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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钟华平.城市化对水资源的影响[J].世界地质,1996（2）“十一五”期间区域经济发展的资源约束与环境承载力问题研究[J].领导决策信息，2004（3）左其亭.城市水资源承载能力——理论、方法、应用[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4）《造福子孙后代》（5） 行政院环保署「安全饮用水手册」（6） 中国水资源公报 1999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7） 中国城市排水建设与发展 （8）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第二十六讲：关于我国农业法制建设的几个问题（9） 水资源合理分配的基本路线 作者：关业祥 水利部规计司处长（10） 张岳，刘钰等．加快建立我国农业节水保障体系的对策和建议．中国水利，（11）刘 跃.中国水资源与可持续发展.《中国水资源与可持续发展》（12）楚泽涵，水资源问题应引起关注 《古地理学报》（13）李圭白，李星，水的良性循环与城市水资源 《中国工程科学》（14）王水燕 谈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科技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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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论文
无论是在学习还是在工作中，大家都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论文吧，借助论文可以有效提高我们的写作水平。你知道论文怎样才能写的好吗？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西方哲学论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进入哲学之门，首先面对的就是哲学史。按黑格尔在其《哲学史讲演录》导言中所说：“哲学史本身就应当是哲学的”。由此而言，探讨所谓的哲学史研究1而且，哲学史应该由哲学导出，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哲学就有什么样的哲学史。
因此，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探索，其核心自然应当集中在对哲学本身的探索上来。但就“哲学就是哲学史”而言，其另一意义则是哲学本身的发展过程中，推动其发展的哲学家们对于之前哲学的探索与创作，又在构成着哲学本身和哲学史的演进。由此，对于哲学史演进方法论的探索，我们自然当以对哲学本身的探讨作为哲学史方法论之所以然，另一方面，则以哲学史的发展演进作为方法论所以之显现。
一、中西哲学之差异略论
我们在探讨哲学史研究方法论之时，毫无疑问地，首先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即是中西哲学之间的差异。这是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而且也正是应该深刻面对的问题。就中国哲学学科领域本身在当下所处的境状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如果没有对此问题——即中西哲学之间的学科性质及其差异有所发明和区别，那毫无疑问就真的要引用德里达对于中国哲学的所谓“合法性”
问题加以衡量了。因为含混不清、不中不西的所谓哲学的创作和发展，在缺乏一个主线之下，很可能画虎不成反类犬。而不排除这正是两不相像、两不讨好的重要原因。因此，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对于中西哲学有一个理性和客观的对照和区别，是探讨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大前提。否则，可以断言的是，所谓的“合法性”问题确实是存在的。
在关于中西哲学的差异性上，身处中西文化哲学交融和冲突最为激烈时期的海外新儒家，由于他们在具备了深刻的中国文化和哲学体认的基础上，又兼通西学、尤其是身处中西学交融最为激烈的场域，其感知无疑具有代表性。下面以牟宗三先生为例，来谈谈他对于中西哲学的差异性的界定。他是最为注重中西哲学的实质性差异的。按他所提出的“通孔”说，正是在中西哲学的发源处找出差异。他是基本上将中国哲学的开端性的所谓通孔定位为是对于“生命”的关注，而西方哲学源头性的通孔则是所谓的“自然”，即以外在的自然作为哲学家们关注的主线。这就决定了中西哲学两千多年以来的发展和走向的差异性。“中国哲学，从它那个通孔发展出来的主要课题是生命，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的学问。它是以生命为它的对象，主要的用心在于如何来调节我们的生命，来运转我们的`生命、安顿我们的生命。”
而对于西方哲学，它则直言其通孔性的特点在于“他们的对象是自然，是以自然界作为主要课题。因此就决定后来的西方哲学家有cosmology，有ontology，合起来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metaphysics。这个metaphysics就是后来康德所说的theo—reticalmetaphysics。希腊就是成这一套。”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牟先生特别强调的是一者“重德”、一者“重知”，即中国哲学从其一开始便以“德性”为最鲜明的主题，按他所说即“中国文化在开端出的着眼点是在生命，由于重视生命、关心自己的生命，所以重德。德性这个观念只有在关心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才会出现。”
而西方哲学的主题在于“自然”，所发展出来的主要对象自然也就是“知识”。由此导致的是概念的推演和理性的分析，而对于以“生命”为主要对象的认知，却不得不随大流而走向概念推理和探讨的误区。牟先生特别以在西方哲学家中相对比较注重“生命”或者说“德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作为代表，将其与中国哲学中的儒家进行对比。平心而论，应该说牟先生所做的比较研究才是较为切实和具有本根性的。前面我们说过苏格拉底是身在江湖也不得不随大流，将“生命”也推入了“知识”的误区。牟先生认为：“就是像苏格拉底那样重视道德，但是当他说德性即知识的时候，它还是以知识的态度来界定（define）德性，还是用知识的态度来了解德性。所谓知识的态度，就是从概念的思考（conceptualthinking）来了解德性。”
牟先生还特别例证：“比如说，什么是公道（justice）呢？苏格拉底认为公道是个概念，他说来说去，这个公道不是属于我们感觉世界（sensibleworld）里面的东西，而是属于我们智思世界（intelligibleworld），所以我们首先要对它有个明确的定义。……比如说，什么是仁爱？你假如说仁爱就是不应当杀人，好，那么打仗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杀人呢？所以要是从现实上举例子，常常是相冲突，不一定一致的。所以你要了解公道，你不能从例子上看，而必须了解它的定义。那么它的定义如何成立呢？它必须有一个公道的idea。苏格拉底说来说去，最后说了一句空话，说到最后公道要有个idea。这个在我们看来是空洞的很呀，尽管苏格拉底思考的那样精密，后来柏拉图也是顺着这条路来发展。尽管苏格拉底重视德性，但是他这个态度不恰当。”
引述如此长篇大论，意在从中西哲学的开端和源头处区别中西哲学本身存在的巨大差异性。笔者相当赞成牟先生对于中西哲学差异性的阐述，他将为我们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时下，关于中西哲学的各种比较研究可谓异彩纷呈。然而，不得不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如果没有对于中西哲学各自自身的特点和差异性有相应明晰的了解和把握，那么由此出发的一切研究和创作毫无疑问将大打折扣。对于中西哲学的自源至流的把握，抓住其主题，将是一切可能性的比较研究的前提。而就中国哲学学科自身的发展而言，即使是在全球化、多元化的现时代，立本立根，抓住自身的生命主线依然是根本，而且越是所谓的全球化和多元化的融合场景，恰恰更加凸显了寻找自身成立的根本性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一个伴随西方哲学走向后现代的所谓“碎片化”时代场景里，如果中国哲学自身不找回自己的“真性”，加之各种有意无意的错谬和诋毁，不仅关系中国哲学的发展前景和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的建立，毫不夸张地说也是全人类的遗憾和悲哀。
二、中西哲学方法论略论
众所周知，西方哲学中心自古希腊源头发展至今，其问题意识较为显着，也就是说整个西方哲学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虽然流派众多、大家辈出，但其始终有通贯性的这些问题或者说哲学命题作为流变之主线。无论是古希腊哲学，亦或是后来的欧陆哲学，其哲学命题发展都凸显了明确的内在逻辑理路，以及前后推进的明显层级和演变，也许更多的时候呈现的是一螺旋式的上升过程或者说否定之否定的扬弃发展过程。苏格拉底对于“德性即知识”从而引发的论辩和定义，由此在对事实和个例的不断超越和归纳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牟宗三先生所说的“知识”，这种“知识”显然不是中国哲学回归和落实到个体为本位，彰显主体的所谓“生命”的哲学，它势必要走向“知识”，因为其“通孔”处就决定不得不如此，而且不断思索和定义此种“知识”的结果，别无可能的就是走向所谓“idea”。因为思索和辩论的中低层次永远不可能使人满意，为了要使辩论者心服口服，必须不断地设问，从而又不断地回答。在看似简单的问答、设问、追问、诱导等等方式中，“哲学模式”自然形成。苏格拉底的所有对话无不如此，难怪其有“助产婆”之说，也不难理解为何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竟然死于不信神灵以及蛊惑青年，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没有辩论就没有西方哲学。苏格拉底的这套辩论术被柏拉图继承，并发扬光大。而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柏拉图在继承其师在辩论中所形成的定义，追求概念的明晰和准确，由此而形成的对“idea”的追求，在柏拉图处才可谓真正的发扬光大。正是这种基于在辩论或思辨中形成“idea”的传统，才是真正形成了以后整个西方哲学的主要形式，几乎没有一个西方哲学家能跳出这一模式和路数。而这正是柏拉图的真正影响所在。这也是自巴门尼德试图以“理念”定义世界以来真正的“idea”之路。若在此意义上而言，怀特海所说的“一切哲学都是柏拉图的注脚”确属其然。不管是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黑格尔亦不例外。
然而，怀特海之言却只适用于西方哲学。显然地，就限于《论语》中，孔子在回答或是谈论某一问题时，虽然常常是涉及更深的哲学大问题，但是越是高深，却被孔子以越是平凡之言道之。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人说法，因材施教，从来是中国哲人的风范和特长。相比之下，如果将孔子的言论对比于苏格拉底，决然两样。可以戏言，如若孔子与苏格拉底并非圣哲，也许一者会说对方“巧言令色，鲜已仁”，而一者会说对方不够“勇敢”，没有理论或者说没有对于真理探索的勇气。一者是“辞达而已矣”，一者是千方百计的“助产”和“诱导”；一者是“予欲无言”，一者是蛊惑辩论。这样的情形却如实地发生在轴心时期的两位圣哲身上，这也许就是中西方哲学之所以差异的滥觞吧。至于二位圣哲各自的继承者，如柏拉图，则将对于“idea”的思考和追问推行极致，以致形成“理念世界”，而相比较而言，东方的亚圣孟子却道出“学问之道无它，求其放心而已矣，”相比较柏拉图的漫步学院而言，孟子或许只是在攻其异端时才“予非好辩”，自称其为“不得已。”
至于相比较于构建庞大的理念世界而言，孟子却只想“中道而立，能者从之。”
换一个角度而言，自孟子以后，直到千余年后的唐代，韩愈仍然为从来没有孟子的真正继承者而以继承者自居。可是，在西方，情形就大不相同了，或许还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自柏拉图以后，亚里士多德作为踢其母亲的小马驹，在“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中不但剖析了柏拉图，而且又重新建立起了自己的庞大哲学体系，形成整个西方几乎所有学科的摇篮，其思辨性的实体哲学以及完备的知识论体系，更是成为其后整个西方哲学家争相效仿的榜样。仅此做一简单的对比，我们就已不难看出，中西方哲学的巨大的差异性。
也许我们可以简而言之，当我们在无限的思辨和激发我们的思索细胞之时，常常会有无限的遐想，如果是所谓具有一定的哲学天赋者，这些无限的思索加以整理，大大小小的“体系”也不是不可能建立的，而且如果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则往往愈来愈“深邃”。而东方的孔子却道出了他自己也曾经终日而思、终夜而虑，但却“无益”，所以不如学习，也就是去具体的学习和践履。原因何来？
正是“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也就是对于“天”、“天道”的效仿，形成了由天地而来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之统续。也正是这种“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的传统，使中国的圣哲们形成归简、规约，直指天地良知的“生命”，并进而将个体小生命和宇宙大生命打通为一，才有“生生之德”、“生生不息”的洞彻和通达。牟宗三先生曾说，哲学之进路，以“文字”、“逻辑”以及“见”为三要素，且具有层次之别。由此看来，孔子“辞达而已矣”、“欲无言”、孟子“不得已”，正是源自对于“天”、“天道”之“见”。按郭齐勇教授而言即“中国哲学中有人”，即中国哲学中有“生命”，正是地地道道的“见”，这种“insight”毫无疑问是天地万物生化通同的体现。这种性通天道之“见”，孔子也“罕言”，也许正是“中人以下，不可与言上也”之故。由此，简约之对比，中西哲学无论是在本体论，亦或是认知论上，显然差异卓然显现。不言已自明。而这正是为何中西哲学对比研究所必须要高度注意之所在。无明者使含混日增。
三、对于中国哲学及史研究方法论略论
众所周知，由于近代以来中国出现了在历史上千年未有之剧变，仁人志士、前辈先贤们自器物至典章度数及其文明哲学，无不在自与不自觉、介乎原不愿之间进行了艰难而漫长的探求学习和引进。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形势和船坚炮利之下，中国可谓一则慌忙应对、仓促拿来。然而船大难调头，数千年积淀形成之文明一时难以撼动。由此，中西之争愈演愈烈。而这一切的根本性之所在，无不最为深刻地体现在了作为文明内核的哲学上。难怪乎中国时贤有“师夷长技”，进而到“中体西用”，以至于将西学推到极端的“全盘西化”论。时至今日，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应该可以以事实说明许多东西。转而面对中西之间差异由来的内核，中西文化哲学之交往时间不可谓不长，然而事实上，中西文化哲学之间交往之效果却同样不可谓理想。最典型的是中国哲学在西方文明的冲击敲打之下创建一个世纪以来，其所取得的成绩依然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这其中最具典型性的便是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这毫无疑问是一切中西哲学交往融合的是非得失的集中反映。这难道不是所谓哲学史或者说是哲学研究的败笔吗？长久以来，不但所谓一流大家的西方哲学家不懂所谓中国的哲学，恐怕就连中国本土所谓的一流哲学家是否真懂中国哲学也还是个问题。
取一家一派之“研究方法”作为格义乃至于“梳妆打扮”中国哲学自中国哲学学科自觉地产生以来从来如此。这其中就更不用说“五四”以降无数偏激者对于中国哲学的诋毁和无知，时间已经愈来愈证明了其中的原委曲直。可以说，时至今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作为文明内核的中国哲学已“一阳来复”、“贞下起元”。这不得不令人感慨“君子恶居下流”之状。
“我们对于中国传统哲学自身的特性及治中国哲学史的方法学，仍在摸索之中。”可以想象，在中国有多少治哲学史的同仁会发出多少不同的感慨。中国哲学发展到今天，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是开启专门治史的胡适以实用主义进行的格义梳理，还是冯友兰由实用主义转到新实用主义及逻辑实证主义，以及梁漱溟所借助的西方所谓的生命哲学，亦或是任继愈、张岱年借助于马克思主义，对于以上诸般治中国哲学的所谓方法论，平心而论，都是中国哲学自身发展在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至少存在的时至当下是存在中的合理。然而，按牟宗三先生所言，我们在了解以上诸贤的中国哲学时，能否“相应”上，抑或说通过他们的特点，中国哲学，能否和肯定是有其存在一惯性和生命存在的原本中国哲学“相应”，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们承认西方哲学有其自身的优长和发展的内在逻辑性，而且在许多层面是需要借鉴和交流的，然而我们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哲学亦复如是。按照郭齐勇教授所言，“目前我们特别要强调中国哲学学科的自立性或自主性。时至今日，中国哲学靠依傍、移植、临摹西方哲学或以西方哲学的某家门派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哲学的史料任意地梳妆打扮、削足适履的状况已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那么，中国哲学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显然是要以另外的方式继续下去。我想，冯友兰、萧萐父所强调的“辩同异”仍然不过时。只有知道自己有什么，才能知道自己没有什么；只有知道自己之所在，才能知道自己之所不在。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哲学经过近现代的曲折历程，到当下，才正式开始“贞下起元”，才真正掀开找回自我的大幕。正如“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的呼声愈发响起。“学中国哲学的必须懂西方哲学，否则就叫不懂哲学，或没有资格研究中国哲学，但学西方哲学的完全不必学中国哲学，不必懂孔孟老庄。正如学中医的必须懂西医，但学西医的不必学中医。为什么这样？这里恐怕的确有某种文化特权和崇拜西方的问题，……但就短期来看，这种不平衡的文化交流还难以改变。我相信，无论何人、何方、出于何种原因，盲目傲视他人或崇拜他人，都是非理性和非健康的态度，不仅于己无利，而且有害于人。”
这便是中国本土走出的第一问取得中国哲学博士学位的学者刘笑敢教授，而且也算是在自己本土香港的感受。刘笑敢教授所提到的中医，现如今带“中国”头号的事物恐怕都难免以上境况。可以说，中国哲学和中医有极其类似的境遇，比如还未有一点中国哲学的根底，也许一不小心诸如“自封”、“保守”、“狭隘”、“排拒”等等感受难免上身。这是中国哲学的名实极为不符之处。郭齐勇教授反复强调中国哲学不但一点不逊于西方哲学，而且还拥有西方哲学所没有的许多属于全人类的最为深邃通达之原发性智慧，这是毋庸置疑的。
建立在“生命”体验之上的中国哲学，其中有人、其中有道。就这些而言，如果离开了这一基本点，无论外向型的“思辨”如何发达，不但难以通同大道，而且最终会舍本逐末、所谓“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易·文言》）的境地。康德不是体道者，他是哲学家，却并非圣之者，他可以构建空前庞大的体系，但他无法取代孔孟老庄而成为具有原发性源头活水智慧的信仰之所在，离开了上帝，他也和凡夫同为无能儿。这就是为何西方要么“实证”一切而解掉一切所谓空洞的“形而上学”，要么宣布“上帝死了”，要么走向非理性主义，或是解构、后现代主义又宰制灵魂。也许一个有道者不会轻易“创作”和“完成了哲学”，所以才相对地不那么流派众多、“大家辈出”、异彩纷呈，也许这些对于圣哲而言都是浮光掠影，所谓“人类一思考，上帝便发笑”之情形。有所破方有所立，同时也有所立才方能具能破之能，恐怕后者更具有可靠性。市面所谓“真正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而中国哲学在自身民族性、即本性未立之时，便过分追求世界性，西方视域，恐怕既难免丢了自己真性，又误传一通，不但自损，也是在损灭全人类的慧根。朱熹的哲学易于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西方哲学家相比较，也恰恰是新儒家牟宗三先生所谓的“别子为宗”，因为这个哲学“道问学”之功始终具有根本性地位。在中国哲学之中，“中庸”之前是有限定的，即《中庸》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如果一定要对中国哲学之所谓研究方法论做一根本定义对话，那么可勉强名之曰“极高明而道中庸”。可勉强而分“极高明”为体，“道中庸”为用，前为本，后为用。但这也是西方哲学式的二分，二分法、非此即彼、排中律、主客对立、三段论等等在中国哲学这里是在根本上“不合法”的。如果仅仅在此意义上说，现代新儒家开山的熊十力先生之大着《体用论》也是违背了中国哲学儒释道之本意的。
那么，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论竟是何为呢？如若在原始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哲学而言，离开了孔子答仁式的智慧，那再拿“philosophy”而言之，已经离真正的“智慧”远矣。正老子所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哲学，离开了“其中有人”、“生命”、“道”之域，已不成其为真正之哲学，因为其已远离了真正之智慧。这也许正是西方哲学发展史所昭然若见的，这也许也正是中国哲学之世界性“大事因缘”之所在。这正是中国哲学根本上之研究方法论。
参考文献：
[1][2][3][4][5]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M].吉林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14,14,41,42,42-43页.
[6]郭齐勇:《中国哲学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7]郭齐勇:《“中国哲学”及其自主性》[J],《“重写中国哲学史”三人谈》,《文史哲》2005年第3期.
[8]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修订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18页.
对进行了考察。记忆与人的意识、思维、理性等精神能力和精神活动密切相关，它经常成为哲学 反思 和思辨建构的对象。以下是我整理分享的哲学记忆论文的相关 文章 ，欢迎阅读!
摘要：对进行了考察。记忆与人的意识、思维、理性等精神能力和精神活动密切相关，它经常成为哲学反思和思辨建构的对象。西方哲学的记忆观经历了古代本体论记忆观、中世纪____神学记忆观、近代认识论记忆观和当代生命哲学记忆观等几种历史类型。
关键词：西方哲学;记忆观;历史演进
中图分类号：B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477(2008)04-0476-06
罗素曾说，记忆“那是一个很困难的题目”。在近代心理学将实验手段引入记忆研究之前，甚至在今天大脑对于脑科学而言仍然是一个“灰箱”的情况下，记忆的运行机制无疑仍是一个难解之谜。由于记忆与人的意识、思维、理性等精神能力和精神活动的密切联系，它总是经常成为哲学反思和思辨建构的对象，尽管它也从未成为哲学思想的主流。西方哲学自古希腊以来形成了以求知、尚智为核心的理智知识型传统，对记忆问题有较多深入的研究散见于哲学家、思想家的著作中，蕴涵着丰富的记忆思想资源。考察这种哲学记忆观的历史演进，对于推动哲学认识论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古代本体论记忆观
哲学史上第一个谈到记忆并赋予记忆以极高地位的当属柏拉图的“回忆说”。柏拉图不仅实际地撰写了大量的回忆录，包括对他的老师苏格拉底的回忆和他的自传，用他的生花妙笔确立了苏格拉底在西方文明史上不朽圣人的地位，而且也从《美诺篇》开始以“回忆说”着手构筑了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影响深远的形而上学体系。
“回忆说”的提出直接源于对“美诺悖论”的解答。苏格拉底的哲学活动是热衷于为一些道德及相关概念的正名，探求它们的合乎逻辑的定义。他不但承认自己的无知，而且通过反复盘诘往往使被问者陷入迷茫的境地而被迫也承认自己的无知。美诺正是在被诘问了三次而对先前自以为是美德的定义感到绝望时提出：“你在对一个东西是什么全然不知时，能够寻求它吗?”苏格拉底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将它重新表述为：“他不会寻求他所知道的东西，因为他既然已经知道它，就无需再探求;他也不会寻求他不知道的东西，因为他甚至连他要寻找的东西是什么都不知道。”这就是一些现代西方学者很重视的“美诺悖论”，它表明苏格拉底在美德问题上陷入了绝境。柏拉图让苏格拉底反求诸己，用“回忆说”来解决这个悖论。他说：“既然灵魂是不朽的，可以不断重生，它已经在这个世界以及别的世界中获得一切事物的知识;……因此寻求与学习并不是别的，不过就是回忆。”。在柏拉图看来，包括美德在内的一切知识都是不可教的，也不是通过后天的学习可以获得的，它们本来就内在于人的心灵和灵魂之中，只不过在现世生活中它们被人忘记而成了不觉察的状态。从未学过数学的童奴经过苏格拉底的适当提问后说出了两个正方形的面积之比等于它们的边长平方之比，即毕达哥拉斯定理，就证明知识是灵魂从生前的存在里带来的。所以，后天的 经验 际遇不过是一种“机缘”，经它的刺激和提醒使人回忆起灵魂本已具有的知识，一切学习都是回忆。柏拉图正是以“回忆说”为基点建构了他的乌托邦、理念论、灵魂不朽论、宇宙起源论，建立了庞大的纯粹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所以罗素认为回忆说是柏拉图哲学中最重要的东西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柏拉图不是在一般的经验层面上谈论记忆和回忆问题，而是一开始就赋予它一种思辨的意义，用它讨论认识的来源和本质、灵魂的不朽和肉体的生灭、整体的理念和分有理念的万物等极抽象的形而上学问题，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和思想史意义。从思维的取向来看，“回忆说”将探寻知识和美德的认识活动从外在转向了内在，从感觉和经验转向了理性和灵魂。黑格尔曾对此评论道：“一般所谓学习是指接受一种异己的东西进入思维的意识，这乃是用事物去填满一个空的空间的机械联合过程，而这些事物对于这空间乃是生疏的、不相干的。”相反，依照柏拉图，“学习是这样一种运动，在学习过程中没有异己的东西增加进去，而只是它自己的本质得到实现，或者它自己的本质得到自觉”。这无疑是哲学精神的纯化和 理性思维 的进展，它使记忆和回忆一词摆脱了日常经验的意义，而具有内在化、深入自身的深刻的思想性意义。其次，柏拉图认为“整个自然是同类的”，只要回忆起其中的一件便可能触类旁通，由此推论出 其它 的一切，无需对每一件事物都用回忆的 方法 去认识，这表明柏拉图认为一切事物都具有密切的联系，他力图用“回忆说”对整个世界形成一个完整的看法，构建一个完整的本体论的结构图景。最后，“回忆说”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他发展了苏格拉底寻求普遍性定义的精神助产术，回答了人的心灵中的知识是如何孕育的这个苏格拉底没有提出也没有回答的问题;同时，就灵魂在堕入肉体之前已经具有某种知识，在肉体的污染和囚困中虽然忘却但经某些“机缘”的提醒和刺激又可回忆起这些知识而言，“回忆说”事实上蕴涵着后来亚里士多德潜能与现实学说的萌芽。
亚里士多德“是从来最多才最渊博(最深刻)的科学天才之一”(黑格尔)，在他的自然哲学著作中，辟有专章《论记忆》，而这却是为历来的哲学研究所忽略的部分。
亚里士多德的记忆思想以灵魂学说为基础。如果说他对灵魂的说明是形而上学的思辨，那么他对记忆及其它生命现象的观察则充满了自然哲学的色彩。亚氏的记忆观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关于记忆的性质和属性。
他认为，灵魂具有感性和理性功能，记忆和想象属于灵魂的同一部分，它属于“第一感觉能力，即我们由以感知时间的能力”。在他看来，“时间的一部分已经过去了，现在并不存在，另一部分将要到来，现在也并不存在。但是由这些部分，却又构成了那无限的和永远存在的(真正的)时间”。时间既是可分的又是连续的，还是可度量的，是灵魂认识广延和运动的内在尺度。“只有那些能意识到时间的动物才有记忆，并且它们是凭藉着以感知时间的器官来记忆的”。第二，记忆的对象。亚里士多德认为，“将来是不可能记忆的，因为将来是猜想和希冀的对象;对现在也无可记忆，而只能感觉，因为对将来和过去我们都无法靠感觉来认识，只有对现在才能这样。记忆属于过去，而对当下的现在则无法记忆”。所以，记忆既不是感觉也不是判断，而是当时间流逝后它们的某种状态和影响，所有记忆都表明着时间的过去。第三，记忆的发生。时间成为过去，只是本质意义上的记忆之发生的一个必要条件。由于记忆存在于具有强烈刺激之心灵的潜能之中，因而只有当属于事实的以及属于时间的刺激同时发生时，人才会现实地记忆。“记忆在本质上包含有意识。但是如果只有属于事实而没有属于时间的刺激，或者相反，人们都不可能记忆”。总起来看，虽然亚里士多德认为记忆属于感觉而且是第一感觉能力，它是人们知识经验的开端，与理论科学和高级智慧相距甚远，具有与柏拉图超验地谈论记忆完全不同 的观察和研究记忆的经验取向。但是由于他的灵魂学说渗透在整个自然哲学之中，而且将记忆与对时间的深遂思辨结合起来，因而亚氏的记忆思想仍然具有相当深厚的形而上学基础，他同柏拉图共同缔造了古代本体论意义上的哲学记忆观。
二、____神学记忆观
欧洲中世纪是____神学兴盛并一统天下的时期，所有的理论思维和思想论争都发生在神学的范围内，人们不再探求自然和宇宙的奥秘而致力于对上帝信仰的论证与理解，古希腊的哲学 文化 传统和希伯来的宗教文化传统逐渐融合为一体化的神学哲学理论，直至经院哲学的诞生，哲学完全沦为神学的婢女。奥古斯丁正是站在这个结合点上，作为“最后一个教父和第一个经院哲学家”，他认为基督____真正的哲学”，皈依基督____到达哲学的天堂”，而一般人所谓的哲学只是“现世的哲学”，真正的哲学可以利用普遍流行的现世哲学，现世哲学需要经过改造才能被利用，二者的关系是信仰和思想的关系。那么，如何由现世的哲学达到真正的哲学，即信仰和思想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奥古斯丁坚持“信仰然后理解”的基本立场，“你若不信，便不能理解”。而“信仰然后理解”的关键则是他关于记忆的“光照说”。
“光照说”的大意是：一切真理都存在于上帝之中，上帝是真理的来源，真理是上帝之光的照耀，“光照”是人的理性获得真理的途径。奥古斯丁正是通过“光照说”来论证对上帝的信仰。从哲学史上看，“光照说”可以说是对柏拉图“太阳”比喻的承继和对“回忆说”的改造。如前所述，柏拉图通过“回忆说”解答“美诺悖论”，把对普遍性知识的寻求诉诸于超验的理念世界，引出了灵魂轮回观念。奥古斯丁取消了灵魂的前生观念，认为不能像柏拉图那样由现在可发现真理而推出心灵有前生及灵魂轮回，因而回忆就是当下的，真理的获得和幸福的达至乃是由于人具有天然的上帝记忆和天然的追寻上帝的欲求。奥古斯丁认为，“信仰寻求理解”，人对于上帝是听信在先，理解在后。我们之所以能够信仰，是因为已有上帝记忆。但这上帝记忆是极不完全的，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提醒”，即得到圣经、教会这两大权威的“提醒”。因此，人的上帝记忆就蕴含了一切真理之相和后天获得的感性形象，包含有潜意识和意识的内容与活动。“记忆的领域中原已有它们存在着，不过藏匿于邃密的洞穴，假使无人提醒，可能我绝不会想起它们”。人们获得知识，体验幸福，正是由于得到了上帝之光的照耀，上帝之光照亮了记忆中某处邃密的洞穴。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记忆’代表心灵的潜在状态，‘光照’代表心灵的显在活动。”可见，在记忆来源问题上，奥古斯丁将柏拉图的理念改造和提升为上帝，记忆就是心灵的上帝记忆，对于上帝记忆人们是不能再进一步追问的，它属于直接的、当下的、自明的信仰领域。
关于记忆的内容，奥古斯丁认为包括三类：第一，“不通过印象，即在我们身内得见概念的真面目”，人们称之为知识学问，潜隐在最幽远的地方;第二，“记忆还容纳着数字、衡量的关系与无数法则”，它们无色、无声、无味、无从捉摸，也不是感觉所镌刻在我们心中的;第三，“记忆又拥有我内心的情感”，但方式依照记忆的性质与心灵受情感冲动时迥然不同。记忆好比一个库房，这些材料在记忆中不是杂乱无章地堆砌在一起，而是依照一定规则有序地排放。“在那里，一切感觉都分门别类，一丝不乱地储藏着，而且各有门户：如光明、颜色以及各项物象则属于双目，声音属耳，香臭属鼻，软硬、冷热、光滑粗糙、轻重，不论身内身外的，都属全身的感觉。记忆把这一切全都纳入庞大的府库，保藏在不知哪一个幽深屈曲的处所，以备需要时取用”。这就是说，记忆不仅保存一切感觉材料，同时又是最初运用理性规则的场所，是联系理性和感性的中介，因而已经包含着对人的认识过程的初步分析。
作为神学家和哲学家，奥古斯丁毕生追求识神与识己，人的上帝记忆既是这场追寻的起点又是终点，在此基础上，奥古斯丁又论述了返观自照的“自我记忆”、三位一体的永恒记忆等。可见，经过“光照说”改造的神学记忆观，实质上构成了奥古斯丁神学和哲学的秘密与枢纽，对于上帝记忆的“先信仰然后理解”在他的神学继承者那里一直是争论不休的话题，开辟了经院哲学系统化的道路;而关于记忆的内容和记忆对认识的作用则成为带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唯名论的思想资源，并最终导致了经院哲学的瓦解。
三、近代认识论记忆观
近代以降，经过文艺复兴运动的洗礼，____会和经院哲学的束缚逐步松缓。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推动着人们去探索自然界的奥秘，以革新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实验科学的许多重大成就，也向哲学提出了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上加以指导的要求。因此，对科学研究方法和认识方法做出哲学概括与说明的认识论问题就被提升到了特别显著的地位。相应地，对记忆问题的探讨再也不能在原来神学的框架内进行了，它被纳入了对知识的来源、性质、范围等问题的探讨中，其中尤以经验论哲学为甚。
将经验论加以系统化的洛克是哲学史上对记忆问题进行认真研究的重要思想家。他对人类思想的各种情状进行了划分，明确区分了感觉、记忆、回忆和思维等，第一次从唯物主义经验论角度肯定了记忆在人类思想意
识结构中的地位。洛克十分重视记忆的重要性，他说：“在有智慧的生物中，记忆之为必要，仅次于知觉。它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如缺少了它，则我们其余的官能便大部分失了效用。因此，我们如果没有记忆的帮助，则我们在思想中，推论中和知识中，便完全不能越过眼前的对象。”可以看出，洛克认为记忆的重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人心的大部分官能在发挥其功能时都需要有记忆系统同其协同作用，否则其功能就无从发挥。例如感知器官如果缺乏记忆系统的配合，那么感知对象对它而言每一次都是不同的，或者它不知道它每一次感知到的是同一个对象，因此它也就不能获得任何稳定有效的信息。而学习的内容如果不能进入长时记忆系统，则学习者什么也没有学习到。第二，有了记忆，人才可能有间接知识，只有凭借记忆，人才可能离开眼前的对象，通过推理、比较、想象等思维活动获得具有间接性的知识，“敏捷的才智在于能自由调动记忆中的各种观念”。
“天赋观念”是洛克认识论集中批判的问题，他正是通过对记忆的分析来达到的。洛克说：“回忆作用同其它思维方法，分别之点，就在于回忆时，分明意识到那件东西是曾经在心中存在过的。人心以前所不曾知觉过的东西，都不能说是在心中的。”存在于心中的任何观念，如果不是当下的一个实在知觉，就是从前不为理解所知道的;而如果一个观念能通过记忆被追唤出来，则人一定知道它是以前在心灵中存在过的旧的观念。任何观念究竟是否在人心中或记忆中，就完全看这样差异。借着这个差异，洛克断言，“记忆中并没有天赋的观念”。因为根据洛克的逻辑，人心中的知觉(观念)只有两种：已知的记忆和当下的新知。新知的观念总要以某种方式贮存到记性中成为记忆，作为记忆存在的已知观念在某个时候一定是当下的新知，当下的新知转化为记忆就成为人类知识的来源和流程。依此层层追溯，一定可以达到一个既没有任何记忆也没有任何新知识的阶段——“白板”阶段。这样，洛克就通过对记忆的分析驳斥了天赋观念论的“普遍同意说”和“理性发现说”。
另外，洛克还注意到了人的意志对记忆活动的主动控制、记忆的两层缺点、记忆与抽象言语的关系等，在经验论的框架内比较详细全面地考察了人类的记忆现象。相对于洛克之后的许多哲学家，包括许多当代哲学家从根本上忽视记忆在思维中的地位和作用而言，事实上他已赋予了记忆在思维中相当重要的地位，尽管还只是“仅次于知觉”的第二位的地位。可以说，在记忆问题上洛克超越了他的时代。
如果说洛克在对经验论哲学的综合中存在着动摇的倾向，那么休谟则将经验论原则彻底化了。休谟认为，呈现于心灵中的除了知觉以外什么东西也没有。知觉分为两种：微弱暧昧的抽象观念和强烈活跃的感觉印象，一切观念都是印象的摹本。“记忆和想像这两种功能都可以摹仿或摹拟感官的知觉，但是它们从来不能完全达到原来感觉的那种强力同活力”。这就是说，直接面对对象的感官知觉最为强烈，引人冲动，而离开直接对象的事后记忆，甚至最自由的思想也比最钝暗的感觉较为逊弱。当人心的种种思想或观念出现于记忆或想象中时，并非杂乱无章而是以某种次序和规则相互引生，这些规则只有三种：相似关系、接近关系和因果关系。这三种关系都以记忆为基础，“除了直接呈现于他的记忆和感官面前的东西而外，他再不能确信别的东西”。
休谟是如何推知这一点的呢?休谟认为，几何、代数、三角等具有直觉的确定性的知识，人们只凭思想作用就可以保证其明白性和普遍必然性，而对于“实际的事情”的研究似乎都建立在因果关系上，但在这里各种事实的反面总是可能的。人类理性不可能凭借事物呈现于感官前的种种性质，把产生它的原因和由它所产生的结果揭露出来。人们只是由于似乎相似的原因，便期望有相似的结果。但这并不是推论，而是期待和信念，即这不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关于实在事情或实在存在的一切信念都只是由呈现于记忆或感官的一个物象来的，都只是由那个物象和别的物象的恒常会合来的”。正是由于一种物象和呈现于记忆中的东西的习惯性会合，人们才有了相似关系、接近关系和因果关系的推论方式。如果不根据呈现于记忆或感官中的一些事实，那么一切推论不过是纯粹假设。尽管思想可以自由地超出记忆和感官之外，达到最远的地方和最远的时期，但是它必须依据感官或记忆之前的一些事实。“所以你最终就必须归结到呈现于记忆或感官中的一种事实。若非如此，那你就得承认，你的信念是完全没有基础的”。因此，所谓因果关系仍是由于经验的不断重复和恒常记忆，它是否是事物的固有性质和必然联系，对于人是不可知的，人们只需要根据经验和记忆期待将来有类似过去的一串事情发生就够了。可见，休谟从知识、理论起源于知觉、印象的经验论原则出发，将知识、理论特别是关于“实际的事情”的知识、观念局限在感觉经验的范围之内，感觉经验的不断会合和多次重复成为呈现在心灵中的记忆，根据经验和记忆形成思维的信念和行动的习惯。而对经验和记忆的外在对象是否有真实的因果联系甚至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则持怀疑主义态度。这样，休谟在对经验主义原则彻底化的过程中，走向了不可知论。
四、生命哲学的记忆观
20世纪上半叶以柏格森为代表的生命哲学对记忆进行了独特而深入的研究。柏格森公开举起非理性的旗帜，致力于解决传统哲学的身心二元论，他以生命冲动为基石，把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从空间转移到时间，突出直觉的方法论本质，系统地提出了人的生命创造进化学说，记忆理论是柏格森生命哲学的重要内容。
批判传统哲学特别是笛卡尔理性主义二元论是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出发点。他认为物质与心灵的关系，在笛卡尔那里被拉得太远，因为他认为物质具有几何空间性而心灵却无广延;在贝克莱那里又被扯回太近，因为他使物质的第一性质等同于第二性质而成为纯粹的表象。柏格森肯定精神的真实性和物质的真实性，力图在二者的结合部——记忆——来解决这个问题。“一旦着手从纯粹事实当中寻找这样的信息，以求帮助我们解决这个
问题，就发现我们不得不涉及的不是别的，而是记忆”。“任何人只要不怀成见，立足坚实的事实，一旦着手研究心灵与身体这个经典问题，很快就会把它看作记忆的核心问题”。可见，记忆问题是柏格森批判传统哲学提出生命哲学的出发点和核心。
柏格森在讨论记忆时，涉及到了记忆功能的发生方式、如何储存和运动的过程，他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记忆形式：记忆-形象和记忆-行动。前者记载依时间出现的全部日常生活事件，不忽略任何细节，也不考虑任何实际用途，只是由于自身性质的必然性把过去保存起来。这种记忆形式形成了经验性认识，把人们的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第二种记忆形式并不保留具体的事件、过程、方位等，而是把过去运动中形成的理智协调的运动保留下来，它代表着过去积累起来的努力。柏格森说：“被储存在当前里的这种对过去全部努力的意识，确实也是一种记忆，但它与第一种记忆却大不相同，它总是受行动的支配，位于当前意识中，并且只顾及未来。”第二种形式之所以无愧于记忆的名称，不是因为它保持了以往的形象，而是因为它把过去的作用延伸到现在，是面向现在和未来的行动意识，是纯粹记忆而不是大脑的自然机能。它努力聚积的是人的生存能力，显示着人的生存能力的增强。因此，第二种记忆实质上是促使人行动、促使人生活的力量，正是它体现了生命的创造进化过程。
正是在第二种记忆即纯记忆中蕴涵着柏格森那个重要而令人费解的“绵延”概念，“绵延说”和记忆理论有密切关联。“纯粹绵延是，当我们的自我让自己生存的时候，即当自我制止把它的现在状态和以前各状态分离开的时候，我们的意识状态所采取的形式”。绵延使过去和现在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其中存在着相互渗透，存在着无法区分的继起，它具有以下几个特性：第一，只有活生生的生命过程才会有纯绵延的形式出现。在柏格森看来，数学时间是空间的实在形式，而对于生命万分重要的时间是绵延。第二，绵延是没有区别的陆续出现，生命过程是无法切断的生命之流，只有在自我的生命流程中而非纯粹空间内，过去和现在才并非相互外在而是在意识的整体中融汇起来。第三，绵延是一与多样性的统一，构成生命之流的绵延虽然是“无法区分的继起”，却并不意味着永远不变。绵延过程是一，是什么把绵延过程统一起来呢?柏格森认为是依靠记忆。第四，绵延的趋势不可预测。对于一个不可分的生命过程，任何超人的智慧都无法预见它的未来发展趋势。因此创造是生存所必须的，生命存在的根据就在于创造，它不服从于某种先验的目的。由柏格森记忆理论和绵延理论的基本内容可以看出，纯记忆就是绵延不断的生命之流的形式和保证。只要生命在继续就会有过去，而过去就意味着记忆、储存和积淀。记忆并非储存在大脑里，而是储存在绵延中，即储存在生命本身和生活范围中。正因为如此，人们才能立即返回过去，使过去作用于现在和未来。所以，柏格森所说的记忆并不是一种心理存在，而是生生不息的创造的生命能力。
对直觉的重视是柏格森区别于传统哲学的重要之点，但他又不同于现代哲学其它流派从存在、意志等出发去阐述直觉，而是以绵延和记忆理论为前提去发现直觉的。他认为直觉对于当时的人类而言只是理智的边缘或半影，它是因为在行动中不及理智有用而被排出中心的，但是直觉自有更奥妙的用途，应当再恢复它的较显要的地位。柏格森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有直觉意识，直觉地思维也就是绵延中思维，而生命的绵延依靠记忆成为可能，所以记忆就为直觉提供了基础和参照。“真正直觉的机制就仅仅是唤起回忆，给它一个实体，并重新赋予它活动的，因而也是切实的性质”。记忆中的知觉和形象不断聚积，最后缩约成一个单一的直觉，从而直接地产生对事物、生命的完整意识。
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记忆观是对传统形而上学记忆观的根本变革，它一反传统哲学将时间空间绝对化、数学化的理智形而上学 思维方式 ，将记忆视为生命绵延的根据和创造的源泉，从而超出了对记忆的自然科学式理解。如他反对把记忆当作大脑的自然机能，把大脑当作记忆的贮藏室，记忆是纯粹的过去等等，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等正是这样看的;他也反对把记忆当作减弱的知觉，这在休谟那里表现得最为明显。柏格森所理解的纯记忆是生命的能力而非心理存在，它储存在绵延中即储存在生命本身之中。过去活动的内容和结果积淀下来所形成的能力即纯记忆，过去依然是充满生机的，是具有当下效应的现在的前提，也是使当下效应指向未来的前提。在这个意义上，柏格森的纯记忆也就是类记忆、社会记忆。但是由于他的哲学在总体上是综合的而非分析的，“主体与客体的区别，……在他的哲学中是完全没有的”，因此，柏格森虽然突出了记忆对于生命创造进化的意义，但却由于这种混淆而具有生物有机论的倾向，也并未真正深入人类社会演进传承的记忆一创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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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与工程管理的哲学解析论文
工程管理的哲学思考是一个集简单与复杂于一体的哲学问题，在以往的历史进程中，工程管理的哲学思想和内涵一直在新的观念和理念中不断被完善，人们将这种哲学思想运用到实际的生产生活和社会改革实践中去，因此，工程管理的哲学解析是人们在实践过程中产生的且必须回答的重大难题。
一、工程与工程管理的哲学解析基础意义
千百年来哲学家对于哲学的思想研究一直围绕在世界本元和事物的普遍规律上，不断挖掘人与自然的发展和统一是哲学的主要矛盾，哲学的研究是在尊重客观事实基础上的。工程管理是具体的科学研究，工程管理较一般哲学研究更具特有的表现形式和哲学属性。能够在工程中运用哲学思想考虑工程质量的问题，用工程的哲学理论指导人与工程的关系等，是建立工程管理哲学体系普遍性和方法论的基础研究。
马克思哲学理论的辩证唯物主义是把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相结合的世界观。从哲学发展历史来看，所有哲学家都是在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人与自然分离的形态下研究的，但马克思主义首次将人与自然相结合，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关系，自然界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整体。对于工程管理来说，工程实践中人的能动性是改造自然的重要条件，将人的主观能动性作为研究工程管理哲学解析的主要矛盾，立足于研究人与自然与工程的实践关系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
辩证主义哲学作为工程管理的哲学思想，工程管理哲学内涵是一个不断完善的、立体的，综合体系，具有独特的思想特性和不断完善的内涵。
二、工程与工程管理的哲学解析深入研究
（一）工程与工程管理思维中的哲学解析
哲学的两大基本问题是精神思维和物质存在的关系的问题，精神思维是多元的变化进程，是特殊的物质运动形态。不断分析和深入研究思维的特征是工程管理哲学的关键所在。工程管理思维是人们在进行生产生活中逐步摸索形成的。
工程思维不同于其他科学思维，它是人们在研究和生产生活进程中形成的，具有独特的思维方式。工程思维方式是一个集综合分析、总结、概括形成的思维。在历史的长河中，社会在不断发展进步，工程管理的内涵越来越重要，技术水平的提高，智能化管理的普及推动着工程管理的发展趋势。从远古时代人类征服自然，到现代社会人类运用哲学的思想改造自然，力求创造人与自然的相互协调与统一。工程管理的思维模式越发趋向科学。
（二）工程与工程管理决策中的哲学解析
工程与工程管理决策中直接决定工程的成效，工程决策是综合的、立体的、多样的，应遵循科学的发展观、决策性。决策者应积极面对在工程决策中遇到的问题，以主观性和客观性作为改变工程管理决策的哲学解析，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减少在此过程中消极的面对客观因素的影响，避免犯机械唯物主义错误，同时也要避免不以事实依据的主观唯心主义。工程管理决策的服务主体是人们群众，处理好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才能更好的站在人们群众的立场上考虑人们群众的利益，听取人民群众的建议，还给人民群众在工程管理过程中充分的发言权，是体现工程管理决策民主与集中的最好表现，有利于形成科学有效的工程管理决策。
（三）工程与工程管理组织中的哲学解析
工程管理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完成，在工程管理过程中分工与合作，有效组织与激发人的能动性是组织工程管理的关键环节。
工程活动的最终目标是为人服务，人要在同一目标的引导下，按照客观规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人类科学合理的.改造自然并保护自然，不断探索工程与自然，工程与艺术，工程与社会的关系，为了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提升工程管理的意义，是工程管理的本质任务。
三、工程与工程管理哲学的本质思考
工程管理的本质具有稳定性和普遍性，工程管理的目标是统一的，例如，建立大型水电站，修建铁路等关系民生问题的重要项目，其最终目的是实现人们幸福安乐的生活。工程管理追求哲学意蕴境界，遵循以人为本的思想，“天人合一”，达到工程与社会、工程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工程管理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工程管理要遵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自然规律，对相关知识、资源、技术进行整合并运用到实际工程中，构建人与环境的完美统一。
四、结语
人类不断发展到今天，主观的思维方式制约着人类的创新和改革，运用哲学的思想武器不断探索决策、组织、经济、发展等问题，工程活动的最终目标是为人服务，人要在同一目标的引导下，按照客观规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引导下，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自然规律，立足于改造自然环境，工程管理的哲学思想和内涵一直在新的观念和理念中不断被完善，人们将这种哲学思想运用到实际的生产生活和社会改革实践中去。遵循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发展规律是工程哲学的最终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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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论文的参考文献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对某一著作或论文的整体的参考或借鉴，是论文的重要构成部分。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行政管理论文参考文献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行政管理论文参考文献(一) [1]赵格格。服务，而不是掌舵：政府责任的皈依--兼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及启示[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2(03) [2]郁建兴，徐越倩。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浙江经验[J].中国行政管理。2012(02) [3]朱满良，高轩。从新公共管理到新公共服务：缘起、争辩及启示[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0(04) [4]甘黎黎。服务型政府构建的路径选择--基于新公共服务理论的视角[J].黑河学刊。2010(07) [5]甘黎黎。新公共服务理论视域中的服务型政府构建[J].传承。2010(15) [6]李松林。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对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启示[J].理论月刊。2010(02) [7]施雪华。“服务型政府”的基本涵义、理论基础和建构条件[J].社会科学。2010(02) [8]蒋嵘涛，彭京京。服务型政府价值取向研究[J].求索。2009(10) [9]储岳峰。服务而非管制--新公共服务理论对中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借鉴[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8(11) [10]金晶，王颖。委托代理理论综述[J].中国商界(下半月)。2008(06) [11]潘劲稳。服务型政府的目标意涵及其实现途径[J].法制与社会。2007(10) [12]任勇，李晓光。委托代理理论：模型、对策及评析[J].经济问题。2007(07) [13]费玉春，李正明。论公共服务型政府与政府信息公开[J].安徽农业科学。2007(20) [14]杨杨。新公共服务理论对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启示[J].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06(03) [15]段黎。浅谈新公共服务理论下的政府责任[J].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01) [16]刘熙瑞，井敏。服务型政府三种观点的澄清[J].人民论坛。2006(05) [17]许明星，刘兵荣。非典过后加强农村卫生建设的思考[J].国际医药卫生导报。2005(07) [18]何颖。加快政府转型塑公共服务型政府[J].技术与市场。2005(03) [19]谢庆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基本途径：政府创新[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1) [20]吴家庆，徐容雅。提升地方政府能力的几点思考[J].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6) 行政管理论文参考文献(二) [1]室井力.日本现代行政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 [2]哈特穆特·毛雷尔著，高家伟译.行政法学总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3]盐野宏著，杨建顺译.行政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4]南博方.日本行政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5]皮纯协.行政法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2 [6]罗豪才.行政诉讼法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1990 [7]杨惠基.行政执法概论.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1998 [8]姜明安.行政执法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9]何士青.以人为本与法治政府建设.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10]张金鉴.行政学典范.台湾：台湾三民书局，1986 [11]林尚立.国内政府间的关系.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12]应松年、袁曙宏.走向法治政府.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13]姜明安，皮纯协.行政法学.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 [14]张庆福.行政执法中的问题与对策.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6 [15]汤唯、孙季萍.法律监督论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l [16]王姝.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体制构建研究.广西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6—9 [17]刘春禾.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体制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4 [18]王毅.城管行政执法体制的现存问题与改革构想.城建监察，2006，4 [19]胡建淼.行政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143 [20]楼向辉.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研究——以义乌为个案.2008 行政管理论文参考文献(三) [1]王亮。完善中国公务员培训的对策研究[D].吉林大学2009 [2]马光涛。西藏林芝地区公务员培训问题研究[D].吉林大学2009 [3]高敬伟。我国公务员培训市场化研究[D].河南大学2009 [4]王璐。我国公务员培训存在问题及对策分析[D].河南大学2009 [5]柴晓丽。公务员培训有效性分析[D].华东师范大学2009 [6]王召征。新疆公务员培训市场化探索[D].新疆大学2009 [7]赵玲玲。我国公务员培训模式研究[D].山东大学2010 [8]程倩倩。基于胜任力的公务员培训模式研究[D].西北大学2010 [9]李青青。职业生涯导向的公务员培训模式研究[D].西北大学2010 [10]赵永生。“以人为本”视角下的我国公务员培训的有效性分析[D].兰州大学2010 [11]任莉星。我国县级政府公务员培训研究[D].山西大学2009 [12]于森。陕西省公务员培训模式探讨[D].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10 [13]龙国良。基于有限市场化模式的湘潭公务员培训政策创新研究[D].湘潭大学2007 [14]陈婷婷。重庆市公务员培训效果评估体系创新研究[D].重庆大学2008 [15]张荣学。地方政府公务员培训工作探索[D].吉林大学2008 [16]卢韵玚。我国公务员培训评估体系构建研究[D].苏州大学2009 [17]张波。重庆市公务员培训效果评估体系研究[D].重庆大学2009 [18]刘雅静。公务员培训效果评估体系研究[D].大连理工大学2007 [19]韦忠继。欠发达地区基层公务员培训问题研究[D].广西民族大学2008 [20]何玉姗，刘广磊。加拿大人事制度改革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企业导报。2011(08) 猜你喜欢： 1. 行政管理论文参考文献范文 2. 大学行政管理论文参考文献 3. 2017行政管理论文范文参考文献 4. 行政管理毕业论文参考文献 5. 2017年行政管理论文范文参考文献
企业作为一个经济执行的基本组织，以追求效益最大化为目的而存在，经济效益是它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大学企业管理论文题目，希望你们喜欢。 1、管理理论篇 《XXX》如《水煮三国》《孙子兵法》……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XXX *** 、 *** 、孔子、老子…管理思想研究 XXX儒家、道家、佛家……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XXX上善若水、无为而治……中的管理哲学 XXX理论激励、学习型组织……在大学班级管理中的应用 大学生的课余时间管理研究浅谈大学生如何进行时间管理 当代大学生自我管理能力的培养 浅谈大学生的诚信管理 当代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综合素质 高校学习型宿舍的构建学习型班级、学习型校园…… 论XXX *** 、林肯、李云龙……的领导艺术 现代企业管理中的人本管理研究 柔性管理：现代企业管理中的新模式 和为贵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影响 论新形势下企业管理的创新 2、战略管理篇 XXX专业的就业环境分析 XXX专业的人才需求分析 大学生就业难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论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培养 地方高校大学生核心竞争力的培养研究 从企业人才需求角度谈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XXX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 网路对大学生学习和生活的影响 电子商务对大学生消费行为的影响消费心理…… 论中小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养 地方高校办学特色的形成——以XXX安徽科技学院为例 基于SWOT分析的XXX企业竞争策略研究 3、经营计划篇 论大学生就业目标的制定 大学生如何树立正确的学习目标 大学生学习动机和态度调查 选修课与大学生科学素质的培养 大学生对待选修课的态度调查 大学生诚信教育 网路对大学生生活方式的影响 大学生活该怎么过 大学的企业管理论文 传统企业管理与现代企业管理的比较 【摘要】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竞争全球化与经营战略创新化，使得管理物件、管理目标和管理方式出现了新变化。伴随这些变化的出现，现代企业管理也出现了新的管理理念，强调企业文化的重要性，而新的企业文化是与中国传统的文化不可分割的，把握二者间的关系将有助于企业的发展和进步。 【关键词】企业管 理 传统企业文化 现代企业文化 以人为本 企业是现代社会经济最基本的载体。企业管理理念是一个企业的灵魂。最近20年来，中国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紧紧抓住国际管理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新趋势，更新观念，结合本企业的特点，勇于创新，取得了极大的收益与进步。企业要想在复杂的生存环境中保持长久的生命力，企业管理是一个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因素。企业的管理科学从1900年开始，直到今天已经发展到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保障系统的时代，频繁救火是企业经营的主要模式，检验是那个时候通常的管理手段。第二个阶段的管理模式是从防御型慢慢演进成了小步伐进攻型。到第三个阶段，管理被当作利润中心驱动，这是第三个阶段显著的特点。这个模式是战略性的进攻，以获取客户超额满意度为核心构建企业的管理模式。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文化这一名词已被许多从事企业经济活动的人们所熟知。不少企业家和企业的研究者针对企业文化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企业文化是企业发展的基础”;“企业文化是决定着一个企业兴衰的关建性因素”;“一个企业只有具备优秀的企业文化，才可能成为市场的竞胜者”等等。可以说这些观点都是完全正确的，都在说明著同样一个道理，也就是只要从事企业的经济活动，只要想使企业得以生存和健康地发展，就必须有一个优秀的企业文化。那么，什么是企业文化呢?有人这样解释，所谓的企业文化就是企业所有的员工有着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追求和共同的价值观。只有拥有优秀企业文化的企业，才能成为真正的市场强者和最终的竞胜者。 现代企业管理用中国传统文化一贯推崇的和谐理念去调控人的经济行为，有利于构建良好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秩序。其一和气生财，企业提倡和气生财的经济伦理道德观念，可以提升企业的亲和力、感染力和吸引力，和谐不仅是儒商精神，也是一种管理原则和管理艺术。企业之间倡导开展良性竞争与合作，反对目前社会上流行的“商场如战场”等过激口号。其二和谐稳定，是在企业内部培植和谐稳定的人际关系，创造充满和睦亲情的家庭式的温暖内环境;其三和蔼可亲，既为顾客提供和蔼可亲、细致周到的微笑式服务，与消费者之间建立互惠互利的社会关系，又给企业带来滚滚财源。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为代表的重人道、轻天道思想对社会影响很深，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强调万事万物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儒家思想是一个以“仁”为核心的人本思想，重视人的价值，孟子曾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民本”“人本”的思想，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心理的一部分，固化为我们的民族性格特征。这些思想都在我们传统的企业文化中有较多的表现。 企业文化的优劣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现代企业文化仍然应该继承发展儒家思想“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企业是由人组成的，企业的最终发展也必定是为了人。这个“人”便包括了消费者、雇员和企业主，也就是讲企业的发展要为这三种人的利益考虑。这三种人的利益在日本的公司依次排序为：雇员第一、顾客第二、股东第三。我国企业现在大多信奉的是“顾客是上帝”、“消费者利益第一”。不管企业坚信的是雇员第一还是消费者第一，都说明要追求企业的利益必须形成“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核心，以消费者为本、以雇员为本。 所以企业管理者，凡事先考虑到“人”，考虑到这件事情会给“人”带来什么样的感受，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想法，这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企业管理者要深知儒家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即每一个中国人都非常自尊、自重，中国人这种对人性的理解、尊重、关怀和西方人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在中国企业，管理者要真正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关键是要真正尊重员工，真正“看得起”每一位员工。这是我们中国人“以人为本”的激励之道。 企业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今天，企业要以人为本，可能已是大多数企业操作者所认同的道理。但是能否更深刻地意识到，今后企业之间的差距，实际上是人才之间的差距;企业之间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一个企业是否拥有优秀的人才，是决定企业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能否取胜的不可缺少的主要因素。这同样是需要每个企业操作者认真思索的问题。深刻地领悟到，企业是否拥有好地招人、育人和用人的机制，是公司在未来市场竞争中能否竞胜的主要因素。 企业要以人为本，企业的人才来源有不少途径和方法，但单单能招来人才是远远不够的，关健是企业自身还要建立一套人才的培养和合理使用的机制，来解决企业的人才来源问题，特别是企业自身要有一套人才的培养机制。一个企业要拥有一个能使自己的员工能通过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素质的环境，这也许是企业人才来源的最好的途径。另外，还应该看到，许多企业操作者不去研究如何建立企业自身的人才培养机制，而是一味希望从社会上高薪聘请人才，这种企业不需培养就能解决难题的想法是不现实的，也是很难有满意结果的。因此，一个企业要想随着企业的发展，不断地拥有优秀的人才，企业自身就必须拥有人才的招收、培养机制。 所以，企业管理在中国的发展趋势就是要把以人为本的理念最终真真正正的运用企业的管理与企业文化建设中。这样一个企业才能拥有科学的、严谨的、不断完善的管理体系，才可能健康地迅速地发展，这才是我们常说的“向管理要效益”的真正含义。 参考文献： [1] 杨承路.当前国外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最新趋向[EB/OL]. 2006-12-23. [2] 刘斯敖，吴莉云.产业丛集风险的研究视角、型别与防范[J]. 企业经济，2006，11. [3] 王立夏.以人为本是企业管理永恒的主题[J].商业时代，2006，8. [4] 杨金凤.企业管理理念创新及其运用[J].领导科学，2007，5. [5] 盛朕业，才凤艳.顾客忠诚的内涵及价值衡量[J].商业时代，2006，25.
你可以参考一下文献：1 人与自然的中性博弈:回归生态整体主义 李昊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042 继承与超越:传统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关系析论 庄振华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学报 2007/013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技术生存异化的根源及其超越 林学俊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2008/044 从三维角度论现代技术观的演进与和谐技术观的构建 苏振锋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035 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论当代马克思主义生态美学建构的人文学意义 彭修银 江汉论坛 2008/06 21世纪的新人文精神 政工研究动态 2008/067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生态文明观——兼评《生态文明的兴起与观念变革》 赵霞 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 2008/028 生态批评的视阈 鲁枢元 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069 和谐社会生态道德的建构 索春艳 哈尔滨学院学报 2007/1010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几种发展模式——以陕西省西安市村庄规划为例 尹洁 中华建设 2007/09
一．以“生态主义的视角”解读鲁滨孙的现状鲁滨孙是西方文明文化中的一个经典形象，对其研究的许多不同方向都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当代国外评论学者大多是从殖民主义的视角、宗教学视角、文学视角甚至是精神分析学派的观点来进行评析的，但是以生态学的观点来审视丹尼尔·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还寥寥无几。与西方相比，虽然中国国内评论家们对鲁滨逊这个形象的关注度还不够，但是在生态主义领域，国人对这个人物的热情并没有比西方研究学者的关注要低。与用后殖民主义、宗教学等角度研究鲁滨孙的形象不同，国人不仅没有屡次重复国外学者的观点，甚至在这个方向上是有开拓性的。所谓“生态主义”，是一种绿色整治与哲学理论。在哲学上可分为自我更新存在的内在价值论、超越个体生态学和生态女权主义等派别。在政治学上可分为生物区域主义、社会生态学等派别。在自然价值观上承认非人自然之间并没有固定不变的界限，否定相对于非人自然的人类价值尺度的至上性与唯一性，张扬生态平等和生态中心主义。生态主义是与人类中心主义对立的。后者是要把人类的利益作为价值原点和道德评价的依据，有且只有人类才是价值判断的主体。所谓人类中心主义的实质就是“一切以人为中心，或者一切以人为尺度，为人的利益服务，一切从人的利益出发。” 对《鲁滨孙漂流记》进行生态主义视角的批判，实质上就是在批判其中所表现出来的人类中心主义。相应的衍生物有生态女权主义对男权主义的批评，人类中心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关系等等。基于问题的可探讨性和重要性，虽然以生态主义视角解读《鲁滨孙漂流记》尚不成熟，但其未来发展是可观的。二．对“生态主义”角度的质疑摒弃声张生态主义的价值不谈，有学者认为用生态主义这个视角解读《鲁滨孙漂流记》本身就不是合理的。这类观点不认为生态主义或人类中心主义应与《鲁滨孙漂流记》这部作品相联系，如论文《从自然人向自由人的趋近——论<奥德赛><鲁滨孙漂流记>西方个体意识的增强》等等。他们基本的理由主要有：第一，“笛福所要表现的和我们所要解读的不应是人类中心主义，而应是西方人个体意识的增强。鲁滨孙没有了强烈的集体观念和浓厚的家园意识，而是有了更强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个体意识是西方的普遍追求，它造就了独特的西方文化。”这样的观点伸张了西方的自由观，没有把鲁滨孙当做人类整体这一象征来看，而是认为鲁滨孙象征了西方社会中的一个一个的人类个体。类似的观点很新颖，应是受到了行为主义学派的启发。以个体作为研究对象继续研究下去是有意义的，但是不能肯定一个角度就抹杀相对应的研究角度。因为个体意识也是整个西方文明的诉求，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说，其实质仍是人类仍是一个整体、一个思想。如若个体意识不被整个西方文明所接受，那末作者所谓的“笛福的话语是西方普遍诉求”就站不住脚了。所以“以鲁滨孙象征整体人类，以小岛这个背景象征自然”进行研究是值得肯定的。从而，生态主义评议就是合理的。另一个理由是“笛福在《鲁宾孙漂流记》的序言中指出这是一部宗教文学的作品，所以评论角度最好从宗教学出发，而非生态主义等与当时时代格格不入的理论角度。”宗教不是孤独的，必也与其他科学相互联系。对于《鲁滨孙漂流记》所要宣扬的新教哲学，本身就值得生态主义批评家怀疑，如《圣经》就有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以生态批评的视角读<鲁滨孙漂流记 >》一文说：“美国的科学家林恩怀特在他的文章《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中指出‘在所有的宗教中，基督教是最以人为中心的宗教。’在基督教的传统中，自然界并不是一个自我产生，自我维持的物质世界，而是上帝创造的，但只有人是上帝按照自身形象创造的，因而只有人才有灵魂，是唯一获得上帝拯救的存在物……自然界一切非人的存在物都是为人的利益而存在的。人对自然的统治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尚可对《圣经》这部基督基本教义进行批判，所以对于《鲁滨孙漂流记》这部“宗教文学作品”进行生态主义上的批判也是合情理的。生态主义虽然在近现代才被提出来，并许久后才引起学界重视，但是它与人文主义一样，是自古就存在的价值取向，而非是与当时时代格格不入的事物。特别是在需要生态主义的今天，《鲁滨孙漂流记》一书价值的升华，正在于用本时代新活跃起来的视角对其进行重新审视。三，生态主义者的基本态度当前，用生态主义的角度对于《鲁滨孙漂流记》中“人类中心主义”这个问题的基本态度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文中的鲁滨孙不仅有人类中心观，而且自始至终，这样的价值观需要完全否定。如朱宁在《以生态批评的视角重读<鲁滨孙漂流记>》一文中指出：“鲁滨孙对自然自始至终采取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态度……这是近代工业文明以来二元论，还原论，机械唯物主义哲学观影响下逐渐形成的人类对自然的错误态度，造成了人类与自然关系的逐渐恶化。”同时，作者给出了如此批评人类中心主义的时代意义：“时至今日，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已经恶化为生态危机，成为了现代人不得不面对的生存困境，人类的发展和生存也因此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基于此，试图重新回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之路，反思近代以来人类对自然的粗暴态度，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文学观，价值观，挖掘生态危机的历史文化根源，这是我们进行生态批评视角重读《鲁滨孙漂流记》的最大意义所在。”在这个问题上类似的观点比比皆是，并成为了主流。虽然生态文明的兴起值得肯定，但是人类开发开拓的一切行径都被抹杀了。第二种观点认为，要理性地用发展的观点看待鲁滨孙的行为。鲁滨孙的岛上生活经历了三个层次：畏惧自然，依赖自然，征服自然。在自然充满敌意的状态之下，鲁滨孙为了生存，不得不进行猎食，对自然进行所谓的“破坏”，这是值得原谅甚至是同情的。而在第二阶段，依赖自然的这一段时期，鲁滨孙与荒岛二者是和谐共存的，于文中并没有见到其对自然的过分破坏，鲁滨孙亦接受了大自然的洗礼，回归了人的自然和淳朴的天性。自然的陪伴没有让鲁滨孙孤独，鲁滨孙也认为所有生物都是平等的，如鲁滨孙常思索自己没有权利决定其他生命的生死。在第三阶段，鲁滨孙征服自然的阶段才值得生态主义者进行发言。这样的发展观点没有过于偏激，如梁琰的《鲁滨孙：从生态主义到殖民者》一文，不仅运用了这样的观察方式，同时也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认真的反思。虽然少有学者为鲁滨孙辩护，但是在部分文献中也稍有提及。如《鲁滨孙漂流记与西方自然状态理论》一文中指出，笛福对鲁滨孙流落荒岛这一主题的描写，实质上就是他对人类自然状态和大自然的向往。那么，生态主义支持者的问题就出现了：怎么解释这样一个热爱自然而又破坏自然的鲁滨孙？该文的作者认为，鲁滨孙的世界“是孤独、困顿和绝望的，他的所想所做只是想保全自身。”这样的鲁滨孙自然是情有可原，甚至本身透露着对生态的追求。四．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解剖剖析《鲁滨孙漂流记》中的人类中心主义方法有很多，价值取向也尽有不同。有的评论者用层次划分法。把生态主义的角度更细致划分为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三层次，从而解剖并批驳人类中心主义。褚夫敏、申富英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张扬》便运用了这样的方法：在自然生态上，他们批评鲁滨孙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对动物大肆虐杀而毫无怜悯之心，直接对自然进行破坏。在社会生态上，他们指出，以鲁滨孙为代表的西方人只接受自己的文明与技术，歧视其他文化与物种，破坏文化的多样性；小说中宣扬女性的“他者”形象，甚至没有发言的权利，而对于奴隶制的批评更是毫不留情。在精神生态上，人是堕落的，人的欲望不断膨胀，鲁滨孙靠聚集财物为生活目的；刚出海的他甚至毫无精神信仰，只知道追求名利。从内容上来说，这样的三层次分析是全面而清晰的，但其围绕的观点也只是“如何把鲁滨孙的形象刻画的更加丑恶”，进而让“人类中心主义无立足之地”，对于鲁滨孙的种种行径却没有一个二分的认识。同时，在结构上，它割裂了生态主义，忽视了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三者之间的关系，没有一个整体宏观的视角进行评议。还有的学者避免了割裂生态主义，而是进行整体评议。但这并不是“格式塔”式的，而是仅仅是把各个元素的联系发掘出来，如《生态学视角下的<鲁滨孙漂流记>解读》一文。作者肯定鲁滨孙需要进行生态意义上的批判，他“对世界的开辟充满的血腥味”。作者也分析了《鲁滨孙漂流记》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关系和男女两性的关系，但同时也揭示了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主义对立）、殖民主义和男权中心主义（与生态女权主义对立）三者之间的联系：男权中心主义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基础，殖民主义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产物。虽然这种分析方法避免了层次上的割裂，内容亦很到位，但是却认为生态主义的视角就应是完全批评的视角。在价值取向上是过激的，是值得商榷的。有的学者则实现了二分而看的方法。范祖承在其《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一文中给出了较为合理的价值判断：“鲁滨孙对自然的态度……实质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这种自然观蕴含了反生态的萌芽，但同时本文也指出这种自然观在人类文明处于原始社会和农业社会阶段时期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虽然在总的价值观上，作者还是同意走出人类中心主义而拥抱梭罗的生态中心主义，但这样的态度就更为合理而避免偏激了。为鲁滨孙说句话当前虽然对《鲁滨孙漂流记》的生态主义研究还欠缺，但可以预料的是主流不会变：人类中心主义需要否定，生态主义需要发扬。笔者不否定生态主义在当今时代的价值，同时也支持生态主义的发展，但是对鲁滨孙拓荒精神的一概抹杀仍是不可取的。包括马克思等学者认为，类似于鲁滨孙拓荒性质的资本原始积累（包括奴隶制等）是不可避免的，是人类历史的必经之路。人类从依靠走向自由，要经过一概“以物的依赖基础上的独立性”阶段，人类的发展归根到底就要利用物质资料进行自然和社会的改造。所谓对自然的改造也要二分的看待：不是所有的改造自然都是破坏。比如鲁滨孙种植大麦，本身并没有影响的小岛的生物圈平衡，同时促进了新物种的传播，于鸟类等其他物种而言亦是福音。人类有生存的权利，有追求幸福的自由。所谓“好”，亦是人之评断，诸如“害虫”一说。人类首先要生存。鲁滨逊的起始的生活状态确实是是孤独困顿的，这时的鲁滨孙为了生存进行的猎杀动植物本身是无可非议的。他只吃羊、鳖等三种动物，可见起初确实只是为了生存下去。而圈养动物等行为或是被野蛮人的出现所逼迫的，或是利用人自然而有的功能进行更好的生活。人可以追求幸福的生活，而物质上的幸福首先就要就要有物质资料的改进：必来源于对自然的索取。但诸如无节的制肆意残杀就可以用生态主义的观点来评判了。所以需要用二分和发展的视角来看待鲁滨孙的命运。甚至女权主义者也要稍微反思：《鲁滨孙漂流记》写的很绅士。这样恶劣的生存环境，没有女性角色是作者对女性的鄙视还是女性的怜爱？作者尊重了现实，现实是出海航行确实少有女性；作为一部荒岛文学作品，作者所要带给我们的正是这样强烈的孤独感；如果把星期五设定为女性角色，必然影响故事的发展同时让人不能接受鲁滨孙的作为。所以，一旦女性角色出场，要么鲁滨孙不再那么孤独，要么鲁滨孙遭受现实舆论的唾弃，要么该作品从荒岛文学变成了爱情小说。我亦不完全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在一定意义上说，人文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什么时候该支持什么是因时因境而异的。当前时期，人类确实对自然造成了过度的毁坏，这个时候就应该克制人类中心主义的宣扬，更加尊重自然，运用生态主义去思考人自身的行为并及时纠偏。另外，我们人与自然从来都是两者，人能不能读懂自然至今仍有争议。不仅在于自然科学意义上的，也在于哲学上的。一句“我思故我在”把人类中心主义发扬的淋漓尽致，但是不能因为人类中心主义不利于自然的发展就否定了所谓“唯心主义”的观点。两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所以，人类中心主义可以在现实中低沉下去，但是不能在思想领域被消灭。自苏格拉底把哲学的中心转向人类自身后，我们的问题就在于，我们是不是过度地关注了人类自身。包括现今兴起的“生态主义”，其兴起到底是为了自然还是为了人类？！所以在生态主义本身亦需要批判自省，而非一味靠指责他人立足。六.总结包括对《鲁滨孙漂流记》进行解读，生态主义的视角无论在哪个领域都是年轻的。可以看出的是以生态主义进行文学评议的文献还很少，这一视角的发展很有前景。生态主义的兴起有其自身的背景，在反思过去作为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过去现实而一概抹杀。虽然生态主义在当今利大于弊，个人中心主义在当今弊大于利，但都需要我们冷静而客观理性地看待。总的来说，对待自然人类需要合理的利用，能动地人类更要主动地使两者相资。参考文献：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A】，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上册）【C】，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4马俊峰，生态批评视域下的鲁滨逊形象的审视与重构【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11范祖承，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从鲁滨孙漂流记和瓦尔登湖看人类自然观的转变【D】，福建：福建师范大学，2010褚夫敏，申富英，人类中心主义的张扬：从生态批评视角浅析鲁滨孙形象【A】，见山东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山东：山东大学，牛红英，薛丰燕，《鲁滨逊漂流记》与西方自然状态理论【A】，见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辽宁：东北师范大学,2010梁琰，鲁滨孙：从生态主义者到殖民者【A】，见文教资料【J】，江苏：南京师范大学，侯晓燕，从自然人向自由人的趋近——论《奥德赛》和《鲁滨孙漂流记》中个体意识的增强【A】，见作家杂志【J】，吉林：作家杂志社，朱宁，以生态批评的视角重读鲁滨孙漂流记【A】，见语文学刊【J】，内蒙古：内蒙古师范大学，2009李少伟，生态学视角下的《鲁滨孙漂流记》解读【A】，见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安徽：安徽工业大学，朱宁，从深层生态学看《礼拜五——太平洋上的灵薄狱》对《鲁滨孙漂流记》的颠覆与超越【D】，内蒙古：内蒙古师范大学，2009钱俊生，余谋昌，生态哲学【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Rosemarry Anne ,The Antagonistic of the colonial experience in five novels of Daniel Defoe: Aquestion of struggle and identity[D].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Anne , rebirth in “Robinson Crusoe”: The Western religious search and its effect upon Friday [D],The 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 , and authorship in eighteenth-century island narratives[D],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2009.转自豆瓣：希望能帮得上你。
生态文明的论文参考文献
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乃至工作，大家都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到论文吧，论文是一种综合性的文体，通过论文可直接看出一个人的综合能力和专业基础。你所见过的论文是什么样的呢？下面是我收集整理的生态文明的论文参考文献，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参考文献：
［1］林红梅.“生态文明与和谐社会”理论研讨会综述［J］.河北：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8（5）：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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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侯文惠，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4］卢风，肖葳.应用伦理学导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5］李培超.自然的伦理尊严［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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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19.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519.
［9］何怀宏.生态伦理——精神资源与哲学基础［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15.
生态文明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探究：
我市生态禀赋优越，当以生态文明建设、构建生态文明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一要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积极探索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路径、新模式。一方面筑牢沿黄控导工程连接线、黄河大堤、幸福渠及幸福路“三条防线”，大力实施黄河河道与滩区综合修复提升治理工程，实现黄河岁岁安澜，并持续改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质量；另一方面深入挖掘域内黄河文化，建设黄河国家公园，打造黄河文化标志性旅游目的地，以达到确保黄河安全、改善黄河生态环境、提升经济效益共赢目标。
二要持续深化污染防治攻坚，打造碳达峰、碳中和“双碳”示范城市。深入践行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加强系统谋划，强化生态保护，聚焦大气、水环境治理、土壤污染防治等重点领域，精准防治大气、水、土壤等污染，统筹推进造林绿化、空气质量、水土环境等全域提升，美化城市环境，将新乡建设为宜居、宜业、宜养、宜游的生态之城。坚持以科技创新推动生态绿色发展，通过构建高端平台，引进尖端人才，掌握核心技术，加强清洁绿色环保能源的开发与利用，积极推进静脉产业园、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将新乡建设为国内重要的绿色低碳能源基地。
三要大力推进农业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实现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渐次改善农村居住环境，抓好农业农村污染治理工作。同时结合我市各地特色与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无污染、环境友好、可循环利用的特色生态产业，如生态旅游等，持续培育壮大现代农业，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切实提高农村人民群众收入，让村民共享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增强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四要做精、振兴文旅产业，实现文旅产业与生态环境融合有机发展。依托我市独特人文旅游资源，充分挖掘牧野文化、比干文化、书院文化、宰相文化等文化资源，利用我市当地的共工、姜尚、毛遂、张苍、邵雍、孙奇逢等历史名人资源以及史来贺、郑永和、吴金印、裴春亮等先进群体资源，构建新乡文化体系，并将其融入黄河故道、湿地以及南太行山水风光等自然生态资源之中，讲好新乡大地上的“黄河故事”“太行故事”，进行综合深度系统开发，树立我市文旅、生态品牌，培育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教育 哲学是关乎教育价值的学问，依据价值达成设计美好教育生活的路径，这是教育哲学作为实践哲学的根本要义。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浅议教育哲学的论文3000字，希望大家喜欢! 浅议教育哲学的论文3000字篇一 《美国教育哲学研究的多元化特征及其启示》 摘要：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美国教育哲学在研究基础与形式、研究领域与内容、研究视角以及研究人员构成等方面都表现出多样化的特征。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特征日益凸显并为多视角研究和解决教育问题提供了更加开放的空间和可能。 关键词：美国;教育哲学;多元化;启示 中图分类号：G40-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 编号：1673-4289(2009)06-0013-03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教育哲学在研究基础与形式、研究领域与内容、研究视角以及研究人员构成等方面都表现出多元化的特征，这意味着美国教育哲学领域出现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研究趋势。因此，探讨美国教育哲学研究的多元化特征，对于我们准确理解美国教育发展的哲学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一、美国教育哲学研究多元化特征的表现 (一)多元化的研究基础与形式 20世纪以来，美国教育哲学研究仍然以西方哲学作为主流甚至是唯一的研究构架，并以此囊括所有教育学科领域。80年代中期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改变，出现了如黑人教育哲学、“仁(Zen)”教育哲学等在内的新的研究方向和如数学教育哲学、高等教育哲学、教师教育哲学、音乐教育哲学以及环境教育哲学等在内的新的研究基础和形式。 (二)众多新兴的研究领域与内容 教育哲学研究除了研究如公平、正义、权力、权威、道德、伦理等在内的传统问题之外，还研究如教育改革、教师教育、批判思维、评价问题、教育市场化以及教育政策制定等在内的20世纪末突显出来的问题。另外，如网络背景下的教育、赛柏空间下的教育、多元 文化 教育以及民族认同与民族教育等问题也开始被逐渐纳入研究视野。 (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和解释学的新视角 教育哲学研究除了继续沿用体系与分析的 方法 ，还采用了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和解释学等新视角。从女性主义教育哲学的视角来进行教育哲学研究，意味着要改变传统的“男性认知”视角，试图从“性别敏感”视角来看待教育问题，破除性别歧视和性别刻板印象;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来进行教育哲学研究，意味着要对教育中所谓的“现代主义”即普世、追求终级真理、强调理性以及高扬主流、压抑边缘问题等进行解构;从解释学的视角来进行教育哲学研究，意味着从生活世界的角度来理解教育问题并生成教育意义，强调对教育与人进行理解，而不是把人当作“物”进行分析。 (四)形形色色的研究人员构成 长期以来，美国教育哲学研究界主要由哲学研究者与教育理论者构成。20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哲学会员的构成可以说是“各色人等”、“有教无类”。许多教育实践工作者、非专业人士等纷纷加入教育哲学研究的行列，其中女性研究者的增加，尤其为教育哲学研究注入了新鲜的活力[1]。 二、美国教育哲学家对多元化的看法 (一)教育哲学的多元化现象 对于美国教育哲学研究中的多元化现象，许多美国学者承认其存在，但对其能否作为教育哲学研究的特征却产生了争论。对此，有的学者认为，教育哲学的多元化并不意味着教育哲学研究是一盘散沙，相反地，多元的教育哲学研究中存在一致性。如阿文·涅门就认为，教育哲学虽然存在多元化现象，但至少具有两点一致性，“第一是，任何一个哲学探究者的研究的一致性。第二个是，被称为教育哲学家的人，所进行的研究不必要类似但却至少相像”[2]。也有学者认为，多元化本身就是教育哲学认同的一个标志。如琳达·斯通宣称，“就我个人而言，多元化是一种有生力量，而非孽子。教育哲学没有一致性的必要。除了关注教育问题并将其作为中心的任务，没有必要寻找涅门和陶泽所说的共同基础。而且，门和拉尔德所追求的包容的概念也被重新界定了，因为多元化意味着并不存在一种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来‘包含’其他传统。”[3]1在此之外，也有学者提出对教育哲学多元化的问题进行悬置。如斯科特·弗莱认为：“关于多样性的问题，从研究范式和视角来看，应少一些外部的争论，多一些内部的和跨传统的洞见来提高学校教育质量。……方法的差异不足为虑，因为如果方法的分门别类成为中心议题，就会损害我们手头的工作，而不会使我们专心致志于手头的工作或有更多的建树。我们不会对方法问题置之不理，我也不认为应该如此，然而，我们应先学会如何更好地置身于其中。”[4] (二)多元化与教育哲学的学科边界 教育哲学多元化现象带来了教育哲学学科界限的模糊，使其无论在研究内容还是研究方法上都与其他研究领域有大量重叠。曾几何时，教育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界限一清二楚，教育哲学利用哲学来捍卫自己的边界。但是，随着哲学自身边界的模糊，靠着哲学进行防御的教育哲学边界频频告急。很多学者如果不从他们所从事的职业来划分他们是教育哲学家或是教育社会学家，也很难说清楚其著作是教育哲学著作还是社会科学著作，因为他们采用的方法和研究的主题并不属于传统的教育哲学领域。 多元化的视角使教育哲学的基础发生动摇，使得教育哲学边界模糊，继而使人产生教育哲学研究支离破碎的印象，并带来了某种焦虑。但同时，它也使原先处于教育哲学边缘的研究领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使我们自己重新审视已有的假设，并为教育哲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可能。“如果教育哲学固守一个模式，而非多元，则会走向死胡同。正如生物群的种类多元化有利于各个生物生长一样，世界需要多元，教育哲学也需要多元。”[3]2 三、美国教育哲学研究多元化的启示 (一)教育哲学的多元化现象一直存在并日益凸显 其实，多元化并不是教育哲学研究的一时的短暂特征，而是一直伴随着教育哲学发展过程。在主义时代①，教育哲学研究也是多元的。主义教育哲学家采用观念论、实在论、理念论和实用主义等哲学流派作为研究基础。但其研究内容体系却大致上是相同的，都研究教育目的、教育价值和课程等问题。在分析时代，虽然采用分析哲学作为教育哲学研究的基础，研究基础是单一的，但被分析的概念是多元的，如教育、教学、知识以及灌输等概念。 美国教育哲学家所以宣称，只是较之主义时代和分析时代，80年代以来教育哲学的多元化特征更为凸显。而且，教育哲学的多元化是因应教育结构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多元化特征而不断成长起来的。 的确，美国教育哲学研究中的多元化现象使得教育哲学产生了认同危机。纵观教育哲学史，教育哲学发展的两个关键时期都面临重新定界的任务。如在主义时代，教育哲学向纯哲学靠拢，从而使教育哲学从社会科学、公共福利中摆脱出来。在分析时代，教育哲学只对教育中的概念进行语言学上的研究，而教育的其他问题，教育哲学家只是理直气壮地袖手旁观。那么，这一次，教育哲学的界线划在哪里呢?似乎是划在教育研究中的具体问题上。但对教育具体问题的研究也可以从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的角度来入手，哲学仅仅是研究这些教育问题的一个视角而已。这样看来，教育哲学仍不能通过此界线确立其独特的学科地位和研究风格。那么，从哲学的角度来划界呢?但问题是，哲学的概念本身也面临着挑战。哲学家公开宣布哲学死亡就像尼采宣称上帝死了的时候一样的认真和痛苦。那么，会不会有一天，教育哲学家也会认真而痛苦地宣布教育哲学死亡了呢? (二)教育哲学研究的多元化特征为研究教育问题提供了更加开放的空间和可能 对于边界问题，教育哲学家已不再像麦克里兰时代的教育哲学家一样自豪地划分边界，而是迎接“混沌”的教育哲学，允许教育哲学的混沌模糊状态的存在。所有的教育问题领域是公共开放的，教育研究中不存在圈地的现象。各个教育学科都可以对某一个问题进行研究，只是研究的视角不同罢了。固定的主题、固定的问题域时代已不复存在，教育哲学研究的多元化特征为研究教育问题提供了更加开放的空间和可能。克利夫·白柯(Clive Beck)说到“我做一个大胆的预言，教育哲学研究的主题与课程理论、教育心理学等等有重叠之处：在许多方面，它们处理相同的问题。这些下属学科之间的不同不在于劳动分工不同，而在于不同的关注视角，不同的关注中心，当游离了关注中心，便产生了大量的重叠。”[5]哲学只是研究教育问题的一个角度，而不是凌驾于其他教育研究之上的学问。教育哲学研究与哲学研究之间是一种平等交流的关系，是一种互惠的关系。哲学是一种邀请，哲学以其自身的魅力来邀请教育研究从哲学的视角来研究。哲学与教育哲学之间的关系，是包容、理解与沟通的关系。 (三)对我国教育哲学研究的启示 美国教育哲学研究的多元化特征对我国教育哲学研究是有启示意义的。我国的教育哲学研究虽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研究基础，却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一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而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发展本身就是多元融合的产物。所以，我国教育哲学研究也应确立多元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但事实上，我国教育哲学研究中单一的研究视角和方法造成了教育哲学研究的不足。我国学者认为其主要表现在：未形成完整科学的方法论体系;对教育哲学采用的一般研究方法缺乏具体化研究;某些方法论思想片面、不够科学。 中国教育哲学要面向实践问题，研究教育实践中所产生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教育哲学研究是一种教育知识的研究，并没有真正地指向丰富多彩的教育理论与实践问题。在作者看来，理论问题与教育中的知识的研究是不同的。对教育中知识的研究不会而且，这种研究对知识进行封闭的循环的论证，产生任何新的东西，研究的问题也是从哲学或教育知识中来，封闭的、循环的论证知识，结果只会产生几条正确但却无用的规则和原理。而理论问题可能来源于知识上的论争，也可能来源于实践，并且理论问题会产生多样化的新观点、新见解和新思想。 教育问题是个公共和开放的领域，教育社会学、教育哲学以及教育人类学等学科和研究领域都可以对同一个教育问题用不同的视角对其各个方面进行研究。因此，教育哲学不应“以教育知识为核心”，而应“以教育实践或教育生活为核心”，切切实实地为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参考文献： [1]邵燕楠.中美教育哲学研究人员之比较[J].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6，(4)：9—13. [2]Alven NEiman. Introduction: Coherence, Inclusion, Prognosis:Remarks on the State of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Society at 51 Years Old[C]//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Society.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1996：1-3. [3]Lynda PES: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at 2000 [C]//Philosophy of Education Society.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2001. [4]Scott [C]//Philosophy of Education of Education :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2003：1-2. [5]Clive Philosophy and Theory: An Introduction[M].Boston:Little, Brown And Company,1974：290-291.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杭州 310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