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丁的信仰
夏候敦，字元让，魏前将军，曹操的族弟。征讨吕布时，被曹性射中左眼，他拔箭啖目、鼓勇而战，反倒刺死曹性。深受曹操信任，曹丕继位后，任大将军。
张辽，字文远，智勇双全的一代名将，曹操麾下五大将之首。其指挥才能在合淝战役时发挥得淋漓尽致，仅以八百精兵就大破东吴十万大军，威震逍遥津。
曹彰，字子文，曹操的三子。曹操很赏识他的勇略，称他为「黄须儿」。与刘备争夺汉中之际，曾经活跃一时。晚年因为受到其兄曹丕的疏远，在失意中死去。
曹仁，字子孝，曹操的族弟。自曹操起兵就跟随征战。当战局不利时，就激励部下继续英勇奋战，经常能反败为胜，陈矫称赞他有「鬼神之勇」。后任魏大司马。
夏候渊，字妙才，迎娶曹操之女为妻。是魏国征西将军，善于突袭的勇将。后来驻守定军山时，中了法正之计，被黄忠斩杀。
张郃，字俊艾，起初是袁绍部下。官渡之战时，与高览一起投奔曹操。是五大将之一，屡建战功。连诸葛亮也承认他勇猛过人，是蜀国的大患。
曹丕，字子桓，曹操的次子。因长子曹昂战死，被立为世子。父亲死后，继任魏王。他逼迫献帝禅让，建立魏王朝而即位称帝。后来他将后事托付司马懿和曹休后才死去。
庞德，字令明，马超的心腹猛将。被曹操擒获后降曹，为曹军建功。关羽攻樊城时，他抬棺战关羽，几乎将关羽击败。后被关羽水淹七军，被俘后不降而死。
乐进，字文谦。本是曹操麾下的文官，后来转为武将，被列为五大将之一。他与张辽、李典共同把守合淝，抵御东吴进攻，立下了赫赫战功。
李典，字曼成，魏破虏将军。从讨伐黄巾军时就跟随曹操，历经百战。性格冷静谨慎，多次制止同僚的胡作非为。与张辽、乐进一起镇守合淝。
曹洪，字子廉，曹操的表弟。与兄长曹仁一起投奔曹操。身为曹军的核心大将，转战各地，奋战沙场。曾数次救曹操于危难中。
徐晃，字公明。曹操部下五大将之一。原为杨奉部下，被满宠说服后改仕曹操。曾经为了援救樊城，突破敌军的重重包围。连曹操也为他的果敢勇猛而惊叹。
于禁，字文则。严谨忠实，在官渡之战中立下大功，甚得曹操的赏识，被推举为五大将之一。但后来却变得贪生怕死，在樊城被关羽水淹七军擒获后，甚至乞求活命。
许褚，字仲康。很受曹操信任，与典韦一起统领曹操的近卫军。与马超交战时，单挑不分胜负。后来曹操危难，他拼死护主，被曹操赐名为「虎痴」。
典韦，被誉为「古之恶来」的勇将。因其勇猛甚受曹操喜爱，被任命为近卫军统帅。张绣夜袭曹营时，为了让曹操逃脱，他舍命坚守辕门，挺立而死，死后许久仍无人敢近。
貂禅，善于歌舞的绝代佳人，有可爱的面容，又有敢于深入敌穴施展「连环计」的胆量。
刘晔，字子阳。受郭嘉推荐，仕奉曹操。在官渡之战时，献投石车图，破了审配土山下射之计。效力于曹氏三代并多次献计。任魏国的太中大夫。
司马懿，字仲达，仕奉曹家四代的著名谋臣。以杰出的聪明才智，使诸葛亮六出祁山都无功而返，保住了三秦之地。后来排除异己，掌握实权，为建立晋朝打下基础。
荀彧，字文若。有王佐之才，曹操称之为「吾之张良也」，倍受重用，是卓越的战略家。官渡之战中鼓励一度消沉的曹操，最后促使曹军大捷。
程昱，字仲德，经荀彧保举辅佐曹操，是曹操的主要军师之一。兖州被夺后，激励垂头丧气的曹操，鼓舞斗志。在仓亭之战时，献「十面埋伏」之计大败袁绍。
郭嘉，字奉孝，曹操最信赖的谋臣。平定河北时病殒，年仅三十八岁。曹操大哭曰「天丧吾也」。赤壁大败后，曹操叹息道∶「若奉孝在，决不使吾有此大失也」。
贾诩，字文和。年轻时就被比喻为「张良•陈平」的谋士。任曹操的谋臣时，发挥了卓越的才智。曹丕之所以能即位，他有极大的功劳。
荀攸，字公达，荀彧之侄。与荀彧一起为曹操效力。擅长军事，经常在战场上献计，击败敌军。赤壁之战中，他与程昱一起担任随军参谋。
满宠，字伯宁。被刘晔举荐，效力于曹操。曾说服徐晃降曹。辅佐曹仁力守樊城时，曹仁一度想放弃城池，他力劝曹仁坚守，因而反败为胜。他也曾经大胜呼应蜀军北伐的吴军。
夏候恩，曹操的背剑官，负责掌管曹操的青釭剑。于长阪坡抢夺民财时，死于赵云枪下，青釭剑遂被赵云所夺。
文聘，刘表麾下将领。刘琮献荆州投降后，他也不得已降曹。曹操很赏识他的忠义，封他为关内侯。曹丕伐吴大败时，便是他背负曹丕逃脱的。
夏候杰，曹操部将。曹操进攻新野刘备时，他被匹马单枪立于长阪桥上怒喝曹军的张飞吓得落马而死。
郭淮，字伯济，魏国行军司马。在曹真、司马懿的节制下统军。后就任雍州刺史，追击反叛魏国的夏侯霸。曾设计救出了被蜀军围困在铁笼山的司马昭。
曹安民，曹操之侄。曹操遭到张绣夜袭时和曹操一起逃走，但是没能逃脱因而战死。
曹昂，字子修，曹操的长子。张绣夜袭曹营时，他将坐骑让与曹操，使曹操幸免于难，自己却死于乱军之中。
刘备，字玄德，东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被曹操认为是当世英雄，招揽了不少英雄豪杰、贤才隐士，后来亲自建立蜀国。献帝逊位后，自立为蜀汉皇帝。
关羽，字云长。桃园结义后，随大哥刘备征战，同扶汉室。他是武勇忠义的代名词。曾斩颜良、诛文丑。千里寻主，水淹七军，威震华夏。倍受刘备信任，为蜀汉五虎将之首。
张飞，字翼德。与刘备、关羽桃园结义后，随刘备征战，同扶汉室。曾匹马单枪拒曹军于长阪；刘备入川时，他率军出战攻无不克。后被封为车骑将军，是蜀汉五虎将之一。
赵云，字子龙。蜀汉五虎将之一，是智勇双全的勇将。长阪坡一战，怀抱阿斗，视曹操百万军如无物；取汉中时，又单枪匹马击溃曹操追兵，被刘备赞为「一身是胆」。
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先生，蜀汉丞相。刘备三顾茅庐请他出仕后，他出计献策使无处立身的刘备建立蜀汉。刘备死后，他又继承遗志，为匡扶汉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黄忠，字汉升。原为韩玄部下，曾与关羽激战三日不分胜负。归顺刘备后，在汉中战役中建立奇功，成为蜀汉五虎将之一。此后，人们把老当益壮的人都称誉为「老黄忠」。
魏延，字文长。受刘备重托任汉中太守。武艺高强，为蜀汉屡立战功。因为与诸葛亮有嫌隙，故在其死后反叛。但被获授锦囊妙计的杨仪等人杀死。
法正，字孝直，为刘备取蜀立下了大功。擅长谋略，向刘备进言攻打汉中，使曹操为之震动。后来夷陵之战时，众人都无法劝阻刘备，诸葛亮叹道∶「若法孝直在…」
伊籍，字机伯。原为刘表幕僚，曾向刘备透露的卢妨主和蔡瑁加害刘备的计谋。后改仕刘备，著有「蜀科」。此人机智伶俐，连孙权也叹服于他的能言善辩。
孙乾，字公佑，原是陶谦部下。陶谦死后，辅佐继任的刘备。作为刘备早期主要的参谋和外交官，多次建功。刘备入川后，他的待遇仅次于糜竺。
糜竺，字子仲，本是富商，在陶谦手下任别驾从事。陶谦死后，辅佐刘备。刘备入川后，他被任命为安汉将军，其位甚至在诸葛亮之上。
糜芳，字子方，糜竺之弟。任关羽的部下，镇守荆州南郡。听从傅士仁的劝说，背叛关羽，投降了东吴。后返回蜀国，被刘备追究罪责而处死。
简雍，字宪和，刘备部下。与刘备同乡，自刘备举兵起义就跟随身边，经常担任使者参谋，非常活跃。据说他性格沈静，处事淡然。刘备入川后，封他为昭德将军。
廖化，字元俭，关羽千里寻兄时收的部下。五虎将死后，他是为数不多的勇将之一，很受诸葛亮信赖。诸葛亮死后，他与姜维等人一起支撑蜀国。
刘封，刘备的养子。由于守卫上庸时，拒绝派兵增援被东吴围困、身陷绝境的关羽。因此激怒了刘备，遂于成都被斩。
关平，河北关定之子，关羽的义子。身为其义父的左右手转战南北，与关羽一起在麦城被杀。他性情稳重谦和，很受部下诸将的爱戴。
周仓，原为黄巾军余党，非常崇拜关羽。在卧牛山做强盗时，巧遇单骑走千里的关羽，于是跟随关羽，担任部将奋战沙场。关羽遇害后，他也自刎殉死。
严颜，蜀将。在刘璋手下众将中以勇猛著称，任巴西太守。顽强抵抗张飞的猛攻，在中计被俘后，受张飞的诚意打动而归降。以后成为老将黄忠的副将，建立了奇功。
马良，字季常，人称白眉马良。刘备入川后，他是关羽的主要谋士。他与诸葛亮交厚，尊亮为兄。力谏刘备不打夷陵，却不被采纳。后来诸葛亮南征时病死于蜀。
马谡，字幼常，马良之弟。才华外露，被诸葛亮当作接班人，但刘备临终说他言过其实不可大用。街亭之战时，因为纸上谈兵导致失败，被诸葛亮挥泪斩首。
王甫，字国山，蜀国随军司马。关羽进攻襄阳时，忠告关羽留神荆州的防守。关羽杀出麦城后，他死守麦城。但是不久得知关羽死讯，便从城楼跳下自杀。
沙摩柯，蛮王，生得碧眼红脸。率兵帮助刘备进攻东吴，并于战斗中放箭射死了名将甘宁。陆逊火烧八百里连营后，率部败退的途中，被吴将周泰斩杀。
关兴，字安国，关羽的次子。在刘备调解下与张苞结为义兄弟。征吴时为报父仇而战，立下了大功，没有辱没名将之后的名声。诸葛亮给了他很高的评价。
张苞，张飞的长子。为报杀父之仇，参加了夷陵之战，立下了显赫的战功。诸葛亮对他和关兴寄予厚望，常常带在身边。参加北伐时，不幸落马重伤致死。
蒋琬，字公琰。冷静沉着，被诸葛亮认为是可担当国家重任的人才。诸葛亮死后任蜀国的尚书令，主管政事。
费祎，字文伟，诸葛亮的参谋。是颇有能力的文官，留守后方，支援北伐。诸葛亮死后，他继承遗志，与蒋琬一起支撑走向没落的蜀国。
马超，字孟起，马腾的长子。少年英武，被称为「锦马超」。为报杀父之仇而起兵攻曹，曾杀得曹操割须弃袍，但最终仍被击败。投奔刘备后，被封为蜀汉五虎将之一。
马岱，马超的堂弟。和马超一起归顺刘备，南征北战屡建战功，诸葛亮很赏识他的忠义和才干。诸葛亮死前，亲授锦囊妙计给他，杀掉了日后反叛的魏延。
王平，字子均。原是魏国的牙门将，因对蜀作战时不受上司徐晃重用，遂降蜀。南征、北伐中表现活跃。街亭之战时任马谡副将，持正确主张，却不被马谡采纳。
李严，字正方，原是刘璋部下，刘备入川时归顺刘备。其勇猛与黄忠不分高下，得到刘备的高度评价。与诸葛亮等人同为刘备托孤之臣。
吴懿，字子远，刘璋的义兄。刘备攻打西川时投降。后来任刘备的部下，参加了北伐。其妹（吴夫人）嫁给了刘备，生下刘理与刘永。
吴兰，蜀将。刘备入川后成为刘备部下，担任马超的副将与魏国作战，屡建战功。在斜谷之战中，与曹操之子曹彰交手，不敌被杀。
雷铜，刘璋手下大将。与吴懿等人率军与刘备军交战，被包围后投降。守备巴西时，英勇善战，抵抗来犯的魏将张郃。但后来中了埋伏，被张郃刺死。
刘琦，刘表的长子。遭到欲立刘琮为王的蔡夫人等人的排挤，感到处境危险，故求救于诸葛亮，诸葛亮以「申生在内则死，重耳在外而安」劝他驻守外地，才逃过劫难。
孟达，字子庆。刘备入川时，他担任内应，颇立功绩。后因不肯救助危急中的关羽，恐刘备处罚而降魏。深得曹丕的宠爱，被破格提拔。后谋反不成，为司马懿所杀。
关索，关羽的三子。荆州失陷时逃难养伤。诸葛亮南征时投奔从军，担任先锋。凭借父辈传下来的武勇，与蛮王孟获大战，立下了功劳。
刘禅，字公嗣，刘备的长子，蜀后主。昏愚而好酒色，因宠用宦官黄皓，导致国力衰退。魏军攻川时，不顾众人反对，自缚于车，出城投降。可说是昏君的代名词。
张嶷，字伯岐，蜀将。参加了诸葛亮的南征和北伐。后为救出姜维，被魏军射死。据史书记载，他在外交方面颇有贡献。平定了异民族，并得到他们的信赖。
姜维，字伯约。诸葛亮发现了他的才干，因而全力培养他，临死前还向他传授兵法，把蜀国的未来托付给他。他不负所望，至死都贯彻了诸葛亮的遗志。
张翼，字伯恭。本是刘璋部下，后来投降刘备。南征北伐时，都曾领军参加，表现活跃。车骑将军夏侯霸死后，与廖化分领其位，任左车骑将军。
孟获，南蛮王。刘备死后，率蛮兵十万，反叛蜀国。经过著名的「七擒七纵」后，终于归顺。之后诸葛亮仍然命他统治南蛮，自守疆土。
祝融，南蛮王孟获的妻子，是传说中火神祝融的后裔。善使飞刀，单挑中，曾生擒蜀将张嶷、马忠，但在乘胜追击时中计被俘。
孟优，南蛮王孟获之弟。帮助兄长抵抗诸葛亮，并将智者朵思大王引见给了遭到惨败的孟获。最终仍不敌诸葛亮的智谋，与其兄一起归顺，并发誓永不反叛。
刘辟，黄巾军大将。黄巾之乱被镇压后，与龚都一起率领残党盘踞在汝南。一直协助刘备并把汝南让给了刘备。后与曹军部将高览交战时被杀。
龚都，黄巾军大将。黄巾之乱被镇压后，率领余部盘踞在汝南。官渡之战时，协助袁绍和刘备，在曹军后方骚扰。后与曹军交战时，被夏侯渊所杀。
孙权，字仲谋，孙坚次子。继承父兄的伟业，统治江东。多谋善断，广泛提拔人才并尽其所能，因此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是吴王朝第一代皇帝。
周瑜，字公瑾，人称美周郎。东吴都督，奉孙策遗命辅佐年幼的孙权。智谋高远，是东吴的栋梁。在赤壁之战中，以五万破曹军八十三万大军，创造了以寡击众的杰出战例。
鲁肃，字子敬。一直主张联刘抗曹。赤壁之战时，辅佐周瑜联合刘备，打败了曹操。与周瑜关系很好。周瑜死后继任都督，肩负重任。
诸葛瑾，字子瑜，诸葛亮之兄，经鲁肃推举仕吴。为人敦厚诚实，因此深受孙权信任。孙策死后，劝孙权顺曹操而绝袁绍。后期为吴蜀修好而屡次出使蜀国。
吕蒙，字子明。原是一介武夫，受孙权教诲，学习文武之道，成长为智勇兼备的名将。鲁肃死后就任东吴都督，最早看出陆逊的才干，与陆逊合作，并杀死了关羽。
陆逊，字伯言，孙权的军师。用兵谋略不在前任军师周瑜、鲁肃、吕蒙之下。献计夺取荆州，击败关羽；夷陵之战任吴军统帅，击败了来势汹汹的刘备。
潘璋，字文珪。与朱然协力，生擒了关羽，并因此功获赏关羽的青龙偃月刀。后来被关兴追杀途中，恍惚中看到了关羽的亡灵，惊愕之际被关兴斩杀。
徐盛，孙权部下，他的胆大在东吴首屈一指。曹丕征吴战役中，用疑兵之计吓退曹军，为以后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不屈服于任何强敌，勇猛顽强，身经百战。
甘宁，字兴霸，是吴军首屈一指的勇将。曾仅率百骑夜袭曹营而无一伤亡，使孙权欢呼「曹操有张辽，吾有甘兴霸」，很得孙权信任。
凌统，字公绩，吴将凌操之子。与甘宁有杀父之仇，常想报复。后来与乐进单挑时，险些被斩，多亏甘宁相救，二人才终于和解，并结为生死之交。
周泰，字幼平，因勇猛得到孙权信赖。在宣城他为了护主，身负十二伤；后来在合淝战役中又救了孙权。孙权因此在宴席上将他身上的伤一一指与众人，盛赞其勇。
蒋钦，字公奕。与周泰一起归顺孙策。攻打南郡时任先锋，被曹仁击败，几乎被周瑜问罪斩首。征讨关羽时，指挥水军，包围关羽。
张昭，字子布，「江东二张」之一。与张纮一起被孙策聘用，长于内政。孙策临终对孙权说∶外事不决问周瑜，内事不决问张昭。孙权经常向他征求意见，视之如父。
陈武，字子烈，吴将。黄面赤眼，容貌怪异。孙策与刘繇交战时投奔孙策。在赤壁之战中，出任第四队大将出战。在濡须与庞德交手，因战袍被挂住而被杀。
庞统，字士元，人称凤雏。与诸葛亮齐名并同时辅佐刘备。取西川时任总指挥，为了胜过诸葛亮，不顾军情急躁冒进，使刘备受挫，自己也被射死在落凤坡。
黄盖，字公覆。自孙坚举兵即为其部下，江东三代老臣。在赤壁之战中，自献苦肉计诈降曹操，终使吴军火烧赤壁，大破曹军。他也因此扬名天下。
全琮，字子璜，吴将。讨伐山越族立过大功。与陆逊一起出征，打击被诈降的吴将周鲂诱来的魏军。击败了薛乔，获得胜利。
董袭，字元代，吴将。曾向孙策推举虞翻和名医华佗。在濡须大战中，虽顽强奋战，但由于战船被大风吹翻，落水溺死。孙权找到他的尸体后，厚葬了他。
韩当，字公义，东吴孙氏三代老将。参加了杨州进攻战、赤壁之战、进攻关羽和夷陵之战等众多战役，指挥东吴水军的一翼。
太史慈，字子义，原为刘繇部下。武艺高强，尤擅弓箭，曾与孙策单挑不分胜负。后被孙策俘获，感孙策的仁德而降，为东吴的建国立下大功。
丁奉，字承渊，东吴名将。与张布一起杀孙琛，并升任大将军。在东吴后期的作战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张纮，字子纲，著名的「江东二张」之一。具有敏锐的洞察力，被周瑜誉为有「经天纬地之才」。辅佐孙策和孙权，屡屡进谏。临终上表劝孙权迁都建业。
程普，字德谋，惯使铁脊蛇矛。效力于东吴孙氏三代的老将。在赤壁之战中任副都督，协助正都督周瑜击败曹操大军。
孙坚，字文台，兵法家孙子的后裔。任长沙太守时，参加了反董卓同盟并任先锋。第一个攻进洛阳城，得到了传国玉玺。后来在攻打刘表时中了埋伏，战死。
孙策，字伯符，孙坚的长子。继承其父的遗志，平定了江东，打下了吴王朝的基础。人称「小霸王」，勇猛无比。可惜年纪轻轻就遭人暗杀，便把未遂的志愿托付给了弟弟孙权。
袁绍，字本初，名门望族袁家头领。十八镇诸侯伐董卓时，他被推举为盟主之后，为称霸中原与曹操决战。因不听忠言且优柔寡断而众叛亲离，导致在官渡大败。
逢纪，字元图，袁绍的幕僚。献计夺取了冀州，解决了袁绍缺少军粮的问题，使袁绍逐渐成为北方第一大势力。对抗意识强烈，官渡之战后进谗言逼得田丰自杀。
郭图，袁绍的谋臣。常与慎重的沮授对立。官渡之战时持主战论，因为形势判断有误，导致袁军大败。袁绍死后，辅佐袁谭，抵抗曹军而战死。
许攸，字子远，袁绍的谋士。官渡之战时，因袁绍不信任他而投降以前的密友曹操，并带来了袁军囤粮于乌巢的重要情报，为曹操战胜袁绍立下了大功。
沮授，袁绍的谋士。献计战胜公孙瓒，其智谋不亚于诸葛亮。在官渡之战中，力主与曹操进行持久战，但不被重视。袁绍兵败后被擒，企图盗马逃走未成被斩首。
审配，袁绍的首席幕僚。官渡之战时两度献策，但都被刘晔识破。袁绍死后，辅佐袁尚与袁谭相争，造成袁家灭亡。被曹操俘获后不投降，朝袁绍陵墓方向跪拜后就义。
高览，袁绍麾下大将。在官渡之战时，曾与曹营猛将许褚交过手。后来与同僚张郃一起归顺曹操。在汝南之战中，被刘备部将赵云刺死。
颜良，袁绍部下猛将，与文丑一起被誉为「勇冠三军」之将。官渡之战任先锋，斩宋宪、魏续，败徐晃，使曹军诸将失色，不敢与他交手。后被当时寄身曹操的关羽所杀。
文丑，河北最强大的袁绍军中堪与颜良并称的猛将。在官渡之战时，为报颜良被杀之仇而出征，虽中了曹操的诱兵之计，仍击退张辽、徐晃，但也死于关羽刀下。
田丰，字元皓，袁绍的谋士。博学多才，具有优秀军师的资质。但由于性格刚直而不能迎合袁绍。在官渡之战中，因主张打持久战激怒袁绍，被囚禁。
淳于琼，袁绍手下大将。原与袁绍、曹操一样，同是西园八校尉之一。官渡之战时，在乌巢看守军粮。因贪酒误事，被曹操趁机火攻后，导致袁军大败。
辛评，原是韩馥部下。韩馥逃亡后，他转而辅佐袁氏，任袁谭的参谋。出使曹操时，曹操劝他留下，他坚辞不从。但袁谭却因其弟辛毗已降曹而疑忌他，他因而气死。
袁谭，字显思，袁绍的长子。父亲死后，与伪造遗书而被立为继承人的小弟袁尚不和。兴兵攻打袁尚，试图恢复对袁家的统治权。遭到曹操进攻后被杀。
袁熙，字显奕，袁绍的次子。帮助其弟袁尚与兄袁谭争位，并与曹操交战。其妻甄氏是有名的美女，后被曹丕夺走为妻，后生曹睿。
袁尚，字显甫，袁绍的三子。因容貌英俊而甚得其父的喜爱，拟立为继承人。但是由于袁绍在正式任命他为继承人之前病故，导致内部不和，造成了袁家的迅速衰败。
高干，并州刺史，袁绍之侄。在袁绍官渡失利后出兵救助袁绍。后来在壶关举兵反曹，与曹操帐下名将李典、乐进等人交手，英勇善战，但最后失败。
辛毗，字佐治，辛评之弟，辅佐袁谭。袁氏灭亡后效力于曹操，颇受信任。司马懿在五丈原与诸葛亮对峙时，他送去了魏主曹睿的诏书，平息了愤怒的军心。
沮鹄，袁绍的幕僚沮授之子，效力于袁尚，守备邯郸。敌将张辽攻来，出战与张辽交手不敌，正要逃脱时被弓箭射中。
吕布，字奉先，被誉为「人中吕布，马中赤兔」的猛将。武艺高强，弓马娴熟，但生性反复无常，几次叛杀其主。最后也因部下背叛而被曹操擒获，缢死后斩首。
魏续，吕布部将。与侯成、宋宪一起背叛吕布，投降曹操。白马之战时，与颜良单挑，仅一回合即被斩杀。
宋宪，吕布麾下大将。见同僚侯成因琐碎小事被棒责，与侯成和魏续一起投降曹操。后来与袁绍军交战时，被猛将颜良斩杀。
高顺，吕布部将。是跟随吕布转战各地的猛将，绰号「陷阵营」。吕布败北后，他也被俘，一言不发，昂然就义。
候成，吕布部将，与曹军对垒时，无意中违反吕布禁酒令而遭毒打，怀恨在心，与魏续、宋宪一起叛变，盗走吕布赤兔马降曹。
曹性，吕布麾下大将。见同僚高顺被夏侯敦追赶，于阵中放箭，正中夏侯敦左目。不一会被盛怒的夏侯敦斩杀。
臧霸，字宣高。为陶谦的部下，在讨伐黄巾军方面表现活跃。后来成为吕布部下，各处转战。在与曹操作战时，联合各处山贼，很让曹操头痛。吕布灭亡后，归顺曹操。
陈宫，字公台。帮助行刺董卓失败的曹操，并与之同行。但见曹操滥杀无辜，鄙而弃之，后成为吕布的谋臣。虽然多次献计，但最后还是与吕布一起被杀。
董卓，字仲颖，西凉刺史。趁何进诛杀十常侍之际，进军洛阳，掌握了军政大权。废少帝立献帝，推行暴政，败坏朝纲。造成天下大乱，开启了三国时代的帷幕。
张济，董卓之车骑将军。张绣的叔父。其妻邹氏是倾国美女。因军粮不足，去进攻南阳的刘表，中箭身亡。
郭汜，董卓部将。董卓被杀后，听从贾诩建议，率兵急袭长安，杀死王允等人，并与李傕共掌朝政。后来沦为山贼，被部下伍习所杀。
徐荣，董卓部将。追击遭到吕布伏兵的袭击后败逃的曹操，一箭射中曹操肩头，但被飞马赶到的夏侯敦刺死。
李桷，董卓爱将。董卓被杀之后，与郭汜一起率军以报仇为名，重占长安。杀王允，挟献帝，逐吕布，继续推行暴政。后来中了杨彪的离间计，与郭汜自相残杀。
李儒，董卓的女婿和军师。屡屡献计，帮助董卓掌大权、收吕布、破诸侯。识破了王允的「连环计」，劝谏董卓但董卓不听。董卓被杀后他也被处死。
樊稠，董卓部将。董卓死后，击退了兴兵讨逆的马腾、韩遂，追击敌军时，因为念旧，放走同乡韩遂，他因此被李傕、郭汜杀害。
华雄，董卓手下的勇将，身长九尺。十八镇诸侯伐董卓时，他自请军令，大破孙坚，斩鲍忠、祖茂、俞涉、潘凤等将，后被关羽一刀斩杀。
李肃，董卓部下。把赤兔马献给吕布，并说服吕布叛变，改投董卓。后来参加了王允暗杀董卓的计画，假冒敕使，把董卓诱到宫中。
袁术，字公路。袁绍的异母兄弟，南阳太守。为人怠慢刻薄。得到玉玺后，僭称帝号，导致众叛亲离，被刘备所破，吐血数升后惨死。
纪灵，袁术部下，惯使三尖两刃刀。刘备率军进攻时，他与名将关羽单挑三十回合不分胜负。后来奉袁术之命进攻刘备，但由于吕布从中调停而退兵。
马腾，字寿成。西凉猛将，东汉名将马援之后。受献帝衣带诏书之托，与董承等十三人共立血书，誓杀曹操。事情败露后，被曹操诱到京城杀害。
韩遂，字文约。为了替义兄马腾报仇，与马腾之子马超共同起兵攻曹。但后来马超中了贾诩的离间计与他反目，他因此被迫降曹。
张鲁，字公祺，五斗米道的「师君」。在汉中建立了教派国家。遭曹操进攻后，把粮食封仓留给曹军。曹操感叹他的仁德，在他投降后厚待他。
张卫，五斗米道的教祖张鲁之弟。极力主张与曹操对战。后与曹军战于巴中，战而无功，被许褚斩杀。
阎圃，张鲁部下。担任参谋屡次献计。当张鲁听信杨松谗言欲杀庞德时，他力劝不成。张鲁投降后，他也被曹操封为列侯。
张绣，张济之侄。张济死后，他率军帮助刘表，与曹操交战。在军师贾诩的指导下，屡屡获胜。后来听从贾诩劝告，归顺了曹操，受到重用。
胡车儿，张绣部下勇士。出身异民族，张绣军第一豪杰。据说可以背负五百斤重物，一日行七百里。战曹操时，献计并亲自实施，把猛将典韦的铁戟偷来。
陶谦，字恭祖，徐州刺史，讨伐董卓的十八镇诸侯之一。曹操为报父仇兴兵攻徐州时，因自己年老多病而三让徐州于前来援救的刘备。
张宝，张角之弟。与其兄张角一起举兵造反，发动了黄巾之乱。自称地公将军，用其兄传授的妖术指挥贼兵作战。后来被部下严政刺杀。
张梁，张角、张宝之弟。与其兄一起举兵造反，发动了黄巾之乱。自称人公将军，在张角死后，继续指挥贼兵。后败于官军，在曲阳战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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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对鲁肃的评价摘要:鲁肃于建安五年投靠孙权伊始,就在与孙权的“密议”中提出了一条较为完整的政治路线,后在吊丧结刘、力主抗曹、借地资备、维系孙刘联盟等一系列事件中功勋卓著。但孙权未能给予全面公正的评价,史学家陈寿也随声附和,致使鲁肃的形象受到不应有的损害。应扫除蒙在鲁肃身上的历史灰尘,还其杰出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关键词:三国;鲁肃;功绩;评价吕蒙死后,陆逊代吕蒙领兵。孙权与陆逊论周瑜、鲁肃及蒙曰:“……公瑾昔要子敬来东,致达于孤,孤与宴语,便及大略帝王之业,此一快也。后孟德因获刘琮之势,张言方率数十万众水步俱下。孤普请诸将,咨问所宜,无适先对,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檄迎之,子敬即驳言不可,劝孤急呼公瑾,付任以众,逆而击之,此二快也。且其决计策意,出张苏远矣;后虽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损其二长也。周公不求备于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贵其长,常以比方邓禹也。又子明……图取关羽,胜于子敬。子敬答孤书云:‘帝王之起,皆有驱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内不能办,外为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责也。然其作军屯营,不失令行禁止,部界无废负,路无拾遗,其法亦美也。”[1](卷54《吕蒙传》)。上引孙权所论,是其对鲁肃的盖棺定论。《三国志》的作者陈寿颇同意此说,并认为“孙权之论,优劣允当”。[1](卷54史臣评语)对鲁肃的上述评价究竟是否允当?我们以为尚需探讨,以期能对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一鲁肃(公元172年———217年),字子敬,临淮东城(今安徽定远县)人,出身于地主家庭,自幼丧父,与祖母及母亲居家。值东汉末年,天下纷乱,青年鲁肃“不治家事,大散财货,扌票卖田地,以赈穷弊结士为务,甚得乡邑欢心。”[1](卷54《鲁肃传》)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周瑜为居巢(今安徽巢县)长,[1](卷54《周瑜传》)率部下数百人来到东城拜访鲁肃,并求资粮。鲁肃当即指着家中尚存的两个各装三千斛米的之一赠与之。这一慷慨举动令周瑜对其为人处事益发感到惊奇,遂相与定交,结为知己。从此,鲁肃便通过与周瑜的亲密关系很快就登上了汉末政治斗争的舞台,表现出他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建安五年孙策死,弟孙权统事。周瑜因赴策丧留吴,其时鲁肃亦至吴①,瑜对肃称孙权可辅,劝其留下服事孙权以求攀龙附凤,鲁肃应允。周瑜又极力向孙权举荐鲁肃,称其“才宜佐时,当广求其比,以成功业,不可令去也。”周瑜的劝留和举荐获得成功,鲁肃正式投靠孙权,被引为“宾客”[1](卷47《孙权传》),于是方有一番“语及大略帝王之业”的“密议”。《三国志》卷54《鲁肃传》载:权即见肃,与语甚悦之。众宾罢退,肃亦辞出,乃独引肃还,合榻对饮。因密议曰:“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余业,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肃对曰:“昔高帝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笔者按:《资治通鉴》作“保守”二字为是。)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权曰:“今尽力一方,冀以辅汉耳,此言非所及也。”上引鲁肃的对策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一是汉室不可复兴;二是曹操不可卒除;三是应在确保江东的基础上观衅而动,乘北方多务之际,先除黄祖,进伐刘表,夺取荆州,然后竟长江之所极,据而有之(这自然应视作包括夺取地处长江上游的益州在内);四是在巩固了整个长江以南的割据后,再建号帝王,图取天下,完成统一大业。鲁肃的对策,自然是投合孙权的心思的。正因如此,所以在张昭非毁鲁肃,说“肃年少粗疏,未可用”的情况下,“权不以介意,益贵重之,赐肃母帏帐,居处杂物,富拟其旧。”然而鲁肃的对策又不仅是为了投合主子,讨得欢心而已;他确有自己独到的政治见解,这突出地表现在对待汉室的态度上。鲁肃所持“汉室不可复兴”的政治见解,不但高出孙权之上,而且和七年后诸葛亮著名的《隆中对》相比较,也实在有高出一筹的地方。①从孙权在“密议”中所反映的思想看来,他当时因羽翼未丰,只是想保有江东,尽力一方,以辅汉室,尚缺乏统一全国的进取精神。但鲁肃的一席话对他无疑是起了振奋精神的作用的。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明确讲过,如果象他设想的那样,“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1](卷35《诸葛亮传》)这里,汉室可以复兴的思想是十分明白的。如果说在建安十二年打出“兴复汉室”的旗帜以作号召,只是出于斗争策略的需要并非本意的话;那末,在后主刘禅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诸葛亮自汉中北伐前夕的上疏(即有名的《出师表》)中又何以仍然要讲“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呢?这自然是不能单以策略考虑解释得通的。所以,我们只能认为“兴复汉室”是诸葛亮一贯的思想,是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他所主张重建的仍是刘家的一统天下,只不过是要将汉室皇帝的宝座让刘备这一支系来坐而已。“汉室不可复兴”的思想早在建安五年鲁肃就提了出来。这一建立在正确估量当时客观斗争形势基础上的政治见解,日后历史的发展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对于鲁肃的这种远见卓识,在孙权的评论中从未提及②,我们自然不能同意其对鲁肃的评价是“允当”的。二建安十三年八月,刘表病死。当时曹操已统一北方,极有可能趁机南下夺取荆州。鲁肃于此时向孙权提出战略性建议。《三国志》卷54《鲁肃传》载: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辑睦,军中诸将,各有彼此。加刘备天下枭雄,与操有隙,寄寓于表,表恶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备与彼协心,上下齐同,则宜抚安,与结盟好;如有离违,宜别图之,以济大事。肃请得奉命吊表二子,并慰劳其军中用事者,及说备使抚表众,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备必喜而从命。如其克谐,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为操所先。在此建议中,鲁肃明确指出荆州在战略地位上的重要性,分析刘表新亡后荆州形势发生变化的几种可能性以及应采取的对策。但建议的核心思想乃是以吊丧为名,前去进行多方面的外交活动,“说备使抚表众,同心一意,共治曹操”。为了赶在曹操的前头,鲁肃在征得孙权同意后立即前往荆州,行至夏口(今武汉市),听说曹操已向荆州逼近,于是星夜兼程。等赶到南郡(今荆州市),得知刘琮已经降曹,刘备正在南逃。值此形势紧急的关头,鲁肃仍然北上,迳至当阳长阪与刘备相会,陈说形势,晓以利害,“劝备与权并力”,刘备自然很高兴地同意了。随后鲁肃与刘备等一道到了夏口。由是观之,鲁肃于刘表一死,即敏锐地预见到荆州形势必然有变,故而适时地提出了极力争取荆州的各种力量到自己方面来的建议。由于形势急转直下,鲁肃没有可能去作阻止刘琮投降的工作,但经过努力,终于及时有效地争取了刘备,预定的主要目的总算达到了,因而在战略上壮大了自己,争得了主动。孙刘联盟实际上的建立,为稍后赤壁之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对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故应视作鲁肃的一大历史功绩。然而多年以来,人们一般都把孙刘联盟的功绩归之于诸葛亮。这固然是因为诸葛亮在《隆中对》里确曾提出过这一战略思想,且在时间上此鲁肃早出了一年。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认为不能将鲁肃的这一重大历史功绩予以忽略。也许有人要问,为何鲁肃不曾早于诸葛亮提出这一思想呢?大家知道,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任何思想、战略、方针、计划等的提出只有在社会具备一定条件的情况下才有可能。鲁肃之所以能在建安五年与孙权的“密议”中提出他的一套政治见解,却不能同时提出联刘抗曹的主张,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当时的形势是:曹操正忙于和袁绍集团拚死争夺,北方未定,无暇南顾;刘备尚在北方各军阀集团间依违周旋。因此,在孙权方面看来,当时既无联刘抗曹的必要,也无此种可能。官渡之战后,刘备于建安六年转而投靠刘表,寄寓荆州,受到刘表的疑忌而不被重用,只能在暗中求得有限的发展,并未形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军事实体;曹操则正忙于统一北方,尚未对荆州造成实际威胁。所以鲁肃也不可能于此时提出联刘的主张。及至曹操统一了北方,刘表一死,荆州的形势立即紧张起来,成了各派势力注意的焦点。曹操为积极准备南下荆州,并企图进而扫平江东,正与刘琮暗中勾结。刘备本有可能趁机占据荆州,一则因为自己势单力薄;二则因与刘表父子同宗共族,加之刘表新亡,害怕失云“信义”;三则对刘琮的投降和曹操大军的迅速南下缺乏思想准备,故不仅未能占据荆州,反而被迫仓惶出逃。恰在此时,鲁肃向孙权提出上述建议并亲自出马付诸实行,终于取得联刘的成功。这不能不说是适合时宜的政治举措。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虽然提出了“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为援而不可图也”的思想,又设想在取得荆、益之后,仍要坚持“外结好孙权”的政策。这诚然表现了诸葛亮的明达事理和深谋远虑。但是,我们不得不指出的是,诸葛亮在提出上述思想主张后并未付诸行动;甚至在曹军大举南下,刘备兵败长阪时,也未能在联吴上主动迈出一步。而主动迈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第一步的,恰恰正是主谋者和积极实践者的鲁肃。鲁肃提出这一思想虽较诸葛亮晚了一年,但在实际行动上却先走了一步。而这一步以于三国历史发展进程所起的实际作用无疑是巨大的,影响是深远的。试想,如果孙吴方面不采取这一主动行动,而持观望态度的话;那末,在曹操各个击破的政策下,刘备集团能否逃脱覆灭的命运?孙权集团能否继续保有江东?都是难以逆料的。我们在上面这样提出问题和论述问题,绝没有一丝一毫要贬低诸葛亮的意思,而只不过是试图客观地说明鲁肃的历史功绩是不应忽视的①。孙权明明是鲁肃联刘思想和实际行动的赞同者,但在评价鲁肃的功绩时却未能明确指出②,也不能认为是“允当”的。三赤壁战前,曹操挥师南下,降刘琮、败刘备、取江陵,一路之上势如破竹,大有鲸吞刘备、席卷江东之势。刘备在曹操轻骑追击下,放弃南逃计划,渡过汉水,与刘琦合兵一处,先退至夏口,后又接受鲁肃意见,退驻长江南岸的樊口(今湖北鄂州市北)。孙权则拥军驻于柴桑(今江西九江市),观注形势的发展。由于曹操已“破荆州,威震四海”[1](卷35《诸葛亮传》),并将顺江东下,刘备、诸葛亮深感形势危急,再也不能不采取外交行动了。于是刘备听从诸葛亮的意见,派亮随同鲁肃前往柴桑拜会孙权,谋求援救。诸葛亮在与孙权的会谈中,一方面用激将法煽起孙权的抗曹热情;一方面又仔细地分析形势,陈述必能破曹的理由,鼓舞胜利的信心,促使孙权克服了某些犹豫不定的思想,坚定了抗曹的决心。诸葛亮此次出使,对于孙刘联合抗曹阵线的正式形成起了重要作用,无疑是应当肯定的。但是,孙刘联盟抗曹并非是没有阻力的,阻力主要来自孙权集团内的主降派。在孙权主持的军事会议上,以张昭为首的主降派对于曹操所发出的战争恫吓“莫不响震失色”[2]。他们慑于曹操声威,错误地分析形势,过高地估计了曹操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认为曹操已取得江陵,己方再无天险可凭,加之众寡实在不敌,与其抗曹战败,不如及早请降。一时间,投降派的主张甚嚣尘上,劝孙权迎降的人数占了压倒多数。值此关键时刻,鲁肃挺身而出,对孙权指陈利害,力排众议,极言主战,并建议孙权急速将出使鄱阳的周瑜追回,委以统军重任,迎击曹操。鲁肃这一决策的提出和周瑜的坚决主战,终于克服了内部的重大阻力,使孙权最后下定了抗战的决心,同时也选定了合适的统军主帅,从而保证了孙刘联军赤壁之战的辉煌胜利。赤壁之战中,鲁肃作为赞军校尉,协助周瑜、程普,筹画方略,亲临前线,指挥战斗,对于战争的胜利也是功不可没的。赤壁之战刚一结束,鲁肃最先从前线回来,孙权特地为他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三国志》卷54《鲁肃传》载:曹公破走,肃即先还,权大请诸将迎肃。肃将入门台拜,权起礼之,因谓曰:“子敬,孤持鞍下马相迎,足以显卿未?”肃趋进曰:“未也。”众人闻之,无不愕然。就坐,徐举鞭言曰:“愿至尊威德加乎四海,总括九州,克成帝业,更以安车软轮征肃,始当显耳。”权抚掌欢笑。这段趣话,一方面表现出孙权对鲁肃的政治军事才能和所建树的功绩十分敬重,同时也表现出他本人在胜利后的喜悦心情,对那班主降派自是无形的贬斥;另方面则充分反映了鲁肃统一全国的理想和抱负,这自然是他早在建安五年“密议”中提出的那种思想合乎逻辑的发展。对于鲁肃在赤壁之战的作用,从前引孙权的评价中可以看出是作为鲁肃的优点和长处之一而加以肯定的。陈寿也评说:“曹公乘汉相之资,挟天子而扫群桀,新荡荆城,仗威东夏,于时议者莫不疑贰。周瑜、鲁肃建独断之明,出众人之表,实奇才也。”[1](卷54史臣评语)诚然,周瑜是个极力主战者,并作为统军主帅在赤壁之战中建立了殊功,堪称奇才。但将其与鲁肃等量齐观,似仍有不妥,因为没有分清主次,未能突出鲁肃作为主战派的首领和决策者[3]的应有地位。在这个问题上,陈寿的评论尚不及孙权来得恰当。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于卷54《周瑜传》中注引《江表传》后写道:“臣松之以为建计拒曹公,实始鲁肃。于时周瑜使鄱阳,肃劝权呼瑜,瑜使鄱阳还,但与肃暗同,故能共成大勋。本传直云,权延见群下,问以计策,瑜摆拨众人之议,独言抗拒之计,了不云肃先有谋,殆为攘肃之善也。”其为鲁肃之抱不平,驳陈寿叙史之失当,甚是得体。四赤壁战后,荆州所辖八郡分别为曹操、刘备和孙权所据有:曹操拥有江北的南阳、章陵二郡;刘备占有江南的武陵、长沙、桂阳和零陵四郡;孙权则据有江北的南郡和江夏二郡。这三大集团都力图巩固已有的地盘,并谋求向外扩展,于是荆州便呈现出微妙的形势。曹操方面对于赤壁战败,南郡丢失,到口的肥肉被人夺去是绝不甘心的,随时都想卷土重来。从刘备方面讲,被隔在江南,向外发展受到阻碍。要想依据《隆中对》所确定的政治路线行事,为夺取荆州、进占益州、实现其政治抱负,当务之急便是要取得居于战略要地的江陵,以作为前进的跳板。但因占据南郡(治江陵)的孙权集团是自己的盟友,为了抗曹,仍需结好,不便以武力强夺(即使是诉诸武力,也未见得能够取胜)。故于建安十五年由刘备亲自出马前往京口(今江苏镇江市)会见孙权,请求将南郡拨归自己节制。这便是尽人皆知的“刘备借荆州”故事产生的历史背景。在“借地”问题上,孙权集团内部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一种是反对借地,其代表人物是时为偏将军、领南郡太守的周瑜。他对于要把经过浴血苦战从曹操手中夺得的南郡轻易地交给刘备在思想上想不通,感情上无法接受。从狭隘的集团利益出发他甚至建议孙权“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并将刘备的虎将关羽、张飞二人分隔开来,“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1](卷54《周瑜传》)可见周瑜等人不但坚决反对借给刘备土地,而且还想要将刘备集团予以吞并。持另一种意见主张借地的只有鲁肃一人,他是从抗拒曹操这个大局着眼的。史载:“后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惟肃劝权借之,共拒曹公。”经过权衡利弊得失之后,孙权最终采纳了鲁肃的意见,刘备借得了南郡。①鲁肃何以主张借地?孙权又何以接受鲁肃的意见而不采纳周瑜的计策?其间的道理史载甚明。《三国志》卷54《鲁肃传》注引《汉晋春秋》曰:吕范劝留备,肃曰:“不可。将军虽神武命世,然曹公威力实重,初临荆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备,使抚安之。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计之上也。”权即从之。同书卷《周瑜传》载孙权不用周瑜之计是因为:“权以曹公在北方,当广揽英雄,又恐备难卒制,故不纳。”据上引二条可知,被视作“英雄”或“枭雄”的刘备,是不大可能一下子就能制服的;而借地给刘备,让其势力有一定的发展,对于孙权集团说来虽有所失,但在当时形势下是最为明智的办法,可以从中收到不少实际的好处。其一,可以巩固孙刘联盟,便于保持自己有利的战略地位;其二,可以缩短战线,避免将自己有限的兵力分散,也有利于摆脱处于曹刘两大集团之间的腹背受敌的处境;其三,使刘备与曹操接境,给曹操树立了一个劲敌,可以牵制曹操的兵力,减轻对自己的军事压力;其四,不致因孙刘不和、相互攻战而令曹操坐收渔人之利。总之,是抓住了“共拒曹公”以图生存和发展这个主要矛盾,因而是唯一正确的策略。鲁肃主张借地,是与他在赤壁战胜后能客观地分析形势分不开的,也是他“曹操不可卒除”思想的体现。所谓“曹操不可卒除”,即曹操终归要除而又不可能很快除掉,而且单纯自身的力量是不成的,故而要与刘备结盟并保持盟好。正是在这种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思想指导下,于是才有主动联刘、力主抗曹和借地资备等一系列决策的提出和实施。这些举措反映了鲁肃思想的一贯性,体现他为了达到长远的战略目标而采取的灵活策略和巧妙的斗争艺术。鲁肃以其敏税的政治眼光,综观全局,深谋远虑,不因贪图眼前的局部利益而忽视长远的根本利益,在借地问题上同样是值得称道的。事实上,借地的客观效果是明显的。《三国志》卷54《鲁肃传》载: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寥寥数语,活现出曹操当时的心境,可见所引起的反响之强烈。由于借地,孙刘联盟抗曹的体制得以巩固,对三国鼎立局面的最终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这样认识问题恐怕是不算过当的。建安十五年,周瑜病死,鲁肃代瑜领兵。鲁肃自主持孙吴军务开始直至建安二十二年病逝为止,始终坚持与刘备集团结好的政策②。在此期间,孙刘两家在荆州的归属上有过争议,也动过干戈,致使联盟产生了裂痕,但联盟关系总算是维持着。这固然是因为孙刘双方都觉得大敌曹操尚存,确有维系联盟的必要;但与鲁肃的某些处置也不无关系③。及至吕蒙代肃领兵,因袭取江陵,擒杀关羽,导致孙刘联盟公开破裂,那就是后话了。总之,在鲁肃生前,孙刘联盟抗曹体制的巩固和维持是与借地密切相关的。前述在借地问题上,孙权舍周瑜等人的意见于不取,而接受鲁肃的意见,应该说是很有见识的。他甚至还主动将自己的妹妹嫁给刘备作夫人,缔结政治婚姻,显然是出于巩固孙刘联盟的同一目的。但是在鲁肃死后,孙权却一反过去之所为,视鲁肃劝他借地资备“是其一短”,这就显得极不公道了。孙权于鲁肃的生前和死后,在借地一事上表现出的不同态度,是有其主客观原因的。为免节生枝蔓,在此不拟讨论。但需要指出的是,孙权基于形势的某种变化,将以往适合时宜的举措加以否定,因而以功为过,以是为非,并影响到对鲁肃的公正评价,这种识人论事的态度显然是不足取的。作为史学家的陈寿不能为鲁肃辩诬,反与孙权苟同,亦不足取。此外,孙权在肯定吕蒙“图取关羽,胜于子敬”的同时,又指责鲁肃所说的“羽不足忌”是“内不能办,外为大言耳”。对此,我们也认为是评价不当的。依鲁肃的智慧才德两论,应该说是出于吕蒙之上的,何以他不去图取关羽呢?原因就在于他要维系住脆弱的孙刘联盟,以便借助关羽所拥有的力量来牵制和抗拒曹操,并非在关羽面前无能为力。明乎此,就可以理解鲁肃在给孙权信中所言“帝王之起,皆有驱除,羽不足忌”的本意了。因此,我们认为鲁肃之不图取关羽,是可以用“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来解释的。综上所述,鲁肃自建安五年正式投靠孙权开始其政治生涯,直至建安二十二年病逝为止,近二十年间,在“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始终为辅佐孙权保有江东,以图削除曹操,进而统一全国的宗旨而尽心竭力,在汉末三国的政治斗争舞台上充当了重要角色,参与演出了一幕又一幕历史话剧。早在与孙权的“密议”中,他就提出了一条较为完整的政治路线,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又加进了联刘的内容、吊丧结刘、力主抗曹、借地资备、维系盟好等都是这一路线的生动体现。正是由于有了这条路线,再加上他的身体力行,孙刘联盟才得以形成并能够维系,三国鼎立局面始能出现并得以延续。诚然,所有这些决非是鲁肃一人之力,而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其间作为政治家和战略家的鲁肃所起的作用是不容抹煞的。尽管由于某些原因,在鲁肃的评价上显得不够公允;更由于后来一些文艺作品的艺术渲染,又致使鲁肃的形象受到不应有的损害。然而我们相信,一旦除去蒙在鲁肃身上的历史灰尘①,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杰出历史人物的形象,就会以其真实的面目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参考文献:[1]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2]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3]刘勉之·论赤壁之战中鲁肃[N].人民日报,1958-01-16;1958-01-17·
桐叶封弟
少年大志，十五而立孙权是吴郡富春（现在浙江富阳）人，字仲谋，父亲孙坚曾被封为乌程侯、破虏将军，他的哥哥孙策也被曹操上奏封为讨逆将军和吴侯。孙权在小时候便跟着哥哥转战各地，见过世面，而且他又很爱读书，历史、文学各方面都广泛涉猎，这使得孙权初步具备了文韬武略。孙权有着开朗的性格，也很能容人。在父兄的军队中名望很高，在父亲战死后，有时还给哥哥出谋划策，让哥哥孙策大为惊讶，没想到弟弟竟有如此过人的谋略。孙策很高兴，在设宴招待宾客的时候，总是对弟弟孙权说：“你看，现在眼前的文臣武将，以后都会成为你的属下，辅佐你成就大业的。”为了让弟弟早日成材，孙策让他去做了一个县的县长，这时的孙权只有十五岁。 临危受命，稳固江东公元200年四月初四，孙策死，临终时， 孙策将孙权托付给了张昭，然后又将印信交给了孙权，对他说：“如果论率领江东将士征杀疆场，和天下豪杰逐鹿中原，你比不上我。但是如果论知人善任，合力稳定江东，哥哥我又不如你了。现在大任已经落到你的肩上，你自己好好努力吧。”孙策死的时候也很年轻，年仅二十六岁。孙权也没有辜负哥哥的希望，在二十七岁时联合刘备在赤壁大战中大败曹操，奠定了自己的霸业。 剿抚山越人，灭黄祖占夏口孙权听从了鲁肃的谋略，开始稳固江东，适时地出击，扩充领地。首先他解决了山越人骚扰的问题。山越人是秦汉时期百越的后代，为了逃避原来苛重的赋税，逃进山林中，形成了自己的组织和社会，拒绝向孙权政权交纳租税。开始，孙权派兵镇压，但收效不大。为了集中兵力对外用兵，解除后顾之忧，孙权调集重兵开始对付山越人。大将吕范、程普、太史慈、韩当、周泰等领兵合围，逐渐将山越人的领袖抓获，其他山越人区别对待：强壮的青年人充实军队，老人、妇女统一管理，从事农业生产。孙权集中兵力终于解决了山越人的问题，后方得以彻底稳固，这为他下一步对外用兵奠定了基础。 解决山越人之后，孙权开始进攻割据在长江上游的江夏太守黄祖。208年，黄祖部将甘宁因不受黄祖赏识，而投奔孙权。孙权知人善任，待他如同旧臣，甘宁于是提出划江而治，二分天下的战略目标。此时江东已大体稳固，兵强马壮，粮草充足。这一计划的提出更坚定了孙权出兵的信心。黄祖匆忙备战，他先将两艘大船横着排在江面上，船上有上千将士，准备用弓箭击退孙权的战船。同时，又用大绳拴上巨石沉到江里，以此来固定大船。这样，两艘大船如同水上的城墙一样横断了长江。 孙权的江东水军并没有畏惧，将军董袭率领敢死队，每人身上穿双层甲胄，猛冲到了黄祖的大船边，董袭用刀砍断了两根拴巨石的大绳。面对江东水军的强大攻势，黄祖赶忙派将迎战，结果被杀。黄祖只好败退，最后还是被追杀丧命。战胜了黄祖后，孙权将夏口纳入了自己的版图。 赤壁大战，三分天下在孙权踌躇满志地想继续进兵荆州时，曹操却领兵南下，在他之前进入荆州地界。孙权联合刘备共抗曹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赤壁之战。 当时的荆州牧（即荆州的行政长官）刘表刚病死，两个儿子刘琦和刘琮不合，鲁肃建议孙权派他去劝说他们与江东合作，同时尽力联合暂时寄居荆州的刘备，共同抗击曹操，然后再寻机夺取荆州，奠定帝王大业。以后孙权的行动基本上是按照鲁肃的计策施行的。
JoJo爱次肉
起初，吴王孙权对大将吕蒙说道：“你现在身当要职掌握重权，不可以不去学习呀！”吕蒙以军营中事务繁多为理由加以推托。孙权说：“我难道是想要你成为精通儒家书籍、传授经学的学官吗？你只应当粗略地阅读，了解了解历史。你说你军务繁忙，哪能比得上我繁多的事务呢？但我常常读书，并自己感到获得了很大的收益。”吕蒙于是开始学习。等到东吴军师鲁肃路过寻阳的时候，与吕蒙讨论事情，鲁肃听到吕蒙的见解后非常惊奇地说：“你如今的才干谋略，已不再是过去的吕蒙了！”吕蒙说：“对于有志气的人，分别了数日后，就应当擦亮眼睛重新看待他的才能，老兄你为什么看到事物的变化这么晚呢！”鲁肃于是拜见吕蒙的母亲，与吕蒙结为好友，然后告别而去。
沐沐渔的天堂
你应该看一看演义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马克思主义真理。然而，剥削阶级却总是千方百计地歪曲事实，把历史说成是少数剥削阶级的“英雄”人物所创造的，《三国演义》的作者也同样如此。作品所着重塑造的两个艺术形象——刘备和曹操，是统治阶级内部两个对立的人物，如刘备告诉庞统所说：“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第六十回）作者正以强烈的“拥刘反曹”的政治倾向，描写在同一事件上曹、刘两种截然相反的表现，这种描写充满全书。然而，无论是赞扬还是鞭答，无论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作者都宣扬了“英雄”史观。《三国演义》把刘备描写为一个理想化的统治者、施行“王道”“仁政”的代表，他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本质，被大量虚声美词掩盖着。《三国演义》否定黄巾起义推动历史发展的伟大作用，而那些残酷镇压黄巾起义、向农民进行反攻倒算的封建统治者，却被当作历史的创造者来吹捧。在陶谦把徐州让给刘备而刘备固辞不受时，作者安排了这样的情节：“次日，徐州百姓拥挤府前哭拜曰：‘刘使君若不领此郡，我等皆不能安生矣！’”（第十二回）在刘备军队于博望坡大破曹兵，“班师回新野”时，作者又安排了这样的情节：“新野百姓望尘遮道而拜，曰：‘吾属生全，皆使君得贤人之力也！’”（第三十九回）在这种颠倒历史的描写中，封建统治者刘备就成了救世主。为了表现刘备如何受到人民拥护，竟写了猎人刘安杀妻献肉这样的情节。刘备兵败徐州时，人民“皆争进饮食”，猎户刘安“ 欲寻野味供食，一时不能得，乃杀其妻以食之”（第十九回）。这种不真实的对地主阶级的吹捧，加重了刘备形象的虚伪性。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是最切当的批评。作为刘备对立面的曹操，却是《三国演义》描写相当突出的人物。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在分裂混乱的三国时期，对统一我国北方，曾起过相当的作用。《三国演义》没有肯定这些作用，把他作为破坏“正统”、违反“纲纪”的乱世奸雄来否定，反映了作者儒家的政治观点，“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然而，《三国演义》在曹操的形象中，却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残酷、狡诈的特点，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曹操也是农民起义的死敌，镇压黄巾起义军的刽子手，他在豪强大混战的过程中，一步步扩大势力，最后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位和权势。曹操的人生哲学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是剥削阶级处世哲学的集中和概括。曹操具有极端的损人利己的特性，具有无穷的贪欲和权势欲，曹操身上，集中了封建统治阶级全部恶劣品质。对于这个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三国演义》是通过丰富具体的细节和心理活动的描写，把他突现出来的。在他身上，具有多方面的复杂的性格特征。作为一个群雄割据的强者、胜利者，在风云突变的年代，曹操能认识各个集团的长处和弱点，了解事变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善于发现人才、使用人才等，反面人物曹操，没有被写成浅显的、一眼可以看穿的坏蛋。在他身上，狡诈和残暴得到特别深刻的表现。如上所述，曹操有谋略，也有才干，但他的所谓“谋略”和“才干”是为他的极端的唯我主义服务的，因此，“谋略”使他更狡诈，“才干”使他更残暴。曹操出于恐惧猜忌，杀了吕伯奢一家；因为要引诱吕布，却将掳来的群众当炮灰；为了报父仇，在攻打徐州时，军队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第十回），真是坏事干尽。然而，他又千方百计地把自己装扮成好人，常常用假仁假义和小恩小惠来洗涤沾满两手的鲜血。他打着汉献帝的旗帜发号施令，北讨南伐，明明是发展自己政治、军事势力，取代刘汉王朝，却标榜为“与国家除凶去害”、“拯救黎民”；明明是自己下令克扣军粮，却借仓官的头来安定军心；为了防范行刺，杀死侍者而佯装不知；表示军法严明，还耍出“割发权代首”的把戏。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很清楚，作者对曹操是持否定态度的。然而，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创造历史？封建地主阶级思想家都认为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三国演义》作者以为曹操既是“乱臣贼子”，但又是人类历史和人民群众命运的主宰者，征张绣时，命令军士不准践踏麦田，“百姓闻谕，无不欢喜称颂，望尘遮道而拜。 ”（第十七回）在曹操跟刘备一起消灭吕布以后，“百姓焚香遮道，请留刘使君为牧。操曰：‘刘使君功大，且待面君封爵，回来未迟。’百姓叩谢。”（第二十回）总之，在刘备面前也好，在曹操面前也好，人民群众都只有哀求、叩拜的份儿，他们被作者歪曲成了毫无作为的“群氓”，而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无论是“汉贼”还是“皇叔”，都被吹捧成了掌握人民命运、支配历史进程的“英雄”。尽管作者对刘备和曹操的褒贬非常明显，但这两个人物的塑造，却共同反映出作者的英雄史观。与此同时，《三国演义》还大肆吹嘘这些封建统治者的天赋才能，把他们之所以能够创造历史，归因于他们的“天赋”。如写刘备，说他生下来注定要成为“贵人”，从小就有“大志”，与众不同，“非常人也”（第一回）。写曹操，则说他幼时就“有权谋，多机变”，从小就是“安天下”的“命世之才”（第一回）。并在《邺中歌》里评论曹操说：“邺则邺城水漳水，定有异人从此起。”“英雄未有俗胸中，出没岂随人眼底？”“文章有神霸有气，岂能苟尔化为群？”“安有斯人不作逆，小不为霸大不王？”（第七十八回）进一步把他写成山川灵气所钟、超群出众的“异人”。总之，在作者笔下，这些主宰历史、驱策人民的“英雄”，都是“天生”的超人。《三国演义》还借助“天命”来颂扬作者理想的“英雄”。据作者说，这些“英雄”人物之所以降生到世上来创造历史，统治人民，全都是执行上天的意旨，所谓“受命于天”。曹魏之所以破灭豪强，统一北方，固然是“天命”；刘备之终于做了皇帝，也是“天命有归”（第三十五回）。因此，这些“应天而生”的封建统治者是受上天保护的。第三十四、五回，写蔡瑁要害刘备，但由于“天意”、“神助”，刘备所骑的马竟然“一跃三丈”，使他脱离了险地。第四十九、五十回，写曹操在华容道之所以大难不死，是“天象”所定，“未合身亡”。书中还一再声称“顺天者逸，逆天者劳”，“逆天而行，乃自取败亡也”（第三十七回、一百二回）。因此凡成王称帝者，总有“凤凰来仪”“黄龙屡现”的征象，而每一重要将帅战死，都有“帅旗忽折”“将星流堕”的预兆。作者宣扬这种“天命”思想，具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在封建社会里，“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三国演义》的这种描写，就正是利用神权思想为封建政权服务，要人民服服帖帖地接受这些被吹捧为“天生”“超人”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的统治；并警告人们说，谁要敢于起来反抗，就是逆天行事，自取灭亡。这也就进一步暴露了，“英雄”史观到最后总是不得不乞灵于“天命”之类的唯心主义的幽灵。《三国演义》塑造了一些性格鲜明、影响深远的艺术形象。这些属于统治阶级的人物形象，具有鲜明的阶级烙印，并在不同程度上宣扬了作者的社会、政治思想。除上文提及的曹操等人物外，还有：郭嘉、夏侯敦、黄盖、吕蒙、张飞、赵云、黄忠等等，其中尤以诸葛亮描绘得最为突出。诸葛亮在作品中，是被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来歌颂的，作者对他倾注了强烈的爱和崇敬，把他作为“忠贞”和“智慧”的化身，特别对诸葛亮的“智慧”，更是用尽笔力，大肆渲染。马克思主义深刻指出：认识来源于实践。从历史事实来看，诸葛亮在当时的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中，是一个看问题比较敏锐、处事比较有胆识有谋略、能随机应变的人，他具有这些长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重视实践。例如，在曹操取得荆州、领兵南下时，诸葛亮曾向孙权分析当时形势，预计到曹操必败，就正是因为诸葛亮已经在曹操下荆州的过程中，经历过战争的实践，对敌我双方的长处和弱点都已作了比较的缘故（见《三国志·先主传》和《三国志·诸葛亮传》）。而就《三国演义》看，在有些章节中，作者写到诸葛亮之所以取胜，是由于他对具体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的结果。如在有几次战争中，诸葛亮事先实地观察地形，调查对方兵力部署，根据地形和客观实际情况，制定了有利的作战方案，击败了敌人。又如诸葛亮敢于使用“空城计”，就是因为他对敌方将领的情况作了分析，知道司马懿了解自己“生平谨慎，必不弄险”（第九十五回），从而利用司马懿对自己长期形成的认识，采用了十分“弄险”的疑兵之计，解除了危机。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到，诸葛亮的正确判断，是在他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然而，在更多的章节里，作者却把诸葛亮写成了“先知先觉”的人物，宣传了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诸葛亮一出场，他就告诉刘备：“亮夜观天象，刘表不久人世。”（第三十八回）诸葛亮病重在五丈原，“自于帐中祈禳北斗。若七日之内主灯不灭，吾寿可增一纪；如灯灭，吾必死矣”。结果魏延飞步入告军情，“竟将主灯扑灭”（第一百三回），真个能“知凶定吉，断死言生”。为了突出诸葛亮，作品还一再写他的“ 锦囊妙计”，每逢重要事件，他总要把装有“妙计”的锦囊交给执行任务的人，吩咐“到时开看”，不但根本不跟别人商量，而且也不让执行任务的人事先知道事情如何去做。一切都只是他那种能够“先知”的“智慧”在起作用，其馀的人都只是被他的“智慧”所驱策的、被动的工具。至于“七星坛祭风”里，写诸葛亮登坛作法、呼风唤雨等，更是荒诞不经的描写。类似这样的问题，还可以在“巧布八阵图”、“班师祭泸水”、“五丈原禳星”、“定军山显圣”中看到。鲁迅批评《三国演义》 “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中国小说史略》），是极其确切的评价。俗语说：“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也正说明了诸葛亮不是超凡的“先知”、不可企及的“天才”。最富于斗争实践的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具有无限的聪明才智，诸葛亮形象的塑造，概括了集体的智慧和才能。对于诸葛亮的所谓“忠贞”方面，小说也给以多方面的描写。诸葛亮忠于刘备，刘备死后，继续尽忠于阿斗（刘禅），为了报答“三顾草庐”和“临终托孤”的知遇之恩，他“亲理细事，汗流终日”，以至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第一百三回、九十七回）。诸葛亮“忠贞”的出发点，既有封建的“正统”观念，也有“ 士为知己者死”的“义”的思想。在三国鼎立的形势下，小说描写了成批的谋臣策士，诸葛亮也是其中一员。属于知识阶层的这支队伍，尽管他们的思想、才能、性格各有不同，但都从封建统治阶级立场出发，以个人恩怨依附于某一个政治集团，与某一个统治主建立君主臣属关系；有时用兄弟、朋友等形式来表现这种关系，但并没有改变阶级关系的实质。因此，作为蜀国“贤相”的诸葛亮，他是矢忠于刘氏天下的。然而，诸葛亮的形象，又不是用封建主义的“愚忠”所能完全概括。作者通过刻划他的所谓“谨慎”、“谦逊”、 “严于责己”等个人品质，通过一系列经过美化的“清明”政治措施，来突出这一形象，把他塑造成封建社会“完人”的典型。在社会动乱、政治黑暗的年代里，作者把希望寄托于所谓杰出的政治家，盼望由他们来实施“王道”和“仁政”。关羽也是《三国演义》着力描写的人物，作者精心刻划他“神威勇武”的一面，在众多的战将中，他出类拔萃的气概最为突出。“温酒斩华雄”、“诛颜良、文丑”表现他万人敌的“勇武 ”，“临江会”、“单刀会”突出他凛然不可犯的“神威”，“刮骨疗毒”写他沉着的“大丈夫”气概。总之，作者力图通过许多夸张传神的描绘，使关羽成为一个 “英雄”人物。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的“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也是指他的“丰采”和“勇力”而言的。《三国演义》如此美化关羽，完全是为提倡封建的“忠”“义”思想。在关羽身上，“忠”和“义”是结合在一起的。关羽之与刘备、张飞“桃园结义”，具有明确的政治企图。他们“闻黄巾倡‘乱’，有志欲破‘贼’安民”，所以“结为兄弟”，以便“同心协力”地“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并发誓说，决不“背义忘恩”（第一回）。这就清楚说明了，他们所标榜的“义”，是以反对农民起义、维护封建统治作为首要内容的，阶级性十分鲜明。然而，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很尖锐，刘、关、张“桃园结义”以后，不但共同镇压了黄巾起义，而且还以“誓扶汉室”为旗帜，跟地主阶级内部其他派系进行了你争我夺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关羽“义不负心，忠不顾死”，“披肝沥胆”，效忠刘备，最终为刘备而“断首捐躯”。《三国演义》的作者对此十分赞赏，称许他为“天日心如镜，《春秋》义薄云”（第七十七回）。由此可见，《三国演义》大肆吹捧关羽的“忠”“义”，不过是要人们效法关羽，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前提下，为某一个封建主卖命而已。正因如此，关羽也就为地主阶级所特别重视。在陈寿的《三国志》中，关羽的地位，不过同张飞、赵云相等。宋、元的统治阶级虽已先后尊关羽为“真君”和“武安王”，但就吹捧关羽的程度和规模来说，都远远不及明、清两代。自从《三国演义》把关羽写成“忠”“义”的化身以后，他就成为完全符合统治阶级理想的人物，随着《三国演义》的传播，关羽在民间的影响就越来越广。明、清的统治阶级曾几次封他为“大帝”，到处为他立庙，享受着跟孔丘同样隆重的祭礼。这就清楚地说明，通过关羽鼓吹“忠”“义”的这种描写，是多么适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也是为了提倡给封建主子卖命，《三国演义》还塑造了一系列所谓“忠臣”形象，如董承、王子服、吉平等等，他们为了尽忠汉献帝，诛除“国贼”曹操，“虽灭九族，亦无后悔”（第二十三回）。后来因事情败露，“全家老小”都被曹操所杀。作者对这些人极尽歌颂之能事，说他们“捐躯报圣明”，“千秋仰异名”；“忠贞千古在”，“誓死答君恩”。把这些人吹捧为流芳千古的模范人物。此外，在写姜维等人物时，鼓吹了封建的“孝道”，在写孙夫人等人物时，鼓吹了封建的“节烈”。由此可见，《三国演义》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是贯穿了作者的社会、政治观点的。通过这些形象，作者宣扬了封建的“仁政”、“英雄”史观、唯心的先验论和封建道德等。因此，我们对于这些艺术形象，也必须首先认清其思想实质。
夏候敦，字元让，魏前将军，曹操的族弟。征讨吕布时，被曹性射中左眼，他拔箭啖目、鼓勇而战，反倒刺死曹性。深受曹操信任，曹丕继位后，任大将军。 张辽，字文远，智勇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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