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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人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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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人类学真正成为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1960年,美国人类学家Gertrude Kurath在《当代人类学》杂志上发表了“舞蹈民族学概论”的文章,总体上来思考舞蹈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而不是具体地描述某一种舞蹈内容、形式和结构。对于舞蹈民族学的学科内容,研究范围、研究方论和田野调查方法作了深入地研究。她对于舞蹈研究方法包括了:(1)田野调查以进行描述、观察和记录;(2)实验室研究以辨认结构和风格;(3)在土著人的帮助下进行风格的解释;(4)舞蹈的图形表示;(5)基本的动作、主题和舞式步伐的分析;(6)对舞蹈的形态、结构、步伐、音乐和歌词的综合;(7)结论、理论和比较。尽管他的方法伦问题比较简单,但还是体现了人类学的舞蹈研究方法,并影响了很长的时间。她将舞蹈分为民间舞、族群舞、民族舞、戏剧舞、商业舞、芭蕾舞、宫廷舞和艺术舞。Kurath的思考是基于对美国印第安人舞蹈和欧洲舞蹈的深入研究之上,由于理论和方法上的结合,使舞蹈人类学纳入了人类学的范畴,成了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Kurath也因此成为舞蹈人类学之父。应当承认,舞蹈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视角表现,一种精深的美学系统的主题(Kaepller, 1978),当然应该是人类学家系统观察的对象和内容。舞蹈人类学的形成,证明了人类学家已经认识到了舞蹈对于理解社会结构和深层文化现象所带来的新的视野。舞蹈人类学形成之后,人类学的理论和田野调查方法深深地影响了舞蹈的研究,而舞蹈理论的更广泛的思考和总结又丰富了人类学的理论。

1910年3月27日,生于福建省古田县岭尾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林耀华先后深入藏区、东蒙草原及鄂伦春族和达斡尔族居住地进行民族工作和学术考察。参加并领导对云南省诸少数民族的识别与社会历史调查工作,担任《辞海》编委会委员兼分科主编及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委会副主任委员。其著作《从猿到人的研究》使国内的人类学研究转到新的方向。他主编的《原始社会史》是中国阐述原始社会史最为详尽的一部学术著作。他的许多民族学论文辑成《民族学研究》一书,对原始社会史分期、少数民族社会形态、民族学研究方向提出了有价值的见解。其学术成就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现被聘任国际人类学和民族学协会主编的《当代人类学》通讯编辑、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高级研究员和美国传记研究所的国际名誉顾问。他的传记已被多种国际名人传收录。30多年来,他应用人类学知识为新中国服务,率先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人类起源论研究,其著作《从猿到人的研究》使国内的人类学研究转到新的方向。他主编的《原始社会史》,内容侧重中国,兼顾世界,是目前中国阐述原始社会史最为详尽的一部学术著作。他的许多民族学论文(包括与他人合作的),辑成《民族学研究》一书。他自1941年起先后在云南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央民族学院致力于原始社会史和民族学的教学工作,培养了一批教学和科研人员,为中国民族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传记已被多种国际名人传收录,如美国《世界名人传》第6、7版,英国《当代成功的国际名人传》和日本《文化人类学事典》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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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崔颢题诗在上头

姓 名: 王传钧生 日:1975 年5月30日属 相: 兔星 座: 双子座专业方向:新闻学、矿工安全心理学。职务:《济宁能源报》执行主编、记者,山东省十佳业余记者,中国煤炭新闻网特约记者,原济宁市运河煤矿掘进一区矿工。毕业院校: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新闻学专业 本科)简历:2006年进矿工作前,王传钧曾先后在济宁电视台、光明日报山东记者站、家庭与教育报做过7年的打工记者、编辑;2006年3月,王传钧通过社会招工进入运河煤矿,被分到掘进一区从事井下掘进工作;2007年3月,王传钧站在时代最前沿剖析矿工安全心理,解析煤企安全策略,撰写了3万字的“矿工安全心理”系列稿,先后发表在中国煤炭新闻网、中国安全生产报上,在全国煤炭系统引起较大反响;2008年3月,王传钧由济宁市东方圣地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派遣制员工被济宁矿业集团运河煤矿转招成合同制职工;2009年3月,王传钧所著的34.7万字我国首部“矿山安全——应用心理学”类通俗读物《地心深处那束光》由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出版;2009年11月,王传钧主编的《煤矿职工必修的8堂课》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进矿工作以来,他曾先后被《济宁日报》、《山东工人报》、《中国煤炭报》、《中国安全生产报》、《当代工人》杂志、《安全与健康》杂志和中国煤炭新闻网等新闻媒体宣传报道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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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风窗记者 张立勤 发自沈阳 一个关于现代都市穷人的悲惨故事曾经在大江南北广为流传: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过了很多年平淡和珍贵的日子。1994年前后,夫妻先后遭遇下岗。妻子耐不住清贫的日子和没有亮色的未来,跟着一个有钱男人走了,留下一双儿女尚未成人。失意的男人在激烈的就业市场屡屡碰壁后,精神越发脆弱,生存的艰难压迫得他抬不起头来。 偏偏不谙世事的孩子嘴馋邻居家的肉香,缠着爸爸要吃肉。男人掏出家中仅剩的5块钱,咬牙买下了一斤猪肉。当久违的肉香让孩子们欢呼雀跃时,绝望的父亲在里面撒下了耗子药…… 下岗、失业,这些伴随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而来的特有现象,如骤然降临的寒流,突袭城市最庞大的平民阶层。贫困,象一只猝不及防的黑手,撕裂了涂抹在城市表层的繁荣。 在沈阳,这座曾经是中国最大最辉煌的工业城市,就流传着类似的民间文本。它是如此尖锐、鲜明地切入这座城市繁荣下的内核,让人直视其无法躲闪的现实。城市贫困,这个沉重得让人无法呼吸的命题,这个关乎一个群体命运和生存出路的命题,让我在洞察一座城市历史性的转型阵痛之余,对于那些沦为弱势的底层人群怀有强烈的人文忧思:他们现在怎样生存?他们又将怎样生存? 工人村:颓败的城中之城 到过沈阳的人会经常感觉自己生活在一座由两张皮硬堆在一起的城市。在市中心的和平和沈河区,林立着所有的高档住宅、豪华酒店和购物中心,在这里看见奔驰、宝马的机会要比在北京长安街上多得多。而在大厂云集的铁西区,你很难找到一座五层以上的象样饭店,出租车也懒得光顾这儿——因为拉不上活儿。沈阳70万下岗职工的大部分就居住在这个39平方公里、75万人口的传统重工业区。 工人村是铁西最大的住宅小区,聚居着一家几代的产业工人。老人们至今回忆起50年代的工人村,总也掩不住难抑的豪情。今天天安门城楼上巨大的共和国国徽还记载着铁西人昔日的荣光;那时,158栋典型的苏式三层居民楼,在全国率先引领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现代住宅潮流。然而今天,宽阔的工业区已变得沉寂,这儿早成了有名的“亏损一条街”。该市统计部门提供的资料表明,沈阳现有工业企业数1188家,其中有501家属亏损企业;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数590家,其中超过一半面临亏损的命运。而这些国有大中型企业中,80%以上集中在铁西工业区。 “厂子都黄了,全叫贪官给整的!”在工人村里,人们守着年久失修的老房子纷纷向我诉说。那些房子在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中日显破败,宛若风烛残年的老人。厂子不行了,房屋、管道维修和取暖费一时成了问题。“没人管我们了。”人们感到惶恐、无助、失重。 黄昏的劳动公园。老人们向我谈起瘫痪的公用服务系统,从今年开始暖气开始分户,不交暖气费的不送气,按每平米19元计算,每家每年至少要交800到1000多元暖气费。刘大爷一家为了省掉这份开支,去年冬天硬是生生地挨了冻。“屋外零下4度,屋里是零下3度。” 凋敝,大面积的国企凋敝,使得偌大的工业区几成了一座空城;与此同时,在居民区,大批下岗失业人员,还有众多名曰“放长假”实际却被永远抛离岗位的人们,越来越多地奔波、游荡在工人村的角角落落。到处可见攒动的人头,在菜场、街边、公园和夜市,人们已经淡忘工作日和双休日的界限——“工人村”彻底成了“度假村”。 在工人村整齐的大道两旁,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小摊:卖菜的、卖水果、日用品的,永远用饥渴、殷勤的表情招徕着稀落的光顾者。类似的小本买卖勉强维持一个下岗工人家庭一个月的生活费,这种脆弱的家庭经济支撑体系往往不堪一击。专家们指出:目前在城市中,大多数除工资以外没有其他额外收入的家庭只能维持低标准的生活水平,他们经受不起任何社会经济风险,一旦遭遇风险,马上跌到贫困线以下。国际上常用“贫困边缘(Near Poor)”一词来描述这种状况。而工人村的家庭早就习惯了没有固定工资的生活,有的10年前就失去了领工资的机会,在辗转变更的短工中换取基本生活费。 贫病,铁西的忧郁 “铁西这地方,贼穷!”51岁的王亚君扯着嗓子,涨红着脸说。她患有严重的甲亢,拖了好几年不治,因为没有钱。 “治一次得花4000块,妈呀,上哪弄这么多钱?”她一说话就激动,将脖子上突起的肿物指给我看,“医生说过,弄不好会发生癌变,管它呢,活一天算一天,死了拉倒……” 她对自己的病有种听天由命的坦然。 儿子的死是王亚君生命中最大的一个恸。四年前,21岁的大儿子患上了白血病,使原本经济拮据的家庭雪上加霜。那时,她和丈夫的单位都苟延残喘地开不出工资,职工的医药费自然是朝不保夕。她只好向街道办求助,最后大伙儿献爱心,好不容易凑了500元,可儿子输一次血就要600元。 两年后,儿子病逝。留下了10多万元的外债。 “那时儿子没了,钱也没了,活着干啥?心想干脆跟他去了……”王亚君满眼是泪。 正午的阳光照着她的自行车摊。她从早晨7点摆到现在都没有开张。自行车是一位好心的老板赊给她卖的,卖完了再返还货款。一个月挣个三、四百元算是万幸。老伴身体不好,靠200元退休金过活。 有人来看车了。王亚君圾拉着拖鞋,迎上前去。那双拖鞋花了3块5毛钱,“可以管一夏天呢。”她伸出脚,这是她夏天唯一的一双鞋。好几年她没买过新衣服,身上肥大的衣服是条件稍好的邻居给的。现在她最大的愿望是给小儿子娶上媳妇。 邻摊的老姐们给她送来一块西瓜,看颜色还没熟透。她很稀罕似地拿在手里,先是小心地咬了几小口,接着就大口大口同时又很仔细地将瓜瓤扫荡干净。她太渴了,下午2点半,还没吃午饭。“这瓜真甜呢。”她咂着嘴。 “香瓜、西瓜2毛钱1斤,说便宜真便宜,舍得买吗?谁不爱吃、爱穿呢,有那条件吗?要是有钱,谁还愿意穿别人的?人一穷,哎——”她的叹息和唠叨在午后的日光里游丝一样飘浮,空气里莫名地浸染了一袭落寞和悲凉。 “想得开是天堂,想不开是地狱。”王亚君从沈阳经济电台《清风夜话》节目里听到了这句话,靠它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她说今后也要多想想这句话,活下去就是胜利。这让我想到在沈阳,至少在目前,贫穷的下岗职工还在忍耐。这个在变革潮流中的利益受损集团,象石头一样,沉默而坚韧地活着。 46岁的卢凌敏看上去身量只有十二、三岁孩子那么高,5岁时得胸椎软骨病时落下的。他以前是沈阳铝材厂的机械维修工,97年病退下岗后,单位特殊照顾他每月237元的生活费。媳妇患有严重的肺气肿,常年吃药,无工作。两个孩子正在念书,按政策可以减免学杂费,但平时学校要求交纳的其他费用,他一样也不能拉。“穷是穷了点,但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念书。”卢凌敏态度很坚决。 从1998年4月开始,卢家享受特困待遇,每月可拿到131元保证金。他坦言,98年以前一个月工资半个月就花没了,吃了上顿愁下顿。现在有了保证金,每月的生活好歹有保障。每天他在菜场摆电池卖,从早晨6点候到晚上12点,一个月下来也能挣个三、四百元。平时肉类很少吃,每月生活费支出两、三百元。 “老不吃肉也不行哪,孩子要补营养。去年家里养了10只小鸡,上次被人打死了一只。就给孩子熬了汤,看他们吃得那个香……”他脸上闪出慈爱、怜惜和愧疚的复杂表情。 清贫的日子并不可怕,但媳妇的医药费几欲将这个刚强的汉子压垮。“她那个病,一直没断根,上次住院就花了800元。现在又查出肚子里有瘤,成天吃药,打一次点滴就花200元,没法子,向亲戚朋友借了1000元,动手术?想都不敢想,最少也得5000元。我是真愁!逼急了,我对媳妇说,不行的话,我去死!” 我站在卢家那间不足15平米的小屋里。晦暗、拥挤是那个栖息四个人的空间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孩子大了,屋子更显仄逼,用木板支起的阁楼成了他们夫妻俩的卧床。一台坏的、没钱修理的黑白电视机是屋里唯一能够见证时代的现代家用电器。 残破的天花板上吊着一支日光灯和一盏15瓦灯泡。通常日光灯不开,只开小灯,为了省电。昏黄的灯光下,几本小学生用书散乱地卧在炕沿上。孩子是这个家庭可以仰望未来星空的唯一亮光。 贫、病,是我在铁西采访时听到的高频语汇。下岗后只能自费看病,自己交纳医疗保险。但调查中发现,几乎95%的下岗职工家庭没法按时交纳医疗保险。当我向许多人提到这个词时,引来的是一阵苦笑:“日子能维持就不错了,哪有钱交?将来能咋办?!死了拉倒。”高昂的医疗费和窘迫的经济条件使人们谈病色变。在无大病情况下,这些家庭的年药费支出在100元左右,最多不超过200元,生病后在药店买点最便宜的药,不会去医院,因为怕挨“宰”。孩子有病才去买药或去医院,大人往往能抗就抗。一些家庭有重病人,住一次院就会花掉几千元的全部积蓄,年平均300元的医药费就足以将一个下岗工人家庭击垮。 社会学家曾用国际上通行的“生活形态法”来考察中国城市贫困家庭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结果表明,现阶段城市贫困家庭基本上是在为糊口果腹而奔忙,当然还不至于忍饥挨饿,但也不能吃得很饱,至于吃得好、讲营养就更谈不上了。其他方面的开销则是非常之紧张,一角一分地抠,只要能不花钱就不花钱。铁西作为下岗失业问题的重灾之重,大部分家庭的生活费用在500元左右,有的只能保持在200到300元。接受调查的80%以上家庭反映,平时很少吃肉,每月能吃两次肉就不错了,蔬菜买最便宜的大白菜、萝卜、土豆等。女人们对于从前上班时周末逛街买新衣的记忆感到陌生而渺远,因为多年不添新衣已经习以为常,很多衣服来自亲朋好友的接济。 75%以上的贫困户都因为怕送礼与亲友很少来往,过年过节也不走动;全家人也极少花钱去娱乐场所。“干活干活,干着才能活着”,抬头找活埋头干活成了人们生活的最大要义,打零工是很多人的再就业方式,没有节假日、休息日,身心的劳累和生活空间的窘迫使这个群体对于未来产生难以把握的无力感。“我们这种人,就像是社会要淘汰的人,活着没盼头,把孩子养大了事。”一位下岗后好不容易找到清洁活儿的40多岁女工这样对我说。她从早晨5点干到晚上5点的报酬是每月200元,家里有一位患脑血管堵塞的丈夫,和一个上初中的儿子。灯光下,她憔悴的脸上挂着几分宿命的苦笑。 社保,脆弱的支撑 都说铁西有“三多”:下岗的多,残疾人多,老年人多。目前,全市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的下岗人员约有14万人,还有大批“待岗”或“放长假”的职工,他们来自大量停产、半停产企业,其境遇与下岗工人并无二致。据估计,这批人是进了中心的下岗职工的数倍以上。 李玉良开出租车前是沈阳轧钢总厂连续多年的先进工作者、劳模,经历过下乡、下放的他在不惑之年又遭遇下岗。5年前的春节,单位放假,这一放就是五年。从此没有任何说法。“劳保什么的,啥也没有,你说冤不冤?”李师傅给别人开出租,每月挣个千把块。但心里总是不踏实。危机感如影随形地纠缠着他。 沈阳市再就业服务中心对下岗职工的托管期限为2年,基本生活费发放第一年为192元,第二年为156元,2年期满即解除劳动关系。对于两年后失去国家职工身份,和随之而来的社会保障的缺乏,许多下岗职工普遍怀有恐惧心理,甚至拒领下岗证。但即使是进入了再就业中心,基本生活费也难以做到按时足额发放。调查中发现,经费缺口太大成为沈阳在保障下岗职工基本生活和再就业工作中的最大难点。按政策规定的“三三制”经费筹措原则,企业是最薄弱环节,下岗职工集中的企业大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资金早就捉襟见肘。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是维持城市贫困家庭基本生活的最后一道“安全网”。1998年4月,沈阳市居民的低保标准为月人均150元,现在已提高到205元。今年沈阳加快推进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保障人数由去年底的3.9万人提高到15.6万人。但就我走访的工人村来说,现有居民2万多人,其中能拿到特困证的不足百人。实际覆盖范围有限是低保存在的最大问题。另外,传统救济思想仍很强大,造成事实上有不少失业和下岗人员,以及大批的“待岗”、“放长假”的企业职工的基本生活权利受到了不应有的漠视,因为这些并没有收入或收入很少的群体在政策实施中被“视同为”已经领取了最低工资或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 尽管官方公布该市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覆盖率分别达到100%和98%,但几天来深入铁西的采访让人对其状况无法乐观。至今,沈阳人对两年前发生的大规模堵马路事件还记忆犹新。这些花白头发的老人,在“保命钱”屡屡拖欠和没有着落的情况下,终于走上了街头,打出了标语“青春献给党,老了没人养;本想靠儿女,儿女全下岗;上访没有用,只好堵马路。”引来了无数围观者。尽管近年来市政府采取养老金借款办法使得拖欠退休金的状况有所改善,但从长远来看,还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据介绍,沈阳养老保险费的收缴一直很不理想,主要是保源问题。突出矛盾是离退休人员越来越多,在职职工不断减少,企业效益未见起色,如此陷入恶性循环。经有关部门测算,仅1999年该市在养老保险资金的缺口就达13.7亿元! 在铁西,我不止一次地听说过类似的故事:一老太太偷吃咸鸭蛋,被年轻的店主追打。她跪下来哭诉:我是没法子呀,儿子下岗,老头子好几月没拿到退休金了……今天,坐在劳动公园里,面对马恒章、王凤恩这些整整鼓舞了一代产业工人成长的五十年代劳模塑像,工人村的老人们追忆着曾经火红的青春,强烈的失落感油然而生。我想起在他们中流传的一首民谣:“三十撒欢,四十接班,五十打蔫,六十收摊,七十冒烟”,无法不感到忧虑和沉重。 在沈阳采访期间,正是辽宁省启动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工作展开之际,这是中国构建新型的世界最大社会保障网的开端,有着非同寻常的政治和社会意义——因为辽宁的今天,就是中国其他省市的明天。试点中最核心的两项内容,也是这次试点的重点和难点所在,是做实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 对于沈阳70万下岗工人和60万离退休职工来说,这或许是个不同寻常的福音? 失业,沈阳的伤口 我没有想到会在鲁迅儿童公园门口碰到李素萍。那儿是外来民工劳务市场,从远处一望黑压压的约有百八十人。据说每天都是如此。这些在炎夏的烈日下蹲着坐着、光着膀子走来走去的外来民工,张着觅食的眼睛,期待着明天的饭碗。他们大都来自周边和辽东农村,当耕耘土地的收获不过是永远坚硬的债务时,他们来到了城里。这是个黑市。当局曾很下力气地清理、取缔过几次,结果事过不久就会卷土重来。它就好比这个城市无法消弥的苍疤,在光彩繁华之后隐隐作痛。 李素萍就站在这一群人中间,坦然自若。她来这里候了两天,没有满意的结果。她微胖的体态和站立的姿势很容易让人以为她是来招工的。一些胸前挂着“厨师”、“泥瓦工”纸牌的人在她周围晃来晃去,知道底细后就失望而去。 她已经有两年没活儿干了,在家干呆着。下岗前她和丈夫都是沈阳轧辊厂职工,她做党务工作,丈夫在车队,年年先进工作者。四年前双双下岗,丈夫在外打零工,儿子在读大专。她说这个市场的好处就是供求见面,谈好了就成,不行就撒手。下岗后她也做过酒店管理,后来身体不好辞了。现在出来年纪又大了,45岁,谁还要呢? 她住的还是单位的福利房,最近有新政策要求住房货币化。她家的居住面积只要12平米,但要交6000元。节衣缩食的她犯了愁,于是就到了这儿。你看你看,这身衣服还是好多年前的。她拎起衣角给我看,脸上有些局促和拭不去的落寞。 “大姐,你招人不?”“只要给钱,啥都干。”那些人围住我,象看到了希望的火种。我凝视着这些渴望的眼睛暗想,李素萍们真的开始将自己置于就业市场的大舞台,抹去从前不肯轻易卸下的面子。在贫困面前,她们无法后退,别无选择。 一份当地政府报告显示,到2000年底,全市累计下岗职工达到65万人,其中国有企业39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员6.5万人,登记失业率为2.45%。截止到同年末,全市失业下岗人员中已有45万人实现了再就业,安置就业率为70%。但在这些乐观的数字背后,我看到的是失业给家庭带来的致命打击和寻找安全饭碗的艰难。在接受采访的下岗失业人员中,重新找到较稳定工作的很少,最多的是打零工,10-20%能找到半年时间左右、且能开工资的工作,20-30%的做小生意。人们对在在私企找工作心存疑虑,因为一是要扣押金,二是经常不给工资。对于下岗后当老板迅速脱贫致富的幸运者,许多人报之一笑,认为那是只有亲戚在政府任职的人能办得到。 40岁的王小兰下岗后靠卖汽水度日,5毛钱1瓶。低物价低消费已经成了铁西特有的经济生活现象。她愁家里每天开支、孩子的学费,更愁的是丈夫找不到工作。“去年单位给了1万多块钱一次性买断后,他就在家歇着。40岁男人,体力还挺好,干啥呢?这不,成天就这么游荡,再下去人就要废了。” 走在工人村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三五成群闲着唠嗑的人们,街边、公园里麻将、扑克擂台摆了一桌又一桌,除了一部分老年人,相当多的是些三、四十岁的中年人。这些无所事事的游荡者似乎淡忘了生计的艰难,在麻将和叹息中打发惨淡的光阴。“找不到事做,能咋办?”他们空荡荡的眼神里竟有种安守贫困的屈服。 在庞大的下岗失业队伍中,35岁到45岁成为其中的主力,其中75%的人文化程度仅在初中及初中以下、劳动技能单一,因而成为再就业中的难点。尽管近年来沈阳市在加强就业技能培训上很下了些力气,从1998年起市政府每年出资2000万元,用于失业下岗人员再就业培训工作,但不可忽视的是,得过且过的惰性和传统的择业观念尚占领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头脑。与此同时,蜂拥而至的外来务工者客观上造成了就业市场的白热化竞争。或许对于突遭强气流袭击的都市新贫一族而言,自救,不再仅仅代表着官方的一种政策性呼声,而更是一种触及观念内核和国民性的精神力量。 这个群体就这样自觉不自觉地行走在被挤压的生存空间中,沦为越来越边缘化的城市新贫民。 在沈阳采访的日子里,听到最多的是人们对于失业的忧虑和对腐败的诅咒。两极分化所造成的社会失范表明,这座城市正处于现代化蜕变的非常时期。有人说,以一个现代化主义者的眼光看,沈阳的蜕变是成功的,它成功地实现了从一个老工业基地到商贸中心城市的转型。颇具规模的批发市场已经成为沈阳经济发展的亮点,从这些垄断全国乃至全世界商品在东北的销售的批发市场里,也派生出一批沈阳最为典型的新富阶层。他们乘坐奔驰、宝马,在繁华的太原街、中街一掷千金。与此同时,尽管随着慕绥新时代的结束,沈阳已告别了不堪回首的劣政,但权力腐败的阴影仍笼罩着人们心绪难平的梦境。当他们看到看到在电视上风度翩翩的副市长昨天拉着下岗职工的手问寒问暖,今天飞到澳门一掷万金,民众强烈的被剥夺感油然而生。因为,就在这个城市的西南角,从前光荣的铁西正承受着蜕变的另一种阵痛,失业的伤口正在这座城市五分之一人的睡梦中发出悠长的叹息。 灰色女性的别样生存 我在沈阳的暮色中逡巡。 在太原街行色匆匆的人流中,奔走着一些形迹可疑的女人身影,她们过于大胆、开放的装扮和修饰过的蛊惑眼神成为这个城市夜晚最暧昧的表情。在繁华的商业街背后,有许多灯光稀冷的小巷,通向众多灯红酒绿的所在。她们是那儿的常客,被称为“小姐”。 “这哪里是小姐?!分明是大嫂嘛!”在东北饭店的舞厅门口,一位跃跃欲试的中年看客失望地嗤笑道。 她们确乎不再年轻,厚厚的脂粉也无法掩盖困顿生活带来的局促和怨怼。她们穿行在人们轻薄、嘲弄和同情的目光中,表情冷漠,内心挣扎。 候在舞厅门外的的士司机告诉我,这些“小姐”大都是本城的下岗女工。几年前这座城市夜生活的主角还是来自农村的妙龄少女,转眼间这些被汹涌的失业大潮抛到贫困边缘的女人们,开始走进晦暗的夜色,走进从前她们所不齿的生活里。 晚7点半。舞厅里的乐声开始响起,灯光也扑朔迷离起来。男人女人们仍在鱼贯而入,票价5元,许多女人出示的是月票。男人们嘻嘻哈哈,露出沉迷于声色的惯常嘴脸;女人们脸上挂着屈辱的风尘气,逢场作戏地穿梭在久久低回的音乐与光影中。 10块钱3支曲子,全沈阳都知道她们的价格。陪舞成了她们在匮乏的就业机会之外唯一的选择。然而,一位好心的的士司机劝说我不要单独走进这样的舞厅,“里边简直不能看!”他带着鄙夷同时又是沉重的叹息说,“没法子,现在工作太难找,她们总得活下去,何况还有孩子、丈夫!干这行不需什么本钱,钱还来得快!” 我怀着复杂的心绪注视着这些沉默、来去匆匆的女人们。她们戒备、逃避的眼神让我看到了在被贫困剥去贞节的同时她们迟迟不肯放弃的尊严。许多年前,她们曾是浩浩荡荡的产业大军中之一员,被传统的贤妻良母生活锻造成最具道德纯洁感的群体,在家里克勤克俭地过着寻常的平民日子。是社会、经济转型的旋涡将她们抛离从前的生活轨道,融入城市浑浑噩噩的生活。 沈阳市《当代工人》杂志曾刊登一名下岗工人的来信,这封信写道:”我和丈夫以前都是工人,现在他给一家商店打杂,每月挣300元钱,大女儿离婚后带着孩子回到我这儿,自己开了个小买卖也不景气,三女儿还在读幼师。这一大家子人,每月几百块钱,哪够吃的?多亏了二女儿,她漂亮,身边总围着男人,她不在家住,但总回来,带些钱,还有彩电、空调什么的,我这个当妈的,知道这些东西是哪来的,但我没法不收下,也没法让女儿不那么做。穷怕了,那点儿道德和自尊,能顶日子过、能顶钱花吗?” 伴随失业而来的家庭破裂在沈阳日趋增多,以至于有个顺口溜在民间流传甚广:“企业不开支,工人都放假,男的踏板爷,女的当破鞋”。据说一个男人只要保证有800元/月的收入,就有女人为他当情妇。当失去饭碗的男人们在酒精和麻将中寻求麻醉时,身体成为无助的女人们最后的生存资源。陪舞所得其实也只够维持孩子每天的早餐,在日趋严峻的生存夹缝里,许多人收拾起良家女子的脸面,把被岁月风蚀过的身体交给陌生的男人,成为名副其实的“底层女人”。她们每次30到50元,一些35到45岁之间的女性以此为职业,都有孩子,有的丈夫甚至也知情。 这个生活在半明半暗状态中的灰色群体到底有多大?当地官方对此保持缄默。我想起在南方,“东北小姐”一度成为城市里屡屡“扫黄”的主要对象。在大大小小的酒席餐桌上,关于下岗女工的种种黄段子,成为男人们酒足饭饱后的精神娱乐和必备的消费项目;而我所了解的是,这些惯常被指斥为“懒惰、梦想不劳而获的女人们”身后往往有一个分崩离析的家,在风雨飘摇的世界里支撑起后代的成长,成为她们行将崩溃的精神世界里唯一温暖的慰藉。 我怜惜她们,这些被凌辱和被损害的女人们!望采纳O(∩_∩)O哈哈~

第一怪:房如积木顺山盖重庆有另一个名字叫山城,地理条件让重庆人习惯了出门见山的感觉,尽管一座座的山并没有五岳那样的雄伟和壮阔般的高大,但一座座的山峰却是一个挨着一个。这是重庆一直以来最具有特色的一点,十几层的高楼没有电梯这也许在全世界也只有重庆这座城市里才会出现的奇特的建筑景观,堪称最大的一怪了。这些年来市政府一直在提倡着灯光工程,也让重庆成为世界上三大奇妙的夜景城市之一,而香港和法国的巴黎的夜色在投入上绝对是比重庆不知道花了多少倍的时间和财力,而重庆依靠这独特的城市地貌列入其中,我想这一点便宜重庆人是占足占够也占笑了的。1996年的重庆和2003年的重庆在城市建筑上尽管已经是不能同日而语,高楼林立的今天重庆依旧保持房如积木顺山盖的特色,只是这积木已经不再是以前单纯的那样一个摸样,越来越多的建筑美丽的外观和综合的城市规划,一定能让重庆的明天越来越具有人文的舒适。重庆的地形一如几千年以来一直是保持的山山水水的样子,将会是越来越美丽,所以这一怪我想不单只是几年前的重庆甚至是在今后永久的时间里依然是重庆最独特的一怪,我为这一怪感到由衷的自豪,不管是那一个奇特的风景线也许也不会有重庆这样可以长久保持的骄傲吧!第二怪:三伏火锅逗人爱说到火锅就会让重庆人嘴谗,最独特的饮食文化特色麻辣火锅几乎是重庆人的一个代表。据说最早的重庆火锅起源于川江上的船工,为了抵御江面的风寒和潮湿而逐渐形成的。而重庆是一个多少多水的地方,城市的空气有着非同一般的湿润,这或许就是重庆人喜爱麻辣火锅最根本的原因吧!通常一般的人对重庆火锅是又爱又恨的,爱是因为实在是很诱惑你的胃,恨是因为人们越来越注重自己“脸上的光彩”,所以那个忍耐啊,也真是难为了。外地人到重庆来长住的,其实比重庆本地人有过之而无不及,我有一朋友就是如此,他来自山东,刚来的时候别说吃火锅了,就是麻辣小面也是见之就惧。现在倒好,比我这个重庆人还能吃,一个星期要是不能吃上一次火锅,你看看他那个谗劲,好像连火锅水也要给你全吃光的感觉!而且重庆的确也是最奇怪的,越是到了天气热的时候,火锅店里的生意就越好,究其所以然我想谁也不能真正的说个为什么出来,尽管对这个解释有很多很多,但没有一种是真正的说明了为什么三伏天重庆的火锅生意还最好。就像莫怀戚先生在文章里说到的一样,不管是“假燥火”也好,为了出汗也好,甚至是为了喝冰啤酒也好都只是一个原因,而且都只是一个表层的原因,深层次的原因在重庆人的性情里,而性情里的是什么无法去用一个词概括。重庆人骨子里的耿直还是应该游离在大事之外才好。不过从这些年的变化来看,重庆人的耿直也不再是以前那样的单纯只是一种匹夫之勇的感觉了,像这些年越来越多的出租司机被表彰,引入资金越来越多,不能不说重庆人已经意识到市场经济的重要性,尽管我们还是不如很多城市,但中国的第四个直辖市也不会是等待中成长的。在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三伏”天里,重庆人还是不是真正的能做到像吃火锅一样的勇气和胆识呢?我想这不是笔者所能总结出来的,不过我们可以拭目以待重庆人另一面的性情。第三怪:坐车没得走路快想到这里我就不得不说日下笔者能健步如飞的穿梭在这个城市里生存,甚至性情之中经常漫步一两小时从工作地走回住家,是那些年成长的年代里锻炼出来的结果。尽管这些年重庆的交通干道的修建和发展利用比以前要好很多了,甚至是在未来不久的时间里建成主城区八小时的交通网络,但还是有不少的时候坐车真的没有走路快。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原作者说的司机们实在是素质有待提高,而另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线路的改变,单行道的增加,让车辆的环行时间增加。这也是市里在做了一次建国以来重庆第一次的交通综合调查后的结果,根据重庆的实际状况来改善交通状况的举措。而且市政府提出了建立八小时重庆交通网络的设想估计也是所有城市里第一个这样的大胆的举措,要知道重庆是中国最大的直辖市,地域广阔,而且所处的地理状况对于建设交通来说是一件很难办到的事情。就现在动工的半小时主城区的工程就已经让大家感受到这种工作的量是多么的大和多么的艰难。这一怪估计在重庆也会是一个比较长久的现像,毕竟重庆是一个山城,而市政府的搬迁和未来商业中心的多区域发展会改善一些,至于能改善成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坐车是不是就一定会比走路快还是不会解决的。要不也就不是山城了!第四怪:空调蒲扇同时卖以前的重庆电力供应比较紧张,这一怪就非常的突出。电压不稳定和线路老化让很多家庭就是有了空调也不得不准备一把蒲扇备用。不说别的,就解放碑好吃街那块有一铜雕的吃火锅的男人手里就有一把蒲扇。当然这些状况在以前是很突出的。不过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变化,重庆这些年的这一怪好像已经存在的范围越来越小,这不仅仅是说重庆从整体上已经进入小康这样简单的问题,关键还是重庆的电力发展已经真的跟上了重庆的经济发展,现在除了还在沿用着老的线网的地方,基本上在用电这一块上已经不是什么大的问题,甚至在有的时间里还在鼓励用电。江津洛磺电站的不断扩容已经在向西南输出电力,甚至向华中供应电力,对于本地人来说这样的状况就是用电已经跟不上发电的量了,那这一怪也就在时代的进展中慢慢的会蜕化也是很正常的了,而电力部门的体制改革也多少促成了电力发展的服务化,尽管多多少少还存在着电老虎这样的时候,但这蒲扇的消失只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而且已经在慢慢的走向一个成为历史的时代。第五怪:背起棒棒满街站记得那一年出这本《重庆十八怪》的时候重庆的棒棒军基本上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家里用不了那么多的人种田,而农闲的时候也没什么事可做的中国农民看好了重庆这个依山而建的城市里的商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在重庆的坡坡坎坎上洒下他们辛勤的汗水。有某一电视节目甚至把这一怪放到电视上让大家猜这是重庆的什么,有说是重庆人伤武的,有说是像云南的大烟袋的,呵呵,谁也没有想到这是重庆的地形造就的一个市场职业。当然观念的转化让城里人也瞧上了这一永远存在的市场,棒棒军公司、娘子军各种家政服务公司的诞生,不能不说重庆人眼里的棒棒军们有的只是力气,还有的是市场的眼光和经济头脑。爬坡上坎的重庆棒棒军们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能一路走好,你们手上的棒棒能更有时代的气息。第六怪:女士喜欢露膝盖在重庆的服装结里有其它城市所没有的独特的经营方式和理念,而这独特就是来自重庆女士们和服装界之间的一段对话。你敢卖我就敢穿,你敢穿我就敢卖。一年一年的也不知道是谁在引导着服装的消费,每一年重庆男人的眼睛总会看见许多想象之外的稀奇。生活在山城的女士们除了有因为地形的关系造就健美的身材之外这两江的水也滋润着她们美丽的容颜。难怪有句话说:“不到北京不知道自己的官小,不到深圳不知道自己的钱少,不到重庆不知道自己结婚太早”。尽管这多半带些调侃的味道,却也真实的反应出重庆女士的大胆和性情。有位服装界的企业家如此形容重庆本地的女性,每个月工资发下来,就扳着指头算这个月生活费、水电费、孩子的学费等等,算完之后剩下的钱往那儿,商场去啊,她这一个月里瞄准的那套衣服准得买下来心里才塌实,第二天又好在人前展现自己的不同。一本女性杂志上在描写重庆的女士们的时候用了一个显然是感触颇深的标题《美得可怕的重庆女》。这就是我们重庆的女士们,有那个条件让自己的美丽暴露在你的眼前的,看准了,多半就是重庆女人。第七怪:龟儿老子随口带来重庆久了的外地人眼里重庆人说脏话好像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慢慢的多少也受影响。我有一朋友来自东北,刚到重庆来的时候就为这个随口而带的脏话不知道和多少人急过,时间久了之后我忽然发现此君的脏话说得比我还要顺口,还名正言顺的说和朋友在一起就是要随意。这等随意仔细想想也多半是这些年像我这样的重庆朋友所影响所致,所以只要和此君在一起的时候,反倒是他成了重庆人我是外地人的感觉,因为他说着一口标准的重庆话,当然也就随口还带有重庆的特色语言,而我却一口普通话,尽管不能说是标准,但混个外地口音的感觉是绝对没问题的。眼下的重庆这些年来变化的确是很大,行政区域的扩大,西部开发带来的机遇等等也在慢慢的影响着重庆人,以前在街上说普通话的人很少,包括我本人在内,但现在是越来越多的人在公共场所说起了普通话。这一标准的重庆特色还能持续多久,也许时间会告诉大家,而时间能告诉我们的就是你是不是还在说着这样的特色方言。反正我是很少说了,要是各位以后听不到了,可千万莫怪莫怪!第八怪:不吃小面不自在和重庆的特色火锅一样让人最谗的小面是绝对让人享受的,没有人会刻意的去要求自己要吃小面这种东西,但也没有人会不爱这个东西。开着大奔吃小面这在重庆绝对算不上什么稀奇的事情,再怎么高档的食品从胃口来说,绝对是比不上小面让让重庆人爽口的。出差回重庆的早上就像莫怀戚先生说的那样想的就是那碗粗糙的小面。说粗糙是因为不像广东点心那样精致的去做,高高的大锅里煮着混混的水,浑浑的水里翻腾着微微黄色的面条,再加上杂七杂八的各种佐料,看上去并不是很清爽,但却会赚足胃口,吃完那感觉,两个字,“安逸”(这在重庆话里就是现在很流行的一个字“爽”的意思)!赚足重庆人胃口的小面也造就了不少重庆餐饮业的发家,不用刻意的布置,不要豪华的装修,甚至不需要一个太大的地方,就足以让你满足做一个生意火爆的小老板。食客不会介意是站着吃还是坐着吃,尽管从我记忆里八分钱二两到现在一块五毛钱二两,但这小面情节始终是没有更改,想想就流口水的麻辣小面在外地人眼里不算什么,但在重庆人眼里就是生活里的一部分。来重庆别忘记到街边吃一碗麻辣小面哦!第九怪:光着膀子逛大街和重庆女士们不一样的是重庆的男人好像在慢慢的改变着,女士们一到夏天露的是越来越多,而男人们这些年来是露的越来越少,以前在重庆的夏天你要见一个男人穿着衬衣,打着领带甚至还穿着西服,你多少会白此人一眼。现在的重庆到了夏天这样的人却越来越多,办公室里有中央空调,出门就算是公交车上也有空调,真正让你感觉到热的时候也就是从办公室出来到车站的那一点时间,而这一点时间和给人感觉来比较就算不了什么了。市井文化和现代观念在影响着新的一代重庆人,也改变着新的一代重庆人,不修边幅的人做艺术,时尚前卫的人让你换观念,全新的观念让你换思想,而思想的深度让你不得不改变。这就是现在的重庆男人,一群生活在美女堆里的有着压力的男人。第十怪:街边打望好愉快在重庆有一样东西是日新月异的,那就是言子,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名词”。雄起这样的词语早已经在全国名声远扬了,还有一个词是外地人怎么也不能理解的,查遍所有的字典词典你也找不到标准解释的。而且具备诗一般的感觉:打望。简直是生动得就像解放碑的钟——“不摆了”。市区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闹市,越来越多的美女帅哥与你擦肩而过,张望给人的感觉总有点心不在焉的意思,而打望的重庆人总是专心而又没有色心的,男的可以打女的望,女的可以打男的望,老头可以打望,老太婆也可以打望,只要你还有眼神,不用担心你看的帅哥美女不卖你的帐,这叫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无罪。重庆最近几年来几乎是每一年都有不少的选秀比赛,什么模特大赛、商务小姐大赛、汽摩模特大赛,什么交易会、展览会等等等等,您也可以打望,看一看逛一逛,投投票购购物生活总会让你有无数的感慨。坐在某个地方或者漫步街头的时候用你的眼睛去打望,也不一定只是美女帅哥,打打重庆变化的望也不错哦!第十一怪:办报如同种白菜不管是大白菜还是小白菜,总之这白菜在菜里边就不算是什么稀奇的物件,现如今一年四季也能有得吃的。重庆的报纸被比做种白菜也真的不算为怪事,不说那些我们没有经历过的年代,就打我知道报纸开始,重庆出了多少报纸我也记不清楚了。原来的周报、双日报什么的改成日报的已经不再少数了,有些报纸有一定的政治因素的不说了,你看看重庆“晨报”、“晚报”、“商报”“工人报”、“经济报”、“健康报”、“青年报”、“法制报”、“当代工人报”、“信息报”、“足球”等等以及周刊的“渝州服务导报”、“新女报”、“都市热报”、“人才报”、“二十一世纪人才报”,简直让你数都数不过来,我能说出来的也多半是有过一些接触或者看过的,还有更多的报纸我甚至是听也没有听说过,好像重庆人的文化气息历来就是很重一样的。从解放前的“号外”到今天的实事跟踪,估计除了研究重庆历史的人,没有几个能说出重庆一共有多少家报社有多少家什么报社的分社。学校、机关、公司,甚至连进入重庆的外资也不能不跟上潮流,报纸是你正登场我又跟上,所以在重庆取消一个发行刊号并不是什么奇怪的新闻,因为领取一个发行编号也实在不难,要说奇怪就是不少的刊号到底有多少的实际意义,只有办报纸的人自己才知道。我想这几年还有人不停的新办报纸,目的也就是一个利益驱动,和真正的报纸应该有的功能已经相去甚远,重庆的开发形势越好,估计这美好的传统就会一直的坚持到底。但说来也惭愧,连我自己也不知道重庆到底那一家报纸真正的算做是有名的报纸。反倒是年底卖废报纸的价是一年比你一年低了。哎,这让我心痛的一怪!第十二怪:崽儿打赌显豪迈北方叫男的有爷们的称呼,南边的又叫细佬,中原有叫伢子的,西北又叫娃的,惟独只有重庆这地管男的叫崽儿,这就好比重庆叫女娃儿差不多,这年龄啊没有一个准,几岁到几十岁都可能会被人这么叫。说打赌倒不是赌博,而是性情,重庆崽儿不输脸,硬(en)是雄起不得怕,张口就是:“来嘛,看那个夯(hang)实点。”喝醉酒无所谓,来嘛,不就是个酒,酒个嘛,水个嘛,喝个嘛醉个嘛,啥子大不了的嘛。想来巴人历来如此,性情中人,敢说敢为。什么都放得下,就是那张脸面放不下,其实背后受罪的时候心头也有点失悔,但面对事情的时候随便怎么就是要雄起。男人在外头绝对不说自己是耙角色,回到家里头其实还不是陪了笑脸陪精神的。实实在在的重庆人这种个性或许有点乡野味道,但面对今天的环境,重庆人不服输敢于冲的个性也能给重庆的明天带来无限的曙光。敢吃螃蟹的个性在今天这样的展现自我风采的历史舞台上绝对算得上一把好手,而一味的莽冲莽撞不是豪迈的重庆人。重庆崽儿里头不应该有那种胎神,今天的重庆难道不能人重庆人醒豁过来吗?雄起的意思应该是重庆崽儿最骄傲的本钱了,有机会见到重庆崽儿,你大可不比担心,那些畏手畏脚的,看清楚了绝对不是重庆崽儿,他不配叫崽儿这个称呼。第十三怪:矮小伙高姑娘爱说来也真的是好笑,重庆的美女个个拿得出厅堂,惟独这老天爷作弄人。重庆男人多半身高有点残疾,街上你看到姑娘高小伙矮那是正常得不能再正常的事了。就本人来说,从小就为这身高的事情烦了又烦,偏有又几年在时尚的服装界里混饭,那个悲惨的状况简直需要莫大的勇气来承受一群来自上方的目光俯视的灼痛。早些年在街上见两小姐对面而来,就听见一句话:“我从小就只能穿平跟鞋。。。。。”天!就这一句话就足以让像我等老残疾一个跟头下去不想起来了。不过还好的是慢慢的年龄大点,最兴奋的就是听到姑娘们说男人最重要的是人格魅力。呵呵,还好不仅是阿Q精神,多少还是有点被认可的感觉,于是乎重庆男人才有矮个却刚强血性的个性特征。不管是开玩笑还是真的事实,重庆男人的平均身高低于全国平均身高,重庆女人的平均身高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那些都已经不再重要,因为事实上大街上满是高姑娘挽着自己的矮男人走得高高兴兴,快快乐乐的。想来造物主算是对重庆男人不错了,让重庆男人可以得天独厚的享受这满城漂亮的高姑娘。乐乎!该笑,呵呵呵呵,有点傻,也有点可爱!第十四怪:摊开麻将把客待招待客人各地有各地的风俗习惯,但没有那个地方像重庆一样的用那个不能吃的麻将来待客的吧!前几年甚至流行说,十亿人民九亿赌,还有一亿是麻木。前几年重庆不管是大街小巷,听得最真切和最多的声音就是麻将的洗牌声音。重庆打麻将也不像别的地方算翻,“倒倒胡”干净快捷又利索,又省马达又省电,“承包”制又轻松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连累闲家,转得快场面也就闹热。不过好像这一怪最近两年也在发生了变化,打麻将的人少了,斗地主的人可是越来越多,会打纸牌的人不用教,只要知道大小数字的没有谁弄不懂,茶楼、酒吧、歌厅、公园只要是有座的地方,没有那个地方没有这一游戏的存在。打麻将到深夜多少有点扰民,就算是垫上最好的麻将桌布也是分贝不小,因为那个牌要相互的撞击,但斗地主用的是纸牌,无噪声,又环保。这一商机居然还造就了重庆一家公司投资大笔的钱专门成立一家公司来生产纸牌,你说这个场面斗得大不大了!大!据说每年全国要消耗人均两幅扑克,中国有十几亿人口,你说这个市场做得大不大!大!第十五怪:公交车上摆擂台重庆人多,那里只要有人就热闹。公交车就像是个表现重庆人另一面火爆性格的大戏台,有了戏台没有戏那就不成体统了,闲一阵也总是要忙一阵。一个不小的车厢在重庆怎么看也不宽,还是那句话,重庆人实在多。踩脚抵背的时候那是经常出现,甚至是有时候脚都没有沾地就上了或者下了车,于是乎总是会有争吵总是会有闹热上演。“***好生点啥,蹄子乱踩啥子”、“你个宝气,你还有蹄子着踩唆”、“你龟儿说话还凶也”、“老子今天看你要做啥”……诸如此类简直是数不甚数,最清楚的莫过于公交车上的司机和售票员了,那天上班不遇到几起这种事情那才是真的觉得有掉怪了。只是唇枪舌战还好一点,偏重庆又是一个火炉,天气热人心也闷,一根导火线一但点燃,全武戏就是收场的结果。男人如此,巾帼也不让须眉,令人不得不感叹重庆人实在是有点叫人着不住。想巴人的老祖宗中也有如此的火暴个性,为了给重庆人保住生存空间,一个顶天立地的重庆男子汉用自己的脑袋坐抵押,借兵御敌,后来自刎献上自己的人头以谢邻国的仗义,此人就是战国时期巴国将军蔓子,墓地就在渝中半岛的七星岗。此等火暴个性现如今的重庆人也只能望尘莫及,说声拿去——就一刀割下自己的脑袋。与今日的重庆擂台上的文戏武戏差别就在于他争的是巴国的安全和尊严,而不是自己的脚背胸窝肋巴骨。真的希望这一怪在重庆能早一点消失,把那股火爆的劲拿到真正的“大戏台”上演,少一点无谓的争执,多一点理解与宽容。第十六怪:“宝器”处处都存在烦沾一宝字的必定就是稀罕之物,但在重庆人嘴里这一宝器的“宝”就多少有点不怎么顺听的感觉,因为此宝器乃指人,把人与器放到了一起,就算你是个宝也是个怪异。做事情糊涂——“宝器”;分不清楚事理——“宝器”;说话没得轻重——“宝器”;动辄斗殴,又陪钱又流血——“宝器”;一家人说话也“* ”——“宝器”;做生意乱劈材,没有回头客——“宝器”;畜生也喊幺儿——“宝器”;看到红灯还踩油门——实足的“宝器”。一个无法在字典上查找的词汇,一个语言学家也不能解释的词语,在重庆人嘴里用得是最多,但随便那一个你要问他“宝器”到底是啥子意思,没得那个人说得清楚,但只要一说出来,重庆人都知道。正如莫怀戚先生所说,这个词语同时体现了重庆人的狡诈与愚笨。以“宝器”骂人介于骂与未骂之间,看似咬牙切齿,其实没有伤人。有时还暗含一种作用:逞自己威风,对方也能下台,两人争执,只要一句“宝器”出口,多半也就是鸣金收兵的意思了,武戏也就唱不下去了。实际上很多的时候重庆人说宝器也不全是骂人或者调侃的意思,也有发现自己做错骂自己宝器的时候,这种时候多半就是一种后悔的感觉了。错失一次机会,升职成空不是宝器是啥子;为点小事争执甚至大打出手,耽误了正事钱少赚了工作出脱了不是宝器是啥子;贪小便宜上当,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不是宝器是啥子;自以为有点钱,沾花惹草弄得后头里外不是人不是宝器又是啥子?所以有时候骂人也好调侃也好,说人宝器的时候也先想想自己,到底那个是宝器。第十七怪:人名没得地名怪名字有多奇怪,重庆的地名硬是更奇怪。重庆一个渝中半岛就有无数个门,从尖尖上的朝天门、望龙门、千斯门、储奇门、凯旋门十八道门就是十八个地方。一坪镇、两路口、三元镇、四公里、五里店、六合街、七星岗、八公里、九尺坎、石(十)桥铺、百货街,整个是划拳喝酒都喊得顺口。重庆是山城,所以地名也多的是有点坡度的,枇杷山、鹅岭、虎头崖、刘家台、王家坡、荒沟、十八梯……像杨家坪、沙坪坝之类的稍微有点平的感觉的地方倒是十分的金贵。重庆以前交通不是很发达,所以很小一个地方就是一个群居的地,所以村之类的也不少,大坪村就有两个,一个在真正的大坪,一个在华新街下面;五一新村尽管是解放后才有的名字,但也免不了沾上;再有现在市区的不断开发,附近以前的农村也变成了市区,而称谓就依然还保持着原来生产队的感觉;而像大型的国有企业的家属区多半也还是用村在表示一个区域性的,像什么冶金村、钢花村多了。再如什么路之类的那也不得了,有一堪称一绝的路“五寸路”,听名字很短,呵呵,短!从五里店到寸滩坐车你也至少要接近一小时。当然和很多的城市也有一样的就是有很多的地名是根据有一定的纪念意义的,比如邹容路就是为了纪念邹容烈士;还有一些是用城市的名字来取的,什么北京路、南京路、天津路等等。山城的雾把山城的地名也弄得有点雾蒙蒙的了。第十八怪:丧事当做喜事办两年以前重庆这个怪象比之丧妻击盆的古人有过之而无不及,谁叫有人亡去,那是放鞭炮、搓麻将、打玩意儿、喝酒划拳、甚至唱歌,陪亡去的人闹上三天三夜才行,不这样做准得背上一不孝子的名分。早上中午深夜三通鞭炮让左邻右舍是苦不堪言,凡遇此种种关上窗也无济于事,索性只能是当做战火纷飞的年代了。最气人的就莫过于玩意和唱歌了,这那是伤心啊,最开始也许还有点什么悲伤的感觉,到后来也不知道唱什么了,甚至还有上去自己唱的,也不管是情哥哥情妹妹的了,还好亡人是听不到,要不就算还有口气也多半给气下去了。不过随着政府出台严禁放鞭炮,之后又开始实施殡葬条例开始,这样的现象在市区也逐渐开始消失,人们就像最开始不习惯过年的时候没有鞭炮声音一样的逐渐的开始习惯省事的处理办法,毕竟唯物的说不管你怎么热闹的送亡人,他(她)都已经是不知道的了,让亡去的人折腾着未亡的人也实在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让亡者静,让未亡者宁,其实才是真正的,用真正的孝和哀悼来替代这一太虚幻的表现。

电视节目的形态问题非常重要。做电视有两个方面要研究,一个是节目,一个是经营。研究节目实际上主要就是研究节目形态。我们现在回忆以往的节目,在脑子里留下的更多的是形态,而不是内容。对形态有感觉是一种职业素质,因为这种感觉对怎么做电视节目特别灵。什么是形态,比如专题片,这是一种很老的形态,无数的内容在里面过去了,但专题片这种形态到现在还保留着。专题片这种形态就是以解说为主,画面贴上去,画面是为解说服务的;拍回来了素材,但还是要去写词来“解说”这个画面素材;同期声非常少,主要靠解说,这就是专题片。尽管这是一种老形态,但这种形态根深蒂固,我们都记住了,并且现在还在部分地使用它。纪录片也是一种形态,或者叫纪实的形态。在中国,这种形态从90年代初开始出现。《望长城》就是较早应用这种形态的。这种纪录片的形态,把无数的内容装进去了。比如到1993年有了《生活空间》,是纪录片的形态,“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种形态今天还在用。形态就是这样,内容可以不断变化,具体的样式也可以不断变化,但是形态是个相对固定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节目需要研究形态。再比如说杂志型,是一种栏目的形态,这种形态装着《东方时空》。杂志型是从美国过来的,《60分钟》开创了这种节目形态。中国拿过来以后,做了个《东方时空》。一般认为《东方时空》是杂志型形态,但是实际上和《60分钟》并不一样。《60分钟》是那种两到三个主题报道的栏目,几个报道都是一样的形态;而我们的所谓杂志型是四个版块的组合,每个版块的形态都不同。播出时间也不一样,《60分钟》在晚上黄金时间,《东方时空》是早间节目。这一点很重要,电视节目使用什么形态和播出时间是有关系的,有的形态就不适合晚间播出,比如相当一部分肥皂剧。头两年的《东方时空》,四个版块很整齐,每块8—10分钟,严格说应该叫版块组合型,不是《60分钟》那样的杂志型。其实西方的杂志型既有《60分钟》那样的,又有相当自由的,比如西方的早间节目,虽然有版块,但比较灵活,还经常插入临时的、后续的报道。对比着看,西方所谓的杂志型实际上是蛮灵动的,我们则比较板结。但是这个变动正好说明了“全球本土化”问题。又比如“脱口秀”这种形态,我们中国叫谈话节目。这么一叫,有人就以为我们早就有了,因为在最早的时候,80年代有电视报告、电视讲话。但是那个形态就是一个人的头像,傻傻地说着,不是谈话,更不是脱口秀,而是领导讲话或劳模报告的录像播出。实际上应该说,原来是电视报告、电视讲话这个形态,后来发现脱口秀好,才拿过来这种新形态。这几年我们用脱口秀这种形态做了很多节目,《实话实说》是做得比较成功的一个,还有《有话好说》、《谁在说》,等等。其实,脱口秀这种形态并不仅仅就是一种演播室谈话形式,比如央视的《当代工人》,是户外的脱口秀。脱口秀这种形态还用在其他类型的节目里去了,比如说在娱乐节目里面,《超级访问》用的是脱口秀的形态。这就是说,还不是一种形态就一种节目,而是一种形态可以变换出种种花样,这种形态还会流到别的节目类型里面去。 二 从以上例证可以看出三个问题:一,形态很重要。时间过去了很久很久,节目内容换了很多很多,节目样式也变了很多很多,但是形态在我们的记忆里积淀下来。二,形态本土化。西方的节目形态到了中国,就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大到有时候连形态的名称都要改变。三,形态不等于具体样式。形态可以在各种各样的节目里流动着。脱口秀这个形态可以出现在杂志型节目里面,可以出现在娱乐性节目里面,也可以出现在新闻报道里面,形态不仅规范了一大批节目,装进了一大堆内容,而且它可以到处流动。形态为什么重要,还可以从操作方面说明。比如说做节目的时候——你可以想像一下——如果今天做节目用过去那种专题片的形态,结果会怎么样呢?专题片这种形态,很典型很极端的一个节目样式是什么?是电视散文、电视小说。你今天如果在电视上看到一个电视散文,你会觉得很难受,这是一个很老的形态。这就是形态对接受起作用了。你看不惯,它和今天不太一样,和我们今天的生活节奏、气势,和我们这种浮躁的、大家都想挣钱的状态,感觉上就不一样。它怎么那么沉静,怎么那么抒情,怎么那么浪漫?就是那种形态规定了它的内容,它必须是浪漫的,沉静的,抒情的。今天把这种形态拿来做节目,你就会觉得不舒服。《新闻联播》这种形态,天天看,看了20年,还是不舒服,为什么?它这种形态很老。《新闻联播》播了这么久,我们还是不太习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它这个形态很老,你觉得它跟当今的生活不是一回事,不一样。当然新闻节目,特别是一个台的晚间主打新闻节目形态,是一个难点,很难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暂且不提它。如果把形态的观念搞清楚了,做节目的时候就会很明白,这个样式属于老形态,现在做不吃香了;这个策划体现了一种新形态,这个文案用的是一种新的形态,那么有可能会成功。也就是说,如果正在做的是一种新形态、现在形态的节目,就比较容易做;而今天如果把过去的旧形态拿出来,就比较难做。现在有一个时髦的提法叫“全球化”,是西方提出来的。东方、第三世界国家,都不太赞成。但是西方有人还有另外一种提法,叫“全球本土化”,或者叫“全球地方化”。这个提法对于中国,特别是对中国电视比较对路。现在中国的电视节目形态基本上都来自于西方,但又和西方的不太一样。西方的电视节目进入到中国之后发生了变化,这就是本土化、地方化、新形态。所谓“新形态”,就是西方的东西到中国以后发生了变化。三形态还有它的历史性,继承性。一个新形态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般来说,它会跟过去的形态,跟历史的形态有一定的关系。这是有关形态的第四个问题,形态的历史性。形态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与过去有一定的联系。比如现在流行的《幸存者》,这种形态看起来很新鲜,好像是天上掉下来的,其实这种形态有它的历史继承性,就是电影的纪录片,就是真人真事纪录片,它来自于西方的纪录电影。我们初看这个节目,觉得它非常新鲜,没见过。但你想一下,它来自于纪录片,它就是纪录了一些真人真事。这个事,你说它没有发生,它发生了;你说它发生了,它又多少有些是制造的。但是镜头纪录下来的,是人物的实实在在的行动、事件,这就是纪录片。可是如果你把过去的纪录片这种形态直接搬上电视屏幕,现在就不灵了。我们记得90年代初,看《望长城》,到了1993年,1994年,看《生活空间》,那时觉得很新鲜,很好看。但是现在你再把过去的一部纪录片拿上来播,就看得非常难受,怎么那么慢,那么沉闷。虽然它揭示了这个,揭示了那个,特别是它反映了苦难,反映了底层。你觉得这个东西的内容可能是真实的,但是形式好像很老。现在我们看《地球故事》,看DISCOVERY(探索频道)的一些节目,它们是纪录片,但是它这个纪录片就不是我们的《生活空间》、《望长城》那样的纪录片。探索频道的节目很好看,里面充满了故事,很多探险、侦探、破案的东西在里边,但又是在讲一种知识。探索频道里的这些片子从纪录片发展过来,成为这样一种形态。《幸存者》也是从纪录片发展过来,成为另外一种形态。这就是形态的历史继承性。所以,你了解、掌握了过去的节目形态,对你做新的节目,创造新的节目形态是有好处的。电视上有很多新观念都不准确,因为电视本身还在发展着。另外,电视的许多定义都不太规范,没有完成,因为实践还在发展着。只能从现在的、一般的认识来解释。按照我们正常的教育,形式跟内容是一个事物的两大要素,任何事物都是由这两大要素构成的。形态应该是属于形式里的一个小元素,它比形式小,但它又比一个具体的样式大。是这样一个从大到小的关系:形式——形态——样式。形态有些像电影上的类型。研究电影非得研究类型不可。西部片、歌舞片,这都是类型。做西部片,就得按照西部片的样子来做。把西部片做成歌舞片,那很难想像。歌舞片就是歌舞片,这是一种类型。实际上电视这种“形态”的概念跟电影的“类型”有关系,但它不能用“类型”来命名。因为电影的类型相对比较稳定,类型电影到今天还有生命力,今天还可以拍西部片,照样能拍好,因为基本定型了,有参照系。《卧虎藏龙》就有西部片的感觉。因为它是美国人投资,中国人做的,所以它有些变化——它又是武打片,中国功夫片。这也是一种类型。是两种类型结合在一起了。尽管如此,电影的类型相对还是比较稳定,而电视不稳定。电视的形态,或者叫电视的类型,变化得非常快,它比样式要稳定一些,但比起电影的类型来说变化较快,而且它的流动性很强。也许可以说,“形”是类型,“态”则是一种流动、变化的状态。比如谈话节目往回看,是电视报告、电视讲话,往后走,走到《实话实说》,走到《超级访问》。虽然这些节目还属于脱口秀这种形态,但它里面具体的变化非常多,而且它的变化还没有完。不像西部片,类型已经完成了,下面你只要不断用故事、用人物去填充它就行了。而电视的形态,只能就现在看到的来讲。现在我们这样来理解脱口秀,但是脱口秀没有完,它还在发展。脱口秀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呢?我们都不知道。电视太年轻了。电视节目还会千变万化,所以在根本上,是从这个意义使用形态这个词。

你,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你的母亲平凡而伟大,你的父亲贫穷却坚强。你不是出生在医院的产房,而是出生在家里的小床上。高昂的生产费用让你母亲选择了用自己的生命来赌你的生命,结果你赢了,你母亲输了。你父亲一边是丧妻之痛,一边是弄璋之喜,抱着你热泪横流。你,是一个很聪明的男孩子,从小你就在父亲的关怀下成长着。虽然你读的是乡村小学,可是你天资过人,勤奋刻苦,成绩优秀。你一直都是全校第一名,一直到初三毕业。父亲、老师都教育你“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你深信不疑。你选择了读高中,父亲为你去卖血,把你送进了城里的中学。在你读高三的那年,父亲却积劳成疾去世了。从此你无依无靠,只好放弃了学业。你相信自己能通过自学改变命运。于是你每天吃着最简单的饭菜,做着最卑贱的工作,活下去是你唯一的想法,出人头地已成空中楼阁。你甘心吗?无钱无权的你受尽世人冷眼。当你气喘吁吁地追赶一辆已经挤满人的破公交车时,只因为可以节省五毛钱,你坐不起一块钱的公交车。你慢慢成熟,慢慢长大,终于依靠自己的双手积累了一年的生活费,你毅然地走进了复习学校,选择了通过学习改变命运的道路。高考成绩出来了,你超过重点大学分数控制线50分,可是你不知道世间一切都有窍门,招生也不例外,在一比一点二的抛档空间里你成为不幸的零点二,被重点大学拒之门外,去了一所普通本科院校。在大学里,你拼命打工养活自己,拼命学习充实自己,是系里最优秀的人才。可是你没有当官的父亲,没有万贯的家财,同学们怪异的眼神里分明在说: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早知将来无望,何必现在如此。可是你却没有放弃追求。多少次,你无助的眼神换回沉默,他们用沉默告诉你,忍受吧,忍受吧,人生苦短,一眨眼就是百年身了。你用沉默告诉他们,你一直在忍受着,可是你只想要一个翻身的机会。大学毕业的你,去了一家私营企业,其实就是打工仔。那些实权部门,政府机关,已经坐满了某某领导的亲属,某某老板的二奶,毫无背景的你知趣地放弃了政途。你每天累的死去活来,老板是个初中毕业生,因为有个当某某长的舅舅,他可以对你呼来喝去,你甘心吗?有钱就有一切,你一穷二白只能逆来顺受。你爱上了公司里的一个普通职工。她也喜欢你,于是你们结婚了。你只想有个老婆,一个在来自农村在城市最底层挣扎的穷人是没有资格挑三拣四的,你很满意自己的幸运。可是七个月后她生下了你的孩子,你认为那是你的吗? 你又离婚了,三十出头的你家不成业不立胡子拉碴。 你堕落了,你开始喝酒抽烟,开始夜不归宿,游荡在灯红酒绿的街头。你被公司开除了,老板狠狠地说着,天生的穷命,滚。你身上还有最后三百块钱,你失落地走过一家按摩店,并不漂亮的小姐叫住了你,你鬼使神差地走了进去。宽衣解带,一切水到渠成,顺其自然。你神情木然,小姐笑语盈盈。突然警察破门而入,很熟练地递给你一张五千块的罚单。你开始喘气,开始哆嗦,你头皮发麻,全身发冷,突然你推倒警察夺路而逃。风从你耳边呼呼掠过,后面是警察愤怒的叫声,不要跑,再跑我开枪了。你绝望了,你想到了难产而死的母亲,想到了累死的父亲,想到了误你前程的招生办官员,想到了那些坐在机关里人模狗样的纨绔子弟,想到了那些发了黑心财的小流氓们,你恨这个不公平的世界,你更恨世界不给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你要求的实在太少,可是你得到的却更少。那一刹那,你捡起路边一块砖头回过头向着警察扑过去,大吼一声,我操你们全家,开枪吧。啪,枪响了,你终于离开了这个你又爱又恨的世界,你终于又和你的父母团聚了。这个世界,或许真没有穷人的活路,你何尝不是得到一种解脱,安息吧。(本故事是和朋友聊天时谈起的关于男人最悲惨的命运,这是我所能想到的,稍后会奉上我所能想到的女人最悲惨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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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威这个名字,对于省、市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来说再熟悉不过了。 14年来,不论刮风下雨、烈日严寒,他的身影几乎每周都会出现。为了实现当一名律师的梦想,他不间断地利用一切休息时间学习法律知识,图书馆几乎成了他的家。 从1994年至2008年,宋威不间断地参加了14次律师资格考试,并终于在51岁的时候如愿以偿地成为了一名律师。 1月11日,空中飘舞着雪花漫天降落,堆满积雪的道路被往来的车辆轧得格外泥泞,就是这样一个阴晦的天气,沈阳市图书馆四楼的自习室里,再度出现了一个工作人员十分熟悉的身影——他就是宋威,沈阳某单位离岗职工,曾经做过财务工作,拥有会计师职称,刚刚通过司法考试的准律师,他今天来到图书馆,就是准备重温一下司考课程,为以后的律师生涯做些实战准备。 从印刷工到会计 1957年2月,宋威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里。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开始后,宋威一家也毫不例外地受到了牵连。 1968年,宋威的父亲走五七下放到昌图县,他也随着去了那里,一家人在那个地方度过了十年的艰难时光。落实政策后,宋威成为省总工会机关印刷厂的印刷工人。1979年,全民企业进行招工考试,他仅以一分之差而失败,此时,宋威倍感知识的匮乏,也更加认识到掌握知识的重要性。 1980年,宋威壮志凌云地报名参加了夜校学习,开始补习初、高中文化课程。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份辛苦没有白费。 1982年,省总工会组织工人考试,他以出色的成绩名列前茅,被省总工会组织部录用到《当代工人》杂志社当会计。 为当好会计,宋威利用两年的时间考取了财务会计专业中专学历。随后又报名参加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并于1988年取得了辽宁大学工业经济专业专科毕业证书。 徘徊于会计师与律师之间 宋威告诉记者,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怀有一个梦想,那就是成为一名律师,站在法庭上慷慨陈辞,伸张正义。想做律师,命运所赐却当上了会计。难道今生我就这样度过了? 经过反复思考,最后他再一次地做出选择——参加法律专业自学考试。 1994年,他报名参加了全国律师资格考试。宋威说,那次考试,他明知道自己考不上,他只是想看看自己的差距有多大。初战失利,宋威考了183分,与合格分数线240分差了57分。但他没有气馁,反而更加认真地上课,利用周末时间去图书馆看书。然而,由于底子太薄,接连参加了几次司考,宋威均以失败而告终。的成绩是220分。 “也许,是我的选择错了?我做的是会计工作,应该考注册会计师才对……”宋威这样想。他的父母及朋友也建议他改考注册会计师,说是应该“干什么吆喝什么,有了注册会计师这个证书以后,有精力回过头来再参加司法考试”。有了几次考试的失败,在现实面前,他不由得沉思起来。 此时,宋威已通过考试取得了中级会计师资格证书。改考注册会计师,无疑有一定的优势。然而,如果放弃司法考试,且不说于心不甘,他付出的代价也许更大,毕竟,他已经有了220分的基础,距离司法考试成功并不是很远。真的放弃了,以后由于年龄的增大、司法考试难度的加大,就可能永远考不过去了。宋威徘徊于注册会计师与律师之间,一时难以抉择。 一个星期天,宋威带着忧郁的心情来到了沈阳市图书馆,在自习室里,翻了几页注册会计师书后,感到心情特别地繁乱,就再也看不下去了。于是他默默地来到了走廊里,一边慢慢地吸着烟、一边缓缓地来回走着。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宋威还是决定继续努力考律师,他说,毕竟,我的职业目标是做一名律师。既然这样,我就应该朝着我的目标前进,不再动摇。于是,宋威向单位提交了离岗申请,全身心地投入到考试的复习中。 14年终圆律师梦 2007年,已经参加了12次司法考试的宋威又一次失利,这一次,他仅以1分之差没能达到合格分数线。 “还考什么呀,你都多大岁数了?”“别学习了,做什么不行,非得当律师啊? ”“现在不是你实现理想的年龄了,还是考虑怎么养家糊口得了”……一句句不理解的声音再次在他耳边响起。宋威他带着低落的心情,来到了沈阳劳动力市场。当职业指导的工作人员了解到他的情况后,与他进行了细心地长谈,提醒他,要以平和的心态对待司法考试,这样,自身的潜能才能够在考场上得到程度的发挥,同时这位工作人员还赠送给他蒲松龄的那幅对联:“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宋威告诉记者,也许,这位工作人员自己都想不到,那次谈话,促成了宋威——一位51岁的离岗职工圆了律师的梦! 2008年11月20日,对宋威来说可是个非凡的日子。为了这一天,他整整等待了14年、考了14年。这一天,他终于以388分的高分通过了司法考试。从来没有失眠过的他,这一夜,却再也无法入睡。 当天下午4点整,朋友打来了长途电话:“恭喜你,你考过了,388分。 ”考了14年,失败了13回,这一回真的通过了,让已经年过半百的宋威竟然不敢相信:“是真的吗?太不容易了,太谢谢了! ”为了证实这个消息,他又登录了中国普法网查询司考成绩,最终才放了心。 司法考试成绩出来后,宋威感慨万千。 14年,没有春节、没有双休日、没有亲人和朋友的支持,宋威承受了太多的孤独与寂寞,承受了太多的冷嘲与热讽,付出了太多太多的努力,终于以自己不懈的努力实现了梦想。 “不论遇到多么大的压力、多么大的困难,我都要为自己的目标全力以赴,直到最后实现!”正是抱着这样的信念,宋威收获了成功。宋威参加律师资格考试及司法考试14年,其间,也同时参加着高教自考,共计领取了47张自考成绩合格单,分别获得了辽宁大学工业经济专科毕业证书、法律专科、法律本科毕业证书,以及基层法律工作者执业资格证书,全国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证书,共计三个自考毕业证书、两个法律执业资格证书及一张司考合格成绩单(今年3月份将获得司法部颁发的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当被问及今后的打算时,宋威告诉记者:“这只是人生的一个起步,我打算先加入一个律师事务所,几年后,也可能自己开一个。如果有下岗失业的职工找我打官司,我愿意提供免费援助! ”

可以。基层工会可以使用工会经费的范围是会员活动费、对特殊困难的会员补助费、开办图书馆、阅览室等订阅的图书、报纸、杂志的费用、文艺活动费和体育活动费等,是可以用来订阅当代工人刊物的。《当代工人》精品刊多年来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坚持为职工群众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

1995年当代工人杂志

信姓的历史名人战国时期赵国有信期,南北朝时,北齐有信都芳,河间人,数学家,宋代有信世昌,东平人,山水画师,明代有信恭,任主薄。

信姓的历史名人战国时期赵国有信期,南北朝时,北齐有信都芳,河间人,数学家,宋代有信世昌,东平人,山水画师,明代有信恭,任主薄。信都芳信都芳:北齐人河间人,精通数学,且构思精巧,撰泾勾股等类书籍不少。信世昌信世昌:宋人,东平人,画家,善于山水。信煜文信煜文:(亦名信玉文),高级工程师。1937年12月出生,湖南邵阳人。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英、俄语能听、说、写。1959年毕业于中南林学院。历任县林业局营林股股长、县林业局副局长、县速生产林工程指挥部副指挥长、县政协副主席、县绿委副主任等职。兼任过绥宁县林学会理事长,邵阳市林学会理事。现是湖南省林学会会员,邵阳市总工程师协会理事,绥宁县人民政府科技顾问,林业委员会科技兴林办公室副主任。从事林业科技工作40年,造诣较深。善林业工程勘测设计和园林绿化规划,懂森林经营和林业企业管理。曾参加绥宁县二类森林资源调查和总体规划、国家南方第一个社队机械化采育场的设计等重要工作,受到林业部表彰。1988年,在部办第四期工程师进修班学习了线性规划、系统工程与系统诊断、电子计算机原理与操作技术等高新科技,考察了沿海各省林业,尽职敬业,为绥宁县成为“全国林政管理百强县”、“全国造林绿化百佳县”、“全国科技兴林示范县”、“全省高效林业试点县”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主持《林业区划》,获省科技进步三等奖;主持“六五”、“八五”森林资源调查和资料汇编,获省林业厅优秀成果奖;推广《杉木集约经营丰产林》和《运用区划成果、集约经营速生丰产林》,分别获县、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开展《杉木速生丰产综合技术推广》,获省科技进步三等奖;《提高毛竹母竹造林成活率、发笋率、成竹率综合技术研究》,获市科技进步三等奖;参与绥宁县山区综合开发“九五”总体规划,成果上报全国山区综合开发办公室,被核准实施。撰有《黄桑草山资源考察报告》、《生态平衡与林业》、《论绥宁县速生丰产林基地建设》、《依靠科技进步,走高产优质高效林业的路了》等20余篇论文,分别在县、市、省林学年会的学术交流会上宣读发表。当前研究林业的“两大体系”建设和“科技兴林”项目,以及参与国际林业研究中心“森林资源分数管理项目研究”。信伯仙信伯仙:1925年1月生,河北无极人。1950年毕业于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兰州分校。原黄委会黄河水利技工学校基建组长,工程师。吉林省辰星文化艺术中心高级书画师(书法),《全国著名书画家精华作品析览》副主编,世界硬笔书法家协会会员。主要成果:硬笔书法作品1991年参加长沙马年中国硬笔书法精华大展并入选《中国当代硬笔书法精革》,1993年获国际“正大林”中国书法篆刻大赛特别奖,并被亚细亚艺术研究院收藏。1996年被世界硬笔书法家协会等艺术团体联合审定授予世界硬笔书法家名人资格证书。事迹被收入《中日硬笔书法家大辞典》、《当代亚洲硬笔书法家经典》、《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中国美术书法界名人名作博览》、《现代中日美术通鉴》、《世界华人书画篆刻家大辞典》等。信华堂信华堂 中医师,男,1938年10月生,安徽人。现在安徽省凤台县丁集中医诊所任职,兼安徽凤台县中药研究会秘书长。香港中华中医药学院研究员,香港传统医学研究会高级会员。主要业绩:出生于儒医世家,幼读经史,好诗词,尤喜先秦诸子哲学,授业于祖父(信耕轩)。长期从事农村基层中医临床工作,学术上崇尚经典,主张医文并茂,临床中知难而进,攻克疑难杂症,对肝癌、胃癌、乳房癌、淋巴癌等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经验,取得了可喜的疗效。先后在中国中医药等学术会议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其中《夏枯蠲汤治颈淋巴结核》获《华夏中医研究者联会》优秀学术论文一等奖,编入《当代中医必效奇方》。《中西医合壁治疗乳癌》获“华伦杯”优秀论文三等奖,《论心为五藏六腑之大主,生命之主宰》,被编入《亚洲医药》,受到香港医学界青睐。《赤黄化毒散治验录》获“98世界医药成果博览暨现代医学论坛大会”优秀论文奖,并颁发奖杯纪章等。《升葛石膏汤治三叉神经痛》、《南海救苦丹治狂犬病》,都获奖。业绩入编《中国名医一万家》、《中国专家大辞典》、《中华医学论文总庥》、《中华骄子·专业人才卷》。信景隆信景隆:男,1936年2月25日生,辽宁省康平县人,山东华信审计师事务所任所长,高级审计师。1957年毕业于长春计划经济学校统计专业。曾就职于山东省冶金工业总公司,任审计处长。国际内部审计协会会员、中国冶金审计学会副会长、山东省内审学会常务理事、山东冶金审计学会会长。主要研究内部审计、内控评价。主要论文:《内部控制评价方法试点工作总结》,发表于《审计研究》1991年第6期,异于1991年11月中国审计学佬中国内审学会召开的理论研讨会上发表。《内部控制学统计评价步骤探讨》,发表于《中国审计》发表于《中国审计》1992年第3期,并被中国冶金审计学会评为优秀论文,载入《冶金审计论文集》第2集《内控评价与企业管理》发表于《中国审计》1995年第4期,并《河北经济论坛》评为一等奖,中国冶金审计学会优秀论文。《论审计证据》,被中国冶金审计学会班次为优秀论文载入的《冶金审计论文集》第3集。《再论控制点》被山东内审学会开展的《联大杯》评为二等奖。《浅谈审计健全性测试与评价》发表于《冶金财会》1999年第1期,并被山东内审学会《丝绸杯》评为鼓励奖。《浅议内部控制符合性测试与评价》发表于《冶金财会》2000年第一期,并被山东内审学会《海尔杯。评为鼓励奖。此外还有发表在《中国审计年鉴》、《前进中的山东审计》、《山东冶金审计》等刊物上的文章20多篇。信全友信全友:1939年生,河北省武安县人。任职于安阳市豫剧一团。信秀萍信秀萍:1955年生,女河北省巨鹿县人,自幼喜爱文学创作先后毕业于邯郸师范、北京中国工运学院、邯郸职工大学,获两个在专学历一个中专学历。1973年参加工作,曾在中学当过教师,后又长期从事妇联、工会群众团体的文化宣传教育及报刊发行工作。曾任邯郸市总工会宣教文体部、女工部部长。燕兼任《河北工人报》驻邯记者站副站长。邯郸市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副秘书长。1989年创办《邯郸市工人报》任总编辑;1995年又创办《邯郸文化》杂志,任副总编辑;《求索》杂志编辑。擅长撰写人物通讯、评论、报告文学、调查报告,其作吕多次在市、省级以上报刊杂志及内部刊物上发表。其中《一个男人用心和血圆了女人梦》、《劳模的妻子》、《正岗潮冲击婚姻基石》、《下岗女工再就业不容乐观》等作品曾在《当代工人》、《中国工人》、《河北工人报》、《女子世界》等报刊上发表,多次被评为省市工会系统优秀信息员、通讯员。现任邯郸市妇女联合会、市总工会常委,女工部部长。

2006年进矿工作前,王传钧曾先后在济宁电视台、光明日报山东记者站、家庭与教育报做过7年的打工记者、编辑;2006年3月,王传钧通过社会招工进入运河煤矿,被分到掘进一区从事井下掘进工作;2007年3月,王传钧站在时代最前沿剖析矿工安全心理,解析煤企安全策略,撰写了3万字的“矿工安全心理”系列稿,先后发表在中国煤炭新闻网、中国安全生产报上,在全国煤炭系统引起较大反响;2008年3月,王传钧由济宁市东方圣地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派遣制员工被济宁矿业集团运河煤矿转招成合同制职工;2009年3月,王传钧所著的34.7万字我国首部“矿山安全——应用心理学”类通俗读物《地心深处那束光》由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出版;2009年11月,王传钧主编的《煤矿职工必修的8堂课》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进矿工作以来,他曾先后被《济宁日报》、《山东工人报》、《中国煤炭报》、《中国安全生产报》、《当代工人》杂志、《安全与健康》杂志和中国煤炭新闻网等新闻媒体宣传报道过。

信姓的历史名人战国时期赵国有信期,南北朝时,北齐有信都芳,河间人,数学家,宋代有信世昌,东平人,山水画师,明代有信恭,任主薄。

信秀萍:1955年生,女河北省巨鹿县人,自幼喜爱文学创作先后毕业于邯郸师范、北京中国工运学院、邯郸职工大学,获两个在专学历一个中专学历。

1973年参加工作,曾在中学当过教师,后又长期从事妇联、工会群众团体的文化宣传教育及报刊发行工作。

曾任邯郸市总工会宣教文体部、女工部部长。

燕兼任《河北工人报》驻邯记者站副站长。

邯郸市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副秘书长。

1989年创办《邯郸市工人报》任总编辑;1995年又创办《邯郸文化》杂志,任副总编辑;《求索》杂志编辑。

擅长撰写人物通讯、评论、报告文学、调查报告,其作吕多次在市、省级以上报刊杂志及内部刊物上发表。

其中《一个男人用心和血圆了女人梦》、《劳模的妻子》、《正岗潮冲击婚姻基石》、《下岗女工再就业不容乐观》等作品曾在《当代工人》、《中国工人》、《河北工人报》、《女子世界》等报刊上发表,多次被评为省市工会系统优秀信息员、通讯员。

现任邯郸市妇女联合会、市总工会常委,女工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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