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除沿袭以往遗产兄弟均分制外，允许在室女享受部分继承财产权
说到中国历史上女性地位，很多人脑海中就会浮现出“三从四德”、“男尊女卑”和“夫为妻纲”等等词汇，而这些词汇也都反映出了当时女子地位的低下。在先秦时代，其实那个时候妇女的地位是比较高的，但是由于周朝或者是儒教的出现，就使得女子的地位逐渐开始下降，到了周朝时期女子的地位就已经变得卑下了。秦汉时期女子的地位又得到了提高，秦代女子在某些方面也能够享有男子的权力和地位，西汉时期也经常能够看见女子再嫁这一现象。但是即便再出众再优秀的女子，也避免不了需要依附于男权主导的地位，秦国时期的芈月以及西汉皇后卫子夫就是再合适不过的例子。
宋代女子
唐宋时期，这个时期女子的地位有着很复杂的关系，唐朝时期由于受到女帝武则天的影响，女子的地位就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影响。到了南宋时期，社会上就兴起了一种世人熟知的陋习——缠足。经过学者的考证，表明了缠足开始于北宋后期，经过元、清时期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但是虽然南宋出现了缠足的情况，却并不代表着女子的地位卑贱，其实在宋朝女子就有了法律意义上的保障。唐朝时期女子的地位虽然得到了提高，但是也没有明文规定女子能够继承财产，而在宋朝的财产继承制度中，却规定了女子也可以继承财产。
宋朝时期女子画像
无论什么年代，财产的划分以及继承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民生问题，那么宋代的财产继承制度是怎样的呢？
纵观中国古代的财产继承制度，会发现大部分都是宗祧继承，即宗法继承，根据血缘、辈分等关系来继承宗世系的制度。但是这一制度发展到经济和文化的高度发展的宋朝时期，就由此衍生出了很多新的观念和特点。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宋朝的宗祧继承制度在继承的原则、范围等等方面都产生了影响，另一个角度上来看宋朝的继承制度中慢慢变成了以财产制度为主。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特殊的朝代，在如此特殊的朝代之中，其财产继承制度也相对应有着其他时代所不具有的特色。
宋朝时期的民生
说到宋朝的继承制度为何于其他朝代都要有所不同，就要先讲到这“户绝”。宋朝时期户绝家庭非常多，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宋朝的财产继承制度就一定要改变，为这些户绝家庭考虑到方方面面。
何为户绝？在《唐律疏议》卷十二之中对于“户绝”这一词有着这样的记载：“无后者，为户绝。”由此这一词可分为两种含义，第一种是家中父系关系没有男性继承人，也就是没有嫡子、庶子、嫡孙、庶孙。第二种则是作为国家中纳税单位——“户”的消失，如家中有男性则称为“男户”，无任何子嗣并且还是寡妇的家庭就被称为“女户”，等到女性逝世了之后这个家庭就被称为“绝户”。
安居乐业的宋朝百姓
在宋朝，考虑到这些户绝家庭，国家就拟定了两种制度：立继和命继。所谓立继指的是家庭有寡妇且并无子嗣的情况下，寡妇可以选择过继一个子嗣来继承财产。在《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之八《户婚命继与立继不同》中就记载着这样几句话：
前几句话即立继，后几句话就是命继。所谓命继，指的是若某一家庭之中没有父亲也没有子嗣的话，可以选择丈夫家中的近亲来指定一个子嗣继承财产。但是立继和命继之间也有着差异，即立继者如同亲子，享受同样的继承权。而命继者只能够继承所继之人的一部分遗产，其余则：
宋朝女子忙碌的场景
在宋朝初期颁布的《宋刑统》载唐户令云：“诸应分田宅及财物者，兄弟均分。”当时“子承父分”和“兄弟均分”是宋代财产制度的最基本原则，不分嫡庶、长幼。但是对于女子而言，如若女子非户绝之家除去获得“嫁资”外，并无财产继承权。到了南宋时期，财产分配制度就变为了“诸子均分，女得其半”，由此可见女子的在财产继承上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简单来说就是女子拥有了继承遗产的可能和资格，虽然在适用之中还有着很多限制，但是对于女子来说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清明上河图》部分场景
此外，对于继承制度，宋朝还规定了：“兄弟亡者，子承父分。兄弟俱亡，则诸子均分。”以及“寡妻妾无男者承夫分。若夫兄弟皆亡,同一子分。”简单来说就是八个字——“子承父分，妻承夫分”，即儿子在情况允许之下可以继承家业，而妻子也能够继承丈夫的遗产。但是这两者之间也有着差别，相比较之下“子承父分”是没有任何限制和条件的。而对于“妻承夫分”，就是指代让寡妇暂且将丈夫的遗产进行保管，并没有实际意义上的财产继承权。在《宋刑统》准《户令》之中有着这样的记载：
在宋代，女性以婚姻为界限分为三种：未婚的为在室女，已婚的为出嫁女，而因为离婚或者夫死等各种原因又回到娘家的则称为归宗女。知道了三种情况的概念，再来分析她们的财产继承。
还是先普及一下社会背景：封建社会，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社会氛围根深蒂固，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庸，其无论是在外的民事行为能力，还是在内的家庭财产的继承都是处于弱势地位。女性别说继承财产，就是有钱都不行。
转机发生在唐朝，这种局面逐渐改变，女性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当然迎来的春天是在宋朝，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这种表现更加明显。 “为人皆不可以不学，岂有男女之异哉～是故女子在家，不可以不读《孝经》、《论语》及《诗》、《礼》，略通大义。”这是司马光在《家范》中多要求女子接受基本教育的记述，强调男女都要接受基本教育。
并且从宋代的一些史料中来看，宋代士大夫家里也请人专门为女子讲解《列女传》，旨在培养女子忠、孝、贞节之类。虽然宋代对女子的教育主要是基础教育并不鼓励女子向高深方向发展，但宋代妇女在有了的基础教育后，文史、诗词、琴棋书画也无所不学，有代表性的就是著名词人李清照在南宋诗词文学上的表现。如今的济南大明湖，李清照的词已成一景。
有此好的大环境，在文化启蒙中，很多女性发出了权益之争，不亚于现在的人权斗争，可能是有斗争就有收获，宋朝成为女性继承上空前提高的朝代，一个重要的方面表现在从法律上正式确定女性财产的继承权。
宋代是个商品经济繁荣的时代，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商行，所以其财产继承关系也变得日趋复杂。其中多次修改有关女性继承的法律，主要表现在继承中在室女继承范围的扩大最大可以承受全部的家产以及户绝家庭中继绝子与在室女在财产继承上的详细分配份额。谈分配还得看对象，不是所有女性都是一个待遇的。
先看看在室女，又称未嫁女，顾名思义，就是尚未出嫁的女子。中国古代妇女有“三从”，即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据此有人认为古代妇女人身都没有自由哪里来的财产权利。然而我们从宋代的法律中可以看出，宋代女性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可以拥有一定的财产权利。
例如北宋初期颁布的《宋刑统》:“<户令>诸应分田宅及财物者，兄弟均分。妻家所得之财，不在分限。兄弟亡者，子承父分。其未娶妻者，别与聘财。姑姊妹在室者，减男聘财之半。”在法律中明确规定了女性有少量的承产权，即“聘财”，尽管只是未婚男性聘财的一半，但却不能否认女子是有财产权利的。
而在南宋时期的法律也有条文规定在室女拥有财产继承权，例如“已嫁承分无明条，未嫁均有定法，诸分财产，未娶者与聘财，姑姊妹有室及归宗者给嫁资，未及嫁者别与财产，不得过嫁资之数。”可见南宋已明确将女子的财产权利规定为“嫁资”，作为女性出嫁时带走的财产。
除法律明确规定在室女的财产继承外，宋代也有很多用遗嘱来保护女儿财产继承的案例。例如《清明集》中“况将遗嘱辨验，委是居茂生前标拨与舍娘充嫁资”一则判例中在有老婆和儿子的情况下，为了保障女儿的财产，居茂生立遗嘱明确女儿的财产继承。而且这种继承方式也得到了法律的认可并且还明确承认遗嘱效力高于法律继承的效力。这从《宋刑统》:“若亡人在日，自有遗嘱处分，证验分明者，不用此令”的规定中可以得到确认。
再看看出嫁女，宋代的女子，已嫁女子已经分过嫁妆，所以一般不再享有父家的财产继承权。但是从宋朝的法律规定看出，在户绝这一特殊情况下，则会分给出嫁女一部分遗产。 《宋刑统》中：“今后户绝者，所有店宅、畜产、资材、营葬功德之外，有 ？出嫁女者，三分给予一分，其余并入官。”规定了出嫁女在户绝之家享有一部分财产继承权，至此改变了唐代“余财并与女”的无差别继承制。
而在宋仁宗时更是详细的规定：“今后户绝之家，如无在室女有出嫁女者，将资财、庄宅、物色，除殡葬营斋外，三分与一分；如无出嫁女，即给予出嫁亲姑姐妹侄一分”，余二分则给同居三年以上亲属及入舍婿、义男、随母男等，进一步明确了出嫁女可以继承遗产的三分之一的规定。
至哲宗元符年间，对户绝财产的分配，尤其是对出嫁女的财产继承又有了新的规定： “户绝财产尽均给在室及归宗女，千贯已上者，内以一分给出嫁诸女，止有归宗诸女者，三分中给二分外，余一分中以一半给出嫁诸女，不满二百贯全给，止有出嫁诸女者，不满三百贯给一百贯，不满一百贯亦全给，三百贯以上三分钟给一分，以上给出嫁女并至二千贯至。若及二万贯以上，临时具数奏裁增给。”
从这条规定来看，出嫁女的财产继承权还受到一定的限制。在有归宗女和出嫁女的情况下，出嫁女只能继承户绝财产的六分之一，并且如果六分之一不满二百贯者给一百贯，不满一百贯全给。可见其分配受到有没有归宗女的影响，只有出嫁女时财产份额才基本保持三分之一的比例。
最后看看归宗女，这是宋代女子的继承制度中一类比较特殊的群体，即由于各种原因又回到父母家生活的归宗女。其继承权利在宋初与在室女有相同之处，但经过后来政府的调整又有所改变。 宋初《宋刑统》规定：“今后户绝者，„„如有出嫁亲女被出，及夫亡无子，并不曾分割的夫家财产入己，还归父母家后户绝者，并同在室女例，余准令敕处分。”
即在一定的条件下，归宗女可与在室女享有相同的财产继承权利，尽得户绝资产。这些条件是：亲女，并且需为出嫁后为夫家所出或者夫亡无子，而且重要的是所出之时并不曾分得夫家财产，然后还归父母家时尚未户绝。
从上面《宋刑统》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北宋初期归宗女的继承份额较大，甚至在满足一定情况下还可以与在室女的继承份额相同。但在哲宗元符年间对此作了调整：“户绝财产千贯以下者，归宗女与在室女均分；户绝财产二千贯以上者，在室女和归宗女均分三分之二的产业，三分之一则给出嫁女；若只有归宗女，则可得产业的三分之二。”由此可以看出，此时的归宗女可承分财产较《宋刑统》的规定已有所降低。
而至南宋时，归宗女可承分的财产份额较北宋时期又有所减少，这从南宋的一些司法判例中也可以得到验证。如“户绝财产尽给在室诸女， ？而归宗女减半。”同时，归宗女户绝情况下继承财产的数量还受到命继子的存在的影响，在有命继子时：“于绝家财产，若只有在室诸女，即以全户四分之一给之，若又有归宗诸女，给五分之一。
其在室并归宗女即以所得四分，依户绝法给之。止有归宗诸女，依户绝法给外，即以其余减半给之。余没官。” 综上可知，宋代归宗女在父家户绝的情况下是有财产继承权利的，就整个宋代的法规来看，归宗女的财产权不断下降，并且所能继承的份额也呈现逐渐减少的趋势。
其实北宋时期人民的生活还是比较好的，因为有法律的约束，所以个人就会很好的约束自己的行为。
提起李清照，人们首先把她当作词人，并誉之为婉约派宗主。即使相信李清照改嫁的有关记载，对其晚节颇致不满的纪昀，修《四库全书》为《漱玉词》作提要，也称赞其词“抗佚周柳”，“为词家一大宗”。还有人特别欣赏她的诗。晚清樊增祥《石雪斋诗集》卷二《题李易安遗像》诗序云：“其所为古诗，放翁、遗山且犹不逮，诚斋、石湖以下无论矣。”李清照的文章，赞赏者亦大有人在。曾与柳如是摹仿赵、李“翻书赌茶”故事、学际天人的钱谦益，读李清照《金石录后序》，拍案叫绝：“其文淋漓曲折，笔力不减乃翁，‘中郎有女堪传业’，文叔之谓耶。” （《绛云楼书目》卷四）。这些关于李清照文学成就的评论，未免有过誉之处。相对而言，李清照在史学方面的贡献，却很少有人予以重视，并做出公正评价。 李清照对史学的第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协助赵明诚纂修《金石录》并历尽艰辛将它保存下来。清道光《济南府志·列女传·李清照》：“明诚作《金石录》，考据精确，多足证正史之失，清照实助成之。”应该说是可信的。他们在青州一同生活了十年的“归来堂”，实际上是一个史学研究的“夫妻店”；《金石录后序》前半部分，基本是叙述他们共同研究史学的经历；所谓“浸觉有味，不能自已”，所谓“甘心老是乡矣”，所谓“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所谓“意会心谋，目往神受，乐在声色犬马上”，道出了两人对史学的共同兴趣。可以这样说，即使李清照没有参与《金石录》的编著、整理，她能力尽艰辛把这部珍贵的史学著作保存下来，也已经难能可贵了。 李清照和《金石录》的关系，一般学者都了解。但李清照对史学的另一重要贡献——为宋代保留下一部孤本的《哲宗皇帝实录》，却一直被学术界忽略。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四：“己酉南渡，国史散失，靡有孑遗。其后数下诏访求之，绍兴元年，才得布衣何克忠所藏《太宗实录》四册而已。上以书籍残缺之际，特命以官。已而戚里张懋家献太祖至神宗六朝《实录》、《会要》、史志等书，小校唐开亦献王珪所编《五朝会要》，最后五年三月，始从故相赵挺之家得蔡京所修《哲宗实录》，皆下之史官。”《宋会要辑稿》：“（绍兴）五年五月三日，诏令婺州索取故龙图阁学士赵明诚家藏《哲宗皇帝实录》，缴进。”按，赵挺之去世于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赵明诚去世于高宗建炎三年（1129），所以准确地说，《哲宗皇帝实录》是从赵明诚遗孀李清照处索得。据李清照作于绍兴四年（1134年）十月的《打马图经·序》：“今年十月朔，闻淮上警报……余自临江溯流，涉严滩之险，抵金华，卜陈氏第。”金华为婺州治所，李清照在这里一直居停到次年五月以后。 《哲宗皇帝实录》由蔡京主持编写于徽宗大兴党狱之际，自然有褒贬颠倒、轻重失伦等诸多问题，但作为历史文献，它叙典章，述文献，次第先后，却大致能保存真相，对后世修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李清照于兵荒马乱、辗转流离中，所收藏文物丧失殆尽，而最终将《哲宗皇帝实录》与《金石录》一同保存下来，说明她充分了解在汴京沦陷，碧简飞灰之后，这部著作关系国史存亡，斯文绝续的意义。 李清照对历史文献的热心不是偶然的，她出生在中国历史上典型的“右文”时代，这个时代的文化生活，又因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推广，空前充满活力。李清照的本家、婆家，都是经史世家，她本人对历史有浓厚兴趣，她的丈夫赵明诚对历史研究更是情有独钟。两人志同道合，相得益彰。《金石录后序》云：“丞相在政府，亲旧或在馆阁，多有亡诗、逸史、鲁壁、汲冢所未见之书，遂力传写，浸觉有味，不能自已。” 《哲宗皇帝实录》可能就是他们利用这个方便条件从史馆抄录的。 《宋史·哲宗本纪赞》：“哲宗以冲幼践祚，宣仁同政。初年召用马、吕诸贤，罢青苗，复常平，登俊良，辟言路，天下人心，翕然向治。而元佑之政，庶几仁宗。”赵明诚、李清照都是所谓元佑旧家后裔。哲宗朝历史，记载着他们父辈的辉煌和光荣。两人家世传闻，多得故实，足以辩诬订讹，这也是他们珍重保藏《哲宗实录》的原因。 李清照遗著中，有《夜发严滩》（又名《钓台》）一诗，是绍兴五年从金华返回临安之作。诗云： 巨舰只缘因利往，扁舟亦是为名来。往来有愧先生德，特地通宵过钓台。 这首诗可能是有为而发，诗中所说为名利来往的可能不仅是李清照自己。她是为避难而来，也不用乘什么“巨舰”。这首诗有可能是讽刺那些倚仗权势，催逼她交出《哲宗实录》的官吏。当然，李清照也是凡人，她未必心甘情愿的把自己历尽艰辛保存下的重要典籍平白献出。也应该讨价还价。当局给她以精神和物质奖励，酬劳报功，更是理所当然。 陈祖美《李清照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附录之《李清照年谱》，说李清照藏《哲宗皇帝实录》，“这当时是一种有违禁性质的大事，清照不久离开婺州治金华，当与此事有关”。这是著者猜测。宋代文禁不严，《实录》也不是“非扩散性材料”，更何况是在“书籍残缺之际”。 李清照对历史的兴趣，很自然的升华为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心。而两宋之际北方故国的沦陷，她本人的颠沛流离，使这种关心更加痛切。这在她的诗歌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如《乌江》、《咏史》、《浯溪中兴颂和张文潜》、《上枢密韩肖胄诗》等，或借古讽今，或以今寓古，充满爱国激情和民族义愤。有人批评其中有些诗典故用得“太多太滥”（徐北文《李清照全集译注》，205页，济南出版社，1998）。这是事实，但从另一个角度说，是否我们的历史知识比李清照贫乏？ 《汉书·艺文志》云：“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史官熟知古今天下存亡兴衰、人情真伪消长之事实，从中总结出规律，故能出乎史而入乎道。而“道艺为一”，也是文学创作的最高境界。欲达到“道艺为一”的境界，不能不知史。李清照在文学上的卓越成就，与她渊博、深厚的历史知识是分不开的。即使李清照最负盛名的抒情题材——词的创作，也与她的历史意识有关。《词论》虽然不长，但其中包括一部词史，铺展开来又可以成为一部类似莱辛“论绘画和诗的界线”的《拉奥孔》。任何文学体裁，都只有在历史中，才能充分展开其丰富性和多样性，表现其独特性。这是李清照的《词论》在今天给我们的启示。 作为一个女性，李清照在史学上的造诣、贡献与她的诗词创作一样，不让须眉。与今日当红的一些女性作家相比，琼瑶老妈子之流的撒娇派，虽能窃取李清照一二清辞丽句，但在史学上的造诣与文学表现的深刻等方面，实难望其项背；至于那些吃青春饭、用身体写作，专门向洋人献媚，斯滥至极的所谓美女作家，更难同日而语。
李清照是中国历史上的不可多得的旷世才女，琴棋书画、诗词曲赋无所不通。在宋代男性词人并立的局面中，李清照巾帼不让须眉。她的出世，打破了词坛沉寂已久的宁静。她以婉约的气质填出的词篇成了婉约词的正宗，以致清人沈谦说：“南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极是当行本色。” 古时奉行的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道理，所以就有不少封建的卫道士公然说李清照失去了良家妇人的蕴藉。说李清照的词是“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藉也。”这些只是一些顽固守旧之徒的片面之词，多少有些因容不下李清照的才气而生妒意。 李清照生在一个世代书香之家。父亲李格非以文章著名，受到苏轼的赏识，是苏门后四学士之一。李格非著作极多，但是多已散佚。家学之深对李清照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且李格非并非一个穷据经理的人，家风比较开放，李清照得以在年幼时就可以接触到大量的古卷典籍，为日后的成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少年时李清照就存有诗名，她早期的老师是大名鼎鼎的晁补之，与秦观、黄庭坚、张耒合为苏门四学士。十六七岁的时候，李清照作了《浯溪中兴讼诗和张文潜》两首古风，受到当时一干名士的叹赏。后来又写一首《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此词一经写成，父亲李格非便觉得出语不凡，后来传至朝中，朝中文人莫不夸格非小女好才情。 当时朝廷宰相是赵挺之，赵挺之有一个很有才华的儿子赵明城。一日，赵明诚午睡梦见一本古书，醒来时只记得里面有这么几句：“言与司合，安上已脱，芝芙草拔”。赵挺之听到儿子与他说此便大笑说，我儿将要娶一才女为妻。他解说道，“言与司合”是一词字，“安上已脱”当然是女了，还有“芝芙草拔”合起来是“之夫”二字，合起来不就是“词女之夫”了么。后来这离奇古怪的梦，竟然不期而遇地成为了现实。过了不久，十八岁的李清照与二十一岁的赵明诚结为连理。婚后。两人感情笃厚，赵明诚喜欢收集金石，李清照极力辅佐，两人夫唱妇随，沉浸在燕尔新婚的甜蜜中。无奈好久不长，婚后第二年发生了元佑党祸，李清照的父亲被划为元佑党人，被逐出了京师。按照规定，元佑党人的子女不能居住在京城，所以李清照跟随父亲回到乡下。赵挺之平时与苏门中人有罅隙，对亲家李格非的迫害无动于衷，这使得李清照非常气愤，后来在赵挺之贺寿上赠上一联：“炙手可热心可寒，何况人间父子情”，终究是得罪了权倾天下的公公。 因为赵挺之与蔡京争权落势，由是被贬官落职，并祸及到他的三个儿子，赵明诚受到迫害而落职，于是和李清照两人搬到山东青州老家居住。在这里他们度过十年的美好时光。娴静的日子，他们一同看书整理金石书画。虽然日子非常素淡，但是远离宦海的他们，过得也是舒心。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里记录过这段生活，她和明诚经常玩赌书泼茶的游戏，尽显出文人雅趣，也足见她们两人的淳朴心性。序中说：“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 其实女人期待的是一份平静如水的日子，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只要两人情深，纵使生活在山野之处又有何怅恨。金庸的《神雕侠侣》是他众多作品中最让我推崇的一部。杨过闯荡江湖受尽千般磨难，十六年与妻之约青丝尽成白发，在谷底与龙儿的相见让多少人看得潸然泪下。名与誉，他都可以不顾，惟愿与龙儿在古墓里执手度过一生，简单地让人羡慕。李清照与赵明诚在青州的这十年时光也是羡煞世人的。 虽然李清照为一柔婉女子，但在骨子里却有着许多刚烈。她写过一篇《词论》，这也是她的高明之处，不仅名词家，又是词论家，能稍与她媲美的只有张炎了。她在《词论》中对各大词家都批驳了一番。 首先挨刀的便是柳永，不过李清照采取的是迂回的战术。她说柳永变旧声为旧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但这不是李清照要说的重点，关键的是在后面八字“虽协音律，词语尘下”。这种方法现在很多领导非常擅长，如果是直奔主题，那么就显得有伤大雅。李清照乃一玉洁冰清女子，当然容不下柳永笔下的那些秾词艳曲。虽然她也是渴望爱情，但决不是柳永所要的那般旖旎露骨。 其次挨刀的是张先、宋祁宋庠兄弟，以及沈唐、元绛、晁端礼几人。李清照说他们虽然时时有妙语，但是在营造意境上多破碎，不足为名家。李清照对他们的评论都是一针见血，破碎成了他们跻身于一流词家的最大障碍。对于他们的词，能给我们留下深刻映象的着实只是那么几句。 再就是词坛上最负盛名的那几人：晏殊、欧阳修、苏轼。对他们李清照也是毫不留情。且看她如何说：“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之不葺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李清照是非常讲究音律的，所以她会批评他们几个写词的随意。虽然李清照对于他们几个来说是晚辈，并且她的父亲李格非还是苏轼的学生。但她还是能够直言不讳地将出来，足以见出她巾帼不让须眉的毫情。对王安石、曾巩两人，李清照将他们批驳地体无完肤。她说“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小歌词，则人必倾倒，不可读也”。想来李清照说的这话是否是过分了些，他们的词也并非如她所说的一无是处。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在咏史词中独树一职，《古今词话》里说：“诸公寄调《桂枝香》三十余家，只有王安石词为绝唱。”想来也不是浪得虚名。 最后评价的是晏几道、贺铸，秦观与黄庭坚，她对这几人的评价公允多了。她说词自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只是晏几道苦无铺叙，贺方回苦少典重，秦少游专主情致，但是缺少故实，就如同生在贫家的美女，虽然极是妍丽丰逸，终缺乏富贵态。黄鲁直呢，即使注重故实，但是又多瑕疵，如同良玉有瑕，价自减半了。李清照对他们分析地条条是道，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李清照的看法。不过让我不明的是，为何周邦彦当时名气如日中天，而《词论》却无一字涉及，这恐怕要成为千古谜案。 李清照的词情已经容不下任何人置疑的眼光，千百年来，她就是词坛中的佳人代表，清幽婉丽是她的特色。且看一首《点绛唇》： 蹴罢千秋，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 见有人来，袜划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 像林间的鸟儿，她在秋千上轻盈地荡来荡去。罗衣轻飏，风吹乱了她的发。从秋千上，她缓缓地走下来，揉着微微麻木的玉指，嘴角边露出轻轻的笑。秋千旁纤细的花朵染上了晶莹的露水，薄汗透湿了她的轻纱。回眸中，见到一位少年往这边前来，正是她想见却又是怕见的那个男子。慌乱之中，她连鞋子都没有穿好，就匆匆地向闺房里躲避，金钗在途中不知坠向了何处。羞涩的她，顺手折下一颗青梅，倚在门旁，望着那袭青衫磊落的背影，投向了深情的一瞥。 少年的李清照过得无忧无虑，这得以他爹爹李格非的开明。李格非思想受到苏门学派的影响，置身于通脱的学术环境中，当然不像《牡丹亭》中愚昧顽固的杜宝，终日将女儿丽娘关在屋内跟着老师念书，过分得连自家的花园都不得游玩。李清照秉承了她爹爹的个性，行事上非常有风格，她可以游玩到“沉醉不知归路”的疯狂，可以道出“一面风情深有韵”胆大活泼的话语。这些，都让那些处在深闺中的女子充满无限的羡慕。 虽然李清照情思婉约，但骨子里萦绕着英雄情结，偶尔作豪放言语。她写下的《夏日绝句》诗“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让多少男儿读了之后也是热血沸腾。在她词中，也有这方面的作品，看一首《渔家傲》：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 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谩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 建炎三年，金兵很快占领了南京。宋高宗带领群臣仓惶南逃，为了躲避金兵的洗掠，李清照也沿着高宗逃亡的路线南下，后来又乘着一艘大船渡海。这些天的逃亡生活，让李清照看清了世态是如何的炎凉。朝廷只是顾着自己避险逃逸，不管黎民百姓的祸福生死。在一次梦后，李清照愤意难平，写下了此词。 天空中，如波涛似的白云迭起，幻出了万般景象。薄薄的晓雾流转不定，银河中有千帆荡移。仿佛在梦魂中飘入了神奇的帝都。身畔，还响彻着天帝的话语。天帝在好奇地问她：“你这样匆匆到底是要归往何处呢？”她答说着：“人生的路途漫漫，刚要起程却是日墓降临之时。”苦学作诗，常常吟出惊世骇俗的句子，她想要的正是那样的毫情。愿乘着鲲鹏在九万里长风中扶摇而上。她求说着，长风呀千万不要停住，请将我的一叶扁舟，吹到无人可及的仙山去。 李清照给人极大震撼的还是那些别后相思之作，她将离情诉说地哀怨动人。作为女子，她能够吟诗赋词，当在时是非常幸运的，但作为女子，独守空闺，惆怅地饮着那份寂寞，又是极大的不幸。交织在爱与痛的情网里，李清照注定要挣扎地遍体鳞伤。看她的一首《醉花阴》：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重阳佳节的时候，李清照思念起了远在他乡的丈夫赵明诚，怅叹之余，寄《醉花阴》词函给他。赵明诚吟赏词后，自叹不如。但又不甘，有意与妻子比试一番，于是闭门谢客，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构思妙句，三天后，作出五十阙。他自认为非常不错，便在自己的词中夹杂着易安词寄给友人陆德夫，让他鉴赏，看他有怎样的想法。陆德夫把玩再三，说仅有三句最佳。赵明诚追问，陆德夫答说，即“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赵明诚一脸落寞，由此对李清照愈加敬重。 薄雾萦回，浓云聚起，让人如何度过漫长的白昼。她那颗幽幽的心，如同兽炉里的青烟袅袅。纱帐的玉枕上，斜卧着一位如花美人，她孤枕难寐。夜半时的寒气将锦衾冻得如冰，辗转在寒床，她思的是如烟的往事。朦胧的黄昏中，缓缓地踱至庭院的菊花从里，她将满斟的清酒一饮而尽。花香如蝶，袭入随风飘舞的衣袖中。不要说，相思不苦，眼前的一切就让人黯然销魂。调皮的风掀起珠帘，看着墙上映着的倩影，比枝头的黄花还要消瘦。 李清照与赵明诚伉俪情深，但是世事弄人。宣和七年，金兵灭辽后，挥师南下，大势侵宋。李清照不得不离开青州爱巢一路南迁。建炎三年时，赵明诚被调往湖州作知州。高宗当时由杭州到建康，诏赵明诚前来领旨奏事。他一个人赴建康，留下李清照与多年苦心搜集的金石。然而短短两个月时间，赵明诚途中暴病而亡一去而不复返了。国破夫亡，让李清照成了断肠之人，日日苦吟，她割不断那份如丝如缕的相思。愁情，深深地浸在她的双眸。且看她的的词《武陵春》：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南渡后的八年，李清照流落江南。绍兴五年，金兵前来进犯。她依附弟弟李伉，避难金华，当时已是五十多岁的高龄。红颜在岁月的沧桑中尽成了白发，不知在梦中她还是否会忆起那个身量为足、倚门回首、嗅着青梅的女子。那时的她，喜欢莺歌燕舞，罗衣轻飘，秋千上留下了她的倩影。只是一切过得太快，还未来得及细细品尝个中滋味，与她死生契阔的那个男子已经离去，剩下倾注过他心血的金石陪伴着她。岁月，掸下一袖的繁华过后，原来是这般的荒凉。纵是局外之人，也是看得心伤。 花已残，东风还在无力地吹着，将最后一抹的余香扫尽。又是日暮时分，她的心如茧丝，缠上了太多的结。倦得不想梳理头上的发丝。山河依旧，却人去楼空。想要倾诉，朱唇轻启，惹来一袖的泪水。她听说双溪的水，还残留着春光的明媚，她的心又动了，最爱的是驾上一叶兰舟，任流水脉脉。可是又担忧双溪上的蚱蜢小舟，难以载起她一腔的愁怨。 整日愁肠百结的李清照在哀风凄雨中孤独无依，此时发生了一件对她打击极大的事情，即“玉壶颁金”一案。有人在高宗面前弹劾赵明城生前将玉壶投献给金人，有私通之嫌。李清照得知消息后气愤不已，此事纯属小人搬弄是非，但又让她惶恐不安，毕竟叛国的罪名任何人都是吃不消的。她想得一方法，将家中所有的铜器等物献给朝廷，以换得一时之安。金兵南逼，高宗无暇顾及此事，只是一味带着他的宠臣逃跑。李清照也跟着他们的足迹踏上了逃亡之旅，金石书画等一些贵重之物在路途中多有流失。 逃亡本来就是让人胆战心惊，然而，等待李清照的还有更加悲惨的事情。就因为她手中的那些贵重文物，引来了一些奸险之徒的垂涎。绍兴二年，李清照拖着病躯从越州来到杭州，此时正处于困难之际，让张汝舟如此小人有了可乘之机。张汝舟假借朝中另外一位与自己同名且官人的名望，再加上他的巧嘴如簧，终于得了李清照的信任。后两人成婚。婚后，张汝舟穷形毕露，对李清照拳打脚踢，威逼她交出今石书画，李清照此时摸清了张汝舟的底细，只不过一市井之徒，靠谎报举数得官职。李清照一肚子的苦水无处可诉，只怪得自己遇人不淑。她在《投翰林学士綦崇礼启》中说：“忍以桑榆之晚景，配兹驵侩之下才”。忍无可忍中，李清照顶着巨大的社会压力状告张汝舟弄虚作假得官之事。无耻小人终于得到惩罚，受到编管柳州的处分。但是依据宋朝法律来说，告发亲人者得服刑二至三年，这时多亏有赵明城的表兄綦崇礼从中帮忙，使得刑期仅为九天。 经历了这一系列的变故，李清照变得更加沉默起来。一次次的打击让她比黄花还瘦，往日的欢乐她再也害怕忆起，在凄苦中慢慢地咀嚼着余生。看她的一首《永遇乐》： 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融合天气，次第岂无风雨？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 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往事成殇，渡过劫难后的李清照心里仍是存有余悸。风鬟雪鬓，一颗心苦似黄莲。以前一起吟诗作赋的女友邀她去观灯，但她却是一点心情也没有。心如槁灰，哪还有心情出游。倒不如藏在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从李清照的作品来看，似乎她在六十多岁后就搁笔了，这决不是什么江郎才尽，其中发生了什么变故不得而知。李清照是文坛上少有的长寿女词人，或许是学得苏轼“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的精神而放宽了心态，风景秀丽的杭州，成了她生命中的最后驿站。 无疑，这是一个伟大的女子。在泱泱中华五千年的历史中，李清照如同一棵奇葩，独独地盛开，眩人眼目。词坛少不了她那一袭的红袖馨香，在泛黄的书卷中，那个呼作易安的女子，摇曳着如黄花的身姿，姣姣软软，向我们款款徐来。 引用今人郭沫若的一联作结：大明湖畔,趵突泉边,故居在垂柳深处；漱玉词中，金石录里，文采有后主遗风.。确是如此。
落花之下的独立人——从宋词中的落花意象浅析宋代文人的命运观【关键词】 落花 命运偶然性 文人的个人际遇 家国忧患意识【内容摘要】宋词中的意象浩如烟海，本文将选取“落花”这一意象，从士大夫阶层、失意文人以及女性词人，三个层面，结合具体作品，和词人写作时的背景和心态，试分析“落花”意象在宋词中的特殊意蕴和内涵，及其中所表达的宋代文人的命运观和家国意识。花在一个春天完成从盛开到凋落的生命周期，提示着四季循环，暗示着时光流逝。落花凋零，飘摇随流水，太多的人看到这样的一幕，都会觉得一种不可自制的悲伤。这是因为，花之迅速凋落，乃是“人之生死、事之成败、物之盛衰”的缩写。叶嘉莹先生在《迦陵论诗从稿》中也曾这样写道：“枝头上憔悴暗淡的花朵，较之被狂风吹落的满地繁红更加使人觉得难堪。后者虽使人对其夭亡深怀惋惜，而前者则使人清清楚楚地认识到生命由盛而衰，由衰而灭的残酷的事实。后者属可避免之偶然的意外，前者则是不可逃避的一切生物之终结的定命。” 看落花的人，由落花生命的逝去，而感觉到自己的命运就如同飘忽不定的落花一样偶然,毫无定则。从而，产生了一种，命运无常的悲戚心理。落花便由一种单纯的自然事物，转变成为了一种富有丰富的艺术内涵的意象。其实，最早提出这种落花意象中所蕴含的人类命运偶然观的是南朝的范缜。在《南史范缜传》中，这样写道：“竟陵王子良精言佛教，而缜盛称无佛。子良问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贵贫贱？缜答曰：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堕，自有拂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开藩篱落于粪溷之中。”这段话是他与竟陵王萧子良就关于因果报应说所作的辩论。范缜说，“人生好象落在地上的花朵，有些花朵被风吹落到厅堂里，飘落到席子上，坐垫上，正如你一样出身高门，享受富贵；而有些花瓣被吹到粪坑里，就像我，一生不幸。”这即是说，人的富贵、贫贱，只不过是偶然的遭遇不同罢了。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富贵贫贱完全是自然的偶然现象。它包含了一种不可知论的前提，即人们无法掌握自己命运，只能听其自然安排，个人是无能为力的。综观宋词史，在宋代诗人的词作中，落花意象比比皆是，有约六百多首。写花开的少，写花落的多。因为宋词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具有纤巧细致的特点，更容易表现优美、悠闲或忧愁的情绪。故而，落花这种美丽、短暂、动态的意象，以忧伤之美，给词人留下的印象必然更为深刻。飘零的落花中，弥漫着春光不再、青春不再、美人迟暮的感慨与恐惧。缤纷的落花是宋词中伤春主题的核心意象。在词中，落花意象染上更多个人境化、女性化的色彩。同时，又由于作者的地位、身份、所处情境的不同，落花意象中所包含的思想内蕴也不尽相同。但是，我认为，采用落花意象中的词人，通常是借落花来感时伤物的，表达那种生命易逝、命运难料的情怀。在描写落花的时候，大多处于一个抑郁不得志的状态。对“落花”意象的表述，是一个由外在意象对内心世界进行表述的过程。从历史上看，首先，宋代是一个重文抑武，优渥文人的时代。为了适应宋代社会结构的变化，科举成为了入仕的主要途径，统治阶级对知识分子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从而形成了读书办学和研究学术的社会风气。学校教育的蓬勃发展，提高了民众的文化素质。明朝徐有贞在《重建文正书院记》中说：“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盛过之。”宋代统治者，鉴于前朝之教训，对文化没有实行专制，使学术思想得以活跃。宋代知识分子吸取了佛、道理论，与儒学相结合，形成了与“汉学”相对立的“理学”，以及对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境遇的探寻。但是，他们可以论政，却仍然是统治者手中的筹码。其次，在经济方面，宋代基本做到了长治久安，商业繁荣。这也使宋代文学的发展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宋朝的发展是一个从北方向南方的迁移过程。北宋前期境内比较安定，但是，在逐渐迁移的过程中，国势渐微，尤其是到了南宋，国力已大不如前。这也造成了南渡之前后词人词作的不同。正是这种得天独厚的文化土壤,才有助于宋代词人心态和价值取向的孕育和形成。而价值取向和处世心态一旦确立和稳固，宋代词人才会在这种价值观念的支配下，随心而动，去实现冶游、饮酒、隐逸、谪居、参禅等多彩的人生体验。我大体上将宋代的知识分子分为三类，将从三个类别分述之。第一类是士大夫阶层。他们多沉浮于宦海，有报国之心，却难以为统治阶级所真正接纳，从而产生了出世与入世的矛盾。这一类型，在宋代词人中占了较大的比重。以晏殊、欧阳修为例。提起落花词，不得不提晏殊。晏殊以一寒门士子而至于位极人臣，但是，检索晏殊长达五十年的仕宦生涯，其于政治历史却无足以彪炳史册的突出建树。晏殊的性格，中庸之气稍重，不是那种不避风险，敢于斗争的人。经多年宦海风波的历练,他养成了处事圆通的习惯。这种性格，以及他的家世背景，必然导致了他虽身居高位，但却无法很好的施展抱负的状况。落花的意象，可以自然为他表达对个人际遇的无奈和悲哀。在耳熟能详的《浣溪沙》中，他这样写道：“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酒筵歌席莫辞频。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其中，“ 怜取眼前人”一句，语出自元稹《会真记》中的崔莺莺诗：“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这是宴会上即兴之作。下片首两句虽然仍是念远伤春，但气度较大，从放眼河山到风雨惜别，引出眼前人，并与上片别宴离歌前后呼应。唐圭璋在《唐宋词简释》中，定义此首为伤别之作。起句，叹浮生有限；次句，伤离别可哀；第三句，说出借酒自遣，及时行乐之意。换头，承别离说，嘹亮入云。意亦从李峤“山川满目泪沾衣”句化出。“落花”句就眼前景物，说明怀念之深。末句，用唐诗意，忽作转语，亦极沉痛。通过“落花”这两个富有生命流逝色彩的意象，明确地集中和体现了 “伤逝”之情。而因为春和美好生命的明显关联，对 “伤春”主题的揭示就等于展示了抒情主人公对美好年华的留恋，而时间性作为规定此在之 “在世”的基本性质，就在这种特殊的、在本质上是对生存本身的 “留恋”中被揭示出来。可以设想，假若没有这两个负载着主人公万千情思的生命化意象，此在又如何能从 “生命”自身中直观地感受到生命流逝的痕迹呢？晏殊需要以“落花”中所蕴涵的这种哲学人生观作为化解痛苦的灵药，其中包含着的无理性,不公平,可以,使他聊以平息底里矛盾的声音,得到短暂的心灵超脱。而欧阳修与晏殊又有着很大同。虽欧阳修词作不多，但仍多次出现了“落花”的意象。如《蝶恋花》中：“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这里所谓“乱红”即是落花。此词写暮春闺怨，
相信大家在学习、工作中总少不了接触作文吧，尤其是占有重要地位的议论文，议论文是对某个问题或某件事进行分析、评论，表明自己的观点、立场、态度、看法和主张的一种文体。那要怎么写好这类型的作文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继承与创新议论文（精选6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如果说继承是一个文明社会不断进步的源泉，那么创新就应是这个社会走向未来的，打开新世界大门的钥匙。如今，继承与创新的任务已逐渐转移到了年轻的我们的肩上，我们谁都不愿缺席，更不愿轻言放弃。
追溯往昔，从先贤身上继承下来的思想与生活技能，无不体现出优秀的品质，推动社会的进步，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正如“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所写的一样，正因继承了法家的精华，商鞅的变法才显得那么得心应手，恰逢创新变法的及时，才使得身处地图西陲的秦国变得强盛。我们继承先辈们的优秀的品质与技艺，共同促进社会的发展，在前人的精神遗产中予以创新，继承与创新共同作用，使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屹立不倒。
继承与创新，是每一个中华儿女所必不可少的品质。如果说创新是船帆，那么若想驾着小船前往梦想的彼岸，继承便是那必不可少的风。一个人迷失在荒漠中，他所继承的东西早已决定了他是否能走出去，有创新精神的人会去创造，通过有的材料去创造自己需要的物品，去利用。继承与创新紧密相连，在开创新世界的征途中，必不可少。
继承与创新见证了一个民族的兴起。二十世纪五六是年代，祖国科技发展处于低谷，一大批科学工作者积极响应，依靠所继承的坚韧不拔的品质，用其所具有的创新精神，为祖国的科技事业添砖加瓦。继承是一个民族进步的承载者，是创新的基础，是创新意识的来源；创新是一个民族发展的推动者，是文明进步的动力。没有继承和创新，整个民族死水一滩，没有了活力与朝气；没有了继承与创新，整个民族步履维艰，难以继续前行；没有了继承与创新，整个民族都将被历史所遗弃。一个文明就像一座塔，需要坚石承载他的博大，需要塔顶的创新之火去证明文明仍在继续。
对于当代的我们来说，在开创新世界的征途中，继承和发扬尤为重要，创新亦必不可少。创新是茫茫沙漠中的绿洲，给徘徊不前的人注入前进的动力；创新是无边黑夜中的星辰，给探寻求知的人以前进的方向；创新是茫茫大海中的灯塔，予以疲惫的人心灵的慰藉。
新世界的大门已经开启，集结的号角激荡着我们的心灵，未知的秘密等待着我们前去探寻，我们谁都不愿缺席，实现我们的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仍需努力！
在我们很多人看来，继承与创新是两条平行线。它们互不相交，两则始终处于泾渭分明，相互对峙的状态。然而，在现实中，我们需要继承，更需要在继承中创新。
继承是要有的，就像我们要一代代延续我们祖辈的习俗，文化。这种继承，在一定范围内限定了我们的思维。就好比，大人习惯于竖直切苹果。而一些年幼未经受教育的孩童，偏爱于横切苹果。就如同，我们的理念中，裙子高更鞋属于女性的，若男性穿上，那便会贻笑大方。曾读过一篇名叫《穿裙子的少年》的文章。文中讲述的是几个少年离家出走，从而来到一个全新的国都。在哪儿，男人都穿着裙子。当少年嘲笑那些当地人时，孰不知那些男人也笑话着他们。那些当地人甚至一味逼迫少年穿上裙子。在那些当地人的思维里，男人穿裙子是天经地义的事，相反若穿着裤子那便是怪物。当地人与少年所继承的文化不同，两则的习性也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因此，若我们摈弃继承，一味的发展，就会使文化垄断。那么，男人穿裙子等怪事也就比比皆是了。
在继承中创新，是延续和发展文化的基础。一个国家若只传承，不创新，那么便是时代的退步。一个停滞不前的国家，终会在时代的潮流中被淘汰，成为一段作为反面教材的历史。
往往一些伟人的发明与发现，都是以创新，幻想为基础。著名作家，凡尔纳被世人称为“科学幻想小说之父”。他笔下的杰作——《海底两万里》更是对后人影响深远。书中幻想了许多东西。现如今，随着科技的发展，大都成为了现实。这些发明之所以能成为现实，基于一种创新，一种遐想。
继承与创新是相辅相成，相互影响，促进的。从古至今，一些理论的确凿皆是总结前人的思想，并以此有所创新。正如牛顿曾说：“我只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化学上，原子结构模型的演变，就是通过一步步的传承与延伸。历史上的伟人，皆不能脱开前人的理论与知识，独创一门学术。他们都是先受时代影响，因前人思想的沉淀这一基础，才得以有了新的观念，独特的创新。
因此传承与创新皆是极为重要，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年轻的我们是新时代的主人。在这段漫长而又深远的征途中，我们又怎会缺席？
我们似乎都在认为继承是在盲目守旧，创新是对传统的扬弃。但在我看来，正是因为想要创新，所以去继承；想要继承，所以去创新。继承与创新，从来都不是对立的，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共同发展的。只有这样，人类的文化生活世界才会更加灿烂与精彩。
掀开历史的篇章，我们随处可见继承与创新相互影响的身影。稷下学宫在继承西周官学的办学形式上，又在当时的国家形式上发展出一些新的内容，为先秦的教育史和学术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儒学复兴运动孕育了理学，谭维维与华阴老腔在舞台上的创新使最老摇滚乐得以延续。可见，创新需要从继承中来，继承需要从创新中过。只有使传统变成现在人能够接受的东西，传统才能继承，继承才能创新，只有这样，人类文化才会生生不息。
反之，如果只是继承，而不去创新的，必定会被社会所排挤。文艺片《百鸟朝凤》中的.唢呐老艺人艰难苦寻徒弟去继承自己的唢呐绝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试问一下，若是老艺人能够主动去创新，如同华阴老腔一样去创新一种被社会所接纳的东西，使唢呐与时代相结合，何尝不怕没有继承呢？所以由此可见，继承不是你希望怎样就能达到多么好的效果，而是与创新共同发展，共同影响的。
近段时间爆红与网络的二十四节气美食图，以手绘的方式来表达中国的传统文化，使人们重新感受到这一文化，继承的目的不就达到了吗？用新的方式去表达旧的内容，都不是创新吗？可见，继承与创新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并且使人类生活变得更精彩。
我们只有在继承中去创新，在创新中去继承，从传统文化中得到新生事物，传统文化才能生生不息地繁衍下去，人类的文化生活才能更加精彩。
继承是积累，创新是发展。
所谓继承就是将历史中值得我们后辈所歌颂，所学习的精神保留下来，加以传承与弘扬。
继承礼仪文化。
中国是“礼仪之邦”对礼仪文化非常重视，从古至今礼仪文明从未断过。
北宋时期，有个叫杨时的进士，前去向程颐请求学问，却赶上程颐正在屋中小憩。于是杨时便静立门口，等待老师醒来，即使外面下起鹅毛大雪，他也不肯离去，依旧立在雪中。等到程颐一觉醒来时，才发现门外的杨时已经成了雪人。
程门立雪告诉了我们要尊敬老师。
现代作家鲁迅对启蒙老师寿镜吾先生也十分的尊敬。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经常给老师写信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回家期间也经常探望老师。
从杨时到鲁迅直至我们，这就是继承！
所谓创新就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增添一些更加丰富的新内容，加以发展。
创新科技发展。
说起四大发明，人民都感叹不已。在人类文明史上四大发明占有重要地位。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和造纸术这些都是我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在当时都是居于世界前列的。这些伟大的发明曾经影响了全世界，也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前进。
从2008年的神舟7号再到前不久刚发射的天宫二号。这无一不体现了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在航天领域已走在世界的前列。就像高尔基所说的：“如果学习只在模仿，那么我们就不会有科学，也不会有技术。”
从四大发明到天宫二号直至现在，这就是创新！
在开创新世界的征途中，我们应该继承中国优良的传统文化，发扬民族精神，传承中华美德。我们应该在继承的基础上勇于创新科技，发展科技，年轻的我们朝气蓬勃，谁都不应该缺席！
继承是积累，创新是发展，惟有继承与创新才能让中华民族永葆生命力！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对于继承与创新，亦是如此，我们要学会正确看待他们的关系。
以继承之水，浇灌成功之花。朝阳与落日总是令人感动的，只是因为那一刻把正午的锋芒熔成了光润的辉光。在历史的海岸上，慢溯着一道道厚重的沟渠。楚大夫沉吟泽畔，九死不悔；魏武帝扬鞭东指壮心不已；陶渊明悠然南山，饮酒采菊。他们执著、坚毅、豪壮、遵其本心……这些优秀的品质流传至今，让我们得以继承和发扬。
以创新之光，照亮成功之路。发光并非太阳的专利，每个人都可以发光。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创造出水晶教堂，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设计自己的梦想。我国近代铁路专家、有“中国铁路之父”之称的詹天佑在修筑京张铁路时，面对铁路横过八达岭这一难题，他亲自勘察，选定路线，创设了“竖井开凿法”和“人”字形线路，震惊中外。他大胆创新，不畏艰难，成功地修建了京张铁路，创造了奇迹，有力地回击了藐视中国的帝国主义者。
用继承与创新之美，点缀斑斓人生。古往今来，历史总是推陈出新中不断发展前进的。我们不仅要像山一样的在坚守自我中巍峨不动，也要像水一样在山穷水复之时另辟柳暗花明之径。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教会了我们对理想要不断追求并为之努力；“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让我们懂得了以史为鉴，敢于拼搏；“苦其心智，劳其筋骨”让我们明白在逆境中开拓创新的重要性。
大树之所以高大，是因为它有落红无私的哺育；大海之所以深邃，是因为它有无数条小溪汇合；花儿之所以明艳，是因为它有清晨雨露的滋养。因此，我们在继承古典文化的同时也要学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进步。
如果你歌颂黎明，那么请不要忘记拥抱黑暗。
如果你赞美太阳，那么请不要忘记欣赏月亮。
如果你敢于继承，那么请不要忘记开拓创新。
在生活中，要想获得成功，创新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缺少了继承，创新便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创新，不是靠自己的主观臆造去随意地瞎编乱造，而是要注意继承前人优秀的成果，在别人正确的理论指导下创新才会显得更有意义。英国17世纪的科学巨匠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和运动的三大定律，创新不可谓不丰富。可当别人问及他为什么会取得如此的成绩时，他说：“如果说我看得更远一些，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上。”虽然这只是一时谦虚之词，但细细想来，如果没有伽利略夜观星空，如果没有第谷数十年如一日研究天体的运行规律，牛顿想要总结出物体运行的三大定律，似乎要大费周折了。可见，继承和创新是不可分的，只有在取得其精髓去其糟粕的继承中创新才是可取的。
马克思的创新精神鼓舞和造就了一大批的仁人志士为社会的进步而奋斗。诚然，大英博物馆的一桌一椅见证了他的冥思苦想之后的豁然开朗，之后的奋笔疾书，见证了他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理论。但是如果没有他翻前人之作时的专注，摘抄资料时的认真，没有圣西门、傅立叶他们的空想理论出现，他也不会成功的。甚至可以断言，如果没有他们，《资本论》也许不会这么快地完成，我们也许还要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进。可见，在继承中创新往往会收到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
盲目的创新往往会弄巧成拙，让人传为笑谈。君不见那“邯郸学步”的郑国人，总想学习别人的步法，以便自己跟本国的人走路不一样，似乎是创新了，但是动机不纯，方法不对，不知继承本国传统，落了个爬回去的下场。前几年的小品《如此包装》也是说的这个道理，本来评剧便是一门值得继承的艺术，可是那个“总监”非要进行“创新”，将原来风马牛不相及的流行音乐与民族艺术强行配伍，结果是可想而知的。那“创新”出来的“四不像”让我们津津乐道了好些年。若不得要领，便很容易犯同样的错误。
继承和创新是雨与水的关系，没有了继承如同只有鱼没有水，再好的创新也会成为空中楼阁，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而只有水没有鱼似乎更表现出只有继承没有创新的死寂，毫无生气。只有鱼和水统一在一起，才会变得有生气。
创新是重要的，继承同样是重要的。你要想获得成功，继承和创新是必不可少的。“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只有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才会有“清如许”的成果。
宋朝的政治体制大体沿袭唐朝的政治制度。但宰相不再由三省长官担任，而是另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又增设参知政事为副相，通称执政，与宰相合称“宰执”。宋朝的相权大幅萎缩，仅负责行政职能。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合称二府，掌文武大权。又设盐铁、户部、度支三司，主管财政大权，号称计省。这样三司、宰执、枢密使三权互相制衡，因此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宋朝还在御史台之外增设谏院和置谏官，这些都是监察机构，负责弹劾等事宜。
曝书，又称曝书肆，是古代一种藏书方法，即把藏书者认为不必保密的书籍，公之于众，以利读者。曝书肆在唐代就已经出现，到宋代更加盛行，它不仅有利于藏书，还有利于传播文化。
楼上给的太全了，不过过于繁杂了吧！看完得好几年。帮你选几本值得看的史籍。《宋史》《涑水记闻》司马光《东京梦华录》孟元老《齐东野语》 周密《鹤林玉露》罗大经《大金吊伐录》《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李心传（李心传是秦桧养子，有些跟秦桧有关的内容不太可信，需谨慎分析）另外，宋代诗词也可好好读读，可以看出当时社会形态。《清明上河图》也是反映当时社会场景的重要史料。
曝书是古代最为常用的方法在宋代比较兴盛是否正确是正确的古代的“读书节”，叫“曝书会”。在史籍中有不少关于馆阁曝图书书画的记述。“曝书”，古代可追溯到战国时期。在汉代《四民月令》中这样记载，每年农历七月初七，人们就要把书拿出来晒太阳，有助于除湿防霉、驱虫防蛀，这是“曝书”的习俗由来。宋朝的“曝书”宋朝的“曝书”习俗，既有官方制度性的“曝书会”，也有民间“曝书”活动的文人雅集。北宋的曝书会延续三个月，南宋延续两个月。由于宋代雕版印术的广泛应用，宋代图书刻印极其精美，极具文献与版本价值。书多，藏书也兴盛。宋朝的官方馆阁在曝书期间，晾晒的藏书都对词臣学士开放，词臣学士都可以到曝书之所观摩皇家藏书及其他珍贵藏品，一饱眼福。记载宋代馆阁制度的《蓬山志》中，对当时的曝书会有如下描述：“秘省所藏书画，岁一曝之，自五月一日始，至八月罢。”这里的“秘省”就是秘书省，宋代组建了集贤院、史馆和昭文馆，作为负责图书古籍典藏场所，也就是宋代的国家图书馆。当然宋代官方的曝书会，只允许翰林、大学士可以看书，开放性有限，但毕竟突破了以前皇家藏书的封闭性质。除了官方举办的曝书会，当时宋代的民间私人藏书、书院藏书、地方藏书，也会举办曝书会。
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为监察政府官员，维护统治秩序，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而设立的制度。监督法律、法令的实施，维护国家法律、法令的统一，参与并监督中央和地方司法机关对重大案件的审理活动，是中国古代监察机构及监官的主要职责。 沿革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起源甚早。战国时，职掌文献史籍的御史就已有明显的监察职能。秦代开始形成制度，之后便成为历代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经过长期的发展，这一制度逐步健全和完备。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建立起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并创建了监察制度。中央设立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以贰丞相,御史府为其官署，掌握天下文书和监察。在地方上,皇帝派御史常驻郡县,称“监御史”，负责监察郡内各项工作。 汉承秦制，但较秦制更严密。在西汉，中央仍设御史大夫作为长官，御史中丞为副，兼掌皇帝机要秘书和中央监察之职。在地方上，西汉初年废监御史，由丞相随时委派“丞相史”，分刺诸州。汉武帝时，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全国分为13个监察区，叫州部，每个州部设刺史1人，为专职监察官,以“六条问事”,对州部内所属各郡进行监督。丞相府设司直，掌佐丞相举不法。朝官如谏大夫加官给事中，皆有监察劾举之权。郡一级有督邮，代表太守，督察县乡。宣帝时，会侍御史二人掌法律文书，也有评断决狱是非之权。因特别使命而设的符玺御史、治书御史、监军御史、绣衣御史（亦称绣衣直指）等，分别行使御史的职权。西汉末年，御史大夫更名大司空，御史府改作御史台，由御史中丞主管监察事务。东汉时，御史台称宪台，仍以御史中丞为长官，但职权有所扩大。御史台名义上转属少府，实为最高的专门监察机关。它与地位显要的尚书台、掌管宫廷传达的谒者台，同称“三台”。东汉侍御史，掌纠察；治书侍御史,察疑狱。把全国分成13个监察区,包括1个司隶(中央直辖区)和12个州。司隶设司隶校尉1人,地位极为显赫，朝会时，与尚书台、御史中丞一样平起平坐，号曰“三独坐”。司隶校尉负责监察除三公以外的朝廷百官和京师近郡犯法者。每州置1刺史，用以监察地方政情、受理案件、考核官吏。由于事权混杂，后来刺史逐渐变为凌驾于郡之上的一级地方行政长官，失去监察作用，故改称州牧，州也由监察区变为行政区，地方监察制度便基本瓦解。 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基本处于封建割据的分裂状态。各朝的监察机构名目不一，但体制与汉代相同，亦有部分变化。魏晋时，御史台不再隶属少府，而成为由皇帝直接掌握的全国性的监察机构。南梁、后魏、北齐的御史台（亦称南台）和后周的宪台，仍以御史中丞为主官，北魏称御史中尉。由于监察长官权势日大，出现了防范监察官员犯法渎职的规定。群臣犯罪，若御史中丞失纠，也要罢官。魏晋以后，为防止监察机构徇私舞弊，以发挥其监察效能，明确规定大士族不得为御史中丞。晋以后，御史中丞下设殿中御史、检校御史、督运御史等，分掌内外监察之权。此时，地方上不再设置固定的监察机构，由朝廷不定期地派出巡御史监察地方官员。此外，御史“闻风奏事”的制度也在这个时期形成。 隋唐时期隋代时,中央的监察机构仍为御史台,改长官御史中丞为御史大夫，下设治书御史2人为副；改检校御史为监察御史，共12人，专执掌外出巡察。唐代发展了隋代的监察制度,使监察机构更趋完备。唐初,中央设御史台，由正三品御史大夫为台长，设正四品御史中丞2人为辅佐。御史台称宪台，大夫称大司宪。武则天时，改御史台为左右肃政台。中宗后又改为左右御史台。御史台的职权是“掌邦国刑宪典章之政令，以肃正朝列”（《唐六典》卷十三）。御史台下设三院：①台院，侍御史属之，“掌纠举百僚，推鞫狱讼”；②殿院，殿中侍御史属之，“掌殿廷供奉之仪式”；③察院，监察御史属之，“掌分察百僚，巡按州郡，纠视刑狱，肃整朝仪”（同前）。唐初全国分为10个监察区，称10道（后增为15道），每道设监察御史1人（先后称为按察史、采访处置使、观察处置使等），专门巡回按察所属州县。唐代进一步扩大了监察机构和御史的权力。御史台享有一部分司法权，有权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审判案件。 谏官系统在唐朝也趋于完备。谏官的设置，秦汉时已有，魏晋南北朝时有较大发展。至唐代，中央朝廷实行三省制，其中门下省的主要职责是匡正政治上的得失，以谏诤为任。门下省置散骑常侍、谏议大夫、补阙、拾遗（其中右补阙、右拾遗隶中书省）、给事中等职，举凡主德缺违、国家决策，皆得谏正。其中给事中掌封驳（即复审之意）诏制，权力更重。 宋代监察机构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发展而加强。中央沿袭唐制，御史台仍设三院。地方如设通判，与知州平列，号称监州，有权随时向皇帝报奏，成为皇帝在地方上的耳目。此外，路一级的转运使、提点刑狱公事等，也负有监察州县的责任。为保证监察御史具有较多的从政经验，宋代明确规定，未经两任县令者不得任御史之职。按规定，御史有“闻风弹人”之权，每月必须向上奏事一次，称“月课”；上任后百日必须弹人，否则就要罢黜为外官或受罚俸处分，名为“辱台钱”。从此开御史滥用职权之例。御史可以直接弹劾宰相，亦有劝谏之责。御史台还有权分派御史参与重大刑事案件的审理。 元代中央设御史台，御史大夫秩高从一品，“非国姓（蒙古贵族）不以授”（《元史·太平传》）。还在江南和陕西特设行御史台，其组织与中央御史台相同，作为中央御史台的派出机关。这是元代监察制度的重大发展。全国分为22道监察区，各设肃政廉访使（即监察御史）常驻地方，监察各道所属地方官吏。 明代监察制度随着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强化而得到充分发展和完备。中央将御史台改为都察院，“主纠察内外百官之司”。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副都御史和佥都御史。下设13道监察御史，共110人，负责具体监察工作。监察御史虽为都御史下属，但直接受命于皇帝，有独立进行纠举弹劾之权。明代还建立御史出使巡按地方的制度。出巡之官受皇帝之命，可兼管地方其他事务。担任总督和巡抚的官员,其权力比一般巡按御史要大,有“便宜从事”之权。都察院除执行监察权外，还握有对重大案件的司法审判权。战时,御史监军,随同出征。 明代还将地方分区监察和中央按系统监察相结合，专设六科给事中，稽察六部百司之事，旨在加强皇帝对六部的控制。礼、户、吏、兵、刑、工六科，各设都给事中1人，左右都给事中各1人，给事中若干人。凡六部的上奏均须交给事中审查，若有不妥，即行驳回；皇帝交给六部的任务也由给事中监督按期完成。六科给事中与各道监察御史合称科道。科道官虽然官秩不高，但权力很大,活动范围极广。因此,对科道官的选用十分严格。同时还规定，对监官犯罪的处分比一般官吏要重，“凡御史犯罪加三等，有赃从重论”（《明史·职官志》）。 清代清代监察机构沿袭明代，又有所发展。在中央，仍设都察院。早在入关之前，皇太极即下诏：“凡有政事背谬及贝勒、大臣骄肆慢上、贪酷不清、无礼妄行者,许都察院直言无隐”。“倘知情蒙弊,以误国论”（《大清会典·事例》卷九百九十八）。各级官吏均置于都察院监督之下。清代都察院以都御史为主事官，他与六部尚书、通政使、大理寺卿等重要官员共同参与朝廷大议。都察院下设15道监察御史(清末增至22道)，专司纠察之事。雍正年间，专察六部的六科给事中并入都察院。六科给事中和各道监察御史共同负责对京内外官吏的监察和弹劾。唐代的台、谏并列，明代的科、道分设，清代的科、道则在组织上完全统一。监察权的集中，是清代监察制度的一大特点。 清代，一方面允许监察官风闻言事，直言不讳；另一方面为了防止监察官权力过大，规定御史对百官弹劾要经皇帝裁决。到宣统年间，新内阁成立，都察院被撤销。作用与特点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的监察制度，对加强政府对官吏的监督,清□除害,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起了一定的作用。它成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强化皇权、巩固封建统治的重要手段。但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监察制度是皇权的附属品，它能否发挥正常作用，与皇帝的明昏有密切关系。同时，由于封建政权和封建官吏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监官本身因贪赃枉法而获罪者也不乏其人。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具有以下主要特点：①组织独立，自成系统。自两汉后，监察机构基本上从行政系统中独立出来，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专门机构和职官，自成体系。地方监察官直接由中央监察机构统领,由中央任免;作为“天子耳目”的监官有相对的独立性，从而为监察制度的逐渐完善和监察效能的发挥提供了组织保证。②历代对官吏的监察渗透于考核、奖惩制度之中，并实行重奖重罚。③以轻制重，对监官采用秩卑、权重、厚赏、重罚的政策，给级别低的监官以监察级别高的官吏的权力。④监察机构的权力来自皇权。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皇权的膨胀，监察机构的权力也随之提高，甚至被任意扩大或滥用，从而使监察制度畸形发展，如元代的监察制度带有民族压迫的性质。元世祖时明确规定：“凡有官守不勤于职者，勿问汉人回回，皆以论诛之，且没其家”（《元史》卷十,《世祖纪》）,但蒙古人不在此限。明代除了公开的监察机构六科和都察院外，厂卫等秘密的特务机构也成为监察网的组成部分。
对宋代监察制度进行综合评价？第一,从思想上充分认识加强和完善行政监督制度的重要性.宋朝皇帝十分重视监察制度和监察机构得建设,懂得以权力制约权力之道 行政监察制度的运作之所以能够长期延续下去,主要是因为权力的相互制衡.以监察权制衡相权,以相权制约监察权,两者之间的权力最终在皇权手中得到平衡,这样皇权专制得以延续,从而实现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在当前得社会形势下,为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得顺利进行,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善现行的行政监察体制.为此,首先是必须在思想上充分认识加强和完善我国行政监察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与紧迫性.第二,保证监察机关的独立性,确保监察官员独立行使监察权.监察机关的相对独立,是宋代御史在监察运作机制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皇帝为了维护皇权,限制官权,防止大臣们犯上作乱、贪赃枉法. 在加强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的同时,不断调整和完善行政监察体制,使监察机构独立于行政系统之外,由皇帝亲自控制所有监察活动这样为监察官员独立行使监察权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避免了行政系统对监察系统的控制,从而使行政监察活动免受行政官员的干涉,有利于行政监察效能的更好发挥.第三,形成严密的监察机构体系要全面发挥监察机构的作用,必须建立起严密的监察体系.借鉴宋朝历史经验,监察机构形成了一种以御史台或都察院为主体的多层次 多元化的网络严密的全方位监察体制.因此,我国在设置监察机构时,要把中央监察机构与地方监察机构相结合,要把一般监察机构和专门监察机构相结合,要把长设监察机构和临时监察机构相结合,特别是要发挥出专门监察机构和临时监察机构的作用同时也要避免因机构设置过多带来的机构臃肿、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
1.宋朝监察制度的建立历史背景原因在宋代之前，门阀贵族是主宰中国的重要政治力量，庶族文士只能在皇权和门阀贵族势力的夹缝间艰难生存，难有作为。唐末五代中原陷入了长久的战乱之中，军阀之间的混战虽然从根本上摧毁了门阀贵族的势力，但是在纷扰的乱世间，武力决定一切，于是武夫们纷纷拥兵自重，跨州带郡，窥视神器。而文士们往往成为武夫的附庸，处境颇为尴尬。公元960年宋朝兴起之后，宋王朝统治者吸取了五代十国的经验教训，对于武人怀有很深的警惕之心，并确立了一系列制度加以防范，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以文抑武”。在宋代帝王看来，最坏的文臣不过只是贪赃枉法，弄权营私而已，可是最坏的武臣却可能会夺人天下再想到自己祖先建国时的经历，让君主们不寒而栗。在这样的背景下，宋朝建立了一套以御史台为中心的监察制度，委文人士大夫以重任，并为他们提供了相对宽松的谏言环境。2. 强化专制皇权的内在需求国家设置官僚的目的在理论上是为了让他们为君主服务，为天下苍生服务，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官员在口口声声报答君恩，不负苍生的宣誓下，却显然更愿意相互服务，虽然他们之间并非没有权力上的斗争和牵扯，但是倘若一旦整体的利益受到侵犯，即使这种侵犯来自君主，也往往遭到官僚集团的集体反对，因此对于君主而言，官僚集团这种自成派系的倾向是其挥之不去的梦魇，倘若官僚集团中恰恰又出现了足以左右舆论，深孚人望的强势者那情况就会变得更加的糟糕因此，代表最高权力的君主不得不持续长久地从事“反对官僚扩张其私人利益的斗争”3. 儒家意识形态的影响儒家思想战胜了诸子百家的理论，从汉朝开始，就成为统治全国的指导思想，时代愈是往前发展，统治者对他的依赖程度也愈大。为了统合帝国，维系王朝的需要，历代君主无不尊崇儒学，以儒学治天下。儒学中有大量的关于“忠”这一概念的阐释和强调，但是即使是“忠”这一概念也决非意味着对君主的绝对服从，对于士大夫官僚集团而言，“忠”不是一种“仅强加于他们自己的片面义务”。事实上，皇帝在接受臣下的尽忠之时，也负有分清忠臣和奸臣的义务，即所谓“亲贤臣，远小人”，“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同时，儒学通过将忠这一概念的道德化，将谏诤直言等行为定义为“忠”，君主对这一概念必须接受，承认做出如此行为的人是忠臣。在宋代，从皇帝到官僚都谙熟孔孟之道，因此要建立一套制度给与不同层级人都可以“尽忠”，即皇帝可以广纳谏，臣民能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宋朝的行政监察制度相对完善，并形成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严密监察网络，其行政监察制度的建立对现在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将研究宋朝行政监察制度的内容，分析其建立的原因并提炼出其对当今的借鉴之处 [关键字] 宋朝 行政监察 就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而言，宋朝是上承隋唐下启明清的一个封建朝代，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从此由繁荣的高峰逐步走向晚期的标志，由于宋朝是结束了数百年的大分裂而建立起来的一个封建专制政权，因此，改革政治，强化政权，是北宋政治史上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这种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反映在行政监督制度上，必然是皇帝对监督制度建设的高度重视。 一、宋朝行政监察制度的主要内容 1.中央的行政监察机构。 宋代的监察机关沿袭唐制，设御史台为国家最高监察机关，“掌纠察官邪，肃正纲纪大事则廷辩，小事则奏弹”。在官职设置上，御史大夫由于官高因此并不实授，通常只作为加官授予朝臣，用以表彰其功绩或勤勉，因而御史中丞便成为了御史台的最高长官，掌判台政。 御史台下分台院、殿院、察院。三院分置侍御史一人，殿中侍御史二人，监察御史六人。在分工上，侍御史在元丰改制前例兼知杂事的差任，以御史台副长官的身份，辅佐御史中丞处理台务。
中国服饰演变古今谈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我们的祖先告别了猿猴时代，披着兽皮与树叶，艰难地进入了文明时代，知道了遮身暖体，创造了最早的服饰文化。但是追求美是人的天性，服饰的作用又不仅仅在遮身暖体了，同时也有着美化的功能。中国古代的先民从服饰起源之始，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融于日常生活的服饰穿戴之中，构成了服饰文化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内涵，开创了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的先河。不同的历史阶段服饰的材料、功能等也会随之而改变。 从出土文物方面考察，服饰演化史的源头，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距今万年左右)遗址中，发现有1枚骨针和141件钻孔的石、骨、贝、牙装饰品。证实当时已能利用兽皮一类自然材料缝制简单的衣服。中华服饰文化史由此发端。 在纺织技术尚未发明之前，动物的毛皮是人们服装的主要材料。当时还没有绳、线，可能用动物韧带来缝制衣服。在山顶洞人的遗址及其它古墓里，曾发掘出大量的装饰物，其中有头饰、颈饰和腕饰等，材料有天然美石美石、兽齿鱼骨和海里的贝壳等，当时佩戴这些饰物，可能不仅是为了装饰，也许还包含着对渔猎胜利的纪念。 到了商代衣服材料主要是皮、革、丝、麻。由于纺织技术的进展，丝麻织物已占重要地位。商代人已能精细织造极薄的绸子，衣料用色厚重。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 从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 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 在服装方面最重要的变化，是深衣的广泛流行和胡服的出现。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促进了汉族宽衣博带、长裙长袍服装的改革。赵武灵王为了军队的战斗力，冲破阻力，下令全国穿游牧民族的短衣长裤，学习骑射，终于使赵国强盛起来。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服装改革，胡服从此盛行。伴随胡服也传来了带钩，它是用于结束革带的，由于它比革带的扎结方式更加便捷，因而很快就流行起来。 秦汉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 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 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持中国服饰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秦代服制，服色尚黑。 汉初，由于统治者采取了休养生息政策，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这样的太平盛世。农业和手工业得到了长足提高。当时民间手工业最普遍的就是纺织业。这一时期丝绸锦绣产量极多。汉代的纺织工艺也达到很高的水平。汉朝的衣服，主要的有袍、襜褕［直身的单衣］、襦［短衣］、裙。汉代因为织绣工业很发达，所以有钱人家就可以穿绫罗绸缎漂亮的衣服。一般人家穿的是短衣长裤，贫穷人家穿的是短褐［粗布做的短衣］。汉朝的妇女穿着有衣裙两件式，也有长袍，裙子的样式也多了，最有名的是“留仙裙”。 汉代创造的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使汉代人对人类生产能力持有乐观信心。在《中国美学思想史》中作者说到“汉人继承了道家美学的基本思想，又舍弃了它的消极出世思想，吸取了儒家某些合理观点，注意了自然规律与人的目的的统一性，坚信广大的外部世界存在着无限丰富多样的美，人们应当积极地去发现、占有，享受这种美。” 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人民错居杂处，政治、经济、文化风习相互渗透，形成大融合局面，服饰也因而改易发展。北方民族短衣打扮的袴褶渐成主流，不分贵贱、男女都可穿用。女子衣着“上俭下丰”。 东晋末至齐、梁间，衣着为襦裙套装，原始于汉代，晋代时具有了上衣短小、下裙宽大的特色。少数民族服饰受汉朝典章礼仪影响，穿起了汉族服装。 鲜卑族北魏朝于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后，魏孝文帝推行华化政策，改拓跋姓氏，率“群臣皆服汉魏衣冠”。原来鲜卑族穿着夹领小袖衣服，这次改革旧俗，史称“孝文改制”，使秦汉以来冠服旧制得以赓续，推动了中华服饰文化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服饰，大体上仍承袭秦汉旧制。南北朝各少数民族初建政权时，仍然按照本族的习俗穿着，后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也开始穿着汉族的服饰。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服装史的大变动时期，这个时候因为大量的胡人搬到中原来住，胡服便成了当时时髦的服装。紧身、圆领、开叉就是胡服的特点。 隋唐时期，中国由分裂而统一，由战乱而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衣式，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 隋唐时期最时兴的女子衣着是襦裙，襦裙是唐代妇女的主要服式。在隋代及初唐时期，妇女的短襦都用小袖，下着紧身长裙，裙腰高系，一般都在腰部以上，有的甚至系在腋下，并以丝带系扎，给人一种俏丽修长的感觉。中唐时期的襦裙的比初唐的较宽阔一些，其它无太大变化。隋唐女子好打扮。从宫廷传开的“半臂”，有对襟、套头、翻领或无领式样，袖长齐肘，身长及腰，以小带子当胸结住。因领口宽大，穿时袒露上胸。半臂历久不衰，后来男子也有穿着的。当时还流行长巾子，系用银花或金银粉绘花的薄纱罗制作，一端固定在半臂的胸带上，再披搭肩上，旋绕于手臂间，名曰披帛。 女装男性化是唐代社会开放的表现之一，妇女穿着男装是当时一种时尚。唐人善于融合西北少数民族和天竺、波斯等外来文化，唐贞观至开元年间十分流行胡服新装。 宋代基本保留了汉民族服饰的风格，辽、西夏、金及元代的服饰则分别具有契丹、党项、女真及蒙古民族的特点。各民族服饰再度交流与融合. 宋代服饰大致有官服、便服、遗老服等三式。宋代官服面料以罗为主，政府因五代旧制，每年要赠送亲贵大臣锦缎袍料，分七等不同花色。官服服色沿袭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官服服式大致近于晚唐的大袖长袍，宋代的服装，其服色、服式多承袭唐代，只是与传统的溶合做得更好、更自然，给人的感觉是恢复中国的风格。 宋朝时侯的服饰宋朝的男装大体上沿袭唐代样式，一般百姓多穿交领或圆领的长袍，衣服是黑白两种颜色。女装是上身穿窄袖短衣，下身穿长裙，通常在上衣外面再穿一件对襟的长袖小褙子，很像现在的背心，褙子的领口和前襟，都绣上漂亮的花边。 辽、西夏、金、元分别为中国古代契丹、党项、女真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服饰反映了在与汉民族进行长期文化交流中，各自发扬民族传统的发展轨迹。党项族妇女多着翻领胡服，领间刺绣精美。契丹、女真族一般穿窄袖圆领齐膝外衣，足下着长统靴，宜于马上作战射猎;妇女穿窄袖交领袍衫，长齐足背，都是左衽［从左向右扣］，正与汉人相反，所习惯穿用的钓墩传到内地曾广为流行。辽金政权考虑到与汉族杂处共存的现实，都曾设“南官”制度，以汉族治境内汉人，对汉族官员采用唐宋官服旧制。契丹、女真男服因便于行动，也为汉人采用。 明代以汉族传统服装为主体，清代则以满族服装为大流。而两代上下层社会的服饰均有明显等级。上层社会的官服是权力的象征，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自唐宋以降，龙袍和黄色就为王室所专用。百官公服自南北朝以来紫色为贵。 明代普通百姓的服装或长、或短、或衫、或裙，基本上承袭了旧传统，且品种十分丰富。服饰用色方面，平民妻女只能衣紫、绿、桃红等色，以免与官服正色相混;劳动大众只许用褐色。清王朝时，以暴力手段推行剃发易服，按满族习俗统一男子服饰。顺治九年（1652），钦定《服色肩舆条例》颁行，从此废除了浓厚汉民族色彩的冠冕衣裳。明代男子一律蓄发挽髻，着宽松衣，穿长统袜、浅面鞋;清时则剃发留辫，辫垂脑后，穿瘦削的马蹄袖箭衣、紧袜、深统靴。但官民服饰依律泾渭分明。 清代官服主要品种为长袍马褂。马褂为加于袍的外褂，因起源于骑马短衣而得名，特点是前后开衩、当胸钉石青补子一方(亲王、郡王用圆补)。补子的鸟兽纹样和等级顺序与明朝大同小异。丝纺绣染及各种手工专业的进步，为清代服饰品种的丰富创造了条件。 中国古代服饰文化是璀璨华美，丰富多彩的。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贯穿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历史。从服饰的演变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和文化审美意识的演变。无论是商的“威严庄重”，周的“秩序井然”，战国的“清新”，汉的“凝重”，还是六朝的“清瘦”，唐的“丰满华丽”，宋的“理性美”，元的“粗壮豪放”，明的“敦厚繁丽”，清的“纤巧”，无不体现出中国古人的审美倾向和思想内涵。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逐步使我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同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也日趋扩大，衣冠服饰随之而发生变化。妇女发饰，随着社会风气的转变而不断变化。男子的服装主要有长袍、马褂、等等。其中长袍、马褂，为《服制》中规定的服饰，一般用于交际。妇女服饰中最大的特点，是普遍穿着旗袍。旗袍本是满族妇女喜爱的服装，旗袍源于满族妇女服饰中的旗装。满族旗袍主要特点为宽大、平直，衣长及足，材料多用绸缎，衣上绣满花纹，领、衣、襟、裾都滚有宽阔的花边。穿旗装时，梳旗髻、穿旗鞋。 民国初年女装在这一时期上衣下裙最为流行，上衣有衫、袄、背心、，样式有对襟、琵琶襟、一字襟、大襟、直襟、斜襟等变化，领、袖、襟、摆多镶滚花边或刺绣纹样，衣摆有方有圆、宽瘦长短的变化也较多。二十年代，旗袍开始普及。其样式与清末旗装没有多少差别。但不久，袖口逐渐缩小，滚边也不如从前那样宽阔。至二十年代末，因受欧美服装的影响，旗袍的样式也有了明显的改变，如有的缩短长度、有的收紧腰身等等。到了三十年代初，旗袍已经盛行。当时的样式变化主要集中在领、袖及长度等方面。先流行高领，领子越高越时髦，即使在盛夏，薄如蝉翼的旗袍也必配上高耸及耳的硬领。渐而又流行低领，领子越低越“摩登”，当低到实在无法再低的时候，干脆就穿起没有领子的旗袍。袖子的变化也是如此，时儿流行长的，长过手腕 ；时儿流行短的，短至露肘。 民国男子服饰主要有马褂和长衫。用作礼服的马褂、长衫，其款式、质料、颜色及尺寸等都有一定的各式。如马褂，一般都用黑色丝麻棉毛制品为之，对襟窄袖，下长至腹，前襟钉钮扣五粒。长衫则用蓝色，其形制为大襟右衽，长至踝上二寸，袖长与马褂并齐。在下摆左右两侧开衩。用作便服的马褂、长衫，颜色可以不拘。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20世纪的中国服饰，旗袍、长衫、中山装、学生装、儿童装、西服、礼帽、遮阳帽、丝袜、高跟鞋、工农服、列宁服、布拉吉、军便服、夹克衫、喇叭裤、迷你裙、比基尼、职业装、朋克装、T恤衫等等，种种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服饰见证了时代的变迁。被视为中国典型服饰的旗袍，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风行起来的，这种脱胎于清代满族女服的服装样式，在吸收了汉族女服工艺特点和西方女子服饰时尚的基础上演变，已经成为当今国际时装界不容忽视的时尚元素，被看作是中国服装民族交融和中西合璧的样板。 服装的进化史如同一部人民的解放史。解放肢体的束缚的同时，解放的还有心灵和思想。这种从完全封建到与外界少了很多隔阂的过程使中国的服饰文化走上了国际的潮流，充分展现了个性自由的窗口。这也是生活方式趋向国际化的表现之一。西方列强打开中国的“大门”中国经历了“洋务运动”，“辛亥革命”，直到新中国建立，改革开放，中国的服饰一直在探索的道路上前进，由封建到开放，一直走向成熟。 在今天，我们的服饰早已冲破了束缚，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个性和自我的着装风格充斥着服装店，服装的浪潮已不再是由人为因素所能摆布和控制的了，我们的服装开始体现人性化、社会化的特点。 中国与国际的关系越密切，隔阂越少，服饰便越是国际化，甚至趋同于国际化了。但可喜的是，中国并非一味的向国际发展，而是将中国元素融入服饰的设计中，使中国服饰在国际上独树一帜并保留着中华民族的服饰独特魅力。
尼玛，你这问题要坑死我啊!
旗袍当然不能代表中国，旗袍是满清服饰，而满清入主中原是侵略。就像日本侵华，所以我们不能把和服当成中国服饰，跟不把旗袍马褂当成华夏衣冠是一样的道理。汉服是汉民族的传统服饰，跟满服有同等地位。是从三皇五帝时期到明末清初汉民族所穿的服装。特点主要是：交领、右衽、束腰、系带。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人类社会经过蒙昧、野蛮到文明时代，缓缓地行进了几十万年。我们的祖先在与猿猴相揖别以后，批着兽皮与树叶，在风雨中徘徊了难以计数的岁月，终于艰难地跨进了文明时代的门槛，懂得了遮身暖体，创造出一个物质文明。然而，追求美是人的天性，衣冠于人，如金装在佛，其作用不仅在遮身暖体，更具有美化的功能。几乎是从服饰起源的那天起，人们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沉淀于服饰之中，构筑成了服饰文化精神文明内涵。中华服饰从最初形制“衣裳”到清末，虽然随着历史的沿革朝代的变迁，少数民族文化的浸入，服饰的具体内容有所变化，从春秋战国的曲裙深衣，魏晋时代的大袖袍衫，唐代的圆领窄袖袍，一直到宋代人的圆领大袖袍和清代的马褂长袍……总的形态体现了宽大的特点，与表现人的形体相去甚远。一些颇有见地的西方服饰大师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传统服装明显流露出“温顺”的精神。换句话，就是缺乏个性。从中国文化看，要在中国产生出这样个性鲜明，特别能显示男性色彩的领带，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的。从文化的角度看，领带只能从外国传入。 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服饰的文化史观总是鲜明地体现了时代的特点、民族的特色，总是充分地浸透了文化的主体特征。只有当一个民族从心理上开始思索反对旧的传统时，包括服饰在内的外在文化层面也随之改换面目，从而鲜明地反映出新的文化观念。 在近代中国，帝国主义列强打开中国的大门，许多有识之士走出国门，寻求国家发展之路，他们回国时，也带回了西方文化。从此伴随着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国人的政治、思想文化观念也得到了改变，在服饰方面也开始向传统挑战，出现了西装革履、礼、帽、领带，短装长裙等等。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和经济的贫穷，加上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中国西装、中国领带一直步履艰难，形不成气候。在西方文化影响下，中国人接受了中山装。这种服装具有近代西式男子服装的特点，它省去了个性鲜明的领带，体现着中国传统服饰的观念，服装的四个口袋象征“国之四维”，五个扣子表示“五权分立”，袖子的三粒扣表示“三民主义”，中山装与西服领带相比，透露出中国人含蓄、端庄、文雅的一面，又显示出封闭、保守的另一面，这一着装一直影响到本世纪8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