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关系的研究论文

浅论国际贸易环境对我国贸易策略的影响摘要：近十几年来，全球贸易量取得了惊人的跨越式增长，而自由贸易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也日趋尖锐。一方面，许多发达国家利用不对等的贸易和投资手段从发展中国家攫取大量战略性资源，却造成这些国家境内生态环境的严重失调；另一方面，一味地追求贸易扩张、资金积累和工业化又实际加剧了全球环境的恶化。环境效应对贸易的“挤压”性制约日益上升为国际贸易发展的焦点。在此背景下，引入环境变量，促进贸易策略的可持续性便成为实现我国对外贸易科学发展的必然之路。关键词：国际贸易 贸易环境 贸易策略一、贸易的环境效应传统贸易理论与实践往往集中关注贸易量差、国家福利等方面，常常忽视环境这一重要变量，如以比较利益为基础的李嘉图理论及赫克歇尔-俄林(H-O)的要素禀赋理论均未考虑到贸易可能引发的环境外部性问题。依照这些理论，自由的国际贸易会实现帕累托意义上的经济效率，满足社会需求并增进国民福利。然而，这一观点只是在静态条件和未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才具有一定合理性，若加入贸易活动可能引发的环境负效应情况要复杂的多。研究和实践表明，一定条件下一国发展某些比较优势的贸易活动可能会给它国带来环境损害，如跨过河流上游国家砍伐森林以推动林业相关产品出口将造成土地沙化和水土流失，从而会严重损害下游国家出口型农业所依赖的环境，导致以邻为壑，破坏国际贸易发展的基础。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认为，贸易对环境的影响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同产品和服务的交换有关的产品效应；同市场和经济活动扩张有关的规模效应；同生产和消费活动的分布及强度有关的结构效应；同贸易政策和环境政策有关的法规效应。所以这些效应均会对地区生态环境产生长短期的持续作用，进而反转影响贸易利益及国民福利。以出口为例，由于工业污染密度下降的可能性有限，而出口增长弹性却较大，负的规模效果常常要大于正的结构和技术效果，在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一国过度出口往往对环境不利，如资源性产品的跨国贸易常常以资源不合理或过度开发为背景，野生动植物资源及矿产资源产品的盲目出口更极易破坏平衡的生态环境，而当代盛行的转基因产品贸易已日益被证实背后隐藏着不少环境风险。此外，从各国政府贸易政策来看，当今国际贸易中凸显的绿色壁垒、环境关税，一方面反映了贸易保护主义发展的新形式，但另一方面亦侧面反映出不恰当的贸易活动将危害到人类和动植物的健康安全，危害到全球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二、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环境困境（一）、贸易出口中的环境问题自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贸易增长极为迅速，出口依存度一直保持较高水平。但是，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出口创汇的单向需求促使我国出口实施了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数量型模式，所造成的资源浪费、环境破坏触目惊心。1、生物资源破坏就外贸出口而言，由于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受到破坏，一些生物资源因盲目、无节制的捕杀和开采，数量大为减少，相关衍生品质量下降，出口货源已经或濒临耗竭，如盲目出口野生动植物，破坏了地区生态平衡，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影响；还导致产区土地沙化、荒漠化；而名贵中药材出口对资源的破坏更为严重，某些地区人参、杜仲、天麻、砂仁等因采挖过度已濒临绝迹。2、矿产资源损耗矿物资源的盲目出口导致盲目开采，不仅因此破坏了宝贵的矿产资源，也使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一些矿物在选炼过程中释放出有毒物质或放射性物质，严重污染并威胁到环境和成品。一方面，资源密集型产品在生产过程中能耗较大，投入自然资源高于产出水平，使原本稀缺资源更加稀缺。另一方面，高污染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常具有不经济性，而这一类的产品，如化工、农药、制革、印染等出口却占全部出口额较大比重，尤其是一些外向型乡镇企业盲目开发高污染产品的出口，给生态环境造成严重隐患。（二）、贸易进口中的环境问题1、资源消耗型产品进口国家统计显示，近年来我国进口商品中初级产品的总量在波动中减少，而矿物燃料、润滑油及其他有关原料的进口无论从绝对量还是从所占份额都在增加;尤其是石油天然气工业产品的进口正快速增长。自1993年起，中国由石油净出口国变为净进口国，随着油气需求每年的扩充，中国对国际原油市场的依赖程度加大。据国际能源署(IEA)最新估计，到2010年我国石油进口将达到8000万至1亿吨，净进口率达41%。这种趋势既对国内贸易产生巨大影响，也将加剧我国环境问题。2、易污染型产品进口进口氟氯烃和使用氟氯烃的空调器、冰箱等产品，加重了我国环境压力，尤其是国家淘汰此类破坏臭氧物质的难度。此外，进口化肥、塑料薄膜等形成了新的二次污染。特别是氮肥易使地面水富营养化，造成赤潮，使近海生态平衡受到威胁，而最终失去农业价值的塑料薄膜则在自然界中难以分解，形成白色污染。3、废弃物转移进口近年来，发达国家和地区以直接贸易形式向中国大陆转移废弃物的事件相当严重，2006年从美国、日本和香港入境的占进口总量的、和。另据报道，仅英国在2003年就向中国出口有毒废弃物吨，价值约1155万英磅。这些有毒废弃物种类繁多，主要是有色金属废渣、电池、旧衣物，甚至含放射性废物，其再生过程已对使用地环境造成了极大的污染。此外，有些外国企业将国外淘汰的、严重污染环境的、禁止使用的产品及技术和设备以旧顶新、以次充好，通过投资方式转移进口至中国，这类投资实质上是有毒废弃物越境转移的另一种隐蔽方式，同样严重破坏了我国生态环境。三、我国贸易科学发展的环境策略实现我国贸易发展的可持续性，必须恰当地引入环境变量，将环境因素纳入政府贸易政策规划的视域范围。在当代全球贸易环境经历深刻变化，“绿色浪潮”汹涌之际，环境效应对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显得尤为紧迫。（一）、确立环境出口导向、全面推行环境标准制度出口的规模、速度及质量关系到一国国际收支和产业竞争力，在当前我国出口面临持续性“刚性”顺差但总体附加值不高，频频遭受“绿色壁垒”及倾销诉讼的现实条件下，企业必须彻底扭转传统环境规避的贸易观，确立环境出口导向，将出口产品导入更多的环境质量因子，使之成为产品核心竞争力之一。政府及相关质检部门应积极引导各类企业将环保作为生产经营的重要价值取向，促使环境指标和其它质量指标一起构成优质产品的内涵，大力宣传彰显优质品牌中的环境优势，通过树立若干环境“标杆”型贸易产品带动相关产业部门的转型提升；此外，努力改善出口贸易商品结构，将环保产品提升为国家出口产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借助财政、税收、金融等优惠政策培植环境型规模经济，[2] 对出口型绿色产业的孵化发展尤其要给予特殊的政策扶持，努力形成企业与社会收集绿色信息、制定绿色计划、开发绿色产品、从事绿色营销、开辟绿色渠道、发展绿色消费的风尚。鉴于当代国际贸易中突显的环境标准效应，我国必须全面加强与国际环境标准管理制度相衔接的标准认证。首先，要积极推行ISO 14000国际标准认证制度，完整对出口产品从设计、生产到回收过程中绿色方案的施行步骤；其次，积极实施环境标准制，使出口产品在环境认证基础上扩大对环境标准的适应能力；再次，大力拓展与我国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在标识认证领域的合作，推进环境标识的多边认可，同时努力扩大标准制订层面的国际发言权，减少不合理的环境壁垒。（二）、坚定可持续型进口观、规范贸易类投资准入进口是一国对外贸易体系中不容忽视的重要一极。受历史产业结构和传统贸易政策影响，我国贸易活动中一度存在“重出口轻进口”的倾向，对进口的战略性地位和发展层次的认识相对薄弱，进口中的环境观念更是鲜有涉及。2007年，针对贸易持续性顺差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国家商务部明确提出了“扩大进口、优化结构”的口号，同时将环境因素置于政策调整的视域范围，这对于全面理性地开展国际贸易具有重要意义。可持续性进口要求立足国家环境安全的战略高度，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生物健康标准积极引进环境友好型的产品、技术与设备，尤其要积极引进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环境产品如污染防治技术及设施，使之成为促进我国环境良性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建立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进口商品结构，坚决禁止有害废物的进口，对拆船业和废钢、废纸进口要实行专营；严格禁止有害于世界生物多样性的野生动植物的进口；严格管制有害于生态环境的商品进口；加快禁止消耗臭氧层的受控物质及其制品的进口。贸易类投资是我国吸引国外投资结构中重要组成部门，其主要用于以进出口为目标贸易产品的开发、生产、加工外销，受发达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我国在该领域吸纳的外资量近年来不断呈快速增长之势。着眼于国内现实，在今后的贸易类引资过程中，我国应将环境要素置于更为突出的位置，严把引资关口，鼓励引导外资投入到有利于环境效益提升的产业和产品生产中，如清洁能源、交通、农业、有机食品、生态林业、绿色包装等，大力加强企业环境成本的核算，更加关注环境与外资的协调，更加着力提高外资使用的环境效益，、促使我国贸易类引资向内涵型、集约型、环境友好型方向转变。（三）、建立环境税收制、培育环境贸易示范区国际贸易活动中对环境的漠视并引发的诸多环境问题很大一部分源于环境的公共性特征、企业没有将环境成本置于其生产经营总成本框架中，缺乏环境成本内部化的激励和动机，导致高消耗高污染、私人成本较低而社会成本较高的产品在高额利润刺激下盲目发展，现代税收制能够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缺失。经济学理论及西方实践表明，市场经济下税收具有有效的杠杆调节效应，环境税是纠正市场失灵，消除外部性，促进环境良性发展、引导企业从事环境标的生产和经营的有益税种。[3] 着眼于科学发展的时代要求，我国应尽早启动环境税收制，从重点污染源和易于征管的课征对象入手，按照产业特点分门别类征收级差性税收，对不利于环境贸易产品的生产、经营尤其要加强环税调控功能，以促使环境成本内部化，鼓励企业大力发展“清洁生产”和“绿色贸易”。据经济预测，2010年全球环境贸易将达6000-10000亿美元。面对这一趋势和现今我国环境贸易现状，若有重点地选择基础条件好的地区发展环境产业，建立环境贸易基地，则可以创造成果，积累经验，辐射国内外，从战略上推动环境贸易发展的大局。鉴于各类经济开发区日益成为我国进出口贸易生产企业大量聚集的现实，政府应积极加快区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进程，推动环境贸易示范区建设。要建立开发区贸易条例法规，制定绿色-有机产品贸易管理法，全面推广ISO 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取消限制类污染密集型产业和项目的优惠政策，鼓励可持续型贸易企业落户并给予特殊优惠，如退税扶持、保证优先进出口经营权、为出口信贷和产品认证设立“绿色通道”等；要建立贸易与环境信息反馈中心和数据库，收集、跟踪国际及我国主要贸易对象国相关有影响的环境措施，整合职能部门、行业协会、专家学者对区内环保体系进行研究评议，逐步形成开发区资源与环境商品化、价格合理化、消耗资源与破坏环境有偿化的良性机制，推动企业对外贸易经营的可持续之路。（四）、拓展国际合作空间、增强环境贸易主动性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是当今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亦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可持续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我国应积极加入贸易与环境问题的双边及多边谈判，利用WTO舞台努力促成相关贸易与环境协议的达成；在环境检测方面，力争使部分资质佳的专业检验机构通过国际认证并获取可直接颁发国际绿色通行证的权威授权，成为有关国际组织的正式成员。[4]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有责任推进国际有效合作，防止任何严重退化或有害人类及生态环境的活动迁移转让至第三国，尤其严防发达国家通过贸易渠道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密集型产业和产品，维护发展中国家合法权益。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面对国际贸易的环境因素，我国既要适应绿色条款，积极调整产业政策，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也要联合广大发展中国家抵制发达国家制定的不符合相关国际规范、借环境之名搞事实上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坚持为环境目的而采取的贸易措施不应当成为国际贸易中一种任意性歧视手段，绿色壁垒应遵循客观理性化原则和实施路径。[5]这有助于推动国际社会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现有发展阶段的实际情况，客观认识环境标准及其应有的补偿机制，更好的促进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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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从韩国看的中华民国史

作者：裴京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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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年份：2004-1-1

页数：306

内容简介：

本书是具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论文的汇集，大致分三部分：一是对中华民国时期中韩关系的论述，二是对有关民国史专题的研究论文，三是介绍韩国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情况。

专业特长及研究方向：中外关系史研究和中国海洋史研究，专长于中国传统对外政策和涉外制度研究、中国与周邻国家关系史研究，明清王朝海洋政策和海外贸易研究。承担的主要科研项目：1．《儒家文明与中韩关系研究》，韩国学术振兴财团项目，2007-2009；2．《清史·邦交志》（上卷），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体工程项目，2005-2010年；3．《唐代新罗侨民研究》，韩国国际交流财团，2003-2005；4．《鸦片战争前清朝海外贸易政策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02-2004年；5．《朝鲜王朝（1392-1910）对华观演变研究》，韩国国际交流财团，1997-1999；6．《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第一卷），外交部科研项目，1996-1998年；7．《明代海外交通史研究》，国家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993-1995年；9．《清前期对外关系研究》，教育部人文学科博士点基金项目，1992-1994年；10．《闭关与开放：明清时期中外关系研究》，国家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989-1991年。著作与教材：1.《儒家文明与中国传统对外关系》，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2．《儒家文明与中韩传统关系》，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3．《山东半岛与中韩交流》，香港出版社，2007年；4．《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思想、制度与政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5．《登州港与中韩交流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6．《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一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7．《朝鲜王朝（1392—1910）对华观的演变》，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8．《第三届韩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9．《“怀夷”与“抑商”：明代海洋力量兴衰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10．《中韩关系史论》，齐鲁书社，1997年；11．《中韩交流三千年》，中华书局，1997年；12．《中国海外交通史》，台北文津出版，1997年；13．《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14．《闭关与开放：中国封建晚期对外关系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主要论文：（一）中国传统对外政策与涉外制度研究论文：1.《海外穆斯林商人与明朝海外交通政策》，《文史哲》2007年第1期；2.《郑和下西洋与东南亚华夷秩序的构建----兼论明朝是否向东南亚扩张问题》，《山东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3.《中国传统文化与郑和下西洋》，《文史哲》2005年第3期；4.《澳门问题与乾隆限关政策》，澳门《文化杂志》2004年夏季号；5.《清初“海禁”期间海外贸易政策考》，《文史》2004年第4期；6.《明与清前期海外贸易政策比较》，《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7.《论明朝月港开放的局限性》，《海交史研究》1996年第1期；8.《论宣德至弘治时期明朝对外政策的收缩》，《山东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9.《试论明成祖的对外政策》，《安徽史学》1994年第1期；10.《论明太祖对外政策的变化及失败》，《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2期；11.《清朝体制与对西方的被动应战》，《山东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12.《论明代市舶司制度的演变》，《文史哲》1986年第2期；13.《明初海防与郑和下西洋》，《南开学报》1985年第5期；14.《“夷官”与“逃民”：明朝对于海外国家华人使节的反应》，载于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四辑。（二）中韩关系史领域研究论文：1.《字小与国家利益：对于明朝就朝鲜壬辰倭乱所做反应过程的透视》，《社会科学辑刊》2008年第1期；2.《许国出使朝鲜与东国士庶交谊》，《中国与韩国----崔韶子教授退职纪念论文集》，韩国太阳社出版社2005年；3.《“既在人间世，万事担双肩”----申圭植汉文诗歌作品初探》，金俊烨、石源华主编：《申圭植·闵弼镐与韩中关系》，韩国罗南出版社2003年4月版；4.《论唐代山东地区的新罗侨民村落----兼论高句丽遗民与新罗侨民的敌对意识问题》，韩国《东国史学》第37辑（2002年12月）；5.《重陪鹓鹭更何年？---朝鲜李珥出使明朝诗歌初探》，《山东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6.《明清时代的朝鲜使节与中国记闻》，《海交史研究》2001年第2期；7.《偰长寿与高丽、朝鲜王朝的对明外交》，杭州大学《韩国传统文化·历史卷》，学苑出版社2000年10月；8.《论17—19世纪朝鲜王朝的清朝观演变》，台北《韩国学报》第16期（2000年6月）；9.《拒“理”与受“器”：论朝鲜王朝对早期汉译西学的反应》，澳门《文化杂志》第32期（1997年秋季）；10.《明初与朝鲜海上交通考》，《海交史研究》1997年第1期；11.《分裂时代的外交竞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韩关系述评》，韩国《东亚研究》第32辑（1996年12月）；12.《论唐代的新罗侨民社区》，《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13.《论唐代与新罗的文化交流》，《山东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14.《李鸿章与朝鲜对西方的缔约开放》，《山东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15.《论高丽王朝对中国典制文化的吸收问题》，北京大学《韩国学论文集》第八辑；16.《入唐新罗人与唐罗文化交流》，北京大学《韩国学论文集》第五辑；17.《礼义观与现实冲突----李朝政府对于清初漂流海商政策波动的研究》，北京大学《韩国学论文集》第四辑；18.《唐代对外开放政策与唐罗关系》，北京大学《韩国学论文集》第三辑。（三）中日关系史与中西关系史领域研究论文：1.《宋朝与丽日两国的民间交往与汉文化传播----高丽与日本接受宋文化的比较》，《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第4期；2．《壬辰倭乱时期の明王朝と朝鲜の对日外交》（日文），仲尾宏（日本）主编：《朝鲜义僧将·松云大师と德川家康》，日本东京明石书店2002年7月；3．《澳门模式与鸦片战争前的中西关系》，《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4．《英国的“港脚贸易”与广州》，载于《中外关系史论丛》第四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3月；5．《明朝对日政策与日本使节的争贡事件，》载于《明史论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6月；6．《英国散商对华贸易的发展与鸦片战争》，载于《屈辱与抗争----鸦片战争150周年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2月；7．《胡惟庸通倭问题辨析》，《安徽史学》1990年第1期。（四）中外关系史一般问题与中国海洋史领域论文：1.《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研究刍议》，《安徽史学》2008年第1期；2．《宋朝州府涉外权力的增强与东亚贸易的扩张----以市舶司为中心》，《东アジアと日本》，日本九州大学出版部2007年；3．《论16世纪前中外文化交流的发展进程和基本特点》，《文史哲》2000年第4期；4．《晚明社会人身依附关系与社会思潮的演进》，韩国《东洋学研究》第4辑（1998年6月）；5．《清代的天后宫与会馆》，《清史研究》1997年第3期；6．《也论清前期的海外贸易----与黄启臣先生商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4期；7．《明代海防与海外贸易----明朝闭关与开放问题的初步研究》，《中外关系史论丛》第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8月版；8．《明清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与世界市场》，载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编：《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9．《明朝后期筹海过程考论》，《海交史研究》1990年第1期；10．《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的中外界限和分期问题》，《山东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11．《明代海外贸易及其世界影响----兼论明代中国在亚太地区贸易上的历史地位》，《海交史研究》1989年第1期；12．《明代市舶司制度与海外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五）学术评论：1.《缀零碎为整体 寓分析于叙述----评张国刚、吴莉苇〈中西文化关系史〉》，《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3期；2．《读吴仁安〈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11期；3．《“闭关”或“开放”类型分析的局限性----近20年清朝前期海外贸易政策研究述评》，《文史哲》2002年第6期；4．《评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光明日报》2001年5月8日；5．《开拓创新，立论严谨----陈信雄〈宋元海外发展史研究〉评介》，《海交史研究》1993年第2期；6．《近来别具一只眼，另察中国衰乱源----简评李金明博士〈明代海外贸易史〉》，《海交史研究》1991年第1期。主要学术兼职：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韩国研究论丛》编委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海交史研究》编委中国朝鲜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明史学会理事山东省史学会理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