即悔而迎女，犹可两俱无死也。然度母终不肯迎女，死终不可以已，故白母之言亦有异者，儿今冥冥四语明言之矣，今日风寒命如山石，又不甚了了，亦恐母觉而防我也。府吏白母而母不防者，女之去久矣。他日不死而今日何为独死？不过谓此怨怼之言，未必实耳。故漫以东家女答之，且用相慰。然府吏白母，不言女将改适，不言女亦欲死，盖度母之性，必不肯改而迎女，而徒露真情，则防我不得死故也。”试想，兰芝如果直说要死，这个弱女子势必会遭到暴力的约束，被强迫成婚。而仲卿的情况自然与兰芝不同，诚如上述引文的分析。又如：“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于此可立见焦母的蛮横：“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由此可见刘兄的势利。即使次要人物如媒人、府君的简短对话，也各各符合其人的身份、特点。诗中，简洁的人物行动刻划，有助于形象的鲜明；精炼的抒情性穿插，增强了行文的情韵。“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写出了刘兰芝离开焦家时的矛盾心情。欲曙即起，表示她不愿在焦家生活的决心，严妆辞婆是她对焦母的抗议与示威。打扮时的事事四五通，表示了她对焦仲卿的爱，欲去又不忍遽去的微妙心理。“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姑嫂关系不易相处，兰芝与小姑关系融洽，正表现了她的懂礼仪、易相处。这同焦母的不容恰成对照。另外，辞焦母不落泪，而辞小姑落泪，也可见兰芝的倔强。焦仲卿的形象刻划也是如此，他送兰芝到大道口，“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表现了一片真情。闻知兰芝要成婚，“未至二三里，摧藏马悲哀”，诗篇用马悲渲染衬托他内心的强烈痛苦。临死前“长叹空房中”、“转头向户里”，对母亲还有所顾念，这里愈见他的诚正与善良。在整篇诗中，类似上述的动作刻划还有一些，笔墨虽不多，却极精粹。兰芝死时，一无反顾，“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仲卿死时，顾念老母，“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这些不同的动作细节，都切合各自的性格与处境。同样是母亲，焦母“捶床便大怒”的泼辣，刘母见兰芝回家时惊异而“大拊掌”的温和，对性格的描绘来说寥寥几笔已极传神。抒情性穿插较之动作刻划更少，但也是成功之笔“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兰芝和仲卿第一次分手时，作者情不自禁的感叹，增添了悲剧气氛。“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这画龙点睛的穿插，更激起了人们对焦、刘遭遇的同情。即使那教训式的全诗结尾，也带有浓重的抒情意味，充满了作者的同情与期望。这些水到渠成、不着痕迹的抒情性穿插，对人物形象的塑具有锦上添花的妙用，增加了全诗的感情色彩。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诗比兴手法和浪漫色彩的运用，对形象的塑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者的感情与思想的倾向性通过这种艺术方法鲜明地表现了出来。诗篇开头，“也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是“兴”的手法，用以兴起刘兰芝、焦仲卿彼此顾恋之情，布置了全篇的气氛。最后一段，在刘、焦合葬的墓地，松柏、梧桐枝枝叶叶覆盖相交，鸳鸯在其中双双日夕和鸣，通宵达旦。这既象征了刘焦夫妇不朽，又象征了他们永恒的悲愤与控告。由现实的双双合葬的形象，到象征永恒的爱情与幸福的松柏、鸳鸯的形象，表现了人民群众对未来自由幸福必然到来的信念，这是刘焦形象的浪漫主义发展，闪现出无比灿烂的理想光辉，使全诗起了质的飞跃。 《孔雀东南飞》结构完整、紧凑、细密。其情节的组织，采取双线交替推进的方式。其中，一条线索由刘兰芝、焦夫 焦母刘兄之间展开。这是一场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仲卿求母一段，是第一次冲突，刻画了焦母的专横和仲卿的软弱。兰芝辞婆一段，是第二次冲突，反映了焦母的无情和兰芝的斗争。兰芝拒婚，是第三次冲突，在兰芝与其兄之间展开，突出了兰芝宝贵不能淫的坚贞品格及其兄的卑鄙。仲卿别母一段，写出了阿母的顽固与仲卿的守约。这四次冲突，一次比一次激烈，直至双双殉情。特别是主角兰芝，她的坚决抗争，影响与决定了仲卿的态度与斗争。 兰芝与仲卿的感情纠葛是在上述矛盾冲突的基础上展开的。第一段兰芝的诉苦，表现了她对仲卿的信赖，也交代了矛盾冲突的背景。仲卿求母失败，刘、焦之间的话别，反映了仲卿的不舍、兰芝的温情。第二次冲突兰芝辞婆后，仲卿的送别，充分抒写了他们夫妇之间的真挚感情。第三次冲突兰芝拒婚一段，仲卿的怨怼，兰芝的表白，他们之间的诀别，淋漓尽致地刻画了生死不渝的爱情。由此可见，上述两条线索，有主有从，互为因果，交替发展，完整紧凑地完成了故事的叙述、人物命运的交代。 此诗在结构上的细密还表现在呼应映衬上。《采菽堂古诗选》曾指出：“凡长篇不可不频频照应，不则散漫。篇中如十三织素云云、吾今且赴府云云、磐石蒲苇云云及鸡鸣之于牛马嘶，前后两默无声，皆是照应法。然用之浑然，初无形迹故佳。乃神化于法度者。”诗中在不同场合中两次出现的蒲苇磐石的比喻，的确加深了读者对刘焦夫妇爱情坚贞的认识，也加强了阅读这篇作品时浑然一体的感觉。此外，兰芝别仲卿时对其兄“性行暴如雷”的担忧，焦母“东家美女”的引诱，也在诗中有暗伏、有照应，显示了结构上的精细和诗思的缜密。 《孔雀东南飞》细针密线的结构特色，得力于繁简得当的剪裁。刘兰芝、焦仲卿的故事，头绪纷繁，若不加剪裁，使之集中，就会散漫无所所归统。清代诗评家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评道：“作诗贵剪裁。入手若叙两家家势，末段若叙两家如何悲恸，岂不冗漫拖沓？故竟以一二语了之。极长诗中具有剪裁也。”《采菽堂古诗选》看法更深入：“两家闻二人之死，仓皇悲恸、各怀悔恨，必有一番情事。然再写则沓拖，故直言求合葬，文势紧峭，乃知通篇之缕缕无一闲语也。前此不写两家家势，不重其家势也。后此不写两家仓皇、不重其仓皇也。最无谓语而可以写神者，谓之不闲；若不可少，而不关篇中意者，谓之闲。于此可悟裁剪法也。”裁剪中最易引人误入迷途的就是这些所谓若不可少却不关篇意的材料。其实，一些表面看来必不可少的材料，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材料和最需花费笔墨的材料。有些只需略作交待就行了，如诗中两家家势、死后家人悲恸后悔等等。这里，关键是抓住“篇中意”对诗材加以选择，组织，突出主要线索、主要情意。 诗中对详写部份的处理是极为出色的。仲卿求母失败，刘焦之间话别，兰芝辞婆和太守迎亲等，都是浓笔重彩的段落。这些段落在整个长诗中都是直接关系到刘焦爱情悲剧的关键内容，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感情的渲泄，对题意的显示都起着极重要的作用。更妙的是，这样的浓笔重彩，在全诗自然、朴实、流畅的基本风格中，起到了丰富色彩的作用，使整个描述的节奏疏密有致，快慢有度。沈德潜的这段评语具有真知灼见：“长篇诗若平平叙去，恐无色泽。中间须点染华缛，五色陆离，使读者心目俱炫。如篇中新妇出门时‘妾有绣罗襦’一段，太守择日后，‘青雀白鹄舫’一段是也。”

1,<<孔雀东南飞>>是汉代乐府民歌中最杰出的长篇叙事诗,与<<木兰词>>并为乐府双壁.2,《孔雀东南飞》，汉乐府诗篇名，因其首句为“孔雀东南飞”，故名。最早见陈代徐陵《玉台新咏》，题名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全诗一千七百多字，是保存下来的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首长篇叙事诗。它通过焦仲卿、刘兰芝的婚姻悲剧。有力地揭露了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罪恶，同时热烈歌颂了兰芝夫妇为了忠于爱情宁死不屈地反抗封建恶势力的斗争精神。《孔雀东南飞》艺术成就较高，成功地塑造了几个鲜明的人物形象，通过这些来表现反封建礼教的主题思想。全诗语言朴素通畅，叙事中兼有浓厚抒情，描写上铺张排比，是当时五言叙事诗的代表作品。 3,婆婆善待媳妇,媳妇孝顺婆婆

《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被称为“乐府双璧” “乐府双璧” 即《木兰诗》和《孔雀东南飞》的喻称。《木兰诗》又名《木兰辞》，是北朝民歌；《孔雀东南飞》又名《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是古乐府民歌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保存下来的最早的一首长篇叙事诗。 《木兰诗》，北朝民歌，也是我国古典诗歌中不可多得的优秀叙事长诗之一，选自宋代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长达三百余字。内容写少女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塑造了一个奔赴疆场、屡立战功而又不失劳动人民本色的女英雄形象。这种艺术形象，打破了“女不如男”的封建传统观念。它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诗篇。诗的语言丰富多采，有朴素自然的口语，有精妙工整的律句。句型或整或散、长短错落，排句的反复咏叹，譬喻的新颖出奇，都加强了诗的音乐性和表现力。 《孔雀东南飞》，汉乐府诗篇名，因其首句为“孔雀东南飞”，故名。最早见陈代徐陵《玉台新咏》，题名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全诗一千七百多字，是保存下来的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首长篇叙事诗。它通过焦仲卿、刘兰芝的婚姻悲剧。有力地揭露了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罪恶，同时热烈歌颂了兰芝夫妇为了忠于爱情宁死不屈地反抗封建恶势力的斗争精神。《孔雀东南飞》艺术成就较高，成功地塑造了几个鲜明的人物形象，通过这些来表现反封建礼教的主题思想。全诗语言朴素通畅，叙事中兼有浓厚抒情，描写上铺张排比，是当时五言叙事诗的代表作品。 这两首叙事长诗，以其震撼人心的英雄故事和强烈的反抗精神，以及深广的思想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成为我国诗歌宝库中一双放射奇光异彩的宝石，被称为“乐府双璧”，受到历代人民的喜爱

体裁不同的可以比较！《孔雀东南飞》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两部作品有比较的价值！学术论文里有参考价值的文章。比如；生则同衾 死则同穴--《孔雀东南飞》与《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比较研究 郑青虬 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福建福州350002 还比如：弥合与抗争——从《孔雀东南飞》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看中西古典悲剧的不同美学风格王利平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富阳311400 《福建工程学院学报》2005年第3卷第5期除了发表的学术论文，还有网上的一些文章。在《孔雀东南飞》中，本来，刘兰芝“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焦仲卿“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她们的爱情悲剧也就结束了。正如莎士比亚的悲剧作品《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也是双双殉情。但《罗密欧与朱丽叶》不仅要表现罗密欧与朱丽叶对爱情的追求，而且要表现他们的爱情对两家世仇的战胜。“在维洛那名城，有两家门第相当的巨族，累世的宿怨激起了新争，鲜血把市民的白手污渎。是命运注定这两家仇敌，剩下了一对不幸的恋人，他们的悲惨凄凉的殒灭，和解了他们交恶的尊亲。”在《罗密欧与朱丽叶》这部悲剧作品中，罗密欧与朱丽叶两家门第相当的巨族，累世的宿怨激起了新争，刑法也没能阻挡他们溃烂的纷争，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却化解了他们的世仇。正如罗密欧所说：“这些都是怨恨造成的后果，可是爱情的力量比它还要大过许多”。神父劳伦斯之所以愿意帮助罗密欧一臂之力，就是“因为你们的结合也许会使你们两家释嫌修好，那就是天大的幸事了。”刘兰芝和焦仲卿的死比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死更具有震撼力。虽然黑格尔认为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两朵柔嫩的鲜花都种植在不相宜的土壤里，但是他们不是只有死，才能捍卫爱情。而刘兰芝和焦仲卿却是只有死，才能捍卫他们的爱情。因此，《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结尾是两家和好，而《孔雀东南飞》的结尾则是他们死后的团圆。“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这种死后团圆不但是对他们真挚爱情的有力肯定，而且是对摧毁他们的邪恶势力的坚决否定。也就是说，他们不但生前拼死抗争，而且死后继续斗争，邪恶势力可以碾碎他们的骨头，但打不垮他们的精神。申纯、王娇娘的爱情悲剧在一定程度上不过是刘兰芝和焦仲卿的爱情悲剧的深化和发展。申纯、王娇娘所追求的爱情与刘兰芝、焦仲卿相比，可以说境界更高，即他们所追求的是“同心子”爱情。无论是《孔雀东南飞》的刘兰芝、焦仲卿，还是《娇红记》的申纯、王娇娘，他们为了捍卫自己的爱情，不惜以死抗争。 `比较一下三剧的异同 （1）发生的背景相似。都发生在封建社会 （2）发生的原因相似，都受到了封建家长的干涉或阻挠。 （3）故事的结局相似，主人公都双双殉情而死；悲剧的制造者最后都被感化求和解。 主题相似，都通过青年男女在追求自由爱情婚姻过程中被逼无奈而双双殉情的故事揭露了封建家长的自私、狭隘、专制和无情，也都借此表现了反对封建压迫的主题。 B`他们双双殉情的意义何在？ （1）充分表现了真爱的忠诚和执着，他们为此不惜以死来捍卫自己的爱情。 （2）对迫害他们的占据优势的封建势力表现出宁死不屈的反抗，也给他们以示威或惩戒。 （3）给后来者以鼓舞，为他们追求自由爱情扫清障碍。 《梁山伯与祝英台》：三载同窗共读---十八相送楼台惜别--- （结局） 祝被逼嫁人撞墓殉情 化蝶双飞 3.英国著名剧作家莎士比亚的剧作《罗密欧与朱丽叶》(新教材高语第四册),与我国汉代的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新教材高语第三册),都是享誉世界文苑的奇葩,对这两部作品进行比较阅读,不仅可以加深对作品内容的理解,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而且有助于学生对比鉴赏文学作品能力的培养。 两部作品虽然时隔千年，地阻万里，但却存在着诸多相同之处。 （一）内容性质相同，都是爱情悲剧。《罗》剧叙述了一对青年恋人罗密欧和朱丽叶在舞会上一见钟情，私自完婚，然而却因两家是世仇而无法结合，最终为追求自由爱情而双双殉情。《孔》诗叙述了汉庐江府小吏焦仲卿与其妻刘兰芝恩爱相处，却被焦母活活拆散，最后在刘兄的逼迫下一同走上了绝路。因此，它们都是爱情悲剧的代表作。 （二）故事结局相同，都以青年恋人双双殉情为代价换来两家的悔悟与和好。《罗》剧中面对悲惨的场面，两家世仇在亲王的训导下双双悔悟，罗密欧的父亲蒙太古说：“我要用纯金替她铸一座像，只要维洛那一天不改变它的名称，任何一尊都不会比忠贞的朱丽叶那一座更为卓越。”朱丽叶的父亲凯普莱特也说：“罗密欧也要有一座同样富丽的金像卧在他情人的身旁，这两个在我们的仇恨下惨遭牺牲的可怜的人儿。”痛悔之心，溢于言表。《孔》诗虽然没有《罗》剧这样明确，但末段“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旁”中的“求”字，也暗示出焦刘两家的后悔与和解。 （三）表现手法相同，都运用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罗》剧所创设的背景和环境具有典型的时代特点，但主人公的爱情故事却充满了鲜明的理想色彩；尽管主人公的结局是悲剧，但封建贵族之间的世仇却从此消除，爱情的理想也仍然得胜。《孔》诗主体上以浓烈的现实主义叙述了封建家长制对主人公的迫害，但最后一段写两家合葬，墓上桐柏交荫，鸳鸯双飞，象征两人的爱情永久不渝，也反映了人们争取爱情婚姻自由的必胜信念。因此，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在两作中都浑然融为一体。 （四）主题思想相同，都通过青年爱人的死来抨击封建家长的专制和封建婚姻包办制度，抒发了人们对自由爱情婚姻的热烈追求，表达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愿望。 当然，两作的不同点也是较为明显的。 （一）作品样式不同。《罗》剧是一出五幕话剧，是莎士比亚问世的第一部伟大的戏剧，它自十九世纪以来开始在世界流行，这段凄艳动人的故事现在已家喻户晓。《孔》诗是一首五言乐府民歌，我国古代最长最杰出的叙事诗，自汉代以来即广为流传，与《木兰辞》合称为“乐府双璧”。 （二）悲剧过程不同。两部作品中的主人公虽然都双双殉情而死，但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死是因误会而产生的，因此其命运是偶然的而不是悲剧性的；而刘兰芝与焦仲卿的死则是必然的，在强大的封建势力压迫下，他们的自由爱情没有存在的可能性，因此，《孔》诗更具有悲剧性。 （三）塑造的人物性格不同。罗密欧与朱丽叶是新思想的代表，处处充满了青春和活力，为了追求自由爱情，他们敢于不顾家族的世仇，敢于大胆违抗父命私自结合，虽然因偶然的失误而走向死亡，但他们身上始终洋溢着新时代热烈的理想气息。刘兰芝和焦仲卿身上虽然也有反抗精神，但这种反抗是消极的，带给读者的除了渺茫的希望外，更多是悲愤和痛惜。 （四）反映的社会背景不同。《罗》剧的故事发生在欧洲文艺复兴前夕的维洛那，那时，新兴资产阶级已经崛起，但封建势力仍然固守着统治地位，罗密欧与朱丽叶为追求个人的自由爱情与封建家族发生的冲突，即反映了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孔》诗的故事发生在汉末庐江，那时中国封建社会已臻于成熟，封建制度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焦刘二人的爱情悲剧反映了封建势力的强大，刘兰芝的不幸具有社会普遍性，体现了当时社会里千百万被压迫妇女的共同遭遇。 4.罗密欧朱丽叶梁祝爱情故事的异同点，主要求不同点 中国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和英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两者同为爱情悲剧,却存在较大的差异.本文试从两者文本的比较中,探求中西审美在主观善美与客观真美、伦理与个性等方面的不同及原因.并从动画版<梁山伯与祝英台>的评析中,探讨中西审美的同质化倾向及中西审美的互补问题.

相同 1.悲剧的发生离不开尖锐的冲突，两篇课文都展示了紧张、激烈、集中的矛盾冲突。从冲突双方的性质来看，一方追求美好的合乎人性的爱情理想，它是正常的，自然的，健康向上的，但是却处在被压抑的地位；一方则代表腐朽陈旧的封建伦理道德秩序，在《孔雀东南飞》中表现为封建家长制权威，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则表现为狭隘的封建家族利益，它是邪恶的、反人性的，违情悖理的。但是却在现实中占统治地位。 2.从矛盾发展的结果看，它们都写出了双方矛盾的不可调和，最终以善良弱小者——男女主人公殉情的结局来结束矛盾冲突。 不同1.从悲剧主人公对待外界强制力量的态度来看，呈现出不同的特质。刘兰芝和焦仲卿主要还是平民的形象，作为平民的家庭妇女和作为平民的衙门差吏。平民首先关心的是在遵从社会道德规范的基础上获得自己应有的平静、幸福的生活。他们总是力求个人在道德、人格和才能上的完美，力求自己符合社会公众心目中的标准，渴望获得权力者的真诚的爱和同情。他们好象总是在那里顺从，顺从他们应顺从的一切权力。刘兰芝在娘家谨从兄命、勤习女红，在婆家对婆母礼节周全、对小姑关顾怜爱以及对家务“夜夜勤作息”的辛苦操劳，焦仲卿对母亲孝顺依从、对妻子则出以生死相依的深情，无不深深地感动人心，成为凉薄的社会永远的温暖。他们不会像精卫一样要填平造成他们苦难的大海，而是试图以毁灭自己来获得他们在尘世间没有获得的爱和同情，他们以自己顽强的道德意志战胜了自己的生命意志，从而谱写了一曲哀感绵绵的苦情之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则是由于违背了家族的规则，轻视了家长的权力。悲剧主人公是在追求自己的爱情和幸福中导致灭亡的。这一对青春少年的追求总是显得那样的主动、积极，那样的无所畏惧，全然是毫无顾忌，气势磅礴。在他们的心目中，唯一重要和神圣的就是那使两心相悦的爱情，而狭隘的家族私利在美好的爱情面前则显得荒唐可笑、丑陋卑劣。他们爱得像一把火，轰轰烈烈；他们也毁灭得像一把火，尽管光焰消失，却为寒冷漆黑的大地留下了青春的爱的温暖。他们以自己短暂却又惊心动魄的生命，证明了爱情和青春的崇高与美丽，从而谱写了一曲激情洋溢的悲壮之歌。 2.从作者所处的历史时代和他们所坚持的美学理想来看，体现出历史发展的长期性与延续性。《孔雀东南飞》的作者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经过董仲舒的整理加工，儒家思想逐渐显露出它的反人性、反感性的一面，封建伦理道德思想正日渐束缚和禁锢人心，显示出它吃人的丑恶嘴脸。《孔雀东南飞》中婆母的虐待（顺从公婆是对中国妇女最基本的要求），焦仲卿对他母亲的消极顺从（顺从父母是对中国男子最基本的要求）和在这种顺从中表现出来的对其妻被弃命运的某种程度的漠然，母家兄长的推诿敷衍（中国女性没有继承父母财产的权利，女子被休或嫁不出是自己父兄的耻辱）等等，都表明这不仅仅是焦仲卿妻个人的悲剧命运的反映，更是中国妇女在中国社会关系中的悲剧地位的反映。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作者则处于新旧世代交替的历史阶段，文艺复兴的历史潮流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将人从封建中世纪神的统治与禁锢中解放出来，使人开始真正两文的作者都深切地关注现实人生，充满真诚地人道关怀，只不过《孔雀东南飞》的作者本着作家的良知和美好愿望，所以通篇只能展示刘兰芝与焦仲卿充满苦涩与悲凉的一生，只能以魂化双飞鸟这样的想象情节来表达自己善良却无奈的祝福。它寓示着将有多少有情而善良的男女要在黑暗的中世纪的隧道中蹒跚前行！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作者却以新兴的人文主义作为思想武器，颂扬尘世的欢乐和幸福，追求个性解放和人格尊严，所以他笔下的这一对小儿女显示出青春与爱情巨大的力量，他们不但冲破封建伦理势力和家族利害的包围自由地恋爱、结合，而且还让两大家族和解，让温情代替冷膜，爱的春风消融恨的坚冰，从而显示了人文主义理想的胜利，它让我们明白，人原本应该在这爱的氛围中生活，它使我们感到终于或即将走出狭长黑暗的封建中世纪甬道的喜悦和欣慰。

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是我国诗歌遗产中的瑰宝。诗篇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向为人们所称道。本文仅就诗篇结构的缜密、完整以及艺术结构在表现主题思想、塑造人物形象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等问题，试作一些分析。 ^^双线结构 交替发展 诗篇的全部叙事是以仲卿、兰芝与封建家长的矛盾、冲突和他们两人间的感情纠葛组织起来的。这是两条主要的线。这两条线交替发展，使诗篇的结构显得非常严整。 先谈焦、刘与封建家长间冲突的这条线索。在兰芝被遣归之前的一大段里，写这条线的有仲卿向母求情与兰芝告辞焦母两小段。仲卿向母求情一段，刻画了焦母的专横自私，也表现了仲卿性格有软弱的一面。兰芝辞别焦母的一段，是悲剧主角与压迫者之间的第一次正面冲突，诗篇通过兰芝的装束、举止、话语，表现了她那特有的比较含蓄的反抗性。 在兰芝被遣归之后，对立双方的冲突则有刘兄的逼婚和仲卿自杀前辞母两大段。刘兄的逼婚是兰芝与压迫者间第二次正面冲突。诗篇通过“仰头答”的动作，表现了兰芝的刚强不屈；通过她针锋相对的揭露性语言“谢家事夫婿，中道还兄门，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表现了她对自己处境的清醒认识。她知道自己没有选择的自由，因而在被迫允婚的同时准备以死相抗。 在焦、刘已相约同死之后，诗篇安排了仲卿辞母的情节，集中抒写仲卿与焦母之间的冲突。仲卿、焦母的冲突也有两次。第一次围绕着休弃不休弃兰芝的问题进行，结果仲卿在焦母的淫威下屈服了；第二次（即辞母的一次）冲突，围绕着仲卿的生与死的问题进行。在蛮横的焦母面前，仲卿发出了这样的怨言：“故作不良计，勿复怨鬼神”（你当初打错了算盘，就不要去抱怨鬼神了），这就明白指出焦母是悲剧的制造者，说明仲卿的态度有了转变。诗篇把仲卿与母亲的诀别插在悲剧的结束之前，表明了封建礼教毒害的普遍性和残酷性。焦母、刘兄主观上并不想酿制悲剧，可是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和庸俗腐朽的人生观，终于使他们充当了杀害自己亲人的刽子手。 诗篇的另一条线索是兰芝与仲卿的感情纠葛。诗篇一开始便交待了人物间的关系。兰芝对仲卿，可说是怨其家而爱其人。她信赖地向仲卿诉说了所受的虐待，怨愤地说出遣归的话。一个尖锐的家庭矛盾便在仲卿的面前出现了。在这之后，诗篇安排了三段，即三个离别的情节，表现了两人间感情的纠葛。 首先一段是仲卿求告不允，回到房中与兰芝痛苦地话别。仲卿心存幻想，而兰芝则清楚破镜难以重圆。她交待留下的衣物，说到“不足迎后人”实有所怨；说到“久久莫相忘”又实有所爱。短短的对话，写尽了兰芝交织着怨与爱的痛苦的心情。 其次一段是焦、刘在大道口的离别。诗篇着意抒写了二人缠绵不尽的情谊。通过同车、耳语、互誓等一系列的动作与语言，展现了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描写焦、刘间真挚的爱情，对于刻画人物性格，突出主题都有重大的关系。试想如果焦、刘间缺乏真挚的爱情，那么兰芝的宁死不肯改嫁，就可能被解释成“从一而终”的“贞烈”行为（旧注有此说）。 第三段写兰芝被迫允嫁，仲卿赶来作最后的诀别。这一段以焦、刘的生离死别、郑重相约同命渲染了全篇的悲剧气氛。这时，兰芝用反激语言试探、考验仲卿：“以我应他人，君还何所望？”而仲卿则态度坚决，愤激地回答：“贺君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韧，便作旦夕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这充满挖苦、责难的话，使兰芝的疑虑涣然冰释，誓言得到重证，他们决定以死来控诉封建压迫，以死来维护爱情的忠贞。 诗篇通过两条线索的交替发展，将矛盾不断推向前进，使人物性格不断丰富，主题不断深化。 ^^穿插巧妙 繁简得宜 诗篇在相当整饬的布局中作了一些巧妙的穿插。如写兰芝辞别焦母之后，插入了与小姑的告别。兰芝告别小姑时，“泪落连珠子”，与辞母的情景适成对照。兰芝对小姑讲了一些感情真挚的话，可见姑嫂间平日亲密的关系。这一插曲很好地表现了兰芝善良，温柔的性格。又如在兰芝被迫允婚之后，插写了太守家准备迎娶的热闹。诗篇以民歌的高度夸张的手法，铺叙了舟车的华丽，礼品的丰盛。这样的描写，对于兰芝的不慕富贵的高尚品格起了映衬作用，而且欲抑先扬，喜庆气氛与悲剧结尾接踵而至，使诗篇起伏跌宕，更加摇曳多姿。 诗篇繁简适宜，表现了作者的剪裁能力。比如它一开始在写兰芝的自述“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后，紧接着就来了一个跳跃：“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心中常苦悲”一句有力地概括了平日所受的种种折磨，其后也只讲了故嫌作迟一事，别的便都省略了。诗篇集中写了休弃的事件，已充分说明焦母施加给兰芝的种种不幸。又如兰芝归家后便暂时不提仲卿，以便集中笔墨来写兰芝，这也是裁剪的功夫。又如写兰芝回到娘家的情形，也只用其母的惊痛和兰芝“儿实无罪过”这样一句辩解匆匆带过，接着便立即展开了新的矛盾。用笔十分经济，转换十分迅速。 诗篇对于重要情节，往往不惜笔墨作多重的描写。如兰芝被休离开焦家，这是人物命运转变的关键，诗篇便详加描写。作者写兰芝以不同方式分别与焦母、小姑、仲卿辞别，从不同的角度刻画了人物形象。又如兰芝回到娘家以后，诗篇安排了两次逼婚。这是人物命运的又一次大变化。求婚者一次比一次来头大，家庭的矛盾则一次比一次尖锐。先是县令家求婚，母亲以“汝可去应之”表示了埋怨的情绪；然后太守家求婚，阿兄提出了“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这样严重的责难。诗篇对逼婚的过程，如媒人的种种活动，母、兄的催逼和兰芝的态度，都作了详尽的描写。这两次逼婚互为补充，深刻地揭露了这一悲剧的社会根源，并为兰芝的暂时允婚和终于自杀提供了充足的根据。 ^^前后呼应 互为映衬 诗篇有许多地方前后呼应，起了很好的映衬作用。如开头和结尾都借鸟以为比兴，分别写徘徊留恋的孔雀和永不分离的鸳鸯，渲染了悲剧的气氛，象征性地概括了全部故事情节。 再如在开头两句比兴后，诗篇写兰芝自赞“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而当兰芝回到娘家，其母又复述了这几句话。一呼一应，强调了兰芝德、才兼备，完全符合当时对从事家庭劳役的妇女的全面要求。可是她竟然被休弃了。说明了她是无辜的，蒙受了不白之冤。 仲卿与兰芝在大道口分别时，兰芝曾设誓说：“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而当仲卿闻变赶来与兰芝相会时，便仍从蒲苇磐石的比喻提出了责问。这一呼应强调说明焦、刘双方爱情的坚贞。他们确实象蒲苇那样坚韧，象磐石那样难以转移。 当仲卿送别兰芝时，兰芝曾说道：“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作为伏线，已预示出人物将来的命运。归家后，其兄果然施加很大压力强迫她改嫁。前后比照，可以看出兰芝对于生活有比较清醒的认识，而且具有面对现实的勇气。 当仲卿向焦母求情时，焦母曾说：“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企图以此来打动仲卿，要他抛弃兰芝。在焦刘已下定同死的决心，仲卿登堂同母亲诀别时，焦母却仍然重复说出这样的话：“东家有贤女，窈窕艳城郭，阿母为汝求，便复在旦夕。”这又是前后呼应，表现了焦母的庸俗、专断、顽固。 总之，《孔雀东南飞》的结构异常紧密，可以说达到了天衣无缝的地步。这是它在艺术上取得的一个突出成就。（郭维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