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网上搜集整合
《红楼梦》中的服饰描写十分详细，充满了细节描写和隐喻。其服饰描写反映了清代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和礼仪规范，也反映了作者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批判。在《红楼梦》中，男女角色的穿着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和标准。男性穿着白色长袍、黑色长裤、黑色长靴，领带、帽子、手套等细节都要符合礼仪规范，以彰显其身份地位。女性则分为嫁妆、日常服装和正式礼仪服装三种。
嫁妆通常是精致的绸缎衣裳、首饰，富有色彩和花纹；日常服装则以素雅为主，多以缎子、绢子为主；正式礼仪服装则更为浓重，以金银刺绣和宝石来装饰，显示主人的财富和地位。在描写细节方面，还有很多暗示和隐喻，如黛玉、宝钗的珠翠饰品体现出她们的身份和地位，而又因病而丧失的贾母描写中的“一根麻线”也反映了封建社会的不公和残酷。
通过对《红楼梦》中服饰描写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到清代封建社会的礼仪规范和等级制度，反映出社会的严重阶级分化和不公平现象，也为我们今天的社会发展提供了参考和启示。
摘要：从服饰文化写起，描写了《红楼梦》中贾府人物的服饰文化。在《红楼梦》里作者很注重写人，每个角色都有各自的个性，不管是十二钗，就连一个小丫环和小斯也不雷同，而作者在对他们服饰描写上，做到从服饰看人，重人的外表，也重人的内心。服饰是人的第二皮肤，也是美的一种追求，美的一种张扬，美的一种延续，这里很注重对服饰的描写，把它和心灵、外在和智慧的美充分结合在一起，让人从视觉上感觉到它的美的同时也对每个人身份和命运有了相对了解。 主要文字：服饰文化、红色、贾府人物 服装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徵，一种符号，它代表个人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使人人各守本份，不得僭越。因此，自古国君为政之道，服装是很重要的一项，服装制度得以完成，政治秩序也就完成了一部份。所以，在中国传统上，服装是政治的一部份，其重要性，远超出服装在现代社会的地位…… 按说服装，对人类来说，蔽体御寒是它的首要功能。但是人类服装文明，自走出了唯一实用目的时代以后，它的功能就复杂了，尤其在中国。自古，服装制度就是君王施政的重要制度之一。促使服装发挥它的功能，达到它“天下治”的目的，最重要的因素在服色。服色有两大功能：一是区别身份地位；二是表示所处的场合。古代政府对全天下的人，都有规定的服色，尤其，天子、诸候至百官，从祭服、朝服、公服至常服，都有详细规定，他们几乎是穿着制服，因穿制服的人，多属上层阶级，是人们企羡的对象，因此制服服色强烈地影响一般的流行服色。时代不断变迁，中国文化中不断加入外来文化，流行服色也会反过来影响制服服色，在这两种服色文化互相激荡的结果，产主了这段看似变化不大，事实上又有翻天覆地改变的服装史。古代的服装，依穿着场合，主要可分为：礼服、朝服、常服三类，每类又可分几种，原则是地位愈高的人，得以穿的种类愈多，可以用的颜色愈多。 明代建立之初，开国皇帝朱元璋认为元代服饰皆胡服，其男戴胡帽，女不服衣裳，“无复中国衣冠之旧”，于是朱元璋下令要恢复唐朝服制服，并把服饰规定写进了官修的《大明集礼》和《诸司职掌》中，到了洪武三年（1370年），明政府初步制定出冠服之制，对皇帝冕服、常服，后妃礼服、常服，文武百官常服、士庶服饰等进行了具体规定。至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明代又对原定的冠服制度作了一次大规模调整，使明代的服饰集中了历史上汉族各王朝服饰中各具特色的部分，同时也使明代服饰成了“汉官威仪”的集大成者。明代服饰制度从开始酝酿到最后确立，前后经历了30年的时间。 由此可见，在明朝时服饰文化已经成为一种制度，而人们对服饰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包裹身体的东西，而是显示其身份地位和个人性格的代表。而在曹雪芹的《红楼梦》中则将这一特点表现的淋漓尽至。《红楼梦》原名《石头记》，后由空空道人改为《情僧录》东鲁孔梅溪则题曰《凤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并题一绝云： 满纸荒唐言， 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 谁解其中味！ 后人在其死后又将其改为《红楼梦》。《红楼梦》红楼生红，红色，在当时表示血色，是生命的象征，也在无形中代表了十二金钗的命运…… 贾府是18世纪中页的世家大族，他们的吃穿用度上表现出的与众不同让人眼前一亮。而《红楼梦》中贾府服饰的华丽、高贵、富丽堂皇，及人物性格、身份都暗示了他们今后的命运。服饰与人的关系从原始社会开始，人类从原始社会走过来，文明在不断发展，人也逐渐产生了对美的追求，当时服饰文化到了一个高度民主，也有了时代的前提。正逢曹雪芹家属织造世家，所织造的服饰属高档次的，专供给皇家的，所以他能看到并知道所有华丽的服饰及其做工、材质等，这为文章中能细致谈论服饰的美做了很好的铺垫。在制作和选料等上不同，在上面表现出的不仅是物质，更是有大量精神上的描写，在服饰上的感触相对别人而言有所不同。在《红楼梦》里作者很注重写人，每个角色都有各自的个性，不管是十二钗，就连一个小丫环和小斯也不雷同，而作者在对他们服饰描写上，做到从服饰看人，重人的外表，也重人的内心。服饰是人的第二皮肤，也是美的一种追求，美的一种张扬，美的一种延续，作者在这里很注重对服饰的描写，它把心灵、外在和智慧的美充分结合在一起，让人从视觉上感觉到它的美的同时也对每个人身份和命运有了相对了解。 从第三回林黛玉进府看到的一切开始写起，进府前，“她近日所见的这几个三等仆妇，吃穿用度，已是不凡，何况今至其家。”这里可以表现出黛玉心里在想连个丫鬟家丁穿着都如此不一般，自己母亲也曾说过贾府的富裕不同，让她想到现在已到贾府，里面的景象会更加高贵华丽，更能显示地位。而后又“忽见街北蹲着两个大石狮子，三间兽头大门，门前列坐着十来个华冠丽服之人。”而见到老夫人后，领进三人，只道是：“不一时，只见三个奶嬷嬷并五六个丫鬟，簇拥着三个姊妹来了，第一个肌肤微丰，合中身材，腮凝新荔，鼻腻鹅脂，温柔沉默，观之可亲。第二个削肩细腰，长挑身材鸭蛋脸面，俊眼修眉，顾盼神飞，文才精华，见之忘俗。第三个身量未足，形容尚小。其钗环裙袄，大家归了坐”在这里写的是三个姊妹的外貌与学习归来的装扮。从外貌上看出三个姊妹的大概性格，第一个温柔沉默、观之可亲；第二个顾盼神飞、文才精华；第三个形容尚小。而服装这里只是简单叙述了一下，钗环裙袄，几个字将其服饰描绘了出来。 这里说王熙凤的服饰，可以从第八回刘姥姥进府看到的写，在刘姥姥初见王熙凤时，见到平儿，被平儿的服饰所惊呆了，错认平儿是王熙凤。这里是这么说的：“刘姥姥见平儿遍身绫罗，插金戴花，花容月貌，便当是凤姐儿了，才要称‘姑奶奶’，只见周瑞家的说：‘他是平姑娘’。又见平儿赶着周瑞家的叫他‘周大娘’，方知不过是个有体面的丫头。”当时让六姥姥产生了错觉，愣在那里，后知是误会，可想而知，丫环穿着都是绫罗绸缎，主人穿着肯定更加华贵。后在周瑞家的引见下见到王熙凤“凤姐儿家常带着紫貂昭君套，围着攒珠勒子，穿着桃红洒花袄，石青缂丝灰鼠披风，大红洋绉银鼠皮裙，粉光脂艳”，那般雍容华贵，让刘姥姥惊在那里，过会才赶忙下跪。但她看到的只是她们的家常衣服，并没有见到见客的高贵服饰。 要说王熙凤的闪亮出场是在第三回，黛玉进贾府。老夫人在给黛玉介绍家中各人，过了好会，只听到爽朗的笑声传来，这时王熙凤出场了，说到王熙凤，是贾家的管家奶奶，装扮自然不同一般，而她姗姗来迟的原因也是为黛玉的到来去认真打扮了一番，这里且说黛玉眼中的王熙凤，“这个人的打扮与众姑娘不同：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带着赤金盘螭璎珞圈，裙边系着豆绿宫绦，双衡比目玫瑰佩；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锻窄裉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这里看出她的精心打扮，和火辣辣的性格，也把她管家奶奶的高贵身份突现了出来。在这里把服饰工艺上的很多优良工艺及其复杂性都提及了，连她穿的衣服也是五色缂丝石青银鼠褂。五色缂丝在隋唐有、宋朝、清代稍有所保留，是用熟的蚕丝做纬，用生的蚕丝做经，彩色的是熟丝，单色的是生丝，用这个组成的花纹就叫缂丝。而当时的染色技术已经到了一个高峰，当时黄色是最高贵的颜色，皇室拥有，用一种蓝色的铜矿石来做成的燃料，是一种高色调的颜色，做出来的丝青色也很高贵的颜色，在当时仅次于黄色。在王熙凤额头上戴有昭君套，又叫齐眉。在王熙凤、宝玉还有贾母身上才能见这些颜色。但王熙凤却偏爱黄色，在后面的文章里她常以黄色服饰出场。 在书里提到了李纨身上穿的一件衣服，叫番羓丝，番是西藏生产的一种布料，羓就是像人们赶的肉条那样，皱皱巴巴，丝是藏族的一种服饰，毛毛嘟嘟的，看起来布料很是不好。这里说到这些也只为了说明李纨很穷，买不起高贵的服装。 而在这里不仅表现了各种不同类型人穿的服饰，更多的是复杂的工艺，晴雯夜补雀金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雀金裘也就是孔雀毛做成的衣服，现在在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件。而在《红楼梦》中它珍贵在于这是贾母送给宝玉出门见客的衣服，是俄罗斯送来的礼物。但由于不小心被溅起的火心给烧出了一个洞，拿出去找俄罗斯的织补匠和国内的织补匠织补但是没人认识这种布料、更没人敢揽下这个活。在这种情况下，晴雯没办法只能抱病给织补，这里就成就了勇晴雯病补雀金裘的佳话。“晴雯先拿了一根比一比，笑道：‘这虽不很象，若补上，也不很明显。’先将里子拆开，用茶杯口大的一个竹共钉牢在杯面，再将破口四边用金倒刮的松松散散的，然后用针纫了两条，分出经纬，亦如界线之法，先界出地子后，依本衣之纹来回织补。补两针，又看看，织补又端详端详。无奈头晕眼黑，气喘神虚，补不上三五针，伏在枕上歇一会。宝玉在旁，一时又问：‘吃些滚水不吃？’一时又命：‘歇一歇。’一时又拿一件灰鼠斗蓬替她披上，一时又命拿个拐枕与她靠着。急得秦雯央道：‘小祖宗，你只管睡罢。再熬上半夜，明儿把眼睛抠搂了，怎么处？’宝玉见她着急，只得胡乱睡下，仍睡不着。一时只听自鸣钟已敲了四下，刚刚补完，又用小牙刷慢慢的剔出绒毛来。麝月道：‘这就很好，若不留心，再看不出的。’宝玉忙要了瞧瞧，说道：‘真真一样了。’”这里不仅把晴雯对宝玉的关心及甘为宝玉付出的情份表露无遗，亦把她对服装上的配色天赋充分表现出来，同时也展现出她心思缜密，看事物看得透彻，把雀金裘这么一个难补的衣服补得像完好的一样。如果晴雯出生在现代，应该是一个出名的服装大师。 在贾府中有一个丫头叫黄婴儿，是薛宝钗的小丫环。她手巧，会编织。好做小的饰物，擅编花蓝，打的络子很漂亮，为贾宝玉装玉用过。这里说到她对配色还有用什么样的线给他打络子他提出了很多方案，宝玉也提了很多方案，但最终还是宝钗出的主意，她说用金线编织，一是要络住那块玉，另一方面是用正统的颜色，但实为想用这种络子把贾宝玉牢牢套住。 在《红楼梦》里还有一个配色大师——贾母，她对颜色的搭配也是很有见解的。有文字记载说到贾母落过黛玉住的地方，她注意到黛玉窗外是绿色的竹子，而窗帘颜色也是绿色的，她让小司丫环们去找粉红色的软烟络给换上，让窗内的红和外面的景色的绿一下子就分开了。 在《红楼梦》里服装不全是用来保暖遮羞的，而是用来表现身份和性格的。而这种习俗不仅在当时表现明显，现在的人生活水平不段提高，对服装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有的喜欢穿名牌服饰表现自己的富有，有的喜欢穿着时尚前卫表现自己的独特个性，有的喜欢乖巧可爱的装扮表现出自己的学生气及清纯，所有人在穿着打扮时都会依照自己的身份与性格来表达自己，也有句话说的是：“服装是看一个人心灵的第一扇窗。” 林黛玉到王夫人处时，见到贾宝玉，只见：“头上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抢珠抹额；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绦，外罩石青起花八团倭锻排穗褂；登着青缎粉底小朝靴。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面如桃瓣，目若秋波。虽怒时而若笑，即瞋视而有情。项上金螭璎珞，又有一根五色丝绦，系着一块美玉。”这是他出去见客的服装，后换了居家服，又见其冠带：“头上周围一转的短发，都结成小辫，红丝结束，共攒至顶中胎发，总编一跟大辫，黑亮如漆，从顶至梢，一串四颗大珠，用金八宝坠角；身上穿着银红撒红半旧大袄，仍旧带着项圈、宝玉、寄命锁、护身符等物；下面半露松花撒花绫裤腿，锦边弹墨袜，厚底大红鞋。”前面说王熙凤喜黄色，在这里宝玉则不同，他的服饰多以红色为主。这里的红没有偏离，这里的高贵没有偏离。这里的色彩都反映出一个贵族公子的家庭情况。前面也说了红色为血色，代表新生，纯正的红也是种很高贵的颜色。 在一次赏雪和梅的时候，白雪红梅，大家都穿斗蓬，通过这个来更加深刻的展示了不同身份的人在雪地赏花时的不同装扮。贾母围了个大斗蓬，带着灰鼠暖兜，坐着小竹轿，打着青绸油伞，鸳鸯琥珀等五六个丫环，每个人都是打着伞，拥轿而来。贾母一行出了夹道东门，一看四面粉妆银砌，忽见宝琴披裘站在山坡上遥等，身后一个丫环抱着一瓶梅花。贾母说了一句话：“你们瞧，这山坡上配上她的这个人，又是这件衣裳，后头又是这梅花，像个什么？“众人都笑道：”就像老太太屋里挂的仇十洲画的《双艳图》“贾母摇头笑道：”那画的那里有这件衣裳？人也不能这样好！”后来那个丫头回过头来，大家才知道那个丫环实际上是宝玉。 薛宝钗穿一件莲青斗纹锦上添花洋线番羓丝的鹤氅。 邢岫烟依是家常旧衣，并无遮雪之衣。这里可以看出她的贫困，没钱买新衣服和御寒的衣服。 李纨是个寡妇，着装很是朴素，仅穿一件青哆罗呢对襟褂子。 黛玉则是换上掐金挖云红香羊皮小靴，罩了一件大红羽纱面白狐狸里的鹤氅，束一条青龙闪绿双环四合如意绦，头上罩了雪帽，越发显得她的洁白与纯洁。 史厢云穿着贾母与她的一件貂鼠脑袋面子大毛黑灰鼠里子里外发烧大褂子，头上带着一顶挖云鹅黄片金里大红猩猩毡昭君套，又围着大貂鼠风领。里面是穿了一件半新的靠色三镶领袖秋香色盘金五色绣龙窄褃小袖掩衿银鼠短袄，里面短短的是一件水红装锻狐肷褶子，腰里紧紧束着一条蝴蝶结子长穗五色宫绦，脚下也穿着鹿皮小靴。 妙玉原是大家闺秀，后出家当了尼姑，所以穿的是素雅的百纳衣。 从这里看出每个人的爱好、个性、地位及出生的大不相同。 书里对颜色、做工是有所包贬的，红色、黄色、豆绿色、石青色是高贵的颜色！在王熙凤和贾宝玉的身上就出现了百蝶穿花服饰，但对王熙凤是有所贬的，她的裙是那个图案，在当时桃红色一般是穿在一些轻薄女子身上。但书里说到王熙凤“穿着桃红散花袄”，而当时桃红、粉红、水红都是有贬斥的。在袭人回家这段子里，王夫人和王熙凤给了他一些东西，王夫人送了袭人首饰、妆锻，（妆锻在这里是五品以上的贵族才能穿的，不是丫环家丁能够用在服装里的原料。）当时袭人在暗里是贾二爷的小老婆，王夫人在这里送她这些东西表现出她对袭人的认可，重在让她回去娘家能够有面子，也表示出她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而王熙凤送了她一件皮衣服，虽显得高贵但又不是真皮，既在这里侧面的贬斥了袭人，理解为袭人看起来很高贵，其实只是个玻璃花瓶而已，名不符实。 整个《红楼梦》，通篇下来，里面最常用到的字是“红”字，所有的都围绕着一个字在写——红，里面说出了他们爱“红”的毛病味。比如贾宝玉住的是怡红院，去的地方等也都有个“红”字，他取了个字号叫怡红公子，还好吃女孩嘴上的烟脂，当然当时的化妆品都是天然无污染的。但《红楼梦》中唯独薛宝钗不爱红，不爱烟脂，不爱花，主要是因为她是属于正统型的人。而她身上的配饰都是金色的，全身都是贴金色的。 在《红楼梦》中的人物他们对社会有的一种反抗，大多追求的都不是正统的黄色，而是都用红色宣告了他们的精神，当时作者也是这种情绪，所以更多的是崇尚红色，也是《石头记》之所以后来要改为《红楼梦》的原因之一。 看了《红楼梦》，对里面人物的服饰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与理解。里面人物的服饰和性格是紧密相联不可分割的。在《红楼梦》里我能看到做为织造世家的曹雪芹在对人物服饰的描写上用了很严谨的词汇，也暗藏了很多隐讳。红袖，血泪，道出十二金钗悲惨命运，但最终都以悲剧落幕。 参考文献： [1]小说《红楼梦》曹雪芹 [2]红学官方网站
【编者按】从清代人物画家改琦，到当代影视剧创作人员，对清代小说《红楼梦》中人物服饰形象的塑造，大都以明代汉装为模式。日久天长，大家也就对这一系列形象认可了，倘若有谁改为清代服饰，反而很难得到人们的认同。我们在这里探讨一下红楼梦中关于服饰的描述，似乎能看出些什么来。事实上，《红楼梦》是清代小说，文中虽对描写时代背景十分含糊，但书中的服饰形象，有一些是汉族历代传承的服饰，也有很多是清代人的穿着。如第四十九回中史湘云穿着“貂鼠脑袋面子大毛黑灰鼠里子里外发烧大褂子”。“里外发烧”是指衣服（冬装）外表和里面都用毛皮，清乾隆、嘉庆年间盛行。虽然目前“红学”研究人士对曹雪芹卒年至少有三种说法，可是1763年除夕也罢，1764年初春也罢，都是指乾隆二十八年或二十九年。据此我们可以认为，这种富人借名贵毛皮以显阔的里外发烧皮衣流行一时，正是曹氏自己亲身经历的。再有，黛玉初至荣国府时，见到王熙凤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第四十九回中的李纨穿着“青哆罗呢对襟褂子”。袭人要回家探亲时也是在“桃红百子刻丝银鼠袄子”外，再套上“青缎灰鼠褂”。“褂子”称谓虽说明代时已有，但明代方以智《通雅·衣服》中说：“今吴人谓之衫，北人谓之褂。”徐珂《清稗类钞·服饰》中说：“褂，外衣也，礼服之加于袍外者，谓之外褂，男女皆同此名称，唯制式不同耳。”赵振民《中国衣冠中之满服成分》索性认定：“中国古无‘褂’字……盖满制也。”结合明人所说的“北人”，也可以认为是山海关、张家口外人。应该说褂子是清代人对肥大上衣的习惯称谓。第五十一回写金桂的丫环宝蟾，穿一件“片锦（金）边琵琶襟小紧身”，琵琶襟是一种曲襟，转角之处呈方形，与清代缺袴袍一样，是较为典型的马上民族服式。琵琶襟马甲在清代流行。宝玉的服饰形象在书中多次出现，常描写为“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第三回），或是“穿着秋香色立蟒白狐腋箭袖”（第八回），或是“穿着白蟒箭袖”（第十五回），还有“大红金蟒狐腋箭袖”（第十九回）。箭袖虽说明代已有，但是人们穿着不多，主要限于射手等。因为箭袖即马蹄袖，衣服袖身窄小，袖端头为斜面，袖口面较长，弧形，可覆住手背，以便不影响射箭且又可保暖。清代宫廷早期因极力主张“不废骑射”，因此将箭袖用于礼服，成了清代男服的典型制式。另外，绣蟒的袍，在明代时为职官常服，只有清代，才放宽穿着范围。《大清会典》中曾记亲王、郡王、贝勒以及侍卫、公主、命妇等人都可以穿蟒袍。区分等级的办法主要是衣上的蟒数和蟒的爪数（如四爪、五爪之分）。服装面料中几次涉及“洋”字，如第三回中王熙凤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袄”，“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第四十九回中薛宝钗穿一件“莲青斗纹锦上添花洋线番丝的鹤氅”，均为舶来衣料。发型如第七十一回中，写迎春房里的丫环司棋梳着“鬅头”，这是一种蓬松的高髻。清代人文康写清代康熙末年雍正初年的《儿女英雄传》第三十八回中，即有“梳着大松的鬅头”之说。这说明《红楼梦》中服饰有不少直接描绘的就是清代服饰。束发冠第三回写宝玉头上戴着束发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抢珠金抹额。按：明刘若愚《明宫史》水集“束发冠”条云：“其制如戏子所戴者，用金累丝造之，上嵌晴绿珠石。每一座有值数百金，或千余金，二千金者。四爪蟒龙在上蟠绕，下加额子一件，亦如戏子所戴，左右插长雉羽焉。凡遇出外游幸，先帝圣驾尚此冠，则自王体乾起，至暖殿牌子止，皆戴之。各穿窄袖，束玉带，佩茄袋、刀蜕，如唱《咬脐郎打围》故事。惟涂文辅、高永寿年少相称，其年老如裴--、史宾等戴之便不雅观。”据此可知，宝玉的一身打扮，颇似明代少年公子极华贵的装束。鹤氅第四十九回写黛玉罩了一件大红羽纱面白孤皮里鹤氅，薛宝钗是一件莲青斗纹锦上添花洋线番羓丝的鹤氅。按：“鹤氅”二字，见于古代典籍。《晋书·谢万传》云：“著白纶巾，鹤氅裘。”《世说新语·企羡》：“孟昶未达时，家在京口，尝见王恭乘高舆，被鹤氅裘。于时微雪，昶于篱间窥之，叹曰：‘此真神仙中人。’”《五代史·卢程传》云：“戴华阳巾，衣鹤氅，据几决事。”又据徐灏《<说文解字>注笺》云：“以鸷毛为衣，谓之鹤氅者，美其名耳。”可知鹤氅是一种以鸟毛为原料的毛织物，故名。但到底什么样式仍费解。唯明刘若愚《明宫史》水集“氅衣”条云：“有如道袍袖者，近年陋制也。旧制原不缝袖，故名之曰氅也。彩、素不拘。”这就说得比较清楚。大概样子像道袍，而不缝袖，所以披在身上像一只鹤。这种服装在明代宫中有之，当然勋臣贵族之家亦效仿焉。又，清曹庭栋《养生随笔》卷三“衣”类云：“式如被幅，无两袖，而总折其上以为领，俗名‘一口总’，亦曰‘罗汉衣’。天寒气肃时，出户披之，可御风，静坐亦可披以御寒。《世说》王恭披鹤氅行雪中，今制盖本此，故又名氅衣，办皮者为当。”所说基本一致。白狐皮第四十九回，黛玉罩了一件大红羽纱面，白狐皮里鹤氅。按：《史记·孟尝君列传》云：“孟尝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足见，白狐皮历来是名贵的皮裘。明宋应星《天工开物》也说：“凡狐貉亦产燕、齐、辽、汴诸道。纯白狐腋裘价与貂相仿。黄褐狐裘值貂五分之一，御寒温体功用次于貂。”貂鼠皮第四十九回写史湘云穿着贾母与她的一件貂鼠脑袋面子、大毛黑灰里子大褂子，大貂鼠的风领围着。按:貂鼠皮也是极珍贵的皮料，被称为“关东三宝”之一。明宋应星《天工开物》介绍说：“貂产辽东朝鲜国。其鼠好食松子，夷人夜伺树下，屏息悄而射取之。一貂之皮，方不盈尺，积六十余貂皮仅成一裘。服貂裘者，立风雪中，更暖于宇下。眯入目中，试之即出，所以贵也。色有三种，一白者曰银貂，一纯黑，一黯黄。”清吴振棫《养吉斋丛录》载：“三品以上者始服朝衣，惟起居注衔者否认论；四品以上服貂褂，惟翰詹科道不论。其批本奏事，军机处章京及内廷行走之员，非四品亦准穿貂褂，自乾隆三十七年始。”福格《听雨丛谈》卷二“皮裘”云：“本朝惟外褂之毳向外，若袍袄皆向内也。亲王、郡王而外，不准服用黑狐。文职一、二、三品许服毳外貂镶朝衣，武职三品弗及也。文四品、武三品准服貂鼠、猞猁狲。五品至七品笔贴式、护军校准用貂皮领袖帽沿。八、九品官不许穿貂鼠、猞猁狲、白豹、天马、银鼠。若侍卫、翰詹科道、军机章京，无论品级，均照三品服色，其往口外寒冷地方出差之满州、蒙古、汉军官员，均准照常穿用貂鼠、猞猁狲，不拘品级也。”两说略有不同，但貂鼠皮非一般皮裘可比，于此可见，从贾府诸人把貂裘当作私居便服，说明他们穷极奢华到了何种程度。哆罗呢第四十九回，李纨穿一件青哆罗呢对襟褂子，宝玉穿一件茄色哆罗呢狐皮袄子。按：清朝初期、西欧国家使节来中国时，常向清帝进献哆罗呢绒。据《大清会典事例》记载：顺治十三年，荷兰国进物中有哆罗绒，康熙六年又进哆罗呢和哆罗绒。康熙九年，西洋国进哆罗绒。康熙二十五年，荷兰国又进哆罗呢和哆罗绒。雍正五年，西洋国又进大红哆罗呢，乾隆十七年又进各色哆罗呢。又，西方传教士艾儒略所著《西方答问》卷上谈及西方土产时曾说：“至于蚕丝、棉花、花草诸果品，种种皆同。所异者如绒缎之类，有锁袱、多罗绒，有金银丝缎，一匹值 一二百金。”乾隆时，**人泽元恺著汉文《琼浦偶笔》卷二记中国商人汪竹里语云：“近世大臣薨逝，朝廷有赐多罗被殡殓者，系西洋所贡，类如明镜。”又云：“呢即明镜也，唐山呼为哆罗呢，系西洋所产，故有番字识号。”以上资料，引自方豪《从<红楼梦>所记西洋物品来考故事的背景》一文，从这里可以看出，哆罗呢是舶来品，而且是价格昂贵的贡品，实际上就是一种阔幅的呢绒。凫靥裘第四十九、五十二回写宝琴所披凫靥裘，就是野鸭子头上的毛作的。按：凫靥裘的名称未见著录。据吴世昌考释，《西京杂记》载，司马相如在成都“以所着鹔鷞裘就市人阳昌贳酒，与文君为欢。”据《尔雅翼·释鸟》云：“鹔鷞，水鸟，盖雁属也。旧藏云：‘有凫鸳鸯，有雁鹔鷞’。高诱注《淮南子》云：‘长颈绿色，其形如雁。’”所以，鹔鷞裘很可能就是用鸭子的毛做成的。又，《晋书·武帝纪》云：“咸宁四年十一月辛巳，太医司马程据献雉头裘。帝以奇技异服，典礼所禁，焚之于殿前。甲申，敕内外有敢犯者罪之。”又，《南齐书·文惠太子传》云：太子“善制珍玩之物，织孔雀毛为裘，光彩金翠，过于雉头远矣。”此则进一步说明雉头裘是存在的，这是更接近于凫靥裘的一种鸟毛织物。抹额、昭君套第三回写宝玉头上戴着束发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抢珠金抹额。第六回写凤姐家常带着紫貂昭君套。第四十九回写史湘云头上戴着一顶挖云鹅黄片金里大红猩猩毡昭君套。按：清平步青《霞外捃屑》卷十“齐眉、包帽、昭君套”条云：“《西云札记》卷一：今俗妇女首饰有抹额。此二字亦见《唐书·娄师德传》，又《南蛮传》，又韩愈《送郑尚书序》。《续汉书·舆服志》注，胡广曰：‘北方寒冷，以貂皮暖额，附施于冠，因遂变成首饰，此即抹额之滥觞。’按：以貂皮暖额，即群君套抹额，又即包帽，又即齐眉，伶人则曰额子。”又，樊彬《燕都杂咏》诗注云：“冬月闺中以貂皮覆额，名‘昭君套’。”据以上资料，宝玉所戴金抹额，乃首饰。凤姐及湘云所戴昭君套，乃施于冠的貂皮暖套，并非首饰。“昭君套”之名，当与王昭君出塞有关。天马皮、乌云豹第五十四回，袭人回家，凤姐命平儿将昨日那件石青刻丝八团天马皮褂子拿出来与了袭人。第五十二回，宝玉要到王子腾家去，贾母便命鸳鸯：“把昨儿那一件乌云豹的氅衣给也吧。”宝玉看时，金翠**，碧彩闪烁，又不似宝琴所披凫靥裘。只听贾母笑道：“这叫作雀金呢，这是哦罗斯国孔雀毛拈了线织的。”按：《清一统志》云：“沙狐生沙碛中，身小色白，皮集为裘，在腹下者名天马皮，颔下者名乌云豹，皆贵重。”据此，天马皮，乌云豹皆沙狐皮也，而下文又叫作“雀金呢”，不解。天马皮的珍贵，可从郝懿行《晒书堂笔录》中得到证明：“尤西堂言：‘在京师入朝时，见同官皆羊裘耳。今闻班行叶我不衣狐铅、天马、舍利孙者。’尢在康熙初，今百余年间，狐铅、天马已成为私居常服，又有骨种羊、草上霜矣。”猞猁狲大裘第五十三回，贾珍看着收拾完备供器，靸着鞋，披着猞猁狲大裘，命人在厅柱下石矶上太阳中，铺了个大狼皮褥子坐下，看各子侄们来领取年物。按：猞猁狲，又写作扯里狲、舍利孙，是一种稀贵动物，分布在我国东北等地，做皮衣，极珍贵。清戴璐《藤阴杂记》记载：“‘京堂詹翰两衙门，齐脱貂裘猞猁狲。昨夜五更寒彻骨，举朝谁不怨葵尊。’渔洋戏作，时康熙乙亥，任葵尊宏嘉奏三品以下禁服貂裘、猞猁狲也。一时服压韵之稳。赵恒夫吉士元夕诗：‘忆赐琼筵分次第，蝉貂炫服敢纷纶。’今京堂翰詹科道仍准貂，不知何年复旧。”又，郝懿行《晒书堂笔录》也说：“尤西堂言：‘在京师入朝时，见同官皆羊裘耳。今闻班行中无不衣狐铅、天马，猞猁狲者。’尤在康熙初，今百余年间，狐铅、天马已成私居常服，又有骨种羊、草上霜矣。”以上资料说明，猞猁狲是贵重皮裘。康熙初年，朝官穿猞猁狲者极少，以后穿的人渐多，于是三十四年乃有三品以下禁服貂裘、猞猁狲的限制。大概到乾隆中叶以后，统治阶级奢侈风气日盛，禁令渐弛，穿的人越来越多。贾珍是三品威烈将军，是不受禁令限制的。雀金呢第五十二回写贾母命鸳鸯把昨儿那一件乌云豹的氅衣给宝玉。鸳鸯答应了走去，果然取了一件来。宝玉看时，金翠**，碧彩闪烁，又不似宝琴所披凫靥裘。只听贾母笑道：“这叫作雀金呢，这是哦罗斯国拿孔雀毛拈了线织的。”按：吴世昌在《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羽毛贴花绢”到<红楼梦>中的“雀金呢”》一文中对雀金呢考之甚详。他旁征博引自汉至清初的历史资料，确认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利用鸟毛制的服装有十多种，大都制成裘以御寒，也有织成罗、缎、锦等奢侈品，供上层统治阶级妇女做衣裙之用。对于清初的资料，他仅引用了吴梅村的一首词云：“江南好，机杼夺天工。孔翠装花支锦烂，冰蚕吐凤雾绡空，新样小团龙。”来说明孔雀毛织物的存在，似稍嫌不足。清初叶梦珠《阅世编》卷八有一段记载，则比较翔实而且说明问题。这段记载说：“昔年花缎惟丝织成华者加以锦绣，而所织之锦大率皆金镂为之，取其光耀而已。今有孔雀毛织入缎内，名曰毛锦，花更华丽，每匹不过十二尺，值银五十余两。”这就证明孔雀毛织物确实存在，而且有一定规格，也有市场价格。不过《红楼梦》中说它是哦罗斯国的产物，则纯属附会之谈，不可信的。又，《国学丛刊》第四册载周肇祥《故宫陈列所纪略》一文中也说：“乾隆时孔雀毛织成蟒衣，......皆罕见之品。”可见解放前故宫陈列所里还有这种毛织成蟒衣的实物存在，这也是雀金呢确有的一个有力佐证。
[1]甘应进,陈东生,王建刚,覃蕊,. 浅析《红楼梦》服饰对现代服饰的影响[J]. 厦门理工学院学报,2009,(1).[2]陈东生,甘应进,覃蕊,王强,. 《红楼梦》服饰色彩探析[J]. 红楼梦学刊,2007,(1).[3]史晓翠,刘洪泉,. 衣香鬓影——小议红楼梦服饰的翻译[J]. 科技咨询导报,2007,(1).[4]朱华,. 《红楼梦》服饰描写的点睛之笔对人物性格特征的彰显[J]. 辽宁丝绸,2007,(1).[5]陈东生,甘应进,周丽艳,覃蕊,. 《红楼梦》服饰纹样探究[J]. 纺织科技进展,2007,(2).[6]陈东生,甘应进,覃蕊,周丽艳,. 清代满族服饰制度对《红楼梦》服饰的影响[J]. 太原大学学报,2007,(3).[7]李立新,. 《红楼梦》服饰色彩语言论谈[J]. 辽宁丝绸,2006,(1).[8]陈东生,甘应进,周丽艳,覃蕊,. 清代满族风俗与《红楼梦》服饰[J]. 太原大学学报,2006,(3).[9]陈东生,甘应进,周丽艳,覃蕊,. 解读《红楼梦》服饰的社会制约因素[J]. 武汉科技学院学报,2006,(10).[10]史晓翠,刘洪泉,. 衣香鬓影——小议红楼梦服饰的翻译[J]. 科技资讯,2006,(33).[11]杨洁,. 浅析《红楼梦》服饰描写与人物塑造之关系[J].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版),2006,(12).[12]钟正扬. 《红楼梦服饰研究》出版发行[J].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1).[13]季学源. "脂粉英雄"王熙凤的服饰——《红楼梦》服饰研究系列之一[J].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1).[14]崔荣荣. 解读《红楼梦》服饰与人物地位之渊源[J]. 武汉科技学院学报,2005,(7).[15]钟正扬. 《红楼梦服饰研究》[J]. 红楼梦学刊,2005,(3).[16]崔荣荣. 《红楼梦》服饰色彩仿生的文化解读[J]. 装饰,2004,(1).[17]颜湘君. 论《红楼梦》的服饰描写艺术[J]. 中国文学研究,2002,(2).[18]石文颖. 略谈《红楼梦》服饰的英译[J]. 大同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0,(3).[19]章方松. 《红楼梦》服饰与色彩的艺术意味[J]. 红楼梦学刊,1994,(1).[20]钟永传,. 《红楼梦》的服饰美[J].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1).
《红楼梦》中对服饰的细致描写，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的深刻内涵，表现出了中国古代人们的审美情趣和服饰的华美和精致，也表现出了时代的特色和特殊的民族文化。 1 南北交融和时代特色 《红楼梦》写成于乾隆年间，“康乾盛世”的繁荣盛况也筑就了《红楼梦》服饰的华美。小说中所描写的服饰无论是款式，还是面料抑或是色彩，都充分展现出了华美和富足，再加上作者出身名门，生长于江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南京，因此，《红楼梦》中的服饰不仅拥有很强的贵族气息，还向外展示着浓厚的江南色彩。小说所描述的衣料，诸如银鼠、洋缎等，多颜色艳丽而丰富。由于清朝是崇尚武学游牧民族女真族人所建立的，他们在推翻明朝建立满清政权之后，想要以满蒙文化同化汉人，因此，满清入关后强行推行满蒙文化，让汉人改留辫子、穿旗服，也因此引起汉人不满，让汉人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在这样的背景下，清朝政府不得不做出妥协和让步，采纳了明朝遗臣金之俊“十不从”的建议，吸收了部分明朝冠服制度的特点，如结婚、死殓时女子都被允许着明代服饰。 《红楼梦》由于处于汉满文化的交融时期，因此女子服饰在保留了明朝服饰特点的基础上也吸收了满族服饰的特点，例如，双襟合领或双襟直领式服装这样亦满亦汉的服饰。小说第三回就对此种服饰有过描述：贾宝玉去庙里还愿时就身着这样的旗装“头戴束发嵌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抢珠金抹额；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绦，外罩石青起花倭缎排穗褂；登着青缎粉底小朝靴”。而薛宝钗的服饰则有着汉族服饰的特点，“穿蜜合色棉袄，葱黄绫棉裙”。林黛玉的服饰也是一样有着汉族服饰的特点。其身着“半旧红绫短袄，膝下露出油绿绸撒花裤子，底下是掐金满绣的棉纱袜子”。此处的宝钗和黛玉所穿的服饰，如短上衣、长裙和套膝裤等，都是明代官宦人家等上流社会最为流行的服饰打扮。由于曹雪芹经历了家族的落败，迁居北方，因此北方的服饰文化也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在他的小说中也有所体现。 综上所述，《红楼梦》中描述的服饰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但其又是经过作者艺术加工过的，因此其融合了南方和北方服饰的特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2 衣着服饰和身份地位 服饰文化与体现着阶级等级制度，由于人的身份和地位不同，其穿着的服饰也有所不同。在封建等级社会中，服饰象征着一个人的身份地位，代表着尊卑贵贱，因此中国古代在服饰上有着严格的规定，例如，唐朝就有规定，除帝皇可用赤黄外，其他臣民均不得使用。清朝的封建等级制度更加森严，其服饰也更加体现了这种区分。 在《红楼梦》中，贾母作为贾府核心人物，代表着封建社会地位极高的人，在第四十二回中提到，贾母穿着“青绉绸一斗珠的羊皮褂子”，虽然没有更为详细的描述，但是从衣料来看，其他人物并没有穿过这样的衣料，可见这样的衣料是极其珍贵的，除了贾母，别人都无权享有，其高贵的地位不言而喻。小说对贾宝玉的服饰描写也下足了工夫，如写他礼服着装时“头上戴束发嵌宝紫金冠，登着青缎粉底小朝靴”，单从这样的服饰打扮便可知其身份显赫，地位非凡。再如，小说中描写到宝玉服褂上加绣的名曰“起花”的八个彩团，其与故宫所藏的一朝袍的“起花”一模一样，这更是凸显出宝玉身份地位的非同寻常。此外，对于王熙凤的描写也是如此，《红楼梦》第三回中描写王熙凤出场时写道：“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带着赤金盘璃璎珞圈；裙边系着豆绿色宫绦，双衡比目玫瑰�；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这样的穿着打扮彰显了王熙凤在贾府的显赫地位。 而相较于宝玉和凤姐，宝钗和黛玉的服装就低调含蓄得多。小说中对于宝钗衣着这样写道：“一色半新不旧的衣裙和上袄下裙，外罩比肩褂”，朴素淡雅。黛玉的衣着则只是，“素色小皮袄，配上浅灰色坎肩和粉红小花裙子，极为素雅，装扮也非常简单，仅有一赤金扁簪。”虽然黛玉也是官宦家的小姐，还受到贾母的宠爱，但是始终寄人篱下，因此需要低调含蓄，不露锋芒。宝钗则是因为安分，所以不露华贵，只是从她的金项圈中可以看到她的高贵地位。 小说中丫鬟的服饰也是很有讲究的。作为宝玉首席大丫鬟的袭人，其又是准姨娘，所以她的身份有别于其他的丫鬟，因此服饰也与其他丫鬟有所不同。《红楼梦》第二十六回中这样描述袭人的服饰；“穿着银红袄儿，青缎背心，白绫细折裙――不是别个，却是袭人”。虽然描写不多，但无论是从服饰的款式、面料，还是色彩上，都可以明显感觉其与其他的丫鬟的不同。 综上所述，在小说中，服饰装扮与人物的身份地位有着很大的关联性，从服饰的款式、面料和色彩就可以看出人物身份地位的高低。 3 衣着服饰和人物性格 衣着服饰与人物的性格联系密切，根据心理学的研究，人们的衣着服饰可以反映出人们的性格特征。就拿贾宝玉来说，小说中对他
【编者按】从清代人物画家改琦，到当代影视剧创作人员，对清代小说《红楼梦》中人物服饰形象的塑造，大都以明代汉装为模式。日久天长，大家也就对这一系列形象认可了，倘若有谁改为清代服饰，反而很难得到人们的认同。我们在这里探讨一下红楼梦中关于服饰的描述，似乎能看出些什么来。事实上，《红楼梦》是清代小说，文中虽对描写时代背景十分含糊，但书中的服饰形象，有一些是汉族历代传承的服饰，也有很多是清代人的穿着。如第四十九回中史湘云穿着“貂鼠脑袋面子大毛黑灰鼠里子里外发烧大褂子”。“里外发烧”是指衣服（冬装）外表和里面都用毛皮，清乾隆、嘉庆年间盛行。虽然目前“红学”研究人士对曹雪芹卒年至少有三种说法，可是1763年除夕也罢，1764年初春也罢，都是指乾隆二十八年或二十九年。据此我们可以认为，这种富人借名贵毛皮以显阔的里外发烧皮衣流行一时，正是曹氏自己亲身经历的。再有，黛玉初至荣国府时，见到王熙凤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第四十九回中的李纨穿着“青哆罗呢对襟褂子”。袭人要回家探亲时也是在“桃红百子刻丝银鼠袄子”外，再套上“青缎灰鼠褂”。“褂子”称谓虽说明代时已有，但明代方以智《通雅·衣服》中说：“今吴人谓之衫，北人谓之褂。”徐珂《清稗类钞·服饰》中说：“褂，外衣也，礼服之加于袍外者，谓之外褂，男女皆同此名称，唯制式不同耳。”赵振民《中国衣冠中之满服成分》索性认定：“中国古无‘褂’字……盖满制也。”结合明人所说的“北人”，也可以认为是山海关、张家口外人。应该说褂子是清代人对肥大上衣的习惯称谓。第五十一回写金桂的丫环宝蟾，穿一件“片锦（金）边琵琶襟小紧身”，琵琶襟是一种曲襟，转角之处呈方形，与清代缺袴袍一样，是较为典型的马上民族服式。琵琶襟马甲在清代流行。宝玉的服饰形象在书中多次出现，常描写为“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第三回），或是“穿着秋香色立蟒白狐腋箭袖”（第八回），或是“穿着白蟒箭袖”（第十五回），还有“大红金蟒狐腋箭袖”（第十九回）。箭袖虽说明代已有，但是人们穿着不多，主要限于射手等。因为箭袖即马蹄袖，衣服袖身窄小，袖端头为斜面，袖口面较长，弧形，可覆住手背，以便不影响射箭且又可保暖。清代宫廷早期因极力主张“不废骑射”，因此将箭袖用于礼服，成了清代男服的典型制式。另外，绣蟒的袍，在明代时为职官常服，只有清代，才放宽穿着范围。《大清会典》中曾记亲王、郡王、贝勒以及侍卫、公主、命妇等人都可以穿蟒袍。区分等级的办法主要是衣上的蟒数和蟒的爪数（如四爪、五爪之分）。服装面料中几次涉及“洋”字，如第三回中王熙凤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袄”，“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第四十九回中薛宝钗穿一件“莲青斗纹锦上添花洋线番丝的鹤氅”，均为舶来衣料。发型如第七十一回中，写迎春房里的丫环司棋梳着“鬅头”，这是一种蓬松的高髻。清代人文康写清代康熙末年雍正初年的《儿女英雄传》第三十八回中，即有“梳着大松的鬅头”之说。这说明《红楼梦》中服饰有不少直接描绘的就是清代服饰。束发冠第三回写宝玉头上戴着束发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抢珠金抹额。按：明刘若愚《明宫史》水集“束发冠”条云：“其制如戏子所戴者，用金累丝造之，上嵌晴绿珠石。每一座有值数百金，或千余金，二千金者。四爪蟒龙在上蟠绕，下加额子一件，亦如戏子所戴，左右插长雉羽焉。凡遇出外游幸，先帝圣驾尚此冠，则自王体乾起，至暖殿牌子止，皆戴之。各穿窄袖，束玉带，佩茄袋、刀蜕，如唱《咬脐郎打围》故事。惟涂文辅、高永寿年少相称，其年老如裴--、史宾等戴之便不雅观。”据此可知，宝玉的一身打扮，颇似明代少年公子极华贵的装束。鹤氅第四十九回写黛玉罩了一件大红羽纱面白孤皮里鹤氅，薛宝钗是一件莲青斗纹锦上添花洋线番羓丝的鹤氅。按：“鹤氅”二字，见于古代典籍。《晋书·谢万传》云：“著白纶巾，鹤氅裘。”《世说新语·企羡》：“孟昶未达时，家在京口，尝见王恭乘高舆，被鹤氅裘。于时微雪，昶于篱间窥之，叹曰：‘此真神仙中人。’”《五代史·卢程传》云：“戴华阳巾，衣鹤氅，据几决事。”又据徐灏《<说文解字>注笺》云：“以鸷毛为衣，谓之鹤氅者，美其名耳。”可知鹤氅是一种以鸟毛为原料的毛织物，故名。但到底什么样式仍费解。唯明刘若愚《明宫史》水集“氅衣”条云：“有如道袍袖者，近年陋制也。旧制原不缝袖，故名之曰氅也。彩、素不拘。”这就说得比较清楚。大概样子像道袍，而不缝袖，所以披在身上像一只鹤。这种服装在明代宫中有之，当然勋臣贵族之家亦效仿焉。又，清曹庭栋《养生随笔》卷三“衣”类云：“式如被幅，无两袖，而总折其上以为领，俗名‘一口总’，亦曰‘罗汉衣’。天寒气肃时，出户披之，可御风，静坐亦可披以御寒。《世说》王恭披鹤氅行雪中，今制盖本此，故又名氅衣，办皮者为当。”所说基本一致。白狐皮第四十九回，黛玉罩了一件大红羽纱面，白狐皮里鹤氅。按：《史记·孟尝君列传》云：“孟尝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足见，白狐皮历来是名贵的皮裘。明宋应星《天工开物》也说：“凡狐貉亦产燕、齐、辽、汴诸道。纯白狐腋裘价与貂相仿。黄褐狐裘值貂五分之一，御寒温体功用次于貂。”貂鼠皮第四十九回写史湘云穿着贾母与她的一件貂鼠脑袋面子、大毛黑灰里子大褂子，大貂鼠的风领围着。按:貂鼠皮也是极珍贵的皮料，被称为“关东三宝”之一。明宋应星《天工开物》介绍说：“貂产辽东朝鲜国。其鼠好食松子，夷人夜伺树下，屏息悄而射取之。一貂之皮，方不盈尺，积六十余貂皮仅成一裘。服貂裘者，立风雪中，更暖于宇下。眯入目中，试之即出，所以贵也。色有三种，一白者曰银貂，一纯黑，一黯黄。”清吴振棫《养吉斋丛录》载：“三品以上者始服朝衣，惟起居注衔者否认论；四品以上服貂褂，惟翰詹科道不论。其批本奏事，军机处章京及内廷行走之员，非四品亦准穿貂褂，自乾隆三十七年始。”福格《听雨丛谈》卷二“皮裘”云：“本朝惟外褂之毳向外，若袍袄皆向内也。亲王、郡王而外，不准服用黑狐。文职一、二、三品许服毳外貂镶朝衣，武职三品弗及也。文四品、武三品准服貂鼠、猞猁狲。五品至七品笔贴式、护军校准用貂皮领袖帽沿。八、九品官不许穿貂鼠、猞猁狲、白豹、天马、银鼠。若侍卫、翰詹科道、军机章京，无论品级，均照三品服色，其往口外寒冷地方出差之满州、蒙古、汉军官员，均准照常穿用貂鼠、猞猁狲，不拘品级也。”两说略有不同，但貂鼠皮非一般皮裘可比，于此可见，从贾府诸人把貂裘当作私居便服，说明他们穷极奢华到了何种程度。哆罗呢第四十九回，李纨穿一件青哆罗呢对襟褂子，宝玉穿一件茄色哆罗呢狐皮袄子。按：清朝初期、西欧国家使节来中国时，常向清帝进献哆罗呢绒。据《大清会典事例》记载：顺治十三年，荷兰国进物中有哆罗绒，康熙六年又进哆罗呢和哆罗绒。康熙九年，西洋国进哆罗绒。康熙二十五年，荷兰国又进哆罗呢和哆罗绒。雍正五年，西洋国又进大红哆罗呢，乾隆十七年又进各色哆罗呢。又，西方传教士艾儒略所著《西方答问》卷上谈及西方土产时曾说：“至于蚕丝、棉花、花草诸果品，种种皆同。所异者如绒缎之类，有锁袱、多罗绒，有金银丝缎，一匹值 一二百金。”乾隆时，**人泽元恺著汉文《琼浦偶笔》卷二记中国商人汪竹里语云：“近世大臣薨逝，朝廷有赐多罗被殡殓者，系西洋所贡，类如明镜。”又云：“呢即明镜也，唐山呼为哆罗呢，系西洋所产，故有番字识号。”以上资料，引自方豪《从<红楼梦>所记西洋物品来考故事的背景》一文，从这里可以看出，哆罗呢是舶来品，而且是价格昂贵的贡品，实际上就是一种阔幅的呢绒。凫靥裘第四十九、五十二回写宝琴所披凫靥裘，就是野鸭子头上的毛作的。按：凫靥裘的名称未见著录。据吴世昌考释，《西京杂记》载，司马相如在成都“以所着鹔鷞裘就市人阳昌贳酒，与文君为欢。”据《尔雅翼·释鸟》云：“鹔鷞，水鸟，盖雁属也。旧藏云：‘有凫鸳鸯，有雁鹔鷞’。高诱注《淮南子》云：‘长颈绿色，其形如雁。’”所以，鹔鷞裘很可能就是用鸭子的毛做成的。又，《晋书·武帝纪》云：“咸宁四年十一月辛巳，太医司马程据献雉头裘。帝以奇技异服，典礼所禁，焚之于殿前。甲申，敕内外有敢犯者罪之。”又，《南齐书·文惠太子传》云：太子“善制珍玩之物，织孔雀毛为裘，光彩金翠，过于雉头远矣。”此则进一步说明雉头裘是存在的，这是更接近于凫靥裘的一种鸟毛织物。抹额、昭君套第三回写宝玉头上戴着束发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抢珠金抹额。第六回写凤姐家常带着紫貂昭君套。第四十九回写史湘云头上戴着一顶挖云鹅黄片金里大红猩猩毡昭君套。按：清平步青《霞外捃屑》卷十“齐眉、包帽、昭君套”条云：“《西云札记》卷一：今俗妇女首饰有抹额。此二字亦见《唐书·娄师德传》，又《南蛮传》，又韩愈《送郑尚书序》。《续汉书·舆服志》注，胡广曰：‘北方寒冷，以貂皮暖额，附施于冠，因遂变成首饰，此即抹额之滥觞。’按：以貂皮暖额，即群君套抹额，又即包帽，又即齐眉，伶人则曰额子。”又，樊彬《燕都杂咏》诗注云：“冬月闺中以貂皮覆额，名‘昭君套’。”据以上资料，宝玉所戴金抹额，乃首饰。凤姐及湘云所戴昭君套，乃施于冠的貂皮暖套，并非首饰。“昭君套”之名，当与王昭君出塞有关。天马皮、乌云豹第五十四回，袭人回家，凤姐命平儿将昨日那件石青刻丝八团天马皮褂子拿出来与了袭人。第五十二回，宝玉要到王子腾家去，贾母便命鸳鸯：“把昨儿那一件乌云豹的氅衣给也吧。”宝玉看时，金翠**，碧彩闪烁，又不似宝琴所披凫靥裘。只听贾母笑道：“这叫作雀金呢，这是哦罗斯国孔雀毛拈了线织的。”按：《清一统志》云：“沙狐生沙碛中，身小色白，皮集为裘，在腹下者名天马皮，颔下者名乌云豹，皆贵重。”据此，天马皮，乌云豹皆沙狐皮也，而下文又叫作“雀金呢”，不解。天马皮的珍贵，可从郝懿行《晒书堂笔录》中得到证明：“尤西堂言：‘在京师入朝时，见同官皆羊裘耳。今闻班行叶我不衣狐铅、天马、舍利孙者。’尢在康熙初，今百余年间，狐铅、天马已成为私居常服，又有骨种羊、草上霜矣。”猞猁狲大裘第五十三回，贾珍看着收拾完备供器，靸着鞋，披着猞猁狲大裘，命人在厅柱下石矶上太阳中，铺了个大狼皮褥子坐下，看各子侄们来领取年物。按：猞猁狲，又写作扯里狲、舍利孙，是一种稀贵动物，分布在我国东北等地，做皮衣，极珍贵。清戴璐《藤阴杂记》记载：“‘京堂詹翰两衙门，齐脱貂裘猞猁狲。昨夜五更寒彻骨，举朝谁不怨葵尊。’渔洋戏作，时康熙乙亥，任葵尊宏嘉奏三品以下禁服貂裘、猞猁狲也。一时服压韵之稳。赵恒夫吉士元夕诗：‘忆赐琼筵分次第，蝉貂炫服敢纷纶。’今京堂翰詹科道仍准貂，不知何年复旧。”又，郝懿行《晒书堂笔录》也说：“尤西堂言：‘在京师入朝时，见同官皆羊裘耳。今闻班行中无不衣狐铅、天马，猞猁狲者。’尤在康熙初，今百余年间，狐铅、天马已成私居常服，又有骨种羊、草上霜矣。”以上资料说明，猞猁狲是贵重皮裘。康熙初年，朝官穿猞猁狲者极少，以后穿的人渐多，于是三十四年乃有三品以下禁服貂裘、猞猁狲的限制。大概到乾隆中叶以后，统治阶级奢侈风气日盛，禁令渐弛，穿的人越来越多。贾珍是三品威烈将军，是不受禁令限制的。雀金呢第五十二回写贾母命鸳鸯把昨儿那一件乌云豹的氅衣给宝玉。鸳鸯答应了走去，果然取了一件来。宝玉看时，金翠**，碧彩闪烁，又不似宝琴所披凫靥裘。只听贾母笑道：“这叫作雀金呢，这是哦罗斯国拿孔雀毛拈了线织的。”按：吴世昌在《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羽毛贴花绢”到<红楼梦>中的“雀金呢”》一文中对雀金呢考之甚详。他旁征博引自汉至清初的历史资料，确认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利用鸟毛制的服装有十多种，大都制成裘以御寒，也有织成罗、缎、锦等奢侈品，供上层统治阶级妇女做衣裙之用。对于清初的资料，他仅引用了吴梅村的一首词云：“江南好，机杼夺天工。孔翠装花支锦烂，冰蚕吐凤雾绡空，新样小团龙。”来说明孔雀毛织物的存在，似稍嫌不足。清初叶梦珠《阅世编》卷八有一段记载，则比较翔实而且说明问题。这段记载说：“昔年花缎惟丝织成华者加以锦绣，而所织之锦大率皆金镂为之，取其光耀而已。今有孔雀毛织入缎内，名曰毛锦，花更华丽，每匹不过十二尺，值银五十余两。”这就证明孔雀毛织物确实存在，而且有一定规格，也有市场价格。不过《红楼梦》中说它是哦罗斯国的产物，则纯属附会之谈，不可信的。又，《国学丛刊》第四册载周肇祥《故宫陈列所纪略》一文中也说：“乾隆时孔雀毛织成蟒衣，......皆罕见之品。”可见解放前故宫陈列所里还有这种毛织成蟒衣的实物存在，这也是雀金呢确有的一个有力佐证。
《红楼梦》研究论文“开篇不读《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开口不谈《红楼梦》，此公缺典定糊涂。”，《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它涉及面广，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意义深刻，其在民间的流传之广、影响力之大也是其它古典小说难以比拟的。从思想内容看，《红楼梦》是非常成功的。它以贾府的盛衰变迁为背景，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线，对封建社会中种种矛盾的揭示，反应出那个时代社会的罪恶及其不可避免的分崩离析的命运。作品以栩栩如生的对人物的细致刻画及其尖锐的矛盾冲突鲜明的表现了被压迫阶级和统治阶级的尖锐斗争，揭露了腐朽害人的封建制度必将衰亡的事实，如贾府的最终衰落；赞颂了勇于反抗的新生力量，如晴雯、鸳鸯的的斗争，宝玉终不愿做克绍箕裘的孝子，终离家出走；揭发了封建主义的罪恶，如司棋、晴雯的牺牲，四儿、芳官被赶出贾府，宝黛的爱情悲剧，十二女统归薄命司；褒扬了自由、平等的新生思想，如宝玉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简直是对封建社会正统思想“男尊女卑”的颠覆，宝黛爱情早以不是停留在《西厢记》中张生、崔莺莺郎才女貌、一见钟情之类的陈词滥调之上，更多的是思想上的认同——对四书五经的排斥等。表明封建社会对人性的残害以成为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说明曹公的创作早已走上了现实主义的道路。《红楼梦》中最吸引人的地方要算是对人物之间性格矛盾的细致刻画，曹公将这些冲突巧妙的连接起来，情节感人，扣人心弦，从而彻底的暴露出封建礼教制造的种种恶果，有力的鞭挞了旧社会的罪恶，将一个又一个悲剧赤裸裸地揭穿出来，进而完成《红楼梦》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对于环境的描写更是为《红楼梦》这一伟大不朽作品的成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贾宝玉心中，女儿是世界上最可爱、最可敬、最纯洁的人。无论在那个方面都远在男人之上，所以是“人上之人”，这一点尽人皆知不必废话。同时，宝玉更进一步的认为女儿是不能出嫁的，否则便变了质。由纯洁无暇的自由身、被压迫者转变为压迫者，固然可恨，也反映出那个时代的可悲，大观园自然而然的成为保护女儿们的庇护所，希望女儿们永远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以免染上男子龌龊的气味（电视剧中女主角常说的“天底下男人没一个好东西”，由此一定程度上符合事实），男人自然是不能进入的（除宝玉和稚嫩的贾兰外，其他男性最多也只进入怡红院，而高鹗的伪作中，贾琏、王大夫竟大摇大摆迈进潇湘馆，荒唐！），园中的逍遥日子近乎完美，继而为查抄大观园的悲剧发生起到了对比和铺垫的作用，让人感伤极深，不禁潸然泪下。而第三十二回“诉肺腑心迷活宝玉”后，宝黛爱情的成熟则标志着僵持局面的基本形成：家长方面坚持薛宝钗，而贾宝玉不愿放弃林黛玉，贾府的决策者——贾母也陷入了犹豫当中。随后的人情世故的变化对宝黛爱情悲剧的发生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各种矛盾爆发，贾家渐渐以无法维持，贾宝玉走什么路子转而成为挽救贾家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只有稳重大体、家境富裕的薛宝钗才能扶持宝玉走上封建主义所谓的正路就顺理成章了。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塑造了不少典型人物。如平等待人的宝玉、成熟端庄的宝钗、多愁善感的黛玉、满腹心机的凤姐、逆来顺受的迎春、憨厚可爱的史湘云、情傲孤高的妙玉、善良朴实的刘姥姥等等，每个人物的性格、每桩人事和人情，都描绘的十分细腻、十分真实。宝玉是一个敢于反抗的典型。宝玉的性格是及其难得的，受周围出身低下的丫鬟们影响，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公子哥儿，却讨厌士大夫。统治者与被压迫者，本是对立的阶级，而贾宝玉却站在被压迫者一边，几乎有些恋母情结的他，很少有主子架子，以伺候丫鬟为乐。摆在封建地主阶级少爷贾宝玉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去研究四书五经做官,否则便同丫鬟、“戏子”门在一起，走下坡路，他选择了其二，十分尊重和体贴女性。另一特点便是不遵守封建制度的一般规矩，不愿与官宦往来，只要将怡红院门一关，那便是一个世外桃源。对于反对四书五经与科举这样原则性的问题，即使是宝钗、湘云劝他注意仕途经济他也立刻回斥，虽然他的恋爱婚姻问题依然等待家长为他做主，但毕竟是历史的局限、阶级的局限，“一个人不可能抓着自己的头发里看地面”，作者也给予一定的肯定。林黛玉则是另一个精神反叛的典型。她幼时丧母、弃父进京，从不像薛宝钗那样以扼杀自己的个性为代价来讨好众人做一个所谓的封建淑女，也不像贾探春那样抛弃亲情以保证封建主子的威仪，更不像王熙凤那样灭绝人性来满足自己的权利欲。她至纯至善、崇尚真情却要独自面对这个充满虚伪、邪恶、贪婪、嫉妒、淫欲、阴险和野心的社会；她父母双亡、寄人篱下，而命运却没有给予她丝毫同情；她坦读《西厢记》，酒后任意挥洒自己的才华。面对这样的环境，她怎能不多愁善感？不是小气、心胸狭窄，只是为唯一的知己---宝玉献出了全部，怎能不患得患失?只是百年后，孰知葬花悲？而与以上两者不同的是，薛宝钗则是封建礼教思想下的一个正面悲剧。她十分推崇那些封建思想，把其当作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和追求的最高理想，完全沉浸在为自己编织的网中她遵守作为一个封建淑女所有规则，刻意求工的要求自己成为典范，甚至到了不惜一切的地步，不做一件封建礼教所不允许的事。她把自己全部的爱藏于心中，一切去等待家长的抉择乃至支持黛玉和宝玉的结合。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遵守封建礼教的少女，最终却并没有的属于自己的爱情，反倒给予她的是一个悲惨的宿命。进一步的证实封建礼教的虚伪性。王熙凤在<<红楼梦>>中是一个迷恋金钱和权力、自尊心极强的女人。其实她是一个对平等和幸福的追求者，面对无耻的贾瑞，她选择了将他置之死地而后快，而她有不得不承认自己在贾琏在自己生日时出去偷情这件事上所做的是错误的。封建男权蹂躏了无数女子，要求女性遵守所谓的三纲五常，把原本的夫妻的转化成妻妾矛盾，逼得凤姐去迫害尤二姐等原本无辜的人，但在那个时期，这不是可悲、可怜反倒是可恶、可恨、该千刀万剐的。男权的衰落并没有给这位女强人带来空间与理解,贾府衰亡的一切责任竟都归咎于她，是“哭向金陵事更哀”的凄凉。《红楼梦》无论是在题材、体裁、形式、内容、思想等方面都是一部现实主义力作。曹公以优秀的文笔，将种种背景、各色人物、各种事件巧妙地贯穿起来，结构严谨，层层递进，紧凑而完整几乎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愧为一部既可读、又耐读的经典名著。
红楼梦》这部千古传奇，一经问世，便广为流传，文人学者乃至普通读者都对《红楼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每以论红、评红为时尚，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一些红楼梦学术论文，大家快来跟我一起欣赏吧。
试论《红楼梦》
【摘要】《红楼梦》这部千古传奇，一经问世，便广为流传，文人学者乃至普通读者都对《红楼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每以论红、评红为时尚，它以一部小说成就了一门学问——“红学”。本文对主要红学派别进行了综合概括，并针对索隐派、考证派的谬误进行了分析，明确提出《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不是传记，也不是 历史。作为文学作品的研究，重在研究作品本身，重在研究它的思想文化内涵、 艺术成就，而不是去探佚、猜谜或毫无意义的考证。
【关键词】《红楼梦》研究;索隐;考证;思想内涵;艺术成就
《红楼梦》一经问世就引起了文人学士的极大兴趣，研究、评论《红楼梦》开始盛行，点评是研究《红楼梦》的最早形式，点评者人数众多，点评者旨趣也不尽相同，其中最重要最神秘的是脂砚斋，其点评已成为《红楼梦》的一部分，是研究《红楼梦》不可或缺的极为重要的资料。至光绪年间，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已成为显学，随着《红楼梦》的广泛流传，对《红楼梦》的研究日益 发展。“清末的民族主义思潮，激励着索隐红学的兴盛，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族与 科学精神，激励着新红学的诞生……1954年由毛泽东亲自介入并领导的批俞运动，使得红学的显学地位达到空前的显赫状态。此后，学者、作家、艺术家、学生乃至普通读者都以论红、评红为时尚”。
1 《红楼梦》研究之红学派别
《红楼梦》它以一部小说成就了一门学问即“红学”。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去研究《红楼梦》，产生了不同的红学派别：
索隐派
顺治董鄂妃故事说。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说《红楼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的诸名王奇女”。并且说董鄂妃是秦淮名妓董小宛，本是明末名士冒辟疆的爱妾，后来清兵南下把她掠夺了去，送到北京，得到了清世祖的宠爱，封为贵妃，后来董妃夭亡，清世祖非常悲痛，就跑到五台山做了和尚，遂以为宝玉即清世祖顺治帝，黛玉即是董小宛。
民族主义小说，影康熙朝 政治状况说。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认为：“《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事本之上，加以数层障幕，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主张贾宝玉即为康熙帝废太子胤礽，金陵十二钗为拟清初江南之名士。书中“红”字多影“朱”字，“贾”字为斥伪朝。
历史小说，影康熙诸皇子争储说。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认为：以余所闻，则《红楼梦》一书……，与其谓为政治小说，毋宁谓为历史小说，不如迳谓为康熙季年宫闱秘史之为确也，盖是书所隐括者，明为康熙诸皇子争储事，只以事涉宫闱，多所顾忌，故隐约吞吐，加以障幕，而细按事实，皆有可证。
明珠家事说。陈康祺《郎潜纪闻》、钱静方《红楼梦考》认为：《红楼梦》一书即记故相明珠家事，宝玉即纳兰成德，成德乃康熙朝宰相明珠之子，金陵十二钗，皆纳兰侍卫所奉为上客者也。
金陵张侯家事说。周春《红楼梦随笔.》认为：“相传此书为纳兰太傅而作，余细观之，乃知非纳兰，而叙金陵张侯家事也。忆少时见《爵秩便览》，江宁有一等侯张谦(一说张勇)，上元人，癸亥甲子间，听父老谈张侯家事，约略与此书相符，再证以《曝书亭集》、《池北偶谈》、《江宁通志》、《随园诗谈》、《张侯行述》诸书，遂决其无疑。”
考证派：曹雪芹自传说。胡适《红楼梦考证》，说《红楼梦》记的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贾政即是曹頫，宝玉即是曹雪芹。雪芹一生的事实，原是很合乎全书的故事的，作者在卷首自己也这样说：“因曾经历过一番幻梦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又云：“今日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厌肥之日，背父兄 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已告天下。”主张贾宝玉即曹雪芹缩影，书中事迹，乃备记其身历风月繁华之盛。考证派代表人物还有俞平伯、周汝昌、顾颉刚等。
新索隐派：“”结束，红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红学也呈现出市场化、普及化、大众化、消费化的特点，各种新旧流派纷纷登场，其中最引人注目、在社会上不时引起轰动效应的是索隐红学。新索隐派的代表人物是霍国玲和刘心武。索隐红学与曹学合流成为这一时期索隐红学的新趋势。
雍正、曹雪芹、竺香玉故事说。霍国玲的《红楼解梦》将《红楼梦》索解为雍正与曹雪芹和香玉三人之间的故事：康熙朝，曹雪芹家三代四人袭任江宁织造之职，享尽荣华富贵，雍正即位后，不仅结束了曹家的富贵荣宠地位，而且在雍正六年抄了曹家，雍正八年宫中选秀女，又把曹雪芹倾心爱恋的竺香玉夺入宫中，纳作妃子，后封为皇后。为了抗议这种****，曹、竺二人合力将雍正毒死，最后香玉以身殉情。
曹雪芹家族参与皇权争斗说。《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索隐出的“本事”则是曹雪芹家族参与康、雍、乾三朝宫廷内部争夺皇权的故事：《红楼梦》中秦可卿的生活原型，就是康熙朝两立两废的太子胤礽的女儿。曹家与胤礽关系密切，为了潜在的政治资本，将废太子胤礽的女儿偷运出来，藏匿曹家，并隐瞒其身世。而曹家当选为王妃的女儿，即书中的元春，为了保护家族和自己的地位，向皇帝告发了“秦可卿”身世秘密，这位废太子的女儿只好上吊自尽。后来曹家又参与了谋刺乾隆的“弘皙逆案”，事败，王妃“贾元春”被缢杀，曹家遭到毁灭性打击。
除上述红学派别外，还有运用西方 哲学和文学理论对《红楼梦》的思想性、艺术性、主题、人物、语言等进行研究者，代表性作品，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李长之的《红楼梦批判》、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等等。
2 我对《红楼梦》研究之拙见
索隐派是《红楼梦》早期研究的主要派别，但他们既不讲究科学逻辑，也不尊重客观事实和材料，他们可以把事实和材料任意剪裁、组合使其成为符合自己主观需要的东西，甚至可以制造出事实和材料，以证明自己的主观猜测。他们用测字猜谜的方法，牵强附会地构想出人物和事件的某种关系。正如刘梦溪先生所说，索引派是“起于猜测，止于猜测，辗转相传，缺乏论证”。胡适先生认为，索隐红学属于“附会的红学”，其索隐工作是“猜笨谜”。王昆仑先生说：“《红楼梦》索引派不是从作品内容去说明作者的创作思想和人物故事的真实意义，偏要按照书中人名、故事、用字用语，穿凿附会，证明他是影射清初某些政治历史上的个别事实，或怀着善良的动机，力求说明作者以民族思想侧面宣传反对满清皇朝统治 中国，这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意义，可是毕竟武断的歪曲了作者自己的写作目的，抹杀了她的社会的艺术的价值。”
以胡适先生为代表的考证派，其实与索隐派没什么本质区别，二者都认为《红楼梦》作品中隐匿或如实记录着历史事件，企图从作品中还原出历史本事来，只不过索隐派提出了所谓“明珠家事说”，“顺治董鄂妃故事说”，而胡适提出了“曹雪芹家事说”罢了。黄乃秋先生认为：“胡君考证《红楼梦》，范围限于着者与本子，不容以史事附会书中之情节。”“然胡君虽以此律人，其自身之考证，顾仍未出此种谜学范围，如谓甄贾两宝玉即曹雪芹，甄贾两府即曹家，又谓两府之接驾，皆曹家事。”“其以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的情节”，与索隐派如出一辙，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文学创作要求的不是简单的记录生活，不是简单的生活真实，而是艺术的真实，艺术的真实不等于生活的真实，艺术的真实是作家认识生活、概括生活的产物，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是作家对生活真实进行选择、加工、提炼的结果，是通过艺术形象所反映出来的生活本质的真实，是生活真实的概括与升华，所以文学作品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它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李辰冬先生也说：“以创作家的惯例而论，他们的着作绝不是实际事物的抄写。”
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作家要塑造一个典型人物或安排一套故事，并不拘泥于生活真实，不一定仅仅根据一位模特或一件实在的事件照抄下来，他需要观察许多同类的人物和同类的故事。当他开始之时，可能是从一位模特或事件观察起，但久而久之，观察思考得多了，就会把原来真正的模特或事件忘记了，而只凝成为一个普遍的共性的典型人物或典型事件。所以对于一部伟大的作品的典型人物和故事，固然无从考证出其模特是谁，故事是哪一实事，即使作者自己恐怕也难于确凿的指出来。高尔基曾说：“文学者描写他所熟悉的商人、官吏或工人……如果作家从二十个至五十个，不，从几百个商人、官吏或工人每个人当中，抽出最特质的阶层特征——习惯、趣味、动作、信仰、言论等，而能够将他们统一在一个商人、官吏或工人身上，那么，作家就会由这样的手法而创造成典型。”鲁迅先生也曾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也一样，没有专用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像这样，我们如何叫鲁迅先生能如实的指出他的“阿Q”或“孔乙己”的模特究竟是谁来呢?曹雪芹在下笔写《红楼梦》之前，他一定不知观察和研究过多少实在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以及一切其他人物，然后才能产生他想象的笔下的人物，所以你现在想指出他们的生活原型是谁，那是徒劳无益的。
夫《红楼梦》者，小说也。他只是一本由许多素材综合而成的小说，而不是为一家一人作传，贾宝玉是许多贵公子性格所组成的典型，他代表着不热衷功名、贪图安乐、为祖母所宠爱的聪明温柔的贵族公子。这里面有纳兰容若、有和珅的公子玉宝，有其他我们所不知道的人物，也有部分是曹雪芹自己。这部混合体的伟大人情小说，目的只是寄托作者自己的出世的消极的愤慨，以及幻想的繁华梦。他是一本小说，一本利用各种材料和想象组织的小说，不是传记，也不是历史。所以李渔说：“凡阅传奇必考其事从何来，人居何地者，皆说之痴人，可以不答者也。”
不少研究者指出，“《红楼梦》只不过是一部小说”，“ 《红楼梦》首先是一部小说”，呼吁回归到《红楼梦》的文学价值上来，回归到《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和文化中地位研究，回归到作品的艺术分析，把《红楼梦》当小说来读。启功先生说：“我以为与其费劲炒作这种没有意义的发现，还不如好好读读《红楼梦》本身，体会一下书中丰富的内容。”如果抛开作品本身而去研究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去索隐作品影射谁，这是本末倒置，舍本而求末。离开了《红楼梦》这部小说，研究其它又有什么意义?研究曹雪芹及《红楼梦》版本对帮助作品的理解有一定作用，但没有弄清曹雪芹及其家族史，并不会影响《红楼梦》成为一部伟大作品，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由作品本身的成就所决定的。至于索隐是自传说、顺治董小宛故事说等，这原本偏离了小说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完全没有实际意义，对小说的研究也没有任何作用。如果研究某一部作品都要这么研究的话，那么“阿Q”是不是也要研究一下影射谁，“孙悟空”又是影射谁?吴俊升先生认为：“我们所以读此书，是因为艺术之美的欣赏，而此书美之所在，并不在乎勾心斗角，影射史事，而在乎即此人，即此事，写的入情入理，为深刻呈露的表现。所以读此书，只要就其本体欣赏，已便得其神髓，不必另下索隐的功夫。”
当然为满足公众对古典文学的娱乐需求，作为一种娱乐、消遣，就好像听故事，这种索隐也未尝不可，如刘心武先生的《揭秘红楼梦》。但这仅仅是一种娱乐，就好像“戏说”一样，不是学术研究，已偏离了学术研究的范围。
3 结语
《红楼梦》首先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他伟大就伟大在有深邃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鲜明的人物形象、复杂的结构、写实的手法、个性化的语言。作为文学作品的《红楼梦》，对它的研究应该重在研究作品的本身，重在研究它的思想意义、艺术成就、语言、结构、人物塑造、文化内涵等等。正如黄乃秋先生所说：“是故居今日而读《红楼梦》，首当体会其所表现之人生真理，如欢爱繁华之为梦幻，出世解脱之为究竟……。次当欣赏其所创造之幻境，如布局之完密，人物之敻绝，设境之奇妙，谈话之精美等。不此之务，而尚考证，舍本逐末，玩物丧志，于己徒劳，于人鲜益。”冯其庸先生也明确指出：“把《红楼梦》作为一部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社会内涵的文学作品小说来研究，而绝不是把它当做‘清宫秘史’或‘谜语大全’，文学就是文学。”
参考文献
[1] 吕启祥，林东海.《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何安萍.《红楼梦研究ABC》.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
李长之,李辰冬.《李长之李辰冬点评红楼梦》.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
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启功.《启功给你讲红楼》.北京:中华书局,2007
点击下页还有更多>>>红楼梦学术论文
女子任性霸道的天性，更重要的是恰恰反映出林黛玉的坦率、纯真、和不畏强权的个性。关键词：林黛玉；尖酸刻薄；坦率纯真；叛逆。《红楼梦》代表着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的最高成就。据史载曹雪芹写这部书用了二十年的时间，他先后按阅十载，增删五次，耗尽了毕生的精力。林黛玉是曹雪芹先生在《红楼梦》中精心塑造的典型人物形象之一，曹雪芹在塑造林黛玉这个人物形象时，花费了在量的笔墨，倾注了在碍的心血，寄托着自己独特的富有叛逆精神的人生观和爱情观。因此，林黛玉这个人物形象塑造得非常丰满而成功。读小说原著时，你时时会感到它独特的风格和气质呼之欲出，跃然纸上。一、尖酸刻薄、心胸狭窄，是林黛玉较突出的个性。翻开《红楼梦》一书，林黛玉的尖酸刻薄，心胸狭窄俯拾皆是。宝
摘要：曹雪芹的《红楼梦》以委婉有致，从容细腻的笔调，塑造了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性格的人物形象，尤其对林黛玉人物形象的刻画，无不渗透着曹雪芹大量的心血。寄人篱下的林黛玉有着常人共有的自卑，她无法排解自己是外人的心理，处处谨小慎微，生怕惹出事端，但小女子强烈的自尊心又不能让她唯唯诺诺，她必竟也曾是名门闺秀。即使是寄人篱下也摆脱不了小姐脾气，她尖酸刻薄，心胸狭窄。敏感多疑是她复杂的心理体现，令人欣慰的是林黛玉的尖酸刻薄也有可爱之处，一方面是小女子任性霸道的天性，更重要的是恰恰反映出林黛玉的坦率、纯真、和不畏强权的个性。关键词：林黛玉；尖酸刻薄；坦率纯真；叛逆。《红楼梦》代表着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的最高成就。据史载曹雪芹写这部书用了二十年的时间，他先后按阅十载，增删五次，耗尽了毕生的精力。林黛玉是曹雪芹先生在《红楼梦》中精心塑造的典型人物形象之一，曹雪芹在塑造林黛玉这个人物形象时，花费了在量的笔墨，倾注了在碍的心血，寄托着自己独特的富有叛逆精神的人生观和爱情观。因此，林黛玉这个人物形象塑造得非常丰满而成功。读小说原著时，你时时会感到它独特的风格和气质呼之欲出，跃然纸上。一、尖酸刻薄、心胸狭窄，是林黛玉较突出的个性。翻开《红楼梦》一书，林黛玉的尖酸刻薄，心胸狭窄俯拾皆是。宝玉无心间说宝钗体丰怯热，黛玉便得意得不得了，幸灾乐祸笑嘻嘻地问宝钗刚才看了什么戏，结果被宝钗一顿抢白，碰了一鼻子灰。至于她和宝玉，更是常常无风无波，三天两头赌气，宝玉偶到宝钗处一玩，黛玉便冷言相讥，宝玉不过为自己辩解了一两句："只许同你顽，替你解闷儿，不过偶然到他那里一趟，就乱说话"。黛玉便立即以攻为守，赌气回房，不理宝玉，害得宝玉只得"打叠起千百样的款语软言来劝慰"。难怪宝玉被惹急了只能口口声声地说："哪一天我把心掏出来给你看看就明白了"。如果说以上这些是因为爱情是自私的，从而导致林黛玉在与宝玉相恋与宝钗相竞过程中的患得患失，猜忌排斥心态，尚属情有可原的话，那么，黛玉对贾府上上下下许多人刻薄尖酸实属不该，也许有人说，是孑然一身寄人篱下的身世导致了林黛玉的敏感多虑，处处设防。从进贾府不久，即像一只浑身长刺的刺猬出现在众人面前，对宝钗、宝玉含酸挑刺自不必说，就是如大大咧咧活泼的史湘云，常常在貌似打趣之言中寓讥讽之意，惹得史湘云也有一回只好回敬"我自然比不上你，但你也不用见一个打趣一个"黛玉在下人面前表现的小姐脾气自然也就更多了。周瑞家的送宫花给各位姑娘，迎春、探春等都忙停下手中活计，欠身道谢，而黛玉在看到周瑞家的送花来，也只瞟了一眼周瑞家的手中的花，话里有话地问了句："单送我一个人的，还是别的姑娘都有呢？"当听说这是送剩的最后两朵时，顿时翻了脸，冷笑道："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不给我"。由于黛玉的聪慧，更由于她寄人篱下的处境，才使她变得非常的敏感。一天晚上，她叫怡红院的门，晴雯偏偏没听出是她的声音，并说"二爷吩咐的，一概不许放人进来呢！"把个黛玉气得怔在门外。正要发作，转念却想："虽说是舅母家，如同自己家一样，到底是客边。如今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现在他家依栖，若是认真怄气，也觉没趣"。正在伤心垂泪之时，又听见宝玉宝钗的笑语声，越发动了气，越想越伤感，便也不顾苍台露冷，花径风寒，独立在墙角边的花泪之下，悲悲切切，呜咽起来。一日她卧病在床，听到园子里的老婆子骂人，实则是骂她的外孙女儿，黛玉却认为是在骂自己，竟气得昏厥过去。林黛玉的尖刻，神经质，使小性儿大多出现在两种情况下：一是谈到金良缘等危及到她和宝玉的爱情时；二是在遇到谈论身世、贵贱、引起她悲叹自己的处境时，这时她才会敏感地触景生情，借题发挥。一次，当宝玉听宝钗说吃冷洒对身体有害而放下洒杯时，不巧雪雁送手炉来，黛玉便一语双关地说："谁叫你送来的？难为他费心。雪雁说是紫鹃叫送来的，她马上又说："也亏了你暗中摸索他的话！我平时和你说的，全当耳旁风，怎么他说了你就依，比圣旨还快呢！"（讽宝玉）只有聪敏的颦儿，才能把她的妒意表达得如此锋利而又含蓄，机带双调皮而又不漏痕迹。二、坦率、纯真、不畏强权的个性让她的尖酸多了几分可爱。林黛玉的尖刻只是表现在语言上的。这是曹雪芹用来塑造黛玉这个人物形象的率真、多才机敏等侧面时能运用一种手法。并不能说明林黛玉就是一个狭隘、自私、内心歹毒的妇人。首先黛玉挖苦、讥笑、讽刺的对象不是达官贵人，便是溜段拍马之流。当贾宝玉将北静王就赠的圣上所赐的一串名贵念珠送给她时，她却说："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这东西："周瑞家的送宫花，她首先注意的不是宫花的精巧，而在意是否是别人挑剩下的。她嘲讽宝玉听戏时"装疯"，打趣那些有权有势的人，蔑视世俗人情等敏感、尖刻和孤傲，不仅反映出她的洁身自持，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而且也是对权势的一种反抗。其次，林黛玉常常是喜怒爱憎形于色、见于言，"见一个打趣一个"，她常以"比刀子还厉害"的语言去挖苦人，处处事事与人计较，固而被看作"刻薄"、"小心眼"。但若仔细考究起来，却大都是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而已。或是一个高傲的小女子任性的天性，我们应看重的是她常常一语道出事情的真相，不给那些看风使舵、诌上媚下、欺弱凌贫、心术不正之徒留一点余地。这不仅是她疾恶如仇的品性的自然表现，而且还说明她胸怀坦荡，心有所思、口有所言，常把自己的心灵毫无遮掩地坦露出来。再次，林黛玉也并非一味"孤标傲世、目无下尘，"其实她是很谦和的她人坦率真，见人以诚。她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香菱是宝钗的丫环，向黛玉请教学诗，黛玉却热诚相接，并说："既要作诗，你望洋兴叹拜我为诗。"纯真透明如一泓清泉，她耐心地给香菱讲解诗的作法和要点，教香菱品诗，说明她摒弃了"上智下愚，富贵贫贱"的俗见。她把自己的诗集珍本借给香菱，并圈定篇目令其阅读，批改香菱的习作，堪称是"诲人不倦"，她待人宽厚，从不与人心存介蒂。故史湘云把她称作戏子伤了她的自尊，她有点不悦。可过了一会儿携了宝玉的"寄生草"四房，便又"与湘云同看"，在对待宝钗的态度上，尤见其天真笃实。本为情敌，无嫌犹猜，但在宝钗略表关怀，予以训导之后，她便开诚布公，肝胆相照，和薛宝钗掏出心窝子的话，并引咎其责："你素日待人，固然是好的，然我是个多心的，只当你心里藏奸。从前日你说杂书不好，又努我那些好话，竟大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错了，实在误到如今"。此后，她对宝钗如亲姐姐一般，连宝玉也感到惊奇。这又是何等的宽厚和深厚坦白！三、皎美的容颜、浓郁的诗人气质造就了一个内慧外秀的“红颜”。《红楼梦》第三回"接外孙贾母惜孤女"中，黛玉"年貌虽小，却举止不俗，身体面庞虽弱不胜衣，却有一段风流态度"，黛玉之美已见端睨。作者并未直接着墨描绘黛玉之美，而是巧借凤姐的嘴及宝玉的眼来突出黛玉的绝世美丽。心直口快的凤姐一见黛玉即惊叹"天下竟有这样标致的人儿，我今日算看见了！"通过"写虚"的形式给人留下了无限广阔的想象空间。再从宝玉眼里看见黛玉的形象"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娴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袅袅婷婷的女儿"、"神仙似的妹妹"。林黛玉之美，还表现在她才学横溢和浓郁的诗人气质。曹雪芹胸中笔下的林黛玉，是一个诗化了的才女；她有多方面的才能：博览群书，学识渊博。她爱书，不但读《四书》，而且喜读角本杂剧《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等；对李、杜、王、孟以及李商隐、陆游等人的作品，不仅熟读成诵，且有研究体会；她不仅善鼓琴，且亦识谱。曹雪芹似乎有意将历代才女如薛涛、李清照、李双卿等的某些特点，融进林黛玉的性格。但林黛玉又完全区别于历代的才女，这就是曹雪芹赋予她悲剧命运和叛逆精神的个性特征。在大观园里，她与薛宝钗可谓"双峰对峙，二水分流，"远远高也于诸裙钗，在博学多识方面，可能略逊宝钗；但在诗思的敏捷，诗作的新颖别致、风流飘洒方面，林黛玉却是出类拔萃、孤标独树的。诗社每次赛诗，她的诗作往往为众人所作祟，所激赏，因而不断夺魁。她的诗之所以写得好，是由于她有极其敏锐的感受力、丰富奇特的想像力以及融情于景的浸透力；即使一草一木、一山一石等极平凡的事物，她只一触到，立即就产生丰富的想像；新奇的构思和独特的感受和见解。尤其可贵的是，她能将自己的灵魂融进客观景物、通过咏物抒发自己的痛苦的灵魂和悲剧命运。她的《白海棠》诗，既写尽了海棠的神韵，亦倾诉了她少女的衷情。尤其是"娇羞默默同谁诉"一句，最为传神：这既是对海棠神态的描摹，也是自我心灵的独白，她有铭心刻骨之言，但由于环境的压迫和自我封建意识的束缚，就是对同生共命的紫鹃、甚至对知音贾宝玉，也羞于启齿，只有闷在心里，自己煎熬。这便愈显其孤独、寂寞和痛苦。四、痴情女叛逆者性格决定了她的悲剧人生。《红楼梦》中最激动人心、催人泪下的，还是黛玉的叛逆者的性格。在她的身上闪耀着追求个性解放、争取婚姻自由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光辉。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她不仅才学横溢，学识渊博，而且又是那样如饥似渴地阅读"性灵之学"和描写爱情的角本杂剧，那样如醉如痴地沉浸在艺术的境界，在竟把《西厢记》、《牡丹亭》中的"淫词艳曲"引为酒令。对于贾府的"混世魔王"、"祸胎孽根"、贰臣逆子贾宝玉，竟引为知音，结为同心，从思想到行动都对他予以支持。在大观园里，不劝宝玉走"仕途经济之道"，从不说这些"混帐话"的，只有她一人而已，所以"宝玉深敬黛玉"。林黛玉身上闪烁着诗意和理想的光彩，充满了叛逆的精神。这是曹雪芹赋予这一形象新的基因，使她从根本上有别于历代的才女。从通篇《红楼梦》来看，林黛玉本就是个悲剧性人物，无论从她身世、性格，还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上看，都不可能让黛玉的人生有好结局，因为家庭观念、封建宗法思想，是不可能容忍她和宝玉的爱情开花结果，一个痴情女子面对无果的爱情、奈何她再博学、再聪慧孤傲，也终将敌不过社会大环境，悲剧结局自是意料中事。参考文献：[1]《红楼梦》，曹雪芹著。[2]《红楼梦论源》，朱淡文著。[3]《中国古代文学史》，游国恩著。[4]《中国古代文学史》，袁行沛著。
这个难度挺大的，你想花30个金币就给搞定，真是太天真了哈
一、贾宝玉 主人公贾宝玉是一个又奇又俗的人物。构成他性格的主要特征是叛逆。他行为“偏僻而乖张”，是封建社会的叛逆者。他鄙视功名利禄，不愿走“学而优则仕”的仕途。他痛恨“八股”，辱骂读书做官的人是“国贼禄蠹”，懒于与他们接触拜会。 他不喜欢所谓的“正经书”，却偏爱于“杂书”，钟情于《牡丹亭》、《西厢记》。他还对程朱理学提出了大胆的质疑，认为“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了。”这充分显示出了他是封建君主制度的“逆子贰臣”。 他认为“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在这种骇世惊俗的思想指导下，宝玉终日“在内帏厮混”，并钟爱和怜悯女孩子，钟爱她们的美丽、纯洁、洋溢的生气、过人的才智，怜悯她们的不幸遭遇，怜悯其将嫁与浊臭的男子，失去了她们的圣洁之美。贾宝玉道：女子出嫁前为珍珠，嫁人后便失去光芒成了死珠，再老便与污浊男子同流，成为死鱼眼了。他甚至为自己生有一个男子之身而感到无可挽救的遗憾。 在他的生命历程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无疑就是与林黛玉的相爱了。这场恋爱，一方面开始于叛逆性格，另一方面又促使了他的叛逆性格的最终形成。这是他生命史上最大最重要的叛逆行为。宝、黛不但要求婚姻自主，而且在恋爱中背离了封建社会的人生之道。他们在反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后导致了两人的悲剧结局。 二、林黛玉 林黛玉是一个才华横溢而性格孤傲的女子，“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则是她的写照。她从小失去双亲，寄居在荣国府，虽然贾母对她疼爱有加，但由于清高自尊的个性，她常生“寄人篱下”的伤感。 她多愁善感，常常为别人不注意的小事而悲伤流泪。正如小说中所描写的“黛玉葬花”一幕，就突出了这一点。花开花谢本来就是自然景象，但她却由此而想到人生的悲欢离合、聚散无常。她为落花叹息，她把宝玉引为知己，同看《西厢记》，把人生的希望都寄托在宝玉身上。她深爱着宝玉，但又感到很难如愿。于是，她因想争取自己的位置但又多次失败而顾影自怜，暗泣于无人之处。 她的内心世界似难捉摸，但也常常将其显露于外。若宝玉“得罪”了她，她便生气，泪水涟涟，甚至为他而生病。表面上这样，其实内心仍是挂念着他，借口去看他。宝玉一病，她为之而伤心，为之而哭泣。但由于封建礼教道德的约束，她不得表白，不得自已，最终在宝钗出阁之日郁郁而死，没能了却自己的心愿。 曹雪芹深爱他笔下的林黛玉，爱她的一切，爱她的笑和泪，爱她的喜与悲。正是由于这种刻骨的爱，才使他将黛玉对宝玉的一段痴情演绎得美丽异常，刻画得入木三分，为世人塑造了一个“心较比干多一窍”、反封建礼教的光彩照人的形象。 三、王熙凤 荣府内，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她便是王熙凤。王熙凤的阴毒可谓人人皆知，作为荣府“总管”，她弄权作势，两面三刀。她用毒计害死贾瑞，又阴谋逼死尤三姐。她生性尖酸刻薄，到最后害了全家。她的个性是泼辣的，文中处处都不忘点明这一点，像她过生日那天，与那淫妇拼命，向老太太求救，足以见得。但毕竟她很能干，荣府上下大小事务都得她说了算，又善于迎合贾母，深得老太太的宠爱。又因此遭到嫉妒。 四、探春 贾探春，贾政之女——她没有黛玉的纤细怜人，没有宝钗的乖巧伶俐，没有香云的活泼开朗，却有卓超的才干，过人的智慧，深僻的见解，远大的眼光，这些在第五、六回“敏探春兴利除宿弊，贤宝钗小惠全大体”中精彩地表现出来了。 王熙凤因病卧床不起，便由探春、宝钗，李执等人主持家务,此期间,探春查看家中大小帐目,发现发放给各个房的月钱和发放给买办的重叠了,便想出了两全的办法,与宝钗等人商议.“年里往赖大家去，与她们那儿的姑娘闲谈，才知她们吃的笋菜鱼虾，一年还有人包了，年终足有二百两银子，从那日我才知道，一个破荷叶，一根破草根子都是值钱的。”发放月钱重叠之事于贾府已早有弊，可满园子的姑娘丫头无一人能指出个一二三来，探春却从赖大家中得到启发，和自家的情况对比，最后提出好的办法，岂不是足以见她的办事能力和精干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分析综合解决问题的素质。谁怪宝钗说“真真膏粱 之谈！你们虽是个千金，原不知道这些事”而后宝钗又玩笑似的说“你才办了两天事就利欲熏心，把朱子都看虚了。你再出去，见了那么利弊大事，越发连孔子也都看虚了呢。”探春闻此言，却一本正经地回答“你这样一个通人，竟没看见姬子书，当日姬子云：‘登利禄之场，处运等之界者，穷尧舜之词，背孔孟之道……”如此一番精辟的言辞，岂是一位普通女儿说得出的，非有政治眼光能矣！ 第五十六回中的探春，以处事的果断干练显示出了她卓超的才干，而宝钗的嬉言却引出了她政治性的言论，真是叫人回味无穷，拍案叫绝！ 五、薛宝钗 纷飞蝴蝶绕楼院，暖逐东风扑几回。扇影乱摇忙玉腕，粉痕斜溜湿香腮。偶因游戏间消遣，岂为迷藏暗捉来。恰怪亭中私语久，防人忽把绮窗开。薛宝钗在《红楼梦》中份演着重要的角色。她是封建各种礼束的守卫者，并且自身深受其害。她在家中与人关系甚好，受众的喜爱。她的性格中有王熙凤为人的圆滑，林黛玉小心和与贾宝玉完全对立的封建束缚的思想。如在每四十八回中，薛姨妈道：“……莺儿一个人，不够伏侍的，不要买一个丫头来你使。〃宝钗道：“买的不知底细，倘或走了眼，花了钱事小，没的淘气。倒是慢慢打听着，有知道来历的人买个还罢了。〃这里表现出她的处事小心。又如香菱向宝钗道：“我原要和太太说的，等在爷去了，我和姑娘做伴去。我又想恐怕太太多心，说我贪着园里来玩，谁知你竟说了！〃宝钗笑道：“我知道你心里羡慕这园子不是一日两日的了，只是没有空儿……，所以趁着机会，越发往上一年，我也多个做伴的，也遂了你的心。〃这里表现出宝钗了解家人心里，为人圆滑。总之，薛宝钗是个深受封建束缚的人。 六、刘姥姥 红楼梦》中出场人物有四百多位，而且个个栩栩如生，就是那些着墨不多的次要人物，也是写来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就拿刘姥姥来说说吧。 出身乡村的刘姥姥来到了贾家，凤姐导演了一幕闹剧，在贾母那里吃饭的时候，丫鬟只捡了一个鸽子蛋放在刘姥姥那里，刘姥姥不知羞耻地说：“老牛，老牛，食量大如牛”，此时老刘那种直爽，快直的农民性格表现的淋漓尽致。然后刘姥姥又说：鸡蛋俊，小巧”，说明她见识敷浅，只知道吃。到后来鸽子蛋滚到地上，刘姥姥赶紧去拣，其农家那种艰辛勤俭穷酸的形象跃然纸上，与高贵阔气的贾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体现了封建官僚与穷苦百姓差距之大，讽刺了当时的封建社会。最后，她与众姑娘对联，用的都是粗俗的言语，可见她文化甚少，引得大家一阵大笑。 总之，刘姥姥这种封建、贫穷、可笑的形象通过作者的笔墨，全部体现出来。 七、晴雯 晴雯乃贾府内又一封建礼教的叛逆者。他天生的叛逆，直率，任性以及无所忌惮的言辞给读者呈现出了又一个鲜明的人物形象。 晴雯并未因为宝玉是她的主子而谦虚，忍让他的无理大骂，而是以理辩驳。例：“平日坏了多少宝贝也不心疼，今儿一把扇子惹发了这么大问题”。“今儿一把扇子就这么着”。“何苦来呢。嫌我们就打发了我们，再调好的使”。“我是一个蠢材，那里陪打发吃果子呢？倘或在砸了盘子，更了不得！”。只见她的反抗精神。而袭人的好心劝解又被她冷嘲热讽地反驳一翻，可见她的直率。而她又以撕扇子来取乐，不顾他人的看法，尽由自己开心，事后会做何评论，造成何种影响他都不会去理会。还有几句：“我不敢惹爷”“既这么说你就拿了扇子我来撕”等。这一切刁酸无忌的语言把她的任性，也是我行我素的反叛精神就表现的淋漓尽致了！ 也正是这一系列语言使晴雯这一鲜明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了。 八、平儿 要说《红楼梦》里丫环最漂亮的，还得是平儿，由于她被贾琏收了二房，所以地位也就不同于别的一般的丫环了，但她的出身低微这个事实却一生也抹不去，这也就决定了平儿在大观园中的地位不会太高。 平儿天资聪慧，可偏与王熙凤成主仆关系，则显得有点儿“小巫见大巫了”，不过在日常事务处理上，平儿可是帮了凤姐的大忙了，所以说王熙凤对平儿也挺好。 但虽说跟着王熙凤吃香的喝辣的，但也有不如意的地方，比如说平儿实际上去贾琏也有爱幕之情但是有王熙凤在，她也不敢太过于表露，而且由于凤姐婚久不孕，使她更加看管贾琏，不让他和别的女人相处太密切，当然，这一切都不是从表面上能看出来的。所以有时贾琏和平儿乘着王熙凤不在，偷偷亲热一番，被凤姐发现了，还要冷嘲热讽一番。 但是平儿还是比较善良的，当贾琏在外面沾花惹草，勾搭上尤二姐后，王熙凤假惺惺的去把尤二姐接回来，却在背地里使坏，使二姐已经成形的胎儿堕掉了，二姐也不堪忍耻辱而自缢身亡，在这期间，贾府里唯一对她好的便是平儿了，一直对他百般照顾，还把好死时将要交给贾琏的二百两银子一文不少的交给了贾琏。由此可见，平儿的心地是十分善良的。这样可爱的姑娘谁能不为之动心？？
贾宝玉--红楼梦一书的男主角，书中的情节主要是以他为中心，故事从他的前世写起，几乎就是在写他一生悟道的经过。脂砚斋评贾宝玉用“情不情”二字，某些人认为指贾宝玉具有深广的人文主义思想，能够对将自己的感情赋予没有感情的人、事、物。 林黛玉--一般认为她是红楼梦一书的女主角，与贾宝玉相映衬，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性灵形象的典型。脂砚斋评林黛玉用“情情”二字，指林黛玉能够对将自己的感情赋予自己所爱的人。 薛宝钗--红楼梦又一女主角，与林黛玉相对，是所谓的“金玉良缘”。是彻底维护并始终贯彻封建思想的典型人物。因书稿80回后丢失，不知曹雪芹给其的评语为何，但书中反复隐喻，如：冷香丸、所居院落“蘅芜苑”前大石封闭及无花冰冷的环境来看，似乎应为“无情”。 王熙凤--普遍认为是红楼梦中最为鲜活的人物，具有强烈的世俗气息
形象剖析捧心西子病态美 在通篇《红楼梦》中，作者对林黛玉的外在美描写并未花费太多笔墨。然而就是那着墨不多的描写却给人留下了极其美丽形象。我们可从开篇的“绛珠仙草”得“受天地之精华，复得甘露滋养，遂脱了草木之胎，换得人形”，这些句中体会到“仙草化身”一种超凡脱俗，得天地精华的清秀非凡之美。一切自然造化都是美的，一草一木俱是，更何况是一株得受天地精华，甘露滋养的“仙草”了！此时作者虽然尚未直接描述黛玉之美，但在读者心里，早已对这株“仙草修成的女体”心仪已久了。到此作者已经成功塑造了黛玉一种“清丽灵幻”的美丽形象。 黛玉初进贾府，作者也未直接着墨来描写她的外在美，而是巧借凤姐的嘴及宝玉的眼来看出林黛玉的美。心直口快的凤姐一见黛玉即惊叹：“天下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日才算见了！”这话虽未直接写出黛玉的美丽，却给读者在心里留下了一个“绝美”的形象。我们再从宝玉的眼来看看黛玉的形象：“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娴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宝玉竟称她为“神仙似的妹妹”。笔至此处，一个活生生的“绝艳”黛玉已跃然纸上。这便是林黛玉的“外在美”。然而她的“外在美”是“娇袭一身之病” “病如西子胜三分”的病态的美，就象是个“捧心西子”。以自尊掩饰自卑 在这里，“惟恐被人耻笑去了”的自尊，已经变成了“惟恐被人小看了他去”的自卫。这种自卫，是环境变迁与门第差异在黛玉心灵深处的细微折射。从形景看，不是单冲着周瑞家的，实质是也是冲着薛姨妈与贾府的，她要借送宫花这件小事，称一称自己在皇室与侯门家庭称盘上的份量。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脂砚斋在批这一段时道：“今又到颦儿一段，却又将阿颦天性从骨中一写，方知亦系颦儿正传。” “天性”云云，就是指这种偏执得令别人有点受不了的自尊。最受不得别人伤害的黛玉，却最肆无忌惮的 伤害着别人。然而这位贵族小姐却万万没有想到，冲着周瑞家的这个奴仆发泄，显然是有失身份的表现，她想得到的却恰恰是失掉的，这个细节无疑是黛玉性格底色的点睛之笔，所以脂砚斋才郑重指出“从骨中一写”。 人当然不能没有自尊，但她自尊心太强了，便会发展成为小心眼。等到史湘云说唱小旦的戏子有点像她的时候，林姑娘的微嗔薄讥就变成了雷霆震怒了。不过，她这一次注意到了身份，当时并没有发作出来，回到住处才连珠炮式地向情人倾泄：“我原是给你们取笑的——拿我比戏子取笑？”“这一节还怒得。再你为什么又和云儿使眼色？你安得什么心？莫不是她和我玩，她就自轻自贱了？他原是公侯的小姐，我原是平民的丫头，他和我玩，设若我回了口，岂不他自惹人轻贱呢。是这主意不是？这却也你的好心，只是那个偏又不领你的这个好情，一般也恼了。你又拿我作情，倒说我小性儿，行动肯恼，你又怕他得罪了我，我恼他，与你何干？他得罪了我，又与你何干？”（第22回）在这里，林姑娘把人格价值与门第价值以及两者之间关系说得再也清楚不过了。比作戏子犹可恕，而把湘云看得比她高贵则是不可忍的。虽然这只是她的分析，宝玉并非此意。不过我们不要被黛玉的强词夺理所迷惑，其实最不可恕的还是把她比作戏子。她觉得自己的身份受到了耻辱，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所以才发泄了这么一大堆，这也正是她维护自尊心的一种鲜明的表现。 其实，对林黛玉来说，自尊与自卑原不过是一对孪生姐妹。前者是后者的外化，后者是前者的内涵。与贾府门第差异，又寄人篱下，使她产生了深深的自卑，她所以要时时刻刻在人前要极力维护她的自尊，是为了用自尊掩饰她内心的自卑。小心眼背后有坦诚 黛玉的小心眼似乎人人皆知，然而还应看到，她的小心眼背后有坦诚。 林黛玉在没有与贾宝玉定情之前，她对两个情敌——薛宝钗、史湘 87版林黛玉饰演者——陈晓旭云有些“小性儿”“见一个打趣一个”，有时简直到了不太近情理的地步。如薛宝钗生病，贾宝玉去看她，本是合情合理的事情，而黛玉见了，心中不悦，竟说出“哎哟，我来得不巧了！”“早知道他来，我就不来了”。这样带刺的话，使薛宝钗和贾宝玉都下不了台。 然而真率的林黛玉，在她几乎毫无遮掩地表露着自己的缺点的同时，也在向人们敞开了她那纯真无邪的心扉。在她眼中心中，容不得微尘，也不记得微嫌。当她对某人某事有看法时，可以锋芒毕露地直陈己见，但这只是就事论事，论过陈过之后也就丢在了一边。正是凭这种待人以诚的直率，她赢得了姐妹们的友情，谁也没有将“行动爱恼人”的林妹妹当外人。如果什么时候缺了她，大家也同样感到空虚与寂寞。她毕竟有一颗晶亮的灵魂。小性儿，尖酸刻薄，只不过是美玉上的小瑕微疵罢了。 在大观园里，她似乎只有与薛宝钗结怨太深了，那是因为她曾一度将宝钗当自己的情敌。但正是她们后来又“互剖金兰语”，结成“金兰契”，谱成了友情中最动人的篇章。她被宝钗善意的批评所感动了，深情地说：“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极好的，然我最是个多心的人，只当你心里藏奸，从前日你说看杂书不好，又劝我那些好话，竟大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错了，实在 误到如今。细细算来，我母亲去世的早，又无姐妹兄弟，我长了今年十五岁，竟没一个人象你前日的话教于我。怨不得云丫头说你好，我往日见他赞你，我还不受用，昨儿我亲自经过，才知道了。比如若是你说了那个，我再不轻放过你；你竟不介意，反劝我那些话，可知我竟自误了…….”她向宝钗说的一番话，就如一篇深刻的自我反省。说明她往日所以容不得别人的缺点，是因为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缺点；所以听不得别人赞宝钗，是因为他始终以为宝钗“心里藏奸”。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位少女自尊得有点偏执的内心世界，又变得虚怀若谷、率真坦诚了。追求真爱 林黛玉在贾府十分孤立无援，她惟一的知己是贾宝玉。对贾宝玉的爱情，是她生命之火，一旦失却这爱情，生命也就终结。 林黛玉不能离开贾宝玉，更不能失去贾宝玉的心。但是，在初恋阶段，他俩若即若离，互相试探，都不肯把真心掏出来。尤其是林黛玉，她在对贾宝玉的真心还没有充分了解之前，不肯轻易地流露出自己对贾宝玉的恋情，因为她很自尊自重。这时的贾宝玉，对纯真圣洁的少女有一种泛爱，对才貌双全的薛宝钗、史湘云，更有着明显的感情波澜，这使林黛玉无法容忍，她直率地对贾宝玉说：“我很知道你心里有‘妹妹’，但只是见了‘姐姐’，就把‘妹妹’给忘了。”正确看待林黛玉的悲剧 87版林黛玉饰演者——陈晓旭林黛玉毕竟是单纯天真的少女，她幻想着与贾宝玉的爱情有朝一日获得统治阶级的认可，配上一个合乎封建礼教的形式，成为合理的存在。但美好的幻想无所附丽，结局如何，林黛玉没有贾宝玉那样乐观自信。她担心着“不知将来如何”，更多的是预感到这爱情的悲剧结局。没有婚姻的爱情是不完整的，林黛玉正是在将爱情发展成为婚姻上碰到了更大的威胁，也更加显得无能为力。 事实是确实有一团不祥的乌云笼罩在宝黛爱情上空，而乌云的制造者就是贾府的最高统治者王夫人。如宝玉的亲信，王夫人就选中了袭人，袭人只是准备作为通房丫头给宝玉的，对宝玉妻妾的要求就更高了，选择自然更加慎重了。 林黛玉性格上的缺陷掩盖不了她叛逆思想的光芒。当她的爱情幸福被扼杀时，表现得那样的勇敢、决绝，她以死向黑暗的社会表示强烈的反抗。至此，她的叛逆性格到了高峰。一个美丽、柔弱、勇敢、决绝的悲剧形象，便深深铭刻在读者心中，屹立在中国文学史上。编辑本段性格剖析 新版林黛玉（蒋梦婕）一、有人说《红楼梦》的主题是多义的，不可以一语指实，这很有道理，但不管怎样“多义” ，总有一个是基本的；也有人说《红楼梦》的内在意象和读者的审美体验均带有一定模糊性，很难对审美对象做出精确的质的界定，这也很有道理，但不管怎样“模糊”，总有一点是明确的；还有人运用各种手段(包括电子计算机)说明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的某些差异，这是否也有道理?也有，但不管怎样“差异”，至少有一点是一致的。这种“基本”的、“明确” 的、“一致”的是什么呢?即：哭泣。读者的眼光可以有种种，有人看到了“淫”，看到了 “缠绵”，看到了“病”和“梦”等等，但谁都无法否认《红楼梦》写的“哭泣”。大观园女儿没有一个不哭的，“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上至荣贵人元妃，作为小说人物正面出现时，“呜咽对泣”“泪下如雨”；下至丫环侍女，无辜罹难而饮泣者比比。真是哭声嗷嗷，血泪斑斑。梁启超论《桃花扇》是“一部哭声泪痕之书”，《红楼梦》更复如是，皆为哭泣之作。刘鹗《老残游记序》指出，一切优秀文学作品都是在哭泣，浸渍着作家的眼泪。“盖哭泣者，灵性之现象也，有一分灵性即有一番哭泣，而际遇之顺逆不与焉”，又说：“灵性生感情，感情生哭泣”“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刘鹗这一艺术见解无疑是精邃破的而发人深省的然而，《红楼梦》之哭泣者莫过于林黛玉，“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禁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海涅诗曰：“从我的泪珠里，长出娇花朵朵”。黛玉何尝不是如此。她那一颗颗晶莹的泪珠凝结成一首首美丽动人的诗篇，交织回荡着她那深切悲痛的爱情心曲和疾愤抑郁的叛逆心声，了解她的哭泣，才能理解她的性格；抓住她那些光彩闪烁的泪珠，才能映照出全书的主题；亦可领悟到作家的创作契机，并可重新认识一些有争议的问题。 二、黛玉为何而哭泣，作家创造了一个神话般的“还泪说”。怎样解释这个还泪说的现实基因 ?《礼记?檀弓》曰：“哭有二道：有爱而哭之，有畏而哭之。”畏而哭之极为常见，为智能低下之哭泣。爱而哭之则是艺术天才冶炼之洪炉，熔铸建构出无数精妙的文学巨著和感人至深的典型人物。“创作总根于爱”(鲁迅)，林黛玉就是“爱而哭之”的光辉典范。小说写她自进贾府之后，就和宝玉一见如故，情投意合，亲密无间，“日则同行同坐，夜则同止同息，真是言和意顺，似漆如胶。不想如今忽然来了一个薛宝钗”，自此，生活的平静打破了，心灵的爱河之水翻起波澜，性格也迅速嬗变。廿三回写她与宝玉一起阅读《西厢记》，“ 但觉词句惊人，余香满口”，及至听到《牡丹亭》的动人词曲，并细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个字的“滋味”时，更是“心痛神驰，眼中落泪”。这表明，外界情事的触发，正在这个早慧而又早熟的少女的心弦上跳动着人生的旋律和爱的颤音，使她由青春的觉醒已进入对人生价值和爱情归宿的思考，这思考显然是痛苦的。等级森严的贾府，寄人篱下的处境，尔虞我诈的人际关系，尤其是代表着宗法思想、家族势利和神的意志的“金玉相对”之说，象一座座无形的高山横亘在爱之路上，使她很快意识到环境和自身、现实和理想的距离，意识到爱的历程的艰难与渺茫，是爱而不得所爱，但又不能忘其所爱的悲哀。因此，就在这位痴情而又敏感的少女的心理感应上，处处形成客观世界和内心世界的触发点，每次触发都会引起她对现实和自身的省视，引起感情层次的迭加和心理机制的变化，这种触发和变化一次比一次激涨，哭泣也一次比一次悲怆。“志撼恨而不逞兮，抒中情而属诗”，于是才哭泣吟唱出那些血泪交进的《葬花吟》、《柳絮词》、《风雨词》和《拂琴曲》等等哭泣之作。“ 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这正是由爱的觉醒而启发了她的人生忧患意识，一种敏锐的失落感袭上心头。 三、所谓“哭泣者，灵性之现象也”，灵性即天赋的聪明才智，也包括人的性格和气质。灵性高则天姿秀，颖慧敏锐，省视力强，感受力也强，觉悟亦快。明清以来，随着王学左派和“ 异端之尤”等思想家掀起的以“人学”和人的解放为核心的新思潮的发展，随着《牡丹亭》、《西厢记》等情词淋漓、人欲纵横的戏曲小说的进入大观园，一种新的时代气息也正浮动在“花谢花飞”的广阔空际，最先呼吸而领会之者也是宝玉黛玉而已。然而，封建堡垒的锢钥，历史传统的沉积，重重压在黛玉的心头。这种历史的重压和自我萌生的当代意识的冲突，使她表现出对礼教的强烈的束缚感，不自由感，因而产生种种难以复加的愁、怨、感伤郁闷和愤恨。马克思曾经说过：“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⑴在这可悲的时代，黛玉表现出顽强的抗争力与叛逆精神。尽管她还没有完全跳出传统的轨道，但至少是在不规则的行走，而且时而迸发出新思想的火花。尤其在男女关系上，闪烁着一种新的“性爱”要求和新的价值观念，较之那些匍伏在礼教之下，不仅自己受其毒害，也极力为之说教又去毒害别人的人如薛宝钗等辈，不知高出多少倍。且看第二十九回的一段描写，黛玉揣度宝玉：你心里自然有我，虽有“金玉相对”之说，你岂是重这邪说而不重人的呢? 这话说得何等好呵，这真是问题的实质!一部《红楼梦》一曲宝黛爱情的悲歌，可以说自始至终都是在“金玉姻缘”和“木石姻缘”的交织冲突中演进的。前者以“天理”自命，以客观物的配合为基础；后者以“人欲”自命，以人的主观感情为基础。前者是伦理的，后者是人性的。再如第四十五回，写到夜间下雨，宝玉要从黛玉那里回去：黛玉听说，回手向书架上把个玻璃绣球灯拿下来，命点一枝小蜡，递与宝玉道：“这个比那个亮，正是雨里点的。”宝玉道：“我也有这么一个，怕他们失脚滑了打破了，所以没有点来。”黛玉道：“跌了灯值钱呢，是跌了人值钱?怎么忽然变出这‘剖腹藏珠’的脾气来! 这些开启黛玉的心扉之处，散发出一种芬芳的气息，其心地何等之纯净而美好!正是这种觉醒了的人的价值观念，所以她挚着地追求着实在的人生和真正的爱情，热恋着“心情相对 ”的“知己”。紫娟告诫她：“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这正符合黛玉的思想。她多次声称自己“一无所有”，“比不得宝姑娘，什么金哪玉的，我们不过是个草木之人罢了”，并明确对宝玉说：“我那里能够象人家有什么配的上你的呢?”(第二十九回)这些虽是气话，也是真话。有时宝玉误解了她，说她“多心”(有的读者也这样误解她)，可是她回答得很好：“我为的是我的心”(第二十回)，这“心”，就是人格和尊严和感情的真挚纯洁，不允许掺有任何杂质。然而，这种觉醒了的意识，这种美好的理想与合理的要求，却为那个时代所不容，她那皎洁的性格也和那个龉龊的贵族世家格格不入，爱之路上不仅荆棘丛生，更是风刀霜剑交架。所以她的哭泣也是一种梦醒了之后无路可走的悲哀，这是她精神痛苦的主要形式。因而，她常常感到孤独、寂寞、无援以助，并渴望为人理解而求其友声：“醒时幽怨同谁诉?衰草寒烟无限情!”“娇羞默默同谁诉?倦依西风夜已昏。”“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 因而，她感叹人生竟象草木那样凋零失落，也象讽忽的柳絮那样无所凭依：“叹今生，谁舍谁收!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忍淹留!” 因而，在极度痛苦之时，感情升华的理性意念借幻想的羽翼飞腾了：“愿侬此日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杯净土掩风流，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陷渠沟!” 这都是一个无路可走的觉醒者的哭泣心声。 黛玉与宝玉四、所谓“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在黛玉来说，即爱得愈深，哭泣愈痛，愈是宝玉向她表示出真正爱情的时候，她愈是伤心落泪，不能平静。黑格尔说：“生命的力量，尤其是心灵的威力，就在于它本身设立矛盾，忍受矛盾，克服矛盾。”⑵所以这种爱而不得所爱但又不能忘其所爱的矛盾与苦痛，经常使她反常与失衡：“眼空蓄泪泪空垂，暗洒闲抛更向谁 ?尺幅鲛绡劳惠赠，为君那得不伤悲!”“抛珠滚玉只偷潸，镇日无心镇日闲；枕上袖边难拂拭，任他点点与斑斑。”当感情流量超过神经负荷时，心理就易失去平衡，所以“蛇影杯弓 ”“痴魂惊恶梦”，哭泣变成梦魂的惊悸。在长期禁锢郁积于内心深处的欲望和愤懑在失衡时的自然爆发就产生了“我问问宝玉去!”的反常行动，但这反常之中又蕴含着正常的人性，是正常人性被窒息的反常行动。最后，生存失去支柱，所以“焚稿”、“断痴情”、自戕。世界的存在既是如此荒诞、丑恶、无道理、无人性，那么生命又值得活下去么?她已不是历史上闺怨诗词中的女性那样自哀自怜与无可奈何的逆来顺受，而是明知世途险恶也宁肯将人生的支点选置于个人感情的你我，也不肯丧失人格的独立与尊严而对家族实力附会攀缘。她的人生道路、恋爱心态早就表明：苟勿爱勿宁死!早就意识到并准备了一条自杀之路。“ 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鲁迅论贾宝玉说：“他看见许多死亡”，“先有可卿自经；秦锺夭折；自又中父妾厌胜之术，几死；继以金钏投井；尤二姐吞金；而所爱之侍儿晴雯又被遣，随殁。 ”这些死亡，宝玉看见了，不用说，黛玉也看见了，所以她对“黄土陇中，女儿命薄”异常敏感。随着爱情的发展，自我意识的深化和对现实丑恶的省视，在黛玉面前展现的种种幻影都变成了无数病痛、破败、幻灭和死亡。在那“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罪恶渊薮，“女儿薄命”是普遍的，所以她眼前无非是一片坟墓和死场。“白骨如山忘姓氏，无非公子与红装”，“则看那白杨村里人呜咽，青枫林下鬼吟哦，更兼着，连天衰草遮坟墓，这的是，昨贫今富人劳碌，春荣秋谢花折磨”，她的诗也和她那倍受“折磨”的性格一样，到后来也由热而冷、由怨转悲、由明变暗，表现出“冷月葬花魂”的一种“死”的预照和冷的美。 五、林黛玉之哭泣不仅有深刻的内涵，也有鲜明的个性。表象呈现着“悲哀的秀美”，深层意蕴则充溢着忧愤之壮美；既是缠绵悱恻，又是刚烈果决，强烈地表现出一种女性的自我意识和叛逆精神，有着可贵的“坚韧”性与“挚着”性。所谓“灵性生感情，感情生哭泣”黛玉正是如此。小说写她“痴”“狂”“灵窍”“心较比干多一窍”，这即黛玉之灵性。灵性真感情深，则不落世俗，孤标傲世，容易被说成痴狂。其实李贽曰：“狂者不轨于道”(《藏书》卷三十二)，正是不守礼法的表现。当然，黛玉不是“狂士”，也不是宝钗批评的“轻狂 ”，但她确有个性解放的要求。所谓“痴”，蒲松龄曰：“性痴，则其志凝。故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是以知慧黠而过，乃是真痴。”这话用之于黛玉，恰是其灵性的最好评语。她不仅是书痴、艺痴，更是情痴。情痴者情必真而挚，感情深沉炽烈，锲而不舍，挚着于现实，挚着于人生，挚着于爱情。因其爱得真、爱得挚，“积好成痴，积痴成魔”，所以悲愤、哭泣、叛逆是必然的。从哭泣中可以看出林黛玉品格之高标，尽管她是一个“弱女”，但实是古来第一“烈女”，第一“奇女”。 六、黛玉之哭泣实际上是曹雪芹哭泣之投影，从这里可以领悟到作家的创作契机。小说透露，曹雪芹的书斋曰“悼红轩”，他在此对《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一边哭泣一边创作。第一回有“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话。脂砚斋说他“泪尽而逝”。林黛玉常以花自喻，《葬花吟》是她“泣残红”之作。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哭泣的影子的重合：泣残红=葬花=悼红=辛酸泪，最后都是泪尽而逝。朱光潜先生说，感情深沉悲哀的作品都是“痛定思痛”的结果。看来，林黛玉之“还泪” ，实是作家在“还泪”，他之所以“还泪”，同样是“爱而不得所爱，但又不能忘其所爱的悲哀”。于是生发出无比强烈的身世之恨、世家之恨、时代之恨。倾泻内心郁结的激愤之情 “滴泪为墨，研血成字”(脂砚斋)，创作《红楼梦》一书以寄托其孤愤。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曰：“蒲松龄之孤愤，假鬼狐以发之；施耐庵之孤愤，假盗贼以发之；曹雪芹之孤愤，假儿女以发之，同是一把辛酸泪也。”当然，曹雪芹之“孤愤”更有其深邃的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因此可知，“哭泣”不仅是曹雪芹的创作动力，也是他的创作灵魂和艺术生命力。没有曹雪芹之哭泣，便没有百廿回《红楼梦》，也不会有林黛玉之哭泣个性。由此也可重新认识一些长期争论的问题。红玉和黛玉的玉是同一个字，但她们的性格大不相同.红玉是一心往高处爬，争求翻身,黛玉就不必说了。 但是她们还是有相同的地方。 身体同样有弱症：当时小丫头佳蕙还劝红玉去问黛玉要点药吃。 同样痴情：红玉惦记贾芸的心事与林黛玉是比较像的。 有点喜欢瞎琢磨：宝钗无意间听见了红玉的心事，结果宝钗拿黛玉圆谎，红玉闻之整天猜疑不定。八十回后应该还有与之相关的情节。 然而红玉与黛玉差别又是很大的：她对自己的未来有明确的打算，在凤姐处也只是为学些办事方法，眉眼高低；她主动追求爱情，不像黛玉躲躲闪闪，在宝玉吐露心声后依然佯装不懂；她与贾芸最后的结局也应该是圆满的；她有父母。 七、黛玉的缺点。俗话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黛玉这样一位高洁袅娜的少女也不例外。她太清高了，本不应该存在于那个污浊的世界上。她和宝玉的爱太过于柏拉图，而且她对于周围的事物也是完全理想化的。她没有理解这个世界，也没有看清自己所处的地位。所以，我觉得她和周围总是有一层隔阂。正因为如此，她才不能用心地体谅别人，虽然她是善良的。她的思想行为都远远高出她所处的那个时代，但她的理想与世人不同，又太爱按自己的心意行事，太爱保持高洁的品质，不用心与周围的人搞好关系（从那些丫鬟老婆们的评价就可以看出），所以最后难免落得悲惨的结局。
摘要：曹雪芹的《红楼梦》以委婉有致，从容细腻的笔调，塑造了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性格的人物形象，尤其对林黛玉人物形象的刻画，无不渗透着曹雪芹大量的心血。寄人篱下的林黛玉有着常人共有的自卑，她无法排解自己是外人的心理，处处谨小慎微，生怕惹出事端，但小女子强烈的自尊心又不能让她唯唯诺诺，她必竟也曾是名门闺秀。即使是寄人篱下也摆脱不了小姐脾气，她尖酸刻薄，心胸狭窄。敏感多疑是她复杂的心理体现，令人欣慰的是林黛玉的尖酸刻薄也有可爱之处，一方面是小女子任性霸道的天性，更重要的是恰恰反映出林黛玉的坦率、纯真、和不畏强权的个性。关键词：林黛玉；尖酸刻薄；坦率纯真；叛逆。《红楼梦》代表着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的最高成就。据史载曹雪芹写这部书用了二十年的时间，他先后按阅十载，增删五次，耗尽了毕生的精力。林黛玉是曹雪芹先生在《红楼梦》中精心塑造的典型人物形象之一，曹雪芹在塑造林黛玉这个人物形象时，花费了在量的笔墨，倾注了在碍的心血，寄托着自己独特的富有叛逆精神的人生观和爱情观。因此，林黛玉这个人物形象塑造得非常丰满而成功。读小说原著时，你时时会感到它独特的风格和气质呼之欲出，跃然纸上。一、尖酸刻薄、心胸狭窄，是林黛玉较突出的个性。翻开《红楼梦》一书，林黛玉的尖酸刻薄，心胸狭窄俯拾皆是。宝玉无心间说宝钗体丰怯热，黛玉便得意得不得了，幸灾乐祸笑嘻嘻地问宝钗刚才看了什么戏，结果被宝钗一顿抢白，碰了一鼻子灰。至于她和宝玉，更是常常无风无波，三天两头赌气，宝玉偶到宝钗处一玩，黛玉便冷言相讥，宝玉不过为自己辩解了一两句："只许同你顽，替你解闷儿，不过偶然到他那里一趟，就乱说话"。黛玉便立即以攻为守，赌气回房，不理宝玉，害得宝玉只得"打叠起千百样的款语软言来劝慰"。难怪宝玉被惹急了只能口口声声地说："哪一天我把心掏出来给你看看就明白了"。如果说以上这些是因为爱情是自私的，从而导致林黛玉在与宝玉相恋与宝钗相竞过程中的患得患失，猜忌排斥心态，尚属情有可原的话，那么，黛玉对贾府上上下下许多人刻薄尖酸实属不该，也许有人说，是孑然一身寄人篱下的身世导致了林黛玉的敏感多虑，处处设防。从进贾府不久，即像一只浑身长刺的刺猬出现在众人面前，对宝钗、宝玉含酸挑刺自不必说，就是如大大咧咧活泼的史湘云，常常在貌似打趣之言中寓讥讽之意，惹得史湘云也有一回只好回敬"我自然比不上你，但你也不用见一个打趣一个"黛玉在下人面前表现的小姐脾气自然也就更多了。周瑞家的送宫花给各位姑娘，迎春、探春等都忙停下手中活计，欠身道谢，而黛玉在看到周瑞家的送花来，也只瞟了一眼周瑞家的手中的花，话里有话地问了句："单送我一个人的，还是别的姑娘都有呢？"当听说这是送剩的最后两朵时，顿时翻了脸，冷笑道："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不给我"。由于黛玉的聪慧，更由于她寄人篱下的处境，才使她变得非常的敏感。一天晚上，她叫怡红院的门，晴雯偏偏没听出是她的声音，并说"二爷吩咐的，一概不许放人进来呢！"把个黛玉气得怔在门外。正要发作，转念却想："虽说是舅母家，如同自己家一样，到底是客边。如今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现在他家依栖，若是认真怄气，也觉没趣"。正在伤心垂泪之时，又听见宝玉宝钗的笑语声，越发动了气，越想越伤感，便也不顾苍台露冷，花径风寒，独立在墙角边的花泪之下，悲悲切切，呜咽起来。一日她卧病在床，听到园子里的老婆子骂人，实则是骂她的外孙女儿，黛玉却认为是在骂自己，竟气得昏厥过去。林黛玉的尖刻，神经质，使小性儿大多出现在两种情况下：一是谈到金良缘等危及到她和宝玉的爱情时；二是在遇到谈论身世、贵贱、引起她悲叹自己的处境时，这时她才会敏感地触景生情，借题发挥。一次，当宝玉听宝钗说吃冷洒对身体有害而放下洒杯时，不巧雪雁送手炉来，黛玉便一语双关地说："谁叫你送来的？难为他费心。雪雁说是紫鹃叫送来的，她马上又说："也亏了你暗中摸索他的话！我平时和你说的，全当耳旁风，怎么他说了你就依，比圣旨还快呢！"（讽宝玉）只有聪敏的颦儿，才能把她的妒意表达得如此锋利而又含蓄，机带双调皮而又不漏痕迹。二、坦率、纯真、不畏强权的个性让她的尖酸多了几分可爱。林黛玉的尖刻只是表现在语言上的。这是曹雪芹用来塑造黛玉这个人物形象的率真、多才机敏等侧面时能运用一种手法。并不能说明林黛玉就是一个狭隘、自私、内心歹毒的妇人。首先黛玉挖苦、讥笑、讽刺的对象不是达官贵人，便是溜段拍马之流。当贾宝玉将北静王就赠的圣上所赐的一串名贵念珠送给她时，她却说："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这东西："周瑞家的送宫花，她首先注意的不是宫花的精巧，而在意是否是别人挑剩下的。她嘲讽宝玉听戏时"装疯"，打趣那些有权有势的人，蔑视世俗人情等敏感、尖刻和孤傲，不仅反映出她的洁身自持，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而且也是对权势的一种反抗。其次，林黛玉常常是喜怒爱憎形于色、见于言，"见一个打趣一个"，她常以"比刀子还厉害"的语言去挖苦人，处处事事与人计较，固而被看作"刻薄"、"小心眼"。但若仔细考究起来，却大都是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而已。或是一个高傲的小女子任性的天性，我们应看重的是她常常一语道出事情的真相，不给那些看风使舵、诌上媚下、欺弱凌贫、心术不正之徒留一点余地。这不仅是她疾恶如仇的品性的自然表现，而且还说明她胸怀坦荡，心有所思、口有所言，常把自己的心灵毫无遮掩地坦露出来。再次，林黛玉也并非一味"孤标傲世、目无下尘，"其实她是很谦和的她人坦率真，见人以诚。她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香菱是宝钗的丫环，向黛玉请教学诗，黛玉却热诚相接，并说："既要作诗，你望洋兴叹拜我为诗。"纯真透明如一泓清泉，她耐心地给香菱讲解诗的作法和要点，教香菱品诗，说明她摒弃了"上智下愚，富贵贫贱"的俗见。她把自己的诗集珍本借给香菱，并圈定篇目令其阅读，批改香菱的习作，堪称是"诲人不倦"，她待人宽厚，从不与人心存介蒂。故史湘云把她称作戏子伤了她的自尊，她有点不悦。可过了一会儿携了宝玉的"寄生草"四房，便又"与湘云同看"，在对待宝钗的态度上，尤见其天真笃实。本为情敌，无嫌犹猜，但在宝钗略表关怀，予以训导之后，她便开诚布公，肝胆相照，和薛宝钗掏出心窝子的话，并引咎其责："你素日待人，固然是好的，然我是个多心的，只当你心里藏奸。从前日你说杂书不好，又努我那些好话，竟大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错了，实在误到如今"。此后，她对宝钗如亲姐姐一般，连宝玉也感到惊奇。这又是何等的宽厚和深厚坦白！三、皎美的容颜、浓郁的诗人气质造就了一个内慧外秀的“红颜”。《红楼梦》第三回"接外孙贾母惜孤女"中，黛玉"年貌虽小，却举止不俗，身体面庞虽弱不胜衣，却有一段风流态度"，黛玉之美已见端睨。作者并未直接着墨描绘黛玉之美，而是巧借凤姐的嘴及宝玉的眼来突出黛玉的绝世美丽。心直口快的凤姐一见黛玉即惊叹"天下竟有这样标致的人儿，我今日算看见了！"通过"写虚"的形式给人留下了无限广阔的想象空间。再从宝玉眼里看见黛玉的形象"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娴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袅袅婷婷的女儿"、"神仙似的妹妹"。林黛玉之美，还表现在她才学横溢和浓郁的诗人气质。曹雪芹胸中笔下的林黛玉，是一个诗化了的才女；她有多方面的才能：博览群书，学识渊博。她爱书，不但读《四书》，而且喜读角本杂剧《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等；对李、杜、王、孟以及李商隐、陆游等人的作品，不仅熟读成诵，且有研究体会；她不仅善鼓琴，且亦识谱。曹雪芹似乎有意将历代才女如薛涛、李清照、李双卿等的某些特点，融进林黛玉的性格。但林黛玉又完全区别于历代的才女，这就是曹雪芹赋予她悲剧命运和叛逆精神的个性特征。在大观园里，她与薛宝钗可谓"双峰对峙，二水分流，"远远高也于诸裙钗，在博学多识方面，可能略逊宝钗；但在诗思的敏捷，诗作的新颖别致、风流飘洒方面，林黛玉却是出类拔萃、孤标独树的。诗社每次赛诗，她的诗作往往为众人所作祟，所激赏，因而不断夺魁。她的诗之所以写得好，是由于她有极其敏锐的感受力、丰富奇特的想像力以及融情于景的浸透力；即使一草一木、一山一石等极平凡的事物，她只一触到，立即就产生丰富的想像；新奇的构思和独特的感受和见解。尤其可贵的是，她能将自己的灵魂融进客观景物、通过咏物抒发自己的痛苦的灵魂和悲剧命运。她的《白海棠》诗，既写尽了海棠的神韵，亦倾诉了她少女的衷情。尤其是"娇羞默默同谁诉"一句，最为传神：这既是对海棠神态的描摹，也是自我心灵的独白，她有铭心刻骨之言，但由于环境的压迫和自我封建意识的束缚，就是对同生共命的紫鹃、甚至对知音贾宝玉，也羞于启齿，只有闷在心里，自己煎熬。这便愈显其孤独、寂寞和痛苦。四、痴情女叛逆者性格决定了她的悲剧人生。《红楼梦》中最激动人心、催人泪下的，还是黛玉的叛逆者的性格。在她的身上闪耀着追求个性解放、争取婚姻自由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光辉。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她不仅才学横溢，学识渊博，而且又是那样如饥似渴地阅读"性灵之学"和描写爱情的角本杂剧，那样如醉如痴地沉浸在艺术的境界，在竟把《西厢记》、《牡丹亭》中的"淫词艳曲"引为酒令。对于贾府的"混世魔王"、"祸胎孽根"、贰臣逆子贾宝玉，竟引为知音，结为同心，从思想到行动都对他予以支持。在大观园里，不劝宝玉走"仕途经济之道"，从不说这些"混帐话"的，只有她一人而已，所以"宝玉深敬黛玉"。林黛玉身上闪烁着诗意和理想的光彩，充满了叛逆的精神。这是曹雪芹赋予这一形象新的基因，使她从根本上有别于历代的才女。从通篇《红楼梦》来看，林黛玉本就是个悲剧性人物，无论从她身世、性格，还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上看，都不可能让黛玉的人生有好结局，因为家庭观念、封建宗法思想，是不可能容忍她和宝玉的爱情开花结果，一个痴情女子面对无果的爱情、奈何她再博学、再聪慧孤傲，也终将敌不过社会大环境，悲剧结局自是意料中事。参考文献：[1]《红楼梦》，曹雪芹著。[2]《红楼梦论源》，朱淡文著。[3]《中国古代文学史》，游国恩著。[4]《中国古代文学史》，袁行沛著。
红楼梦》这部千古传奇，一经问世，便广为流传，文人学者乃至普通读者都对《红楼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每以论红、评红为时尚，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一些红楼梦学术论文，大家快来跟我一起欣赏吧。
试论《红楼梦》
【摘要】《红楼梦》这部千古传奇，一经问世，便广为流传，文人学者乃至普通读者都对《红楼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每以论红、评红为时尚，它以一部小说成就了一门学问——“红学”。本文对主要红学派别进行了综合概括，并针对索隐派、考证派的谬误进行了分析，明确提出《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不是传记，也不是 历史。作为文学作品的研究，重在研究作品本身，重在研究它的思想文化内涵、 艺术成就，而不是去探佚、猜谜或毫无意义的考证。
【关键词】《红楼梦》研究;索隐;考证;思想内涵;艺术成就
《红楼梦》一经问世就引起了文人学士的极大兴趣，研究、评论《红楼梦》开始盛行，点评是研究《红楼梦》的最早形式，点评者人数众多，点评者旨趣也不尽相同，其中最重要最神秘的是脂砚斋，其点评已成为《红楼梦》的一部分，是研究《红楼梦》不可或缺的极为重要的资料。至光绪年间，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已成为显学，随着《红楼梦》的广泛流传，对《红楼梦》的研究日益 发展。“清末的民族主义思潮，激励着索隐红学的兴盛，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族与 科学精神，激励着新红学的诞生……1954年由毛泽东亲自介入并领导的批俞运动，使得红学的显学地位达到空前的显赫状态。此后，学者、作家、艺术家、学生乃至普通读者都以论红、评红为时尚”。
1 《红楼梦》研究之红学派别
《红楼梦》它以一部小说成就了一门学问即“红学”。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去研究《红楼梦》，产生了不同的红学派别：
索隐派
顺治董鄂妃故事说。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说《红楼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的诸名王奇女”。并且说董鄂妃是秦淮名妓董小宛，本是明末名士冒辟疆的爱妾，后来清兵南下把她掠夺了去，送到北京，得到了清世祖的宠爱，封为贵妃，后来董妃夭亡，清世祖非常悲痛，就跑到五台山做了和尚，遂以为宝玉即清世祖顺治帝，黛玉即是董小宛。
民族主义小说，影康熙朝 政治状况说。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认为：“《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事本之上，加以数层障幕，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主张贾宝玉即为康熙帝废太子胤礽，金陵十二钗为拟清初江南之名士。书中“红”字多影“朱”字，“贾”字为斥伪朝。
历史小说，影康熙诸皇子争储说。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认为：以余所闻，则《红楼梦》一书……，与其谓为政治小说，毋宁谓为历史小说，不如迳谓为康熙季年宫闱秘史之为确也，盖是书所隐括者，明为康熙诸皇子争储事，只以事涉宫闱，多所顾忌，故隐约吞吐，加以障幕，而细按事实，皆有可证。
明珠家事说。陈康祺《郎潜纪闻》、钱静方《红楼梦考》认为：《红楼梦》一书即记故相明珠家事，宝玉即纳兰成德，成德乃康熙朝宰相明珠之子，金陵十二钗，皆纳兰侍卫所奉为上客者也。
金陵张侯家事说。周春《红楼梦随笔.》认为：“相传此书为纳兰太傅而作，余细观之，乃知非纳兰，而叙金陵张侯家事也。忆少时见《爵秩便览》，江宁有一等侯张谦(一说张勇)，上元人，癸亥甲子间，听父老谈张侯家事，约略与此书相符，再证以《曝书亭集》、《池北偶谈》、《江宁通志》、《随园诗谈》、《张侯行述》诸书，遂决其无疑。”
考证派：曹雪芹自传说。胡适《红楼梦考证》，说《红楼梦》记的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贾政即是曹頫，宝玉即是曹雪芹。雪芹一生的事实，原是很合乎全书的故事的，作者在卷首自己也这样说：“因曾经历过一番幻梦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又云：“今日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厌肥之日，背父兄 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已告天下。”主张贾宝玉即曹雪芹缩影，书中事迹，乃备记其身历风月繁华之盛。考证派代表人物还有俞平伯、周汝昌、顾颉刚等。
新索隐派：“”结束，红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红学也呈现出市场化、普及化、大众化、消费化的特点，各种新旧流派纷纷登场，其中最引人注目、在社会上不时引起轰动效应的是索隐红学。新索隐派的代表人物是霍国玲和刘心武。索隐红学与曹学合流成为这一时期索隐红学的新趋势。
雍正、曹雪芹、竺香玉故事说。霍国玲的《红楼解梦》将《红楼梦》索解为雍正与曹雪芹和香玉三人之间的故事：康熙朝，曹雪芹家三代四人袭任江宁织造之职，享尽荣华富贵，雍正即位后，不仅结束了曹家的富贵荣宠地位，而且在雍正六年抄了曹家，雍正八年宫中选秀女，又把曹雪芹倾心爱恋的竺香玉夺入宫中，纳作妃子，后封为皇后。为了抗议这种****，曹、竺二人合力将雍正毒死，最后香玉以身殉情。
曹雪芹家族参与皇权争斗说。《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索隐出的“本事”则是曹雪芹家族参与康、雍、乾三朝宫廷内部争夺皇权的故事：《红楼梦》中秦可卿的生活原型，就是康熙朝两立两废的太子胤礽的女儿。曹家与胤礽关系密切，为了潜在的政治资本，将废太子胤礽的女儿偷运出来，藏匿曹家，并隐瞒其身世。而曹家当选为王妃的女儿，即书中的元春，为了保护家族和自己的地位，向皇帝告发了“秦可卿”身世秘密，这位废太子的女儿只好上吊自尽。后来曹家又参与了谋刺乾隆的“弘皙逆案”，事败，王妃“贾元春”被缢杀，曹家遭到毁灭性打击。
除上述红学派别外，还有运用西方 哲学和文学理论对《红楼梦》的思想性、艺术性、主题、人物、语言等进行研究者，代表性作品，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李长之的《红楼梦批判》、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等等。
2 我对《红楼梦》研究之拙见
索隐派是《红楼梦》早期研究的主要派别，但他们既不讲究科学逻辑，也不尊重客观事实和材料，他们可以把事实和材料任意剪裁、组合使其成为符合自己主观需要的东西，甚至可以制造出事实和材料，以证明自己的主观猜测。他们用测字猜谜的方法，牵强附会地构想出人物和事件的某种关系。正如刘梦溪先生所说，索引派是“起于猜测，止于猜测，辗转相传，缺乏论证”。胡适先生认为，索隐红学属于“附会的红学”，其索隐工作是“猜笨谜”。王昆仑先生说：“《红楼梦》索引派不是从作品内容去说明作者的创作思想和人物故事的真实意义，偏要按照书中人名、故事、用字用语，穿凿附会，证明他是影射清初某些政治历史上的个别事实，或怀着善良的动机，力求说明作者以民族思想侧面宣传反对满清皇朝统治 中国，这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意义，可是毕竟武断的歪曲了作者自己的写作目的，抹杀了她的社会的艺术的价值。”
以胡适先生为代表的考证派，其实与索隐派没什么本质区别，二者都认为《红楼梦》作品中隐匿或如实记录着历史事件，企图从作品中还原出历史本事来，只不过索隐派提出了所谓“明珠家事说”，“顺治董鄂妃故事说”，而胡适提出了“曹雪芹家事说”罢了。黄乃秋先生认为：“胡君考证《红楼梦》，范围限于着者与本子，不容以史事附会书中之情节。”“然胡君虽以此律人，其自身之考证，顾仍未出此种谜学范围，如谓甄贾两宝玉即曹雪芹，甄贾两府即曹家，又谓两府之接驾，皆曹家事。”“其以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的情节”，与索隐派如出一辙，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文学创作要求的不是简单的记录生活，不是简单的生活真实，而是艺术的真实，艺术的真实不等于生活的真实，艺术的真实是作家认识生活、概括生活的产物，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是作家对生活真实进行选择、加工、提炼的结果，是通过艺术形象所反映出来的生活本质的真实，是生活真实的概括与升华，所以文学作品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它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李辰冬先生也说：“以创作家的惯例而论，他们的着作绝不是实际事物的抄写。”
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作家要塑造一个典型人物或安排一套故事，并不拘泥于生活真实，不一定仅仅根据一位模特或一件实在的事件照抄下来，他需要观察许多同类的人物和同类的故事。当他开始之时，可能是从一位模特或事件观察起，但久而久之，观察思考得多了，就会把原来真正的模特或事件忘记了，而只凝成为一个普遍的共性的典型人物或典型事件。所以对于一部伟大的作品的典型人物和故事，固然无从考证出其模特是谁，故事是哪一实事，即使作者自己恐怕也难于确凿的指出来。高尔基曾说：“文学者描写他所熟悉的商人、官吏或工人……如果作家从二十个至五十个，不，从几百个商人、官吏或工人每个人当中，抽出最特质的阶层特征——习惯、趣味、动作、信仰、言论等，而能够将他们统一在一个商人、官吏或工人身上，那么，作家就会由这样的手法而创造成典型。”鲁迅先生也曾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也一样，没有专用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像这样，我们如何叫鲁迅先生能如实的指出他的“阿Q”或“孔乙己”的模特究竟是谁来呢?曹雪芹在下笔写《红楼梦》之前，他一定不知观察和研究过多少实在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以及一切其他人物，然后才能产生他想象的笔下的人物，所以你现在想指出他们的生活原型是谁，那是徒劳无益的。
夫《红楼梦》者，小说也。他只是一本由许多素材综合而成的小说，而不是为一家一人作传，贾宝玉是许多贵公子性格所组成的典型，他代表着不热衷功名、贪图安乐、为祖母所宠爱的聪明温柔的贵族公子。这里面有纳兰容若、有和珅的公子玉宝，有其他我们所不知道的人物，也有部分是曹雪芹自己。这部混合体的伟大人情小说，目的只是寄托作者自己的出世的消极的愤慨，以及幻想的繁华梦。他是一本小说，一本利用各种材料和想象组织的小说，不是传记，也不是历史。所以李渔说：“凡阅传奇必考其事从何来，人居何地者，皆说之痴人，可以不答者也。”
不少研究者指出，“《红楼梦》只不过是一部小说”，“ 《红楼梦》首先是一部小说”，呼吁回归到《红楼梦》的文学价值上来，回归到《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和文化中地位研究，回归到作品的艺术分析，把《红楼梦》当小说来读。启功先生说：“我以为与其费劲炒作这种没有意义的发现，还不如好好读读《红楼梦》本身，体会一下书中丰富的内容。”如果抛开作品本身而去研究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去索隐作品影射谁，这是本末倒置，舍本而求末。离开了《红楼梦》这部小说，研究其它又有什么意义?研究曹雪芹及《红楼梦》版本对帮助作品的理解有一定作用，但没有弄清曹雪芹及其家族史，并不会影响《红楼梦》成为一部伟大作品，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由作品本身的成就所决定的。至于索隐是自传说、顺治董小宛故事说等，这原本偏离了小说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完全没有实际意义，对小说的研究也没有任何作用。如果研究某一部作品都要这么研究的话，那么“阿Q”是不是也要研究一下影射谁，“孙悟空”又是影射谁?吴俊升先生认为：“我们所以读此书，是因为艺术之美的欣赏，而此书美之所在，并不在乎勾心斗角，影射史事，而在乎即此人，即此事，写的入情入理，为深刻呈露的表现。所以读此书，只要就其本体欣赏，已便得其神髓，不必另下索隐的功夫。”
当然为满足公众对古典文学的娱乐需求，作为一种娱乐、消遣，就好像听故事，这种索隐也未尝不可，如刘心武先生的《揭秘红楼梦》。但这仅仅是一种娱乐，就好像“戏说”一样，不是学术研究，已偏离了学术研究的范围。
3 结语
《红楼梦》首先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他伟大就伟大在有深邃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鲜明的人物形象、复杂的结构、写实的手法、个性化的语言。作为文学作品的《红楼梦》，对它的研究应该重在研究作品的本身，重在研究它的思想意义、艺术成就、语言、结构、人物塑造、文化内涵等等。正如黄乃秋先生所说：“是故居今日而读《红楼梦》，首当体会其所表现之人生真理，如欢爱繁华之为梦幻，出世解脱之为究竟……。次当欣赏其所创造之幻境，如布局之完密，人物之敻绝，设境之奇妙，谈话之精美等。不此之务，而尚考证，舍本逐末，玩物丧志，于己徒劳，于人鲜益。”冯其庸先生也明确指出：“把《红楼梦》作为一部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社会内涵的文学作品小说来研究，而绝不是把它当做‘清宫秘史’或‘谜语大全’，文学就是文学。”
参考文献
[1] 吕启祥，林东海.《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何安萍.《红楼梦研究ABC》.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
李长之,李辰冬.《李长之李辰冬点评红楼梦》.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
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启功.《启功给你讲红楼》.北京:中华书局,2007
点击下页还有更多>>>红楼梦学术论文
红学末路：红学走到末路了吗 2005年05月11日16:15:09 光明日报 相关阅读：《红楼梦》漫画版 误读红楼 甲申除夕前五日，笔者收到未曾谋面的前辈朋友克非先生寄来的新著：《红学末路》。但细读三过，实在不能苟同该书的观点。 《红学末路》一书的主旨，是通过对脂砚斋、脂本的揭示，宣告新红学“已到了穷途末路”。作者在该书《题记》中说： “本书提到的红学，专指新红学，即所谓的考证派红学。”依此，书名应称之曰“新红学末路”，方才切题。好在只要读过这本书，也能领会作者的心意，倒也不必过多的在题目上做纠缠。 既是批判新红学的书，我们首先要弄清楚“新红学”是什么？1921年，胡适《红楼梦考证》一文里，提出了《红楼梦》考证的范围：“我们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而他用的方法，就是他一再推行的“科学考证法”。这种方法，要求撇开成见，搜求证据，尊重证据，让证据做向导，引出结论。后来，胡适常将这种考证法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就是新红学的内容和方法。 我们再来看看克非先生眼中的“新红学”是什么：“这个甲戌本及其上面脂砚斋的批语，便是新红学的奠基石，……胡适依靠它进一步完善了自己原有的‘自叙传’说，曹寅的‘家史说’，并作出结论：脂批本是真本，《红楼梦》最早的本子，都是带有脂砚斋的批语的，只有八十回，后来出现的一百二十回本子，后四十回是高鹗的伪续。概而言之，这便是考证派新红学最初的体系……”（《题记》） 两相比较，不难看出，克非先生所理解、所批判的“新红学”与胡适开创的历史上的“新红学”是有很大出入的。首先，众所公认，胡适的“新红学”形成于1921年；而照克非先生的理解，直到1927年“甲戌本”出现以后，才有“新红学最初的体系”；其次，胡适虽然在搜求到大量有关曹雪芹家世材料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叙传”说，却从未提出过所谓“家史说”；第三，胡适提出“《红楼梦》最初只有八十回，直至乾隆五十六年以后始有百二十回的《红楼梦》”以及“后四十回是高鹗所补”等观点，是1921年，而不是克非先生所说的“甲戌本”出现以后的1927年。 很显然，克非先生是过于夸大脂本、脂批在“新红学”体系中的地位了。正因如此，克非先生才把揭批脂本、脂批和脂砚斋作为他批评的切入点，“以揭露新红学的诸般荒谬”。而事实上，对脂本、脂批的研究，只不过是“新红学”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发挥的作用主要是对此前的作者研究、版本研究提供了新证。即使没有脂本、脂批的出现，此前对《红楼梦》作者和版本的研究，也是对红学史的了不起的贡献。在胡适以前，并没有人用现代学术的眼光对曹雪芹加以研究；胡适和他的追随者挖掘出大量的有关曹雪芹和他的家世材料，对于这些材料，难道还需要一一列举吗？在克非先生的书里，这些材料以及根据材料得出的结论曾被广泛的引用。据笔者不完全统计，《红学末路》一书引用或提到的有：永忠、瑶华、敦诚、敦敏、周春、二知道人、张问陶、袁枚、杨钟羲、俞樾、裕瑞等人的诗与文。观点则有“曹雪芹死于1763年”，“曹雪芹生于1724年”等等。我这里想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人及其材料都是胡适和他的信徒们在浩如烟海的史料王国里翻检出来的（当然远远不止这一些）；克非先生引用新红学的成果，已经是在为新红学张目了。 克非先生曾称新红学为“楼外之学”。那么“楼内之学”是什么呢？克非先生说：“进入文本，根据其具体的描写，研究其人物塑造、产生的时代背景、历史环境、主题开掘、思想意义、生活表现、艺术上的成就与不足、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及教益，即它的客观的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还有作者的教养、身世、经历、思想、感情，等等。”笔者这里不禁想问，胡适及其学派对曹雪芹及其家世的研究，是不是研究作者的“身世”？新红学派关于曹雪芹生卒年的研究及结论，是不是为后人划定了《红楼梦》产生的时代？按照克非先生的划分，这应该算作“楼外之学”呢，还是“楼内之学”呢？ 克非先生宣判：新红学已走到了末路；但我们忍不住要问，难道曹雪芹不需要研究了吗？《红楼梦》的版本不需要研究了吗？其实，撇开新红学的其他组成部分不谈，但就这两个领域，近年来也不断有成果涌现。比如，前些年，大同发现了记载有曹振彦史料的碑文；去年，胡文彬先生发现了曹寅的《北红拂记》；前年，曹立波女士曾研究“程本”的一个子本———“东观阁本”而发表一部专著……此外，在这两个领域依然有很多有待研究的空间。比如，克非先生和他的几位同道的朋友，都认定：程本早于脂本，而脂本又是伪本；因而程本在克非先生等的眼中，其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但是，就是对程本的研究，也是远远不够的。自1791年以来，经过100多年的流传，其间经过了太多的变化；诸如“程本共有多少子本”、它们之间异同如何等问题，并没有经过细致深入的研究。单将这些问题弄个水落石出，也不是靠一代人、两代人的努力就能办得到的。而这些，不都属于新红学中“版本学”范畴吗？又怎么能说新红学已走到末路了呢？ 《红学末路》用相当的篇幅评说了冯其庸先生的《石头记脂本研究》，因为冯是当今红坛上崇脂、扬脂的“首屈一指的人物……比上一代的胡适、周汝昌等走得更远”，“海内外无一人能望其项背”（318页），《石头记脂本研究》是“这种版本学方面的最主要最权威的著作”：“甚至可以说，没有冯先生的研究、著作、贡献、倡导，新红学派的版本学便难成其学，至少是支撑不起来”（186页）。确实，在作者和版本研究方面，冯其庸先生是紧承胡适余绪的，而且也的确做出很多贡献。但是，冯先生从事版本研究是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的，难道从20年代到70年代的这半个多世纪，《红楼梦》的版本研究就是一片空白吗？而且，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克非先生批判的冯先生的一些基本观点，其发明权却在胡适。如该书76页说：“冯先生的意思是，《红楼梦》早期流行的本子，就叫《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其实，最早提出此说的是胡适，在1933年，在《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钞本》这篇文章中。再如该书23页，克非先生似乎对冯其庸的“后四十回自有它不可磨灭的价值”颇为欣赏，但这个观点，仍是胡适最先发明的，我们看胡适1921年在《红楼梦考证》中的原话：“但我们平心而论，高鹗补的四十回，虽然比不上前八十回，也确然有不可埋没的好处。”诸如此类，不一一列举。因此，站在克非先生的立场，我以为批胡比批冯好，所谓“擒贼先擒王”。 《红学末路》确实如宣传的那样，提出了不少惊世骇俗的观点：“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三个脂本都是曹雪芹以后很晚的伪本，脂批是伪批，脂砚斋是“巧伪人”、是制造伪文物（脂本）谋利的低级；脂本之残，是脂砚斋故意整残的。庚辰本、己卯本，是在同一间土作坊里，同一时间内，由同一个制造而成的。它们产生的顺序依次是庚辰本、己卯本、甲戌本……《红学末路》有“一个故意被整残的本子”一节，论述甲戌本的产生年代。克非先生根据他总结出来的甲戌本的特征，列出15条路标，然后，就“我们完全可以判断”，甲戌本的产生不是在乾隆时代，而是在嘉、道年间，甚至咸、同以后。这15条路标包括“曹雪芹和其家世已经开始明朗化”、“将《红楼梦》本事开始和曹家胡乱连接”、“后四十回为高鹗伪续已成定论”等等。我这里想问：在1921年以前，曹雪芹和其家世是如何明朗化的？《红楼梦》本事是如何和曹家胡乱连接的？后四十回为高鹗伪续是如何成定论的？此外，作者对他认为的脂本的“炮制”过程，多次作了详细地描述：如何雇抄手、如何流水作业等，言之凿凿，如同亲睹，试问：又有何根据？《红学末路》总给人一种印象，它的论据并不能证明它的结论。胡适阐述治学方法的时候，经常说：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愿以此话与克非先生共勉。 克非先生说，新红学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笔者也不能同意。1921年新红学一出，即受到很多批评。在1928-1953年，这一学派非常沉寂；相反，这期间有吴宓用比较文学的方法研究《红楼梦》，30年代有李辰冬用西方文学批评方法写成的论文及后来出版的《红楼梦研究》，40年代有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这都不属“新红学”的范畴。而且，索隐派的著作也仍不断问世。到了1954年，“新红学”遭难了，尽管那不属于学术批评的范围，代之而起的是阶级斗争红学。到了80年代以后，新红学才又逐渐翻案。但此时，不少人提出诸如从文化的角度研究《红楼梦》等新思路。所以，尽管新红学影响很大，但并未独霸。只是，在极左的年代里，新红学的研究也并未中断，如1963年前后围绕曹雪芹生卒年的争论。这主要是这一学派自身的学术魅力和它所提出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直到今天）。 《红学末路》还有几处硬伤，我想在这里指出来：11页，作者将扬钟羲列为乾隆时人，其实杨氏生活于清末民初，是一位遗老；268页，克非先生说，“新红学家将三个脂本看成是乾隆甲戌年、己卯年、庚辰年的本子，并说是曹雪芹生前的本子”；其实，新红学家是说三个脂本的底本是乾隆甲戌年、己卯年、庚辰年，底本是曹雪芹生前的本子。 要之，这部号称宣判新红学已到末路的450页的煌煌大书，并没有伤到新红学一丝一毫。
“千红一窟（哭）” 之黛玉泪提到《红楼梦》，人们总会想到多愁善感的林黛玉；而一提到林黛玉，人们总会想到她随时都可能流下的眼泪。可以说，曹雪芹怀着深挚的爱意和悲悯的同情，用过去与未来、现实与虚幻、哲理与诗情，饱蘸着血与泪塑造出来的林黛玉，是《红楼梦》里一位完美的富有诗意和理想色彩的悲剧典型。 为了突出林黛玉的悲剧性格，作者将黛玉的前世，设计为一株浸满泪水的仙草。这也许预示她将要用一生的哀愁来还回泪。多会泪还完了，那生命也可以终结了。她一生下来，就有“先天不足之症”；会吃饭时便吃药，而且不许哭，不能见外人。命运对她残酷至极：少年丧母，不久又丧父，只有孤苦伶仃地长期寄人篱下。“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一出场，她就给我们一种“病态美”，却也符合她的悲剧命运。 “黛玉方进入房时，只见两个人搀着一位鬓发如银的老母迎上来，黛玉便知是他外祖母。方欲拜见时，早被他外祖母一把搂入怀中，心肝儿肉叫着大哭起来。当下地下侍立之人，无不掩面涕泣，黛玉也哭个不住。一时众人慢慢解劝住了，黛玉方拜见了外祖母。”这才刚进贾府就哭的稀里哗啦，为从未谋面的亲人，也为自己凄苦的命运。“是晚，宝玉李嬷嬷已睡了，她见里面黛玉和鹦哥犹未安息，她自卸了妆，悄悄进来，笑问：“姑娘怎么还不安息？”黛玉忙让：“姐姐请坐……”袭人在床沿上坐了。鹦哥笑道：“林姑娘正在这里伤心，自己淌眼抹泪的说：‘今儿才来，就惹出你家哥儿的狂病，倘或摔坏了那玉，岂不是因我之过”“因此便伤心，我好容易劝好了”。袭人道：“姑娘快休如此，将来只怕比这个更奇怪的笑话儿还有呢！若为他这种行止，你多心伤感，只怕你伤感不了呢。快别多心”，这一段，其实也体现了黛玉多愁善感的个性。 在小说中，她哭了不下n次。有时真是让人难以理解。吃也不愁吃，穿也不愁穿，瞎哭什么呀！但仔细想一下，答案也就明了。黛玉父母早亡，上无兄长疼爱，下无弟妹怜惜；千里投亲，寄人篱下，孤苦伶仃之感日益膨胀。虽有贾母疼爱，但贾母对外孙女的疼爱比起对孙子、孙女的来自然又差了一层。尤其是当这两种疼爱冲突时，贾母当然~~~这怎能叫人不伤心呢？在大观园中，黛玉虽然可与众姐妹一同读书写字，吟诗抚琴，饮酒观花，玩笑游戏，可自己的悲哀又怎能与他们诉说？她唯一信得过的知己便是贾宝玉。对宝玉她可以喜怒不隐，言笑无忌，以最激烈的态度相对。唯其信任宝玉，在宝玉面前她才有十足的霸气；自己愁了，恼了，烦了，可以把这些情绪一股脑儿泼到宝玉身上，而不管宝玉是否冤枉，是否承受得了。她对宝玉是至亲至爱，宝玉对她也是一片深情。但，那个封建的时代害了所有人。即使两人真心相爱，也不可能成亲；就算成亲，也不会幸福。黛玉不了解这一点，所以拼命追求，哭得乱七八糟。更何况，每日相伴黛玉的诗书琴花等，又最是牵愁引恨之物，黛玉又是一个早慧早熟者，平白无故还要自寻烦恼，哪里还经得起这些物事的招惹。愁肠百结又无人诉说，怎能不受煎熬！终日哀伤愁思，怎能不伤身体！久病缠身，怎能不使她这弱柳娇花过早凋萎！ 我想，黛玉之泪，包含了太多忧愁和辛酸。人，最早都是很孤独的。所以才需要家人、朋友、恋人来陪伴。可黛玉朋友不多，没有父母，找不到恋人，孤独极了。再加上那个时代本来就是千红一哭的，所有女性都逃不了悲剧的命运。其实，没人陪你、没人懂你，是很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