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如下：
Jane Eyre is a strong, simple, hard and soft, independent and enterprising woman. She was born humble and looked ordinary, but she didn't feel inferior.
简·爱是一个性格坚强，朴实，刚柔并济，独立自主，积极进取的女性。她出身卑微，相貌平凡，但她并不以此自卑。
She despised the arrogance of powerful people and laughed at their stupidity, showing her self-reliance and self-improvement personality and beautiful ideal. She has tenacious vitality, never bows to fate, and finally has the beautiful life she yearns for.
她蔑视权贵的骄横，嘲笑他们的愚笨，显示出自立自强的人格和美好的理想。她有顽强的生命力，从不向命运低头，最后有了自己所向往的美好生活。
Jane Eyre lives in an environment where her parents are dead and depend on others. Since childhood, I have had different experiences from my peers: the dislike of my aunt, the contempt of my cousin, the insult and beating of my cousin. But she did not despair, she did not destroy herself, she did not sink in insult.
简·爱生活在一个父母双亡，寄人篱下的环境。从小就拥有着与同龄人不一样的遭遇：舅母的嫌弃，表姐的蔑视，表哥的侮辱和毒打。但她并没有绝望，她并没有自我摧毁，并没有在侮辱中沉沦。
On the contrary, all kinds of misfortunes return Jane Eyre's infinite confidence, but Jane Eyre's indomitable spirit, an invincible internal personality power. She thinks about her destiny, value and status, has a rational understanding of her thoughts and personality, and has a firm pursuit of her happiness and emotion.
相反，种种不幸的一切，换回的却是简·爱的无限信心，却是简·爱的坚强不屈的精神，一种不可战胜的内在人格力量。她对自己的命运、价值、地位有着思考，对自己的思想和人格有着理性的认识，对自己的幸福和情感有着坚定的追求。
From Jane Eyre, it shows the image of today's new women: self-esteem, self-respect, self-reliance and self-improvement, and the firm ideal and persistent pursuit of their own personality, emotion, life, judgment and choice.
从简爱身上，表现出当今新女性的形象：自尊、自重、自立、自强，对于自己的人格、情感、生活、判断、选择的坚定理想和执着追求。
《简爱》是英国文学史上的一部经典传世之作，它成功地塑造了英国文学史中第一个对爱情、生活、社会以及宗教都采取了独立自主的积极进取态度和敢于斗争、敢于争取自由平等地位的女性形象。大凡喜爱外国文学作品的女性，都喜欢读夏洛蒂的《简爱》。如果我们认为夏洛蒂仅仅只为写这段缠绵的爱情而写《简爱》。我想，错了。作者也是一位女性，生活在波动变化着的英国19世纪中叶，那时思想有着一个崭新的开始。而在《简爱》里渗透最多的也就是这种思想——女性的独立意识。让我们试想一下，如果简爱的独立，早已被扼杀在寄人篱下的童年生活里；如果她没有那份独立，她早已和有妻女的罗切斯特生活在一起，开始有金钱，有地位的新生活；如果她没有那份纯洁，我们现在手中的《简爱》也不再是令人感动的流泪的经典。所以，我开始去想，为什么《简爱》让我们感动，爱不释手——就是她独立的性格，令人心动的人格魅力。然而，我们不禁要问，仅这一步就能独立吗？我认为，不会的。毕竟女性的独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一种彻底的勇气，就像简爱当年毅然离开罗切斯特一样，需要“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土一去兮不复返”的豪迈和胆量。我想，这应该才是最关键的一步，也应该是走向独立的决定性的一步。而夏洛蒂笔下的简爱却把她倔强的性格，独立的个性留给我们一个感动。所以她是成功的，幸福的女性。简爱已作为独立女性的经典，我希望阳光下，鲜花里有的简爱走出来，不管是贫穷，还是富有；不管是美貌，还是相貌平庸，都有美好的心灵和充实的心胸，都能以独立的人格和坚强的个性生活。Jane eyre is British literature history handed a classical work, succeeds in making the first English literature to the love, the life, social and religious took the independence of positive attitude and dare to fight for freedom and equal status, and dare to the image of women.A love foreign literary works of women, like to read charlotte's Jane eyre. If we think charlotte's write about that period for only lingering of love and write Jane eyre. I think, wrong. The author is also a woman living in fluctuation changing England in the 19 th century, when thoughts have a new start. And in Jane eyre penetration of the most is the idea--women independent consciousness. Let's imagine that if Jane's ?
Based on this account, feminism British charlotte Bronte's Jane eyre by identity, from the writer, the heroine of the words in the text, on the basis of the description of trying to prove is certain, and embodies the rebellious in Victorian some ideas in revolt, reflected in balance, the balance of rebellion, namely again revealed work itself exists.This article, from the four aspects: Jane eyre by the objectivity of narration. First is the first person narration in historical context, this has certain estabished and author adopts anonymous way to hide in the neutral kohler bell such symbols, avoid face behind the evaluation, and the "reader" narrative calm objective analysis of the language and also helps to hide the female identity.Secondly, to rebel against the epistolary novel with regression. In the historical condition at that time, women writer published works, if want to get the right to social authority and established tradition compromise. When the dominant female writing text, with the epistolary an individual who tells the story of the way maximum weakened "freedom" shake the patriarchal society of energy, Jane eyre by using this kind of style, but no text in the "reader" and the call is very similar to the epistolary novel. In this way the managed to established social authority of compromise and balance.Third, to a governess types of narrative beyond and balance. The female teacher managed before the family story in view of the narrator were the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and the distance of moral character, the narrator by the muzzle admonished, Jane eyre by while the narrator in moral character and no difference. People in some cases of words, but the more radical from the whole novel, also there is silence and gradually, both the calm of the Victorian some ideas.Finally, the serious novels and achieve a balance between the popular novels. As a wto is not deep but thought rich women, have individual need expression rebelliousness and instinctive desires, But time limitations and individuals in the era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ideological state and can choose economic status, forcing her consciously or unconsciously reflect a certain histor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coordination and 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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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沈从文创作了以探索都市女青年婚恋心理和情感生活为题材的一组小说.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有多重意蕴,她们既映照出都市男性的孱弱,又暴露了女性自身"自然"的缺失.作者探索都市女性人格、揭示知识者"阉寺症"的人性病象,与作者笔下的湘西女子构成鲜明的比照,对完成"湘西世界"的想象有重要的意义.
您是杀人还是提问？没有五千字的，我尽量写，鲁迅在揭示土封建势力对祥林嫂迫害的同时，也挖掘出在她身上的反抗因素。但她这种反抗意识是朦胧的。由于长期以来，受着封建反动文化思想的毒害，所以祥林嫂本能地以封建文化所规范的行为准则，作为自己的处世为人的依据和标准，故她的反抗是受封建思想意识支配的。她第一次逃到鲁镇工谋生，这种对族权和夫权的反抗本是正当合理的。但她不懂这是她求生存的权利，她逃走的目的只是为了逃避婆婆的虐待，最后她还是被婆婆劫回卖掉。她被强迫改嫁时，也拼命反抗，但这种是对“从一而终”的恪守，是对封建节烈观的愚忠。最后，她临死时发出究竟有没有魂灵地狱的诘头，虽然表明她对封建神权思想有所怀疑，但她的思想依旧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祥林嫂这一系列的挣扎和反抗，是不自觉的，其力量是微弱和苍白的，她最终还是被要深蒂固的封建大网络所捕杀。祥林嫂的最终死去，虽然与自己的愚昧软弱不无关系，但根子还是吃人的封建制度。 相对单四嫂、祥林嫂来说，《离婚》中的爱姑，是鲁迅妇女题材小说中最具反抗性的农村妇女形象。爱姑十五岁嫁入施家，婚后其夫另有新欢，要撇掉她。为了不被丈夫离弃，她大闹的，不是离婚，而是不离婚。她在众人面前怒骂其夫为“小畜生”，其公公为“老畜生”，这种大胆、泼辣、不屈不挠的性格，使用权这场斗争显得激烈和火药味十足。“打过多少回架，说过多少回和，总是不落局。最后，在七大人的“调停”下，爱姑的不愿离婚最终还是离了。 在庞大而坚固的封建势力面前，爱姑这条不安分的鱼，只能在水池中掀起几点水花，最终还是摆脱不了被吃的命运。她想凭自己个人的力量，去冲破用几千年时间织成的强大的封建罗网，那只能是妄想。当她意识到这点时，却又可悲地把希望寄托在七大人身上，认为他会为她主持公道。而封建秩序和封建利益的维护都是由七大人之流操纵的。爱姑这种天真幼稚的想法和行为，最终只能自吞失败的苦果。在潜意识里，爱姑认为被丈夫休掉是“失节”的大事。在封建社会性，只有休妻，没有离婚，而休妻是当时社会被人们尤其是妇女认为最耻辱的事情，被休之人，其地位是连寡妇也不如的。为此，爱姑才反抗，想讨回一个“说法”。爱姑表现出来的行为，说明她灵魂深处还是被封建伦理道德中的“从一而终”的观念牢牢地统治着。从这一角度看，尽管她的反抗激烈，但其意义是有限的。 单元四嫂、祥林嫂、爱姑封建社会农村妇女的典型形象，在数千年漫长而黑暗的艰难历程中，所受的封建思想毒害更深，背负着更为沉重的精神重压，灵魂深处被奴化被扭曲更为严重。作者鲁迅对她们表现出更大的关怀与同情，同时也表现出无限的悲哀和忧愤。
摘 要 《平凡的世界》主要以陕北地区黄土高原的农村生活为根基，塑造了众多的女性人物形象，这些女性都有着不同的性格，对生活有着各自的理解，同时，对爱情也有不同的观点。本文主要通过写三个主要女性的人物形象，分析她们的爱情观，以及进行人物形象的比较，来挖掘形象塑造的深刻意义和爱情观的启示。关键词：女性；人物形象；爱情观； 前言《平凡的世界》是茅盾文学奖皇冠上的明珠，激励千万青年的不朽经典，它沟通了地球人类的情感，历来家喻户晓。这部百万著作以黄土高原双水村村民的命运为中心，用全景式反映了中国近十年间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变迁，时间从1975年开始，到1985年结束。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本书也被历届学者研究，目前学术界对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孙少安，孙少平，农民形象，农村变迁等等，通过复杂的矛盾冲突，刻画了社会各阶层普通人的形象。该论文主要着眼于《平凡的世界》中的主要女性人物，采用材料分析，人物对照的方法来分析人物形象和探讨其爱情观，挖掘出其形象的独特性，帮助读者更有深度地理解《平凡的世界》以及这本书通过这些人物所传达的情感和理想。第一章：主要女性人物形象 第一节 田晓霞：拥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现代女性 如果说那个年代是迷茫的，那田晓霞就是指明前进方向的指南针；如果说那个年代是寒冷的，那田晓霞就是那冲破黑云，照耀大地的暖阳；如果说那个年代是苦涩的，那田晓霞便是那颗能够甜化心田的糖果。田晓霞，是《平凡的世界》中的女主人公，也是作者路遥着墨众多，着力刻画的人物，她总能凭借自己的力量给他人带来温暖和积极向上的动力，她身上闪耀着文化之光，理性之光，现代之光，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便是贯穿田晓霞这个人物的最生动的写照。我们接下来通过对其性格的探究来深度理解田晓霞这个人物形象。 田晓霞出生在一个干部家庭，她的父亲是县委书记，自小生活在城市里，家庭条件相对优越。不仅有着和谐的家庭氛围，而且还受过良好的教育，知识面广。在学习上努力认真，在生活上也没有物质的烦忧，这些方面形成了她活泼开朗，率性洒脱，积极向上的性格。 “‘你和润生一个班的吧？’田晓霞大方地问他。‘嗯……’少平一下子感到脸像炭火一般发烫。”此时，正当少平为自己穿着脏烂而感到尴尬窘迫之时，晓霞热情地给他泡茶并递给他，“咱们是一个村的老乡！你以后没事就到我们家来玩。……听润生说过咱村还来了两个同学，都分在高一（1）班了，也没去认识你们。你看，我这个老乡真是太不像话了！”从这短短几句对话中我们可以轻松地看到，田晓霞从出场就带着一种特别气质，她没有那个时代女性的扭扭捏捏，而是简单大方，活泼热情，同时展现了她那娴熟的交际能力。在这之后，晓霞也会主动来找孙少平拉话，一起谈天说地。在生活中，她也十分率真洒脱，不拘一节，比如在每当在课外活动的时候，她总是两只手揣在裤口袋里，俨然像个男孩子似的踱到操场上的报栏前看报纸。在地区上搞革命故事调讲的时候，田晓霞和孙少平需要到城里，这是少平第一次去城里，由于晓霞对城里熟悉，就热情地给他介绍这座城市并带着他到著名的地方去转。 小说中多处笔墨写了她的善良正直并且尊重他人，顾及到他人的自尊心。善良的人，他们在和别人的相处的过程中总是以最大的善意去看待别人，他们有着人类最朴实，最真诚的情感，无论对方是朋友还是敌人，是熟人还是陌生人，他们都会经自己最大的能力给别人送去温暖和善意，而小说中的田晓霞就是这样一个人。小说中田晓霞的外公徐老汉因为自己养的一只老黑猫死了而难过抑郁，这时，晓霞看出了外公的伤心，就买回一只小黑猫来陪伴他。在高中时代，在她与孙少平的相处中，总是能顾及到他的自尊心，恰到好处的对他提供帮助。如在孙少平和田晓霞的借书过程中就能很好地体现出来，一开始，晓霞是这样问的：“我能给你什么帮助呢？”少平抬起头说：“你如果认为什么书好，再象以前一样，及时推荐让我看。”在这个对话中，田晓霞提出要帮助孙少平，是站在好友的立场，尊重的提出询问，而不是直接将自己的善意强行加在孙少平身上，没有任何的主动给予，因为田晓霞知道这样会使少平感到不适，因为理解，所以要避。她对穷人的态度是在平等立场上建立的悲悯，而不是轻蔑。最后也因为善良，她在最后因为救素不相识的小女孩而丧命于汹涌的洪水中。 田晓霞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冒险精神和奉献精神。她关心国家政治，关心社会焦点，为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担忧。她有着强烈的事业心以及责任感，对待工作一丝不苟，在黄原师专毕业后，在如愿成为一名优秀的省报记者，曾到偏僻而且环境非常不好的煤矿进行采访工作，还不顾危险地下矿井了解工人的劳动情况。当特大洪水袭来，她的心中有一种使命感，使她想把抗洪救灾的实时情况报道给全省人民，所以毫不犹豫的冲到抗洪救灾的第一线，下了飞机后只身前往灾区，看到洪水中的小女孩，她不顾个人安危，把能活命的木板推给了小女孩，最后献出了她鲜活而宝贵的生命。 田晓霞的出生环境培养了她的自我意识，她不受教条主义的禁锢，对事物有着独到的见解和不凡的分析能力，能够以广阔的目光来看待自己和周围的事物，最鲜明的体现便是她敢于批判社会虚伪的现状。在看到报纸时，看到一些不好的言论总是能一针见血的说出其缺点。比如，她能指着一个重要作家发表的言论说：“这家伙又胡说八道了！”“咱们现在国家叫这些人弄的一团糟！”她还指出了当前农民穷的连饭也吃不上，学校还整天搞形式，不上课 ，年年说形势大好，但是好像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却越来越多的弊端。田晓霞的这些言论在当时那个人人自危，生怕被打成反动派的时代，可以说是石破天惊。 田晓霞不仅注重自由而且也向往自由，是一个接受过新思想，敢于突破世俗的独立女性。“我们原是自由的鸟，飞去吧！飞到那乌云背后明媚的山峦，飞到那里，到那蓝色的海角。只有风在欢舞，还有我作伴。”这是晓霞深深地向往自由的体现。自由的精神，自由的灵魂，使一个人具有独特的魅力。田晓霞可以说是作家笔下最理想的人物，她敢她敢想，敢说，敢做，她所拥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区别于传统女性最突出的特点。 田润叶：传统女性和现代女性的结合者 田润叶是双水村村支部书记天福堂的女儿，这个角色既有传统妇女的特点，也有新时代女性特色，是一个游走于传统与现代边缘的女性角色，具有一定的悲剧性色彩。 田润叶为人热心善良，对待亲人无微不至，对待朋友真心实意，在她的身上，体现出中国传统女性的真善美。在小学教书之后，她住在县城的二爸家，她虽然成了公家人，但是却待人平和，没有架子。每次回双水村，都会给少安的奶奶带点心；还提着点心去看望村里傻瓜叔叔田二，尽管傻瓜叔叔的窑里臭气熏天，她也毫不在意 ；对待少平就像亲弟弟一样，由于少平上高中时生活拮据，她就总是热情地招待孙少平来家里吃饭，给他端来一大盘猪肉炖粉条和一盘雪白的馒头，为了让他不尴尬，故意留他自己一个人吃饭，从这一小细节也足以看出她的细心。临走时，还十分慷慨地送给他五十斤粮票。因为二爸田福军和他的同事李登云的政见不合，为了二爸的政治前途，她听信了田福军老丈人的一席话，她最后答应嫁给热烈追求她的李向前，也就是李登云的儿子。在李向前因醉酒而出车祸，双腿截肢后，悲观失望地想要离开这个伤心的世界时，润叶骨子里的善良提醒着她作为妻子应尽的义务，她又给了他活下去的勇气，从这方面来看，也可以说她是知性的理智的，也使得她的人物形象更加有血有肉。正是因为润叶的善良，也使得她处处为他人着想，在自己的事上却不愿意强求。这也使得她失去了青梅竹马的初恋，而且还经历了一段不幸的婚姻。 田润叶在工作上尽职尽责。她热爱自己的教师职业，甚至是充满了激情，为了给学生们上好课，常常废寝忘食地备课，有时工作到半夜三更。对于学校规定的教学要求和人物，她都能模范地执行，兢兢业业地完成。 她受过一定的教育，但对自我，对世界的认知水平并没有那么高；她有一定的个性，但却没有鲜明到可以不顾一切的跟随自己的心愿行事；她是一个在农村里长大的姑娘，后来寄人篱下，到城里和二爸一起生活，她没有什么资格来为自己发声；她表现出了勇于反抗命运的安排，勇于追求自己的爱情的知识女性的特点，但同时也表现出了一个传统的农村姑娘的局限性，这个局限性却是长辈眼中的闪光点，孝顺懂事，乖巧，为大人分忧，不会给长辈添麻烦。她始终在自我与外界压力下苦苦挣扎，残留在脑中的传统观念使她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最终服从了命运的安排。 第三节 郝红梅：努力与命运抗争的自强不息者 郝红梅在小说中的出现的次数并不多，她是一个家境贫寒，喜欢读书而且长相清丽的女孩，但是她从一出生就已经被定义——地主的孙女。这个身份使得她在与同学们的相处中多了一份自卑感，在那个敏感的时代，家里是地主成分是一件很耻辱的事情，不光物质上穷的一干二净，而且精神上还要接受所有村民的指责与鄙夷。她也在村人锥子般的目光中学会了在夹缝中生存，不惜一切代价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首先，她的相貌是出众的。原著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孙少平发现，郝红梅实际上是班里最漂亮的女生。只是因为她穿戴破烂，再加上一脸菜色，才使得所有人都没发现这点。”班长顾养民注意到她并向她示好，跛脚的侯玉英处处找她的麻烦，从这些侧面，也能看出她的样貌是不同于一般女子的。 其次，因为贫穷和地主家的子孙的身份，郝红梅心中多了一份自卑，同时又有着极强的自尊心。郝红梅一家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受尽社会的白眼和歧视，一家几口人只能靠他父亲一个人的工分过活，遇上灾荒年，国家发下来的救济款和救济粮，不用说也跟她们家沾不上半点关系。她身上也总是穿着破烂的衣服，这也不难理解她的自卑。学校里的菜分甲、乙、丙三种，主食也分三等，白面馍、玉米面馍和黑色的高粱面馍。光景不好的郝红梅自然是吃最便宜的，从开学开始，每次吃饭的时候，她几乎都是最后一个来食堂吃饭的，每次都默默的拿走剩到最后的两个黑高粱面馍。因为贫穷，也因为年轻而敏感的自尊心，她总是选择躲避众人的目光，尽量不到人多的地方，避免遭到无言的耻笑。在快毕业的时候，同学们互相赠送的礼品，因为自己的自尊心，她决定回赠同学们精美的礼品，但却选择了一个不恰当的方式——偷手帕，最后被无情的揭发。郝红梅因为面子而偷，最后也失去了面子。 最后，郝红梅也是一个乖巧，有上进心，迫切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的女生。但是，也正是因为想要迫切地改变自己的命运，她身上也体现了一定程度的虚荣心。在那个年代，能上初中或者高中是极其幸运的。而她所在的高中，是县里的最高学府。她在村里尊大尊小，叔叔婶婶不离口，十分乖巧，所以被推荐上高中。她喜欢读书，从最开始就是被孙少平所读的《红岩》吸引，才与他搭话，问他借书，随后她也常常向他借书看。她从小就认识到自己不幸的人生，并且她的身上背负着责任感和使命感，家人把全家的希望都寄托在她小小的身躯上。严酷的生活使她过早地成熟起来，她想努力地改变自己的命运。为了攀上家境好的顾养民，她选择疏远了对她很好的孙少平，在许多外人看来，这是十分虚荣的，但是换位思考，郝红梅也只是在为自己悲苦的命运而抗争，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第二章:爱情观第一节：田晓霞的爱情观 一、爱情败给命运总比败给世俗好 田晓霞对待爱情的态度是纯粹的。田晓霞和孙少平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阶级差异，不管是家境，还是社会地位等等，在那个年代看来，干部家庭的女儿和农村打工汉的结合完全不符合“门当户对”的陈旧观念。但是田晓霞自始至终都是以平等的方式与孙少平交流，从刚开始朋友间的相处，他们一起看报刊，一起谈天说地，到后来的交往，物质和地位，都不是阻止他们在一起的主要因素。田晓霞所认同的是爱情观是：爱情败给命运总比爱情败给世俗好。这种爱情不仅包含男女双方对生活的共同理解极情感上的契合，同时在他们的爱情交往中，已经看不到传统情爱模式中富有伦理意味的家庭生活的琐碎与平庸，主要灌注着理想的激情和精神的追求，具有诗的情调与浪漫色彩[1]。 在高中的时候，田晓霞对孙少平更多的是朋友之间的赏识，孙少平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也保持着读书的习惯，他的眼界也和班上的其他同学不一样，更加开阔。这也是吸引田晓霞最重要的一点，田晓霞的思想紧跟时代潮流，同时也希望喜欢的人不要变成世俗的人。在高中毕业时，她还对孙少平说过，“希望你千万不能变成个世俗的农民，满嘴说的都是吃，肩膀上搭着个褡裢，在石圪节街上瞅着买个便宜猪娃。”毕业后仍然坚持给孙少平寄书和报纸，并提示他要树立远大理想，不要随波逐流。这也是她所认为最理想的人。两年后的电影院重逢，田晓霞对孙少平有了更加特别的想法，或者说更加钦佩他。因为从孙少平的谈吐中，她发现他对生活有了更加独特的理解，他努力改变生存条件，同时也不放弃最主要的精神追求，他不鄙视普通人的世俗生活，但又竭力使自己对生活的认识达到更深的层次，她喜欢孙少平，也正是他不伪装自己，不会因为生活的窘迫就感到自己活得没有意义。在田晓霞看来，孙少平已经为她的生活环境树立了一个“对应物”，或者说是给她的世界形成了一个奇特的“坐标”，单单凭这方面，就已经足够让她足够心动。 二、忠诚专一、无私奉献 田晓霞对待爱情的态度是忠诚专一的，全心全意为对方考虑和付出的。在重逢后不断的相处中，对爱情的美好想象在她的心中慢慢滋长。她期盼和孙少平每周六的约定，想去看望他时，又会考虑到保护他的自尊心。在确认关系后，田晓霞悄悄地来到孙少平工作的煤矿，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惊喜，晚上又决定和他一起下到黑脏而又危险的矿井，感受他工作的环境。田晓霞对孙少平的爱是爱屋及乌的，对少平的妹妹兰香照顾有加。在工作期间，她还拒绝了家庭环境优越的同事高朗的追求。她的心一直属于她爱的少平。“我放纵我的天性，相信爱情能给予人创造的力量”，“真正的爱情不应该是利己的，而应该是利他的，是心甘情愿地与爱人一起奋斗并不断地自我更新的过程”，田晓霞始终都信奉着这种爱情观念。第二节：田润叶的爱情观 一、不在意门第观念 田润叶出生在农村，但是生活在文明与开放程度较高的城市里，她的身上已经脱离了世俗的偏见，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在她看来，“门当户对不如两个人有情有意”，她和孙少安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彼此相知，尽管孙少安的家里十分贫穷，她也毫不介意，仍然喜欢着这个青梅竹马的伙伴。当二妈给她介绍对象的时候，她的心里只有少安哥，她想让他娶自己，如果非要嫁给一个人，也只有她的少安哥可以配得上自己，所以她选择了主动出击。她寻求机会然后把表白的纸条亲手交到了孙少安的手上，“少安哥，我愿意一辈子和你好。”这是润叶为追求自己理想的爱情所迈出的勇敢的一步。 二、主动而倔强 她对爱情的想象是美好的，对爱情的追求是主动而又倔强的。 尽管孙少安在她的追求面前畏怯地向后退缩，她仍然没有死心。在润叶知道孙少安找了一位山西婆姨后，她的内心显然是痛苦和失望的，但是她知道少安的难处，少安是因为农村人的身份，而且家里光景不好才没有勇气答应和她一起生活的。田润叶想着过一段时间他会想通的，还是坚信他最终会响应她爱情的呼唤。尽管最后事与愿违，她在心里还是默默地想念着她的少安哥。在重重压力之下结的婚姻也只是名存实亡，她内心倔强地用她自己的方式来反抗她这段不情不愿的婚姻。由于旧社会的阶级观念和牵涉众多的政治利益关系，使得田润叶和孙少安的这段感情无疾而终。尽管田润叶对爱情是执着主动的，但是也躲不过现实的残酷。第三节：郝红梅的爱情观 一、追求物质、现实的爱情 由于地主子孙的身份和贫困的生活，郝红梅对爱情的选择更注重实际，或者说物质。她有着成年人的早熟，对于自己的爱情和婚姻，早有打算。她来到这座高中，就是为了能够攀上一个条件好的男人，将来好改变自己家庭的命运。而与孙少平的那段相处，基本上是出于一种怜悯，既怜悯别人，也让别人怜悯自己，因为相似的命运，她对孙少平内心充满了亲切的感情，却不是男女之间的那种感情。当遇上顾养民之后，她感觉像抓住了救命稻草。因为顾养民的父亲是黄原地区师范专科的副校长，母亲是地区建筑公司的工程师，祖父又是县里远近闻名的老中医，正是她梦寐以求的爱情对象，当知道顾养民有意于她时，她是惊讶和惊喜的，所以故意疏远孙少平，奔向了她理想中的爱情。她梦想着这位高贵子弟会想办法帮她在黄原找工作，并且和他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爱情也确实朝着她想象的方向发展，因为顾养民确实喜欢她并且不嫌弃她的地主成分。但随后却因“偷手帕”事件，亲手葬送了自己的爱情。 二、终归于平淡幸福 在受到打击之后，她与顾养民之间也没有了交集，因此，她对爱情也没有了奢求，选择安安分分地嫁给了邻村的一个教书教员，郝红梅在经历一段是失败的爱情后，内心期望能够和这位教书先生永远的生活下去，尽管平淡，却幸福。当厄运再次降临在她身上的时候，她又陷入了迷茫和绝望，他的丈夫意外死亡，使她对爱情心灰意冷。但是为了孩子，她选择坚强地生活下去。后来集会上与田润生偶遇，在田润生悉心地照料与保护下，郝红梅已死的爱情火苗又再一次燃起，她觉得润生是一个有能力有担当，能给她带来安全感的男人，所以最后不畏别人的眼光，选择了和他在一起，最终也获得了一个幸福的结局。郝红梅的爱情之路有了明显的转变，从最初的看重财富，看重身份的爱情到最后选择了平淡安稳且幸福的爱情，她对爱情的认知是不断成长的，也是不断成熟的。 第三章：三个女性人物的比较 在同样的时代背景下，她们有着不同的命运。首先，她们的家庭出身不同，郝红梅出生于农村地主家庭，田润叶出生于农村干部家庭，田晓霞出生于城市，是县委书记的女儿，三者的出身也昭示着她们命运的不同。其次，田晓霞、田润叶和郝红梅都接受过不同程度的教育，也对她们产生了不同的影响。郝红梅仍然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她读书的目的很现实，只是想通过教育来改变命运，但是她也深知家里没钱送她上大学，只能读到高中，所以她更想在高中读书时能碰上一个好人家；田润叶在黄原师范专科毕业之后回到原西教小学，成为一名公办教师，她接受现代思想的熏陶，敢于主动追求幸福，但是明显又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具有“奉献”精神，但是这种不求回报的奉献精神，使她后来丧失了自我人格，自我尊严，面对不幸福的婚姻，她仍然固守传统女性的牺牲精神，虽然无奈但是仍然坚持着有名无实的婚姻；田晓霞在那个年代可以说是接受了精英阶层的教育，她上过大学，读了很多书，在精神层面与郝红梅、田润叶有很大差别，她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完全脱离了世俗的观念，她对爱情的选择，超越出身和阶层，只寻求情感和心灵的契合。三者的结局也尽相同，郝红梅在经历一波三折之后，找到了幸福，与田润生过着平淡而美好的生活；田润叶在李向前遭受车祸后，心生愧疚，尽心尽力地照顾他，后来二人也生育了一个儿子，也算得上是一个比较美好的结局；田晓霞在省城当记者时，被一场洪水夺去了宝贵的生命，但是她是因救他人而牺牲的，是伟大的，结局虽然残酷但是也令人崇敬。 结语 在《平凡的世界》中，她们演绎着属于她们自己的不平凡的爱情故事。正如路遥所言：爱情可以使荒芜变为繁荣，平庸变为伟大；使死去的复活，活着的闪闪发光。即使要经受无尽的煎熬和折磨，爱情仍然是人世间至善至美，神秘而不可或缺的情感。在这场时代的变革中，田晓霞用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向我们展示了理想而美好的爱情；田润叶向我们展现了朴实，善良，独立的品性，是传统女性与现代女性的结合体；郝红梅用她的行动演绎着出生于贫穷的环境，仍然勇敢地与命运斗争的故事。期望更多的人能够从中学到摒弃世俗的偏见，勇敢地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爱情也好，事业也罢。在此过程中，不忘初心，坚守善良与本分，方能达到理想的彼岸。
1．中西两种文化对张爱玲的影响和她作品中的文化背景。 中西两种文化对张爱玲的影响，首先来自她的父母。张爱玲的父亲是一个遗少式的人物，风雅能文，给了她一些古典文学的启蒙，鼓励了她的文学嗜好。张爱玲在少年习作《天才梦》中曾说："我三岁时能背唐诗。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他的泪珠滚下来。"而张爱玲的母亲则是一个果敢的新式女性，敢于出洋留学，敢于离婚，她的生活情趣及艺术品味都是更为西方化的。她母亲第一次从海外回来时，就在张爱玲幼小的心灵中撒下了西方文化的种子。据张爱玲后来在《私语》一文中说，母亲的回来使她十分兴奋，"家里的一切我都认为是美的顶巅。蓝椅套配着旧的玫瑰红地毯，其实是不甚谐和的，然而我喜欢它，连带的也喜欢英国了，因为英格兰三个字使我想起了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像浴室的瓷砖，沾着生发油的香，母亲告诉我英国是常常下雨的，法国是睛朗的，可是我没法矫正我最初的印象。"她一直喜欢老舍的小说《二马》，除了因为她母亲当时喜欢这部小说的原因外，还在于这部小说写的是北京人在伦敦的故事。 其次来自她自己的经历。受父母的影响，张爱玲从小会背唐诗，也从小就学英文，在教会中学读书时就曾在校刊发表过英文文章，虽然考上了伦敦大学却因为战争没能前往，但仍然到中西文化杂交的香港接受了大学教育，这段经历对她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她最初的几篇小说《沉香屑 第一炉香》、《沉香屑 第二炉香》等都是以她在香港的生活为题材的。而她从小卷不离手有《西游记》、《红楼梦》等古典文学名著的营养，更是深入到了她的骨髓之中，从字里行间渗透出来。 张爱玲作品中的文化背景可以归纳为：衰落中的文化，乱世中的文明。 2．张爱玲《传奇》中的"香港的传奇"和"上海系列"等作品的主要内容、独特风格和具有现代主义意味的"荒原"意识。 对于张爱玲《传奇》中的"香港的传奇"和"上海系列"主要内容的了解，可以《沉香屑 第一炉香》、《倾城之恋》和《金锁记》为主，辅以教材中介绍的其他作品。其独特风格的基调是"苍凉"。在教材中，特别分析了《金锁记》如何将人生的荒诞与荒凉诠释到了极致。大家也可以参考前面对这三部作品的介绍加以论述。 张爱玲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具有现代主义意味的"荒原"意识，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中较少表现的，也正是她作品的独特之处。我们说，张爱玲的小说是关于文明与人性的哀歌，而张爱玲哀歌的主旨，并不是对社会的批判，更谈不上对社会的改造，而只是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现代都市（香港与上海）的背景中，展示人的精神的堕落与不安，展示人性的脆弱与悲哀。在这一点上，她笔下的女性形象表现得最为鲜明，与同时代甚至"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都有着较大的区别。首先，我们注意到，张爱玲写的女性，与二三十年代作家塑造的"时代新女性"不同，她实际上写的是"新女性"表象下的旧女性。这些女性或有着旧式的文雅修养，或受过新式的大学教育，甚至于还留过洋，但她们都面临着"娜拉走后怎样"的共同窘况，既无法在现代都市社会中自立，也远离革命运动，只能把当一个"女结婚员"作为自己的惟一职业和出路，而她们所受到的教育，也只能是她们待"嫁"而沽的筹码。其次，我们还注意到，她笔下的女性形象与通常的新文学作家笔下旧式女性也不同，张爱玲没有农业文化的背景，她的文学素养是在代表着工商文化的城市背景中形成的，她笔下女性形象几乎都是日益没落的淑女或竭力向上爬的小市民，这些女性在人生中受到的苦难，不是衣不敝体、食不果腹的经济上的穷困，而是无家可归、无夫可嫁的精神上的恐慌。 3．张爱玲作品既大雅又大俗，既传统又现代的特点，以及极为鲜明的艺术独创性和本身的缺陷。 张爱玲作品既大雅又大俗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古典小说的根底"和"市井小说的色彩"。
论文提纲引言：简要概括张爱玲以及她的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没人能够取代的，她成长、生活的背景和其作品所具有的独特个性，引起了读者的极大兴趣。张爱玲在女性文学这一领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关于其作品中塑造的女性人物群像，进行分类概括，并探求造成其生存困境的原因，通过此课题的研究，寻求对当今女性解放的现实意义。一. 女儿 阴影下的生存和毁灭 1《花凋》中的川娥死去的原因 。 2《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由清纯走向堕落。 3张爱玲小说中的长安（《金锁记》）、家茵（《多少恨》）以及吴翠远{《封锁》等一系列被毁坏的女儿形象，总结归纳造成她们生存困境的原因，来源于夫权制社会的压迫。二. 妻子 为谋生而“谋爱’\”守爱”生活在阴影下的女儿们对自己的婚姻毫无自主权，她们或被父母逼迫，嫁给自己并不爱的人，或者为了生计，找一个经济靠山。爱，已经是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得到的奢侈品。婚后她们要用毕生的精力来保住妻子的地位，生活绝无幸福可言，压抑久了，要么被驯服奴化，要么心灵扭曲、异化。 1《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就是一个为谋生而谋爱的典型。 2 《红玫瑰、白玫瑰》中的烟鹂，则是一个守爱的典型。 3《小艾》中的五太太、《连环套》中的霓喜，她们也同样是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当物质的重要性超过了其他一切，人只有屈从于外来力量的统治，毫无反抗的希望。 三. 母亲 奴化变态且面目皆非 恋爱掺杂着世间种种喧嚣，婚姻脱离感情的范畴，成为利益权衡的产物。而母亲地位的缺失，也是导致儿女悲剧发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由于长期在婆家遭受人格上的侮辱、情感上的挫折和情欲上的压抑，人性严重扭曲，变得乖戾、暴躁、刻毒、歇斯底里。当一双儿女长大成人后，她的变态心理，愈发不可收拾。 2. 《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的母亲同样是一个无情的人.。 3. 《花凋》里的郑夫人、《十八春》中的顾太太同样也是冷酷无情的母亲。四 .总结归纳，造成女性生存困境的原因，并探求对当今女性解放、女性独立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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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西两种文化对张爱玲的影响和她作品中的文化背景。 中西两种文化对张爱玲的影响，首先来自她的父母。张爱玲的父亲是一个遗少式的人物，风雅能文，给了她一些古典文学的启蒙，鼓励了她的文学嗜好。张爱玲在少年习作《天才梦》中曾说："我三岁时能背唐诗。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他的泪珠滚下来。"而张爱玲的母亲则是一个果敢的新式女性，敢于出洋留学，敢于离婚，她的生活情趣及艺术品味都是更为西方化的。她母亲第一次从海外回来时，就在张爱玲幼小的心灵中撒下了西方文化的种子。据张爱玲后来在《私语》一文中说，母亲的回来使她十分兴奋，"家里的一切我都认为是美的顶巅。蓝椅套配着旧的玫瑰红地毯，其实是不甚谐和的，然而我喜欢它，连带的也喜欢英国了，因为英格兰三个字使我想起了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像浴室的瓷砖，沾着生发油的香，母亲告诉我英国是常常下雨的，法国是睛朗的，可是我没法矫正我最初的印象。"她一直喜欢老舍的小说《二马》，除了因为她母亲当时喜欢这部小说的原因外，还在于这部小说写的是北京人在伦敦的故事。 其次来自她自己的经历。受父母的影响，张爱玲从小会背唐诗，也从小就学英文，在教会中学读书时就曾在校刊发表过英文文章，虽然考上了伦敦大学却因为战争没能前往，但仍然到中西文化杂交的香港接受了大学教育，这段经历对她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她最初的几篇小说《沉香屑 第一炉香》、《沉香屑 第二炉香》等都是以她在香港的生活为题材的。而她从小卷不离手有《西游记》、《红楼梦》等古典文学名著的营养，更是深入到了她的骨髓之中，从字里行间渗透出来。 张爱玲作品中的文化背景可以归纳为：衰落中的文化，乱世中的文明。 2．张爱玲《传奇》中的"香港的传奇"和"上海系列"等作品的主要内容、独特风格和具有现代主义意味的"荒原"意识。 对于张爱玲《传奇》中的"香港的传奇"和"上海系列"主要内容的了解，可以《沉香屑 第一炉香》、《倾城之恋》和《金锁记》为主，辅以教材中介绍的其他作品。其独特风格的基调是"苍凉"。在教材中，特别分析了《金锁记》如何将人生的荒诞与荒凉诠释到了极致。大家也可以参考前面对这三部作品的介绍加以论述。 张爱玲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具有现代主义意味的"荒原"意识，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中较少表现的，也正是她作品的独特之处。我们说，张爱玲的小说是关于文明与人性的哀歌，而张爱玲哀歌的主旨，并不是对社会的批判，更谈不上对社会的改造，而只是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现代都市（香港与上海）的背景中，展示人的精神的堕落与不安，展示人性的脆弱与悲哀。在这一点上，她笔下的女性形象表现得最为鲜明，与同时代甚至"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都有着较大的区别。首先，我们注意到，张爱玲写的女性，与二三十年代作家塑造的"时代新女性"不同，她实际上写的是"新女性"表象下的旧女性。这些女性或有着旧式的文雅修养，或受过新式的大学教育，甚至于还留过洋，但她们都面临着"娜拉走后怎样"的共同窘况，既无法在现代都市社会中自立，也远离革命运动，只能把当一个"女结婚员"作为自己的惟一职业和出路，而她们所受到的教育，也只能是她们待"嫁"而沽的筹码。其次，我们还注意到，她笔下的女性形象与通常的新文学作家笔下旧式女性也不同，张爱玲没有农业文化的背景，她的文学素养是在代表着工商文化的城市背景中形成的，她笔下女性形象几乎都是日益没落的淑女或竭力向上爬的小市民，这些女性在人生中受到的苦难，不是衣不敝体、食不果腹的经济上的穷困，而是无家可归、无夫可嫁的精神上的恐慌。 3．张爱玲作品既大雅又大俗，既传统又现代的特点，以及极为鲜明的艺术独创性和本身的缺陷。 张爱玲作品既大雅又大俗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古典小说的根底"和"市井小说的色彩"。
顾曼璐，一个为了担负家庭生活重担而不得不沦落舞女的牺牲品，她放弃了她的爱情，青春，自尊，到最后下嫁给那个“笑起来像老鼠，不笑的时候像猫”的祝鸿才。她本来可以和张豫瑾结婚，他也许是她生命中那一盏明灯，也是她美好爱情的向往。本来也可以得到幸福的生活。但是为了她的家人，她不得不放弃了这些，去走了一条与她意愿相违背的道路，她心中纵使有万分的不情愿，纵使有万分的委屈，也无处诉说。上有老，下有小，唯有靠她去维持这一大家子人的生活。从这一点上来说，曼璐又是很悲苦的一个角色。她嫁给祝鸿才，也没有过上几舒心的日子，而她祖母和她母亲却总是说，曼璐有福气，有旺夫命，她们没有想到曼璐会嫁这样好。而这其中的酸楚，却中有曼璐自己知道，她又无处诉说，鸿才天天不着家，到家对她也是爱搭不理，并且骂她：“滥货”。其实曼璐心中一直还是爱着张豫瑾的，听到母亲有意于妹妹嫁给豫瑾的话，会生起满腔的醋意。但是，她知道她和张豫瑾同样也是回不去了。为了挽救她的婚姻，生起了愚昧的想法，把她的妹妹也推到了火坑里，并由此葬送了曼桢的一生。当母亲去看她的时候告诉她豫瑾要结婚的消息时，她埋怨母亲瞒着她。顾太太说：“是你二妹说的，说先别告诉你，你生病的人受不了刺激。”曼璐才发现只有二妹一个人是她的知已，而自己所做的事情太对不起人了，可是懊悔也来不及了。有一段是曼璐把曼桢关起来了，曼璐去看她，曼桢想不到自己的姐姐会这样伤害她，打了曼璐一巴掌，这一巴掌两人都同时想起从前，曼桢想到的是姐姐的好，受过她那么多帮助，却没有说过感激的话，曼璐本来有愧的心理一下子没有了，冷笑说：“。。。我也是跟你一样的人，一样姊妹两个，凭什么我就这样贱，你就尊贵到这样地步？。。。。”所以，曼璐心中还是对曼侦有一些愤恨。然而最不能容忍的是她把曼桢关了整整一年，还差点送了曼桢的性命，并在世钧来找曼桢的时候还撒谎，并把发地个红宝石戒指还给世钧，也不在世钧面前否认曼桢是和张豫瑾结婚。看到世钧从祝家走出去的时候，曼桢从此与他就隔绝在了两个世界，心里感到无限的悲凉和绝望。到最后，她还是悲惨的死去，并没有因为妹妹而挽住祝鸿才的心。 虽然说曼璐为了家庭做出那样大的牺牲，她心中也有太多的愁苦，但是即是这样，也不应该把自己妹妹的一生都彻底葬送。她的这种近乎于令人发指的做法，我一点都不认同 一旦一个人陷入困境，会做出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来。同时，一个真正自私的人，是不会把自己投入青楼的。曼璐是一个具有这2种性格的人。开始时，一直以为她变态、狡诈、阴险，直到听到她的一顿咆哮后才改变了对她的看法。我想，张爱玲之所以设立这么一个角色也是对旧社会这类女性的一种怜悯及鸣不平。那时，许多女子为了养活一大家子，不得不走上这条路，或是为了饥肠的父母、或是正求学的弟妹，曼璐的数十年辛苦，换来了一座小石库门，享受开明文化的弟妹、包括清高的曼帧。有一天，曼璐对曼帧吼道：“为什么一个娘胎出来的，我就那么贱，你就那么尊贵？”回首开篇，曼帧对曼璐存在的自卑心理，交际场上曼璐遭到的白眼，势利的母亲，的确让曼璐太艰难了，谁不想清清白白？谁又想被称之为“贱民”？曼璐从16岁开始承担起养家责任、承受起这种不公平的对待，从此与曼帧成为2个世界的人。曼璐卒得很早，应该只有30出头。在这之前，她设计于曼帧，让她生下了祝鸿才的儿子，此后便一病不起，曰是报应。然我依然为张爱玲如此苛刻于她而心痛。卑鄙的是祝鸿才，曼璐只不过是一张面具而已。然而老天的惩罚竟只施与曼璐，甚至让祝鸿才发了点小财。也许张爱玲是故意的，刻意让我们对于祝鸿才之辈更痛恨，让人看到了时代的动荡，女性的卑弱，曼璐之辈的哀婉。于我看来，曼璐是坚强的，她完全将三从四德抛于脑后，大胆活跃于交际场中，为了家人的活命放弃爱情、健康、尊严，若是曼帧，只会打碎碗片割腕吧。
张爱玲小说的魅力首先来自于传奇的故事以及弥漫其中的梦魇般的氛围。她的小说似梦呓，诱你走入一个传奇而虚幻的小说世界。“说不尽的沧凉故事”便成为张爱玲作品的独特题材。在张爱玲小说中我们能感受到的不仅仅使梦魇般的氛围，梦魇般的故事，梦魇般的文化，还有梦魇般的人性，她用高超的艺术手法去展示人性的深刻变幻，这是张爱玲小说值得推敲的成功经验。 张爱玲不仅将古今中外的优秀传统熔于一炉，而且能将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各自优长汇于一身，将小说推向大俗大雅的境界，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魅力。她直接传承了通俗小说的衣钵，却又以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立场，提升了传统通俗小说的品格。 一、在主题思想上，她的作品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她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一个个悲凉的传奇，内省、孤傲以及都市人的优越感与孤独感交织起来形成她对时代“荒凉”特色的心理感受。张爱玲在塑造小说人物形象时无意识地迎合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主人公的美学理论。这与她的身世密不可分的，张爱玲出生于上海一个封建化和西洋化畸形交织的家庭。这样的家庭环境和文化氛围使张爱玲过早的成熟，并形成了她怪异顽强的性格和自立于世的人生态度。这对其创作心态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由于她悲凉的家庭经历和特定的生活环境，她的作品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她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着一个个悲凉的传奇，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道奇异的风景线。二、在选材上，张爱玲的作品以言情为主。可以说男女之情是贯穿她全部创作的一条线索。张爱玲认为：男女之情乃人之大欲，作为生命过程的重大现象，负载着深刻的人性内容，揭示着人生的真谛。她的小说着力表现男女之间的感应、磨檫、摸索、闪避，如此种种，均在她的作品中得到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另一方面，她不象一般的新文学作家要么把恋爱提升到浪漫理想的境界中来肯定，要么试图在社会意义上寻求合理性进而将所有的冲突归结到外界因素上去，她所着力表现的不是恋爱者超凡脱俗的一面，而恰恰是他们凡俗的一面。在她看来，惟有入世的，才是更真实的。她试图于男女之间的传奇故事中寻找普通的人性，于男女之情中倾听“通常的人生的回音”。因此，她的言情并不局限于单纯的言男女之情，而是将之升华到言“世态人情”和“风俗人情”。她对世情的把握极为准确，“冷暖世情，比比入画”，“世态人情隐约其间”。[6]《金锁记》中季泽与七巧之间的感情纠葛，虽然暧昧而畸形，猜疑中透着人性的冷酷，但七巧毕竟也是一个渴望得到爱的光辉，当季泽站在她面前，小声叫道：“二嫂！……七巧”接着诉说了（终于！）隐藏十年的爱以后，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喜悦……这些年了，她跟他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原来，还有今天！“她要在楼上的窗户里再看他一眼。无论如何，她从前爱过他。她的爱给了她无穷的痛苦。单只这一点，就使她值得留恋。三、张爱玲对人物塑造以及人物之间种种微妙复杂的关系，也把握得极为准确和深入。 人心的真相，最好放在社会风俗的框子里来描写；因为人表示情感的方式，总是受社会习俗的决定的——这一点，凡是大小说家都肯定，张爱玲也肯定。张爱玲受弗洛伊德的影响，也受西洋小说的影响，这是从她心理描写的细腻和运用暗喻以充实故事内涵的意义两点上看得出来的。可是给她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旧小说。她对于中国的人情风俗，观察如此深刻，若不熟读中国旧小说，绝对办不到。她文章里就有不少旧小说的痕迹，例如她喜欢用“道”字代替“说”字。她受旧小说之益最深之处是她对白的圆熟和中国人脾气的给她摸透。四、张爱玲文章的开头和结尾十分吸引人，总体结构独特，这与她娴熟的写作技巧有关。张爱玲叙述故事喜欢使用倒叙的手法。
摘 要 《平凡的世界》主要以陕北地区黄土高原的农村生活为根基，塑造了众多的女性人物形象，这些女性都有着不同的性格，对生活有着各自的理解，同时，对爱情也有不同的观点。本文主要通过写三个主要女性的人物形象，分析她们的爱情观，以及进行人物形象的比较，来挖掘形象塑造的深刻意义和爱情观的启示。关键词：女性；人物形象；爱情观； 前言《平凡的世界》是茅盾文学奖皇冠上的明珠，激励千万青年的不朽经典，它沟通了地球人类的情感，历来家喻户晓。这部百万著作以黄土高原双水村村民的命运为中心，用全景式反映了中国近十年间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变迁，时间从1975年开始，到1985年结束。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本书也被历届学者研究，目前学术界对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孙少安，孙少平，农民形象，农村变迁等等，通过复杂的矛盾冲突，刻画了社会各阶层普通人的形象。该论文主要着眼于《平凡的世界》中的主要女性人物，采用材料分析，人物对照的方法来分析人物形象和探讨其爱情观，挖掘出其形象的独特性，帮助读者更有深度地理解《平凡的世界》以及这本书通过这些人物所传达的情感和理想。第一章：主要女性人物形象 第一节 田晓霞：拥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现代女性 如果说那个年代是迷茫的，那田晓霞就是指明前进方向的指南针；如果说那个年代是寒冷的，那田晓霞就是那冲破黑云，照耀大地的暖阳；如果说那个年代是苦涩的，那田晓霞便是那颗能够甜化心田的糖果。田晓霞，是《平凡的世界》中的女主人公，也是作者路遥着墨众多，着力刻画的人物，她总能凭借自己的力量给他人带来温暖和积极向上的动力，她身上闪耀着文化之光，理性之光，现代之光，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便是贯穿田晓霞这个人物的最生动的写照。我们接下来通过对其性格的探究来深度理解田晓霞这个人物形象。 田晓霞出生在一个干部家庭，她的父亲是县委书记，自小生活在城市里，家庭条件相对优越。不仅有着和谐的家庭氛围，而且还受过良好的教育，知识面广。在学习上努力认真，在生活上也没有物质的烦忧，这些方面形成了她活泼开朗，率性洒脱，积极向上的性格。 “‘你和润生一个班的吧？’田晓霞大方地问他。‘嗯……’少平一下子感到脸像炭火一般发烫。”此时，正当少平为自己穿着脏烂而感到尴尬窘迫之时，晓霞热情地给他泡茶并递给他，“咱们是一个村的老乡！你以后没事就到我们家来玩。……听润生说过咱村还来了两个同学，都分在高一（1）班了，也没去认识你们。你看，我这个老乡真是太不像话了！”从这短短几句对话中我们可以轻松地看到，田晓霞从出场就带着一种特别气质，她没有那个时代女性的扭扭捏捏，而是简单大方，活泼热情，同时展现了她那娴熟的交际能力。在这之后，晓霞也会主动来找孙少平拉话，一起谈天说地。在生活中，她也十分率真洒脱，不拘一节，比如在每当在课外活动的时候，她总是两只手揣在裤口袋里，俨然像个男孩子似的踱到操场上的报栏前看报纸。在地区上搞革命故事调讲的时候，田晓霞和孙少平需要到城里，这是少平第一次去城里，由于晓霞对城里熟悉，就热情地给他介绍这座城市并带着他到著名的地方去转。 小说中多处笔墨写了她的善良正直并且尊重他人，顾及到他人的自尊心。善良的人，他们在和别人的相处的过程中总是以最大的善意去看待别人，他们有着人类最朴实，最真诚的情感，无论对方是朋友还是敌人，是熟人还是陌生人，他们都会经自己最大的能力给别人送去温暖和善意，而小说中的田晓霞就是这样一个人。小说中田晓霞的外公徐老汉因为自己养的一只老黑猫死了而难过抑郁，这时，晓霞看出了外公的伤心，就买回一只小黑猫来陪伴他。在高中时代，在她与孙少平的相处中，总是能顾及到他的自尊心，恰到好处的对他提供帮助。如在孙少平和田晓霞的借书过程中就能很好地体现出来，一开始，晓霞是这样问的：“我能给你什么帮助呢？”少平抬起头说：“你如果认为什么书好，再象以前一样，及时推荐让我看。”在这个对话中，田晓霞提出要帮助孙少平，是站在好友的立场，尊重的提出询问，而不是直接将自己的善意强行加在孙少平身上，没有任何的主动给予，因为田晓霞知道这样会使少平感到不适，因为理解，所以要避。她对穷人的态度是在平等立场上建立的悲悯，而不是轻蔑。最后也因为善良，她在最后因为救素不相识的小女孩而丧命于汹涌的洪水中。 田晓霞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冒险精神和奉献精神。她关心国家政治，关心社会焦点，为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担忧。她有着强烈的事业心以及责任感，对待工作一丝不苟，在黄原师专毕业后，在如愿成为一名优秀的省报记者，曾到偏僻而且环境非常不好的煤矿进行采访工作，还不顾危险地下矿井了解工人的劳动情况。当特大洪水袭来，她的心中有一种使命感，使她想把抗洪救灾的实时情况报道给全省人民，所以毫不犹豫的冲到抗洪救灾的第一线，下了飞机后只身前往灾区，看到洪水中的小女孩，她不顾个人安危，把能活命的木板推给了小女孩，最后献出了她鲜活而宝贵的生命。 田晓霞的出生环境培养了她的自我意识，她不受教条主义的禁锢，对事物有着独到的见解和不凡的分析能力，能够以广阔的目光来看待自己和周围的事物，最鲜明的体现便是她敢于批判社会虚伪的现状。在看到报纸时，看到一些不好的言论总是能一针见血的说出其缺点。比如，她能指着一个重要作家发表的言论说：“这家伙又胡说八道了！”“咱们现在国家叫这些人弄的一团糟！”她还指出了当前农民穷的连饭也吃不上，学校还整天搞形式，不上课 ，年年说形势大好，但是好像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却越来越多的弊端。田晓霞的这些言论在当时那个人人自危，生怕被打成反动派的时代，可以说是石破天惊。 田晓霞不仅注重自由而且也向往自由，是一个接受过新思想，敢于突破世俗的独立女性。“我们原是自由的鸟，飞去吧！飞到那乌云背后明媚的山峦，飞到那里，到那蓝色的海角。只有风在欢舞，还有我作伴。”这是晓霞深深地向往自由的体现。自由的精神，自由的灵魂，使一个人具有独特的魅力。田晓霞可以说是作家笔下最理想的人物，她敢她敢想，敢说，敢做，她所拥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区别于传统女性最突出的特点。 田润叶：传统女性和现代女性的结合者 田润叶是双水村村支部书记天福堂的女儿，这个角色既有传统妇女的特点，也有新时代女性特色，是一个游走于传统与现代边缘的女性角色，具有一定的悲剧性色彩。 田润叶为人热心善良，对待亲人无微不至，对待朋友真心实意，在她的身上，体现出中国传统女性的真善美。在小学教书之后，她住在县城的二爸家，她虽然成了公家人，但是却待人平和，没有架子。每次回双水村，都会给少安的奶奶带点心；还提着点心去看望村里傻瓜叔叔田二，尽管傻瓜叔叔的窑里臭气熏天，她也毫不在意 ；对待少平就像亲弟弟一样，由于少平上高中时生活拮据，她就总是热情地招待孙少平来家里吃饭，给他端来一大盘猪肉炖粉条和一盘雪白的馒头，为了让他不尴尬，故意留他自己一个人吃饭，从这一小细节也足以看出她的细心。临走时，还十分慷慨地送给他五十斤粮票。因为二爸田福军和他的同事李登云的政见不合，为了二爸的政治前途，她听信了田福军老丈人的一席话，她最后答应嫁给热烈追求她的李向前，也就是李登云的儿子。在李向前因醉酒而出车祸，双腿截肢后，悲观失望地想要离开这个伤心的世界时，润叶骨子里的善良提醒着她作为妻子应尽的义务，她又给了他活下去的勇气，从这方面来看，也可以说她是知性的理智的，也使得她的人物形象更加有血有肉。正是因为润叶的善良，也使得她处处为他人着想，在自己的事上却不愿意强求。这也使得她失去了青梅竹马的初恋，而且还经历了一段不幸的婚姻。 田润叶在工作上尽职尽责。她热爱自己的教师职业，甚至是充满了激情，为了给学生们上好课，常常废寝忘食地备课，有时工作到半夜三更。对于学校规定的教学要求和人物，她都能模范地执行，兢兢业业地完成。 她受过一定的教育，但对自我，对世界的认知水平并没有那么高；她有一定的个性，但却没有鲜明到可以不顾一切的跟随自己的心愿行事；她是一个在农村里长大的姑娘，后来寄人篱下，到城里和二爸一起生活，她没有什么资格来为自己发声；她表现出了勇于反抗命运的安排，勇于追求自己的爱情的知识女性的特点，但同时也表现出了一个传统的农村姑娘的局限性，这个局限性却是长辈眼中的闪光点，孝顺懂事，乖巧，为大人分忧，不会给长辈添麻烦。她始终在自我与外界压力下苦苦挣扎，残留在脑中的传统观念使她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最终服从了命运的安排。 第三节 郝红梅：努力与命运抗争的自强不息者 郝红梅在小说中的出现的次数并不多，她是一个家境贫寒，喜欢读书而且长相清丽的女孩，但是她从一出生就已经被定义——地主的孙女。这个身份使得她在与同学们的相处中多了一份自卑感，在那个敏感的时代，家里是地主成分是一件很耻辱的事情，不光物质上穷的一干二净，而且精神上还要接受所有村民的指责与鄙夷。她也在村人锥子般的目光中学会了在夹缝中生存，不惜一切代价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首先，她的相貌是出众的。原著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孙少平发现，郝红梅实际上是班里最漂亮的女生。只是因为她穿戴破烂，再加上一脸菜色，才使得所有人都没发现这点。”班长顾养民注意到她并向她示好，跛脚的侯玉英处处找她的麻烦，从这些侧面，也能看出她的样貌是不同于一般女子的。 其次，因为贫穷和地主家的子孙的身份，郝红梅心中多了一份自卑，同时又有着极强的自尊心。郝红梅一家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受尽社会的白眼和歧视，一家几口人只能靠他父亲一个人的工分过活，遇上灾荒年，国家发下来的救济款和救济粮，不用说也跟她们家沾不上半点关系。她身上也总是穿着破烂的衣服，这也不难理解她的自卑。学校里的菜分甲、乙、丙三种，主食也分三等，白面馍、玉米面馍和黑色的高粱面馍。光景不好的郝红梅自然是吃最便宜的，从开学开始，每次吃饭的时候，她几乎都是最后一个来食堂吃饭的，每次都默默的拿走剩到最后的两个黑高粱面馍。因为贫穷，也因为年轻而敏感的自尊心，她总是选择躲避众人的目光，尽量不到人多的地方，避免遭到无言的耻笑。在快毕业的时候，同学们互相赠送的礼品，因为自己的自尊心，她决定回赠同学们精美的礼品，但却选择了一个不恰当的方式——偷手帕，最后被无情的揭发。郝红梅因为面子而偷，最后也失去了面子。 最后，郝红梅也是一个乖巧，有上进心，迫切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的女生。但是，也正是因为想要迫切地改变自己的命运，她身上也体现了一定程度的虚荣心。在那个年代，能上初中或者高中是极其幸运的。而她所在的高中，是县里的最高学府。她在村里尊大尊小，叔叔婶婶不离口，十分乖巧，所以被推荐上高中。她喜欢读书，从最开始就是被孙少平所读的《红岩》吸引，才与他搭话，问他借书，随后她也常常向他借书看。她从小就认识到自己不幸的人生，并且她的身上背负着责任感和使命感，家人把全家的希望都寄托在她小小的身躯上。严酷的生活使她过早地成熟起来，她想努力地改变自己的命运。为了攀上家境好的顾养民，她选择疏远了对她很好的孙少平，在许多外人看来，这是十分虚荣的，但是换位思考，郝红梅也只是在为自己悲苦的命运而抗争，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第二章:爱情观第一节：田晓霞的爱情观 一、爱情败给命运总比败给世俗好 田晓霞对待爱情的态度是纯粹的。田晓霞和孙少平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阶级差异，不管是家境，还是社会地位等等，在那个年代看来，干部家庭的女儿和农村打工汉的结合完全不符合“门当户对”的陈旧观念。但是田晓霞自始至终都是以平等的方式与孙少平交流，从刚开始朋友间的相处，他们一起看报刊，一起谈天说地，到后来的交往，物质和地位，都不是阻止他们在一起的主要因素。田晓霞所认同的是爱情观是：爱情败给命运总比爱情败给世俗好。这种爱情不仅包含男女双方对生活的共同理解极情感上的契合，同时在他们的爱情交往中，已经看不到传统情爱模式中富有伦理意味的家庭生活的琐碎与平庸，主要灌注着理想的激情和精神的追求，具有诗的情调与浪漫色彩[1]。 在高中的时候，田晓霞对孙少平更多的是朋友之间的赏识，孙少平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也保持着读书的习惯，他的眼界也和班上的其他同学不一样，更加开阔。这也是吸引田晓霞最重要的一点，田晓霞的思想紧跟时代潮流，同时也希望喜欢的人不要变成世俗的人。在高中毕业时，她还对孙少平说过，“希望你千万不能变成个世俗的农民，满嘴说的都是吃，肩膀上搭着个褡裢，在石圪节街上瞅着买个便宜猪娃。”毕业后仍然坚持给孙少平寄书和报纸，并提示他要树立远大理想，不要随波逐流。这也是她所认为最理想的人。两年后的电影院重逢，田晓霞对孙少平有了更加特别的想法，或者说更加钦佩他。因为从孙少平的谈吐中，她发现他对生活有了更加独特的理解，他努力改变生存条件，同时也不放弃最主要的精神追求，他不鄙视普通人的世俗生活，但又竭力使自己对生活的认识达到更深的层次，她喜欢孙少平，也正是他不伪装自己，不会因为生活的窘迫就感到自己活得没有意义。在田晓霞看来，孙少平已经为她的生活环境树立了一个“对应物”，或者说是给她的世界形成了一个奇特的“坐标”，单单凭这方面，就已经足够让她足够心动。 二、忠诚专一、无私奉献 田晓霞对待爱情的态度是忠诚专一的，全心全意为对方考虑和付出的。在重逢后不断的相处中，对爱情的美好想象在她的心中慢慢滋长。她期盼和孙少平每周六的约定，想去看望他时，又会考虑到保护他的自尊心。在确认关系后，田晓霞悄悄地来到孙少平工作的煤矿，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惊喜，晚上又决定和他一起下到黑脏而又危险的矿井，感受他工作的环境。田晓霞对孙少平的爱是爱屋及乌的，对少平的妹妹兰香照顾有加。在工作期间，她还拒绝了家庭环境优越的同事高朗的追求。她的心一直属于她爱的少平。“我放纵我的天性，相信爱情能给予人创造的力量”，“真正的爱情不应该是利己的，而应该是利他的，是心甘情愿地与爱人一起奋斗并不断地自我更新的过程”，田晓霞始终都信奉着这种爱情观念。第二节：田润叶的爱情观 一、不在意门第观念 田润叶出生在农村，但是生活在文明与开放程度较高的城市里，她的身上已经脱离了世俗的偏见，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在她看来，“门当户对不如两个人有情有意”，她和孙少安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彼此相知，尽管孙少安的家里十分贫穷，她也毫不介意，仍然喜欢着这个青梅竹马的伙伴。当二妈给她介绍对象的时候，她的心里只有少安哥，她想让他娶自己，如果非要嫁给一个人，也只有她的少安哥可以配得上自己，所以她选择了主动出击。她寻求机会然后把表白的纸条亲手交到了孙少安的手上，“少安哥，我愿意一辈子和你好。”这是润叶为追求自己理想的爱情所迈出的勇敢的一步。 二、主动而倔强 她对爱情的想象是美好的，对爱情的追求是主动而又倔强的。 尽管孙少安在她的追求面前畏怯地向后退缩，她仍然没有死心。在润叶知道孙少安找了一位山西婆姨后，她的内心显然是痛苦和失望的，但是她知道少安的难处，少安是因为农村人的身份，而且家里光景不好才没有勇气答应和她一起生活的。田润叶想着过一段时间他会想通的，还是坚信他最终会响应她爱情的呼唤。尽管最后事与愿违，她在心里还是默默地想念着她的少安哥。在重重压力之下结的婚姻也只是名存实亡，她内心倔强地用她自己的方式来反抗她这段不情不愿的婚姻。由于旧社会的阶级观念和牵涉众多的政治利益关系，使得田润叶和孙少安的这段感情无疾而终。尽管田润叶对爱情是执着主动的，但是也躲不过现实的残酷。第三节：郝红梅的爱情观 一、追求物质、现实的爱情 由于地主子孙的身份和贫困的生活，郝红梅对爱情的选择更注重实际，或者说物质。她有着成年人的早熟，对于自己的爱情和婚姻，早有打算。她来到这座高中，就是为了能够攀上一个条件好的男人，将来好改变自己家庭的命运。而与孙少平的那段相处，基本上是出于一种怜悯，既怜悯别人，也让别人怜悯自己，因为相似的命运，她对孙少平内心充满了亲切的感情，却不是男女之间的那种感情。当遇上顾养民之后，她感觉像抓住了救命稻草。因为顾养民的父亲是黄原地区师范专科的副校长，母亲是地区建筑公司的工程师，祖父又是县里远近闻名的老中医，正是她梦寐以求的爱情对象，当知道顾养民有意于她时，她是惊讶和惊喜的，所以故意疏远孙少平，奔向了她理想中的爱情。她梦想着这位高贵子弟会想办法帮她在黄原找工作，并且和他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爱情也确实朝着她想象的方向发展，因为顾养民确实喜欢她并且不嫌弃她的地主成分。但随后却因“偷手帕”事件，亲手葬送了自己的爱情。 二、终归于平淡幸福 在受到打击之后，她与顾养民之间也没有了交集，因此，她对爱情也没有了奢求，选择安安分分地嫁给了邻村的一个教书教员，郝红梅在经历一段是失败的爱情后，内心期望能够和这位教书先生永远的生活下去，尽管平淡，却幸福。当厄运再次降临在她身上的时候，她又陷入了迷茫和绝望，他的丈夫意外死亡，使她对爱情心灰意冷。但是为了孩子，她选择坚强地生活下去。后来集会上与田润生偶遇，在田润生悉心地照料与保护下，郝红梅已死的爱情火苗又再一次燃起，她觉得润生是一个有能力有担当，能给她带来安全感的男人，所以最后不畏别人的眼光，选择了和他在一起，最终也获得了一个幸福的结局。郝红梅的爱情之路有了明显的转变，从最初的看重财富，看重身份的爱情到最后选择了平淡安稳且幸福的爱情，她对爱情的认知是不断成长的，也是不断成熟的。 第三章：三个女性人物的比较 在同样的时代背景下，她们有着不同的命运。首先，她们的家庭出身不同，郝红梅出生于农村地主家庭，田润叶出生于农村干部家庭，田晓霞出生于城市，是县委书记的女儿，三者的出身也昭示着她们命运的不同。其次，田晓霞、田润叶和郝红梅都接受过不同程度的教育，也对她们产生了不同的影响。郝红梅仍然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她读书的目的很现实，只是想通过教育来改变命运，但是她也深知家里没钱送她上大学，只能读到高中，所以她更想在高中读书时能碰上一个好人家；田润叶在黄原师范专科毕业之后回到原西教小学，成为一名公办教师，她接受现代思想的熏陶，敢于主动追求幸福，但是明显又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具有“奉献”精神，但是这种不求回报的奉献精神，使她后来丧失了自我人格，自我尊严，面对不幸福的婚姻，她仍然固守传统女性的牺牲精神，虽然无奈但是仍然坚持着有名无实的婚姻；田晓霞在那个年代可以说是接受了精英阶层的教育，她上过大学，读了很多书，在精神层面与郝红梅、田润叶有很大差别，她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完全脱离了世俗的观念，她对爱情的选择，超越出身和阶层，只寻求情感和心灵的契合。三者的结局也尽相同，郝红梅在经历一波三折之后，找到了幸福，与田润生过着平淡而美好的生活；田润叶在李向前遭受车祸后，心生愧疚，尽心尽力地照顾他，后来二人也生育了一个儿子，也算得上是一个比较美好的结局；田晓霞在省城当记者时，被一场洪水夺去了宝贵的生命，但是她是因救他人而牺牲的，是伟大的，结局虽然残酷但是也令人崇敬。 结语 在《平凡的世界》中，她们演绎着属于她们自己的不平凡的爱情故事。正如路遥所言：爱情可以使荒芜变为繁荣，平庸变为伟大；使死去的复活，活着的闪闪发光。即使要经受无尽的煎熬和折磨，爱情仍然是人世间至善至美，神秘而不可或缺的情感。在这场时代的变革中，田晓霞用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向我们展示了理想而美好的爱情；田润叶向我们展现了朴实，善良，独立的品性，是传统女性与现代女性的结合体；郝红梅用她的行动演绎着出生于贫穷的环境，仍然勇敢地与命运斗争的故事。期望更多的人能够从中学到摒弃世俗的偏见，勇敢地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爱情也好，事业也罢。在此过程中，不忘初心，坚守善良与本分，方能达到理想的彼岸。
女性形象分析开题报告女性形象分析开题报告女性形象分析开题报告开题报告是指开题者对科研课题的一种文字说明材料。这是一种新的应用写作文体，提供了有关女性形象分析开题报告，希望能够切实的帮助到大家。一、课题论证：（一）国内外研究：著名女性文学研究者谭正璧先生的《论苏青与张爱玲》，对两位女性作家进行比较，他认为张爱玲是重视人情甚于世情的作家，他重世情因而有后来不能居上的看法，与傅先生看重其对人性情欲的挖掘刚好相左。或许谭先生指出了张氏部分作品内容的某种局限，但评论者自己对作品内容的理解未必是没有局限的。不错，爱情婚姻两性关系是张爱玲观照人生的基本角度，但在她描写的媒妁婚姻、金钱婚姻、高等调情、通奸姘居及其它种种畸型变态的两性纠结中，包含着十分丰富的人性与社会文明的冲突。正是在这一点上，张爱玲超越了一般的海派小说家。对于此方面，谭先生显然注意得不够。
神话学又称比较神话学，它在跨文化的比较观照之下势必会越出西方传统的界限，将东方各民族古典神话和原始民族的口传神话统统纳入总体考察的视野之中。这样，在中国知识界没有引进神话概念之前，是西方神话学家首先提出中国神话的问题，并做出先驱性的探讨。回顾20世纪初我国神话研究的发轫期，在日本学者的启发下，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1905)借鉴神话学观点，把历史上第一个时代命名为“传疑时代”，怀疑盘古之说“非汉族旧有之说”，还把黄帝以上的包牺、女娲、神农诸帝皆视为神话。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1906)以印度、希腊神话之发达为参照，说明产生了《庄子》、《列子》的南方文化在想像力上远过北方。蔡元培花了很大功夫翻译日本井上圆了所著《妖怪学讲义录》共六册，侧重从心理学方面解说神怪产生的原理。周作人翻译了英国人类学家根据荷马史诗创作的神怪小说《红星佚史》，至40年代又翻译了《希腊神话》、《希腊的神与英雄》等，还写有《童话略论》、《神话与传说》、《神话的辩护》、《习俗与神话》等系列文章，在传播西欧的神话学知识，改变国人对神话的蔑视和偏见方面卓有成效。《红星佚史》的作者之一安度阑(Andrew Lang，1844—1913，后译为安德鲁•兰)为英国著名神话学理论家，著有《习俗与神话》、《神话、仪式和宗教》、《神话学》等论著，成为早期中国神话学译介和奠基时期影响最大的人物。谢六逸编著《神话学ABC》、玄珠(茅盾)著《中国神话研究ABC》、林惠祥著《神话论》，黄石著《神话研究》等均称引或依据安度阑的神话分类法。鲁迅较早提到“神话”显然也是在日本和西欧的神话学东渐以来的大背景之下受到启发，其《破恶声论》(1908)是20世纪率先涉及神话问题的少数文献之一，其中写道：夫神话之作，本于古民，睹天物之奇觚，则逞神思而施以人化，想出古异，淑诡可观，虽信之失当，而嘲之则大惑也。太古之民，神思如是，为后人者，若何惊异瑰之大;矧欧西艺文，多蒙其泽，思想文术，赖是而庄严美妙者，不知几何。倘欲究西国人文，治此则其首事，盖不知神话，即莫由解其艺文，暗艺文者于内部文明何获焉?[4]鲁迅在此批评了“嘲神话者”的偏见，还说明神话的发达与否因文化而异的现象，提出不了解神话就无法了解西方文学乃至西方文明的见解。至于中国神话为何不若西方之发达的问题，到了1923年著《中国小说史略》时再尝试给予解释。该书第二篇题为“神话与小说”，首言小说出自神话传说，中外皆然。后释“神话”之名及其实云：“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5]这段话既对“神话”这一概念做简单界定，又从而暗示出神话产生的条件和原因——初民对超于人力以外的现象(今谓超自然现象者)的自造解释。这一观点反映了人类学派通常的神话观点之影响。不过鲁迅似未读过高木敏雄《比较神话学》，他仍以《三五历记》所述盘古开辟说为中国本土神话之例。鲁迅在此还重申了神话对于文学的重要性，“故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中国古代保存神话传说较多的古籍，鲁迅特别提出《山海经》、《穆天子传》、《逸周书》、《燕丹子》、《楚辞•天问》等，可算做国人对神话典籍的最初回顾。该篇末尾提到中国神话零星散碎的原因，乃引日本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第六章的说法：一者华土之民，先居黄河流域，颇乏天惠，其生也勤，故重实际而黜玄想，不能更集古传以成大文。二者孔子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实用为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说，俱为儒者所不道，故其后不特无所光大，而又有散亡。鲁迅于此二点之外，又提出一点原因，即国人神鬼不别的现象：“天神地祗人鬼，古者虽若有辨，而人鬼亦得为神祗。人神淆杂，则原始信仰无由蜕尽;原始信仰存则类于传说之言日出不已，而旧有者于是僵死，新出者亦更无光焰也。”作为例证，鲁迅举出《搜神记》、《异苑》、《三教搜神大全》等书中所记生人死后为土地神、紫姑神、门神的说法，实为20世纪后半期民间文学复兴中的鬼话、仙话与神话并列说之远源。而宗教学家谓中国最重祖先崇拜，已死之先祖得与天神同列，亦可与鲁迅所说人鬼神不分的现象相互对观补充。与鲁迅大约同时关注到神话问题，并写出研究中国神话的专文或专著的先驱者还有茅盾、周作人、梁启超、江绍原、林惠祥、顾颉刚等，尤其以茅盾的功绩最为突出。他在1929年发表的《中国神话研究ABC》一书，是国人用汉语写成的探索中国神话的开山之作。茅盾在1980年回忆当时情形说：“二十二三岁时，为要从头研究欧洲文学的发展，故而研究希腊的两大史诗，又因两大史诗实即希腊神话之艺术化，故而又研究希腊神话。——继而又查《大英百科全书》之神话条，知世界各地半开化民族亦有其神话，但与希腊神话、北欧神话比较，则不啻小巫之与大巫。那时候，郑振铎颇思编译希腊神话，于是与他分工，我编译北欧神话。惜郑振铎后来兴趣转移，未能将希腊神话全部编译。我又思，五千年文明古国之中华民族不可能没有神话，《山海经》殆即中国之神话。因而我又研究中国神话。”[6]凡此种种，便是《中国神话研究ABC》、《希腊神话》、《北欧神话ABC》、《神话杂论》等一批著作的起因。从知识结构上看，茅盾之所以在五四以后投入神话研究，成为卓然自立，开一代风气的文学研究革新家，是同他深入钻研西方人类学和神话学的有益积累分不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这类神话研究著述也应看做是文学的人类学批评在中国学坛上最初结下的丰硕果实。没有西洋文法作为参照，汉语语法的探讨恐怕没有自发出现的可能。同样道理，茅盾对希腊、北欧神话的比较研究以及他对未开化民族神话知识的了解，反过来成就了他作为中国首位神话学家的功业，毕竟是融化新知以求重新阐发中国古典文学的开创性尝试，预示着20世纪以来人文研究推陈出新的历史变革方向。在神话理论方面，茅盾书中提到的重要问题还有中国神话的地理分布格局，神话是短篇小说之开端，先秦子书如《庄子》、《韩非子》等亦保留着神话片段，少数民族神话的搜集与研究之重要性等等。关于地理分布，他提出中国神话由北、中、南三部分组成的观点，刺激了后来顾颉刚关于东、西两部分组成的新论点。在具体神话的分类和解说方面，本书由于是首创之作，没有多少先例成说可以依循，所以可以说处处闪现着独创见解。如蚩尤为巨人族之一，黄帝战蚩尤乃神与巨人族之事。夸父与夸娥是同神异名，“终北”、“华胥”反映中部人民的宇宙观。大司命是主管生死寿夭的命运之神，少司命是主管爱情的命运神，帝喾为中国神话中之主神，相当于希腊之宙斯。古史和神话中的两个羿的关系：“人性的羿”就是历史化了的“神性的羿”，等等。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足以使中国的神话学超出单纯的译介引进层面，而进入创辟专门领域和独立学科的阶段。相形之下，黄石的《神话研究》、谢六逸的《神话学ABC》、林惠祥的《神话论》三部书，除了后者略涉及中国神话外，基本上仍属译介的性质。除此以外，赵景深译有哈特兰德的《神话与民间故事》(1927)、汪倜然著有《希腊神话》(1927)、方壁著《北欧神话》(1930)，亦属译介之列。五四以来的传播新文化的刊物也刊发了大量神话方面的论文和作品，如《妇女杂志》、《小说月报》、《小说世界》、《文学周报》、《民间文艺》、《民俗》、《艺风》、《史学年报》、《开展》、《民间月刊》、《妇女与儿童》、《歌谣周刊》等，其中的一些刊物还办过神话专号。时至30年代，神话、童话、民间故事等方面的研究已经普及开来，成为西学东渐以来在文学与人文研究方面最有成就的新领域之一。新时期以来，我国的神话学在沉寂多年后获得复兴，成立了中国神话学会，举行了多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出版了《中国神话》专集和一系列著作和译著。20年来发表的专题论文的数量远远超过以往的70年[7]。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古籍之中所记载的汉族古神话，许多学者还从民间采集到大量口传神话，尤其是在广大少数民族中流传的神话作品，从而给中国的神话学建设带来独特的多民族跨文化的比较资料和广阔的发展前景。1995年由台北的汉学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神话与传说学术研讨会”，聚集了当今大陆、港台和海外汉学家40余位，分别从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民俗学、宗教学和文学等角度考察中国神话的特性与传承分布，显示了中国神话学日趋多学科化和国际化的走向[8]。以下从两个主要方面评述女性主义、比较宗教学派在当代的中国神话研究中产生的反响及其所代表的较新的学术发展动向。二、女性主义与中国神话研究神话学发展到20世纪中期，迎来了一场空前的大变革，那就是女性主义神话学作为最有影响的一个学派迅速崛起，引起整个知识界的震动和热烈的学术争论。女性主义神话学的主要学术贡献是：以女性主义观点和考古学新材料为双重契机的女神再发现运动，女性主义神话学对西方文化两大源头的重新认识。女性主义作为一场文化思想运动，它的重大启蒙意义就在于揭示出一个被忽略已久的真相：世界上已知的几乎所有文明都是父权制的。毫无例外的是，所有的父权制文明都会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对女性存在的贬低和蔑视，对女性的社会权利的压制和遮蔽。这一方面体现为社会现实中两性不平等现象的普遍存在，另一方面通过语言文字折射为社会意识形态中被改造被扭曲的女性形象和女性声音。“男人造语言”这一惊人的学术发现，给予女性主义者充分自觉的“性别政治”的意识，开始从各个方面去揭露批判男性中心社会的种种语言积习和文化表达，试图在男性化意识形态的遮盖背后，重新寻找真实的女性形象。女神的发掘与研究，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所取得的成果远远超过了以往的所有年月。各种文明传统的文字文本中的女神形象的研究，规模空前庞大。如1992年由英国伦敦的潘多拉出版社出版的《女性主义的神话指南》一书，由牛津大学的拉灵顿(C.Larrinton)博士主编，分为6个部分，有19位学者撰文分别运用女性主义的观点重新审视近东、欧洲、亚洲、大洋洲、南北美洲的神话传统以及20世纪的女神崇拜与研究情况。拉灵顿在导言中指出，传统的神话学研究充斥着男性中心的观点和厌女症偏见，而本书则尝试完全让世界各地的知名女专家来执笔，重新书写不同时期各个文明中的神话传说遗产，尤其注意女性形象和女性的作用。“对于西方人而言，我们对我们的神话遗产的解释决定着我们思考自己的方式。政治家、心理分析家和艺术家都利用神话来告诉我们：我们是谁，从何处来。于是，纳粹的意识形态就利用了德国神话，弗洛伊德主义的心理分析则把希腊神话作为他们解释人类行为的模型，画家、作曲家、雕塑家和作家也都有意或无意地模仿过去的神话模式。”[9]现在，女性用自觉的社会性别视角重新审视古代神话，这种视角的变换会给女性带来把握自己身份的全新契机。只要神话不再是由男性成见所反射的哈哈镜，那么女性就能够从神话中找到自己真实的过去。《女性主义的神话指南》讲到中国神话的部分由华裔学者刘涛涛(Tao Tao Liu)执笔。她从男性的开辟大神盘古讲起，述及黄帝、炎帝、颛顼、帝喾、尧、舜、禹等构成的神话帝系谱。强调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男性中心主义对神话性别角色的决定性作用。为什么女性神灵只有作为男神的配偶和亲属才得以存在和流传?“一个女人自身根本没有地位和权利。她必须学会灵巧的手艺以便充实自己，这一情况也反映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一般而言，神话中有头有脸的女性扮演的总是母亲和妻子的角色。”[10]在介绍“神话与民俗中的女性”时，作者共举出女娲、嫦娥、织女、孟姜女、观音和白娘子6位流传最普及的故事。从年代上看，只有前三位属于神话人物。而即使这3位神话女性的故事也显得非常简略。在“神话与民俗中的小人物”部分，我们可以看到的女性数量增加了，但是她们的面目和在男性社会中的功用却复杂化了：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褒姒、妲己、狐狸精。显而易见，父权制社会的意识形态在性别方面必然坚信所谓“女人祸水论”的偏见，这三位后出现的女性角色与女娲、嫦娥、织女相比，已经完全成了男性中心社会的图解女色亡国观念的反面教员。类似于《女性主义的神话指南》的出版物在90年代盛极一时，这表明知识女性对神话学这门新学科的兴趣与日俱增。为什么现有的西方神话文本总是把女性放在次等的位置上呢?拉瑞•荷塔多(Larry W.Hurtado)带着这一疑问编出《宗教中的女神与现代争论》[11]一书，期望通过对非西方的宗教传统中女神地位的考察，找到解决问题的线索。该书立论的思路很像韦伯在非西方社会中寻找不能导致资本主义精神的原因。书中共研讨了中国的道教和佛教传统中的女神，古代埃及宗教中的女神伊西丝信仰和印度教中有关女神的“撒克提”(sakti)观念。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的女教授贝缇娜•纳普(Bettina L.Knapp)独自撰写的大著《神话中的女性》。她从世界的神话文学中选出9位女性形象——古埃及的伊西丝，巴比伦的提阿玛特，古罗马的狄多，古希腊的伊菲革妮亚，印度的悉多和中国的女娲等，逐一加以剖析，确认她们在所属社会中的价值、能力和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讲述她们如何战斗、领导军队、建立国家、治理大地以及她们如何经历性别的挑战和身份的危机，并且把这些神话女性同当今社会中的女性相互对比，在历史和现实的参照之中探寻女性命运的未来。关于女娲，贝缇娜•纳普综合分析了造人、补天、执(圆)规、蛇身、变形(“一日七十化”)等母题，认为她代表着父权制文明尚未确立时的全能女神信仰，那时的女神不仅是崇拜的中心，而且是宇宙秩序和自然和谐的代表。女娲补天和立地四极的情节，表明她也代表着远古时期人力工程和科学方面(包括知识、技能和经验)的最高成就。作为人类的创造者，宇宙的灾难性错误的纠正者，女娲也就相当于所谓“救世主”(the savior of universe)[12]。至于这位女性救世主如何在后代失去了她的地位和荣耀，贝缇娜•纳普认为是汉代以来父权制的强化，“女娲不再是完美的典范了”，对她的崇拜也就随之解体。按照女性主义学者汤森德的划分，当代女神神话学研究主要有两种思路和方法，一种是遵循荣格的弟子纽曼的做法，把母神视为原型，其最终的根源在于人类的深层心理即所谓“集体无意识”。另一种更为基本的、历史的方法，依据考古学资料，承认在远古时期存在统一的信仰女神的宗教[13]。贝缇娜•纳普重构女娲救世主的信仰的尝试显然是属于后一种方法。相信随着对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的新的透视的展开，这种重构女神宗教的研究在东方世界还会迎来更加可观的成就。历史方法最关键的环节在于实证性资料的积累，可喜的是在这方面已有西方学者捷足先登，完成了非常有分量的论著。如1999年在荷兰莱顿创刊的英文刊物《男女：早期中国的男人、女人和性别》(NAN NU:Men，Women and Gender In Early and Imperial China)，就以57页的篇幅发表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汉学家大卫•凯利的长文《开端：新石器与商代的女性地位》[14]，主要依据考古发掘材料和对甲骨文的记载的分析，论证上古时期女性的地位并未高于男性，从新石器时代到商代的社会性质基本上是父权制的。这就使女神宗教说的现实基础问题受到某种程度的质疑，其争议性也就越发明显了。大卫•凯利还引用格林(M.Green)《克耳特女神》(Celtic Goddesses)一书的观点论证说，中国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女神雕像的发现并不一定反映着当时女性社会地位的显赫，因为古希腊的雅典奉雅典娜女神为守护神，可是雅典妇女的地位却极为低下，甚至根本就算不上城邦的公民。晚近发表的较系统的研究中国古代女神信仰的英文论文是收入《宗教中的女神与现代争论》一书首篇的《中国宗教中的女神》，作者是陈阿蓝(音译Alan k.l.Chan)。文章指出：“中国的传统文献资料并未提供一个女神崇拜的完整图景。重构每一位女神的由来将是十分困难的，考察其在上古时代的崇拜情况更是难上加难。这是因为，官方记录中的神话叙述总被历史化和道德化地处理，而保存这一记述传统的执笔人毫无例外皆为男性，他们对女神崇拜已没有什么同情。事实上，某些儒家学人还对此心存怨恨。尽管如此，可以确信的是，女神在中国宗教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5]陈阿蓝希望能够依据传世的文献资料勾勒出一幅中国女神崇拜的历史全景。她首先追溯了商代卜辞中所反映的萨满巫教活动，确认(女)巫及其功能对于商王室礼仪活动的重要作用，如求雨、增殖和治疗的仪式。她引用汉学家谢福(E.Schafer)的说法，把这些女巫称为实际上的“二等女神”(lesser goddesses)[15](P10)。在商周交替之际，男性的萨满巫师开始逐渐成为国家宗教活动的主角，关于仪式与神位的知识变得比巫术力量本身更加重要。然而，在周代和以后的日渐增多的文献中，有关女神崇拜的图景逐渐清晰了起来。陈阿蓝根据《楚辞》、《山海经》、《淮南子》等书中的线索，主要讨论创世女神女娲、日月女神羲和的故事，描述早期文学作品中女神如何转变为“神女”(山鬼、巫山神女、湘夫人、洛神等)的情况。关于女娲，她认为直到汉代对女娲的崇拜才成熟起来，因为女娲杀黑龙和补天救世的功绩在汉代《淮南子》以前没有记载。女娲与“置婚姻”及创制音乐等母题的关联反映的是古代增殖仪式活动的情况。也是从汉代以下，女娲的形象总伴随着伏羲，表现为造型艺术中的人首蛇身交尾形象。陈阿蓝认为这种配偶神的出现体现着汉帝国时代流行的价值观念即神圣王权。在高度父权制的社会背景之下，世界由一位女神独自创造的说法难以维系下去了。“然而，和伏羲在一起，女娲还能以‘配偶和助手’(consort and helper)的角色保持她在神灵世界的一席之地。”[15](P12)在论述了早期文学中女神转化为神女的情形之后，陈阿蓝还描述了以西王母为主的道教神谱中的女神体系，从而使她对中国女神的历史叙述获得全景效果。尽管在资料的占有和晚近研究成果的把握方面显得不足，述而不作的性质较为明显，陈阿蓝的论文在用女性主义观点重审中国古代女神方面，仍然能够给英语世界的读者带来新鲜的参照和重要的启发。基于这种认识，吉拉道特在书中用主要篇幅去重构道家神话的象征体系。围绕着混沌这个原型主题，《老子》、《庄子》、《淮南子》、《列子》等不断地持续讲述着关于创世、堕落和救世性的回归混沌的道家神话故事。由于这些早期文本的巨大影响力，混沌族的意象象征体系积淀出中国文化的深层象征，反复出现在后代的文本中，并且旁及少数民族神话的创造。《早期道家的神话与意义》第六章题为“卵、葫芦与洪水：朝向混沌主题的类型学”，第7章题为“卵、葫芦与洪水：混沌主题的神话基型(prototype)”，作者在此将少数民族神话中的动物祖先如盘瓠(犬)、少数民族的洪水神话及葫芦型方舟母题等，同汉族文本中的混沌象征联系为一个具有转换生成性质的整体，探讨道家核心神话在中华多民族文化中的传播力度[19](P169—208)。这对于我们的比较神话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受吉拉道特影响的美国汉学家罗伯特•艾利森(Robert E.Allison)著有《精神超越的庄子—内篇解析》(Chuang-Tzu for Spiritual Transformation，The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9.)一书。她非常赞同艾利雅得、吉拉道特等人从神话角度重审道家思想的方法，但却不是亦步亦趋地继续研究混沌神话，而是另辟蹊径地关注鱼鸟变形神话。罗伯特•艾利森引用汉学家格雷厄母的观点，认为《庄子•应帝王》篇的混沌君寓言并非道家神话的核心故事。恰恰相反，《庄子•逍遥游》篇首的鲲化鹏神话中才是“核心的神话”[20](P180)。鱼鸟变形神话不只是化蝶故事的某种预演，而且给庄子的整个哲学幻想打开了门径。正是这种哲学幻想后来构成了道教传统的不变的灵魂，那就是“自我转化”和“自我超越”。罗伯特•艾利森虽然也强调神话对于理解道家文本的绝对必要性，但她并不像艾利雅得和吉拉道特那样关注神话与萨满—巫教的渊源关系，她只关心神话作为“隐喻”的艺术如何形成庄子特有的思想传达，启发读者自己挣脱概念思维的精神牢笼，超越到一种“开放的心灵”状态，获得更为自由和优越的认识方式，开启直觉理性的幻想空间。《精神超越的庄子》一书第2章“神话与怪物：隐喻的艺术”和第三章“神话的内容”，分别研讨神话母题在庄子文本中的结构素作用以及庄子文风特有的认识论意义。正像吉拉道特紧紧围绕《庄子》内篇末尾的混沌君神话大做文章一样，罗伯特•艾利森则集中关注位于庄子文本开端的鲲鹏神话，提出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将神话放在全书的开端呢?”[20](P 27)此问题的解说是：庄子试图以出奇制胜的开篇来暗示读者：书里所要表达的思想是不能直接表达的。这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命题，而神话以荒唐之言的形式充当着表达不可表达的道的功用。换言之，鲲鹏神话作为开篇，旨在预示读者自己摆脱概念的和分析的思维力量，跟随神话的幻想力量进入精神的超越之旅。日本的宗教学与神话学研究也深受艾利雅得的影响。这主要得益于译介工作的先行。久米博、前田耕作、大室干雄、宫治昭、中村恭子、立川武藏、斋藤正二等翻译了十三册的《艾利雅得全集》(东京：3/4书房，1973—1976)。此外，还有别的单行译本。可以说艾利雅得所有重要著作都已译为日文。这对日本的文科研究和汉学研究所带来的启发作用可想而知。铁井庆纪(1930—1989)，御手洗胜(1924—)，小南一郎(1942—)，横山宏(1938—)等学者很早已应用艾利雅得“圣与俗”(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中心象征”(centre of symbolism)和“永恒回归”(eternal return)的时间观来分析中国古典文学。这些成绩又辗转影响到台湾和香港学者。日本驹@①大学文学部教授、宗教人类学家佐佐木宏干的《凭灵与萨满》(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萨满教的人类学》(东京：弘文堂，1984)，大东文化学院教师藤野岩友的《巫系文学论》(大学书房，1969年)，佐野大和的《咒术世界的考古学——原始信仰与祭祀礼仪》(续群书类丛完成会，1992年)，樱井德太郎等的《变身》(弘文堂，1974年)，等等，都是直接受艾利雅得的萨满教理论影响的著作。集中在中国神话研究方面的论著则有：御手洗胜的《神仙传说与归墟传说》(见《东方学论集》2号，1954年2月，63—84页)。铁井庆纪的《中国神话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池田末利编，东京：平河出版社，1990)一书，收录的如下论文：《昆仑传说试论》(1975年)，《“中”：神话学的试论》(1980年)，《道家思想乐园思想》(1980年)，《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圣俗对立》(1983年)。此外，京都大学的小南一郎著有《西王母与七夕传说》、《中国神话与故事》(东京：岩波书店，1984)、《楚辞的时间意识——从九歌到离骚》(《东方学报》，京都，58册，1986年3月)等。御手洗胜的弟子王孝廉(1942—)，原籍台湾，现任教于日本关西大学国际文化学部，专攻中国神话学。他应用艾利雅得的“原型回归”观念，研究中国神话所呈现的圆形时间结构以及古典小说的结构模式，如《说岳全传》、《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等表现出的“原始”、“历劫”、“回归”的三段循环。总结为一种“原型回归”，用他自己的话来解释，“这种回归，可以说是不可抗拒的天命，来自天上的仙女，经过人神的悲恋之后再回到天上去，来自海中的龙女再回到海中;宋江等梁山泊好汉，在人间轰轰烈烈地干了一场以后，必须再回到他们命运的原点;贾宝玉完成他的爱情历劫以后再回到他的青埂峰，石头依然还是石头。”[21]晚近大陆学者研究道家思想的著述也应用了艾利雅得的“原型回归”论。如对老子和庄子思想中的“归”与“返”等中心主题的跨文化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