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学者对沈从文的研究论文

198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差一点就颁发给一位中国作家。这位中国作家，就是沈从文。沈从文在1987年和 1988年，两次入选诺贝尔文学奖最后候选人名单，然而在这项世界大奖公布前，评委们却发现，沈从文已于这一年5月10日去世。从而使中国人与这项世界荣誉的大奖失之交臂，也把中国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推迟到了三十年以后。 当时这一消息并不为人知。多年以后，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审委员马悦然在《明报月刊》发表文章称，沈从文是1988年中最 有机会获奖的候选人。而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谢尔·埃斯普马克则公开表示，如果沈从文没有去世，他是那一年最可能获得诺奖的作家。 沈从文是当今国内的国民作家，几乎无人不知，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若干年里，却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个名字。 1988年，对沈从文非常推崇的汉学家，诺奖评委马悦然，偶然得知沈从文去世的消息后，向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核实，而大使馆里的文化参赞竟然从未听说过这个人。 马悦然震惊之余愤怒了，他发了一篇悼念性长文《中国人，你可认得沈从文》。这位老外写道：“ 作为一个外国的观察者，发现中国人自己不知道自己伟大的作品，我觉得哀伤。” 这位老外的震惊，也引发了国人的好奇：沈从文是何方神圣？何以惹得老外学者如此大动肝火？很快沈从文的底细被扒出：原来这真是国内的一位知名文人，只不过他的出名都是在万恶的旧社会。 很快沈从文的名字，开始变得火热。学术界研究沈从文的文章和论文，变的多如牛毛。一篇研究沈从文的论文，足以使一名学子的头上，多上一顶博士帽。沈从文1934年发表的文学作品《边城》，成为新时代最畅销书之一，在20世纪100部中文小说排列第二名，仅次于鲁迅的《呐喊》。与《边城》有着千丝万缕般的联系的凤凰古城，一跃成为国内最热门的景点之一。 生前沉寂，死后辉煌。沈从文的名字，成了一个传奇。 有的时候，一个人的选择，决定了后期命运。 1948年，拟去往台湾的胡适，派人给沈从文送来机票，邀请他飞赴台湾。此时的北平地下党也在做沈从文。 两个敌对的阵营，都给沈从文做了承诺和保障，最后沈从文选择留在大陆。很久以后，沈从文谈及这个选择时说，“...是为了家人”。沈从文妻子张兆和儿子，认为新社会更具有希望，反对离开北京,这对他的选择起了关键作用。 留下来的沈从文很快发现事情起了变化。1948年3月，沈从文被大众文艺点名，文中称沈从文是："躲在统治者的袍角底下对新文艺作无耻诬蔑之徒”。不久后，郭沫若发表《斥反动文艺》，郭称沈从文是桃红反动作家，郭沫若写道：“ 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着” 这两篇文章，拉开了沈从文波折一生的命运序幕。但在当时，沈从文并不知道这两篇文章背后的含义。以沈从文的认知，这不过又是三十年代时，文人之间口诛笔伐的翻版。 1949年1月，北京大学贴出批判沈从文的大标语和大字报，同时粘贴了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一文，批判进一步深入，迟钝的沈从文终于感觉到与以往批评的不同，这不再是他曾经历过的文学争论。 这个温和的文人，无所适从，开始害怕。他多年的妻子，并不理解和同情他，原本的好友，也多与他断绝关系。沈从文精神崩溃，并一度自杀。被医院抢救回来的沈从文，被任教的北京大学清理出门。沈从文失落彷徨，他写道： 后来沈从文被安排到了历史博物馆，做一些清点登记馆藏文物，编写文物说明等一些打杂事情。 沈从文后半生人生多桀，原因在于沈从文在二三十年代，曾加入新月社，现代评论的历史，以及和鲁迅、郭沫若之间的论战。这些黑历史，在那个时期，足以让一个人孤立无援，甚至身败名裂。 有了郭沫若的点名，后面年代对沈从文本人和其作品的批判，接踵而至，诸如： “由于边地的风俗淳朴，便是作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 这类批判，充斥沈从文的眼睛和耳朵，更使他无所适从。 1953年沈从文接到的通知，说他所有的作品，包括已经付印和未印书稿，均予以销毁，死过一次的沈从文，再次崩溃。 生性胆小的沈从文，彻底放弃了小说写作。而在那个特殊的年月里，沈从文被安排去打扫女厕所，从此开始沉寂。 就在沈从文兢兢业业打扫厕所，不再涉足小说创作时，世界汉学界，却对沈从文发生了兴趣。 这一时期夏志清编写出版了《中国现代小说史》。这部专著从审美高度，和文学创作艺术角度上，高度评价了沈从文，对沈从文作品的文学价值，做了高度评估。夏志清认为沈从文的小说是一种“ 玲珑剔透牧歌式文体,里面的山水人物呼之欲出 ”。 人们从这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重新看到了沈从文。研究过沈从文的学者和专家认为：沈从文是中国现金文学史上，少有的几位伟大作家之一。在推崇沈从文的学者眼中，沈从文代表是一种从容，淡泊，是一种云卷云舒的恬静。 沈从文在国外声誉鹊起，在国内处境却依然如旧。沈从文的学生，作家汪曾祺带着沈从文参加文联的会议，沈从文只是默默坐在最后一排。林斤澜记录了这样一次会议： “那次下乡回来的作家座谈，主持人最后礼节性地请沈先生说话，他只是说：我不会写小说，我不太懂小说！” 一个蜚声海外的小说作家，在公开场合说自己不会写小说。 沈从文在国外大学演讲，回顾那段历史： 1985年有记者采访沈从文。沈从文说自己在建国后，最大的功劳是扫厕所，“特别是女厕所，我打扫得可干净了”。其中一位女记者动情地说：“沈老，您真是受苦了！” 不想，83岁的沈从文当下抱着她的胳膊，像个孩子一样，涕泪交流，大哭起来。这一瞬间，几十年的委屈，不可遏制的爆发了。

关于沈从文小说创作研究综述摘要：近几十年来文艺界对沈从文作品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由以前对他的文学批评和政治批判发展到后来对他作品的肯定及重视。期间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在研究中还存在着不足，尚须进一步探讨。关键词：沈从文 小说研究 综述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沈从文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论的作家，有关他的作品研究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发生。在此，笔者将分“早期沈从文研究”（1949年以前的研究）和“当代沈从文研究”（1949年以后的空白期和新时期以来到现在的研究）两大部分，努力对沈从文研究领域的基本情况和发展形势做一较为全面的论述。一、早期沈从文研究早期沈从文研究有不少地方或者失之偏颇且比较单一，但它毕竟是沈从文先生尚在文坛时的论说评论，不但具有有一定的史学价值，而且也是沈从文作品研究的基石与铺垫。在早期沈从文小说研究中，有关他的小说评论，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批评倾向与模式，其一，以思想性及真实典型论为核心的社会学批评模式，这些批评主要以沈从文早期创作和乡土题材作品为对象，“空虚的作家”[1]“没有思想的作家”[2]“作品人物都是空洞无物的”[3]“那种轻松，那种优美，都是无聊而甚至应该排斥的”[4]等结论。其二，对他作品创作的独特风格的认可，苏雪林堪称这类批评的突出代表。她在《沈从文论》中揭示出沈从文作品“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入到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5]刘西渭的观点也有代表性，在他的《〈边城〉与〈八骏图〉》中，认为沈从文的艺术创作表现了“具体的生命”，而他“所涵有的理想”是融化在作品中“各自的生命里”的建国前夕，则由原来的文学批评转化为政治定性。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一文中，对沈从文的文学活动作了更为全面的批判：沈从文不仅是“桃红色”的代表，“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更为严重的是“特别的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对派而活动着。”表明当时在沈从文的评论和研究上存在着误区。二、当代沈从文研究进入新时期以前，从49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这大约三十年间，没有一篇有关沈从文研究的文字发表。就在沈从文政治上受批判，创作被漠视的30年间，在海外的华人学者中，沈从文研究却取得了明显进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香港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中有关沈从文的论述。这两部文学史对沈从文的评价在这样三个方面是完全一致的。1. 对沈从文“大家”地位的给定、2. 将他的研究纳入世界文学的视野、3. 肯定了沈从文对现代人生存处境的深层关怀。进入80年代，沈从文从以往被埋没和遭贬抑的状况一变而成为研究的热点，大陆文学界的沈从文作品研究也逐渐从较为零散的一般性文学批评和政治评判发展为科学深入的系统研究，并于1988年沈从文逝世后达到高峰。在此期间编写的如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杨义著《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等各类文学史开始对沈从文及其创作进行较为重点的评述，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1. 从政治上为沈从文“平反”正名。凌宇的《沈从文小说的倾向性和艺术特色》及其后来的研究专著《从边城走向世界》皆以相当的篇幅论证沈从文并非“反动作家”，余永祥在《一幅色彩斑斓的湘西历史画卷》一文中进一步提供了沈从文并非反动作家的证据。2. 对沈从文创作方法的辨析。董易在《自己走出去的路子》一文中认为，沈从文的早期创作是浪漫主义的，而在30年代，他的思想和艺术处于成熟之境，已经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方法结合起来进行创作。而另一些研究者认为最能体现沈从文创作风格的是写实与抒梦两者的结合。3. 从乡土文学或抒情小说代表作家交代阐释沈从文创作的美学价值。如高云在他的《沈从文论》中指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中国乡土风俗描写得最细致、最充分的”是沈从文；许志英、倪婷婷则认为，沈从文的作品给人们提供了“区别于古代的田园牧歌式的另一种环境下的乡村生活”。而凌宇在《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发展轨迹及其人生内容的审美选择》中指出沈从文的小说“完成了抒情小说从题材到形式的质的飞跃。”4. 拓展了研究的视野与思路。不少论者从沈从文的创作与民间文学关系的角度来阐述，如笛论富的《植根于民间—沈从文小说的特有风貌》，从沈从文及创作与苗族血缘关系的角度，如龙海清的《论苗族作家沈从文及其创作》，从肇始于五四的爱与美的文学主题之于沈从文的角度，如何益民的《沈从文的〈边城〉》，从沈从文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的角度，如尚喜平的《一个探索者的足迹》等等。这些研究并非处于同一水平，其成果也等次有差，但显示出沈从文作品内涵的丰富性。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继承前一时期的优良传统和巨大成果的背景下，沈从文作品研究进一步发展，向纵深和更加全面系统的方向推进，成果丰硕新论不断，形成一个初步繁荣的局面。本文侧重对其创作主体的背景思想、作品分类及单篇研究、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等这几方面入手， 做一尽可能全面的综合和概括。（一）背景研究如何看待家世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带来的影响，有的研究者认为沈从文从军队出走并踏上文学道路的行为，以及他作品中流露出的贵族气息等都与他的家世有极大的关系。他的整个创作可以看作是“对于那种受人尊敬的家世及家世所照亮的童年情景的追溯与偎依。”[6]另有评论者则认为单凭祖父一代为官便认为沈从文出身官僚豪门是勉强的，他继承了父辈一代的“生存自由”及“生存奋斗”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上的影响为他的一生崇尚自由、执著于理想定下了基调。[7]金介甫先生认为“湘西对沈从文后来偏爱文学可以说影响甚微，原因是他生长在军官之家，而不是出身在书香门第。”[8]总的来说，家世背景并非促使沈从文走上文学道路的直接原因。（二）作品分类及单篇研究对于沈从文小说作品的分类，通常是按照乡土与都市两大题材序列进行，也有研究者按时间的顺序认为沈从文早中期的湘西作品呈现出唐诗的意境美，而后期的湘西小说则是一种宋诗般的理性美。此外也有部分评论者从其他角度进行分类研讨：如韩立群的“军旅小说研究[9]及谭怡楚的“情爱文学研究” [10]均属一家之言，还有待进一步论证与讨论，总的说来，对于沈从文作品的分类及相应研究基本上沿袭了80年代的思路与方法，除了在其都市小说局限问题上有一定进展外，新的内容不多。与此同时，单篇作品的研究也有一定深化，关于沈氏的代表作《边城》的探讨自然是重中之重，具体内容可参看吴蕴东《新时期以来〈边城〉研究述评》，而对于沈从文其他的小说研究者引发了一些争议，如《丈夫》是“表现了人性复归的主题，还是自始至终体现了一种夫权压迫和夫权制文化意识？”[11] 《萧萧》的结局是“写出了萧萧及她周围的人过着世代相因的愚昧而麻木的人生”， [12]还是仅仅“通过萧萧命运的戏剧性变化来为湘西人的随其自然的生活态度和处世原则提供一个强有力的证据”？ [13]——这些争论都是在一定程度上为形成新的学术争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三）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90年代学术界将沈从文小说与中外文学作品对照起来进行研究，这为其提供了新的视野，也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文学史的发展脉络。关于沈从文小说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中，凌宇是最早注意把沈从文与外国文学联系起来研究的探索者。他这方面的研究突出表现在两篇专论中，一篇是《从苗汉文化和中西文化撞击看沈从文》，一篇是《探索生命的底蕴》，书中详细地谈到沈从文创作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及受西方观念的影响。其后的赵学勇在《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一书就论述了沈从文与中外文化思想相呼应的一面，并由此而发现和证明了其创作意蕴中一些独到之处。吴立昌在他的专著《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一书中更是全面深入地论述了沈从文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说的关系。一些研究者以20世纪文学发展的整体性眼光对沈从文小说进行考察时发现了部分现当代作家与沈从文在创作上的联系，有人认为沈从文与当代文坛上的乡土作家贾平凹表现出文化价值取向与审美追求上的相近，也有人从文体角度对比沈从文与汪曾祺，认为后者虽师承前者，但他们在语言、叙事视角、结构、哲学意蕴等方面都有微妙差异。还有研究者在借助乡土文明来批判城市文明这一点上将张承志联系在一起，认为“他们都将同一文化体系中不同层面上的中国城乡文明加以对照，并以人性、道德状况作为揭示城乡文化巨大差异的切入点，但沈、张两人又毕竟存在着文化起点、时代背景等造成的深刻差异。”[14]综观近几十年来学者对沈从文小说的研究，不难看出，研究思路上由注重作品的分析开始向深入细致的主体倾斜，研究的思想从偏狭走向开阔，研究的方法采取了新领域多角度的认识，如引进了西方哲学的理论和方法、结构主义、原形批评、比较文学形象学方法、精神分析法说等，可以说研究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但与此同时研究中还有些问题只是初步地提出，尚须进一步探讨，如沈从文小说与福克纳作品的比较研究，沈从文小说的叙事学研究等，还有一些研究层面仍有待开掘，如小说中湘西的兵政文化、傩戏文化等。随着时间的推移，沈从文的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性将不断地为人们所认识。注释：[1] 侍桁 《一个空虚的作家》 载1931年《 文学生活》1卷 1期[2] 贺玉波《 沈从文作品批判》 《 中国现代作家论》 第2卷 上海大华书局 1936年版[3] 贺玉波《 沈从文作品批判》 《 中国现代作家论》 第2卷 上海大华书局 1936年版[4] 李同愈 《 沈从文的短篇小说》 载《新中华》 1935年3卷7期[5] 苏雪林 《沈从文论》 原载《文学》 第3卷第3期 1934年9月[6] 黄献文《 论沈从文家世对其创作道路的影响》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 （哲社版）1996 第1期[7] 向成国《自然的精灵》 《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 第3期[8] 金介甫《沈从文传》 时事出版社 1991年版 第28页[9] 韩立群《 沈从文论——中国现代文化的反思》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10] 谭怡楚《 沈从文情爱文学论》 《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0 第2期[11] 美 张盛泰《传统夫权失而复得的悲喜剧——重读沈从文的〈丈夫〉》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2第2期[12] 山风 《心灵的悲剧——读沈从文〈萧萧〉》 《名作欣赏》 1996第5期[13] 程丽蓉《创作心理距离与沈从文的小说》 《 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第2期[14] 王喜绒《一个独特的文化审美视角——从沈从文到张承志》 《 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第2期参考文献：[1] 《沈从文文集》 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1984年版[2] 《沈从文全集》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年版[3] 司马长风 《中国新文学史》 昭明出版社 1975年版[4] 杨义《 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年版[5] 凌宇 《沈从文传》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88年版[6] 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对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的研究》 三联书店 1985年版[7] 金介甫《沈从文传》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2年2月版[8] 吴立昌《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9] 孙冰编《 沈从文印象》 学林出版社 1997年版[10] 巴金、黄永玉等：《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编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9年版[11] 凌宇《 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 《文学评论》 2002年第6期[12] 王保生《沈从文评传》 重庆出版社 1995年版[13] 高恒文《京派文人：学院派的风采》，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