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东南飞论文开题报告

选择其中一点，比如两人为了爱情最后双双殉情，其中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同之处。但这个角度恐怕别人也能想到，选择一个自己最熟悉，最有写头的地方下笔，会比较顺手且比较容易出彩。但现在才开始准备论文，时间好像不是太充分了。

封建制度害死人

古代的婚姻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子女是不能忤逆父母的意愿，就是古代的三纲五常，孔雀东南飞中表现的就是封建家长专制。

您好“乐府双璧”之一的《孔雀东南飞》，王世贞誉之为“长诗之圣”，沈德潜赞其为“古今第一长诗”。与此艺术成就相对应，对该诗诸问题的争论也可谓歧见纷出。具体到“兰芝何以被逐”的问题，近年来就有：不顺父母说；无子说；焦母性嫉妒和性虐待说；兰芝织素不力说；中师教学参考书中的封建礼教摧残青年男女幸福说；焦母无端厌恶说。笔者认为，所谓“无端的厌恶说”是无论如何也说不通的，而其它各说法或语焉不详，或失之草率，都存在着可商榷之处。现谨联系当事社会法律背景和文章本身作一分析。汉末，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依然承袭西周有关规范。汉律中法定的离婚理由是“七出三不去”。所谓“七出”，又称“七去”，是指女子若有下列七项情形之一者，丈夫或公婆即可休弃之：即“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者去；多言去，盗窃去”。其中，不顺父母(公婆)是“逆德”，无子是绝嗣不孝，淫是乱族，妒是乱家，有恶疾者不能共祭祖先，口多言会离间亲属，盗窃则是反义，故为人妻者若有此七项之一，夫家即可休弃之。 但是，按照承袭下来的周代的礼制，已婚妇女有下列三种情形可以不被夫家休弃，即所谓“三不去”，“有所娶无所归，不去；与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其中，“有所娶无所归”是指女子出嫁时有娘家可依，但休妻时已无本家亲人可靠，若此时休妻则会置女子于无家可归之境，故不能休妻。“与更三年丧”，是指女子入夫家后与丈夫公婆守三年之孝，如此已尽子媳之道，不能休妻。“前贫贱后富贵”，是指娶妻时贫贱，但经过夫妻的同甘共苦之后变成富贵，按礼制，“妻者，齐邑”，夫妻应为一体。贫贱时娶之，富贵时休之，义不可取，故不能休妻。“三不去”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任意休妻作了限制，但主要的还是为了维护宗法伦理的需要。因不符合“三不去”规定，兰芝之被逐具备了可能性。那么，使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是什么呢？对照一下“七出”，“淫去；妒去；有恶疾者去，多言去，盗窃去”排除之后，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无子”是最直截了当的原因。因为“无子”而所以“去”，多么顺理成章。而且我国第一部婚姻法典《汉婚律》中规定：“帝王诸侯之妻无子不出”，而作为庐江府小吏之妻的兰芝，显然够不上这个条件。但是，无子说也有可质疑之处。首先，因“无子”而让媳妇“出”，可谓光明正大，焦老太婆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挑明，无须忌讳。但通观全篇，没有一处表明焦母依“无子”为据——哪怕是含蓄的表明。其次，汉律实行男尊女卑的原则，在家庭婚姻关系上，规定男人可以有三妻四妾，焦母嫌兰芝“无子”，完全可以为仲卿再续而不必另娶。另外，从创作动机上说，有谁愿作一长诗为一不能生育的妇女鸣不平呢？——其实，因“无子”而“去”，理所当然，并无不平之嫌。那么，法定理由就只剩下“不顺父母”了。此一说肯定错不了，但却失之笼统(犹如有人问“你是谁”而你答“我是人”一样)。我们不应满足于此，我们应做进一步分析，来洞悉隐藏在背后的真正原因。对此，我们不能大胆设想(性嫉妒性虐待说即属此)，我们只能小心求证。让我们回到文本，请看：焦母：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w兰芝：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这才是冲突之所在，矛盾的焦点！为什么对同一事实，当事人却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断？从逻辑学上分析，此两种判断(命题)不可能同真，也不可能同假，其中必有对错。那么孰是孰非?让我们再来看一下刘兰芝和焦母两个人物。兰芝德、才、貌三全。其洞察世情的聪慧，知情达理的言行，使我们赞美之尚来不及，何以会指责她而否定她的判断呢?倒是焦母，你看她那“故嫌迟”的神态，那“槌床便大怒”的举止，那“慎莫留”“会不相从许”的语言，求东家女而不落实的讹诈，劝儿子“慎勿为妇死”的愚钝、绝情，使我们确信，焦老太太虽一大把年纪，但在言行举止方面无论是意识，还是实践，都与合理正常标准有相当的距离！一位有着缺点和不足的领导绝对管理着一名各方面都正常且优秀的下属，将会出现两种结果：要么赏识信任下属，做到人尽其才；要么因无知而指责下属不与领导保持一致，犯自由主义，嫉妒下属的优点，滥用职权，阻碍下属的成功或将其挤出自己的视野范围之外。哲学家黑格尔曾说过：“嫉妒是平庸的情调对于卓越才能的反感”，卡耐基在《人性的弱点》中对嫉妒做了深刻剖析。现代心理问题专家也指出“嫉妒者往往以害人开始，而以害己而告终”。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推断：焦母嫉妒(性嫉妒，才嫉妒等)人性中的弱点(当然包括缺点、缺陷等)借助于封建家长制获得了破坏性力量，从而酿成了悲剧。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焦母是这场悲剧的始作俑者，又是自食其果的受害者。w当然，以上推断尚需故事本身的验证，而整个验证过程将使《孔雀东南飞》的其他相关问题豁然开朗。我们终于明白，“兰芝何以被逐”的原因不甚明了就在于焦母玩了猫腻：她没有勇气说出或缺乏水平认识到是自己人性中的弱点——嫉妒等消极情绪驱使她要赶跑兰芝，我们也终于明白中师教学参考书课后练习三答案中“她(指兰芝)的被遣，完全是出于焦母的无端的厌恶”之误。我们并进一步明白，结婚区区“二三年”而焦母“己久怀忿”(无子只会使她焦虑而决不会是久怀忿)，“已失恩义”要“速遣之”、“慎莫留”。因为她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好不容易“媳妇熬成了婆”而又要继续熬下去；熬过了婆婆的权威，又要熬媳妇的优秀。是可忍孰不可忍，眼不见心不烦，干脆将兰芝休了算了。在她的内心深处，她惧怕这个儿、媳、婆三位一体的既成家庭格局。也许有人会问：“不顺父母说”，作为法定理由己足够了，何以啰嗦至此？其实不然！按事发时法律精神，具备“七出”条件之一，丈夫或公婆即可(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休弃之而不是摩休弃之。按语义学及法理学理念，用“可”表述的为授权性规范，权利可以放弃，义务必须履行。即是说，按封建礼教规定，焦母可以休弃媳妇，也可不休弃。孟德斯鸠曾说：“一切有权利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利，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焦母选择了休弃，在应知和已知这种休弃权的行使与相对人的生存权等权利发生冲突时她仍要选择休弃：“今日大风寒，寒风摧树木，严霜结庭兰。儿今同冥冥，令母在后单。故作不良计，勿复怨鬼！命如南山石，四体康且直！”这是仲卿向她以死抗争的最后表白。而此时焦母仍没有回心转意，悬崖勒马，依然是执迷不悟，一意孤行，并再一次自欺欺人：“东家有贤女，窈窕艳城郭，阿母为汝求，便复在旦夕。”她也希望有个好儿媳，但她又容不下任何一个好儿媳。无论是现实中的刘兰芝，还是口头上提到过的“秦罗敷”的“东家贤女”。现在她非要选择动用休弃权，即便是滥用，她的选择令人不解。瞿秋白就问过“兰芝那么好，她婆婆为什么要休弃她呢?”我们不解的原因在于我们用正常的眼光来看待焦母，而当我们用人性弱点理论对照她时，问题才迎刃而解！我们也还终于明白，兰芝自请回家，与其说是体现了一种勇气与果断，不如说是一种妥协：面对强有力的人性弱点的妥协，甚或逃避。因为才“共事二三年”，已“心中常苦悲”、“留空房”、“不得息”，进而叹“君家妇难为！”在这个家庭中，作为一名女性，其贤妻良母的潜质无法发挥；作为一个人，其才华、品德无法自由展现：“徒留无所施。”不仅作为一般人的和个体的女性的价值难以实现，而且要承受“故嫌迟”等更多来自现实的挑剔甚或挑衅！勉强维护现状，对当事人均是一种折磨、损耗，不如远离这种委屈。此时我们感到“被逐”、“被遣”、“遭遣”等措词有不当之处，因其忽视或忽略了兰芝不愿苦熬而自请回家的主动性和维护自己人格尊严的自觉性、坚定性。w在这里须进一步说明的是“封建礼教摧残青年男女幸福生活”一说亦有不妥。封建礼教固然有其反动的一面，但在维护社会秩序维护家庭稳定方面还是有积极意义的。造成刘、焦悲剧的是焦母而非封建礼教，封建礼教并没有主动摧残刘或焦，其在《孔雀东南飞》诗中只是充当了被焦母利用的工具，焦母才是此场悲剧的元凶、真凶。兰芝就说“君家妇难为”而非“家家妇难为”，这就极其含蓄地却是又极其有力地把矛头指向了焦母！(“君家”不是具有普遍性，但这不等于不具有典型性。文学要求的不是普遍性而是典型性)。(退一步说，《孔》诗悲剧的祸首即便不是焦母，也不能是封建礼教，而是以礼教为治国方略的封建统治者。)“封建礼教摧残青年男女幸福生活”一说曾服从服务于五四时期争自由反封建斗争的需要，因而打上了当时时代的烙印。脱离开具体时代的局限，我们可以说：封建礼教摧残刘兰芝、焦仲卿幸福生活一说当休矣。综上所述，我们可将《孔雀东南飞》一诗的主题定为：通过刘兰芝、焦仲卿的婚姻爱情悲剧，表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珍惜幸福生活的感情，蕴含了对悲剧制造者的谴责。长诗最后一句“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中“之”字所指代的教训至此也就极为明白：一定要认识并警惕我们人性中的弱点，克服它或它的消极作用，避免类似悲剧重演！ 希望回答可以帮助您

孔雀东南飞 这是一首叙事诗，诗的小序，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以及成诗的经过。全诗以时间为序，以刘兰芝、焦仲卿的爱情和封建家长制的迫害为矛盾冲突的线索，形象地用刘兰芝、焦仲卿两人殉情而死的家庭悲剧，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热情歌颂了刘兰芝、焦仲卿夫妇忠于爱情、反抗压迫的叛逆精神，直接寄托了人民群众对爱情婚姻自由的热烈向往。通过有个性的人物对话塑造了个性鲜明活生生的人物形象，是这首叙事诗的最大特点。 刘兰芝：勤劳、善良、坚强、持重，不为压迫所屈，也不为荣华所动，备受压迫而又富于反抗精神，外柔内刚。她知道婆婆是故意要驱逐她，所以主动要求“遣归”，对仲卿说“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临离别焦家前，“起严装”，而不是哭哭啼啼，都表现了她的倔强、持重、自尊。对婆婆说“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表现她有教养，不亢不卑，不失态，懂礼仪。对阿兄的逼婚，外柔内刚，自有主意。对仲卿，一面忠于爱情，一面道出“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最后投水而死。 焦仲卿：忠于爱情，但受封建孝道影响，虽明辨是非却又屈服于母亲威逼，诚实而软弱，忍辱负重，消极反抗。他深爱兰芝，孝道与爱情不能两全时，也敢扬言“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他对母亲的回心转意还抱有一定幻想，不得已与兰芝暂别，又对兰芝说“誓不相隔卿”、“誓天不相负”。当知道接兰芝回家的希望成为泡影后，仲卿的反抗性格达到高潮，不顾母亲的劝诱，自缢庭树。 焦母：是一个极端蛮横不讲道理的封建家长代表，对仲卿与兰芝的坚贞爱情，毫无同情之心，一意专行。对仲卿，一面威胁“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一面又软言诱哄“东家有贤女……阿母为汝求”，直到仲卿决心殉情时，还一再用“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慎勿为妇死，贵贱情何薄！东家有贤女……阿母为汝求”一套来敷衍他，毫无收回成命之意。这都充分暴露了封建家长制摧残青年的残酷丑恶本质。 刘兄：性格暴虐，趋炎附势。“作计何不量”，是粗暴训斥，盛气凌人；“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可见其趋炎附势，见利忘义的嘴脸。“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下的是逐客令，是一副典型的市侩嘴脸。 人物对话各具特点，合乎各人身份，是本诗突出的艺术特点。从上面的人物分析即可看得清清楚楚。 本诗结构完整、紧凑、细密，人物事件，有主有从，互为因果，交替发展，清楚地完成了故事的叙述、人物命运的交代。诗中有暗伏、有照应，显示了结构上的精细和诗思的缜密。细针密线的结构特色，得力于繁简得当的剪裁。诗中对详写部分的处理是极为出色的。仲卿求母失败，刘焦之间话别，兰芝辞婆和太守迎亲等，都是浓笔重彩的段落。这些段落在整个长诗中都是直接关系到刘焦爱情悲剧的关键内容，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感情的宣泄，对题意的显示都起着极重要的作用。而一些表面看来必不可少的材料，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材料和最需花费笔墨的材料，这些只略作交待，如诗中两家家世、死后家人悲恸后悔等等。使整个描述的节奏疏密有致，快慢有度。这里，关键是抓住重点对诗材加以选择、组织，突出主要线索、主要情意。 本诗大量运用了铺陈排比的表现手法。这种表现手法突出的有下面几处：①开头“十三能织素……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按时间顺序，突出兰芝的多才多艺、有教养的特点。②兰芝离开刘家时的打扮，着意描写她的美，从而更让人加深对以焦母为代表的封建家长制的憎恨。③太守家办喜事豪华排场，显出了兰芝不为富贵所动，也强化了悲剧性。 开头两句的起兴，为全诗罩上悲剧气氛，结尾用浪漫主义手法起警戒后人的作用。诗比兴手法和浪漫色彩的运用，对形象的塑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者的感情与思想的倾向性通过这种艺术方法鲜明地表现了出来。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把人物放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来表现。如诗一开头，就将刘兰芝置于尖锐的矛盾之中：一方面是严厉凶恶的婆婆对她百般刁难，另一方面是刘兰芝对丈夫真挚的爱情。刘兰芝毅然选择了自谴回家，这种冲突中，表现了刘兰芝的刚毅性格。二是运用生动的、富有个性化的语言刻画人物。如焦母在仲焦求情时和仲卿别母时，都讲到了要为儿子求娶秦罗敷。前者语气严厉，后者表现为哄与哀求，生动地表现了这个封建家长的凶恶与虚弱。三是行动描写。焦母槌床便大怒的行为生动地表现了这个封建家长病态的凶恶。刘兰芝被谴前严妆的事事四五通，既表现了她此时对焦家的复杂心态，更体现了她性格的刚毅——即使被谴，也不丢掉自尊。核心知识 《孔雀东南飞》原题为《为焦仲卿妻作》，“孔雀东南飞”是诗中的第一句。它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最早的一首长篇叙事诗，也是我国古代最优秀的民间叙事诗，与北朝的《木兰辞》并称“乐府双璧”。收录在南朝人所编的《玉台新咏》中。 “乐府”，本来是掌管音乐的官署，始于秦，汉武帝时规模更大，掌管朝会宴飨的音乐，兼管采集民间的诗歌、乐曲。以后就把采集来的诗歌称为乐府诗。魏晋六朝到唐代可以入乐的诗歌和后人模仿乐府古题的作品，人们也统称为乐府。两汉乐府诗体裁以五言为主，兼有七言和杂言。句式灵活自由，语言自然流畅，通俗易懂，琅琅上口，生活气息比较浓厚。学习本诗，首先要注意诵读。并在理解、鉴赏的基础上，背诵诗中描写精彩的部分。本诗继承了《诗经》和《楚辞》的传统，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代表性作品，是我国古代长篇叙事诗的艺术典范。本诗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剖析其结构层次并准确概括，是理解和鉴赏的基本途径。塑造了刘兰芝这一鲜明的人物形象是本诗最大的艺术成就。阅读中要注意剖析这一人物，揣摩作者是怎样使用个性化的语言、行动、表情等描写手段，环境和景物的烘托，抒情性的穿插，使人物性格更为突出的。本诗的序幕和尾声，运用了浪漫主义手法，注意领会这样写对表达中心、塑造形象的作用。 另外，对诗中重点描写的段落，如“新妇起严妆”等，领会其高度的艺术性和极强的感染力。要熟读成诵，反复品味。全诗通过刘兰芝和焦仲卿婚姻悲剧的叙述，揭露了封建家长制度和封建礼教摧残青年男女生活的罪恶，歌颂了兰芝、仲卿忠贞不渝的爱情和对压迫的反抗精神。诗歌最后表达了广大人民争取婚姻自由的必胜信念。由于它所提出的是封建社会里一个极其普遍的问题，因而使这一悲剧更具典型意义，千百年来感动着无数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