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期的男性中心的社会里，有关描写女性的体裁早已存在。 不过，直到唐代，人们始有意识地创作小说，从当时的创作群来看， 全是男性作家。而创作的形象最多的是女性，这就为“男性目光中的 女 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文本。另外，传奇中的爱情故事，是人类 主体意识复苏的表达，研究它，可以体现唐代妇女角色的定型和社会 地位，对文化学和女性学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本文从唐传奇对女性形象的重塑入手，探讨男性作家在传奇 中塑造的女性多是妓女贱妇之心理根源和社会影响。其原因既有唐代 宽松的社会环境对女性意识重视的冲击，又有男人潜在心理的作用， 因此传奇中的女性在渗入生活的气息后，显出生气勃勃、自在轻松的 气象。传奇通过对女性形象的重塑，实现了女性在小说表达中的模式 定型，对后代的戏剧和我国男女两性关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从第二部分开始，文章着重分析女性个体、群体、生活环境等方 面在传奇的表达，试图剥离作者加于女人的心理幻想，力图还原她们 应有的个性、自由和思想，其方法是突出妇女的生命体验和生存乐趣.我尽力了，谢谢
作为中国古代短篇文言小说成熟的标志，唐传奇与唐诗一道，作为唐代两造文学之高峰而并立。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到：“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为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为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 唐传奇的故事取材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故事结构完整逻辑性强，人物形象塑造极富笔力，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自宋以后，传奇体就成为历代文言短篇小说的主要形式，元明杂剧、明清传奇小说以及戏曲文学都从唐传奇中有所取材。人物形象塑造之成功，是唐传奇得以流传千年、广为传颂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古至今，文人学者对唐传奇中的女性形象往往倾注更多心血去研究整理，而男性形象作为唐传奇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今正越来越多地受到广大研究者的关注，例如王枝忠的《唐传奇中的男主角》，沈菲的《唐传奇“寒士”形象探源》，林明华的《唐传奇表现的士人心态》，王卫的《唐婚恋传奇中的男性形象研究》等等。这些作品都无一例外地从不同角度挖掘唐传奇中男性形象的人格类型、个性特点以及群体特征，从而为更多后辈提供多角度思考分析的有力范本，嘉惠学术良多。本文中，笔者参详前贤时彦的精彩论述，通过对唐传奇中书生形象的分析与归纳，进一步探讨唐传奇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重要意义及其历史影响。一、淡漠功名，看破红尘 文人士子是中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大多怀有治国平天下的胸怀抱负，期望通过科举考试的选拔来改变命运，封妻荫子，青史留名。但世事多艰，官场险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在跌宕起伏的仕途中苦苦跋涉，能够常保富贵而善终者少之又少，因而唐传奇中有一些颇具悟性的文人能够在入世理想破灭之后勘破功名利禄，出尘世外。 例如《枕中记》中以富贵梦想为追求而功名不就的穷困书生卢生，在与旅途中偶遇的道士吕翁感叹郁不得志之后，倚着吕翁的一个瓷枕头沉沉睡去，在梦乡中娶妻升官，子孙满堂而富贵非常，八十岁久病不治而断气之时，卢生一惊而起，看到身旁一切如故，店主所蒸的黄粱米饭还没有煮熟，由此了悟，自言“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知之矣。”于是向吕翁连连磕头拜谢后离去。与此相似的是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书中讲游侠淳于棼一日在宅南大古槐下与友人豪饮而醉，睡梦中应邀来到槐安国拜见国王并被招为驸马，官拜南柯郡太守，政绩卓著，备受宠任；好景不长，淳于棼大败于檀萝国军，公主病死，身遭猜忌，国王“夺生侍卫，禁生游从”，淳于生郁郁不乐，国王遣他暂归本里。还归家门而梦醒，见二位友人尚在身旁，夕阳犹未西落，于是与友探寻槐下蚁穴，洞中积土均是城郭状貌，与梦中所见一一相符，淳于生“感南柯之浮虚，悟人世之倏忽，遂栖心道门，绝弃酒色。”二、博取功名，挫中奋进 文人士子经世济国之理想，抚平天下之豪情与儒家学说密不可分，加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令，历代帝王拜祭孔庙的举措，让儒家思想学说、孔子文化符号传承千载而不息，流播四海而勃兴。虽说中晚唐时期政局不稳、民生困苦，道家学说对社会思潮影响深远，劳苦大众在无常世事中多有浮生若梦之叹，但在出将入相的社会主流思潮影响下，对于求生渠道狭窄、以科举功名立身的广大书生而言，更多的士子还是立意科举，在坎坷的求索之路中锐意进取，博得功名，以此改变命运，彰显人生价值。 例如《陈季卿》中的主人公江南人陈季卿，离家十年参加科举，立志考不中进士不进家门，因屡屡不中只得滞留京城。他非常思念家乡，“自谓泛于河，游于洛，泳于淮，济于江，达于家，亦不悔无成而归。”虽然中途归家，但又因考期将近，强忍不舍离开了妻子兄弟。 又如《焦封》中，焦封丧妻后，续娶得“簪缨家女”，这位高门大姓家的女子容色殊丽，温柔缱绻，夫妇二人过着神仙般的日子，本应心满意足的焦封，“不出经月余，忽突引而话曰：’我本读书人，当为名宦，今日名与宦未称心，而沉迷酒色，月余不出，非丈夫也。’”于是离开了出身高门貌美如花的妻子外出求取功名了。可见功名思想还是战胜了门阀观念，凡俗士子依然逃不脱功名利禄的引诱抑或说束缚。正如杜甫所说“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不仅仅是杜甫的目标，也道出了广大读书人的心声。 另外还有一些书生，对科举考试本身的执着追求令人咋舌，如《冯藻》中的主人公冯藻，已有官职不必奋斗，他却醉心科举，考试不止，已参加了25次考试，不顾家人朋友的劝阻，他说“譬如一生无成，更誓五举”，将功名以外的一切都抛诸脑后。唐代确有这样一群读书人，将科举功名看得比做官重要，他们认为只有官位而无功名乃人生憾事，终不为美，在功名与物质利益之间，他们选择了建功树名。三、失意堕落，嘲蔑权贵 毕竟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能在科举之路上实现人生价值，在社会发展层面相对狭窄的时代，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可能很难完全理解落第士人的苦闷。这种苦闷不仅是精神上的，更反映在困苦生活的折磨之中。一生致力于科举而不成，他们很难再去从事其他行业，也不愿意再某生路，因此科场失意、四处行乞，饥寒交迫、虚度残生的状况在唐代士人中并不少见。 例如《孙定》中所描写的那样：“晚年丧志，放意酒杯。景福二年，下第游享，西出远门醉中走笔寄储诗曰：’行行血泪洒尘襟，事遂东流渭水深。愁跨蹇驴风尚紧，静投孤店日初沉。一枝犹挂在堂梦，千里空驰此巷心。明日悲歌又前去，满城烟树噪春离。’”从中我们不难读出落第文人孙定悲伤痛苦的心酸。 另外，困境往往能磨练人的心性，不少意志不坚的人为了摆脱困厄之境，不惜作出损人利己之事，行为卑劣，为人不齿。如李秀才（《李秀才》）偷窃他人文章，将他人亲戚说成自己的亲戚，即使被人揭穿依然面不改色，恬不知耻，无赖嘴脸暴露无遗。 刚正不阿、恃才傲物是读书人常有的个性，他们才华出众，自信满满，自恃可以凭借才华能力建立功勋，甚至留名青史。因此在顺境中不少读书人刚直不屈的品性光耀史册，为人传颂；而一旦身陷困境，怀才不遇，他们对自身遭际的愤懑往往与暗黑的社会现实形成共鸣进而讽刺挖苦、嘲蔑权贵，在讥讽怒骂中寻求心理平衡。如杨炯：“词学优长，恃才简倨，不容于时，每见朝官，目为麒麟控许怨，人问其故，扬曰：今哺药假弄麒麟者，刻画头角，修饰皮毛，覆之驴上，巡场而走，及脱皮褐，还是驴焉，无德而衣紫衣，与驴覆麒麟皮何别矣”（《杨炯》）再如萧颖士：“恃才傲物，覆无以比，常自携一壶，遂胜郊野，偶憩于逆旅，独酌独吟，会雨风暴至，有紫衣父老，领一小童避雨如此，颖见其散冗，颇肆陵侮（吏部黄尚书）。”四、超拔勇毅，儒侠风采 一场安史之乱结束了初盛唐的强盛国势，朋党之争、藩镇割据又加速了李唐王朝衰落的步伐。社会动荡，世风日下，当穷苦百姓深陷战乱之泥沼难以脱身，人们对充满正义感而又能力超拔的游侠充满了期待。唐传奇则成为了人们寄托这种期待的平台，富有才情而又来源于社会中下层的唐传奇作者们塑造了一个又一个以除暴安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己任的侠士，在满足市井人民殷切期望的同时，也促成了唐传奇的广泛流播。 这些侠客形象丰富多彩，并不是每一位侠客都有一身过人的武艺，那些以书生形象示人、却也从不缺乏正气豪情的侠客，我们可以称之为“儒侠”。如《柳毅传》中的柳毅，虽为一介儒生却正义满怀，孤身下海为境遇悲惨的龙女传书送信，又不畏钱塘君之强暴拒绝婚事，历经周折，终与龙女成婚，有情人终成眷属。当他听闻龙女的哭诉，毅然表示：“闻子之说，气血俱动，恨无毛羽，不能奋飞。是何可否之谓乎？”足见其侠肝义胆。而洞庭君与钱塘君的表述也都从侧面烘托出柳毅正直高洁的品性：“公，乃陌上人也，而能急之”、“赖明君子信义昭彰，致达远冤。”再如著名的传奇故事《柳氏传》中的许俊，在一次宴会中察觉了韩翊的失魂落魄，追问之下得知了韩翊之妻柳氏被有功番将沙咤利强纳为妾之事，于是生性豪侠的许俊驱马来到沙咤利处，设计救出柳氏带给韩翊，并说“幸不辱使命”。后经侯希逸上书，唐肃宗下旨，一对有情人终于团聚。这篇故事以“章台柳”一段为世盛传，而我们也不应忽视对故事转折起到了重要作用许俊，“犯关排闼”、“劫”柳归韩，豪侠之行令人激赏，正如故事结尾处作者的评价一般：“许俊，慕感激而不达者也。”“许俊以才举，则曹柯、渑池之功可建。”五、家富万贯，浪子放逐 唐传奇中塑造了不少浪子形象，他们大多家底较为殷实，热衷游荡玩乐。《唐国史补·因话录》中记载：“长安风气，自贞元侈于游宴，其后或侈于书法图画，或侈于博弈，或侈于卜祝，或侈于服食。”有一些不务正业的子弟，在游玩中获得奇遇，如《崔炜》的主人公崔炜，因行善而遇仙，历经种种奇妙境遇，“散金破产，栖心道门”，不知所终。又如《续玄怪录》中的杜子春：“少落魄，不事家产，然以心气闲纵，嗜酒邪游。”再如《东城父老传》中的贾昌人称之“神鸡童”，时谚“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靠斗鸡发家致富，见宠圣上。唐传奇的作家们在活色生香的描写中倾注了对浪子行为的激赏之情，但后世人也能够从客观的角度体察其中隐含的批判精神和揭露意识。六、风流俊朗，负心薄幸 婚恋题材在唐传奇中占有很大比重，研究唐婚恋传奇的专家学者也以原典为基础做出了很多有益研究，如果将婚恋传奇中的男性形象草率地贴上“才子”、“负心汉”等标签，显然有失公允。而我们可以根据这些男性形象对爱情的态度，大致上分为两类：钟情型男子和薄情型男子。 一些混迹青楼的风流举子、自负才华的年轻士人，在青年时代任性放荡的生活中不免玩弄女性，垂涎美色，但他们并没有足够强烈的责任心来面对一时的爱意，对爱情不能一以贯之，负心薄幸的行为伤害了他们身边的女子，也遭到了读者的唾弃与诟病。 最典型的例子当属广为人知的张生（《莺莺传》），对崔莺莺不仅始乱终弃，最后还将莺莺寄给他的书信公布于众，并将自己科场不如意的罪责归咎于莺莺。对他行为的评定，古往今来众说不一，有人批判他虚伪懦弱的卑劣行径，也有人认为在爱情与功名不能兼顾的时代他的选择是无可奈何的。当然在唐代社会的时代大背景下这种有情人劳燕分飞的结果有时难以避免，但张生公布信件、归罪莺莺甚至诟骂莺莺是“妖孽”为自己的失败找借口等行为确实卑劣不堪，这是张生人格品质上的严重缺憾。 又如《云溪友议·薛媛》中的南楚材，为攀得高门而停妻再娶，还蒙妻子说自己游访山川求仙问道去了，幸好聪慧善良的妻子薛媛能诗善画，以一幅自画像和四首深情款款的情诗挽回了负心人南楚材的心。这个故事虽然以喜剧结尾，但故事发展中南楚材的负心薄幸实在为人不齿。 另外像《霍小玉传》的李益，《河东记》中的卢佩，《玄怪录》中得崔生，《云溪友议·慎氏》中的严灌夫等，都是这一类型男性形象的典型代表。相关作品还有《异闻集·庐江冯媪》、《潇湘录·焦封》、《华州参军》等等。七、心如磐石，忠于爱情 在貌美多情的温柔女子形象下，男子形象的光彩稍显暗淡了，仔细阅读文本我们可以看到，与薄情男子相对，心如磐石、忠于爱情的男性形象毫不逊色，有一些甚至令人敬佩，引人深思。例如《无双传》中的王仙客，为娶钟情的表妹刘无双历尽艰辛，毫不退缩，最终结为夫妇，幸福美满；《离魂记》中的王宙是一位至诚君子，钟情倩娘，与之灵魂成婚并生儿育女，终与倩娘归家，合家团圆；《任氏传》中的郑六，明知任氏是狐妖而未加嫌弃，爱之如一；《灵怪集》中的郭翰，一心爱恋织女，娶之不得便思之成疾，未尝忘记；《传奇》中的下第秀才裴航，为求得聘物玉杵不辞千辛万苦，最终怀抱佳人，双双成仙；《本事诗》中的崔护，以真情呼唤因思念他而逝去的女子，使她起死回生，终成眷属；还有前文提到的《柳氏传》，男主人公韩翊是一位忠情士子，历尽苦辛终与爱人柳氏团圆。 此外还有一些作品我们可以参考：《李章武》、《河间男子》、《广异记·张果女》、《窦玉》、《张云容》等等。这些作品中的男主人公，与那些风流俊朗而负心薄幸的男性一样都是俊逸有才的书生，也都以渴望真挚爱情开始走上恋爱之路，并在爱恋过程中遭遇种种磨难挫折，但不同的是，他们的美德洁行、笃定意志，帮助他们在磨砺中勇敢地战胜客观障碍，在世俗礼法与知心爱人之间选择了后者，坚守爱情，最终获得了人生的幸福美满，也得到了后人的褒扬。 唐传奇成功塑造的这些男性形象，与那些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交互辉映，体现了唐传奇“始有意为小说”的重要特色，透过这些男性形象及其活动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唐代宏丽阔大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生活的日常图景。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此类文字，当时或为丛集，大率篇幅漫长，记叙委曲……然而后来流派，乃亦不昌，或者模拟而已，唯元明人多本其事，作杂剧或传奇，而影响遂及于曲。”从中我们自然可以窥见男性形象的广泛影响。参考文献 1.《太平广记》宋·李昉 2.《唐国史补·因话录》李肇，赵璘 3.《柳毅传》唐·李朝威 4.《柳氏传》唐·许尧佐 5.《北大授课·中华文化四十七讲》余秋雨 6.《中国俗文学史》郑振铎 7.《中国小说史略》鲁迅 8.《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杨义 9.《中国侠文化·积淀与承传》韩云波 10.《唐传奇中的男性形象》李利军. 11.《唐传奇中的男性形象分析》冯达. 2010.第23期 12.《唐婚恋传奇中的男性形象研究》王卫 13.《唐传奇中的男主角》王枝忠 14.《唐传奇“寒士”形象探源》沈菲 15.《唐传奇表现的士人心态》林明华期待你的加入： 加入
（一）唐传奇发展初期。唐传奇的发展与唐诗不同步，诗歌方面所说的初、盛时期，在传奇方面都属于初期，也就是从志怪体向传奇体转变而尚未充分成熟的时期。 在初唐，有些小说还完全停留在志怪的范围，如高宗朝唐临的《冥报记》和郎馀令的《冥报拾遗》就是；也有些虽仍属志怪，但已稍有些新的迹象，如《梁四公记》（作者题燕国公张说，一作梁载言），述四个奇人在梁武帝面前占卜射覆，谈殊方异物及与僧人论难等活动，文中用类似汉赋的问答辅陈的结构把许多琐碎材料串缀起来，构成较大的篇制。 作于高宗调露初年的《游仙窟》，是一篇颇为特殊的初唐小说。作者张鷟，字文成，调露初进士，武则天时任御史，卒于开元中，当时有为人“傥荡无检”和为文“浮艳少理致”（《新唐书》本传）的名声。此文以第一人称自述于奉使河源途中，投宿“仙窟”，与神女十娘邂逅交结的故事。全文以骈文写成，又穿插了大量主客对答的五言诗，表现男女间的调笑戏谑，颇有色情倾向。对这一作品，现在有主张是传奇的，有认为是变文的，但实际上它的样式与两者都有相当大的差别。应该注意到，类似《游仙窟》的内容，在杂赋里早就出现过，如蔡邕《青衣赋》就曾描写作者与一“青衣”邂逅相遇并欢会一宵的故事，及次晨别后作者对她的思念。六朝时又有《庞郎赋》那样的俗常�扔泄适虑榻冢�质擎槲暮臀逖允�郁鄣摹6�螅�盅荼湮�搿队蜗煽摺芳�湎嗨频亩鼗汀断屡�虼省纺茄�墓适赂场！队蜗煽摺匪�栊吹哪谌莺玩槔龈⊙薜奈淖旨捌湓佑梦逖允�慕峁梗�枷允玖怂�朐痈场⑺赘车某薪庸叵担�梢运凳羌獭读核墓�恰芬院螅ɑ虼笾峦�保┬∷盗煊蚰谟忠淮涡碌某⑹浴U馄�∷翟诘笔焙芰餍校�⒋�寥毡荆��蕴拼��娴脑杏�纬捎κ瞧鸬酵撇ㄖ�降淖饔玫摹? 如今所见最早可归之于“传奇”的唐人小说，是《古镜记》和《补江总白猿传》。 《古镜记》旧题王度（文中子王通之弟）撰，文字亦以王度自述的口吻写成，然《崇文总目》却著录为王通之孙王勔所撰，今人多信从前一说。其实，假托人物以虚构故事的写作方法盛行于辞赋，这种情况常易引起后人对作者的误会。如傅毅《舞赋》假托宋玉与楚襄王的问答，《古文苑》因而误题为宋玉的作品。从唐人传奇每不题撰者名的情况看，此作假托王度而遂误为王度撰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此文记一古镜制服妖精等灵异事迹，它以许多小故事串联而成的特点与《梁四公记》相似。但它始终以古镜为中心，故事性较强，不像《梁四公记》那么琐杂；结构上，以王度的叙述为主线，又穿插其家奴的叙述，其弟王绩的叙述，也远比《梁四公记》复杂而完整；它的描写也较具体生动，文辞华美，这些都显示出明显的进步。汪辟疆称之为“上承六朝志怪之余风，下开有唐藻丽之新体”（《唐人小说》），洵为确论。 《补江总白猿传》的作者已不可考。此文写梁将欧阳纥携妻南征，途中妻为猿精所盗。欧阳纥经一番历险，才终于在其他被窃去的妇女帮助下杀死猿精，救出妻子。而后其妻生一子（指欧阳询），貌似猿猴而聪敏绝伦。后欧阳纥被杀，江总收养此子，“及长，果文学善书，知名于时”。文中猿精预言其子“将逢圣帝，必大其宗”，故其写作年代当在欧阳氏尚贵盛时，即询子通于武后天授初被诛之前。又这篇小说向来被认为是“唐人以谤欧阳询者”（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其实也很可能是俳谐之作而并非有意诽谤。 从艺术技巧上看，此文较《古镜记》更加成熟。作者先以部人告诫“地有神，善窃少女”来渲染气氛，而后以纥妻于戒备森严的密室中突然失踪而“关扃如故”来制造悬念。欧阳纥初探巢穴时，仍不知盗其妻者是何“神物”，直到他二度入山，白猿中计被绑后才说明是头“大白猿”，而后又通过诸被盗妇女的叙述进一步描绘他的形象。全文描写生动，曲折有致，布局严谨。尤其重要的是，这篇小说是以史家人物传记的格式来撰写志怪类故事，这对唐传奇基本体制的形成具有开创性意义。 大历末年陈玄佑所作《离魂记》也值得注意。小说写倩娘与表兄王宙相爱，父亲却将她许配他人，倩娘的生魂于是随王宙逃遁，身体则卧病闺中，后倩娘回家探亲时，二者重合为一。这篇小说脱胎于南朝《幽明录》中的《石氏女》，篇幅约长出一倍，虽仍属于短小之作，但突出了对爱情主题的渲染描绘，文辞也很优美，作为过渡性的作品，它预示着以后大量优秀爱情小说的兴起。 另外，在这一时期产生的小说集，如牛肃《纪闻》、张荐《灵怪集》、戴孚《广异记》，都带有过渡的色彩。这些书多记神鬼怪异之事，但其中有些作品叙述详赡、篇幅曼衍、讲究文采，已非六朝志怪旧貌。而且在《纪闻》中，如《裴伷先》、《吴保安》、《苏无名》等篇，以史传笔法详尽曲折地描写了当时一些行事卓绝特出的人物，无诡异之事而叙述浓至，开辟了以传奇样式撰写人世故事的新境界。 （二）唐传奇发展盛期。自德宗建中年始，随着传奇样式的成熟，传奇创作进入了它的兴盛时期。在这一时期，许多著名的文人投入了小说创作，因而显著地提高了它的艺术性； 元稹、白居易、白行简、陈鸿、李绅等人以歌行与传奇相互配合（如白居易的《长恨歌》和陈鸿的《长恨歌传》，白行简《李娃传》和元稹的《李娃行》），也刺激了传奇的兴旺；还出现了像李公佐、沈亚之那样坚持长期写作传奇、在文学史上专以小说著名的文人。以题材而言，这一时期的作品中，讽世小说和爱情小说（包括神异性和人世性的）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尤其后者，可以说代表了唐传奇的最高成就。 唐传奇盛期首先崛起的作家是沈既济（约750—797），德清（今属浙江）人，曾任左拾遗、史馆修撰，官至礼部员外郎，史称其“经学该明”（《新唐书》本传）、“史笔尤工”（《旧唐书》本传）。史书撰有《建中实录》，传奇撰有《枕中记》和《任氏传》。《枕中记》是一篇讽世小说，所写即著名的“黄粱美梦”故事：热衷功名的卢生，在邯郸旅舍借道士吕翁的青瓷枕入睡，在梦中实现了他娶高门女、登进士第、出将入相、子孙满堂等等一切理想。一旦梦中惊醒，身旁的黄粱饭犹未蒸熟。于是他顿时大彻大悟，稽首再拜吕翁而去。 以讽世小说著称的作家又有李公佐，字颛蒙，陇西（今属甘肃）人，元和中曾任江西从事。他撰有传奇四篇：《南柯太守传》、《庐江冯媪传》、《谢小娥传》、《古岳渎经》。其中《南柯太守传》命意与《枕中记》略同，述游侠之士淳于棼醉后被邀入“槐安国”，招为驸马，出任南柯郡太守，守郡二十年，境内大治。孰料祸福相倚，先是与邻国交战失利，继而公主又罹疾而终，遂遭国王疑惮，被遣返故乡。这时他突从梦中醒来，方知前之荣耀蹉跌悉是醉后一梦，而所谓“槐安国”者，实乃庭中大槐树穴中的一个大蚁巢而已。 上述两篇小说，虽带有某种奇异色彩，但中心完全是现实的人生思考，而不是为了传述异闻。它们明显地反映出由于时代的变化和佛道的思想影响，中唐文人那种沮丧迷惘的心理和逃离现实的愿望，因而初盛唐人热情追求的功名事业，在这里被描绘成一场大梦。《枕中记》写卢生梦醒之后说： “夫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尽知之矣。” 《南柯太守传》也记淳于棼梦醒之后，“感南柯之浮虚，悟人世之倏忽，遂栖心道门，绝弃酒色。”这些与中唐诗歌有一致之处。由于作者对功名事业取否定的态度，因而也写出了士人沉迷于利禄、官场中勾心斗角以及世态炎凉的情形，具有较强的讽刺意义。 在艺术上，两篇小说均有结构谨严、描摹生动之长。不过《枕中记》偏向于史家的简洁文笔，《南柯太守传》则更为小说化了，其情节之丰富、细节之详赡，都胜于前者。作者把梦中的一切情景尽可能写得真切别致、饶有趣味，有力地反衬出现实人生与梦幻无异的主题；小说中安排淳于棼之友周弁、田子华于梦中出现，又写淳于棼醒后掘开蚁穴，所见泥士推积的形状与前梦所历城廓山川一一相符，更进一步渲染了幻中有实、似梦非梦的氛围，其手段是很高明的。 在爱情题材方面，沈既济的《任氏传》也标志了唐传奇进入盛期的显著特点。文中写贫穷落拓、托身于妻族韦崟的郑六，邂逅自称“伶伦”而实为狐精的任氏，娶为外室。韦崟闻知任氏绝色，依仗富贵去调戏她，甚至施以暴力，而任氏终不屈服。韦崟为之感动，从此二人结为不拘形迹的朋友。 后郑六携任氏往外县就一武官之职，途中任氏被猎犬咬死。郑六涕泣葬之，“追思前事，唯衣不自制，与人颇异焉。”全文层次井然，叙事精工，对任氏的形象刻画尤其出色。《任氏传》不同于初期传奇特征有三：其一，小说更充分地使用人物传记的形式，使主要人物任氏始终处于中心地位；其二，以往小说中的神怪形象，作者所强调的是其诡异的一面，而在本篇中，任氏的形象更偏重于人性的一面；其三，以往的小说中，妖精作为仙佛的反面，大多以残害人类的面目出现，任氏却一反往常，率先以一个坚贞刚强、聪明可爱的狐精形象出现在文学创作中。总之，神怪题材在这篇小说中进一步向富有人情味、更接近现实生活的方向发展了。此后，李景亮所作的《李章武传》也有类似特点。作品写士人李章武与倡女王氏相爱，别后八、九年，李章武再度来寻访，王氏已因思念过度而亡，临终托人转告章武留宿一夜，是夜人鬼欢会，至晨恋恋不舍地吟诗酬唱而别，情景很感人。 《柳毅传》则是一篇既有奇异的情节、浓厚的神话色彩，又能刻画出鲜明的人物形象的传奇作品。作者李朝威，生平不详，其创作年代也难以确定，大抵是元和年内。故事是在戴孚《广异记·三山》的基础上增加爱情内容衍饰而成，但不仅是情节改造得更曲折，人物性格也完全改观。小说中的传书人柳毅，是个落第返乡的举子，他为在泾川牧羊的龙女传书，纯出义愤。当钱塘君将龙女救归洞庭，以威临之，欲将龙女嫁他时，他不屈于威武，严辞峻拒，表现出坚毅的品格。洞庭龙女初以父母之命远嫁泾河小龙，受到厌弃虐待，通过亲身经历，她转而追求爱情，抗拒父母“欲配嫁于濯锦小儿”之命，“心誓难移”，终于获得了幸福。龙女的叔父钱塘君，更是一个作者倾注了心力的具有叛逆者气质的英雄人物，一出场，作者就给他安排了“千雷成霆，激绕其身；霰雪雨雹，一时皆下”的惊天动地的场面。他敢于置上帝之命不顾，掣断金锁玉柱，飞赴泾川；他能无视传统伦常，吞下泾河小龙而为侄女另择佳偶；他是如此刚猛无畏，却又能折服于柳毅不假辞色的抗拒，在一个荏弱书生面前赔罪认错。在这篇极富于浪漫色彩的神话爱情故事和三个主要人物形象中，寄托了人们对自由美好生活的热烈向往，它因此长久以来受到广泛的喜爱。 由著名诗人元稹作于贞元末的《莺莺传》，则是第一篇完全不涉及神怪情节、纯粹写人世男女之情的作品，它在唐传奇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故事大略述张生寓蒲州普救寺，适其表姨郑氏携女崔莺莺同寓寺中。其时绛州节度使浑瑊死，军队发生骚乱劫掠。张生与其将领友善，庇护了她们母女。在郑氏所设答谢宴上，张生认识并倾心于莺莺。在婢女红娘帮助下，张生以诗求私通，始遭严拒，但最终莺莺不能自持，以身相许，二人幽会累月。后张生赴京应举、遂与之绝。一年多后，张生与莺莺已各自嫁娶，张生偶过其家，以表兄身份求见，莺莺赋诗拒之，二人遂“绝不复知”。文中又附杨巨源《崔娘诗》、元稹《会真诗》等。小说所述张生行事与作者元稹一一皆合，故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元稹自己的写照。 《莺莺传》其实很难简单地指为“爱情小说”，张生对莺莺，只是把她看作一个具有诱惑性的“尤物”乃至“妖孽”，始而为其美色所动，主动亲近，最终却为了自身利益将她抛弃，而这种行为在小说中竟被称颂为“善补过”。但另一方面，在发表伪善的议论的同时，作者毕竟还是描绘了一对青年男女在一个短暂的时期中彼此慕悦和自相结合的经过（这表明元稹对于其自身经历仍颇怀留恋），小说中的崔莺莺的形象，也是刻画得比较成功的。她以名门闺秀的身份出现（实际其原型家庭地位较低），端庄温柔而美丽多情。她以传统礼教作为防范别人和克制自己的武器，内心却又热烈渴望自由的爱情，而终于成为封建势力和自私的男子的牺牲品。由于小说中包含着作者真实的经历，它表现人物性格和心理，也就比一般作品来得真切；作者的文学修养又很高，善于运用优美的语言来描摹人物的体态举止，并以此呈现人物微妙的内心活动，让人读来确实很有美感。由于小说中存在着反映青年男女向往自由爱情的基础，它后来被改造为《西厢记诸宫调》和《西厢记》杂剧，小说本身也更为著名了。 这篇小说的缺陷，除了上述写作态度上的矛盾和由此造成的作品主题的不统一，从结构上来说，后半篇不仅记述了莺莺的长信，还穿插了杨巨源和作者本人的诗歌及张生“忍情”的议论等，也显得松散累赘。而这主要还不是写作技巧的问题，而是反映了小说以外的各种因素（如《云麓漫钞》所说的情况等等）所造成的文体不纯现象。 这一时期写人世爱情的传奇名篇还有《李娃传》和《霍小玉传》。 《李娃传》的作者是诗人白居易之弟白行简（776—826），字知退，贞元末进士及第，元和间授左拾遗，累迁主客郎中。 小说略述天宝中荥阳公子某生赴京举秀才时恋上娼妓李氏，一年余资财耗尽，假母设计弃之，遂愤懑成疾，后沦为唱挽歌的歌郎。一次与人赛歌时为其父发现，责其玷辱家门，鞭打至昏死而弃之。生复得同伴相救，但浑身溃烂，沦为乞丐。 一日雪中哀叫，为李氏所闻，乃悲恸自咎，赎身而与生同居，勉其读书应举。生进士及第，授成都府参军。适其父任成都尹，乃父子相认。父感其事，备六礼迎娶李氏。十余年后生官至方面大员，李氏封汧国夫人。这个故事纯为虚构。在当时社会中，士人和妓女的爱情不可能有完满的结果，像李氏那样更异想天开。这个“大团圆”的结局回避了尖锐的现实矛盾，并成为后世戏曲小说经常套用的一种模式。但它也确实反映了人们一种善良美好的愿望，即希望久经磨难的情侣最终得到理想的结合，而读者也从中对人生得一种幻觉上的满足。 从小说艺术来说，《李娃传》具有相当高的成就。其一，它的故事情节比以往任何小说都要复杂，波澜曲折，充满戏剧性的变化，而结构非常完整、叙述十分清楚，很能够吸引人。其二，小说主要人物李娃的性格也比前出传奇作品显得丰富。她作为一个风尘女子，在荥阳生钱财花尽时，镇定自如地在一场中抛弃了他，这是由其营生性质所决定；但当她目睹荥阳生陷入极度悲惨的境地时，被妓女生涯所掩盖了的善良天性又立即显露出来，机智果断地对自己和荥阳生将来的生活作出安排。这一过程中，她的性格特征既有承接又有变化。其三，虽然小说本身出于虚构，但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有很多真实动人、描写细腻的细节，显现一种生活气息。其中关于东肆、西肆赛歌的描写，令人如见唐代城市生活的景象。 《霍小玉传》的作者蒋防，字子徵（一作子微），义兴（今江苏宜兴）人，长庆初官翰林学士，后贬汀州、连州刺史，大和年间卒。小说写出身贵族而沦落倡门的女子霍小玉与士子李益相爱，自知不能与之相伴始终，只求李益与自己共度八年幸福生活，而后才另选高门，自己则甘愿出家为尼。然而李益后来却违背誓言，避不见面。小玉百般设法，求一见而不可得，以至寝食俱废，卧床不起。最后一黄衫豪侠强挟李益来见，小玉怒斥其负心无情，愤然死去。死后阴魂不散，使李益终生不得安宁。 唐传奇中以爱情小说最有情致，而《霍小玉传》尤为精彩动人。同样是写妓女与士子的爱情，《李娃传》情节曲折，故事趣味很浓，而《霍小玉传》的情节相对简单，但在反映生活的深刻性和表达感情的强度上，则要超过《李娃传》许多。沦落风尘的霍小玉热烈地爱上李益，与之立八年相守之誓，是在不幸的命运中想要抓住自己的生命的一种苦苦挣扎，然而这一点希望也被自己所爱的人破坏，使她坠入黑暗的深渊，这会令人感受到社会是何等不合理和无情。而同样是表现对理想人生的追求，《李娃传》是通过幻想的“大团圆”来给人以虚假满足，《霍小玉传》则以悲剧的结局来激发人们的渴望，也更有感染力。还有小玉爱和恨都极端强烈的性格，也给人以震撼。下面是小说中写霍小玉与李益最后相见的一节： 玉沉绵日久，转侧须人，忽闻生来，欻然自起，更衣而出，恍若有神。遂与生相见，含怒凝视，不复有言，羸质娇姿，如不胜致，时复掩袂，返顾李生。感物伤人，坐皆欷歔。……因遂陈设，相就而坐。玉乃侧身转面，斜视生良久，遂举杯酒酬地，曰：“我为女子，薄命如斯； 君是丈夫，负心若此。韶颜稚齿，饮恨而终；慈母在堂，不能供养；绮罗弦管，从此永休。征痛黄泉，皆君所致。 李君李君，今当永诀！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乃引左手握生臂，掷杯于地，长恸号哭数声而绝。 唐传奇中的爱情小说，多写士子与妓女的关系。这一方面与唐代社会的特点有关：在当时繁华都市中，青楼兴盛，士人常流连于此，因而产生许多风流故事；另一方面，也同南朝民歌的情况一样，由于婚姻关系通常并非因两情相悦而形成，所以文学中所表现的较为自由的恋爱，大抵是在婚姻以外。只是小说与歌曲相比，其表现的力量要强得多了。 在唐传奇的盛期，除了前面述及的讽世小说与爱情小说两大类型，还有不少写其他内容的作品，其中也有佳构。如陈鸿的《长恨歌传》，就是一篇兼及政治与爱情的历史小说。 陈鸿字大亮，贞元年间登太常第，大和三年为尚书主客郎中，白居易之友。他的《长恨歌传》是配合白居易《长恨歌》而作的，内容也大抵相似。不过小说中前半部分政治讽刺的意味要更明显，与爱情主题的矛盾也就更突出。此外，李公佐的《谢小娥传》记述谢小娥的父亲与丈夫行商在外，被人杀害，小娥寻访仇人为他们报仇的故事，塑造了一个机智勇敢的女性形象，在当时的小说中别具一格。同为李公佐所作《古岳渎经》，写大禹治水时被锁龟山下的淮水神无支祁在唐世一现，此物形若猿猴，善于腾跃奔走，鲁迅等人认为《西游记》中孙悟空形象的形成与此有关，因此这篇小说在中国小说史的研究上有一定的价值。 这一时期的小说集，以牛僧孺所作《玄怪录》最为著名。 牛僧孺曾在穆宗、文宗两朝任宰相，是唐代著名的政治人物。 不过这部小说集的写作，是在他未入仕途时，应归于中唐时期。其内容如书名所示，多为神怪故事。但作者的意图，不在求见信、寓惩戒，而更有意于显露才藻，发挥想象，所以它的故事诡异多采，文辞典雅，比起前一时期的小说集有明显区别。其中有些故事如《张佐》等，受印度佛教故事的影响，尤其显得奇谲怪诡，出人意外。 （三）唐传奇发展后期。一般认为，传奇创作到了晚唐已经衰微不振，这样的说法有些简单化。从留存的作品来考察，晚唐时期，单篇传奇的数量确实是大为减少，特别是爱情题材显现衰落，但在文宗大和年后，尤其是宣宗大中初到懿宗咸通末（847—873）的二十几年里，传奇小说集的创作却十分兴旺，其中不乏富于文学趣味的作品。题材方面，豪侠小说和讽刺小说等取代爱情小说而兴起，也丰富了唐传奇的内涵。所以说，进入晚唐的一段时期中，传奇创作仍然维持着尚属繁盛的局面，只是成就不如前一阶段突出。到了唐末，小说集的内容变得琐杂起来，有些恢复到六朝志怪的面貌，有些转化为名人遗事佚闻的记载，失去传奇的结构和趣味，唐传奇这一文学样式于是宣告分化瓦解，走向衰微没落。 晚唐传奇小说集中，较重要的有薛用弱《集异记》，李复言《续玄怪录》、李玫《纂异记》、张读《宣室志》、裴铏《传奇》、袁郊《甘泽谣》和皇甫枚《三水小牍》等。 豪侠小说是晚唐传奇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类。当时，一方面藩镇各据一方，多蓄游侠之士，另一方面民众在动乱的生活中，也幻想有特异能力的人为他们主持公道，豪侠小说便顺应这样的形势和社会心理而兴起。这类小说又常和爱情故事纠缠在一起，更增添了它的浪漫气息。名篇如裴铏《昆仑奴》，写一老奴武艺高强，为其少主窃得他所爱的豪门姬妾，使二人如愿以偿；裴铏的《聂隐娘》和袁郊的《红线传》，均写身怀异技的女子因知遇之恩，为主人排难解纷的故事。这些小说中所赞扬的侠义人物，都是从个人经历的关系上“知恩图报”，这反映着民间的一种道德观。 最著名的豪侠小说，是以单篇形式流传下来的《虬髯客传》。它的作者，以前一般认为是杜光庭，其实杜所作《虬须客》实为《虬髯客传》的删节本。宋代类书《绀珠集》中有裴铏《传奇》的节文，其中“红拂妓”一条显然出于《虬髯客传》，所以这篇小说有可能原来是《传奇》中的一篇，后来别出单行，而又佚去作者之名。小说中写隋末天下纷乱，杨素的宠妓红拂慧眼识英雄，私奔李靖，二人在客店中又遇到意在图王的“虬髯客”。后虬髯客见到“李公子”即李世民，知天下有主，又不甘称臣，遂远去海岛称王。这是一篇艺术性很强的作品，不仅构思巧妙，而且同时写三个具有英雄气概的人物，各有各的个性，各有各的风采，在彼此映衬中更显得生气勃勃。所以“风尘三侠”的典故广传于后世，读过这篇小说的人更难忘记这三个鲜明的人物形象。再则，小说于英雄豪迈之气中，穿插儿女之情的旖旎，读来尤觉深有情趣。 对豪侠小说，过去往往评价不高。其实，这种小说作为平庸人生和卑琐人格的反面，代表着人们对于自由豪迈的人生境界的向往，有其独特的价值。 晚唐传奇中还出现了许多具有讽刺性的作品。中唐时期以《枕中记》、《南柯太守传》为代表的讽世小说，着重于表现作者对人生的理解和解脱的愿望，而晚唐的这类小说则是有意识对作者所不满社会和政治现象加以讥刺，两者有所不同。最明显如李玫的《徐玄之》脱胎于《南柯太守传》，而突出描写蚁国君臣昏愦糊涂、是非不分，勾勒出当时政治现实的缩影，并以蚁国的最终毁灭喻示了唐王朝行将崩溃的前景。 又如张读的《杨叟》，写会稽富翁杨叟因“财产既多，其心为利所运”而得“失心”之疾，需食活人之心。其子拜佛求之，于山中逢一胡僧，许予己心，但求一饭。饭毕，僧却跃上高树，将杨子嘲笑奚落一番而化猿跃去。文中对那些既利欲熏心又崇信佛教、想要求佛来杀人助己的富翁，讽刺极为锐利。 晚唐传奇中讽刺作品的抨击范围很广，也很大胆。虽然艺术性强的作品不多，但它既是晚唐讽刺小品的先声，也是后世讽刺小说之滥觞，很值得注意。 爱情题材虽说在晚唐传奇中显得衰落，但毕竟还是出了几篇较好的作品。如皇甫枚的《步飞烟》，写身为豪门姬妾的步飞烟为追求爱情而遭毒打致死，较生动地刻划了她“生得相亲，死亦何恨”的坚强性格。另外，像薛调《无双传》写一对青年男女在社会动荡中悲欢离合的故事，也很动人。 唐传奇作为文学史上开始进入成熟阶段的短篇小说，难免还存在一定的缺陷。譬如史传为传奇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营养，但同时传奇也就往往采用史传的简洁笔法，而省略必要的交代和细致的描述，有时更用归纳的方法写人物，这对小说而言，其实是不合适的。又譬如《云麓漫钞》说士子欲以传奇显“史才、诗笔、议论”，确实唐传奇作品中普遍存在议论成分，有的还夹有众多诗篇，这也造成小说文体的不纯。 但尽管如此，唐传奇毕竟展开了一片崭新的艺术天地。通过虚构的故事和虚构的人物，它比以往的任何文学样式，能够更自由更方便更具体地反映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理想，从而影响人们的生活趣味，由此而言，它在文学史上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传奇这种文言小说样式在宋代一度衰落，到元、明又出现了不少优秀的、较唐传奇在各方面都有所发展的创作，并被改写为白话小说。事实上，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在艺术上的成熟，与传奇体有很大关系。 由于唐传奇的兴起本身与民间文学有一定关系，在其发展过程中又不断吸收民间的素材，这使得文人创作同大众的爱好有所接近，这对于文学的发展也是很重要的。在众多的传奇作品中，我们看到追求自由的爱情成为中心主题，而妓女、婢妾这类低贱的社会成员成为作品歌颂的对象，这里面就反映着大众的心理。所以它为后世面向市井民众的文艺所吸收。最显著的是在元明戏曲中，大量移植唐传奇的人物故事进行创作，诸如王实甫《西厢记》源于《莺莺传》，郑德辉《倩女离魂》取材于《离魂记》，石君宝《李亚仙诗酒曲江池》取材于《李娃传》，汤显祖《紫荆记》取材于《霍小玉传》等等，不下于数十种。可以说，唐传奇为中国古代一大批优秀的戏曲提供了基本素材。 唐传奇也形成了独特的散文体式。较之六朝骈文，它是自由的文体；较之唐代“古文”，它又多一些骈丽成分和华美的辞藻。这些特点从小说的要求来看未免过于文章化，但对后代散文却不无有益的影响。
我觉得左传里面的女性形象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人物，因为她将女性的表面发展的淋漓尽致，所以说，大家在观察女性形象的时候，一定要比较认真地仔细，因为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然后我们不但要去接他们的优点，也要去接纳他们的缺点。
左传没有看过这本书或者是电影或者是电视剧，所以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评论，剧中的女性形象是怎么样的？因为其实没有多大兴趣去看这种名字的，我看剧或者看书或者看电影都是根据名字来的，觉得名字比较好听，那我就会去看他，然后我就想去看看她，具体工程是怎么样的呀？里面的内容又是怎么样的？有没有特别吸引人的地方？有没有吸引特别多的人去关注他？一般都是根据这些来定义书或者电视剧电影好看与否。
在《左传》中作者写到了很多女性形象，有很多是出身贵族的，同时在政治上也有深厚造诣的女性，还有一些是比较知书达理的，非常贤惠的女性，有一些女性在当时的重男轻女的环境下大呼反抗，当然同时也有一些凶狠的，心肠歹毒并且自私的女性。
李清照词中的淑女情怀来源：[内容提要]本文从三个方面浅谈李清照词中所表现出的淑女情怀。引论部分指出李清照作为一个文化女性具有与一般女子不同的淑女情怀；正文部分从李清照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文学追求和社会关注等不同层面去透视李请照作为一个文化女性对人生世事、美好情事、环境际遇所持的态度，从中揭示其文化女性的特质，结尾指出李清照作为一个文化女性的局限性。李清照是我国宋代一位杰出的女作家，被誉为婉约词之宗。她学识渊博，才华出众，工于诗词，长于文赋，精通音律，善作书画，在灿若繁星的中国古代作家中，犹如一颗耀眼的明珠放射出奇光异彩。这样多才多艺的女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少有的，而且在世界文学长廊中也是罕见的。特别是作为一位文化女性，李清照具有与一般女性不同的淑女情怀。“淑女”一词，最早出于《诗经·周南·关睢》篇：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淑女”指善良、美好、有修养的女子。李清照的淑女情怀与古代传统的淑女有相同的方面，也有不同的方面，主要表现在李清照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文化女性，她除了具有一般女子阴柔、善良的特性外，又有文化女性的特质，比如喜欢寄情山水、爱好文学艺术、关注国事等。以下分别论之。一、从李清照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看她的淑女情怀李清照出生在宋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一个有名的学者仕宦家庭，祖籍山东济南，父祖皆出于“蚤有盛名，识量英伟”的韩琦门下。父亲李格非，官至礼部员外郎，精谙经史，擅长诗文，和苏门四学士黄庭坚、张文潜、陈师道、晁补之有密切的来往，在北宋文坛上颇有名声，与廖正一等并称为“后四学土”。母亲王氏，也是一个通文墨、懂诗书的大家闺秀。李清照从小就生活在一个文学气息十分浓厚的家庭里，她所受到的教育并不是普通女子所能相比的。前期的李清照是一个性格活泼开朗、无比热爱生活的女子。她不像一般的大家闺秀，把自己的生活圈子局限于闺房绣楼之内，而是常常走出重门深院，投入大自然的怀抱之中，寄情于山水，表现出她那蓬蓬勃勃的春春气息。如写于十七八岁的《如梦令》一词集中地表现了她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情怀：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鸳。从这首词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了李清照青年时代那活泼开朗的性格。她无拘无束，无忧无虑，像一颗自由的种子，健康地成长着。在她身上基本看不到什么封建闺范、礼教枷锁的影子，而大自然的晚霞落日，绿水红莲、鸥鹭水鸟这些有名的景物却在她的身上留下了天然的素朴与自由的印迹。在《庆清朝慢》这首词中，她那无拘无束，活泼开朗的性格再次生动地表现出来：春天牡丹盛开时节，她随着香轮竞走的游园行列，前去赏花。她陶醉于明媚的春光和盛开的鲜花之中，快乐得如痴如狂，饮酒赏花直至深夜。李清照词中所表现的她早年的这种生活，虽然多少带有贵族少女的闲情逸致，但是，作品中洋溢着的蓬勃朝气和对大自然的由衷热爱跃然纸上，字里行间分明可以看到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那无拘无束、天真烂漫淑女形象。她的这种淑女形象既不同于古代贵族少女眷恋湖光山色也不同于一般少女无聊地游山玩水，而是寄情于山水，托怀于自然。李清照这种淑女形象的形成和她良好的家庭背景以及她自身的文学修养是密不可分的，她虽然出身于名门望族，但她的生活情趣却不在声色犬马，生活理想却不是养尊处优，而是潜心写作，钻研学术，把诗词创作作为自己献身的事业。十八岁时李清照嫁给太学士赵明诚，赵明诚是一个聪明好学的青年，自幼喜好收藏考订金石刻词。热爱文学艺术的李清照嫁给这样一个醉心于文学艺术品收藏与鉴赏的丈夫，自然是如鱼得水。夫妇两人情投意合，生活十分美满，但她毕竟是告别了无拘无束的少女时代，在庭院深深、显赫而又森严的赵府之内，只有丈夫赵明诚是知心人。可是，丈夫又经常要外出游学、为官，这就给多情的李清照带来极大的悲愁和苦闷。思恋之中，作为一个聪慧颖悟、才华过人的文化女性，她自然不免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倾诉于笔端。像她新婚不久后写的《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送别了丈夫，不免有些失落感，举目所见，不管是白云、飞雁、明月，还是落花流水，时时处处，皆与丈夫联系起来，这种感情既执著，又缠绵，摆脱不开，搁置不下：“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夫妻间的相思之情被描写得细腻委婉，使我们仿佛看到女主人眉头的一颦一蹙，心头的一震一颤，离愁别恨跃然纸上，使婚后不久的相思之情、思念之意，呈于象，感于目，会于心。相思之情、思念之情是人类最普遍的情感之一，它“剪不断，理还乱”，一旦萌发，难于消失；它刻骨铭心，像游丝一般萦绕于心。它可以从外在情态的“眉头”上消失，却又不自禁地钻入“心头”。李清照对这种感情作了独特、深细的体察和把握。女词人一路写来，或融情于景，或景中寓情，意象或隐或显，时露时藏，于词中的结尾处猛然出现，如群山的高峰，爆亮的灯蕊，令读者震动、深思。从中可见李清照既有一般女子温柔、善良、细腻的特点，也有作为文化女性多愁善感的一面。李清照在四十五岁以前，基本上过着学者、作家式的比较平静的生活，她沉浸在爱情和事业的幸福之中。因此在她的作品中所流露的是一个天真烂漫而又多愁善感的文化淑女情怀。后期的李清照由于生活环境的变迁，被迫从闺房和书斋中走出来，踏上了逃亡流徒的道路，由于国破、家亡、夫死的凄凉身世深刻地影响了她的思想，她的创作风格突变。 “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菩萨蛮》；“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武陵春》；“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声声慢》等的作品不仅反映个人的不幸，而且带有深沉的家国之痛，将个人的不幸与国难家仇联系起来，委婉凄戚，孤独、愁闷。二、从李清照的文学追求看她的淑女情结李清照从小就生活在一个文化气氛十分浓厚的家庭里，加之自己勤奋好学、博闻强记，终于成为“婉约以易安为宗”的一代词人。李清照的词既加强和维护了婉约词派的特点，又有自己“婉而售”的艺术风格。她的词流露出文化女性矜才尚艺的人生意趣。如前期代表作《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词中借描写重阳赏菊委婉曲折地表达了闺中寂寞和离情，展示出词人的内心世界，流露出她对爱情的向往，客观上具有冲破封建牢笼、反对封建礼教束缚的意义，全词委婉含蓄、温和优美，透露出词人与丈夫暂时离别淡淡的哀愁。以前的婉约词除常停留在女性闺房陈设、衣饰、容貌描写上，即使是写其心态、动作，也大抵是“带缓罗衣，香残蕙炷。天长不禁迢迢路。垂柳只解惹春风，何曾系得行人住”， (晏殊) “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阑椅，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是春山外” (欧阳修)，“想佳人妆楼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柳永)。这些虽然也写出女人的情深，但形象一般化，甚至可移到任何一首闺情词中。而李清照词中的女主人公，都是她自己，以己之情，抒己之怀，率直坦荡，不必像男士们去揣摩女人的心理；少女的时候，当她“蹴罢秋千”，慵整纤手，方觉一阵兴奋，不觉汗出，现在静下来，才觉“薄汗轻衣透”。“见客人来”，于是她“袜划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点绛唇)。把一个天真、活泼而又有点儿爱娇的少女形象，写得如此活灵活现，却又耐人寻味无穷，怕不是男士们所能想象得出的。燕尔新婚的时候，早晨她买得一枝特别新鲜的春花， “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鬃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 (减字木兰花)晚来一阵风雨过去，酷热消散，她先是理笙簧，后是淡淡妆，接写：“绛鞘缕薄冰肌莹，雪腻酥香。笑语檀郎。” (采桑子)。这些以率真之笔，抒率真之情；不扭捏造作，不矮揉造作，这不正是那个工作之余，“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李清照＜金石录后序＞)”的李清照吗?男土们怎么会揣想出如此自然细腻的生活情景来? 李清照是诗、词、文都擅长的作家，而她的词成就最高，她的词近承二曼之高雅、秦观之抚媚、苏拭之清雄、周邦彦之丽密，陶铸熔冶，取精用弘，成为别具一格的“易安体”。无论是写活泼的少女，青春的少妇，多愁善感的思妇，还是冷冷清清的嫠妇，都与过去词人笔下的妇女形象不同，他们不再是任人摆布的歌妓舞女，而是有了个性，有了气质，有了人格，有了对生活对理想追求的女子形象，在这些人物身上，自然带有她自己这个抒情主人公的影子，在思想上、感情上、性格上、情态上都烙印着李清照本人的痕迹。这在李清照的“何况人间父子情，炙手可热心可寒”、《晓梦》、《金石录后序》等诗文中也都有鲜明的表现。除了创作，她还进行文学理论探讨，《词论》一文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词学主张和见解，“别是一家”的词学观点对后世词的发展起过一定的作用。纵观李清照的文学作品，我们可以看出，她的作品博采众长，“下开南宋风气”，词尤其突出，称得上“词无一首不工。其炼处可夺梦窗之席，其丽处真参片玉之般。盖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到须眉”的大家，形成了自己“婉转而又疏隽”的艺术风格。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无论是大家闺秀还是小家碧玉都希望自己做一个贤妻良母，而作为封建社会文化女性的李清照把自己思想感情全方位地倾诉于笔端，写诗、写词、写文章作为自己的生活追求，她这种文化女性的特质，百里挑一。三、从李清照的社会关怀看她的淑女意识李清照祟尚自由、鄙夷利禄，她对追名逐利的社会风尚极为厌恶。 “巨舰只缘因利往，扁舟亦是为名来。往来有愧先生德，特地通宵过钓台。”这首《夜发严滩》的七言绝句，作者告诉人们，那些为名利奔波的人，人格低下，渺小，不能与正人君子为伍。李清照认为，社会上的许多纷争，都是起因于名利：“青州从事(美酒)孔方兄(金钱)，终日纷纷喜生事”(《感怀》)。李清照的公公赵挺之，为追逐名利，打击陷害过苏拭等不少好人，李清照曾忿忿地作诗讽刺他：“炙手可热心可寒。”李清照希望能摆脱功利的滋扰去过自由、宁静的生活，但是这种生活理想在现实世界中是难于实现的，于是，她便驰骋想象，到神话般的梦境中去寻找精神寄托。《晓梦》一诗，描绘了一幅美妙神奇的生活图画。在这里，人们摆脱了世俗的纷扰，摈弃了功名利禄的追求，成为仙人的“翩翩座上客”，与仙人谈笑风声， “意妙语甚佳”。这正是李清照人生的社会追求，也是李清照清高自传，不与流俗苟同的高尚情操，更是李清照区别于大家闺秀的鲜明表现。李清照又是一个具有极高爱国热忱的淑女，看到山河破碎，朝廷不思收复中原，她忧心如焚。北宋末年，在她还是一个阅世未深的青年女子的时候，就对国家的日趋衰败表示了忧虑，提出了警告。在和张文潜的《读中兴颂碑》的两首诗中，她借古讽今，指责了宋朝皇帝的荒淫奢侈，抨击了权奸们的腐败误国，表现了清醒的政治头脑和敏锐的政治眼光。在她的诗中，她把北宋比作安史之乱前的中唐，这表现出她对北宋王朝日趋覆亡是有预感的。她的这种预感，不久就变成了残酷的现实。李清照南渡之后，在诗歌中，对投降派作了极为辛辣的讽刺和鞭挞，斥责了不能辅佐皇帝立国安邦的群臣，颂扬了历史上那些有名节的人物，宣扬了与敌人势不两立的思想。李清照的这种炽热的爱国之情，即使到了晚年，也仍然十分旺盛。绍兴三年，高宗赵构派大臣韩肖胄和胡松年使金看望被虏二帝。李清照听到消息后，立即写诗给这两位大臣。诗中，她陈述了自己对形势的看法，对异族侵略者的痛恨和对中原故土的思念。她认为侵略者的豺狼本性是不会改变的，要对他们时刻加以提防：“夷虏从来性虎狼，不虞预备庸何伤”。赵构称帝后，把几百万绽黄金、几千万绽白银、几千万匹布帛和中原大片的土地送给金人，以求得苟安江南。李清照对此巧妙地模仿了赵构向使臣发布指令时的语气，加以揭露：“何必羹舍肉，便可车载脂。土地非所惜，玉帛如尘泥。”她时刻关注沦陷区的情况和人民的命运，“遗氓岂尚种桑麻，残虏如闻保城廓。”为了收复沦丧的国土，她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热血和生命，“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环土。”李清照这种炽热的爱国热情在她晚期写的《题八永楼》、《春残》和《打马赋》等诗文中，也都有鲜明的表现。对于人生，她拿张良、韩信、屈原、项羽自比：“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从大处落笔谈生论死，表现了与众不同的才女风范。团于词言情诗言志的传统，她的词篇中较少触及这方面的重大题材，不像她在诗篇那样，对于国事慷慨陈词。然而国破家亡的惨祸对她的打击太大了，她痛苦，忧郁，心头终日笼罩着愁云。自然她的词中也透露着家国之恨和兴亡之感。最有名的是《永遇乐》这首元宵词：落日熔金，暮云合壁，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融和天气，次第岂无风雨，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这是李清照晚年名作，面对元宵之夜，杭州城内张灯结彩，一片歌舞升平的“繁荣”景象，思念故国之情油然而生，昔日汴州元宵盛况立刻现在眼前。那时国家安定、京华繁荣，妇女们披珠带玉，打扮得花枝招展；看如今，自己流落异乡，面目憔悴，两鬓苍白，哪里还有心思观灯赏景。词人通过今昔盛衰的对比，将故国之思与自家之痛联系起来，使读者清晰地看到词人不是带着惋惜、艳羡的心情帘下拾笑，而是在咀嚼国破家亡的苦涩悲凉。李清照作为封建社会的文化女性，她不像大家闺秀、小家碧玉把自己锁在闺房绣楼内消磨自己的青春韶华，而是把触觉伸向广阔的社会，直面社会，靠着自己敏锐的细腻观察和深厚精湛的艺术造诣，用文学语言反映宋代上层社会、民族关系和阶级矛盾，可见李清照的社会关怀意识有别于一般封建淑女，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关注朝廷、关注国事、具有炽热爱国情怀的文化淑女的精神世界。这种文化淑女的精神，不仅是当时封建社会生活准则和狭隘生活天地里的一般女子所不具备的，就是在当今社会也同样有着积极健康的意义。李清照文学作品的内容，总的说来，大多是局限于个人的生活天地，她通过抒写个人的欢乐、痛苦、悲哀和理想，形象地展示她自己的内心世界，概括地反映她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个有才华、有抱负、有理想的女子，怎样被禁锢在寂寞深闺和萧条庭院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活泼开朗的少女怎样变成一个忧郁寡欢、多愁善感的人；我们还可以看到，由于国家衰亡、中原沦丧，迫使她流离失所，最后在愁苦不堪中结束自己的一生。李清照的文学作品在思想、艺术上也有其局限和不足，调子比较低沉，感情比较柔弱，但是，瑕不掩瑜，从总体说来，李清照的诗词艺术还是精湛高妙的。李清照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文化女性，能够冲破封建社会的重重枷锁，投奔自然，直面社会，是难能可贵的，在她心灵深处闪烁着爱国热情和关注国事的积极精神为后人所称道，其“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高尚情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为国捐躯。今天，重温李清照的文学作品，仍然觉得李清照人格魅力光彩照人，李清照的淑女情怀与众不同。
影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应该如何分析？影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有哪些作用？靳迪编导艺考公开课为您解答。
女性形象论文提纲
女性形象是文学作品或者影视作品中女性的人物形象。那么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又该如何探究呢?
摘要
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着名英国女作家、文学理论家、意识流文学代表人物，被誉为二十世纪女性主义的先驱。伍尔夫立足于时代背景和现实生活，从女性写作传统、女性写作条件、女性形象、双性同体等方面阐述了女性与写作的关系。她强调经济独立对女性写作的重要性;主张女性建立自己的写作传统;鼓励女性大胆地拿起笔进行创作，摆脱男性作家塑造的不实的女性形象;在承认两性差异的前提下提倡双性同体的创作模式。本文试图梳理和分析伍尔夫的女性主义观念和理论，证明其思想在女性主义发展史中的发展性和超越性。
本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本文的绪论，主要介绍了对于弗吉尼亚·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研究的意义，以及国内外的研究述评。
第二部分介绍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的形成背景。首先，从小特殊的家庭教育使伍尔夫具备了一定的文学功底，父权制和家长制的倾轧让女性主义思想在她体内生根发芽。其次，布卢姆斯伯里集团对伍尔夫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在这里她养成了最敏锐的审美观，产生了对道德教养的怀疑，培养了作家的社会使命。再次，伍尔夫所在时代的女性解放运动为她的女性主义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生长土壤。
第三部分介绍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对女性与写作的思考。伍尔夫认识到父权文化对女性历史的遮蔽，于是致力于重新发现女性写作的传统，她采取实证的研究方法，关注女性的现实生活，描述女性作品的独特性，书写女性文学史，进而建立女性文化。
第四部分介绍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对女性形象的书写。伍尔夫清醒地看到父权制对整个社会思想文化的控制，他们创造了一系列不实的女性形象。所以她在个人创作实践上不断打破旧有的创作传统，始终将抵制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想贯穿于自己的文学创作中，提倡杀死“家中天使”,描写真实的女性形象，肯定书写女性体验的做法。她的这些做法无疑是对男权社会写作模式的一种有力的颠覆。
第五部分介绍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对两性关系的表达。她对父权社会传统的两性二元对立模式进行了审视和批驳，主张抛弃狭隘的性别主义偏见，呼吁两性间进行和谐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并且进一步提出一种解构性别二元对立的良性策略--“双性同体”.
最后一部分为本文的结语，主要对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思想、创作进行总体评价，在基本肯定中也指出了其缺陷。并且通过对后来女性主义历史进行梳理，说明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的发展性和超越性。
关键词：弗吉尼亚·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一间自己的房间”,“双性同体”
ABSTRACT
Virginia Woolf , famous British female writer and literary theorist, stream-of-consciousness literature representative, was honored as the forerunner of 20th centuryfeminism. Woolf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and the real life, expounds therelationship between women and writing from the aspects of women's writing tradition,women's writing condition, women's image, “androgyny”and other stressedthe importance of economic independence for women's women toestablish their own writing tradition. To encourage women to writing. Get rid of thefemale images of the male writers. Under the premise of recognizing gender differences,Woolf advocate androgyn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ort out and analyze Woolf's feministideas and theories, prove the development and transcendence of the thought in thehistory of feminist development.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five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the introduction of this paper,mainly introduc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research on VirginiaWoolf's feministthought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review.
The second part introduces the background of VirginiaWoolf 's feminist thought.
First of all, the special family education bring her some literary skills, patriarchal familylet feminist ideas take rood in her body. Secondly, effects of the Bloomsbury group ofWoolf also can not be ignored. Again,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provided abase for her feminist thought.
The third part introduces VirginiaWoolf 's thinking on women and writing. Woolfrecognizes the shadow of the patriarchal culture on women's history, she devoted todiscover the tradition of female writing.
The fourth part introduces the female image under Woolf's creation. Woolf clearlysaw the control of the whole social ideology and culture of the patriarchal system, theycreated a series of false images of women. She constantly break the old tradition ofwriting in the personal creation practice, to promote the killing of the angel in the house.
This is a subversion to the writing of Patriarchal society.
The fifth part describes the expression of VirginiaWoolf on the relationshipbetween the gender. She refute the binary opposition of gender. She appeal tocommunication between woman and man. And put forward the “androgyny”.
The last part is 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It is a summarized evaluation ofVirginiaWoolf 's feminist thought. By combing the history of Feminism, this paperproved the transcendence of Woolf Virginia's feminist thought.
Key words: VirginiaWoolf , feminist thought, “a room of one's own”, “androgyny”
目录
中文摘要
英文摘要
绪论
一 弗吉尼亚·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的形成
(一)家庭环境的熏陶
(二)布卢姆斯伯里集团的感染
(三)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
二 对女性与写作的的思考
(一)追寻女性写作传统
(二)探寻女性写作条件
1.物质基础：一间房间的隐喻
2.空间基础：生活空间的狭小
3.文化基础：话语权的缺失
三 对女性形象的书写
(一)杀死“家中天使”
(二)独立自主的女性
四 对两性关系的表达
(一)对传统化两性对立的反思
(二)对理想化双性同体的创造
结论
参考文献
致谢
摘要：按照时间顺序对关汉卿的研究进行梳理，分别从元明清三个朝代以及二十世纪以来的相关研究进行分析总结。在对关汉卿的人物评价以及作品的思想内涵、艺术特色等方面的研究已有很丰富的成果，在关汉卿文学创作方面取得如此成就的深层原因还有待研究。关键词：关汉卿；戏剧；关学引言关汉卿是中国古代戏剧发展史上一位杰出的戏剧家、文学家。元明清三代都有人对其进行研究，但研究成果非常零散。如果说1913年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一书的出现，是近代中国戏剧研究的标志的话，那么现当代关汉卿研究也正是在此时开始逐渐活跃起来。在王国维、吴梅等第一批学者的努力下，对的关汉卿研究己经初具规模。自兹以降，胡适、王季思、孙楷第、冯沉君、郑振铎等一大批学者力图把考据学和社会学结合在一起，尤其重视运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关汉卿，为当时的关汉卿研究领域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在文学和文化学上，研究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或是对这个作家及其创作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它的意义都是远远超过作家、作品本身所具有的内涵的。特别是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中，由于社会形态的不同，对作家、作品的研究也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关汉卿研究也是在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前行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展现出来的作家形象和其作品的文化意蕴也是不同的，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日益扩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本文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对关汉卿的研究简单的梳理。本论一、元代对关汉卿的评价元代戏剧创作与表演为中国文学史上填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一种文学体式，它辉煌的成就让人震惊。但是在于戏剧理论研究方面，其发展则远远不如戏剧创作本身。元代对于关汉卿以及他的艺术创作的研究，是十分匮乏和片面的。一些零散的点评并没有达成系统全面地研究和论述。包括关汉卿本人也没有留下任何与文学创作有关的理论性言论，这也为后人的研究和学习留下了一种空白。元代对与关汉卿及其作品的评价多数是针对其才能方面，与理论相关的很少。元代对于关汉卿的研究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的，主要是对关氏的肯定：（一）对关汉卿才学的肯定，以及对关汉卿戏剧语言风格的赞誉，确立他在戏剧创作方面的地位，肯定他戏剧的社会价值。熊自德在《析津志》中评说关汉卿为：“生而惆搅，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元末贾仲明对他的挽词中云：“珠矶语唾自然溜，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风月情，武惯熟，姓名香四大神州，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贯云石在《阳春白雪.序》中对关汉卿的评说：“关汉卿、庚吉甫造语妖娇，适如少女临杯，使人不忍对殊。”杨维祯在《东维子集》卷十一《周月湖今乐府序》里说关汉卿语言“奇巧”；又在《沈氏今乐府序》中总结了关汉卿与庚吉甫的杂剧总体特征：“其于声文，缀于君臣、夫妇、仙释氏之典故，以警人视听，使痴儿女知有古今美恶成败之观〔劝」惩，则出于关、庚氏传奇之变。”杨维祯在这里对关汉卿等戏剧的社会价值做了评价，这一评价固然反映出论者对关汉卿戏剧思想意识的认识不足，但能给予关剧的社会作用以如此高度的肯定，在中国戏剧理论史上杨维祯还是第一次。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对杂剧创作特点的描绘是以“关、郑、白、马”(即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为例，即：“一新制作，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又有“字畅、语俊、韵促、音调”。贾仲明说他“珠矶语唾自然溜，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贾仲明高度概括了关剧本色、行当，妙在自然、真切、质朴，绝无藻饰、雕琢、斧削的痕迹的特点，也肯定了关汉卿为元曲四大家之冠的地位。关汉卿在元代戏剧界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名气，主要是他戏剧创作的时间最早、数量最多、意义最大的原故。（二）对关汉卿的人品性格方面的评价。对关汉卿的“风流”人格品性做了明确的概括，如郝经在《青楼集.序》中评说关汉卿云：“不屑仕进，乃嘲风弄月，留连光景。”熊自德说“生而惆搅，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评说关汉卿为：“高才风流人也。”这些评价都可以认证关汉卿的风流品性。二、明代对关汉卿的研究明代对关汉卿的研究发生了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对关汉卿的评价有所降低。明代严格限制戏剧活动，《大明律·刑律杂犯》中明确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明代大力推行功利主义的戏剧意识，封建君主专制将戏剧活动乃入到掌控范围之内，将戏剧变成教化人民的工具。这里要提到皇室的代表人物——朱元璋十七子宁献王朱权。朱权认为，论剧最高标准应为“治世”，最高艺术境界为“安以乐”与“心之和”为。他认为：“盖杂剧者，太平之胜事，非太平则无以出。”他还要求剧作家“乐雍熙之治，欲返古感今，以饰太平。”在戏曲创作题材上，特别提倡和推崇“神仙道化”剧，并将其列在《杂剧十二科》之首。他极力主张剧作家应当“有不吃烟火食气”，而“无纤翁尘俗之气”，以阻隔剧作家与显示生活的联系。这样的戏剧观念必然使朱权在评价元代已经被推崇为戏剧大家并占有第一位置的关汉卿时，不得不说他是“可上可下之才”。（二）明代从“诗”的角度对元杂剧进行评价。如朱权“关汉卿之词，如琼筵醉客。观其词语，乃可上可下之才”。又如明代刘揖《词林摘艳.序》云：“至元、金、辽之世，则变而为今乐府。其词擅场者，如关汉卿，庚吉甫、贯酸斋、马昂夫诸作，体虽异而宫商相宜，此可被于弦竹者也。”明代王世贞《曲藻.序》云：“曲者，词之变。……诸君如贯酸斋、马东篱、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以故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殆不虚也。”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云：“元人乐府，称马东篱、郑德辉、关汉卿、白仁甫为四大家。马之词老健而乏姿媚，关之词激厉而少蕴籍，白颇简淡，所欠者俊语，当以郑为第一。”以上均是从元杂剧“诗性”语言的角度对关汉卿及其作品进行的评价，所以，关汉卿在明代戏剧的地位并不是很高。三、清代对关汉卿的研究清代对于关汉卿的态度较为平和。有关记载如下：李玉《南音三籁·序言》中云：追至金元，词变为曲。实甫、汉卿、东篱诸君子，以濒瀚天才，寄情伴吕，即事为曲，即曲命名，开五音六律之秘藏，考九宫十三调之正始，或为全本，或为杂剧，各立赤帜，旗鼓相当，尽是骚坛飞将。凌廷堪《校礼堂诗集》卷二《论曲绝句》三十二首有云：时人解道汉卿词，关马新声竞一时。振俄长鸣惊万马，雄才端合让东篱。焦循《易余篱录》卷十五：词之体尽于南宋，而金元乃变为曲，关汉卿、乔梦符、马东篱、张小山等，为一代巨手。乃谈者不取其曲，乃论其诗，失之矣。刘熙载《艺概》卷四《词曲概》中有云：北曲名家，不可胜举，如白仁甫、贯酸斋、马东篱、王和卿、关汉卿、张小山、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其尤著也。诸家虽未开南曲之体，然南曲正当得其神味。观彼所制，圆溜潇洒，缠绵蕴籍，于此事固若有别材也。李调元《雨村曲话》卷上：王弃州云“宋未有曲也。自金、元而后，半皆凉州嚎嘈之习，词不能按，乃为新声以媚之。而一时诸君，如马东篱、贯酸斋、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信不诬也”按：贯酸斋、张可久、宫大用工小令，不及马、王、关、乔、郑、白远甚，未可同年语也。综合以上记录，从研究关汉卿的角度讲，不仅肯定了关汉卿的文学地位与创作风格，也给后人进行关汉卿研究提供了思考的空间，具有积极的意义。 清代另有两则记录对关汉卿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一则是清代中后期的梁廷梢，他在《藤花亭曲话》卷二中有云：关汉卿《玉镜台》温娇上场，自[点绛唇]接下七曲，只将古今得志不得志两种人铺叙繁衍，与本事没半点关照，徒觉满纸浮词，令人生厌耳。律以曲法，则入手处须于泛叙之中，略露求凰之意，下文情散彼美，计赚婚姻，文义方成一串；否则突如其来，阅之者又增一番错愕也。在关汉卿众多的戏剧创作中，梁廷梢选择了不是关汉卿优秀之作的《玉镜台》进行评论，颇为新奇，他所说的“本事”应该是指戏剧创作的“立意”，而对于《玉镜台》的“立意”，他是认为没有新意、过于直白，或者说没有跳出传统的伦理道德范畴。而对《玉镜台》的“结构”又有赞赏之意，表达了他个人对戏剧创作要讲究“结构布局”的观点。另一则记录为清代乾隆二十年修订的《祁州志》，其中卷八《纪事》中“关汉卿故里”条云：汉卿，元祁州之伍仁村(今属河北省安国县)人也。在现存的历史资料中，有关关汉卿的记载很少很少，其中关氏生平、籍贯的资料更是少而又少，现存的记录有：元钟嗣成《录鬼簿》中记有关汉卿“大都人”；元末熊自得《析津志》又称其为“燕人”的记录；清姚之胭《元明事类钞》卷二十三引元末明初人朱右所撰《元史补遗》云：“关汉卿，解州人。工乐府，著北曲六十本。”乾隆《解州志·人物》、光绪《山西通志·文学》及《蒲州志》、《解县志》等均有类似的记载。《祁州志》的记载，使研究关汉卿的籍贯又增添了一条新的信息，为后来的诸多学者研究关汉卿提供了比较有力的证据，开拓了研究的范围。四、20世纪对关汉卿的研究关汉卿研究在20世纪成为研究元代杂剧中的热点，对其在元杂剧创作方面的成就取得了充分的认识，肯定了他在中国古代戏曲史、古代文学史乃至世纪文学、戏剧史上的“大家”和杰出地位。王国维是近现代开启中国古代戏剧，特别是元杂剧研究之幕的第一人，也是研究关汉卿的第一人，他对关汉卿的评价奠定了20世纪元杂剧研究中的崇高地位。与王国维大致同一时代的吴梅（1884—1939）在《中国戏曲概论》中，他肯定了关汉卿戏剧创作的地位和豪放的艺术风格，是很有见地的。郑振铎也是最早对关汉卿进行深入研究并给予高度评价的学者之一。从1930年1月开始，《小说月报》以近两年时间连续载郑振铎写的《元曲叙录》共75则，其中有15则介绍关汉卿的生平，评介关汉卿13个杂剧作品的版本、人物与情节。郑振铎很早就对关汉卿的生卒年进行研究，他在《中国文学史》第四十六章云：汉卿有套曲《一枝花》一首，题作`杭州景’者，曾有“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之语，借此可知其到过杭州，且可知其作于宋亡（1278）之后。《录鬼簿》称汉卿为已死名公才人，且列之篇首，则其卒年至迟当在1300年之前。其生年至迟当在金亡之前的二十年（即1214年）。后来，郑振铎又在1958年6月28日，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戏剧活动七百周年大会上作了题为《中国人民的戏剧家关汉卿》的报告。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也关注元杂剧的研究，1936年发表了《关汉卿不是金遗民》一文，对关汉卿生平进行认真而有成效的考证。其结论为：郑振铎先生根据汉卿“杭州景”套曲，考定他到过杭州，在278年宋亡以后，是很对的。但他说汉卿的“卒年至迟当在1300年之前”，还嫌太早。关汉卿有《大德歌》十首，此调以元成宗的“大得”年号为名，必在“大德”晚年。大德凡十一年（1297一1307），而汉卿曲子中云：“吹一个，弹一个，唱新行大的歌”。这可见他的死年至早在1307年左右。此时上距金亡已七十四年了。故我们必须承认关汉卿是死在十四世纪初期的人，上距金亡已七八十年，他决不是金源遗老，也决不是“大金优谏”。平心而论，胡适对关汉卿生卒年的推断，虽然文字不多，却卓有成效，对当代的研究者很有影响，对他的推论也很难找到资料、证据进行质疑。孙楷第在《关汉卿行年考略》一文中认为，关汉卿生年在宋淳枯元年至十年（1241—1250），卒年在元延枯七年至泰定元年（1犯0—1犯4）这种说法也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同。冯玩君在《孤本元明杂剧钞本题记》中提出了“两个关汉卿”的说法，“一个籍贯是解州”、“一个籍贯是大都”，表现了女学者大胆假设的另一面，但这种说法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同。1958年的“关热”形成了1949年以后元杂剧研究的第一个高潮。这一时期，研究者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关汉卿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一是关汉卿生平事迹的考证。研究者对关汉卿的生平事迹提出了各种观点，对自己已经掌握的史料进行辨析，并发现了新的史料，通过讨论，学界对关汉卿的生平以及创作活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文章有：赵万里《关汉卿史料新得》公布了他发现的《析津志·名宦传》中的关一斋小传；蔡美彪《关于关汉卿的生平》和《关汉卿生平续记》；戴不凡《关汉卿生平新探一一从高文秀是东平府学生员说起》等都是研究关汉卿的重要成果。二是对关汉卿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评析。从人物形象的塑造入手研究作品是这一时期关汉卿研究的特点。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提出关汉卿“当为元人第一”的观点后，研究者主要把关汉卿的曲辞和文章作为研究对象和内容，从而忽略了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研究。自1949年至“文革”开始的17年里确实是元杂剧也是关汉卿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其间尽管有由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特别是政治思维定势的介入导致的学术讨论方向的偏颇，但总体上讲，对关汉卿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对以后（特别是八、九十年代）的学术发展与繁荣起到了铺垫的基石作用，为当代人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文革”十年期间，大陆的学术空气凝滞，研究停止，但香港、台湾等地区的学者还是下工夫对关汉卿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香港梁沛锦与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合著的《关汉卿现存杂剧研究》，该书对关汉卿现存杂剧进行了整理和校订，而卢元骏的《关汉卿考述》是一部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初步探讨关汉卿生平创作的专著。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带来的进步使研究者又获得了“科研”的春天，很多学者的心情与干劲像接受阳光与雨露的小草在科学园地里充满了勃勃生机。学术著层出不穷；尤其是西方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的大量注入，使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受西方思潮的启发，打开并形成自己新的学术视野。这些同样给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气象，也形成了一个健康、科学、热烈的学术氛围，并推动了各项研究的发展。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下，继1958年后，关汉卿研究再度出现高潮。20世纪50年代末期，田汉、夏衍等人还倡导建立“关学”，此项工作虽然没有像他们期盼那样达到预期的效果。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关汉卿及其作品为研究对象，学术界开展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成立了全国性的关汉卿研究会，出版、发表了大量的研究专著、文章，研究成果还是可观的。仅关汉卿的传论，就有野马的《关汉卿的生平及其作品》、谭正璧的《元代戏剧家关汉卿》等论著。多种选集共同的特点是：他们大都收集了关汉卿现存的18部全本杂剧（包括存疑的）3种残剧，并且在编注、注释、剧本存疑探讨等方面，作到了学术性和普及性兼顾。再有值得注意的就是田汉的话剧《关汉卿》为宣传关汉卿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可以说、20世纪，关汉卿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起到了保存和宏扬中国古代戏剧的作用，也使人们包括整个世界的人们看到了中国除诗歌、小说以外元代戏剧艺术的辉煌和关汉卿在此所作出的伟大贡献。结论1958年，关汉卿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提名为世界文化名人，学界以此为契机展开了大规模的研究及关氏的戏剧编演活动，取得了丰厚的成果。但由于受政治思想等因素的影响，在关汉卿的研究中，未能立足于文学与戏剧艺术本身和作家本身，而仅仅是围绕“作者生平、籍贯”“作品主题思想”“人物形象”等内容进行分析与探讨，政治思维定势以其极大极强的优势侵占着人们的头脑，导致文学研究被“异化”，于是关汉卿就成为了反封建的勇敢“斗士”。这种研究的结果无疑是历史局限性的。纵观20世纪关汉卿及其作品的研究概况，大都是围绕着关汉卿的籍贯、生平以及杂剧(包括散曲)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等等，争论虽多，但也基本有大致的看法。我们应该承认，研究性的文章、著作虽多，但问题也不少。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一是材料很少，除了已经被传抄摘引了无数次的《录鬼簿》、《青楼集》、《太和正音谱》、《南村辍耕录》、《宋元戏曲考》、《曲律》等以外，没有发现新的有价值的材料;二是研究范围狭小，总是在作家生平、籍贯、活动地点、从事职业、是否遗民、入仕与不入仕等问题上打转转;三是受时代的影响，有的学者在研究和评价关汉卿时仅注重其戏剧的社会性和思想性，把关汉卿拔高到一个彻底的反封建斗士形象上来。有识之士在中国近代的政治斗争中把文学当作了斗争的武器和宣传工具，文学在斗争中显示了非常的意义。在以政治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中，文学包括文学研究都沾染上了政治的色彩，甚至是绝对化了的政治的文学与文学研究，使文学作为与政治并行的一种人类存在的社会现象发生了变形，这种变形同样反映在关汉卿的研究上。这样研究的结果，必然导致关汉卿与其作品和他创作的初衷之间产生极大的距离。因此有必要重新对关汉卿及其作品进行新的探讨。关汉卿之所以能成为元代戏曲家创作所取得成就的顶峰，自有其复杂的客观环境，历史背景、创作深度和作家条件等原因。参考文献：1.论关汉卿的人生观与创作观林岳晋阳学刊2003年02期2.莎士比亚和关汉卿李样林华夏文化2003年02期3.“铜豌豆”与“马神仙”—试论关汉卿、马致远杂剧创作倾向之不同李建武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02期4.关汉卿的民间情怀孙燕华上海戏剧2003年01期5.从《窦娥冤》看关汉卿的南权本质张维娟戏曲艺术2003年02期6.试论关汉卿笔下的妓女形象张海燕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02期7.人文奥运为何要请关汉卿吴志根湖北社会科学2003年10期8.关汉卿与马致远杂剧之比较何悦玲固原师专学报2003年02期9.“本一点孝顺的心怀,倒做了惹祸的胚胎”—窦娥冤屈的深层文化意蕴钱华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05期10.关汉卿的生卒年和里籍问题章宏伟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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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鲁迅小说女性形象这个论文题目是为了给当代的女性及社会提供一个变得更好的思考标的物
弱不禁风，敏感，浅殇式微笑2010回答
先来看黛玉。我们还是从神话入手，从黛玉的象征之物入手。宝玉的象征物是那块玉，他是真石头假宝玉，那么黛玉有没有象征物呢？有。黛玉的象征物比宝玉要多。黛玉的基本象征物是西方灵河岸边三生石上的一株小草，由于神瑛侍者每日灌以甘露，得以久延岁月，修成女体，所以黛玉的生命力是非常脆弱的，这就是她自幼多病、体弱的一个基本的原因。她的生命力非常脆弱，这是第一个她的文化基因。第二个文化基因，就是她的生命是神瑛侍者每日浇灌，用甘露浇灌，她才能够久延岁月，她的生命是来自于神瑛侍者，因此她对神瑛侍者具有生命上的依赖性，也就是说她极度依赖神瑛。这就是林黛玉一刻都离不开贾宝玉的原因，一旦失去了贾宝玉，那么她的生命之水就枯竭了。这样就造成了林黛玉的两个大缺点，一个就是她多疑、小性、爱生气，还有一个就是她过于依赖贾宝玉，她把自己的一切都寄托在贾宝玉身上，惟恐失去贾宝玉。但是她毕竟是具有神性的，因为她是西方灵河岸边三生石上的一颗小草，是神瑛侍者用甘露浇灌它，这颗小草是带有神性的，所以在林黛玉身上具有某种神性，就是非常高贵的品格。第三点就是绛珠小草后来变成一个女孩，绛珠仙子。那么她为什么也下凡呢？她和贾宝玉有所不同。她和神瑛侍者不同，和石头不同。石头和神瑛侍者是不满天堂生活，他要下凡来享受满足人的物质精神情感需求下来的，所以他有比较强烈的叛逆性。这个叛逆性呢当然也传染给了绛珠小草，绛珠仙子。但是绛珠仙子下凡的动机和石头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需要注意非常重要的区别。石头下凡，神瑛下凡是对天不满，因为你不让我补天，我有补天之才你不让我补。绛珠小草下凡是因为她的恩人下凡了，她要报恩而跟随去了，因此林黛玉在叛逆性上的目的和程度跟神瑛，跟贾宝玉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它有相通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林黛玉身上的神性表现得最突出、最可贵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如果和薛宝钗相比，她最突出的是什么？最突出的就表现在林黛玉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元春省亲的当晚，元春让大家做诗，黛玉当时决定大展其才压倒众人。今天我要在贵妃面前好好地表现一下我的诗才，能够让她得到赏识，比别人都强。这个思想在当时了不得，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弱点就是缺乏竞争意识，这是中华民族后来在明代中后期落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文化史上的原因，因为中国历来都是强调中庸的，枪打出头鸟。中国有这样大量的成语俗语，不要说女人了，连对男人都是反对出头的。林黛玉身上表现出来的这种要表现自我价值、要让自我价值让别人了解、重用、欣赏的意识，在当时是非常进步的。结果遗憾的是，元春只让她们做一首，所以林黛玉很快写了一首，结果得了一个并列冠军。元春最后评定的时候说，还是薛林二妹妹最好，但是我们都看得很清楚，薛不如林。宝钗的那首诗是典型的应制诗，过去皇上跟他的臣子部下每人都写一首，就是这种。宝钗的那首没有诗味，而且基本上句句都是歌颂。林黛玉的起码有一句非常好，非常有气魄：“借得山川秀”，气魄多宏大。林黛玉那首诗水平明显高于宝钗，而她是信手写来就得一个冠军。所以从这地方看得出来，林黛玉在当时具有超前意识的这样一种精神境界，这是她神性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林黛玉的象征物除了是小草以外，还有两样。一样就是竹子。林黛玉住在潇湘馆，一进院子，“有千百竿翠竹遮映”,“后院墙下得泉一派”，“一派”就是泉水是很小，“开沟”，开一条小沟，“仅尺许”，那沟很窄，就一尺多一点宽。注意潇湘馆里面的竹子是具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的，因为竹子这个意象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是表示文人刚直不阿、有节气、有骨气。而大观园所有的院子里只有潇湘馆有竹子。潇湘馆这个名字照理说不是很吉利，为什么？因为它暗示了舜帝南巡，久久不归，他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南下寻夫，后来知道舜帝已死，于是泪洒斑竹，“斑竹一枝千滴泪”，投湘江而死。但是当时起诗社的时候，大家要用别号，用一个笔名，别人说就叫潇湘妃子吧，因为她住潇湘馆，林黛玉欣然接受了，这个名字其实真不错。那么这些翠竹就暗示了林黛玉将来不幸的命运。但是这千百竿翠竹象征着林黛玉人品高洁，具有一种独立的文人的气质。林黛玉是这些女孩子当中最有骨气的，跟薛宝钗一比就比出来了。就在元春省亲的当晚，贾宝玉写诗写不出来，憋得没折的时候，宝钗和黛玉都过去关心。宝钗说贵妃刚才把红香绿玉改成怡红快绿，她不喜欢“绿玉”两个字，你还非要写那个，你不是成心跟她争执吗？宝钗是处处小心谨慎，怕贵妃不高兴。宝玉受到启发了，他说对了，以后我不叫你姐姐了，我就叫你老师吧。宝钗说怎么又叫姐姐了，在上边穿黄袍的才是你姐姐呢。这些地方就写出了宝钗她非常世俗的一面，她和林黛玉一比光彩就不如人。而且我们注意到，刚才讲了，那个泉水从墙外面流进来，那个沟很小、很窄、很浅，我们注意一下，大观园里面有很多院子，大观园里面也有很广阔的水面，但是院子里面有水的只有潇湘馆。我们知道，水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特别是在《红楼梦》当中，是代表少女，女儿是水做的骨肉嘛。也就是说曹雪芹是把林黛玉比做所有这些杰出少女中的最优秀的代表。但是这个小水沟很浅，很窄，意味着它的生命力的脆弱，而且这个水是绕着竹子盘旋而出，这就很有意思了，这是强调这个水和其他的水不一样，它是刚直不阿、人品高洁之水。我们再看看宝钗。宝钗也有象征物，《红楼梦》里面有两个人物的象征物是石头，一个当然就是贾宝玉，还有一个就是薛宝钗。那么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薛宝钗这块石头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呢？我们看一下，薛宝钗住在蘅芜苑，“步入门时，忽然迎面突出插天的大玲珑山石”，这个石头很高，它不仅是一块大的很高的玲珑石，而且四面还有石头。所以曹雪芹在这儿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是：这个石头很大，不是精英美玉，这是真石头。这么多石头，“竟把里面所有房屋皆悉遮住”，全都遮住了。注意潇湘馆里面用的是“遮映”，竹子把房子遮挡了去，但它是相映成趣，相映成辉，而这里“遮住”就暗示了我们，薛宝钗常常掩饰自己内心的真实的东西。而且一株花木也无，没有一朵花木，倒是只见许多异草，可这些草不是石头上长出来的，而是在石头旁边，是攀缘在那些石块上的。这些异草是象征着伺候薛宝钗的那些丫鬟们。因此薛宝钗这块石头和贾宝玉这块石头的区别是什么呢？贾宝玉这块石头原来也是普通的石头，经过女娲锻炼之后，通了灵性，有了神性，是一块有生命的石头，是一块有强烈生命意识的石头。而薛宝钗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所以她在金钏之死的问题上表现出了冷酷无情，在柳湘莲出走的那些问题上也表现出冷漠。连薛蟠这么差劲的都满世界找他去，薛宝钗没有。那么你想一块是有生命的石头，一块是没有生命的石头，一块石头具有强烈的生命意识，另外一块石头对别人对自己都非常冷漠，那么这两块石头它怎么有缘呢？因此曹雪芹只能让她住在蘅芜苑。蘅芜苑就是恨无缘，不可能有缘分，尽管他们离得很近，就像两座山一样，你可以看见我，我可以看见你，但是走不到一起。薛宝钗是一个身受封建礼教教育的孩子，她严格地遵守封建道德规范，用封建道德规范来规范自己，也规范别人。有人说薛宝钗很虚伪，我觉得错了，我不同意这个说法。薛宝钗这个人物之所以经得起琢磨，甚至很多人都喜欢，就是因为她非常真诚，她真诚地信奉这些东西。比如她劝黛玉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最好是不识字，识了字以后你也别老去写诗，写多了，有学问的人还笑话你呢。她很真诚，她不是品质问题。比较一下宝钗和黛玉诗的优劣，很难比出来。薛宝钗的《螃蟹诗》就写绝了，恐怕是空前绝后，没有第二人能超过她。她还有很多其他的诗写得也不错，当然也有一些应景的诗。可是跟黛玉一比就能比出来，这两人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宝钗用过四种体裁，黛玉用了八种体裁，五绝、七绝、五律、七律、歌行、词等等。宝钗是4种9首，444个字，黛玉是8种，体裁比她多一倍，25首，比她多一倍半，256句，比她多三倍，1659个字，比她多三倍。通过这个统计，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些问题：宝钗和黛玉写诗都写得非常好，但是宝钗只参加集体活动，没有自由活动。黛玉大量的都是她个人的自由活动。而且黛玉参加集体活动也是尽量要大展其才，一圈就圈三个，三个题目就拿下来了，她要多写。宝钗没有歌行，而黛玉的《秋窗风雨夕》、《葬花词》写得多好。当然这都是曹雪芹写的，这个著作权问题咱们得弄清楚了。黛玉是把诗词作为抒发内心情感、宣泄苦闷的一个手段，所以她的诗词里面真是充满了血泪，充满她真挚的感情。即使这种感情有时候可能比较狭隘，甚至可能有误读、误导，但是很真诚。你看她题手帕诗，她一下就写三首，写一首还不能把那个感情完全抒发出来，所以就要写歌行体，长篇，充分地把自己的感情表达出来。她们两人的差别，归根结底是由于两个人的诗歌观念造成的，也就是说她们的区别在于价值观的不同。薛宝钗是视诗词为小道，女子无才便是德，最好不认字，写多了让有学问的人笑话咱们不守本分。集体活动她不能不参加，你写我也写。黛玉不是这样，黛玉生命形态的一部份就是诗词，诗词已经和她的生命融为一体了。我们看得出来，黛玉在爱情的问题上比宝钗要强得多，她是主动地追求自己的爱情。她惟恐失去宝玉，所以听说宝玉得了个麒麟，史湘云也有一个麒麟，湘云来了，所以她急急忙忙要去看了。两个人都有个小东西，咱们中国这个记那个记的，两个小东西就撮成婚姻了。所以她就去了。而宝钗恰恰相反，宝钗作为一个少女，在一个很难接触到其他男性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她喜欢宝玉是非常正常的，但她就像她住的蘅芜苑的大石头那样，总是在处处掩饰自己，而这种掩饰反而起了副作用。比如由于马道婆使魔法，结果王熙凤和宝玉中了邪了。后来宝玉醒过来了，当时大家很高兴，宝钗就开了个玩笑，说阿弥陀佛，如来佛真忙，不光要忙着讲经，还要忙林姑娘的婚事。她就开黛玉和宝玉的玩笑。还有一次，黛玉让贾母叫走了，宝玉都没心情吃饭了，匆匆忙忙吃完饭赶紧要走，宝钗说赶紧让他走吧，要不他惦记林姑娘，林姑娘也惦记他呢。开这个玩笑。这两次玩笑反映出来，一方面，宝钗要掩饰自己的真实感情，另一方面，表现出来潜意识里面的她的那种封建道德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就是按照封建道德规范，女孩子根本不应该考虑自己的婚事，自己的婚事应该由父母做主，如果父母不在，就由长兄做主，所以薛宝钗觉得好没意思，幸亏有个黛玉，把宝玉拖住了。宝钗这种做法不是出于虚伪，而是非常真诚，就是她真诚地对别人冷漠，也对自己冷漠，因为她本来就是一块大石头。她那两个玩笑实际上会促进黛玉和宝玉的感情。这些地方说明，在生命意识上，在爱情观上，在人生的价值观上，宝钗不如黛玉。王熙凤说薛宝钗不干己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这是宝钗好的地方，因为宝钗是客，寄居贾府，她对贾府的事情当然不应该多加干涉。而且贾府的矛盾那么复杂，所以她当然就回避了。可是一旦如果需要她表态的时候，她毫不吝啬。我们看李纨、探春，宝钗三个人受王夫人之命代管大观园。王夫人是她姨妈，在这种情况下，宝钗发表了两段长篇演说，这两段加起来差不多有一千字。她就说明大观园改革的必要性，特别是后面第二段，她提出让那些承包的婆子媳妇们要拿出一点来，要照顾左邻右社，这样她们就不会搞破坏了，她们也就平衡了，你们也就安全了。这不就是社会稳定吗？所以我们一定要整个把前八十回完整地来看，这样我们就能够看到一个完整的宝钗。宝钗这个管理才能黛玉是远远不如，我估计黛玉那个潇湘馆都管不好，主要是紫娟的功劳。黛玉是只会做诗不会做人，说话直来直去。黛玉非常可贵的一点，她的性格非常率真，很真诚。这一点呢宝钗就不如她了。刚才讲元春省亲的时候我们也讲了，她处处要顾及到别让元春不高兴，但是宝钗这个问题并不意味着她虚伪。我们要注意到，宝钗在大观园里是很得人心，她并不是靠小恩小惠得来的，宝钗很善于处理各方面的人际关系。而我们知道，生活在一个群体当中，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修养和能力。这一点是宝钗比黛玉强的地方。这样我们就要回到开头，我们讲的那个标准上来。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这两个女孩子，黛玉比宝钗强，也不能简单地说，宝钗比黛玉强。为什么？因为这里面涉及一个美学上和生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作为艺术评判，林黛玉和薛宝钗，这两个少女的艺术形象，它在塑造上难分高下，都是非常成功、非常经得起咀嚼的艺术形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薛宝钗这个人物更难刻画。一个艺术家，你要把作品写得让读者让观众老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这是最高明的。因此从艺术评判的角度来说，这两个都是极其成功的形象。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为什么那么好？另外还有个名字叫《永恒的微笑》，就是她这个微笑你越仔细看，你越不明白她在笑什么。是一种微笑，是一种冷笑，是一种恶毒的笑，你都可以解释。为什么？这和当时你的心情、你的环境和你的先入之见都有关系，妙就妙在这个微笑你没有办法解释，很难解释。所以从艺术评判来讲，黛钗不分高下。然后我们从道德评价来讲。道德评价，我觉得黛玉要比宝钗强。我们很清楚这是她们的象征之物所决定的。因为宝钗身上尽管读者有许多误会，被曹雪芹引入了误区，但是宝钗身上确实存在着一些冷酷无情，而且她不仅是对别人冷酷无情，也对自己冷酷无情。有的人是被迫变成了祭坛上的牺牲品，而宝钗是自觉自愿地把自己作为一个牺牲品放在了祭坛上。所以在道德评判上来说，钗不如黛。最后从生活评判。作为生活对象，薛宝钗身上那种封建意识在现代社会里面已经远去了，尽管还有，但是已经不像过去那么严重了。很多现代女性甚至都走得太远了。而薛宝钗身上那些可以被大家接受的欣赏的东西，比如说她身体比黛玉健康，她比较善于搞好人际关系等等，就比黛玉有优势。总而言之，曹雪芹在黛玉和宝钗身上都倾注了所有的爱心。他既没有把她们都写成完人，也没有过于夸大她们的缺点。在她们身上，都有许多可爱的地方，也都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如果能够把她们两人的优点相加，缺点都去掉，那么就成了完人了。
我自己的观点捏 不知道能不能帮助你^^ 贾宝玉也提了下 为了分析林MM贾宝玉：是个比较典型的公子哥 爱沾花惹草爱和女孩子在一起玩 但却是个实诚的人 对女孩子的理解和那个时代的男人有很大的不同 和女孩子在一起的理由亦不同 他去理解女孩子的处境为她们担忧为她们伤神 他爱轻灵纯洁的东西 厌恶流俗的世界 不求上进 不愿意考取功名 只愿意和自己愿意在一起的人活在一个避世的世界里 在那样的社会里 他就是个异类 痴傻癫狂的怪胎 但真正懂他的人 会格外的珍惜他哪与众不同的怪异 人是好滴 但我一样不DJ他 太过脂粉气 太过敏感的心灵 偏于女性化儒弱的性格 导致他没有男孩子的担当和责任心 反而害了身边他想保护的女孩子。。。 不过以他的环境和社会地位 能这样就不错哩 2 林黛玉 ：和贾宝玉是一类人 性格不同 但本质和世界观超级神似 对于她的美丽善良才气纯真高傲飘逸的叙述 是个中国人都是晓得滴 我就不再重复 只谈谈我个人对她的理解 她虽有颗赤子一般的纯净的心灵 但是这颗心灵关注的东西过于狭隘 导致她的心灵虽然纯净 但是却是残缺的 病态的 她和宝玉最大的区别就是她更关注自我 自己的感情世界 别的东西 可以说 都是灰尘 只有能联系到自己的东西 才有思考的意义和价值 晴雯的死她相到自己 宴会散了她想到自己的聚散 花残了落了也相到了自己 所以要葬花 更别说才她哪寄托生命的爱情了。。。 这种人出现在小说中就是仙子 引起人的感慨 我一直觉得中国的审美是有精神洁癖的 林黛玉的出现 最大程度上的迎合了中国最经典的病态审美 所以她是不朽的 3 薛宝钗 ：红楼梦里我最最喜欢人物就是薛宝钗 我个人认为人最大的本事就是征服环境适应环境 让环境对你树起大拇指 而不是目下无尘的鄙视你的生存环境 再被它打败毁灭或者是永久的逃避它 MAYBE 林黛玉是仙子 宝玉是护花使者 他俩的所做所为就是生下来鄙视自己的环境不能同流合污 也不能改变 最后拍拍屁股走人就可以 但是宝钗就是俗人 大俗之人 所以她留到了最后 无论世界怎样暴风雨式的改变 她都能清醒明理的知道该怎么做 宝钗的性格也是有问题的就是太理性太圆滑 所以她不擅长改变 有些过于保守 但我不认为宝钗是封建卫道士 她的很多想法都是源于自己 对自己 对他人的保护 我认为这是一种天性 是儒家所讲的仁 自然而然的帮助身边的人 所有的做法都合乎礼教和修养 浑然天成的端庄和母性气质 其实也是一种智慧与魄力 黛玉是隐士 宝钗是高士 黛玉忠于自我 而宝钗更愿意关注大局的平衡 黛玉更有一种神秘的魅力 而宝钗更接近俗世道德中的完美 但如果只是这样 宝钗的性格和形象就不够丰富和有争议 薛宝钗其实是个自我性很强的人 甚至超过林黛玉 因为 虽然她人一直混迹于俗世中得到俗世的一致好评 一致称道 心性境界却与俗世相差甚远 那句“好风频借力 送我上青云” 一语惊醒我 好一个深藏不露的姑娘 你明白她想的是什么么 你明白她追求什么么 她很有想法 她不说 若无青梯难入云霄
张慧婷林黛玉人物形象浅析【摘要】林黛玉是《红楼梦》中最重要的人物形象之一，多年来，《红楼梦》的研究者对她的评价可以说是有褒有贬，各执一词，本文从林黛玉的内在气质秉性和高尚的精神品格等方面来探究分析这个带有悲剧色彩的人物，并在此基础上挖掘造成她悲剧的原因，以期更深层的了解林黛玉这个富有诗意美和理想色彩的悲剧形象。【关键词】气质个性；精神品格；叛逆性在《红楼梦》中，薛宝钗、史湘云、林黛玉可以说是作者着力刻画的三位女主角，但作者曹雪芹似乎对林黛玉这个人物形象更加情有独钟，“潇湘妃子”无疑是曹雪芹对她的一种近乎神仙般的仰慕，而潇湘馆的竹子更是作者对林黛玉人格的一种赞扬，作者虽倾情如此，最后却给了她一个悲剧的结局，这就使得更多读者对黛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使众多读者为黛玉而狂，甚至为她而死。由此可见，黛玉这个人物形象有着巨大的魅力。那么，她的魅力究竟体现在哪儿，而她因何能在大观园的女性中脱颖而出，又是因何而感动读者，成为古典文学长廊中青春永驻的人物形象的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对林黛玉进行全面研究，以求得更为准确的结论。一、林黛玉独特的气质个性（一）绝美容颜林黛玉容颜娇美，且天生一股神韵。“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我们第一次见到林黛玉，是她刚刚来到贾府。作者通过凤姐的赞扬和宝玉眼中所见，描绘了她天仙似的美貌。凤姐一见就惊叹道：“天下竟有这样标致人儿！我今日才算看见了！”在宝玉的眼里：“袅袅婷婷的女儿”，“神仙似的妹妹”，婉转风流，娇美动人，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韵味，深深打动着他的心。因此，林黛玉绝美的容颜也引起了后人的无限遐思。（二）聪慧心智林黛玉秀外慧中，兰心慧质，是不可多得的聪慧女子，《红楼梦》中描写她说“心较比干多一窍”，将她与拥有“七窍玲珑心”的比干相比，以此来突出她的冰雪聪明。她的蒙师贾雨村说，他这女学生“言语举止另是一样，不与凡女子相同”。因其母名贾敏，“他读书凡‘敏’字他皆念作‘密’字，写字遇着‘敏’字亦减一二笔”。她到贾府时，尚在孩提，却牢记母亲生前的嘱咐：“外祖母家与别家不同，……要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要多说一句话，不可多行一步路，恐被人耻笑了去。”她总是眼看心想，暗暗审视；然其言行举止，却又那样彬彬有礼，适份合度。由于黛玉心智聪慧，又加之她寄人篱下的生活处境，就使她变得非常的敏感。周瑞家的送宫花，最后送到她那里，她便疑心是别人挑剩下的才给她；一天夜晚，她叫怡红院的门，晴雯偏偏没听出是她的声音，拒不开门，并说“二爷吩咐的，一概不许放人进来呢！”把个黛玉气得怔在门外，欲要发作，又想：“虽说是舅母家，如同自己家一样，到底是客边。如今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现在他家依栖，若是认真怄气，也觉没趣。”正在伤心垂泪之时，又听见宝玉宝钗的笑语声，越发动了气，“越想越觉伤感；便也不顾苍台露冷，花径风寒，独立墙角边花阴之下，悲悲切切，呜咽起来”。一日她卧病在床，听到园子里的老婆子骂人，———实则是骂她的外孙女儿———黛玉却认为是在骂己，竞气得昏厥过去。别人开一句玩笑，她认为是对自己的轻侮。她确是个“小性儿”，甚至有些“病态”。但是，如果我们联想到她的身世处境，想到她极强的自尊心，就会觉得这是非常自然的。（三）率真胸怀薛宝钗有些世故，城府甚深，能多方面地取悦于人，而林黛玉对人坦率纯真，见之以诚。她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她对待紫鹃，亲如姐妹，情同骨肉，诚挚的友情感人至深。香菱学诗，宝钗讥她“得陇望蜀”，极为厌烦；香菱向黛玉请教，黛玉却热诚相接，并说：“既要作诗，你就拜我为师。”纯真透明如一泓清泉。她给香菱讲解诗的做法和要求，还把自己的诗集珍本借给香菱，并圈定阅读篇目，批改她的习作，堪称“诲人不倦”。她待人很宽厚，与人不存芥蒂。史湘云因把她比作戏子伤了她的自尊，她有点不忿，可一会儿便携了宝玉的“寄生草”回房，便又“与湘云同看”。在对待宝钗的态度上，尤见出其天真笃实。本为情敌，无嫌犹猜，但在薛宝钗对她略表关怀，予以“训导”之后，她便开诚布公，肝胆相照，向薛宝钗掏出心窝子的话，并引咎自责：“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极好的，然我最是个多心的，只当你心里藏奸。从前日你说看杂书不好，又劝我那些好话，竞大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错了，实在误到如今。”此后她待宝钗如亲姐姐一般，连宝玉也感到惊奇。从中可见，黛玉非常单纯可爱，而其中也流露出对朋友的坦诚，即使对自己的情敌也一样。林黛玉不只为人坦率，而且也很谦和。她从来不会对人恶言相向，即使对“下人”也从来没有耍过威风。她与紫娟情同姐妹的感情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紫娟虽然是丫环，但是黛玉却从来不摆小姐架子，两人就像朋友一样，互相关爱，谈心聊天。另外，每次赛诗，她总是推崇别人写的好，不计较高低。如与湘云凹晶馆联句，每当湘云说出佳句，她总是“起身叫妙”，甚至说：“我竟要搁笔了！”我们平时所看到的“林黛玉心胸狭窄，尖酸刻薄，爱使小性儿”等只是表面的假象而已，林黛玉实则冰心玉壶，晶莹剔透，纯如赤子。（四）诗人气质林黛玉的美，还表现在她浓郁的诗人气质方面。例如《葬花吟》、《桃花诗》等等。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是一个诗化了的才女：她有多方面的才能，博览群书，学识渊博。她爱书，不但读《四书》，而且喜读角本杂剧《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等；对于李、杜、王、孟以及李商隐、陆游等人的作品，不仅熟读成诵，且有研究体会；她不仅善鼓琴，且亦识谱。曹雪芹似乎有意将历代才女如薛涛、李清照等人的某些特点，融进林黛玉的性格。比如，她代题“杏帘在望”为宝玉解围的细节，很易使人联想到李清照与赵明诚比作《醉花阴》的轶事；“堪怜咏絮才”、“冷月葬诗魂”，则是将林黛玉比作晋代的谢道韫和明代的叶琼章。但林黛玉又完全区别于历代的才女，即曹雪芹赋予她的悲剧命运和叛逆精神。而这种个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她诗人的气质和诗作表现出来的。在大观园里，她与薛宝钗可谓“双峰对峙，二水分流”，远远高出于诸群钗，在博学多识方面，可能略逊宝钗；但在诗思的敏捷，诗作的新颖别致、风流飘洒方面，林黛玉却是出类拔萃、孤标独树的。诗社每次赛诗，她的诗作往往为众人所推崇，所激赏，因而不断夺魁。她的诗之所以写得好，是由于她有极其敏锐的感受力、丰富奇特的想象力以及融情于景的浸透力；即使一草一木、一山一石等极平凡的事物，她只要一触到，立即就产生丰富的想象、新奇的构思和独特的感受和见解。尤其可贵的是，她能将自己的灵魂融进客观景物、通过咏物抒发自己的痛苦的灵魂和悲剧命运。例如她的《白海棠》诗，既写尽了海棠的神韵，亦倾诉了她少女的衷情。尤其是“娇羞默默同谁诉”一句，最为传神：这既是对海棠神态的描摹，也是自我心灵的独白，她有铭心刻骨之言，但由于环境的压迫和自我封建意识的束缚，就是对同生共命的紫鹃，甚至对知音贾宝玉，也羞于启齿，只有闷在心里，自己熬煎。这便愈显其孤独、寂寞和痛苦。她的诗作《葬花吟》则是林黛玉进入贾府以后的生活感受，是她感叹身世遭遇和悲剧命运的全部哀音的代表作，她以落花自况，血泪作墨，如泣如诉，抒写了这位叛逆者的花落人亡的哀愁和悲愤。“柳丝榆荚自芳菲，不管桃飘与李飞”，就寄有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愤懑；“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岂非对长期迫害着她的冷酷无情的现实的控诉？“愿奴胁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则是对美好理想的渴望与热烈追求；“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表现了她的高洁的情志和坚贞不阿的精神。至于“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等末了数句，书中几次重复，特意强调，并通过鹦鹉也会吟哦的描写，可知作者是大有深意的：花的命运也即黛玉的命运。这是用热血和生命写就的心曲，是与这个罪恶的世界决裂的檄文。它真实地展露了一个充满痛苦充满矛盾而又独抱高洁、至死不渝的心灵世界，凸现的是一种独立人格的壮美与崇高。《葬花吟》之所以能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原因正在这里。诗表现了她独立不阿的人格，诗表现了她美丽圣洁的灵魂，诗使她具有一种迷人的艺术光辉，可以说，如果没有了诗，也就没有了林黛玉。二、林黛玉高尚的精神品格（一）执著的爱情林黛玉的悲剧是爱情悲剧，爱情悲剧则源于她对爱情的执著，这种精神层次的、高品质的爱情，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是难能可贵的，她和贾宝玉的爱情是一种新型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属于未来的爱情。这种爱情的最根本的特点，是建立在互相了解、思想一致基础之上的，表现得非常纯真、深挚、坚贞。林黛玉本是一个“情痴”、“情种”，她为爱情而生，又为爱情而死，爱情是她的生命所系。她对贾宝玉爱得真诚，爱得执著，始终如一。然而，他们的爱情是在不许爱的环境中发生、发展和生存的，因此，爱情势必伴随着痛苦，又兼之她诗人多愁善感个性，就注定了黛玉悲剧的命运。这种被压抑的燃烧着的爱情，只能用诗和哭来抒发，来倾泻。总而言之，她是为自己的爱情而哭。爱情曾使她几死几生，当他们这种同生共命的爱情最后遭到毁灭时，她便“焚稿”、“绝粒”，以生命相殉。这种爱情是怎样的至诚至坚，至纯至圣，感天地，泣鬼神，动人肺腑，撼人心灵，而这也正是她精神之美的闪光点。这种美超越时代，超越生死，是她人生中的辉煌所在，也是她在读者心中引起震撼的原因所在。多少人为她洒下同情、痛惜和悲愤之泪！一生以泪洗面的林黛玉，临死之前反而发出了微笑，最后喊出了“宝玉，宝玉，你好———”的未完的一句话———留下了千载不消的遗恨！她与贾宝玉生死与共的爱情，他们所实践过的爱情原则，将与日月争辉，与天地共存。将给予不同时代的读者以生活的启示和美的享受。（二）叛逆的精神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林黛玉不仅才情横溢、学识渊博，而且又是那样如饥似渴地阅读“性灵之学”和描写爱情的脚本杂剧，那样如醉如痴地沉浸在艺术的境界。在《五美吟》中，她言绿珠，说绿珠为石崇殉葬的不值；她咏红拂，赞扬红拂私奔的壮举；在酒筵上，她熟记《西厢记》、《牡丹亭》中的一些片段，甚至还将其引为酒令，如此置家长们的教导于不顾，这不能不说是对封建礼教的叛逆。林黛玉不仅毫无顾忌地展示着自己的才华，而且还和贾府的“混世魔王”、“祸胎孽根”、贰__________臣逆子贾宝玉互为知音，结为同心。她冲破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礼教的束缚，大胆地追求着恋爱自由、婚姻自由，体现了思想上的叛逆性和进步性。爱情，在当时她所处的时代，是不允许自由恋爱的，在择偶时考虑的是家私、门第及父母的意愿，正如小说中王熙凤所说：“你给我们家做了媳妇儿，还亏欠你么？你瞧瞧人物配不上？门第配不上？根基家私配不上？哪一点玷污你？”虽是玩笑话，但也反映出当时社会尤其是贾家这样大家庭的婚姻标准，黛玉既无家产，又无父母兄弟，孤身一人，寄人篱下，又有一身的病，种种条件权衡起来，她都不是宝钗的对手，她的爱情悲剧已经由此定局了。封建社会，如果男女之间私下产生爱意，便被视为大逆不道，为社会所不容，然而黛玉却表现出顽强的抗争力与叛逆精神。她也正是因为这种叛逆精神而成为时代的悲剧，成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林黛玉不劝宝玉走“仕途经济”之道，也是其叛逆性的表现之一。在小说第三十二回中，湘云劝说宝玉多会会达官贵人，不要成天混在女孩子队里，宝玉当即说：“姑娘请别的姊妹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污了你知经济学问的”，接下来又称赞黛玉说：“林妹妹从来说过这些混账话不曾？若她也说过这些混账话，我早和她生分了”，可见，黛玉从不说这些“混账话”，所以“宝玉深敬黛玉”。林黛玉反对“仕途经济”，实质上就是否定了封建主义的人生道路，否定了地主阶级的政权，这一点恰恰与宝玉不谋而合。这种志同道合的爱情，其共同的思想基础是对封建礼教和法制的全部背叛。我们从与生俱来的独特个性气质及高尚的精神品格两方面简单分析了林黛玉这个人物形象，纵观她的一生，我们不难发现，在封建社会大家族里生活的她，个性张扬，率真坦荡，执著追求高品质爱情，有异于封建社会的大家闺秀，是大观园里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物。她的身上体现出一种前卫的、进步的民主思想，而这种进步在当时社会却被认为是叛逆的，是被礼教所不容的，也正是由于她的叛逆及对心灵相通的爱情的执著追求才引起封建家长们的不满，作为一个异类，她的失败及悲剧命运是注定了的。这个悲剧形象中所表现出的个性解放、人性觉醒的思想和叛逆性格，不屈服于强权的顽强精神，会随着这个典型艺术形象而始终存在着，并且对《红楼梦》的读者产生一种激励、启迪的作用，这也正是我们分析林黛玉这个人物形象的现实意义所在。【参考文献】[1]曹雪芹.红楼梦[M].作家出版社,2006.[2]一粟.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资料汇编[G].中华书局,2005.[3]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M].北京出版社，2004.[4]江西大学中文系.红楼梦诗词译释[M].江西人民出版社,1979.[5]曾扬华.红楼梦引论[M].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6]张庆善.红楼梦中人[M].中华书局,2008.[7]周汝昌.红楼艺术的魅力[M].作家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