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电影史论文题目

终于完成论文了，这是我目前写的最长的东西！ 回想起自己找资料的艰辛 发给以后的同学共享吧！引言在世界电影史上，以婚外情为题材、探讨爱情与义务主题的电影众多，可是，由于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此类型电影，早已存在一个被受众期待、被设定的结局，所以很难获得艺术的再次突破，特别是关于中年人的婚外情故事，更多只是在单调地重复家庭温情、社会伦理。但是，在20世纪却突现了两部不同一般的婚外情电影，一部是美国《麦迪逊之桥》（又名《廊桥遗梦》），它细腻的情景描绘以及对社会伦理的尖锐质问，获得了空前成功与热议；另一部是法国《偷情桥》，这部晚四年推出的作品，则充满了法国的浪漫精神与欧洲的文艺腔调。 （一）简介《麦迪逊之桥》（The Bridges of Madison County）是1995年根据美国畅销书《廊桥遗梦》（Robert �6�1 James �6�1 Water著）改编而来的电影，由著名导演Clint Eastwood亲自执导并主演。 影片讲述了，在1956年的夏天，一位过着传统乡村家庭生活的、意大利裔家庭主妇Francesca Johnson（Meryl Streep饰演），在丈夫与孩子们外出参加比赛时，遇到一位来当地拍摄廊桥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摄影师Robert Kincaid（Clint Eastwood饰演），之后二人迅速地坠入爱河。他们相处的四天，成了各自人生的转折点，但是却没有交汇。直到晚年，Francesca将这段经历用日记记录下来，并且要求自己的孩子在她死后将骨灰与Robert同葬，而地点就是他们萌生爱意的廊桥。 这部电影直接描写了中年人的婚外情生活，Francesca与Robert之间的爱是情爱、性爱与爱情的和谐统一。虽然影片情节单调、进展缓慢，但是，通过两位演员精湛的演技，将那弥漫的爱意、一生的认定以及分别的焦虑刻画的真实细腻、淋漓尽致。虽然两人的爱是如此肯定且不可取代，但是为了维系家庭，Francesca放弃了与Robert出走，选择了将这份爱珍藏在心中。直到Francesca去世后，通过她生前所写的日记，才将这份爱公之于众，并在获得子女谅解后，完成了她与Robert合葬的心愿，在挥洒的骨灰中，Francesca终于得以全面地、彻底地拥抱了自己的爱人和爱情。 而拍摄于1999年的《偷情桥》（Un Pont entre deux rives），在时间跨度上虽没有《麦迪逊之桥》那么长久，但同样保证了故事题材的完整性、主题的鲜明性。 故事发生在1962年的诺曼第，Mina（Carole Bouquet饰演）是一名建筑工人Georges（ Gérard Depardieu饰演）的妻子，她不是典型的家庭主妇，她喜欢看电影，为了家庭的生计，她坚持要出去打零工。比起丈夫，她更喜欢与自己15岁的儿子一起消磨时光。由于种种机缘，她认识了来修桥的外地工程师Matthias（Charles Berling饰演），两人一见钟情，在儿子的鼓励下，很快开始了自己的婚外情。直到被Georges（ Gérard Depardieu饰演）揭穿。而后，Georges的威胁、恳求都没有阻止Mina抛子弃夫的出走行动。影片结尾，夫妻二人加油站的偶遇，美丽的Mina重获新生，显得更加迷人自信，而Georges也从婚恋挫败中走出来，最后两人各怀心愿，迈向不同的方向。 该片情节看似波折起伏，可表述方式却是异常的平静，就连Georges在听到Mina与Matthias的叫床声，也没有做出过激的举动，只用一句话“我连把你的脑袋拧下来的心都有” 一带而过，然后平静地离开。 影片中浓郁的浪漫气氛、洒脱的人文情怀，以及心酸的黑色幽默，都使得这部影片少了一些反省的深刻，却多了一份哲学的人文思考，它更像是法国人对《麦迪逊之桥》的致敬，向世人宣布人性至上、真爱无敌。 （二）理论阐述与影片分析 凡�6�1第根认为，“相同主题学的作品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但不并妨碍拥有同一思想却选取不同结论的倾向。” 《麦迪逊之桥》与《偷情桥》，两部相同题材、同一主题的影片所产生了截然不同的观念。Francesca放弃爱情，坚守婚姻义务；Mina奔向爱情，抛弃婚姻义务。但是，两者的选择却得到了肯定。如果说，文学作品之间的不同，取决于作品的内容与意义，而内容与意义的不同，则表现在主题与观念。那么何谓“主题”？ 图松在引论中提到：“(人们)为什么要经常不断地为祖先的传说编制目录呢？是为了研究其历史，沉思其无穷兴衰的奥秘，也为了理解其自身的奥德赛，其中有的至高至贵，同时也往往具有深刻的悲剧性．每一个忠实与正义的心灵中，都有一个安提戈涅……这些英雄在我们心中，我们也在他们心中：他们同我们共命运，而我们发现自己反映在他们形象之中……我们的神话和传说中的主题具有多重效用(polyvalence)；它们是人性的标志，是人类悲剧命运的理想形式、人性现状的指征。” 根据以上解释，主题虽是抽象的，但在某些作品中，主题却被实实在在地与人物绑在一起，不再飘忽不定，人们可以抓住它，而人物就是最好的捕网。人物将抽象的主题具化成与之对应的观念。影片中，具体化主题的人物，显而易见地，就是Francesca和Mina。 Francesca和Mina与传统的红杏出墙者相比，两人都没有令笔者产生厌恶的感觉，反而在笔者看来，Francesca似悲壮自省的自我牺牲者，而Mina则似冲破传统束缚，勇于行动的先锋。她们都勇于担当，是爱情与婚姻中的英雄。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感受，是因为，这部作品和以往的作品在处理题材的方式上不一样。以往的作品，多以题材引出情节，固守于特定的框架内，注重情节的完整性，以情节来阐释主题、却忽略了人；而这两部电影是则以题材来加强人物形象，再用形象的独特性来深挖主题。在这两部电影中，都痛斥了婚姻义务对爱情的束缚、对人性的压抑，但是也都肯定了两位女主角的最终选择。更有意思的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大众对她们的选择又给予了她们不同的时代定位。 1、 影片中的时代定位： Francesca是实际的典型，而 Mina是理想的典型。 Francesca生活在60年代的美国乡村，一提到60年的美国，多数人想到的是摇滚乐、吸毒、性反常、堕胎、裸奔、迷恋怪癖和追求荒诞的嬉皮文化等，而这些都属于反文化运动。其实，Francesca这位传统妇女，才是当时美国主流文化的代表，所以说，在影片时代中，Francesca是实际的典型，是守护家庭、恪守婚礼誓言的实际典型。 而Mina却是理性的典型。Mina生活在70年代初的法国小镇诺曼底。在法国的1965到1980年间，家庭危机是一个热门的话题，这时候也是女权主义与先锋主义蓬勃发展的时期，Mina的出逃，也有对这两种文化潮流的肯定。在影片时代中，Mina是理想典型，是出逃成功并获得幸福的理想典型。 2、上映后的时代定位： Francesca是想象的典型， Mina是实际的典型。 根据《20世纪70年代对今日美国影响》：“1978年的美国，百老汇上演了一场戏，戏剧主题在今天看来显得有些古怪，讲的是男女混住的宿舍里所发生的一切荒诞的事。这正是七十年代美国年轻人价值观的典型反映，说明了性解放所带来的变化在俗世的平凡生活中又是如何体现的，没有比婚姻更能反映这种变化的了。1910年，已婚家庭占全美家庭总数的80%，1970年，仍有69%的人已婚，自那以后，这个数字急剧下降，到2000年只剩下52%。” 再看法国，“法国现代家庭结构的特点之一是独居者人数大幅度增长，丧偶者、离婚者和独身者构成的单身家庭占家庭总数的四分之一，其中尤以年长者为最。巴黎仿佛成为独身者的首都，平均每二户人中就有一户是’单身户’”。 20世纪所兴起的女性解放、女权主义、性解放、先锋精神等随着全球化进程，渗透到了世界各个角落，它们的本意是尊重人性、解放妇女，但是，却渐渐地成为解构家庭的另一推动力。21世纪，是一个信仰丧失、家庭破裂、男女关系混乱、同性恋剧增的世纪，这个被经济关系扭曲、被工业机器大生产异化的时代，人们大多奉行利益至上、利己主义、及时享乐的观念，大多数人都为自己想得过多，他们的自私也变得理所应该、他们的贪婪更加肆无忌惮，而自我牺牲却被忘得一干二净。社会上到处都是出逃的Mina，而Francesca却成了人们昔日怀念的对象。所以说，在影片发行的21世纪，Mina是实际的典型，而Francesca却成了理想的典型。 不仅如此，从上你会惊奇地发现，Francesca和Mina时代定位居然是互相循环的。这种循环时代定位，再次说明了爱情与义务并不是两个矛盾，而是一个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他们之间对立统一，相互排斥又相互依赖，并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换。社会婚姻的状态，就由它们中占主要地位的那一方决定。20世纪后期的社会，婚姻家庭的状态就像那摇摇欲坠的比萨斜塔；到了21世纪，婚姻家庭的风崩离析就变成一股不可阻挡势流。这其实就是爱情与义务，这两个主次方面在进行的转换与重心偏移时，在人类社会中的显像表现。 图松在亚类主题研究中的英雄主题，也提到了类似观点，即那些所谓的英雄角色“由于适应性强、变化性大、有多种效用，不受叙述框架的约束，�6�1�6�1�6�1�6�1�6�1�6�1能够把自身结合进某一世纪的思想特点和习俗趣味中去，能够实际上呈现出各种甚至是极端矛盾的意义，能够通过包容一切变异，使自身适应当代生活的各种细微差异。这样主题学就同时成精神史。” 这两部电影女主角的选择，不就是人类婚姻精神史的一个侧面吗？他们从服从到反抗，再从放纵到收敛，不就是人类精神史重复的最好证明之一吗？精神的重复，反映到客观世界中，就是社会思潮、思想主义的循环往复。这所有一切，又再次论证了人类的历史是重复的。 （三）总结综上所述，借助图松对主题学的研究理论，笔者通过分析两部影片的中女主角的的形象与时代定位，发现片中婚姻与义务的主题冲突都集中在了这两位女性人物的思想冲突上，其实质就是对遵从人性与坚守婚姻道德的纠结。同时，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大众对于婚姻与义务的选择、或大众的审美需要也是不同的。这体现在，影片所设定的60、70年代，Francesca是实际的典型，而 Mina是理想的典型；而影片发行的21世纪，Francesca是理想的典型，而 Mina是实际的典型。这种选择怪圈、或审美怪圈，其一说明了爱情与义务并不是两个矛盾，而是一个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他们之间对立统一，相互排斥又相互依赖，并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换，且它们的每一次转换与重心偏移都给人类社会的家庭结构带来了变动；其二也是人类精神史循环往复的表现，人类行为重复的结果。所以，只要人类社会一直存在，爱情与义务将是永恒不变的社会文化主题。

汉语资料************蒙太奇宗师－－谢尔盖·爱森斯坦*英文全名：Sergei Mikhailovich Eisenstein*中文全名：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爱森斯坦*生卒年：1898年1月22日—1948年2月11日*出生地：拉脱维亚首府里加*去世地：莫斯科*国籍：苏联*生平：谢尔盖·爱森斯坦，富于创新精神的苏联电影导演、电影艺术理论家、教育家。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功勋艺术家、艺术学博士、教授。爱森斯坦出生于一个犹太建筑师家庭，童年在都市里度过，他曾到巴黎旅行（在那里看了生平第一部电影），并学法文、德文和英文。他从小便热爱阅读，喜画漫画，并且对剧场有极深切的兴趣。起先爱森斯坦打算继承父业，1915年，他自中学毕业后，即进入圣彼得堡的土木工程学院就读，接下来两年，他在该校就读时，便与母亲同住。1917年的革命打断了他的学业。二月时，爱森斯坦被征召到前线服役，等到布尔什维克在十月停火，爱森斯坦才回到工程学院。1918年，内战已炽，爱森斯坦加入红军，在工程部队担任技师。他的父亲则加入**。在军队里，爱森斯坦仍继续绘图、画漫画，并为跑遍全国的宣传火车装饰车身，还在各停驻城市参与当地的舞台剧制作，自然而然地，他便奉命在前线组织并制作舞台剧。1920年秋天，爱森斯坦被遣散，回到莫斯科。他开始在大众学院研习日文，进入普罗特克特中央工人剧场工作后，他便离开大众学院。在普罗特克特剧场，他指导布景设计，并在导演研习班授课。1920年到莫斯科第一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工人剧院工作。他以美工师和导演的身份参加了根据杰克.伦敦的小说改编的话剧《墨西哥人》的演出。1921～1922年，他进入由B.梅耶荷德指导的高级导演班学习。1922年，在《左翼艺术战线》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纲领性的美学宣言《杂耍蒙太奇》，引起了长期的争论，并对整个电影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库里肖夫的蒙太奇概念不同，爱森斯坦认为蒙太奇的精髓在于不同元素之间的相互冲突。这些元素是为造成某种效果特意选取的，而这种冲突将会产生新的综合。这种强化的效果用传统的戏剧手法是远远不能企及的。爱森斯坦的观念和方法暗示了导演在电影创作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演员的作用则被降至只是再现类型或原型。爱森斯坦在1924年转入电影界，导演的第一部影片《罢工》(1925)被《真理报》看作是“第一部真正无产阶级的影片”。他用“杂耍蒙太奇”、群众场面、类型演员、外景拍摄代替了先前电影中一般的“情节”、个别主人公、明星表演和布景，体现了他的纪实风格。影片《战舰波将金号》(1925)进一步发展了《罢工》的思想主题倾向和美学原则。影片塑造了推动历史前进的人民群众的综合形像。影片中的石狮子、敖德萨阶梯等等一系列场面，成为世界电影史上最为著名的不朽经典。《战舰波将金号》的成功不仅在于爱森斯坦蒙太奇理念的完整呈现，片中丰富的影像元素、隐喻、母题串联、纯粹音乐性的形式建构、以及形式概念的辩证思考，即使百年后的今天，本片仍具有无法超越的艺术价值，或许就像片中那只运用蒙太奇手法而站起的石狮，影史地位永远屹立不摇。在1958年布鲁塞尔国际电影节上，《战舰波将金号》被评为电影问世以来12部最佳影片之首。为纪念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周年，他接受了拍摄影片《十月》的委托。在这部影片中，他使用了理性电影的原则。不仅再现了1917年 2～10月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并且揭示了这些事件的含义。1950年，该片配上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重新走上了世界银幕。1928年以后，他又继续完成了被《十月》中断了的影片《总路线》，修改后以《旧与新》(1929)的片名上映。这是苏联第一部表现农村合作化的影片。1929～1932 年他同摄影师Э.К.基赛、助理导演Г.В.亚力山大洛夫一起出访欧美。他在法国拍了一部短片《感伤曲》(1930),试验了声画对位法。1932年在美国作家U.辛克莱的资助下，去墨西哥拍摄了纵贯墨西哥2000年历史的史诗片《墨西哥万岁》。在这部影片中，他探索了单镜头画面的运动、节奏及结构。这部影片的 8万米底片在爱森斯坦生前始终未送到莫斯科。许多人根据它的材料剪辑成《墨西哥风暴》、《悲惨的狂欢节》等10余部影片在世界各地放映。直到1979年，经各方努力，有6万余米胶片集中到莫斯科,由名导演、爱森斯坦当年的助手亚历山大洛夫剪辑成完整的影片，在1979年的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获荣誉金质奖。1932年回国后，他在莫斯科苏联国立电影学院导演系任教，他制定的导演实习课方法，为电影导演的教学打下了基础。他1935年拍了《白静草原》，在拍《亚历山大·涅夫斯基》(1938)时，将影片的叙事结构同古老的传说、民间故事联系起来，将影片的映像处理同古俄罗斯的壁画及建筑艺术交织起来，又将这两者同普洛科菲耶夫的音乐进行对位的或对应的结合。其中冰湖大战一场成为世界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3集片《伊凡雷帝》(第一、二集,1945，第三集未完成)是他导演的最后一部影片。在对伊凡雷帝的解释上他从А．С．普希金的历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中汲取了灵感，而在结构上则借鉴并超越了世界经典艺术家们的经验。这部多声部的影片，特别是近卫兵宴会的场面以及第二集的声音色彩蒙太奇，都使它成为世界电影的高峰之一，并对电影艺术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在当时的历史状况下，这些影片受到批判，《白静草原》底片被毁，《伊凡雷帝》被禁映。爱森斯坦的电影理论，在影片的总体结构、蒙太奇、声画框架、单镜头画面的结构、色彩以及电影史等领域，都进行了多方面的开创性的研究。此外，他关于艺术激情的本质、艺术方法、接受心理学等方面的著作，也在他的理论遗产中占据特殊重要的地位。苏联出版了《爱森斯坦文集》（6卷）；世界各国的电影界对他的艺术理论都给以相当的重视。爱森斯坦是早期世界默片时代四巨头之一，俄国电影之父，也是世界电影的先躯。爱森斯坦以自己气势雄浑的作品在世界史上写下了瑰丽的篇章，而对后世影响更深远的是，他把格里菲斯首先提出的蒙太奇手法发展并形成了理论，格里菲斯只是把蒙太奇当作叙事手段，而爱森斯坦则通过蒙太奇创造出一种意境、传达出一种感情，注意揭示画面的内在含义，把蒙太奇当成了电影艺术特有的美学原则。爱森斯坦是电影学中蒙太奇理论奠基人之一，公认为世界上第一位电影理论家。作品年表：短片《格鲁莫夫的日记》（ 1923 年）《罢工》（ Stachka，1925年）《战舰波将金号》（Bronenosets Potyomkin，1925年）《新与旧》《感伤曲》《十月》（Oktyabr，1927年）《墨西哥万岁》（¡Que viva Mexico!，1932年）《白静草原》（1935）《亚历山大*涅夫斯基》（1938）《伊凡雷帝》（Ivan Groznyy）理论著作有：《蒙太奇》《蒙太奇1938》《垂直蒙太奇》《杂耍蒙太奇》《电影中的第四维》《镜头以外》

《纪录电影的起源及演变》（拉法艾尔·巴桑、达尼埃尔·索维吉）原是法国《电影辞典》（让·路普·巴塞克主编，拉鲁斯出版社1986年首版）中的“纪录电影”条目，中文（单万里译）原载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编辑出版的内部刊物《纪录电影》1987年第3-6期，公开发表于《世界电影》1995年第1期，收入本文集时译者作了一些修改。《电影与探险》（安德烈·巴赞）系根据原载《法兰西观察家》1953年4月号和1954年1月号的两篇文章综合而成，后收入《电影是什么？》文集，本书已出中文版（崔君衍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年）。《格里尔逊与英国纪录电影运动》选自福西斯·哈迪编《格里尔逊论纪录电影》（英国Faber出版公司1946年首版，本文译自1966年修订版），是编者为该文集所作的序言，中文（单万里译）系专为编辑本文集而译。《英国自由电影》（阿兰·劳维尔）选译自作者与吉姆·希里埃合著《纪录电影研究》（纽约维金出版社1972年），中文（张雯译）原载《世界电影》1988年第4期，收入本文集时作了一些修改。《法国新浪潮中的真理电影》（胡濒）选自《当代法国电影》一文，是其中的第三节，原标题为“真理电影”，见荒煤主编《外国电影近况》（北岳文艺出版社1986年）。《美国真实电影的早期阶段》（罗伯特·C·艾伦）选自作者与道格拉斯·戈梅里合著《电影史：理论与实践》（美国麦克格鲁-希尔出版公司1985年）一书的第9章，中文见《世界电影》1991年第3期，或该书的中文版（李迅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年）。《德国纪录电影的双重困境》（克劳斯·克莱梅尔）选自沃尔夫冈·亚克布森编《德国电影史》（德国斯图加特魏马出版社1993年），原文题目为“纪录电影：一个双重的困惑”。《世界电影》杂志1997年第1期曾以《一个双重的困境--关于“纪录片”的概念》为题发表过本文的片断（聂欣如译），全文系专为编辑本文集而译。《战后日本纪录片的变化与发展》（渡部实）选自陈虻与林旭东主编《首届北京国际纪录片学术会议文献》（1997年内部出版发行）。《中国新闻纪录电影》（高维进）选自荒煤主编《当代中国电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系该书的第13章。《香港新闻纪录电影发展史话》（余慕云）原载台湾《电影欣赏》1991年第7期（总第52期）。《六十年代以来的台湾纪录片》（李道明）选自陈虻与林旭东主编《首届北京国际纪录片学术会议文献》（1997年内部出版发行），原题目为“我的纪录电影经验”。《中国纪录片创作前瞻》（司徒兆敦）原载《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