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生活中，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可能或者愿意直接从事政治事务，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时刻都能感受到“政治”的存在，我为大家带来了大学生活政治论文1800字，希望你们喜欢。 大学生活政治论文1800字篇一 日常生活的政治 人们都很熟悉恩格斯对马克思的经典评价：“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 但在当今的学术研究中，马克思的深邃见解往往被人忽略。不少人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家形态、法律制度、宗教观念、艺术主张上，忘掉了这些现象与人类物质生活的关系。本期刊载的三篇 文章 重返基础，探讨城市居住模式变化对政治行为的影响，值得推荐。 谈到中国城市居民的居住模式，过去25年至少目睹了四个方面的巨大变化。第一，人均住宅面积大幅增加，从1978年的平方米直线上升到2005年的26平方米，【1】这一数字在世界上代表了相当高的水平，大大超过香港(平方米)和日本城市居民住房面积(平方米)。【2】第二，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随着单位体制的式微，住在单位宿舍的人越来越少，搬进商品房的人越来越多。第三，九十年代末，随着福利分房的取消和国有房产的廉价出售，上亿城镇家庭成为近三十亿平方米原有公房的所有者。【3】这使得中国城镇居民住房自有率从1995年的30%一跃提高到现在的80%左右，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不仅高于香港(50%左右)、日本(60%左右)和几乎所有欧洲国家(40-50%左右)，也高于美国(2003年为)。【4】第四，进入二十一世纪，与世界上 其它 地区一样，中国出现了大量由保安守卫、由物业公司管理的封闭式住宅小区 (gated community)。 居住模式对人们意识和行为的影响不可小看。首先，居住面积的扩大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家庭拥有了自己独立的洗手间与厨房，不必与他人共用，邻里关系随之改变：从比近亲还近变为老死不相往来。其次，同事加邻居的叠加关系与单纯邻居关系性质完全不一样。以前曾有研究发现，在英国，同一工厂的工人往往居住在同一街区，而美国工人往往散居在不同街区。这个差别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美国工人的阶级意识比较薄弱。【5】中国以前那种单位宿舍大院不仅在塑造集体意识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而且因为所有人都相互知根知底，曾经是有效的社会控制机制。职工宿舍的解体使集体主义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载体，也要求社会控制从邻里守望转化为依靠职业警察或保安。再次，房产对租户只是住所，但对业主则不仅是住所更是资产。当80%的城镇居民变为业主后，他们家庭的最大的资产往往就是住房。租户关心的仅是居住条件，业主则在居住条件以外，还关心所有影响房产价值的环境因素。最后，封闭式住宅小区所封闭的不仅是一片物质空间，也是一片由房价和物业管理费划出社会空间。相对于传统居民区，封闭小区的住户一般属于当地中上收入群体;其中的“豪宅”更是上层阶级的禁脔。中国人往往把封闭小区等同于“高尚社区”，然而在美国评论家罗伯特•卡普兰 (Robert D. Kaplan) 看来，封闭小区的出现正是“即将到来的无政府状态”的前兆。【6】 以下三篇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展现了“住”的政治有多么丰富、多么复杂、多么有意义。如果说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它们都将注意力集中在封闭小区的居民身上。从阶级分析的角度看，这些精英也许是当今中国社会中声音最大的群体，但他们只是社会金字塔的顶尖，而不是社会的全部。这个缺陷正好说明，关于“住”的政治，还有多大的处女地有待开垦。经常听到有学者抱怨研究中国政治的禁区太多，似乎这是他们拿不出象样学术成果的唯一原因。如果他们重温一下马克思，像这三位年轻学者一样换一换视角，关于吃、穿、住、行的政治，不知道能写出多少论文和书籍。普通老百姓都清楚，吃、穿、住、行绝非无关紧要的小事;学者们也应该明白，研究日常生活的政治比空洞地高谈阔论“民主”、“自由”更有意义。 【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0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第103页。 【2】孙洪磊，“专家称我国人均住宅面积超过日本，居世界较高水平”，新华网天津2006年3月20日专电。 【3】 屈宏斌，“住房改革与财富转移”，《经济观察报》，2003年6月23日。 大学生活政治论文1800字篇二 论中国式“生活政治” 内容摘要 “生活政治”指的是政治权力和政治意志在日常生活中泛化、日常生活被提升到政治层面予以解读的一种政治范式。在中国思想传统中，“生活政治”的展现路径往往是“政治生活化”和“生活政治化”，前者将政治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后者将日常生活转化为政治。历史地来看，积极的“生活政治”可以促使良善的政治意志为人们所接受，成为“收拾人心”的途径;而消极的“生活政治”往往走向“泛政治化”。 关键词 生活政治 政治生活化 生活政治化 在现实生活中，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可能或者愿意直接从事政治事务，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时刻都能感受到“政治”的存在，人类历史的重大进程在很大程度上都与“政治”相关，个人的命运往往也受到“政治”的左右。政治凭借着权力、暴力、利益等压迫性力量或者诱惑性资源，能够进入到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将生活刻上政治的印记。政治在日常生活中突出呈现的这一特征，使得政治具有了“生活政治”的特性，同时也使得日常生活具有了“政治”的意味。“生活政治”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政治价值、政治倾向通过日常生活而发挥效能，并直接渗透到日常生活的环节，与日常的生活仪节捆绑在一起进而影响人们日常的精神言动。“生活政治”作为一种政治哲学意义上的解释范式，对于我们深入理解政治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具有积极意义，同样，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古典的政治传统也有所裨益。 中国式“生活政治”的厘定 “政治”是为了保持人类社会生活秩序化的必备物，在共同体的生活中，“政治”由或显或隐的多种样式表现出来。最为明显的“政治”就是围绕共同体的公共权力而产生的各种活动及其后果。马克斯?韦伯将这种“政治”称之为争取“支配权”的努力[1]。这样的“政治”既可以是争取支配性的公共权力的活动，也可以是以代表共同体全体成员意志出现的政权(政府)的政务活动，这种政治可称之为“政权政治”。牟宗三认为，“政权者，笼罩一民族集团而总主全集团内公共事务之纲维力也”[2]。由是观之，政权能代表共同体成员的全体意志，“政权政治”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显著性力量，它既可以是所谓的“庙堂政治”，也就是政权自身的代表者所从事的各种维护政权、治理国家的活动;也可以是“夺权政治”，即为了取得支配性权力或者政权而开展的一系列暴力或者非暴力的活动。 除了围绕国家政权或者以政权为核心的“支配权”而产生的“政权政治”外，在日常生活中还存在着一种随处可见的“生活政治”，这种 “生活政治”不以直接争夺政权为目的，而是在政权稳定的前提下，在既定的政治意志下将政治价值、政治信仰转化为日常生活中的规范、习俗和传统并以此来强化共同体成员对政权的认同，同时，共同体成员的日常生活也因此而带上了“政治”的色彩，体现政治价值、身份等级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权利分配。 安东尼?吉登斯曾专门提出“生活政治”(Life Politics)的概念，用以区别摆脱剥削、不平等或压迫等各种束缚的“解放政治”(Emancipatory Politics)。吉登斯认为，生活政治是现代性视野中个体自我实现和生活方式的政治，“生活政治关涉的是来自于后传统背景下，在自我实现过程中所引发的政治问题”[3]， “生活政治不是属于生活机会的政治，而是属于生活方式的政治”[4]。在一般意义上，“政治”活动凭借权力来主导社会嘉益的分配，协调各种利益群体创造或者改善生活机会，而吉登斯则认为“生活政治”是为了挖掘人的生活方式选择问题。许丽萍教授曾经以“生活政治”为论题专门讨论过吉登斯的思想，她认为“生活政治以‘我们如何生活’作为问题的出发点，以生活方式的选择为手段，以重构我们时代的道德和解决生存问题为目的”[5]。吉登斯的“生活政治”着重讨论的是用以实现自我的生活方式问题，以服务于现代生活为鹄的，表现的是人在自我实现过程所遭遇到的公共性政治问题。吉登斯提出的这一概念为其“现代性”的系列思想张目，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待自我实现的多元选择与多元可能的问题，当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我们认为，从汉语的语境和中国丰富而悠久的思想传统来看，“生活政治”还可以做进一步的“中国式”解读。 从汉语的语词逻辑角度来看，“生活政治”可以看作是“生活”对于“政治”这个概念的逻辑限定，如前所述，存在着一种围绕政权的“政治”，也存在着一种关联日常生活的“政治”。在这里，“生活”因为是“政治”展现出来的场域而成为“政治”的限定词。政治除了在“支配性权力”场域得以凸显之外，同样可以在“日常生活”领域中或隐或显的展示出来。在日常生活领域里，“政治”不是直接的与支配性的政治权力关联起来，而是将“权力观念”、“秩序观念”具体化到个体的日常生活行动中。因此，就“生活政治”的字面意义而言，主要指的是“日常生活中的政治”，包含了政治浸润在日常生活中、日常生活为政治服务的意蕴。公共性的政治进入到私人性的日常生活，而私人性的日常生活也围绕政治活动而展开，政治观念渗透到日常生活领域，日常生活中的传统、习俗、仪式、活动等全方位的体现了政治价值、政治信仰或者政治倾向。换句话说，日常生活中的传统、习俗、仪式、活动等都为“政治”服务，体现政治价值和政治诉求，并在生活中落实符合现实政治要求的“秩序”。 中国式“生活政治”的体现 “生活政治”最大的特点是“政治”弥漫在日常生活之中，使得日常生活不仅仅只是满足人们精神物质需要的场域，还充斥着政治的意味。在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历程中，政权通常都希望通过各种手段在日常生活中推行共同体所推崇的主流价值。在中国古代以儒家价值为主导的政治社会中，尤其注重在民众的日常生活来传递政治价值。 在儒家的礼乐文明中，标志着等级、身份、权力的礼乐制度以日常生活为主要作用场域，并将政治价值通过礼乐仪式的载体，进而形成社会风俗传递到日常生活中去，在日常生活中巩固和强化等级、身份和权力的认同。干春松教授在讨论“制度化儒家”的时候曾提出：所谓思想观念的制度化，就是在权力的支持下，赋予这种思想观念以真理性的地位，并通过一系列具有强制性法律、习俗、实践系统，来确保这样的思想观念的传播、落实，并对其反对的力量进行控制甚至打击。”[6]生活中的礼乐制度，正是在权力的支持下逐渐形成社会习俗和实践系统，它将政治观念、政治思想转化为日常仪节，并用社会舆论、宗族内部惩罚甚至法律意义的刑罚来保证这些仪节在社会日常生活中推行，从而实现政治认同。这种通过礼乐仪式来强化政治认同的做法，就是古代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生活政治”。 在中国经典思想里，人们(特别是政治人物)的日常生活往往与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穿衣吃饭、孝亲嫁娶等日用伦常也往往被予以政治解读。按照儒家政治哲学的设想，政治上治国平天下的问题扎根于君子修身齐家的日常生活。这种思想，正是意识到了日常生活的“修身”对于“治国平天下”的重要。因此，日常生活不独惟是个体的私人问题，也是共同体走向良善的单元性保证。在儒家看来，正是日常生活中一个个独立的社会单元(家庭和个人)都以政治上尊崇的价值规范来要求自己，政治价值、社会规范才能真正落到实处，这是中国式“生活政治”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的基本逻辑。 中国式“生活政治”的问题与启示 社会政治有赖于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无法不能和政治脱离干系，这形成了中国式“生活政治”的主要特点。而中国传统的“生活政治”对于社会进步而言，有着双重的意义，换句话说，存在着积极的“生活政治”和消极的“生活政治”。积极的“生活政治”能推动良好的、正义的理念在日常生活中落实，而消极的“生活政治”则会加剧各种不合理的政治观念和政治权力通过日常生活化的路径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积极的“生活政治”，是一种在好的政治理念指导下的日常生活秩序，在这种状态下，政治理念与人类的本性相通，政治为人们的良善生活服务。或者说，政治对生活起到促进作用，日常生活又能验证和体现政治理念的嘉益，日常生活中人们形成的政治观念可以矫正为政者的过失，督促为政者实施善政。儒家倡导礼乐文明，痛斥礼崩乐坏，正是希望其倡导的伦理政治能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从而匡正为政者的行为，使得他们遵守礼乐规范。现代社会崇尚法治、民主、平等、公正、自由等价值，而这些价值除了在现代政治生活中通过法制治理、选举政治、议会政治等“政权政治”形式体现出来以外，更多的是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遵守规则、保证男女平等、实现家庭事务中的民主、崇尚生活观念的多元自由等行为和理念，也集中的体现了现代社会的主导性政治价值。举例来说，如果要培养人们在政治生活中遵守规则、遵守法律，那么就应该从培养他们养成遵守交通规则、尊重公共秩序做起。 中国传统的“生活政治”把“政治”转化为日常生活问题，同时又将日常生活提升到政治层面，展现的是为政者的政治力量和政治意志弥散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社会生活状态，它依靠政治权力以及人们对秩序的尊重而推广，为政者期望通过日常生活礼仪所带来的权威性安排生活秩序，期望通过日常生活规范来强化政治价值与政治权力的存在，并逐渐形成浸润着政治观念的风俗和习惯，达到“收拾人心”、“凝聚人心”的效果。“生活政治”的展现路径是“政治生活化”与“生活政治化”，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都有着或深或浅的痕迹。作为一种政治观念落实的方式，在具体的中国社会历史中，“生活政治”有着积极的一面，但更需要我们警惕的是其消极的影响。生活的泛政治化以及将各种原属政治范围内的事务推进到日常生活领域，使得生活失去其原初意义而演变成了政治的场域，模糊了“公”、“私”边界，进而使得日常生活丧失了自由与生动。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无疑需要关注“生活政治”传统，厘定公私界限，进一步 反思 与扬弃“泛政治化”的“生活政治”。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冯克利译.学术与政治.北京：三联书店，2005：55. [2]牟宗三.政道与治道.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39. [3]安东尼?吉登斯，赵旭东、方铭译，王铭铭校.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北京：三联书店，1998：252. [4]安东尼?吉登斯，李惠斌、杨雪冬译.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4. [5]许丽萍.吉登斯生活政治范式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6]干春松.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修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13. [7]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4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1-59.大学生活政治论文1800字相关文章： 1. 大学生活相关的2000字思修论文 2. 大一思修论文范文3篇 3. 大学生健康生活论文3篇 4. 大学生如何适应大学生活论文 5. 关于大学生活的说说
保护环境 小小绿叶,大大世界。保护环境,还地球一片纯净的绿色。 你们也知道，地球是我们的家园，环境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人类大量的消耗水资源和污染环境，已经把一个美丽的地球毁的不象样了。水渐渐少了，好多动植物濒临灭绝……这一切都是因为人类不注意保护环境造成的。 恩格斯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难道不是么?海洋生态破坏，例如工程建设和渔业生产，例如全球气候变暖和海平面上升甚至发生海啸，都会使海洋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和改变。等等 还有破坏环境使其后果也有很多，沙漠化、生态破坏、气候变化等，但是最直接的是影响到了我们的身体健康。 气温上升导致冰川融化、生物不断灭绝，人类不断砍伐树木、臭氧层出现空洞……这些情况都来自“厄尔尼诺现象”。这些现象不断地暗示我们：拯救地球吧！保护环境已迫在眉睫！ 首先，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我提出一下建议： 1 使用布袋 2 尽量乘坐公共汽车 3 倡步行，骑单车 4 一水多用 5随手关灯，节约用电 6拒绝使用一次性物品 7节省纸张，回收废纸 对于保护环境，需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许多事情当然必须由国家和政府来做宏观调控。 做为新时代的高中生应该在这个社会，应该有一份职责保护环境。 保护环境，刻不容缓。自己在随便更改吧，望采纳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与中国经济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质是科学地揭示客观经济规律，揭示经济规律也是经济学的基本任务，成功的认识经济规律，便可以利用经济规律能动地改造世界，为人民大众谋利益，对经济规律认识的越深刻、越全面，行动就越自由，越能发挥主动能动性，从而在实践中达到更好地实现经济利益的目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在唯物论基础上的辩证方法亦称唯物辩证法，在经济学的研究中运用辩证法就是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规律，研究社会经济运动，揭示其本质及规律，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论原理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问题，把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和更替，看作一种客观必然的历史过程，用它来评价社会经济制度的先进和落后，评价某一阶级的进步与反动，看是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起促进作用还是阻碍作用。中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几个发展时期（而我们的课本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的分析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全面的看问题的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变化规律的研究是从分析商品开始的，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直接以交换为目的而进行生产活动叫做商品生产，商品的出现标志着封建社会的开始。商品的二因素就是指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商品的有用性，即能满足人民的某种需要的属性，就是商品的使用价值。比如粮食可以吃、衣服可以御寒、遮体、钢铁可以造机器武器等，使用价值是商品必须具备的一个首要因素，没有使用价值的物品，不能成为商品。不拿来进行交换，也不是商品，也就是说有使用价值的劳动产品只有用来交换的时候才是商品。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粮食和衣服被作为商品大量的交换，在封建社会初期它大大的促进了社会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强盛之时，国与国也有大量的商品交换活动，例如“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等。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期，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到一定阶段，货币产生了。最初有战国的刀币、小铢等，发展到后来由白银、黄金、珠宝等稀有物品作为货币。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出现的货币的本质和职能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的货币的本质和职能完全一致，货币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品的商品，体现着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这就是货币的本质，它的五个职能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世界货币，在我国的封时期也得到了具体体现。尤其是世界货币，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国家败落，清政府用白银买了大量的武器，依然战败，后来的战争赔款，向别国借款等。充分体现了货币的作用。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着城市和农村不同步的现象。目前，在城市社会保障制度已经比较完备的情况下，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农村地区仍是一片空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仍处于社会保障的边缘，不能得到社会的帮助。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是三农问题，而三农的关键是农民问题，而在所有的农民问题中，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举足轻重。因此，建立较为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对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促进我国经济的协调发展，保持社会稳定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目前农村社会保障体制的现状 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采用的是集体保障为主，家庭保障作补充的形式。对于一些没有劳动能力，且无依无靠的老人、残疾人和孤儿，由集体实行“五保”，即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儿童保教）。改革开放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实行分田到户，农村家庭成为基本单位，以土地为基础，以家庭保障为核心的保障制度取代集体保障成为农村社会的主体保障形式。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政府的大力推行，农村社会保障得到了较快发展，取得了一些成绩。现代意义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农村几乎还没有建立起来，社会保障仍停留在传统的社会保障模式上。之所以传统的社会保障模式在农村得以流行，首先，传统的养儿防老、靠人不如靠己的思想支配着农民们的行为。在我国农村，家庭作为人们生活保障的第一道防线，是对其成员遭受意外及不能劳动时的基本生活保障单位，解决生、老、病、死、伤、残等难题，首先要依靠家庭。人到晚年，依靠子孙养老生活，可谓多子多孙便是福；其次，由于受传统思想观念以及经济困难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国务院在1991年颁布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中规定的个人交费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政策扶持的政策得不到落实，使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在农村无法建立起来；再次，农村社会保障管理混乱，也打击了农民的积极性，如挪用保障费用、管理部门不明确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在农村的建立。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传统的以家庭和土地为中心的农村保障新形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保障功能弱化，不能满足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 (一)农村土地保障功能的衰退 在中国农村，长期以来，土地一直被视为农民生存的生命线，是农民最坚强的社会保障。但随着社会结构的变革，这种土地保障功能不断退化。首先，由于农业劳动的生产率和土地收益率低下，大量良性土壤的数量不断减少，加上城镇化的迅速发展，农用地转为非农用地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农用地规模在缩小，失去土地的农民在增加，从而降低了他们生存发展的保障能力。其次，沉重的经济负担，使得农民依靠土地的保障功能极其有限。此外，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农产品价格指数持续下跌，与此同时，单位农产品的成本却居高不下。随着我国加入WTO，国外农产品对国内市场的竞争，使得生产这些农产品的农民遭受巨大的冲击，从事种植业的比较收益将会越来越低，土地的保障功能将会变得越来越弱。 （二）家庭保障功能弱化 1.我国长期以来的养老传统是子女负担方式，在这一养老模式下，养儿防老、多子多福就是这一养老模式的集中反映。然而，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使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增多，传统的互助共济的兄弟姐妹关系网将不复存在，今后独生子女将逐步成为家庭的主要支柱，增加了家庭中年轻子女的负担系数，家庭规模的不断缩小，使过去多子多福共同分担赡养老人的责任已经不再可能，儿女赡养老人的负担不断加重，农村家庭承担风险的能力削弱。2.我国现代社会经济转型加速，城市化率提高，农民外出务工人员增多，社会、经济、文化等外部环境的变化也影响到年轻一代的家庭观念，使这种模式的功能逐渐淡化；同时，城市化使大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使农村的老龄化在客观上加重了，而且很大一部分农村老人的生活缺少必要的保障，这都使农村老年人的生活保障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 (三)大量涌入城市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缺失 随着我国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乡镇企业和小城镇聚集，向大中城市流动，在我国特殊的城乡制度下，逐渐构成了一个非农非城的特殊劳动者群体。这一群体就是逐渐壮大起来的农民工队伍，他们既是我国改革和发展的标志性成果，同时又是改革尚未完成的标志性证明。一直以来，非农非城的省份使他们被排斥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这些群体大多受雇于个体私营企业、包工头或三资企业，他们所从事的绝大部分是苦、脏、累、险和有毒有害的工作、劳动时间长、强度大，劳动条件相当恶劣，经常遭受工伤，疾病的困扰，却常常缺乏劳动合同的保障。另外，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失地情况越来越严重。为了使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持续、健康、快速发展，也要求我们建立有效的农民生活保障制度，不仅要包括农村人口，也要包括农民工和农村失地人口。 三、建立健全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对策 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是解决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难以实施的关键所在。因此，解决农村社会保障问题，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国家应出台相应的政策，建立保证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如稳定农产品价格，建立健全粮食储备调节机制；大力开拓农产品国际市场，提高农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加快农业科技进步，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使农产品在加工转化中增值。同时加快农村税费改革，把减轻农民负担纳入法制化和规范化的轨道，认真贯彻落实有关部门制定的《农民负担条例》，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只有使农民的收入真正增加，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 (一)建立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安排的重点在于：一是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那些因为疾病、灾害或缺乏劳动能力而造成生活困难的贫困人口提供帮助，以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在确定最低保障标准时，应根据保障基本生活需要及政府和社会的承受能力制定制度化的标准；二是建立适应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三是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制度安排上应考虑在自我保障的基础上逐步增加社会统筹的比例，实行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的结合。未来农村养老保险在不放弃家庭养老的前提下应多渠道筹措农村社会保障资金，以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 (二)建立符合农村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多层次、多标准的社会保障制度 在我国农村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及其不平衡，并且这种不平衡将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继续存在，所以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显然是缺乏现实的经济基础的。目前，我国农民的收入普遍不搞，缺乏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经济基础，因此，应该在健全机制的基础上，采取因地制宜的策略，按照地区的不同分别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工作。在富裕地区，可以仿效城市社会保障的方法和经验，全面展开养老、医疗、工商、生育和失业保险；而在贫困的地区，又要针对不同的保障群体，实施不同的有针对性的选择性的社会保障。在老年人多的地方，重点推行养老保险;在疾病多发的地方，重点推行医疗保险或农民医疗合作制度；在贫困地区，重点推行优抚优教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三)重视和做好农民工的社会保障 在建立这一部分人群的社会保障体系时，也要对于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如对那些拥有比较稳定职业并且已经在城市就业较长时间的农民工，他们实际上已经成为城镇人口，应将它们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其保障费缴纳办法可视同于城镇职工；对于那些无稳定职业且流动性较大的农民工，则可设计一种过渡性方案，如在一定范围内分档次供农民工自愿选择，而其雇用单位必须根据农民工选择的缴费率而缴纳相应档次的保障费；对于进入城镇从事经营性的自雇性农民，则可参照城镇个体工商户的保险制度安排，同时，为所有的进城农民工建立个人账户。
晕死，你这就跟问开车司机车怎么开一个意思
经济学本科论文
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经济活动的规律即价值的创造、转化、实现的规律——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论，分为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经济学两大类型。下面是经济学本科论文，请参考！
【 摘要 】
本文以重庆人文科技学院为例，研究探讨“西方经济学”这一经济管理类专业基础课的教学改革问题。从教材建设、教学方法和考试形式三方面分析独立学院的教学现状，并得出相应的改革对策。
【 关键词 】
西方经济学；重庆人文科技学院；教改
一、引言
西方经济学是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一般抽象和概括，是经济管理类相关专业基础课程。西方经济学依研究对象，可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重庆人文科技学院工商学院开设这一课程侧重于培养应用型人才。例如：“边际效用递减理论”、“谷贱伤农”、“通货膨胀”、“充分就业”等经济学理论都是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因此学好西方经济学这门学科对于市场上的经济现象、国家的宏观调整政策都会有深刻的理解。国内一些学者有关西方经济学的教研教改也做很多的研究。卫华（2010）认为在教学改革中，关键要处理好夯实基础与提高学生能力的关系，基础理论教学与案例教学的关系等。申益美（2011）认为《经济学基础》课程的教学改革要以“任务驱动、项目导向”为指导，在教材编写、教法创新等方面进行改革。徐瑛楠（2012）从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考试形式三方面分析独立学院的教学现状，并得出相应的改革对策。汤向俊（2013）针对课程街接、教材建设、教学方法等方面的问题，指出应从分层次教学、强化案例教学、改进考核方式等方面，增加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二、西方经济学的学科特点
（一）教学内容庞杂、理论性强。西方经济学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部分，是一整套庞杂的理论体系，涉及到整个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各个领域。其次，西方经济学是由众多经济学派的经济理论构成的，理论观点各不相同，庞杂的理论体系，给学生增加很多学习困难。
（二）教学过程中大量使用抽象的数学工具。在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首先要设立抽象的模型，建立假设前提，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影响因素剔除，然后运用数学符号去代替现实经济主体复杂的行为活动进行分析。例如用微积分求极值，极限的知识，而函数和图形在西方经济学中应用更加普遍高职学生一般数学基础都比较差，再加上是低年级学生，造成学习时很难理解的现状。此外，很多经济学名词和公式是其英文的缩写，这就给很多英语基础差的学生造成困难。
（三）理论来源于实践，与经济实际密切联系。西方经济学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理论，其立足的根本是欧美国家经济发展现状。而我国对西方经济学课程研究时间较短，教材中的大部分内容，是直接翻译国外教材而来。一方面，翻译过来的语言晦涩难懂；另一方面由于所面临的政治经济环境不同，造成理解上的偏颇，例如对“理性人”假设的理解。因此，要学好西方经济学，就要利用西方经济学理论与我国经济实际密切结合。
三、我院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主要问题分析
（一）西方经济学教材建设问题。目前国内西方经济学教材层出不穷，选择一本适合我院的《西方经济学》教材尤为重要。大部分教材将原版的西方经济学翻译过来，原封不动的拿过来用，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是在西方国家的背景下产生的，适不适合我们国家，哪些适合，哪些不适合是有待确认的。有的教材重理论，轻应用。理论介绍、相关定理证明特别多，但缺乏利用经济理论结合市场中经济现象进行解读与分析。我院现在使用的教材是西方经济学编写组编写的西方经济学教材，老师们对这本教材褒贬不一，关键看这本教材是否与学院培养人才的目标相一致。
（二）教学手段、方法落后。目前，教师们普遍采用传统板书教学与多媒体授课相结合的方式，但多数教师仅把多媒体当做教材文字的呈现工具，课件制作粗糙，内容简单，多以文字为主，并没有真正发挥多媒体教学手段的作用。由于“西方经济学”课程内容有其特殊性，即既有文字性的理论知识，又有数字、模型、图表等分析方法，所以，目前采用的教学方法还不足以将本课程内容很好地呈现在学生面前，学生学起来普遍觉得比较难。
（三）考试形式单一，内容枯燥，不能真实检验学生的学习成效。作为专业基础课，“西方经济学”一直以考试课的面目出现，但目前学院对本课程的考试形式仍然是以闭卷考试为主，考试内容也多是书本知识的简单再现，缺乏应用性强的、具有现实意义的题目，使学生们陷入死记硬背之中，不利于知识的活学活用，学生们甚至在考完试就将本学科大部分的知识点忘光，这样非常不利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四、“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对策
（一）鼓励教师自编教材。教材是教师教学及学生学习的载体，教材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教学效果。国内西方经济学教材体系建设层出不穷，西方经济学作为我院基础性学科，是每个专业的专业必修课，但是每年西方经济学的挂科率都比较高，学生反映比较难，重难点不突出，本人认为结合我院培养人才要求，教师在上课时理论部分，比如供求理论一定要讲透，将理论和案例结合起来分析一些简单的经济问题。所以，在进行教材编写时要根据需要进行调整，比如微观经济学中的供求原理、均衡理论、生产理论、分配理论和宏观经济学中的国民收入理论、通货膨胀理论、宏观财政政策以及货币政策等要重点讲解，应排在教材的前面，相对不太重要的内容简化或者直接删掉。编一本重点突出，有理论有案例有习题的教材。
（二）强化案例教学提高创新能力。生动有趣的案例可以有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升学习效果。例如用简单的需求弹性理论就可以解释“薄利多销”的经济现象。边际效用递减理论就可以解释“第二杯半价的现象。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西方经济学理论就是在市场生活中总结出来的，所以既可以加深对经济学理论的理解，又可以帮助学生们理解生活中的经济现象。
（三）改进考核方式。恰当的考核方式对引导学生的学习方向，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是很重要的。以我院为例，西方经济学考核方式大多以闭卷的形式，期末卷面成绩占70%，平时成绩占30%，其中平时成绩中包括出勤、课程回答问题、平时作业情况等。转变为结合实践教学过程，期末考试占50%，平时成绩占20%，实践成绩占30%。通过这种转变，学生的总成绩由完全依靠老师划重点背课本，变成靠自己在一学期中的不断积累的成绩。但考核方式仍需要不断完善，例如增加案例搜集、小论文等考核方式，在以后的教学中需要继续探索。
五、总结
西方经济学的课程建设是个长期的过程，需要长期的努力与外界支持才能做好课程的教学。总之，针对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改革有着利于教师也利于学生，既能够促进教师的教学氛围形成，也能够提升学生的学习乐趣，使学生主动去学习，认真去学习，并且乐于去学习。作为对西方经济学有多年教学经验的本人来说，培育课程教学的优势，探求最佳的教育模式是我一直不懈努力的，所以为将使广大师生受益，在今后的建设过程中还得继续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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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向俊.基于创新能力培养的西方经济学教改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13,(22):57-58.
【摘 要】
文章认为，好的经济新闻不仅仅可读，而且要耐看。要做到这一点，一是站在读者的角度选择运用材料。二是在报道取向上更平民化，学会视角下移。三是在写作策略上要转变话语方式，文笔不僵硬，要生动、简洁。
【关键词】
经济新闻；写作；材料运用；报道平民化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新闻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尤其是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生活的经济新闻报道，不仅吸引人们的关注，还起着引导人们生活的重要作用。但一提起经济新闻，人们往往会想到的或是一堆数字，或是艰涩的政策表述，常常是外行看不懂、内行不屑看。写好经济新闻不简单，要想写好经济新闻，吸引读者就得在选材、语言等多方面下功夫。
一、站在读者的角度选择运用材料，从关注数字向关注故事、矛盾冲突和细节转变
有调查表明，相当一部分读者关心经济报道，特别是和自己生活紧密联系到一起的，影响自身利益的经济新闻报道最受读者欢迎。因此，在写作经济新闻时要多站在读者的角度考虑理由，想清楚读者想要从一篇新闻中了解什么，或者作者能为读者的生活做出哪些引导，这样写出的新闻报道，才能与读者有更多的切合点，受读者欢迎。
本人曾写过一篇《“摸黑种植”菜农“受伤” “抬头看路”产销两旺》的经济报道。开始时，只是获得一条信息，阳高县夏家场村的菜农正处于苦不堪言的境地，因种植过剩，菜农辛辛苦苦种植的圆白菜卖不上价钱，都烂在了地里。
当初若只是简单地写一条消息也可，了解事实后，告诉读者多少种植户种植多少菜，因销路不畅惨赔多少。但反复考虑之后觉得，单写一条消息只是让读者知道有这么一件事发生，却对他们起不到任何影响，与种植户也没什么关系，这样的报道只会淹没在一堆新闻报道中。之后经过多方调查采访，得知当时“菜贱伤农”之事只是个别情况，本市其他县区农村的种植户凭借着订单农业、农超对接、深加工、转型种植等各种“神通”多数收益都不错。
如何在报道新闻事实的同时，能站在读者角度，尤其是受损种植户的角度去写作，让读者了解事实，让种植户有所收益，成了本人写作此文时的着力点。最后，通过把“蔬菜滞销 种菜如 ”与“订单农业 成制胜法宝” “弃菜种花 走特色种植路”“政府引导 拓展销售渠道”等作对比，既让新闻报道更充实，更具有矛盾冲突性，又吸引了读者，并给种植户以引导，为他们走出“价格走高，种植面积增加，价格降低，种植面积萎缩”的市场怪圈起到引路石的作用。
二、强调平民化的报道取向，学会视角下移，让普通读者能看懂、理解
平民化就是大众化。经济新闻很多时候比较专业，大的方针政策、国际经济、金融市场变化、产业发展等，一些记者会认为这是给部分有“需求”的读者看的，写得比较“高端、大气、上档次”，这似乎在显示作者有“深度”的做法“有意”地放弃了为数众多的普通读者。事实上，经济报道更应该做到平民化，为普通读者服务，因为整个经济社会是由普通大众的大大小小的经济活动组成的，不仅仅是个别人或小众人群的事情。因此，经济报道要从百姓视角来透视经济事件，以此来反映、服务普通大众。
怎样让经济报道平民化？作者要做到的就是“向下看”，从普通大众的角度看待经济现象和动态。例如，对于国家出台的经济政策，不要只是当“搬运工”，照搬到报纸上，而是要想一想这样的政策对老百姓的生活会否有影响，老百姓又会怎样看待出台的新政策。又如，对于某地方的某项产业的发展情况报道，既要做出客观、整体、全面的报道，又要让这种报道不只是浮在面上，要挖掘出其深层次的与大众有关联的事实，或者在角度的选择上要站在更大众的面上，贴近百姓，贴近日常的生活。有时在新闻稿的开头直接写一段由于这项产业带给百姓生活的具体变化，这样会更吸引读者。
三、转变话语方式，摒弃过于学术化、理论化的写作方式，做到不打“官腔”
现在的经济报道，很多都过于“正式化”，写作方式一本正经，语言表述中规中矩，有关部门怎样发文，新闻作者就照搬下来，没有起到很好的“翻译”作用。其实，新闻报道是要给读者看的，要站在读者的角度，让读者理解，让读者获悉。为了让读者看得懂，作者就得用读者易于理解的语言写作，更或者用些“土话”，还可以用举例子、打比方的方式讲解清楚报道中涉及的专业术语，这也能让文章不显得枯燥呆板。
老一辈新闻人范敬宜于1991年3月19日在《经济日报》刊出的《真正的“秘密武器”》一文堪称新闻工作者学写经济新闻的典范。这篇通讯虽然写的是有关山东省在改革开放中悄然崛起中领导班子是如何做的。领导班子建设是经济建设中很重要的一环，但如何写领导班子建设却是很多新闻工作者最感棘手的，写不好就会让读者感到枯燥、乏味、没有人情味儿，写得太过了有夸张不实之感。而范敬宜所写之《真正的“秘密武器”》却让读者犹如在欣赏一篇优美的散文，文中没有大量领导功绩的数字堆砌，没有艰涩的政治术语，没有枯燥的政策引用。
文章开篇便用“披襟当风”“碧树红瓦”“心旷神怡”，以及杜甫的诗句“江流大自在，坐稳兴悠哉！”引出全篇点睛之笔“一个‘稳’字，惹出无数联想。”接下来作者用政策的稳定引出班子的团结稳定，全篇叙述充满朴实写意，把重要的新闻事实展现在抒情的氛围中。在叙述山东省领导班子时，范敬宜也没有如我们平常的对领导人的报道那样呆板、空洞、僵硬，而是特别“接地气儿”，“我们工作有一种安全感，像走路一样，不用绕弯子，不用侧身子，尽走直线，速度就快了。”文中类似这样通俗、充满人情味和亲切感的话语随处可见，人物表达有血有肉，让普通读者对领导的形象不再感到是高高在上，而是能够“摸”得着、“看”得见、“听”得到的一心只想为百姓做实事的领导干部形象。文章最后用“第一场好雪，正纷纷扬扬地洒向那一片新绿，但亟待灌返青水的麦田……”作结。“瑞雪兆丰年”，作者透过纷纷扬扬的瑞雪让读者看到，稳定的政策才能让百姓富足，才能让改革开放更具活力，才能让经济建设更上层楼。这样的结尾富有诗意，充满深意，真正做到“凤头尾”。整篇文章读下来轻松、愉悦，在感受诗意美的同时而又发人深省。
经济报道不是千篇一律的，而是多种多样的，要想写出好的经济新闻报道，写作者其实只要抓住一条即可，那就是你要写的报道要给谁看，要对他们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心怀读者才能写出好的报道。
【参考文献】
[1] 徐人仲.经济新闻学初探.新华出版社，.
[2] 彭朝承.怎样写好经济新闻..
[3] 李洪波，张泽萱，刘先凡.优秀经济新闻赏析.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
[4] 张颂甲.经济新闻写作浅说.经济日报出版社，.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经济正一天又一天的发展，这不仅仅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成果，更是我们人民对国家经济向好的信心，世界在变，中国在变，中国人民的生活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2010年7月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中，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其中将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率的预测较上次提高了个百分点，达到了。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的经济增速平均保持在了8%，“保八！保八！”这似乎成了今年中国经济行业喊得最亮的口号。在今年我们看到在国家4万亿投资计划以及系列扩大内需政策引领下，今年一季度我国GDP增速达到，这一数字是全球第一呀！前几天，一项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在以强劲的势头发展，在未来的世界中国必将成为一个闪亮的主角！ 但是我们在为高速发展经济而欣慰时，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在许多方面任然不能与发达国家相比，一项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人居国民收入仅为三千多美元，仅仅是日本的十分之一，这个差距是中国发展的一大缺陷；有一份外国的调查显示，中国的一位劳动者劳动8年+10个月的收入才等于英国劳动者劳动八个月的收入还等于美国劳动者劳动一年的收入。不仅是收入上的，还有社会保障、医疗保障、社会福利等等许多方面都有着极大的差距。我们在高兴的同时还应从实际出发，把握时机，大力发展经济，增加就业，从分发挥投资、消费、出口这三架马车的作用，不断促进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总之我们应该树立一个居安思危的心态，胜不骄败不馁，积极应对国际挑战，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促进国民经济蓬勃发展。希望帮到你 如果觉得不错 记得 采纳
题目范围小、比较好写的经济学论文题目，可以参考：1.明星演唱会门票价格中的“粉丝经济”优劣影响分析2.奢侈消费行为的经济学分析3.当前楼市调控的经济学原理4.开征房产税对房地产行业的影响分析5.打官司的经济学分析6.腐败的经济学分析7.从经济学角度看“希望工程”的合理性8.从春晚看边际效用递减规律9.我国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机理分析10.拉高油价的力量分析11.反微软公司垄断案的经济学分析12.阶梯电价制度的思考13.农产品品牌经营问题研究(可进行个案分析)14.“达人秀”类选秀的经济学分析15.民工荒问题思考16.从电池回收分析外部性
题目范围小、比较好写的经济学论文题目，可以参考：
1.明星演唱会门票价格中的“粉丝经济”优劣影响分析
2.奢侈消费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3.当前楼市调控的经济学原理
4.开征房产税对房地产行业的影响分析
5.打官司的经济学分析
6.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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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从春晚看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9.我国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机理分析
学术堂整理了十个好写的国际经济学论文题目，供大家进行参考：1、电子商务经济学与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研究2、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研究3、对话与合作：环境问题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4、汉语国际推广：关于孔子学院的经济学分析与建议5、共赢性博弈论6、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研究7、罗伯特?吉尔平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8、国际政治经济学范式论9、外商直接投资与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10、国际海洋争端解决机制的经济学分析：一个“适当论”的视角
如果是写本科论文的话，鉴于你现在的知识储备不足，你可以针对一个行业进行分析（航空业、冶炼业等），还可以对地方的经济发展做出经济学的分析，或者可以细化到更小的论题，如社会上有经济研究价值的现象（如山寨手机等）。因为这些问题着手较简单，可查阅的资料多，可依托的理论知识也较多，你可以有侧重地按现有知识储备来写，或者从西经和政经两种理论角度比较阐述，然后再用事实对照理论，容易出彩。 总之，就是切入点要小，分析最好能透彻，从基本原理的阐述到现实各方面因素的分析，最后最好有自己的精到的见解，要一语中的的那种。
着力解决“三农”问题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没有农村的市场经济体系就没有完善的全国的市场经济体系；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稳定。因此，解决好“三农”问题，应当是我国政府下一步财政政策调整的核心问题。首先是农民的收入政策问题。我国党和政府历来重视农民的收入问题。但是，在经济转型期，农民收入问题比较复杂，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的时候，必须同时考虑在我国农村建立市场经济机制和解决农民收入这个双重的、有的时候是相互矛盾的问题。近年来，纵向比较，尽管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比较快，但是同城市的情况相比较，收入的差距还是相当大的。我们以今年前三个季度的情况为例，在前三个季度，我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347元，扣除物价因素，比去年同期实际增长％；而同期农民现金收入人均只有1802元，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率只有％。农村与城市相比较，农民同期的收入只相当于城市居民的％，尚不足城市居民收入的1/3；而同期农民收入的增长幅度也比城市居民低个百分点。其次是农业生产条件问题，主要是政府对农业领域里的公共投入不足（例如，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和技术研究与推广等等）。而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实际上也是改善农民经济状况、增加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途径。我国和其他国家的实践均证明，增加属于“绿箱”政策（符合WTO规则的农业支持政策）的农业公共投入，可以通过提高单产水平和替代私人投资等方式有效地降低单位农产品的私人成本，从而降低农产品的国内生产者价格，提高我国农产品在国内与国际市场上同其他国家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再次是农村经济体制问题，即进一步稳定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实践证明，稳定和安全的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是确保稳定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与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通过完善土地使用制度，可以有效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因为完善的土地使用制度，可以提高预期收益，有利于增加投资和提高生产率。积极推进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化不仅仅是一个乡村与城市区域划界的改变的问题，更主要的，它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纵观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无一例外地都经历过城市化的过程。城市化，同时也意味着工业化，甚至是市场化；反之，推动工业化的结果必然也是城市化。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发达的国家无一不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因此，我国经济和社会经历城市化的过程，同时也意味着经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财政政策的重点，应当是积极推动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城市化。2001年，我国人均GDP大约为1000美元，城市人均GDP大约在2000美元以上；城市化率在37％左右，这意味着我国大约有5亿人左右处在人均2000美元的城市化高速起飞的起点上；2002年我国的成化率达到％，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居民的消费结构升级、城市化引起的投资热潮的高涨构成了我国今后经济发展的动力。城市化与工业化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双引擎。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低价工业化和高价城市化。因此我国政府财政政策在这个方面调整的重点应当是转变传统的财政投资方式和理念，引入非政府部门参与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供给领域，提高财政政策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使用效率，以便有效解决我国城市化的高成本问题。我国城市化高成本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基础设施的高投入。例如水电、燃气、公路、交通、绿地等等，都需要相当多的资金投入；二是公共服务的高投入。例如控制和治理环境污染，公共服务部门（包括政府和其他公共部门）相对高额的人工费用，教育，城市运营，等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城市化的费用；三是社会保障的高投入。这一方面是我国目前尚无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在大量的农民变为城市市民的情况下，即使是城市本身的社会保障投入也必将增大。而下一步的发展必然是建立起能够覆盖全社会的、包括城市和农村全体居民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而在这个体系建立的初始阶段，无论费用出自政府还是居民个人，都将是一笔高投入。从一些国家的经验来看，城市化的必然结果就是高成本，因而需要高投入，高税收。因此，我国政府面对高速度的城市化进程，一是利用政府财政政策的影响力解决好非政府部门对城市化基础设施和服务的投资问题，二是要提高政府财政支出的效率，尽量减少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政府财政的资金压力，三是要进一步调整税制结构，建立健全中央税和地方税体系，确保政府有比较充足的财源和财力履行其职能。我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尤其是在我国加入WTO以来，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成为一体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因此，我国政府在经济转型时期，其财政政策的制定、实施与调整必须充分考虑到开放经济这个现实，实行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政策。开放经济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因此，传统的治理失业问题和通货膨胀或者紧缩问题的财政政策必须改变，必须充分考虑政策的国际效应，必须重新估价一个国家的政策由于国际经济的影响，由于其他国家相关政策的实施而形成的抵充效应。2003年10月底开始到目前出现的中国粮食、食用油和其他原材料价格波动，对世界市场的影响以及世界市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城乡协调发展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保证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参与发展进程、共享发展成果。如果我们忽视农民群众的愿望和切身利益，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长期滞后，我们的发展就不可能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就无法落实。我们应当深刻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联系，更加自觉、主动地投身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尽快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确保我国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的必然要求。国际经验表明，工农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是现代化建设成功的重要前提。一些国家较好地处理了工农城乡关系，经济社会得到了迅速发展，较快地迈进了现代化国家行列。也有一些国家没有处理好工农城乡关系，导致农村长期落后，致使整个国家经济停滞甚至倒退，现代化进程严重受阻。我们要深刻汲取国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把农村发展纳入整个现代化进程，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工业化、城镇化同步推进，让亿万农民共享现代化成果，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与农业协调发展、城市与农村共同繁荣的现代化道路。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任务。我们正在建设的小康社会，是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其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大部分地区农村面貌变化相对较小，一些地方的农村还不通公路、群众看不起病、喝不上干净水、农民子女上不起学。这种状况如果不能有效扭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会成为空话。因此，我们要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快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的进程。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持久动力。扩大国内需求，是我国发展经济的长期战略方针和基本立足点。农村集中了我国数量最多、潜力最大的消费群体，是我国经济增长最可靠、最持久的动力源泉。通过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可以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使亿万农民的潜在购买意愿转化为巨大的现实消费需求，拉动整个经济的持续增长。特别是通过加强农村道路、住房、能源、水利、通信等建设，既可以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消费环境，又可以消化当前部分行业的过剩生产能力，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社会和谐离不开广阔农村的社会和谐。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关系总体是健康、稳定的，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矛盾和问题。通过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更好地维护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缓解农村的社会矛盾，减少农村不稳定因素，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晕死，你这就跟问开车司机车怎么开一个意思
你到底是要写论文还是写课堂作业。如果是要写论文的话，搜一下论文模版，大致上是“论题、目录、提要、正文、总结、参考文献”要求很多，格式很严格。不过如果你是大一的话，估计老师就是让你用论文的方式写一下自己的心得感想，不会让你写论文的（毕竟你没啥研究成果，没法写论文内容）你就把课本上的重要知识点自己总结一下，按照高考议论文样式写个几百字就可以了。
政治论文范文篇二 欧盟：没有政治的政治共同体 摘要： 2009年12月1日，经过近十年的混乱和踌躇，欧盟《里斯本条约》(Lisbon Treaty)正式生效。与遭遇流产的2004年《欧盟宪法条约》(Constitutional Treaty)类似，《里斯本条约》旨在对抗12个新成员国的加入所释放出的离心力。该条约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它简化了欧盟繁琐的决策程序;为欧盟各成员国政府首脑所组成的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设立了一个半全职主席;新增了外交事务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一职。同时，它还增大了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的权限，赋予欧盟以单一法律主体资格，并制订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欧盟基本权利宪章》(尽管英国、波兰和捷克共和国并未加入)。 这些变化关系重大。它们扫除了欧盟有效决策的一些障碍，并使欧盟在外部世界提升其声望变得稍容易一些。亨利·基辛格嘲讽般地发问：“如果要与欧洲通话，我该拨哪个号码?”依然切中要害。《里斯本条约》只是一种，或更确切地说，一套权宜之计。该条约并未使欧盟做好面对一个与欧盟的精英和人民传承的精神谱系完全不同的世界的准备，它甚至无意于此。欧洲领导者所寻求的是如何更好地墨守成规，改弦易辙是其最不乐意的。欧盟仍然是一个蹒跚的巨人。自欧洲计划(European project)启动以来，其治理方面的模棱两可所带来的阴霾一直挥之不散。它仍被困于介乎联邦制和邦联制、民主治理和技术官僚统治之间的“无主之地”中。欧盟机构依然缺乏政治合法性和道德权威，以带领欧洲走出在新世纪所面临的艰难处境，“东方”和“西方”的古老分类在新世纪已不具任何意义。《里斯本条约》只是一个通往未知目的地的中途补给站，而非目的地本身;只是一次进行自我评估、展望未来的机会，而非逃避悬于欧洲精英和人民头顶的有关目标、原则和权力等宏大问题的借口。可悲的是，迄今为止，触目所及，逃避仍多于展望。 直面欧盟之问 通过以迟到的《里斯本条约》为顶点的、旷日持久的谈判的内在含义为探讨的期待起点，我们可以试着梳理那些互相掣肘的状况后面隐藏的问题：对于条约的含义以及欧盟的政治愿景，均缺乏泛欧范围内的深入公共 辩论 。某些欧盟成员国曾出现过激烈而气急败坏的争论，但均发生于一国范围内，而未及于整个欧洲。这些辩论聚焦于对特定成员国的立场，对欧盟整体则毫无意义。反对者喋喋不休于提案通过后丧失的本国主权，赞成者则不厌其烦地纠缠于提案失败后自身可能失去的影响力。 从1787年美国宪法起草后到1788年正式通过之前，曾进行过的非同寻常的公开辩论中体现出的激情、道德严肃性和哲学深度，欧洲制宪过程中却明显地缺席。并不存在欧洲版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或詹姆斯·麦迪逊来为欧洲宪法条约设定支撑性的道德价值观和政治假设，或者界定所欲实现的目标。像“美德”、“自由”和“公共福利”之类的反复回荡在美国制宪辩论中的词语，在欧洲制宪过程中却很少听到。印度贱民(曾经的“不可接触者”)领袖安培多伽尔(B. R. Ambedkar)在独立之后关于印度宪法的议会辩论中所发表的激动人心的言语，在欧洲无人堪与之比肩。没有人像他一样，去探究政治平等的民主承诺和市场经济固有的经济不平等之间的紧张关系;更无人探讨这种紧张关系对欧洲计划意味着什么。欧洲公众已非首次被浅薄所糊弄。 问题显而易见：为何会如此?这并非一个新问题。早在十年前，牛津大学的政治理论家西登托普(Larry Siedentop)即确指詹姆斯·麦迪逊是1780年代美国立宪辩论中的最杰出贡献者，并哀叹于欧洲版麦迪逊的缺失。但在西登托普写作时，这个问题可被当作学院派的空想而一笑置之。彼时，欧元刚刚推出，欧盟东扩的大冒险也即将开始。经济持久增长的光明前景似乎触手可及。美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且似乎将继续保持下去。此时似乎并非讨论这些问题的恰当时机，而西登托普也并非卡桑德拉式的灾难预言家，他的语气是轻松的、对话式的，并带有些许学究气。他希望有一天欧洲可以效仿美国的联邦制，但他未料到这一天的到来，将有可能用去几十年甚或几代人的时间。 当前的局势已不同于往日。轻松的学院派时刻已经结束。1780年代充满活力并深刻的美国制宪辩论与21世纪欧洲辩论的缺失，二者之间的反差已不再是一桩历史趣闻。相反，这种反差重要而急迫。我们应如何解释这个现象?一个常见的回答是，对欧盟抱有任何其他期待原本就是荒谬的，因为当前的欧盟既非1940年代印度那样的主权国家，也非1780年代美国那样的准国家(would-be state)，谈论欧洲宪法原本就是错位的，因此美国或印度式的宪政辩论也便是多余的。 但这个答案是站不住脚的。欧盟也许并非一个国家，但它无疑是一个政体(polity)。它依据深思熟虑的规则进行治理，这些规则体现在对成员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中。《罗马条约》签署后的50年间，这些治理规则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欧盟得以幸存，那么在接下来50年中其仍将发生更多改变。比如在一个致力于民主和人权的联盟中融入一大片前苏联的卫星国，创造出了新欧洲;而由决定制订一份《宪法条约》到批准《里斯本条约》的长期过程中，为新欧洲未来所可能形成的宪法进行一次大陆范围的对话提供了理想的机会。 技术治理的局限 我的问题的真正答案存在于一个更深的层次，那就是：针对“一体化会像一团晕开的墨迹般，必然将从一个政策领域扩散到另一个政策领域”这一理论，我们缺乏公开辩论的空间。一体化的目的是政治性的，但其手段却是经济性的;然而手段逐渐侵蚀了目的。一体化被假定为会以不可抗拒、不可逆转的方式，从一个经济领域向另一个经济领域扩散;该扩散将不会停顿，而在此过程中共识势必会被调动起来。经济上的成功——这方面的事实俯拾即是，如市场自由、经济规模、快速增长、生活水平日益提升——将足以将一体化计划嵌入公共文化中。没必要以共同目标的合法性来强化既成事实的合法性。一切都将自行解决。 顾名思义，这种墨迹理论不仅是经济主义的，它还具有技术官僚统治的性质。该理论的信奉者逃避公共政治的生硬和杂乱，他们认为这种生硬和杂乱无关紧要，甚至是一种威胁。这种情绪在欧盟总部依然存在且甚为流行。经济主义的技术官僚往往精于高层政治决策机构式的走廊政治，但却对下列种种政治避之唯恐不及：巡回演说、议会辩论、政治宣传册，或电视演播室。若非如此，他们便不是技术官僚了。 他们同样不符合欧盟之父让·莫内意指的“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微妙混合”这一职务描述。成熟联邦的典型特征是：以外交政策、国防以及(并非最不重要的)金钱等方面的“高政治”(high politics)为起点。之后才会延伸到基础设施建设、部门干预等诸如此类的“低政治”领域。(直到罗斯福新政之时，美国才开始大规模地如此行事。)但是，莫内计划实质上却要反其道而行之：经济一体化的“低政治”先行;“高政治”则随后进行。欧洲煤钢共同体即以“低政治的”部门干预为起点。继之而来的欧洲经济共同体虽拥有更广泛的职权范围，但恰如其名，该组织仍压倒性地专注于经济领域的“低政治”：农业、国家间贸易、区域援助、清除自由竞争壁垒，以及创建严密的规管框架以统一标准。两者均将“高政治”留给了各成员国。 当然，“低政治”本身也具有政治性。交易要有人居中斡旋;买卖要双方达成合意;损失要予以补偿。事实上，整个欧洲计划均体现为一种妥协：以德国之崇高意志(respectability)换取法国主导的超国家主义(supra-nationalism);以农业保护换取工业自由贸易。但其间所涉及的政治实质上均是走廊政治，一种在复杂的现代社会需要技术官僚技能和气质的政治。毫不奇怪，布鲁塞尔委员会之于技术官僚正如果酱盆之于蜜蜂。该委员会贝尔莱蒙大楼的走廊中回荡着技术官僚沉重的脚步声——这些脚步声来自各式各样的成员国官员及游说者以及欧盟工作人员。虽然最成功的委员会成员往往都有其政治背景，但通常而言他们首先是技术官僚性质的走廊政客，其次才是公共政治家(public politicians)。 让·莫内本人便是个典型例子。他首先是个有识之士，天生具有一种从容不迫但却引人注目的超凡魅力，并拥有一种启人心智、天马行空的非凡 想象力 。但他同样是一位从未当选任何公职的彻底的走廊政客。近期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其中最突出的是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他是近期最成功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加入欧盟委员会之前，他在法国社会党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政府中担任部长职务，但他的职业生涯始于法兰西银行(法国央行)的一个官员职位，后来供职于法国国家计划委员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罗伊·詹金斯(Roy Jenkins)，他是首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英籍欧盟委员会(当时叫“欧洲委员会”)主席。詹金斯是一位完全意义上的“高”政客(“high” politician)，迷恋于他乐意称之为政策的“长程路线”(“grandes lignes”)。他曾是英国极为成功的财政和内政大臣。而在布鲁塞尔，他却明显心神不宁：原因无他，只因他与周遭一切都格格不入。 “低政治”在今日是不足够的。总会有适合低政治存在的空间。在成员国中——实际上在所有国家，至少是美国，存在大量的“低政治”。在欧盟机构以及成员国行政机关，熟练的技术专家永远有其需求。然而，“欧洲计划”可以远离高政治的日子结束了。原因之一是货币联盟——技术官僚治下的欧洲的最后伟大成就——使介于低政治和高政治之间的“河岸”决堤了。这才是以下诸种危机现象的内在含义：2010年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伴随着援助计划强加而来的严厉的财政紧缩 措施 ，欧洲债券市场的波动，希腊式危机在葡萄牙、爱尔兰和西班牙若隐若现的影子，价值 7500亿欧元的欧元区稳定基金的创设，尤其是扮演欧洲提款机角色的德国的焦躁与日俱增。2010年春季以来，欧元区已陷入混乱，由于欧元区是欧洲的中心地带，这意味着非欧元区的欧盟成员国让自己避开这种危机的伤害。 此次经济危机本身，与1930年代的那次危机类似，是政治性的而非技术性的。投机性泡沫是引发本次危机的近因，但泡沫本身以及监管制度和吹大泡沫的经济政策，却是深思熟虑的政治选择的产物。同样与1930年代的危机类似，基于相互竞争的政治信条和不同的经济哲学，此次危机已为再次出征创造了机遇。无论政治信条、经济哲学的竞争结局如何，最终结果仍将是受政治意志驱使的政治选择的产物。在美国，当选的总统可以帮助推动该意志的产生并对其加以集中关注，正如1930年代罗斯福总统以及当前的奥巴马总统所做的那样。但欧洲却不存在相对应的欧洲意志，也没有催生该意志的欧洲政治权威。 该情形几乎完全适用于气候变化领域。欧洲可以公平合理地声称它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作为超过了美国、俄罗斯、中国或印度。但在2009年的气候变化会议上，该主张却无足轻重。欧洲可以表明自身的重大成就和良好意愿，但它却毫无政治影响力。在紧要关头，其他大的经济集团往往可以无视欧洲之主张，事实也的确如此。 气候变化之影响以及它对全球政治的冲击未必会一直保持迄今为止的不痛不痒状态。在这方面，首要的是，照旧行事不再行得通。世界各经济国集团将不得不痛下决心寻找各紧急问题的解决之道;而这一过程中对痛苦的分配将是一个极具高政治性的事务。它将会带来一系列意义深远的问题：关于分配正义，关于当代人 对子 孙后代之义务，关于穷国与富国权利之适度平衡，关于人类与其他物种间的关系。此类问题远远超越了低政治性的技术理性(low-political technical rationality)范畴。当然，它们也同样远远超越了欧盟的能力范围。就其性质而言，上述问题具有典型的全球性特征，其解决办法也势必具有全球性。但如果欧盟领袖们不参与全球范围内应对措施之探讨，他们就会辜负欧洲公民的信任。然而，如果欧盟无法做到以同一个声音说话，如果缺乏借以凝聚民心的民主合法性，欧洲公民将无力参与欧盟事务。 在1780年代美国立宪辩论最有力的一次交锋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严厉驳斥了他和其他联邦党人所极力反对并试图取而代之的《邦联条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所可能带来的“令人厌恶的拖延， 不断的磋商和密谋，有关公益的卑鄙的妥协”。这些驳斥是如此尖锐，以至于我们并不能因它并非今日欧洲困境的准确描述而感到任何安慰。 重塑欧洲理想 那么，欧盟何以具有“低政治”偏好呢?应该如何加以克服?当然，该偏好是欧盟早期经济主义的遗产。但不太为人所知的是，它同时还是冷战的产儿，冷战时期西欧在美国的保护伞之下寻求庇护。当时的欧洲共同体没有理由——也没有什么机会——进入“高政治”领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顾名思义该组织具有高政治性，负责处理欧洲的安全需求;华盛顿，新时期的“西”罗马，是欧洲处理与自身密切相关之高政治事务的舞台。然而，今日的欧洲已不再是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进行全球争夺的战场，美国也不再是欧洲的捍卫者和引领者。身处新的世界，欧洲早晚都要回答基辛格所提出的问题，正如美国人在1780年代寻找办法来应对汉密尔顿的奚落那样。如果不采取与220年前北美洲经历过的类似的变革，欧洲将无法找到答案。 美国宪法之父们——正如他们在那不朽的话语中所阐明的——寻求建立“一个更加完美的联盟”，因为过去的苦难经历告诉他们：要在一个艰难重重的世界上生存，自身所珍视的自由必须深深扎根于有力而合法的统治之中。在这方面，今日的欧洲与1780年代美国的相似程度超过了大多数欧洲人和美国人的认知。毕竟，欧洲领袖们率先推出《宪法条约》和《里斯本条约》，是因为他们意识到，现有的欧盟治理结构需要彻底革新。 但悲剧之处在于，与美国宪法之父不同，欧洲领袖们既缺乏自信又傲慢自大。他们没有美国联邦党人宏大的政治抱负;又未将欧盟的公民的主体性纳入一体化计划。但如果假定，因为种种原因，21世纪的欧洲无力举行美国历史上那种令变革成为可能的全欧范围对话的话，那这就会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忠告。 欧洲对话该谈些什么呢?又该如何进行呢?第一个必备条件是跨越国际关系的学科界限。对那些大量充斥国际关系领域的自诩为“现实主义者”的人们而言，民族国家被设想为一枚滴水不进的撞球，以它们为主体的国际关系则是一个“撞撞球的游戏”。哲学、道德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无关紧要，应当从严肃的讨论中加以排除。国家是理性的政治行为者，是当前经济危机中轰然倒塌的理性经济行为者的近亲。民族国家在理性判定的基础上追求其利益，一如理性的经济行为者那样。它们会以夸大其词的、说教的或意识形态的空话掩饰其利益追求。但这类空话只是个幌子;扯掉该幌子，赤裸裸的利益内核便会赫然显现。正如许多主流现代经济学家往往遗忘亚当·斯密、托马斯·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创立者的哲学和道德关怀一样，许多国际关系专家也对部长、官员和舆论制造者们不约而同游弋其间的意义海洋不加理会——即便他们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在英语世界，“现实主义”弥漫在公共文化的各个角落，结果在如何面对欧洲计划的过去、现在以及可能之未来方面，形成了一种肤浅的、平面的和尤为陈腐的态度。因为欧盟不是也永远不会成为由自利国家(self-interested states)所组成的微不足道的国家集团。现实政治助力了欧盟计划的启动，但现实政治本身并无法解释该计划的起源以及它在早期所取得的惊人成功。而这两者均源于一个共同信念：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均源自道德和政治失败，为了修复创伤，相互间的道德谅解和宽恕就必须压倒狭隘的国家利益。这也就是莫内所言其目标是“人的联合”(“unite men”)而非“国家的联合”(“coalesce states”)的用意所在。莫内的梦想已经远去，但它并未从欧洲情境中彻底消失。毫无疑问，欧盟由国家构成;这些国家追求其领导人所认可的利益。但欧盟同时还对相关国设定限制，这些限制源于一种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所无法捕捉的复杂的相互学习过程——这种学习是道德的、哲学的，也是实践的。 同样，纠缠于欧洲研究专家们所钟爱的具体制度细节，只会带来更多的混乱，而无助于阐明问题。结构取决于目的;利益由理念来界定，而最终又取决于理念所概括的道德假设。在关于欧洲政治的学术著述中经常出现的一个主题是，在所谓的“修辞”(“rhetoric”)和“现实”(“reality”)之间存在着一种既定的反差。但说辞是现实的一个方面，而现实又被说辞所形塑。如果将修辞界定为有说服力的言论——理应如此界定——那么那些将自己不喜的言论一律贬损为“修辞”的现实主义者，其本身就在使用一种相当糟糕的修辞性比喻。《里斯本条约》之后，关于欧洲的有价值的讨论必须超越此类修辞而向更深层次挺进。该讨论必须紧紧抓住根本性的哲学和伦理问题，而当代欧洲领袖们在太多的评论员和学者的辅助和教唆之下却刻意回避之，这些问题事关：政治的属性以及政治中的人们、政治行动的可能性、民主在21世纪后现代世界中的含义、欧洲文明和欧洲理想的本质，以及欧洲人在当今世界中所应寻求的位置。 美国立宪论战者均是实践家，而非囿于门户之见的理论家。他们并非利益政治——蓄奴州.自由州、大州.小州——的门外汉。但美国立宪者并未仅仅投身于利益纷争。革命和战争的喧嚷使其彻底远离旧有的政治和知识立场。他们将自身从英国直接管辖之下解放出来，他们必须决定如何运用到手的自由以及怎样捍卫它。在立宪辩论中，他们将往昔的知识席卷一空，并对当代人的学术成果加以充分利用。同时凭借着令人震惊的实践和智识创造力，他们还打破了当时人类普遍看法的藩篱，锤炼出一种崭新的适应自身需要的政治科学。当前的欧洲不能盲目遵循美国立宪者的指引，但我们至少需要有他们那一往无前的主动性，以首要原则为思考的起点。 智慧的起点是承认这一事实：即便有了《里斯本条约》，欧洲计划仍深陷令人难堪的悖论。欧盟是一个取得惊人成功的民主化的施动者，但光鲜背后潜藏着危机，欧盟自身的章程违背了它帮助大多数新成员国和部分老成员国所确立的民主原则。在欧盟的心脏地带存在一种人们反复讨论但却仍一知半解的“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它同时也是一种领导权、意志和合法性赤字——而最终仍是政治赤字。欧盟机构无法激起认同，因为它们并未植根于认同;由于无法激起认同，它们也就无法带领欧盟进入高政治领域，无法克服在全球事务中沦落为无足轻重小卒的危险。 欧盟“在多元中团结”(United in Diversity)的信条集中反映了曾经对莫内和其他欧盟创立者带来激励的美好愿景，这一愿景仍在激励着欧洲领袖中的佼佼者。但该信条意味着在欧盟整体和特定成员国之间存在一种利益上的紧张关系，诚然，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健康的紧张关系。这没有什么不对或者令人惊奇的。联邦和邦联体制均存在这一问题，所有的多级治理结构均概莫能外。但欧洲的悲剧在于，其管理机构缺乏一种使其可以专注而有效地追求整体利益的道德权威：既成事实所赋予之合法性不再充足。结果便是，各组成部分的声音过于响亮，而整体声音则过于柔弱。 (大卫·莫奎德，英国历史学家、曾任欧洲委员会首席顾问、牛津大学曼斯菲尔德学院院长。 文章 节选自作者2011年4月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The End of the West - The Once and Future of Europe”一书第四章。) 作者：大卫·莫奎德 看了“如何写政治论文”的人还看： 1. 怎么写政治论文格式 2. 关于政治论文题目怎么写 3. 历史政治论文怎么写 4. 关于生活的政治论文怎么写 5. 初三政治论文如何写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与中国经济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质是科学地揭示客观经济规律，揭示经济规律也是经济学的基本任务，成功的认识经济规律，便可以利用经济规律能动地改造世界，为人民大众谋利益，对经济规律认识的越深刻、越全面，行动就越自由，越能发挥主动能动性，从而在实践中达到更好地实现经济利益的目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在唯物论基础上的辩证方法亦称唯物辩证法，在经济学的研究中运用辩证法就是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规律，研究社会经济运动，揭示其本质及规律，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论原理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问题，把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和更替，看作一种客观必然的历史过程，用它来评价社会经济制度的先进和落后，评价某一阶级的进步与反动，看是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起促进作用还是阻碍作用。中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几个发展时期（而我们的课本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的分析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全面的看问题的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变化规律的研究是从分析商品开始的，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直接以交换为目的而进行生产活动叫做商品生产，商品的出现标志着封建社会的开始。商品的二因素就是指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商品的有用性，即能满足人民的某种需要的属性，就是商品的使用价值。比如粮食可以吃、衣服可以御寒、遮体、钢铁可以造机器武器等，使用价值是商品必须具备的一个首要因素，没有使用价值的物品，不能成为商品。不拿来进行交换，也不是商品，也就是说有使用价值的劳动产品只有用来交换的时候才是商品。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粮食和衣服被作为商品大量的交换，在封建社会初期它大大的促进了社会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强盛之时，国与国也有大量的商品交换活动，例如“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等。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期，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到一定阶段，货币产生了。最初有战国的刀币、小铢等，发展到后来由白银、黄金、珠宝等稀有物品作为货币。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出现的货币的本质和职能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的货币的本质和职能完全一致，货币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品的商品，体现着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这就是货币的本质，它的五个职能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世界货币，在我国的封时期也得到了具体体现。尤其是世界货币，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国家败落，清政府用白银买了大量的武器，依然战败，后来的战争赔款，向别国借款等。充分体现了货币的作用。
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发展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经济发展。下面是我为大家精心推荐的经济发展政治论文2500字，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
[摘 要]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发展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经济发展。但是，强调经济发展绝不能忽视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社会本身是人的生活和实践及其各种要素的有机统一整体。在这里，人是根本、主体、中心、出发点和目的，物则属于人，是为人的生存和发展而服务的;人为自身目的而从事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各种对象、关系、规范、制度则是人的活动赖以进行的条件、方式和形式;经济活动是人和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政治、 文化 、科教、国防等方面则为人所创造并为经济所决定，它反过来作用和制约着人和经济发展。因此，必须坚持以人为根本来看待和处理社会生活及其实践中的各种矛盾。
[关键词]发展理念;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全面发展;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B03;D6 [文献标识码]A [ 文章 编号]1672-2426(2013)09-0004-05
实现中国人及其社会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当代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未来理想和根本目标，本身蕴含着并首先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矛盾。它始终是当代中国发展所面临和要解决的重大课题，同时包含着如何处理和解决社会发展中人与物、理论与实践、生活与观念、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矛盾和问题，以及经济、政治、科技、 教育 、文化、国防等方面的相互关系。不言而喻，所有这些矛盾、问题和关系都需要也都应该得到正确处理与合理解决。问题在于：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这些矛盾关系的内在规律与客观要求是什么?在全球化背景下，什么样的处理方式和怎样的解决办法才是正确的与合理的?在新世纪新阶段新的发展基础上，在中国经济总量已处于世界第二位情况下，我们应当确立什么样的发展目标、发展要求、发展原则和发展理念?本文拟立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现实及其未来发展要求，主要就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做一理论探讨。
一、中国发展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在“二战”结束以后的一个时期内，经济发展曾成为许多国家发展所追求的首选目标。然而，将“经济发展”归结为“经济增长”所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及其严重后果，使其本身受到了新的发展实践的严峻挑战和新的发展理论的严厉批判。以至于今天人们谈到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往往还心存疑虑或心有余悸。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和看待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仍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深入 反思 的理论课题。
正如人的生存是人的发展的前提一样，经济发展也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社会发展不仅依赖于经济发展，而且最终取决于经济发展。没有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就失去了基本的前提和必要的基础，因而也就根本谈不到社会其他方面发展。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穿住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正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1]
正因为如此，当发展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时代课题时，许多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都反复强调，发展的主题是经济发展。而在“二战”之后新独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也不约而同地将经济发展(特别是经济增长)作为他们的主要目标。不可否认，这种做法和观念在后来的发展实践中显露出其本身的某些片面性和历史局限性。但是，我们不应该脱离历史实际简单地将其仅仅视为发展实践的失误，实际上它本身带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它也不能仅仅被指责为发展理念上的简单化和片面化，其实它有其自身理论上的某种合理性;它更不能被视为缺乏根据的主观决策和长官意志，事实上它是面对各自现实需要所做出的一种现实抉择和理性选择。以我国发展为例，中国曾经是一个经济非常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面对旧中国遗留下“一穷二白”的旧家底，新中国领导人一开始就将经济恢复、生产力发展和国家的工业化作为自己的关注重点。但遗憾的是这一正确的决策由于后来指导思想上出现失误而未能坚持下去，以至于改革开放之前我们连起码的温饱问题甚至是生存问题也不能完全解决。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才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发展为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把经济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由此，我们才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不仅在世纪之交顺利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提前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阶段，而且在2010年使“我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跃升到世界第二位，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2]这是了不起的历史性成就，它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而这本身正是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巨大成果。
如果说经济发展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对于任何国家和民族及其不同发展阶段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话，那么，它对于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社会发展来说，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基础地位和前提意义。其根据和理由，主要在于我国社会发展在新世纪新阶段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和复杂矛盾：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发展，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有了显著提升，但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特别是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起来，但同时影响经济发展的体制和机制障碍依然存在;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改革开放使我国农村建设、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农民生活水平不高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缩小城乡发展差别、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仍然艰巨;30多年的快速发展，使我国的科技、教育、文化、国防、卫生、社会福利等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仍然相对落后，特别是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也日益增多;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和日益深化，中国开始走向世界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但与此同时各种复杂的国际矛盾也日益凸显，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心存疑虑，甚至仍然采用冷战思维而对中国的发展进行围堵与遏制，这不仅使我们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而且使我国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矛盾和困难。不可否认，这些问题并不都是经济问题，它涉及我国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但是，应当看到，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那就是经济发展。没有经济发展，当前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很难真正解决，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就会缺乏基础，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也就难以如期实现。 不仅如此，把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的更深刻理由和根据还在于，我国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毫无疑问，我们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3]以此分析和判断为基础，显而易见，“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4]正因为如此，“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5]而对于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社会发展而言，不言而喻，经济发展仍然处于首要地位并具有决定意义。只要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还未建成，只要我国发展的第三步战略目标还未完全达到，只要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还未真正实现，我们就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必须把经济发展放在首要地位，就必须把经济发展作为重点任务来对待。这也许正是当年邓小平反复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6]的重大而深远意义，同时也是科学发展观强调“第一要务是发展”[7]的真实意义和实质内涵。
二、中国社会发展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发展
毫无疑问，任何发展都不能忽视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一切发展的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但是，强调经济发展并不排除社会其他方面发展。事实上，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本身就意味着，社会发展还要有其他领域和其他内容;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自身也表明，发展本身是一个具有多种目标和多重任务的复杂系统。我们必须从社会发展的总体性及其各方面的协调性来看待经济发展问题。否则，如果仅仅强调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而忽视其他领域和其他内容，只看到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而看不到其他目标和其他任务，那么，发展本身就是片面的、不完整的。由此，将可能导致社会畸形发展，甚至会重蹈“二战”之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单纯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其他方面发展的覆辙，从而使自身陷入各种社会矛盾的困境而难以自拔。
这里，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不仅发展不等于经济发展，而且经济发展也不等于经济增长。通常把经济增长理解为经济发展速度的增长，而经济发展速度的增长又被视为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增长。毋庸置疑，GDP的增长是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但是，经济发展绝不单纯等同于经济增长。由于社会发展的理论、观念和政策的不同，经济增长本身完全可能产生两种根本不同的结果。合理的社会发展理论及其观念，不仅注重经济发展，而且能自觉地将经济发展成果用于解决贫困、失业、生态、体制、教育、文化和不平等等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而不合理的社会发展理论和政策，仅仅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甚至为增长而发展，把经济增长视为发展的最终目的，其结果往往导致社会的分配不公、两极分化、贫困加剧、生态恶化、社会腐败等问题，导致社会的片面畸形发展。20世纪60-70年代，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等所谓“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与社会安定同时并举，受到世人普遍肯定;而同期巴西、阿根廷、伊朗、巴基斯坦等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令人羡慕，但其产生的农民贫困、两极分化、社会动荡等严重社会问题[8]却也令人失望。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将社会发展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不仅会使各种社会矛盾长期累积和集中爆发，而且会导致人们陷入世界银行经济学家英德米特·吉尔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从而使社会发展甚至经济增长本身陷入长期停滞乃至出现倒退现象。
正因为如此，许多发展学家都反复强调：发展是一个全面范畴，发展不等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必须促进社会全面发展。例如，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主任杜德利·西尔斯就指出：“调查一国发展情况应提出的问题是：贫困状况怎么样?失业状况怎么样?不平等现象又是怎么样?……一个没有包含减少贫困、失业和不平等现象诸目标的‘计划’，难以被认为是‘发展计划’”。[9]美国波士顿大学世界发展研究所所长保罗·P·斯特里登教授也指出：“发展必须重新下定义，应叫做向当今世界主要‘敌人’：营养不良、疾病、文盲、贫民窟、失业和不平等开战。”[10]西尔斯和斯特里登还明确区分了发展和增长的不同，并强调指出：“发展不纯粹是一个经济现象。从最终意义上说，发展不仅仅包括人民生活的物质和经济方面，还包括其他更广的方面。因此，应当把发展看为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和重整在内的多维过程。”“发展是集科技、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即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因素于一体的完整现象”。[11]此外，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谬尔·亨廷顿也强调指出：发展应当包括“增长”、“公平”、“民主”、“稳定”、“自主”五大目标。因为，“落后社会是贫穷的、不公平的、压制性的、粗暴的、依附于人的。发展就是从后者转变为前者的过程。”[12]所有这些都表明：发展不等于经济发展，更不同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处于首要的、前提的和基础的地位，但社会发展必须是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制度、法律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只有这样，发展才可能是合理的与健康的。
然而，当代社会发展，不仅应当是全面的，而且必须是协调的。这是因为，所谓社会，并非机械装置，也不是人口堆积，而是人的生活和实践及其各种要素的有机统一整体。它绝不是其本身各种构成要素的简单集合或机械拼凑，而是其人和物、存在和意识、实践和观念、经济和政治、科技和教育、生存和发展、生活与安全等各种矛盾及其相互关系有机统一所构成的系统整体。而按照系统论的观点，系统中的各要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系统中处于一定地位并发挥某种特定功能且与其他要素发生相互作用的系统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整体性及其各要素的相互关联，是系统本身的根本特征。因而，对于系统中的任何一种要素都要从它与其他要素的相互作用关系来理解，并要从它在系统整体中所处地位和所发挥功能来考察。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系统整体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社会系统也同样如此并且更为复杂。在这里，人是根本，物则是属于人的。因此，必须以人为根本来看待和处理社会生活及其实践中的各种矛盾。这意味着：人是主体、中心、出发点和目的，物则是为人的生存和发展而服务的;人为自身目的而从事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各种对象、关系、规范、制度则是人的活动赖以进行的条件、方式和形式;人们的生活和实践决定着人们的思想观念，而思想和观念则是人们生活和实践本身的内在构成要素;经济活动是人和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政治、文化、科教、国防等方面则为人所创造并经济所决定，它反过来作用和制约着人和经济发展;人创造社会生活并推动历史发展，社会生活和历史条件也制约着人的生存和发展。由此来看，没有各方面要素的彼此协调，也就根本不可能有社会的正常而健康的发展。 坚持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贯主张。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曾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经济与教育、科学、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各方面需要综合平衡”。[13]党的十四大指出：“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14]党的十五大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15]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强调：“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16]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统筹兼顾，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17]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强调：“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 面相 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18]所有这些论述，既是对世界各国发展 经验 教训的科学 总结 ，同时也是对我国社会发展提出的新的要求。
然而，理论的自觉与观念的合理，并不能保证社会发展实践本身就没有矛盾和不出现问题，关键在于以自觉的理论与合理的观念为指导正确处理和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事实上，在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综合国力迈上了一个大台阶之后，我国社会发展本身虽然解决了某些旧矛盾和旧问题，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新矛盾和新问题。对此，党的 报告 指出：“我们工作中还存在许多不足，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深化改革开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 安全生产 、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一些领域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一些干部领导科学发展能力不强，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19]显而易见，这些新矛盾和新问题的实质，主要是社会各领域和各方面及其发展过程各环节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协调问题。如果这些矛盾和问题得不到正确处理和有效解决，中国社会发展就可能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而它本身则意味着，在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社会发展的关注点和着力点将需要努力解决好社会的协调发展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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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江泽民文选(2)[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8.
[16]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8.
[17]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N].人民日报，2003-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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