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传播艺术论文

戏曲的地域性与语言艺术探析论文

“地方化”不仅仅是戏曲艺术自我发展、自我完善、不断扩张的一种重要方式,更是“当代戏曲的一大特色”,在“戏曲”这个大的艺术门类之中,各个地方剧种都有属于自己的特殊规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地域性”成为中国戏曲“传统”的重要特点之一。

此外,地方戏曲作为由一定区域内的民众共同创造、共同欣赏的区域性剧种,它体现了一个地区民众的总体审美趣味,是该区域内所有民众共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不能高高在上地站在“保护文化艺术多样性”的立场,空泛地给戏曲传统的地域性特点下定义,也不能不切实际地考虑到不同地域的民众对本地戏曲的审美和民俗需求。对一定区域内的演员和观众来说,地方戏曲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是他们休闲娱乐、情感交流及宗教祭祀的必需品。以陕西省宝鸡地区民间秦腔演出活动为例①,庙会请戏不仅带有原始的“娱神”意味,更是村民们联络乡情、丰富农闲生活的需要;同时,在演出中还能够通过吉庆剧目,来表达一种质朴而单纯的、对幸福生活的期望。葬礼请戏,往往是因为逝去的老人多为秦腔戏迷,子女们希望通过这种形式表达自己的孝心;同时,这也是为了犒劳为举办葬礼而辛苦忙碌的乡亲邻里。至于各种企业开业、周年庆典请戏,一是企业希望借上了妆、带有“神气”的戏曲人物避邪求福,再则也给附近的居民(也即企业的潜在消费者)提供一场免费看戏的机会,企业方面可以借此机会表达“对父老乡亲的感谢”,是一种巧妙的广告策略。又如,笔者曾对兰州市区内主要茶园进行过调查,发现当地的茶园演出和业余自乐班活动,对于相当一部分中老年市民来说,听着熟悉的秦腔唱段喝茶、谈生意、拉家常,正如年轻人进KTV消遣一样,是他们日常娱乐、交际生活的一部分。而自乐班中各个年龄阶段的业余秦腔表演爱好者聚在一起,吹吹打打、弹弹唱唱,更是他们文化娱乐消遣、甚至是精神寄托的主要形式。

同样地,全国各地的戏曲演出均各有其符合地域文化和风俗习惯的“传统”,这些“传统”也只有针对这个区域内的民众才有实际的价值和意义,把东北二人转搬到苏州水巷茶楼上去,把昆曲小调放在陕西尘土飞扬的庙会戏台上,其结果如何是可想而知的。各地方剧种就像不同品种的花卉植物,只有在适合自己的地域文化土壤中才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如果硬生生地把他们拔出来,“移植”到另外的土壤里,除了日益干枯僵死,别无出路。

与戏曲的剧种多样性相表里的,是它的民间性,“民间”这个词除了通常意义上含有的,与“官方”、“正统”、“贵族”等带有社会阶级性的词汇相对立的意思之外,更有“地域性”的含义。因为“民间”归根到底是民众的民间,不同地域的民众物质生活、精神世界的多样性,决定了“民间性”具体所指的多样化和地域性差异。以往研究者从社会学研究的角度出发,已经指出戏曲在表达民众的思想情感、[2]审美娱乐需求、[3]民俗生活需要[4-6]等方面呈现出的“民间”特性,但对民间性的思考还不能就此打住,因为所有这些需求还具有地域限制性。如果只强调笼统意义上的“民间”而忽略了“民间”内部的多样性和民众群体的.复杂性,就很容易造成对真正“民间性”和具体民众群体需求的漠视。社会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曾指出,如果将广大知识阶层、贵族阶层或者说城市统治阶层的“传统”视为“大传统”,而将底层民众的“传统”视为“小传统”,那么,这两种“传统”并不是完全割裂的,而存在着这一种长期的相互影响的关系。“大传统”会对“小传统”形成“下渗”作用,而“小传统”既有积极向“大传统”靠拢的愿望,也会对“大传统”产生重要的影响。[7]29也就是说,“传统”有着自为的生存空间和发展倾向,传统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们热爱并且需要它们;传统的变迁“起源于传统内部,并且是由接受它的人所加以改变的”,这种变迁“并不是由‘外界环境’强迫他们作出的,而是他们自身与传统之关系自然成长的结果”[8]229。如果从理论研究的角度出发,为了保持某种演出形式的“民间性”而否定这种演出形式自身的发展要求,无疑是对遗产传承的自然链条的一种粗暴的人为破坏。戏曲的民间性,是具体、集中地体现在一群活生生的民众之中的,地方戏曲就是为了满足不同地域民众各种层次的需求而形成多种剧种形态的,我们必须尊重这种建立在地域差异基础上的剧种差异性。

以往学者对民间戏曲的研究,多是从文化分析、艺术欣赏、历史研究的层面展开的,但对于地方民众而言,戏曲的意义也许并不在此。比如,对于陕西民众来说,“请戏”、“唱戏”,首先是一种祖辈流传下来的仪式传统,是婚丧嫁娶、庙会祭祀以及各类庆典上必不可少的活动项目。其次,“看戏”则是一种能够带给人以愉悦感的娱乐活动和一种与亲朋好友联络感情的交流机会。此外,广大农民观众们,还相信传统秦腔剧目大部分都是讲述真实的历史故事。笔者田野调查时,剧团演员常常叮嘱我,要记住每出戏讲述的故事发生的年代,因为他们认为“这在历史上都是真事,人家是有记载的”。从《闯宫抱斗》、《太和城》到《八义图》,再到《出汤邑》、《金沙滩》、《二进宫》,几乎每次演出历史戏,演员们都会向我强调这一点。

传统秦腔戏剧目确实是以历史剧居多,而且很大一部分剧目都是基于历史演义而发挥出来的,其中包含了一些历史真实的成分。虽然这些民间传说和曲艺作品中的历史,对很多历史研究者来说都是“戏说”、“歪说”,但在广大民间观众中却具有很大的权威性。传统的秦腔历史戏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赢得了演员和观众的“尊重”。特别是那些讲述民族英雄和忠臣烈士英勇事迹的历史戏,无论演员还是观众都会对其中的主人公抱有崇敬之情,而对奸臣逆贼则嗤之以鼻。典型的表现是,一出秦腔传统历史戏中,戏分最多的肯定是忠臣义士而不会是奸贼,团里台柱级别的须生演员很少饰演坏人,而演员也往往不愿以自己饰演反面角色的戏作为自己的拿手戏①。从观众的角度来说,他们一般不会为“坏人”的表演而鼓掌叫好,更不会为饰演反面角色的演员“搭红”、放鞭。②[9]72如秦腔传统剧目《八义图》(即《赵氏孤儿》———笔者注)演出时,饰演为救孤儿而慷慨赴死的卜凤、公孙杵臼、程婴等正义人物的演员都会被“搭红”、放鞭,而屠岸贾的饰演者,即使被有些观众称赞“演得好”,也不会得到这样的待遇。也就是说,戏曲的“教化功能”其实不仅仅是上层统治阶级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对戏曲提出的“非分要求”,也不仅仅是文人创作者从主观态度出发的“一厢情愿”,同时还是广大观众心中已然形成的一种观赏需求。戏曲在民间传播,确实起到了知识传播和道德培养的积极作用。戏曲剧目的“历史讲述”和“道德教化”特点,对地方民众思维方式、价值判断的培养和塑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这也是戏曲地域性特点的一个重要方面。

总而言之,戏曲“传统”的地域性特征,不仅体现在不同剧种形态各异的表演方式和艺术风格上,更体现在各剧种与他们所属地区民众的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密切关联之中。我们不应该只站在“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保持戏曲艺术多样性”的艺术家和理论家的立场上,对如何保护、如何发展指指点点,而应该认识到,这种“多样性”的形成和发展首先取决于民众多样化的审美娱乐需求。应该首先弄清楚观众需要什么,并尊重他们的需要,给他们传承或者改变自己的“传统”的自由。

所谓“口头性”,是借鉴了英文单词Oral/Orality的译法,包括口头创作和口头传承两层含义,在OralandIntangibleHeritage(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和OralPoetry(口头诗歌)这两个相关的重要概念中,“口头”(Oral)均同时包含这两层含义。有学者指出,应将其译为“口传”更为合适,[10]36诚然,“口传”固然强调了传承方式的非文字性和动态性特点,却忽略了艺术创作过程中的即兴发挥和口头创造性。因此,笔者以为,反倒是“口头”这个似乎比较含混的词语更有概括力。虽然借用了英文词汇,但并不是说中文语境中就没有这一概念;恰恰相反,我国文化传统中,强调“口头”材料价值的历史要更为久远:如汉语中“文献”一词中的“献”字,朱熹曰:“文,典籍也;献,贤也。”即,“文”原是指书面的文字记载,“献”则指博闻的贤人的口头传闻。[11]12可见,文化传统的“口头性”特点,是人类文明的共有特征。

曾有学者将戏曲归结为“语言的艺术”,并从“文学性”的角度对戏曲的“现代化”提出要求。自然,大部分戏曲剧目都有大量可以以文字的形式进行创作和记录的唱词、念白,从这个角度出发,认为“元杂剧”、“宋元南戏”、“明清传奇”和“地方戏”都是一种“戏曲文体的概念”[12]4,似乎也未尝不可。接着,如果从文学角度出发对戏曲的唱词和念白进行分析,认为其具有“诗的韵律、节奏”,从而将元杂剧、宋元南戏都纳入“抒情诗”[13]8的范畴,这个逻辑也大体不谬。这也是很多学者斥责清末以来以京剧为代表的地方戏,“使戏剧文学性和思想内容大大‘贫困化’”的基本依据和出发点。[14]5但笔者以为,即使考虑到戏曲拥有大量韵律化和节奏化的唱词和念白,故而承认“戏曲文学”的存在、承认“戏曲”的抒情诗本质、承认戏曲是在表达某种思想和情感,也必须认识到,这是一种“口头文学(Oralpoetry)”,它遵循着“口头诗学(OralPoetics)”的形成和发展规律。“口头诗学”理论源自西方文学理论界对荷马史诗的形成及其传播形态的讨论,20世纪30年代,帕里和洛德在对南斯拉夫地区口头史诗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了被后世命名为“帕里洛德”理论的观点。自此以后,有关口头诗学理论的方法,“已经影响了散布于五大洲的、超过了150种彼此独立的传统的研究”[15]5,这一理论在大量人类学调查材料的基础上,强调被传统的研究方法所忽略了的史诗文学的口头创作和口头传播特性。“口头诗学”理论,对我们认识中国曲艺和中国戏曲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戏曲的成熟和完善得益于唱讲文学提供的足够多的、情节足够丰富的故事本事,当前许多盛行的剧目,无论是元杂剧、宋元南戏还是明清传奇、地方戏曲剧本,都和唱讲文学有很大的关联,甚至有学者提出,许多地方剧种完全就是在地方说唱艺术的基础上形成的。当然,有关唱讲文学对戏曲艺术所产生影响究竟有多大的问题,相关的研究仍需进一步深入;但可以肯定的是,戏曲从唱讲艺术中吸收了很多珍贵的养料,其中就包括“口头性”特征。由于唱讲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口头创作、口头传承的艺术样式,“一般来说,说唱的文本就是这样从无数艺人的口中产生的‘口头创作’的阶段成果”[16]48—49。对民间说唱艺人来说,“与文字相比,戏剧或说唱的词句首先是作为‘声音’存在的”,而且艺人还常常“得到师父口头传授书词”[17]84。即使对于现成的演出本,“艺人们也一般不将其书词全部背诵下来,而仅仅是记住其故事情节和成为‘赞’、‘套’、‘赋’的某种韵文就登场了”[18]87。那些认为戏曲源自唱讲艺术、戏剧剧本来自说唱文本的观点,至今有一个问题无法解释,那就是,为什么从说唱文本到戏曲“剧本”之间的“链条仍有一些缺环”?有学者将完善这些“缺环”的希望寄予“文献发现”[18],其实,这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戏曲艺人的口头创造。既然唱讲文学本身,允许艺人对底本进行口头的即兴创作,当它转为另一种形式不同却拥有更加突出的“表演”本质的艺术所用时,这种被实践证明极富创造力和实用性的创作方式,自然会被继承下来。从“口头诗学”的角度来思考,也更容易理解中国戏曲幕表制、条纲戏的演出形式何以成为可能。

总而言之,如果考虑到戏曲唱词、念白的“文学形式”,从文学角度理解戏曲的“传统”,这也未尝不可,但必须认识到戏曲剧本不仅仅“为上演而设,非奏之场上不为功”[19]1,而且是可以直接在场上以口头方式创作、并且以师徒之间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下去的。

戏剧是由“文本”和“表演”共同组成的一种“综合艺术”,两者缺一不可,互相依存。上文已经分析指出戏曲“文本”的口头性质,那么接下来,则需再来探讨“表演”的口头性质。事实上,用口头诗学的理论分析戏曲表演的口头性仍有一定的局限,因为舞台表演已经远远超越了口头讲述、口头表演的唱讲艺术范畴,而具有肢体表演艺术的特征。笔者此处只是借鉴口头诗学的理论思维,反对将戏曲艺术文本化、将演出凝固化,认为戏曲的舞台表演具有类似于口头表演的临场创造性和口头传承性特征。笔者在对宝鸡新声剧团及宝鸡秦腔民间演出形态的调查中发现,同样的一个剧目,从来不会以同样的方式进行演出。正如有老艺人明确指出的那样,有些戏“根本没有啥本子”,“不同班子有不同班子的演法”。唱词和念白部分尚且如此,具体的身段表演就更加具有灵活可变性了。新声剧团丑角演员杨宝国的表演就很能体现这一点,作为该团唯一当行的丑角演员,他饰演的刘媒婆、杨三小、花仁义、赵飞等角色,时常令观众捧腹大笑,而同样的这几个角色每一场他都有不同的演法、不同的台词和动作,每一场都会增加自己临时发挥的“活口”。当笔者问他这些活口是如何编排出来时,他笑着回答:“这都是胡说八道呢,没有啥道理。见啥人说啥话么!”但又随即严肃地说道,“虽然不存在编排那一说,可也不能真的胡说,要心里有底,说得干净利落、适可而止。”①

其实,理解戏曲的口头性特点,也只能是作为理解戏曲唱词、念白等语言性表演部分的一个新切口。凝结着更多戏曲“传统”的表演的口头性,则需要从另外的角度切入,那就是师徒之间“口传身授”的技艺传承方式。由于戏曲演出纯粹依靠演员高度技艺化、繁难化[20]的肉声演唱和肢体表演,因此,从根本上来说,戏曲是完全诉诸场上的一种表演艺术。它的许多身段程式不仅无法用文字来记录、表达,甚至也是“口传”都说不清楚的。和其他所有类型的文化传统一样,在世代延传过程中的“那些弦外之音(over-tones),不言而喻的知识(tacitknowledge)成分,以及洞见之类不宜应用原理和规则的东西,是不能以明确的语言进行传授的,而要通过内心联想,通过对动作执行者的典型行为的移情来获得”[8]23。具体至戏曲艺术中,就需要老演员的亲身示范,也就是“心授”,演员们习惯称之为“带着走一遍”。演员“跟着铜器点子”、“跟着师父走一遍”之后,很多困惑便可以得到解决。

同样以宝鸡新声剧团为例,该团大部分年轻演员毕业于各类戏曲学校,三年的在校学习仅能掌握基本的表演技法,进剧团后,要想上台表演还需要由老演员对其作具体的指导,这种指导便都是以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的。笔者在调查期间发现,这种技艺传授行为可以随时随地发生,灵活性很强、形式也比较多样,比如年轻演员在台下观看老演员的现场表演,休息时听老演员“说戏”,等等。如今,随着各种视频影像资料的普及,年轻人还可学习其他知名演员的表演。但这样“看”、“听”、“说”仍然不够,还需要“做”,即老演员的动作示范和年轻人自己的舞台实践。总之,老演员的口传心授和年轻人的身体力行,是戏曲表演技艺得以传承的两个根本要素,二者缺一不可。这一点,从新声剧团老团长李扶中对现在大部分演员不认真练功,只想偷懒地看看、听听,“上台后学样样”的现象表现出的强烈不满也可以体现出来。正如他情绪激动地感慨道:“不是说所有东西都是你看就能看会的,这需要功夫,没有功夫,你演的就算是对的、没错,也不好看、不合式,行家一看就看得出来你这个演员的水平”②。

事实上,认为戏曲是“语言艺术”和认为戏曲是由“剧本”和“演出”共同组成的“综合艺术”这两种观点,笔者均不敢苟同。但上文仍然在肯定这两种观点的基础上分析戏曲“传统”的口头特征,只是为了强调认识“口头性”的重要意义。笔者认为,戏曲不仅仅具有口头艺术的特性,更是一种纯粹的表演艺术,无论是其体现为“文学形态”的唱词和念白、还是最终以“表演”为本质的成品———一次具体的演出,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舞台表演艺术就是一种“时间与空间的瞬间结合,它的本质就是intangible”,也就是“无形性”、“转瞬即逝性”①[21-23]。而戏曲之所以具有这种intangible之特性,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以演员在场上的“在场表演”为主要创作方式,以师徒之间的口传心授为主要传承方式,既不囿于剧本、灯光、舞美等物质工具,也不会停滞于任何一个固定状态,整个创作、传承过程都依赖“人”的创造力,长期处于不断更新、不断变动的发展过程中。

以剧种多样化和民间性为主要表征的地域性,和以口头创作为主要创作方式、以口传心授为最佳传承模式的口头性,是戏曲“传统”最为突出的两个特征。其中,剧种多样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至今仍然在继续。口头创作和传承的灵活性、创造性也体现出强烈的活态特性。因此,戏曲的“传统”绝对不是已经僵死的、固定不变的、“跟不上时代”的“旧传统”,而是内在的蕴含着无限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一种“活”的传统。遗憾的是,这一点却常常为传统戏曲研究所忽略。[24]96因此,笔者以为,回归“传统”,肯定“传统”的活态性和创造性,发掘古老“传统”对当下戏曲传承、发展的重要意义,从“传统”中汲取力量,是解决当前戏曲困境的根本出路。

谈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论文

论文是一个汉语词语，古典文学常见论文一词，谓交谈辞章或交流思想。当代，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下面是我收集的谈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论文，欢迎大家收藏参考。

一、概念界定

“文化”是一个广泛的概念，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和组织制度。迄今为止，关于文化的定义有上百条，目前文化最古典，最受公认的还是英国的杰出文化人类学家、古典进化论学派的开创者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1832—1917）定义：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

“语言”不但是人类思维和交流的工具，也是文化的载体。狭义来说，语言包括口头语言、书面语言和书面语的物质载体――文字，最狭义的语言不包括文字。广义的语言不仅包括狭义语言，而且还包括准语言，根据诉诸感觉的不同，准语言又可分为听觉的（伴随声音、音乐语言、其他声响符号），视觉的（表情、体态、动作、聋哑人手语等；图表、公式等；绘图语言；舞蹈语言；蒙太奇语言；各种符号，标志；其他视觉符号等），触觉的（盲文等）。本文所探讨的语言只要是指狭义的语言，即口头语、书面语和文字。

二、从文化角度看语言

语言与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早在本世纪20年代，美国语言学家萨皮尔（Sapir，Edward；1884—1939）在他的《语言》一书中就指出：“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从文化角度，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大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

1、文化包括语言。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语言具有文化的特点。首先，从文化的内涵来看，它包括人类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两个方面。而语言正是人类在其进化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一种精神财富，属文化的一部分，二者都为人类社会所特有。其次，正像文化一样，语言也不是生物性的遗传，而是人们后天习得和学得的。再次，文化是全民族的共同财富，语言也是如此，它为全社会所共有。古德诺夫在《文化人类学与语言学》一书中也明确地指出了语言与文化的这种关系，他说：“一个社会的语言是该社会的文化的一个方面。语言和文化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

2、文化影响语音。文化对语音的影响也是显着的。在中国的东北三省，很多老人都会说日常的简单日语，这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对东三省的殖民和侵略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殖民统治而进行语言传播的不在少数，中国的香港，印度都是以英语为官方语言，但因为各民族国家发音的特点，语言在传播的时候就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如，阿拉伯语在发音中有喉部的颤音，而汉语和英语中没有，宝莱坞影片《我的名字叫可汗》中男主角一直强调他的名字“喉部发音，han”但是因为中国人和英语国家的人们没有喉部发颤音的习惯，在翻译中，将此音译为“khan”及“可汗”。

3、文化影响语义。在单一语言当中，很难清晰地看到语言背后的文化含义，但是通过几种语言的对比，文化和语言之间的内在关系便会渐渐明了起来。在汉语里，与“狗”相关的词语多为贬义。如：狗仗人势、狗急跳墙……但是在英语中，与dog相关的词语或俗语却有怜悯、褒奖的色彩。如：clever dog（聪明的人）、love me， love my dog（爱屋及乌）、lucky dog（幸运儿）……又比如，在中国文化中，“龙”被视为吉祥、权威的象征，广大华人称自己为“龙的传人”。但在英语中dragon则是指一种类似于龙的会喷火的妖怪。“He is a dragon”表示的不是“他是一条真龙”，而是说“他是一个残暴的人”。近年来，龙与dragon之争已经成为一桩公案。不少中国学者要为龙“正名”，主张在英语中增加“loong”一词来对译汉语中的“龙”。这说明，人们越来越重视文化和语言之间的内在联系，力图从语言上来化解文化间的冲突与隔阂。

4、文化影响语用。在语用方面，文化和语言的关系也是紧密的、牢固的。比如，从亲属称谓来看，在汉语中，关于姻亲，血亲和辈分都有明显，如：爸爸的弟弟和哥哥，妈妈的兄弟姐妹都有自己的称谓，而英语中，叔叔、伯伯、舅舅、姨夫统称为“uncle”。再如，中国文化讲究长幼有序、尊卑有别。因此在语言上也特别强调尊卑关系。在汉语中，询问老者的年龄必须使用“贵庚”、“高寿”一类的词；询问比自己年纪小的或是同辈之人可以使用“你多大年纪？”、“你几岁了？”等语句。然而在西方国家，它们的语言当中是没有这种尊卑观念的。在英语中，询问年龄不论老少只有一种方，即“How old are you”。

三、从语言角度看文化

语言是一面镜子，它反映着一个民族的文化，揭示该民族文化的内容。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人们通过他们的创造活动而形成的产物。文化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每一代人都继承原有的文化，同时又在不断扬弃和更新原有的文化，对社会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独特性，是民族差异的标志。各个民族由于地域、生态环境、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历史背景、风俗习惯、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等的不同，其文化也具有各自的特点。透过一个民族的语言，人们可以了解到该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如，罗先生在《语言与文化》一书中讲的，我们可以从语源和变迁看过去文化的遗迹，从造词心理看民族的文化程度，从借字看文化的接触，从地名看民族迁徙的踪迹，从姓氏和别号看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从亲属称谓看婚姻制度等。

四、语言与文化的双向互动

语言首先是作为交际工具，但它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与文化是一个整体。语言与文化相互依赖、相互影响。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化对语言有制约作用。在学习一门语言时，必须先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和掌握好这门语言。一方面，语言是文化的特殊组成部分，是传递文化的载体，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另一方面，语言又深受文化的影响，理解一种语言必先了解其所反映的文化。文化是语言所承载的内容，两者关系十分密切。人类用语言创造了文化，文化反过来又丰富了语言的表达方式。总之，语言和文化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双向互动关系，语言对文化有影响有制约，文化对语言也有影响有制约作用。

摘要：本文通过对比英汉两种语言在相同场景下的不同表现形式，阐述两种语言所承载的不同的社会文化。目的在于帮助人们在跨文化交际时应注意各自文化的不同，以避免出错和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关键词：语言 中西文化 差异

文化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所有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类群体创造并共同享有的物质实体、价值观念、意义体系和行为方式，是人类群体的整个生活状态。它是由一个民族或社会的风俗习惯所构成。语言是人类进行思维和传递信息的工具，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保存认识成果的载体。语言的学习不是单纯地学习词汇、语法，更重要的是学习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从一种语言我们可以看出使用该语言的社会文化，看到该社会的人们的风俗习惯。下面就英汉两种语言现象在风俗习惯方面的不同展开对比分析，看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1、敬语和谦词汉语中存在大量的敬语和谦辞

如高见、光临、寒舍、愚见等。英语中则少有敬辞和谦辞，不论对方年龄多大，级别多高，并没有汉语中“您”这样的代词。一位英国妇女遇见一位上了年纪的中国人，用汉语客气地问“:老爷爷，你几岁啦?”老人诧异地看着她，很生气。这位英国妇女后来才知道误会的原因，“几岁”是问小孩年龄的，对上了年纪的人应问“您高寿?”或“您多大年纪啦?”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封建社会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它要求人们跟长辈或上级说话时有时甚至跟同辈说话时，要用敬语，否则就会被认为用词不当而失礼，甚至显得高傲；谈及自己时要用谦词，如不使用，也被认为没有礼貌。英语中这类词少的原因有二：一为西方人追求人人平等，二为他们长期以来尊重个人价值，乐于表现自己。中西方人接受赞扬、祝贺时的反应也不一样。操汉语的人往往使用“否认”或“自贬”的方式来应答。中国人听到恭维或赞扬的话后会说“哪里，哪里”、“我做得不好”之类故作谦虚的话。而西方人则会毫不犹豫地说声Thank you。当西方人说Thank you表示谢意时，中国人会马上回答说不用谢，以表示客气。西方人听后，会大惑不解，觉得中国人没有礼貌。如一位英国女教师表扬一位中国女学生: A: Oh， what beautiful handwriting! B: No， no， not at all. 在女教师看来，该女生的回答是粗鲁的，否定了该教师对书法的审美观和鉴赏力，损害了她的积极面子(positive face)，虽然女生本意并非如此， 只是符合了汉语的谦虚准则。英美人善于恭维他人，也乐于接受他人的恭维。当他们觉得该受到赞美却没得到赞美，会感到受到冷淡。对别人的赞美、恭维，英美人最常见的反应是“迎合”或高兴。他们把中国人的这种“否认”看作是无礼，把“自贬”视为自卑和言不由衷的虚伪。赞美语是人际交往的润滑剂，处理得好，可以增进友谊; 但如果不了解对方的文化背景而运用不当，不仅无助于友谊，反而会产生误会，伤害感情。

2、称呼语：中西方的称呼语的使用差别也很大

“小+姓”在汉语中称呼年龄比自己小的人，可表示亲切、稔熟等感情色彩。但如果用此称呼英国人却是不礼貌的。“老+姓”或“姓+老”在汉语中称呼年龄较自己长的，可表示尊敬、礼貌。如果用“老+姓”称呼英国人，如“old smith”，对方在心里可能会生气。在英语文化中，忌讳“老”字。“老”容易使人想到“年龄大”“、体衰”、“无用”等。所以，在称呼英美人时应避免使用“old”。称呼语中有一类亲属称呼语，如爷爷、奶奶、叔叔、阿姨等。汉语中许多亲属称呼语可用于非亲属关系，也就是把一些其他人看成是亲属的延伸，用这种亲属称呼语来表达说话者的尊敬、亲近等意思，中国人遇到一位不认识的年长妇女可以称她为“阿姨”“、大妈”、“奶奶”;但在英语文化中这却是很不妥当的。汉语中姓与职衔(title)或亲属称谓连用，可用作称呼语。职衔包括职业、职位和头衔。如“李老师”、“汤经理”、“陈校长”“、丁爷爷”等。而在英语文化中姓与职衔、亲属称谓连在一起用作称呼语并不普遍，如不常说“Bureau Director Smith”“、Manager Jackson”“、Principal Morris”等。英语中的称谓为数不多，除了dad、mum、 grandpa、aunt、uncle等几个称谓经常使用外，其它的几乎不用。人们常常直呼对方的名字。直呼姓名，避用称谓，是想与对话人取得平等地位（称谓本身就意味着不平等，追求人人平等是西方人的理想）。而汉语中表示其属关系的称谓却非常多。英语中的cousin一词对应于汉语的表兄、表弟、表姐和表妹等。而brother-in law 一词对应于汉语的姐夫、小叔子（丈夫的弟弟）、小舅子（妻子的弟弟）、连襟等。汉语把表亲、夫妻之间的亲属关系区分得如此严格，既要说出性别，又要分出大小，根本不像英语笼笼统统一个词了事。这种语言现象的产生归因于中国两、三千年之久的封建统治。

3、个人隐私：与外国人交谈，要避免不该问的问题

两个中国人在一起谈及家庭、收入等话题是很平常的，并将能不能谈及这些视为人际关系远近的标准之一。而同外国人交谈时，则不应问及这些问题。外国人私事观念极强，年龄、收入、婚姻状况，甚至体重都是非自由谈论的话题。这种“寒暄”无疑成了对他们私事的干涉。对同一事物的价值判断，对中国人和英美人来说，有可能完全相反。例如，在中国文化中“胖”和“福”这两个概念是相互依存的，人们常用“你发福了”来恭维对方长胖了。而对英美人说他们长胖了，他们会很不高兴，这不仅干涉了他们的私事，而且在他们眼里， 长胖是体质下降的标志。英美男女之间经常相互恭维“你很性感”，被恭维的则会说“thanks”，而在中国是难以想象的，对方会认为你心怀不轨。

在跨文化交际中对那些文化差异性要引起双方的足够重视，以避免社交语用的失误。此外，还应宽容地理解异族文化的礼貌习惯，不能以己度人，更不能用自己民族的礼貌标准去要求对方。如果言语双方都能设身处地地尊重对方的思想感情、文化习俗，那么因各种差异而造成的交际障碍就会减少，并达到彼此理解、配合默契的交际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