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杂志社刘清泉

1955年还在东北时，他因反对苏联推行的“一长制”而挨批，在委屈情绪中不由想起了枪林弹雨中的生死战友，便在写检讨的稿纸上列出一串战友的名字：杨子荣、高波、陈振仪、栾超家、孙大德、刘蕴苍、刘清泉、李恒玉等。他有了创作长篇小说的想法，便偷偷地试写了一部分文字。在战争年代，我们俩都在前方后方工作，只有到了齐齐哈尔才有了一个家，当时已有了四个孩子，最小的女儿有两三岁了。工厂离宿舍较远，有时踏着大雪归来，就会想起飞袭威虎山的狂风暴雪的日子。他在《林海雪原》的后记中曾这样写道：“及抵家，一眼望见那样幸福地甜睡着的爱人和小孩子，一阵深切的感触涌上我的心头……我的宿舍是这样的温暖舒适，家庭生活又是如此的美满，这一切，杨子荣、高波等同志没有看到，也没有享受到，但正是为了美好的今天和更美好的未来，在最艰苦的年月里，他们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这段话写的很真切，确是他的肺腑之言。在东北时他已利用业余时间悄悄地写出一些章节，不满意的地方又给撕掉。到了北京后，他又接着写下去。还是保持着秘密状态，一下班就躲藏在屋子里写作，连小孩都不知道真情，以为爸爸还在屋里加班工作。那时家中写字桌中间的抽屉一直是半开着，一听一机部邻居同事来找，曲波就立即把稿件塞进抽屉。他这个人的缺点是爱面子，自尊心强，怕写不好闹得满城风雨，怕人说闲话，会问下班后哪有这么多精力写字？又怕人说不自量力。我支持他写作，是他作品的第一读者，也是他的抄稿员。参军前我是小学四年级水平，他是小学五年级半。他小时看了《三国》《水浒》《说岳》等，影响不小，参加革命后又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他有时一天写一万字，我再用两三天抄出来，遇到他空着的地方和自己生造的字，我再去查字典补上。家务事我全包下，他不管也不会家务事。到了星期天，我特意带四个孩子到公园到西山去玩，就是让他在家安心写作。有一次一机部办公厅召开传达中央文件的大会，曲波事先已看过一次文件，他就坐在会场里佯装做记录，专心在一个小工作本子上写出了“小分队驾临百鸡宴”一章。家中房间少，放不下两个桌子，我就在缝纫机上抄稿。每抄完一个章节，就用缝孩子毛衣的毛线和布条装订起来。小说完成后约有四十多万字，我买了做衬衫的两米布，剪了两个包袱皮，将文稿装了两大包。我们家的斜对过是外文局大楼，挂的牌子中有一个是“中国文学杂志社”。曲波说：“路远的不好去，咱们先去近的地方看看。”一人拎着一包稿件就到了“中国文学”编辑部，发现里面多是外国专家。他们问写的是什么语种，曲波说，“写的是中文。”外国专家就笑着说：“我们是把中国文字翻成外文。”他们建议我们去东总布胡同作家出版社投稿。我们坐了公交车去了，曲波对接待的人说：“我不是作家，你们看看行不行？如不用，你们打个电话我来取。”曲波再三叮嘱打电话一定要打到家里，怕机关知道走漏了风声。出版社的龙世辉等编辑看了，打电话到我们家，说：“你来吧。”曲波去了以后说：“我取稿子来了。”没想到龙世辉却说：“我们确定要出你的稿子，需要做一部分修改。”《人民文学》副主编秦兆阳知道后，先在《人民文学》选发了《奇袭虎狼窝》章节，并在“编者按”中写道：“作者是一位解放军的军官，现在工业部门工作……这本书将是我国文学创作上的一个可喜的收获。”书出来后就有了不小的反响，买书的人不少。曲波的一个堂兄弟不知写书之事，书出来了送给他，他拿到书大吃一惊。《林海雪原》火了以后，曲波没有到处做报告，很低调，只是到北海公园参加了活动讲了话。他很快就到四川德阳二重厂当生产副厂长，厂长是一机部副部长景晓村。那是一个苏联援助的轧钢机项目，是在平地上建厂，建设材料都是由国家按计划提供。当地政府借大跃进之机向工厂要钢材之类东西，曲波不同意，说不能调出，材料都是有数的。结果1959年反右倾，当地就组织批判景晓村、曲波他们，说不服从地方党委的领导，破坏大跃进。还说了这样重话：“你人在德阳，心在台湾。”一个月没收到曲波来信，我寄去粮票也没回复，我就预料他出事了。后来，罗荣桓元帅、总政肖华、傅钟主任知道后，就说曲波为军队写了好作品，就让他回总政文化部写作吧。1960年苏联老军人委员会邀请中国残疾老军人到苏联访问，中央同意了，让老红军王维舟当团长，曲波当秘书长，负责具体工作。出国前，陈毅找他们谈话，谈完正事后陈老总与曲波闲聊，他说：“你这个名字好，有曲也有波，这是个普遍规律，没有绝对直线。”他还兴致很高地给曲波起了一个字：“你叫普律(普遍规律之意)吧。”后来曲波还用“普律”刻了一个印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