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有什么所谓不想谈恋爱的借口，他只是不喜欢你罢了
还可以吧，多去看文献，模仿思路
我知道的更多，我能写，我来完成的
很好写的，我就写过，可以给你发一些资料。技巧—：依据学术方向进行选题。论文写作的价值，关键在于能够解决特定行业的特定问题，特别是在学术方面的论文更是如此。因此，论文选择和提炼标题的技巧之一，就是依据学术价值进行选择提炼。技巧二：依据兴趣爱好进行选题。论文选择和提炼标题的技巧之二，就是从作者的爱好和兴趣出发，只有选题符合作者兴趣和爱好，作者平日所积累的资料才能得以发挥效用，语言应用等方面也才能熟能生巧。技巧三：依据掌握的文献资料进行选题。文献资料是支撑、充实论文的基础，同时更能体现论文所研究的方向和观点，因而，作者从现有文献资料出发，进行选题和提炼标题，即成为第三大技巧。技巧四：从小从专进行选题。所谓从小从专，即是指软文撰稿者在进行选则和提炼标题时，要从专业出发，从小处入手进行突破，切记全而不专，大而空洞。
导读：历史上不乏知识分子在真诚地为民请命的时候，却导致祸国殃民的后果，对此，当代知识分子还刚刚开始觉醒。当前，中国知识分子正致力于疏理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的关系，并逐渐将自己与之疏离开来，接下来的工作将是进一步反省自己与民间世界的关系，正视自己与民间的距离。我们并不主张一种新的民粹主义，主张知识分子重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实际上，主张知识分子应关怀民间和具有民间意识，与主张将知识分子消弭于民间并非一回事，也决不等于“媚俗”。一个清醒地认识到并同时拒守着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和民间社会之间距离的知识分子阶级，恰恰是一个民族文化能够健康成长的重要条件，而也只有当知识分子清醒地意识到了其与民间的距离时，他才会认真地去了解和理解民间，毕竟，民间社会虽然是历史的本体，但民间历史仍有待于知识分子去书写，这是当代知识分子所不可推托的文化使命。 对外开放，在使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同时，也回过头来更仔细地审视自己，文化史研究因此而兴。 一个国家的文化，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浑沌一体的，而是有着复杂的内在结构的织成物，存在着地域、民族、阶级、职业和年龄等方面的差别，其中，阶级差别是文化差别的重要原因，不同的阶级，由于其经济力量、社会地位、历史传统和教育机会的不同，而承当和依循着不同的文化，在古代中国，我们大致可以将文化划分为统治阶级、知识阶级和平民阶级文化，三种文化无疑都对整体的民族文化有所贡献，问题是，在三者中，何者应是中国文化的本体，因而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 文化是由人承当并作用于人的，如果文化丧失了对人的作用，就不再是活生生的文化，而成了仅供游人观赏的文物古董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则是由这个民族的全体成员所承当的，因此，在民族人口中占主体的阶级的文化，自然就是民族文化的主体，也就是说，文化史研究固然应关心统治阶级和知识阶级的上层文化，即所谓政治文化和精英文化，但更应该关注民众的下层文化，即民间文化。只有民间文化而不是别的，才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史，首先应该是民间文化史。 如果我们承认无论过去和现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永远是民众，承认民众是历史的主体，那么，我们就必须同时承认，要理解我们这个民族，要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和精神，就首先要理解民众，理解民间的历史和精神，而民间精神和历史只能保存于民间文化中，在气象万千的民间文化中，蕴含了民间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和感受方式，寄托了民间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惟有理解了民间文化，才算真正切中了我们民族的命脉，聆听了我们民族的心声。如果说，民间文化是一条汇纳百川的浩浩巨流，那么，帝王豪杰、文人精英的文化只能是这一巨流偶或激起的浪花，甚或只是虚浮的的泡沫。 将民间文化确立为文化史的主体，有着实践的和理论的意义。 其实践意义在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一个民族的变革，主要是人的变革，而首要的自然是展占其人口大多数的平民大众的变革，其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的一切文化侧面的变革，而欲求自新，必先温古，即认识民族主要是民众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状况。人们不是常说要现代化首先要了解国情么？而中国亿万民众的文化－精神传统与现状，就是最大的国情。民间文化以及它所陶冶凝炼的民间精神，直接关乎经济体制、民主政治和法治制度的等社会变革的方方面面。 不过，本文所关心的主要是民间文化研究的理论意义。民间文化研究的实践意义迫切要求文化研究对民间文化的关注，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中国当代学术界的“文化热” 虽历久不衰，但热点却似乎总是那有限的几个，什么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嘉乾朴学等等，主要是一些思想史问题，在民间文化研究领域，虽也不乏默默的工作者，但其成果却未能在学术界激起应有的反响，民间文化仍处在学术视野的边缘，学术关注的焦点仍是思想史，而人们却是在文化史的名义下谈论思想史问题的（只要翻检一下时下流行的几份精英学术刊物，这一点就一目了然了），于是，文化史被归结为思想史，而思想史又被顺理成章地简化为哲学史、经典著述史。 思想史固然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不是如知识分子通常所相信的那样，是文化史的主要部分，更不能以思想史取代文化史。 首先，就文化形态学而言，思想在文化整体结构中，只是最表面的层次，我们不妨将之称为文化整体结构的“上层建筑”。 按其存在形态，文化现象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事情层。指人们在具体生活中的具体的所作所为所言所思，每时每刻都在大量的涌现着和消失着的人生百态、世间万象，诸如送往迎来、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等等，文化的这一层次以具体的行为的形态而存在，说穿了，就是生活本身。第二，制度层，即引导人们的具体行为、制约人们的生活实践的规范或模式，包括生活方式、交际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感知方式等等，它们使人们的行为成为有序的、可预期的。文化的这一层次以成文的或口传的典章制度的形态而存在，如礼仪、法典、谣谚等等。第三，意义层。即人们用以解释世界以领会其意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等等，它赋于世界以意义，使人们的世界成为意义世界。 文化的这一层次往往以高度抽象化、合理化的思想体系的形态而存在，如神学、哲学等。 文化的三个层次，相互引发、相互依托。从现成的形态学的角度讲，毋庸置疑，意义体系是文化的最深层次。人们的具体生活实践总是受一定的文化制度所制约的，而一定的文化制度总需相应的意义体系作为其合理性或合法性的辩护，因此，一言体系，或曰特定的思想体系，就被当成整个文化构成的奠基者，要理解一种文化现象，就首需理解其相应的思想或哲学体系。 然而，现成的形态学的关系不能被当成历史的发生学的顺序。文化史既然是关于文化的历史，就必须以历史的目光来理解文化，按文化现象各层次的自然发生顺序来理解其相互关系。就发生学的意义而言，意义体系是文化整体构成的最表面层次，而生活实践才是其发生的渊源和存在的基础。这正与其形态学意义上的关系相反。 这实在并不难理解。因为，生活，惟有具体的生活本身，才是文化萌芽、成长并植根于其中的沃土。先有人类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实践，才有人类的一切，也才有人类的文化。具体地讲，人们只是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经过长期的积淀、总结、升华和抽象，才建立了一定的文化制度：礼仪是交往的产物，语法是说话的产物，逻辑是思考的产物，总之，文化制度在生活中涌现并凝结成形的，说穿了，人们只有先如此这般地做事情，然后，才会有如此这般的做事情的方式和规范，这些方式和规范，无非是人类知识和经验的总结，它们流传于口头就成了谣言、古训，著于竹帛就成了典章、史册，而体现于生活本身就是民俗仪节。另一方面，文化制度产生于生活，却又反过来约束和规定生活：礼仪源于交际又反过来约束交际，语法源于说话又反过来约束说话，逻辑源于思考又反过来约束思考。文化制度又是意义体系赖以产生的基础。一定的文化制度确定了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设定了人们在世界中的地位，也设定了人们看待世界的立场，从而，就决定了人们对自我和世界的理解，也就是说，人们总是在一定的文化制度中并依赖于一定的文化制度来领会和理解世界的，人们置身于怎样的制度中，他在这一制度中处于怎样的位置，他就怎样领会和理解世界，世界就会又怎样的意义，这也就是说，一定的意义体系总是建立于一定的文化制度之上的，不同的民族因其不同的制度而具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同的阶级也因其在文化制度中的不同地位而拥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因此，往往被思想史家视为文化最基本层次的思想体系或哲学传统，实际上是文化整体结构中最迟产生和分化出来的层次，它最初还是水乳交融地寓于具体的生活实践和文化制度中，只是随着社会的分化，随着专事精神生产的知识分子的产生，它才以神学或哲学的形式蜕变和分化出来，而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知识分子（最初是以巫史兼王的身分出现的），同时也就将作为其存在基础的思想体系置于文化的统治地位，并借助为之所垄断的历史叙述和学术著述宣传和强化这一被颠倒了的文化观，而昧于历史辩证法并囿于文字典籍理解历史的后世的知识分子也果真相信了这种编造的文化历史，并继续编造着这种颠倒了的历史，以至于连自己的生存也被头足倒立地颠倒了过来。 既然，只是由于人们先已如此这般地生活着，然后才演生出如此这般的文化制度，才最终编造出如此这般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那么，要研究文化，就必须从生活、从活生生的生活出发，只有首先理解了生活本身，理解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事象和形形色色的文化制度，然后才能理解思想。文化研究应从研究文化制度和思想体系是如何从生活实践中生成和分化出来的，而不是相反，研究生活是如何莫名其妙地从思想体系中分泌出来的，毕竟，人是为生活而思想，而不是为思想而生活，人们从来不是先建立一种世界观或人生观，然后才开始生活，而只是在生活历程中才逐渐有了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即是表面看来是先有思想后有生活的知识分子，他具体选择何种思想体系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是有其粗俗的物质生活前提的，这个道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划时代巨著中已讲得很明白，马克思将被知识分子尤其是哲学家颠倒的历史重新扳正过来。 应该说，自从马克思出，人们再也没有理由仅仅局限于思想史的范畴叙述思想史，再也没有理由使文化史的研究依赖于思想史，尤其在我们这个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国度里，然而，事情却恰恰相反，在西方人文科学界已将历史和文化研究的目光投向世俗文化从而导致历史观和史学方法的根本转变的时候，我们的人文学术界却仍执著于一些陈旧的问题和理路不放，古代经院学术（经学）的哲学方法，仍被奉为学问正宗，几千年的学统和道统绵绵不绝，既是我们的骄傲，可也是我们的包袱，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清醒的觉悟，学术方法的积习较之思想观点的教条更难于被觉察和清除，学统较之道统更根深蒂固。
瑶族文化的传承论文
瑶族人民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也应不断与时俱进,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那么，瑶族文化接下来要如何更好的传承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瑶族文化的传承论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一、前言
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在中华民族这一个大家庭中,我们56个民族的每一个民族都有着自己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我们的民族文化在形成、发展过程中,不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演绎着自己灿烂的文明史和发展史,瑶族文化也是如此。地处粤北地区的清远市连南瑶族自治县,位于粤北南岭山脉南麓,是瑶族同胞的集中地,瑶族人口在当地占52.6%,在这一带,到处分布的是瑶寨,因此连南被称为“百里瑶山”。这里有极具原始风貌的自然风光和深厚历史的瑶族人文景和其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在这里瑶族历史文化悠久,瑶族风情独特,瑶山风光迷人。
二、连南瑶族文化的特点
民族文化有其深刻的文化内涵,它全面反映了这个民族的历史来源、社会制度、经济生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哲学思想和审美观念等,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瑶族人也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
1.建筑文化,种植文化。
独具风情的瑶家山寨,充分展现了瑶族同胞的智慧和勇气,他们一代接一代地开山辟岭,在明清时代修建的寨门、寨墙、石拱桥、石板道和青砖瓦房等,房屋排列整齐,村庄供水设施完善,并且他们千年瑶寨还是一处大“碉堡”。山寨建在易守难攻的半山腰,四处设防,壁垒森严,据说历史上曾多次抵挡住敌方的进攻,同时,他们开垦耕地,营造出一片又一片的梯田和森林,在崇山峻岭中构筑了一幅自给自足的山水田园风光的原始生活图景,令人向往和心旷神怡。
2.传统音乐、舞蹈。
瑶族歌谣其文化艺术源远流长，形式多样，有讲述天地万物起源的创世歌；有记述民族历史的古歌；有狩猎歌和农事季节歌、爱情歌；祭祀歌、革命斗争歌，有“香哩”、“离惯”、“刮架”、“贵金钟”等数十种不同称谓的瑶族传统民歌等等。在民族起源的神话传说中，瑶族崇拜盘古，把盘古看作是开天辟地的人类始祖。其中《盘王歌》是经典歌谣，是瑶族人民的伟大艺术珍品。此外，还有史诗般优美的.传说、故事、谜语、谚语等，充分展示了瑶族人民的思想文化、道德观念和社会生活，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瑶族舞蹈与其民间歌谣一样，是瑶族同胞的生活组成部分。其着名舞蹈如长鼓舞、铜鼓舞，系祭祀盘王、密洛陀的大型舞蹈。民间盛行的舞蹈还有25狮舞、草龙舞、花棍舞、上香舞、求师舞等数十种。现在，瑶族的长鼓舞和铜鼓舞已搬上了舞台，深受广大群众欢迎。清远瑶族耍歌堂、瑶族长鼓舞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此外还有舞马鹿、凤舞、闹花灯、瑶族小长鼓舞、豆腐节、舞被狮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另外歌舞所用的牛角、铜锣、唢呐、芒笛、五月箫、长笛等民族民间乐器，有很强的民族艺术风格和很高的艺术价值。
3.传统民族节日。
瑶寨是歌舞之乡，节庆活动丰富多彩，瑶家有三月三的开耕节，六月六的尝新节，七月七的开唱节，十月十六的盘王节以及耍歌堂等盛大节日。其中，“耍歌堂”已成为连南瑶族自治县传统的民间盛会，被列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农历十月十六日举行的“耍歌堂”是瑶族最隆重最大规模的传统节日。“耍歌堂”也是瑶族人民传播历史知识和喜庆一年辛勤劳动获得丰收的传统节日。耍歌堂是连南排瑶纪念祖先、追忆历史、喜庆丰收、崇拜英雄、传播知识的隆重活动，同时也是男女青年谈情说爱和人们会亲结友的民间盛会，耍歌堂传诵的瑶经具有很高的民族学、社会学、民俗学的历史研究价值。
4.语言、服饰、宗教、婚俗等生活习俗文化。
瑶族的语言、服饰、婚姻和生活习俗等方面有各自典型的民族文化。如服饰,女着长裙,男着对襟服,皆有头饰、生活用品以及各种装饰品,都有式样多种、精致美观的图案花纹。传统工艺如挑花、织锦、编织、刺绣和蜡染。瑶族男女老幼都能出口成歌,而且歌词精练押韵性强,时逢喜庆佳节歌声遍野,令人神往。很多走出故乡的瑶胞都尽力保存着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和习俗。在婚俗上,茶山瑶是传统的男婚女嫁,提倡计划生育;而盘瑶则是“男嫁女招”,提倡多生,注重男女平等;花蓝瑶婚俗更为独特。另外瑶族也保留自己的祖图族谱、碑刻铭文、宗教经书、歌书信歌、医方炙语、契约账据。
三、瑶族文化可持续发展策略
如何将瑶族传统文化和其瑶区独特的地理环境结合起来,建设特色的民族经济,这是连南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1.树立正确的民族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
“民族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指实现民族可持续发展目的的行动计划和纲领。民族可持续发展涉及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环境及自然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它的发展战略就是要使民族同与其相关的各方面的发展目标，尤其是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环境及自然生态环境的目标相协调。因此，应始终坚持以瑶族文化保护和瑶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双赢”为目的，瑶族传统文化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策略实施的前提，也是可持续发展策略的最重要策略。
2.开发与保护相结合。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有自己的优势和特色，少数民族的节日礼仪、风俗习惯、宗教仪式等属精神文化因素。我们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时，必须要做到保存原文化的内在精神时，以防止传统文化形式的内含价值受到扭曲削弱。瑶胞都尽力保存着自己的传统文化，这些既是由民族感情决定的，也是由瑶族民间文化艺术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决定的。同时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异彩纷程所在，瑶族人民的语言、服饰、婚姻和生活习俗等方面有各自典型的文化特征。比如在服饰上，瑶族服饰极具特色，在婚俗方面，提倡计划生育，注重男女平等，我们都要极力推崇，另外民间工艺历史悠久，如挑花、织锦、编织、刺绣和蜡染传统工艺，式样多种、精致美观的图案花纹，又如服饰、建筑、生活用品以及各种装饰品，都可作为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成果保留并遗传下来。在开发过程中，还包括瑶族农村的文化既包括村落的规划、各类建筑、历史遗址；也包括各类民俗、民族语言、生活民居、民间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剧、曲艺、杂技、武术、医药和各种传统技艺等等，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都要加以很好的保护。同时，瑶族传统文化只要是有益于社会和人类事业进步的，都应积极的奉献于其他民族和外界，这也是瑶族人民本来就具有的传统美德。我们知道任何民族和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对自己和对外界的宣传。一是尊重、保存、运用瑶族人民在长期社会劳动实践中的优秀成果；二是向外宣传，有利于吸引和增加其他民族对瑶族人民了解的欲望和关注，加强联系，吸收、利用其他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援，以利于更好地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促进瑶族的经济建设。
3.民族性与创造性相结合。
民族性是建造瑶族文化博物馆，依据瑶族传统的文化和传统民居建筑特点而设计的，描述了瑶族悠久的历史、自然资源、生活习俗、宗教信仰、民族服饰、文化艺术、传统体育等部分。这样，该馆不仅可以成为保护瑶族文化的重要场所，并且可以成为清远重要的民族旅游景点。创造性是指人们利用现有的文明成果进行改进创新，使其更加科学、合理的造化。由于历史的原因，建国前瑶民过着迁徙不定的游耕生活。但是瑶族人民勤劳勇敢，适应环境的能力极强，每迁徙到新处都能靠自己的双手创造劳动果实生存下来，具有优秀的民族气节。瑶族人民不但适应环境，更应改变环境。特别是要有创造性地学习运用科学文化知识，尽快适应改革开放的新环境，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既要谋求生存，更要谋求发展。
4.融合性与时代性相结合。
瑶族人民由于居住地理环境所限，发展不快，不注重吸收和运用其他民族和外界的优秀文化和科学技术，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但是，瑶族人民热情好客，内部团结、互助性强，中华民族在人类社会发展往来中不断吸收外来文明成果，瑶族人民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也应不断与时俱进，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让他们不断加强与外界的联系和发展，使其吸收各种民族的长处和优点，不断完善和进步，与汉族、其他民族不断融合和发展，使瑶族传统文化的发展得以巩固和提高。
民俗既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又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遗产。早在《汉书·王吉传》一书中就有“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记载。《礼记·王制》云:“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这里说的王者巡守之礼,就是国君深入民间,对乡村社会的民情风俗进行一番调查研究。太师是掌管音乐及负责搜集民间歌谣的官吏,他把民间传承的民歌(国风)呈递给国君.国君通过这些民歌,“观风俗,知得失”,制定或调整国家的方针政策。我国古代诗歌总集《诗经》中的《风》,就是古代各民族之间流传的民歌.这些民歌,反映了古代人民的风俗习惯,包含着大量的古代民俗事象,对研究我国古民俗具有重大价值。 研究民俗事象和理论的学科称为民俗学。“民俗学”是社会科学中一门独立的学科，“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有着极其密切的亲缘关系，如考古学要借助民俗学揭开古代社会神秘的面纱,民俗学要借助考古学提供古代传承文化的实证。编辑本段非物质文化遗产 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是近几年学术界颇有争议的问题。以往这个问题似乎并没有多少疑义，不是问题。因为在此之前，中国民俗学界或民间文化界一直在使用“民俗”、“民俗文化”、“民间文化”、“民族民间文化”等概念。现在突然出现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名称，而且这一名词变得十分时髦，许多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纷纷改名，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所，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有的提出要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学科等。其实在我看来，这是换汤不换药，贴时髦的标签。如同前些年，人类学热起来，许多学科紧跟形势，在学科前冠以人类学，如人类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等。人们不禁要问，这些是什么学科呢？究竟是社会学、民族学、还是民俗学，有必要加人类学壮其门面吗。说到底我们从事这些学科研究的人有点心虚，缺乏自信，不敢承认民俗学或民间文化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实，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指我们以往熟悉和研究的民间文化、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俗”、“民间文化”的概念是可以互相置换的。
我的的观点正相反：宗教是生活的真实表现，艺术是生活的虚幻表现。这个论点的文章我愿意写。
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走向摘 要]新文化史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编纂中一个最主要的发展趋势，它取代了经济一社会史而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新文化史在形成过程中，主要吸收了三个方面的理论和方法——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派史学、后现代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这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决定和影响了当今新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形式与走向。 [关键词]新文化史；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年鉴学派；后现代文化批评；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 1989年，由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Lynn Hunt)主编的《新文化史》一书，第一次明确地举起了“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的旗号。亨特为该书所作的导论《历史、文化和文本》，从历史编纂的角度申明了新文化史研究的主旨，被看作是新文化史的一篇宣言书。在“导论”中，亨特借用爱德华。卡尔(Edward H．Cart)在1961年时对社会史所作的命题阐发道：“历史研究越注意文化，文化研究越注意历史，则对两者愈有利。”①[1](P22)她意在申明，文化史的研究将逐步取代社会史的研究而成为历史学的主流。20世纪80年代前后，当代西方史学经历了一次由“社会史”向“文化史”的转向，亨特宣称，“由于社会学理论在历史学中之角色的激烈论战已衰退，标志着新文化史的崛起”[1](p10)。为了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雅各布·布克哈特(Jarab Burckhardt)和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为代表的古典文化史相区别，这一新的文化史取向又被称为“新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它可以看作是近三十年来西方史学最主要的一个发展趋势。在另一本书中，亨特对新文化史作了说明：新文化史“探讨方向的焦点是人类的心智，把它看作是社会传统的贮藏地，是认同形成的地方，是以语言处理事实的地方。文化就驻在心智之中，而文化被定义为解释机制与价值系统的社会贮藏地。文化史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往法律、文学、科学、艺术的底下挖掘，以寻找人们借以传达自己的价值和真理的密码、线索、暗示、手势、姿态。最重要的是，研究者开始明白，文化会使意义具体化，因为文化象征始终不断地在日常的社会接触中被重新塑造”[2](p198)。新文化史的兴起并非偶然，它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几种西方学术思潮共同作用影响的产物。抛开传统文化史写作对新文化史在历史编纂上的传承和借鉴作用不谈，新文化史有三个主要的理论和方法的来源一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派史学、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这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决定和影响了今天新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形式与走向。 —————————— ①卡尔的原文为“历史学愈注意社会学．社会学愈注意历史学，则对两者愈有利。”(Edward Hallett Cart，What is History?New York：1965，p．84．) 一 关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对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的重要贡献早已毋庸置疑，对于新文化史而言，其形成首先便是建立在对这两种“新史学”范型的“反叛”基础上的；另一方面，这两种史学本身在70年代后的新发展，又进一步拓宽了文化史的研究视野，成为了世界性的新文化史运动的一部分。英国文化史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谈到：“社会文化史是对一种更陈旧的体制和更陈旧的‘新史学’的一种有意识的反叛，更确切的说，它是对六七十年代影响着欧美的两种历史类型的反叛。一是卡尔·马克思类型的社会史，二是计量史(通常但并不总是经济史)。计量史学又表现为两种形式：美国的‘计量史学’(diometrics)和法国的‘系列史’(hlstorie serielle)。”[3](p27)不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倡导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风气，还是60年代布罗代尔(Femand Bmudel)如日中天般的“结构”或“长时段”历史模式，或是与之相对应的计量史学方法，大都相信历史的“科学性”，并且借用马克思的经典命题，认为经济和社会是起决定作用的历史基础，而政治和文化只是随之而变的上层建筑。 不过，如同20世纪初兴起的新史学最初的萌动正来自传统史学内部一样，对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反省同样出自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和年鉴学派内部。早在1963年，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P．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骤一问世，便在当时的史学界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汤普森本身是英国社会史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又是主动超越社会史并把研究方向引向新文化史的一位历史学家。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他一改当时社会史研究常见的诸如用计量的方法统计工人的工资收入、把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折算成可度量的标准进行比较等做法，而是把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的态度和意识作为对象，研究其文化的构成，工人阶级身份的真正形成不仅是在社会经济意义上的，还包括工人阶级对自身地位的文化认同。汤普森认为“阶级”是一个“历史范畴”，他写道：“除非我们把阶级看作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的构成，否则就无法理解它。”[4](p11)在他把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分析其阶级意识的形成时，使用的也完全是文化的术语，比如传统、价值体系、观念和习俗等。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汤普森又通过比较文化同经济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对自己的方法做了进一步的说明，“我正在提出质疑这样一种观念，即可以用‘经济学’名词来形容生产方式，但却把文化置于次要的地位，而生产方式的组织正是围绕着这个关键概念而展开的”[5](p18)。汤普森对这种做法提出了挑战，他不仅把“文化”引入到沉闷的社会经济史中，更将它放到了历史学家研究课题的中心位置，文化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反而成为了决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因此他的观念也常常被人称为“文化马克思主义”。 尽管汤普森还常常被归入到六七十年代社会史时代的历史学家之列，但他对文化的关注却极大地开阔了历史学家研究的视野，尤其在70年代后更是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法国年鉴学派那里。不同的是，在法国，第三、第四代年鉴历史学家们用了一个专门的名词——“心态”(mentalités)来概括他们的文化史研究趋向，从而开创了“心态史”(l’histoire des mentalités)这一历史研究的新领域。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Coff)在评价心态史的作用时写道：“‘心态’这一广泛、含糊而又常常令人忧虑的名词，正如其他许多具有广泛含义的词一样，对近年来的史学领域的变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尤其对经济史领域起着一种理想的平衡作用，从而给整个史学带来了新鲜空气。”[6](P31) 勒高夫所说的心态史对经济史的平衡作用，显然是指法国史学自布罗代尔之后那种经济一社会史一统天下的局面。在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中，气候、生态、人口以及经济发展趋势都是决定历史发展进程的根本因素，是长时段的结构，而政治、文化等都只是浮于表面的可变量。而到了60年代末，以勒高夫为首的年轻一代的年鉴派历史学家开始主张恢复年鉴学派创始人注重精神状态史研究的传统，将研究重心逐步由社会一经济史为主转向以研究人们的心态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一文化史，反对把文化和心态看作是属于第三层次的次要因素，将研究领域由经济转向心态这一更为深层结构。米歇尔·伏维尔(Michel Vovelle)把这一转变称为“从地窖到顶楼”的进步。它意味着对过去历史整体架构的把握，历史的认识也更为全面真实。 许多早年以研究社会经济史闻名的历史学家，也受到了这种潮流的影响，在某种“心态”的作用下，自觉或不自觉地更弦易张加入到了心态史家的行列之中。最明显的例子是一度声称要固守“地窖”、坚持经济史研究的历史学家勒华一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在1975年出版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中，拉杜里利用14世纪宗教裁判所的审讯记录和其他档案，重新勾勒和描绘了中世纪后期法国西南部一个叫作蒙塔尤的小山村在几十年里的生活环境、风俗习惯及思想状态。在研究方法上，勒华拉杜里综合了社会经济史、历史人类学以及心态史等多种研究手段，其中尤为显著的一个特点是，他用心态史的方法将蒙塔尤村民内心中对现实的种种看法展现在读者面前，包括了对性、婚姻爱情、家庭、儿童、死亡、时间和空间、自然和命运、巫术、宗教、犯罪等的态度及观念。正如作者在书中写道的：“我们下面的考察将改变方向，它将更注重层次，更加细致，涉及个人会少一些。我们将不再从住家和窝棚等领域做面上的考察，而准备向深层探索。在最底层，我们将努力探讨一个充斥日常生活的颇有讲究的各种举止。此外，爱情生活、性生活、夫妻生活、家庭生活和人口问题也将是我们关注的问题。最后，我们还要充分利用有关村落、农民和民众的文化与社交的丰富资料。这里的‘文化’当然是指人类学家所说的总体含义的文化。”(7)(p194)伏维尔高度评价了勒华一拉杜里在《蒙塔尤》一书中的突破和创新，指出：“今天他对蒙塔尤地区的研究已生动地表明他把握了整幢建筑：从地窖到顶楼，即从土地结构到乡村集体心态中最为复杂的种种形式。”[6](p136) 年鉴学派的心态史研究事实上便是新文化史的一个开端，它同以汤普森为代表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一起，颠覆了社会经济史独霸的格局，为“文化”平反正名，从而确立了文化作为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在新文化史中的中心地位。年鉴学派的这种新的文化史研究取向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心态史研究也引起了其他国家历史学家的共鸣。其中最主要的国家当首推美国，尤其在一些法国史研究者中间，对文化的重新认识首先得到了他们积极的响应，他们是最早接触也是最先接受这一趋势并开始新文化史研究实践的。 二 在美国，对文化的重新认识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又被添加了更多新的内容，补充了新的理论和观念。1999年，在《新文化史》问世十周年之际，由林·亨特参与组织编写的另一部题为《超越文化转向：社会与文化研究新方向》的论文集出版了，历史学家会同社会学家及一些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共同对新文化史十年来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总结。在两位主编维多利亚·邦奈尔(Victoria E．Bonnell)和林·亨特共同撰写的导论中，对新文化史的产生背景回顾道：“到20世纪80年代初，新的分析模式开始取代社会史，宣告了所谓语言学或文化转向的开始。”[8](p2)随后，两位作者列举了几部出版于70年代前后的重要理论著作，指出正是这些著作的影响，使美国的社会科学家将视野转向了文化研究的方向。这些著作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也就是新文化史的另两个理论来源：一是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一是文化人类学。 在这部论文集的导论中，邦奈尔和亨特还特别提到了两部出版于1973年的著作——海登·怀特(Hay- den White)的《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和克利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z)的《文化的解释：论文选》。这两部著作分别代表了新文化史的两个理论来源。除了怀特和吉尔茨之外，整个六七十年代活跃的各种西方学术思潮，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邦奈尔和亨特紧接着列举的一系列作者中，有这样一些熟悉的名字：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以及最为重要、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位——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此外，还有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Narshall Sahlins)、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等①。可以看到，他们基本上都来自上述这两种理论阵营。 —————————— ①这些作者的主要作品的英译本或英文原著基本都出版于20世纪70年代，如巴特的《神话学》(Mythologies,1972)，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大纲》(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1977)，德里达的《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1976)，福柯的《事物的秩序；人文科学考古学》(The Order of Things：An Ar- chaeology of Human Sciences,1970)、《知识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1972)和《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Disci- 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1977)，以及萨林斯的《文化与实践理性》(Culture and Practical Reason,1976)和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arxism and Literature,1977)。 首先来看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对新文化史的影响。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中提出，所有历史的文本，不管其研究类型和方法是什么，基本上都是建构在作者的“诗性行为”之上的。他写道，所有历史著作“都包含了一个深层的结构性内容，它通常是诗性的，在本质上又是语言的，作为一种危急时刻确立起来的范式而使‘历史’解释区别于其他学科”[9](Pix)。邦奈尔和亨特指出，“他(怀特)认为，历史学家的深层思维结构通过对语言模式即比喻手段的选择，便预示了研究的领域。反之，语言模式又决定了研究计划的其他方面，包括结构和解释的模式”[8](p2)。怀特的观点借鉴了六七十年代西方学者在文学批评领域就语言、文本和叙述的作用所提出的思考，并将之应用到对历史学文本和写作的分析上。怀特并不是最早从文本和叙事的角度挑战历史研究的人，但他的影响却无疑是最直接的。《元史学》问世后，在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它不仅动摇了人们传统中对历史学的认识，让历史学家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研究和思考模式，也启动了美国史学的“文化转向”。因此，有人甚至把怀特称为文化转向的“守护神”。有研究者评论道：“历史学的新文化方法的一个真正独特的特征，就是近年来文学批评的普遍影响，它教会了历史学家去认识到语言、文本和叙述结构在历史事实的创造和描述中的积极作用。”[10](p97—98) 怀特提出的历史叙述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史学，实际上就是集合了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话语、文本等的种种思考，然后将之介绍到美国，并把它放在了历史学的语境中来进行讨论。因此，不少新文化史家常常把他们的理论源头一直追溯到福柯那里。帕特丽西亚·奥布莱恩(Patricia O’Brien)在他关于福柯的论文中谈到，尽管文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年鉴学派第三、第四代历史学家的心态史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出现的弊端，指出了一条新的路径，但这种改变并不彻底，即便是一些新文化史家也担心，“这种后马克思主义、后年鉴派的文化史研究，也许会因为抛弃了那些不再具有说服力和强制性的世界观，而陷入到相对主义、关注枝节、好古主义和政治虚无主义的泥沼”；而此时，“福柯极具争议的著作为新文化史研究提供了另一种可供选择的途径”[11](p26—27)。作为历史学家的福柯尽管写下了诸如《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性史》等极具原创性和洞察力的“历史”著作，但他的基本出发点事实上却又是“反历史”的，因此，他的历史实践并没有在历史学家中得到真正的响应和直接的继承。不过，福柯对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解析、对话语的阐释以及其探究历史的独特视角却指引历史学家走向了新的方向——“历史学家必须在‘最没有希望的地方’——感觉、爱欲、意识、直觉，寻找权力的缝隙”[11](p37)。他所指向的，正是新文化史所前进的道路。 新文化史借助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进一步颠覆了传统政治一思想史和新社会史所坚持的关于历史真实的架构，放弃了对“科学化史学”的追求，而用新的话语结构来赋予历史学新的内容。美国历史学家马克·珀斯特(Mark Poster)在他关于文化史和后现代主义关系的文集中写道：“文化史对历史学家提出的挑战，就是让他们去对抗至今依然根深蒂固的认为写作具有再现力量的现实主义的或以理性为中心的假设，更确切的说，认为文本是具有创造性的物质。在此观念中，作为过去事件的历史总是以书面文件为中间媒介的，而作为一项知识形式的历史学其本身总是一种话语。”[12](P6) 后现代主义对话语权力的批判、对历史文本的阐释，在根本上改变了新文化史的叙述方式。新文化史的历史叙述方式相较于过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宏大叙事及叙述中的虚构性所作的反思；一是如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写于1979年的那篇著名论文中所提出的，是“从分析转向叙事模式”的“叙事史的复兴”[13]。 过去的西方历史学家，在写作中往往套用小说的叙述模式，“创造性地建立开头、中间和结尾的时间框架、组织顺序，来说明因果关系、突出角色、安排场景、构想情节、制造‘真实效果’——所有这些都是从全知的叙述者口中以一种单一的、统一的观点说出来的”[14](p166)；而新文化史在叙述中，首先承认了话语和文本本身的虚构性，因此不光在自己的叙述中尽量避免主观和绝对的做法，而且还把作为史料的文本作为研究的对象，揭示其中的话语结构和文化意义。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历史学家纳塔莉·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的《档案中的虚构：18世纪法国的宽恕故事和它们的叙述者》了。作者将叙述本身作为研究的中心，通过研究保存在16世纪法国档案中大量因杀人而向国王请求赦免的信件，解读其中的故事及其当事人和作者，考究故事的真实性以及分析其中的虚构成分，检验当时人们的叙述技巧；从语言和文本入手，通过史料考证和文本分析，通过与当时一般的写作风格和叙述技巧的比较，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向读者展示16世纪的法国社会及其文化。除此之外，有些历史学家还开始尝试采用新的叙述结构，“用多重的声音和视角来代替全知的叙述者和统一的观念，抛弃统一的结论而采用开放的结尾，突出差异和矛盾而非支持其叙述的‘真实效果’，并且开诚布公地说明研究和解释的过程”[14](P166)。斯通的《叙事史的复兴》早已为我们所熟知，但他的论断如果放在新文化史兴起的背景下则更易被理解，他所注意到的在“一小群但却极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中的一种可以观察得到的内容、方法和风格的转变”[13](p3)，也就是由经济一社会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变；而新文化史的转向体现在历史叙述上的特点之一，正是斯通所谓的“从分析转向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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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窥宗教对美国民族的影响 美国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国家，美国文明经久不衰，令世人刮目相看。中国人相信科学是物质生产力的基础，却难以相信宗教是美国文明的精神依托，本文试从宗教对美国民族形成所起的影响 ，从而使读者对美国文明有进一步的体悟。从很早起，宗教就给不同信仰的，来自世界不同地方、国家、民族的人提供力量与慰藉，并且在他们成为美国人的过程中，宗教的皈依是重要一环。 首先是印第安人的皈依问题。一直以来，美洲土著居民印第安人就有各自独特的传说和宗教仪式，但早期殖民者把这些都斥为迷信，认为这些古老的传统是有害的。欧洲殖民者到美洲的时候，就一直试图利用宗教改变他们的信仰。美国共产党主席福斯在描绘宗教在美洲殖民地上的作用时指出“教会（在其所有的派别里）在征服和剥削殖民地的美洲时……起到了特殊的作用”[1]于是欧洲殖民者开始了血腥的屠杀，紧接在血腥屠杀背后的是狂热的传教，主张确立政教分离的麦迪逊和杰弗逊任期都曾同意政府拨款给传教士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2]在此过程中，安德鲁.怀特神父学习了当地部落的语言，并编写了一部字典和一本语法书，他的活动成功地使当地一位酋长接受了白人的生活习俗和语言。新英格兰在17世纪建立了众多的文化改造据点，称为“祈祷城”，到1674年时在马萨诸洲的“祈祷城”已达14座，土著居民1100人，其中有45人受洗，64-74人领了圣餐。[3]另外，一些人数较少的友好部落成员，被殖民地当局安置在白人家庭，以便使他们学习“文明”的生活方式。还有一些脱离部落的人生活在白人中间，有的住在白人家里。印第安人对于“文明”生活反应不一，有的对基督教产生了兴趣，对传教士提出一些奇异的问题：“一个好人可不可以有时犯点罪过？”“如果一个人犯写一桩罪过，那上帝回怎么说？”[4]有的则进行抵制，约翰温斯罗普在1638年的日志中记载，和白人一起生活的印第安人受到一个称做“Hobbamock”的鬼怪的恐吓，这个鬼怪以不同的面目出现，要求他们抛弃英国人，不要参加他们的集会，不要学会识字读书。[5]还有的印第安人则采取调和立场，试图将基督教和本民族的传统信仰结合起来，并不赞同为信奉基督教而改变生活方式，如在马撒葡萄园的印第安人中，许多人改新了基督教，使基督教成为印第安人自己的宗教，牧师和教堂执事都有印第安人担任，信仰者仍旧居住在原来的棚屋中。 但总的来说，取得的成就并不大。1887年，美国国会颁布道威斯法（土地总分配法），吧从根本上改变了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印第安的文化也随之毁灭，再也不能成为白人的威胁。如何皈依印第安人的问题也就这样解决了。[6]目前印第安人的传统宗教已基本消失。 白人基督徒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对黑人的皈依。非洲人是“用锁链栓来的非自愿移民”[7]从事最艰巨的、白人不愿承担的劳动，南北战争前一直是南方经济的基础。所以，18世纪时，美国白人就十分重视对黑人的皈依。但是，事物总是分两面的：宗教可能使黑人顺从地做奴隶，但也可能使黑人受到启发而掀起叛乱。虽然奴隶叛乱十分罕见，但1800年8月30日，一个叫布里埃尔黑人领导的1000名奴隶的起义就是很好的例子。所以，内战前，白人对黑人的宗教皈依还是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美国研究黑人问题著名的新史学家阿泼推克在描述传教士时说：“想奴隶郑重宣称上帝命令他们居于卑下的地位，告诉他们说：假若他么不完成他们所被指定的工作的话，他们将永远在地狱里受苦，特别警告他们说，如果他们执拗、无礼、顽固或愤怒的话，上帝会发怒的。如果主人蛮横、卑鄙或发脾气的话，他们也不应该改变自己的态度，那是上帝所关心的事，而不是他们（指奴隶主——引者）的意思，而不是他们应该把主人的惩罚委托于他（指上帝——引者）。”[8]内战以后，有人认为南方重建不仅包括经济上的重建，还包括道德和精神上的重建，从而使皈依黑人的行动加快。但是，从19世纪90年代起，多数南方州开始剥夺黑人的公民权，这种行为又得到教会的支持。再“种族隔离但平等”的原则下，黑人只能有自己的教会，对于基督新教白人社会来说，如何皈依黑人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小马丁 路德 金是主张与白人社会融合的黑人宗教首领，主张爱和非暴力，寻求黑人和白人的平等权利。本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美国黑人人权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由于多数美国黑人基本接受了基督宗教，应该说皈依黑人的问题得到了较为满意的解决。 美国人口中的印第安人和黑人毕竟是少数，美国的主体是白人。应该说，白人的信仰是美国民族文化取向的关键。自殖民地时始，美国曾长期是基督教新教一统天下。在独立宣言时，美国人80%是新教徒，天主教仅占8%，犹太教占0.1%。新教不仅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新教成员还代表着有统治地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精英，代表了多数工商业、企业和管理者，他们中构成最重要的政治核心任务，在1931年美国名人录所收的16000名人中，有10500为新教徒，天主教徒只有750人。[9]但是南北战争以后，欧洲天主教和犹太教向美国移民人数增加，严重威胁到新教的地位，许多人认为，移民本身就是罗马天主教的阴谋，企图颠覆美国的自由主义制度，为了保护自己特有的文化，加上宗教信仰的分歧，掀起了排外注意的斗争，他们提出不许天主教徒在大都市、州或国民政府中担任公职，不许他们在公立学校任教，限制天主教移民，新教徒与天主教和犹太教的关系极为紧张。1915年，白人复活“三K党”也主要是反对天主教和犹太教为目的的。这样，美国历史上的排外主义被赋以了新的内容，出现了更为激烈的排外场面。[10]法国学者安德烈西耶格里埃德（Andre siegfried）认为“战后美国的基本特征是美国本土民族对外来种族进入美国问题持的一种紧张心态”而这个本土民族是指“本质上是新教徒”。[11] 在1928年10月总统选举前夕，《基督教世纪》杂志上一篇文章认为，基督新教反对一个天主教徒作为美国总统不是因为基督新教想限制宗教信仰自由，不是因为他们是坚定的基督教徒，不是因为他们不欣赏天主教与美国制度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长期以来，天主教势力及其影响在美国不断扩大，已经威胁到美国业已存在的制度，如果白宫出现以为天主教总统，罗马天主教体制将在美国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明显增加，因而人们再次面临“美国还是不是基督教新教徒和盎格鲁-萨克逊美国”的问题。当时，只有基督徒新教才感受美国是自己的家，而其他所有的人都是外国人。 在20世纪之前，几乎没有人想去改变外来移民的宗教信仰，因为外来移民的宗教信仰是多种多样的，改变信仰是常见的。但是，1933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T艾贝尔却提出，长老宗，浸礼宗和遁道宗3派应联合起来尽最大努力去改变天主教的宗教信仰，其目的是“推动美国化进程，改变天主教徒孤立于美国社会之外的问题，并把他们带进新教教会。”这样一来，美国化就变成基督教化了。艾贝尔认为，“美国政府的理念和原则以及美国社会生活都是来自于基督新教并有基督新教支撑的。”[12]所以，排除外来宗教或皈依外来移民的宗教信仰就在情理之中了。 众所周知，美国曾掀起一股“黄祸论”（Yellow peril）的思潮。所谓“黄祸论”就是美国担心亚洲移民给欧洲带来危险的思潮。臭名昭著的1822年排华法案在美国历史上破天荒地把一个民族从合法移民的名单上除掉。在国会讨论上，意味来自缅因州的议员说，美国是“上帝赋予的伟大人民的家，一个说英语，拥有伟大理想的、信仰基督教的白人种族”。[13]还有一些美国人甚至公开称华人移民为“低下族”（degraded race）、“野蛮人”、“害人精”、“不可教养者”等等。他们认为，华人损害了基督教义。美国许多大城市组织了反华人俱乐部，旨在驱逐华人出境。三K党一类，组织了大规模反华人，示威、殴打、迫害、虐待华人。[14] 1924年又通过了新的反对日本的移民法。由于日本在移民过程，把自己的神道教和佛教带到了美国，但似乎并没有给美国主流宗教带来威胁。据统计，1936年在西雅图的6000名日裔美国人中，信仰佛教等东方宗教的仅980人，而信仰基督教的却有1200。 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宗教的排外主义思潮曾十分强烈，对民族整合，限制外来移民的政府行为起过十分重要的影响。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移民的持续增长，美国宗教多元化已经成为事实，美国的许多教会领导也认识到，任何一个单独的教派都难以完成熔炉中如此中立要的任务，更需要联合起来。1908年，有30个教派代表1800万教徒建立了“美国基督教联合委员会”（Federal Council of Christ in America）。从此，美国的新教徒、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大家团结在星条旗下，共同完成上帝的使命。 主要参考书目： 《美国独立战争简史》 刘祚昌 华东人民出版社 1954年 《美国社会史话》 原著主编卡罗尔 卡尔金斯 王岱等译 人民出版社 1984年 《美国文明》 钱满素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年 《多元文化的现代美国》 陈致远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3年 《美国通史：美国的奠基时代 1585-1775》 李剑鸣 人民出版社 2002年 《美国通史：美国的独立和初步繁荣 1775-1860》 张友伦 人民出版社 2002年 《美国通史简编》 黄绍湘 人民出版社 1983年
春节民俗文化一、春节的来历： 传说，有一种叫"年"的野兽，每当寒冬将至，出来食人，使人不得安宁。人们在与"年"的搏斗中，这种凶恶的猛兽怕火光和响声，于是，人们想了一个办法，在"年"出现时，便燃起大火，投入竹节，燃起熊熊大火，"年"听到爆竹的响声，便逃走了。以后，人们开始以"挂红灯、放爆竹、吃年饭"来庆祝新年。 二、春节前的准备（腊月初八以后，各种年事活动便逐渐展开） 1． 祭祀灶神：灶神，又称"灶神"，俗称"灶王爷"。每年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返回大宫，向玉皇大帝汇报情况。除夕时分再返回人间。人们担心向玉皇大帝进谗言，所以再他去天宫的时候为他进行祭祀活动，希望他"上天言好事，下地保平安"。 2． 其他准备活动：写春联，准备肉食，准备面食以及理发、沐浴，打扫卫生。 三、民俗活动--静态民俗 3．春联：（1）春联的来源：古代称"桃符"。据说，东汉王充《论衡o定鬼篇》中神荼、郁垒二神住在大桃树上，处理鬼魂。他们把为非作歹的恶鬼都喂老虎吃。因此，人们认为鬼害怕神荼、郁垒，也害怕桃树。于是每到过年的时候人们总在门口悬挂桃符或桃木人来趋鬼避邪保佑平安。（2）最早的春联：公元965年，后蜀皇帝孟昶在皇宫内门的桃符上写了：新春纳余庆，佳节号长春。这是我国已知最早的春联。此后春联成了春节最有代表性的民俗活动之一。也有人家喜欢贴"福" 字，而且倒着贴。因为"倒"谐音"到"，所以倒贴福字意思是"福到了"。 4．年画：（1）门神画的来源：有三种说法。一说源于神荼、郁垒的神话传说，古人把二神像挂在门口驱鬼。一源于唐太宗命令秦琼、尉迟恭看门驱鬼，并把二将画在宫门上。一源于唐玄宗梦见钟馗为自己捉鬼，醒后命令画工把钟馗画在门上。（2）灶神画的来源：民间传说灶神在除夕从天宫返回人间，所以人们总在这时候买新的灶神画贴在门上，希望他能带来吉祥与幸福。（3）其他常见的年画。 5．福字：最早?"福"字--传说史于周朝姜子牙，即姜太公。当年姜太公封神时，封妻子为穷神，说"有福的地方你不能去"。百姓过年贴"福"字，史于慈禧，每至年，太后有给大臣赐福之习。一年赐福，恭王福晋把赐给的福拿倒了，犯杀头之罪，李连英为其解围："老佛爷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今年赐福，福真的就到了。 "慈禧一听极高兴，连说："福到了……"传至民间，"福"也贴倒了。 6． 窗花：窗花是贴在窗户上庆贺新年的剪纸作品。窗花有两种制作方法。第一种是剪刀剪，巧手的妇女用一把剪刀可以把彩纸剪出许多花样。第二种是刻刀刻，一般由专业的民间艺人操作，一次可以刻成四五十张窗花，供应市场。 四、春节民俗--动态民俗 1．除夕守岁：1）什么是除夕：除夕，是一年的最后一个夜晚。由于农历月有大有小，所以有的年份腊月三十夜是除夕，有的年份腊月二十九夜是除夕。2）除夕守岁：除夕重要的活动是守岁。因为秦汉以后，我国人民基本都把夜半子时当作一天的开始时刻，相当于现代计时方法的23点到1点。除夕夜的子时，正是辞旧岁，迎新年的关键时刻。为此，人们不得不彻夜不眠，守候着这一时刻的到来。全家人团聚一堂，一边包饺子，一边等待，耐心的等待。 2．放鞭炮：1）什么叫鞭炮：鞭炮，又名"爆竹"。新年钟声一落，大街小巷立刻鞭炮齐鸣，迎接新年到来。2）爆竹的来历：据南朝梁代示懔《荆楚岁时记》记载?"正月一日，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避山臊恶鬼。"意思是说，当时人在初一早上起床后先把竹子放在火里烧。竹子爆裂发出巨大的声响，就能吓跑怪兽与恶鬼，保护全家平安。大约到了唐朝，人们把竹筒里装上火药，点燃火药，发生爆响。后来，人们又用纸卷代替竹筒，就形成了和今天一样的鞭炮了。3）鞭炮的种类：鞭炮有各种花样。宋代人把鞭炮稍加改进，又发明了烟花。烟花：又称"礼花"，"焰火"。它在爆炸时能发出极为绚丽的光芒。因而深受人们的喜爱。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用烟花装点自己的节日夜空。 3．舞狮子：白居易《西凉传》：假面胡人假狮子，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镜银贴齿，奋迅毛衣摆双耳。如从流沙来万里，紫髯深目两胡儿。跳舞梁前来致辞，应似凉州未陷日。安西都护进来时。舞狮起原一南北朝朝代，即佛教兴起的时代。 4．其他民间活动：扭秧歌，踩高跷，敲锣鼓。 5．祭神祭祖：在传统的春节活动中，最重要的是祭神祭祖。迷信的家庭都设有专门的神龛，供奉各位神灵，同时还供奉有列祖列宗的牌位的画像。正月初一早上，人们恭敬地在神龛与祖宗牌位前献上供品，（其中包括刚刚煮好的第一碗饺子），点上香火。十分虔诚地感谢神明与祖宗在天之灵在过去一年对自己的保护并祈求他们保佑来年的幸福。 6．拜年：祭神祭祖之后，儿孙们开始向长辈亲人拜年。传统的拜年礼是向长辈亲人三叩首，现在大多已经改为三鞠躬。一边行礼，一边祝愿长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长辈端坐，接受儿孙们的拜年以后，把一个红包送给儿孙们。这就是"压岁钱"。一般作为孩子们春节期间的零花钱。其他亲戚之间则互相拜年，陆陆续续，可以持续很多天。朋友之间见面，则互道"恭喜发财"或"春节好"，以示庆贺。拜年活动体现了晚辈对长辈的尊敬孝敬孝顺；长辈对儿孙的慈爱关怀。亲戚朋友之间的拜年，也极大的促进了彼此感情的加深。所以自古以来，人们都十分重视拜年活动。宋代诗人戴复古《岁旦族党会拜》："衣冠拜元旦，樽俎对芳辰。上下二百位，尊卑五世人。排门乔木古，照水早梅春。寒事将消歇，风光又一新。"把当时大家族二百多人互相拜年的活动写得有声有色。 7．人日：正月七日，又名"人日"。隋代诗人薛道衡《人日思归》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正月七日为什么称为"人曰"呢？这和中国古代神话有关。神话中说，神在初一创造了鸡，初二创造了狗，初三创造了羊，初四创造了猪，初五创造了牛，初六创造了马，初七创造了人，因此，初七是人类诞生的日子。于是，古人把这一天称?"人日"。为了纪念人类的诞生，南朝梁代每到人日的时候，人们就剪出彩色的纸人，贴在屏风上或戴在头上。用来象征人们在新的一年里，面貌焕然一新。到了唐代，人日剪纸的内容又有发展变化。唐代诗人余延寿《人日剪彩》："闺妇持刀坐，自怜裁剪新。叶催情缀色，花寄手成春。贴燕留妆户，黏鸡待饷人。擎来问夫婿，何处不如真？"所剪内容包括红花绿叶，飞燕家禽。个个栩栩如生。这已经于现代民间的窗花十分相似了。 五、春节民俗--饮食民俗 年糕与饺子是春节最有特色的食品。 1）年糕：又称"年年糕"。它谐音"年年高"，包含着生活一年比一年好的期望。年糕采用黏性较强的谷物制成，北方多用小黄米，南方多用糯米。北方一般都是甜的，南方年糕可以作成不同口味的。不过，好吃不过饺子。北方人更喜欢的春节食品是饺子。2）饺子又名"角子、交子、扁食"。它的起源非常古老。考古工作者曾经发现过一枚一千多年前的饺子保存下来。北方人过年，一定要吃饺子。而且春节这一天吃的饺子必须在除夕12点以前包好。饺子好吃，关键在于饺子馅，纯肉的，纯菜的，肉菜混合的，花样无穷，口味可异。可以根据自己口味任意变化，所以男女老少都喜欢吃饺子。在春节所吃的饺子中，有一个包着豆腐馅的，还有一个包着一枚硬币。谁吃到豆腐馅的饺子，谁在新的一年里就会发财，人们的理想也都包含在饺子里。 六、元宵节 正月十五日，是全年第一个月圆之夜，所以称为"元宵"。汉文帝曾于正月十五日平定叛乱，所以规定这一天为"上元节"。东汉明帝为了表示对佛祖的尊敬，下令元宵点灯。此后，元宵就逐步演化为观赏花灯的民俗节日。故名"灯节"。元宵的应时食品是汤圆，北方也叫元宵，象征着团团圆圆。 唐代，元宵赏灯活动盛况空前，举国同庆。《开元天宝遗事》记载，杨贵妃的姐姐韩国夫人曾派人造出一盏百枝灯树?"高八十尺，树之高山。上元夜点之，百里皆见，光明夺目。"唐玄宗甚至令工匠造出高百尺、宽数十丈的灯楼，供游人观赏。宋代又有过之，无不及。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以草把缚成戏龙状，用青幕遮笼，草上密置灯烛数万盏，望之蜿蜒如双龙飞走。"皇帝还亲自率领盛大的仪仗参加赏灯活动。诗人苏味道《正月十五夜》：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妓皆侬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可见娱乐活动通宵达量，热闹非凡。 可以说：正月十五元宵节的狂欢，为整个春节活动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七、总结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对回族、达斡尔族、蒙古族、鄂温克族、壮族、瑶族等少数民族进行了采访和研究，同时还对东北，西北，西南，东南等地区进行调查，得出以下结论：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各民族的春节民俗趋于汉化，各地区的春节民俗也趋于一致，标志着民族大团结和祖国的繁荣发展。另外，春节民俗充分体现出了我国五千年来悠久的文化以及人民的勤劳与智慧，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春节民俗更是文化遗产的精华部分。作为祖国的新一代接班人，我们要把这些优良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1、饮食
回族人喜欢吃面食，善于经营面食业。回族人的肉食以牛、羊等反刍类偶蹄食草动物和鸡为主，牛羊屠宰加工业普遍。回民出售清真食品的商店或摊贩，常在广告和招牌上画一把汤瓶壶，作为清真的标志。汤瓶壶系由阿拉伯国家传入。回民喜饮绿茶。
2、清洁卫生
回族人有爱好清洁卫生的习惯。男子剃须时露上唇，以示卫生和方便。进行宗教活动前须沐浴，分大净和小净，沐浴时不用回流的水。大净用淋浴的方式，小净用一把汤瓶壶洗浴。男孩出幼时，须行割礼(割包皮)以求卫生。
3、语言文字
回族人一般使用汉语、汉文。民间日常生活中迄今仍保留许多阿拉伯、波斯语汇，如多斯蒂(朋友)，赛瓦布(施舍)、阿訇(教长)，都瓦(祈福语)等。虔诚穆斯林见面互道色俩目，互祝安宁。宗教教职人员诵经通用阿拉伯语。
4、婚姻
回族人习惯本民族内部通婚，实行一夫一妻制。回族传统婚礼，由男女双方各两名家长代表和阿訇主持。新郎新娘到场，阿訇诵经，撒喜果。男女双方用语言明确表示同意结婚，证婚人作证，并由阿訇用阿拉伯文写一份宗教内容的婚约。男方赠给新娘聘金，多少不等，仪式而已。
5、服饰
常到清真寺礼拜或节日参加会礼的回民，男性一般戴黑、白色礼拜帽；女性戴黑、白色盖头，不露耳饰。
6、殡葬
回族实行土葬深埋，不用棺木，葬礼从简，殡期不超过3天。不看风水。墓地一般选在地势较高、土层坚实的地方。各地有回民公墓。病人临危时，请阿訇为其作忏悔，提念作证言。弥留者头北脚南，面西仰卧，或头东脚西，抬高头部面西仰卧。人死后，将其脱去衣服，平放在专用的水溜子上，再用一块洁净的白布覆盖，由子女守灵。
7、传统节日
回族除与当地汉族共度春节、仲秋等民间节日外，传统上遵循伊斯兰教的规定，每年过开斋节、宰牲节等节日。开斋节和宰牲节现已演化为隆重的民族节日。开斋节在伊斯兰教历十月一日，是回族成年人封斋一个月后庆祝斋功完成的日子。山东省回民很重视这个节日，此日成年人要去清真寺沐浴并参加会礼。
回族文化论 了解更清晰的确
★神秘花瑶――因挑花而得名的绚丽民族 据东汉应劭《风俗通义》记载，瑶族祖先“积织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汉代以前瑶族挑花就已兴起了。挑花的重要，从人文意义上讲，对于在没有文字的花瑶人中，它以其独特的方式书写了一部穿在身上的史书。花瑶女性通常在统裙、腿绑、裤脚、腰带、衣袖、马褂、头巾、背带、围裙等上面挑花。每一件挑花都是一帧精湛的艺术品，花纹图样广涉而纷繁：花草树木、飞禽走兽、人物生活、古老传说等等。其立意巧妙，布局合理，图案古朴繁杂，一般左右对称，体现出浓厚的民族特色和乡土气息。花瑶女性挑花（瑶语称“拥杯”）不用模具，全凭一双慧眼和一双巧手，见到什么就绣什么，想到什么就挑什么，根据粗纱土布的大小来固定图案的位置，然后运用各色的纱线、丝线、毛线挑刺出各种绚丽多姿的图案，无须设计、打稿、描图和放样，按照自己早已孕定好的腹稿飞针走线。最早出现的挑花题材是花草树木：打子花、岩石花（瑶语称“杯干约”）、花簇（瑶语称“杯干托”）等；而动物是花瑶挑花内容出现频率最高的：如“双龙抢宝”、“双狮滚球”、“双蛇比势”、“雄鸡斗志”、“双鹅报喜”、“百鸟朝阳”、“鲤鱼跳龙门”……种类繁杂、形态丰富，件件构图新颖浪漫，帧帧造型古拙粗犷。因受汉文化的熏陶，花瑶女性把挑花题材猎向古老传说：“哪吒闹海”、“美猴王出世”等成为挑花艺术旷世杰作。花瑶挑花不但讲求实用，而且更追求色调装饰美观。“远看色彩近看花”，她们喜欢用强烈的刺激色彩，鲜红色的头饰笠（瑶语称“派特典”）和头巾（瑶语称“笑童”），深蓝色的上衣（夏装为雪白色），五彩缤纷的腰带（瑶语称“特档”），灰白色的统花裙（瑶语称“顿”）前沿以两叶红艳艳的裙边（瑶语称“祻补”）接连映衬，墨色的的绑腿（瑶语称“扣烘”），使整个服饰形成黑白相间、冷暖协调、鲜艳夺目，令人感觉到花瑶女子把所有的色彩匀称地打扮在自己身上。若头饰笠和统裙以灰白色为主，色彩暗淡，那是守孝穿戴的服饰。花瑶挑花用普通手工缝补针线，用单一的白线或五彩丝、毛线在靛蓝色或白色的粗纱土布上一针一针地挑。一条成年女子穿的统裙大概要飞针走线二十五万多针，陆陆续续需挑刺六个多月，称为花瑶人粗纱土布上的“长城”。对于一个花瑶女子的价值和才华的判断，挑花手艺是最为重要的。花瑶女性从小就受到挑花技艺的熏染，六、七岁就开始学挑花，一直挑到人老眼花，而不会挑花的笨女子是找不到好婆家的。挑花服饰还是花瑶姑娘们的传统嫁妆，她们出嫁时有十几条统裙、腰带、腿绑……那些挑花嫁妆足可以挂满个小型展览馆。花瑶挑花所用面料为涤纶面料，经向普通的涤纶纱，纬向加捻，有全弹半弹之分，如果用长丝加捻的为长丝花瑶，顺捻的为单喷花瑶。1S*1Z或2S*2Z的为双喷花瑶，看上去有浅浅横条平纹组织，一般经细纬粗。 花瑶女子还有一绝活――编织花纹彩带（瑶语称“踏特典”）。在竹板上烧烤17个小洞，上面9个，下边8个与上孔斜交叉，分别用17根五彩毛线穿过小孔，拴在腰和大脚指间，17根彩线上拴一套提闩，然后弹动提闩、用双线左右穿梭自由编织出不同的花纹彩带，长度可达数十米。把花纹彩带（瑶语称“特典”）缝合在竹笠筐上，色彩鲜艳的头饰笠就做成了。瑶族是一个爱美的民族，瑶山原始古朴的自然风光给了花瑶女性无限的灵感，挑花技艺深深吸引着来来往往的宾客。 ★神秘瑶乡之古树奇观 无论什么季节，踏上瑶乡这片土地，首先扑入眼帘令人情有独钟的是就是独守或丛生山冈和腹地的古树。瑶乡的参天古树是花瑶人用生命保护下来的。千百年以来，花瑶人祖祖辈辈继承着“砍树宁肯砍人”的护树传统，使这片土地上的树木经历千百年风霜雨雪依然沐浴着今日的阳光雨露，形成了瑶乡独特的奇观。在瑶乡，有古树的地方就有人家，寨不离树，树不离寨，树是花瑶人和古寨的保护神。花瑶人如此爱树、护树，传说有几种原因： 一是风水坟山说，花瑶人的祖坟一般按姓氏集中葬在一块风水宝地上，从此这里就不能动土，让草木茁壮成长，长成茂密的坟山森林，并对这里的一草一木立下恶咒：若惊动了这里的一根毫毛，地下的灵魂则不得安安，于是凡人也不得安宁。所以，坟山森林的树木不许砍伐，也无人敢去砍伐，至今留下了山冈上的参天古林。二是风水水口说，花瑶山寨一般坐落在山脉拱手的腹地里，寨子前方山峦相接水流出去的地方叫水口，是寨子兴旺发达的风水前门，这里必须让古树来把守水口，传说可以从水口古树的枯荣上来预兆寨子里的吉凶：若水口里最大的古树枯死了，这个寨子里的大人物可能也要跟着离去了。谁也不敢去碰水口里的古树，免得招患迷信中的“五方山煞”。当然，花瑶人决不让人去碰这些神树，至今留下了腹地里的茂密古林。在花瑶人心中，上了年纪的树就拥有了灵气，再动他不得了。若谁家的宝贝生来八字太大，不听父母带养，或命根中充斥父母，认寄父又无人敢接受，最好的办法是寄给古树，认古树为寄父，逢年过节就去拜祭，同样可以消灾解难，化凶为吉。凡披有红布，底下留有瓷碗小杯和烧香痕迹的古树，就证明它的人类寄子寄孙很多了。花瑶人在封建历史长河里是一个受排挤和驱逐的民族，在民族迁徙中，他们深入密林，借茂密古林来躲过刀光剑影的追杀，日子久了，视树为保护神，顶礼膜拜，呵护树就像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走进神秘的瑶乡古林，有感触，有喜悦，有忧伤，还有心惊胆战，彷佛自己也是一个膜拜古树的虔诚信徒。走进花瑶古寨崇木凼，一块光绪九年腊月二十八日立的“永远蓄禁”石碑伫立在古树林山脚，是至今保存完好的瑶乡最早的封山育林禁碑。虽然碑文字迹风化，内容模糊难以辨认，但主题“永远蓄禁”和立碑的时间还清晰可鉴。从禁碑的主题“永远蓄禁”可以看出花瑶人当时封山育林的决心，守护绿色家园的意识相当强烈。瑶乡的古树属常绿、落叶、高矮杂生，以水青冈和白栎为最多，铺天盖地，四季不乏单调，且不同季节的景象各具特色，让人一年四季看不烦，看不累。步入瑶乡古树林，也就走进了没完没了的传说林和故事林。花瑶人根据树冠、树枝、树根和树干的形态，以及树与树之间的组合、树与周围环境的烘衬等来命名：什么“夫妻不离”、“千年富翁”、“天罗地网”、“银蛇拱地”、“天女散花”、“醉卧塔尖”……在崇木凼古树林里，两棵来自不同纲目的古树同蔸而生，亦称“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粗壮的古树是老公，旁边纤细的那棵是老婆，树干的高度达数丈时彼此猛地拥抱过来，紧紧依偎在一块，化为一体，从此处向四面八方抽枝长叶，让游人想象到“钟爱一生，儿孙满堂”，故名“夫妻不离”。“千年富翁”也居住在崇木凼，据科研人员初步鉴定，此树年龄在一千五百年以上，属瑶山千年树王，瑶语称它为“杂笔朵”，属水青冈，当地汉语叫它“三蔓子”树。传说很久很久以前，“杂笔朵”的果子是花瑶人每年奉供给皇上的贡品，炭烤此果香脆可人，食用能延年益寿，价值一升果子兑换一升金瓜子，祖祖辈辈称它为“富翁树”。“天罗地网”位于崇木凼古寨吊脚楼的背面，现称之为“对歌林”，是花瑶对唱山歌的最好场所，这里古木遮天蔽日，粗大的树干群围桩在石山斜坡上，裸露的根系纵横交错，似群龙嬉戏，似银蛇拱地，根浪一层叠起一层，推向远方。进了花瑶对歌林，不唱山歌是跑不出来的，唱不赢也是跑不掉的，上天枝叶拦住，入地根网挡着，四周是不讲情面的古树和热情的花瑶小伙与姑娘，一旦钻入他（她）们的怀抱：就罚你――抛你很高，捉住你四肢仰天荡秋千；也奖你――无数个屁股重蹾在你的双腿上，让你忍痛享受花瑶人待客的最高礼仪――蹾屁股。如此“天罗地网”，谁都想进去，谁都不想逃跑。“天女散花”是很难碰上的。如果赶上公历三月初的时间，就到庙山寨子来守候“天女散花”。一棵高达几十米古拙苍劲、盘根伏地、需四、五人牵手才能合围住的千年古树挺立在寨子前方。每逢早春三月，枝头在短短的时间内就绽放出一簇簇形状如喇叭、长约两寸的洁白花朵来，浓郁的香气沁人心脾，人们称它为“白花树”。这种花很特别，好像一夜就花开，很快就花谢，纷纷扬扬落花的情景非常好看，外地来观光的文艺人称之为“天女散花”。当地瑶家村民可以从“天女散花”的多少、散花时间的长短、散花覆盖的面积来断定当年的年成，据说还准确得很哩！ 在人们心中，“天女散花”是大自然为预兆当年年成所做的最灵验的一场法事。在瑶乡第一仙峰香炉山寺的顶角，从山脚仰望，一座盖帽的大石头极似宝塔顶盖，远远望去，一个醉汉倚塔卧尖，形象惟妙惟肖。走近一看，这也是一棵千年古松，苍老得挺不起腰身，横卧在大石头上，人们也称之为“夫妻树”。遗憾的是这对“千年夫妻”已阴阳相隔了，在解放前，“老婆”老死了，现已尸骨全无，从此，“老公”整天借酒浇愁，过着“酒里乾坤大，壶中岁月长”的懵懂生活，误把塔尖当成自己的床铺，多危险呀！瑶乡的古树千姿百态，故事和传说永远讲不完。回眸瑶乡古树林，还有一派景象令人震撼，老死的古树依旧站着，倒下去的古树仍然躺着。这些已经失去生命力的姿态给你很多遐想：“仰天长啸”、“猛龙过江”、“贵妃醉酒”……这种残缺、失去生命力的美感更加振奋人心。把花瑶文化写成一本书，瑶乡古树是每个章节里最重要的一行和字眼，让人永远爱不释手。 瑶乡最具特色的古寨子 大圫，说是建在好大一圫石头上的花瑶寨子。“飞瀑流泉直挂云天，清幽野趣气象万千”。古老的村寨，摩天的崖壁，奇异的巨石，秀美的溪河，原始次生林中的古树群体，加上新近揭秘的神奇大峡谷和充满野性的大瀑布，及串串状若仙湖的深水潭，构成了花瑶山寨大圫美丽自然的绝佳生态环境。关于那个神秘的大峡谷，它属于大圫管辖，全程约17.8公里，起源于青山坳村，经四角田、大托、周朋、白水洞四村地段，延伸至淑浦九溪江乡。源头四角田段风景秀丽，河水清悠，一眼见底，流水环绕山谷形成无数个S型。峡谷两岸全是悬崖峭壁，地势十分险要，流水形成了一个连一个的瀑布群体，其中高15米以上的瀑布60余处，深潭80余个。2002年7月由北大教授、著名诗人、学者彭浩荡、民俗摄影家刘启后、著名诗人匡国泰、电视制作人刘念铎等文人学者组成的队伍在隆回县虎形山瑶族乡采风写真时，发现了幽深险峻的瑶山大峡谷。彭浩荡说：“张家界有山无水，黄果树有水无山，九寨沟有山有水，但怎能比得上瑶山风光，瑶山不仅有山、有水，还有着浓厚的民俗风情，算得上是一片神奇的风水宝地”。 第二次“讨僚皈”于农历七月初八至初十日在今虎形山瑶族乡崇木凼举行，后改在距此五里的小沙江街上举行。节日源于清朝雍正元年（1723年），下山峒（位于今隆回县小沙江镇境内）回姓瑶民七姊妹被汉族豪绅廖元翁率领的200余人追赶，引起瑶民的反抗。廖谎报军情，称瑶民造反，清王朝立即遣兵数万前往镇压。花瑶人民不畏强暴，英勇奋战，伤亡甚重。在大沙江与清兵大战一场，败退小沙江又与追兵小杀一场，两地共死伤瑶民数百人。幸存的被迫越山绕道退到麻塘山隐居。清兵直追到五都七岭八寨，瑶民靠着一夫当关，万夫莫入的险峻地形与敌周旋，不断出没在山林中奇袭清兵，杀得清兵胆颤心寒，无法进兵。后来，溆浦瑶族首领蒲公祥率众攻打龙潭，切断清兵后路，致使清兵两面受敌被迫停战议和，并从隆回司（今隆回县司门前镇）、小沙江、五里江（溆浦县境内）等地撤兵，瑶民才又部分迂回各峒。但在当地汉族豪绅的追杀下，大部分瑶民被分散在边远的深山老林中而终究无法返回此前瑶民居住的中心地带（大约在今小沙江镇洞江、大沙江等地），今天以这一地带为中心，周围“十里无瑶”局面也由此形成。与清兵议和后，瑶民为纪念奋战勇士，大沙江、小沙江也一度改名“大杀江”、“小杀江”（后来迁居当地的汉族越来越多，为了加强民族团结才恢复原地名），同时举行隆重集会以示纪念。花瑶“赶苗”这三大传统节日，原本都是为了纪念花瑶先民的三次历史大杀戮而举行的雪耻集会。随着历史的推移，这三大传统节日已经演变成为人们赶集购物、活动聚会、青年男女赛歌对舞、谈情说爱的喜庆节日。每年在这一共九天的节日中，花瑶人民不论男女老少，举家出动，一律身着节日盛装，奔赴集会地点，或尽情购物，或访亲会友，或彼此对歌，或激情展示花瑶各种神秘而淳朴的民情风俗……如今各地各族人民也前往参与同乐。
花瑶舞蹈的基本类型及其律动性成因分析论文
无论在学习或是工作中，大家都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到论文吧，借助论文可以达到探讨问题进行学术研究的目的。那么一般论文是怎么写的呢？下面是我整理的花瑶舞蹈的基本类型及其律动性成因分析论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摘要：
花瑶人有语言无文字，肢体语言的表达成为了他们生活的必需品。他们能歌善舞，常年傍山而居，受环境和先辈流传的风俗影响，花瑶人形成了勤劳、勇敢、朴实、洒脱的性格特点，同时也形成了花瑶舞蹈特有的风格动律，且每一个舞蹈动律都蕴含着特定的文化内涵和地域特征。本文分析了湘西南花瑶舞蹈类型，对花瑶舞蹈动律进行梳理，同时探索动律成因及其蕴含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
花瑶；舞蹈动律；文化内涵(成因)；
引言：
《风俗通义》中记载的“积织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展现了花瑶人的勤劳和智慧。笔者从小生长在隆回，将湘西南花瑶舞蹈的舞台化作品创作研究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希望对湘西南花瑶舞蹈的源流、动律、形态、特征及其舞台化舞蹈作品创作进行系统研究。笔者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发现，由于缺乏专业人士的整理和研究，相对花瑶山歌及服饰等研究而言，几乎难以找到可供借鉴的研究成果。正因如此，目前出现在大众眼前的花瑶舞蹈作品同质化现象严重，动律特点模糊。应该说，湘西南花瑶舞蹈的本体研究迫在眉睫。笔者作为一名舞蹈编导专业的研究生，深感责任重大。为此，拟就湘西南花瑶舞蹈的动律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湘西南花瑶舞蹈及其基本类型
花瑶是湘西南腹地瑶族的一个分支，主要分布于湖南省隆回和溆浦两县交界之地——隆回县虎形山瑶族乡。因地处高寒地区，依山而居，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文化孕育了其独特的民族舞蹈动律。花瑶舞蹈多以民俗习惯动作和生活生产动作为主，表现了花瑶人朴实、豪爽的性格特点。
通过相关文献的梳理和田野调查可以发现，湘西南花瑶舞蹈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一是与花瑶传统技艺“挑花”相关的舞蹈，二与节日风俗相关的舞蹈，三以歌颂“瑶山”为主的舞蹈。
(一)与花瑶传统技艺“挑花”相关的舞蹈
花瑶因服饰独特、色彩艳丽，特别是花瑶女性挑花技艺异常精湛，故称“花瑶”。挑花是花瑶女子特有的一种传统手工技艺，也是花瑶姑娘们一生的必修课。民间有传言，不会挑花的女子嫁不出去。由此可见挑花在花瑶人心中的特殊地位。
花瑶姑娘们引以为傲的花瑶服饰，例如筒裙、腿绑、裤脚、腰带、衣袖、马褂、头巾、背带、围裙等，无一不是花瑶姑娘自己挑出来的。挑花，主要是花瑶姑娘通过自己独特的想象力，结合先辈传承下来的缝制手艺，在黑色筒裙上挑出形状不一的隽美图案。图案可以是花鸟鱼虫、碧水蓝天、神灵野兽等等。花瑶挑花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对于没有文字只有语言记录历史的花瑶人来说，花瑶挑花裙就是以其独特的方式书写的.一部穿在身上的史书，其图案繁杂古朴，左右对称，体现出其浓厚的民族特色和乡土气息。
与花瑶传统技艺“挑花”相关的舞台化舞蹈作品有：《花瑶女》《花瑶帽》等，其中典型动作主要以手部动作为主，例如穿针引线、环绕手、拉线、扯线等。花瑶挑花，挑的不仅仅是图案，更是花瑶姑娘心中的向往，是花瑶人对幸福生活的追求。第十二届中国舞蹈“荷花奖”民族民间舞参评作品《花瑶女》就充分挖掘运用了花瑶的传统挑花技艺及“女儿箱”题材，作品以“矮”“颤”为舞蹈创作、发展的元素，展示花瑶女热情、奔放、勤劳的性格，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在花瑶特有的“讨僚皈”节日中，舞蹈《挑花情》是必演节目。花瑶人通过舞蹈展现自己民族特色服饰，展现其民族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
(二)与节日风俗相关的舞蹈
我国各民族的特色节日代表着各民族自身的文化内涵和精神信仰。历史文化悠久的花瑶，也有其特有的民族节日。花瑶虽为瑶族分支，但不同于其他瑶族分支，他们不过传统的瑶族“盘王节”，只认自己民族特有的三大传统节日，分别是一次“讨念拜”和两次“讨僚皈”。节日当天，花瑶男女都会穿上最为隆重的花瑶服饰从四面八方赶到虎形山瑶族乡赴盛会，白天在相约的地点赶集看戏，夜晚家家户户围绕着篝火载歌载舞，极其热闹。原创舞蹈《快乐的讨僚皈》便是取材于花瑶“讨僚皈”节日主题，是体现浓郁花瑶节日风情的经典代表作，展现了节日中男女对歌传情、欢歌热舞的场景。
花瑶的婚俗也尤为特别，被称之为花瑶婚俗三部曲的分别是：“打泥巴”“炒茅壳里”和“打滔”。民间传统舞蹈《打滔》便是运用花瑶婚俗“打滔”这个有趣的风俗元素创作的。“打滔”也被称为“蹾屁股”，是花瑶婚典庆祝的一种娱乐方式。新婚夜晚，送亲的宾客们为了消磨漫漫长夜，花瑶男子排坐在篝火边，一群花瑶姑娘唱着歌，用屁股依次从坐着的男人大腿上蹾过去。姑娘如果在哪个男子大腿上蹾得重或是蹾得久便是喜欢这名男子。三两个姑娘可以轮番蹾一名男子的大腿，蹾得越重，表示这名男子在姑娘心中分量越重。
(三)以歌颂“瑶山”为主的舞蹈
花瑶人长期居住在崇山峻岭中，一辈子与大山相依为命，在花瑶人心中，山在人在，大山就好比孕育滋养他们的母亲，包容他们，养育他们。他们对大山的情感比天还高、比水还深，所以勤劳智慧的花瑶人创作了很多跟“瑶山”相关的舞蹈，例如舞台化舞蹈作品《瑶山情》《瑶山月夜》《瑶山竹韵》以及笔者通过采风创作的舞蹈《呜哇喊山》，这些舞蹈描写的虽是瑶山景色或瑶山风情韵味，但表现的是花瑶人寄予大山的希望和对瑶山妈妈的敬仰和崇拜。
二、湘西南花瑶舞蹈基本动律
在舞蹈风格形成过程中，舞蹈动律是极其重要的部分。传统的瑶族舞蹈动律以长鼓舞动律为主。而因民族自身地域条件和生活生产方式的影响，花瑶舞蹈并没有运用常规的瑶族传统舞蹈动律。笔者再三探访花瑶古寨后，发现并整理出以下几项花瑶舞蹈动律：
(一)上下“颤”动律
上下“颤”动律主要体现在花瑶舞蹈步伐上，是指舞者在走动时膝盖部位的上下颤动，其动作在舞台表演中呈现为舞者上身向后微仰，脚下踮步出去，全脚踩回，踩回时膝盖呈弯曲微存状态，膝盖随着脚步的替换进行上下小幅度屈伸，重拍向下，弱拍向上，舞者膝盖随时保持富有弹力颤动状态，在舞蹈《快乐的讨僚皈》中，女演员出场时就运用了此动律，这是花瑶人在长期生活中逐渐形成的动律。
(二)摆胯动律
在花瑶民间舞蹈中，胯部动律是极具独特民族韵味和风格的动律之一。摆胯动律主要指舞者的胯部跟随着音乐节奏的轻重缓急进行左右摆动，可以在行进中摆胯，在原地舞动时摆胯，或依照舞蹈结构要求变换不同节奏、幅度进行摆动。一走一摆的花瑶姑娘从绵延群山间走来，如同山中精灵，格外娇艳动人。
(三)“下蹲”动律
笔者在研究花瑶舞蹈动律时，经过反复比较斟酌，认为花瑶的“下蹲”动律可以称之为花瑶舞蹈最为鲜明的代表性动律。“下蹲”动律，主要指舞者在舞动时，臀部发力，往下坐蹾，再站起。下蹲时，膝盖随之屈伸，大腿与小腿之间呈九十度。花瑶民间传统舞蹈《打滔》就是通过发展“下蹲”动律而创作形成的，它将花瑶人热情奔放的个性表现得淋漓尽致，也展现了花瑶独特的“打滔”风俗。
三、湘西南花瑶舞蹈动律成因分析
(一)环境因素
上下“颤”动律来源于花瑶人居住的特殊环境。花瑶是靠山而居的民族，人在下山时，蜿蜒陡峭的山路让行走的人们不自觉形成膝盖的“颤”动律。
(二)服饰因素
爱美的花瑶姑娘，在其腰带的左右靠后区域会挂颜色各异的流苏。摆胯动律的形成原因之一就源自其服饰的特殊设计。每当花瑶姑娘胯部左右摆动时，垂摆在臀部后的流苏也会随之舞动。这将俏皮、可爱的花瑶姑娘形象体现得更加生动有趣。
(三)节日风俗因素
“下蹲”动律源自于花瑶“打滔”风俗，“打滔”也称之为“蹾屁股”，这一风俗是花瑶人特有的婚俗习惯。对于母系氏族的花瑶，其民族意识里对女性的一举一动都带有最为宽慰的包容和理解，“蹾屁股”也是女子追求男子，在节日中表达其心意的最佳方式。
四、结语
总而言之，花瑶舞蹈展现了花瑶人民的风格特点和追求信仰，除了笔者在文章中提到的上下“颤”动律、摆胯动律、“蹾屁股”动律外，传统的花瑶民间舞蹈动律还未被完全梳理出来。但在其他学者以及政府相关部门对花瑶舞蹈的重视和不断研究下，笔者相信花瑶舞蹈的发展会越来越好。在新媒体时代，花瑶舞蹈也会得到更好保护，实现传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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