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 散文；文体；界定
论文摘要： 长期以来，散文这一概念含混不清，时至今日，人们对其功能的认识依然扑朔迷离，一是无法将其与非文学散文区分，一是无法与小说、诗歌区分。要真正认识散文，必须在了解前人工作的基础之上，从其基本功能和具体功能入手，重新审视、梳理和界定。
长期以来，散文是一个十分含混的概念。对散文概念的模糊认识，直接导致了人们对文学的模糊认识。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这一通行的、貌似简单的概念，重新审视、梳理，做出较为清晰的界定。
一、欧美对散文的界定
古希腊时代，人们把文字作品分为两大类：韵文与散文。韵文音韵优美，文采洋溢，常称为诗(史诗、抒情诗、悲剧、喜剧)；散文是无韵体散、缺乏上述特征的文字作品(历史、哲学、科学，以及其他学术著作)。在《牛津英语辞典》中，散文(prose)意指区别于韵文的文体。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英语中的“Prose”都是指：(1)散文、散文体，如Newspapers are written in prose(新闻是散文体)；(2)平凡，单调，无聊，如：escape from the prose of ex-istence(逃避平淡无奇的生活)；(3)乏味的话，无聊的议论，如：He delivered a long prose，(他发表了一篇冗长乏味的演讲)。散文明显地指平铺直叙、平凡单调，缺乏想象力的文体。古代欧洲人对这种枯燥乏味的文体似乎也没有什么好印象，不少学者用韵文来撰写学术著作，最著名的如卢克莱修的《物性论》，竟然是用六步句写成的万行长诗。威·佩·克尔分析这种现象时指出：“蒙昧的人对于去听任何不是用叙述的连续故事有自然的反感，沉闷乏味的一大堆诗体百科全书、带韵文的科学、历史和道德教科书，就足以证明人们是不愿意接受散文去做那种普通平凡的单调乏味的工作的。”尽管如此，古代西方仍然产生了一批不朽的散文作品，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塔西佗的历史著作，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圣·奥古斯丁的哲学与神学著作，《圣经》基本上也是用散文写成的。当然，此处所指的散文，只是一种“散体文”，并非本文论述的文学散文。在西方，古人对散文的认识实际上是对一种散体文的认识，并未区分散体文与文学散文。
文艺复兴时期，散文的一个分支开始进入文学领域，这就是小说，如薄迦丘《十日谈》、塞万提斯《唐，吉诃德》等。当然，这也不是文学散文，而只是具有文学性的散体文。
法国人在文学散文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1580年，蒙田出版《试笔》(又译为《随笔》)，突破了枯燥乏味的传统散文体式，开创了一种新型文学散文体式的最初尝试。其主要特征如下：不求哲学、史学等散体文的结构宏大、气象森严、逻辑缜密，舍弃抽象晦涩的论说和繁琐枯燥的推理，赋予文章以形象、智慧、理趣，行文生动活泼，轻松自然，情调亲切优美，诗意盎然。《试笔》成为一块里程碑，标志着一种新文体——文学散文在欧洲正式诞生。不久，《试笔》被译介到英国，立即在英国开花结果，培根《随笔集》是其中最耀眼的明珠，在蒙田、培根的影响下，文学散文风靡欧洲，孕育出了一大批文学散文名作。
不过，随笔仅为若干散文中的一种，又常常游离于学术论文的边缘，故西方文论中并未将它视为独立的文学文体，甚至对它是否属于文学也不置可否。西方将文学分为叙事类、抒情类、戏剧类，似乎并无文学散文的明确位置，更无明确的文学散文定义。以《大英百科全书》2007年版为例，该书指出：“给非小说性散文下文学定义，是一项具有很大挑战性的任务”，“它的定义只能规定得很松弛，以它不是诗歌、小说、戏剧来表示”，并无明确的散文定义，只有“prose poem”(散文诗)：“短篇作品，可以具有抒情诗的各种特性，但形式上却是散文。”意大利出现过与文学有关的散文：“文学中的本土散文出现于13世纪，尽管拉丁语继续用于神学、哲学、法律和科学的写作”，“意大利语艺术散文风格的创始人波洛尼亚修辞教授吉多·费伯使用从拉丁文改编来的例子作为课堂例证。吉多·费伯最出名的追随者吉奥特恩，阿利罗，倾向于采用充满修辞格的华丽风格。和奥特恩风格迥然不同的是里斯托罗，阿利罗笔下清晰明了的科学散文《论世界的构成》(1282年)和朴实叙事风格的故事集《百篇老故事》(写于13世纪末，1525年出版)。13世纪散文的杰作是丹蒂的VitanHova。虽然没有完全自如地使用本土散文，丹蒂把简朴的文风融入极度的精致和诗体文中。这种诗歌的力量源于超越某些关键词语的神秘的深度。”可见欧美并未在文学散文上做出明确界定。
二、中国对散文的界定
中国古人最早运用“散文”这一概念，是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引用周益公的话：“四六特拘对耳，其立意措词，贵浑融有味，与散文不同。”这是与“骈文”相对应的概念，即散体文。清人罗惇融清晰地梳理了中国古代散体文的发展变化历程：“文之既起，何殊骈散?西汉以前淳朴敦雅，骈不虑杂，散不病野”，“周秦逮于汉初，骈散不分之代也；西汉衍于东汉，骈散角逐之代也；魏晋历六朝至唐，骈文极盛之代也；古文挺起于中唐，策论靡然于赵宋；散文兴而骈文蹶之代也；宋四六，骈文之余波也；元明二代，骈散并衰，而散文终胜于骈，明末迄于国朝，骈散并兴，而骈势差强于散。”孔广森《答朱沧湄》也说：“六朝文无非骈体，但纵横开阔，一与散文同。”可见，中国古代凡与韵文、骈体文相对的散体文一概可称为“散文”，并无文学散文与非文学散体文的区别，虽然也有了“散文”这一概念，却并非今天的文学散文。
“五四”前后，人们开始从功能角度重新界定散文。1921年，周作人以“美文”概念第一次清晰地界定和确立了文学散文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的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这里边又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但也很多两类夹杂的……中国古文里的序、记与说等，也可以说是美文的一类，但在现在的国语文学里，还不曾见有这样的文章，治新文学的人为什么不去试试呢……有许多思想，既不能作为小说，又不适于做诗(此只就体裁上说，若论性质则美文也是小说，小说也就是诗……)，便可以用论文式去表他。他的条件，同一切文学作品一样，只是真实简明便好。”
作为卓有成就的散文家，朱自清从文体和功能两方面给散文下了一个较为明确的定义：“按诗与散文的分法，新文学里小说、戏剧(除掉少数诗剧和少数剧中的韵文外)、‘散文’，都是散文。——论文、宣言等不用说也是散文，但通常不算在文学之内——这里得说明那引号里的散文。那是与诗、小说、戏剧并举，而为新文学的一个独立部门的东西，或称白话散文，或称抒情文，或称小品文。这散文所包甚狭，从‘抒情文’、‘小品文’两个名称就可知道。小品文对大品而言，只是短小之义，但现在却兼包‘身边琐事’或‘家常体’等意味，所以有‘小摆设’之目。近年来这种文体一时风行。我们普通说散文，其实只指的这个，这种散文的趋向，据我看，一是幽默，一是游记、自传、读书记。”
其后，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进一步界定了文学散文的四大特征：
现代散文最大的特征，是每一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任何散文都来得强。
现代散文的第二特征，是在它的范围之扩大。从前散文被局限于尊君、卫道、孝亲，现代的散文，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可不谈。现代散文的第三个特征，是人性，社会性，与大自然的调和，作者处处不忘自我，也处处不忘自然与社会。就是最纯粹的诗人的抒情散文里，写到了风花雪月，也总要点出人与人的关系，或人与社会的关系，以书怀抱，一粒沙里见世界，半辫花上说人情。
最后要说明到近来才浓厚起来的那种散文的幽默味了，这当然也是现代散文的特征之一，而且又是极重要的一点。
1930年代，中国文坛上习惯于将散文称作小品文，并将源流推及古典与西方。周作人说：“中国新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安派与英国的小品文两者所合成的。”胡梦华称小品文是“散文中的散文”，主要特点是作者的人格融入其中：“它的特质是个人的，一切都是从个人的主观发出来，和那些非个人的、客观的批评文、议论文、叙事文、写景文完全不同，因为它是个人主观散漫地、琐碎地、随便地写出来，所以它的特质又是不规则的、非正式的，又从表面看来虽然平常，精细的观察一下，却有惊人的奇思，苦心雕刻的妙笔，并有似是而非的反语，是非而是的逆论，还有冷嘲热讽，机锋和警句，而最足以动人的要算热情和诙谐了。”当时，围绕着小品文的功能问题也发生了激烈的论争。林语堂提出，小品文应当“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鲁迅则针锋相对，主张：“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此后，学术界、创作界在散文的界定问题上都几乎没有新的进展。
三、对散文的再界定
考察了散文概念与特征的发展历史，再界定散文就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
(一)散文的文体功能性特征
时至今日，人们认识到，散文主要是作为文学概念来使用，文学散文的功能是审美而非实用的，这是散文最基本、最重要的功能。那么，要廓清文学散文概念的主要工作，首先应当从功能人手，而非从语言文字的排列形式和音韵节奏等人手。
如果将散体文的功能分为实用性与审美性两类，那么，古代那些浩如烟海的散体文如哲学、历史、科学以及学术著作则属前者，而抒发个人情感、具有艺术感染力的山水游记、私人书信、杂言随感则属后者。文学散文的功能是传达感情，感染读者，体现审美价值；非文学散体文的功能是传播知识、弘扬真理以及解决工作、生活中的具体事务。
当然，也应注意到，有一批散体文精品，产生在尚无文学散文的古代，其中多半是实用的散体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基本功能逐渐发生了变化，初始的实用功能淡化乃至消失，文学审美功能凸显并逐步成为主要功能，这样，它们失去了实用文体的基本特征，成为脍炙人口的文学散文。如晋代李密的《陈情表》，本为奏章，是公文写作中的请示报告，有极强的针对性、目的性、实用性，而在今天读来，其情真意切、婉曲动人的审美特点，实属一篇不可多得的美文。
因此，可以得出初步的结论，文学散文的首要特征是：情感性和审美性。
(二)散文的'文体兼容性及其尺度
界定文学散文还要从表现特征来考察，同具情感性和审美性的文学作品还有小说、诗歌、戏剧剧本等，它们有着明显的不同。
先看小说。从语体看，小说与散文颇为接近。但小说的审美功能是通过虚构的人物、情节、场景来实现。尽管虚构，却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可以进入、旁观、参与而又十分安全的虚幻空间，将人物及其生活遭遇、内心历程作为基本和主要的描写对象。散文则不然。第一，散文的基本写作手段是写实的：真人、真事、真景物、真情感。第二，散文不以人物、情节、场景为必备要素。第三，散文可以向读者展示虚幻的图画，但却并不像小说那样向读者提供虚幻的生活空间。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与曹雪芹的《红楼梦》的区别有多大，散文与小说的区别就有多大。
再看诗歌，表面上看，诗歌与散文的区别在形式上即已简单明了，但事实上，散文的语体比诗歌散漫、灵活、自由，不像诗歌那样注重语言的结构和形式，典型的散文没有格律，比诗歌更接近日常生活语言。诗歌与散文都讲究意境，但二者在营造意境上有所不同：诗歌营造意境的主要秘密是为读者安排若干心理空白，让读者的思维在这一块块信息“飞地”中自由驰骋；散文营造意境的方式则是通过展示外物完整真实的印象，诱发读者的生活经验，使读者对该外物的体验和认知泛化为对外物之外的体验和认知。试以某大学作家讲习班专业教师为学员布置的散文作业为例说明，韦应物《滁州西涧》中有这样两句：“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学员依教师的要求将其改写成“散文”：
傍晚，春雨如注，春潮拍岸，荒野的渡口阒无人迹，只有一条小船孤零零地被江水冲荡着横在岸边。
教师指出，此段还不能称为真正的散文，它只是将诗句散化，仍是原诗的“翻译”。学员再次将其改写：
到了傍晚时分，春雨下得更紧了，在沙沙的雨声中，隐隐听得到江水涨潮的声音，空气里充满了雨水、江水和荒野特有的泥土、草根、树叶混合的气味。再往前，就是渡口。江水在上涨，岸边水浅的地方，绿绿的野草从水中探出头来，疲惫地挣扎着。迷蒙的雨幕加厚了暮色，对岸的山和江岸线变得遥远、虚幻，若隐若现。一条小船就像一片掉到水中的树叶，横在岸边，随着江水动荡起伏……
此段并非佳作，但却展示了前景、背景和细节，是真正的散文。与原诗相比，它主要不是语体不同，而是提供了更加具体的情境，传达了更加丰富的信息，缩短了读者与规定情境之间的心理距离，与诗歌已有了本质区别，
相对来说，散文与剧本在形式特征和功能特征上都有明显的区别，这里不予展开。
由此可知，通过对即文学散文与其他文学形式的联系与区别进行考察，可以看到文学散文的文体特征。但问题是，在把握“散文文体兼容性”的同时，也要注意其中的区别尺度。散文既然已经是文学家族中的一员，它与小说、诗歌等就必然具有共同的血缘和遗传基因——审美和怡情功能，拥有共同的表达符号——形象、生动、感人的语言，拥有共同的表达手段——形象化的描写和浓烈的抒情气氛，拥有共同的修辞方法——比喻、拟人、夸张、象征……它们常常相互借鉴，相互渗透、相互移植和交配。它们之间的区别，不是总体功能的区别，而是具体功能的区别；不是精神形象的区别，而是具体表现形式的区别，因而也就形成了不同文学品类的区别。
(三)本文的散文观
综上所述，本文对散文的认识是：
其一，散文是一种与韵文相对的文学形式，无需像诗歌那样句式整齐、音韵优美，无需押韵。
其二，散文有文学散文与非文学散文之分，非文学散文指与文学无关的散体文：论述文、应用文、哲学、历史、科学以及其他学术著作等；文学散文(本文简称散文)是与诗歌、小说、剧本并列的一种文学体裁，它情感性和审美性来表现作者对自然、社会、人生的认识、感情和理趣。与其他文学形式不同的是，散文取材随意，体制灵活，它通常不以虚构为基本或主要手段，而是常用真实的人、事、物、景为创作对象，从中发掘或注人情、理、趣、韵，构筑优美的意境，注重表现性灵、意气、智慧、情感之美。
其三，散文是一个动态文体，对文学散文的深入理解，我们既不能囿于散文字面上的意义，更要注意这一文学形式在不断发展变化。例如，1920年代的“美文”，1930年代的“小品文”，1990年代的“文化散文”，21世纪的“博客散文”，都是散文动态性表征的明显例子。散文家族一直处在不断发展、丰富的过程之中。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代才子，从头到脚充溢着浪漫主义气息的诗人徐志摩，虽然因其年仅三十五岁便遭遇空难猝逝，创作生涯只有短暂的十年（1922年春——1931年冬），却一直是现代文坛的一个众说纷纭、褒贬不一的评论热点。从1923年初见赏析评论其诗作的文章，直到本世纪末的当前，关于这位作家的诗歌、散文、思想倾向、艺术风格、文学史意义等多方面的话题，一直被人们热热闹闹地谈论着，而且今后还将被谈论下去。这充分说明徐志摩的确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历史无法忘掉他，人们也无法弃置他。徐志摩给我们留下了四部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另有集外诗作60余首，集外译诗40余首；六部散文集：《落叶》、《巴黎的鳞爪》、《自剖文集》、《秋》、《志摩日记》、《爱眉小札》，另有集外散文30余篇；一部小说集《轮盘》；一部剧作《卞昆冈》；还有译著十余种。徐志摩是杰出的诗人,这是大家公认的,但要说他还是个有成就的散文家,那就知者较少了。的确,置身于鲁迅、周作人、林语堂、丰子恺、郁达夫、李广田、朱自清等诸多散文大家中,徐志摩尚不能称杰出者,但他的散文在艺术上的成就和独特的风格、鲜明的特色,却使他在中国现代散文的园地里自成一家,也使他成为中国现代散文发展史上的一种流派的代表人物。对徐志摩的研究，从1923年开始至今，已有大半个世纪之久，主要集中于诗与散文这两类体裁，并由此铺展探及到了诗人的思想信仰、精神气质、人格特点等问题。本文主要对近年来徐志摩研究状况的系统梳理和综合评述，一． 关于徐志摩散文的艺术特色的总体评价和研究这方面的文章有：王木青的《徐志摩散文艺术论》、杨莉《徐志摩散文艺术探析》刘勇《华丽端庄 飘逸流光——徐志摩散文艺术管窥》、胡凌芝《徐志摩新评》等杨莉《徐志摩散文艺术探析》分别从风格， 修辞， 语言三方面论述。他的散文韵味独特, 别有一种自己的气质。浓艳绚丽是其散文的总体风格。他善于运用多种修辞技巧来渲泄情感, 营造意境, 增强散文的艺术表现力。在语言的驾驭上, 徐志摩尤其强调散文语言的音乐性, 使语言节奏鲜明, 旋律优美, 诗意盎然, 且还在白话的基础上加入欧化句、英语等多种成份,形成了散文语言的一种奇特的景观, 读后使人经久难忘。刘勇《华丽端庄 飘逸流光——徐志摩散文艺术管窥》提到徐志摩的诗非常有名，但他的散文同样不同凡响。总的基调为:华丽端庄,飘逸流光。通过散文,我们可以重新熟识一下这位有争议的作家。胡凌芝在《徐志摩新评》曾经以细致的个案分析与宏观的综合考察相结合的方法，较系统地梳理了徐的散文创作特色。指出：自我思想情感的真率剖露、哲理与诗情的融合、散文的诗化，三者合而为一地构成了徐志摩散文的别一世界。王木青的《徐志摩散文艺术论》从个人创造、情感投射、时空观念、思想彩虹三个角度来论述徐的散文风格，论文中提到：徐志摩散文显示出诗、小说与散文的相渗相融, 闪耀着潇洒、自由的个性风采; 他既追求情感的互渗性, 又重视美学的移情作用, 故其散文注重表现情景交融的诗境, 心物合一的妙境, 主客贯通的化境。他认为宇宙的生命精神蕴藏在生活本体和大自然中, 因而, 他的散文注重歌颂大自然和生活本体的主体———人的生命精神。徐志摩重视艺术中所迸发的思想火花, 宣扬人道主义精神, 鼓吹为社会奉献的精神, 这种思想是积极的、乐观向上的。在徐志摩的《轮盘序》中, 徐志摩就对自己提出过严格的要求: “完美的字句表达完美的意境。”他以外国艺术大师的作品为范式, 称赞他们“把散文做成一种独立的艺术。他们是魔术家, 在他们的笔下, 没有一个字不是活的。他们⋯⋯能从文字里创造有生命的艺术”。徐志摩的散文又何尝不如此呢? 它荡漾着诗的韵味、活的生命力, 显示出独特的个性, 流动着情感的血液, 吐纳着宇宙大化灵气, 放射出理想的光辉,展现出观念内部的撞击。论文中，作者着重举了《曼殊斐儿》这篇散文，说这篇散文是一篇诗化散文,它更多地流露出散文的异彩,它字里行间,疏密有致, 长短相依, 轻松活泼, 自由自在, 无拘无束。尤其是, 作品不仅体现了诗与散文的结合, 而且体现了散文与小说的结合, 显示出诗、小说与散文的相渗相融。徐志摩运用文学语言, 创造了诗的意境, 真地生动地再现了曼殊斐儿这一中心人物形象, 并用情感的纽带, 将诗人自我与人物形象连接在一起, 透过诗人热情洋溢的赞颂和细腻的刻画, 描绘了人物的真善美, 实现了散文所要求的真实性和小说所要求的典型性之间的有机结合; 并在这种结合中拓展出深广幽远、情景交融的诗的意境。在意境中, 闪耀着美的光华。二、 关于徐志摩散文的艺术特色的各个方面的深入研究评论关于徐志摩的散文风格，谢冕以诗人的细腻敏锐的艺术感觉作了言简意赅却十分精确到位的评价：“《浓得化不开》是徐志摩的散文名篇，这篇名恰可用来概括他的散文风格，……他有一种能力，可以把别人习以为常的场景写得奇艳诡异，在他人可能无话可说的地方，他却可以说得天花乱坠，让你目不暇接，并不觉其冗繁而取得曲径通幽奇岳揽胜之效。把复杂说成简单固不易，把简单说成复杂而又显示出惊人的慎密和宏大的、却极少有人臻此佳境。惟有超常的大家才能把人们习以为常的感受表现得铺张、繁彩、华艳、奇特。徐志摩便是在这里站在了“五四”散文大家的位置上。谢文这种将“独创性”作为衡量评估徐散文成就的基本尺度，在与其他“五四”散文大家的风格比较中去定位其特征和价值的研究思路，显示了历史的美学的深度。许欣的《论徐志摩的散文风格》提到：徐志摩的散文,风格之自由华丽,在现代散文家当中,可以称之为最了。有人曾用一个“魔”字来概括徐志摩的风格。确实,他的散文,感情奔放,不可阻遏,其行文如秋空一缕行云,舒卷自如,其文字如黄昏夕阳,华彩纷呈,瞬息变幻。对于徐志摩这一散文风格的形成,作者还引用朱自清在《〈我所知道的康桥〉读法指导》里,的话“大概本篇作者所以能写成这样的文体,一半从他的品性,一半以他的教养。他是个偏于感情的人,热情奔放,往往自己也遏制不住。他通西洋文学,西洋文学中有所谓‘散文’的一个部门,娓娓而谈,舒展自如,在自来我国文学中是不很发达的。他那品性与教养交叉在一点,就产生了他的自由的文体。”可以说,徐志摩散文的风格,就是他的生活、思想、性格,情怀、气质、艺术、修养和趣味的总的集合,以及所有这一切在创作上的体现。在众多的研究中这段话笔者认为是对徐志摩散文的风格形成缘由的最好概括。在论文结尾，作者又十分亲切的写道：“赏读徐志摩的散文,常常有一个错觉：读到的明明是一篇散文，实际上得到的却是一首好诗。即使不分行也读得出是诗,是诗化了的意境,是诗歌语言的魅力。读徐志摩的散文,你不能去解释,也不要去字字句句地条分缕析,它们是许多美的意象的感受,是情绪的自如流淌,是心灵振颤的曲线;读徐志摩的散文,也许一遍就可以读懂,因为它——语近,但也许好多遍也读不懂,因为它——情遥,用清代诗评家沈德潜的‘语近情遥,含吐不露’来形容徐志摩的散文,也许最为贴切。一般说来,散文的风格以简约质朴为好,但是像徐志摩散文这样的自由华丽,也不失为一美。虽然他的绮丽、浓烈、绚烂、甜腻、雕琢、铺张的文风常遭非议,但徐志摩正是以这种‘浓得化不开’的文字在散文界独树一帜,让散文界看到了散文的又一种笔法,更加证实了散文的笔法是可以多种多样的。”对徐志摩散文如此客观的评价，且道出散文的真谛，让人佩服作者对徐志摩散文研究的深刻与对散文创作内在规律的把握肖灵《试论徐志摩散文的诗化特征》提到：徐志摩的散文具有浓厚的“诗化”特征,这不仅表现在其散文所营造的诗境上,还表现在他的艺术趣味和文体风格上,注重多种表现手法和修辞方式的运用,讲究音乐美、形式美。黄宇《试论徐志摩散文的“绅士风”》提到：徐志摩的散文具有浓郁的绅士气息,这不仅表现在其散文的思想倾向与精神特征上,即颂扬“爱”、崇尚贵族式的自由、膜拜自然、主张渐进革命,还表现在他的艺术趣味与文体风格上:“跑野马”、以“活泼无碍的心灵境界”感受美、注重抒情与冥想、力求风趣幽默。黄乃江《徐志摩散文“野马风”探析》从写作触点、语言个性、意象选取、行文程式和目的关怀等方面对徐志摩散文“跑野马”风格特征进行探析, 并认为徐志摩散文体现出“不可测, 不可节, 不可预逆, 起, 动, 消歇皆在无形中,狂飙似的倏忽与猛烈与神秘”的野马禀性和张力,徐志摩在散文创作中始终张扬着“最有灵性、最富理想色彩和生命光泽”的野马精神。认为“跑野马”风格特征主要表现为：“理”通而不郁，“辞”强而不溺，“博见”而不贫，“贯一”而不乱。三、从美学的角度来评论研究徐志摩散文张智辉的《论徐志摩散文的美学追求》提到：赋与大自然以性灵神韵和社会意义，是徐志摩散文追捕的美。他把三种美感形态的创造作为散文重要的艺术追求：柔美，能让人感到和谐、情意缠绵及轻松愉快；壮美，能引起人一种奋发向上的情感；悲壮美，能使人在沉痛、怜悯、崇敬和赞美等精神反应中得到美好情感的激励、振奋、陶冶和提高。他在散文中所探索的想象美，主要表现在补充感觉、洞见美质、拓展诗意和超越时空局限方面。他的散文，极力追寻的浓艳富丽美文体，是由丰富的“色彩意识流”、变形的联喻、虚幻的荒诞描写和艺术通感组成的。胡建军在《论徐志摩散文创作的美学灵机》也是提到与张智辉相同的观点：把握志摩散文创作现象和艺术风格，就不能不首先认识志摩的美学思想——“性灵说”.同是作者张智辉，他在《论徐志摩散文的情感符号》以“情感符号”来把握徐志摩散文的特质,认为突出呈现,把喻体和喻指在“异质同构”、潜价值等方面的对应关系转化成比喻符号;超然物外,从作为媒介的现实和梦幻等各种外观形式中“显现知觉 徐志摩作为富商之后，成长背景令人羡慕，他毕业名牌大学，继尔留学欧美，回国后创领新文化运动。一直涉足于顶层社会，与名流人物打交道，他的出身起点，生活氛围，社会阅历，加之极高的天分，无不使他成为人之骄者。重要的还有文人天赋的浪漫秉性与固有的自由意识。他的才学和能力对当时社会的潜在价值，是不可抹杀的，所以后人对其“纨绔”的印象也只是印象而已。崇拜自然，寄情自然是徐志摩一个重要内容．他对现实采取不调和、不承认的态度，不承认现有社会的政治、法律、家庭、宗教、娱乐、教育，认为这些都是影响性灵自由发展的东西，所以强调“要一切都重新来过：不是在书桌上整理国故，或是在空枵的理论上重估价值”。在《鬼话》里，他一再说明自己是个”自然的崇拜者”认为自然界的种种事物，”不论其细如涧石，暂如花，黑如炭，明如秋月，皆孕有甚深之意义，皆含有不可理解的神秘，皆为至美之象征。”后又在《话》里反复强调大自然“是一本绝妙的奇书”，每页上都有无穷无尽的意义，只要学会研究这本书的方法，了解其奥义，那样我们精神生活就不怕没有滋养，我们理想的人格就不怕没有基础。” 徐志摩的反璞归真的欲望，只有从大自然中才能得到满足，所以，他的山水游记，对自然景色并不去具体的描绘，精心涂抹，大抵借景抒情，富有田园牧歌式的情调。《翡冷翠山居闲话》是这样，《天目山中笔记》等也是这样。 徐志摩对帝国主义和新旧军阀的态度是他散文中的另一重要内容．其中思想既复杂又有发展变化，必须进行具体的历史分析。“现代评论”派是段祺瑞政府的“诤友”，后期“新月社”可以说是国民党的“诤友”，他们对北洋军阀和蒋介石新军阀的统治有过批评，甚至于抗议，但也有期待，并没有从根本上反对它的统治，而徐志摩又是这两个社团的主要成员；大革命时群众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违背了他要“自由而不是激烈”的理想，于是就是不满，说什么如果“有人拿一些时行的口号，什么打倒帝国主义等等，或是分裂与猜忌的现象，去报告罗兰先生说这是新中国，我再也不能预料他的感想了”。他对群众爱国运动的这种指手画脚的责难，显然是错误的。这是他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在对待群众运动上的直接表现，因而受到鲁迅的严厉批判是理所当然的。另一方面徐志摩在散文里还表现了他的爱国主义和资产人道主义思想．他对帝国主义和新旧军阀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抨击，对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表现了一定的同情。在《自剖》里，他回忆1924年直奉战争是就极端烦闷的思想感情，“那日子简直是一团漆黑，每晚更深时，独自抱着脑壳伏在书桌上受罪，仿佛整个时代的沉闷盖在我的头顶―――直到写下了《毒药》那几首不成形的诅咒诗以后，我心头的紧张才渐渐的缓和下去。”他揭露了蒋介石反动统治是造成外祸频繁的根源，他说：“上面的政府也真是糟，总司令不能发令的，外交部长是欺专家，中央政府是老朽昏庸的收容所，没有一件我们受人家欺负的是不可以追源到我们的昏庸……”从徐志摩这里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重性，既有一定程度上的反帝反封建要求，有害怕工农群众起来革命和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软弱、妥协的倾向。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必须借助语言来描绘形象,表达思想,语言又是构成作家风格的一个最基本的因素.徐志摩散文华丽夸饰的风格,在语言上有着突出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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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货币思想述论论文
大致说来，货币思想是指人们对货币的起源、本质、职能、作用及管理等问题的认识。这些问题和认识在我国封建帝制时代大都有统治阶级中的人士思考并提出，属于统治思想和统治理论。有唐一代，货币思想有哪些主要内容，达到了什么样的认识水平，产生了怎样的社会影响？以下拟对此类问题加以探讨。
（一）关于货币的起源和本质
唐代对货币起源的认识仍然囿于《管子》的“先王制币”说（亦称“货币国定说”）。此说在《管子》一书中多处言及，最具代表性的表述见于《国蓄》篇，曰：“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汉，珠玉起于赤野，东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绝壤断，舟车不能通。先王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故托用于其重，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这一观点产生以后影响至巨，几成定论，成为货币起源说上的主流认识。
唐代坚持此说的以张九龄、陆贽、白居易、杨于陵等人为代表。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三月，张九龄在所拟《敕议放私铸钱》中指出，“古者以布帛菽粟不可尺寸抄勺，乃为钱以通贸易”。[1]德宗贞元十年（794），陆贽在《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中说：“先王惧物之贵贱失平，而人之交易难准，又立货泉之法，以节轻重之宜。”又说：“钱货者，官之所为也。”[2]宪宗元和元年（806），白居易指出，“夫天之道无常，故岁有丰必有凶；地之利有限，故物有盈必有缩。圣人知其必然，于是作钱刀布帛之货，以时交易之，以时敛散之”。[3]穆宗长庆元年（821），户部尚书杨于陵认为，“王者制钱，以权百货，贸迁有无，通变不倦”。[4]
这些言论从便利商品交换的技术角度及维护政权统治的实际需要出发，来解释货币的起源，认为货币乃是帝王贤哲人为设计制造出来的，在认识上是一种“非常肤浅的观点”，[5]也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看法。它把货币的产生解释为是政治权力和统治利益的产物，从而混淆了货币起源与商品交换之间的内在联系，也进而阻止了对货币本质问题的正确认识。这种观点认为货币实际上是人君之权柄，是统治阶级治国安邦的一个工具，根本不可能看到货币是在商品交换中自发产生的，是用于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的本质所在。总而言之，货币起源论上的肤浅和错误，决定了货币本质论上的想当然和谬误。这样的认识水平，与西汉司马迁所持“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6]的货币自然发生说相比，无疑在正确的认知道路上是相去甚远的。司马迁虽未认识到货币本身即是一种特殊商品，但他把货币的产生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联系在一起，认为“龟贝金钱刀布之币”是“农工商交易”发展的结果，提出了关于货币起源的正确的和客观的观点。唐代统治阶级则仅仅是接受《管子》的成说，并没有去认真地加以思考研究。
（二）关于货币的职能
如所周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货币理论，货币具有两种基本职能：一是价值尺度（价值标准），二是流通手段（交换媒介），其中价值尺度是第一位的，流通手段是第二位的，即流通手段以价值尺度为前提，因为只有自身具有了一定价值，货币才能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不过，这两种职能又是统一于一体的。马克思指出：“一种商品变成货币，首先是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换句话说，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是货币。”[7]
唐代对货币的两种基本职能有所认识。如杜佑认为，“原夫立钱之意，诚深诚远。凡万物不可以无其数，既有数，乃须设一物而主之。其金银则滞于为器为饰，谷帛又苦于荷担断裂，唯钱可以贸易流注，不住如泉”。[8]崔沔认为，“钱之为物，贵以通货”。[9]杨于陵认为，“钱者所以权百货，贸迁有无，所宜流散，不应蓄聚”。[10]元和三年（808）六月，宪宗颁《禁采银坑户令采铜助铸诏》，内云：“泉货之法，义在通流，若钱有所雍，货当益贱。”[11]穆宗《定钱陌敕》亦云：“泉货之义，所贵通流。”[12]
这些观点指出货币不仅具有“数”，即价值标准，具有权百货的职能，而且能够“贸迁有无”，并“贵在通货”、“义在通流”，不应蓄藏雍滞，对货币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职能的认识明确。不过，需要加以辩明的是，唐代的这些认识并不是来源于对货币本身属性的具体探索和科学研究，而是从货币起源上的国定说和货币本质上的工具论出发加以推衍而认知的。
从货币起源上的国定说出发，唐代统治阶级认为，货币本是无用之物，即没有什么价值，货币所以具有“数”、具有“权百货”的价值标准和尺度，完全是由于国家权力的制定。他们认为，货币既然由国家制造，那么单位货币的价值大小也由国家确定。这一方面最典型的言论是韩愈在《钱重物轻状》中所陈解决通货紧缩之对策第三条，即：“三曰更其文贵之，使一当五，而新旧兼用之。凡铸钱千，其费亦千，今铸一而得五，是费钱千而得钱五千，可立多也。”[13]露骨地主张国家可以根据需要随意调整、确定单位货币的价值大小。这种被学界称之为货币名目论的价值尺度观，显然是直接承继了《管子》所谓货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的观点，在认知上也没有超出西汉晁错所谓“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14]的水平。它无视货币作为特殊商品自身固有的价值大小，无视货币价值的自然属性，认为货币由无用之物变为众人之宝，决定于“上用之”之故，即系于国家权力的确定，在理论上显然是错误的。
从货币本质上的工具论出发，唐代统治阶级认为，国家制造货币的目的在于调节万物轻重，疏通商贸，发展封建经济，巩固统治秩序。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掌握使用好货币这一工具，通过国家权力的推行，使货币通流不住，不断地在商品交易中发挥作用，即所谓“义在通流”，或“泉货之义，所贵通流”。也就是说，货币所以能够在商品交易中发挥流通手段的职能，关键取决于国家权力的行使和推动，亦即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也是由国家权力所赋予的。这样的认识同样不是对货币流通手段职能自然属性的认知，在理论上也是错误的。
对货币基本职能的错误认识和错误理论，尤其是价值尺度观上的名目论，在我国封建帝制时代根深蒂固，影响巨大，成为历朝历代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的理论根据，并在实践上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屡次造成了严重破坏，唐肃宗时期推行的通货膨胀政策是其显著事例。
（三）关于货币的作用
唐代对货币作用的认识较为全面。唐代统治阶级认为货币作为人君之权柄，不可假于人，是治理国家的重要工具，要在四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一是用于权百货，准交易，促进商贸活动，发展社会经济，二是通过货币总量的敛与散（即回笼与投放）来调节物价高低，操轻重之柄，既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又可巩固封建统治秩序，三是用于权本末，调整农工商业之间的关系，使商品经济的发展处在封建统治所能允许的范围之内，四是摧抑豪强，制约兼并，限制地方势力的壮大，巩固小农经济这一封建统治基础。
唐代统治阶级中对此发表看法的人很多，以刘秩、陆贽、杨于陵、白居易等人为代表。开元二十二年（734），针对张九龄所提纵民私铸的议案，刘秩上《泉货议》，指出，“夫钱之兴，其来尚矣，将以平轻重而权本末，齐桓得其术而国以霸，周景失其道而人用弊。考诸载籍，国之兴衰，实系于此”。首先从总体上强调货币对调控经济和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接着分五个层次系统阐述货币乃国之权柄，说：“今之钱，即古之下币也。陛下若舍之任人，则上无以御下，下无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贱则伤农，钱轻则伤贾。故善为国者，观物之贵贱，钱之轻重。夫物重则钱轻，钱轻由乎物多，多则作法收之使少；少则重，重则作法布之使轻。轻重之本，必由乎是，奈何而假于人？其不可二也。夫铸钱不杂以铅铁则无利，杂以铅铁则恶，恶不重禁之，不足以惩息。且方今塞其私铸之路，犹冒死以犯之，况启其源而欲人之从令乎！是设陷阱而诱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许人铸钱，无利则人不铸，有利则人去南亩者众。去南亩者众，则草不垦，草不垦，又邻于寒馁，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则不可以赏劝，贫馁则不可以威禁，法令不行，人之不理，皆由贫富之不齐也。若许其铸钱，则贫者必不能为。臣恐贫者弥贫而服役于富室，富室乘之而益恣。昔汉文之时，吴濞，诸侯也，富埒天子；邓通，大夫也，财侔王者。此皆铸钱之所致也。必欲许人私铸，是与人利权而舍其柄，其不可五也。”[15]贞元十年（785），陆贽指出，“先王惧物之贵贱失平，而人之交易难准，又定泉布之法以节轻重之宜，敛散驰张，必由于是。盖御财之大柄，为国之利权，守之在官，不以任下”，[16]强调货币乃国之利柄。杨于陵认为，“王者制钱，以权百货，贸迁有无，变通不倦，使物无甚贵甚贱，其术非它，在上而已”，[17]强调货币对经济的调控作用。白居易认为，“谷帛者生于农也，器用者化于工也，财物者通于商也，钱刀者操于君也。君操其一，以节其三，三者和均，非钱不可也”。又说：“夫钱刀重则谷帛轻，谷帛轻则农桑困，故散钱以敛之，则天下无弃谷遗帛矣；谷帛贵则财物贱，财物贱则工商劳，故散谷以收之，则天下无废财弃物也。敛散得其节，轻重便于时，则百货之价自平，国人之利咸遂。虽有圣贤，未有易此而能理者也。”[18]强调货币调节农工商各类经济部门和全国经济形势的作用。类似的观点在唐代诏令中也有反映，如玄宗《令所司收换恶钱敕》有云：“钱货之用，所以通有无，轻重之权，所以禁逾越。”[19]宪宗《平泉货敕》亦云：“泉货之设，故有常规，将使轻重得宜，是资敛散有节，必通其变，以利于人。”[20]
上述对货币作用的看法各有侧重，有详有略，其中以刘秩的阐述最为全面系统。从我国古代对货币作用的认识史来考察，白居易所持货币能调节农工商各类经济部门关系的看法是新的创见，取得了一定进步。不过，唐代对货币作用的整体看法主要是承继和绍述《管子》的轻重论思想，在总体认识水平上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管子》轻重论思想的主要内容，唐人杜佑作了简明扼要的概括，说《管子》认为货币乃“先王以守财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与夺贫富，皆在君上，是以人戴君如日月，亲君若父母，用此道也。夫生殖众则国富而人安，农桑寡则人贫而国危。使物之重轻，由令之缓急。权制之术，实在乎钱，键其多门，力出一孔，摧抑浮浪，归趣农桑，可致时雍，跻于仁寿，岂止于富国强兵者哉！”[21]从本质上讲，轻重论是一种利用货币以调控经济并达到政治目的的工具论，主张货币要按照国家财政和政治的需要，而不是按照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来由国家垄断制造并掌握使用，把货币同财政利益及政治统治结合在一齐，是一种明显的国家干涉主义。轻重论在我国封建帝制时代占居统治地位，是封建统治阶级货币思想的中心内容，成为历代帝制政权视货币为统治工具的思想根源及理论依据。
（四）关于货币的管理
货币管理主要包括对货币生产和货币流通的管理。从货币起源论上的国定说和货币本质论上的工具论出发，唐代统治阶级对货币管理有着一个总体上的指导思想，即货币的生产铸造权和发行流通权均要由政府垄断，乃国之权柄，不许私人染指。开元二十二年（734），唐廷就张九龄所拟纵民私铸案展开了讨论，结果，“公卿群官，皆建议以为不便”。[22]裴耀卿、李林甫、萧炅等人认为，“钱者通货，有国之权，是以历代禁之，以绝奸滥。今若一启此门，但恐小人弃农逐利，而滥恶更甚，于事不便”。[23]刘秩则上《泉货议》，系统阐述铸币权乃“人主之权”，[24]不可假于人。后来，陆贽明确强调货币“为国之利权，守之在官，不以任下”。[25]杜佑也认为，“昔贤有云：‘铜不布下，乃权归于上’，诚为笃论，固有国之切务，救弊之良算也”。[26]总之，虽然张九龄提出了纵民私铸的议案，但是并没有取得认同，货币的生产铸造权为国之特权的指导思想是十分明确的。
唐代统治阶级对货币发行流通权是国家特权的认识也不模糊。他们认为，国家铸造货币的目的在于通过货币的投放与回笼，来调节以粮食为主的各种商品的市场价格，操轻重之权，既可利用季节差价、丰歉差价以籴入、粜出的方式获取财政收入，又可操控国家的经济大势，保持封建经济的正常发展，并从根本上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秩序。即通过使用货币这一工具，掌握货币流通，不但达到经济目的，而且达到政治目的。刘秩、陆贽、杨于陵、白居易对此均有明确认识，可见前文，而陆贽的一段话说得最为清楚明白，曰：“物贱由乎钱少，少则重，重则加铸而散之使轻；物贵由乎钱多，多则轻，轻则作法而敛之使重，是乃物之贵贱，系于钱之多少；钱之多少，在于官之盈缩。”[27]此类认识仍是机械的货币数量论观点，认为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多少，与货币购买力的大小成反比，与商品价格的高低成正比，还没有认识到货币流通速度以及流通速度对商品价格产生影响的问题，在水平上也仍停留在《管子》所谓“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及西汉贾谊所谓“铜毕归于上，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钱轻则以术敛之，重则以术散之，货物必平”[28]的高度。
对如何垄断货币的生产铸造权和发行流通权，唐代统治阶级也有其共识，不仅制定了铸币官营、私铸非法的法律，而且实行了由政府一手买断铜、锡等铸币材料，不准私自买卖的政策，并配套出台了禁铜令、禁铸铜器令、禁销钱铸器令等法令，详见下文唐代铸币的政策与经管部分。
（五）其他认识
除以上货币思想的主要内容外，唐代统治阶级对有关货币的其他问题也有明确认识。如关于币材，认为铜是最合适的。宪宗在一则诏书中即说：“铜者，可资于鼓铸，银者，无益于生人。”[29]前述杜佑的观点也认为“金银则滞于为器为饰”，对贵金属金、银作为币材的更大优越性尚无认识。又如对两税法以后的赋税征钱（货币税）问题，多数人持反对态度。陆贽说：“谷帛，人所为也；钱货，官所为也。人所为者，租税取焉；官所为者，赋敛舍焉。国朝著令，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纩、布、麻，曷尝禁人铸钱而以钱为赋？”[30]韩愈也说：“夫五谷布帛，农人之所能出也，工人之所能为也，人不能铸钱，而使之卖布帛谷米，以钱输于官，是以物愈贱而钱愈贵也。”[31]白居易则以诗加以讥讽，曰：“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吾闻国之初，有制垂不刊，庸必计丁口，租必计农桑，不求土所无，不强人所难。”[32]这些观点从祖宗成法及所征因所产立论，没有认识到当时商品货币经济进一步发展之下所要求的赋税由实物转向货币的必然趋势，都较为肤浅和缺乏说服力。
（六）一点结论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唐代货币思想主要是承继和绍述《管子》和西汉时期的货币学说，虽然在某些问题上有所进步，有的观点也表述得更加清楚明白，但是在总体认识水平上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和进展，仍停留在国定说和轻重论的认知体系上。这样的认识水平与唐代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在新形势下的进一步发展相比，明显地过于滞后，并反过来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阻碍：一是唐代统治阶级仍然认为货币乃国之权柄，是理财、平天下的工具，从而使得他们着力于从财政和政治的原则出发去使用货币，不可能自觉地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和要求办事，也不可能满足经济发展对货币的客观需求，造成财政利益、政治利益与经济自然法则之间的矛盾与对立。这种矛盾与对立在有唐一代长期存在并逐渐激化，而又无法解决，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二是面对两税法实行以后严重的钱重物轻（钱荒）的通货紧缩问题，唐王朝并无良策。认为铜材是最佳的铸币材料，金银只能“为器为饰”的落后思想，蒙蔽了统治者的眼睛。即使在岭南和西州等地已广泛使用自然金银和波斯金银币作为货币，以及皇宫中大量使用金银钱作喜钱的情况下，统治者仍然没有受到从中启发，没有看到以贵金属金、银作为货币的更大优越性，无从实现货币制度的创新和改革，而是极力维护早已落后了的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结果严重制约限制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繁荣。
紫藤萝瀑布 我不由得停住了脚步。 从未见过开得这样盛的藤萝，只见一片辉煌的淡紫色，像一条瀑布，从空中垂下，不见其发端，也不见其终极。只是深深浅浅的紫，仿佛在流动，在欢笑，在不停地生长。紫色的大条幅上，泛着点点银光，就像迸溅的水花。仔细看时，才知道那时每一朵紫花中最浅淡的部分，在和阳光互相挑逗。 这里春红已谢，没有赏花的人群，也没有蜂围蝶阵。有的就是这一树闪光的、盛开的藤萝。花朵儿一串挨着一串，一朵接着一朵，彼此推着挤着，好不活泼热闹！ “我在开花！”它们在笑。 “我在开花！”它们嚷嚷。 每一穗花都是上面的盛开、下面的待放 。颜色便上浅下深，好像那紫色沉淀下来了，沉淀在最嫩最小的花苞里。每一朵盛开的花就像是一个小小的张满了的帆，帆下带着尖底的舱，船舱鼓鼓的；就像一个忍俊不禁的笑容，就要绽放似的。那里装的什么仙露琼浆？我凑上去，想摘一朵。 但是我没有摘。我没有摘花的习惯。我只是伫立凝望，觉得这一条紫藤萝瀑布不只在我眼前，也在我心上缓缓流过。流着流着，它带走了这些时一直压在我心上的焦虑和悲痛，那是关于生死谜、手足情的。我沉浸在这繁密的花朵的光辉中，别的一切暂时都不存在，有的只是精神的宁静和生的喜悦。 这里除了光彩，还有淡淡的芳香，香气似乎也是淡紫色的，梦幻一般轻轻地笼罩着我。忽然记起十多年前家门外也曾有过一大株紫藤萝，它依傍一株枯槐爬得很高，但花朵从来都稀落，东一穗西一串伶仃地挂在树梢，好像在试探什么。后来索性连那稀零的花串也没有了。园中别的紫藤花架也都拆掉，改种了果树。那时的说法是，花和生活腐化有什么必然关系。我曾遗憾地想：这里再也看不见藤萝花了。 过了这么多年，藤萝又开花了，而且开得这样盛，这样密，紫色的瀑布遮住了粗壮的盘虬卧龙般的枝干，不断地流着，流着，流向人的心底。 花和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幸，但是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我抚摸了一下那小小的紫色的花舱，那里满装生命的酒酿，它张满了帆，在这闪光的花的河流上航行。它是万花种的一朵，也正是一朵一朵花，组成了万花灿烂的流动的瀑布。 在这前紫色的光辉和前紫色的芳香中，我不觉加快了脚步。 1982年5月
我的空间 写新文章上传新照片选择模板选择主页类型hudebd 0 | 我的消息(1/1) | 我的空间 | 百度首页 | 百度空间 | 退出 水立方=冰块创建于. 主页博客相册|个人档案 |好友 查看文章《哭小弟》宗璞2008-02-09 11:25 宗璞《哭小弟》我面前摆着一张名片，是小弟前年出国考察时用的。名片依旧，小弟却再也不能用它了。小弟去了。小弟去的地方是千古哲人揣摩不透的地方，是各种宗教企图描绘的地方，也是每个人都会去，而且不能回来的地方。但是现在怎么能轮得到小弟!他刚50岁，正是精力充沛，积累了丰富的学识经验，大有作为的时候，有多少事等他去做啊!医院发现他的肿瘤已相当大，需要立即做手术，他还想去参加一个技术讨论会，问能不能开完会再来。他在手术后休养期间，仍在看研究所里的科研论文，还做些小翻译。直到卧床不起，他手边还留着几份国际航空材料，总是“想再看看”。他也并不全想的是工作。已是滴水不进时，他忽然说想吃虾，要对虾。他想活，他想活下去啊!可是他去了，过早地去了。这一年多，从他生病到逝世，真像是个梦，是个永远不能令人相信的梦。我总觉得他还会回来，从我们那冬夏一律显得十分荒凉的后院走到我窗下，叫一声“小姊——”。可是他去了，过早地永远地去了。我长小弟三岁。从我有比较完整的记忆起，生活里便有我的弟弟，一个胖胖的、可爱的小弟弟，跟在我身后。他虽然小，可是在玩耍时，他常常当老师，照顾着小朋友，让大家坐好，他站着上课，那神色真是庄严。他虽然小，在昆明的冬天里，孩子们都生冻疮，都怕用冷水洗脸，他却一点不怕。他站在山泉边，捧着一个大盆的样子，至今还十分清晰地在我眼前。“小姊，你看，我先洗!”他高兴地叫道。在泉水缓缓地流淌中，我们从小学、中学而大学，大部分时间都在一个学校。毕业后就各奔前程了。不知不觉间，听到人家称小弟为强度专家；不知不觉间，他担任了总工程师的职务。在那动荡不安的年月里，很难想象一个人的将来。这几年，父亲和我倒是常谈到，只要环境许可，小弟是会为国家做出点实际的事的。却不料，本是最年幼的他，竟先我们而离去了。去年夏天，得知他患病后，因为无法得到更好的治疗，我于8月20日到西安。记得有一辆坐满了人的车来接我。我当时奇怪何以如此兴师动众，原来他们都是去看小弟的。到医院后，有人进病房握手，有人只在房门口默默地站一站，他们怕打扰病人，但他们一定得来看一眼。手术时，有航空科学研究院、623所、631所的代表、弟妹、侄女和我在手术室外；还有一辆轿车在医院门口。车里有许多人等着，他们一定要等着，准备随时献血。小弟如果需要把全身的血都换过，他的同志们也会给他。但是一切都没有用。肿瘤取出来了，有一个半成人的拳头大，一面已经坏死。我忽然觉得一阵胸闷，几乎透不过气来——这是在穷乡僻壤为祖国贡献着才华、血汗和生命的人啊，怎么能让这致命的东西在他身体里长到这样大!我知道在这黄土高原上生活的艰苦，也知道住在这黄土高原上的人工作之劳累，还可以想象每一点工作的进展都要经过十分恼人的迂回曲折。但我没有想到，小弟不但生活在这里，战斗在这里，而且把性命交付在这里了。他手术后回京在家休养，不到半年，就复发了。那一段焦急的悲痛的日子，我不忍写，也不能写。每一念及，便泪下如雨，纸上一片模糊。记得每次看病，候诊室里都像公共汽车上一样拥挤，等啊等啊，盼啊盼啊，我们知道病情不可逆转，只希望能延长时间，也许会有新的办法。航空界从莫文祥同志起，还有空军领导同志都极关心他，各个方面包括医务界的朋友们也曾热情相助，我还往海外求医。然而错过了治疗时机，药物再难奏效。曾有个别的医生不耐烦地当面对小弟说，治不好了，要他“回陕西去”。小弟说起这话时仍然面带笑容，毫不介意。他始终没有失去信心，他始终没有丧失生的愿望，他还没有累够。小弟生于北京，1952年从清华大学航空系毕业。他填志愿到西南，后来分配在东北，以后又调到成都，调到陕西。虽然他的血没有流在祖国的土地上，但他的汗水洒遍全国，他的精力的一点一滴都献给祖国的航空事业了。个人的功绩总是有限的，也许燃尽了自己，也不能给人一点光亮，可总是为以后的绚烂的光辉做了一点积累吧。我不大明白各种工业的复杂性，但我明白，任何事业也不是只坐在北京就能够建树的。我曾经非常希望小弟调回北京，分我侍奉老父的重担。他是儿子，30年在外奔波，他不该尽些家庭的责任吗?多年来，家里有什么事，大家都会这样说：“等小弟回来”，“问小弟”。有时只要想到有他可问，也就安心了。现在还怎能得到这样的心安?风烛残年的父亲想儿子，尤其这几年母亲去世后，他的思念是深的，苦的，我知道，虽然他不说，现在他永远失去他的最宝贝的小儿子了。我还曾希望在我自己走到人生的尽头，跨过那一道痛苦的门槛时，身旁的亲人中能有我的弟弟，他素来的可倚可靠会给我安慰。哪里知道，却是他先迈过了那道门槛啊!1982年10月28日上午7时，他去了。这一天本在意料之中，可是我怎能相信这是事实呢!他躺在那里，但他已经不是他了，已经不是我那正当盛年的弟弟，他再不会回答我们的呼唤，再不会劝阻我们的哭泣。你到哪里去了，小弟!自1974年沅君姑母逝世起，我家屡遭丧事，而这一次小弟的远去最是违反常规，令人难以接受!我还不得不把这消息告诉当时也在住院的老父，因为我无法回答他每天的第一句问话：“今天小弟怎么样?”我必须告诉他，这是我的责任。再没有弟弟可以依靠了，再不能指望他来分担我的责任了。父亲为他写挽联：“是好党员，是好干部，壮志未酬，洒泪岂只为家痛；能娴科技，能娴艺文，全才罕遇，招魂也难再归来!”我那惟一的弟弟，永远地离去了。他是积劳成疾，也是积郁成疾，他一天三段紧张地工作，参加各式各样的会议。每有大型试验，他事先检查到每一个螺丝钉、每一块胶布。他是三机部科技委员会委员，他曾有远见地提出多种型号研究。有一项他任主任工程师的课题研制获国防工办和三机部科技一等奖。同时他也是623所党委委员，需要在会议桌上坦率而又让人能接受地说出自己对各种事情的意见。我常想，能够“双肩挑”，是我们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出来的知识分子的特点。我们是在“又红又专”的要求下长大的。当然，有的人永远也没有能达到要求，像我。大多数人则挑起过重的担子，在崎岖的、荆棘丛生的、有时是此路不通的山路上行走。那几年的批判斗争是有远期效果的。他们不只是生活艰苦，过于劳累，还要担惊受怕，心里塞满想不通的事，谁又能经受得起呢!小弟入医院前，正负责组织航空工业部系统的一个课题组，他任主任工程师。他的一个同志写信给我说，1981年夏天，西安一带出奇的热，几乎所有的人晚上都到室外乘凉，只有“我们的老冯”坚持伏案看资料，“有一天晚上，我去他家汇报工作，得知他经常胃痛，有时从睡眠中痛醒，工作中有时会痛得大汗淋漓，挺一会儿，又接着做了。天啊!谁又知道这是癌症!我只淡淡地说该上医院看看。回想起来，我心里很内疚，我对不起老冯，也对不起您!”这位不相识的好同志的话使我痛哭失声!我也恨自己，恨自己没有早想到癌症对我们家族的威胁，即使没有任何症状，也该定期检查。云山阻隔，我一直以为小弟是健康的。其实他早感不适，已去过他该去的医疗单位。区一级的说是胃下垂，县一级的说是肾游走。以小弟之为人，当然不会大惊小怪，惊动大家。后来在弟妹的催促下，乘工作之便到西安检查，才做手术。如果早一年有正确的诊断和治疗，小弟还可以再为祖国工作20年!往者已矣。小弟一生，从没有“埋怨”过谁，也没有“埋怨”过自己，这是他的美德之一。他在病中写的诗中有两句：“回首悠悠无恨事，丹心一片向将来。”他没有恨事。他虽无可以彪炳史册的丰功伟绩，却有一个普通人的认真的、勤奋的一生。历史正是由这些人写成的。小弟白面长身，美丰仪；喜文艺，娴诗词；且工书法篆刻。父亲在挽联中说他是“全才罕遇”，实非夸张。如果他有三次生命，他的多方面的才能和精力也是用不完的；可就这一辈子，也没有得以充分地发挥和施展。他病危弥留的时间很长，他那颗丹心，那颗让祖国飞起来的丹心，顽强地跳动，不肯停息。他不甘心。这样壮志未酬的人，不只他一个啊!我哭小弟，哭他在剧痛中还拿着那本航空资料“想再看看”，哭他的“胃下垂”、“肾游走”；我也哭蒋筑英抱病奔波，客殇成都；我也哭罗健夫不肯一个人坐一辆汽车!我还要哭那些没有见诸报章的过早离去的我的同辈人。他们几经雪欺霜冻，好不容易奋斗着张开几片花瓣，尚未盛开，就骤然凋谢。我哭我们这迟开而早谢的一代人!已经是迟开了，让这些迟开的花朵尽可能延长他们的光彩吧。这些天，读到许多关于这方面的文章，也读到了《痛惜之余的愿望》，稍得安慰。我盼“愿望”能成为事实。我想需要“痛惜”的事应该是越来越少了。小弟，我不哭!类别：文学 | 添加到搜藏 | 浏览(290) | 评论 (1) 上一篇：2007年10月 自考大学语文（本）... 下一篇：宗璞 介绍 相关文章：• 宗璞《哭小弟》赏析 • 《哭小弟》——宗璞• 宗璞:酒和方便面 • 红豆 (2) 作者:宗璞• 红豆(1) 作者:宗璞 • 1966年夏秋之交的第一天 宗...• 关于宗璞的资料 • 宗璞《紫藤萝瀑布》原文(图)• 宗璞:60年的"痴心肠"与"长相守" • 宗璞:我们不是两手空空 严家...更多>>最近读者：翊馨雨雨 苍渂° myronshi Babyzhang_网友评论：1weiwen681122 2008-05-20 20:57 好发表评论：姓 名： hudebd *姓名最长为50字节内 容：验证码：看不清?©2008 Baidu
红豆》《弦上的梦》西湖漫笔》《暮暮朝朝；《寻月记》《吊竹兰和蜡笔盒》
宗璞 散文 情感真挚，语言描写细腻。那读者有何评价呢?来看看我精心为你整理宗璞散文 读后感 ，希望你有所收获。 宗璞散文读后感篇一 初读宗璞的《哭小弟》，单单是一种纯粹的催人泪下的感觉。然而当我反复细读，逐字逐句地品味其中“奥妙”时，不禁发现全文结构之巧、感情之深、语言之细等特点是一般 文章 远远不及的，更不是一句简单地纯粹的“催人泪下”就能统而概之的。 下面，我就从结构、感情、语言三个方面谈谈我个人对《哭》这篇文章的看法。 首先，结构巧妙的是《哭》一文的第一个特点。《哭小弟》是一篇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悼念性散文。作者通过对小弟的一生 事迹 和病逝经过的回忆，边叙事边 抒情，自然而然地达到了悼念的目的。这是文章结构巧妙的表现之一。另外，作者在行文中，把小弟的一生事迹和病逝经过切割成许多点和块，然后以“哭”字为焦 点，以忆念为引线，将它们重新组合成一个各种材料交叉迭积，抒情与叙事交互为用的有机整体。如文章第一、二两个自然段，由“我”见到的小弟的 出国 名片回想 到小弟的逝世，进而抒发心中悲痛之情，再由失去这份骨肉亲情的刻骨铭心之痛，进一步加深了对小弟生平和病逝的回忆……如此般现实与追忆交相往复，这就不仅 避免了叙事的刻板、抒情的空洞，增强了文章内涵的丰富性、立体感，而且充分体现出作者伏案写作此文时那种思绪万千、难以控制的痛切激|情。这便是文章结构巧 妙的表现之二。文章结构巧妙的第三个表现在于文眼“哭”。我们可以看到，《哭小弟》这篇文章虽在题目中突出了一个“哭”字，但全文正文中“哭”字并不多， 全都加起来也超不过十个。而仅在文章倒数第四自然段一段中，就出现了七个“哭”，所占比重如此大，这就不得不引起我们对该段的注意。该段中先由“我哭小 弟”，到“我也哭蒋筑英”，再到“我也哭罗健夫”，进而到“我还要哭那些没有见诸报章的过早离去的我的同辈人”，最后到“我哭我们这迟开而早谢的一代 人”，这一连几个“哭”由点及面，由浅入深地把文章全面铺开，从而深化了主题。让读者深刻体会到那一代“迟开而早谢”、壮志未酬的知识分子，绝不只小弟一 个!小弟的无私奉献精神只是千万“迟开而早谢的花朵”中的一个代表。可见作者如此巧妙的安排是不无道理的。 其次，感情深厚、催人泪下是第二个特点。我们都知道，散文的基本特点是“形散而神聚”。形散指结构形式灵活，不拘一格;神聚则指感情凝炼，主题集中。 一般来说，读者通过阅读既能对散文的形散一目了然，而鉴赏散文神聚则不那么容易，主要 方法 是找到“文眼”(“文眼”指的是片言只语显豁地提示文章内容情感 和谋篇布局的语句)，把握线索。因此，我们把握《哭》这篇悼念性散文的凝炼的感情，就可以从文眼“哭”字入手。标题中一个“哭”字简单而直接地告诉读者， 小弟的病逝给家人、朋友带来的痛苦已到了无法用言语表达的程度。另外，文中所用的“哭”字虽寥寥无几，字对往事的点滴回忆，却事事透露出“我”的丧弟之 痛。例如，文章真切诉说了小弟日常生活中一些小事:冬天用冷水洗脸，志愿到西南工作，癌症不治仍面带笑容，工作中常痛得大汗淋漓，事虽平凡细小，却跳动着 一颗美好的心灵;朋友的相助，同事的内疚，父亲的挽联，姐姐的泪水，虽都是侧面点染，却昭示着小弟永远活在人们心中。记事真实，抒情真挚，真事与真情交 融，字字句句浸透泪水，这里行间无处不“哭”。正所谓平凡出真情，姐姐对小弟的生平回忆如此真切，如此细腻，如此清晰，犹如往事历历在目，可见姐弟情深似 海。如此般骨肉情深，而今分离，阴阳相隔，怎教人不为之所动?想必文章尚未读完，你亦禁不住潸然泪下了! 最后，语言细腻是第三个特点。例如，文中第二、三、四节开头第一句都表示同一个意思——小弟病逝了。但仔细分析“去了”“过早地去”与“过早地永远地 去了”这三个 短语 的差别，便能体会到感情上是逐层深入的。又如，第七节中，当“我”回忆小弟在事业上的进展时，并没有用一些俗套的诸如“过了几年”“没过 多久”等词汇来修饰，而是用两个“不知不觉间”，让读者亲身感觉时间的流逝虽快，但小弟在工作上的进展更快。由此，姐姐对小弟的敬佩之情不言而喻。像这样 细腻的语言文中还有许多，这里不一一例举了。总之，细腻的语言有助于准确地表达人物内心世界，是我们值得借鉴的写作手法。 宗璞散文读后感篇二 我一直都欣赏恬淡的文风，这个在我的写作里是一只坚持的，喜欢宗璞就是因为在上中学的时候读了她的一篇散文紫藤萝瀑布现在我将这篇文章和大家分享，共同体会那种中学时候学习 优美散文 的情结。 紫藤萝瀑布 宗璞(著名哲学家冯友兰教授的女儿) 我不由得停住了脚步。(每回经过美丽的景致都会驻足，这是我们的通病，爱美之心每个人都会有的，这样在开头我不禁停住了脚步，干嘛呢?留下一个疑问?我们在遇到美丽的事的时候会驻足，这是一种趋善的本性。) 从未见过开得这样盛的藤萝，只见一片辉煌的淡紫色，像一条瀑布，从空中垂下，不见其发端，也不见其终极。只是深深浅浅的紫，仿佛在流动，在欢笑，在不停地生长。紫色的大条幅上，泛着点点银光，就像A(溅落、迸溅、溅起)的水花。仔细看时，才知那是每一朵紫花中的最浅淡的部分，在和阳光互相B(映衬、逗乐、挑逗)。 (这是我在Google上下的紫藤萝很是漂亮，作为一团一团的花簇很是漂亮，紫藤萝确实是漂亮的知识无缘亲自见见，我想在任何这样的景致下面没一人不会不陶醉的在这里我们用一颗发现美的眼光去看的话，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抛开生活的一切杂念会是一种巨大的幸福，所以这就不难解释了为什么许多人寄情山水了。为这一份美丽，为这一个美好的景致而感激自然的鬼斧神工) 这里春红已谢，没有赏花的人群，也没有蜂围蝶阵。有的就是这一树闪光的、盛开的藤萝。花朵儿一串挨着一串，一朵接着一朵，彼此推着挤着，好不活泼热闹!(孤芳自赏这是宗璞对于紫藤萝瀑布的一个说法，其实只要是美好的东西都会发光的，所谓‘好酒出深巷，是金子总会发光一样’藤萝的美丽还不是让大家感到愉悦么，也只有这样可以说的过去，所以不要抱怨不要说怀才不遇啊，要好好的修炼内功，这样未来才会如美丽，所有的机遇都是美好的，美好的东西是要创造的。) 每一穗花都是上面的盛开、下面的待放。颜色便上浅下深，好像那紫色沉淀下来了，沉淀在最嫩最小的花苞里。每一朵盛开的花像是一个张满了的小小的帆，帆下带着尖底的舱，船舱鼓鼓的;又像一个忍俊不禁的笑容，就要绽开似的。那里装的是什么仙露琼浆?我凑上去，想摘一朵。(或许没有摘一朵花的勇气，一则害怕别人说我暴殄天物，一则害怕管理员叔叔阿姨过来收点外快，再则社会教化使得我知道不能这样干，不是有一首歌么叫做《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所以对于宗璞贤者就只有这样解释她的行为动机了，当然这是说晓得，许多时候面对美我们有一丝的冲动，这就是占有欲，但是好的东西在大众眼里才是有价值的。面对美丽可以轻松可以享受但是不要去招惹。越是美丽的东西越是美好的陷阱，但是抱着一颗欣赏的心的话美好的东西永远就不会害人。在这里要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坚持一个原则，用爱去打量一切，但是爱是不需要紧急行动的) 但是我没有摘。我没有摘花的习惯。我只是伫立凝望，觉得这一条紫藤萝瀑布不只在我眼前，也在我心上缓缓流过。流着流着，它带走了这些时一直压在我心上的焦虑和悲痛，那是关于生死谜、手足情的。我浸在这繁密的花朵的光辉中，别的一切暂时都不存在，有的只是精神的宁静和生的喜悦。(如果没有读这段时间的简介不知道作者此时在思念弟弟，弟弟是航天重力所的所长，一位在大西北也就是我的故乡陕西省工作十几年后，英年早逝的一位专家冯钟越她在《哭小弟》这篇文章里深深的表达了对弟弟的爱意，还有一股的老父亲，著名的哲学家宗璞的爸爸冯友兰写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挽联是好党员、是好干部、壮志未酬、洒泪岂止为家痛;能娴科技、能娴文艺、全才罕遇、招魂也难在归来”足可见对于对国有功劳的弟弟去世，所以在万般悲痛的情况，在丧亲的情况下，赏鉴这一片藤萝是要多么大的大心境。可见藤萝的盛开是一种生命的洋溢，激起了一丝欢乐。) 这里除了光彩，还有淡淡的芳香，香气似乎也是浅紫色的，梦幻一般轻轻地笼罩着我。忽然记起十多年前家门外也曾有过一大株紫藤萝，它依傍一株枯槐爬得很高，但花朵从来都稀落，东一穗西一串伶仃地挂在树梢，好像在察言观色，试探什么。后来索性连那稀零的花串也没有了。园中别的紫藤花架也都拆掉，改种了果树。那时的说法是，花和生活腐化有什么必然关系。我曾遗憾地想:这里再看不见藤萝花了。(不要对于生活中的美有患得患失的感觉，认准了就坚持下去，爱美的心在，对于美好的生活的期冀在那么一切都会是美好的，越是在困难的情况下，许多东西越是可以改你带来感动，你会觉得它会更美，许多时候，自己都在感慨生活的没到底在哪里，在哪里，迷惑过失望过，但是最后都发现在身边的美最美。我们会忽略许多的东西，但是记住了，要想好好的生活，心理永远的挤满欢乐，挤满动力，那么观察美的心一定要有的，这就是自己喜欢紫藤萝这篇文章的额原因，自己写不出这样质朴的文章，但是读它心平静了，对于许多东西也极慢慢的变化，在这些变化里自己不断的调整生活的期望，这样生活就在淡淡的花香里过去。) 过了这么多年，藤萝又开花了，而且开得这样盛、这样密，紫色的瀑布遮住了粗壮的盘虬卧龙般的枝干，不断地流着，流着，流向人的心底。(在心里有美好，有一颗清净的心，就会领悟)，这就是禅学上讲的由物及人吧!) 花和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幸，但是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我抚摸了一下那小小的紫色的花舱，那里满装生命的酒酿，它张满了帆，在这闪光的花的河流上航行，它是万花中的一朵，也正是由每一个一朵，组成了万花灿烂的流动的瀑布。(每一个孩子都是天上的一颗星星，每一个梦想都是一朵美好的紫藤萝话、花，永远都是那么美，只要自己觉得美，那就是美生活的脚步，就在美丽的梦想，简单的动机前进的、) 在这浅紫色的光辉和浅紫色的芳香中，我不觉加快了脚步。(让我在一片平和里走向欢乐的人生吧，这是自己最美丽的心情，自己将要在这一片平静里走过未来。) 宗璞散文读后感篇三 中华散文，源远流长。数千年的散文创作，或抒情、或言志、或状景、或怀人……莫不反映出时代的风云变幻和人们的思想情感。今天，我读了《宗璞散文》一书，跟着宗璞先生走进了她的生活里，看她用笔记录她的生活。 宗璞，原名冯钟璞。原籍河南省唐河县，1928年生于北京。1951年 毕业 于清华大学外文系。曾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文艺报》、《世界文学》编辑部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等处工作，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1948年起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南渡记》、《东藏记》，中篇小说《三生石》，短篇小说《红豆》、《鲁鲁》、《我是谁》等，散文集《宗璞散文选集》、《铁萧人语》等。并有童话、短诗、译作等多种，已编为《宗璞文集》。宗璞先生在《宗璞散文》中记录了她从1980年4月到2003年7月间发生的一些重要的事。篇篇都灌输了宗璞先生的真情，篇篇都流露出一种不一样的感情。其中，《紫藤萝瀑布》一文最为出名，已成为中学语文书中的课文，深受大众的喜爱。也是我非常爱读的文章。写这篇文章时，宗璞先生的弟弟冯钟越身患绝症，生命垂危。她做姐姐的正焦虑悲痛时，偶然一株盛开的紫藤萝引起了她的惊讶，睹物释怀，写下了这篇文章。宗璞先生正在经历巨大的焦虑和悲痛时，受到一株紫藤萝的启迪，对瀑布般盛开的紫藤萝发出由衷赞叹，并由此感悟到生命的顽强和美好，获得鼓舞和力量。表达出了战胜不幸、振奋精神、奋勇向前的思想感情。《紫藤萝瀑布》揭示了一个人生哲理“花和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幸，但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告诉人们生活不是一帆风顺的，但却是充满希望的。遭遇不幸的时候，不能被厄运压倒，要对生命的长久保持坚定的信念。厄运过后，不能总是让悲痛压在心头，应该面对新生活，振奋精神，以昂扬的斗志投身到伟大的事业中去。因此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爱。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代才子，从头到脚充溢着浪漫主义气息的诗人徐志摩，虽然因其年仅三十五岁便遭遇空难猝逝，创作生涯只有短暂的十年（1922年春——1931年冬），却一直是现代文坛的一个众说纷纭、褒贬不一的评论热点。从1923年初见赏析评论其诗作的文章，直到本世纪末的当前，关于这位作家的诗歌、散文、思想倾向、艺术风格、文学史意义等多方面的话题，一直被人们热热闹闹地谈论着，而且今后还将被谈论下去。这充分说明徐志摩的确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历史无法忘掉他，人们也无法弃置他。徐志摩给我们留下了四部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另有集外诗作60余首，集外译诗40余首；六部散文集：《落叶》、《巴黎的鳞爪》、《自剖文集》、《秋》、《志摩日记》、《爱眉小札》，另有集外散文30余篇；一部小说集《轮盘》；一部剧作《卞昆冈》；还有译著十余种。徐志摩是杰出的诗人,这是大家公认的,但要说他还是个有成就的散文家,那就知者较少了。的确,置身于鲁迅、周作人、林语堂、丰子恺、郁达夫、李广田、朱自清等诸多散文大家中,徐志摩尚不能称杰出者,但他的散文在艺术上的成就和独特的风格、鲜明的特色,却使他在中国现代散文的园地里自成一家,也使他成为中国现代散文发展史上的一种流派的代表人物。对徐志摩的研究，从1923年开始至今，已有大半个世纪之久，主要集中于诗与散文这两类体裁，并由此铺展探及到了诗人的思想信仰、精神气质、人格特点等问题。本文主要对近年来徐志摩研究状况的系统梳理和综合评述，一． 关于徐志摩散文的艺术特色的总体评价和研究这方面的文章有：王木青的《徐志摩散文艺术论》、杨莉《徐志摩散文艺术探析》刘勇《华丽端庄 飘逸流光——徐志摩散文艺术管窥》、胡凌芝《徐志摩新评》等杨莉《徐志摩散文艺术探析》分别从风格， 修辞， 语言三方面论述。他的散文韵味独特, 别有一种自己的气质。浓艳绚丽是其散文的总体风格。他善于运用多种修辞技巧来渲泄情感, 营造意境, 增强散文的艺术表现力。在语言的驾驭上, 徐志摩尤其强调散文语言的音乐性, 使语言节奏鲜明, 旋律优美, 诗意盎然, 且还在白话的基础上加入欧化句、英语等多种成份,形成了散文语言的一种奇特的景观, 读后使人经久难忘。刘勇《华丽端庄 飘逸流光——徐志摩散文艺术管窥》提到徐志摩的诗非常有名，但他的散文同样不同凡响。总的基调为:华丽端庄,飘逸流光。通过散文,我们可以重新熟识一下这位有争议的作家。胡凌芝在《徐志摩新评》曾经以细致的个案分析与宏观的综合考察相结合的方法，较系统地梳理了徐的散文创作特色。指出：自我思想情感的真率剖露、哲理与诗情的融合、散文的诗化，三者合而为一地构成了徐志摩散文的别一世界。王木青的《徐志摩散文艺术论》从个人创造、情感投射、时空观念、思想彩虹三个角度来论述徐的散文风格，论文中提到：徐志摩散文显示出诗、小说与散文的相渗相融, 闪耀着潇洒、自由的个性风采; 他既追求情感的互渗性, 又重视美学的移情作用, 故其散文注重表现情景交融的诗境, 心物合一的妙境, 主客贯通的化境。他认为宇宙的生命精神蕴藏在生活本体和大自然中, 因而, 他的散文注重歌颂大自然和生活本体的主体———人的生命精神。徐志摩重视艺术中所迸发的思想火花, 宣扬人道主义精神, 鼓吹为社会奉献的精神, 这种思想是积极的、乐观向上的。在徐志摩的《轮盘序》中, 徐志摩就对自己提出过严格的要求: “完美的字句表达完美的意境。”他以外国艺术大师的作品为范式, 称赞他们“把散文做成一种独立的艺术。他们是魔术家, 在他们的笔下, 没有一个字不是活的。他们⋯⋯能从文字里创造有生命的艺术”。徐志摩的散文又何尝不如此呢? 它荡漾着诗的韵味、活的生命力, 显示出独特的个性, 流动着情感的血液, 吐纳着宇宙大化灵气, 放射出理想的光辉,展现出观念内部的撞击。论文中，作者着重举了《曼殊斐儿》这篇散文，说这篇散文是一篇诗化散文,它更多地流露出散文的异彩,它字里行间,疏密有致, 长短相依, 轻松活泼, 自由自在, 无拘无束。尤其是, 作品不仅体现了诗与散文的结合, 而且体现了散文与小说的结合, 显示出诗、小说与散文的相渗相融。徐志摩运用文学语言, 创造了诗的意境, 真地生动地再现了曼殊斐儿这一中心人物形象, 并用情感的纽带, 将诗人自我与人物形象连接在一起, 透过诗人热情洋溢的赞颂和细腻的刻画, 描绘了人物的真善美, 实现了散文所要求的真实性和小说所要求的典型性之间的有机结合; 并在这种结合中拓展出深广幽远、情景交融的诗的意境。在意境中, 闪耀着美的光华。二、 关于徐志摩散文的艺术特色的各个方面的深入研究评论关于徐志摩的散文风格，谢冕以诗人的细腻敏锐的艺术感觉作了言简意赅却十分精确到位的评价：“《浓得化不开》是徐志摩的散文名篇，这篇名恰可用来概括他的散文风格，……他有一种能力，可以把别人习以为常的场景写得奇艳诡异，在他人可能无话可说的地方，他却可以说得天花乱坠，让你目不暇接，并不觉其冗繁而取得曲径通幽奇岳揽胜之效。把复杂说成简单固不易，把简单说成复杂而又显示出惊人的慎密和宏大的、却极少有人臻此佳境。惟有超常的大家才能把人们习以为常的感受表现得铺张、繁彩、华艳、奇特。徐志摩便是在这里站在了“五四”散文大家的位置上。谢文这种将“独创性”作为衡量评估徐散文成就的基本尺度，在与其他“五四”散文大家的风格比较中去定位其特征和价值的研究思路，显示了历史的美学的深度。许欣的《论徐志摩的散文风格》提到：徐志摩的散文,风格之自由华丽,在现代散文家当中,可以称之为最了。有人曾用一个“魔”字来概括徐志摩的风格。确实,他的散文,感情奔放,不可阻遏,其行文如秋空一缕行云,舒卷自如,其文字如黄昏夕阳,华彩纷呈,瞬息变幻。对于徐志摩这一散文风格的形成,作者还引用朱自清在《〈我所知道的康桥〉读法指导》里,的话“大概本篇作者所以能写成这样的文体,一半从他的品性,一半以他的教养。他是个偏于感情的人,热情奔放,往往自己也遏制不住。他通西洋文学,西洋文学中有所谓‘散文’的一个部门,娓娓而谈,舒展自如,在自来我国文学中是不很发达的。他那品性与教养交叉在一点,就产生了他的自由的文体。”可以说,徐志摩散文的风格,就是他的生活、思想、性格,情怀、气质、艺术、修养和趣味的总的集合,以及所有这一切在创作上的体现。在众多的研究中这段话笔者认为是对徐志摩散文的风格形成缘由的最好概括。在论文结尾，作者又十分亲切的写道：“赏读徐志摩的散文,常常有一个错觉：读到的明明是一篇散文，实际上得到的却是一首好诗。即使不分行也读得出是诗,是诗化了的意境,是诗歌语言的魅力。读徐志摩的散文,你不能去解释,也不要去字字句句地条分缕析,它们是许多美的意象的感受,是情绪的自如流淌,是心灵振颤的曲线;读徐志摩的散文,也许一遍就可以读懂,因为它——语近,但也许好多遍也读不懂,因为它——情遥,用清代诗评家沈德潜的‘语近情遥,含吐不露’来形容徐志摩的散文,也许最为贴切。一般说来,散文的风格以简约质朴为好,但是像徐志摩散文这样的自由华丽,也不失为一美。虽然他的绮丽、浓烈、绚烂、甜腻、雕琢、铺张的文风常遭非议,但徐志摩正是以这种‘浓得化不开’的文字在散文界独树一帜,让散文界看到了散文的又一种笔法,更加证实了散文的笔法是可以多种多样的。”对徐志摩散文如此客观的评价，且道出散文的真谛，让人佩服作者对徐志摩散文研究的深刻与对散文创作内在规律的把握肖灵《试论徐志摩散文的诗化特征》提到：徐志摩的散文具有浓厚的“诗化”特征,这不仅表现在其散文所营造的诗境上,还表现在他的艺术趣味和文体风格上,注重多种表现手法和修辞方式的运用,讲究音乐美、形式美。黄宇《试论徐志摩散文的“绅士风”》提到：徐志摩的散文具有浓郁的绅士气息,这不仅表现在其散文的思想倾向与精神特征上,即颂扬“爱”、崇尚贵族式的自由、膜拜自然、主张渐进革命,还表现在他的艺术趣味与文体风格上:“跑野马”、以“活泼无碍的心灵境界”感受美、注重抒情与冥想、力求风趣幽默。黄乃江《徐志摩散文“野马风”探析》从写作触点、语言个性、意象选取、行文程式和目的关怀等方面对徐志摩散文“跑野马”风格特征进行探析, 并认为徐志摩散文体现出“不可测, 不可节, 不可预逆, 起, 动, 消歇皆在无形中,狂飙似的倏忽与猛烈与神秘”的野马禀性和张力,徐志摩在散文创作中始终张扬着“最有灵性、最富理想色彩和生命光泽”的野马精神。认为“跑野马”风格特征主要表现为：“理”通而不郁，“辞”强而不溺，“博见”而不贫，“贯一”而不乱。三、从美学的角度来评论研究徐志摩散文张智辉的《论徐志摩散文的美学追求》提到：赋与大自然以性灵神韵和社会意义，是徐志摩散文追捕的美。他把三种美感形态的创造作为散文重要的艺术追求：柔美，能让人感到和谐、情意缠绵及轻松愉快；壮美，能引起人一种奋发向上的情感；悲壮美，能使人在沉痛、怜悯、崇敬和赞美等精神反应中得到美好情感的激励、振奋、陶冶和提高。他在散文中所探索的想象美，主要表现在补充感觉、洞见美质、拓展诗意和超越时空局限方面。他的散文，极力追寻的浓艳富丽美文体，是由丰富的“色彩意识流”、变形的联喻、虚幻的荒诞描写和艺术通感组成的。胡建军在《论徐志摩散文创作的美学灵机》也是提到与张智辉相同的观点：把握志摩散文创作现象和艺术风格，就不能不首先认识志摩的美学思想——“性灵说”.同是作者张智辉，他在《论徐志摩散文的情感符号》以“情感符号”来把握徐志摩散文的特质,认为突出呈现,把喻体和喻指在“异质同构”、潜价值等方面的对应关系转化成比喻符号;超然物外,从作为媒介的现实和梦幻等各种外观形式中“显现知觉 徐志摩作为富商之后，成长背景令人羡慕，他毕业名牌大学，继尔留学欧美，回国后创领新文化运动。一直涉足于顶层社会，与名流人物打交道，他的出身起点，生活氛围，社会阅历，加之极高的天分，无不使他成为人之骄者。重要的还有文人天赋的浪漫秉性与固有的自由意识。他的才学和能力对当时社会的潜在价值，是不可抹杀的，所以后人对其“纨绔”的印象也只是印象而已。崇拜自然，寄情自然是徐志摩一个重要内容．他对现实采取不调和、不承认的态度，不承认现有社会的政治、法律、家庭、宗教、娱乐、教育，认为这些都是影响性灵自由发展的东西，所以强调“要一切都重新来过：不是在书桌上整理国故，或是在空枵的理论上重估价值”。在《鬼话》里，他一再说明自己是个”自然的崇拜者”认为自然界的种种事物，”不论其细如涧石，暂如花，黑如炭，明如秋月，皆孕有甚深之意义，皆含有不可理解的神秘，皆为至美之象征。”后又在《话》里反复强调大自然“是一本绝妙的奇书”，每页上都有无穷无尽的意义，只要学会研究这本书的方法，了解其奥义，那样我们精神生活就不怕没有滋养，我们理想的人格就不怕没有基础。” 徐志摩的反璞归真的欲望，只有从大自然中才能得到满足，所以，他的山水游记，对自然景色并不去具体的描绘，精心涂抹，大抵借景抒情，富有田园牧歌式的情调。《翡冷翠山居闲话》是这样，《天目山中笔记》等也是这样。 徐志摩对帝国主义和新旧军阀的态度是他散文中的另一重要内容．其中思想既复杂又有发展变化，必须进行具体的历史分析。“现代评论”派是段祺瑞政府的“诤友”，后期“新月社”可以说是国民党的“诤友”，他们对北洋军阀和蒋介石新军阀的统治有过批评，甚至于抗议，但也有期待，并没有从根本上反对它的统治，而徐志摩又是这两个社团的主要成员；大革命时群众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违背了他要“自由而不是激烈”的理想，于是就是不满，说什么如果“有人拿一些时行的口号，什么打倒帝国主义等等，或是分裂与猜忌的现象，去报告罗兰先生说这是新中国，我再也不能预料他的感想了”。他对群众爱国运动的这种指手画脚的责难，显然是错误的。这是他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在对待群众运动上的直接表现，因而受到鲁迅的严厉批判是理所当然的。另一方面徐志摩在散文里还表现了他的爱国主义和资产人道主义思想．他对帝国主义和新旧军阀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抨击，对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表现了一定的同情。在《自剖》里，他回忆1924年直奉战争是就极端烦闷的思想感情，“那日子简直是一团漆黑，每晚更深时，独自抱着脑壳伏在书桌上受罪，仿佛整个时代的沉闷盖在我的头顶―――直到写下了《毒药》那几首不成形的诅咒诗以后，我心头的紧张才渐渐的缓和下去。”他揭露了蒋介石反动统治是造成外祸频繁的根源，他说：“上面的政府也真是糟，总司令不能发令的，外交部长是欺专家，中央政府是老朽昏庸的收容所，没有一件我们受人家欺负的是不可以追源到我们的昏庸……”从徐志摩这里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重性，既有一定程度上的反帝反封建要求，有害怕工农群众起来革命和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软弱、妥协的倾向。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必须借助语言来描绘形象,表达思想,语言又是构成作家风格的一个最基本的因素.徐志摩散文华丽夸饰的风格,在语言上有着突出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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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下面是关于哲理散文的教学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
《人是能思想的苇草》是苏教版教材（必修五）所选的一篇哲理散文。本文选自法国思想家、文学家帕斯卡尔的《思想录》。本书采用的是独白式的写作方式，思想精练，充满了思辨的色彩；内容丰富，展示了内心的世界；文字隽永，蕴含了文学的意味。课本所选文本较短，表述抽象，含义深刻，而且文字间跳跃性强，有时确实给人以“零星无序”的感觉。所以，教学有相当的难度。以至于有些教师让学生随便读读，或者干脆略过不讲，美其名曰“大胆取舍”。那么，对于这样的哲理散文究竟应该如何处理呢？下面笔者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谈一些浅显的看法。
一、作为哲理性的文本
法国的维克多·吉罗说过：“如果整个法国文学只能让我选择一部书留下，我还是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留下《思想录》，它是一个崇高的纯粹法国天才的标本。”可见这篇文章和学生之间的距离。思辨性强，如何引导学生去把握文章的思想呢？
1.抓住标题
虽然《思想录》里很多记录的都是“偶然闪现出的思想”，而且课文节选部分的标题也是编者所加。但毕竟这个标题突出了人的二重性（或者相反性），即脆弱性和伟大性，或者是普遍性与特殊性。因此也成为类似于“我思故我在”（笛卡尔语）般众人皆知的名句。那么，抓一句及其余的方法应该较为适合本文的教学。标题是一个比喻的说法，“苇草”是中心词，可见人具有一种几乎是与生俱来的脆弱性。从这个“本源”看，人与其他事物并无二致。但人又是“能思考的”，这就突出了人作为人的“特殊性”。而这个性质形成了人的伟大。认真深入地揣摩标题的内涵，就抓住了文本的关键，可以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
2.联系作者
纯理性的文字给学生的理解带来较大障碍，因此有必要补充一些感性材料。如从知人论世的角度，作者的经历是再有说服力不过了：
帕斯卡尔的理性主义思想不仅仅来自抽象的理论思辨，更是一种真切的生命体验。这位英年早逝的哲学家在他短短三十九年的生命当中，有一多半时间是在病魔缠身中度过的，才十八岁身体就开始羸弱不堪，二十刚出头就发生过中风，糟糕的健康状况甚至令他终生没有结婚。正是这种切肤之痛使他相信一个人的自然生命同一棵苇草没有什么区别，脆弱到可能因为一口气、一滴水而被毁灭。然而另一方面，帕斯卡尔又实在是世间罕见的天才。只说他作为《思想录》的作者在哲学史上就已占据崇高的地位了。一个如此脆弱的躯体内竟蕴藏着如此巨大的思想能量，帕斯卡尔本人不正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吗？对于他的一生，恐怕没有比这个比喻更为贴切的评述了。
梭罗评价帕斯卡尔说：“正如他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一样，他的书也是他自己的精神自传。”确实，我们从以上这段文字能够看出，帕斯卡尔可以说就是“人是一根能思考的苇草”的代言人。他身上集中地体现了作为人的“脆弱与伟大”矛盾统一的特点。学生结合这样的拓展材料来理解课文中的格言式文字时，就会更好地调动自己知性和感性两种思维，从而更好地体会文本的内涵。
3.作好铺垫
比如有的教师在教学本文时，先设置这样的一个预习：
阅读周国平的《人的高贵在于灵魂》。《人的高贵在于灵魂》入选苏教版初中二年级语文教科书。文章开篇以帕斯卡尔的名言“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引入，两篇文章有着潜在的共通之处。学生课前在充分阅读的基础上做圈点批注，自由畅谈对“人的高贵在于灵魂”这一论点的认识。
由于理解本文有难度，先来阅读一篇与之有紧密关联且难度稍低的文章，并且写了个人的阅读体会。这样学生可以在思维方面先“预热”一下，之后再看文本会容易一些，也更有体会，效果自然也更好。
4.联系自身
对于类似《思想录》的语录体文本，有时需要选取一些关键语句，比如“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等，要求学生以其为核心，扩写一段文字。这样不仅可以使文本中的哲理内化为学生自己的收获，而且也训练了他们的语言表述能力。所以，对于哲理性较强的文本采取这种“以写促读”的方式还是比较适合学生的学习的。它会“逼迫”着学生有意识地深入思考，并且还得尽可能地扩展思维“寻找”到自己阅读中或生活中相对应的实例来阐释。这个过程既训练了学生在输入信息方面的接受、理解能力，也带动了输出信息方面的表述、阐释能力。当然，应以前者为主。
二、作为节选性的文本
1.在全文乃至全书的视角中了解文本的意思
这是由整体到局部的阅读顺序。比如教学本文应先让学生了解一下全书的大概：
帕斯克尔的思想理论集中地表现在他的《思想录》中，此书于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思潮之外，另辟蹊径：一方面它继承与发扬了理性主义传统，以理性来批判一切，同时另一方面它又在一切真理都必然以矛盾的形式而呈现这一主导思想之下指出理性本身的内在矛盾及其界限，并以他所特有的那种揭示矛盾的方法从两极观念的对立入手，考察了所谓人的本性以及世界、人生、社会、历史、哲学知识、宗教信仰等多方面的理论问题。其中既夹有若干辩证思想的因素，又复浓厚地笼罩着一层悲观主义的不可知论。
看了以上这段话，对于有些课文中的句子可能理解就会更容易、深入一些。比如课文的`一句话：“思想由于它的本性是何等的伟大啊！思想又由于它的缺点是何等的卑贱啊！”这样两句话是既对立矛盾，又有机统一。既体现了思想本身矛盾的一面，又体现了其辩证的一面。
2.突出节选文本的核心意思
虽然是节选文本，但是我们的教学中不可能也不必要做到面面俱到。节选部分总体还是会有一个相对独立和完整的意思，因此不能“以全概偏”“只见森林不见树木”。比如教材节选的部分（《人是能思想的苇草》）主要意思包括人的思想性、人的伟大性。所以，教师应该把教学的内容主要定为这样的思想传达与引导。正如：“就让人尊重自己的价值吧。让他热爱自己吧，因为在他身上有一种足以美好的天性……让他爱自己吧：他的身上有着认识真理和可以幸福的能力。”
三、作为翻译性的文本
翻译的作品总是给人带来一定的“隔阂”。因为这是翻译本身带来的矛盾。直译带来语言的“陌生化”，意译有时无法最大限度地传达作者的思想。虽然教材所选均为权威译本，但毕竟国外的哲理小品语言上和直接用母语写作而成的哲理散文还是有些区别的。但一般来说鉴于作者翻译文本（尤其是哲理性文本）时更侧重传递作者的思想，所以教师就不应将品味语言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当然，这不是完全不关注语言。只是关注语言的目的是更好地理解、领悟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而不需从语言的应用方面对文本精细化研讨，即处理语言“不是那种字字斟酌，句句推敲的严谨”。有的教师对待此类文本和对待经典的母语文本时不加区别，执著于个别词的选用、个别句子的表述上，应该说侧重点的确定是有所偏差的。
当然，同为外国哲理小品，理解的难度还是有所不同。这和文本本身所表述思想的抽象性以及这种思想和读者自身的距离等多种因素有关。比如苏教版教材同一单元的《人是能思想的苇草》和罗素的《我为什么而活着》，在理解的难易程度上还是有差别的。后者接近我们对学生经常教育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内容。其主要不同是面对同一问题时存在着的东西方文化差异。比如对待爱情的态度，会有学生难以理解作者把爱情提高到如此的程度。教师可以在这方面多加引导、解释。
参考资料：
1.徐兴无《〈人是能思想的苇草〉解析》，《语文（必修五）教学参考书》，江苏教育出版社。
2.刘岩《评帕斯卡尔的〈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语文建设》2005年第9期。
3.刘丹妮《〈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教学设计》，《语文建设》2008年第11期。
4.何兆武《经典七日谈》，北京大学出版社。
5.徐敏南《三种类型文本的教学思考——兼谈〈一点眼泪换一滴水〉的教学》，《中学语文教学参考：高中版（西安）》，2011年第1/2期。
中国现代散文发展的第二个十年中，以刊登杂文为主的期刊大量涌现，杂文理论的论争和革命现实主义杂文理论体系的形成，都是现代杂文运动蓬勃发展并进入成熟期的重要标志。就杂文创作本身而论，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和进步作家的战斗杂文，其队伍和影响日益壮大，成为这一时期社会舆论的中心。同时，战斗杂文反映现实更敏锐、更广泛、更深刻了，而且杂文的文体样式和艺术风格也更丰富、更多样了。当然，以鲁迅为代表的“鲁迅风”革命现实主义战斗杂文的形成和发展，是现代杂文史上最重要的成果。聂绀弩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杂文卷》作序《杂文：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中就曾指出：如果只有鲁迅一个人，现代杂文就不能构成“史”。现代文学领域确实形成了杂文的写作群，尽管写杂文的人也很杂，但革命的、战斗的、健康的杂文毕竟是我国现代杂文的主流，构成这个主流的是左翼作家创造的杂文，这个主流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重要的一翼。鲁迅是中国现代革命现实主义战斗杂文的开创者。他的杂文创作和理论主张，在杂文领域开辟了一条革命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左联”时期，鲁迅同瞿秋白、茅盾等人一起披荆斩棘，并肩战斗，并率领徐懋庸、唐弢、聂绀弩、王任叔、柯灵、周木斋等杂坛新秀，以革命杂文为战斗武器，向一切反动势力作集团式冲锋，构成了当时杂文创作的主潮，显示了所向披靡的威势。文学史上称为“鲁迅风”的杂文，就在“左联”这一时期形成。所谓“鲁迅风”杂文，就是鲁迅式的革命现实主义战斗杂文，它当然不能囊括中国现代杂文的一切，但无疑是中国现代杂文的主流。“鲁迅风”革命现实主义战斗杂文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一）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打击敌人、匡正时弊、张扬真理，进行广泛、尖锐、巧妙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为基本内容；（二）有自觉的美学追求和美学创造，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相结合，注重多样化、形象化的说理以及笔调的讽刺和幽默的杂文味，追求一种“理趣美”；（三）在杂文的艺术风格上，文体的样式上，不拘一格，随物赋形，允许有广阔自由的创造天地。“鲁迅风”革命现实主义战斗杂文，是一个比创作方法、艺术风格和艺术流派广泛得多的概念，也是一个在时代的运动中不断流动、不断丰富、不断发展的概念。在鲁迅逝世后，有更多的杂文家，以鲁迅为导师，坚持鲁迅的方向，学习鲁迅的精神，继承和发展鲁迅的杂文传统。“鲁迅的方向”成为战斗杂文家的共同方向，鲁迅的革命现实主义战斗杂文传统被更多的人所继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加发扬光大。如上海成为“孤岛”时期，王任叔、周木斋、唐弢、柯灵、孔另境等人，自觉继承和发展鲁迅杂文战斗传统，以《导报》、《译报》、《华美晨报》和《鲁迅风》为阵地，发表战斗杂文，并结集出版了王任叔、唐弢、柯灵、周木斋、周黎庵、文载道六人的杂文合集《边鼓集》(1938年11月)和王任叔、唐弢、柯灵、周木斋、周黎庵、文载道、孔另境七人的杂文合集《横眉集》(1939年7月)，使“孤岛”杂文创作有着很大的发展。他们在杂文中揭露日伪的血腥罪行，歌颂人民大众的抗日救国伟业，批判小市民的奴才意识，痛斥国民党当局种种使 “亲者痛，仇者快” 的倒行逆施，抒发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在中国人民，甚至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文艺史册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他们的杂文被称为上“孤岛”时期“鲁迅风”杂文流派，是继“语丝”派、“现代评论” 派、“太白”派、“论语”派之后，中国现代杂文史上新出现的又一个杂文流派。王任叔等组成的上海“孤岛”时期“鲁迅风”杂文流派，经历了一个从分散到统一，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上海“孤岛”时期，起始于1937年11月12日国军从淞沪撤退， 截止于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历时4年又1个月。在“孤岛”时期之前，王任叔等七人或则互不认识，或则互不来往。 在杂文写作上， 或是自觉师承鲁迅战斗传统，或是自发受到鲁迅影响。上海沦陷后，抗日爱国的共同立场，使这几位经历、教养、思想、文风不相同的杂文作家，走到了一块，他们就从分散走向统一，都师承鲁迅杂文传统，以杂文为战斗武器，进行反法西斯、反日寇、反汉奸、反封建、反小市民意识的斗争。1938年王任叔在《边鼓集·弁言》中说：活在各个的角落里，面对着父母，妻儿，书牍，或灯光下孤独的影子； 俯仰于高楼大厦之间， 或踯躅于斗室蓬壁之中，我们是六个人，我们有各自不同的生活的方式，有各自思索的天地，平时，我们也曾以笔写出自己的风貌， 心情， 社会的杂感，发表于报章杂志之上，相互之间也许早有了思想，情感的交融，但是我们的联系是疏远的，我们的力量是分散的。 然而八一三的炮声，把我们的心脏全都震动得抖起来了。不，是全民族的心脏抖起来了。愤怒的抖，力的抖，正义与人道的抖--直到十一月十二日，国军退出了上海，我们的心脏就抖成了一个。我们从各个的角落里流了出来，仿佛碎散的水银，融成了沉重的一块。我们联合在一起，我们结集在一条战线上了。王任叔的叙述，告诉我们上海“孤岛”时期“鲁迅风”杂文流派的成员，怎样从以往的“疏远”“分散”的散兵游勇，成为“结集在一条战线上”的战士的经过，实际上宣告他们这一杂文流“融成了沉重的一块”，已经形成了。1939年是“鲁迅风”杂文流派向前发展的阶段，《横眉集》的七位作者，集资合股创办了以刊登杂文为主的综合性文艺期刊《鲁迅风》， 从1月11日创刊至9月5日被迫停刊，历时九个月，共出版19期，是上海“孤岛”时期影响最大的杂文期刊。随着“孤岛”局势的恶化，加上1941年周木斋病逝，王任叔离沪赴印度尼西亚，“鲁迅风”杂文流派终于解体。王任叔（1901－1972），浙江奉化人，常用笔名巴人。从1926年在《文学周报》上发表杂文始，至1946年，他写有杂文650篇左右，其中六分之五创作于1938年至1941年的上海“孤岛”时期。此期王任叔创作的杂文数量之多，没有一个作家能与之相比。除了合集外，他的杂文专集有《扪虱谈》（1939年）、《生活·思索与学习》（1940年）、《边风录》（1945年）、《学习与战斗》（1946年）。王任叔“孤岛”时期的杂文，围绕着抗日救亡这一最大的现实问题，从国内到国外， 从现实到历史， 从黑暗到光明，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民情风俗、道德伦理，他的笔尖无不触及。王任叔的杂文纵横驰骋，议论风发，像鲁迅的杂文一样，对现实进行了极其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是了解“孤岛”时期社会的“动态”和人们的“心态”的好材料，有着历史文献的价值。如上海沦陷后，不少人虽然不像汉奸那样公开投敌，但在关乎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依然超然度外地“看热闹”，热衷于“发财”，盲目地做“顺民”，得过且过地“混日子”，甚至阿谀吹捧、迷信守旧、自吹自擂、欺敲诈。 对此， 王任叔在《“生命的思索”》等杂文中，一方面把这些病态的精神解剖开来，像镜子一样照出国民性中的“劣迹”， 另一方面则着重分析它们的危害， 敦促人们迅速惊醒过来，行动起来， 同心同德抗日救国。 王任叔将这类市民与陆游的爱国热忱和为国捐躯的英烈进行鲜明对比之后，深沉而又热切地写道：“自己活得写意的另一面， 便是别人死得伤心。 以此而责敌人与汉奸， 不是我们的企望， 因为野兽不懂得思索。我们只希望全上海市民，懂得这个道理，节约生活上的奢侈，也就救了这个国家。不要为一己的幸福，而牺牲大多数人的幸福，宁可牺牲自己的幸福，而争取大多数人的幸福。”这决不是一般的悲天悯人、劝善惩恶，而是对民族命运的忧患，对善良的弱者和愚昧者的感同身受的关切。王任叔的杂文，观察敏锐，思想深刻，体式丰富，格调多样，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以杂文集《边风录》为例，其中有《七月》、《八月》等抒情色彩浓厚的政论性杂文；有散文诗式的杂文，如《站在壁角的人》、《烈士与战士》、《战士与乏虫》；有书札类的杂文，如《一个反响》、《与天佐论个人主义书》；有三言两语的偶语类杂文， 如《偶语六则》； 有杂记性的杂文，如《螺室杂记》；有剪报加上按语、评点式的杂文，如《剪贴之余》；有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和比较性的杂文，如《鲁迅与高尔基》、《鲁迅先生的眼力》；有回忆录式的杂文，如《我和鲁迅的关涉》；最多的是针对某一事物、某一句话、某一种论调、某一类人、某一种人情世故，进行记叙描写、 联类生发、 直抒爱憎的社会评论性的杂文，如《说笋之类》、《杂家，打杂，无事忙，文坛上“华威先生”》、《“没有法子”》、《脸谱主义者》、《谋略及其他》、《出卖伤风》等。以上各类杂文，体式不同，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自然也就各异。 周木斋（1910－1941），江苏武进人。抗战前，周木斋在《申报·自由谈》、《太白》、《新语林》和《涛声》等刊物上，发表过许多思想尖锐、具有思辨色彩的战斗杂文。抗战爆发后，他身处环璄险恶的上海“孤岛”，而且贫病交困，然而心中却燃烧着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情。他坚决捍卫鲁迅杂文的战斗传统，创作了一批博识机智、析理精微的“鲁迅风”战斗杂文。他的杂文，除了合集外，生前还结集出版了《消长集》。周木斋在 《〈消长集〉前记》 中，自述 “戆脾气” 和“辩证癖”，而形诸文字，便是他的杂文“喜欢说理”。在中国现代杂文史上，周木斋的杂文是以思辨性著称的，宗珏在1939年所写的《从“孤岛”杂文所看到的“鲁迅风”》一文中，就认为周木斋的杂文是“思辨性的杂文”。他善于多侧面、多层次地剖析问题，他喜欢从事物的联系中， 对事物加以比较， 异中求同， 同中求异， 从现象突入本质。如抗日战争中，汪精卫从国府称病出发，发表了投降卖国的“艳电”。 这是当时轰动全国的政治事件， 周木斋发在1939年1月18日《鲁迅风》第2期上的《凌迟》，就是一篇燃烧着憎恶烈火、无情声讨汪精卫的战斗檄文。急速转折突进的语言节奏、析骨剔髓的犀利而又辩证的剖析是这篇杂文的特点，它表现了周木斋善于捕捉矛盾、分析矛盾、从中透视事物本质的思辨才能。作者巧妙抓住汪精卫政治生涯中称病出走这一习惯性动作进行层层剖析“汪精卫在过去，一不如意--他的私意，总是称病：心脏病啦，糖尿症啦，脉搏间断啦，……而病，总是在出走后，养病时称的，可知称病以前倒又健跃得很”。在周木斋看来，“称病”和“出走”是个矛盾，既然“病”了却又能“走”，可见“健跃得很”，并不是生理上的“病”，而是一种“政治病--心病”，是一种“卖弄风骚”。“心病”有大小轻重，是作为矛盾过程展开的，过去“病”是小病，仅是“卖弄风骚”而已，这一次是“丧心病狂”，是“大拍卖”，把自己、民族、国家乃至友邦都出卖了。而汪精卫这么做，是基于要当“奴隶总管的心理”，其结果只不过是充当日寇麾下的一条走狗而已，这其实是“大蚀本”，而这也正是一个致命而尖锐的矛盾。 周木斋愤激的揭露， 无情的鞭挞，犀利而又入微的辩证剖析， 不仅把这个汉奸卖国贼的灵魂 “枭首通衢”，“凌迟”“示众”，而且把他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影痕》可说是三言两语的哲理性散文诗，但周木斋把它们收入《消长集》中，这也可以说是浓缩的、微型的杂文。且看以下文句：“止戈为武”。——和平含着杀心。“和平”是名词，也是代名词，消赃的，投降的，苟安的。“与虎谋皮”，虎与人谋什么？希望“放弃侵略”，侵略希望放弃什么？在这里，一般杂文那层次繁复、细致入微的辩证推理被省略了，只有三言两语、斩截明快、言简意赅的判断。这类文字遒劲隽妙，耐人咀嚼，同样闪烁着辩证思维的诗意光辉。唐弢（1913－1992），浙江镇海人。在“左联”时期，他就曾与徐懋庸并称杂坛“双璧”。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是杂文创作数量较多、 艺术成就较高的影响较大的战斗杂文家。 他这时的杂文，除收入合集外，还有《投影集》（1940年）、《劳薪集》（1941年）、《短长书》（1947年）和《识小录》（1947年）等。另外，从1945年春起，唐弢在《万象》、《文汇报·笔会》、《联合晚报》等报纸杂志上，发表了独创一格的“书话”上百篇。唐弢这时的杂文，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杂文，一类是带有文学考证、研究性质的学术性和文学性相统一的“书话”。他的杂文或针砭时弊、扫荡秽丑，或抗争现实、解剖历史，或鼓舞斗志、呼唤光明，表现了历史的脉动，留下了大时代的“眉目”，喊出了人民的心声。唐弢这时杂文的内容特别丰富，这也直接决定了文章格式、写法和风格的丰富多彩。他写得最多的是直面现实的政治风云、世道人心和文坛鬼魅的短评和杂感；也有“读史札记”式的长篇杂文，如《东南琐谈》、《马士英和阮大铖》、《谈张苍水》等；还有文艺研究性质的杂文，如关于鲁迅思想和著作研究的，谈历史题材问题的，论文艺大众化、民族化的，论讽刺艺术的，论文艺翻译的等等；还有批注体的杂文，如《蛆沫集批注》；诗话体的杂文，如《小卒过河》，以及休刊词、校后记和编后记等；至于“书话”体杂文，那更是作家的一种创造了。唐弢这一时期的杂文，有不少是以逻辑推理形式出现的，无论立论还是驳论，都条分缕析，见解精辟。但更大量的杂文，没有三段论式的理论框架，议论常常和记叙、描写、抒情、对话、引述相结合，在对社会人生的抒写中， 表现自己的切身感受， 从而使这些杂文既充满理趣， 又笼罩着浓郁的艺术气氛， 评论家称之为“抒感性的杂文”。 唐弢这种“抒感性的杂文”， 注重形象化说理。他常借一幅画、一首诗、一个传说故事、一些历史人物和文学人物起兴，巧妙地把读者引导到杂文的议论中心上来，使议论获得直感、形象的生命，使直感、形象的东西因和议论结合而得以深化。 如写于1938年11月9日的《从“抓周”说起》，是纪念上海沦陷一周年的。文章从蔡若虹发表在《译报周刊》上的一幅漫画 《抓周》 说起。中国有个传统习俗，孩子周岁时，在他面前罗列百工士子的用具，让他抓取一种，以预测他将来的志向。这幅漫画里的日本孩子“抓住了战神前面的十字架”，而中国孩子，则“抓和平神前面的短剑”——“一把复仇的短剑”，一把“将插在侵略者的心上”的短剑。这幅画是意味深长的。一个童稚的孩子尚且知道抓起短剑战斗，何况饱经忧患、热恋故土的成人。作者从孩子的“抓周”和上海人民沦陷一周年来的觉醒、奋起中，找到了契合点，为他的议论创造了强有力的依托。因而，他在文中所说的，“上海，从刀丛，从箭林，从鞭影火光里长大了起来”，上“从血污里再生”，将“永远是真正中国人的上海”，有着强大的说服力。唐弢这些“抒感性的杂文”，大都篇幅不长，笔法娴熟，文字洗炼，词采丰富，抒情味很浓。柯灵（1909－2000），浙江绍兴人。1931年冬到上海后，一直从事报刊编辑和电影、话剧活动，也是这一时期坚持在上海战斗的有影响的杂文作家。他的杂文集有《市楼独唱》（1940年）等。柯灵杂文的艺术形式是比较丰富多样的。他写得最多的是直面现实的短评和杂感， 这类杂文现实性强， 大多感情激烈，文字清丽潇洒，写得明快质直。其中像《街头人语》和《街头闲话》，都是直接批评时政的短评，短小精悍，锋利深刻，达到了一定的力度和深度。如《街头人语》（之一）抨击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独裁和劫收：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道同风。--这叫做“统一”。皮带，皮绑腿，大皮包。--这是“三皮主义”。金子，房子，车子，女子，面子。--这是“五子登科”。你当它正经，它是开玩笑；说它是笑话，偏又是事实。中国的政治，就是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这样的短评，确是锋利的匕首和投枪，正如柯灵自己所说：“我以杂文的形式驱遣愤怒，而以散文的形式抒发忧郁。”而像《禁书诗话》等是诗话体杂文，《玉佛寺传奇》则是杂剧散曲体杂文。这些杂文仿效鲁迅和瞿秋白合作的诗话体杂文《王道诗话》及杂剧散曲体杂文《曲的解放》，匠心巧运，把对时事世态的抨击和讽喻，融入中国传统的诗话、杂剧、散曲等民族形式之中， 别开生面， 令人耳目一新。 柯灵写于1940年的《从“目莲戏”说起》和《神、鬼、人》中的《关于土地》、《关于女吊》、《关于拳教师》等几篇杂文，也很有特色，可以说是“立体风土画”和有的放矢的现实评论的融合。柯灵是绍兴人，与鲁迅同乡。鲁迅小说、散文和杂文中所写的土谷祠，民间戏曲中的“女吊”和“二丑”，绍兴一带的风土习俗和人情世态，他也是熟稔的。柯灵的这些杂文，从鲁迅的名作中汲取灵感和素材，加上他自己的创造，不仅给读者奉献了形神毕肖、绘声绘影“立体风土画”，而且坚持了解剖和改造国民性的精神传统，表现了他对某些人情世态睿智掘发的启示，具有较长久的思想和艺术的魅力。
尽管作者鲁迅先生在《(野草)英文译本序》中关于《希望》有过这样的说明—“又因为惊异于青年之消沉;作《希望》”,人们却还是往往把《希望》看成是表现鲁迅悲观失望情绪的作品。或说是作者内心阴影的坦露,或说是内心矛盾的解剖,亦或是否定“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表现鲁迅绝望的抗战精神等等。然而,即以简单的逻辑推论,也可以认为这些理解是与作者初衷不符的:为什么“惊异于青年的消沉”而写的东西却在表现自己的悲观失望、内心阴影和绝望?难道是为了对青年表示理解、同病相怜吗?如果是这样,让消沉之青年读后不是更要消沉下去吗? 是的,《希望》令人感到作者内心的矛盾、苦闷和情绪的沉重,然而却同时令人激动和感奋。因此文中所透出的矛盾、苦闷和沉重中,表现着鲁迅对青年们浓浓的忧优心和拳拳意。
伴随着鲁迅先生的作品，一同凝望逝去的历史，解读上个世纪中国最忧患的灵魂，同时在成长中，不断剖析自我个体的生命存在，这已是我们见证深刻的必修课，而且势必仍将持续下去，成为我们灵魂深处不可磨灭的永恒。有人说：鲁迅是一个难以表述的存在，走进他的内心深处，是相当困难的，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使得后人在接近的时候，常常会陷入表述的尴尬。但对于我们而言，从学者抑或评论家的角度去品味、体会，实在是被置入另一种无地的尴尬中，我只能记下那些在我的成长中慢慢风化却又自信弥坚的感想，来告慰先生的伟大，以及见证一些…… 田园牧歌中的现实主义者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最早时读到的先生的作品，幽默、诙谐、妙趣横生，那菜畦、石井栏、皂荚树、桑葚、黄蜂、叫天子以及人形的何首乌，还有长妈妈讲的有关赤练蛇、美女蛇的故事，都曾引起儿时最远最深的遐想，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恰似那时的心境。文章天成，如同园中的草木，枝叶繁茂，尽皆奇花异草，随手摘取。这种以孩童的眼光来观察事物，使之形成一种张力，令人目不暇接。《故乡》里的闰土是经常盼望突然来临的远客，带着故乡的趣事，捕鸟、拾贝壳、守西瓜地，以及如歌吟般的“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美丽的世界。还有《社戏》，那么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兀自划了船去看戏，“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散发出来的清香”、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依稀见望的山庄，和咿咿呀呀地旦角的哼唱，归来时偷煮豆的欢晌，都成为我们回忆中的美景。 鲁迅以他特有的细腻的笔触为许多年后中国的孩子勾勒了一幅幅美轮美奂的童年图景，却以自我的孤独实践、审识了所谓的原乡情调，这种怀旧中隐藏的对现实的思考是更为深刻的历史使命感与生命剖析，这是我很久以后再读先生作品的体会，继而颠覆了置于一个时期和年龄的思想。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选自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是之中少有的童话般的文字，也使之成为儿童教育中的经典读物。百草园中的草木鸟兽、三味书屋里的摇头晃脑，都以一种幽默的笔调来调节给人的目不暇接的紧张感，这些都在文末“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的感慨中结束，给人一种回忆的阶段性与模糊感，带着无法挽回的忧伤继续行走，在回望与现实中，反而更突显了生命存在悲哀，这种悲哀正是鲁迅思想中有关“中间物”的体现，他是一个“感得全人间世，而同时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的博大的诗人，不承认历史发展，社会形态，他拒绝了永恒，否定了历史社会生命的“凝固”与“不朽”，制造了空前的现实感与孤立姿态，这种“中间”的论调使对于百草园、三味书屋的回忆与现实产生一种巨大的隔膜，把人置于虚无的境界，推向绝望的极致。 《呐喊》小说之一《故乡》将虚构作者与现实结合，令人不得不怀疑作者与小说人物的统一性，浓郁、强烈的抒情性，使这首“还乡诗”塑造了童话般的抒情世界。在所谓的“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建构模式中，田园牧歌的情感也在闰土的一声”老爷”中彻底破灭，“我”的再次离去与闰土的离去是相互见证与背离的。鲁迅是真正透彻了解农民的心灵的作家，这种隐含在文字中的对农民个体生命意识的描写正是于悄无声息中洞穿，而这又是于平静中对现实的毁灭性的认识，在人们被乡村美丽深深打动的同时，不得不直视现实。《故乡》比起古典文学构筑的童话世界更富于现代性，它是描写无暇的童话世界中被毁灭的悲哀，他“描写现实世界与童年经历的分裂对立，表现在现实世界中童年的纯粹而美丽的童话般世界的崩坏与堕落，以及那个为‘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想象世界的歌吟般的追寻”，实际上是引导人们的目光投入更深沉与痛苦的现实。乡村是没有陌生人的世界，与《祝福》、《社戏》中的“我”一样，鲁迅却正是从一个陌生人的视角来发现、观察“陌生化”的“故乡”的，它是对现实的一种永恒的拯救，关照现实对立的想象，以田园牧歌的笔调上位于这种自己身处其间却又终是孤独的陌生，极其高超的寄托了自己的现实主义精神。这种现实主义，不同于直接的白描，正是童话般的想象世界加深了现实的深重性。“幻景”与”现实”混沌一片，从“离乡”到“作怀乡梦”，“我现在的故事”始终在“心理的回乡”与“现实的回乡”所构成的张力中展开，而且必然是一个“幻景”与”现实”相互剥离的过程，剥离的痛苦与“金黄的圆月”相映成辉，是折射后更为苦痛的现实。 中学语文课本里的《社戏》并非原文的全部，而这种删节或许正引导和规定了更多的人对小说原作的理解
童年早已不甚遥远，但童年的琐事依旧不为岁月的尘土掩盖，心灵深处，依旧存在着那一份对童年的眷恋。印象中的鲁迅眉宇间透着一股超俗的刚毅，傲骨中散出“举世皆浊吾独清”的气度，阅罢《朝花夕拾》，方知走下“神坛”的鲁迅，就像你、我、他一样也是个普通人。 他也曾是一个玩童。不错的，孩提时，谁能舍得跳出“玩”这个字眼呢？百草乐园贯穿了他的大半童年。也曾与那高大的皂荚树为伴，也曾幻想拔出人形的何首乌因此而弄坏了围墙，也曾摘了那紫色的桑葚攒成球。在夏夜里倾听油蛉的低吟，蟋蟀的弹奏；在冬日里搓着红红的小手，塑起雪罗汉。哪怕是伏在菜花上的一只肥胖的黄蜂，哪怕是一片碧绿的菜畦，哪怕是墙角那如珊瑚珠般的覆盆子，也能让他着迷。惊异于鲁迅的一双慧眼，惊异于他的文笔细腻，也惊异与他的童年探险般的经历，却仍不失他那略带稚嫩、幼小的心灵。也难怪，在惜别百草园时，会发出那一声声包含着无奈与留恋的“Ade”的叹息。 然而，仅仅是对百草园的“探究”，是无法造就日后的大文豪的。于是，三味书屋中留下了他最初时稚嫩的童音。即便是那样威严的地方，在他的眼中，也同样能找到别样的情趣。“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无法想象，就是这样一个古板的老人，却是鲁迅十分敬重的寿镜吾先生。那读到极好的文章，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的动作却也十分有趣。不知道，在私塾整日里念着“仁远乎哉”的日子是怎样熬过去的，正午习字傍晚对课的生活又会是怎样的枯燥无味？最起码，还有去花坛折腊梅花的机会，最起码还有在地上寻蝉蜕的，捉苍蝇喂蚂蚁的可能。再不然，就是描绣像的意外收获。然而，这看似有趣的生活，看似广泛的兴趣果真是发自内心的吗？或许是对枯燥的私塾一种解脱吧，或许是潜意识里对封建腐朽的一种反抗吧，再或许，是对逝去童年的一种寄托与祭奠吧！ 令人惊奇的是他的“启蒙老师”竟有一位目不识丁的连姓名也未曾知晓的女佣。她常切切察察地向人低声絮说些什么，还会竖起第二个手指，点着对手或自己的鼻尖。这便是长妈妈了。在睡觉时摆成“大”字，许多繁琐的规矩，这与百草园中那个讲叙“美女蛇”的神秘故事的长妈妈实在是不相称了。“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看似普通的一句话，话语中却又饱含着多少复杂的辛酸。一位大字不识的普通百姓，竟能对我无意间说的“山海经”一词念念不忘。从走进书店到成功买书，这期间又受了多少白眼，遭受了多少辛酸。很难想象，诺大的书店里，长妈妈大着嗓门涨红着脸向店主“讨书”时的情形，一番嘲讽之后，终于丢出一本书。在众人鄙夷的目光中，缓缓拿起书走出书店的大门又得有怎样的勇气。难怪接书的那一刻，鲁迅会觉着仿佛遇着了一个霹雳，致使全身都震悚起来。也难怪，在他的心灵深处，会有“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这样的仰天长啸。 他也曾彷徨过。留学日本，身处异国他乡的他眼望着中国留学生的堕落倍感寂寥。本想求得一个志同道合的伙伴，不想却见得一个个堕落着的“将头发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的学生，仿佛惟有那样才能宣告自己是“清国留学生”。眼见着本国的爱国人士将要被日本人所枪毙，竟还拍掌欢呼高喊“万岁！”正当一个个不公正的待遇让他陷入迷茫与惆怅之时，一位日本教师走进了他的生活。“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这便是藤野先生了。这似乎是一位再平常不过的老师，但对鲁迅心灵却着实震撼了。他的严谨，他的一丝不苟的教风，对日后的鲁迅恐怕有了很大的影响吧。或许对于“我”，他并不是最优秀的教师，但他却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名教师。或许，也正因为受到了藤野先生忘乎国界般的感染，才使得鲁迅从“彷徨”走向“呐喊”吧！ 平实的语言，流水般的真情，鲁迅用亲历唤醒了多少人对童年生活的向往，《朝花夕拾》中又存有多少当代青年美好的梦哦！朝花已谢，只待残阳下拾捡，珍藏这份永久的情感，珍惜这份美好的记忆吧！
伴随着鲁迅先生的作品，一同凝望逝去的历史，解读上个世纪中国最忧患的灵魂，同时在成长中，不断剖析自我个体的生命存在，这已是我们见证深刻的必修课，而且势必仍将持续下去，成为我们灵魂深处不可磨灭的永恒。有人说：鲁迅是一个难以表述的存在，走进他的内心深处，是相当困难的，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使得后人在接近的时候，常常会陷入表述的尴尬。但对于我们而言，从学者抑或评论家的角度去品味、体会，实在是被置入另一种无地的尴尬中，我只能记下那些在我的成长中慢慢风化却又自信弥坚的感想，来告慰先生的伟大，以及见证一些…… 田园牧歌中的现实主义者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最早时读到的先生的作品，幽默、诙谐、妙趣横生，那菜畦、石井栏、皂荚树、桑葚、黄蜂、叫天子以及人形的何首乌，还有长妈妈讲的有关赤练蛇、美女蛇的故事，都曾引起儿时最远最深的遐想，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恰似那时的心境。文章天成，如同园中的草木，枝叶繁茂，尽皆奇花异草，随手摘取。这种以孩童的眼光来观察事物，使之形成一种张力，令人目不暇接。《故乡》里的闰土是经常盼望突然来临的远客，带着故乡的趣事，捕鸟、拾贝壳、守西瓜地，以及如歌吟般的“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美丽的世界。还有《社戏》，那么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兀自划了船去看戏，“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散发出来的清香”、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依稀见望的山庄，和咿咿呀呀地旦角的哼唱，归来时偷煮豆的欢晌，都成为我们回忆中的美景。 鲁迅以他特有的细腻的笔触为许多年后中国的孩子勾勒了一幅幅美轮美奂的童年图景，却以自我的孤独实践、审识了所谓的原乡情调，这种怀旧中隐藏的对现实的思考是更为深刻的历史使命感与生命剖析，这是我很久以后再读先生作品的体会，继而颠覆了置于一个时期和年龄的思想。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选自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是之中少有的童话般的文字，也使之成为儿童教育中的经典读物。百草园中的草木鸟兽、三味书屋里的摇头晃脑，都以一种幽默的笔调来调节给人的目不暇接的紧张感，这些都在文末“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的感慨中结束，给人一种回忆的阶段性与模糊感，带着无法挽回的忧伤继续行走，在回望与现实中，反而更突显了生命存在悲哀，这种悲哀正是鲁迅思想中有关“中间物”的体现，他是一个“感得全人间世，而同时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的博大的诗人，不承认历史发展，社会形态，他拒绝了永恒，否定了历史社会生命的“凝固”与“不朽”，制造了空前的现实感与孤立姿态，这种“中间”的论调使对于百草园、三味书屋的回忆与现实产生一种巨大的隔膜，把人置于虚无的境界，推向绝望的极致。 《呐喊》小说之一《故乡》将虚构作者与现实结合，令人不得不怀疑作者与小说人物的统一性，浓郁、强烈的抒情性，使这首“还乡诗”塑造了童话般的抒情世界。在所谓的“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建构模式中，田园牧歌的情感也在闰土的一声”老爷”中彻底破灭，“我”的再次离去与闰土的离去是相互见证与背离的。鲁迅是真正透彻了解农民的心灵的作家，这种隐含在文字中的对农民个体生命意识的描写正是于悄无声息中洞穿，而这又是于平静中对现实的毁灭性的认识，在人们被乡村美丽深深打动的同时，不得不直视现实。《故乡》比起古典文学构筑的童话世界更富于现代性，它是描写无暇的童话世界中被毁灭的悲哀，他“描写现实世界与童年经历的分裂对立，表现在现实世界中童年的纯粹而美丽的童话般世界的崩坏与堕落，以及那个为‘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想象世界的歌吟般的追寻”，实际上是引导人们的目光投入更深沉与痛苦的现实。乡村是没有陌生人的世界，与《祝福》、《社戏》中的“我”一样，鲁迅却正是从一个陌生人的视角来发现、观察“陌生化”的“故乡”的，它是对现实的一种永恒的拯救，关照现实对立的想象，以田园牧歌的笔调上位于这种自己身处其间却又终是孤独的陌生，极其高超的寄托了自己的现实主义精神。这种现实主义，不同于直接的白描，正是童话般的想象世界加深了现实的深重性。“幻景”与”现实”混沌一片，从“离乡”到“作怀乡梦”，“我现在的故事”始终在“心理的回乡”与“现实的回乡”所构成的张力中展开，而且必然是一个“幻景”与”现实”相互剥离的过程，剥离的痛苦与“金黄的圆月”相映成辉，是折射后更为苦痛的现实。 中学语文课本里的《社戏》并非原文的全部，而这种删节或许正引导和规定了更多的人对小说原作的理解，它在我们的记忆中展现的只是一幅精妙绝伦的江南小镇风物图，秀美的景致、豆麦的清香、淳朴的民俗以及一大群天真质朴的孩子，足以让人产生某种幻觉。但一联系前文“我”两次看京戏的情景，就完全不是一种印象了。戏院里“咚咚惶惶之灾”，由板凳“联想到私刑拷打的工具”，带着这些小说前半部分留下的奇特而沉重的印象来重读我们早已读熟的文章，不得不有新的感觉感受，新的发现及新的眼光。再回忆鲁迅写在赵庄的看戏，竟至于如此的烦闷，其意并不在“戏”或“看戏”本身，而是来折射自己内心的世界，通过这些“看戏”过程中不同寻常的感觉感受，使人体会到一种精神的扩张、霸占，对个体生命的挤兑、迫压使人产生甚至于生命的威胁感，实在是与后面的清闲不可比拟的。然而这种同现，正是产生了无法超越、剥离的负罪感与现实体验，以儿童视角描绘的鲁镇的田园牧歌的生活，在此时已消失殆尽，留下的，只是心中无尽的伤痕与莫名的惋惜，鲁迅同样是以陌生化的视角来建构整篇小说的，前面删节的部分是于现实中的陌生，无法融入现实的体验，而后面则是一直以一种腼腆的姿态来回报当地不同人的相同热情，同样没能沉于“故乡”中，于是鲁迅思想的“中间物”的意象跃然纸上，这种回望与展现都不能完成的中间性，是作品中的“我”与作者的再度结合，从而在更深沉次上体现了现实主义。 钱理群在剖析鲁迅的思想时曾指出鲁迅作为现实主义者，最根本的含义，在于他彻底地屏弃了一切关于绝对，关于至善至美，对于全面而无弊端，关于永恒的乌托邦的神话与幻觉世界，杜绝一切精神逃薮，只给人们留下唯一的选择——正视现实、人生的不完美、缺陷、速朽，并从这种正视中，杀出一条生路。对于故乡的回忆，无论是真实的散文的语言，抑或自叙式的小说笔调，鲁迅都带有原乡情调似的追述展示绝对澄澈的世界，这种童话般的生活作为永恒的乌托邦的幻觉于不真实中表现无法企及的现实的悲哀。陌生化的视角，不是简单的怀乡和描述，而是更突显了屹立于“故乡”中的外乡人形象，这种无家可归的绝望的苍凉，构成了鲁迅极其作品“荒凉感”的另一个侧面，那些田园牧歌实际上是现实的坟墓中葬送了现实，田园牧歌对于鲁迅自我只是回忆中爱的体验，却又背道而驰。鲁迅自己曾说“爱之转而畏惧于爱，最终逃避爱”，这些有关爱的回忆，造成一种距离感，可以使他摆脱爱的重压，更投入的反对现实。 “爱是奢侈品，在这样的人间”，先生正是于这样的彷徨的无地中以最深刻忧患的灵魂建构起一座丰碑，在田园牧歌中践行现实主义。 绝望与希望中的启蒙者 很久以前读《伤逝》，读鲁迅，不懂。记忆中只有子君走过紫藤棚与涓生谈易卜生、谈泰戈尔的风景，子君瞥见雪莱半身像的羞涩，还为着子君的死可惜，我抄了林徽因的《别丢掉》：“别丢掉/这一把过往的热情/现在流水似的/轻轻/在幽冷的山泉底/在黑夜，在松林/叹息似的渺茫/你仍要保存那真/一样是隔山灯火/满天的星/只使人不见/梦似的挂起/你向黑夜要回/那一句话——/你仍得相信/山谷中留者/有那回音”，以此来祭奠子君，祭奠那些为了爱奋力拍翅飞出围城却又在无可奈何中走向坟墓的女子。《伤逝》是先生少有的温情之作，之中寄寓的，有关于爱的回忆，有对封建社会的现实性的反抗，更存在的是先驱者无法回避的历史命运。子君的无畏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代表着众多蒙受西方浪漫主义思潮影响的年青人，在才子佳人梦的破灭中，对于封建的叛逃只能留下一声叹息。这之中，有鲁迅对个体生命存在与社会历史群体关系的探讨，深入触痛的，更是于绝望与希望中他都无法忘怀的启蒙，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交织中斗争的空白，留给他只一点罅隙去品位再一次的孤独。 《伤逝》作于五四落潮时期，正如鲁迅在显示中所体会的各样人生情态，高升的高升，沉沦的沉沦，这些个体所表达的都是先驱者对于寂寞中选择的不同的历史命运。子君的夭折、涓生的悔恨是突破封建束缚后自我选择的结果，它具有不可回避性，这不仅来自五四偏执错误的启蒙思想，更有对自我认识的绝望与希望的模糊体验。《伤逝》是以涓生手记的形式把握的，其中对会馆的败壁、吉兆胡同生活的描写都带有回忆的性质，而这种回忆，终于没能落入乌托邦神话的幻想，最后还是回到现实，重新面对新的痛苦与寂寞，咬着牙关选择了历史。子君和涓生对自我个体解放中蕴涵的有鲁迅前期的浪漫主义和个性主义的思想，他的以“个人”为本位的个性主义思想与封建传统思想以封建“社会”为本位的思想构成了尖锐的对立，在揭露封建思想对个人生存权利的漠视和对思想的摧毁中，鲁迅把西方浪漫主义的某些观点也寄托在这里。子君和涓生一起读泰戈尔、雪莱的诗，一同散步，探讨未来，于无畏中将自我从封建牢笼的束缚中释放出来，实现了自我的启蒙，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是徘徊在希望边缘中渐而升起的绝望，这种绝望来自于未知前路的迷茫。等待的面前面对的是现实的危机，经济的拮据、家人朋友的不理解都使子君与涓生对这种生活产生怀疑，于是一个开始沉溺于与官太太的勾心斗角中，一个开始在内心中反思现实，这种背道具有历史性的选择意义，个性解放后面对的问题是如何与整个社会历史相结合、相协调，而这种结合与协调又不至于丧失自我。这之中，鲁迅提出的，是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对个性启蒙的怀疑已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体验，更升华为对人的自觉的怀疑。人的独立品格、人的自由自觉都应是与人相协发展的。 当鲁迅着力于个体生命体验时，他感到的是极大的孤独，这种孤独，在《伤逝》中的体现，不仅有世人对涓生和子君的不理解，更有他们之间的无法沟通，于是个性主义在此沦落为对于“启蒙梦”的深刻怀疑与绝望，这种深层意识与潜在心理使得温情的文字背后浮现的是更为深刻的思考。个性精神的解放，脱离了变革社会制度的斗争，是无法得到结果的，然而鲁迅又从根本上否定了为了“爱”而牺牲个人意志和个性的人道主义，涓生也说“爱必须有所附丽”，而这种“附丽”不仅来自对现实生活的经济需求，更应有双方自我生命存在的把握，这种希望似乎又于一瞬中陷入虚妄中，悲剧主人公自身本就是与周围环境相对的，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在鲁迅看来是无法调和的，在这种绝望与希望的交织中，鲁迅认为应使其并存对立，择其能用者而用之，爱则爱之深，恨则恨之切，鲁迅不是“泛爱众”，提倡“人皆兄弟”的人道主义，他也不是纯粹浪漫的个性主义者，他既否定脱离开个性主义的的人道主义，也否定脱离人道主义的个性主义。正是在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相交织的此消彼长中，鲁迅在绝望与希望的中间，依然孜孜不倦的实现着对自我与社会的启蒙。子君的夭折、涓生的悔恨，在现在看来，也是启蒙者们不可回避的历史命运的选择，具有必然的孤立性与矛盾性。 作为处于绝望与希望之间的启蒙者，鲁迅也咬着牙关选择了历史，他从来不否定或掩饰自身思想的矛盾与破碎，将慈爱与悲怆互为表里，使“爱”与“死”成为对立永恒的存在，又一次把自我放进了历史的荒原中，孤独的承担启蒙的责任。《头发的故事》中N先生的愤激，《孤独者》里魏连殳的痛苦以及《在酒楼上》吕纬甫的感喟，都表现出先驱者对社会历史的背离与逆转，但这种背离又并非完全的复归，这种陷入极端孤立的状态中的先驱者，面对这种寂寞，或在绝望中死亡，或于希望中沉沦，辩不清真正的方向。这种深刻的历史使命感，在鲁迅一直默默进行的启蒙工作中，是由自我来背负的，这种孤独与寂寞之于绝望与希望，是置于之中的艰难。他曾在《<呐喊>自序》中提到：“我在年青时候也曾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然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历史给予先驱者的馈赠，全由自我一力承担。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先生拒绝了完美与圆满，对于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变更、人生道路的极境，他都抱有怀疑，他同时拒绝了个性与人道的调和，在更深沉的痛苦与孤独中践行自我与社会的启蒙，于绝望与希望中实现真理的探索。“斯失子与之德，而留者为空无”。 黑暗灵魂的舞者 很简单的一个故事，最初读起只是语言晦涩颇有些古怪的神话，眉间尺与楚王还有“黑的人”的头之战，以及那些咿咿呀呀奇奇怪怪的歌，平添了许多奇异的幻彩。为父复仇而死的传说在中国是不少见的，被冠以忠孝的名义后终沉溺于历史的洪流中，不复听说。而《铸剑》似乎倾注了鲁迅先生极大的心血，最终也不辜期望成为先生探寻人类灵魂、反思人性、守望孤独的代表之作，其极具先锋的艺术内涵仍恩泽此后的众多作家。 简单的子为父复仇的故事随着“黑的人”的出现逐步步入复杂的旋涡中。鲁迅花大笔墨写了眉间尺的优柔寡断，这就决定了复仇于他是一件不可完成的任务，在现实世界的这种两难境地与复仇命运的必然性里，就决定了宴之敖出场的顺理成章，他的种种神秘性，把人引入另一种复仇的境地，即指向全人类生命个体的灵魂深处的自我复仇。再来看看楚王，残忍、无道的代表，但他也曾摆脱现实的两难，铸莫邪剑，为的是消除戾气，增加的却是新一轮的杀戮有复仇。这种荒诞性的叙述，是通过细腻的笔法表现的，莫邪剑的诞生、充满血腥的头与头式的复仇，神秘而古怪的楚歌，都另人不得不把目光投向这个奇怪个黑衣人，他的言谈、举止都带有对于世俗的生死、个人肉体摈弃与冷酷的决绝，鲁迅在他身上贯注了他“理想的人性”，“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万物在他身上都能找到痕迹，然而终也抓不住。他的冷酷与神秘在作品的荒诞叙述中只能置于理念的范畴，这实质上是顿入虚无的表现，对于人性的关注与探讨一直是鲁迅思想的重点，也使之成为他最具先锋性价值的内涵。 人类个体的灵魂自我必定如《铸剑》里的眉间尺与楚王，存在着两个极端，爱与恨、善良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然而这极端也终是无法调和的，复仇的必然性带有古希腊神话的命运悲剧性，而人物性格又使之具有莎士比亚戏剧式的性格悲剧，双重式的复仇使人的关注更深沉的投入自我的体验中，灵魂的两极，存在于同一生命个体，也必然会有斗争，人类就是在这种自我复仇中不断成长与继续生活着的。鲁迅把关注投入到整个人类灵魂的最深处，通过一种荒诞性的叙事纬语，展示了人存在的理念世界，是极具现代性与先锋意义的。同时这种对自我的复仇、对存在理念世界的把握，又是通过绝对的神化将其置入一种虚无的境界来把握的，这就更深入了鲁迅自我的一种虚无主义精神。宴之敖说：“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成了放鬼债的资本。我的心里全没有你们所谓的那些，我只不过要给你复仇”，《铸剑》在这里提出的超目的性的现实主义，正如康德所说：“在此岸的社会中，任何行善的目的，都不是纯粹，而纯粹的动机是来自彼岸的承诺”，他认为有限的生命个体不可能认识无限的世界，对“复仇”崇高赶的认同是来自此岸与彼岸间不可能建立的桥梁，这样就给复仇打上了虚无主义的旗帜，自我的复仇来自虚无的认识，而虚无主义也正是源自对自我灵魂拷问，这种非凡的自我否定精神和殉道意识，是鲁迅比之同代人对自我在社会形态与文化形态的地位的更深刻的认识，他所阐述的这种虚无与孤独的荒原感不是一个阶级一个时代的，而是整个人类从古自今的悲哀。 这种虚无主义不仅在《铸剑》里表现突出，在鲁迅最具代表性的散文诗集《野草》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影的告别》中的影显示了三种本质特征，其中对自身本质的反省和怀疑都表明了来自人内心深处的恐慌与荒诞。主人公自我与社会和个人存在之间的逻辑两难框架，是此岸不得通向彼岸的虚无，而对于“无间”的复仇也在他的其他作品中有深刻体现，《孤独者》里的魏连殳的复仇是以自我毁灭与扭曲为代价的，《野草》中《复仇》与《复仇之二》中充斥着荒诞感，也必会受到一番灵魂与心灵的挣扎。在追求世俗完美的过程中，最大的敌人应是来自自我，在理念上的声讨，于现实是虚无的，但鲁迅正是以这对自我的深刻复仇及虚无的剖析，创造了那个时代不应有的伟大认识。复仇与虚无带给他的，是更为绝对的孤独。 “他曾把自己看作由中世纪走向现代文明的‘过客’，看成具有使命感的中间人物”，“他努力把自己从异己的环境中解放出来，使自己不再类属于非人道的意志王国，而是具有自由意识与善良意志的独立的主体”，这种具有历史使命感的意识使先生创造了非同一般的艺术成就，同时他将自己置于更为黑暗、孤独的世界里，在自我的虚无与复仇中寻找光明。 残雪说：艺术，就是黑暗灵魂的舞蹈。从复仇到虚无，鲁迅先生揭示了整个人类灵魂的存在状态，具有深刻的内涵与哲理，这种对人性的孤独者的守望，恰似黑暗里的一首舞曲，在痛苦中将艺术留给后人。 那些关于爱与恨，黑暗与光明、艺术与人生的思想随着我们的阅历渐渐成熟、改变，在少时读鲁迅先生，那是一首略带忧伤的儿歌，淳美中却又另带别质；很久前读先生，那时一首激进高昂的爱国歌曲深沉却又另蕴他意；现在读先生，是一幕幕轮番上演的对心灵与现实拷问的话剧，痛苦而又深涵哲意，就仿佛是广袤的沙漠里野草的鸣动，华美的叶片落尽，生命的成色才依稀可见，而我只能在此写下此刻的认识与见解，或许短暂，或许肤浅，但正如先生对历史承担的决绝，虚无中也自有那一份真意。多了点，你可以参考一下，再删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