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在15世纪进行的大西洋探险和1415年对休达的征服标志著葡萄牙成为海上强权的开始。其後，葡萄牙开始大力发展航海学校，以及加强地图学的知识。在一个世纪後，葡萄牙终於成为欧洲首个打通往印度航线的国家。葡萄牙航海家如迪亚士，瓦斯科·达·伽马，以及为西班牙国王服务的斐迪南·麦哲伦创下了不朽的航海历史。葡萄牙帝国国力在16世纪达至顶峰。但其後因为哈布斯堡王朝对此的冷漠，以及其他新兴殖民帝国如英国、荷兰和法国的竞争下，葡萄牙帝国开始走向衰落。18世纪後，葡萄牙便集中其在巴西及非洲殖民地的统治。而巴西殖民者为葡萄牙带来的黄金重新振兴了这个帝国。但无奈的是，1755年灾难性的大地震却严重打击了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的国际地位，加上1822年巴西的独立和1890年英国打击了其在非洲的扩张企图，都使得这个殖民帝国趋向衰亡。第二次世界大战後，葡萄牙曾经尝试抵抗殖民地发起的非殖民地化浪潮，并因此爆发了殖民战争(1961年-1974年)。但印度亦在1961年入侵及吞并了其位於印度的殖民地果阿和达曼-第乌两地，这使得葡萄牙在亚洲只剩下澳门及东帝汶两个殖民地。而经历1974年康乃馨革命後，葡萄牙政府转为支持其殖民地的独立运动，直至葡萄牙政府在1999年12月20日正式交还澳门予中国後，葡萄牙帝国才正式宣告瓦解，结束其600多年的统治。在1415年，葡萄牙士兵占领了北非港口城市休达，并在1418年击败了企图夺回休达的摩尔人。而一年後，葡萄牙王子航海家恩里克的两名船长在风暴下驶进马德拉，而其他葡萄牙航海家更在1427年发现了亚速尔群岛。葡萄牙帝国就因而开始发迹。葡萄牙的船队相继於1434年和1445年到达非洲的保加多尔角、塞内加尔和佛得角。1446年，葡萄牙航海家安东尼·费尔南多更发现了塞拉利昂，这些地理上的大发现都为葡萄牙帝国的崛起提供了有利条件。其实，葡萄牙开始对亚速尔群岛和马德拉进行殖民政策，以攫取其在蔗糖和酒类生产上的利益，尤其是来自几内亚的黄金更大大刺激了葡萄牙的商业能力。从科学及宗教的角度出发，远洋航行无疑是有利可图的。在阿方索五世(1443年-1481年)领导下，葡萄牙的海洋探险已远至几内亚湾一带。而他更在1458年和1471年分别从摩尔人手上占据了摩洛哥一部份和丹吉尔等地。而其继承人约翰二世亦在西非加纳建立保护商贸用的要塞，其後这个要塞更在1637年起成为葡萄牙在西非的总部。此外，葡萄牙在1482年发现了刚果，并在1488年派遣迪亚士绕过好望角。 最後，葡萄牙籍航海家瓦斯科·达·伽马更率先到达印度，开辟了第一条由欧洲通往印度的航线。通过这些发现，葡萄牙提高了本国的经济，并为它带来庞大的贸易利益。当时，人们都知道在印度洋向东出发就可以到达印度，但哥伦布认为向西航行也能到达印度，但这个想法却被当时的君主约翰二世坚决地反对了。其後，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却大力支持哥伦布的想法，并遣之实行。结果，哥伦布成功地发现西印度群岛，此地其後更成为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而在东非，由伊斯兰人统治的一带东非海岸如莫桑比克、蒙巴萨等地也落入葡萄牙人手中。其後在1490年，葡萄牙航海家已经到达东非的埃塞俄比亚海岸。此外，葡萄牙人的势力也伸展至阿拉伯海一带，他们在1506年侵吞了索科特拉岛，同年更到达印度洋上的锡兰。而葡萄牙人更一直在印度洋上进行探险，如1506年发现的马达加斯加和1507年发现的毛里求斯等，葡萄牙亦在1509年发生的第乌战役击败了奥斯曼土耳其的蘇丹以及威尼斯共和国，成为印度洋上的霸主。至於葡萄牙人也大力开始在美洲的扩张，如在1500年登陆巴西的塞古罗港，并以之作为巴西红木的贸易站。而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更在1494年签订《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该条约列明西葡两国共同垄断欧洲以外的世界，并以维德角以西300里格(大约1770公里)作为两国分界线，以东为葡萄牙势力范围，而以西即为西班牙所拥有。自此，葡萄牙殖民地帝国如日中天。[编辑] 哈布斯堡王朝时代（1580－1640年）在1580至1640年这段期间，西班牙的王位便落入哈布斯堡王朝手中，而它更成就西班牙殖民帝国的霸主地位。同时，葡萄牙也受著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支配，於是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便联合了所有位於伊比利亚半岛的舰队，以清除从亚速尔群岛来进行贸易的法国人。因此，亚速尔就成为最後一个抵抗腓力统治的葡萄牙领地。但与此同时，葡萄牙却开始扩张在条约协定的分界线以西的地方，并在1616年发动了一次军事扩张，驱逐了法国在南美洲的殖民者。此外，葡萄牙人更在1625年率领舰队占据了由荷兰人控制的萨尔瓦多城市。但好景不常，自1627年卡斯蒂里亚经历经济大崩溃後，荷兰人便乘机组织海军，并破坏了西班牙的海上贸易。自此，英荷两国便开始频繁攻击葡萄牙的海岸线，以掠夺西班牙的财富。西班牙人完全不能应付海军的威胁，因此爆发了荷西战争。1638年至1640年间，荷兰逐渐控制了巴西东北部的地区，并以累西腓为首府。但1648年葡萄牙在对荷兰战争的胜出才扭转这个局势，荷兰当局其後交还巴西予葡萄牙。虽然荷兰在巴西的殖民政策失败了，但其後荷兰却抢夺了葡属锡兰、葡属好望角和葡属东印度群岛一带的土地，更垄断了在日本长崎市的贸易。自此，葡萄牙在远东的势力减少至澳门和东帝汶两地。[编辑] 巴西帝国（1640－1822年） 葡萄牙殖民地分布图1661年，葡萄牙给予英国孟买和丹吉尔两地作为两国联姻的嫁妆。而其後一百年，英国乘印度莫卧儿帝国的崩溃而逐渐控制整个印度及其贸易。但葡萄牙手中仍然掌握西印度的果阿等地。1755年里斯本大地震动摇了葡萄牙的殖民野心。因此，葡萄牙帝国在18世纪开始走下坡。尽管巴西在起初并不太重要，但它後来却成为了葡萄牙殖民地的中心，尤其是它积存了来自葡萄牙大量的黄金、宝石、甘蔗、咖啡和谷物等。葡萄牙更在此进行了黑人奴隶的贸易，因此巴西的人口开始大增，并开始走上发展之路。而葡属巴西的独立运动也在此时开始萌生。在1789年曾经发生过一次起义，但最後失败，领导者亦被绞死。而1808年，法国的拿破仑声称葡萄牙暗中援助英国，因此对葡萄牙发动入侵。而葡萄牙摄政王若奥亲王为免受到波及，便把王室迁往巴西。而若奥六世在1812年赶回葡萄牙以解决国内的问题，并留下儿子佩德罗作巴西摄政王。其後在人民的强烈呼声下，佩德罗便领导人们进行巴西的独立。最後，他在1822年正式加冕为巴西皇帝，建立巴西帝国，巴西也在此时独立於葡萄牙。[编辑] 非洲帝国（1822－1945年）在殖民主义高涨的19世纪中，葡萄牙已经失去了其在南美和亚洲的领土。为了挽回劣势，葡萄牙便把殖民政策投放在非洲身上，并把葡属佛得角、葡属圣多美普林西比、葡属几内亚比索、葡属安哥拉和葡属莫桑比克置於控制之下。[编辑] 崩溃及瓦解 葡萄牙殖民帝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很多欧洲国家也纷纷自愿及被迫放弃其殖民地。葡萄牙却选择拒绝放弃其殖民地，因此它仍然维持著庞大的殖民帝国。1961年，果阿及葡萄牙统治的印度地区受到印度的入侵，而被迫交还印度。一直到1975年葡萄牙国内发生政变，葡萄牙政府才放弃海外殖民地，葡萄牙所属的非洲殖民地成为莫三比克、安哥拉、几内亚比绍、圣多美与普林西比等国；而在亚洲的两处殖民地东帝汶与澳门中，葡萄牙放弃葡属东帝汶，使得葡属澳门成为葡萄牙唯一也是最後的海外殖民地，葡萄牙的殖民帝国已经形同瓦解。而葡萄牙的最後一个殖民地──澳门则在1999年12月20日正式交还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此，统治达五百多年的葡萄牙殖民地帝国正式宣告走入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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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殖民主义侵略非洲的动因和政策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最初是为资本主义生产积累资金,主要采取贩卖非洲黑人和掠夺非洲黄金的政策。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主要是变非洲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原料供应地,转而集中推行禁止黑奴贸易、开展所谓合法贸易,以及开办欧洲资本主义生产需要的农作物种植园的政策.帝国主义过渡时期,则是为垄断殖民地以利于获取高额利润和霸权争夺,为此先采取瓜分非洲领土,后推行建立直接或间接殖民统治制度,进而实施超经济掠夺的政策。输入殖民地，进百度看看。
摘要：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中国与外界的关系也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中欧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向前迈了一步。本文结合中欧关系的现状，谈谈自己一些看法，并且从中方角度浅谈如何应对中欧的现状。关键词：国际关系 中欧 全球化 引言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中国与外界的关系也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2004年之后中欧结束了长达10年的“蜜月期”，逐渐的进入了一直复杂的环境之中。一、 中欧关系的现状1.合作的关系中欧的战略伙伴关系没有能够取得比较有突破性的进展。曾处在“蜜月”期的中欧双方都希望让合作的加深来解决一些问题，同时也加强彼此的合作关系。例如，中方觉得欧盟应取消对华的军售禁令，应该承认中国市场的经济地位。虽然欧方也作了积极的回应，然而在这两个问题上到现在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然而，实践的结果表明双方没有能够在任何一个重大的问题上真正的展现出中欧合作的强烈期望。 2.竞争的关系 中欧在曾经相互合作的领域里也出现了竞争的关系。在经济关系上，中欧关系一直是以合作互补性的典范著称。过去的近些年中欧之间的贸易基本保持平衡，其中，欧盟在中国的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欧洲的企业也获得了预期的市场，强化了自身的竞争水平。然而，在2004年欧盟成为了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之后，彼此的竞争的关系在经济关系中也变的明显了。欧方不停的抱怨中方对欧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频繁的运用针对中国的进口产品的保护主义的措施。欧盟也在不断的给中方施加压力，一再要求中国要开放本国的市场以及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等。在2006年欧盟曾发表的对华政策的文件中更是把中国看作是“对欧盟贸易政策的最大挑战”，甚至还提出了让中国做出让步的要求。不仅如此，中国曾参与的欧盟伽利略卫星定位系统的研究，这被看做是中欧合作的具有标志性的一个事件。然而现在，因为欧方不断的在这个计划中去排挤中国，中国已开始加速自主研发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并且在频率的占用上面与欧盟形成了正面的竞争关系。3.外交新问题在一些曾不相关联的事情上，中欧之间出现了新的问题。中国和非洲国家之间的关系在2005年之前并没有引起欧盟各国的关注，这也和中欧的双边关系没有什么关系。但是2005年之后，中欧就中国对非的政策一直表现出不满。在一些政治的问题上，欧方也经常地指责中国与津巴布韦和苏丹这些在欧方看来属于专制的国家所保持的友好关系。欧方对中国在非洲的能源以及矿产的资源领域中的投资活动很是不满，总是把中国比做是抢夺非洲资源侵略者。对于一些援助的问题，欧方还经常地指责中方不加任何的政治条件的一些援助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
中国对外投资的意义是，通过投资海外企业或收购海外企业，实现海外市场的拓展、技术进步和成本节省，从而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实现长期稳定发展。根据查询相关公开信息显示，中国对外投资还可以利用海外资源，如原材料、劳动力等，拓展和发展国内企业，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会让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良性循环的阶段，对于我国的进出口贸易是非常大的利好。
中国对外投资的必要性：我国发展对外投资会对国内企业和国内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概括的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利用国外资源弥补我国资源短缺。2，带动中国经济增长。3，扩大出口，推动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4，有助于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5，深化对外开放，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本最优配置。（换行）除此以外，对外投资还可以是我国企业充分利用入世后的机遇和权利，巩固和扩大我国对外经济援助的成果，及时了解和把握国际经贸信息与动态，有助于培养跨国经营所需人才等。自考的吧？加油啊
这篇是网上的，你要是用的话，记得把句子改一下哦。中西方美术的主要差异摘要：美学和哲学有密切关系，中国美学深受儒道思想的影响，可以说儒道思想是中国艺术所依存的美学基础。西方受基督教的影响，认为神圣的价值在人和世界之外存在，需要去看，去听。根据基督教义的理解，艺术家对外在美的准确、完美的体现，是想完成对上帝的靠拢，是对上帝的一种贡献。这些美学思想体现在西方不同文化领域，具有不同的美学价值。中西方美学是屹立在世界艺术史上的两坐不同的高峰，他们之间没有根本上的谁高谁低之分，只是由于观念上的不同造成美学的差异，正是这些差异才让我们感受到了不同风格美术带给我们的震撼和美的感受。通过中西方美术在绘画、建筑、园林三个方面的差异，我们可以从中领略到中西方美术各自的魅力。关键词：美术 差异 绘画 建筑 园林正文中西方美术在我认为区别在于中西方的哲学观念不同,艺术的发展是要有哲学做指导的,西方人考虑问题理性的因素比较多,而中国的艺术人在考虑问题中以人的思想指导比较多.你可以看到,西方的美术作品追求的东西,以最为出名的,大家最熟知的文艺复兴时期为例,印象派的画家们是强调光的表现,是画家对光这种因素的主观和客观的科学分析.莫奈到了晚期甚至逐渐抛开对形的把握而疯狂的追求光的表现,比如他创作的以自家花园为题材的<莲花>系列.而反观中国的绘画,在国画中我们是看到的这种对客观事物的分析和解剖是不多的.中国画强调意境,而意境则已经是纯粹的画家意识中的东西了.直到国画大师黄宾弘开始,才逐渐的可以看到他在自己的绘画中开始借鉴西方的一些思想,进行一些方面的结合.但并不是中国的艺术落后于西方的观念,而在于根本的哲学理念不同.不同哲学指导所产生的艺术是不一样的。中西方美学是屹立在世界艺术史上的两坐不同的高峰，他们之间没有根本上的谁高谁低之分，只是由于观念上的不同造成美学的差异，但这也更好的给了我们多样的选择。我再次选取了三个方面。从绘画、建筑、园林三个方面谈谈中西方美术的差异。绘画方面的差异中西方美术的最主要差异就在于透视，这是最根本的，中国绘画在创作上重视构思，讲求意在笔先和形象思维，注重艺术形象的主客观统一。造型上不拘于表面的肖似，而讲求在似与不似之间”和“不似之似”，在透视上将焦点（一点）透视与散点（多点）透视结合；而西方绘画着重于焦点透视，比较客观科学地体现了物体的外观，真实客观是其特点。绘画风格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同时整个社会所形成的文化底蕴也同时反哺给了绘画。举例来说，从建筑上来说，人文，天气和建筑材料以及建筑工艺都对其有很大的影响，同样是巴洛克风格，每个地方都有些细微的变化。西方人文在文艺复兴时期，思想波澜起伏，海纳百川形成了众多的艺术风格，功不在风格多少，而在于这一风气带动了人们的思想，不段的创新；反观中国古代，由于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思想统治，迫使人们在一定框架中，不对君王，只对青山绿水，千年时间造就了中国画的辉煌，但也限制了中国绘画新时代的发展。当然在明清两代发展起来的工笔绘画，在一定意义上也偏重了西方绘画的焦点透视（工笔建筑要稍少一些）。绘画工具的不同也造就了中西方绘画的差异。毛笔，纸张，绘画颜料可谓独树一帜，更体现了中国古代人民的智慧，当然整个当时西方社会的工艺水平也是很高的。总的来说，中国绘画讲究的是意境，画面的构图可以北地之山，南河之水，成竹在胸，山林水楼，人物花鸟，增减不在话下，而西方绘画造型严谨，焦点透视决定了其在构图上有所限制，但也更体现了西方绘画方寸之间的精工细做，用现今意义上来说就是中国画在于细细品味，西方画细部则更加耐看。绘画方面的其他不同点：1、材料工具不同西方古典绘画使用油画颜料，油画笔，以木板油画布为载体中国传统绘画使用墨，植物色矿物色，毛笔，以宣纸和绢为载体2、题材重点不同西方古典绘画最强调的是人，人物画十分兴盛中国传统绘画强调天人合一，人物画从唐以后变成配角，山水画十分兴盛。3、观察方式不同西方古典绘画从文艺复兴开始，和科学紧密结合，强调透视比例关系，画家的观察方式采用焦点透视。中国传统绘画采用散点透视，没有西方那种特别完善详细的美术理论著作，只有一些画论流传，如“三远法”“六要”等等建筑方面的差异1. 建筑材料的不同，体现了中西方物质文化、哲学理念的差异。从建筑材料来看，在现代建筑未产生之前，世界上所有已经发展成熟的建筑体系中，包括属于东方建筑的印度建筑在内，基本上，都是以砖石为主要建筑材料来营造的，属于砖石结构系统。诸如埃及的金字塔，古希腊的神庙，古罗马的斗兽场、输水道，中世纪欧洲的教堂……无一不是用石材筑成，无一不是这部“石头史书”中留下的历史见证。唯有我国古典建筑(包括邻近的日本、朝鲜等地区)是以木材来做房屋的主要构架，属于木结构系统，因而被誉为“木头的史书”。中西方的建筑对于材料的选择，除由于自然因素不同外，更重要的是由不同文化，不同理念导致的结果，是不同心性在建筑中的普遍反映。西方以狩猎方式为主的原始经济，造就出重物的原始心态。从西方人对石材的肯定，可以看出西方人求智求真的理性精神，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强调人是世界的主人，人的力量和智慧能够战胜一切。中国以原始农业为主的经济方式，造就了原始文明中重选择，重采集，重储存的活动方式。由此衍生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哲学，所宣扬的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人合一”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揭示，自然与人乃息息相通的整体，人是自然界的一个环节，中国人将木材选作基本建材，正是重视了它与生命之亲和关系，重视了它的性状与人生关系的结果。2. 建筑空间的布局不同，反映了中西方制度文化、性格特征的区别。从建筑的空间布局来看，中国建筑是封闭的群体的空间格局，在地面平面铺开。中国无论何种建筑，从住宅到宫殿，几乎都是一个格局，类似于“四合院”模式。中国建筑的美又是一种“集体”的美。例如；北京明清宫殿，明十三陵，曲阜孔庙即是以重重院落相套而构成规模巨大的建筑群，各种建筑前后左右有主有宾合乎规律地排列着，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形态的内向性特征，宗法思想和礼教制度。与中国相反，西方建筑是开放的单体的空间格局向高空发展。以相近年代建造、扩建的北京故宫和巴黎卢浮宫比较，前者是由数以千计的单个房屋组成的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建筑群体，围绕轴线形成一系列院落，平面铺展异常庞大；后者则采用“体量”的向上扩展和垂直叠加，由巨大而富于变化的形体，形成巍然耸立、雄伟壮观的整体。而且，从古希腊古罗马的城邦开始，就广泛地使用柱廊、门窗，增加信息交流及透明度，以外部空间来包围建筑，以突出建筑的实体形象。这与西方人很早就经常通过海上往来互相交往及社会内部实行奴隶民主制有关。古希腊的外向型性格和科学民主的精神不仅影响了古罗马，还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同时，如果说中国建筑占据着地面，那么西方建筑就占领着空间，譬如罗马可里西姆大斗兽场高为48米，“万神殿”高43.5米，中世纪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其中央大厅穹窿顶离地达60米。文艺复兴建筑中最辉煌的作品圣彼得大教堂，高137米。这庄严雄的建筑物固然反映西方人崇拜神灵的狂热，更多是利用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成就给人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3.在建筑造型方面，中国古典建筑的屋面一般都做有明显的曲线，屋顶上部坡度较陡，下部较平缓，这样既便于雨水排泄，又有利于日照与通风。在歇山顶与庑殿顶的建筑中，屋檐都有意做成微微的向两侧升高，特别是屋角部分做成明显的起翘，形成翼角如飞的意境。对比西方古典建筑的典型实例帕特侬神庙，它的檐部则是做成中央微微凸起的曲线，正好与中国古典建筑屋檐曲线相反。西方这种凸曲线产生了一种挺拔平整的艺术效果。西方古典建筑柱式有明显的收分和卷杀，希腊古典建筑的柱子还有侧脚和角柱加粗的手法；对比中国古典建筑，尤其是唐宋时期的正统建筑柱子的卷杀与侧脚也极常见，这反映了对审美手法的共同性，只是柱子由于材料的不同而在比例上有所不同。另：东西方建筑差异新实例分析1、西方建筑西方建筑每每以巨大的体量和超然的尺度来强调建筑艺术的永恒与崇高。它们具有严密的几何性，常常以带有外张感的穹隆和尖塔来渲染房屋的垂直力度，形成傲然屹立，与自然对立的外观特征。古代埃及建筑文化的代表——金字塔与神庙，便突出表现了这一特点。金字塔是埃及法者或贵族的陵墓，古埃及人信奉灵魂不死的观念，认为死后永久保存肉体，便可在天国求得永生。由此，埃及法老在世时均要为自己营建代表永恒信念的金字塔。金字塔与我国古代王陵绝然不同，它不带有“入土为安”的阴柔之美，也不在深埋地下的地宫中去创造宛若人世间的富庶华丽生活的地下天堂，而是以最简明有力的几何形式，集中表现出一种与世长存的永恒主题。从艺术哲学观念来看，位于尼罗河西岸开罗近郊的吉隆金字塔群，正是以其巨大、单纯、简洁、稳定的造型，在广阔、原始、浑朴的大漠中，表现了一种超自然的纯阳刚之美，而产生了强烈的纪念性——神圣，永恒，庄严，崇高。古埃及的神庙也一样，例如位于卡纳克的阿蒙神庙，建筑巨大而沉重，威严而神秘，完全显现了一种阳刚的崇高之美。阿蒙神庙最著名的是大殿，又称“多柱厅”，其面积达5000平方米，密密层层排列着十六行，一百三十四根高大粗壮的石柱。它们的底径比柱间净距还要大。这种处理，显然是追求压抑，超感性的艺术效果。马克思在论说西方宗教建筑时曾说过：“巨大的形象震撼人心，使人吃惊……这些庞然大物，以宛若天然生成的体量，物质地影响着人的精神，精神在物质的重量下感到压抑，而压抑之感正是崇拜的起始点。”阿蒙神庙建筑所夸张的正是这种纯物质的重压，旨在引起人们惊愕和震撼的观感，在这里，秀丽，含蓄的阴柔之美已完全被排斥了。2、中国建筑中国建筑体系是以木结构为特色的独立的建筑艺术，在城市规划、建筑组群、单体建筑以及材料、结构等方面的艺术处理均取得辉煌的成就。传统建筑中的各种屋顶造型、飞檐翼角、斗供彩画、朱柱金顶、内外装修门及园林景物等，充分体现出中国建筑艺术的纯熟和感染力。七千年前河姆渡文化中即有榫卯和企口做法。半坡村已有前堂后室之分。商殷时已出现高大宫室。西周时已使用砖瓦并有四合院布局。春秋战国时期更有建筑图传世。京邑台榭宫室内外梁柱、斗供上均作装饰，墙壁上饰以壁画。秦汉时期木构建筑日趋成熟，建筑宏伟壮观，装饰丰富，舒展优美，出现了阿房宫、未央宫等庞大的建筑组群。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寺、佛塔迅速发展，形式多样，屋脊出现了鸱吻饰件。隋唐时期建筑采用琉璃瓦，更是富丽堂皇，当时所建的南禅寺大殿、佛光寺大殿迄今犹存，举世瞩目。五代、两宋都市建筑兴盛，商业繁荣，豪华的酒楼、商店各有飞阁栏槛，风格秀丽，明清时代的宫殿苑囿和私家园林保存至今者尚多，建筑亦较宋代华丽繁琐、威严自在。近现代中国建筑艺术则在继承优秀传统相吸收当今世上建筑艺术长处的实践中，不断发展，有所创新。园林方面的差异综观中国的园林和西方园林的发展史，我们不难看出，两者有很明显的区别。前者强调：自然、野趣；后者强调统一、讲究几何等等，二者在风格上迥然不同。中国山水园林表现的是自然美，布局形以自然、变化、曲折为特点，要求景物源于自然，又高于自然，使人工美和自然美丽融于一体，做到“虽有人作，宛自天开”，西方园林则更大程度上体现了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成就。在他们的园林里，你会发现人工雕琢过的自然散发着另一种美，一种被人类理想化了的美。这种美表现的直白，很显露。1、中西方园林差异的历史渊源要了解中式园林和西式园林，我们首先比较一下东西方城市布局：在欧洲，城市是曲折的，而花园是方正整齐的；在中国，城市是方正整齐的，相反花园是曲折，甚至是曲径通幽的。为什么东西方城市布局和园林正好相反，我们可以追溯到二者城市历史的发展史：欧洲的几何式花园，形成于封建制的晚期。当时，新兴资产阶级和国王一起，正力求摆脱几百年的封建分离和混乱，建立统一的、集中的、秩序严谨的君主专制政体。而欧洲的城市，大多是从中世纪的商业、手工业和水陆交通发展起来的，中世纪城市的曲折，本是封建分裂和混乱的产物。中国的自然式花园，形成于中央集权的君主专政的统治之下。为它服务的政治斗争和僵硬的意识形态，压抑一切生机。尚有灵性的社会知识阶层，希望在这个僵化的社会中寻找透气的孔洞，因而他们向往自然和自然中的生活。而这个中国历史的城市发展，在大多数的年代，都是官僚体系的行政中心，城市的方正，都是历史中那些专政政权的产物，这方面在皇帝定都的城市中特征尤为明显。如北京的城市布局：整个城市是典型的棋盘式布局，但皇家园林圆明园、颐和园中却处处体现小桥流水的自然情趣。从上面比较可以得出：几何式的西式花园和自然式的中国花园，在他们形成的时候，都反映着当时在思想文化上影响最大的人们的愿望：他们要摆脱什么、向往什么。当时的城市，反映着他们要摆脱的，当时的园林，反映着他们要追求的，所以，园林和城市、风格上形成对照。2、两者的具体区别在欧洲，建筑统率着园林。这从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秩序和纪律统帅一切。不但建筑物在布局里占主导地位，而且它迫使园林服从建筑的构图原则，使它“建筑化”。不但花园，甚至连林、木都建筑化了，道路、水池和小建筑物把几何格律带进了园林。在花园里，人们并不欣赏树木花草本身的自然情趣美，他们只不过是有各种颜色和表质的材料，用来铺彻成平面的图案，或者修剪成圆锥形、长方形、球形等等绿色的集合体。花园的美，是这种图案和几何体的建筑美。所以，绣花植坛里用染过色的沙子和石头做底，他们的作用和花草差不多。这种园林，只有借人工的喷泉来给他一股生气、一股活力。在中国，建筑格律并不统率园林布局，而在园林里，是园林的构图规则统率着建筑，迫使建筑“园林化”，随高就低，打散体形，并且向自然敞开。自然本身还随着湖石、竹树、流水等等渗透到建筑物里去。人们欣赏的是树木花草本身的美，不但欣赏它们的形态，还欣赏他们的“生命”和“人格”。岁寒不凋的松柏，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劲节虚心的竹子，刚正坚贞的石头，他们和人们有感情上的联系。甚至象晋简文帝那样“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于是，人就融化在自然之中，率性适情，暂时忘掉尘世的烦恼。中国的造园艺术因此是抒情的，出世的，人们在自然山水中恬谈隐退，连皇帝都要自比为与世无争的樵夫渔翁。沉思默想，抚琴吟诗，感情磨练得十分敏锐细腻。竹影花影，风声雨声，露光荧光，茶香药香，都能引起心头的微澜和想象力。一片石、一池水，不但可以幻成江湖丘壑，还代表着一种生活理想，一种文化精义。所以，从园林的定名到题建筑物的联额都成了风雅的事。把文学引进到造园艺术中来，园林的精神容量就扩大了。而这文学，大多是描绘没有人间烟火气的自然风光之美，抒发蔑视名缰利锁、礼法名教的疏狂之情。园林里演出过多少浪漫故事，西厢记里的主人公也要到园林里才发现自己的青春。西式园林的造园艺术是理性的，入世的，在筑就的平平的台地上推敲着均衡、比例、节奏。他图解君权，而君主在这里仍然扮演着至高无上的角色。人们在里面交谊、歌舞，举办大型节庆活动，甚至放烟火，热热闹闹。连造园要素也有热闹的：大量喷泉、水风琴等等含有很多机械元素的东西。许许多多的雕刻把古代神话带进了园林，题材不外乎感官的享受。从来没有定园名、题联额这类风雅事情发生。所以西式园林不但在布局上是一览无余的，它的意境也是比较粗浅的，体会不出多少深永的生活滋味。3、东西方园林的审美差异两者的审美差异我们可以做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中国的园林像一杯充满清香的茶，需要我们细细品尝，然后用心去体会的话。那么西方的园林就像一壶浓郁香气的咖啡，给你以直接的享受。中国园林艺术的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讲究自然天成，不露人工斧凿的痕迹。中国古代向来把园林看成是一首诗或一幅画，而不是单纯的土木工程。它巧妙地将诗画艺术与园林熔为一炉。诗画与园林作品不仅赞美自然本身的形态美，而且更注重自然的内在美，将自然“人格”化。认为松柏延年，荷花廉洁、翠竹虚心、崖石坚贞、兰花品高等，这些都是和人的情感相联系的。因此，竹影花影，风声雨声，阳光月光，茶香花香，都能激起人们的情感的丰富的联想，形成中国古典艺术园林艺术的独特风格。西方园林则更大程度上体现了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成就。在他们的园林里，你会发现人工雕琢的迹象到处存在，到处都是散布着集合图形，在这里，园林已经不是园林本身的自然美，他是建筑的一部分。从两者的比较中我们不难发现，西方人更注重个性的充分发挥和自我理念的完美结合，不过欲拘泥小节，张扬且十分大气，但有时他们的园林会给人一种与环境极不协调的感觉，身处其中有一种矛盾、冲突的体验，能给人一种振奋的感觉；而我们东方园林，造园处处体现“和谐”，注重人与景的和谐、景与景的和谐，而“个性”二字是很难以展现的，许多大胆的创新都因为会破坏了这份“和谐”而难以实现。因为和谐，东方的园林不免有点小家子气，因为和谐，带给你的宁静而安详的心境，所以中国的园林是修心养性的好地方，尤如世外桃源。就如吃饭，萝卜，青菜都有才好，园林建设不妨中、西的都有，中西合璧也是一个上佳的选择。人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时候往往又有不同的心境，不同风格的园林恰与之相应。结束语由于中国传统美术自成体系和中华民族特定的审美意识，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中国美术理论和西方美术理论有一定差异。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①从理论形态上看，中国传统美术理论多为感受性和经验性的评议，多结合对具体作品的品评，进而涉及作者的个性品格；西方美术理论的理论性较强，多是侧重作品形式的抽象分析和阐释。②从哲学基础上看，中国传统美术理论崇尚和谐、中正，其范畴多为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如形与神、情与理、虚与实、刚与柔、正与奇等；西方美术理论，偏重从科学的角度寻究造型艺术形式美的依据，从而，其传统的理论一直以模仿说为主导，并产生了透视学、艺术解剖学、色彩学等学科。西方现代美术理论因强调个性和意志的自由，而有极端化和绝对化的倾向。③从社会学意义上看，中国美术理论注重美术同自然和社会的和谐关系，注重美术的社会功能；西方美术理论更多地强调对作品形式美的自由观照，强调美术的无利害和非功利性。当然，这种比较只是从整体上相对而言，随着中西美术交流和文化相互影响的加强，中西美术理论也相互产生影响，出现一定程度的相互吸收和融合现象。然而，与此同时，在理论上所表现的差异增大和多元化倾向也更加明显。在今后的发展中，随着美术理论自身的觉醒和自身价值的加强美术理论将出现由愈来愈强的独特性、科学性、严整性和丰富性所构成的空前繁荣。中西方美学比较，不仅要向我们传统美学提问，也要向西方美学提问。不仅研究它们的历史，还要促进解决我们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思考在美育的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美，是思辨的哲学、最微妙的心理学、最情感的艺术。美是文化精髓的集焦点。参考文献：[1] 顾铮 著 《自我的迷宫》 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2]贺西林 中国美术史简编 成 [M]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3]《黄昏后的契机——后现代主义》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4] 『美』劳丽•S•亚当斯 著 时易 译 《 艺术鉴赏讲座》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5] 列•斯托洛维奇 《审美价值的本质》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6] 托马斯•门罗 《走向科学的美学》 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7] 阎增武 《美学原理导论》 黄河出版社[8] 张樟。住区过渡空间的探讨[J].中国园林，2002（3）：19-22.
首先，由于中国艺术的独特性，所以我们要认识到，中国艺术对西方艺术的影响总的来说较少，即使有，也较为薄弱；其次，中国艺术对西方艺术的影响是分时期的，当中国较为强盛的时候，比如唐宋元明时期较显著，而其余时期可能就较不显著；第三，中国艺术对西方艺术的影响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直接的如通过丝绸之路传播的影响，间接的比如通过日本的浮世绘所造成的影响；第四，中国艺术对西方艺术的影响还受中国的政治开放形态的影响，如清初的闭关锁国与晚期的半殖民地状态都有所不同。总之，中国艺术对西方艺术影响的情况是比较复杂的，不可简单言之。
你是指哪方面？音乐？美术？抑或文学？范围太大了，无从下手。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法律条文明确规定汉语的文言文是官方书面语，但是，自从汉字诞生的那天开始，汉语的文言文就成为了官方书面语，从夏、商、周到元、明、清，汉语的文言文都是统一的书面语，今天的日本、韩国、越南等地，甚至也将汉语的文言文定为官方语言，因此，在古代的东亚世界，汉语的文言文就成为了东亚世界的通用语。
几千年以来，汉字只有字体、字形的变化，文言文只有语法规则的细微改变，因此，中国人现在也能看得懂秦汉时期司马迁所著之《史记》、班固所著之《汉书》，日本人、韩国人同样也要学习中国先秦、秦汉时期的文言文，这在欧洲是不可想象的，欧洲在古希腊时代的书面语是希腊文，古罗马时代的书面语是拉丁文，到了近现代社会，则是英文、法文、德文等不同的文字，今天的英语、法语和德语虽然有很多词汇来自希腊文和拉丁文，但是，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是无法直接阅读古希腊罗马时代的著作的，古希腊时代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古罗马时代相当于中国的秦汉时期，这就相当于中国人无法直接阅读《论语》、《史记》、《汉书》一样。
可是，统一的文字和书面语，也让中华文明承担了一些风险，俗话说，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在计算机出现以前，人类文明的有形载体主要是纸质的书籍，珍藏历代典籍的皇家图书馆一旦失火，就相当于文明经历了一次浩劫。欧洲的语言和文字，具有多样性，一种文字的书籍毁于战火，另外一种文字的书籍若得以保留，同样可以复原历史，而中国古代的书籍一旦毁于战火，可能就意味着这本书永远消失了，日本、韩国现在虽然也保留了中国部分已经散佚的书籍，但是，古代日本和韩国的早期历史，都是中国人书写的，他们的历史都保留在中国的《史记》、《汉书》、《三国志》里，在魏晋南北朝以前，汉字还未传入到日本和韩国，他们连自己的典籍都没有，又怎么会保存有中国先秦、秦汉时期的书籍呢？只能说现在的日本和韩国保留了中国宋、元、明、清时期已经散佚的著作。
因为中国古代的皇家图书馆遭遇了几次火灾，所以，西方人很早就开始怀疑中国历史的真实性，例如，他们认为中国夏、商、周时期的历史纯属无稽之谈；中国上古经典都是汉代的学者伪造的；夏朝和商朝的君主都是太甲、小乙这样的名字，如同星宿，显然是伪造的；亚历山大的军队东征到印度和中亚，居然没有提到中国，怀疑当时世界上有没有中国。
西方人怀疑中国历史的真实性，始于19世纪，而在此之前的16世纪、17世纪和18世纪，西方人则是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非常的崇拜，认为中国历史悠久，社会稳定，中国是一个具有高度文明的大帝国，在当时的欧洲甚至掀起了一股“中国风”，欧洲的上流社会对中国文化的崇拜到了一种狂热的地步，公元1700年，当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身穿中国服装，坐着中国皇帝和官员乘坐的八抬大轿出场时，法国的贵族们都惊呆了。
16世纪至18世纪，欧洲为什么会掀起“中国热”呢？明朝自洪武年间开始，一直禁止民间私人所进行的海外贸易活动，直到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才开放部分通商口岸，承认私人海外贸易活动的合法性，史称“隆庆开关”，随着海外贸易的兴盛，欧洲的传教士开始来到中国游历，他们将中国的历史、文化、语言以及儒家经典、诸子百家的著作介绍到欧洲，欧洲人开始直接了解到关于中国的信息，而在此之前都是通过阿拉伯人以及古希腊罗马时代的著作，间接得到的关于中国的信息。西方传教士将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介绍到欧洲的时候，中国正好是国力强盛之时，与西欧的混乱、贫穷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儒家文化里体现的理性与智慧，也正好与欧洲人的愚昧、落后形成鲜明的对照，因此，当时的启蒙思想家非常推崇中国文化，希望在欧洲走向理性主义的道路上，中国能够成为他们的榜样。
然而，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欧洲人就不再崇拜中国文化了，甚至怀疑中国历史的真实性，认为中国的古籍存在造假行为。
欧洲学者对中国的研究，我们一般称之为“汉学”或“中国学”，而他们对近东与远东的研究，则称之为东方学，欧洲地理学家以自身为中心，称呼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埃及、土耳其、希腊等地)为近东，称呼亚洲东部地区(主要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为远东，所以有的时候，汉学也是东方学的一部分，在明清时期，中国学者则称呼欧美国家为“泰西”，泰就“太”的意思，泰西就是“远西”。但是，进入到近代社会，中国人、日本人在世界文化领域并无多少话语权，东亚国家接受了欧洲人的“远东”概念，欧洲人却并未接受中国学者的“泰西”概念，今天，“泰西”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了，所以，仅仅从“远东”、“泰西”的概念来解析，我们也可以看得出西方汉学界对中国古史的存疑实际上也是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体现。
欧洲汉学家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往往也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解读，欧洲汉学最早可追溯至马可·波罗时代，但是在宋元之际，欧洲人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往往是间接的、零星的，到了明末清初，利玛窦、南怀仁、汤若望等西方传教士来华以后，欧洲才有了系统的汉学，这一时期欧洲的汉学主要是试图将中国上古历史与基督教《圣经》所记载的民族世系联系在一起，将中国夏、商、周时期的历史与《圣经》的记载调和在一起，就形成了“中国文化西来说”、“中国人种西来说”的观点，比如南怀仁认为伏羲是亚当的“第十三代子孙”;李祖白则认为“中国之初人实如德亚之苗裔”，如德亚就是犹太人，李祖白的观点承自汤若望。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史
关于中国学者的，可以去图书馆查查这本书：《中西文化对比》，顾雪梁。相信其中有不少可用的内容，我手头没有这本书，帮不了你，抱歉。关于外国学者的，请看：瑞典汉学家：中西文化差异没那么大2009年11月09日 10:12 来源：人民日报中西文化“异质论”一直存在，但无论是主张西化，还是主张回归传统的中国人，常常把中国跟欧洲文化的区别说得太过。实际上，每种文化都有它的独特性，但是独特性还是以普遍性为基础的. 在我们这个全球化的世界，国际交流、跨文化对话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重要，因此，我们怎么理解文化之间的差异，不但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有实际意义的问题。 自从中国和欧洲开始有接触，至少从16世纪末以来，双方都存在着中西文化的“异质论”。很多欧洲人认为，欧洲文化和中国文化根本不一样。同样的，很多中国人也把欧洲文化描述为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 中国的五四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本国的文化传统。那个时候，欧洲一些有影响的思想家也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对现代化构成障碍，应该抛弃。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反思成为很时髦的概念。上世纪80年代，很多中国人开始反思中西文化的“异质论”。有人主张西化；也有人主张回归传统，一方面，他们认为传统文化中有很多西方缺乏的宝贵东西，另一方面，他们觉得中国人应该认同自己的传统，否则就会出现认同危机。 我在这里描述的是两种趋势，这两种趋势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常常把中国跟欧洲文化的区别说得太过，把表象上的差异描述为本质上的差异。比如，主张西化的人认为，“超越”是现代文化必不可少、也是传统中国没有的东西；主张回归传统的人则强调，“天人合一”的概念非常重要，这是中国一直都有但是欧洲没有的概念。 这两种论点对吗？站得住脚吗？我认为，可能站不住脚。说中国没有“超越”或者说中国的“超越”跟西方的“超越”有所不同，大概是对的，但这就是本质上的区别吗？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并非完全不同，比如“天人合一”的思想，也不能说西方没有。中国文化本身也有很多内在的区别，西方文化也一样。两种文化各自内在的差异，大概还要大于它们之间的差异。其实，我们也应该对区别感兴趣，这将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有意思。与其说中西文化有本质上的区别，不如说这是本质的变奏。 今天的中国，很多人为自己的文化传统感到骄傲，很多人强调中国文化的独特性。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好，屈辱感被骄傲感所代替，应该是一件好事。不过我听到“独特性”这个词时，还是有一点担心，因为我觉得这个词好像把中西文化描述为本质上完全不同的文化。我们都是人，归根结底，我们具有同样的需求、同样的喜怒哀乐，每个人都有他的独特性，每种文化也都有它的独特性。但是我相信独特性还是以普遍性为基础的，甚至可以说，独特性是普遍性的具体体现。 罗多弼 瑞典皇家人文、历史和考古学院院士 (本报记者董阳采访整理)
自海通以还，新学渐兴，域外学术书籍译介遂成近代中国“输入学理，再造文明”（胡适语）之重要途径；而对外国学者中国史研究著述的译介，不仅有益于学术的繁荣发展，更有助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因“身在此山”而形成的某些局限。但国外中国史研究林林总总，洋洋大观，几十年来（特别是近20年）对其译介虽多，终也只能是“取一瓢饮”，因此这种译介的态度和选择标准本身小而言之实际又是学术变迁的反映，大而言之甚至可说是时代、社会变化的一种折射，成为值得研究的对象。本文不拟对50年来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的丰硕成果作全面研究述论，更非具体的书评书介，仅想对这种译介在不同时期的主要特点、对国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影响和意义等试作初步研究概述，难免挂一漏万，诚祈方家指正。 （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权的更迭，而是从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到上层建筑深刻而全面的巨变，马克思列宁主义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反过来又会影响经济基础，因此一种全面的社会变动要求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与之相应。“学术”属上层建筑．所以对旧有的学术进行“改造”就“势所必至”了。由于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认识与中国革命关系重大，所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年代就已相对成熟；但在原先的高等院校的知识分子中，这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一直是种种非马克思主义学派。这样，以前者改造后者，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批判，自然成为这一领域的中心任务，对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自然也不可能离开这一中心任务。 对此意图，当时出版的所有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几乎都有明确的说明。《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中译本序言”谈到之所以翻译此书一是因为该书的资料“有不小的利用价值”，但更重要的一个理由”是因为它“一向被中外资产阶级学者奉为圭臬之作”，现在“不要忘记这些谬论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中，曾经严重地毒害了中国的思想界。应该说在殖民主义理论的作品中，这部书是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因而也就是反对殖民主义者所应该注意阅读的东西”。①丹涅特著《美国人在东亚》、莱特著《中国关税沿革史》、约瑟夫著《列强对华外交》、威罗贝著《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伯尔考维茨着《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的译者“前言”或“后记”，都毫无例外地郑重声明了这一点。 在当时百废俱兴的历史条件下，就数量而言，翻译出版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并不算多。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50年代组织选译的绝大多数著作的确代表了国外有关学术研究的一流水平，选书之精当与译品质量之高至今仍令人钦佩，此皆说明选译者眼光的不凡、学识的深厚与态度的严肃认真。例如，直到现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仍是被国内中外关系研究者引征最频的著作之一；《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一书在整体上仍未被超越……更有意义的是，当时代环境发生变化后，这些译著的学术性便立即显示出来，为一些相关学科在新时期的迅速发展打下一定基础。 更值得注意的是，50年代初期对苏“一边倒”，各学科都在自身建设方面竞相翻译出版“苏联老大哥”的有关著作作为“教科书”，并奉为“典范”时，有关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却翻译出版极少，更无被视为“典范”之作。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在中国近代史学科中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派当时即已相对成熟，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框架和方法，无需像其他不少学科那样匆忙照搬苏联的“教科书”。 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发展，“阶级斗争”愈演愈烈，对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分析、批判言辞也日趋激烈，这种“译介”更明确被提到“了解敌情”、“兴无灭资”、“反帝反修”的程度。《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第1、2卷）和《外国资产阶级对于中国现代史的看法》近120万字，选译了从19世纪末叶以来，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仍有影响的英、美、法、德、日等国数十位资产阶级学者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近代经济及文化问题、中外关系、农民战争、边疆危机、中国革命、国共斗争……等各方面有代表性的论述。在长达万言的“序言”中，选编者对近百年来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中国研究状况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对各种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政治批判，并进一步申明了编译的目的：“我们选译这些资料，即是为了了解敌情和提供反面教材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我们从这些资料里可以进一步认清学术思想领域内，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真面目，认识帝国主义通过文化侵略毒化中国人民的罪恶活动，借以激发我们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上主义的斗争，并且从斗争中清除资产阶级历史学在中国史学界的流毒和影响，壮大历史科学队伍，团结一切爱国的历史科学工作者，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文化。”② 十年“文革”特别是它的中后期，有关俄苏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在一片荒芜的学术园地中突然“一花独放”，翻译出版了一大批。这种“一花独放”，完全是由于“反修”斗争和中苏边境冲突的需要。齐赫文斯基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的中译本“出版说明”写道：“本书炮制者以极其卑劣无耻的手法，全面、系统地伪造近代中国历史”，“恶毒诽谤攻击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斗争和中国共产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这篇个到5000字的“说明”充满了“恬不知耻”、“疯狂攻击”、“秉承其主子出意旨”……这样一些几近谩骂的文字，并认定这部书的目的是“妄图否定毛主席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一系列科学论断，否定毛主席为中国革命制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变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③当时的“时代精神”可说尽在其中。而有关中俄边境著述的译介更多，由于这些译著以资料、回忆录为主且限于本文篇幅，恕不细述。但是这些翻译为后来的中俄关系史研究打下了较为深厚的基础。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中美关系在1971年开始解冻，费正清的名著《美国与中国》也在“供有关部门研究中美关系时批判和参考之用”的名义下，由商务印书馆组织翻译出版。 （二） “文革”结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开始，沉寂已久的学术开始复苏，由于较长时期的自我封闭，学界对国外学术研究的了解尤其必要、急迫。这种形势，为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介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而开风气之先且成效最著的则为中的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国门初启的1980年创办的不定期刊物《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该刊编者在创刊号中明确表示其“目的在于及时介绍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情况，了解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动态，沟通中外学术交流”。承认“近年来，在中国近代史这个学术领域内，国外的研究工作发展较快”，“一些我们还未涉及的问题，国外也有了较深入的研究；国外还不时对我国近代史研究上的某些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进行商榷或争论。凡此种种，都需要我们及时了解，以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活跃学术空气，促进研究工作的发展”。“所收文章主要看其是否有新观点、新资料，或新进展，至于内容与观点正确与否，则不一定要求”。④从“了解敌情”、“反面教材”……到“沟通中外学术交流”、彼此平等地“进行商榷或争论”，承认自己多有不足、曾经“闭目塞听”……这种转变是巨大的、根本性的。这篇“编者的话”虽只短短400多字，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时代的新精神，亦说明所谓新时期确非虚言泛论，而是实实在在地发生了方方面面巨大的新变化。后人或许很难想象，这种平实如常的语言所说的本是最“平常下过”的道理、然而实际却是那样地“不平常”，因为它是那样地来之不易。这种态度，可说是新时期译介的代表。从1980年创刊到1995年终刊，《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5年来共出版27辑，发表了40O余篇近80O万字的译作。其中有国外学术期刊的论文翻译，也有著作摘译，文种涉及性、日、俄、法、德等诸多语种，以较快的速度、较为全面地向国内学术界介绍了外部世界的有关信息，对学术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对学术发展如此重要的刊物却因种种原因不得个于几年前停刊，学界至今仍咸为惋惜。另外，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从1990年创刊到1996年停刊，共出刊42期，也曾是了解国外有关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在最近20年中，有关译介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其中影响较大的译丛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1987年起出版“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陆续出版的有美国学者魏斐德著《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孔飞力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从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费维恺著《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陈锦江著《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施坚雅著《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英国学者杨国伦著《英国对华政策（1895―1902）》、日本学者滨下武志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 江苏人民出版社从1988年起陆续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与近代中国有关的译著有美国学者费正清、赖肖尔著《中国：传统与变革》、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格里德著《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50》、郭颖颐著《中国现代思潮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史华兹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柯文著《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墨子刻著《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周锡瑞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杜赞专著《文化、权力与国家——190O―1942年的华北农村》、艾恺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张灏著《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一1907）》、任达著《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周策纵著《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萧公权著《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五四与现代中国”丛书收有译著《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美国学者施瓦支（舒衡哲）著《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张灏著《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纪文勋著《现代中国的思想遗产——民主主义与权威主义》、日本学者近藤邦康著《救亡与传统》。 其他译著更是难以胜数，对不同专业领域都有相当的影响。 通论性的主要有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两卷）、《剑桥中华民国史》（两卷），另外费氏的《美国与中国》不断重印，《费正清集》、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费正清自传》和《费正清看中国》等都翻译出版。还有美国学者石约翰著《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史景迁著《天安门》、柯文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以及日本学者沟口雄三著《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等。 经济史方面主要有美国学者郝延平著《中国近代商业革命》、《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刘广京著《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1862―1874）》、日本学者中村哲著《近代东亚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美国学者珀金斯著《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黄宗智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杨格著《近百年来上海政治经济史（1842―1937）》、法国学者白吉尔著《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等。 政治、军事、社会史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周锡瑞著《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易劳逸著《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命》、胡素珊著《中国的内战》、齐锡生著《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小科布尔著《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鲍威尔著《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施坚雅著《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英国学者贝思飞著《民国时期的土匪》、加拿大学者陈志让著《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苏联学者卡尔图诺娃著《加伦在中国，1924―1927》、切列潘诺夫著《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贾比才等著《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论文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等。 有关中外关系史的译著主要有英国学者季南著《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美国学者李约翰著《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1912）》、威维尔著《美国与中国：财政和外交研究（1906―1913）》、柯里著《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1913―1921）》、塔克曼著《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菲斯著《中国的纠葛——从珍珠港事变到马歇尔使华美国在中国的努力》、科尔著《炮舰与海军陆战队——美国海军在中国（1925―1928）》、沙勒著《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柯伟林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包瑞德著《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布赖克福特著《卡尔逊与中国》、凯恩著《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孔华润著《美国对中国的反应》、谢伟思著《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日本学者藤村道生著《日清战争》、苏联学者鲍里索夫等著《苏中关系》等。 思想文化史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伯纳尔著《一九○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林毓生著《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卢茨著《中国教会大学史》、日本学者实藤惠秀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法国学者卫青心著《法国对华传教政策——清末五口通商和传教自由（1842―1856）》（两卷）等。 人物研究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德雷克著《徐继畲及其〈瀛寰志略〉》、史扶邻著《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薛君度著《黄兴与中国革命》、麦柯马克著《张作霖在东北》、日本学者松本一男著《张学良》、苏联学者普里马科夫著《冯玉祥与国民军》、英国学者施拉姆著《毛泽东》、美国学者特里尔著《毛泽东传》、迈斯纳著《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周明之著《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弗思著《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等。 以上仅是一个极为粗略的鸟瞰，但从中却足可看出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在这20年中的繁荣盛况，确实起到了“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沟通中外学术交流”的作用，对这期间中国近代史学界学术的活跃和发展起了不能忽视的推动作用。 （三） 这期间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对国内有关研究的影响、促进是多方面的。当然，学术的变化、各种新观点的产生总体而言自有更为深刻的社会与学术自身的背景和原因，这种“译介”只是其中因素之一。但由于本文的任务只是分析这种“译介”的作用，不必对其他背景与原因作深入探讨与详细论述，故祈读者勿因此而以为笔者认为新时期的种种新观点完全是这种“译介”外在作用的结果；同样，对各种新观点本身的具体分析、深入研究和评判也不是本文的任务。故本文亦仅限于客观论述“译介”对各种新观点的影响和作用。大体而言，这种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也引起激烈争论的观点是从现代化（本文中“现代化”与“近代化”二词意义相同，根据行文需要选择使用）的角度，而不仅仅或主要不是从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角度来看待中国近代史。“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总序”明确表示：“故步自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透过强烈的反差去思量自身，中华文明将难以找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收入本丛书的译著，大多从各自的不同角度、不同领域接触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以费正清为代表的“西方冲击一中国反应”模式是西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学派。这一模式认为“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中国近代的历史尤其是现代化史的动力完全来自外部的刺激和挑战，因此“19世纪之前使得中国如此伟大的东西，恰恰被证明也就是后来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实现现代化转换的东西”。“中国作为‘中央之国’，其自我独立的政治和文化运转体系，以长期未受到外来挑战而闻名于世”。但也因此“直到现代挑战不可避免地降落到它的大门口之时，都未能领悟到这种挑战的性质”，因而错过了现代化的时机。⑤新观点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从中国近代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探讨现代化受挫的原因；同时对西方的侵略带来的不同（广义的）文化的“碰撞”以及这种“碰撞”引起的中国社会的变化等作了不同以往的结论。在现代化理论框架中，洋务运动自然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化”的一个重要阶段，而兴办洋务的最初动机则无足轻重，也因此才会在80年代形成洋务运动研究热。同样，一些研究者对民国时期尤其是抗战前的经济状况也作了更为客观的研究。 近代中国的“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公共领域等是近些年美国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有激烈的争论，而近年中国的有关研究，如对晚清商会、自治社团或组织、地方精英、公共机构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甚丰，明显受此影响与启发。甚至对近代中国“市民社会”这种观念提出质疑、反对意见的，其基本“理论资源”也还是来自美国学界的不同观点，亦见其影响之深。 由于主要地不是从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而是从中西文化冲突、互补（在近代中国实际几乎是西方文化向中国文化的单向流动）的角度出发，不少研究者更侧重于“买办”、“租界”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意义。同样，传教士、教会学校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主要是传播近代科学文化知识，近年也得到更多的强调与重视。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或曰文化背后的社会意义，是近些年来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新的学术观点、方法和思潮，《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和《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便是这种新范式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代表作。前者对19世纪山东省的社会、经济结构作了区域性分析，尤其是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鲁西北地区的民间文化，如社戏、话本、宗教、庙会、集市、尚武传统、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等都作了细致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是鲁西北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文化传统之间由多种原因“互动”的结果。后者力图打通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间隔，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等新概念，以华北农村为例，详细论证了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种种渠道，诸如商业团体、庙会组织、宗教、神话等深入社会底层的，如“龙王庙”的实际意义是掌管水资源的分配，乡绅关注“关帝庙”是将其。既作为国家的守护神又作为地方的保护者。这两本书对近年来国内的有关研究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如传统文化与义和团的关系，庙会的社会文化意义、功能都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被纳入近代国际体系的过程当然是国家主权受侵犯的过程，是被殖民的过程，但同时也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破除“华夏中心”的过程，是外交近代化，即近代外交观念、制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几十年前的“侵华史”已渐为现在更加中性的“中外关系史”所取代，虽只一名之兴替，却也可略窥学术之变化，表明研究的“理论预设”今昔已有所下同。 在思想史研究方面，以前未获研究的“唯科学本义”开始被研究者注意，对自由主义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更加客观，已从“政治批判”转入“学术研究”，这反映出“译介”的影响。《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了与五四遗产》一书中对“启蒙”与“救亡”关系的探讨，使中国思想、学术界深受启发。从70年代后期起，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中“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的模式渐为新的现代化理论所取代，即“现代”从“传统”中发展而来，应更加注重承继、利用种种传统资源。《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一书更侧重对近代中国，尤其是五四时期“激烈”“全面”反传统思想的负面作用进行分析，在80年代中后期“文化热”、“激烈反传统”思潮再度产生的背景下，该书的翻译出版确引人注目，作者可能也未想到，该书实际为90年代因种种原因而异军突起的“文化保守主义”作了重要的理论铺垫。 在人物研究方面，《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将孙中山个人与社会环境紧密结合起来考察，突破了以往人们讥称的“孙中心”框框。《黄兴与中国革命》一书对以往注意不够的黄兴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作了细致的研究，引起了有益的探讨，促进了有关研究的深化。而且，以上两书均在国门初启时翻译出版，当时也更引人注目。《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对李大钊思想与民粹主义的关系作了深刻的研究和分析，启发了关于民粹主义对中共其他领导人思想影响的研究，这种研究直到现在仍引起热烈的争论。相对于国内的人物研究以前主要集中于政治人物，国外对“文化人物”的研究一直比较重视，如对梁漱溟、丁文江、钱穆、洪业等都有研究专著，这些专著的译介对国内有关研究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 简言之，50年来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一样走过了曲折发展的过程，现在确可说是百花齐放。但在这种繁荣之下却仍有不能忽视的隐忧，即译作的质量有每况愈下之势，一些错译、误译反而起了学术的“误导”作用，倘长此以往，会使人对所有“译介”的准确性都产生怀疑，终将使这种学术发展必不可少的“译介”本身受到严重损害。提高译作质量，是译介者的当务之急。当然，每个研究者都必须面对的挑战是，在如此多样化的译作面前如何能真正撷其精华而不是食洋不化，机械照搬。而这，却是更加艰难，也更加重要的。
不能的，非洲一直都是很支持中国的，中国在非洲也是投入了很多的人力物力
肯定是不行的，很明显，美国将不得不首先面对中国在该地区的存在，因为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在非洲国家实施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发放没有政治附加条件的贷款，这受到非洲各国的欢迎。
美国经常插手其他国家的事情，为的就是获得更多的资源还有地理位置，压制其他实力没有他强大的国家，为了获得更高的地位，但是非洲这些国家很特殊牵扯到很多欧洲国家的殖民地，所以很少干预。
中美在非洲的战略角力，个人认为华盛顿不仅不能赶上中国，而且会被中国在非洲甩的越来越远，中国已经在非洲取得了根深蒂固的优势，这些不仅仅表现在了投资、基建等方面，更表现在人心向背上。
非洲大陆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向来是贫瘠、落后、欠发达的印象，这片曾经被视为是人类摇篮的大陆被很多国家所厌弃，但是在这片大路上却蕴藏着巨大的潜力，而谁能够及时抓住并运用好这个潜力，谁就会成为将来的世界一流强国。8月初，美国却发布了一份撒哈拉以南非洲战略的文件，在这份文件中，美国首次意识到了非洲大陆的重要性，更是将非洲大陆的重要作用提高到了能够决定世界未来的程度，美国的智囊们似乎终于如梦初醒般的意识到了之前自己对非洲的傲慢所付出的代价，而此时的中国却早已在非洲默默耕耘多年，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华盛顿想要奋起直追无异于痴人说梦。
中国跟非洲大陆的友谊最早要持续到建国初期，当时同为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团结了这些在非洲大陆不被重视的国家，在获得他们联合国支持的情况下，取得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从此中非人民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中国早就发现了非洲大陆的潜能，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不仅帮助非洲人民建设了必要的基建，建立了基础的工业，更是在医疗、教育等方面进行了无私的援助，这些多年的耕耘，不是华盛顿简单的通过金钱就能够换来的，很多非洲人甚至从小就在中国深造，这样的情谊美国是无法赶超的。
中美在非洲的战略角力，华盛顿能否赶上中国呢？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留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