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论文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论文

发展现代农业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而农业经营主体的状况决定着现代农业发展的水平。文章结合江苏实践,探讨了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过程,指出农业规模经营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农业龙头企业已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新型主体,并互相依存,互相支撑,共同推进现代农业的发展程序。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农业政策影响下的农业经营主体建设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新农业政策影响下的农业经营主体建设分析全文如下：

摘要： 家庭农场作为重要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有效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从而推进农业的现代化程序。以湖北省荆州市为研究物件，调查分析了荆州市 *** 的政策支援情况、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现状和家庭农场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合理的政策建议。 *** 的新农业政策引导力度、农民的职业素质、建设资金的来源和经营主体建设的规范运作等环节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顺利健康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指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经营规模较大、集约化程度较高、市场竞争力较强的农业经营组织，包括联户经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农业经营主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仅是农业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更是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核心主体。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家庭农场是以农户家庭为基本组织单位，面向市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从事适度规模的农林牧渔的生产、加工和销售，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和科学管理的企业化经济实体。对于家庭农场，高建斌[1]分析了农场制的起源、优势以及农场制可供选择的形式;贾大明[2]重点研究了家庭农场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与问题;黎东升等[3]则从家庭农场的内涵、优势和现状入手研究了家庭农场发展;屈学书等[4]阐述了发展家庭农场的优、劣势并提出了工业化发展、社会保障体制健全、土地流转市场完善是家庭农场健康发展的条件。本研究根据调查，总结了湖北省荆州市家庭农场的发展现状，阐述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农业政策对家庭农场发展的影响。

1 荆州市农业基本概况

湖北省荆州市是江汉平原的中心城市，国土面积1.41万km2，常用耕地面积46.8万hm2，土地流转面积10.1万hm2，农业人口430.9万，下辖2区3市3县，其中有7个“全国粮食生产大县”***监利、洪湖、公安、松滋、荆州区、江陵、石首***，共有88个镇、14个乡、9个农场管理区，素有“鱼米之乡”的美称，2014年6月有新型家庭农场289个、农民专业合作社3 017个。荆州市是湖北省家庭农场发展较好的地区，选择该地区为样本，研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设经营现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指出其发展之路，可为农业经营主体的健康发展研究奠定基础。2014年3～6月，通过荆州市农业局调研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基本情况，并通过下乡走访和问卷调查的形式，对荆州市的家庭农场和专业合作社进行了重点调查，了解了荆州市的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基本情况。 　　 2 荆州市对家庭农场的发展出台了系列的支援政策

2.1 制定了有利于荆州市农业发展的家庭农场管理办法

2013年中央1号档案提出发展家庭农场，荆州市积极行动，大胆创新，先行先试。在中央、省里对家庭农场的认定标准、注册办法以及实现途径尚不明晰的情况下，农业***经管***部门广泛调研，于3月中旬在湖北省率先制定了《荆州市家庭农场认定登记管理办法》、《荆州市家庭农场示范管理制度》、《荆州市家庭农场简易会计核算办法》，并及时开展认定工作，同时指导和帮助家庭农场建立管理制度和财务会计制度，做到发展与规范同步，数量和质量并重。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农业部、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湖北省农业厅先后到荆州市调研家庭农场发展情况，湖北省农业厅对荆州市家庭农场发展印发了简报。荆州电视台、荆州人民广播电台对此作了专题报道，湖北省广播电视总台、湖北省广播电台和《农村新报》进行了联合采访报道。为了推动合作社发展，农业、工商部门联合下发了湖北全省第一个联合社发展的档案。这些机制创新主要体现在支援家庭农场和合作社联合社发展上。

在形成合力，齐抓共管的条件下，有力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健康发展。建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联络机制，农业、工商、财政等部门定期会商，工会组织、长江大学对新型经营主体培训工作给予大力支援，形成全社会共谋发展，共同促进的良好局面。

2.2 结合长江大学农民创业培训基地，对家庭农场主强化培训，提高其经营水平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必须有一大批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职业农民队伍。长江大学位于荆州市，有湖北省农业厅挂牌的农民创业培训教育基地。荆州市 *** 借助于该平台，每年通过阳光工程培训、创业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形式培训合作社理事长、家庭农场主1 500人次，同时不定期组织开展外出考察交流学习。通过该培训，将长江大学的智力资源与农业资源进行了有机结合，提高了家庭农场主的种植水平，带来了新的创富思路，获得了新的管理操作模式。如荆州区川店的熊小波创立的“香樟鸡”农业品牌通过培训授课，获得了新的营销渠道，开辟了电商通道，大大拓展了其业务范围。

2.3 加大宣传，加强引导，鼓励家庭农场快速发展

强化对农村政策及法律法规的宣传及典型的推介，放大政策的引导作用，营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良好氛围。2013年6月到2014年6月，《荆州日报》对荆州市“社群股份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社、家庭农场、种粮大户、规模经营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典型进行了系列宣传报道。农业部门编印“农村体制机制创新典型材料选编”、“新型经营主体资料汇编”等宣传及培训资料2 000份。同时，荆州市 *** 充分发挥试点示范的带头和辐射作用，每年开展示范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评选活动，荆州市共评选市级示范家庭农场10个、专业合作社102个对其进行政策、资金扶持，加强其模范、带头、示范效应。

2.4 树立典型，从资金、政策方面给予重点支援

荆州市 *** 下发《关于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实施意见》、《关于金融支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促进市场增量提质的意见》3个档案，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撑。近3年，各有关部门共为荆州市130多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争取中央和省级财政扶持资金1 500多万元，荆州市财政2013年共安排275万元，采取以奖代补方式，支援和鼓励家庭农场与合作社的发展。

3 新农业政策影响下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分析

3.1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快速增长

2014年底，荆州市共有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近2.4万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已发展到2 905个，比上年增加600多个，尤其是下半年，每天成立近3个，数量居全省第三位，增速居湖北省第二位。合作社联合社发展到了15个，数量居湖北省第一位。农业***经管***部门认定的家庭农场640个，认定数居湖北省第一位，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家庭农场350个，其中310个是近2014年底2个月注册的，注册速度居湖北省第一位。土地股份合作社14个，数量居湖北省第一位，湖北省第一个在工商部门注册的土地股份合作社在荆州。专业大户超过2万户，数量居湖北省第一位。

3.2 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质量得到快速提升

荆州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呈现出4个明显变化：一是从本区域、本产业、本行业发展向跨区域、跨产业、跨行业发展转变。15个合作社联合社初步探索走出了一条资源整合、产业延伸、联结紧密、利益共享的合作化路子。二是从做产业向做品牌转变[5]。农民合作社品牌意识明显增强，超过5%的农民合作社注册了商标，品牌效应逐年扩大。荆州区友信青鱼产销合作社海子湖牌青鱼销往全国各地，松滋市碑亭菊花土地股份合作社雅珊牌杭白菊每年供不应求，荆州区金橘岭家庭农场朱橘牌朱橘定点销往城区几家超市，价格高出普通柑橘0.5元/kg。2014年底，荆州市农产品中有中国驰名商标6个、中国名牌5个、有机农产品7个、绿色食品100个、无公害农产品383个。三是从重产品向重技术、重安全转变。90%以上的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以生产无公害农产品为目标，合理用药用肥，尽量减少农药施用量。荆州市蔬菜、生猪省级抽检合格率达到98.8%以上，主要农产品有毒有害物质残留逐年下降。四是从低标准向高标准转变。荆州市新型经营主体发展起点高，规模化程度高，生产方式发生根本转变，生产技术得到极大提高。荆州市粮食类家庭农场注册的经营规模不低于6.67 hm2，比湖北省规定的经营规模高3.33 hm2，而且实现了全程机械化，90%以上实现了工厂化育秧。经管部门认定的640个家庭农场经营规模平均23.33 hm2，远远高于湖北省平均水平。蔬菜类家庭农场和合作社基本实现了钢架栽培或设施栽培模式[6]。

3.3 示范带动作用显著增强 　　荆州市2.4万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网路农户38万户，占农户总数的35.73%，带动农户88万户，占农户总数的82.75%;荆州市有国家级示范合作社3家，省级示范合作社40家，省级“十佳”水产、畜牧、农机合作社各2家，省级“20强”渔业、农机合作社各3家，省级“20强”畜牧合作社2家。入社农户31万户，占农户总数的29.15%，带动农户78万户，占农户总数的73.34%。经管部门认定的640个家庭农场带动农户5万多户。土地股份合作社入股农户3 000多户，带动农户1万多户。

3.4 农民收入大幅增加

荆州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网路农户的人均收入比当地农民人均收入水平高30%以上。2012年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服务收入42亿元，其中纯收益5.8亿元，按交易量返还3.5亿元，社员比非社员人平增收37%。2014年640个家庭农场总资产过10亿元，纯收入过亿元，平均每个家庭农场纯收入达17万元。土地股份合作社入股农户户平增收1万元。荆州区友信青鱼产销合作社476个社员人平纯收入达到4万余元，10%以上的社员买了小汽车。松滋市碑亭菊花土地股份合作社102户入股村民每公顷1.5万元保底收入，年终分红，成员户均增收1.6万元。村民还可自愿参与合作社田间管理，一年“打工”100多天，“年薪”1万多元。公安县闸口镇榨岭村村民胡建新2009年承包村里的48 hm2低洼地，自筹资金近90万元把这片低洼地改造成了旱涝保收的良田，2012年收获粮食550 t，纯收入60多万元。荆州市规模6.67 hm2以上的粮食种植大户1 300户，经营面积近2.67 万hm2。

3.5 促进了农业规模经营的快速发展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租赁、入股等形式将土地、荒山、水面等资源集中起来[7]，规模经营，实现分散经营向规模经营转变，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实现了劳动力、土地、资金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8]，并有效降低了生产资料的投资成本，达到了提质提价增收、降风险减成本增收、增值返利增收的目的。通过土地流转，一部分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投入到二、三产业，从而加速了农村劳动力转移[9]。荆州市土地流转总面积已达8.12万hm2，占农户承包耕地总面积的20.5%，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流入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的面积1.30万hm2，占荆州市流转面积的16.05%;流入专业大户的面积5.88万hm2，占荆州市流转面积的72.39%。荆州开发区永华家庭农场2012年整体流转荆州开发区滩桥镇马家岗村和武当园村2个移民新村土地313.93 hm2，实行规模生产，2013年种植小麦133.33 hm2，马铃薯26.67 hm2，大棚蔬菜23.33 hm2，大棚西瓜33.33 hm2，露地双膜小拱棚西瓜13.33 hm2，其他蔬菜66.67 hm2，获纯利180万元。

不仅解决了移民新村村民不适应平原湖区种植方式的矛盾，还吸纳了两个村150多个村民就业，村民不但每年可以获得10 200元/hm2的租金收入，还有种田补贴，同时也可以在公司打工，打工一天收入120元，一年可挣2万多元。荆州区李宝均家庭农场流转本村及周边123户农民承包地171.87 hm2，加上自有承包地1.87 hm2，种植规模173.74 hm2，中稻种植153.74 hm2，早晚连作面积20.00 hm2，实现了全程机械化作业，极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降低了劳务成本，2014年仅种子、农药、肥料等生产资料方面就节约了10万元。

4 家庭农场进一步发展面临的问题与解决策略

对中国的农民来说，家庭农场毕竟还属于新生事物，其发展前景光明，但是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困难和问题，直接影响到家庭农场主的收益和生产积极性。一是对家庭农场缺乏清晰定义。尽管2014年中央“一号档案”中提及家庭农场，但如何定义却未给出统一标准，影响到如何界定、如何扶持、如何引入登记制度等一系列问题。二是缺少相应扶持政策。受没有进行土地整理的限制，机械化作业不便。昂贵租金占用了农民大量流动资金，土地整理无财力完成。一些处于试验阶段的家庭农场想扩大规模，但却遭遇了融资难题。三是土地流转难以形成规模[10]。面对农户承包地极其细碎的现状，要实现土地规模经营，最大难题就是不能租到成方成片的耕地，并确保租期相对稳定。主要原因是中国农村土地产权模糊和农民的惜地意识。

家庭农场的健康发展，需要解放思想，要建立“准入”和“退出”机制，构建包括财政、税收、土地、信贷、保险、社会保障等在内的综合支援体系。一是应该尽快给予家庭农场应有的法律地位;二是认真研究培育发展家庭农场的基本原则和实现途径;三是制定专门的财政、税收、用地、金融、保险等扶持政策，同时还要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和健全土地流转服务体系。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作用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n1.把握市场发展趋势，及时调整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战略；\n2.积极推进农业经营主体的创新发展；\n3.推动农业经营主体的组织构架的优化和升级；\n4.维护农业经营主体的合法权益；\n5.推动农业经营主体的可持续发展。

关于新农村建设的论文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并非一个全新概念，此前在党和政府文件中曾多次出现，在学界也早有学者提出并进行过试验。但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锁定“三农”并具体出台32条重大举措启动新农村建设，其含义自然有别于此前的任何一次。本文试从财政的视野对其中的“新”和“建设”进行讨论。

一、新在何处

此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是在城乡统筹发展的大背景下提出的，主要是通过基础性的制度建设和积累为未来城乡融合奠定基础，但具体而言，“新”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

1.时代背景新

经过半个多世纪工业化的发展，我国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农业与非农产业的产值结构大约为15∶85，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就业结构大约为50∶50，城镇化水平超过40%，这表明目前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由农业转变为非农产业，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非农产业，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国际发展的经验表明，采取工业反哺农业的战略是一种普遍性现象，否则城乡和地区差距会继续拉大，经济社会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动荡。正是基于这一基本国情和发展规律，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审时度势地提出“两个趋势”的重要论断，指出“在工业化初期，农业支持工业，是一个普遍的趋向；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也是一个普遍趋向”。毋庸置疑，未来经济发展从二元走向一元，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是一个新的发展路线图，新农村建设是协调的第一个基本举措。

2.治理理念新

乡村社会的治理在我国具有双重需求，国家追求有效和稳定，居民谋求福利改进，但是在我国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央政府并未因为对乡村治理存在需求而行使了应当的支出责任。在农业社会，乡村治理是通过乡绅阶层来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从而达到某种程度上的稳定；在人民公社时期，集体组织承担了农村社区公共物品的供给任务，但是在家庭承包责任制后，集体经济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弱化，农村地区公共物品在长期得不到中央政府支持之后，只能在“预算外”和“制度外”寻求出路。而现在，在经历了税费改革漫长试点之后，中央政府回归到其应有的功能，承担了应有的支出责任，这不仅标志着我国农村正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在向工商业社会转型，更标志着我国政府将民生问题放在首位，体现执政为民的治国理念。

3.制度供给创新

从某种程度上说，新农村建设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第一步，但在其中制度统筹是关键。我国农村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尽管可能预期在某些甚至大部分公共领域有所改进，但总体来看，要在较短的期限内达到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公共服务水平尚有困难。因此，我国政府在具体明确和承担应有的支出责任后，对农村的大规模投资并非无序的，而是具有明显的指向性，旨在通过财政投入建立农村公共品的基本供给制度，为未来城乡制度对接减少摩擦。

二、财政应如何建设

启用财政政策通过“建设”来体现“新”的内涵是城乡统筹的必经之路，但是财政在投入时究竟应该如何作为呢？

1.农村建设是仅对农业投入还是要更关注非农投入？

现实经济成长的历程告诉我们，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村落没有城市拥挤的道路和金光闪闪的大厦，但是他们拥有城市文明，按照城市的生活节奏在生活。这充分说明我国农村的发展并非一定要发展农业，一定要走城市化道路。据专家估计，2050年我国城市化率将达到50%，人口总规模将在16亿左右，也就是说按照这一口径进行估计，我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农村人口将维持在8亿上下，但是8亿人口完全依附在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其中必然有一部分人从事非农产业。在我国成功加入WTO之后，“黄箱政策”、“绿箱政策”和“蓝箱政策”在不同程度上都面临政策约束，运用财政手段直接干预农业生产越来越受到限制，改变支农方式，由直接转为间接对农村的支持不仅易于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而且还可能赢得国家组织的资金支持。况且从工业、农业发展与居民需求的关系来看，强调农村走非农道路是农民福利再造的必由之路。世界经济发展规律表明，居民个体需求的多样化只能通过工业来满足，尽管在经济发展处于1000美元～3000美元阶段时居民的膳食结构将发生改变，但是农民在满足居民多样化的需求时农业本身存在局限性。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分析，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恩格尔系数都呈下降趋势，可以预见包括农村居民本身在内的所有国内居民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及新消费需求的出现和成长，农业持续发展得不到市场的支持。当然，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强调，财政在新农村建设中的重向偏移并非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完全忽视对农业结构调整、农业科技的支持，只是与居民多样化的需求相比，农业在满足居民需求方面得不到工业所能得到的市场需求支持。

2.农民自身能力的拓展还是“面子工程”？

在现代经济生活变迁过程中，我们要重视社会公正的现实意义。传统经济学一般认为财富积累能够增加社会福利，但现代经济发展表明人均GDP的提高与人的幸福程度改善没有根本的正相关关系。通过新农村建设再造农民福利，为广大农村提供目前短缺的公共品就一定能使农民的整体福利水平得到提高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对不发达国家农村社会转型的深入研究中引入了对“权利”和“能力”的分析，创立了以“能力理论”为核心的经济社会发展观。森认为经济增长之所以重要并不在于增长本身，而在于增长过程所带来的“相关利益”改善，个人能力的成长和拓展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目前我国农村正处于结构转换的关键时期，运用财政手段对农村进行大规模广泛地投资，真正的目的不是在农民收入方面做简单的加法，而是在农民收入增长的过程使农民获取收入的能力得到拓展并使收入机制稳定下来。更重要的是在农民能力得到拓展的同时其对公共物品需求的表达就可能是真正的内生型需求，从而改善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偏好表露难的问题，避免决策权转移而被迫分摊“面子工程”的提供成本，使农村居民也可能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

3.农村投入是财政“一条褪”还是财政、市场“两条腿”？

正如此前有学者预测国家在农村公共领域的大规模投入时代一定会到来，2006年这个时代已经来了。对于风雨交加的农村来说，这是真正的雪中送炭，但是单靠财政“一条腿”能行吗？我国的经济建设是在大市场背景下进行的，改革不可能逆市场经济规律而行之，尽管在过去的改革中市场经济将农民边缘化了，但现在农村的最终发展不能完全排斥市场，财政的作用仅在于“引导”和“发动”，农村面貌的根本改变还需要“两条腿”走路。这是因为一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很不均衡，农村贫困地区过多，虽然国家有能力保证全国各地区公共服务水平实现均等化，但是农村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及村庄、社区公共物品还必须通过自身的力量加以解决；二是从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经验来看，市场和财政是互补的而非排斥的；三是从国外发展情况来看，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政府不是公共物品的唯一提供者，当前，世界公共服务改革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政府应该把政策制定同服务提供分开，换句话说就是，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角色是政策制定，而不是主要直接地提供服务。虽然我国财政在农村公共领域的投入有部分属于“补课”的性质，但在公共事务领域内引入市场机制，建立机构之间的竞争机制是必要的，但这一定要在区域性公共品提供中注意保护产权，尽量在降低交易成本的情况下达成集体一致行动，从而避免“公共地悲剧”或者“搭便车”行为。

三、警惕财政阳光被“吞噬”

2003年后，我国农村税费改革进入一个新时期，中央财政投入力度加大，农民增收较快，消费进一步扩张，财政在解决和支持“三农”问题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促进了农村政治和谐，农村居民对基层政府和村组织的工作认同度逐步提高，“干干关系”、“干群关系”大为改善；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较大改变，农村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正逐步提高；农民消费支出和消费质量都有了较大改善，农民纯收入持续上升，恩格尔系数出现下降迹象，在耐用消费品消费方面，拥有量品种和数量都出现增长趋势，农村各项公共事业发生了较大突破，广大农村正享受着财政普照的阳光。但是从实际农村财政运行的情况来看，财政普照的阳光并未完全如预期那样为农民所享受，而是出现被“吞噬”的迹象。

种田的相对比较收益低使财政阳光被“吞噬”。以粮食直补、取消农业税等增收政策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农民种田的绝对收益，但是另一方面种田成本并没有维持相对稳定，两者相比，种田的相对比较收益使财政阳光照耀在政策之外的组织或者人头上。众所周知，农业是一个弱质产业，本身收益率比较低，采取不同的措施对农业进行补贴是世界各国的一贯做法。在我国农业有其特殊的背景，一是我国农业人口过多，二是非农产业在农村发展过缓，农民收入结构中尽管非农产业贡献在增加，但是就种田的农民（而且数量比较巨大）来说，以被管制的粮食价格与由市场定价的农业物资价格相交换，其结果自然是降低了农民的种田比较收益。有人评价说取消农业税的最大好处在于国家干部因为不用直接面对农民而使“干群关系”得到缓解，但实际上国家财政的“真金白银”流入了农资生产企业的口袋中（这部分企业实际上享受了国家的双重优惠待遇，一是市场定价权，二是普遍的税收优惠），而农民口袋里装着的却是刚刚放入的人民币的“余香味”。

农村公共品供给有可能使财政阳光被“吞噬”。这个问题似乎看来是矛盾的，其实不然。我国学者朱钢在对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民负担进行研究时就曾经指出，农村公共品需求存在官员需求和一般居民需求，当前者需求大于后者而又缺乏资金时，农民负担就可能由此而生。现在中央政府加大投入为农村提供普遍公共服务固然是件好事，但是毕竟财力有限并且历史欠帐过多，农村公共物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可能还处于短缺状态。据新华网的消息，因为缺钱，目前在我国60%以上的县没有标准的污水处理场， 65.4%的乡镇没有卫生院，有一半的行政村没有通自来水，60%的农户没有用上卫生厕所，1.5亿农户需要解决燃料问题，6%的行政村没有通公路，2%的村庄没有通电，6%的村子没有电话（新华网，2006.3.4）。因此，农村公共品在长时间内的短缺与中央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时序性肯定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矛盾，基层组织可能会通过集资或者摊派的方式来解决这种矛盾。更可怕的是，农民享受区域性公共物品还得持续交纳一定的费用才能保证不被排他。显然，农民得到的实惠不仅被转移出去还面临负担加重的问题（例如某些农村地区的有限电视收费问题）。因此，农村公共品形成缺乏诱致性需求因素也会对农民负担反弹形成另一种威胁。

巨额的基层债务有可能使财政阳光被“吞噬”。我国基层财政债务之巨有可能成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绊脚石，据统计全国约2100个县级行政单位，乡村债务总规模达5355亿元，乡、村两级公共债务平均每个县高达2.55亿元（新华网，2006.3.4）。当前中央政府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投入，尤其是对贫困县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如果没有较规范的责任分担机制和财政资金的风险控制机制，这部分财政资金有可能会以“公共工程”的名义被挪用填补基层债务的黑洞。

四、结语

2006年，中央政府将继续关注民生问题，加大财政投入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据统计，2006年的财政投入将达3397亿元，比2005年增长14%，比2004年净增781亿元。庞大的财政支出被据为己有或者化为乌有，财政阳光被“吞噬”显然违背了中央的政策初衷。因此，针对上述分析的问题，在下一步的改革中，除了要继续贯彻“多予少取”的方针之外，还要防止国家财政支持目标被扭曲的现象，尽可能最大化财政支出效应。为此，笔者认为：第一，对农业生产资料企业进行严格的管理和规范控制，限制农资价格的无谓、恶意上涨，提高种田的相对收益，保证财政的阳光真正惠及到种田人的头上。第二，财政投资要着重培养农民对公共品的诱致性需求，改善农民对公共品偏好的表达机制。第三，财政对农村的投入如果是“工程性”的投入，则必须要加强事前、事中监控和事后验收，健全责任机制和考核机制，并明确奖惩机制；对于用于义务教育、卫生等一般转移性财政资金，要缩短资金转移路径，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凭借公民身份证按照一定标准打入财政专户，实行专款专用。

参考文献：

[1]2006年2月21日正式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2]中国“三农”形势跟踪调查课题组 小康中国痛———来自底层中国的调查报告[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3]黄景贵 发展经济学研究：制度变革与经济增长[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4]王检贵 劳动和资本双重过剩下的经济发展[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2002

[5]韩俊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如何在新形势下更多地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N] 人民网———人民日报，2005—11—30

[来源:论文天下论文网 ]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是指

18-55岁的农民、外出务工人员、退役军人、涉农企业(合作社)员工、青年农场主、农村两委干部、农村实用人才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指的是18-55岁的农民、外出务工人员、退役军人、涉农企业(合作社)员工、青年农场主、农村两委干部、农村实用人才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就是一支助力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人才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