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哲学研究论文

对话哲学研究论文

一 要想了解一位教授究竟偏爱哲学还是大陆哲学，最容易的是看看他书架上的图书杂志。如果他有相当多的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的著作以及关于他们的著作，而没有戴维森和罗尔斯的书，那他也许情愿被描绘成偏爱大陆哲学的，至少不愿意被说成是偏爱分析哲学的。如果他的书桌上堆满了写有大量标记的抽印本，都是选自《哲学杂志》、《哲学季刊》和《哲学评论》等期刊的文章，那么他便可以被当作分析哲学家的典型。 不过，有时候你会遇到这样一位哲学教授，他既参加由上述杂志举办的讨论会，也能够就诸如哈贝马斯对海德格尔"转向"的动机的解释是否恰切的谈得头头是道。还真有不少人，既包括以为母语的，也包括非英语母语的，能够在罗尔斯与卡尔·施密特、德里达与维特根斯坦、福柯与C.考斯佳德（Christine Korsgaard）①之间游刃有余。不过，本书各位撰稿人的大作中体现出的这种左右开弓的本领（ambidexterity），在全世界的哲学家中仍属相对较少的一小部分。不妨做一个无法证实的猜想(虽然它以对许多国家的许多哲学系的访问为基础)我认为这部分哲学家的比例大约在百分之十左右。 左右开弓的本领之所以比较少见，其主要原因是：生为了找到哲学教职，先得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可靠的职业候选人，但他们的时间只允许他们涉足某一个领域，而他们能够取悦的潜在雇主也只有那么多。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竞争这样的教职的候选人在进入市场之前，必须大量的思想史，因为他们不能让自己在被问及这样的问题时一脸茫然：霍布斯与马基雅维利的关系如何？尼采何以偏爱索福克勒斯而不是苏格拉底?而在英语国家，他们就不必操这个心。但他们却必须能够回答这样的问题：主流英语哲学杂志(至少也得是其中特别重要的)最近几期讨论的问题都有哪些？ 克尔凯郭尔与克里普克，D.刘易斯与谢林，无论一个学生具有多大思想的好奇心，也不管他想对他们持有多少见解，时间总是不够。因此，如果他想这种左右开弓的本领，那通常都是以后的事情，即在他取得教职资格之后。然后他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研究而不是为了取悦于面试者或资深的同事。 只要在如何看好各个国家的职业市场这个问题上始终存在着学上的差异，哲学就将继续大体上"分裂"为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两大阵营。不过这种分裂是否值得忧虑尚未可知。哲学领域的学术研究，类似于文学领域而不是领域，总是有地域之分的。就像文学领域内的研究生所受到的训练就是典型的对单个国家的文学的研究一样，哲学领域内的研究生所受的训练也是典型的对该国哲学系正在讨论的著作和问题的研究。 当法国的哲学专业学生不可能不读列维－布留尔，意大利的每一个哲学家都在阅读克罗齐研究黑格尔的著作时，在德国几乎没有人去关注他们。在1930年代的美国，哈佛大学大多数哲学专业的学生在读非常不同的著作，比海德堡、比萨、牛津甚至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学生更为广泛。学生们关于哲学前沿、也就是那些紧迫问题的想法，因国别而相去甚远，而且事实上，因其所在接受学术训练的大学的不同而差异极大。 在每一个国家，大部分哲学教授都不会过多地超出其导师为他设定的研究领域。因此，如果某位学生在密歇根大学的导师向他保证：德里达整个是一个江湖医生，或者图宾根大学的导师认为形式语义学神神叨叨，认知科学小打小闹，这个学生也许会就此一直相信下去。从理想上说，我们这些哲学家都认为应当不断地质疑我们的预设；但事实上，我们并不比别人好多少。大多数分析哲学家都对大陆哲学持一种暧昧的轻视态度，同时又没读过多少那方面的著作。许多大陆哲学家对分析哲学嗤之以鼻，却未曾尝试搞清楚分析哲学家认为自己正在进行的研究。 但是，如果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的分裂只不过是我们所熟悉的、几乎不可避免地学术地域化的最为明显的例子，那么，为什么它就应当比别的"分裂"产生出那么多的不信任和轻蔑呢？--如天体物与物理化学之间、民法与刑法实践之间、意大利文学与德国文学之间的"分裂"？又为什么不将其仅仅视为单个学科内部受到不同专业吸引的不同学者之间的事情呢？ 答案在于，我所描述的专业形成上的分歧，产生了对如下问题的不同解释：什么样的哲学教授是有价值的、有效力的，哲学在文化中的地位又是怎样的。以某种方式训练下的学者所获得的自我形象（self?image），与另一种方式训练出来的学者相去甚远。他们对经受不同学术训练的人怀有轻蔑之意，故有猜疑之心：那些人是吃白食的，是从学科的声望中取利的；但此学科的性质和功能如何，他们要么一无所知，要么无法理解--这使他们陷入了各种形式的思想恶习（intellectual vice）。 自我形象中最大的差异在于，自然科学的模式对绝大多数分析哲学家来说远比绝大多数大陆哲学家重要得多。法国和德国哲学家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在分析哲学家看来，顶多是"纯粹的"思想史研究，而与哲学家应当解决问题（problem?solving）的分内工作相去甚远。在《理智》（Nous）、《心》和《哲学杂志》上发表的大部分论文，对在西班牙、日本、波兰和巴西教哲学的绝大多数学者来说，就像是真空中伪科学的嗡嗡作响。他们用贝克莱的名言讽刺那些被分析哲学家归于"形而上学和认识论"名下的纷然杂陈的问题："扬起一阵尘土，然后抱怨他们什么也看不见。"那些被英语国家的哲学家形容为当代哲学研究的"核心领域"的问题，在他们看来，与最初把他们引入哲学之门的思想兴趣几乎毫不相干。二 是否应当将自身当作一种来思考，这个有点像哲学与思想史的关系，或许不参照实质性的哲学即可加以讨论。但事实上，元哲学问题(即倘若哲学有价值，那么价值何在?最好的探求方式何在?)与知识、真理和意义的本性的问题无法分离。在下面，我将概述这其中的一个问题，以便表明它能够产生多少不同的回应，而且这些不同的回应又是如何被不同的元哲学观点产生的。 这个问题是：概念只是语词的使用，抑或概念能够被更好地理解--一旦获得了明晰性则"概念的混淆"就会被清除，而不是只能被粗疏地把握的东西？围绕这两个选择而展开的争论使我们反思了这样的问题：是否存在像"概念"这样的活动？哲学家能否只是描述用法，并或许只是对用法中的变化提出建议？维特根斯坦放弃了系统化的意义理论的企图，这是否正确？奎因认为"语言表达式的意义"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亚里士多德式的本质主义的残余，这又是否恰当？如果他们两位是正确的，那我们还能否保留"概念的明晰性"乃是哲学探究的一个目标这一思想？我们能否追随奎因对分析与综合、语言与事实的区分的批判，却又坚持哲学家探究的是"概念"问题而非"经验"问题这一思想？如果不能，那么我们能否找到别的什么方式，使哲学仍然步入科学的坦途？ 元哲学问题是围绕如下争论而展开的：一个断言的是不是用以做出这个断言的句子的事儿，故既因使用者、亦因读者的变化而变化？如果不是的话，那就一定有什么不变的东西(即构成这个句子的语词所表达的概念)，从而或许确实存在着具有内在性质的东西，使得哲学分析有望得以确定。但是，倘若断言的内容确实以那种方式不断变化，那么概念就会像人一样--从来也没有重复过同一个模样，永远在，不断在成熟。你能够通过改变用法而改变一个概念，但你无法一劳永逸地正确理解这个概念（get a concept right）。 B.布兰顿（Robert Brandom）②论证道，依照人的模式来处理概念，乃是黑格尔的思想和实用主义的核心。③布兰顿自己的推论主义的（inferentialist）语言哲学是围绕如下论断建立起来的：句子的内容在不断流动，句子也毫不逊色。在他这种观点看来，由句子组成的从断定到断定的推论构成了句子所具有的惟一内容。推论的性质并未成为语言结构的组成部分，而是当个体和社群着手修正他们语言的和非语言的行为模式的时候很容易把握的东西。④采纳布兰顿的观点会迫使我们放弃这样一种观念：像"知识"或"德性"、"心灵"、"正义"这样的概念拥有永恒的、结构性的特征，哲学家能够洞若观火，而凡夫俗子却可能视而不见。 如果缺少了这种观念，就很难把哲学史看作绝大多数分析哲学家更喜爱的那副样子--即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曾经考察过的同样素材的不断考察，以希望最终正确理解知识、德性、心灵和正义。哲学家们能够希望像科学家那样一劳永逸地正确理解什么事，这个希望对于绝大多数分析哲学家来说是非常宝贵的。基于这一希望而建立起自我形象的哲学家则谴责那些认为不存在被称为"概念"和"意义"的稳定存在物的哲学家，指控他们把哲学还原为"纯粹的对话"了。 就我本人而言，这一指控至少是相当准确的（即使把"纯粹"二字去掉的话也是如此）。我认为，哲学从来没有打算依赖于科学的可靠道路，让哲学走上这样一条路也不是什么好主意，所以我满足于这样一种看法：哲学教授对文化的贡献是通过对语词的用法的变化提出建议，使新的语词进入流通和传播过程，而不是通过创造一些分析，为语词的适当用法提供标准。我非常愿意放弃正确理解事物的目标，而代之以扩大我们关于个体和文化的自我描述的交际语库（repertoire）这一目标。在这种观点看来，哲学的要旨并不是去发现人类"确实"是什么，而是帮助我们成长--使我们更幸福，更自由，更具有适应性。我们的概念的成熟，概念语库的增长，就构成了文化的进步。 作为语词用法变化的一个例子(这种变化或许可以产生更成熟的元哲学争论形式)，我建议我们放弃"大陆哲学"这个术语，并将对话的哲学（conversational philosophy）与分析的哲学相对照。这个变化将会改变我们的关注点，即从世界各地强加于青年哲学工作者的求职要求上的差异，转换到我刚才刻画的问题之上：是否存在着哲学家能够正确理解的东西。 我认为，"正确理解"（getting it right）这个词，只有当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每个人都从同样的断定得出大量相同的推断时，才是适当的。而"正确理解"这回事的出现，也只是当人们就这个领域内的探究目标达成共识的时候，当有关的每一个人都清楚地知道解决问题的方式，从而问题能够确定下来的时候。在我们讨论的许多话题上，常识提供了这样的共识，如同专家文化（expert cultures）在其他许多话题上一样。在这些文化当中存在着一致，例如，一个基因的定位取得一致，就是把基因的化合物分析为它的组成元素，或者一个定理得到了证明。专家文化的成员都以几乎相同的方式使用着相应的所指表达式（如"基因"、"元素"、"证明"）。他们还对何物存在基本达成共识，因为对某种特定存在者的存在的共同信心，与对于某种所指表达式的效用的共识是分不开的。⑤ 分析哲学作为一个整体，现在不是而且从来也不是一种专家文化，具有这种长期而近乎普遍的共识的特征。共识之所在一直是地域性的，暂时性的。在为分析哲学所统治的学系中，其教授撰写的论文所处理的问题，在资历较浅的新聘同事看来，通常完全是稀奇古怪的。饥肠辘辘的一代代分析哲学家，彼此都想把对方踩到脚下，这一景象在我看来，是支持对话哲学的最强有力的证据。分析哲学家未能发展出一个超越代际的问题域，这一失败提供了最好的理由，使我们认为"让我们正确理解它！"的口号有必要被另一种口号所取代，如"让我们另辟蹊径吧！"；而这些一个接一个的失利，便是哲学职业化二百年来的显著特征。 回想一下这个充斥着失败的二百年有助于我们认识到：哲学总是应该成为我们把常识和所有形形色色的专家文化加括号之后留下的东西。⑥哲学永远不应成为一种专家文化，每当它试图把自己转变为这样一种文化的时候，它就蜕化为经院哲学了。无论是文学批评还是哲学都应当成为专家文化的观念，乃是一种不幸的尝试的结果，这种尝试就是把这两个探究领域塞入一种为满足律师、医生和自然科学家之用而设计的大学体制当中。⑦ 一旦我们放弃了某些东西是"天然的待解释者"（natural explananda）(即那些在任何、任何都令热衷思考的头脑去关注的论题)的想法，我们就不会再把康德、黑格尔、维特根斯坦、奥斯丁和布兰顿视为"做"（doing）形而上学、认识论或语义学的，也不会视之为在正确理解（或没有了解）实在、知识或意义。相反，我们会认为他们是在表达对某种耳熟能详的思想倾向的难以容忍的态度，并试图确立一种新的语汇表，一种现在正在讨论的描述现象的新方式。 黑格尔所表达的就是对康德等哲学家所使用的语汇表的难以容忍的态度，因为他们坚持认为主客二分是无法化约的。为了说服人们不要再以笛卡尔和康德式的方式言说，黑格尔提供了一整套对知识，对道德与理智进步，以及其他一切事物的重新描述。对于用以讨论这些问题的许多旧术语，他都赋予了新的、特别是黑格尔式的涵义。后期维特根斯坦也表达了对自己的《逻辑哲学论》和摩尔、罗素的哲学倾向的无法容忍的态度。奥斯丁视艾耶尔的思想为草芥，因为他无法容忍其无休止的拖延，妨碍了去探寻能够拯救英国经验主义的东西。布兰顿并不是在说：每个人都错误地理解了概念，只有我才正确地理解了它们。他的意思更像是：表象论者对语义内容的解释已为世人熟知，他们提出的问题也越来越沉闷乏味，还是让我们尝试一种推论主义的解释吧，看看能不能做得更好。《精神现象学》与《使之清晰》，犹如《哲学》与《感觉与可感物》，都不是用来回答"它们究竟在正确理解什么"的问题，甚至也不是用以回答"它们在尝试理解什么"的问题。更有用的问题是：它是否有助于开始以那种方式言说？ 分析哲学与大陆哲学的区分主要是个地和社会学的问题，而我更愿意取而代之的分析的哲学与对话的哲学之间的区分则区别了不同的自我形象，这些形象由于采用了不同的元哲学态度而产生，反过来又是一阶哲学问题（如关于概念本性的问题）之回答的原因和结果。 我更倾向于上述意义上的对话的哲学而不是分析的哲学，因为我更倾向于那些具有充分的主义态度的哲学家，他们认为自己在参与一场对话，而不是在从事一种准科学的训练。我之所以对分析哲学抱有疑虑，是因为这一传统中的哲学家们往往认为他们在研究生时代老师教他们讨论的那些问题就是重要的，因为这些问题就是他们在研究生时代老师教他们讨论的问题！因此，无论对于过去的还是现在的其他哲学家，他们都倾向于将其著作与那些问题联系起来加以品评。在我看来，这一专业化的扭曲过程，较之对话哲学家那里出现的类似现象，更有危害。三 教授的地定位与其自我形象之间之所以存在着大致的联系，其中一个原因是：对话的哲学在有些国家更为流行，在那里，黑格尔的著作是接受哲学高级训练的学生的必读。而在那些对话的哲学不那么流行的的国度，申请哲学教职的候选人可以在提到黑格尔的名字时茫然不知，而对他引入到哲学当中的主义也颇有疑虑。在这些国度里，学生们仍然倾向于从康德直接跨到弗雷格。跳过黑格尔有助于他们保持康德式的思想，即存在着思想、意识、理性或语言等等的永久性结构，等待着哲学家去揭示，而平民百姓困惑不解也无所谓。坚信这些结构的哲学家往往认为哲学与从笛卡尔到康德的哲学一脉相承，通常也认为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这一系乃是不幸地误入歧途，置之不理也无伤大雅。 相反，致力于后面三位人物的哲学家通常对黑格尔的这一看法心有戚戚："哲学乃是思想中对其的把握。"他们倾向于认为，哲学的进步不是由于对的解决，而是以新问题取代了旧问题--语词的某种用法所产生的问题被另一种用法所产生的问题所取代。这种历史主义的观点使他们对维特根斯坦的主张(哲学的目标是"完全的清晰")心存疑虑，因为这是一种对事物实际所是的毫无疑问的把握，它要让哲学（不只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笛卡尔哲学、弗雷格哲学，而是哲学本身）进入永久和平。他们猜测，只要存在着文化变迁，只要、和产生了以旧的方式使用的旧语词无法令人满意地描述的东西，哲学就不会终止。⑧这也令他们怀疑维特根斯坦对"无意义"（nonsense）这一术语不谨慎的使用，而对其另一个主张颇有同感--即如果你赋予万事万物以意义，则它们就有意义。因此，他们认为自己的任务不是用意义取代无意义，而是用某种更好的东西取代特定术语的可感的、一致的用法。 持黑格尔式的观点的哲学家往往赞成"建构论"的思想，特别是这样一种观点（此观点我已经顺便提到过）：关于各种对象的存在问题可以归结为关于特定的所指表达式的问题。他们也倾向于将哲学的不断视为由天才的个体而不是共同协作的群体所施展的富有想像力的跳跃。

西方哲学论文

无论是在学习还是在工作中，大家都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论文吧，借助论文可以有效提高我们的写作水平。你知道论文怎样才能写的好吗？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西方哲学论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进入哲学之门，首先面对的就是哲学史。按黑格尔在其《哲学史讲演录》导言中所说：“哲学史本身就应当是哲学的”。由此而言，探讨所谓的哲学史研究1而且，哲学史应该由哲学导出，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哲学就有什么样的哲学史。

因此，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探索，其核心自然应当集中在对哲学本身的探索上来。但就“哲学就是哲学史”而言，其另一意义则是哲学本身的发展过程中，推动其发展的哲学家们对于之前哲学的探索与创作，又在构成着哲学本身和哲学史的演进。由此，对于哲学史演进方法论的探索，我们自然当以对哲学本身的探讨作为哲学史方法论之所以然，另一方面，则以哲学史的发展演进作为方法论所以之显现。

一、中西哲学之差异略论

我们在探讨哲学史研究方法论之时，毫无疑问地，首先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即是中西哲学之间的差异。这是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而且也正是应该深刻面对的问题。就中国哲学学科领域本身在当下所处的境状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如果没有对此问题——即中西哲学之间的学科性质及其差异有所发明和区别，那毫无疑问就真的要引用德里达对于中国哲学的所谓“合法性”

问题加以衡量了。因为含混不清、不中不西的所谓哲学的创作和发展，在缺乏一个主线之下，很可能画虎不成反类犬。而不排除这正是两不相像、两不讨好的重要原因。因此，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对于中西哲学有一个理性和客观的对照和区别，是探讨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大前提。否则，可以断言的是，所谓的“合法性”问题确实是存在的。

在关于中西哲学的差异性上，身处中西文化哲学交融和冲突最为激烈时期的海外新儒家，由于他们在具备了深刻的中国文化和哲学体认的基础上，又兼通西学、尤其是身处中西学交融最为激烈的场域，其感知无疑具有代表性。下面以牟宗三先生为例，来谈谈他对于中西哲学的差异性的界定。他是最为注重中西哲学的实质性差异的。按他所提出的“通孔”说，正是在中西哲学的发源处找出差异。他是基本上将中国哲学的开端性的所谓通孔定位为是对于“生命”的关注，而西方哲学源头性的通孔则是所谓的“自然”，即以外在的自然作为哲学家们关注的主线。这就决定了中西哲学两千多年以来的发展和走向的差异性。“中国哲学，从它那个通孔发展出来的主要课题是生命，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的学问。它是以生命为它的对象，主要的用心在于如何来调节我们的生命，来运转我们的`生命、安顿我们的生命。”

而对于西方哲学，它则直言其通孔性的特点在于“他们的对象是自然，是以自然界作为主要课题。因此就决定后来的西方哲学家有cosmology，有ontology，合起来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metaphysics。这个metaphysics就是后来康德所说的theo—reticalmetaphysics。希腊就是成这一套。”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牟先生特别强调的是一者“重德”、一者“重知”，即中国哲学从其一开始便以“德性”为最鲜明的主题，按他所说即“中国文化在开端出的着眼点是在生命，由于重视生命、关心自己的生命，所以重德。德性这个观念只有在关心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才会出现。”

而西方哲学的主题在于“自然”，所发展出来的主要对象自然也就是“知识”。由此导致的是概念的推演和理性的分析，而对于以“生命”为主要对象的认知，却不得不随大流而走向概念推理和探讨的误区。牟先生特别以在西方哲学家中相对比较注重“生命”或者说“德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作为代表，将其与中国哲学中的儒家进行对比。平心而论，应该说牟先生所做的比较研究才是较为切实和具有本根性的。前面我们说过苏格拉底是身在江湖也不得不随大流，将“生命”也推入了“知识”的误区。牟先生认为：“就是像苏格拉底那样重视道德，但是当他说德性即知识的时候，它还是以知识的态度来界定（define）德性，还是用知识的态度来了解德性。所谓知识的态度，就是从概念的思考（conceptualthinking）来了解德性。”

牟先生还特别例证：“比如说，什么是公道（justice）呢？苏格拉底认为公道是个概念，他说来说去，这个公道不是属于我们感觉世界（sensibleworld）里面的东西，而是属于我们智思世界（intelligibleworld），所以我们首先要对它有个明确的定义。……比如说，什么是仁爱？你假如说仁爱就是不应当杀人，好，那么打仗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杀人呢？所以要是从现实上举例子，常常是相冲突，不一定一致的。所以你要了解公道，你不能从例子上看，而必须了解它的定义。那么它的定义如何成立呢？它必须有一个公道的idea。苏格拉底说来说去，最后说了一句空话，说到最后公道要有个idea。这个在我们看来是空洞的很呀，尽管苏格拉底思考的那样精密，后来柏拉图也是顺着这条路来发展。尽管苏格拉底重视德性，但是他这个态度不恰当。”

引述如此长篇大论，意在从中西哲学的开端和源头处区别中西哲学本身存在的巨大差异性。笔者相当赞成牟先生对于中西哲学差异性的阐述，他将为我们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时下，关于中西哲学的各种比较研究可谓异彩纷呈。然而，不得不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如果没有对于中西哲学各自自身的特点和差异性有相应明晰的了解和把握，那么由此出发的一切研究和创作毫无疑问将大打折扣。对于中西哲学的自源至流的把握，抓住其主题，将是一切可能性的比较研究的前提。而就中国哲学学科自身的发展而言，即使是在全球化、多元化的现时代，立本立根，抓住自身的生命主线依然是根本，而且越是所谓的全球化和多元化的融合场景，恰恰更加凸显了寻找自身成立的根本性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一个伴随西方哲学走向后现代的所谓“碎片化”时代场景里，如果中国哲学自身不找回自己的“真性”，加之各种有意无意的错谬和诋毁，不仅关系中国哲学的发展前景和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的建立，毫不夸张地说也是全人类的遗憾和悲哀。

二、中西哲学方法论略论

众所周知，西方哲学中心自古希腊源头发展至今，其问题意识较为显着，也就是说整个西方哲学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虽然流派众多、大家辈出，但其始终有通贯性的这些问题或者说哲学命题作为流变之主线。无论是古希腊哲学，亦或是后来的欧陆哲学，其哲学命题发展都凸显了明确的内在逻辑理路，以及前后推进的明显层级和演变，也许更多的时候呈现的是一螺旋式的上升过程或者说否定之否定的扬弃发展过程。苏格拉底对于“德性即知识”从而引发的论辩和定义，由此在对事实和个例的不断超越和归纳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牟宗三先生所说的“知识”，这种“知识”显然不是中国哲学回归和落实到个体为本位，彰显主体的所谓“生命”的哲学，它势必要走向“知识”，因为其“通孔”处就决定不得不如此，而且不断思索和定义此种“知识”的结果，别无可能的就是走向所谓“idea”。因为思索和辩论的中低层次永远不可能使人满意，为了要使辩论者心服口服，必须不断地设问，从而又不断地回答。在看似简单的问答、设问、追问、诱导等等方式中，“哲学模式”自然形成。苏格拉底的所有对话无不如此，难怪其有“助产婆”之说，也不难理解为何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竟然死于不信神灵以及蛊惑青年，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没有辩论就没有西方哲学。苏格拉底的这套辩论术被柏拉图继承，并发扬光大。而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柏拉图在继承其师在辩论中所形成的定义，追求概念的明晰和准确，由此而形成的对“idea”的追求，在柏拉图处才可谓真正的发扬光大。正是这种基于在辩论或思辨中形成“idea”的传统，才是真正形成了以后整个西方哲学的主要形式，几乎没有一个西方哲学家能跳出这一模式和路数。而这正是柏拉图的真正影响所在。这也是自巴门尼德试图以“理念”定义世界以来真正的“idea”之路。若在此意义上而言，怀特海所说的“一切哲学都是柏拉图的注脚”确属其然。不管是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黑格尔亦不例外。

然而，怀特海之言却只适用于西方哲学。显然地，就限于《论语》中，孔子在回答或是谈论某一问题时，虽然常常是涉及更深的哲学大问题，但是越是高深，却被孔子以越是平凡之言道之。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人说法，因材施教，从来是中国哲人的风范和特长。相比之下，如果将孔子的言论对比于苏格拉底，决然两样。可以戏言，如若孔子与苏格拉底并非圣哲，也许一者会说对方“巧言令色，鲜已仁”，而一者会说对方不够“勇敢”，没有理论或者说没有对于真理探索的勇气。一者是“辞达而已矣”，一者是千方百计的“助产”和“诱导”；一者是“予欲无言”，一者是蛊惑辩论。这样的情形却如实地发生在轴心时期的两位圣哲身上，这也许就是中西方哲学之所以差异的滥觞吧。至于二位圣哲各自的继承者，如柏拉图，则将对于“idea”的思考和追问推行极致，以致形成“理念世界”，而相比较而言，东方的亚圣孟子却道出“学问之道无它，求其放心而已矣，”相比较柏拉图的漫步学院而言，孟子或许只是在攻其异端时才“予非好辩”，自称其为“不得已。”

至于相比较于构建庞大的理念世界而言，孟子却只想“中道而立，能者从之。”

换一个角度而言，自孟子以后，直到千余年后的唐代，韩愈仍然为从来没有孟子的真正继承者而以继承者自居。可是，在西方，情形就大不相同了，或许还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自柏拉图以后，亚里士多德作为踢其母亲的小马驹，在“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中不但剖析了柏拉图，而且又重新建立起了自己的庞大哲学体系，形成整个西方几乎所有学科的摇篮，其思辨性的实体哲学以及完备的知识论体系，更是成为其后整个西方哲学家争相效仿的榜样。仅此做一简单的对比，我们就已不难看出，中西方哲学的巨大的差异性。

也许我们可以简而言之，当我们在无限的思辨和激发我们的思索细胞之时，常常会有无限的遐想，如果是所谓具有一定的哲学天赋者，这些无限的思索加以整理，大大小小的“体系”也不是不可能建立的，而且如果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则往往愈来愈“深邃”。而东方的孔子却道出了他自己也曾经终日而思、终夜而虑，但却“无益”，所以不如学习，也就是去具体的学习和践履。原因何来？

正是“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也就是对于“天”、“天道”的效仿，形成了由天地而来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之统续。也正是这种“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的传统，使中国的圣哲们形成归简、规约，直指天地良知的“生命”，并进而将个体小生命和宇宙大生命打通为一，才有“生生之德”、“生生不息”的洞彻和通达。牟宗三先生曾说，哲学之进路，以“文字”、“逻辑”以及“见”为三要素，且具有层次之别。由此看来，孔子“辞达而已矣”、“欲无言”、孟子“不得已”，正是源自对于“天”、“天道”之“见”。按郭齐勇教授而言即“中国哲学中有人”，即中国哲学中有“生命”，正是地地道道的“见”，这种“insight”毫无疑问是天地万物生化通同的体现。这种性通天道之“见”，孔子也“罕言”，也许正是“中人以下，不可与言上也”之故。由此，简约之对比，中西哲学无论是在本体论，亦或是认知论上，显然差异卓然显现。不言已自明。而这正是为何中西哲学对比研究所必须要高度注意之所在。无明者使含混日增。

三、对于中国哲学及史研究方法论略论

众所周知，由于近代以来中国出现了在历史上千年未有之剧变，仁人志士、前辈先贤们自器物至典章度数及其文明哲学，无不在自与不自觉、介乎原不愿之间进行了艰难而漫长的探求学习和引进。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形势和船坚炮利之下，中国可谓一则慌忙应对、仓促拿来。然而船大难调头，数千年积淀形成之文明一时难以撼动。由此，中西之争愈演愈烈。而这一切的根本性之所在，无不最为深刻地体现在了作为文明内核的哲学上。难怪乎中国时贤有“师夷长技”，进而到“中体西用”，以至于将西学推到极端的“全盘西化”论。时至今日，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应该可以以事实说明许多东西。转而面对中西之间差异由来的内核，中西文化哲学之交往时间不可谓不长，然而事实上，中西文化哲学之间交往之效果却同样不可谓理想。最典型的是中国哲学在西方文明的冲击敲打之下创建一个世纪以来，其所取得的成绩依然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这其中最具典型性的便是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这毫无疑问是一切中西哲学交往融合的是非得失的集中反映。这难道不是所谓哲学史或者说是哲学研究的败笔吗？长久以来，不但所谓一流大家的西方哲学家不懂所谓中国的哲学，恐怕就连中国本土所谓的一流哲学家是否真懂中国哲学也还是个问题。

取一家一派之“研究方法”作为格义乃至于“梳妆打扮”中国哲学自中国哲学学科自觉地产生以来从来如此。这其中就更不用说“五四”以降无数偏激者对于中国哲学的诋毁和无知，时间已经愈来愈证明了其中的原委曲直。可以说，时至今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作为文明内核的中国哲学已“一阳来复”、“贞下起元”。这不得不令人感慨“君子恶居下流”之状。

“我们对于中国传统哲学自身的特性及治中国哲学史的方法学，仍在摸索之中。”可以想象，在中国有多少治哲学史的同仁会发出多少不同的感慨。中国哲学发展到今天，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是开启专门治史的胡适以实用主义进行的格义梳理，还是冯友兰由实用主义转到新实用主义及逻辑实证主义，以及梁漱溟所借助的西方所谓的生命哲学，亦或是任继愈、张岱年借助于马克思主义，对于以上诸般治中国哲学的所谓方法论，平心而论，都是中国哲学自身发展在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至少存在的时至当下是存在中的合理。然而，按牟宗三先生所言，我们在了解以上诸贤的中国哲学时，能否“相应”上，抑或说通过他们的特点，中国哲学，能否和肯定是有其存在一惯性和生命存在的原本中国哲学“相应”，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们承认西方哲学有其自身的优长和发展的内在逻辑性，而且在许多层面是需要借鉴和交流的，然而我们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哲学亦复如是。按照郭齐勇教授所言，“目前我们特别要强调中国哲学学科的自立性或自主性。时至今日，中国哲学靠依傍、移植、临摹西方哲学或以西方哲学的某家门派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哲学的史料任意地梳妆打扮、削足适履的状况已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那么，中国哲学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显然是要以另外的方式继续下去。我想，冯友兰、萧萐父所强调的“辩同异”仍然不过时。只有知道自己有什么，才能知道自己没有什么；只有知道自己之所在，才能知道自己之所不在。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哲学经过近现代的曲折历程，到当下，才正式开始“贞下起元”，才真正掀开找回自我的大幕。正如“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的呼声愈发响起。“学中国哲学的必须懂西方哲学，否则就叫不懂哲学，或没有资格研究中国哲学，但学西方哲学的完全不必学中国哲学，不必懂孔孟老庄。正如学中医的必须懂西医，但学西医的不必学中医。为什么这样？这里恐怕的确有某种文化特权和崇拜西方的问题，……但就短期来看，这种不平衡的文化交流还难以改变。我相信，无论何人、何方、出于何种原因，盲目傲视他人或崇拜他人，都是非理性和非健康的态度，不仅于己无利，而且有害于人。”

这便是中国本土走出的第一问取得中国哲学博士学位的学者刘笑敢教授，而且也算是在自己本土香港的感受。刘笑敢教授所提到的中医，现如今带“中国”头号的事物恐怕都难免以上境况。可以说，中国哲学和中医有极其类似的境遇，比如还未有一点中国哲学的根底，也许一不小心诸如“自封”、“保守”、“狭隘”、“排拒”等等感受难免上身。这是中国哲学的名实极为不符之处。郭齐勇教授反复强调中国哲学不但一点不逊于西方哲学，而且还拥有西方哲学所没有的许多属于全人类的最为深邃通达之原发性智慧，这是毋庸置疑的。

建立在“生命”体验之上的中国哲学，其中有人、其中有道。就这些而言，如果离开了这一基本点，无论外向型的“思辨”如何发达，不但难以通同大道，而且最终会舍本逐末、所谓“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易·文言》）的境地。康德不是体道者，他是哲学家，却并非圣之者，他可以构建空前庞大的体系，但他无法取代孔孟老庄而成为具有原发性源头活水智慧的信仰之所在，离开了上帝，他也和凡夫同为无能儿。这就是为何西方要么“实证”一切而解掉一切所谓空洞的“形而上学”，要么宣布“上帝死了”，要么走向非理性主义，或是解构、后现代主义又宰制灵魂。也许一个有道者不会轻易“创作”和“完成了哲学”，所以才相对地不那么流派众多、“大家辈出”、异彩纷呈，也许这些对于圣哲而言都是浮光掠影，所谓“人类一思考，上帝便发笑”之情形。有所破方有所立，同时也有所立才方能具能破之能，恐怕后者更具有可靠性。市面所谓“真正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而中国哲学在自身民族性、即本性未立之时，便过分追求世界性，西方视域，恐怕既难免丢了自己真性，又误传一通，不但自损，也是在损灭全人类的慧根。朱熹的哲学易于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西方哲学家相比较，也恰恰是新儒家牟宗三先生所谓的“别子为宗”，因为这个哲学“道问学”之功始终具有根本性地位。在中国哲学之中，“中庸”之前是有限定的，即《中庸》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如果一定要对中国哲学之所谓研究方法论做一根本定义对话，那么可勉强名之曰“极高明而道中庸”。可勉强而分“极高明”为体，“道中庸”为用，前为本，后为用。但这也是西方哲学式的二分，二分法、非此即彼、排中律、主客对立、三段论等等在中国哲学这里是在根本上“不合法”的。如果仅仅在此意义上说，现代新儒家开山的熊十力先生之大着《体用论》也是违背了中国哲学儒释道之本意的。

那么，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论竟是何为呢？如若在原始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哲学而言，离开了孔子答仁式的智慧，那再拿“philosophy”而言之，已经离真正的“智慧”远矣。正老子所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哲学，离开了“其中有人”、“生命”、“道”之域，已不成其为真正之哲学，因为其已远离了真正之智慧。这也许正是西方哲学发展史所昭然若见的，这也许也正是中国哲学之世界性“大事因缘”之所在。这正是中国哲学根本上之研究方法论。

参考文献：

[1][2][3][4][5]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M].吉林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14,14,41,42,42-43页.

[6]郭齐勇:《中国哲学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7]郭齐勇:《“中国哲学”及其自主性》[J],《“重写中国哲学史”三人谈》,《文史哲》2005年第3期.

[8]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修订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18页.

拯救哲学

摘要：哲学原本是指导具体科学的，但因历史发展的原因，使得当今的哲学严重滞后。具体科学在没有哲学的制约下，像脱缰的野马一样肆意地发展。它不仅肢解了哲学还抢占了哲学的位置，逼得哲学无路可走，使之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不仅如此，具体科学的肆意发展还造成了地球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资源能源匮乏、自然灾害频发、人为的争夺战此起彼伏等凶险恶劣局面。为了改变现状，必须先拯救哲学。只有哲学得到拯救和振兴，具体科学才会规范有序地发展，恶劣的环境才会得到遏制，人类才能持续发展。反之，人类将走向衰败和灭亡。

关键词：哲学 具体科学 环境污染 拯救哲学 哲学创新

现今，很多哲学人士不明白哲学的含义，也不知道哲学应该如何发展，怎样发展，只能是偏解和糊弄。有的教授说，哲学研究的是超越了我们经验的东西，一些纯粹的东西。比如，研究纯粹的“红”，这就是哲学的工作。这种观点是分解了具体的实物和抽象的概念后产生的。还有教授说，我们只能解读伟人的哲学理论，不能创新。只解读不创新哲学能得到发展吗?更叫人不可理解的是一些教授竟然说，我们无法回答什么是哲学，哲学无法定义。既然不明白哲学的概念，不清楚哲学研究的是什么，如何教授学生哲学?如何研究和创新哲学?这种混乱的局面说明哲学在当今的处境很尴尬，很弱势。为了拯救哲学，就让我们务必弄清楚哲学的定义、研究对象、作用及其创新和发展。

一 哲学在当代的困境

现今，哲学被人们称为是无用的“糊涂学”。认为它什么都解释不清，什么都做不了，是无用的。因为哲学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不能创造任何财富。那些晦涩、抽象难懂的概念只能使人头痛，不能给人带来任何帮助和经济利益，所以哲学应该被具体科学替代或淘汰。

具体科学则正好相反，它“如日中天”的发展着。不仅抢占了哲学的位子，还把哲学撕成碎片，溶进每门学科中，使得每门具体科学后面都可以挂上哲学两个字，像物理哲学、化学哲学、数学哲学、生物哲学、分析哲学、系统哲学、科学技术哲学、语言哲学……这些学科把哲学分吃殆尽后，哲学就只剩下一具空壳。这些现象表面看起来哲学似乎无处不在，任何具体科学中都有哲学的影子，好像是哲学渗透和覆盖了所有的具体科学，在所有具体科学中发挥着巨大的不可缺的指导作用。实则不然，这种发展情形等于把哲学撕成碎片撒到具体科学中，成为调剂和美化具体科学的调料和脂粉，使哲学成为具体科学的附庸，使哲学彻底失去自我，迷失自己的发展方向，无力创新和发展，无法解释清楚很多社会发展急待解决的问题，使之处于现今的“无用”尴尬状态，成为被人冷落的“糊涂学”。

其实，哲学应该研究的是宇宙的整体本质和规律，要回答的是本原问题。具体科学应该研究的是宇宙具体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要回答的是具体事物生灭的问题。但现在的情形是，具体科学研究和解释哲学的本原问题(比如大爆炸学说)，哲学研究和说明具体科学的特性问题，哲学和具体科学调换了研究对象。在这里，具体科学抢了哲学的道，跑在社会发展的最前端，支配和左右着哲学的发展。哲学被具体科学压制的无路可走，只能是委屈自己，研究点具体科学的残羹剩饭。

很多哲学研究者在这样的情形下很迷茫，竟不知道什么是哲学，也不明白哲学研究的是什么。要么研究东西方哲学比较，要么研究东西方哲学的融合，要么把中国传统的思想同哲学结合着研究，要么跟着西方的某些思潮混混，要么始终坚持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搞的再丰润一些，然后穿上一件新潮的衣服粉饰一下，要么拼命在具体科学里寻找哲学能够栖身的一席之地，卑微地想着与具体科学合作祈求发展，但这也只是蹭饭吃，遭白眼，找不到真正属于哲学的位置。基于这种状况，一些外国哲学家竟然说，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不过，在全球哲学都处于弱势的情况下，西方的哲学光景也不是太好，他们要么把先哲们的观点翻新一下，要么流行一些哲学思潮，要么也把哲学溶入具体科学中来研究。总之，西方的哲学也没有实质性的创新和发展。既然哲学得不到创新，就不能求得发展，不能发展就会被具体科学压制和替代，形成一边倒的弱势状态。哲学的弱势必然造成具体科学的疯狂和强势，具体科学的强势又从某种程度上形成对哲学的挤兑，这样的情形使得哲学既尴尬又无奈，形同虚设。

哲学滞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控的具体科学的肆意发展把地球环境搞的一塌糊涂。人类面临的是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资源能源匮乏、自然灾害频发，信仰迷失、人为的争夺战此起彼伏……的凶险恶劣局面。如果这种局面继续发展下去得不到控制，最后的结果必然是人类整体的衰败和灭亡。这种情形要求，哲学必须要发展，而且要正确揭示宇宙的真实面目，以用来遏制具体科学的疯狂和肆意妄为。只有这样，环境才能得到治理，人类才可能持续发展。

二 哲学滞后的原因

哲学滞后首先是自身发展的原因造成的。我们知道，宇宙只有一个，正确的宇宙发展规律也只有一个。但由于人类发展的局限性，使人不能一下就能正确认识宇宙的全貌，只能是“盲人摸象”般的众口不一的认识宇宙。这样就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众宇宙观平起共存的混乱繁杂的发展局面。每一种宇宙观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别人是错误的，但由于自身所存在的局限性，又都不能全面正确地解释宇宙的真实面目，以彻底否定对方，这就形成了唯物观和唯心观、认识论和本体论、形而上学和辩证法、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等宇宙观的对立和抗衡。众宇宙观的这种绝对对立和莫衷一是就造成了哲学无法发展下去的境地。又因为现今具体科学的迅猛发展，和具体科学的实用性，更是把哲学逼到了死胡同。具体科学以他强大迅猛的发展态势，几乎覆盖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哲学失去了用武之地，致使人们觉得哲学已死，哲学无用，哲学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哲学不能创造任何财富……

其次，哲学的滞后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哲学所具有的政治属性。由于各国的国情不一样，宗教信仰不一样，发展速度不一样，使得哲学在很多方面不同程度地受阻。在中国，哲学与政治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出于对政治的堤防，哲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会受到阻碍。那些发达国家虽然不像中国这样，但他们为了争霸和扩张，都大力发展高科技和军事武器，很少把精力用到发展哲学上，这从某种程度上也阻碍了哲学的发展。

除去以上原因，哲学自身众多抽象的概念和以往哲学家晦涩难懂的语言，以及哲学高智慧的特性等，也从某种意义上阻碍了哲学的发展。如果哲学简单易学一点，如果哲学语言通俗一点，恐怕也会对哲学的发展有益处。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哲学的普遍性属性和规律给人的混乱感觉。因为哲学是人们对宇宙整体把握和认识的知识，是关于整个宇宙的普遍本质和规律的学问，是对宇宙万物共性属性和规律的概括和总结。表面看起来好像哲学无处不在，但落实到具体层面上又不能准确把握和界定。这就使一些人认为，哲学无法定义。还因为人们对有限和无限、概念和实物等矛盾的分解，也使很多人无法看清哲学的真实面目。这都不同程度地阻碍了哲学的发展，导致了哲学的滞后。

三 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定义及关系

什么是哲学?哲学的概念是什么?很多人对这个问题很迷惑，包括罗素和黑格尔这样的哲学大家都感到什么是哲学难以回答，难以定义。这真让人不可理解，这真是对哲学家的讽刺!如果说对哲学是什么都搞不明白，弄不清楚，很难想像他们能正确地研究哲学，正确地研究宇宙的规律性，正确地回答宇宙的很多疑难问题。

要想正确地定义哲学，就得明白哲学是研究什么的。我们知道，人类生存在宇宙间，想要看清楚宇宙的真实面目，想要弄明白宇宙是怎么来的，它的边际和中心在哪里，它有没有始终，人类与宇宙的关系是什么，人类是怎样产生的，宇宙中有没有外星人，人类能否认识宇宙的全貌，宇宙是谁创造的?宇宙之外有没有“上帝”和“神灵”?……人们对宇宙的这么多问题的研究就形成了人类的科学知识。人类的科学知识包括哲学和各门具体科学。哲学是人们对宇宙整体的把握和认识，是对宇宙万物的共性属性和规律的概括和总结，它研究的是整个宇宙产生——发展——灭亡更替的规律性，想要回答的是宇宙的本原问题。即是说，哲学是关于整个宇宙的普遍本质及其规律的学问，它不是关于宇宙具体事物的特殊本质及其规律的学问。各门具体科学是人们对宇宙具体事物的把握和认识，是对具体事物的属性和规律的概括和总结，它研究的是宇宙具体事物生灭更替的规律性。就是说，具体科学是关于宇宙具体事物的特殊本质及其规律的学问，而不是关于宇宙整体的普遍本质及其规律的学问。具体科学无法把握和全面正确地回答宇宙整体的规律性，更是无能为力解释清楚宇宙的本原问题。如果认为只有具体科学才是获得真理的最好方法，只有具体科学才能最终解释宇宙的本原，只有具体科学才能找到宇宙的开端，只有具体科学才能正确引导人类走向未来……这些都是极其谬误的观点。因为各门具体科学都存在着自身无法逾越的障碍和不能超出的局限，这些局限性限制了具体科学的发展，使得它们只能在自己的范围内有所创造和发挥作用。这就说明，具体科学无论怎样迅猛火热地发展，无论怎样具有实用性，它也不能替代哲学和包揽哲学，去完成哲学所能完成的任务，去发挥哲学所能发挥的作用。

以上看出，哲学和具体科学各自都有自己的定义和研究对象，也都有自己的任务和作用。哲学不能替代具体科学，具体科学也不能替代哲学。哲学具有理论指导性，具体科学具有实用性，两者既有差异又有统一，且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发展，两者的统一构成人类整体的科学知识。

通常，具体科学必须以哲学为指导，通过一定的哲学观来研究宇宙具体事物的特殊本质及其规律。而哲学也需要从各门具体科学中概括宇宙的普遍本质及其规律，以高瞻的姿态来指导具体科学的发展。哲学不能脱离具体科学，具体科学也必须以哲学为指导，两者是相互作用共同发展的，两者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但如今，具体科学则处于主导地位，左右着哲学的发展，使哲学处于尴尬淘汰的局面。这种情形非常危险，需要人们高度警惕和反思。

四 哲学的作用和解释宇宙的方法

很多人认为，具体科学可以用具体的公式、定义、公理和算式等来证明、计算、验证和解释宇宙万物的规律性，因此，只有具体科学才能正确解释宇宙。哲学全是抽象的概念，它无法用某种具体的手段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和理论，更无法确切地说明和解释宇宙，只有具体科学才能正确科学地解释宇宙。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因为哲学解释宇宙的方法与具体科学解释宇宙的方法不同，哲学需要从所有具体科学中概括总结宇宙的普遍本质和规律，再把这些普遍本质和规律高度概括成一些抽象的概念，然后，再用这些概念说明和解释宇宙存在的始因及生灭的规律，还有万物存在的始因、生灭规律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等。由于抽象的哲学概念很难使人一下明白其中的道理，还由于混乱繁杂的宇宙观所导致的人们的错乱认识，都使人们无法正确认识宇宙，也造成一些人的哲学无法证明和解释宇宙，哲学是无用的观点。

其实。哲学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属性，哲学既可以教人们如何认识宇宙，也可以引导人们正确地进行具体科学的研究。比如，哲学如果把宇宙是一个矛盾体，宇宙的始终是统一在一起的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告诉科学家，科学家在进行具体科学研究时就不会徒劳地寻找宇宙的开端。像物理学家为了证明宇宙起始于一个致密炽热的奇点的大爆炸，曾经进行了很多次的科学研究和实验，这些研究和实验既浪费人力也浪费物力，到最后还是无法正确说明宇宙的起始原因。这说明如果没有正确的哲学理论的指导，具体科学会走很多弯路。

当然，正确的宇宙观会正确地引导具体科学的发展，谬误的宇宙观也会错误地引导具体科学的发展。就像现在的一元论的宇宙观，这种观点认为，矛盾的一个方面可以独自派生另一个方面，单纯的物质或意识就能独自派生意识、精神或物质。在这样的宇宙观的引导下，一些科学家认为整个世界是一个纯正物质世界，这个正物质世界一定是由它的对立面(反物质)派生出来的，所以，如果找到了反物质也就找到宇宙产生的终极原因了。我国的物理学家就花大力气和高额的科研经费，组织很多人甚至与外国科学家联合研究，进行多次的科学实验，力求寻找到宇宙中的反物质，使之解答宇宙的生成原因。这其实也是徒劳的，因为宇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宇宙万物的存在原本都有正反的两种统一存在形式，

宇宙根本不是一个纯正物质世界，它是正物质和反物质统一起来的矛盾世界，而不是说单纯的反物质可以独自派生正物质世界，就像单纯的一个男人不能独自派生出一个女人一样。如果科学家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就不会徒劳地进行这方面的科学研究了。这说明，正确的哲学观点对人类的发展和人类的科学研究起着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谬误的宇宙观会错误地引导具体科学的研究和发展。这种情形要求哲学必须正确地认识宇宙，正确地解释宇宙，正确地创新和发展，然后，正确地引导具体科学的发展。

五 哲学的创新和发展

综观当今的社会环境和地球自然环境的状况，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受到了严重威胁。很多现实的社会问题急待解决，但具体科学因为自身的局限性使它不能一手遮天的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这就使哲学的作用凸显出来。为了充分发挥哲学的作用，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就势在必行，是当务之急。

为了拯救哲学使哲学得到创新和发展，更是为了人类可持续发展，哲学和具体科学必须各就各位。具体科学不能再肆无忌惮地欺辱哲学了，哲学应该回到它原来的位置上，恢复自己应有的指导职责，让自己正确的观点渗透到各门具体科学中，用强有力的先进的思想来指导和制约具体科学的发展。具体科学也要回到它自己的位置上，在哲学的指导下，收敛自己的行为，有计划地科学规范地发展。

那么，怎样拯救哲学呢?要想拯救哲学，必须创新哲学，哲学得到创新才能得到拯救。对于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很多人感到迷茫，不知道如何创新。有人认为，哲学与具体科学结合起来研究就是哲学的创新和发展。这种观点是非常谬误的。因为，哲学和具体科学结合起来就会形成哲学的具体科学化，这样的话，哲学就会失去自我，失去存在的意义。

其实要发展哲学首先要解决哲学自身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要明确什么是哲学，哲学研究的是什么，只有明确了这些问题，才能很好地发展哲学。当然，要解决哲学自身的问题，还要正确地回答宇宙的本原和终结问题、中心和边际问题等，还要搞清宇宙的属性和发展规律，更要把物质和意识两个绝对对立的概念统一起来，不要在认识论和本体论、形而上学和辩证法、存在主义和思辨哲学、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有神论和物活论……之间徘徊和纠缠，因为这些对立的观点会混乱人们的思想，误导人们的认识。就是说，物质和意识的对立不是小问题，人们千万不要小视了物质和意识的绝对对立，就是因为两者的长期对立才形成了诸多谬误的不全面的宇宙观，才造成了当今哲学发展的困境，才产生了有限的人类无法认识无限的宇宙的“难题”，和抽象的苹果无法食用的困难，以及普遍的哲学概念无法界定的尴尬局面。这说明，物质和意识的确切概念及其正确的关系对哲学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物质和意识原本是一对矛盾，是宇宙的两个基本组成方面，两者始终共存于一个宇宙矛盾体中。物质是宇宙的组成元素，意识是宇宙的组成规定，两者的关系是一个问题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而不是派生关系。但通常人们总是把人类的思维认为是纯意识，具体的实物认为是纯物质，这就从根本上分解了物质和意识这样一对最基本的概念，也彻底把一个宇宙分成了自然和超自然的两个世界，致使人们无法正确认识宇宙。这里看出，要发展哲学，就要正确而全面地揭示宇宙存在的真实面目，正确回答人们无法解答的宇宙“难题”，建立一套科学正确的反映宇宙生灭规律的哲学体系，给人们一个认识宇宙，拯救环境，拯救自我和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世界观、方法论、思想武器和科学工具。

宇宙原本是一个矛盾体，这个矛盾体的基本载体是物质和意识的统一体，简称物意体，物意体承载了宇宙间所有的矛盾属性，是各种矛盾的统一体。这个矛盾统一体在对立统一的矛盾作用中，时刻都处在新和旧、始和终、产生和消亡、运动和静止、有限和无限……的矛盾更替中，没有哪一瞬间是绝对单纯的新世界运动的开始，也没有哪一瞬间是绝对单纯的旧世界静止的终结，整个宇宙就是在这种矛盾更替中永恒地发展着的。

从整个矛盾着的宇宙来看，物意体是宇宙的基本载体，矛盾性是宇宙的根本属性，辩证法是宇宙的存在法则，整个宇宙就是一个对立统一的矛盾体。只是因为人类发展的局限性，才分解了它所有的矛盾，致使一个宇宙整体人为的分成了两个(一个客观自然的物质世界，一个主观超自然的意识、精神世界)，人们陷在两个世界之间始终无法认识宇宙的真实面目，也人为地给自己制造很多无法解答的宇宙“难题”。像宇宙的始终问题，中心和边际问题，物质和意识的统一难问题等等，这些所谓的“难题”其实很简单，只要人们真正认识宇宙是个矛盾体这个最简单的事实，这些问题就不解而自答。

为了说明这些“难题”很简单，我解答两个题就能说明问题。1、有限的人为什么无法认识无限的宇宙?2、具体的人为什么无法吃到抽象的苹果?我们知道，有限和无限是一对矛盾，两者始终共存于一个宇宙矛盾体中，两者的关系是一个问题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而不是派生关系。无数个有限组成了无限，无限是有限的集合体，有限是无限的组成和发展瞬间。没有有限就没有无限，没有无限同样没有有限，两者不能分解开独自存在，也不能分解开独立来看。而宇宙(人类是宇宙的一部分)的存在就是有限和无限的矛盾统一存在形式。如果把有限和无限分解开，宇宙不能存在，人类也不能存在。但通常，人们总是把无限和有限分开来看，把人视为单纯的有限，把宇宙视为单纯的无限，让有限的人去认识无限的宇宙，这就出现了有限的人类无法认识无限的宇宙的难题，这个命题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因为，宇宙不是单纯绝对的无限，它是无限和有限相统一的矛盾体，人在其中“花开花落”生灭不止，也不是绝对单纯的有限。所以，只要人们正确认识无限和有限的矛盾性，正确认识宇宙这个矛盾体的矛盾存在规律也就认识了宇宙。之所以会出现有限的人无法认识无限的宇宙的“难题”，那是因为人们分解了有限和无限这样一对矛盾。

同样的道理，抽象和具体也是一对矛盾，两者也始终共存于一个宇宙矛盾体中，两者的关系也是一个问题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两个矛盾方面也是无法分解开独立来看的。就是说，宇宙间的任何事物都是抽象和具体的统一体，都包含了实物和概念两方面的东西。当我们在吃实物苹果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在吃概念苹果;当我们在乘实物火车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在乘概念火车。就是说，事物的规定和组成元素是统一在一起的，概念和实物也是统一在一起的，概念不是脱离实物独立存在的，它是隐藏在具体实物中的。如不然，人就不能用思维把实物中的概念抽出来形成知识而认识事物的规律了。所以，如果把具体的实物组成和抽象的概念规定分解开，形成单纯具体的人和单纯抽象的概念，那我们就吃不到苹果，乘不上火车了。可以这么说，宇宙中所有的矛盾都是一个问题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而不是派生关系，且都不能分解开独立看待。如果分解了它们，人们永远无法认识宇宙的真实面目，永远无法找到宇宙的开端和末端，永远不知道人类生存的意义，永远在自然界和超自然界之间徘徊，永远无法正确界定哲学的概念……

其次，要发展哲学还要摆脱旧哲学的牵绊和脱离政治的束缚。在哲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不同时代都会产生不同时代的哲学知识。这些哲学知识的存在一方面是新时代哲学知识产生的基础，一方面也是新时代哲学知识发展的绊脚石。就像现时代，哲学的创新总是走不出旧哲学的圈子，总是受着旧哲学极深刻的影响和制约。如果不能摆脱旧哲学的牵绊，哲学的创新肯定是艰难的。另外，哲学由于自身所具有的指导性，总是被阶级所占有，被党派所利用，被国家所推崇。当哲学具有了政治色彩，拥有了权威性，哲学的发展和创新就注定受政治的束缚和左右。如果新哲学的出现与原有哲学相冲突或不一致，那么，就会被认为是反叛的思想而受压制。这说明，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如果不能脱离政治的束缚，也是很难得到发展的。

除去以上的限制和束缚，哲学的发展还要挣脱社会环境的限制才能得到创新和发展。这种限制是指某一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同样有限的知识和见解的限制，以及该社会发展阶段的现状对哲学的需求度。就是说，一个社会发展阶段必定产生相对应的科学知识和哲学知识，在这个社会发展阶段有限的知识和见解的限制下，科学的发展和哲学的发展都会受到相应的制约。比如，古时候，人们对宇宙的认识就局限在很浅很简单的层面上，因此，那时候哲学的发展也就只有一些朴素的宇宙观。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人们对宇宙的认识也逐步深入，这种环境下就出现了很多理论性和逻辑性很强的宇宙观，哲学在其中就得到了很大发展。现时代，具体科学迅猛发展，人们的生活日益丰富，这时候，社会的方方面面对哲学的需求度不大，这必然阻碍哲学的发展。但由于具体科学的肆意发展又导致了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人们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这时候，社会发展现状对哲学的需求度就非常大。因为人们信仰的缺失，道德的沦丧，环境的污染等等，都需要正确的哲学知识来引导和整治，这就要求哲学一定要发展，要创新，要正确解释宇宙和人类的关系，正确揭示宇宙存在和发展的规律性，以用来正确指导具体科学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达到治理环境、拯救人类的目的。在这里，创新哲学就是拯救哲学，拯救哲学就是拯救人类自己。

哲学研究对论文的要求

学位论文是申请硕士学位的重要依据，重要性不必多言，其一方面代表作者学术研究水平，表明作者在本门学科中掌握了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以下是硕士学位毕业论文写作心得体会，供大家阅读参考。1、认真阅读和领会《关于案例研究论文的几点说明》白华老师曾经在学校MPAcc网站发表过《关于案例研究论文的几点说明》，其中写到“全面深入地理解一套理论，通读正反各方对其评论，掌握其要义，最好还能指出这一理论的不足之处和改进办法。在此基础上将其运用于某一领域，提出一个运用这一理论的应用性框架。然后用这一框架去分析案例，得出一些具有启发性的结论或能指导案例公司的工作;或是反过来检讨理论和框架本身的问题”，反复阅读及领会这段话的含意，对于我们的论文写作可以起到醍醐灌顶的作用。2、选好题目按照学校要求，MPAcc学位论文应为案例研究类型，即以我们自己目前正在从事或曾经从事的工作作为案例研究对象，这样资料搜集较为容易，写作起来能得心应手，答辩时也能对答如流。正如罗其安老师所言，我们所写的论文应该是没有在这个案例单位工作过的人肯定写不出来或很难写出来的。我从1996年10月起从事营销财务工作，1998年5月进入创维公司营销总部从事财务工作，对营销财务工作有着自己深刻的体会，所以就以创维公司的销售与收款内部控制为案例研究对象来撰写了学位论文，并在资料搜集及论文写作过程中感觉比较得心应手。3、积累素材根据自己的选题，下载权威性期刊(如会计研究、审计研究)近几年所刊载的相关文章及他人的硕士学位论文、博士学位论文来阅读，对于其中可为我们借鉴的内容，则集中摘录到一个Word文档中作为素材积累起来，并按照参考文献的内容要求备注出处，这样在我们的论文中一旦加以引用，就可以在参考文献部分加以清晰准确地列示。此外，还可以从这些文章或论文后面所列出的参考文献中方便快捷地寻找我们感兴趣的阅读目标。4、尽早完成初稿完成了初稿，与导师沟通就有了较好的基础。另外，因为一个导师所指导的学生人数较多，不仅有MPAcc，还有MBA及全日制学生，为了能得到导师较好的指导，应该是尽早完成初稿并发给导师，我认为最好能在8月底之前完成初稿，这样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几次修改，则论文质量能够得到保证和提高。如白华老师极为认真而不厌其烦地对我的论文多次提出修改要求，我的论文经过六稿修改才得以最终定稿。5、遵守论文格式要求MPAcc论文有着较严格的格式规范，遵守此论文格式规范，可以使论文达到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并体现出作者的学术修养，即使在论文初稿阶段，我们也应该严格遵守论文格式要求，例如初稿也需要有文章目录、图表目录。导师具有丰富的论文指导经验，通过目录就能从大的方面发现我们论文存在的不足。6、熟练掌握Word学位论文有几十页篇幅、几万字的内容，其目录、图表编号、章节编号均应该是自动生成，而非人工录入，这就要求我们熟练掌握Word的相关技巧，通过Word这一工具，可以使论文内容修改及格式排版变得较为轻松自如。7、借助校外图书馆资源在论文写作阶段，已经不再去学校上课，所以我作为家在深圳的学员，使用学校的图书馆资源就显得有点鞭长莫及，此外学校图书馆还会在寒暑假期间闭馆或缩短开馆时间。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借助社会图书馆，如我主要借助深圳图书馆和深圳大学城图书馆，这两家图书馆也有丰富的馆藏及电子资源供读者免费借阅、使用。即使是家在广州的同学，如果离学校距离较远，也可以考虑充分利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东省科技图书馆或广州图书馆的资源。8、与导师多汇报、多沟通学位论文的写作还是有一定难度，在我们迷茫时、在难以继续写下去时，应该与导师多汇报、多沟通，汇报自己的研究、写作思路及遇到的困惑、困难，认真听取导师的指导意见，这样很可能会有拨云见日的感觉。1广泛阅读写作和阅读是紧密相连的书籍和杂志中闪烁着人类智慧的光芒，贮存着人类宝贵的人生经验。阅读是通向科学圣殿的阶梯，可以使人开阔视野，丰富知识，增长智慧，感悟人生道理，了解时代信息.古人云：“厚积而薄发”，持之以恒的阅读，必能集腋成裘，积沙成塔.阅读也是研究生积累写作素材的一个重要途径，对科技写作能力的提高很有必要。尤其是阅读与自己写作有关的本专业的文章和书籍，从其选题、取材、论证等方面认真学习、思考，分析其文章好在何处，有何特点，有何规律，可以使自己在业务能力和写作水平上快速提高。如果是初学者不知如何下笔，还可参考其格式，写入自己的材料、观点，逐步规范整理成文.很多人并没有接受过专业写作培训却能将文章写得很好，即源于平时的广泛阅读。2建议院校开设论文写作及相关课程 建议有条件的院校应开设科技论文写作课，通过教学和写作训练开启学生的学术思维，针对研究生论文出现的情况，教师从论文的体裁、结构、语言、文字等方面予以指导，并适当介绍国家标准和编辑常识，为研究生正式进入课题研究和发表学术论文打好基础.实践证明，知识结构决定了一个人综合素质和发展潜力，为提高研究生的综合素质，学校可以结合医学专业，增设文学、哲学、艺术等方面的课程，开设医学医学心理学等选修课程，并在研究生的培养方案中规定必须修满的学分。在研究生培养方案中，还可以推荐一些人文类经典书目，供研究生参考阅读[”。 3营造科研氛围在读研究生应积极参加学术交流。如参加研究生科研组织或社团，定期开展学术活动;参加以实验室或科室为单位的小型专题研讨会，培养自己的主动思考和探索研究的能力;主动参加学术报告会，如：某疾病的研究现状、怎样申报科研课题等讲座。在学校网站上开设论坛，采用网上讨论这一更加自由的形式吸引更多人参与学术讨论，多渠道提高论文写作水平。4勤练笔“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论文写作是一个积累、感悟和融会贯通的过程。研究生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应注意以札记、随笔、团队活动后的实践报告等形式，将平时的生活素材转化成文字，锻炼自己的文字写作功底。在工作和学习中多观察、勤练笔，培养自己对科学研究的自信心和严谨的科研态度，为今后科研打下牢固基础。

论文－－无论什么论文－－写作的关键（我个人认为）是问题。当你准备写论文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是，你要解决什么问题？如果这问题是无解的，也可以考虑：为什么这个问题无解？只有当问题确定之后，才是正式进入论文写作的时候。问题是－－问题是，我们怎么“发现”问题？怎么才能“有”问题？所以，在确定问题之前，其实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要找到你感兴趣而且也有意思而且写起来比较顺当的问题，不是很容易的。要看很多书，想很多事…… 鼹鼠其实并没有离这条道路有多远，只是可能不太自觉，没有抓紧时间，关键是没有形成一个合适的问题罢了。 1、论文在准备过程之中要保持始终吗？用不着。有个同学也在为论文发愁，他发现按照他的思路这个论文是非常非常难的，但由于已经花了那么多的时间，不愿意重新开始了。我对他说，如果你现在不回头，那么越下功夫就越麻烦，南辕北辙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发现有困难而且是自己解决不了的时候，赶快收手，还来得急。 2、如何制定写作计划？用不着太细，但时间表是要有的。本来有4、5个月的时间，最后却是3天之中草草完成，其结果可想而知。 3、哲学论文是怎样的东东？这问题比较复杂。因为哲学论文可以有许多不同的类型。就哲学史方面的论文而言：一篇哲学论文可以是叙述和分析哲学家思想的，一般说来初学者或者刚开始写论文的时候，这样写作的居多。实际上，这是基本功。能够把哲学家的思想说清楚而且有自己的分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你对这位哲学家的思想非常熟悉，而且对哲学史有相当的了解，这样才能把哲学家的思想放在历史和现实上去分析。这类论文写不好就是流水帐，要想写好，需要有“问题”。在哲学家的思想学说中找到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或者有意思的学说。一篇哲学论文也可以主要是分析哲学家思想的意义的，前一种类型是“史”，这一种类型是“论”。这种类型的论文比上一种难，因为需要有自己的思想，而往往我们没有太多自己的思想，或者不能说出来很多自己的思想。所以，最好写成“史论结合”式的论文。问题、内容、意义、局限、分析……比较好写，也比较容易写好。再说，哲学论文也可以是写一个人的，也可以是写一个学派的，也可以是分析一个一般的哲学问题的，也可以是梳理一个哲学概念的…… 我的经验，论文要有统一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而展开论述，论文要有起、承、转、合，换言之，章节之间段落之间，要有过渡。这样论文才是一个整体

写哲学论文需要注意的方法：找问题，解问题1. 找问题：与他人或文本对话。学习目标：分析论证。找问题（包括找问题之问题）。2. 解问题（包括取消不是问题的问题）：学习目标：解问题、解问题之技术资源及其使用（图书馆、电子资料库、internet使用）3. 找问题，解问题之实际演练：口头报告、小书面报告、论文提案、较大一点的论文。学习目标：论说与批评。一般的学期论文的写法。论文提案的写法。看看能否帮助你！下面网址是部分哲学论文！哲学论文范文：西方哲学史上迄黑格尔为止前的理性主义称为古典理性主义。西方古典理性主义在近代和现代遭遇到了非理性主义思潮的严重挑战，以致濒临几乎沦落的命运。虽然在非理性主义思潮肆虐泛滥的狂涛驶过以后，理性主义又在极度萎缩中慢慢复兴，但正在复兴中的当代西方理性主义的样态和涵蕴，已经大大异趣于它的古典形态。理性主义从它的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超渡有其必然的历史因缘，弄清西方古典理性主义的历史流变，无疑对理解当代西方理性主义的生成和发展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一、西方古典理性主义的源头——希腊理性哲学在本质上是理性的事业。当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哲人泰勒士宣布“水是万物的始基”时，泰勒士就在运用他的理性，“水是万物的始基”这个判断无疑地是一个理性判断。因为在这个判断中不仅包涵一个抽象的能够作为哲学范畴的概念——“始基”，而且潜涵着一种认识论基础和秩序：世界上存在着无数的物体、事物，这些物体和事物的总和构成一个整体世界，这个整体世界是无限多样的统一，它统一的基础是水，水是构成一切事物的原因与产生一切事物的本源。“水是万物的始基”是泰勒士千百次观察分析个别的具体事物，并对感觉经验进行了一系列抽象概括的结果。因此这一判断集中表现了人类思维的统一性、超越性，揭示了事物的普遍性、齐一性。而这也正是人类理性思维的基本特征、哲学的基本特征，正如黑格尔说：“什么地方普遍者被认作无所不包的存在或什么地方存在者在普遍的方式下被把或思想出现时，则哲学便从那里开始。”（《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93页）可以说“水是万物的始基”这一判断扬起了希腊理性的第一面旗帜，从此以后相信理性可以洞见和把握世界的本源就成为古希腊早期哲学的纯朴信念，哲学抛弃了希腊远古关于天地生成的非理性的信仰和梦幻似的传说，沿着追踪世界本源的理性之路向前发展。 但是，无论是在泰勒士，还是在泰勒士所属的伊奥尼亚学派诸先哲那里，他们对万物始基的探索却仍然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徘徊，在他们理性的思辨中仍然回荡着感性的余响，黑格尔说：“思辨的水是按照精神方式建立起来的，不是作为感觉的实在性而揭示出来的。于是就发生了水究竟是感觉的普遍性还是概念的普遍性的争执”（《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184页）。这就是说，一方面作为哲学范畴，揭示世界本源性的“始基”——水，应当具有脱离感性的个别事物的普遍性、思辨性，亦即在高度抽象的思维层次上对世界整体的把握，但泰勒士的水“不管怎样仍具有其确定性或形式”，没有完全摆脱感性的个别，“在我们的心目中仍浮现着水的观念”（《同上》第185页）。于是出现了“水是普遍（无形式的）概念和它的存在的矛盾。”（《同上》第184页）这一矛盾一直是困惑希腊早期哲学的主题，其间爱菲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虽然以他“深奥的思辨”发现了支配事物的“逻各斯”这一理性的规律，但他那“火是事物的始基”的本源论哲思仍然拖着一根光明的感性尾巴。与此相反，在南意大利的毕达哥达拉斯学派，“他们不从感觉对象中引导出始基”，“他们所提出的始基和原因，是用来引导他们达到一种更高级的实在的”（《古希膜罗马哲学》第39页），他们认为数是万物的始基。这样，毕达哥拉斯学派在古腊哲学史上就开创了一种不是从感觉经验上升到普遍的理性概括，而是从某种抽象的概念下降到感性事物思想道路。毕达哥拉斯学派还研究了关于事物对立面的学说，他们认为对立面是事物本身固有的，它们共有十条，最重要的是有限和无限的对立。实质上“有限”与“无限”的对立又是西方哲学史上“理性”和“非理性”对立最初表述。因为按照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学说，世界决不是某种无限的不可知的混沌，世界是可知的，它有某种固有的“秩序”、“结构”，而这种秩序和结构又服从数学的规律，也就是说“一切其它事物就其整个本性说都是以数目为范型的”，（《古希腊罗马哲学》第37页）数学在古希腊以及近代欧洲都被认为是表现人类理性功能的最典型的科学。毕达哥拉斯学派在比较深入地研究数学的基础上还广泛地研究了天文学、声学和医学，并力图用这些科学成果来解释世界，因此我们可以把毕达哥拉斯学派称为古希腊第一个理性主义学派，而“理性”一词在它的原初意义上就是一种科学精神，理性主义就是主张用科学来理解和解释自然的哲学道路。毕达哥拉斯学派在古希腊早期自然哲学的壁垒中开辟了一条由抽象原则说明感性经验的理性主义道路，但理性主义的精神在毕达哥拉斯学派那里发展的程度仍然是很有限度的，因为他们关于数量的抽象也还没有完全剥离诸如“卵石数”那些可以触摸的感性质。只有发展到爱利亚学派时，希腊理性才找寻到她的“纯粹思维”的圣地，造成了与感性经验的对立，关于这一点列宁在研究古希腊哲学时曾经指出：“什么是辨证法？”“‘我们在这里’（在埃利亚学派中）发现了辩证法的开端；同时还发现了思维与现象或感性存在之间的对立。”（《哲学笔记》第276页）爱利亚学派的祖师巴门德尼把哲学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意见的哲学，一类是关于真理的哲学。关于意见的哲学就是在感性事物中去寻找万物本源的认识道路，巴门尼德认为这条道路给人们提供的知识是不确定的、不真实的。所以他劝告人们要离开这条道路：“要使你的思想远离这种研究途径，不要遵循这条习惯的道路，轰鸣的耳朵以及舌头为准绳，而是要用你的理智来解决纷争的辩论。”（《古希腊罗马哲学》，第50－51页）而关于真理的哲学就是运用理智思索“存在”的理性哲学，这种哲学给人提供的知识是确定的、真实的，因而是存在的，而“非存在物的存在则不可能”（《同上书》第51页）。爱利亚学派可以说是古希腊早期比较彻底的理性主义学派，它们的重大特征是追求知识的理性确定性，反对感性事物的个别性、不确定性。但是应当指出，“理性”一词在原子论哲学先驱阿拉克萨戈拉那里是作为事物运动变化的原因使用的。按照阿拉克萨戈拉（种子论）的观点：理性（奴斯Nous,即心灵）是一种更精细的种子，由于它的作用，造成种子的旋涡运动，使一些种子结合，另一些种子分离，最后形成世界万物的运动变化。“理性”在阿拉克萨戈拉的哲学中是作为运动原理使用的，而“不是从外面安排世界的精神实体。”（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343页）这种原理被德谟克利继承并改造构建成了原子在虚空中运动的原子论哲学。在原子论哲学中，“理性”采取了与感性对话的形式，触及到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德漠克利特认为昧的认识（即感性认识）只能认识事物的现象，只有真理性认识（即理性认识）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从而确定了理性在认识论上的地位。继爱利亚学派之后，以普罗塔哥拉为首的智者哲学又在希腊大地崛起，智者哲学与爱利亚学派的理性主义正相反对，他们把感觉经验的可靠性绝对化，到处散布相对主义的哲学观念。他们打着“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感觉主义旗帜，严重地动摇着各种知识的确定性，认为一切知识都以主观的感觉为转移，正象“风对于感觉冷的人是冷的，对于感觉不冷的人是不冷的”一样。与智者哲学相对立的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站在智者的起点上，但却沿着与智者完全相反的道路，力求从思维的角度把握人，主张到“心灵世界”中去探求真理。在他与人讨论“什么是美德”时，苏格拉底引导人们脱离智者所铺设的感觉主义的相对论路轨，坚持理性的指引，追求知识的确定性，他认为“对于美德”，“不论它们有多少种，而且如何不同，它们都有一种使它们成为美德的共同本性。”（《古希腊罗马哲学》，第153页）这就是概念的确定性。苏格拉底所揭开的哲学篇章，在柏拉图那里得到了纵深发展，柏拉图在苏格拉底概念论的基地上，构筑了理念的哲学大厦。柏拉图的理念论完成了对智者哲学的批判，重新确立了思想在发挥哲学功能上的权威，正如黑格尔所说：“柏拉图的学说之伟大，就在于认为内容只能为思想所填满，因为思想是有普遍性的，普遍的东西（即共相）只能为思想所产生，或为思想所把握，它只有通过思维的活动才能得到存在。柏拉图把这种有普遍性内容规定为理念。”（《哲学汉讲演录》第二卷，第195页）为了把握理念、结构理念，柏拉图制定了他的“辩证法”，柏拉图的辩证法当然“不是把观念型混乱的那种智者派的辩证法，而是在纯概念中运动的辩证法，是逻辑理念的运动。”（《同上》，第199页）甚至柏拉图的“灵魂不死”也是旨在确认思维的内在本性，高扬理性的权威：他认为理性是灵魂中的最高部份，逻辑力量是灵魂的最高属性。人的认识只不过是人的肉体降生尘世后灵魂对理念世界的回忆。感性经验虽然能够刺激引起这种回忆，但感性经验又是人的认识的严重障阻，只有清除了感觉的杂念人才能达到对真理的认识。柏拉图哲学不仅系统地阐述了理性主义的本体论而且也系统地阐述了理性主义认识论，在柏拉图哲学体系中真、善、美与理性天然合壁成为光照上千年的西方哲学的理性之源。但是柏拉图哲学并没有完成古希腊哲学理性主义的科学建构，困难在于理念与具体事物的关系。这种关系始终是困惑柏拉图哲学的难题，尽管柏拉图艰苦求索，但毕竟未能步入真理的堂奥。亚里多德哲学是古希腊理性主义发展的顶峰，因为这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古希腊哲学史上建构了一个宏伟的思辩哲学体系，它“思辨地考察一切，把一切转变为思想”。亚里斯多德哲学体系的重大特征是处处关心确定的概念，把理性主义对事物确定性的追寻提高到哲学本体论的高度于以思辨的把握，把精神和自然的个别方面的本质，以一种简单的方式，高度概括成一系列理性原理。亚里斯多德以他开阔的哲学视野注意到宇宙中的全部事物和现象，然后把它焦结在“存在是什么”这个聚光点上，研究“存在之所以为存在”的理性本体。亚里斯多德的本体论哲学牢笼万象，集古希腊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大成，然而在本质上它却是理性主义的，这正如黑格尔所说：“人们可以说，亚里斯多德是一个完全的经验主义者，并且是一个有思想的经验主义者。”“但是他的经验是全面的，就是说，他没有漏掉任何细节，他不是抓住一个规定，然后又抓住另外一个规定，而把把它们同时把握在一起……经验的东西，在它的综合里面被把握时，就是思辨的概念。”（《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第308页）而“亚里斯多德只谈理性而不是理性的一个特殊的性质。”（《同上书》，第301页）可以这样说，古希腊的理性主义在亚里斯多德的“主动理性”中臻于极至，在此以后古希腊理性就日渐衰颓，虽然其间也有伊壁鸠鲁和斯多亚学派延续着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对立，然而那也只是微淡的落霞了。二、理性的异变和复归——中世纪的理性神学与启蒙时代的理性亚里斯多德哲学把希腊理性发展到了顶峰，在他的哲学中人类的理性与世界的本质到达了形而上学划一整合的相通，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理性主义使真、善、美融合为一，理性不仅肩负着解释宇宙的意义，也负载着解释人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意义。虽然古希腊的理性主义极力用科学来解释世界，但在古代科学发展水平还不足以解释心灵的构造、不足以解释灵魂（即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一句话：型不清理性的真正本质和奥秘所在。随着古代社会的衰落、奴隶制日益腐朽、社会激剧动荡的现实使人们对同一个世界和同一的社会现实产生了不同的基本根本相反的看法，许多人对传统哲学发生了怀疑，对理性的作用和功能产生了动摇，于是在古希腊的晚期和罗马时代各种主义哲学、神秘主义哲学应运而生。这些怀疑主义和神秘主义与在罗马帝国晚期崛起的宗教意识合流，造成了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希腊性的异变。宗教哲学家利用和歪曲亚里多斯德哲学论证神的存在、上帝的存在。人类的理性被上帝褫夺异成了上帝的理性，上帝成了真善美的化身和宇宙的本体，正如圣·奥古斯丁所说：“至高、至美、至能；无所不能；至仁、至义、至隐，无往而不在；至美、至坚、至定，无所执持，不变化而变化一切，无新无故而更新一切。”（《忏悔录》卷1? ?节）随着上帝的理性化，“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它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51页）理性神学把哲学变成了它的婢女，哲学成了经院哲学，成了为宗教神学服务的工具。而人，由于被褫夺了理性，成了仅仅拥有感性原欲的动物被放在理性神学的祭坛上煎烤。“purgotorio”（在但丁《神曲》里译作‘净界’）是指人死后的涤罪之所。中世纪时代，所有的人死后都要在这里清洗，然后才能升入天堂。上帝挥着理性鞭子，抽打痛苦呻吟的人。著名学者房龙把中世纪称为“一座包罗万象的精神和智力的监狱”，马克思则称它为“精神动物的王国”。因为理性的异变在一方面使上帝拥有了全部理性，而人只配受非理性——“信仰”所支配。不管怎样荒谬的东西只要是上帝的旨意，人就不得不信仰，“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信仰”这是中世纪宗教哲学的格言。虽然在经院哲学内部也有唯名论和实在论的争论，从某种角度反射出人类理性之光，但作为意识形态的总体，它们仍然皈依宗教神学，是理性神学的分流。理性的异变造成了理性和信仰的二元分。但这种二元分裂绝不是永恒的命数，因为既然上帝的理性本来就是人的理性的产物，那么上帝的理性在本质上也不会高出人的理性。理性和信仰的分裂在人的思想情感中产生了巨大的痛苦（因为真正信仰，坚定的信念必定立足于科学的理性之上），痛苦的折磨会促使本来具有理性的人深刻思索：世界究竟有没有上帝？上帝的理性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它是否是万能的？既然上帝是至善的，它就不会造出有罪的人类；既然上帝是全能的，它也就会消灭人间的罪恶……一连串的思考和探寻必然会萌动人类理性的复苏，人类的理性决不会无条件向上帝永远臣服，克服理性的异变，重新树立人类理性权威，这里历史的和逻辑的必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十四、五世纪开始在封建社会内部生长和发展起来。反映在意识形态上，人类理性必然向宗教信仰宣战，人类必然要从上帝那里夺回来属于自己的理性。十六世纪初，德国爆发了以马丁·路德为首的宗教改革运动，严重的打击和动摇了作为封建势力基础的天主教统治。这次宗教改革的实质是人类理性对信仰的公开反叛。路德将圣经从拉丁文译成德文，并主张教徒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释圣经。这样就使普通人的理性获得了解释圣经的权利、反对盲目的信仰，使理性成为一切宗教论争的最高裁夺者。恩格斯对路德宗教改革的评价很高，称为欧洲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第一次决战。与路德宗教改革相呼应的是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在自然科学中引起的革命，哥白尼革命的本质仍然是理性对信仰的反击，因为在中世纪长期统治人们思想的是“亚里斯多德——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这种学说显然没有经过科学论证，支持它的是人们的经验习惯和非理性的信仰，宗教哲学利用它为神学作论证。哥白尼的学说是对神学宇宙观的大胆挑战，是人类理性呼唤科学精神的呐喊。继哥白尼之后，伽利略进一步把观察、实验、假设、归纳、演绎等综合为系统的实验科学方法，为人类理性对信仰的反击构筑了强有力的科学阵地。如果说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揭开了理性向信仰反击的序幕，那么由意大利人文主义运动开始到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则把这幕理性反击信仰的斗争推到了高潮。如果说在人文主义者那里信仰开始败退，但毕竟还有它的阵地（因为许多人文主义者都主张“天启真理”和“理性真理”平分秋色），那么到了十八世纪启蒙学者那里信仰就遭到惨败。以狄德罗为首的一群“战半的无神论”者摧毁了信仰的最后一批阵地，使理性获得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进军。德国著名哲学家卡西勒在《启蒙哲学》一书中说：“当十八世纪想用一词来表述这种力量的特征时就之为“理性”。“理性”成了十八世纪的汇聚点和中心，它表达了该世纪所追求并为奋斗的一切，表达了该世纪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启蒙哲学》第3－4页）。在这个世纪中，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面前为自己存在辩护或者放弃自己存在的权利，我们把这个时代的理性称为启蒙时代的理性。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理性的重大特征首先是把矛头指向盲目信仰和崇拜权威的蒙昧的主义，提倡科学，大胆思索，鼓励人们对宗教经典和神学教条大胆怀疑。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微末斯说，人有“一个充满了智慧、精明、知识和理性的心灵，它足智多谋，单靠自己便创造出了许多不起的东西。”法国启蒙学者孟德斯鸠认为，我们的心灵生来就是为了进行思索，即为了理解事物的。但人类理性在长时期被宗教信仰剥夺了它的合法权利，现在根据启蒙学者的观点，既然理性是人类心灵的自然性质、必然性，因此人性有权恢复这种自然能力。法国人文主义者蒙台涅则以怀疑论为武器，号召人们大胆思索，反对一切教会权威，从宗教神学那里夺回人类的理性。其次，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者还论证了理性的基础、功能和作用，认为客观世界是理性认识的对象，而不是信仰的对象，科学是发挥理性作用的工具和方法，科学对自然本质的认识和规律的发现会使人们在理性上获得真理，行动上获得自由。因此，启蒙思想家们企图在一切领域贯彻科学精神和方法，锻造人们支配自然的武器。第三，从道德伦理方面启蒙思想家肯定个人的存在和价值，反对宗教神学把人当做只有原罪的宗教奴婢，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我是人，凡是人的一切特性我都具有”。因此，启蒙思想家所主张的理性在本质上又是一种人本主义思想，这种人本主义思想在伦理上反对宗教道德，在现实生活中反对禁欲主义。但是，启蒙思想家的理性主义又不可避免打上他们那个时代特有的历史局限性，这就是第一，他们把反映自身生活时代理性绝对化，鼓吹一种超时代、超民族、超文化的抽象理性，把在历史中发展变化着的理性僵化；第二，启蒙思想家宏扬人的理性是为了反对神恩和天启；但为了抗衡宗教的禁欲主义又要伸张人的感性，抬高人的原欲。这样，在理性的感性之间必然造成一种冲突，这种冲突孕育着、产生着理性自身的内在分裂。三、理性的内部分裂——经验理性与天赋理性与启蒙理性形成的同时，理性在哲学世界观上又萌生和发展着一种内部分裂，这就是经验理性与天赋理性的对立。经验理性是由经验论哲学揭橥的一种理性思潮，这种理性的生成和发展是与经验论哲学共命运的。而经验哲学又是西方古典理性主义的一支劲旅，它是西方古典理性又必然在经验的基础上发生。西方古典理性主义从柏拉图、亚里多德到中世纪的神学都着重于人类认识过程中理性成分，因为那时哲学研究的重点构筑本体论的哲学大厦，哲学研究偏重于分析、抽象的逻辑思辨，对人类认识中的经验成分的探索虽然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有所侧重，但从总体上来说相对地显得薄弱。随着生产力和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西方古典理性主义对理性的来源和基础的研究倾注了更多的关注，开辟了认识研究的新方向。于是随着关于认识的来源、范围和客观有效性等方面的深入研究形成了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和体系，这就是经验论和唯理论。经验论主要产生于英国，这不仅因为英国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发样地，而且在哲学上它又有唯名论的历史传统。英国经验论在本质上是一种经验理性，这就是说它企图用经验来界定理性的范围，把理性的涵蕴封闭在经验的范围之内，洛克有一句名言：“凡是在理智中的，无一不是经验中”。洛克的这句话是经验主义的旗帜和口号。经验主义理性观在大卫·休谟那里发展到了顶峰。休漠以理性思维的轴心观念——因果观为突破口，否证原因观念源于理性演绎，从而全面地向唯理论发动攻击，证明因果性只是人们的一种习惯性联想，它的本质是人的心灵对前后相继事物的经验的习知。有的研究者认为经验是根本反对理性的思维的功能的，这并非是经验论的真正本质。事实上，英国经验论者也在大力张扬理性的能力。经验论的创始人培根就认定哲学的本质是一种理性的劳作。它研究的是由感觉印象而来的抽象观念。但是培根更强调感觉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认为人的理性对感觉经验的整理只是一种人人具有的从感觉经验中的知解能力；甚至休谟也不完全否定理性的作用，只是否府理性的作用于高于感性，他的名言“理性是激情的奴隶”集中涵括了经验主义理性观的要义。英国经验论从培根、霍布斯经洛克、贝克莱到休谟的历史发展，深入地论证了感觉经验在人类认识中的作用，从一个方面大大拓展了西方古典理性主义的内涵。但是由于经验论固守经验的壁障，无法解决人类认识的普遍必然性、科学有效性和逻辑确定性的问题，经验理性论又必然是一种片面的理性论。经验理性论所遗留的理论空间由大陆唯理所填补。大陆唯理理论由笛卡尔揭开序幕，中经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莱布尼慈等人，形成一种相对完整的系统，也曾经有一种哲学史观点认为大陆唯理论是完全否定经验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的，这同样乖离了大陆唯理论的理论实质。事实上，大陆唯理也承认经验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笛卡尔在论述观念的来源地指出有一种观念来自经验世界，斯宾莎则认为“真观念”必定与外物相符。莱布屁兹走得更远，他指出理性观念只有在感性经验的刺激下才能产生。问题的症结在于唯理论者认为感觉经验所提供的知识是个别的、只具有或然性，感觉经验无法提供普遍必然知识，无法确保知识的逻辑确定性，因此感性知识不能称为科学知识。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和逻辑确定性不能在感性中寻求，只能在理性中寻求，笛卡尔提出“普遍”的原则，发现“我思故我在”的第一原理其旨意也无非是说明必须以“理性”作为判断真伪的唯一尺度，只有理性才能提供科学知识的逻辑确定性、普遍必然性、科学有效性。因为理性的功能是发现统一性，只有把人类的所有知识放在理性的尺度上重新校正才能形成真理的体系。但是理性如何保证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和逻辑确定性呢？唯理论者认为理性这种能力不能来自感觉经验，而只能是一种天赋能力。笛卡尔认为理性的这种天赋能力在观念系统中产生一种“天赋观念”，这是一种最重要的观念。斯宾诺莎则认为理性的天赋能力自然获得与外部对象必然相结合的“真观念”；莱布尼兹则认为“天赋观念”早就潜藏于人的理性之中。所以我们可以把唯理论者所揭橥的与经验理理相对立的“理性”称为天赋理性。“天赋理性论”着重考察人类认识过程中的逻辑成分，从另一个面揭示了人类认识的本质特征。但是“天赋理性”论由于轻视感觉经验的作用，无法确保知识的客观有效性和拓展知识的新领域，它同样是一种片面的理性观。无论是经验理性论，还是天赋理性论都同样重视方法论，把它们各自带有片面性。经验理性论着重归纳法，主张认识必须从感性经验上升到普遍原则；而天赋理性论则重视演绎法主张认识必须从普遍原则出发下降到经验世界。经验理性论和天赋理性论在近代欧洲哲学史上，长期争斗角逐，但由于其自身固有的片面性，在历史上必然走到绝境。四、批判理性——康德的理性观西方古典理性主义内部经验理性论和天赋理性论的对垒，到了十八世纪末，双方都濒临绝境，无法再在自身的轨道上继续发展。哲学运演的内在逻辑必然要求会合经验理性和天赋理性的历史分流，寻求逃脱困境的出路。康德哲学这时应运而生。康德高举批判理性的大旗把经验理性和天赋理性融合在自己的哲学体系中，全面探索科学及形而上学能够成立的条件，他说“哲学的对象，乃是寻求理性用来获得关于事物的真正知识的种种原理。”（《康德哲学原著选读》第257页）他认为一切科学知识必定从经验开始，但不能从经验中发生，形成科学知识还有赖于人类思维主体的先天条件，这就是构成一切知识的先天形式。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分“先验感性论”、“先验分析论”和“先验辩证论”三部分全面细致地探索了人类认识的先天形式，在西方古典理性主义面临的绝境中发动了一场哥白尼式的哲学革命，喊出了“人为自然立法”的口号，进一步弘扬了人类理性的伟大功能。但是，康德哲学又是一个矛盾体，他的批判理性论在考察、研究，分析人类认识能力的过程中，一方面综合了经验理性论和天赋理性关于人类认识探索的优秀成果，在人类认识史上建构了一座以理性为中心的主体论认识大厦。但另一方面又在这种分析、批判中发现了人类理性能力的限度，动摇了人类理性的权威，为信仰留出了地盘。康德认为人的认识是由感性进到知性，再由知性进到理性的过程，感性和知性只能解决现象问题，至于在现象之后的本体则是理性认识的对象，因为理性的本性就是超越现象去探索更深的条件和根本，把握世界的绝对总体。但是理性自身是否具有这

对英雄的哲学研究论文

论英雄材料：一， 何人是英雄？ 谈到英雄，凡是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会马上想起曹操与刘备煮梅论英雄的故事。当年刘备臣属曹操。一日，曹操邀刘备赴宴，席间评论起天下英雄。刘备举出当世握有重兵，雄居一方的各位诸侯，称他们为英雄。但是都被曹操嗤之以鼻。曹操举出这些人各自的弱点，认为他们都不是真正的英雄，当世的英雄只有曹操本人，和面前的这位出身布衣，目前还寄人篱下的刘备。刘备一听大惊失色，酒杯落于地。这时天上正响一巨雷，刘备趁机掩饰说，因惧雷而落杯。曹操听了便轻视了刘备，后来终于让刘备寻机脱身，后来三分天下。 这曹操的眼光确实利害。天下众多有权有势的豪杰在他眼里不屑一顾。但偏偏看出这位刘备将来的成就无可限量。而且竟被他说中。他与刘备论英雄，就是为了验证自己的看法。刘备被捧为英雄，不但未喜，反而大惊落杯。因为他知道曹操妒才，必然会除掉他，才故意示弱。曹操还是被蒙过去，是曹操的疏忽呢？还是刘备命不该绝？ 以这个故事开头，因为它带出了本文的主题：就是什么样的人是英雄？在对英雄们研究过以后，希望能够发现出规律：如何才能成为英雄。 古人说，美女爱英雄。其实，哪个不崇拜英雄？哪个不敬仰英雄？哪个不希望自己就是英雄。但是，什么样的人才算是英雄呢？ 自古以来，对英雄的定义没有统一说法。而时代变了，古人说的英雄同今天人说的英雄又有很多区别。比如，在今天的社会里，一个士兵炸毁了敌人几辆坦克，马上就成了英雄。一个清洁工扫地几十年，突然哪一天做了什么好事被发现，也成了英雄。在现代社会里，英雄的概念比较广阔。在这里，要讨论的是从历史的角度谈古代那种英雄的概念。 本文要讨论的英雄是指曹操谈的那种有远大抱负的豪杰之士，“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那些能够一呼百应、叱吒风云、万民敬仰、天下归心、文能定国、武能安邦，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发挥英雄本色，建功立业的人才可以称为英雄。 二，何时出英雄？ 既然要安邦定国，那么就要有邦让英雄来安，有国让英雄来定。如果是一个太平盛世，英雄也会磨去锐气。马卸鞍，刀入库，边疆烽烟不起，处处莺歌燕舞。和平会腐朽人的志气。所以，中国有句名言，叫“乱世出英雄”。也就是说，在乱世里才会出现英雄。 这是因为，在乱世里，或者因外力入侵，或者因中央政府的控制能力减弱，各地诸侯于是雄踞一方，而且互相之间争抢地盘，变成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局面。在乱世里，各级政府对土匪的征剿也无力进行，于是一些土匪豪强也纷纷召兵买马，拉山头，攻城掠地。这些人中也有发达而成群雄之一的。 在乱世中，百姓饱受战争的蹂躏，颠沛流离，背乡离井，因此希望伟人出世，能够平定天下，让百姓安居乐业。这样的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的人就是受民众崇拜敬仰的英雄。所以，乱世之中才更有机会出现英雄。 三， 盛世无英雄 如此一来，岂不是说大家都来盼望乱世，好有机会一试身手，显出英雄本色吗？非也。和平盛世虽然会腐蚀人，但总比乱世好。所以，为国为民着想，不能希望乱世，更不能去破坏和平，制造动乱。为满足自己成名的欲望，而妖言乱世，蛊惑民众者，乃是人民的公敌。所以，想成为英雄的人不可因急功近利而误入歧途。要知道，定力也是检验英雄的一个标准。 这里就又要用到中国的一句古话了，叫“英雄待时而动”。在盛世之中，英雄就必须遏制自己的成名欲望。他们应该一方面增加自己的实力，以备未来之需；另一方面要热爱和享受生活的乐趣；如果没有机会施展身手，正应该为天下太平而庆贺。不能为一己之私而害天下。 所以，时机不对，就不要出头。没有机会，就不要盲动。保持实力，待时而动是英雄们必须学会的一门功夫。古人曾以龙来喻英雄：“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京戏中曾经有过这样一段唱词：“有朝一日风雷动，平步青云上九重。”这就是英雄待时时的心态。

写作思路：确立中心，围绕选材，确定重点，安排详略，选材时要注意紧紧围绕文章的中心思想，选择真实可信、新鲜有趣的材料，以使文章中心思想鲜明、深刻地表现出来，具体如下：

今年的4月30日，四川凉山森林发生大火，火势迅猛，热浪滔天。当地的消防员战士义无反顾的走进了火场，与炙热的火舌英勇搏斗。30余名消防战士壮烈牺牲。但他们仍勇敢发声：“我们为的是守护好国家的一草一木，面对重大火情，我们必须向前！”这样的精神感动了广大民众。

当天，人们纷纷寄去自己的关心与祝福。其中，一份特殊的礼物在网络上“火了”那是100个小蛋糕，盒子上还印有卡通消防员的图案，上面还带了一张令人哭笑不得的纸条：“快递小哥，请一定要认真送达，如果他们不收，放下就跑。”可就是这样一张纸条，让面对大火不退缩的战士们红了眼眶。

当我看到这些新闻时，一种异样的感觉油然而生，我知道面对这些无私的人，只能用一个词形容——英雄。

自那之后，我明白了英雄的定义：心怀天下，舍己为人，赤子之心，一腔热血，不忘初心。假如时间给我一次机会能与这些英雄对话，我只想说：“谢谢你们，请一定要活着回来！”

英雄,就在我们身边何谓英雄?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英雄者,有凌云之壮志,气吞山河之势,腹纳九州之量,包藏四海之胸襟!肩扛正义,救黎民于水火,解百姓于倒悬!英雄者,拥有藐视一切之能力,傲视群雄之气势,世人对其不但敬畏,而且难以捉摸.古今中外,可称之为英雄者,寥寥可数.随着时光的年轮划过一圈又一圈,那个战火蔓延硝烟弥漫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我们跨步走进了新时期.有人说,这是一个缺少英雄的时代,没有战争,没有；还有人说,这是一个很少需要牺牲的时代,奉献是英雄和模范们的事情,不是普通人所能做到的.其实这是对英雄的误解.奉献是一种高尚的情操,也是一种平凡的精神；奉献既包含着崇高的境界,也蕴含着不同的层次.哪个时代都有见义勇为、舍身救人；哪个时代都需要乐于奉献,勇于牺牲的英雄.鲁迅曾经说过,真的英雄,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个时代远去了冲锋陷阵的机会,抛去了闹革命促生产的蛮劲儿,不见了革命小将的造反有理举动,能有的仅仅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慵懒生活.习惯了安逸与漠然,如何在内心里激起那种一呼即应的使命感,如何在简单的生活里保持高尚的操守却成了一件难事儿.10月24日,为救两名落水少年,湖北长江大学10多名大学生手拉手搭成人梯扑进江中营救,两名少年获救,而3名大学生不幸被江水吞没,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们都是19岁.他们的生命永远19岁,他们的青春永远19岁.且不必说他们是八零后,亦不必说他们是大学生.仅仅他们站出来的这个举动我们就该为他们鼓掌,呐喊.而他们不仅站了出来,还用生命向我们证明这代人,并不尽如世人眼中所谓垮掉的一代.我们也是有血有肉有感情有灵魂的人,我们的身上也留着英雄的血,英雄的精神.鲜活的生命已经化作尘埃,他们用生命做出的呐喊却久久回荡在我们耳边.唤起我们心中沉睡的真神.真爱大爱,不只是挂在嘴边,写在纸上的.浮躁与喧嚣可能会模糊我们对于梦想的坚持,挫折与磨难可能会阻挡我们迈向成功的彼岸,唯有道德的底线和灵魂的救赎不能放弃.英雄,从来就不只是活在历史和记忆里的.真正的英雄,就在我们身边,默默地为这个世界奉献他们微不足道却举足轻重的力量,让我们得以安生,倍受感动 相信大家,在心目中也有自己的英雄吧!但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是位乐于助人的英雄——雷锋! 我非常崇拜雷锋,他的所作所为让我依依记在心中,其中有一件事让我感受最深.记得有一次,1961年五月的一天,雷锋因公事到丹东出差,清早五点钟从连部出发,在去抚顺火车站的路上,看到有一位大嫂背着小孩,手还拉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去赶车.天淅淅沥沥地下着雨,他们母子三人都没有穿雨衣.那个小女孩因掉进泥坑里,弄了一身泥,一边走还一边哭.看到这种情况,雷锋立即想道：我军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群众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雷锋急忙上前去,脱下自己的雨衣,披在背小孩的大嫂身上,马上又背起那个小女孩,一同来到火车站.雷锋替她买好了票,又一同上了火车.在车上,雷锋看到那个小女孩,全身衣服没有一点干处,头发还在往下滴水,冻得她直打颤.雷锋自己一身衣服也湿了,他急忙解开外衣,摸摸贴身的那件绒衣还是干的,立即脱了下来,给那个小女孩穿上.听说他们母子三人早晨没吃饭就出来了,雷锋又把自己带的三个馒头送给了他们.上午九点钟,列车到了沈阳,雷锋领着小女孩,把他们母子三人一直送出车站. 雷锋精神对我的影响非常大,让我学会了要乐于帮助身边有需要的工作者,让我学会了要主动去帮助班里的差生,也让我学到了雷锋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 我心目中的英雄就是一位乐于助人的英雄——雷锋 我一直对英雄这个概念不是很清楚,英雄?毛泽东?董存瑞?黄继光?雷锋?……我知道他们做的事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的行为,做为一个中国人,我应该为他们感到自豪!骄傲!这是有的.我们给这些人的定义就是英雄.可是英雄又是什么概念呢?他非要做出顶天立地,拯救国家,拯救人民的事?要不然就不是英雄了!?我不觉得是这样.英雄,英雄,我认为是要从内心深处一种真正的感动.不是因为他们是家喻户晓,不是因为他们做的事顶天立地.毛主席那样的人是英雄,我不否认.可是,我们这些后代,对他们一点也不熟悉,一点也不了解.那又怎么能从内心深处真正的佩服他们呢? 再来,我们说偶像.像周杰伦,魏晨,韩庚等等.他们不只可以用来崇拜,也可以用来进步,但他们也可以说是英雄吗?我说可以!先说周杰伦.周杰伦从3岁被剥夺了玩的权利,在家里专心的弹钢琴,他的妈妈就在后面监督到他,不让他偷懒.周杰伦的家境不好,刚出道没人理睬他.如果不是吴宗宪,周杰伦现在可能还在自己的小房子里写歌,没人关注.所以说,有千里马必定要有伯乐,否则千里马永远派不上用处.周杰伦的成名之路是很坎坷的.他给刘德华,张惠妹写过歌.他们都拒绝了,然后周杰伦开始灰心丧气,吴宗宪这时就给周杰伦发了第一张专辑.之后周杰伦就一炮走红.周杰伦会写歌,会唱歌,会演电影,会拍电影,会导电影.这样的人才并不多见.周杰伦很优秀,尽管我不是他的粉丝,但还是对周杰伦佩服的不得 我心目中的英雄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英雄,有的是高大威猛,也有的是聪明机智,还有的有胆有识…….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英雄,有的是高大威猛,也有的是聪明机智,还有的有胆有识…….还有很多很多.但我心目中的英雄是一位不相识的老爷爷.看到这里读者们会说："老爷爷有啥敬佩的而且素不相识.”别急,听我慢慢跟你说. 那一次是我老妈带我去逛街.等逛完了快要回去的时候,突然听到一阵撕心裂肺的喊声："抓小偷啊!”这是一个青年男子飞奔而去,紧接着是一位中年妇女追那个青年男子.不用问,那个青年男子肯定偷的是那位中年妇女的钱包!群众们看此情景也都纷纷追那个青年男子,要把他抓到公安局,让警察来处置他.我也跟他们一样,去追那个青年男子. 但那个青年男子简直比刘翔还跑的快,不一会儿,跑的就远远的了,在一眨眼工夫,早把我们甩的远远的了!小偷似乎也洋洋得意,回头向我们示威.这使得我们非常恼火,决心一定要把他抓住! 就在小偷快要进小胡同时,一位老爷爷恰好从胡同刚出来,但看见这次情景,他也明白了,也要把这个偷钱的男子抓住.于是,他用身体挡住了他的去路.但小偷根本不理会,一下子朝老爷爷的肚子来了一拳.差点把老爷爷打倒在地.但老爷爷用手搂住了他的腰,始终不撒手.小偷却更加猖狂,居然用手臂打老爷爷的腰.看见这次情景,我恨不得立马跑到他的面前,打他几拳.让他也知道知道厉害!但离的这么远,唉,我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看老爷爷挨打了. 但事实好像也不是那样,老爷爷也开始反攻了,我有点不相信,年过六旬的老人居然还能和小偷搏斗,这太出乎人的意料了.我在心里为老爷爷加油!小偷看见老爷爷始终不撒手,可居然用脚踹老爷爷,但老爷爷抱住她的腿,把他撂倒在地.这是群众们也纷纷都赶了过来,一起把小偷送到警察局!中年妇女看见钱包追了回来,想酬报刚才的老爷爷,但一转眼,老爷爷早已消失在人群中,中年妇女感动的都快哭了出来. 同学们,这样的人算是英雄吧!来,张开你们的双手,为老爷爷鼓掌吧! 我心目中的新时代英雄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军官,但是,她却为了一位轻生的女子,献出了自己年仅28岁的生命. 我心目中的新时代英雄 我心目中的新时代英雄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军官,但是,她却为了一位轻生的女子,献出了自己年仅28岁的生命.这个人就是孟祥斌. 孟祥斌是山东齐河人,今年28岁,1997年入伍.那天,本来是他最幸福的日子,妻子带着3岁的女儿,从娘家江西弋阳到金华去探亲.孟祥斌一家三口手牵着手,徜徉在金华婺江的城南桥上,尽情地享受着那难得的天伦之乐. “救命啊,有人跳江了!”听到江边传来的叫喊声,孟祥斌本能地松开了拉着妻女的手,侧身往桥下看.“救人要紧!”孟祥斌马上脱掉衣服鞋子,跳入江中. 当时,金华的气温是4-14℃,江风飕飕,江水冰冷.跳入江中的孟祥斌,寻找着跳江者.当孟祥斌找到跳江女子后,拉住她的衣服,奋力朝岸边拖.由于水太冷,离岸又太远,孟祥斌的体力消耗很大……七八分钟后,一艘救援摩托艇赶到,孟祥斌这时已经体力不支.当摩托艇靠近时,孟祥斌用尽全力气把跳江女子托出水面,摩托艇上的人们把女子拉了上去. “他沉下去了,快救他,他沉下去了!快!”桥上传来围观者的呼喊声.当摩托艇上的人员转身要去营救孟祥斌时,他已不见了…… 在桥上的妻子和3岁的小女儿泪流满面.3岁的小女儿看着悲恸的妈妈,大声哭叫：“爸爸呢?爸爸呢?我要爸爸!……”此时,援救孟祥斌的行动正在紧张进行.在女子跳江后,路过此地的青年小蔡便从婺江南岸边跳入江中前去救人,目睹了孟祥斌沉入水面的场景.他最早游到孟祥斌下沉的水域,在水中来回寻找搜索.可找了整整10多分钟,却依然不见孟祥斌的踪影.此时,许多市民不约而同地向110指挥中心求救……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救援队伍来来回回的在婺江上搜索,却始终找不到孟祥斌.孟祥斌部队的战友获悉后,也赶到了婺江边,加入了搜索队伍. 3时38分,两个多小时后,救援队在城南桥第二、三个桥墩间,终于发现了孟祥斌.几分钟后,孟祥斌被送到了金华市中医院.院方迅速组织专家组进行了抢救.可由于孟祥斌落水时间太长,抢救无效,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孟祥斌叔叔是为了保卫人民的生命安全而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的,他的精神值得我们去学习,他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全,始终把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是这个时代的英雄. 婺江水在冷也挡不住孟祥斌叔叔那颗炽热的心,我要学习孟祥斌叔叔的精神,孟祥斌叔叔虽然已经牺牲了,但他却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您是新时代的英雄!读完《雷锋的故事》后,我深有感触.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生平做了多少件好事!他的英雄事迹家喻户晓、老幼皆知,他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青年健康成长!他不愧为时代的楷模、人民的英雄.雷锋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不到7岁就成了孤儿.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培养下,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雷锋深知：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了他幸福的生活,送他上学,培养他成长.因此,他怀着对共产党的无限深情,党指向哪里他就战斗到哪里.他是劳动人民的好儿子,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他为人民做的好事数不胜数.虽然没有惊天动地,但也可歌可泣.在雷锋身上,有着勤俭节约的精神,有着助人为乐的品质.他的故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雷锋说过：“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雷锋不仅口上这么说,而且也做到了：他生病了,可他坚持帮助施工队盖教学楼,他说：“我们都是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我和大家一样,只要尽了自己的一点义务,也算是有一份光发一份光吧!”；雷锋平时舍不得喝一杯汽水,却在某地遭遇百年不遇的洪水时,将平时积攒的200元全部捐献出来……雷锋喜欢看书,不管多忙,他每天都要挤出一点时间看书,他说过：“有些人说工作忙,没时间学习.我认为学习的时间是有的,问题在于我们善不善于挤,愿不愿意钻.一块好好的木版,上面一个眼也没有,但钉子为什么能钉进去呢?这就是靠压力硬挤进去的.由此看来,钉子有两个长处：一个是挤劲,一个是钻劲.我们在学习上也要提倡这种‘钉子’精神,善于挤和钻.”雷锋的一生,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他以“钉子”精神,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具备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私、忘我的奉献精神.我应该好好学习、刻苦钻研,发扬雷锋的“钉子”精神,长大后为人民做贡献,为祖国做贡献.“接过雷锋手中的枪,我们要做新世纪的雷锋.”雷锋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他的精神永远活在我心中! 英雄人物关羽 每人心里都有一个英雄,我也不例外,我心中的英雄是—关羽. 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生活于东汉三国时代,祖籍河东解县宝池里下冯村,也就是今天山西省运城市常平乡.据民间传说,关羽最早并不姓关,因他杀了人才更名改姓.那年关羽刚19岁,他从下冯村来到解州城,想求见郡守,陈述自己的报国之志.可是,郡守因他是无名之辈,拒不接见.从桃园三结义以后,关羽就一直跟随着刘备打天下,双目炯炯、长须飘飘、青衣青袍,是关羽最显著的特点,关羽很重义气,自从“桃园结义”以后,就一直跟随刘备打天下,即使刘备兵败,“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一直为人所津津乐道.关羽是一名勇将,也是一名智将,“温酒斩华雄”算是关羽的第一次初试锋芒,以后又屡屡立功,或用勇、或用计,直到“水淹七军”,真的可以说是“威震华夏”.但是关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也就是自命清高、太自负,从“受封五虎上将”就可以看出,所以才会有后来的“大意失荆州”的事件发生.也正是他的自负使他丧了命. 我最佩服关羽的重义气,

英雄，是伟大的，是他们，才有了我们现在安宁、和平的世界。关于英雄的 议论文 你知道怎么写吗？下面是我整理的关于英雄的高二议论文五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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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多少英雄，长河流沙中，扼腕英雄泪，感慨入杯酒残尊。空余壮志豪情，一朝血洒，悠悠。

——题记

青梅煮酒，为论英雄。然而，如何为英雄?

“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下之志者也。”曹操对刘备如是说。原来，英雄需要胸怀，需要谋略。再说西楚霸王项羽，曾经也何等辉煌，最后兵败如山倒，大势已去无法逆转。红颜知己生死相别，自己也挥刀自刎乌江边。倘若他能学越王勾践，肯卧薪尝胆，那么历史也许就是另一种写法，然而他不肯渡江，《霸王别姬》也成了京剧中永远另人惋惜的一幕。所以，英雄必应能屈能伸，能吞能吐，方能成其大业，成其英雄。

武侠小说大家金庸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原来，英雄需要心系黎民。张忆谋的电影〈英雄〉虽然是虚构了几个人物，却让我们看到了真正的英雄形象。电影中，无名为了天下的百姓而放弃了刺杀秦王，尽管最后死于万箭之下，却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天下的安定，此谓真英雄。在中国冗长的历史中，多少个朝代更替，这样的英雄也无须我细数，就让凛冽的长风缅怀他们。所以，英雄必应以天下为重，方能在百姓心中树立不倒的丰碑。英雄是一座高山，每个壮心不已的人都在艰苦地攀爬。当终于到了别人难以企及的山顶，可以俯视别人的时候，他们似乎拥有了别人一生甚至几世都无法得到的东西。可高处不胜寒，英雄们享受的最多的其实是孤独，还不如当初在山脚下仰望。所以，现实告诉他们，英雄必应耐得住寂寞，在所有人都退缩的时候，他能毅然地前进。

那么，拥有了以上条件，是不是就能成为英雄?不然，俗话说：“时世造英雄。”如果没有现实的契机，没有施展抱负的机会，那就只能是有心无力，壮志难酬了。在安定的年代，英雄也只能砍砍柴，卖卖菜。英雄似乎已经无用武之地了。

关于英雄的高二议论文2

是非成败，仅仅是结果，而世人眼中，这仿佛是一切。其实，真正的赢家，是那些享受过程，永不言败的人。我们应该明白，莫以成败论英雄。

胜利者，往往会被人抬得很高很高：奥运会颁奖台上，站得的是冠军，人们的第一束目光也是投向他。当人们不知道比赛结果时，第一个问题总是“冠军是谁?”一切仿佛是为冠军而准备的。高考放榜后，年年如是，掀起万丈狂澜般的“状元热”。而因一分半分之差屈居于状元之下的高手，却与状元天壤之别，十里八乡，无人知晓。这是竞争的残酷，结果的无情：有赢的，也有败的;有欢喜的，也有忧愁的。在世人眼下，视乎独占鳌头的人才能称得上是英雄。

就因为这样，人们心目中逐渐形成英雄的模样：永远不败的“战神”。胜利者与失败者一样，也浸泡于汗水中——英雄的汗水，换来的是赞叹;败者的汗水，换来的是冷漠。因此，一切参与者都有同一个梦想——胜利。

然而，那些与第一擦肩而过的人就不能称得上是英雄吗?楚汉之争，刘邦把项羽逼到垓下，夜闻四面楚歌。而江的对面，就是项羽的故乡，回去可能可以东山再起，至少也能穷且偷生。但他认为自己没颜面看见江东父老了，于是把剑自刎。李清照词赞曰：“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项羽虽败，但也是英雄。

所谓失败者，其实他们并没失败，他们也有能力成为冠军。海明威说得对：“一个人并不是生来就给打败的，你可以消灭他，但你不能打败他。”

放开成败论英雄的观念吧!当失败时，请回头看看：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这时你会发现，原来每个人都能成为英雄。

关于英雄的高二议论文3

人人皆知，历汉高祖刘邦是个英雄，而因“无颜见江东父老”自刎的项羽只不过是空有雄才大志的失败者。

但事实上呢，刘邦只是一个无赖，什么事都干。当过那小小的亭长，还做着杀鸡宰狗的窝囊事。他也什么都爱，爱吃，爱贪，爱喝酒，爱人，还爱美姬，就连《史记》都把他这一好色之行载于其中。当地的父老乡亲有谁想去跟着他，又有谁想到刘邦会有现在的风光?要不是他妻子吕雉乡亲斩白蛇起义，要不是他学了项羽的几句大志之言，他能带领乡亲去起义吗?他根本没机会，也没这想法。说到底，刘邦就是个懦弱，胆小，依靠女人成就事业的痞子。他没有主见，没有策略，只有虚伪，幌子主义和人的伎俩。

而项羽却恰恰相反，他是一个胸有大志的人，一个特地为起义而战斗的人，一个敢做敢为，身怀武技的霸主。

颇有大将之风的项羽竟然在名声上输给了市井无赖刘邦，有谁愿意相信呢?可又有谁能不承认这一事实呢?

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就是刘邦胜了，而项羽败得乌江自刎。

所以不得不说，只有活在英雄街上的人才是英雄，那死在英雄街上的人就是狗熊。

我们暂且不说历史英雄，就 说说 文学界中的才子。

辛弃疾，一个有着苏轼豪放遗风的词人。这谁都知道，就连小孩子也知道他那流传至今的名句。可又有谁了解，他曾是一个抗金英雄呢?22岁的他就拉起了一支数千人的义军，就有“欲为朝廷痛杀贼寇，收复失地”的决心。可因他遭到主和派的打击，长期不被提用去抗金。他多么想去上阵杀敌，就连他的词《破阵子》也有一种凛然杀气和磅礴之势。但他终究是因病而卒，他的一切丰功伟绩也就被风雨冲淡了。没有人知道他还是个英雄，战场上的英雄，只因他“死”在了“英雄”这条街上。

可以说辛弃疾是因为生在金宋战乱时期，被迫去当英雄，但生活在盛唐的李白有做何种解说呢?

人们都夸李白是诗仙，他的诗是浪漫的。可是已经六十一岁的诗人李白竟然在重病之中请缨。临近死亡的李白，依然一手仗剑，一手持笔。当人们听我说到：“李白五十九岁时，披挂上阵，毅然参加到永平王叛杀的队伍。”肯定是让人震破魂魄直呼英雄。

李白现今未被人称为“英雄”，只因他未在“英雄街”走得顺畅，而是走得死去活来的。

所以说，不以成败论英雄是不可能的。还是那一句：“活在英雄街的人才是英雄，死在英雄街的人就只能做狗熊了。”

关于英雄的高二议论文4

通俗地说，英雄就是某一个行业的姣姣者，或者在某一个行业作出了突出贡献的人。所以说，英雄就是连绵不断的山峰中的峰，是草木丛生中的参天大树，是四通八达的道路中的枢纽地带。英雄是看得见的，因为他们就在我们身边，与我们生活在一起;英雄又是看不见的，因为他们无意夸饰自己，不会为自己打 广告 。但英雄又不是高不可攀的，因为他们本来也是涓涓细流，只因细大不捐，终成江河。所以说，英雄是水到渠成的自然，是聚沙成塔的结果。

辛弃疾本是一介草民，也与他的同类一样受苦受难。因为想为百姓出口气，于是振臂一呼揭竿而起，于是天下云集响应。但因为有人害怕激怒金人，有人害怕辛弃疾出人头地，于是大家不约而同想起了孔子的“中庸之道”，于是将辛弃疾一把按了下去。辛弃疾只好每天在落日之时登上楼台“把吴钩看了，栏杆迫遍”，天天神游当年，“金戈铁马，气呑万里如虎”。与其说辛弃疾是抗金英雄，不如说他是一位精神领袖。他一辈子不得意，一辈子不改初衷，除了时间在变，什么也没有变，至死都在以廉颇自比。

说起英雄，人们想得最多的自然是将军。但我说，英雄最多的时候是体现在他的灵魂深处。那百折不挠的品质，那到了黄河心也不死的道行，便是英雄所见略同。谁说柳永不是英雄?“凡有无井水处，皆咏柳词”。柳永依靠他的词才词风威风八面，粉丝无数，据可靠消息，不亚于当今的超级女生。他甚至想拜见达官贵人时也是送上佳词一篇，“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簘鼓，吟赏烟霞”。何大人看完，当场喜晕，至于效应自不待言。无论阴晴圆缺，生离死别，柳永概以词诉之。柳永是宋朝流行歌曲的创作者，每有新曲，无论娱乐歌手还是青楼妓女，争相演唱，柳永当之无愧荣获“红颜杀手”称号。最后虽潦倒而逝，自有红颜粉丝集资厚葬，真可谓来也精彩去也风光。

难怪有一位非英雄说，做人要做到柳永这个境界，死一千次也行。

不过，我倒是觉得柳永要再多来点阳刚之气就好了。所以我更崇拜女中豪杰王熙凤。娶妻当娶王熙凤。贾府这么大的一摊子，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几百号人，一大堆事如同乱麻，要没有王熙凤，怎一个“愁”字了得?她凭借其天才的管理能力，充当起贾府的总经理。在别人明争暗斗偷鸡摸狗之时，在别人争风吃醋“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之时，王熙凤谈笑间贾府服服帖帖，井井有条。

然而，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英雄已然无觅处。抓住三位英雄不放，那是呆子。我们应该是化英雄为力量，从英雄的一生中抽象出英雄的精华，忽略掉英雄的 其它 ，古为今用，人为我用，天天用用，终成英雄。

关于英雄的高二议论文5

人皆言，时势造英雄。可又有谁知，在岁月的长河中，坚守是多少英雄毕生的钟爱，他们坚守的是理想，是信念，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正道直行。

同样的是浊浪排空，不同的是英雄拥有圣洁的灵魂;同样的是举世混浊，不同的是英雄选择投入清流。

他选择坚守!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在浊浪滔滔的 运势 下，他选择了投入清流，纵身一跃，完美的弧线成为他一生的终结，圣洁的灵魂找到了归宿。

屈原是大大的英雄，不过我认为他也可以用不死来报国。屈原也许不知道，英雄可以不死，他可以为了国家大事如后来的司马迁式韩信式地活着。虽然，我们叹息他生不逢时的同时，也不得不赞叹他坚守直行的勇气。

科举考试名落孙山，张继的理想似乎已经破灭，他在江边徘徊踯躅，犹豫着。寒山寺的钟声传来，张继若有所思，提笔写下“江枫渔火对愁眠”的诗句。而后独对客船的他终于明白，实现理想不是仅有科举这一条路，只看你能否勇敢地走下去。于是今天，我们不知道当年状元的名字，却时常将张继挂在嘴边。张继坚守的是为国报恩的决心，而他的聪明之处恰恰在于他的转路而行，最终得以用另一种方式实现自己的理想。

当汉使谋反事败时，苏武拒绝折节叛国。在单于面前，他选择了转路而行，毅然举起了羊鞭。苏武在转路而行时，同样有着坚守直行的勇气，他要用挺直的脊梁架起横亘天山、沟通中原的桥梁。他弄一支秃笔，镌刻出对大汉忠贞不渝的信念，谁说这不是英雄之大略!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以他九死一生的经历创造了一种英雄气概，这同样是坚守直行的勇气。陶潜发现自己不容于黑暗的官场时，毅然另辟蹊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谁说他缺少英雄的本质!

英雄不在于他做了多少事，而在于他怎样做事;英雄不在于他是否成功，而在于他如何面对过程。项羽失败了，但他虽败犹荣。因为他光明磊落，从未惧怕过对手;他讲义气，守信用，是真君子。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个失败的英雄。

在条件无比优越的今天，灵活自如地选择人生之路，做一个善运时势的聪明人，只要是正道直行，坚守梦想，岂不也是真正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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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逻辑哲学研究的论文

中国古代第一个比较完整的逻辑体系。由于它是围绕着辩或辩论(论证)而展开的，所以也被称为墨辩逻辑。今天，我为你带来了墨子的逻辑方法。墨子的逻辑方法是什么 ① 兼爱非攻 他的“非命”、“兼爱”之论，和儒家“天命”、“爱有等差”相对立。认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要求“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其中不少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所谓兼爱，包含平等与博爱的意思。墨子要求君臣、父子、兄弟都要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友爱，“爱人若爱其身”,并认为社会上出现强执弱、富侮贫、贵傲贱的现象，是因天下人不相爱所致。他反对战争，要求和平。 ② 天志明鬼 所谓天志就是天有意志，天爱民，君主若违天意就要受天之罚，反之，则会得天之赏。 ③ 尚同尚贤 尚同是要求百姓与天子皆上同于天志，上下一心，实行义政。尚贤则包括选举贤者为官吏，选举贤者为天子国君。墨子认为，国君必须选举国中贤者，而百姓理应在公共行政上对国君有所服从。墨子要求上面了解下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赏善罚暴。墨子要求君上能尚贤使能，提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主张。 ④ 节用节葬 节用是墨家非常强调的一种观点，他们抨击君主、贵族的奢侈浪费，尤其反对儒家看重的久丧厚葬之俗，认为久丧厚葬无益于社会。认为君主、贵族都应象古代三代圣王一样，过着清廉俭朴的生活。墨子要求墨者在这方面也能身体力行。 ⑤ 非乐 墨子极其反对音乐，甚至有一次出行时，听说车是在向朝歌方向走，立马掉头。他认为音乐虽然动听，但是会影响农民耕种，妇女纺织，大臣处理政务，上不合圣王行事的原则，下不合人民的利益，所以反对音乐。 ⑥ 非命 墨子一方面肯定天有意志，能赏善罚恶，借助外在的人格神服务于他的“兼爱”，另一方面又否定儒家提倡的天命，主张“非命”。认为认得寿夭，贫富和天下的安危，治乱都不是由“命”决定的，只要通过人的积极努力，就可以达到富，贵，安，治的目标。墨子反对儒家所说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认为这种说法“繁饰有命以叫众愚朴之人”墨子看到这种思想对人的创造力的消磨与损伤，所以提出非命。 对墨子的评价 墨子是位思想巨子，因为他自立门户，创立了墨家学说;他也是位大爱无言的圣贤，因为他是整个中国两千年文明历史上，第一位站在最底层劳动者和社会弱者的立场上说话的人;他在中国历史上不可或缺，因为他与众多的圣贤一道，展开思想的砥砺和交锋，共同创造出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他还是位科学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在力的作用、杠杆原理、光线直射、光影关系、小孔成像、点线面体圆概念等众多领域都有精深造诣的人。 墨子对自己的评价：“此仁也，义也”，谓之“天德”，谓之“天志”，谓之“圣王之道”。 墨子学说在春秋战国之间曾经产生了广泛影响，一度与儒家学说并驾齐驱。但在儒者看来，墨家学说却是邪说流布。《荀子·成相》曰：“礼乐灭息，圣人隐伏，墨术行。”不过诸子对墨家的批评却不是针对墨子的尊天、明鬼。有论者据此认为，尊天、明鬼只是墨子及墨家学派的宣传其思想形式，这说明天志、明鬼不是墨子的真实思想，更不是墨子思想的主流。[17] 班固《答宾戏》中说：“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就是说墨子像孔子一样为天下事而终日奔劳，连将席子坐暖和将炉灶的烟囱染黑的功夫都没有。他“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长期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宣传他的政治主张。[1] 当代著名学者杨向奎先生说：“墨子在自然学上的成就，决不低于古希腊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甚至高于他们。他个人的成就，就等于整个希腊。” 毛泽东主席曾高度评价墨子是古代辩证唯物主义大家。 猜您感兴趣： 1. 什么是方法 2. 对逻辑哲学研究的论文 3. 墨家代表人物是谁 4. 辩论的口才技巧 5. 八年级生活数学手抄报 6. 中国哲学史选修课论文

逻辑学的意义小论文如下：

逻辑学是研究思维、思维的规定和规律的科学，学习逻辑学有助于人们正确的认识客观事物，获取新的知识，学习逻辑学有助于人们准确的表达思想，严格的论证思想，学习逻辑学，有助于人们揭露和纠正谬误，批驳诡辩论。

逻辑是指思维的规律，逻辑学就是关于思维规律的学说，又称理则学。逻辑学是一个哲学分支学科。其是对思维规律的研究。逻辑和逻辑学的发展，经过了具象逻辑到抽象逻辑到具象逻辑与抽象逻辑相统一的对称逻辑三大阶段。

逻辑学是研究思维的学科。所有思维都有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思维内容是指思维所反映的对象及其属性。思维形式是指用以反映对象及其属性的不同方式，即表达思维内容的不同方式。从逻辑学角度看，抽象思维的三种基本形式是概念，命题和推理。

逻辑学，具体来说形式逻辑，是建立现代自然科学的基石，没有古希腊的逻辑学，就不会产生始于西方的现代自然科学。由于大家每天在习惯性的使用逻辑规则，而感觉不到逻辑学的重要性，这是十分遗憾的，中国高中或大学忽视这种教育也是十分遗憾的。

逻辑学 逻辑学是研究纯粹理念的科学，所谓纯粹理念就是思维的最抽象的要素所形成的理念。由亚里士多德创立。 〔说明〕在这部分初步论逻辑学的概念里，所包含对于逻辑学以及其他概念的规定，也同样适用于哲学上许多基本概念。这些规定都是由于并对于全体有了综观而据以创立出来的。 我们可以说逻辑学是研究思维、思维的规定和规律的科学。但是只有思维本身才构成使得理念成为逻辑的理念的普遍规定性或要素。理念并不是形式的思维，而是思维的特有规定和规律自身发展而成的全体，这些规定和规律，乃是思维自身给予的，决不是已经存在于外面的现成的事物。 在某种意义下，逻辑学可以说是最难的科学，因为它所处理的题材，不是直观，也不象几何学的题材，是抽象的感觉表象，而是纯粹抽象的东西，而且需要一种特殊的能力和技巧，才能够回溯到纯粹思想，紧紧抓住纯粹思想，并活动于纯粹思想之中。但在另一种意义下，也可以把逻辑学看作最易的科学。因为它的内容不是别的，即是我们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熟习的规定，而这些规定同时又是最简单、最初步的，而且也是人人最熟知的，例如：有与无，质与量，自在存在与自为存在，一与多等等。但是，这种熟知反而加重了逻辑研究的困难。因为，一方面我们总以为不值得费力气去研究这样熟习的东西。另一方面，对于这些观念，逻辑学去研究、去理解所采取的方式，却又与普通人所业已熟习的方式不相同，甚至正相反。 逻辑学的有用与否，取决于它对学习的人能给予多少训练以达到别的目的。学习的人通过逻辑学所获得的教养，在于训练思维，使人在头脑中得到真正纯粹的思想，因为这门科学乃是思维的思维。——但是就逻辑学作为真理的绝对形式来说，尤其是就逻辑学作为纯粹真理的本身来说，它决不单纯是某种有用的东西。但如果凡是最高尚的、最自由的和最独立的东西也就是最有用的东西，那么逻辑学也未尝不可认为是有用的，不过它的用处，却不仅是对于思维的形式练习，而必须另外加以估价。 附释一：第一问题是：什么是逻辑学的对象？对于这个问题的最简单、最明了的答复是，真理就是逻辑学的对象。真理是一个高尚的名词，而它的实质尤为高尚。只要人的精神和心情是健康的，则真理的追求必会引起他心坎中高度的热忱。但是一说到这里立刻就会有人提出反问道：“究竟我们是否有能力认识真理呢？”在我们这些有限的人与自在自为存在着的真理之间，似乎有一种不调协，自然会引起寻求有限与无限间的桥梁的问题。上帝是真理；但我们如何才能认识他呢？这种知天求真的企图似乎与谦逊和谦虚的美德相违反。但因此又有许多人发出我们是否能够认识真理的疑问，其用意在于为他们留恋于平庸的有限目的的生活作辩解。类似这种的谦卑却毫无可取之处。类似这样的说法：“象我这种尘世的可怜虫，如何能认识真理呢？”可以说是已成过去了。代之而起的另一种诞妄和虚骄，大都自诩以为直接就呼吸于真理之中，而青年人也多为这种空气所鼓舞，竟相信他们一生下来现成地便具有宗教和伦理上的真理。从同样的观点，特别又有人说，所有那些成年人大都堕落、麻木、僵化于虚妄谬误之中。青年人所见的有似朝霞的辉映，而老辈的人则陷于白日的沼泽与泥淖之中。他们承认特殊部门的科学无论如何是应该探讨的，但也单纯把它们认为是达到生活的外在目的的工具。这样一来，则妨碍对于真理的认识与研究的，却不是上面所说的那种卑谦，而是认为已经完全得到真理的自诩与自信了。老辈的人寄托其希望于青年的人，因为青年人应该能够促进这世界和科学。但老辈所属望于青年人的不是望他们停滞不前，自满自诩，而是望他们担负起精神上的严肃的艰苦的工作。 此外还有一种反对真理的谦逊。这是一种贵族式的对于真理的漠视，有如我们所见得，拜拉特（Pilatus）对于基督所表示的态度。拜拉特问道：“真理是什么东西？”意思是说，一切还不是那么一回事，没有什么东西是有意义的。他的意思颇似梭罗门所说的：一切都是虚幻的——这样一来，便只剩下主观的虚幻了。 更有一种畏缩也足以阻碍对于真理的认知。大凡心灵懒惰的人每易于这样说：不要那样想，以为我们对于哲学研究是很认真的。我们自然也乐意学一学逻辑，但是学了逻辑之后，我们还不是那样。他们以为当思维超出了日常表象的范围，便会走上魔窟；那就好像任他们自身漂浮在思想的海洋上，为思想自身的波浪所抛来抛去，末了又复回到这无常世界的沙岸，与最初离开此沙岸时一样地毫无所谓，毫无所得。 这种看法的后果如何，我们在世界中便可看得出来。我们可以学习到许多知识和技能，可以成为循例办公的人员，也可以养成为达到特殊目的的专门技术人员。但人们，培养自己的精神，努力从事于高尚神圣的事业，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而且我们可以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内心中似乎激励起一种对于更高尚神圣事物的渴求，而不会仅仅满足于外在知识的草芥了。 附释二：认思维为逻辑学的对象这一点，是人人所赞同的。但是我们对于思维的估价，可以很低，也可以很高。一方面，我们说：这不过是一个思想罢了。——这里的意思是说，思想只是主观的，任意的，偶然的，而并不是实质本身，并不是真实的和现实的东西。另一方面，我们对于思想，也可以有很高的估价，认为只有思想才能达到至高无上的存在、上帝的性质，而其感官则对上帝毫无所知。我们说，上帝是精神，我们不可离开精神和真理去崇拜上帝。但我们承认，可感觉到的或感性的东西并不是精神的，而精神的内在核心则是思想，并且只有精神才能认识精神。精神诚然也可表现其自身为感觉（例如在宗教里），但感觉的本身，或感觉的方式是一事，而感觉的内容又是另一事。感觉的本身一般是一切感性事物的形式，这是人类与禽兽所共有的。这种感觉的形式也许可以把握最具体的内容，但这种内容却非此种形式所能达到。感觉的形式是达到精神内容的最低级形式。精神的内容，上帝本身，只有在思维中，或作为思维时，才有其真理性。在这种意义下，思想不仅仅是单纯的思想，而且是把握永恒和绝对存在的最高方式，严格说来，是唯一方式。 对于以思想为对象的科学，也是和思想一样，有很高或很低的估价。有人以为，每个人无须学习逻辑都能思考，正如无须研究生理学，都能消化一样。即使人研究了逻辑之后，他的思想仍不过与前此一样，也许更有方法一些，但也不会有多大的变化。如果逻辑除了使人仅仅熟习于形式思维的活动外，没有别的任务，则逻辑对于我们平时已经同样能够作的思维活动，将不会带来什么新的东西。其实旧日的逻辑也只有这种地位。此外，一方面，对于人来说，思维的知识即使只是单纯的主观活动也是对他很光荣而有兴趣的事。因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即由于人能知道他是什么，他作什么。而且另一方面，就逻辑作为研究思维的科学来看（思想既是唯一足以体验真理和最高存在的活动），逻辑也会占有很高的地位。所以，如果逻辑科学研究思维的活动和它的产物（而思维并不是没有内容的活动，因为思维能产生思想，而且能产生它所需要的特定思想），那么逻辑科学的内容一般讲来，乃是超感官的世界，而探讨这超感官的世界亦即遨游于超感官的世界。数学研究数和空间的抽象对象。数学上的抽象还是感性的东西，虽然是没有特定存在的抽象的感性东西。思想甚至于进一步“辞别”〔或脱离〕这种最后的感性东西，自由自在，舍弃外的和内的感觉，排斥一切特殊的兴趣和倾向。对于有了这样基础的逻辑学，则我们对于它的估价，当然会较一般人通常对于逻辑的看法为高。 附释三：认识到比起那单纯形式思维的科学具有更深意义的逻辑学的需要，由于宗教、政治、法律、伦理各方面的兴趣而加强了。从前人们都以为思想是无足重轻，不能为害的，不妨放任于新鲜大胆的思想。他们思考上帝、自然和国家，他们深信只是通过思想，人们就可以认识到真理是什么，不是通过感官，或者通过偶然的表象和意见所能达到。当他们这样思想时，其结果便渐渐严重地影响到生活的最高关系。 传统的典章制度皆因思想的行使而失去了权威。国家的宪章成为思想的牺牲品，宗教受到了思想的打击；许多素来被认作天启的坚固的宗教观念也被思想摧毁了，在许多人心中，传统的宗教信仰根本动摇了。例如在希腊，哲学家起来反对旧式宗教，因而摧毁了旧式宗教的信仰。因此便有哲学家由于摧毁宗教，动摇政治，而被驱逐被处死的事，因为宗教与政治本质上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样，思维便在现实世界里成为一种力量，产生异常之大的影响。于是人们才开始注意到思维的威力，进而仔细考察思维的权能，想要发现，思维自诩过甚，未能完成其所担负的工作。思维不但未能认识上帝、自然和精神的本质，总而言之，不但未能认识真理，反而推翻了政府和宗教。因此亟须对于思维的效果或效用，加以辩护，所以考察思维的本性，维护思维的权能，便构成了近代哲学的主要兴趣。 §20试从思维的表面意义看来，则（α）首先就思维的通常主观的意义来说，思维似乎是精神的许多活动或能力之一，与感觉、直观、想象、欲望、意志等并列杂陈。不过思维活动的产物，思想的形式或规定性一般是普遍的抽象的东西。思维作为能动性，因而便可称为能动的普遍。而且既然思维活动的产物是有普遍性的，则思想便可称为自身实现的普遍体。 就思维被认作主体而言，便是能思者，存在着的能思的主体的简称就叫做我。 〔说明〕这里和下面几节所提出的一些规定，决不可认为是我个人对于思想的主张或意见。但在这些初步的讨论里，既不能说是有严格的演绎或证明，只可算作事实（�Eacta）的陈述。换言之，在每个人的意识里，只要他有思想，并考察他的思想，他便可经验地发现他的思想具有普遍性和下面的种种特性。当然，要正确地观察他的意识和他的表象中的事实，就要求他事先对注意力和抽象力具有相当的训练。 在这初步的陈述里已经提到感觉、表象、与思想的区别。 这种区别对于了解认识的本性和类别最关紧要。所以这里先将这个区别提出来促使人们注意，以便有助于他们的了解。——要对感性的东西加以规定，自应首先追溯其外在的来源，感官或感觉官能。但是，只是叫出感觉官能的名称，还不能规定感官所感到的内容。感性事物与思想的区别，在于前者的特点是个别性的。既然个别之物（最抽象的个别之物是原子）也是彼此有联系的，所以凡是感性事物都是些彼此相外（Aussereinander）的个别东西，它们确切抽象的形式，是彼此并列（Nebeneinander）和彼此相续（Nacheinander）的。至于表象便以那样的感性材料为内容，但是这种内容是被设定为在我之内，具有我的东西的规定，因而也具有普遍性，自身联系性、简单性。除了以感性材料为内容而外，表象又能以出自自我意识的思维材料为内容，如关于法律的、伦理的和宗教的表象，甚至关于思维自身的表象。要划分这些表象与对于这些表象的思想之间的区别，却并不那么容易。因为表象既具有思想的内容，又具有普遍性的形式，而普遍性为在我之内的任何内容所必具，亦为任何表象所同具。但表象的特性，一般讲来，又必须在内容的个别性中去找。诚然，法律、正义和类似的规定，不存在于空间内彼此相外的感性事物中的。即就时间而言，这些规定虽好似彼此相续，但其内容也不受时间的影响，也不能认为会在时间中消逝和变化。 但是，这样的一些潜在的精神的规定，在一般表象之内在的抽象的普遍性的较广基地上，也同样地个别化了。在这种个别化的情形下，这些精神规定都是简单的，不相联系的；例如，权利、义务、上帝。在这种情形下的表象，不是表面上停留在权利就是权利，上帝就是上帝等说法上，就是进而提出一些规定，例如说，上帝是世界的造物主，是全知的，万能的等等。象这样，多种个别化的、简单的规定或谓词，不管其有无内在联系，勉强连缀在一起，这些谓词虽是以其主词为联系，但它们之间仍然是相互外在的。就这点而论，表象与知性相同，其唯一的区别，在于知性尚能建立普遍与特殊，原因与效果等关系，从而使表象的孤立化的表象规定有了必然性的联系。反之，表象便只能让这些孤立化的规定在模糊的意识背景里彼此挨近地排列着，仅仅凭一个又（auch）字去联系。表象和思想的区别，还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因为一般讲来，哲学除了把表象转变成思想——当然，更进一步哲学还要把单纯抽象的思想转变成概念——之外，没有别的工作。 我们在上面曾经指出，感觉事物都具有个别性和相互外在性，这里我们还可补说一句，即个别性和相互外在性也是思想，也是有普遍性的东西。在逻辑学中将指出，思想和普遍东西的性质，思想是思想的自身又是思想的对方，思想统摄其对方，绝不让对方逃出其范围。由于语言既是思想的产物，所以凡语言所说出的，也没有不是具有普遍性的。凡只是我自己意谓的，便是我的，亦即属于我这个特殊个人的。但语言既只能表示共同的意谓，所以我不能说出我仅仅意谓着的。而凡不可言说的，如情绪、感觉之类，并不是最优良最真实之物，而是最无意义、最不真实之物。当我说：“这个东西”、“这一东西”、“此地”、“此时”时，我所说的这些都是普遍性的。一切东西和任何东西都是“个别的”、“这个”，而任何一切的感性事物都是“此地”、“此时”。同样，当我说“我”时，我的意思是指这个排斥一切别的事物的“我”，但是我所说的“我”，亦即是每一个排斥一切别的事物的“我”。 康德曾用很笨拙的话来表达这个意思，他说，“我”伴随着一切我的表象，以及我的情感、欲望、行为等等。“我”是一个自在自为的普遍性，共同性也是一种普遍性，不过是普遍性的一种外在形式。一切别的人都和我共同地有“我”、是“我”，正如一切我的情感，我的表象，都共有着我，“伴随”是属于我的东西，就作为抽象的我来说，“我”是纯粹的自身联系。在这种的自身联系里，“我”从我的表象、情感，从每一个心理状态以及从每一性情、才能和经验的特殊性里抽离出来。“我”，在这个意义下，只是一个完全抽象的普遍性的存在，一个抽象的自由的主体。因此“我”是作为主体的思维，“我”既然同时在我的一切表象、情感、意识状态等之内，则思想也就无所不在，是一个贯串在这一切规定之中的范畴。 附释：当我们一提到思维，总觉得是指一种主观的活动，或我们所有的多种能力，如记忆力、表象力、意志力等等之一种。如果思维仅是一种主观的活动，因而便成为逻辑的对象，那么逻辑也将会与别的科学一样，有了特定的对象了。但这又未免有些武断，何以我们单将思维列为一种特殊科学的对象，而不另外成立一些专门科学来研究意志、想象等活动呢？思维之所以作为特殊科学研究的对象的权利，其理由也许是基于这一件事实，即我们承认思维有某种权威，承认思维可以表示人的真实本性，为划分人与禽兽的区别的关键。而且即使单纯把作为主观活动的思维，加以认识、研究，也并不是毫无兴趣的事。对思维的细密研究，将会揭示其规律与规则，而对其规律与规则的知识，我们可以从经验中得来。从这种观点来研究思维的规律，曾构成往常所谓逻辑的内容。亚里士多德就是这门科学的创始人。他把他认为思维所具有的那种力量，都揭示出来了。我们的思维本来是很具体的，但是在思维的复杂的内容里，我们必须划分出什么是属于思维本身的或属于思维的抽象作用的。思维的作用，一种微妙的理智的联系，综合其思维所有的内容，亚氏把这种理智的联系，这种思维形式的本身，特别突出起来加以规定。亚里士多德这种逻辑一直到现在还是大家所公认的逻辑，经过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虽有所推衍，却没有增加什么材料，只是对于原有材料上更加细致的发挥罢了。近代人关于逻辑的工作，可以说主要地一方面是放弃了一些自亚里士多德及经院哲学家所传袭下来的许多逻辑规定，一方面又掺进去许多心理学的材料。这门科学的主旨在于认识有限思维的运用过程，只要这门科学所采取的方法能够适合于处理其所设定的题材，这门科学就算是正确的。从事这种形式逻辑的研究，无疑有其用处，可以借此使人头脑清楚，有如一般人所常说，也可以教人练习集中思想，练习作抽象的思考，而在日常的意识里，我们所应付的大都是些混淆错综的感觉的表象。但是在作抽象思考时，我们必须集中精神于一点，借以养成一种从事于考察内心活动的习惯。人们可以利用关于有限思维的形式的知识，把它作为研究经验科学的工具，由于经验科学是依照这些形式进行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下，也有人称形式逻辑为工具逻辑。诚然，我们尚可超出狭隘的实用观点说：研究逻辑并不是为了实用，而是为了这门科学的本身，因为探索最优良的东西，并不是为了单纯实用的目的。这话一方面固然不错，但从另一方面看来，最优良的东西，也就是最有用的东西。因为实体性的东西，坚定不移的东西，才是特殊目的的负荷者，并可以促进和实现这些特殊目的。人们必不可将特殊目的放在第一位，但是那最优良的东西却能促进特殊目的的实现。譬如，宗教自有其本身的绝对价值，但同时许多别的目的也通过宗教而得到促进和支持。基督说过：“首先要寻求天国，别的东西也会加上给你们。”只有当达到了自它自为的存在时，才可以达到特殊的目的。 §21（β）在前面我们既认思维和对象的关系是主动的，是对于某物的反思，因此思维活动的产物、普遍概念，就包含有事情的价值，亦即本质、内在实质、真理。〔说明〕在§5里曾提及一种旧信念认为所有对象、性质、事变的真实性，内在性，本质及一切事物所依据的实质，都不是直接地呈现在意识的前面，也不是随对象的最初外貌或偶然发生的印象所提供给意识的那个样子，反之，要获得对象的真实性质，我们必须对它进行反思。惟有通过反思才能达到这种知识。 附释：甚至儿童也已经多少学到一些反思的能力。例如，儿童首先须学习如何把形容词和实物名词联接起来。这里他必须注意观察并区别异同。他必须紧记一条规则，并把它应用于特殊事物。这规则不是别的，即是一普遍的东西。儿童也会使特殊东西遵循这个普遍规则。再如在生活中我们有了目的。于是我们便反复思索达到这个目的的种种方法。在这里目的便是普遍，或指导原则。按照目的，我们便决定达到这目的的手段或工具。同样，反思在道德生活里也在起作用。 在这里反思是回忆正义观念或义务观念，亦即回忆我们须要当作固定的规则去遵循以指导我们在当前特殊情形下的行为的普遍。这个普遍规定必须包含在我们特殊行为里，而且是通过特殊行为可以认识的。又如在我们对自然现象的研究里，也有反思作用在活动。例如我们观察雷和电。这是我们所极熟习的现象，也是我们常常知觉到的事实。但人们对于单纯表面上的熟习，只是感性的现象，总是不能满意，而是要进一步追寻到它的后面，要知道那究竟是怎样一回事，要把握它的本质。因此我们便加以反思，想要知道有以异于单纯现象的原因所在，并且想要知道有以异于单纯外面的内面所在。这样一来，我们便把现象分析成两面（entzwei），内面与外面，力量与表现，原因与结果。在这里，内面、力量，也仍然是普遍的、有永久性的，非这一电闪或那一电闪，非这一植物或那一植物，而是在一切特殊现象中持存着的普遍。感性的东西是个别的，是变灭的；而对于其中的永久性东西，我们必须通过反思才能认识。自然所表现给我们的是个别形态和个别现象的无限量的杂多体，我们有在此杂多中寻求统一的要求。因此，我们加以比较研究，力求认识每一事物的普遍。个体生灭无常，而类则是其中持续存在的东西，而且重现在每一个体中，类的存在只有反思才能认识。自然律也是这样，例如关于星球运行的规律。天上的星球，今夜我们看见在这里，明夜我们看见在那里，这种不规则的情形，我们心中总觉得不敢于信赖，因为我们的心灵总相信一种秩序，一种简单恒常而有普遍性的规定。心中有了这种信念，于是对这种凌乱的现象加以反思，而认识其规律，确定星球运动的普遍方式，依据这个规律，可以了解并测算星球位置的每一变动。同样的方式，可以用来研究支配复杂万分的人类行为的种种力量。在这一方面，我们还是同样相信有一普遍性的支配原则。从上面所有这些例子里，可以看出反思作用总是去寻求那固定的、长住的、自身规定的、统摄特殊的普遍原则。这种普遍原则就是事物的本质和真理，不是感官所能把握的。例如义务或正义就是行为的本质，而道德行为所以成为真正道德行为，即在于能符合这些有普遍性的规定。 当我们这样规定普遍时，我们便发现普遍与它的对方形成对立。它的对方就是单纯直接的、外在的和个别的东西，与间接的、内在的和普遍的东西相对立。须知普遍作为普遍并不是存在于外面的。类作为类是不能被知觉的，星球运动的规律并不是写在天上的。所以普遍是人所不见不闻，而只是对精神而存在的。宗教指引我们达到一个普遍，这普遍广包一切，为一切其他的东西所由以产生的绝对，此绝对也不是感官的对象，而只是精神和思想的对象。

现代哲学对语言的研究论文

以韩礼德为代表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博采众家之长，属于“融合派”阵营，明确表明继承了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语言学以外学科的思想，除了这些，系统功能语言学中有没有受到哲学思想的影响呢？答案是肯定的。当代西方哲学家普遍认为，“语言在哲学中始终占据着荣耀的地位，因为人对自己及其世界的理解是在语言中形成和表达的，这一点甚至从柏拉图的《克拉底鲁篇》和亚里士多德的《解释篇》的时代以来就为人们所承认了。”[1]对语言问题的思索探讨起源于哲学家，任何语言学流派都必然受到先哲思想的影响。韩礼德也认为，当代语言学理论和流派的种种分歧可归结于古希腊时期的两种语言观，一种以普罗塔拉和柏拉图为代表，一种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根据两种语言观的不同特点，系统功能语言学可归于第一种语言观。[2]由此可见，韩礼德也承认语言学的哲学渊源。既然人类的文明不断进步，哲学思想也在发展，任何学科的发展都受制于其时代背景。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中也一定会有近代哲学思想的踪影，因为伟大的语言学家也是哲学家，他们的语言观反映其世界观，他们的语言研究方法就是认识世界的方法论。那么，作为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集大成者，韩礼德的语言哲学思想有何特点？又与哪一哲学流派的观点相近？探讨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中所体现的哲学思想的论文并不多见，严世清[3]曾从韩礼德的语言观、语义观和隐喻观讨论了其体现的语言哲学思想。本文通过剖析韩礼德语言哲学思想中的唯物论、辩证法以及实践论来比较其与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思想的异同，从而揭示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在哲学方面的贡献与独到之处，这有助于进一步理解系统功能语言学与语言哲学的内在联系。

一、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哲学观

尽管马克思与恩格斯并没有专门阐述语言理论的着作，但他们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散见于各种着作中。为了反抗黑格尔式的德国唯心主义对语言的神秘化，马克思特意强调了语言的物质性，认为“‘精神’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着的空气层及声音，简言之，即语言。”[4]接下来马克思又论述了语言的实践性、社会性与辩证性，他说“语言与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4]（34）语言是人类社会的产物，也就是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语言）。语言离不开现实生活，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家们只要把自己的语言还原为它从中抽象出来的普通语言，就可以认清他们的语言是被歪曲了的现实世界的语言，就可以懂得，无论思想和语言都不能独立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5]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基本宗旨是“去蔽”———去思想之蔽，解思想之困，也是“治疗”———治疗哲学因误解语言与生活而发作的“精神狂想症”。[6]总之，马克思主义语言观强调了语言的物质性、实践性和辩证性，从生活实践、生活形式出发理解语言和思想，这样就清除了语言的神秘性和实体性，在理论上取消了唯心主义的合理性。

二、系统功能语言学中体现的唯物论、辩证法与实践论

（一）社会符号学的语言观：语言中的唯物论

基于对语言研究的不同目的与兴趣，每个语言学家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观。韩礼德所关心的是教育问题，这正是他进行语言研究的第一动力。正如韩礼德自己所述[7]，他要建立一个“适用的”语言学（applicablelinguistics），所以他从社会的角度出发研究语言，认为语言学是一种社会符号学，这就决定了韩礼德语言观中的唯物论基础。具体体现在以下两方面：首先，语言学的研究隶属于符号学。韩礼德的符号学有别于传统的斯多葛学派以及索绪尔的符号学，是对符号系统即意义的研究，而不是对孤立的、静态的符号研究。语言作为一种符号，是一种意义潜势资源，具有物质现实性的唯物论基础，因为任何符号都是物质现实的一部分，都有表达意义的外在形式。如舞蹈以人体动作为其表达意义的外在形式，同样，作为符号的语言也有其表达意义的客观外在物质形式，即声音。其次，语言是社会的，“社会的”包含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指的是社会系统，即文化；韩礼德强调“语言之所以是这样，是因为它不得不完成这样的功能”[8]，也就是说语言所具有的功能有其物质基础，是由人们的现实生活需要决定的。第二层含义表示的是语言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把社会结构看作社会系统的一个方面。社会结构包含情景语境，家庭等级关系以及社会等级关系三方面内容。社会系统与社会结构都是客观实在，即物质。语言是维护社会结构的产物，讲话者通过使用语言或“反语言”反映客观的社会现实，与此同时又重构一个主观的社会体系，也就是说，一切语言都是使用中的语言，语境决定意义，社会语境也是其中之一。这等于说，语言是人类社会的产物，这与马克思主义语言观所认为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语言）不谋而合。由此可见，韩礼德也认为语言有其物质基础，是对现实的客观反映，充分体现了他的唯物论语言观。

（二）系统功能语言学中体现的辩证法

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辩证法体现在对小句“交换功能”的论证，是对语法隐喻的阐述以及互补的研究方法。第一，小句“交换功能”中体现的辩证法在日常交往中，语言作为交际工具必然涉及语言使用者的相互对话。根据语言使用者的交际角色（或是给予，或是需求），以及所交换的商品（或是货物和劳务，或是消息），我们可以得出四种言语功能（提供、声明、命令和问题）。在交流过程中，说话者自己扮演一定的角色，同时有强加给听者（读者）一个对立的角色，也就是说话人在理解这些言语功能的基础上，可以作出或者正面的或者负面的八种反应（提供—接受，退回；命令—执行，拒绝；陈述—认可，驳回；提问—回答，拒答）。说话者与听者/读者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有时两者之间的角色又相互转换，统一于小句的“交换”过程中，显示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精髓和魅力。第二，语法隐喻阐释中的辩证法尽管语法隐喻概念最早由韩礼德提出，但这一现象却自古有之。韩礼德对语法隐喻的性质、功能、阐释和归类等都有独到的见解[9]。他把“隐喻式”与“一致式”看作统一意义的不同表达方式，但两者不是绝对的相等，因为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看来，选择及意义，因而“隐喻式”与“一致式”两者表达的意义只是某方面相同，两种表达方式既相互区别，有相互联系/依赖。“”如果某种表达方式是隐喻的，那这种隐喻是相对于其它的表达方式而言的。”[10]我们不能简单的定论说一致式体现方式比起隐喻式体现方式来说就更好，更常见，因而是规范/标准的，因为它们两者只是在履行自己的不

同职责，选择哪种方式取决于语境、语域等多种因素，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并且，不能把一种意义体现方式归为绝对一致式或隐喻式，这两种体现方式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这些观点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思想。严世清[3]从真理相对性的角度讨论了韩礼德的语法隐喻理论的贡献，从而也论证了其语法隐喻理论中体现的辩证法。第三，辩证统一的互补研究方法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体系成熟完善，能够解决说明多方面的问题，是实用性很强的语言理论，这与它辩证的研究方法不无联系。韩礼德多次强调不同的语言学派或研究立场之间的互补性。此外，在其理论内部研究过程中，韩礼德也彻底地贯彻互补的研究路线，因为人类的经验如此复杂，单从一个角度来解释是不够的。互补就是变“析取”为“并取”，[11]认为语言系统内部存在着多方面互补：词汇与语法之间的互补；语言作为系统和语言作为语篇之间的互补；说话和书写两种形式的互补。这充分体现了他的辩证法思想。词汇和语法在识解现实的过程中具有互补性，词汇和语法相互区别，是系统功能语法层次结构中词汇语法层的两个方面；同时两者又相互联系，构成一个连续体，词汇与语法交汇在一起作为独立同一层面出现。正是词汇语法层使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以多种方式识解周围的世界，词汇与语法的区别在于其表达意义的精密度，词汇与语法的互补性使得我们可以从两个相反的视角来识解经验：从词汇的角度看，现象是个别的；从语法的角度看，现象是整体的。这两种视角统一于对同一现象的识解中。语篇与系统是语言这一单一现象的两个方面，系统与语篇的区别在于其与意义的例示关系，把意义看作潜势还是例示的结果。系统作为潜在性，是一个有无限多的可能性的系统网络；而语篇则是从这个整体潜在性中作出挑选的过程和结果。同时，系统与语篇又相互联系，语篇是系统的例示，反过来，系统是语篇的潜势。如果单从系统或语篇任何一个角度看待语言，你得到的画面会是扭曲的、不全面的。语法学家与语言学家的研究领域及角度应该是互补的。[11]（85）说话与书写这两种形式的区别在于意义的体现方式，意义是过程还是结果。说话与书写这两种形式的互补性不是简单的互换关系，不是以不同的方式做同一件事，而是在做不同的事。这两种形式在组织意思方面的策略以及控制复杂度方面的方法均有所不同，所以在不同的语境中要对其中之一选择使用，因而产生互补性。说话和书写这两种不同的形式又相互联系，统一于意义的体现方式之中。韩礼德在语言研究中采用分与合相统一的研究方法，注意语言中的互补性，充分体现了他辩证统一的研究方法。正如韩礼德所言，“当然，为了理解语言，我们确实需要对其分解。但语言不是在以部分，而是以整体的形式在发挥着功能。”

（三）语义生成观中的实践论

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意义是（语言）系统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12]。意义产生的基础是社会，意义离不开语言所存在的社会。韩礼德认为语义生成是一个动态过程，按照时间框架可分为人类语言的进化过程，语言个体的发展过程以及意义行为的展开过程，即种系语义生成，个体语义生成和语篇语义生成。[13]这三个过程处于互动作用的关系，充分体现了语言在生成社会人中的作用，同时，这三种语义生成都离不开社会环境，离不开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系统功能语言学明确提出了意义演化理论，认为语言是人类在原始的活动中创造出来的，一开始人类经验的物质层面与意识层面是同时发生的，人类的语言要受制于直接的语境，随着人类在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实践活动中的不断进化，语法层面的出现是人类语言脱离了直接的语境，与其他动物的交际形式区分开来。人类语言的语义生成是一个社会实践过程。语言是一种达到社会目标的手段，而这种目标对于他作为一个社会人来说至关重要。个体获得语言的过程也是他成为一个社会人的过程。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儿童要学会使用词汇和语法来认识外部世界，与他周围的人交往，以及学会使他的表达与其环境具有相关性，这就是韩礼德的三大纯理功能。语篇的意义也是人们真正参与语言交际时生成的。语篇是语境作用的产物，离不开具体的言语交际，而存在于意义潜势中的各种意义，只有通过一定的语篇进行社会交换，才能生成人们所理解的意义。总之，意义不是个人的，先验的，意义的形成过程是人类意识与人类经验互动的结果，产生于人类的社会活动中，产生于个体之间的交往中，产生于语篇的相互联系之中。语言具有社会性，即巴赫金所说的交往性，马克思所指的实践性。

三、系统功能语言学与马克思主义语

言哲学的区别从上述讨论可以看出，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思想有相通之处，但是两者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它们研究的出发点、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大不相同。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的出发点是社会的，把语言看作社会行为，是为了解决他们所关心的教育及其他的相关问题，韩礼德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适用的语言学；而这是建立在对语言系统、结构的详细分析基础上。简单地说，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和目的都是语言，目的和对象统一于一体。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语言与人，语言与社会的关系是其无可回避的问题。它是通过语言分析揭示人与人的世界的科学，其中，“语言分析”只是手段过程，而“揭示人与人的世界”才是这门学科的真正目的，语言作为研究对象与其研究目的是分离的。对马克思、恩格斯来说，对于语言的论述是为了去蔽治病，反抗黑格尔式的德意志唯心主义对语言的神秘性。

四、结语

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博大精深，本文剖析了其蕴含的哲学思想，发现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思想有相通之处，并且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语言观中的唯物论、辩证法与实践论；但系统功能语言学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因为它们研究的出发点、对象和目的大不相同。

谈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对象和基本特征论文

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社会中，大家最不陌生的就是论文了吧，论文一般由题名、作者、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和附录等部分组成。如何写一篇有思想、有文采的论文呢？下面是我整理的谈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对象和基本特征论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趋势在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中并存，下文是研究和探讨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对象和基本特征。

现代西方哲学主要是自19世纪中叶之后，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流行的各种哲学流派统称。 在19世纪中叶，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才最终确立。 19世纪后期，西方国家开始由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进行转变。 20世纪前页，随着俄国的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这也就标志着人类历史进入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暂时出现了比较繁荣的现象，然而接踵而至的是经济停滞和社会动乱，同时相应的各种社会矛盾和精神危机也开始逐渐加深。一般而言，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和危机都直接或间接地在 现代西方哲学的各个流派中反映出来。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页的这段时间里，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形式演绎逻辑使得数理逻辑的系统化和科学化的越来越受重视，同时由于物理学中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出现，导致在科学技术领域的一次革命，使的这一基本的科学概念的结构发生了彻底地变化，表明在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中人类的认识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由于新兴的科学技术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人类的知识范围，出现了现代科学发展和技术融合的整体化趋势。对于现代自然科学的新功能的出现，同时也在现代西方哲学的流派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反映。

1 在这个问题上，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若干本文由意见

(一)由于科技的发展，西方哲学家开始摒弃西方古典哲学逐渐向信息化社会，科学化社会迈进，确实有少数的人将科学和人的关系分开来，然后去进行观察，认为这几者之间存在区别，不能够混淆，同时也分化成科学与人文这两种思想，两种倾向。后来，西方思想家似乎发现，仅仅是从一个纯粹的科学立场，或者是从单纯的人文立场，来对社会问题进行研究，难免就会出现偏颇。所以，特别是在本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西方科学与人文哲学的哲学理念的普及率也越来越高出现了融合的现象， “后现代形而上学”，“后哲学”的思想开始崛起，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兴起可能不再是一个转折点。因此，现代西方哲学和科学生活以及人本主义主义的观点并不总是泾渭分明，但也有一个相互渗透和融合的客观进程。

( 2 )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趋势在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中并存。现代西方哲学的各个流派都是从十九世纪的古典哲学中分化而产生出来的，不同的哲学流派，虽然其内部派系很多，更换频繁，但由于各种现代西方社会的时代特点，因为古希腊思想肆万影响和西方古典哲学的影响，现代西方哲学一般可以分为传统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这样就形成了两个主要趋势。同时这种划分也并不是绝对的，通过这两个大趋势之间的对抗和辩论，两大体系也在进行相互渗透，相互转化，并且还会出现融合的现象。所以，这种划分只是为了更好的掌握现代西方哲学的总体发展趋势。上海社会科学院在14个国家中对七十年代的46种外国哲学期刊，以及超过十四万篇的论文的内容进行了相应的分析普查，普查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也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证实。

2 现代西方哲学的两个基本特征

经验的衰落和理性理论逐渐上升

通过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长期辩论，经验理论开始淡化衰落和理性的理论开始崭露头角。从20世纪初期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由孔德以及由罗素发展的经验主义分析??在英美哲学中一直据主要地位。实用主义在欧洲大陆在很大程度上也倾向于经验主义。在此期间，只有合理的新士林理论还存在一定的影响。后期各方面的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20世纪60年代，由于法国结构主义运动的发展，试图还原在现代哲学中的理性主义者的主导地位。对于经验注意造成了重创，但是都是来自心理的。心理学派的蓬勃发展，使的理性经验主义有了最佳的反驳证据。按照认知科学的意见，哲学家的头脑绝对不是一个白板，通常最简单的看法也会对人的认知功能造成影响，各界对于图像的存储和检索信息变得更加繁杂，经验论者设想的那种纯粹的经验或观察并不能够使用，人们对于外界事物的意识，认知模式或范式对于理论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新的物理批评反对经验主义的实验结果，同时对于理性理论的复兴提供了相应的理论依据。经验主义或理性的灵魂被严重的忽视，那些不可观察的理论的存在，为现实的观察提供了便利。最科学的现实主义者反对经验主义，但是很多的现实主义者也提出了不同的的观点，在他们看来，这个理论的对象可以有效果，即使他们是无法观测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在现代西方哲学的地位的变换是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相对主义取代一元论

由于逻辑学，伦理学，科学以及其他的领域的不断发展，哲学也越来越多元化，同时相对主义取代了原来的一元论。哲学家不再相信永恒的，普遍有效的，独特的范式，承认伦理的合理性，当然相对于文化，随着时代的变迁，科学范式甚至逻辑规则也各不相同。哲学家出现多元化倾向，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理论验证：有些人认为这是可以容忍的，这些理论都揭示了人类和历史的事实。 FEiyeere弯曲理论，使的科学家是理论的发明者，同时也确定了标准形式。在现代西方哲学，伦理学哲学等文化历史放麦纳，相对主义的特征被逐渐的去除，多元文化的倡导者也会同时或先后出现不同的标准，并在它们之间不具有可比性，成为了一个相对主义者。在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流行的道德相对主义，以及文化相对主义不占主导地位。多元论反对固定的标准，但也反对相对主义。

普遍关注的问题的语言学习

分析哲学家倾向于相信科学问题，事实上，科学研究没有语言问题也很难达到合理的效果，语言问题就是对哲学问题本身的诠释，所以科学的问题也还是可以归结为语言问题的。这些方面通常主要关注的就是正式语言或日常语言之间的不同，但是两者之间也有很不同的重点。一类是将不同的语言或谈论作为分析和澄清，如宗教，伦理和科学讲座等哲学的各个分支体系。所以说，哲学就是谈谈心谈谈话，这样的哲学语言属于第二级，使用元语言进行谈论。对象语言和元语言，只有在人工语言或者形式化的语言才能够给予明确的区分。哲学家持有这种观点认为日常语言有很多的缺陷，无论什么样的谈话，必须应该构造比较正式的语言环境，而不是那些究竟是谁使用的语言，只有这样才能澄清会谈出现的许多话，包括句子的逻辑关系，语义关系的方面。

在语言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在盎格鲁 - 撒克逊国家流行的主要分析哲学结构主义在欧洲大陆和的到了诠释和流行，比较分析这些哲学更应该注重通过语言来分析这些哲学的不同，但是也不能够只是进行语言的分析，对于所有的现象，包括社会现象，心理现象，甚至是自然现象，都应该作为相应的代码或符号来对待，或者时将其作为相应的文本进行合理的分析和解释。

【拓展】西方哲学近现代时间观的演变论文

【摘要】 时间是一个基础而重要的概念，所以对时间观的研究是有价值的。本文主要通过对西方近代哲学、现代哲学、当代哲学中三位具有代表性的哲学家柏格森、海德格尔、德里达对时间及与时间相关概念的哲学论述的分析与比较，对西方哲学近代以来时间观窥见一斑，从大体上把握西方哲学与科学中时间观发展的脉络。本文将一些抽象的哲学观点通过比喻和图表解释，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为时间观的研究略尽绵薄之力。

【关键字】 时间；绵延；存在；分延

时间与所有存在息息相关，但却很难准确地定义。因而，时间观是一个基础而重要的概念。自古以来，许多哲学家、思想家都对时间进行过思考。随着哲学不断地发展，时间问题逐渐成为一些哲学家关注的焦点。在西方近代、现代、当代哲学中，出现与一些与时间紧密关联的哲学概念。本文就要将几个与时间相关的哲学观点进行梳理、阐述、分析与比较，对西方哲学近代以来的时间观进行一些探讨，并反思其变化，对这些时间观的本身正确与否暂且不予置评。

一、三位著名哲学家的时间观

1、绵延与时间——柏格森的时间观柏格森是西方近代哲学中非理性主义生命哲学的代表哲学家。柏格森哲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是绵延。绵延是真正的时间，真正的时间是连续的，是质的连续不间断的变化，这种变化既不可分割，也不可测量。实在的本质是绵延，眼前的物质只是绵延的一个“截面”。同样，人的真正的自我，并非形而上的自我实体，也是一种绵延。因为空间是可以分割的，所以对空间的研究可以采用理性。但是，为了更好地把握时间，应该使用直觉。因为理性活动截断了绵延，而直觉可以从整体上把握绵延本身。一团火焰在空气中燃烧，其形态在时间中不断变化，每一刻都是不相同的，这就类似于绵延。如果用照相机去拍，可以得到一个瞬间的火焰的形态的照片，但如果用这张照片和正在燃烧的火焰进行对比，会发现火焰形态在很多细节上不同。照片上的火焰形态是截断了火焰形态的绵延产生的，它丧失了不断燃烧涌动的本性。所以运用理性去分析绵延上的'某个片段，就好像用照相机拍一张火焰的图片一样，是徒劳无益的。如果想了解绵延本身，靠截取是无用的，只能用直观。正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说：“人不可能同时两次踏进一条河流。”

2、存在与时间——海德格尔的时间观胡塞尔提出的现象学主张“悬置判断，面向事件本身”。所谓的“现象”是悬置理性思维，直观事物本身呈现出来的普遍共相。海德格尔则认为胡塞尔现象学还原后的“对象本身”，还只是自己显现出来的“存在者”，有些是真相，有些是假象，而使“存在者”开显出来的“显示”更为重要。这种“显示”就是“存在者”自身的“存在”，或者说“存在者”如何“存在”。运用理性、直觉可以认识、把握“存在者”，却无法体验“存在”本身。只有作为深层感性的“烦”，才能将“存在”开显出来。这是海德格尔运用现象学原理，对传统哲学中理性、直觉等概念进行“悬置”后，直面事物本身的产生的领悟。可以说，“存在者”还是一种认识对象，而“存在”则不是一种认识对象，它甚至不是一种“对象”，只是一种呈现，一种过程与状态。“烦”是因为“此在”感受到自身及其他存在者“活生生地存在”而产生的深层情感。根据佛洛伊德学说，人的心理活动分为意识、前意识、无意识三部分。意识只是心理活动的“冰山一角”，无意识才是“除一角外的整座冰山”。理性是意识的自主性活动，直觉是比理性根本的意识直观感觉，而更为根本深层情感“烦”则与无意识有联系。所以，“烦”比“思维”、“直观”更为贴近人的真正存在状态。海德格尔认为“存在”即“此在”的“在场”，由此产生了“现在”。将“现在”作为分界点，“过去和将来”也随即产生。这三种时间状态对应“此在”三种存在状态：抛掷态（过去），沉沦态（现在），生存态（将来）。但是，“此在”永远是存在于“现在”的，而“过去与未来”只存在于幻想和想象当中，所以此在的三种存在状态是并列、交织于现在的，三种存在状态并没有先后之分。海格德尔的时间观：

3、分延与时间——德里达的时间观西方当代解构主义的代表哲学家德里达提出“分延”概念，将词与物的关系由能指到所指的纵向关系（由索绪尔提出）转化为由能指到能指的横向关系。“分延”是文本中能指到能指的不断区分与推延，将一个能指从其他能指中区分出来，推延到一个新的能指，由于文本无法创造“所指”，所以只能不断创造新的“能指”将“所指”推延，因此分延是无限的，“所指”永远“不在场”。能指不断地分延，是一种时间性的过程。能指的分延路径称为“踪迹”，把握“踪迹”即顿悟，但是这种顿悟并非“所指”真正的“在场”，只是把握了“踪迹的踪迹”而产生的一种“到达所指”的朦胧幻觉。这就好比一个人要去某个地方，道路错综复杂，而且终点离起点无限远，因此人在走的时候就不仅需要知道走的道路，还得知道怎么选择合适的道路去走，才能走向终点，如果走路的时间也是无限，那么这人就可以到达终点。同样，把握“能指”分延的“踪迹的踪迹”，相当于把握了整个“踪迹”（虽然是无限的），产生了一种“到达感”，似乎“所指”已经“在场”。这又好比面对一个无限的数列，虽然可以找到其通项公式，计算出其任意一位的数值，似乎是把握了这个数列，但无论你算出哪个数字，都还有更大（更小）的数字，你无法到达无限的边缘。因此，该踪迹没有终点，主体对能指运动踪迹的把握只是一种“顿悟”。从德里达的观点中可以看出，不仅能指可以分延，能指的差异也可以分延，因为能指的差异也是一种新的能指，因而可以分延。人对“时间”的顿悟就是由不同的能指之间差异的踪迹形成的，即两个（或多个）能指之间的差异分延到另外两个（或多个）能指之间的差异，这种不断的分延形成的差异的踪迹，对不同差异的踪迹的把握，产生类似对点状“现在”的顿悟（并不是“现在”的终极意义）。但是，由于踪迹不断分延，差异的踪迹也是如此，所以点状的“现在”（作为被真正理解的意义上）永远无法到达，而其“所指”也并非一个实体。因而，点状的“现在”被解构了，导致“过去”与“将来”也随即被解构，最终导致线性化的时间也被解构。德里达将“点”变成一个无法完全把握其意义，只能顿悟的能指撒播的“踪迹”。由于，“时间线”是由无限的“时间点”构成的，所以“线”无法真正被构造出来的——只能无限接近，永远无法真正成为。通过以上分析发现，德里达的时间是一种非线性化的无法真正理解的时间，而只能通过“顿悟”去把握。德里达的时间观：

二、三位哲学家观点的比较

1、生命的本质与存在的本质——柏格森与海德格尔的“异”（1）直觉与情感柏格森倾向于用直觉把握绵延，海德格尔则倾向于用深层情感“烦”体验存在。柏格森认为生命的本质是一种绵延，而绵延是不能被分析的，只有直觉可以把握绵延；海德格尔则认为存在的本质就是“此在在场”，而“此在在场”产生“现在”，“现在”产生“时间”，理性与直觉只能把握“存在者”，只有通过深层情感“烦”才能体验到“存在”，存在的本质就是时间。（2）特征与来源柏格森关注的时间的特征，海德格尔则关注时间的来源。柏格森提出时间是绵延，是将时间作为对象进行研究，研究时间的特性、特征，即时间有什么特点。海德格尔则重点研究存在与时间的关系，认为时间就是存在的本质，而时间产生于存在（“此在在场”），时间相对于“此在”才有意义，与“此在”联系密切。2、“此在的在场”到“差异的踪迹”——海德格尔到德里达（1）由“此在”到“差异”海德格尔认为“时间”是“此在”开显出来继而产生的。德里达则认为比“存在”更为根本的是“差异”，有“差异”才有“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别，才有“此在”与“存在”的区别。所以，“差异”是一个比“此在”和“存在”更为根本的概念。（2）由“在场”到“踪迹”海德格尔认为存在者“存在”是一种“在场”的状态，正因为“在场”才有“现在”，在场是一种显现。德里达则认为“在场”只是一个假象，所谓的“所指在场”只是掌握了“能指”分延、撒播的“踪迹”。“踪迹”是通往隐秘的道路，所谓“在场”是道路的终点，但德里达认为这条道路是没有终点的。因而，踪迹是一种隐匿。

三、西方哲学史上重要的时间观简述

历史上哲学家的时间观简述：通过上表可以发现，哲学史上时间观的发展大致遵循了客观化解释与主观化解释的交替的脉络。观念的发展类似一个圆，重新回到起点，但却达到更高的层次：从亚里士多德到柏格森是一个圆（主客观是分离），从柏格森到德里达又是一个圆（主客观交融），第二个圆比第一个圆层次更高。另外，科学史的时间观也发生重大、颠覆性的变化。时间由线性绝对，变成非线性相对的；由均匀地流动，变成不仅可以收缩膨胀，而且可以倒流。将两个表格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哲学理论与科学研究得出的结论大体是一致的，即否认线性绝对时间观。

四、结论

哲学对时间的认识，从近代、现代、当代三位著名的哲学家的观点来看，由生命绵延阐述时间特点，转化为从存在的角度阐释时间，最终转化为从差异的踪迹角度去理解时间，使得作为生命绵延的纯粹时间，被“此在在场”斩断三分，与存在的三种状态密切相关，成为存在的本质，但最终因为此在无法在场被彻底解构了，成为由不同能指间差异地分延的不同踪迹。海德格尔将线性时间横向截断，而德里达却将时间点纵向解构为一个差异无限分延的踪迹，只能靠顿悟去把握。“现在”作为一个“点”不复存在，而成为一条“射线”。因此，宏观的线性绝对时间观被解构，留下了非线性的、相对的、理性无法真正理解的“不在场”的时间观。

【参考文献】

[1]赵敦华著.西方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赵敦华著.现代西方哲学新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关于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论文

在现实的学习、工作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论文吧，论文的类型很多，包括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学位论文、科技论文、成果论文等。相信写论文是一个让许多人都头痛的问题，下面是我收集整理的关于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论文，欢迎阅读与收藏。

论文摘要： 人们对于语言本质的讨论从来没有停止过，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就是其中一项重大的突破。文章介绍了奥斯汀与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系统地阐述了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的内涵与价值以及塞尔对奥斯汀理论的完善与发展，最后总结了言语行为理论对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论文关键词： 言语行为理论；间接言语行为；语用学

言语行为（speechact）指人们为实现交际目的而在具体的语境中使用语言的行为。…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M．Malinovski）于1923年首先提出这一概念。马林诺夫斯基从人类学的角度，通过观察一个民族的文化生活和风俗习惯来研究语言的功能，认为与其把语言看成“思想的信号”，不如说它是“行为的方式”。在语用学兴起后，这一术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言语行为被理解为人类实现目的的一种活动，构成人类总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人们的行为总要受到社会规约的支配，言语行为也就被看成受各种社会规约支配的一种行为。英国哲学家奥斯汀（J．L．Aus一曲）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言语行为理论”（speechacttheory），后经塞尔（J．R．Searle）的完善和发展，成为哲学、语言学的重要研究课题，也成为现代语用学核心内容之一。

一、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

言语行为理论是英国哲学家奥斯汀首先提出的。1957年，他到美国哈佛大学去做讲座，以《以言行事》为书名发表了讲座的全部内容，在其论述中，贯穿了一个思想：人们说话的目的不仅仅是为说话，当他说一句话的同时可以实施一个行为。言语行为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是：人类语言交际的基本单位不应是词、句子或其他语言形式，而应是人们用词或句子所完成的行为。奥斯汀认为，传统语法把句子按其功能分成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等类型，这不利于人们对言语的理解和使用，因为同一句子在不同的语境中具有不同的功能。他认为不少话语不仅是提供信息，而且是完成或帮助完成许多行为。奥斯汀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

（一）表述句与施为句

在《以言行事》中，奥斯汀首先区分了表述句（constative）和施为句（performative）。很久以来，哲学家所持的一种假设是：陈述之言的作用或是描述事物的状态，或是陈述某一事实，两者必居其一，别无他用，而陈述之言所作的描述或陈述只能是真实或者是谬误。哲学家历来关心的只限于陈述的可验证性（verifability），即如何验证某一陈述是真实的或是谬误的，以及如何规定某一个真实的陈述必须满足冉辱条件等。奥斯汀对哲学界语言研究中的这种传统观点提出了怀疑。他认为“许多陈述之言只不过是假陈述”（pseudo—state—ment），人们所说的许多话语貌似陈述，但它们根本不以坦直地记叙或传递有关事实的信息为目的，或仅仅是部分地以此为目的。有时没有必要也无从区分语句的“真”或“假”，因为有些句子一说出来就是一种行为，而行为只有适当不适当之分，没有真假之分。奥斯汀主张区分有真假之分的句子和有适当不适当之分的句子。有真假之分的句子为表述句，其功能在于断言或陈述事实和描述状态、报道事态，所表述内容是可以验证的，即或是真实，或是谬误；有适当不适当之分的句子为施为句，它们不具有报道、描述和表述的功能，却具有实施某些行为的功能。施为句的话语都是不能验证的，它们无所谓真实或谬误。奥斯汀用了四个例句来说明这类话语：

1）Id0（用于结婚仪式过程中）；

2）Inanle this ship Elizabeth（用于船的命名仪式中）；

3）I give and bequeath my watch to my brohter（用于遗嘱中）；

4）I bet you six penceit will rain tomorrow（用于打赌）。

在特定的情况下，特定的人说这些话实际上构成了某些行为的实施。换言之，说话人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不是在作陈述或描述，而是在完成某一动作，如结婚、命名、遗赠、打赌。

（二）言语行为顺利完成的必要条件

奥斯汀强调，施为句虽然没有真假，但仍有一些条件必须满足，否则就不能起到实施行为的作用。通过话语成功地实施行为，第一个条件是说话者必须是具备实施某一行为的条件的人，必须存在实施这个行为的合适的对象。例如，没有手表，就谈不上遗赠手表。第二个条件是说话人必须具有诚意，缺乏诚意则不能有所为。第三个条件是说话人对自己所说的话不能反悔。如果没有合适的程序，如果不是合适的人说出，言语行为不会奏效。同样，即使人员合适，如果场合不对也不行。如英国女王在家里说“InamehteshiptheQueenElizabeth”，这句话也不会奏效。对有些施为行为，有关人员的思想状态至关重要，如一个实施许诺行为的人必须准备兑现自己的诺言。

（三）言语行为三分说

随着研究的深人，奥斯汀意识到某种意义上每个句子都可以用来实施行为，不是只有施为句才有这种功能。就连像“state”这样典型的描述性、叙事性动词都可以用来实施行为。当一个人说“Is tate that Iamres ponsible forit”，他就发表了一个声明，承担了一种责任。于是，奥斯汀又把人们说话时所实施的言语行为分作三类，即“以言指事”（1ocution）（又叫言内行为）、“以言行事”（illocution）（又叫言外行为）、“以言成事”（perlo．cuifon）（又称言后行为），或称言语行为三分说。以言指事泛指一切用声音说出的有意义的话语；以言行事涉及说话者的意图，如：断定、疑问、命令、描写、解释、道歉、感谢、祝贺等；以言成事涉及说话者在听话者身上所达到的效果，如：使之高兴、振奋、发怒、恐惧、信服等，以促使对方做某事或放弃原来的打算。每一个话语都同时完成三种行为。例如，A对B说“Closehtedoor”，这是言内行为；A的意图是让B关门，这是言外行为；B听了A的话后，把门关上了，达到了说话的效果，这是言后行为。可见，言语行为理论对于解释言语行为的意图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奥斯汀把言外行为分为五类：

1）评价行为类／裁决类（verdictives）：表达裁决或评价，如法官或裁判的裁决。

2）施权行为类／行使类（ex—ecutives）：表达权力的实施。

3）承诺行为类／承诺类（commissives）：表达承诺或者宣布意图。

4）论理行为类／阐述类（expositives）：用于解释、阐述、论证。

5）表态行为类／表态类（behabitives）：用于表明态度。

二、塞尔对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创立后立即引出了大量哲学论述。其中美国哲学家塞尔的影响最大，他将言语系统化，阐述了言语行为的原则和分类标准，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indirectspeechacthteory）这一特殊的言语行为类型。正是通过他的努力，才使言语行为理论成为当今语用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言语行为的原则与分类

塞尔不是简单地继承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他把言语行为理论对孤立的话语意义的研究提升到对人类交际的研究。他认为使用语言就像人类许多别的活动一样是一种受到规则制约的有意图的行为。这些规则区分为调节规则（regula—ifverules）和构成规则（consittuitverules）。调节规则调节先前存在的行为形式，这种活动的存在逻辑上独立于规则的存在；构成规则不仅调节而且创造或规定新的行为方式，这种活动在逻辑上是依赖于规则的存在而存在的。[6奥斯汀试图论证这样一个假设：一种语言的语义学被视为一系列构成规则的系统，并且以言行事的行为就是按照这种构成规则完成的行为。塞尔继承了奥斯汀的“意图”论，认为说一种语言就是完成一系列的言语活动，每一个言语行为都体现了说话人的意图。

塞尔在研究和继承的基础上，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修正为以言行事理论和间接言语行为理论。他把奥斯汀的言语行为三分说改造为命题内容和以言行事。他认为，要成功地实施某一言语行为，除了一般的输入和输出条件外，必须满足以下四个条件：

第一，本条件（essentialcondi—tions）：说话者打算通过说出一个语句，使他承担实施某一行为的义务；

第二，命题内容条件（con—tentconditions）：说话者在说出一个语句时表达了一个命题，在表达命题时，说话者断定了自己将来的行为；

第三，预备条件（preparatorycondiitons）：

1）听话者愿意说话者实施某一行为，并且说话者相信他所要做的事是符合听话人的利益的，但这件事并非是他经常做的；

2）讲话者在事情的正常进程中将去实施某一行为，这对讲话者和听话者来说都是不明显的。以言行事要有一定的要旨（point）。语言中有一种最小努力原则在起作用，体现为以最小的语言努力去获得最大的以言行事结果的原则；第四，真诚条件（sinceirtycondi—tions）：说话者打算从事某一行为。在这四个条件中，

第四个条件具有构成规则的范式，

而第一到第三条件则与调节规则相对应。在将“合适条件”（lfexibilityconditions）（保证言语行为得以成功实施的条件）作为使用恰当的以言行事指示语的规则的过程中，塞尔还提到“表达原则”，认为它可以单独地使基本上是语用上的言语行为的分析与字面意义的语义分析相一致，这样就可以把言语行为理论分为两类：

一类为偏重于语义的言语行为理论（semantically—oriented），

另一类为偏重于语用的言语行为理论（pragmatically—oriented），前者关注显示言语行为特征的表达式的分析，而后者将交际过程作为其出发点。

塞尔将言语行为重新分为五类，他把他的分类建立在以言行事（ilocutionary）与语法（gram—matica1）指示词和不同的言语行为所确定的不同的“词语”与“世界”的关系上。这五类言语行为是：

1）断言类（assertive），以前也称描述类（repre．sentatives），指描述世界上的状况或事件的言语行为，如断言、主张、报告等；

2）指示类（directives），说话者想使听话者做某事，如建议、请求、命令等；

3）承诺类（commissives），指说话人表示将要做某事的言语行为，如许诺、恐吓等；

4）表达类（ex．pressives），在这种言语行为中，说话者表达自己对某事的情感和态度，如道歉、抱怨、感谢、祝贺等；

5）宣告类（declaratives），指能改变世界上某种事态的言语行为，例如法庭上法官说：“Guilyt！”，被告便成了罪人。

（二）间接言语行为

塞尔对言语行为理论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一个人直接通过话语形式的字面意义来实现其交际意图，这是直接的言语行为；当我们通过话语形式取得了话语本身之外的效果时，这就称作间接言语行为（indi—rcctspeechact）。简单地讲，间接言语行为就是通过做某一言外行为来做另一件言外行为，也可以说成是：“通过施行了一个言外行为间接地施行了另一个言外行为。”间接言语行为理论要解决的问题是：说话人如何通过“字面用意”来表达间接的“言外之力”，即语用用意，或者听话人如何从说话人的“字面用意”中推断出其间接的“言外之力”，即语用用意。塞尔提出了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和非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的理论，所谓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指对“怎么用意”作一般性推断而得出的间接言语行为。所谓对字面用意做出一般推断，实际上就是根据话语的句法形式，按习惯可立即推断出间接的“言外之力”（语用用意）。非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较复杂，也较不稳定。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按习惯就可以推断话语的间接言外之意，但非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却主要依靠说话双方共知的语言信息和所处的语境来推断。

间接言语行为在言语交际中是非常普遍的，陈述句不是陈述句，祈使句不是祈使句，疑问句不是疑问句的情况比比皆是。有时候，发话者说出一句话，借此表示该句字面意思，但同时又表达字面之外的其他含义，也就是说，话语意义与语句本身意义不完全一致。如：“Can you give me the book？”字面意思是询问听话人是否有此能力，但其言外之意则往往是请求。该请求是以询问形式发出的，但还要表达请求这一言语行为。至于如何理解像“It’Scoldinhere．”这类非规约性的间接言语行为旬，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发话者可能真的是陈述这一事实，也可能是请求对方关上窗或门，或打开电暖气。遇到这种情况时，听话者需依赖语境、双方共知或语用推理等等才能奏效。

间接言语行为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影响间接言语行为理解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有时取决于语境，有时取决于听话人的身份、背景等，有的还取决于听话人的分析、推理能力。因此间接言语行为句的理解已不单纯是语义范畴，还包括语用范畴。

三、结语

以奥斯汀、塞尔为代表的言语行为理论学家把语言研究从以句子本身的结构为重点转向句子表达的意义、意图和社会功能。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无论对语言研究还是对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用学以及语言习得研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它使学者们在有关方面的研究从以语法或语言形式为中心转向以言语功能为中心；从以单句为中心转向以语篇为中心；从以语言本身为中心转向以语言使用者、社团以及语言环境等为中心；另一方面，言语行为理论使诸多研究从以语言知识为中心转向以交际功能为中心；也使外语教学从以语言形式和教学方法为中心转向以语言功能和教学内容为中心。这样，使得学习者不光掌握了一定的词汇量和语法知识，知道了正确的句子结构，而且还学会了如何适当地使用语言以避免出现语用错误。因此言语行为理论是研究语言使用问题的基本理论，它为语言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论文关键词：言语行为理论；间接言语行为；意向性

论文摘要：言语行为理论由奥斯汀提出，经塞尔的完善与发展，已成为哲学、语言学的重要研究课题，更是现代语用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塞尔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从使用和交际的角度研究语言的意义，为认识言外之力的本质提供了独到的解释方法。塞尔关注语言和心智的关系，认为意义必须联系存在于言语行为中的意向性来解释。探讨了塞尔的间接言语行为及其所蕴含的语言哲学观。

一、理论源起

言语行为理论（SpeechActTheory）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追溯该理论产生的源头，可将其与西方哲学的发展联系起来考察。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到20世纪的发展通常被概括为一个三阶段模式，其中心论题为：本体论一认识论一语言。20世纪初，哲学产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语言转向”（linguisticturn），语言取代认识论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语言转向”的产生，标志着英美分析哲学时代的开始。从使用的分析方法上看，分析哲学又分为两大派别。其一为逻辑分析派，又称逻辑实证学派；其二为日常分析派，又称日常语言学派。英国哲学家奥斯汀（J·Austin）针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真值条件语义论提出言语行为理论，即著名的“言语行为三分说”：说话行为（locutionaryact）、施事行为（illocutionaryact）和取效行为（perlocutionaryact）。奥斯汀把施事行为分为5大类型：判定式（verdictives）、执行式（exercitives）、承诺式（commissives）、行为式（behavi—tives）、阐述式（expositives）。言语行为理论从行为的角度来看语言活动，抓住了语言的动态特征，因此它成为语用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奥斯汀对施事行为的分类由于缺乏明确的标准，招致了许多学者的批评，但他的一些看法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美国语言哲学家塞尔（J·Sear—1e）继承并发展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提出了著名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塞尔言语行为理论的建构体现在他对语言学哲学（linguisticphilosophy）与语言哲学（thephilosophyoflanguage）的区分上。语言学哲学试图用分析语言中的特定词语及其他成分的普通用法来解决特殊哲学问题，语言哲学试图对语言一般特征作出哲学的阐释性描述。在塞尔看来，前者是关于方法的研究，而后者是关于主体的研究。塞尔认为他的理论属于语言哲学而不是语言学哲学。在语言哲学的研究过程中，塞尔把言语行为界定为语言交际的最小单位，把言语行为放在研究语言、意义和交际的中心地位。

二、间接言语行为理论

（一）塞尔对施事行为的分类

塞尔把言语行为理论提高为一种解释人类语言交际的理论。在他看来，讲一种语言就是完成一系列的语言活动。在研究话语的过程中，塞尔区分了命题内容和施事行为，修正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三分说，认为每个语句都包括：说话行为（utteranceact）、命题内容行为（prepositionalact）、施事行为（i1—locutinaryact）、取效行为（perlocutionaryact）。

在实施言语行为的规则方面，塞尔认为，言语行为是按照一定的规约来实施的，施事行为是一种规约性行为。塞尔提出构成性规则（constitutiverules）与调节性规则（regulativerules）的区别。构成性规则是创立或定义新的行为形式的规则，它不能离开行为而独立存在。调节性规则只作出规定，它在逻辑上独立于行为而存在。在塞尔看来，调节性规则是外部的社会规则，对施事行为不起制约作用，而构成性规则是内在的语义规则，施事行为是根据构成性规则衍生而来的。塞尔提出了成功执行施事行为的构成性规则，把这些规则分为四类：命题内容规则（prepositionalcontentrule）、预备性规则（preparatoryrule）、真诚性规则（sincerityrule）和基本规则（essen—tialrule）。塞尔对这些规则的确立，经过了从具体分析到抽象概括再到具体认识的过程，相对于奥斯汀的分析而言，在方法上更科学、更令人信服。

塞尔对言语行为的一个突出的贡献就是给言语行为分类，给言语行为的不同类型或范畴以理论上的说明。塞尔认为在任何语言哲学中最明显的问题之一是有多少种使用语言的方式。维特根斯坦认为，对这个问题是不能用任何有限的范畴来回答的。他在（哲学研究）中说：“有多少种句子呢？譬如说断定，提问以及命令？—有无数种句子：我们叫做‘符号’，‘词’、‘句子’的东西有无数种用法。”塞尔反对维特根斯坦的观点，并从12个方面对施事行为的分类标准进行分析，最后认为以下3个方面是至关重要的，它们构成了分类的基础：

（1）施事目的（illo—cutionarypoint）。这是分类的基础。

（2）适从向（di—rectionoffit）。有些施事行为试图让言语适应客观世界（言语~客观世界），而其他一些则试图让客观世界适应言语（客观世界一言语）。

（3）心理状态（psychologicalstate）。在此基础上，塞尔把施事行为归纳为5大类：断言类（assertives）、指令类（direc—tives）、承诺类（commissives）、表达类（expressives）和宣告类（declarations）。

（二）间接言语行为

塞尔首先注意到间接言语行为（indirectspeechacts），提出直接言语行为和间接言语行为的区别。他说，当一个施事行为间接地通过另外一个言语行为表达时，间接言语行为就发生了。我们知道，句子的形式和功能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一一对应关系。在日常谈话中，人们为了讲求礼貌，在想让别人做某事的时候，往往避免直接使用命令句，而寻求一种比较婉转的表达方式。塞尔认为，在间接言语行为中，说话人和听话人沟通，能让听话人明白话语中字面意思之外的用意，他所依靠的是他同听话人共知的背景信息。塞尔认为间接言语行为可分为规约性（conventional）间接言语行为和非规约性（non一con—ventional）间接言语行为。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指对“字面用意”作一般性推断而得出的间接言语行为。这类行为已经形成一种习惯用法或语言形式，说话人和听话人可能已经感觉不出这类言语行为在字面上的施为用意。非常规性间接言语行为较复杂和不确定，它更多地取决于互知的背景信息和所处的语境。

塞尔对间接言语行为理论的解释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语句的字面意义和说话人的施为用意的关系问题，揭示了语句的结构和功能之间存在着的多元关系。但塞尔的学说受到关联论者的强烈批评。在20世纪80年代的语用学界，以Sperber和Wilson为代表的理论家简评了塞尔的理论，声称言语行为要么不在研究之列，要么取而代之。其观点是言语行为理论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其分类并不是交际的一部分，言语行为理论没有存在的必要。不可否认，言语行为理论注重描写的经验主义的分类，确实不能全面有效地说明具有动态性质的交际过程。但是，塞尔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解释了日常生活中许多看似不连贯的话语是如何有效进行的，他将人的潜意识的对施为用意的理解过程明示出来，使人类对自身的语言交际过程有更加深刻地理解。人们在接受一个言语行为时，一般并没有意识到有不同层次的行为，因而也不能分辨这些言语行为中所含的不同意义，而塞尔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使人对自身表达、理解意义过程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更高的阶段，为语言研究的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三）对间接言语行为的解释

对于如何解释语言交际中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家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习语论（idiomtheory）和推理论（inferencetheory）。习语论者认为某些话语可以间接地行使某些功能是由于它们本身的语言形式或习惯用法，他们试图通过习惯用法在某些语言形式与它们间接地实施的功能之间建立起联系，来解释语言的间接用法。但事实上，一种句式并不总是用以行使其一种功能，形式和功能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推理论者认为说话人经过一系列的推理步骤才从句子的字面意义推导出说话人的真正意图，重视对语境因素的考虑。塞尔是个推理论者，他认为在实施间接言语行为时，说话人依赖交际双方所共有的包括语言的和非语言的背景信息，以及听话人的逻辑推理能力向听话人传达施事目的。可以结合这两种理论来解释间接言语行为。有些形式在大多数情况下用以行使某种功能，习语论可以解释某些间接言语行为。但绝大多数情况下，一句话在不同语境中说出就有不同意义，随谈话的时间、地点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要通过语境因素才能推导出话语所具有的施为用意，推理论有更强的解释力。

三、意向性

进人20世纪70年代之后，塞尔的语用学观念及其研究重点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塞尔认为，我们的大多心理状态有一个共通的特征，即它们都与某种事态或对象相关。你在相爱时，这份爱恋总是指向某个或一些特定的对象。这就是精神状态的“关于性”（aboutness）和“指向性”（directedness）。塞尔统称为“意向性”，并在《意向性》（Intentionality）一书中详尽阐述了该理论。塞尔认为言语行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具有意向性，在这种行为中，不仅使用了语言符号，而且还表达了说话者的意向，语言符号在这里被用作表达意向的手段。根据前文所述，塞尔把施事行为分为5种，他认为这5种行为是以经验为基础的。从意向性理论的角色来看，意向性决定了言语行为会采取这些类型方式。

其实在《言语行为》一书中就已经存在着转向精神哲学研究的契机。在考察语用行为的诚实条件时，塞尔强调，要使陈述成为诚实的，就要求说话者必须对陈述的事态持有信念；要使命令成为诚实的，说话者必须对接受者的响应存有意愿，等等。无论哪一种语言行为，如果说话者内心没有相应的心理状态，就不能说是诚实的。在塞尔看来，如果丢开精神状态的意向性，那么话语只不过是从嘴里发出的一种声音而已。同样，句子也不过是写在纸上的物理符号而已。话语本身没有意义可言。那么它怎么能以各种不同的话语形式表达无限多样的命题内容？那就是通过意向状态。正是在意向状态中，人们在说话的同时也把自己的意向性转移到本身并无意义可言的声音与符号中。正是意向性这种精神状态的特征，使得语用行为成为可堋H尔的意向性理论体现了语言与心智的关系，是言语行为理论的深化和发展？

四、结语

塞尔把言语行为理论系统化、严密化，对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开辟了语言哲学和语用学研究的新夭地。塞尔提出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语句的字面意义和说话人的言外之力的关系问题，弥补了早期言语行为理论的不足。塞尔重视对施事行为的研究，强调说话人的意识活动和心理状态对言语行为的影响与作用，提出了意向性理论。塞尔的学说对当今语言哲学、认知科学、语用学等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为我们全面理解语言的现象和本质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