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要死的，但是，为什么要花费这样多的劳力，消耗这样多的钱财，为自己建造一个尸体贮存所呢?除了国王们的奢侈外，有没有其它的原因呢? 有，科学家们研究表明，金字塔的形状，使它贮存着一种奇异的“能”，能使尸体迅速脱水，加速“木乃伊化”，等待有朝一日的复活。 假如把一枚锈迹斑斑的金属币放进金字塔，不久，就会变得金光灿灿；假如把一杯鲜奶放进金字塔，24小时后取出，仍然鲜美清新；如果你头痛、牙痛，到金字塔去吧，一小时后，就会消肿止痛，如释重负；如果你神经衰弱，疲惫不堪，到金宇塔里去吧，几分钟或几小时后，你就会精神焕发，气力倍增。 在全世界研究金字塔的浪潮中，真是一谜未解，一谜又起。说法越来越多，也愈来愈离奇，被它吸引的人也日益增加。几十年前，忽然又冒出一项所谓“新发现”，在西方接连出版了几十本洋洋洒洒的专著，上百篇的论文，成千上万人在试验、探讨，它的势头正方兴未艾。这项“新发现”就是蜚声欧美各国的“金字塔能”。它说的是金字塔形的构造物，其内部产生着一种无形的、特殊的能量，故称之为“金宇塔能”。据说，这种能量有着许多用途和奇特的功效。 环绕着大金字塔的神秘和谜是数之不尽的，但近年来，较热门的金字塔的神秘性话题，则是金字塔神力。 有关金字塔神力的发现，可溯及至本世纪初。热衷于超自然科学的法国人安东尼·博维于1930年前往埃及，在参观了吉萨金字塔群落后，他提出大金塔的形状非同一般，由此又为金字塔神秘论增添了新的内容。 博维热衷于“感觉辐射”的造型研究。这项技术的基本概念就是说物体会辐射某种能量，这种能量目前尚不能为现代物理学所解释。当博维在金字塔参观时，进入“国王墓室”的他，不经意地往当成垃圾箱的罐子一看，发现里面竟放着猫和老鼠的尸体。当时他想这些动物大概是在金字塔内迷路，无法定出而死亡，而被丢在坡圾罐中的吧!可是，他随即又注意到有些奇怪的事，因为尽管墓室中非常潮湿，但尸体却未腐烂，这么说来，这些动物不就和木乃伊一样干透了吗?且墓室中岂不是具有能够使物质脱水之力吗? 博维心想这种现象应该是和大金字塔的几何学图形有关，于是在返国后就立即用硬纸板做了一个底边0．9公尺的大金字塔的模型。并将其4个方位配合上东西南北的方向，再将猫的尸体放在与墓室相同，距底部1／3高度之处。结果他发现过了数日，猫的尸体竟然变成了木乃伊。 接着，他又用肉片及蛋等等加以实验，结果确认不论放入什么全都不会腐烂。于是他就发表了有关他对金字塔神力的研究结果。 原捷克斯洛伐克的一名无线电技师，放射学专家卡尔，德鲍尔得知博维在小型金字塔中做的实验后，于1940年开始亲自用木乃伊风干的方式对食品花朵和动物尸体进行试验。德鲍尔用三毫米厚的马粪纸，按胡夫金字塔的比例，做了几个30厘米高的模型，进行第一次实验。结果他惊讶地发现，放在模型内的牛肉、羊肉、鸡蛋、花朵、死青蛙、壁虎等果然变于而不腐。实验获得初步成功后，他就与博维通信，两人保持着经常的联系。 德鲍尔不断地试验，探讨模型内究竟存在什么能量。有一次，他将一把刮胡子刀片放在模型内，满以为它将变钝，但结果却相反，刀片变得更锋利，他用这把刀片刮了50次胡子。 这样，他就开始研究金字塔模型对刀片的影响。他做了一个15厘米高的模型，把刀片平放在塔内距塔底三分之一高的地方，刀片的两端对准南北方向，模型本身也按南北放置。几次试验，结果雷同。一种极其简单而又神奇的磨刀片器——马粪纸的胡夫金字塔模型就这样发明了。1949年，德鲍尔正式向捷克首都布拉格有关部门申请注册“法老磨刀片器”的发明权。在捷克，一般专利发明权至多3年即可批准。但这项编号为91304的发明经过了整整10年的周折，直到1959年才批下。其间，德鲍尔竭力说服专利委员会，并向委员会主席提供了一个模型。该主席亲自进行试验，最后表示这项发明确有实效，它并不是什么欺或魔术。与此同时，德鲍尔还探索模型磨刀片的原理。德鲍尔在一家无线电研究所工作，他可以了解当时世界上最新的科技情报，并充分利用所里的设备与仪器。他把实验扩大到收音机、雷达、宇宙线和其它射线中，研究用马粪纸这样的绝缘体制成的金字塔模型，其内部的空间产生着什么样的震荡，这种震荡又和地球磁场与刀刃之间有什么关系。最后，他得出一种假设，或称为一个定理：来自太阳的宇宙微波，通过聚集于塔内的地球磁场，活跃了模型内的震荡波，使刀片“脱水”变锋利。这种特性不局限于胡夫金字塔模型，其它形状和大小的金字塔模型也能对刀片产生同样的作用。他在申请专利权的报告中说，这种磨刀片器与胡夫法老本人毫无关系。金字塔状结构物内部的空间产生着一种自动的更新运动。金字塔空间产生的能量仅仅来自宇宙和地球的引力、电场、磁场和电磁场，它通过太阳发射的混合光线中看不见的射线起作用。在塔内空间激起的这股力量，能减轻由于多次刮胡子而引起刀口内部结构出现的毛病和变钝现象，但是，这股力量的影响仅仅局限于刀口变钝，而不是刀口所受到的外形损伤。因此，这种刀片必须是用上等的钢材制造的。一把刀片通常只能使用25一30次，但如果每次用毕后放在金字塔模型内24小时，那么，每次刮胡子后的钝化现象即可消除，刀片的使用寿命将会延长。 德鲍尔还说，金字塔内部的空间形状与空间内所进行的自然、化学、生物进程有关。如果我们使用某种几何图形作外形，那么这种外形就会加速或延缓它内部空间里的自然进程。这项发明虽然采用金字塔形，但其它形状的结构空间也可产生这种作用。此外，也可用其它绝缘体来制造这种结构物。为什么一定要用绝缘体呢?他解释说，微波可以穿透绝缘体，活跃模型内的震荡波，而导体则不行。 据说，德鲍尔所发明的“法老磨刀片器”在捷克商店里广泛地出售，人们习以为常地用它来磨刀片。这种磨刀片器在西欧、苏联、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也很流行。德鲍尔声称，他收到几千封买主的来信，没有一个抱怨这种磨刀片器不灵的。 19T0年，德鲍尔与他人合著的《在铁幕背后的惊人发现》一书问世。书中汇集了他多年来研究“金字塔能”的全部论文。该书很快地被译成多种文字，开创了研究“金字塔能”的先河，在西方掀起了一股试验“金字塔能”的热潮。各种专业的学者和金字塔迷纷纷用马粪纸、塑料、木板、玻璃制作金字塔模型，对它的特性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有一些国家建立了“金字塔产品公司”，专门出售大大小小的金宇塔模型，供试验用。有关“金字塔能”的论文和著作大量地发表、出版。1973年，在美国的华盛顿成立了专门收集各国研究“金字塔能”成果的征集机构。在研究“金字塔能”的书籍中，比较出名的有《大金字塔的秘密》、《金字塔能》、《神秘的金字塔能》、《金字塔的心理动力》等。这些书大多介绍用金字塔及其它形状的模型进行的各种实验和各方面的“科研成果”。 一些科学家说，实验的结果表明，把肉食、蔬菜、水果、牛奶等放在金字塔模型内，可保持长期新鲜不腐。现在法国、意大利等国的一些乳制品公司已把这项实验成果运用于生产实践之中，采用金字塔形的塑料袋盛鲜牛奶。据说，比起其它的包装形式，金字塔形内的鲜牛奶存放时间最长。 把种子放在金字塔模型内，可加快出芽。断根的农作物栽在模型内的土壤里，可促其继续生长。金字塔形温室里的作物，生长快，产量高。有人建议，为提高葡萄的产量，增加它的含糖量，葡萄棚应搭成正方形，并使葡萄茎正对南北方向，以吸收更多的地磁。 把自来水放在金字塔模型内，24小时后取出，称之为“金字塔水”。这种水在塔里所获得的能源被“禁钢”在水分子之中，它有着许多神奇的功效，可放入冰箱或其它潮湿的地方，长期贮藏，以备不时之需。用“金字塔水”泡茶、煮咖啡、冲牛奶、制作清凉饮料，昧更醇；用它烧莱、熬汤，比用普通水昧道更鲜美；每天喝杯“金字塔水”能健胃，助消化，医治神经紊乱；用它洗脸，可使皮肤娇嫩；它能消淤止痛，减轻关节炎患者的痛楚，甚至治好关节炎；它对医治粉刺、黑痣、鸡眼、痈疽、疣肿等皮肤病也有一定的疗效；用“金字塔水”浇灌农作物，可促进作物的茁壮生长，提高产量；用它浇果树、蔬菜和花木，水果和蔬菜的滋味更佳，鲜花尤为缤纷馥郁；摘下的鲜花如插在盛“金字塔水”的花瓶里，可推迟凋谢，延长观赏的时间。 但是，最奇妙、最引人入胜的莫过于对人体的试验了。金字塔模型成了治疗许多疾病的医疗器械和无形的灵丹妙药。假若你想在工作时消除久坐的疲劳，保持旺盛的精力，你可以在你办公室的座椅下面放一个小金字塔模型；如果你晚上失眠或睡觉不踏实，就请你在床下放置一个模型；要是你的孩子夜里哭闹，扰得全家不宁，你把他放人金字塔模型内，他会立即安然入睡；假如你患有头痛、牙痛等病痛，或者高血压、疲劳和其它不适，你最好进人金字塔模型稍坐片刻，或者睡上一觉。它能止痛、降压、恢复人体的青春活力、延年益寿，等等。 金字塔形是一种简单的几何图形，其模型的制作和试验都很简便。据介绍，可采取底边长12厘米，棱长厘米，高8厘米或底边9厘米，棱长8．55厘米，高6厘米两种比例。模型的大小可根据被试验物情况，从8厘米至2．3米高。试验时一定要对准南北方向，不要把模型靠近墙壁、金属物和电器旁。 寻求谜底：所谓的“金字塔能”究竟有没有?它是怎样产生?又是如何引出上述种种神奇的效果?为什么它正好聚集于胡夫殡室的位置上，即塔高三分之一的地方?这是巧合，还是古人已掌握了这种能源?各国的金字塔信徒们正千方百计地寻求它的谜底。他们大多认为，“金字塔能”是当代科学还不能解释的“客观存在着的一种自然现象”。在这个前提下，有的人认为金字塔形状等于一个大镜头或电容器，里面积聚着无名的能源；有的人说金字塔形状能在其内部聚集宇宙射线、磁性震荡和某些未名的射线；有的人设想这种能源是由于某种宇宙的力量和地球引力相结合的产物；有的人推测金字塔形内部产生一种高频震荡，影响着人体的细胞和肌肉，使之处于最佳状态；有的人解释说，不仅是金字塔形状，各种形状和大小的构造物都会在其内部产生一种力场，一种能源。这种特殊的力场或与自然力场相互抵消，或增强或减弱自然力场。几年前，法国工程师杜拜尔在其《形状波》一书中强调指出，各种形状， 如圆锥形、球形、正方形、金字塔形，都能通过宇宙射线或阳光改变其内部的宇宙波。金字塔形并不是会在其内部空间产生特殊能场的唯一形状。杜拜尔还说，人的一生都是在各种形状的建筑物中度过的，从一种形状到另一种形状，譬如汽车、影剧院、住房等。他主张应研究建筑物形状对人体的影响，在设计建造房屋时选择对人们健康最有益的几何图形。杜拜尔认为球形和金字塔形的建筑物最有益于身心健康，这两种形状的病房能加速病情的好转。也有人认为圆柱状结构好处多。一些研究者认为，目前人类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是在正方形和长方形的建筑物中度过的，而这两种形状不能产生积极和特殊的能源，相反，它们可能产生某种消极的力场，阻隔和破坏周围有利于人类的自然力场。他们呼吁建筑师们认真考虑，在设计住房、办公室、病房等建筑时，改变因循守旧的传统的正方形和长方形形式，使人类得以在更符合身体健康、令人充满活力的建筑形状中工作和生活
国家/文明起始年代 古巴比伦：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2250年之间 古埃及：公元前3500年 古希腊：公元前3000前～1100年之间 古印度：公元前2000年 中国：公元前2070年（第一个最早的奴隶制国家:夏朝 ）英国 1707年与苏格兰合并，改国名为大不列颠联合王国 美国 1776年7月4日发表独立宣言标志美国建国 法国 1792年 法国建立第一共和国 （不过现在是第六共和国）日本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 建立资本主义国家 印度 1947年8月15日，印度建国 澳大利亚 1788年1月26日 澳大利亚 1822年9月7日 巴西 1931年，加拿大在英联邦内获完全独立 1492年10月12日 西班牙 1640年6月10日取得独立 葡萄牙 1871 德国 （因二战而分裂，到1991年又统一）
“文明”一词，早在17、18世纪被欧洲启蒙学者提出来以后，便引起了人们的注意。19世纪美国学者摩尔根发表了《古代社会》一书，把人类历史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时代。1911年，西国埃及学家F·皮特里发表了《文明的革命》，反映了人们对古代文明的重视。20世纪前半叶，德国的斯宾格勒和英国的汤因比关于文化形态的文明论，尽管有其明显的政治倾向性，但却足以引起人们对文明研究的兴趣。特别是古埃及文明作为最古老而又最悠久的文明之一，更具有典型意义。总结一下20世纪古埃及文明研究的主要成就，尤其是其发展趋势，将促进我们21世纪的古埃及文明及其他古代文明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一、20世纪上半叶古埃及文明研究的开展古埃及文明是世界文明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一些早期的世界通史著作中都有所涉及，但在那时谈不上严格的专门研究。20世纪前半叶，对古埃及文明的研究不仅开始作为专门的领域展开，而且被纳入“近东”古文明的范围内。把“近东”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揭示了埃及在“近东”历史上的地位。1.古埃及文明研究的专门著作20世纪前半叶，古埃及文明研究的重要著作有两部。第一部是G·E·史密斯的《古代埃及人和文明的起源》，初版于1911年。史密斯原本是解剖学家和人类学家，他把人类学与古埃及文明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发表了多部有关木乃伊和埃及文明史的著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古代埃及人和文明的起源》。其主要论点有二：一是文明起源于埃及；一是埃及文明的向外传播。在该书中，作者强调：“不再有任何疑问，文明的本质因素的确起源于埃及。”“事实上，埃及是文明的创造者。”“依据她对世界文明的实际贡献，埃及在人类学的殿堂中应该占有特别卓越的地位。”史密斯除了充分肯定文明起源于埃及以及埃及文明的重要地位外，还提出了一个关于埃及文明传播的理论或假说。传播论或扩散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些欧洲人类学家中相当流行。他们认为全世界的文化都是由一个中心或几个中心向外扩散的，但却完全忽略了文化扩散的其他因素。史密斯作为传播论的一个代表，一再强调埃及是最古老的文明，世界上的其他一切文明都是埃及传播或扩散的结果，至少是受到埃及文明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作为人类学者，史密斯强调“种族的扩散源于东非”。不论阿拉伯人,南波斯人,或其他任何民族,他们的身体特征都非常类似于原始埃及人。[1]史密斯一再强调，西欧的“新石器文化……直接或间接起源于埃及，这一时期的石头制品模仿于埃及第6王朝以前的纪念物。”[2]在谈到美索不达米亚的灌溉农业时，他认为，苏美尔人的灌溉农业是从埃及学来的。[3]涉及到人类的风俗习惯和艺术时，作者指出：“埃及作为文明的发明者，在形成信仰，风俗习惯和丧葬艺术中占据了支配地位。”[4]关于埃及文明传播的原因和传播的方式，史密斯认为，“对矿物诸如铜的搜寻变成了文明传播的主要原因之一。”“对铜的经济价值的承认驱使埃及人到国外去找寻珍贵的矿物，进而变成了一种对矿藏的开发过程，于是埃及文明便被传播到了整个世界。”[5]此外，他还谈到了海员和移民活动在传播中的作用。按照史密斯的传播理论，我们可以绘制出一幅早期埃及文化传播的路线图，其中包括12条路线：以埃及为出发点，直接到克里特、叙利亚、南阿拉伯、苏美尔，印度等；以埃兰和土耳其为出发点的传播路线甚至远达中国。[6]作为20世纪初的传播学派中泛埃及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史密斯在“近东”文明之间、“近东”与欧洲文明之间的文明传播和影响的研究上，做出了贡献。30年代以后，该学派的影响逐渐衰微。原因就在于传播学派的泛埃及主义的偏激和武断，在专业史学家和埃及学家中少有市场，并遭到了他们的严厉批判，认为这种观点具有过分强烈的目的论色彩。一些学者甚至主张必须“抛弃中心和边缘的概念”，并用“人类文明多中心成长论”取代它。[7]20世纪上半叶，关于古埃及文明研究的第二部重要著作是A·摩赖的《尼罗河与埃及之文明》。该书的法文原版出版于1926年，随后有英文、中文译本问世，并成为奥格登主编的《文明史》系列丛书中的一部重要著作。该书是从民俗学的角度来论述古埃及文明的，所以作者在论述埃及社会生活与政治制度时，“均以宗教为枢纽。”[8]关于埃及王权，摩赖强调其神圣性。他用相当大的篇幅介绍了埃及的王衔、国王的登基仪式和赛德节。但是他所使用的政治发展史上的一些术语，特别是某些专业术语的“现代化”倾向，需要谨慎对待。例如，他认为，至第6王朝末期，专制主义演变为欧洲的封建制度；[9]中王国第12王朝至新王国第20王朝成为“国家社会主义”；[10]埃赫那吞改革之际，法老欲推行“帝国主义”等等。[11]尽管如此，《尼罗河与埃及之文明》一书以宗教与民俗为纲联系政治、艺术、文学，深刻阐述了古埃及文明之演进，给我们提供了一般历史著作少有的，丰富而有趣的内容。2.古代“近东”文明中的古埃及文明研究除了古埃及文明本身的专门研究外，作为“近东”文明一部分的古埃及文明的研究也开展起来。涉及“近东”文明研究的古埃及文明著作，至少可以举出3部重要著作。首先是法国学者A·摩赖与G·戴维合著的《从氏族到帝国：古代东方的上古期间社会组织》。该书出版于1923年，1926年被译成英文，1936年被译成中文，名为《近东古代史》。《从氏族到帝国》是奥格登主编的《文明史》系列丛书中的又一部力作，其主要内容和观点可归纳为以下几点：首先，作者指出，文明的发源地在东南地中海地区，即从尼罗河到美索不达米亚。在公元前4000年或更早些时间，在叙利亚或美索不达米亚没有人类的足迹存在，而此时，埃及人的历史已经开始。[12]在这里，作者强调了埃及文明的早熟性。其次，谈到埃及文明之形成，作者认为，青铜时代之工业的产生是文明形成的一个标志，而把语音符号与表意符号结合起来的文字的产生则是文明形成的另一个标志。[13]第三，关于国家之形成的问题，作者谈到埃及神王朝、荷鲁斯的追随者和美尼斯之统一。作者提供了一个埃及国家统一的模式：诺姆——两个王国——统一王国。[14]第四，关于埃及民族的来源，作者驳斥了前王朝时代亚洲民族入侵说，认为埃及人应属于地中海人种。[15]第五，作者认为，埃赫那吞在宗教政策上推行一神教就是帝国主义。[16]虽然这部著作中的某些提法并不完善确切，但是它仍不失为研究“近东”古代历史的一部重要著作。此外，还有柴尔德的两部重要著作。柴尔德是英国著名的考古学家，马克思主义者。他试图创立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观念，并用唯物主义解释历史发展的进程。他涉及“近东”古代史的代表著作是《远古东方新探》和《人类创造了自己》。《远古东方新探》初版于1934年，以后几经再版，并有法、俄文译本。这部著作以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的早期文明为中心，连带论述了印度与欧洲文明的起源。就埃及早期文明而言，这是一部以考古学为依据系统论述史前埃及到文明形成时期历史的著作之一。其中值得强调的贡献是，作者把埃及史前文化分为巴达里文化—阿姆拉文化—格尔塞文化3个发展阶段。作者不仅做了考古学上的详细论述，而且根据考古资料，揭示了社会的贫富化、私有制和奴隶制的形成等问题。[17]关于一向多有争论的阿姆拉和格尔塞之间的文化是否中断的问题，作者认为，“没有明显的断绝。”[18]这部著作还涉及到了某些史学理论问题。有些学者常常把征服者的文化传播到被征服地说成是“民族迁移”，柴尔德反对这种迁移论，坚持了民族文化独立发展的基本理论。[19]尽管在埃及早期文明起源研究上，柴尔德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有些论述仍令人无法令人接受。例如，所谓“美索不达米亚的王权形式和国王安葬仪式，采用了埃及法老的君主制。”[20]他甚至以为纸草是由埃及人从苏美尔人那里“借用”的。他还强调带轮的车和陶轮是从苏美尔传到印度，又从印度传到西亚的奥伦特河地区的。[21]所有这些观点显示了他的“传播论”思想。事实上，文明之间的交往和影响是必然的，根本没有必要确定文明是以某个中心或某几个中心的文明向外传播和扩散的。在《远古东方新探》中，柴尔德首次论述了史前人类由食物采集经济到食物生产经济的转化，以及由于手工业和交易的产生而产生了城市文明这两大人类革命，即新石器时代革命和城市革命。柴尔德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是《人类创造了自己》，初版于1936年，以后修订，多次再版,中文译本名为《远古文化史》。这部著作的重点是论述“近东”的史前到文明时代的三大革命：新石器时代革命，城市革命和人类知识的革命。柴尔德用了相当的篇幅说明了“食物采集者”的生产活动，和“食物生产经济”的概念。而从前者转变到后者，正是人类从采集、狩猎到农耕、畜牧的演进。他把这种“变更人类经济”，使人类控制自己的食物补给的转变，称为第一次革命。[22]此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其次，关于城市革命的问题，柴尔德指出：“第二次革命，把许多自给自足的小农村，变成了人口众多的城市；这种城市，用较高级的工业和对外贸易来培养，而且正式形成了国家。”[23]最后，柴尔德提出了人类知识的革命，认为“文字和数学的起源与重量和度量的标准化，在时间上刚好与革命相符。”[24]在这里，柴尔德还特别提到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25]柴尔德的由史前向文明过渡过程中的三次革命的学说，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但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学术界对其新石器时代革命一说，提出了疑义。美国学者布雷伍德甚至提出了用“农业革命”代替“新石器时代革命”的概念。二、20世纪下半叶古埃及文明研究的扩展随着考古学，历史学研究的进展，埃及文明问题的研究在20世纪下半叶，进一步引起人们的注意，出现了一大批著作。近半个世纪以来埃及文明的研究成就与特点主要有二：第一是把古埃及文明纳入更广泛的领域中从事研究，重新审视埃及文明的地位。所谓“更广泛的领域”，即在“近东”文明研究的基础上，扩大到地中海文明研究的新领域中，把埃及与希腊、罗马文明联系在一起，而且还要在全球化视野中评价古埃及文明。第二是在继续扩大埃及文明研究的新领域的同时，古埃及文明专门研究更加深入化，出现了一批别具特色的古埃及文明研究的专门著作。1.地中海文明新领域中的古埃及文明研究在20世纪下半叶，古埃及文明作为世界文明中的重要一环，得到了充分的肯定。此外，“地中海区域文明”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而受到人们的关注。“地中海区域文明”或是“地中海世界历史”，包括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小亚、克里特、希腊、罗马等地中海沿岸和岛屿上的一些文明。这个新视野的研究领域中，不仅对埃及、希腊和罗马等国家和地区进行个体研究，更重要的是把地中海周围的东方与西方国家连接在一起，把地中海区域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区域内国家之间文明交往的研究，这是近半个世纪文明研究中的新课题。在这一方面，有两部著作特别值得注意。首先是C·弗里曼的《埃及、希腊和罗马：古代地中海文明》，1996年出版。弗里曼强调，把埃及、希腊和罗马放在一起，体现了3个文明之间的联系，这是现代学者深入探讨和研究的问题，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26]这本著作的主要特点和论点如下： 第一，把埃及与希腊罗马联系在一起，尽力提供对每个时期的主要事件的评论，同时强调文化和社会史的发展，并展示出作者的判断依据。[27]第二，内容包罗万象，不仅充分论述了3大文明的历史，有些章节还涉及到了“近东”、伊达拉里亚、克里特和波斯等，而且覆盖了每个文明区的经济、文化、宗教及历史背景。第三，强调“东方化”及其重大意义。如果说“希腊化”是人们的一种传统观念，那么“东方化”术语自1980年O·默里提出之后，就得到了广泛响应。弗里曼认为，所谓“东方化”乃是延续了几个世纪的希腊人和东方各民族之间交往的结果。古代“近东”的这些文明既不彼此孤立，也不与外部世界孤立。[28]作者认为，埃及融入了地中海世界，对希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于希腊而言，埃及是智慧的源泉，并且某些人相信，埃及是他们自己文明的发祥地。[29]但是，作者在强调“东方化”的同时，并未忽视希腊文化的本土性以及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并且提出，即使强大的罗马也受到了“东方的冲击”。罗马从东方战争中不仅带回了大量的战利品，而且还带回了丰富的东方文化。[30]第四，对古埃及文明史作了系统简要的叙述。在全书30章中，古埃及仅占了3章。作者正确地肯定了在公元前3100年统一国家产生之前，埃及人便已创建了文明。[31]他对希克索斯时代予以很高的评价，认为那是“丰富埃及文化的时期”。[32]在总结埃及成就时，作者表示，尽管它是相对独立的，但不可避免地将对外部世界有一些影响。[33]应该说，作者关于埃及史的论述过于简略，没有什么新的内容，但是，把埃及作为地中海文明的一环，从整体上论述地中海文明，却是有价值的。第五，作者把古代地中海文明的下限定在公元600年，本书的最后两章标题是“新欧洲的产生，395-600”和“拜占庭帝国的演进”。弗里曼指出，传统罗马帝国历史到戴克里先时代便宣告终结，而这部著作则把罗马历史延长到戴克里先以后。作者采用了“后古典时代”的学说，选择了公元600年作为古代世界结束的日期。其所以这样做，也是为了展现罗马几个世纪的长期统治对西方世界所产生的影响。[34]但遗憾的是，作者对古埃及史的下限基本上维持了传统的作法，即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征服埃及，把随后的埃及历史看成希腊、罗马史的一部分。这表明作者仍然没有把古代埃及文明当成一个独立完整的体系，因而也就没有把古代埃及历史与罗马帝国新的结束时间统一起来。涉及地中海区域文明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是伯纳尔的《黑色雅典娜》，全书共3卷，内容广泛，深奥，难以阅读，1987年在英国出版。从这部书的书名我们就可以看到埃及与希腊的联系。这部著作的出版有其特殊的学术和社会背景。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史密斯的埃及“传播论”随着英帝国主义的扩张而一度流行，那么20世纪下半叶则出现了非洲中心主义。这种学说最初是由非洲的美国人和非洲的知识分子提出的。在非洲中心主义者看来，古代埃及是黑非洲文明，埃及被认为是很多古典世界文化遗产的渊源。《黑色雅典娜》一出版，立即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同时也产生了激烈争论。在该书的开端，作者便交待了关于希腊史研究的古代模式和雅利安模式，然后作者又提出了一个“修正的模式”。《黑色雅典娜》集中论述了公元前2100—1100年之间的希腊文化借用古代埃及和利凡特文化的问题。关于“近东”对爱琴文化或埃及对希腊的不同时期的影响问题，伯纳尔划分了3个时期，分别作了具体的论述：第1次高潮可追溯到公元前21世纪，中王国时期的埃及对外进行了广泛的联系，其中包括克里特，可能还有欧洲大陆。克里特岛壁画上的公牛形象和希腊神话中的公牛的传说，都与埃及的公牛神孟图有关。[35]据说希腊底比斯城的废墟是尖顶的金字塔。底比斯的斯芬克斯传说也是众所周知的受到埃及影响的例证。爱琴海地区信奉的羊头神就是埃及的阿蒙神，因为在埃及宗教中羊是阿蒙神的一个形象。[36]传说中雅典的建立者凯克罗普斯是埃及人。[37]凡此种种，都可以说明埃及对希腊文明的影响。[38]古埃及对希腊影响的第2个高潮在希克索斯时期，这个时期，在宗教方面对希腊的影响集中于希腊神话中的海神波塞东等神的崇拜上。作者认为，希克索斯人崇拜埃及的塞特神。在埃及神话中，赛特的职司等同于希腊的波塞东神，而雅典娜就是埃及的奈特神。[39]一般认为希腊语形成于公元前17—16世纪，它的印欧语系结构和基本词汇与非印欧语相联系。作者认为其中大部分词汇源于埃及语和西塞姆语，这恰好与埃及和西塞姆语族的征服，在希腊进行长时间的统治相吻合。[40]埃及对希腊影响的第3次高潮出现在公元前15世纪中叶的埃及的第18王朝时期。这一时期，埃及在“近东”地区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帝国，并接受来自爱琴海地区的贡品。公元前12世纪，多利安人入侵，他们的后继者—希腊古典时代的希腊人，被认为是埃及人和腓尼基人的后代。[41]此外，作者还提到在雅典、科林斯、底比斯等地建立了埃及的神庙和圣殿。埃及的宗教对罗马的影响，超过了希腊。在罗马，哈德良皇帝尤其信奉埃及神，他甚至试图把他最喜欢的安提诺斯神变成埃及神。[42]伯纳尔搜索了大量资料，证明希腊、罗马文明起源于非洲，特别是埃及，至少说明希腊罗马文明是在埃及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他所搜索的资料和有关论据有其一定的可信度，但也有些是牵强附会的。所以，这部著作也遭到了批评。无论如何，这部著作有其重要价值：针对欧洲中心论，提供了又一部批判性著作；同时打开了人们的眼界，重现了东方文明，特别是非洲文明的历史意义。2.“全球化”历史视野中的古埃及文明研究美国学者L·S·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1945年以后，世界已经进入全球一体化的新阶段。对于反映这个新形势的历史学的需要也显得越来越迫切了。[43]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其《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强调：“认识到需要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线，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是当前主要特征之一”。[44]巴勒克拉夫提出的“全球历史观”就是用全球的眼光去看待世界历史，[45]而不是“国别史的拼揍”，更不是以西方历史为中心，而是“研究不同的国家、地区和文明之间的差别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46]全球化历史观的著作中，最具代表性的，而且被巴勒克拉夫唯一推崇的，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著作。斯塔夫里阿诺斯是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他有多部著作涉及全球史，其中尤以《全球通史》为代表。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引言一开头就表明，这部世界史的主要特点在于：“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全球化视野之所以必要，其重要价值就在于：“要确认西方的历史和非西方的历史……只有运用全球性观点，才能了解各民族在各时代中相互影响的程度，以及这种相互影响对决定人类历史进程所起的重大作用。”[47]巴勒克拉夫对《全球通史》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这部著作可以与“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相比拟。《全球通史》分为两册，本文就《1500年以前的世界》中有关古代文明部分做以简短评述：第一，最早的文明在苏美尔，而不在尼罗河。约公元前3500年，苏美尔已完成了向文明的过渡，而埃及文明起源于约公元前3000年。[48]第二，文明形成的标志是城市中心、国家的政治权力、纳贡或税收、文字、社会分为阶级或等级、巨大的建筑物、各种专门的艺术和科学等等。但是，作者强调，并非所有的文明都具备这一切特征。“埃及文明和玛雅文明没有通常所说的城市。”[49]第三，古代文明有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克里特、印度和中国几种类型。[50]但是作者没有把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纳入古代文明类型中，令人费解。第四，埃及文明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但作者又强调“埃及人创造的文明决不是苏美尔文明的复制品，而有其自己的特色。[51]第五，埃及文明稳定和保守，但决不是静止的。[52]第六，希腊化时代东西文明“合二为一”，“它打破了历史上形成的东、西各自独立的模型”，人们首次想到“把整个文明世界当作一个单位”。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化”史观打破了传统的西欧中心论，给人们以崭新的视觉。在全球化视野下作者就古埃及文明研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论点。但是，作者毕竟不是埃及学家，他关于埃及文明晚于苏美尔文明，形成于公元前3000年，埃及没有城市等看法还需进一步讨论。在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出版前后，还有几部类似的世界文明史值得介绍。首先在美国广为流行的拉尔夫、伯恩斯等人的《世界文明史》，初版于1955年，先后修订，1991年出版了第8版。《世界文明史》的重要价值在于“世界整体”论。作者认为在通往文明进程中，所有民族彼此互惠；他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越来越互相依赖；另外，他们负有共同的责任来确保人类和所有其他生物的存在。[53]尽管作者强调“文明”的最初根基在西南亚和北非，并提到了印度和中国的影响，但把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称为“寻求商业交往”[54]，当然是不合理的。另外，把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称为“极权主义”，[55]显然是把不同性质的意识形态混为一谈。那么，在《世界文明史》中古埃及文明究竟占有什么地位呢?作者把埃及和苏美尔文明都称为最古老的文明，但是，在第5版和第8版中，埃及与苏美尔的章节排列颠倒，可以看出，作者后来的倾向性，就是美索不达米亚为“历史的第一章”。[56]值得肯定的是，作者对埃及的文化给予很高的评价。在谈到埃赫那吞的宗教改革时，他非常谨慎地表示，那是“一种有保留的一神教”。[57]在全球化视野中的另一部重要著作为A·汤因比的《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初版于1976年。这部著作从全球角度对世界文明史进行了“全景式考察”，描述了人类文明的区域类型，起源、发展演变过程，以及文明之间的交往。可以说，这部著作是汤因比《历史研究》一书所提出的“文明论”的具体化。在这部著作中，汤因比把整个世界历史分成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奥尔梅克文明、叙利亚文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中美洲文明与安第斯文明、拜占廷文明、西方文明等共82章。汤因比的“文明中心”及其转移的论点，具有其重要的价值。他指出：公元15世纪，西欧人开始在文明中心发挥主导作用。在20世纪，主导作用转移到美国，但在关于文明中心历史的下一章节中，主导者可能从美洲转移到了东亚。[58]关于埃及文明的历史地位，作者把它看成是“第2个最古老的地域文明”。作者认为，苏美尔文明影响了法老文明，但又指出了埃及文明本身的个性。他说“象形文字干脆就是埃及人自己的发明。气势恢宏、规模巨大的石头建筑也是埃及本土的发明。埃及金字塔设计之完美，施工之精确，都是无与伦比的。[59]汤因比以“区域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为题，论述了苏美尔、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关系。在这里，他谈到，由于蛮族(希克索斯人)的入侵，“传统的内向性中便滋生出了好战的仇外心理”，结果，埃及人驱逐外来者，并且反击到巴勒斯坦和叙利亚。[60]所谓埃及人的“仇外心理”导致对西亚的战争并非确切，应该探讨其经济、政治和历史等多种社会背景。三、20世纪下半叶古埃及文明专题研究的新成就在20世纪下半叶，古埃及文明研究领域不仅扩大，而且也有了更细微、更深入的多视角的探讨，出现了一批埃及早期文明的专著和系统全面的埃及文明史专著。1.别具特色的多视角研究埃及早期文明的专著随着考古学的进展，近年来埃及早期文明的成就，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有关埃及早期文明的专著，可以举出两部代表作。首先是B·J·特里格尔的《早期文明：环节中的古埃及》。这部著作是作者根据1992年4月间在开罗美国大学所作的《作为早期文明的古代埃及》的4个演讲稿撰写而成的。目的是鼓励埃及学家从事埃及与其他早期文明的比较研究，同时把古埃及的研究恢复到比较人类学的层面上来。作者曾经对6种早期文明作了比较研究，出发点是既考虑到古代埃及与其他早期文明相似方面，又要考虑到其独特的方面。[61]在谈到古埃及文明研究的几种理论与学说时，作者首先联系到人类学，他认为，人类学家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文化相对论，但长期坚持“历史单一主义”(Historical Particularism)。20世纪初，F·博厄斯就曾说过“每一文化都是其大部分偶然历史发展的一个独特的产物。”[62]20世纪60年代，人类学家受社会人类学中的文化生态学和新世纪论趋势的鼓舞，放弃了传统的历史单一主义而开始更加关注人类行为中的多文化规律。在这个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文化生态学家J·斯图尔德。他的生态理论强调研究多文化中的共性，但却忽略了特性的重要。[63]此外，作者还谈到了“过程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的相关理论。这些观点在社会人类学家中获得了巨大影响，但许多考古学家相信，过程考古学家对科学与历史、进化与历史、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区分是无成效的和误导的，因此应被抛弃。我们应该遵循的是较早一代的学者，如柴尔德、弗兰克福特和魏特夫等人的观点，既对早期文明的差别感兴趣，又对其类似之点感兴趣。[64]作者进一步指出，对早期文明特点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古代埃及，同时，古埃及的独特性对理解所有其他的早期文明同样是重要的。[65]页。
200万年前，人类进入打制石器的旧石器时代。 100万年前，人类掌握了火的使用技术。 2万年前，人类发明弓箭。 1万年前，人类进入定居农业社会。 前7000年，中国仰韶文化时期已有陶窑及模制的陶器。 前4241年，古埃及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太阳历。 前4000年，埃及人已掌握陶器制造、冶金术、酒醋制造、颜料染色。 前2500年，埃及人用沙和苏打制取玻璃。 前2100年，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六十进位制、乘法表。 前2000年，埃及人发明十进制，整数和分数计算法，三角形和圆面积计算法，正方角锥体和锥台体积计算法；发明防腐剂以保存木乃伊。 前1950年，巴比伦人能解两个变量的一次和二次方程。 前1200年，中国用蚕丝织丝绢。 前1200年，中国殷商青铜（铜锡合金）冶铸技术已达成熟阶段。 前1066年-前221年，周朝。 前770-前476，春秋时代。 前770年，中国已会铸铁。 前722年，中国开始用干支记日。 前700年，管仲（前725-645）记载了磁石。 前7世纪，巴比伦人发现日月食循环的沙罗周期。 前611年，中国有彗星的最早记录，即后来的名的哈雷彗星。 前6世纪，希腊的泰勒斯（Thales，前625-547）发现琥珀摩擦生电，发现磁石吸铁现象。 前6世纪，希腊毕达哥拉斯证明了勾股定理，发现了无理数，提出了地球球形说，研究了音律。 前6世纪，印度人计算出2的平方根为。 前594年，希腊梭伦改革，确立民主政治，制定宪法，工商业兴起。 前551年，孔子诞生。 前5世纪，希腊的德谟克利特完成古代原子论，认为万物是由大小和质量不同、运动不息的原子组成。 前5世纪，中国的《周礼》中记载了用金属凹面镜从太阳取火的方法。 前475-前221，战国时代。 前462年，希腊巴门尼德、芝诺等埃利亚学派指出在运动和变化中的各种矛盾，提出了飞矢不动等有关时间、空间和数的芝诺悖论。 前400年，墨翟（前468-376）发现小孔成像。 前4世纪，希腊亚里士多德对数学、动物学等进行综合研究，在《天论》一书中提出了地球中心说。认识到声音是由空气运动产生的。发表《动物自然史》等书，记载有500多种动物，第一次把生物学置于广泛观察的基础之上。 前4世纪，希腊的菲洛劳斯提出中心火说，是日心说的萌芽。 前4世纪，中国的庄子（前369-286年）中记载了钻木取火的方法，提出了 “一尺之锤，日取其半，万事不竭”的观点。 前350年，中国战国时代的甘德、石申编制了世界上最早的星表。 前3世纪，希腊欧几里德发表 《几何原本》13卷。 前3世纪，希腊的阿基米德（Archimedes，前287-212）发现杠杆原理和浮力定律，发明阿基米德螺旋。韩非记载司南。 前285年，埃及国王托勒密2世即位，奖励保护学术。 前258年，希腊埃拉西斯特拉托最早从事比较解剖学和病理解剖学。 前250年，中国战国末年《韩非子》一书中有用“司南”识别南北的记载。 前245年，希腊的克达席布斯在埃及亚历山大发明压力泵、气枪等。 前230年，希腊的厄拉多塞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测定出地球的大小。 前221-前206，秦朝。 前221年，中国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其体制沿用到20世纪。 前206-公元220年，汉朝。 前2世纪，刘安（前179-122）著淮南子，记载用冰作透镜，用反射镜作潜望镜。 前2世纪，中国西汉用丝麻纤维纸。 1世纪，希腊希龙（Hero，62-150）发明蒸汽旋转器和热空气推动的转动机，这是蒸汽涡轮机和热气涡轮机的萌芽。发明虹吸管。 1世纪，罗马普利尼的百科全书《博物学》问世。 1世纪，中国的《汉书》记载尖端放电。 100年，希腊尼寇马写《算术引论》一书，此后算术开始成为独立学科。 105年，中国东汉时蔡伦造纸。 132年，中国东汉时张衡发明世界上第一个测量地震的仪器地动仪。 2世纪，希腊托勒密运用圆锥、圆筒等方法绘制地球，建立了以地球为中心的宇宙体系。发现大气折射。已知道中国。 220-581年，三国两晋南北朝。 3世纪初，中国汉末华佗发明麻醉剂麻沸散用于外科手术。 3世纪，中国魏晋时期的刘徽提出割圆术，得圆周率为 。 5世纪，中国南北朝时南朝的祖冲之（429-500）算出圆周率的值到小数点后第七位，比西方人早1000多年。 581-618年，隋朝。 6世纪，中国北魏时贾思勰写《齐民要术》，在世界农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618-907，唐朝唐太宗。 7世纪，中国唐朝已采用刻板印刷。 725年，中国南宫说等人实测子午线的长度。 8世纪，中国造纸术传入西方，阿拉伯炼金术获得发展，制出了硫酸、硝酸、王水等，为向化学过渡准备了条件。 9世纪，中国唐朝的炼丹士发明火药。 9世纪，阿拉伯花剌子模发表《印度计数算法》，使西欧人熟悉了十进位制，他也是代数学的奠基人，阿拉伯阿尔·拉兹写成《医学集成》，被后人认为是医疗化学的先驱。 9世纪，中国唐朝的炼丹士发明了火药，这是化学能转化为热能的重大发现。 10世纪，阿拉伯伊本·西拿写成《医学经典》，对以后6个世纪影响很深。 10世纪，中国宋代发明了胆矾溶液浸铜法生产铜，这是水法冶金术的开始。 960-1279年，宋朝。 理性与信仰 理性的考验 卷八 路易十四时代 路易十四与法国 英伦、欧陆的兴革文艺复兴总述 文艺复兴在意大利 文艺复兴在罗马 文艺复兴在没落 卷六 宗教改革 从威克利夫到路德 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之余响 卷七 理性开始时代 理性的觉醒 理性与信仰 理性的考验 卷八 路易十四时代 路易十四与法国 英伦、欧陆的兴革 智识的探险 卷九 伏尔泰时代 伏尔泰与英国 伏尔泰时代的欧洲 伏尔泰思想与宗教的冲突
宏观的可以看斯塔夫理阿诺斯所著《世界通史》下册1500后的世界第3编第11章《工业革命》微观的建议由此着手：工业革命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跳转到: 导航, 搜寻 古斯塔夫•多雷1870所绘的伦敦开始有工业区 瓦特所发明蒸汽机现安放于西班牙马德里工业革命，又称产业革命、工厂革命、（近年来一些学者认为这四个概念之间有很明颢的区别[1]），或者称为第一次科技革命，指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早期历程，即资本主义生产完成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阶段。工业革命是以机器取代人力，以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个体工场手工生产的一场生产与科技革命。由于机器的发明及运用成为了这个时代的标志，因此历史学家称这个时代为「机器时代」（the Age of Machines）。有人认为工业革命在1759年左右已经开始，但直到1830年，它还没有真正蓬勃地展开。大多数观点认为，工业革命发源于英格兰中部地区。18世纪中叶，英国人瓦特改良蒸汽机之后，由一系列技术革命引起了从手工劳动向动力机器生产转变的重大飞跃。随后传播到英格兰到整个欧洲大陆，19世纪传播到北美地区。一般认为，蒸汽机、煤、铁和钢是促成工业革命技术加速发展的四项主要因素。在瓦特改良蒸汽机之前，整个生产所需动力依靠人力和畜力。伴随蒸汽机的发明和改进，工厂不再依河或溪流而建，很多以前依赖人力与手工完成的工作自蒸汽机发明后被机械化生产取代。工业革命是一般政治革命不可比拟的巨大变革，其影响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对人类的现代化进程推动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把人类推向了崭新的蒸汽时代。工业革命对19世纪科学发展及社会变迁也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以前的科学研究很少用于工业生产，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长大，工程师与科学家的界限越来越小，更多的工程师埋头做科学研究。以前的科学家多是贵族或富人的子弟，现在则有许多来自工业发达地区和工人阶级的子弟成为了科学家。他们更加对化学和电学感兴趣，这也促进了这些学科的发展。社会方面，由于乡村人口大举移入都市，造成了都市化的现象及都会区的出现；也因为自由经济主义的兴起，进而扩大了人民对民主政治的参与；大量工厂的成立，不仅造成了劳资双方的对立，工人悲惨的生活及工作环境也逐渐为人重视，许多的慈善机构于是成立，主张以社会福利制度改善穷人生活，也免费提供粮食及住所；另一方面，以马克思为首的左派学说也质疑工业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时衍生出了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等思想，对日后的人类社会影响甚巨。目录 [隐藏]1 背景 2 起因 3 革新 4 参见 5 参考数据及注释 其它参考文献 6 外部连结 [编辑] 背景工业革命前，大部分西方人都在乡间居住，并在细小的田地以耕种和畜牧维生。他们以人力辅以牛只及简单工具耕种，耕种的方法则仍沿用中古时代的三年轮耕制（the Three-field System）。根据这种方法，农民把土地划分出三块田，每年只在其中两块田耕种，所以收成不多。工业革命之前，只有小部分的西方人在城市居住，当时城市的人口大多少于一万人。大部分的城市居民都是商人和工匠。商人以出售工匠的制品谋生，而工匠则多在家中用手动的工具和细小的机器，来生产衣服和日用商品维持生计。这种用人手及简单工具在坊间作业的生产方式称为「家庭手工业制」（the Domestic System）。在工业革命之前，无论乡间或城市的生产动力都以人力、畜力、风力和水力等为主，所以生产量不多。当人口增加时，这种以原始动力来生产物品的方法，便不能再满足日益增加的需求。工业革命出现之前，乡间和城市居民都是以马匹和马车为主要的运输工具，但当时的道路网络设计并不完善，道路多是崎岖不平的；在雨天时，很多道路会被水淹没，交通严重被阻塞，因此交通运输效率极低。[编辑] 起因1623年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允许设立专利权保护新发明的权利，开始刺激许多新发明的产生。工业革命约于1750年展开。工业革命的展开有多种原因，其中，封建制度的结束就是一个明显的工业革命导火线。随着封建制度于18世纪初在西方消失，贵族及大地主所享有的各种特权（例如贸易的专利）也随之消失。这些改变推动了自由贸易，使工商业的发展更为蓬勃。在这种改变下，旧有的生产模式已不能满足贸易发展的需要，所以人们便致力改进生产模式以增加产量，因而引发了工业革命。另外，人口增加亦是导致工业革命的主要原因之一。在18世纪，欧洲人口不断增加，以致劳动力充足有助工商业的发展；再加上人们的需求亦日渐增加，家庭式工业已再无法满足日益增加的需求。因此，人们便致力改良生产技术以提高产量，从而导致工业革命的展开。此外，世界贸易的发展亦扮演着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从15世纪发现新航路起[2]，许多欧洲国家在亚、非、美三洲各自建立殖民地。至18世纪，这些殖民地不仅为它们提供原料和出口市场，还推动了世界贸易的发展。为了满足因世界贸易所引致的庞大需求，人们便开始采用机器和其它方法来提高产量，从而引发了工业革命。还有，资金的积聚及新机器的发明也是引发工业革命的其中两个主要原因。18世纪时，欧洲本土的贸易发展蓬勃，使商人累积了大量财富。为了获得更丰厚的利润，他们便致力投资开设工厂、购置原料和发明新机器。加上随着各类型机器的发明及应用，旧有以人力为主的生产工序逐渐被由蒸汽推动的机器取代。生产工序的机械化，提高了工农业的产量。结合以上的种种原因，就成就了工业革命的展开。[编辑] 革新工业革命前后共有很多种不同的发明，除了较为著名及具代表性的蒸汽机外，还有很多发明对后来的发展影响深远。以下是一些较重要的发明列表：工业革命前后的一些重要发明 年份 发明者 发明 1764年 詹姆士•哈格里夫斯 珍妮纺纱机 1778年 约瑟夫•勃拉姆 抽水马桶 1781年 詹姆斯•瓦特 蒸汽机 1796年 塞尼菲尔德 平版印刷术 1797年 亨利•莫兹莱 螺丝切削机床 1812年 特列维雪克 科尔尼锅炉 1815年 汉•戴维 矿工灯 1829年 乔治•史蒂芬生 蒸汽火车头 1844年 成廉•费阿柏恩 兰开夏锅炉 [编辑] 参见德国产业革命 英国产业革命 日本产业革命 美国产业革命 第三次科技革命 技术革命 产业革命 信息革命 后工业社会 [编辑] 参考数据及注释^ 张昊：工业革命史研究概述 《历史教学》 ^ 注释：此处指的新航路是指由狄亚士、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等航海家发现通往东方及美洲的航线 [编辑] 其它参考文献刘淑敏：《工业革命为什么首先发生在英国》，载《齐鲁学刊》，1984年第5期 扬豫：《英国近代工业化的道路》，载《英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辛淑玲：《浅谈社会观念的变化对工业革命的影响》，载《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陈晓律：《试论英国工业民族精神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载《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 赵松鹏：《农业革命与产业革命的开始》，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 许洁明：《工业文明为什么起源于英国》，载《世界历史》，1993年第2期 王章辉：《试从比较研究的角度看工业革命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2期 王志乐：《「产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含义和译法》，载《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 许永璋：《有关工业革命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载《河南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 王章辉：《英国工业革命中的人口问题》，载《世界历史》，1986年第4期 项翔等：《20世纪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载《学术月刊》，1999年7—8期（连载） 《中外近代历史上的改革》，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129页 屈连壁主编：《世界近代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62—272页 周呈芳：《论工业革命的社会后果》，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孙炳辉：《工业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 孔繁刚：《关于英国工业革命的几个问题》，载《历史教学》，1998年第8期 王章辉：《欧美大国工业革命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载《世界历史》1994年第5期 王觉非：《对英国工业革命历史意义的再认识》，载《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The importance of family education Family education on the issue since ancient times by people's concern, but as a subject to study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is also the matter. This i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the demand, the National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overall quality of the issues involved. Here with the parents of the importance of family education, the aim is to the family and society, the education sector to shoulder the common task of educating the next generation. The education is a system of education works here include a family education, social education, collective (Tuoyouyuansuo, school) education, the three interrelated and organic combination of mutual influence, interaction and mutual constraints The education project from which one can, but in this project, family education is the foundation of all educatio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educators famous Su Huomu Belinsky transferred to a child than marble, he said, to shape this into a marble statue of need six sculptor: 1 family, 2 schools, 3 children of the collective; 4 child; books; 6 occasional factor. From the order, the family was included in the first place, can see the family in shaping children in the course of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hearts of the educators occupy a position. For this reason parents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family education is very necessary. First, family education is the starting point for education and basic point Family education generally refers to the family of parents and adult children of minors education process. Their educational objectives should be: the child into the community to accept collective education (kindergarten, school education) prior to guarantee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to accept the kindergartens, schools of education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The child for admission into the school, with kindergartens, schools to moral, intellectual, physical, the United States, the various aspects of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Education is the focus of moral education mainly among children good moral quality and develop good habits mainly habits include: living habits, labor practices, learning habits, the church children how to learn "life." As a result of family education in the family, and kindergartens, schools of education, social education, compared with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features so that family education to become the starting point for education and basic point is by no other educational advantages. (A) family of early education The family is the cradle of life of children, who are receiving education after the birth of a venue that is the first class life; parents are children's first teachers, that is, the Enlightenment division. Therefore, parents of children by the application of early education the most. Generally speaking, after the birth of a child after three years of development, access to early childhood, from the 3-year-old…… 6-year-old is preschool, which is said in the early stages of education, this is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of an important period. China's Gu Yan: "Cang, with the Cang, with the yellow, yellow." Childhood is gradually nurture life with the beginning of many basic human capacity is a stage of this age, such as language, and some basic moves Living habits, and so on, the character is gradually taking shape. . psychologists Bloom, a person's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if his 17-year-old regarded as the level reached 100 percent, then 4 years old when it reached 50 percent. 4-8 years old and a 30% increase ,8-17-year-old also won 20 percent. This shows that children in the 5-year-old former intelligence is the fastest growing period, the early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is the best, if parents in this period by the implementation of good family education, early child will be the key to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Since ancient times, many people with lofty ideals, celebrities in the early years of fruitful period by a good family education is their future become an important cause. For example, the German poet, playwright Goethe's become, effective early education in the family. Goethe 2-3 years old, his father hold on to the outskirts of the field visit to observe nature, culture Goethe's observation capability. 3-4 years old, his father taught him to sing, the songs back, said a fairy tale, and we intend to let him in the face of public lectures, training his speaking ability. These are awareness education so that young Goethe optimistic, progressive, happy to think, be good at learning. Goethe-8-year-old can use, Germany, Britain, Italy, Latin, Greek reading books, 14-year-old wrote the script, the 25-year-old with a month's time wrote a famous poem in Europe, "The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 . " Another example of ancient "and his son calligrapher," Wang Xizhi's known for, Wang Xianzhi, there have been a number of 1350 Edison invented the great inventors, the generation of literary star Guo Moruo, Mao Dun and other celebrities of the growth process that the family education in the early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is very important . Instead, the period of childhood are not good family education and intellectual impact on the normal development of many of the examples is. Such as India, "Langhai" Ka Mala, who was Diao to the wolf, when 8-year-old was found, but their living habits with the same people, their living habits and almost like a wolf, limbs, crawling, eating raw meat, day V Night, Later, a man-made training, two years before standing, after six years can be like walking Xiangren, four years learned to six words, in his 17-year-old, the intellectual level reached only 3-year-old child's level. According to "China Women" revealed that China's Nanjing City Xingma one of the workers suffering from mental and psychological diseases, Shenpa children persecuted by the people, will own three children from small lock at home, people so that they contacts with the outside world, has a long Up to 10 years, resulting in the children mental retardation, speech delay, compared with their peers, intellectual capacity and very different life, near idiots, so the family can not be neglected the role of early education, (B) family education continuity of family education second characteristic is the continuity. After the birth of a child, from small to large, almost 2 / 3 of time living in the family, Zhaochaomumu, all the parents in the education. Such education is the intentional and unintentional, planned and unplanned, consciously and unconsciously, are carried out, no matter what, in what time education, parents are in their own words and deeds at any time affect their children's education . Such education of children living habits, moral conduct and behaviour and so on in the style of conversation kept to influence and demonstrations, the subtle influence of the considerable role, accompanied by a person's life can be said to live to old to learn the old, some Parent educator again called for life teachers. This life of the education often reflects a family's Family Style, Family Style is good or bad often have to continue for several generations, or even a dozen, dozens generation, and this Family Style often with family members engaged in the employment-related . Such as: Xinglin family "," Pear Orchard House, "" family education ", etc. At the same time Family Style also reflects a family's style of study, study, good or bad is often the continuation of many generations, a dozen people, several dozens of generations . As in modern China, Wuxi people Yan Gong added-not "countries selected in the Museum", statistics from 2003-Shunzhi Branch to Guangxu 30 years Bing Xu Jia Chen Branch, the champion of 114 people, including his son by the first brothers Shuzhileishi Absolutely not, such as Suzhou Miao, Wu and Pan Sanxing, Changshu Weng, both surnamed Jiang, Chen Haining, Zhejiang, check the two surnames. See, family education is often the continuity of personnel groups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rise. This Situation.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quite prominent in the contemporar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social needs of the unemployed increased, the broad people's careers, a family member can not have all engaged in the same work, but many see this situation That some family members work frequently appears in the results, be commended, but some family members one after another crime. This is a continuous education and family have great relations. (C) family education authority Family Education is the authority of parents in their children on their elders reflected by the power and power. The existence of the family, parents and children identified the blood relationship, upbringing, emotional, moral and ethical children in the living needs of the elderly parents have great dependence, family members and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consistency, have decided The father of each of their children a greater role in the constraints. Parent education was easier to accept and submit to the children, parents and reasonable use of this feature, the children good moral character and habits formed the usefulness, for child care, in particular, is the case. Child care and other children in playing the game, when disputes arise when parents are often invoked to confirm their own speech act is right, if they like to say: "My father is saying this." Or "My mother is So do. "And so on. Children of parents in the eyes of the authority decided to accept the child how to treat the nursery schools and community educ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ren and parents, the child is the first to face an important social relations. In this relationship, almost embodies the moral social ethics in all aspects, if such a relationship in the formation of cracks and defects, the children then to the community, in a variety of relationships will be reflected. Therefore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parental authority, but also because the children of parents in childhood has always played a dual role: the safety of children is not only the survival of protected persons, but also a life of the Wizard of Enlightenment. The effects of parental education, depends on the extent to establish the authority of parents, foster parents must be authoritative Built on respect for children on the basis of personality, rather than the feudal patriarchal system, parents are wise to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establishing authority, but also know how to establish the authority does not rely on repression and force, subjective assumptions, but the method used Gangrouxiangji. Both parents in the education of their children's attitude on the first concerted and coordinate with each other, should be wide, wide, it should be strict martial law, in front of their children establish a kind of dignity and image, so that parents accept their children's education. (D) of the infected family education Parents with children between the blood relationship and kinship between the natural and close, making the parents of the children have strong feelings on the role of infection. Children on the demeanour of the parents can often Xinlingshenkuai to intelligence-intelligence. In dealing with in and around the sid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tter and the issue of children on the attitude of parents is very easy to resonate. In the happy parents, the children will take part in joy, the parents showed irritability and Menmenbuyue, the child's emotions can easily be affected, even young children as well. If the parents lack of rational and emotional, hot temper, will enable blind children to absorb its weaknesses. Some parents in dealing with unexpected incidents, show panic anxiety, surprise, the impact on children is not good if the frightened parents the same, steady firm and children in distress will also calm the situation calmly, so the quality of child psychology training Play a positive role. (5) timeliness of family education Family education process, parents are parents of children in the family of the individual acts of education than kindergarten, school education should promptly. As the saying goes:知子莫若父, that women Morrow home. Overnight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their situation can be said to be well known to the children was slightly changed, even a look, a smile can make parents Xinlingshenhui, so as parents through their children's every move, his every word and deed can make the best of At this very moment of their psychological state, found the child on the existing problems, timely education, timely corrective, not the problem overnight, so that bad habits in the embryonic stage of the eradication. And kindergartens, schools, teachers faced with dozens of children, only for the children of this age stage for general education, that is, education groups, because of time and energy constraints, it is impossible to take care of each child's characteristics, Prone to the phenomenon of loss, or even to take care of the children of teachers and the poor do not have a sense of trust, and parents could guide their children promptly correct understanding. So parents of children to the correct family education so that children can enter kindergarten before forming a good habit, to accept collective education has laid a good foundation, can make up for the lack of mass education. Second, a good family education is the 21st century created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personnel "China's 1990s development program for children" in the specified: "Today's children are the masters of the 21st century, child protection and the bottom-up development i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population base, which is a prerequisite for development. The healthy growth of children Related to the future and destiny of the motherl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entire nation, from the start with children. "And:" In 2000 to make 90 percent of children (under the age of 14) of the parents to varying degrees, master conservation, education of children of knowledge. "This Top targeted the parents shoulders for the state created the heavy responsibility of the 21st century talents. Can this generation of children training to become Dezhitimei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people, this country is Houjiyouren relationship to the Bainiantaiji. Fu-Lu Bell also said: "The country's fate is not so much lies in the hands of those in power, we might as well have said to be in the hands of his mother." This sentence is very philosophical, it profoundly understand the parents pick in the education of their children in The role played by. Parents should first clear direction of education and national interests, the people's request in line with the principle, the child can not be regarded as private property,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the idea of the country, correct educational purposes. China's 21st century is what the situation, with the words of Comrade Deng Xiaoping, to make our country in the middle of the 21st century to achieve the level of moderately developed countries, per capita income reached 4,000 . dollars, in gross national product amounted to 6 trillion . dollars. The 21st century should be a good ideologies and noble moral character, and improve the psychological quality, positive spirit of cooperation with others, strong adaptability, Chikunailao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generation. If the 21st century do not have such a group of high-quality builders is very difficult to complete this great, with such a quality is not overnight can do, and a good family education training is a prerequisite for high-quality people. Third, a good family education is a catalyst to optimize the children hearts Children from infancy into childhood, with age, from the family environment will eventually enter the small community, contact with the crowd outside the home, things. Lee Jia Choue those in society from time to time to enter the child's perspective, adults take isolation tactics will not work, because in the family video from different angles will continue to reflect the reality in today's society, issues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have The. Children, especially young children lack a rational ability to distinguish right from wrong, but sensitive than adults have the feeling of capacity. They occurred around the kind of terrible things, sensitive, and this sensitivity training is the ability to rationally distinguish between a good basis, as parents should take advantage of this extension, help the children feel in this capacity on the basis of ,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life of the ability to identify and psychological capacity, social filter information, optimize the hearts of young children. If parents in their daily life can be for young children is not strong capacity to accept the characteristics specific to seize the day-to-day chores, help children understand the community in identifying the Shishifeifei, specifically so that they feel Lee's bright side, Experience to the ugly despicable, can help children enhance the Yangshan Chuxie sense of justice, thus resist the dark side of the ugly soul of the child erosion. For example, today's video into the urban residents in almost every family, the children almost every day to deal with them, it can be said is not out of their homes, Bianzhi the world. Which can be received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ll kinds of information. There are political situati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ordinary people of Sushi, from which you can learn a lot of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major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vents, both within and outside small home. It is inevitable that some homicide violence, obscene absurdity of the lens Yingru child's eyelid. Parents should address these issues timely guidance, to improve their children's ability to identify, we need to keep their own perceptions of behaviour, for their children establish a positive image, optimizing the hearts of children, the prevention of child make mistakes, and even violations of law and discipline. Family to work in this area, help small and stability of the environment. The family is society's cells, with healthy cells, can we have a sound body, the sick cells, the body will cause disease. As an ancient saying goes: "body repair and then home-and-then-State governance, rule of the then-world", "Qijia, the country, the world-the" point of view is that this truth. For this reason parents do a good job in optimizing the work of children's mental stability and social, stability and national power in ages. In short, as parents to the importance of family education fully and conscientiously do a good job in their children's education, make good parents responsibilities and obligations for the country to train qualified personnel in the building.
史记史记《史记》约成书于前104年至前91年，本来是没有书名的，司马迁完成这部巨著后曾给当时的大学者东方朔看过，东方朔非常钦佩，就在书上加了“太史公”三字。“太史”是司马迁的官职，“公”是美称，“太史公”也只是表明谁的著作而已。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著录这部书时，改成《太史公百三十篇》，后人则又简化成“太史公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久而久之，人们根据“太史公记”而省略成《史记》。近人梁启超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全书略于先秦，详于秦汉，所述秦商鞅变法至汉武帝晚年的历史，约占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三左右。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本纪”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书”，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世家”是记载诸侯王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从西周的大封建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起义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列传”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列传》。其中《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和《日者列传》四篇由汉博士褚少孙补缺。《汉书·艺文志》载冯商续补《太史公》七篇,韦昭注云冯商“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刘知几认为续补《史记》的不只是褚,冯两家,而有十五家之多。“《史记》所出,年止太初,其后刘向,向子欲,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继撰续,迄于哀平间,尤名《史记》”。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史记》以后的历代正史，除极个别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的意志修撰的，是名副其实的官史。而司马迁虽然是朝廷的史官，《史记》却并不体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意志。据说武帝读《史记》后，对其中几篇感到愤怒，下令加以删削，这也是有可能的。 司马迁写《史记》秉笔直书,在某些方面,敢于批评朝廷,这是封建统治者所不能允许的。朝廷对《史记》既憎之,又重之,秘不示人,阅读范围限制于朝廷上层的极少一部分人中。朝廷曾下诏删节和续补《史记》。《后汉书·杨终传》云,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被删后仅十余万言的《史记》,在汉以后即失传,以后一直流传的是经续补的《史记》。（补注：许多人认为褚少孙是《史记》的主要续补者,但是他到底补缺多少,各人说法不一。张晏认为褚少孙续补四篇。但姚振宁在《隋书·经籍志考证》中说《史记》缺少十五篇,全由褚少孙续补。有的人认为《傅勒列传》文章,格调酷似司马迁,褚少孙未必能写出如此文章。《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这部体大思精的史书的贡献和特点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一）开创了“纪传体”体例。何谓纪传体呢？纪，指本纪，即皇帝的传记；传，指列传，是一般大臣和各式人物的传记。历史人物是丰富多彩的，历史现象是纷纭复杂的。怎样才能把大千世界的各种人和事都包容在一部书里呢？司马迁在前人的基础上，在《史记》中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创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学方法。“本纪”按年代顺序记叙帝王的言行和政迹；“表”按年代谱列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书”记录了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世家”载述诸侯国的兴衰和杰出人物的业绩；“列传”记载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司马迁创造性地把这五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二）《史记》开创了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知识的综合纂史方法。它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时期，记载了我国近三千年的历史。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贯通古今、内容广博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在《史记》中，司马迁第一个为经济史作传：《平准书》、《货殖列传》；司马迁又第一个为少数民族立传：《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他还第一个为卑微者列传：《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等。《史记》第一次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包容在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从而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由于纪传体可以容纳广泛的内容，有一定的灵活性，又能反映出封建的等级关系，因而这种撰史方法，为历代史家所采用，影响十分深远。（三）秉笔直书，是我国宝贵的史学传统，司马迁的《史记》对此有很好的发挥。所谓秉笔直书，就是史学家必须忠于历史史实，既不溢美，也不苛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撰写历史。《史记》明确表示反对那种“誉者或过其失，毁者或损其真”的作法。项羽是司马迁心目中的英雄，因此，司马迁以极大的热情和强烈的爱记述了项羽的伟业。但对于项羽的骄傲自大和企图以武力征服天下的致命弱点，司马迁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于先秦的法家和秦代的暴政，从感情上司马迁是愤恨的，但他做到了不因憎而增其恶。相反，对法家的改革和秦代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他都予以充分的肯定。正因为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才使《史记》以信史闻名于世。《史记》还贯穿一条重要线索，即重视人的历史作用。司马迁是反天命的。强调人是历史的中心。因此，他在写帝王将相的同时、注意为社会上的各种人立传，尤其是把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放到与王侯功臣以及封建社会的圣人孔子同等的地位来写。所以在《史记》中，既有战国七雄的世家、萧丞相（萧何）。留侯（张良）的世家、孔子的世家，同时也有《陈涉世家》。司马迁也很重视物质生产活动在历史上的作用，把经济状况同政治上的治乱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还强调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以史为镜、鉴往知来的思想。由于司马迁在历史编纂学上的伟大创造精神，他的进步的史学思想和严谨的治史方法，使《史记》成为我国史学史上一座巍峨的丰碑，司马迁也赢得了“中国史学之父”的美名。（四）《史记》也是一部形象生动的历史，它的文采历来为我国文学界所称颂，它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司马迁像一个出色的画家，以他那十分传神的画笔，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又像一位善于捕捉瞬间的雕塑家，以他那锋利的刻刀，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风采各异的雕像。在《史记》这座人物画廊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历史上那些有作为的王侯将相的英姿，也可以看到妙计藏身的士人食客、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已诺必诚的游侠、富比王侯的商人大贾，以及医卜、俳优等各种人物的风采，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思想上的启迪。司马迁创造性地把文、史熔铸于一炉，为我们写下了一部形象的历史。所以，鲁迅先生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因为如此，在我国浩瀚的史著中，《史记》拥有的读者量是首屈一指的。《史记》在我国比较广泛地传播流行，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它成为司马迁著作的专称，也开始于这个时候。在这以前，《史记》都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记》和简称“太史公”。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到唐朝时候，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文人们对《史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著名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史记》特别推崇。宋元之后，欧阳修、郑樵、洪迈、王应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于是《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俗称“三家注”的《史记集解》（刘宋时裴骃(裴松之子）注）、《史记索隐》（唐司马贞注 补:司马贞，字子正，唐河内（今沁阳）人。开元中官至朝散大夫，宏文馆学士，主管编纂、撰述和起草诏令等。唐代著名的史学家，著《史记索隐》三十卷，世号“小司马”。司马贞以《史记》旧注音义年远散失，乃采摭南朝宋徐广《史记音义》、裴骃《史记集解》、齐邹诞生《史记集注》、唐刘伯庄《史记音义》、《史记地名》等诸家的注文，参阅韦昭、贾逵、杜预、谯周等人的论著、间己见，撰成对后世很有影响的史学名著《史记索隐》，该书音义并重，注文翔实，对疏误缺略补正颇多，具有极高的史学研究价值，与南朝时期的宋国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后世史学家誉称该书“价值在裴、张两家之上。” ）和《史记正义》（唐张守节注）。《集解》兼采当时裴骃所能见到的前人有关《史记》诸书的研究成果，并一一注明作者名字。一丝不苟。《索隐》进一步指出了《集解》中考证不当的错处。并对《史记》原文提出辨正，发语警辟。《正义》的作者长于舆地之学，对《史记》中地名的考证尤为精辟。读《史记》原文，同时注意看一看这三家注，对原书会有更进一步的理解。1959年中华书局重新标点排印的《史记》，就是与这三家注合刻的本子。裴骃，裴松之的儿子，字龙驹。继承家学，博览宏识，亦以注史著称于世。司马迁的《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裴骃为《史记》作注而垂名于中国史坛。他反复研究《史记》，“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秋，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他博采经传百家及先儒学说，凡对作注有所稗益，便广而录之；凡所注引，务必去其浮言游辞，取其精旨要义；如各家说注不同，则兼收并蓄，不肯偏弃；如有未详之处，宁缺不议，不凭臆想，妄加解说。终于写成《史记集解》八十卷不朽之作，成为现存最早的《史记》注本。与唐司马贞《史记索引》、张守节《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由于司马迁受时代的限制，《史记》也存在某些缺点与不足之处。例如，存在“天命”、灾异和历史循环论的神秘思想的影响。在《六国年表序》论述秦并天下的原因时，指出这是“天所助”的结果。《高祖本纪》带有“三统循环论”的色彩，以为“三五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在《天官书》中，记述各种特殊的自然天象时，常常与人事联系在一起，更多地表现了灾异的神秘思想。这些说明《史记》在“究天人之际”时，仍然没有摆脱“天人感应”神学思想的影响，等等。《史记》成书后，由于它“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被指责为对抗汉代正宗思想的异端代表。因此，在两汉时，《史记》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公正评价，而且当时学者也不敢为之作注释。唐初，《隋书·经籍志》在介绍《史记》、《汉书》的流传时说：“《史记》传者甚微”，司马贞说“汉晋名贤未知见重。”（《史记索隐》序） 我们注意到汉晋时期对《史记》也有一些积极的评价，如西汉刘向、扬雄“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汉书·司马迁传》）西晋华峤也说：“迁文直而事核。”（《后汉书·班彪传论》。据李贤注，此句为“华峤之辞”。）在晋代，也有人从简约的角度夸奖《史记》。张辅说：“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晋书·张辅传》）这些评价虽然不错，但在今天看来，却还远不足以反映出《史记》的特殊地位，因为得到类似评价的史书并不止《史记》一家。如《三国志》作者陈寿，“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晋书·陈寿传》）南朝刘勰说“陈寿三志，文质辨恰。”（《文心雕龙?史传》）华峤所撰《后汉书》在西晋也颇受好评，时人以为“峤文质事核，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晋书?华峤传》）至于说到简约，那也不是《史记》独有的，如“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文心雕龙·史传》）干宝《晋纪》，“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晋书·干宝传》）总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并没有把《史记》看得很特殊。这与我们对待《史记》的态度大不相同。 自宋以后，研究《史记》的著述增多了，较有代表性的如清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崔适的《史记探源》、张森楷的《史记新校注》、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以及清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的有关部分，都是重要的参考书籍。张文虎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一书对《史记》的史文及注文进行了精审的校订。他根据钱泰吉的校本和他自己所见到的各种旧刻古本和时本，择善而从，兼采诸家，金陵局本就是经过他的校考之后刊行的。日本学者泷川资言撰《史记会注考证》，《考证》资料比较详实。各种版本《史记》包括标点本多只附录三家注，《考证》则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引录三家注以来有关中日典籍约一百二十多种，其中国人著作一百零几种，日人著作二十几种，上起盛唐，下迄近代，别择缀辑于注文中，时加审辨说明，将一千二百年来诸家众说，以事串联，较为系统地介绍出来，大大节省搜检群书之劳，为研究者提供极大方便，显然比三家注优越。《考证》资料丰富还表现在《正义》佚文整理上。三家注原各自单独成书，自宋代合刻于《史记》正文下，妄加删削，大失原貌，尤以张守节《正义》最为严重，后世通行本《史记》三家注皆袭此。可是张书既不像《索隐》有单刻本流传，也不像《集解》有宋版《史记》集解本存世，以致佚文极难搜集。泷川从日本所藏几种古本《史记》校记中，辑得《正义》佚文一千二三百条，补入书内。这些资料有人认为并非全部是张书原文，但它们对探求《正义》原貌或理解《史记》，俱有裨益。《考证》内容繁富。裴骃等三家注解一般局限于就事论事，泷川却综合历代研究成果，联比考索，对史实、文字、词语进行考辨、校订、解释，从而揭示出某些史事演变窜易、文字歧异正误、疑难文句意义，以及记载矛盾、失误，等等。对前人未加解说或解之未详的亦往往加以考说。再《史记》一书，多采旧典。泷川常于正文之下，指出此事见于某书；与他书文字有异，也予注明。由于《左传》、《国语》、先秦诸子具在，因而春秋史事出处，几乎逐节逐事交待明白，便于溯本求源，比勘研究。《考证》特别注重地理，每一地名，必注今地名，有助于了解事件的演变和人物的活动。此外，正文、注文全部断句，这在标点本未问世之前，不能不说是一项成果。全书末附有泷川所撰《史记总论》，论述了司马迁事历和《史记》作书资料、体例、流传、演变、版本等事，不失为研究司马迁其人其书的有用材料。应当指出，《考证》一书是有缺点的，有的还是比较突出的。首先在资料方面仍有遗漏，黄震、鲍彪、吴师道、张鹏一、雷学淇等人说法就未罗致。尤其令人遗憾的是，金石文字和近人论著汲取不多，甚至连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王先公考》也只字未载。其次在材料抉择去取之间，也有偏守一说、疏漏失当之处；而摘引某些评论，既违背考证体例，见解又颇为迂腐。在某些问题上，则徘徊两可，甚少发明。再次，泷川资言在训诂方面，有时失于强自为解，断句亦有失误。但从总体讲，张森楷《史记新校注稿》虽于六十年代影印问世，却已部份残缺，其他《史记》校证，固不乏精审之作，然未成书，因此《考证》纵然有不少缺点，仍瑕不掩瑜。在当前《史记》新集释性注本未出现之前，《考证》堪称是资料最丰富的《史记》注本，是研治《太史公书》和中国古代史的重要参考书。《考证》虽参校了一些本子，可是不作校记而径改径补。后来水泽利忠在五十年代撰《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以补其阙。它以《考证》本为底本，广校众本达三十多种，参考中日校记资料近四十种。其中宋本八种、元本二种、日本古本四种、炖煌写本残卷三种、日本古抄本残卷十几种，现存版本网罗殆尽。《考证》辑录《正义》佚文，省略出处，《校补》为之一一注明。又据二十多种日本古抄本校记等资料增辑《正义》佚文二百余条，其中保存了少数失传的古书文字。同时对《考证》迻录三家注张冠李戴错误，也加以订正。汇集历代学者的注释，加上他自己的考证，内容相当丰富，造诣非浅。中华书局新标本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史记》重新作了校点。《史记》作为第一部传记文学的确立，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过去欧洲人以欧洲为中心，他们称古希腊的普鲁塔克为“世界传记之王”。普鲁塔克大约生于公元46年，死于公元120年，著有《列传》（今本译作《希腊罗马名人传》）50篇，是欧洲传记文学的开端。如果我们把普鲁塔克放到中国古代史的长河里来比较一下，可以发现，普鲁塔克比班固（32—92）还要晚生14年，若和司马迁相比，则要晚生191年了。司马迁的《史记》要比普鲁塔克的《列传》早产生几乎两个世纪。《史记》无论在中国史学史还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堪称是一座伟大的丰碑。史学方面姑且不论，文学方面，它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在各民族早期文学中，都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人类通过艺术手段认识自身的一种方法。只是中国文学最初的类型化人物出现在历史著作中，情况较为特别。由此，《史记》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后代的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在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它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史记》的显著影响。中国传统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式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以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一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渊源于《史记》的。至于直接取材于《史记》的历史小说，那就更不用说了。在戏剧方面，由于《史记》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因而自然而然成为后代戏剧取材的宝库。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180多种。 据李长之统计，在现存132种元杂剧中，有16种采自《史记》的故事。其中包括《赵氏孤儿》这样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名作。已经失传的类似作品，当然更多。到后来的京剧中，仍然有许多是取材于《史记》的，如众所周知的《霸王别姬》等。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代史书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虽然，后代史书的文学性显著不如《史记》，但其数量既浩如瀚海，如果将其中优秀传记提取出来，也是极为可观的。此外，史传以外的别传、家传、墓志铭等各种形式的传记，也与《史记》所开创的传记文学传统有渊源关系。《史记》固然"究无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从而开创了史学的种种先河，也堪称是脍炙人口的文学佳作，但《史记》最为耀眼的闪光点在于它的平民立场。在司马迁的《史记》之前，所谓的历史仅仅是王侯的发家史、光荣史、太平史。在司马迁的《史记》里，自以为功高盖世的帝王们同样有无耻、暴戾、虚假和懦弱的一面；虽然有着种种的过失和缺点并最终兵败陔下，自刎乌江的楚霸王项羽不失为顶天立地的英雄；一介布衣陈胜曾经在田间耕作，既是不折不扣的庄稼汉，也是满怀鸿鹄之志的豪杰，正是他第一个揭竿而起反抗秦的暴政；就在正统文人对浪迹江湖的行径嗤之以鼻的时候，司马迁却对荆轲、唐雎等四海漂泊的游侠们和快意恩仇的游侠精神赞誉有加、不胜神往……《史记》就是这样以平民的立场、平民的视角、平民的情感看历史、写历史、评说历史，从而第一次给历史以真实可亲的面 目，第一次给那些值得尊敬的灵魂们以尊严。清朝诗人宋湘曾经有句诗说："史有龙门诗少陵"，《史记》中所透出的民间精神，再现在杜甫那些忧国忧民的不朽诗作中，并成为流传千古的力量源泉。自汉至清,《史记》的研究专著达101部,单篇论文1435篇,囊括了名物典章、地理沿革、文字校勘、音韵训诂、版本源流以及疏解、读法、评注等领域,方法是抄摄材料,排比引证,基本是微观的甲说乙说的"文献"研究。详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二所合编的《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也可参阅载于《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四集的陈乃乾《二十四史注补表谱考证书籍简目》。他们所举较为重要的有：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和《考史拾遗》。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和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有关前四史部分，清梁玉绳《史记志疑》，清郭嵩焘《史记札记》，清沈家本《史记琐言》，近人陈直《史记新证》。上述诸书中，清人之作以钱大昕、梁玉绳、郭嵩焘之作最为特出。近人陈直之作，则多取甲骨文、金文及秦汉权量、石刻、竹简、铜器、陶器之铭文印证《史记》，独辟蹊径，创获尤多。因所著《汉书新证》成书在前，《史记新证》稿中关于汉武帝以前西汉史之考证与之重复者，均已删去。《史记》是我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迁对我国民族文化特别是历史学方面的极其宝贵的贡献。全书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除《秦本纪》外，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迹；“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少数列传则是叙述国外和国内少数民族君长统治的历史。《史记》就是通过这样五种不同的体例和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和补充而构成了完整的体系。它的记事，上自黄帝，下至武帝太初(前104—101)年间，全面地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我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汇集《史记》各家注释考订之作，有近人张森楷《史记新校注稿》，成书于二十年代，惜未定稿。1967 年由杨家骆编纂整理，交由台湾中国学典馆筹备处印行，但文有残缺。南京图书馆收藏有张森楷《史记新斠注》稿本。从文学研究来看,因时代文化环境与研究者知识场域的局限,近代以前的学者多侧重于感性的直观式评点的单篇读感,缺少具有综合性、逻辑性的宏观义理阐释和文、史兼顾的文学本体论分析。20世纪以来,司马迁与《史记》的学术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学者除了对司马迁生年、生平、家世和《史记》的名称、断限、体制、取材、篇章残缺与补窜、义例等具体问题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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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生态文明是相对于工业文明导致的种种弊端而提出的新的文明观，我国严重的生态危机需要生态文明的化解，它要求我们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和谐发展中。生态文明是重建人与自然关系的必然选择。
论文论文关键词： 生态文明；人与自然关系；生态伦理
文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成果，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生态文明是相对于工业文明导致的种种弊端而提出的新的文明观，它要求我们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和谐发展中。它是指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方面成果的总和。构建和谐社会不仅仅是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良性互动，还要实现人与自然环境的良性循环。
一、基于生态危机的反思要求人类做出新的文明选择
（一）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着人类文明进步的程度
文明本身是反映人类社会发展程度的概念，它表征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水平与整体面貌。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着人类文明进步的程度。纵观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人类依赖自然→畏惧自然→征服自然的变化，相应地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诸阶段。目前人类文明正处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阶段。生态文明是指人们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同时，不断克服改造过程中的负面效应，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建设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方面成果的总和。它是人类历经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所要建立的新型的人类文明形态。反思人类发展史，虽然社会的文明程度越来越高，但是文明的脚步却是以自然为人类工具进而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的。
在远古时期，人是自然的弱者，必须匍匐在苍穹之下，在自然的风雨中寻找最起码的生活条件。人对自然物的图腾崇拜，是对不可战胜的大自然的顶礼膜拜。在农耕文明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基本上是和谐的。虽然人类也不断向自然索取，但在整个农耕文明时代，人类对自然的索取在总体上还没有超出自然界自我调节和再生的能力，自然的秩序没有发生紊乱，生态环境也没有失去平衡。18世纪蒸汽机的发明，标志着人类步入工业文明时代。在这个时代，工业文明极大地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但是，工业文明人们所崇尚的世界观与核心理念是培根、笛卡儿提出的“人要驾驭自然作自然的主人”的机械论思想。其误导人类认为大自然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类应运用各门科学去发现、认识、研究以至征服它们，以期向它们无限索取来满足人类日益扩大的物欲。于是，人类大量地毫无顾忌地开采资源，排出有毒有害物质，以追求利润而不考虑后果和长远影响。在工业社会，科技进步和生产力显著提高，人类活动范围已扩张到全球的各个角落，并且不再局限于地球表层，已拓展到地球深部及外层空间，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并极大地提高了认识自然和改变自然的能力，但是，全球性的人口急剧膨胀，自然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不和谐。当前大规模的、无序的人类活动已打破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和生态结构，正深刻地影响和改变地球生态系统的演变路径和方向，对人类生存安全构成了极其严峻的挑战。可见，传统的工业文明是一种物质至上、经济活动高于一切的文明。
（二）全球化的生态危机要求人类做出新的文明?选择?
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使人类社会进入了大规模的征服自然的时代，对自然认识的深化，在加快了人类对自然索取的同时，也使人类产生了主宰自然、奴役自然、支配自然的行为哲学，人类俨然成了自然的主人。诚然，工业文明的兴起，使整个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仅仅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人类社会所创造的生产力水平远远超过了以往社会生产力的总和，但是，工业化在给世界带来福音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物种每日都在减少，许多城市的空气质量恶化，保护地球的臭氧层变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在整个地球的大气层形成温室效应……正如日本著名思想家堺屋太一指出：“自从中世纪末期起，全世界各先进国家的历史是追求物质财富的历史，它的价值观念及美学意识和伦理观念都是和增加物质财富联在一起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先哲们开始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省，20世纪60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广泛兴起与蓬勃发展，可以说是人类发展观的一次质的飞跃，它既是划时代的发展观，又是崭新的世界观、文明观和自然观，它深刻地揭示了经济社会繁荣背后的人与自然冲突，对传统的“征服自然”等不可持续发展观提出了挑战。1992年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18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102位国家首脑出席了这次“地球高峰会议”，会议通过了《里约热内卢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它标志可持续发展观被全球持不同发展理念的各类规矩所普遍认同，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为全世界的共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为人类的共同使命。在可持续发展思想产生的同时，生态伦理也应运而生了。
西方传统哲学认为，只有人是主体，其他生命和自然界是人的对象；因而只有人有价值，其他生命和自然界没有价值；因此只能对人讲道德，无需对其他生命和自然界讲道德。这是工业文明人统治自然的哲学基础。而生态伦理强调的却是自然与人相等同的地位和权利，强调人在地球这样一个巨大的有机生态系统中，人和自然物都是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与传统道德相比，这是一种全新的道德观念，利奥波德在其《沙乡年鉴》中提出，必须重新确定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人类不是自然界的征服者和统治者，不是自然界的主人，而是大自然家庭中的一员。194自然是包孕万有、化生万物的无限存在，人类永远都是一种有限的存在者，尽管人类追求无限，也就是说有限性是人类的本体论特征，而追求无限是人类的价值论特征。在本体论上有限的存在者却想凌驾于本体论上无限的自然之上，这是人类狂妄的根源。地球是人类的生存家园，但大自然才是人类的生存之根。本体论上有限的人类必须重回大自然的怀抱才能找到自己的生存之根，才能保住自己的生存家园。人类虽是地球生物共同体的最高存在者，但不是宇宙中的最高存在者，自然之剑永远高悬于人类的头顶之上。“为走出生态危机，人类必须根本改变文明的发展方向，即改变资本主义方向和工业主义方向。资本主义物欲的无止境膨胀推动着人们无止境的追求经济增长，无止境的经济增长要求无止境的榨取地球。所以，抑制贪欲是人类走出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人类不应再一味地追求征服自然的力量，而应追求正确使用自己力量的智慧。”如今，环境恶化和人的精神失落明显地表明了工业文明的局限性，迫切要求人类做出新的文明选择。
二、我国严重的生态危机需要生态文明的化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思路。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经济总量的快速增加，满足人们必要的物质要求，便成了当时最紧迫、最重要的中心任务。我国改革开放29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国的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相对过剩的经济替代了过去的短缺经济，全国人民总体上过上了小康的生活水平。为此，基于物质短缺而引发的社会问题相对减少，而由其他因素引发的社会问题则相对较多，特别是生态环境的破坏问题尤为突出。我们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能源消耗较高、生态环境破坏较大的基础之上的。无论是维系人们基本生存的耕地、淡水，还是支撑经济持续增长的能源和矿产资源都相对短缺，如人均矿物资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58%，淡水资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耕地资源也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40%，且生态环境十分脆弱。
据记载，我国的环境问题已到了非常严峻的程度，由于长江两岸植被遭破坏，水土流失严重，1998年，我国长江中下游洪水泛滥，损失巨大。我国西北、华北地区的沙尘暴天气，几十年来愈演愈烈，20世纪60年代出现8次，70年代13次，90年代20多次，从2000年春天起，我国西北东部、东北西南部、华北北部多次出现大风扬尘和沙尘暴天气。 2011年1月至4月，我国共出现11次沙尘天气过程，涉及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以及江淮和长江中下游共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给农业生产、交通运输、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影响。这些都源于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如北方一些地区过度开垦荒地，草原地带过度放牧，农灌区过度引用江河水，超采地下水，直接导致大面积的草场沙化，大量的农田被沙漠吞蚀，防风林带枯萎死亡而失去涵养水分、保护表土的功能。在资源方面，我国的过度消耗是惊人的。2003年，中国GDP占全球的4%，但消耗了全球55%的水泥，36%的钢铁，30%的煤炭，25%的铝。中国每创造1美元GDP所耗能源，是美国的 倍，是日本的倍。
同时，我国水土流失面积已达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3，土地荒漠化和水土流失速度还在加剧，每年沙漠化土地达到3460平方公里，相当于每年损失掉一个中等县的土地面积，大江大河输沙量增加，河水变浑，河床抬高，生态环境严重恶化，我国生态建设要求更加迫切。生存环境恶化，自然资源枯竭，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这一矛盾在今后一个时期将会更加突出。无数事实证明，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没有健康和谐的社会生活，更谈不上人的全面发展。所以，我们不能继续走大量消耗资源能源的传统工业化道路，而必须重新审视和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建设生态文明。而重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文明，就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基础和首要任务。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宁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直接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存在问题，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考察有助于我们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认识社会的发展水平，认识人类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因此，xx报告提出的生态文明是当代全球化和可持续发展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相结合的理念，使我们更明确了人类的现实困境和摆脱困境的出路，以弥合并化解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
三、生态文明是重建人与自然关系的必然选择
（一）科学认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人类在地球上耕耘劳作，自然界的博大富饶养育了人类文明。然而随着工业化的进程，人类社会开始了恶性发展。从18世纪初到20世纪末，工业革命在200多年的突飞猛进中已经达到了它的顶点，工农业的发展早已突破了增长的极限，科技的进步也基本上达到了极大放飞人类想象力的地步，但是它并没有始终给人类社会带来福音，它如同一柄“达摩克利斯利剑”正高悬在人类的头顶。人类一方面竭尽全力地攫取自然资源，另一方面，人类在拼命地制造种类日益繁多、成分日益复杂的各种废弃物。人类的活动已经破坏了自己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使整个地球陷入了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的危机。F?卡特在《表土与人类文明》中写道：“文明之所以会在孕育这些文明的故乡衰落，主要是由于人们糟蹋或者毁坏了帮助人类发展文明的环境”。根据著名的“罗马俱乐部”预测，如果人类找不到可替代能源，并固守现有的生活方式，地球将会在21世纪中后期的某一天，耗尽最后一滴石油，经济增长将戛然而止，人类社会将不可避免地陷入衰退。
马克思、恩格斯是较早反思并科学认识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圣者，他们一方面欢呼新的文明时代的到来，另一方面又把批判这个制度的腐朽性、不合理性，建立理想社会和新的文明形态作为自己毕生追求的目标。恩格斯毫不客气地抨击人类的幼稚和狂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一种真正的平等、和谐的统一，即提倡把人类的利益和自然的利益统一起来的自然观。人类发展到今天，应该而且已有能力主动调整自身行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从深层次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以看到，虽然现代人类已处于主动地位，但人始终是自然环境的产物，人的生存、繁衍、发展，要从自然界中获取物质与能量。人与自然应始终保持共存共荣关系。
（二）人类与自然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
人是生命的存在体，自然生态也是作为“生命存在体”而存在的。一方面，自然生态具有自身不断进化的生命过程；另一方面，人作为客观现实世界的一员，其生命状态与自然生态的生命状态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自然生态的死亡必然导致人类生命的衰竭。因此，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首先应当是一种生命维系的关系。基于这种认识，著名学者施韦兹和莱昂波特创立了“生态伦理学”，他们认为生命是自然界的伟大创造，对人类和自然的生命都要给予极大尊重，那种“将生命分为价值高的（人的生命价值）和价值低的（自然生物的生命价值）的做法”是片面的。因此，应该将“善”的观念加以扩展，应当从自然界而不是局限于人类来认知人们行为的正误，把善的观念扩充到自然界中去，“凡是有助于维护生物群落的完整性、稳定性的行为，就应是正当的、善良的、美好的”。一种伦理理论如果不包括人影响自然的行为规范，不确认人和生态是一种特别亲密、生死攸关的关系，就不能算是完善的伦理理论。因此，应当用生命的纽带把人与自然有机联系起来，把生命的完善和正常运转视做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内在要求。人类不是大自然的“主宰者”或“统治者”，而是大自然家庭中的一员；人类应该成为这个大家庭中的善良公民。大自然中的生物，并不是人类的奴隶，不是为人类而诞生的，它们理应是大自然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只注意人类自然利益而关心生态平衡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确立一种新型的伦理体系，建立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平等关系，坚持反对“人类沙文主义”。不仅承认人的价值，而且要承认生物的和一切自然物的价值；不仅承认人类的权利，而且要承认生物的乃至一切自然物的权利。看似没有感觉的树木、花草、河流、海洋，都有自己的需要和生存权利。它们的价值和权利不是根据对人类有用无用确定的，而是作为一种自然界的平衡链所固有的。自然生物同人的基本需要乃是相类似的，都需要水分、氧气和营养，因此，人类决不应凌驾于自然平等地位的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互为依存。如果一味只想“主宰”、 “统治”自然，势必人为破坏人与自然的“平等”关系，瓦解人与自然的和谐环境，人类与生态都将遭受灭顶之灾。
（三）生态文明是重建人与自然关系的必然选择
自然是人类之本、人类之根，是人类的起点与归宿。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必须与自然的发展相和谐的思想，表达了对人与自然的本原性和谐的向往和追求。15生态文明所提供的基本观念是全球生态环境系统整体观念和系统中诸因素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观念。人类与自然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以损害自然界的生物种群来满足人类无节制的需求，只能导致整个生态环境资源的破坏和枯竭，最终危害人类自身。因此，生态文明要求人类重新认识自身与自然的关系。从自然的角度说，人与自然是平等关系，而不是主从关系，更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与工业文明相比，生态文明所体现的是一种更广泛更具有深远意义的平等，即人与自然的平等、当代人之间的平等、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平等。人与自然的平等意味着在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过程中，人类不仅要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还要遵循大自然的发展规律。因为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必然受自然界的约束和反作用。所以人类必须摒弃过去那种“人类在自然之上”、“人类可以任意主宰自然”的观念，保护好大自然，使人与自然平等相处。当代人之间的平等、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平等就是指自然界的资源和环境是属于全人类的，当代人以及后代人都平等地享有自然界的资源和环境。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能以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为代价维持其经济发展。并且当代人也不能肆意挥霍资源、践踏环境，必须留给子孙后代一个生态良好、可持续发展的地球。也就是说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就应该既关心人，又关注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携手，生物与非生物的共进，过去与现在的统一，现在与未来的对话，时间与空间的协调。在维护人类自身发展的同时，又维护自然的平衡，确保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协调发展。所以，生态文明是重建人与自然关系的必然选择。
中西文化都讲人性，尤其中国讲得多。中国传统文化把人性看作纯真、纯善，与道相通的形而上的东西。《周易.系传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性存善，道义之门。”《中庸》开宗明义第一章：“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大学.右经一章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程颐诠解：明德就是人的天性，它通晓一切道理，能够应对万物，但却受气禀的蒙蔽，有时昏昧，但它本体的灵明一直存在，学者应该去掉外物对本性的污染，以恢复人们本来的明德。（原文经过作者翻译）不仅儒家，佛教也讲“佛性”、“觉性”、“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道教讲“性命双修”；都是把人的本性看作纯真、纯善的生命之源，人的本质。 不过，儒家对人性的看法并不一致。孔子未说性善或性恶，而是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同孟子辩论的告子，看法同孔子差不多。告子认为人的天性无善无不善，好比流水，你从东方开口子，它就向东流；你从西方开口子，它就向西流。告子还说：“生之谓性”，“食、色性也”。就是说：人性就是人的欲望和知觉运动。孟子用诡辩论批判告子，实际上批判了他的太太老师孔夫子。后于孟子的荀子提出“人性本恶”。西汉的杨雄提出“善恶混”，就是人性有善有恶。唐代的韩愈提出“性三品”，就是人性分上、中、下三等。宋儒程颐、程颢和朱熹又把人性分为天理之性和气质之性，认为气质、才、情均有不善，只有天命之性有善无恶。宋明两代的儒者把心性之学搞得繁锁不堪，矛盾百出，越说越玄虚，越说越糊涂。还是那些并非正统儒学大师的学者能够讲出一些常识性的道理。中唐诗人杜牧在《三事立性辩》中说：喜、怒、哀、惧、欲、爱、恶等七情就是人性；而在七情之中，喜、怒二者生而有之，是性之根。婴儿见了奶就爱，就要拿起来吃，求之不得就要哭，要发脾气，可见，爱和怒是与生俱来的本性。孩子长大后，喜、哀、惧、恶、欲这五种欲望才逐渐产生。至于善恶的观念，那是孩子受了教育、有了社会阅历以后才会有的。北宋文学家和政治家王安石在《原性》中，也从常识方面提出异议。他说：孟子道性善，荀子言性恶，我都不赞成。事实上，人既有恻隐之心，又有怨毒愤恨之心。如果性善说正确，怨毒忿恨之心从哪里来？如果性恶说正确，恻隐之心又从哪里来？晚清最后一个大文人王国维运用从西方引进的经验论批判了从《尚书》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到孟子、荀子再到宋明理学家的先验的人性论。他说：“善恶之对立，吾人经验上之事实也。自生民以来至于今，世界之事变，孰非此善恶二性之争乎？故世界之宗教，无不著二神教之色彩。野蛮之种，虽多至不可稽，然不外一种，即有爱而祀之者，有畏而祀之者，即善神与恶神是己。” 西方的人性论，也是发展变化，各有不同的。基督教的“人性论”认为：人是按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人同上帝有相似之处，包括心灵、良知、自由意志、道德观念，等等。但是，从亚当、夏娃偷吃禁果以后，人们所具有的上帝形象是否完全丧失，在神学上存在不同观点。奥古斯丁 ? 马丁路德、加尔文等认为：人类完全丧失了“原始的公义”，因此，人性仅有作恶的自由。新教自由主义学派则认为：亚当堕落之后，人性中的上帝形象受到缺损，但未完全丧失。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世界观和伦理原则，把人性从神授转移到自然形成的基础上，认为人是自然的中心，人的欲望就是人性，人们追求个人利益、个人幸福、快乐是合理的。这一时期的人道主义者也强调理性；不过，他们强调的理性是从现实生活中引出理性，而不是从抽象的自然人中引出抽象的不变的人性，再从这种抽象的人性中引出道德规范来。 近代经验主义思想家洛克、亚当.斯密、休谟提出另一种人生论。洛克把人的心灵看作一张白纸，没有与生俱来的观念和理性，好比一块洁净的石板，人通过对外界的感觉和内在的反省得到的观念写在石板上面。洛克认为人的一切意志、感情和理性活动，都是由人的欲望决定的，而人的欲望又取决于外物同人的心身的相互作用。人总是追求使自己身心快乐的事物，逃避使身心痛苦的事物，人的这种趋向决定了道德上的善恶区分。 亚当? 斯密和休谟与洛克的观点还有一点不同。他认为人性是利己的，但是，人们之间还存在着心灵的交感与共鸣，人与人之间依靠联想的作用能够使自己感受到他人所感受到的苦或乐。别人快乐，自己也快乐；别人痛苦，自己也痛苦。因此，亚当.斯密把道德的起源归之于人类本身的同情心。 我把中国和西方关于人性论的种种看法加以选择、归纳和梳理，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一、人的精神活动要素是欲望、情感、意念和思维。欲、情、意都来自人的肉体感官对外界事物的直接感觉，它们是与生俱来的，并随着人的生理机能的成长而逐渐成熟起来的。佛家把人的情感概括为：喜、怒、哀、惧、爱、恶、欲，是符合实际的。但是，佛家把人的欲望概括为：从眼、耳、鼻、舌、身、意这六种器官产生的色、声、香、味、触、法等“六欲”，却是很不完全的。 20 世纪60 年代，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欲望和需要分为七个层次：第一层是生理需要，即：维持个体生存和种系发展的基本需要，例如：对食物、水、阳光、空气、性生活、穿着、栖息以至睡眠、排泄的需要；第二层是安全需要，即，对威胁、伤害的恐惧，寻求保护的需要；第三层是归属与爱的需要，即：人对家庭、民族、国家和对爱情、亲情、友情的需要；第四层是尊重的需要，即：人对尊严和价值的追求；第五层是认知的需要，即：追求知识、理解的需要；第六层是爱美的需要，即追求赏心、悦目、好听、好闻、好玩的需要；第七层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即表现欲、创造欲、成就感等等。 人的意念和思维，都是人脑的活动和功能。不过，意念是直观的、零碎的、稍纵即逝的。那些直观、零碎的意念必须通过概念进行反思、联想、判断、推理的功夫。才能变成理性的思维。从理性思维中还可以分析出知性思维，前者以是非、善恶、美丑为价值判断；后者以真伪和科学非科学为价值判断。 二、人的欲望、需求和情感是与生俱来，人人都有的本性，没有善恶、美丑之分。但是，人的欲望和情感却不能无倾向、无节制地发展和发泄。比如：爱和恨，是人的自然感情，但是，爱自己也爱他人，这是善；爱自己恨他人，这是恶，爱恶人恶行恨好人善行这是大恶。再如：喜欢美食、美衣、美屋、美色和追求幸福、快乐，这是正常人的合理欲望。不过，这种欲望要有限度，一是不能防害自己的身心健康；二是不能妨害他人的利益与合理需求；三是，要采用优美的形式和方法。既有利于自己，又有利于他人，有利于社会，这是善；利己损人，损害社会，这是恶；用丑恶的形式和方法追求欲望、发泄感情，这是丑。认识欲望和情感发展和发泄的倾向和限度，判断是善是恶、是美是丑，都要靠人的理性思维和知性思维。而理性思维和知性思维都不是先验的，不是人的天赋本性，而是人们经过教育和阅历、实践，使自己的主观功能认知、适应和同化客观事物的结果。 三、人的欲望、情感、意念和思维，都不是一次形成和永远不变的，而是有一个逐渐成长和发展变化的过程。 就人的欲望和情感来说，婴儿只有饱、暖、呼吸、睡眠、排泄等生理需要，只能用哭和笑来宣泄喜和怒的情感；婴儿长大一点，有了恐惧的感情和追求安全、追求庇护的需要；再长大一点，才产生爱、恶、悲哀、羞耻的情感，才有了喜欢所爱的人和物，反感厌恶的人和物的好恶感，自尊也要求别人尊重自己的尊严感；继续成长，又有了求知欲、爱美欲和追求自我表现、自我创造、自我成功的自我实现的需要。至于性欲，虽然是与生俱来的生理需要，但却要到青春期才会觉醒和外现。 理性思维和知性思维的形成和发展，有如下的特点： 第一：它随着人的生理、心理机能的逐步成熟而循序渐进。瑞士儿童心理学家L.皮亚杰通过“临床法”发现：3 －8 岁的儿童思维的主要范畴可以表示为解释功能、混合功能和推理功能；7 、8 岁以上的儿童才会有同成人真正理解的谈话。不过，也有早熟的儿童，皮亚杰发现，有一个6 岁儿童提出了1000 多个问题。 第二：人的理性思维和知性思维，既不是先验的“生而知之”，又不仅仅是外界环境造成的，而是人的心理机能同外界环境互相作用的结果；人既要适应外界环境，又能同化外界环境，而且在适应和同化外界环境的过程中产生一定的自我调节、自我控制、自我完善或是自我扭曲、自我异化的作用。 第三：由于人们天赋的生理、心理机能和思维能力，既有共同性，又有特殊性；而人们所接触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与影响有所不同，所以，人的素质有善恶之分、智愚之分、美丑之分。不仅不同的人有上述的差别，在同一个人身上也兼具善性和恶性、明智和愚蠢、优美和丑恶的因素。所谓贤者、智者、美者，不过是善大于恶、智大于愚、美大于丑而已。 就一般人和一般情况来说，智和愚、善和恶、美和丑，是可以易位的。就特殊的人和特殊的情况来说，有些人是不可改变的。不可改变的愚昧和丑陋，大多是先天素质决定的；不可改变的大奸大恶，大多是后天形成的。作出这种判断的根据，是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经验的事实。天生的白痴、弱智和形体上的丑陋，是不能改变的。中国历史上的殷纣王、秦始皇、隋炀帝、金海陵王、慈禧太后、袁世凯、汪精卫以至秦桧等等，外国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斯大林等等大奸大恶，都是至死不变，而且至死没有忏悔的。他们之所以至死不变，既有坚持反人道、反人类的意识形态的因素，也有至死不放弃生前的专制特权和淫威，也不放弃身后的威权和面子的因素。“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对于大奸大恶是不适用的。孔子说的“惟上智与下愚不移”还是有道理的。 第四：人性，人的本质，是一个不断塑造、不断发展和不断认知的过程。 德国的人类文化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人论》中说：“人是一种文化的动物，人，只有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能成为真正的人。不存在永恒不变的人性，也不存在永恒不变的人的本质。人的本质永远是一个动态创造和发展的过程，它只存在于人类不断创造的辛勤劳动之中，人性并不是一种实体性的东西，而是人类自我塑造的过程。” 我赞同恩斯特.卡西尔的上述观点。人必须不断地认识自我，塑造自我、改善自我、超越自我；同时又要不断地认识他人、认识人类，并且推进人类的自我认识、自我改善、自我超越。就个别人来说，死亡是自我认识和自我塑造的结束，盖棺就可以论定。就整个人类来说，人类自我塑造的过程是没有终结的，所以，对人性和人的本质的认识也难以有最后完成的时候。 三、人的善恶是怎样形成的？ 首先要确定一个善和恶的标准。 按照人类通行的道德准则：利己是人的本性；既利己又利人是人的善性；损人利己是人的恶性。那么，既利己又利他的善性是怎么来的呢？ 第一：来自人类的同情心 在西方，亚当.斯密和休谟都提出同情心之说。他们认为：人和人是同类，所有人的形象和生理、心理结构都是相同的。人们之间心灵交感，情感相通，同类的喜、怒、哀、乐会引起自己的共鸣，他人的苦乐好像自己亲身感受到一样。亚当? 斯密把人类道德的起源归之于本能的同情心，他反对道德本源来自神或是理性，也不赞成休谟以效果的功利来判断道德。 亚当.斯密和休谟关于道德来源于人类的同情心的学说，同孔子“推己及人”的仁恕之道，是一致的。推己及人就是移位思维，把自己放在他人的地位上，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人的处境，将心比心地忧他人之所忧，急他人之所急，受他人之所爱，恶他人之所恶。孔子用推己及人的移位思维法，得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结论。基督教的《圣经》，也用这种方法得出：“己所欲，施于人”的信条。可见，中外的人性和文化是相通的。 人类同情心的范围，随着人类社会化的进程而逐步扩大。最初，人们只能体悟到同自己命运相关、祸福与共的近亲。随着人类社会交往的增加，使同情心的范围，从近亲扩大到他人，正像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社会再向前发展，人类又把同情心扩展到一个民族、全体人类以至整个有生命的生物界。人类同情心扩展的过程，正是人类自身发展进化的过程，也是整个社会、整个世界从蒙昧到开化、从野蛮到文明的过程。对每一个人来说，有无同情心和同情心的大小，是衡量其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 第二：人们为了利己必须利他。 人类是社会的动物。个体的人，只有同他人一起，同整个社会一起去争取生存、自由和幸福，人能够得到个人的生存、自由和幸福。所以，人们为了利己也必须利他。 20 世纪70 年代，美国学者威尔逊在《论人的天性》中，把人类的利他行为分为两大类：无条件利他主义和有条件利他主义。对于无条件利他主义，威尔逊解释说：“在少数人可以升华成有自我牺牲行为并为我们大多数人可以感受到的那种激情，是否源于千百年来由亲属关系植根于我们身上的遗传单位？”他还引证弥尔屯.戈登的一个结论：“人保卫他自己亲族的荣誉和利益，也就是保卫他自身。”对于有条件的利他行为，威尔逊解读说：利他行为是为了取得他人的回报。威尔逊的第一个观点，我们在蜜蜂、蚂蚁和其他动物身上就能够得到证明。威尔逊的第二个观点，我们从“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个世界流行的格言中可以得到证实。中国最古老的经典《易经》就说过“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佛教也常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中国人还把“积福行善”联系起来，就是说：对他人做善事，可以为自己积累福祉。还有什么“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等等。 我们找到了人的善性的来源、良心、良知，也就容易解释了。 人的道德约束力，一种来自外界，主要是法律和舆论；另一种来自内心，就是良心、良知。良心、良知，就是人们内心的道德监督者。法律的功能是有限的，它只能提供最起码的行为规范，有许多管不到的地方；舆论的功能更为有限，舆论只对那些对舆论有所顾忌的人有效；而且，舆论还有许多无法探知的事情。 良心的基本特征是自律，就是用内化了的社会行为规范来约束和调节自己的行为。同外在力量相比较，良心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即使在一个道德沦丧和缺乏法治的社会，一个有良心的人也不会胡作非为。一个人要去做坏事甚至犯罪，不应归咎于他的欲望和大小，而应归咎于他的良心不以约束自己的欲望。进化论的创造者达尔文认为：良心是人类和动物之间一切差异中“最重要的差异”，“是人类所有属性中最为高尚的属性。” 人的良心是从那里来的？有了亚当.斯密和休谟的同情之说，良心、良知就容易解释了。 良心、良知，并不是天赋和神授的，而是来源于人与人之间心灵的交感、情感互通的同情心。一般人都是有良心的，不过，由于人们的心理素质不同，良心对欲望的控制力、调节力也不一样。善良人妨碍他人的欲望也有萌动和滋长的时候，不过，他的自控力、自制力较强或者很强，他能够用良心去控制和战胜不道德、不合法的欲望。有些人在做坏事的时候，良心也曾经发现过，但是，良心没有战胜私欲的诱惑。还有一些人，做过坏事以后，良心才会发现，甚至临死的时候，才会“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有些人，良心和约束力极弱，产生了人格障碍。最严重的人格障碍，是仇视人类、仇视社会、仇视文明的病态人格。这些人的良心和良知已经泯灭，处处同人类作对，同文明社会作对，不惜进行毁灭人类、毁灭文明的罪恶活动。这种人就叫做灭绝人性，丧心病狂。当代的国家和非国家的恐怖主义分子，他们毁灭人类、毁灭文明的思想和行为，已经渗入骨髓，是不可救药的，只有坚决加以打击。 从以上情况看来，良心，是人类道德的底线。
世界农业文明史是非常重要的，关乎到人类的生存。与人类的进步。世界农业文明史。是人类的生存的基础。
中国传统人性假设：性善论（孟子）：人性本善是人之为人的内在规定性，人之所以会“为不善”，除了外在的环境的影响之外，更重要的就是由于个人对自身内在因有的善的规定性缺乏主动的内求与反省。孟子认为，善端需要不断培养才能启发人的“良知”，使人为“善”而不为“恶”，也就是说，只有重视人性善端的培养，人的善良本性就会像万物一样繁荣生长，如不加培养人的善良本性就会消失。→仁爱管理性恶论（荀子）：荀子否定性善是与生俱来的，肯定性恶是人性所固有的本性。荀子从性恶论观点出发，强调管理者应对人的本能欲求进行严格管理，经过严格管理后的人性才能体现出善，人所谓的善良本性是管理者严格管理的结果，假若管理者放纵人的本能欲求行为时，人本性的恶就会表现出来。正因为人有恶的本性，所以要建立起管理制度，树立起管理权威。→制度管理人性可塑论（孔子、告子）：孔子认为，人所禀受的天性，本来是差不多的，没有多大差别，无所谓善恶，一经后天的习染，人与人之间便渐渐拉开了距离，不再相近了。他只是肯定地认为：人性是可以改变的。对于孔子来说，希望通过习染后的人性是善的，这也正是他的“德治管理思想立论的依据”。→德治管理性善论强调人之为人的社会属性，性恶论强调人之为人的自然属性，而人性可塑论对人性有了较为全面的理解。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对人性假设的上述三种主要理论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片面到全面，从肤浅到深刻的过程。西方人性假设：经济人假设：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科学管理理论的哲学基础，最初思想来自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描写，由管理学之父泰勒提炼并形成了系统的理论表述。在科学管理理论诞生之前，人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其稀缺程度以及对生产的贡献远不如土地。人与人之间存在极强的依赖关系，人的生产能力只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发展着，因而工人凭经验操作，工厂主凭感觉和经验进行管理。19世纪第二次科技革命后，企业规模不断扩大，资本和生产更加集中，劳动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过去那种放任式管理与大生产方式不相适应，经济效率低下，物质财富不足导致人们之间不断发生冲突。在这样的特定环境下，泰罗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建立起科学管理理论，以泰罗制为主体的古典科学管理理论的诞生标志着科学开始代替经验。其后，法约尔、韦伯等古典管理理论的代表人物在各自的管理理论中都自觉地遵守了这一人性假设。在他们看来：人并不是完全被动的机械，人的活动是有经济动机的，管理者和管理对象也并非是完全对立的，在经济动机这一点上是共同的，如工人的劳动动机是争取尽可能多的工资，企业家办企业的动机是获取尽可能高的利润，双方都是看重利益的“经济人”。人性假设的确立直接导致了管理模式的巨大变化。与“经济人”假设相适应，古典管理模式体现出新的特点：一是管理效率至上，经济人假设认为劳资双方都是为自己私利而精打细算的理性人，他们之间的矛盾源于经济上的纷争，所需要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提高生产率。二是形成了一批专业管理人才，为了提高管理效率，必须将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这样就形成了一大批专业管理人才。三是确立了标准化的作业方式，理性化的组织结构以及集权制的领导方式，目的都是为了提高效率。四是采取了包括工资激励在内的个体激励机制。从这四个特点来看，科学管理阶段管理的首要目的是提高效率，它的管理伦理核心理念是“客体至上的效率管理”。正是在对效率的狂热追求中，制度的专横忽略了人的社会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因素。随着社会物质文明不断丰富以及人们对理性主义的深刻反思，这种客体至上的效率管理不可避免地被以人际协调、激励为特征的行为科学所取代。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假设：由于科学管理理论建立在经济人假设之上，只注重人的物质刺激，忽视人的社会需求的满足，只认识到了人的自然属性的一面而忽视了人的社会属性一面。其人性假设的非科学性导致它在解决社会问题时毫无办法。企业主感到单纯用科学管理己不能有效地控制工人，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需要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管理思想。20世纪初，资本主义社会由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人们开始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和社会精神需要，单纯经济的刺激已不能激发人的最大潜能。梅奥深刻认识到了这种社会生活以及管理环境的变化，通过霍桑实验自觉地提出了社会人的假设。这一假设一提出，就吸引了众多的追随者，无论是梅奥的人际关系理论，还是将人假设为自我实现人的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都将工人设想为有各种需求的社会人。他们将这一假设付诸管理实践的多个方面，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行为科学理论，他们认为：经济动机并不是人们唯一的主要动机，主导人们行为的也不仅仅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主义，人性中还有情感、情绪等非理性的内容，而这些情感、情绪等方面的需要，只有当人们处于一个融洽的社会关系中才可能得到满足。行为科学理论极力提倡通过满足工人的安全、友情、受尊重及自我实现上的需要来提高工人的士气，调动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提高生产率。与社会人和自我实现人假设相适应的行为科学管理模式也随之出现了新的特征:一是行为科学阶段为了满足工人的感情需求注重对“软件”的改善，如工作环境改善等。二是注重非正式组织的作用。三是注重对被管理者的团体激励。四是强调领导者不但要有技术技能，还要有培养人际关系的技能。五是反对专断的领导方式，主张参与式管理。“社会人”假设与自我实现人假设打开了人的社会性研究的大门，使人性第一次受到较大的尊重，从以物为中心走向以人为中心，代表了一种“主体至上的管理哲学”。然而，行为科学作为科学管理的对峙，必然会走向另一个极端，一方面行为科学把焦点集中于人的小群体特性，而不是自由的个人身上，把组织、群体提高到了淹没人的个体性的程度，使个体的创造力受到严重抑制，另一方面行为科学理论专注组织内部，没有认识到管理的权威与功能是存在于形势和环境之中。正是由于行为科学理论处在“缺少一种我们经济制度的大结构框架的观点，而正是在这种框架之中，这些关系才得以产生并具有意义”的状态，导致了“理性主义的复活”。复杂人假设：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美国行为科学家沙因提出。美国心理学家和行为学家沙因在对已有的人性假设做出划分后，针对管理中人性问题的复杂性，提出了自己的复杂人假设。复杂人假设认为:人类的需要是分成许多类的，并且会随着人口发展阶段和整个生活处境而变化，由于需要与动机彼此作用，并组合成复杂的动机模式、价值观与目标，所以人们必须决定自己要在什么样的层次上去理解人的激励。不会有在一切时间对所有人全部起作用的唯一正确的管理策略。“复杂人”假设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前人性假设的缺失，是在充分考虑了人性、工作性质、组织情境等管理过程本身固有的复杂性之后提出的一种权变和发展的人性假设，是较为全面而客观的人性假识。复杂人假设涵盖了“经济人”的财富欲，“社会人”的权利欲，“自我实现人”的发展欲，这种不拘泥一处的复杂假设使管理理论形成了形形色色流派，管理理论进入了“丛林阶段”。丛林阶段的管理理论既是对古典科学管理与行为科学的综合，又是顺应时代需求而发展起来的，由于行为科学暴露出固有的不足，因而丛林理论更多偏重于理性主义倾向。在各种理论中，无论是早期的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还是组织行为学、管理科学学派和权变理论以及其后的系统管理学派，它们都以系统方法作为自己的基础方法来研究管理问题，相信科学的手段、复杂的结构和周密的计划以及有效的控制等理性工具，同时又把人、技术、经济看成是组织的系统构成，强调理性、贬低直觉和热情，理性化、科学化和定量化是其主导。丛林阶段的各种管理模式虽然侧重理性，倒也并未抛弃人的社会和精神需求，而把组织的目标与个人的目标结合起来，强调自我控制和自我激励，但是却把人当作了实现目标的手段。总体而言，复杂人假设促使各种管理模式将人作为系统中活的因素来考虑，实现了管理主客体统一的系统管理形式，但人的个性并未真正在管理过程中体现出来，人的价值观、信念对人的行动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经济人假设与性恶论在对人性的认识上具有极为相似的一面，都鲜明地指出了人性中自然属性的一面，主张采取的管理办法也极为相似，强调制度管理，强化指导和控制，强化监督和条件，用物质刺激工作，进行奖励。但不同的是，经济人假设没有对人作出善恶判断，而只是人的行为描述，而性恶论一开始就对人性进行道德判断。经济人假设是对被管理者自然属性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管理工作以制度管理为主的对策和措施，是设定管理模式来适应人性假设;而性恶论是把对人性的研究直接运用于管理行为的选择上，重视“伪”，目的是使管理者塑造人性、影响人性。“性善论”存在简单认识人性的不足，它只注重人的社会属性，而忽视了人的自然属性，忽视了物质利益对人的刺激作用。它与性恶论一样一开始就立足于对人性的表现作出善恶的价值判断，并把这种人性认识直接运用到管理者的行为选择上，要求管理者扩充内心的善而推行仁政。而社会人假设与自我实现人假设也存在过分否定经济物质刺激对人的激励作用，过分关注职工的情绪和完全归属的满足问题，它没有把职工看作具有价值观念、有思想的人，因而难以使职工树立正确的、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具有片面性。复杂人假设是沙因在对已有人性假设做出划分时自己提出的一个人性假设，复杂人假设的设定导致了形式多样的管理理论与管理学派，这些学派都是基于人性是个复杂系统。与复杂人假设可比较的是中国古代的“人性可塑论”，人性可塑论不同于性善论与性恶论，性善论与性恶论对于人性层面把握上前者侧重于道德属性，而后者侧重于心理属性。人性可塑论对两者兼而有之，人性其善恶分化取决于后天行为，因而需要“存心养性”和“化性起伪”，认为管理是塑造人性、成仁成圣的过程。在复杂人假设和人性可塑论看来，人性复杂，善恶有别，不可一概而论。对不同的人要采取不同的方法，没有一成不变、普遍适用的最佳管理方法。要想取得好的管理效果，就必须灵活机动，针对不同的复杂环境、人员状况适宜地选择管理理论、方法和技术。复杂人假设注重在认识人性复杂的基础上选择适合的管理方法，操作性强;而人性可塑论强调管理对人的影响与塑造，在观念上具有指导意义。中西方人性假设的共同之处:第一，认识到对人的本性的认识是确立管理原则、管理模式与方法的重要前提。第二，对人性认识都经历着从简单到复杂，从片面到全面的过程。第三，都不局限于对人性认识本身，都以管理角度提出了方法、建议。中西人性假设的根本区别:西方人性假设是为管理理论作准备，具体的管理理论是为了适应某种人性假设，是适应论的人性观。而中国的人性假设是指导管理行为，目的在于塑造人性，是塑造论的人性观。中西人性假设的局限性:中国古代人性论都较为注重人的社会属性，而忽视了自然属性，承认人的可教化性，坚持人性是可以塑造的，而西方人性假设更多地强调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中的认知因素部分。两者都只抓住了人性的某一个侧面并将其绝对化、抽象化，都离开了人的社会实践来考察人性，虽然，荀子、梅奥都提出了“人能群”、“人是独特的社会动物”观点，但由于他们所理解的社会性主要是指合群性，强调人不能脱离社会共同体而独立生存，个人对群体具有依赖性，因而也是抽象的。上述中西人性假设从世界观上来说均是唯心主义、片面的，因而也是不科学的。这是我之前做的笔记，你稍稍整理一下，形成文字就可以了哦。呵呵。希望对你有帮助。 再次声明：这是我自己做的笔记，网上找不到的。字数问题的话你可以进行删减，那应该不是难事哦。希望对你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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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是文章或著作等写作过程中参考过的文献。同学是否还在愁找经济学参考文献呢?以下就是我为大家分享的经济学参考文献 ，欢迎大家阅读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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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建筑艺术意蕴摘要：通过对桥梁建筑艺术的剖析，首先提出了桥梁建筑艺术的美学原则。然后分析了桥梁建筑艺术风格的时代性、民族性和地域性，最后介绍了桥梁建筑的造型要素，从而揭示了桥梁建筑艺术意蕴丰富的内涵。这对桥梁建筑艺术和桥梁建筑史的研究，具有理论参考价值。 关键词：桥梁建筑 艺术意蕴 艺术风格 造型要素 美学规则 从某种意义上讲，桥梁美学理论涉及建筑学、美学、物理学、材料学、色彩学、艺术学等学科，是一项跨学科的理论研究。一座完美的桥梁，不但要讲究其实用性和科学性，而且要讲究艺术性；既要满足功能要求，又要满足审美需求。桥梁建筑的艺术意蕴，就是将审美主体的审美需要与桥梁造型和技术等方面完美结合起来，表现桥梁作为一种结构，一门结构造型艺术，所承载的蕴涵当时当地的风俗、习惯、传统以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意识形态。本文将通过对桥梁建筑艺术、桥梁建筑艺术的美学原则、桥梁建筑的风格以及桥梁建筑造型要素的分析，揭示桥梁建筑意蕴的深刻内涵。 1.桥梁建筑艺术 从人类以天然的石头垒起简单踏步，利用倒塌的树木架起独木桥，就开始在上面留下了美的胎记。随着时代的发展，桥梁建筑愈加强烈地体现出一定的社会意识，不断地向建筑艺术的方向发展。桥梁建筑师以人类所知道的最难于表现的语言，也就是功能的、力学的、施工技术的语言来解决具体问题。 建筑艺术是一种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艺术。它一方面受着物质技术水平和实用功能的制约；另一方面，它的形式和风格的演变又受着人们精神生活，特别是社会审美意识的影响。桥梁建筑艺术是建筑艺术的一个分支，是桥梁建筑师在熟练地掌握艺术媒介物质(色彩、线条、形体等)的自然属性及其规律的基础上，通过物质手段创造出来的，为了使人感知和认识，从而发挥其社会影响，体现一定生活内容的结构艺术形象。桥梁作为一种建筑艺术，是科学和艺术精神的建筑，融汇造型艺术的一切要素及科学技术的伟大成果。古朴典雅的中国赵州桥，精致美丽的圆明园十七孔拱桥，气势磅礴的金门大桥．它们同古老的金字塔，蜿蜒的长城，高耸入云的埃菲尔铁塔等这些伟大的作品一样，都闪烁着不朽的光彩，构成了建筑的美。 桥梁建筑艺术，它一方面反映出结构物的空间跨越所体现出的美感，另一方面，桥梁的造型，尤其是栏杆和桥头堡等附属设施的形式也受到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意识流的影响。赵州桥的蛟龙栏板(图1)雕刻精美，寓神话传说与当地文化于一体，充分显示了当时人文风俗与技术水平Ⅲ。卢沟桥石狮(图2)，活灵活现，双目凝神，注视桥面，酷似桥梁的守护神，给行人及当地居民以充分的安全感。 不过，桥梁建筑艺术也具有强烈的主观性。优美的桥梁，均融入了桥梁建筑师个人的感情色彩和艺术手段。实用和美观的双重特性，决定桥梁建筑艺术往往是一定时代、一定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最醒目的见证之一。完美的桥梁建筑，既有功利性，又不能缺乏美的属性，是物质与精神的对立统一。 2.桥梁建筑艺术的原则 桥梁建筑艺术是桥梁建筑师的审美意识物态化成果，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桥梁建筑师在进行桥梁设计与艺术构想时，通常都综合考虑权衡了下面几项艺术原则。 功能与形式美的协调 桥梁建筑艺术与语言艺术、表演艺术及造型艺术不尽相同，它还是一种实用艺术。一座优秀的桥梁，应该实现实用与美观的统一。只有技术和艺术结合在一起，才能产生真正的美的桥梁。在处理桥梁建筑功能与形式美的协调时，通常有以下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过分强调实用功能而把桥梁建筑之美置之不理，这在我国解放初期表现最为明显；另一种是只注重桥梁建筑的美观而忽视其实用性值，出现的许多桥梁伪结构。要避免这两种倾向，桥梁建筑艺术的协调原则就显得十分重要。功能和形式，偏颇任何一方都不会产生好的作品；只有功能和形式做到完美统一，桥梁艺术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 满足民众审美情趣 首先，桥梁所提供的便捷的交通服务功能，是满足人的生活需要的。然而，老百姓有自己的审美观，该审美观必须同社会功利、国计民生相结合。随着社会的发展。桥梁的美已经从实用中分化出来，但仍表现了它的社会功利性。 体现桥梁建筑艺术的时代精神 与其它艺术一样，桥梁建筑艺术也并非一成不变。古代桥梁多以装饰华丽为美，而现代桥梁则以简洁大方为美。桥梁建筑能够以其巨大的空间形象来显示生活中的某些本质方面，体现一定的时代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桥梁建筑风格、艺术和技术具有较大区别。在中外桥梁建筑史上，几乎每个时代都会形成其独特的桥梁建筑风格，而成为这个时代的标志性特色。各个时代的桥梁建筑师在设计创作时，不可避免地受时代精神的影响，西方建筑显得尤为明显。威尼斯水上世界的桥梁，桥面上集市密布，融休闲、购物、观光、交通于一体，是当地的一大特色。 展现桥梁建筑艺术鲜明的民族特色 世界上没有规定审美建筑一定要有审美标准，但一定的民族，必然有一定的建筑特色。反映在桥梁上，中国的桥梁多具有地方特色，如江南小桥优美多姿(图3)，西南部的桥梁则具有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格，如程阳风雨桥(图4)。不同民族在习俗、文化传统、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许多差异。基于此，不同民族对桥梁建筑艺术提出各自不同要求，也就不足为奇。 3.桥梁建筑风格特性 桥梁建筑风格是由桥梁形态所体现的在设计构思上所具有的特色的表征，是桥梁建筑各种要素的总和，是结构内在规律在外在形态所表现的一种美的格调，是形式的抽象或升华，犹如人的风度气质一样，有时是一种可意味不可言传的特征表现。风格是文化艺术中的高层次问题，它被社会、传统、经济、文化等因素所制约，反映出一个综合形象，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民族性和地域性。 时代性 “建筑是石头的史书”，是一定历史时期技术文明发展的产物。它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物质生 产力量与人们的生活条件，体现了一定时代的社会思想、美学观念与技术水平，留下了时代永恒的烙印。桥梁建筑在机械工业化和手工业生产时代，在选用材料、施工工艺、生产手段上截然不同，其选用结构形式、艺术特点也自然而然有所差别。如古希腊时代的优美柱式结构，罗马时代的半圆拱结构，欧洲哥特式尖拱，中世纪流行的有浓厚宗教色彩及军事防御功能的桥头堡(图5)，文艺复兴时代铁桥上繁琐而精细的巴洛克风格雕塑，现代钢筋混凝土、预应力结构所带来的现代桥梁简洁纤细的形态等，如法国某城市中承式外倾拱肋拱桥(图6)。这些都无不折射出建筑(当然也包括桥梁建筑)风格的时代性。 民族性 各民族有自己源远流长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背景，有其独特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等，也产生了带有民族特色的审美概念，它与某一民族的共同语言和心理特点及生活环境、生活条件紧密相关。人类生活与桥梁建筑密切相关，因而也必然带有一定的民族色彩，例如古代桥梁建筑都有借助“神物”的力量与自然作斗争的美好愿望。西方桥梁上的雕饰以神话人物或伟大文物为多，如维尔茨堡美茵河上的古老桥梁(图7)，意大利的十二天使徒桥、美国华盛顿州的阿林顿纪念桥、法国塞纳河上的桥等，桥墩或桥头望柱上均有一座座雕像。而在我国石桥上的雕饰以狮、龙为主，这些“神兽”曾起着制胜镇邪的作用，如苏州香花桥栏杆艺术(图8)，同时也是一种民族形式的装饰，不仅给桥梁建筑艺术添姿增色，也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的一种偏爱与情趣，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景观。 地域性 即使是同一时代，在不同地域，由于地理位置、自然环境与生活条件的不同，在审美标准上也会有很大差异。但是，某个地区的桥梁，应有自己较为统一的风格。如果每一座桥梁都标新立异，甚至要“一座桥梁一个样”，这不仅劳民伤财，而且也违背了美学规律，大败“胃口”。 然而，桥梁建筑毕竟不同于房屋建筑，其在功能上的单纯性制约了桥梁形态。古今中外均以拱、梁、吊为基本形态，由于现代化信息交流的频繁与便捷，桥梁形式受民族、地域的影响并不似古时那么突出。而且较能显示桥梁民族风格的大部分都是桥梁附属结构，如桥头建筑、栏杆、灯柱、雕饰等。在法国巴黎市中心，桥梁密布，具有浓郁的法兰西民族文化特色(图9)。罗纳河上的古老桥梁，同样也反映了欧洲中世纪的灿烂文化(图10)。因此，在桥梁建筑中体现地域风格，创造当地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没有特色，就没有个性，从而缺乏持久的生命力。 风格的时代性、民族性和地域性是有机的统一。桥梁建筑的杰出作品从来都是某一时代、某一民族及某一地域进步的审美理想的美好体现，也是美学价值、历史价值之所在。显然，现代桥梁建筑应该表现出积极的、正面的、令人精神振奋的格调，体现出良好的时代、民族与地域风格。 4.桥梁建筑造型要素 形式是由点、线、面、体构成。桥梁建筑艺术通过其艺术语言——空间组合、比例、质感、尺度、体型、韵律、色彩及象征手法等，构成一个丰富多彩矗每体系．{奉现-种形态的美：在形态美学里．点是有造型意义的，一点在画面上．成T视线集中之处：两个大小一样的点，视线来回这两点间，而产生“线”的感觉。线的形态不同，体现不同意义。不同形态的直线和曲线，具有不同的性格特征。粗直线表现坚定、有力、厚实、稳定、粗壮、笨拙、顽固等特征；细直线则体现敏锐、脆弱、纤细等特征；折线具有节奏、运动、焦虑、不安等特征；圆弧线给人以充实、精神饱满的感觉；椭圆形弧线除具有圆弧线的特征外，还具有现代感；流线型是抛物线的自由审美创造；双曲线具有曲线平衡的美，也有较强的时代感，变径曲线具有丰富而变化的特点；自由曲线具有丰富的感情。 面是由线的运动而形成。通常认为，平面有安定、确定的感觉；三角形给人以冲动、刺激的感觉；圆形给人以温暖、流动的感受；梯形富于很强的稳定感；斜梯形具有一种倾斜方向的动感或力感；正方形使人感到整齐，端庄，有一种均齐美；球面、圆锥面、圆环面等曲面的形态，给人以亲切、饱满、柔和、流动的感觉。 立体是由面的运动形成的。建筑的立体美感，由角度的变化、艺术联想、虚实关系等来产生。金门大桥桥塔(图11)，其竖直方向线条顺畅而富有规律，且有合理的变化，使桥塔的大体积的形态得到了纤细化，给人一强烈的力的美感；大红的涂彩，使大桥又增添了一份明亮和活跃。法国某公园人行桥(图12)则是曲线与直线的完美结合，其在水中的倒影优美绝伦，令人浮想联翩，过目不忘。 桥梁建筑的形态美，产生综合的审美效应。点、线、面和体的彼此依赖、对立统一，构成广阔、深远、多姿多变的艺术境象，丰富了人们的美的感受。 5.结语 古今中外，桥梁建筑艺术形态各异，丰富多彩。桥梁建筑艺术的丰富内涵，使其成为一门独具特色的结构艺术。其艺术意蕴的流变，总是在深层次影响着桥梁建筑的发展。深入考察研究桥梁的艺术意蕴以及形成的内在机理，对提高专业人士和大众的艺术修养会有所裨益；对桥梁发展史的研究，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竹内敏雄，《美学百科辞典》，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 【2】刘其福，《城市桥梁栏杆圈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2。 【3】韩伯林，《世界桥梁发展史》，知识出版社，。 【4】谢建明，“论建筑的艺术意蕴”，《东南大学学报》，2002，4(6)：71—74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
[编辑本段]桥梁的发展史 桥梁是道路的组成部分。从工程技术的角度来看，桥梁发展可分为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时期。 （1）古代桥梁 人类在原始时代，跨越水道和峡谷，是利用自然倒下来的树木，自然形成的石梁或石拱，溪涧突出的石块，谷岸生长的藤萝等。人类有目的地伐木为桥或堆石、架石为桥始于何时，已难以考证。据史料记载,中国在周代（公元前11世纪～前256年）已建有梁桥和浮桥,如公元前1134年左右,西周在渭水架有浮桥。古巴比伦王国在公元前1800年建造了多跨的木桥，桥长达183米。古罗马在公元前621年建造了跨越台伯河的木桥，在公元前 481年架起了跨越赫勒斯旁海峡的浮船桥。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在公元前 4世纪时建起挑出石拱桥（拱腹为台阶式）。 古代桥梁在17世纪以前，一般是用木、石材料建造的，并按建桥材料把桥分为石桥和木桥。 石桥 石桥的主要形式是石拱桥。据考证，中国早在东汉时期（公元25～220年）就出现石拱桥,如出土的东汉画像砖，刻有拱桥图形。现在尚存的赵州桥（又名安济桥），建于公元605～617年，净跨径为37米，首创在主拱圈上加小腹拱的空腹式（敞肩式）拱。中国古代石拱桥拱圈和墩一般都比较薄，比较轻巧，如建于公元816～819年的宝带桥，全长317米，薄墩扁拱,结构精巧。 罗马时代，欧洲建造拱桥较多,如公元前200～公元200年间在罗马台伯河建造了8座石拱桥，其中建于公元前62年的法布里西奥石拱桥，桥有2孔,各孔跨径为米。公元98年西班牙建造了阿尔桥,高达52米。此外,出现了许多石拱水道桥,如现存于法国的加尔德引水桥,建于公元前1世纪，桥分为3层，最下层为7孔,跨径为16～24米。罗马时代拱桥多为半圆拱，跨径小于25米，墩很宽，约为拱跨的三分之一,图1[列米尼桥示意图]为罗马时代建造的列米尼桥示意图。 罗马帝国灭亡后数百年，欧洲桥梁建筑进展不大。11世纪以后，尖拱技术由中东和埃及传到欧洲，欧洲开始出现尖拱桥，如法国在公元1178～1188年建成的阿维尼翁桥，为20孔跨径达34米尖拱桥。英国在公元1176～1209年建成的泰晤士河桥为19孔跨径约 7米尖拱桥。西班牙在13世纪建了不少拱桥，如托莱多的圣玛丁桥。拱桥除圆拱、割圆拱外，还有椭圆拱和坦拱。公元1542～1632年法国建造的皮埃尔桥为七孔不等跨椭圆拱，最大跨径约32米。当时椭圆拱曾盛行一时。1567～1569在佛罗伦萨的圣特里尼塔建了三跨坦拱桥，其矢高同跨度比为1∶7。11～17世纪建造的桥，有的在桥面两侧设商店，如意大利威尼斯的里亚尔托桥。 石梁桥是石桥的又一形式。中国陕西省西安附近的灞桥原为石梁桥，建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公元11～12世纪南宋泉州地区先后建造了几十座较大型石梁桥，其中有洛阳桥、安平桥。安平桥(五里桥)原长2500米，362孔，现长2070米，332孔。英国达特穆尔现存的石板桥，有的已有2000多年。 木桥 早期木桥多为梁桥，如秦代在渭水上建的渭桥，即为多跨梁式桥。木梁桥跨径不大，伸臂木桥可以加大跨径，图2[ 木悬臂桥示意图]为木悬臂桥的示意图。中国 3世纪在甘肃安西与新疆吐鲁番交界处建有伸臂木桥，“长一百五十步”。公元405～418年在甘肃临夏附近河宽达40丈处建悬臂木桥，桥高达50丈。八字撑木桥（图3[ 八字撑木桥示意图]）和拱式撑架木桥亦可以加大跨径。16世纪意大利的巴萨诺桥为八字撑木桥。 木拱桥（图4[木拱桥示意图]）出现较早，公元104年在匈牙利多瑙河建成的特拉杨木拱桥，共有21孔，每孔跨径为36米。中国在河南开封修建的虹桥（图5[ 虹桥示意图]），净跨约为20米,亦为木拱桥,建于公元1032年。日本在岩国锦川河修建的锦带桥为五孔木拱桥，建于公元300年左右,是中国僧戴曼公独立禅师帮助修建的。 中国西南地区有用竹篾缆造的竹索桥。著名的竹索桥是四川灌县珠浦桥，桥为8孔，最大跨径约60米,总长330余米，建于宋代以前。 古代桥梁基础,在罗马时代开始采用围堰法施工,即打木板桩成围堰，抽水后在其中修筑桥梁基础和桥墩。1209年建成的英国泰晤士河拱桥，其基础就是用围堰法修筑，但是,那时只能用人工打桩和抽水,基础较浅。中国11世纪初，著名的洛阳桥在桥址江中先遍抛石块，其上养殖牡蛎二三年后胶固而成筏形基础，是一个创举。 （2）近代桥梁 18世纪铁的生产和铸造，为桥梁提供了新的建造材料。但铸铁抗冲击性能差,抗拉性能也低,易断裂，并非良好的造桥材料。19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酸性转炉炼钢和平炉炼钢技术的发展，钢材成为重要的造桥材料。钢的抗拉强度大，抗冲击性能好，尤其是19世纪70年代出现钢板和矩形轧制断面钢材，为桥梁的部件在厂内组装创造了条件，使钢材应用日益广泛。 18世纪初，发明了用石灰、粘土、赤铁矿混合煅烧而成的水泥。19世纪50年代，开始采用在混凝土中放置钢筋以弥补水泥抗拉性能差的缺点。此后，于19世纪70年代建成了钢筋混凝土桥。 近代桥梁建造，促进了桥梁科学理论的兴起和发展。1857年由圣沃南在前人对拱的理论、静力学和材料力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较完整的梁理论和扭转理论。这个时期连续梁和悬臂梁的理论也建立起来。桥梁桁架分析(如华伦桁架和豪氏桁架的分析方法)也得到解决。19世纪70年代后经德国人K.库尔曼、英国人.兰金和.麦克斯韦等人的努力,结构力学获得很大的发展,能够对桥梁各构件在荷载作用下发生的应力进行分析。这些理论的发展，推动了桁架、连续梁和悬臂梁的发展。19世纪末，弹性拱理论已较完善，促进了拱桥发展。20世纪20年代土力学的兴起，推动了桥梁基础的理论研究。 近代桥梁按建桥材料划分，除木桥、石桥外，还有铁桥、钢桥、钢筋混凝土桥。 木桥 16世纪前已有木桁架。1750年在瑞士建成拱和桁架组合的木桥多座，如赖谢瑙桥，跨径为73米。在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美国建造了不少木桥,如1785年在佛蒙特州贝洛兹福尔斯的康涅狄格河建造的第一座木桁架桥，桥共二跨，各长55米；1812年在费城斯库尔基尔河建造的拱和桁架组合木桥,跨径达104米。桁架桥省掉拱和斜撑构，简化了结构，因而被广泛应用。由于桁架理论的发展，各种形式桁架木桥相继出现，如普拉特型、豪氏型、汤氏型等（图6[ 桁架桥]）。由于木结构桥用铁件量很多，不如全用铁经济，因此，19世纪后期木桥逐渐为钢铁桥所代替。 铁桥 包括铸铁桥和锻铁桥。铸铁性脆，宜于受压，不宜受拉，适宜作拱桥建造材料。世界上第一座铸铁桥是英国科尔布鲁克代尔厂所造的塞文河桥，建于1779年，为半圆拱，由五片拱肋组成，跨径米。锻铁抗拉性能较铸铁好，19世纪中叶跨径大于60～70米的公路桥都采用锻铁链吊桥。铁路因吊桥刚度不足而采用桁桥，如1845～1850年英国建造布列坦尼亚双线铁路桥，为箱型锻铁梁桥。19世纪中以后，相继建立起梁的定理和结构分析理论,推动了桁架桥的发展,并出现多种形式的桁梁。但那时对桥梁抗风的认识不足，桥梁一般没有采取防风措施。1879年12月大风吹倒才建成18个月的阳斯的泰湾铁路锻铁桥，就是由于桥梁没有设置横向连续抗风构。 中国于1705年修建了四川大渡河泸定铁链吊桥。桥长100米，宽米，至今仍在使用。欧洲第一座铁链吊桥是英国的蒂斯河桥，建于1741年，跨径20米，宽米。1820～1826年，英国在威尔士北部梅奈海峡修建一座中孔长 177米用锻铁眼杆的吊桥。这座桥由于缺乏加劲梁或抗风构，于1940年重建。世界上第一座不用铁链而用铁索建造的吊桥，是瑞士的弗里堡桥，建于1830～1834年、桥的跨径为 233米。这座桥用2000根铁丝就地放线，悬在塔上，锚固于深18米的锚碇坑中。 1855年,美国建成尼亚加拉瀑布公路铁路两用桥这座桥是采用锻铁索和加劲梁的吊桥,跨径为250米。1869～1883年，美国建成纽约布鲁克林吊桥,跨度为283+486+283米。这些桥的建造，提供了用加劲桁来减弱震动的经验。此后，美国建造的长跨吊桥，均用加劲梁来增大刚度，如1937年建成的旧金山金门桥（主孔长为1280米，边孔为344米，塔高为228米），以及同年建成的旧金山奥克兰海湾桥（主孔长为704米，边孔为354米，塔高为152米），都是采用加劲梁的吊桥。 1940年，美国建成的华盛顿州塔科玛海峡桥，桥的主跨为853米，边孔为335米，加劲梁高为米，桥宽为米。这座桥于同年11月7日，在风速仅为 公里/小时的情况下,中孔及边孔便相继被风吹垮。这一事件，促使人们研究空气动力学同桥梁稳定性的关系。 钢桥 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市密西西比河的伊兹桥，建于1867～1874年，是早期建造的公路铁路两用无铰钢桁拱桥,跨径为153+158+153米。这座桥架设时采用悬臂安装的新工艺，拱肋从墩两侧悬出，由墩上临时木排架的吊索拉住，逐节拼接，最后在跨中将两半拱连接。基础用气压沉箱下沉33米到岩石层。气压沉箱因没有安全措施，发生119起严重沉箱病,14人死亡。19世纪末弹性拱理论已逐步完善，促进了20世纪20～30年代修建较大跨钢拱桥，较著名的有：纽约的岳门桥，建成于1917年，跨径305米；纽约贝永桥,建成于1931年,跨径504米；澳大利亚悉尼港桥(见彩图[澳大利亚悉尼港桥,是公路、铁路两用桥]),建成于1932年，跨径503米。3座桥均为双铰钢桁拱。 19世纪中期出现了根据力学设计的悬臂梁。英国人根据中国西藏木悬臂桥式，提出锚跨、悬臂和悬跨三部分的组合设想，并于1882～1890年在英国爱丁堡福斯河口建造了铁路悬臂梁桥。这座桥共有6个悬臂,悬臂长为206米，悬跨长为107米，主跨长为519米（图7[福斯悬臂梁桥示意图]）。20世纪初期,悬臂梁桥曾风行一时,如1901～1909年美国建造的纽约昆斯堡桥，是一座中间锚跨为190米、悬臂为 150和180米、无悬跨、由铰联结悬臂、主跨为300米和360米的悬臂梁桥。1900～1917年建造的加拿大魁北克桥也是悬臂钢桥。1933年建成的丹麦小海峡桥为五孔悬臂梁公路铁路两用桥,跨径为米。 1896年比利时工程师菲伦代尔发明了空腹桁架桥。比利时曾经造了几座铆接和电焊的空腹桁架桥。 钢筋混凝土桥 1875～1877年，法国园艺家莫尼埃建造了一座人行钢筋混凝土桥，跨径16米,宽4米。1890年，德国不莱梅工业展览会上展出了一座跨径40米的人行钢筋混凝土拱桥。1898年，修建了沙泰尔罗钢筋混凝土拱桥。这座桥是三铰拱，跨径52米。图8[ ]为三铰拱、桥示意图。1905年，瑞士建成塔瓦纳萨桥,跨径51米,是一座箱形三铰拱桥，矢高米。1928年,英国在贝里克的罗亚尔特威德建成 4孔钢筋混凝土拱桥，最大跨径为110米。1934年，瑞典建成跨径为181米、矢高为米的特拉贝里拱桥;1943年又建成跨径为264米、矢高近40米的桑德拱桥（图9[瑞典桑德拱桥示意图]）。 桥梁基础施工，在18世纪开始应用井筒，英国在修威斯敏斯特拱桥时，木沉井浮运到桥址后，先用石料装载将其下沉，而后修基础及墩。1851年，英国在肯特郡的罗切斯特处修建梅德韦桥时，首次采用压缩空气沉箱。1855～1859年，在康沃尔郡的萨尔塔什修建罗亚尔艾伯特桥时，采用直径11米的锻铁筒，在筒下设压缩空气沉箱。1867年，美国建造伊兹河桥，也用压缩空气沉箱修建基础。压缩空气沉箱法施工，工人在压缩空气条件下工作，若工作时间长，或从压缩气箱中未经减压室骤然出来，或减压过快，易引起沉箱病。 1845年以后，蒸汽打桩机开始用于桥梁基础施工。 （3）现代桥梁 20世纪30年代，预应力混凝土和高强度钢材相继出现，材料塑性理论和极限理论的研究，桥梁振动的研究和空气动力学的研究，以及土力学的研究等获得了重大进展。从而,为节约桥梁建筑材料,减轻桥重，预计基础下沉深度和确定其承载力提供了科学的依据。现代桥梁按建桥材料可分为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桥、钢筋混凝土桥和钢桥。 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桥 1928年，法国弗雷西内工程师经过20年的研究，用高强钢丝和混凝土制成预应力钢筋混凝土。这种材料，克服了钢筋混凝土易产生裂纹的缺点，使桥梁可以用悬臂安装法、顶推法施工。随着高强钢丝和高强混凝土的不断发展，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桥的结构不断改进，跨度不断提高。 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桥有简支梁桥、连续梁桥、悬臂梁桥、拱桥、桁架桥、刚架桥、斜拉桥等桥型。简支梁桥的跨径多在50米以下。连续梁桥如1966年建成的法国奥莱隆桥，是一座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高架桥，共有26孔，每孔跨径为79米。1982年建成的美国休斯敦船槽桥，是一座中跨229米的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高架桥,用平衡悬臂法施工。悬臂梁桥如1964年联邦德国在柯布伦茨建成的本多夫桥,其主跨为209米；1976年建成的日本滨名桥,主跨240米；中国1980年完工的重庆长江桥,主跨174米（见彩图[重庆长江桥，是公路预应力混凝土 T型刚构桥]）。桁架桥如1960年建成的联邦德国芒法尔河谷桥，跨径为 90+108+90米，是世界上第一座预应力混凝土桁架桥。1966年苏联建成一座预应力混凝土桁架式连续桥，跨径为106+3×166+106米,用浮运法施工刚架桥如1957年建成的法国图卢兹的圣米歇尔桥,是一座160米、5～65米的预应力混凝土刚架桥；1974年建成的法国博诺姆桥，主跨径为米，是目前最大跨径预应力混凝土刚架桥（图10[博诺姆桥示意图]）。预应力钢筋混凝土吊桥是将预应力梁中的预应力钢丝索作为悬索，并同加劲梁构成自锚式体系，1963年建成的比利时根特的梅勒尔贝克桥和玛丽亚凯克桥，主跨径分别为 56米和100米，就是预应力钢筋混凝土吊桥。斜拉桥如1962年建成委内瑞拉的马拉开波湖桥。这座桥为5孔235米连续梁，由悬在 A形塔的预应力斜拉索将悬臂梁吊起。斜拉桥的梁是悬在索形成的多弹性支承上，能减少梁高，且能提高桥的抗风和抗扭转震动性能，并可利用拉索安装主梁，有利于跨越大河，因而应用广泛。预应力混凝土斜拉桥如1971年利比亚建造的瓦迪库夫桥,主跨径282米；1978年美国建造的华盛顿州哥伦比亚河帕斯科-肯纳威克桥,主跨299米;1977年法国建造的塞纳河布罗东纳桥,主跨320米。中国已建成十多座预应力混凝土斜拉桥，其中1982年建成的山东济南黄河桥主跨为220米(见彩图[济南黄河公路桥，是连续预应力混凝土斜拉桥，于1982年建成通][车])。 钢筋混凝土桥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修建了多座较大跨径的钢筋混凝土拱桥，如1963年通车的葡萄牙亚拉达拱桥,跨径为270米，矢高50米；1964年完工的澳大利亚悉尼港的格莱兹维尔桥，跨径305米。 中国1964年创造钢筋混凝土双曲拱桥。桥由拱肋和拱波组成,纵向和横向均有曲度,横向也用拱波形式（图11[双曲拱结构示意图]）。拱肋和拱波分段预制，因此可用轻型吊装设施安装。这样，在缺乏重型运输工具和重型吊装机具下，也可以修建较大跨径拱桥。第一座试验双曲拱桥,建于中国江苏无锡,跨径为9米。此后,1972年建成湖南长沙湘江大桥，是一座16孔双曲拱桥，大孔跨径为60米，小孔跨径为50米，总长1250米。 钢筋混凝土桁架拱桥（图12[桁架拱桥示意图]）是拱和桁架组合而成的结构，其用料少,重量轻,施工简易。 钢桥 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强度高、韧性好、抗疲劳和耐腐蚀性能好的钢材的出现，以及用焊接平钢板和用角钢、板钢材等加劲所形成轻而高强的正交异性板桥面的出现，高强度螺栓的应用等，钢桥有很大发展。 钢板梁和箱形钢梁同混凝土相结合的桥型，以及把正交异性板桥面同箱形钢梁相结合的桥型，在大、中跨径的桥梁上广泛运用。1951年联邦德国建成的杜塞尔多夫至诺伊斯桥，是一座正交异性板桥面箱形梁,跨径206米。1957年联邦德国建成的杜塞尔多夫北桥,是座6孔72米钢板梁结交梁桥。1957年南斯拉夫建成的贝尔格莱德的萨瓦河桥，是一座钢板梁桥，跨径为75+261+75米,为倒U形梁。1973年法国建成的马蒂格斜腿刚架桥,主跨为300米。1972年意大利建成的斯法拉沙桥，跨径达376米，是目前世界上跨径最大的钢斜腿刚架桥。1966年美国完工的俄勒冈州阿斯托里亚桥，是一座连续钢桁架桥，跨径达376米。1966年日本建成的大门桥,是一座连续钢桁架桥，跨径达300米。1968年中国建成的南京长江桥,是一座公路铁路两用的连续钢桁架桥,正桥为128+9×160+128米，全桥长6公里（见彩图[南京长江桥，是中国目前规模最大的桥梁]）。1972年日本建成的大阪港的港大桥为悬臂梁钢桥，桥长980米,由235米锚孔和162米悬臂、186米悬孔所组成1964年美国建成的纽约维拉扎诺吊桥，主孔1298米,吊塔高210米。1966年英国建成的塞文吊桥，主孔985米。这座桥根据风洞试验,首次采用梭形正交异性板箱形加劲梁，梁高只有米。1980年英国完工的恒比尔吊桥，主跨为1410米，也用梭形正交异性板箱形加劲梁，梁高只有3米。 20世纪60年代以后，钢斜拉桥发展起来。第一座钢斜拉桥是瑞典建成的斯特伦松德海峡桥,建于1956年,跨径为 米。这座桥的斜拉索在塔左右各两根,由钢筋混凝土板和焊接钢板梁组合作为纵梁1959年联邦德国建成的科隆钢斜拉桥,主跨为334米；1971年英国建成的厄斯金钢斜拉桥,主跨305米；1975年法国建成的圣纳泽尔桥,主跨404米。这座桥的拉索采用密束布置，使节间长度减少，梁高减低，梁高仅米。目前通过对钢斜拉桥抗风抗震性能的改进，其跨径正在逐渐增大。
内容摘要 桥梁景观是一新的学科领域， 由于桥梁工程设计行业的“胖”结构、“瘦”景观现象，使我国桥梁景观方面的设计研究偏于沉寂，为此对桥梁景观学的意义、桥梁景观的特点有必要进行了解，桥梁景观的含义更是首当其冲。本文为参加“第五届全国道桥技术学术研讨会”的交流论文，发表于《现代道桥技术新进展》1．桥梁景观释义景观一词最早是自然地理面貌的类型学概念，上世纪初德国地理学家施吕特尔()从自然与人文现象的综合外貌角度来理解景观，探索由原始景观变成人类文化景观的过程。人文因素的介入使景观学产生突飞猛进的发展，也使人们认识到人的活动既然可以带来景观面貌的变化，这种变化若进行符合一定规律的控制与引导会使景观朝符合人们意愿的方向发展，这便促生了景观设计的概念。但大地之景观纷繁复杂，而各种类型景观均有不同构成规律，因此在一些人类历史发展中业已成熟或具有高度技术特征的景观营造领域如城市、建筑还有桥梁、道路、大坝等行业，人们还是遵从习惯而不敢轻言之为景观设计。但这并不能改变这些不同类型构筑的人文景观本质。对桥梁造型进行符合美学规律的组织与优化一直是那些懂得桥梁结构规律的建筑师的行为，到上世纪下半叶人们开始认识到桥梁的设计不仅仅要“关心自己”，同时还要“关心别人”，如关心桥梁对城市、大地的影响，关心桥梁的地标意义；景观生态学更将桥梁上升到解决被道路切割的大地之物种的生存与繁衍的高度，亦即桥梁还要“关心”生态环境等。这些问题均非桥梁美学所能涵盖，而其综合解决之道是对既懂得桥梁美学规律又深谙景观科学构筑规律的专业人员的需要。这便是桥梁景观学的诞生基础！美国学者Frederick Gottemoeller于上世纪九十代将Bridge与Landscape合成了一新的词汇Bridgescape用于表述这种新的结合。但人们对桥梁建设中景观问题的关注却较此为先。日本的本州——四国联络桥工程总长178km，如此超大规模的桥梁建设活动在人类历史上还是首次。人们不得不慎思桥梁建设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与干扰，也更希望新建的桥梁对所通过的历史、文化及自然保护区域在关爱的同时还能成为一具有时代特点的新景观。这使日本政府将桥位周边环境保护和开发利用问题，与把发挥桥梁的观赏功能和文化功能、“追求世界一流景观”的目标链接为一体。类似的实践活动为桥梁景观设计在提供实践平台的同时，也奠定了桥梁景观学科的科学基础。我国对桥梁景观的理解一般反映在“景观”一词的分解上，即“观”桥与桥上观“景”，两者合成便为“景观”。这种观念有其历史传统。古典园林桥梁在“景”与“观”方面便早有此独到考虑，中国的风景园林更是深谙此道。我们说“景”与“观”之关系确实反映了人、桥、环境的空间联系，其寓意颇具中国特色，这是我们文化智慧的结晶！但这种观念只有“与时俱进”地和景观科学的构筑理论结合才能产生具有更积极的尊重与改造自然意义。2. 桥梁景观学研究的意义2．1 推动景观设计在桥梁建设中的深化与体制化改革开放二十年，我国建成了万座公路桥梁，但桥梁景观设计还停留在五、六十年代便发展成熟的以桥梁形式美为主导原则的水平。这完全不能适应物质文明大踏步前进的祖国对环境品质的更高要求。具体表现在以下四方面：第一：国家早在1994年便确定重大工程的环境一票否决制策略，而桥梁景观设计对此无策应。第二：桥梁景观总是与地景、城市景观相伴生，有时其复合景观意义更大。如悉尼大桥与悉尼歌剧院的景观伴生成为悉尼甚至澳大利亚的标志；武汉长江大桥与与龟蛇两山的景观伴生一直为武汉城市的骄傲等。注重本体景观的传统使我们忽视了景观伴生。第三：桥梁在城市格局中的战略性地位使其夜景观成为城市亮化的一重要组成。桥梁所处的滨水区域，其广阔的视域是城市景观的表达重点，桥梁夜景观对于表现城市夜景观的景深与空间层次有重要作用。这为传统桥梁景观设计所不包容。第四：桥梁设计领域的“胖”结构、“瘦”景观现象，不仅使桥梁景观设计的研究偏于沉寂，且有关学科中的一些新方法也得不到结合。第五：由于桥梁结构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新桥型不断产生，这为桥梁景观学不断注入新鲜血液，也为景观设计创造新的舞台。探索新桥型的景观表达，并使之与地域特色结合，成为桥梁景观学研究的重要方面。这些均为桥梁景观学研究需要深化的方面，也是桥梁景观设计需体制化的动因。2．2 满足社会对桥梁景观的更高要求桥梁景观设计跟不上社会的要求，这是因为：一 桥梁的大规模建设不仅意味着要耗费巨额社会资金，还反映出社会物质的频繁互动对空间跨越的要求。桥梁已成为遍布城乡的一道风景线，其景观面貌作为一种现象便与物质文明挂钩，使桥梁景观有物质文明特性。二 桥梁景观因其巨大的体量及独特的造型成为城市居民的骄傲，在蕴涵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同时还表达出一种对社会制度、人类力量的讴歌。此外桥梁景观还有一种作为地理沟通的意味，亦即所谓“纽带”的战略意义，这使桥梁景观往往成为城市文化的聚焦及城市形象的窗口。也使桥梁景观有精神文明寓意。三 桥梁景观除以其流畅的形态、简约的造型、大空间的跨越产生巨大物质景观的震撼外，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介入或其表现出的人类自我价值的实现又使桥梁横生出文化景观的韵味。上述诸点使各地政府或投资商对桥梁景观的营造更为倾情，也是社会意识超前的原因。这是桥梁景观设计研究的压力，也是桥梁景观学发展的动力！2．3 塑造有特色的城市景观意义我国不少城市、乡镇因桥而名。大多城市几乎都有与桥有关的地点、街区或行政区划称谓。这里既有桥梁景观的历史沉积也有现代桥梁景观的功劳。这是桥梁景观对城市的地标作用。无论江河湖海上的水桥、城市立交之旱桥或高速公路互通，他们一般均处在城市或区域的结构要害，这使桥梁对城市或区域形象的塑造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国的桥梁之桥型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如50年代木桥，60一70年代拱桥，80年代梁桥，90年代斜拉桥，20世纪末悬索桥、立交桥。每个时代的桥型高潮均是其结构技术突飞猛进的结果。桥梁结构技术的科技特征及结构技术的不断更新使桥梁景观有深刻的时代烙印。由于桥梁在城市中的战略性地位，其时代特征又会感染城市，从而产生以点击面，一俩拨千斤的作用。桥梁所跨之处的地理、地貌或城市空间环境均有其特指性，与特指的周边空间环境的配合使桥梁景观有机地溶于环境，也使为人熟知的环境空间与有发展寓意的桥梁景观间蕴生出具有地方性的景观伴生。桥梁与城市的伴生使其复合景观成为标榜城市独特性、唯一性的象征，同时也是桥梁景观地域性的表现。2．4 对桥梁建设提供景观方面的理性决策参考我国桥梁景观设计还无相应的技术规范，这使桥梁景观的思考缺乏科学依据。在桥梁设计方案的可行性研究中景观仅为结构后的包装或结构关系的美学调整。桥梁景观学研究除力图揭示更多的桥梁景观发展的新趋势，还从政治、经济、技术、环保等方面综合考量以便整理出景观设计原则，使决策或方案深化有据可依.3. 桥梁景观的特点3．1桥梁景观的技术美学特性桥梁不能为绝对的美学而景观。其首先是解决通行功能并在技术可能与经济之间优化。这是桥梁设计规范的基本要求。因此桥梁景观设计必须符合桥梁功能、技术、经济要求，并以此为原则对景观构成元素进行美学调整。如桥型的美学比选，桥体结构部件的比例调整，桥梁选线与城市或大地景观尺度的和谐，桥梁的防护涂装与城市整体色彩中的联系等。桥梁景观的这种以功用与技术为重的特点即为其技术美学特性。但当景观价值有明显优势而功能得以满足、技术也可行的情况下，有时经济因素还可向后靠。如风景区的桥梁或城市结构要害之桥梁等。因此桥梁景观设计的某些关联域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其位次会有不同。3．2桥梁景观的时代性如前所述，我国的桥梁之桥型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时代性有一层重要含义既是“新”，如新事物、新发展、新现象、新景观、新知识、新文化、新科技等均可表达出时代寓意。桥梁结构技术的科技特征及结构技术的不断更新是使桥梁景观产生深刻时代烙印的主导因素。由于桥梁在城市中的战略性地位，使桥梁景观成为城市中的视觉识别要点，这就使桥梁景观对时代的表述延伸至城市。因此把握好桥梁景观的这种特点并恰如其分在城市中发挥是我们在桥梁景观设计中需要重视的问题。3．3桥梁景观的地域性桥梁的空间跨越使交通立体化，而桥梁所跨之处的地理、地貌或城市空间环境均有其特指性，桥梁与特定地点的地形、地貌配合成为桥梁景观设计需重点考虑的方面。与特指的周边空间环境的配合使桥梁景观有机地溶于环境，也使为人熟知的环境空间与有发展寓意的桥梁景观间蕴生出具有地方性的景观更新意义，景观更新中的继承与发展是其地标作用的深层次原因。桥梁与城市的伴生使其复合景观成为标榜城市独特性、唯一性的象征，象延安大桥与宝塔山、布鲁克林桥与曼哈顿，这也是桥梁景观地域性的表现。[参考文献]1．唐寰澄 《桥梁美的哲学》 铁道出版社 20002．樊凡 《桥梁美学》 人民交通出版社 Gottemoeller, Bridgescape: The Art of Designing Bridges :John Wiley & Sons, Inc. Petroski, Engineers of Dreams: Great Bridge Builders and the Spanning of America, Vintage Books USA ,1996.
桥梁是道路的组成部分。从工程技术的角度来看，桥梁发展可分为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时期。
人类在原始时代，跨越水道和峡谷，是利用自然倒下来的树木，自然形成的石梁或石拱，溪涧突出的石块，谷岸生长的藤萝等。人类有目的地伐木为桥或堆石、架石为桥始于何时，已难以考证。古巴比伦王国在公元前1800年（公元前19世纪）就建造了多跨的木桥。
据史料记载，中国在周代（公元前11世纪～前256年）已建有梁桥和木浮桥，如公元前1134年左右，西周在渭水架有浮桥。，桥长达183米。古罗马在公元前621年建造了跨越台伯河的木桥，在公元前 481年架起了跨越赫勒斯旁海峡的浮船桥。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在公元前 4世纪时建起挑出石拱桥（拱腹为台阶式）。
古代桥梁在17世纪以前，一般是用木、石材料建造的，并按建桥材料把桥分为石桥和木桥。
石桥的主要形式是石拱桥。据考证，中国在东汉时期（公元25～220年）就出现石拱桥，如出土的东汉画像砖，刻有拱桥图形。
赵州桥（又名安济桥），建于公元605～617年，净跨径为37米，首创在主拱圈上加小腹拱的空腹式（敞肩式）拱。中国古代石拱桥拱圈和墩一般都比较薄，比较轻巧，如建于公元816～819年的宝带桥，全长317米，薄墩扁拱，结构精巧。
罗马时代，欧洲建造拱桥较多，早在公元前200～公元200年间就在罗马台伯河建造了8座石拱桥，其中建于公元前62年的法布里西奥石拱桥，桥有2孔，各孔跨径为米。
公元98年西班牙建造了阿尔桥，高达52米。此外，出现了许多石拱水道桥，如现存于法国的加尔德引水桥，建于公元前1世纪，桥分为3层，最下层为7孔，跨径为16～24米。罗马时代拱桥多为半圆拱，跨径小于25米，墩很宽，约为拱跨的三分之一。
罗马帝国灭亡后数百年，欧洲桥梁建筑进展不大。11世纪以后，尖拱技术由中东和埃及传到欧洲，欧洲开始出现尖拱桥，如法国在公元1178～1188年建成的阿维尼翁桥，为20孔跨径达34米尖拱桥。英国在公元1176～1209年建成的泰晤士河桥为19孔跨径约 7米尖拱桥。
西班牙在13世纪建了不少拱桥，如托莱多的圣玛丁桥。拱桥除圆拱、割圆拱外，还有椭圆拱和坦拱。公元1542～1632年法国建造的皮埃尔桥为七孔不等跨椭圆拱，最大跨径约32米。当时椭圆拱曾盛行一时。
1567～1569在佛罗伦萨的圣特里尼塔建了三跨坦拱桥，其矢高同跨度比为1∶7。11～17世纪建造的桥，有的在桥面两侧设商店，如意大利威尼斯的里亚尔托桥。
石梁桥是石桥的又一形式。中国陕西省西安附近的灞桥原为石梁桥，建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公元11～12世纪南宋泉州地区先后建造了几十座较大型石梁桥，其中有洛阳桥、安平桥。安平桥(五里桥)原长2500米，362孔，现长2070米，332孔。英国达特穆尔现存的石板桥，有的已有2000多年。
木桥早期木桥多为梁桥，如秦代在渭水上建的渭桥，即为多跨梁式桥。木梁桥跨径不大，伸臂木桥可以加大跨径。中国 3世纪在甘肃安西与新疆吐鲁番交界处建有伸臂木桥，“长一百五十步”。公元405～418年在甘肃临夏附近河宽达40丈处建悬臂木桥，桥高达50丈。
八字撑木桥和拱式撑架木桥亦可以加大跨径。16世纪意大利的巴萨诺桥为八字撑木桥。
木拱桥出现较早，公元104年在匈牙利多瑙河建成的特拉杨木拱桥，共有21孔，每孔跨径为36米。中国在河南开封修建的虹桥，净跨约为20米，亦为木拱桥，建于公元1032年。日本在岩国锦川河修建的锦带桥为五孔木拱桥，建于公元300年左右，是中国僧戴曼公独立禅师帮助修建的。
中国西南地区有用竹篾缆造的竹索桥。著名的竹索桥是四川灌县珠浦桥，桥为8孔，最大跨径约60米，总长330余米，建于宋代以前。
古代桥梁基础，在罗马时代开始采用围堰法施工，即打木板桩成围堰，抽水后在其中修筑桥梁基础和桥墩。1209年建成的英国泰晤士河拱桥，其基础就是用围堰法修筑，但是，那时只能用人工打桩和抽水，基础较浅。中国11世纪初，著名的洛阳桥在桥址江中先遍抛石块，其上养殖牡蛎二三年后胶固而成筏形基础，是一个创举。
扩展资料：
我国的桥梁，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以西周、春秋为主，包括此前的历史时代，这是古代桥梁的创始时期。此时的桥梁除原始的独木桥和汀步桥外，主要有梁桥和浮桥两种形式。
当时由于生产力水平落后，多数只能建在地势平坦，河身不宽、水流平缓的地段，桥梁也只能是写木梁式小桥，技术问题较易解决。而在水面较宽、水流较急的河道上，则多采用浮桥。
第二阶段以秦、汉为主，包括战国和三国，是古代桥梁的创建发展时期。秦汉是我国建筑史上一个璀璨夺目的发展阶段，这时不仅发明了人造建筑材料的砖，而且还创造了以砖石结构体系为主题的拱券结构，从而为后来拱桥的出现创造了先决条件。
战国时铁器的出现，也促进了建筑方面对石料的多方面利用，从而使桥梁在原木构梁桥的基础上，增添了石柱、石梁、石桥面等新构件。不仅如此，它的重大意义，还在于由此而使石拱桥应运而生。
因此，秦汉建筑石料的使用和拱券技术的出现，实际上是桥梁建筑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故从一些文献和考古资料来看，约莫在东汉时，梁桥、浮桥、索桥和拱桥这四大基本桥型已全部形成。
第三阶段是以唐宋为主,两晋、南北朝和隋、五代为辅的时期，这是古代桥梁发展的鼎盛时期。隋唐国力较之秦汉更为强盛，唐宋两代又取得了较长时间的安定统一，工商业、运输交通业以及科学技术水平等十分发达，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
这些桥在世界桥梁史上都享有盛誉，尤其是赵州桥，类似的桥在世界别的国家中，晚了七个世纪方才出现。纵观中国桥梁史，几乎所有的重大发明和成就，以及能争世界第一的桥梁，都是此时创建的。
第四阶段为元、明、清三朝，这是桥梁发展的饱和期，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创造和技术突破。这时的主要成就是对一些古桥进行了修缮和改造，并留下了许多修建桥梁的施工说明文献，为后人提供了大量文字资料。
此外，也建造完成了一些像明代江西南城的万年桥、贵州的盘江桥等艰巨工程。同时，在川滇地区兴建了不少索桥，索桥建造技术也有所提高。 到清末，即1881年，随着我国第一条铁路的通车，迎来了我国桥梁史上的又一次技术大革命。
历史和现状上看，绝大多数桥梁均架设在水面上，只有阁道桥和现代城市的行人天桥和行车天桥，是架设于高楼崇阁之间或通衢大道之上。
从对天生桥的利用到人工造桥，这是一个历史的飞跃过程。从简单的独木桥到今天的钢铁大桥；从单一的梁桥到浮桥、索桥、拱桥、园林桥、栈道桥、纤道桥等；建桥的材料从以木料为主，到以石料为主，再到以钢铁和钢筋混凝土为主，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发展过程。然而，中国桥梁建筑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著名的科学技术史学家、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 J. Needham ）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中国桥梁“在宋代有一个惊人的发展，造了一系列巨大的板梁桥”。到了当代中国，所建造的武汉、南京长江大桥等，更受到世人称赞。
可见，中国的桥梁，经过了一个从童年、少年、青年到壮年的发展过程，愈趋成熟。中国在发展桥梁方面于 14 世纪以前处于领先地位，今天，她依然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桥梁大国。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