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全名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又称《三国志演义》），作者是元末明初的著名小说家罗贯中。《三国演义》描写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105年的历史风云，以描写战争为主，诉说了东汉末年的群雄割据混战和魏、蜀、吴三国之间的政治和军事斗争，最终司马炎一统三国，建立晋朝的故事。反映了三国时代各类社会斗争与矛盾的转化，并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巨变，塑造了一批叱咤风云的三国英雄人物。全书可大致分为黄巾之乱、董卓之乱、群雄逐鹿、三国鼎立、三国归晋五大部分。在广阔的背景上，上演了一幕幕气势磅礴的战争场面。编者罗贯中将兵法三十六计融于字里行间，既有情节，也有兵法韬略。
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应该古代小说里面很高的，因为能够列入明清的四大经典小说之一，所以可以被认为应该是古代的一个小说，里面的巅峰的艺术成就，我觉得从中也能够了解一点东西，也就是说，这个小说并不像它表面上所说的那么简单，写深层次的含义。
毛宗岗点评《三国演义》中叙事意识的自觉与成熟论文范文
[摘要] 中国古典小说叙事学思想主要表现于小说评点之中。继金圣叹评点《水浒传》之后，毛宗岗对《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进行了系统研究和深入总结。他在评点过程中对叙事行为的认识与把握，体现了叙事意识的自觉与成熟，为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 毛宗岗 评点 叙事
将明清之际的小说评点学放在中国文论发展史的宏观历程来考察，如果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文理论阐发可以称作第一次“文学的自觉”的话，那么明清之际的小说评点就是中国文论史上第二次“文学的自觉”。明清之际的小说评点家们，一方面试图阐发小说文体的文本意识，将小说从史传文学中剥离与独立出来，这类似于魏晋南北朝的“文笔之辩”：另一方面，他们研究分析小说叙事的文本特性与叙事技巧，如关注叙事结构的美学观念、发掘叙事章法的各种文理安排、赏析叙事文学的文法修辞等。毛宗岗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横空出世，和同时期的金圣叹、张竹坡并称为明清小说评点的“三驾马车”。
一、记事与叙事的区分
中国古代真正叙事的传统是从史官的历史叙述开始的。这样，在中国文化史上就形成了一种以历史为准则、以史实为根据的“历史化”思维。使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在史实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和发展。所以古代文人作小说，其目的往往是要“补正史之阙”，在价值判断上则是以“征实”为准则。在写法上就采用现成的实录式的春秋笔法以及纪传体的叙事技巧。这种“历史化”思维不仅束缚了小说创作的'题材，而且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文学创作的想象力，制约了文学创作过程中“虚构”的重要作用。
当然，从另一方面看，发达的史传文学理所当然地创造和积累了大量的叙事技巧与经验，它们弥补了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之前缺乏史诗与传奇的缺憾，为后来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素材积累和方法总结。毛宗岗正是在充分吸收史传文学创作技巧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与主张。在对“叙事”的概念理解上取得了突破，并且付诸到评改《三国演义》的具体实践中。例如在《读三国志法》中有如下文字：
《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相仿，而其叙事之难则有倍难于《史记》者。《史记》各国分书，各人分载，于是有本纪、世家、列传之别。今《三国》则不然，殆合本纪、世家、列传而总成一篇。分则文短而易工，合则文长而难好也。
显然，毛宗岗是在艺术处理上来确定《三国演义》在众多史书中的地位的，而这和传统史官的叙事目标有着截然的分别和不同。毛宗岗将《三国演义》与《史记》等史书相比较的最突出之处，正是着眼于艺术结构的完整性与整体性。这本身就说明了作为小说叙事文本的形式要素之一的结构原则——整体性是小说家在叙事方式上最先考虑的。即考虑如何将内容进行整体布局与穿插设计。亦可理解为考虑“怎么说”而不是“说什么”。这样的一种比较实际上说明毛宗岗的旨趣已经不在于完成记录任务上，而是关注作者在记录过程中的艺术匠心，即作者在叙述事情过程中的美学追求和艺术创作。因此，毛宗岗才可以抛开“史实”的束缚，将虚构等艺术手法成功运用到《三国演义》中去。
虽然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宣称《三国演义》“真实可考”、“叙一定之事”，并以此作为《三国演义》优胜于《西游记》和《水浒传》的凭证和论据。然而，他在自觉的美学追求中，已经将虚构、重组等元素大量使用于《三国演义》的评改中，以此突出小说的整体魅力和艺术价值，这集中体现在他对《三国演义》的“改”上。正是毛宗岗赋予“叙事”全新的概念和创作理念，才会刻意追求小说文本的精致与巧妙，才会改得好、改得妙，其评点部分才拥有了传世的契机与价值。
综上，正是因为毛宗岗在关注“史笔”的同时又注入了“匠心”，才强烈显现出了作者在加工和润色文本时的主观能动性，才为小说叙事脱离史学、融入文学提供了机遇和指导，让叙事区别记事而成为一种独立的美学追求和艺术目标。
二、对叙事行为的关注
故事具有超叙述性，叙事作品也便是对故事的讲述，因讲述方式的不同，原有的故事底本在进入叙述文本时自然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形，叙事观念的不同便决定了这种变形方式与选择事件的角度的不同。毛宗岗关注更多的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这其实正是关注叙述行为的一种具体表现，或者说是关注叙述行为的一种细致化体现。例如，毛宗岗经常用“叙法变换(幻)”来表达他对叙事行为的一种敏感与关注。
我们看到，叙事者处于强势位置，人物处于被动位置。叙事者通过调遣人物的行动来实现叙事的目的：刘备欲破黄巾军，具有形式上的困难，而这种形式上的困难在阅读过程中产生了审美的快感。毛氏认为，《三国》一书情节发展奇特曲折、变幻莫测且矛盾冲突峰回路转，如第四十回评写到：
文章之妙。妙在猜不着…若观前事便知其有后事，则必非妙事，观前文便知有后文，则必非妙文。
其实毛宗岗在这里强调的“叙法变幻”的效果，和西方文学批评中“陌生化”的概念有着某种相关与吻合。毛宗岗在评点中强调罗贯中在人物设置方面使情节曲折化，而这种曲折的情节给读者带来惊奇感，从而达到了特殊的审美效果和阅读快感。当然，毛宗岗对“叙法变换”还有其它方面更深刻的认识，涉及到叙事视角问题，在此暂不论述。
毛宗岗不仅以“叙法变换”来表达对叙事行为的关注，还通过叙事顺序进行进一步的阐释说明。以补叙为例，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特意将补叙的作用详加阐释：
凡叙事之法，此篇所阙者补之于彼篇，上卷所多者匀之于下卷。不但使前文不拖沓，而亦使后文不寂寞；不但使前事无遗漏，而又使后事增渲染，此史家妙品也。
毛本第十八回南阳之战，张绣引兵二番追赶曹军，正是得胜之时，忽然杀出一队人马阻拦。叙事者并未当即揭开这队人马底细。仍照常推进叙事。毛宗岗注意到这一叙事策略，他批到“此处且不说是何军。留在后文补出。叙法变幻。”后文交代完张绣，又返回来交代曹操，才说明其来历。毛氏夹批曰：“补叙前文所未及，好。”南阳之战实际上已经结束，但它在本文叙述中的时间跨度却并未收束。只有补此一段，为所有的谜面找到谜底，才能算是截止和完整。毛宗岗连连称赞曰“好”，便是肯定补叙手法给艺术效果所带来的审美变化。
再例如，毛宗岗强调叙事时需详略得当、重点突出，在文本内容层面上显现出明确而强烈的叙事目标追求。毛宗岗对叙事目标的理解是以人物形象为中心的，他对《三国演义》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之法颇加留意，并且总结出“以宾衬主”之法。此外，他在评点过程中还提出了不少术语，这显然是对叙述重点和作者意图进行的区分与总结，体现了他对叙述目标的关注与探究。
综上，正是由于毛宗岗将小说从史学中分离出来，把叙事作为一种艺术创作而不是照实抄录，他才有意识地关注“叙事”与“记事”的区别，才更加自觉地留意和关注叙事行为。总之，在《三国演义》评点中，毛宗岗将叙事批评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显示出古代小说叙事理论的成熟与成就。
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古代文学三国演义是一个我国的四大名著，当然是非常好，然后艺术成就非常高
很好写啊。你可以分开写，一个一个的评论；也可以一块写完，然后评论；也可以先写你的论点，再拿他们事迹靠。写法就差不多。但是无论怎么写都要深挖！往时代和政治上靠，比如那种政治制度或者态势啊，士族豪强啊。
《三国演义》线装本(广陵书社)小说描写了东汉末年和整个三国时代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上，展示出那个时代尖锐复杂又极具特色*的政治军事冲突，在政治、军事谋略方面，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三国演义》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中国小说由短篇发展至长篇的原因与说书有关。宋代讲故事的风气盛行，说书成为一种职业，说书人喜欢拿古代人物的故事作为题材来敷演，而陈寿（裴松之注引）《三国志》里面的人物众多，以多个主人公做线索，事件纷繁，正是撰写故事的最好素材。三国故事某些零星片段原来在民间也已流传，加上说书人长期取材，内容越来越丰富，人物形象越来越饱满，最后由许多独立的故事逐渐组合而成长篇巨著。这些各自孤立的故事在社会上经过漫长时间口耳相传，最后得以加工、集合成书，成为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这是一种了不起的集体创造，与由单一作者撰写完成的小说在形态上有所不同。《三国演义》对后来的小说相信有一定的启导作用。三国故事在我国古代民间颇为流行；宋元时代即被搬上舞台，金、元演出的三国剧目达30多种。元代即出现了新安虞氏所刊的《全相三国志平话》。元末明初罗贯中综合民间传说和戏曲、话本，结合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的史料，根据他个人对社会人生的体悟，创作了《三国志通俗演义》，现存最早刊本是明嘉靖年所刊刻的，俗称“嘉靖本”，本书24卷。清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父子俩辨正史事、增删文字，修改成今日通行的'120回本《三国演义》。三国时期地图《三国演义》描写的是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一百年的历史风云，全书反映了三国时代的政治军事斗争，反映了三国时代各类社会矛盾的渗透与转化，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巨变，塑造了一批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在对三国历史的把握上，作者表现出明显的拥刘反曹倾向，以刘备集团作为描写的中心，对刘备集团的主要人物加以歌颂，对曹操则极力揭露鞭挞。今天我们对于作者的这种拥刘反曹的倾向应有辩证的认识。尊刘反曹是民间传说的主要倾向，在罗贯中时代隐含着人民对汉族复兴的希望。《三国演义》一书塑造了一大群鲜明生动，有生命力的人物形象，罗贯中也因此获得了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刻画的近200个人物形象中最为成功的有诸葛亮、曹操、关羽、刘备，赵云等人。诸葛亮是作者心目中的“贤相”的化身，他具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大义胸怀，具有济世救民再造太平盛世的雄心壮志，而且作者还赋予他呼风唤雨、神机妙算的奇异本领。曹操是一位奸雄，他生活的信条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既有雄才大略，又残暴又奸诈，是一个政治野心家－阴－谋家，这与真实的曹操是有不同的。关羽“威猛刚毅”、“义薄云天”。刘备被作者塑造成为仁民爱物、礼贤下士、知人善任的仁人志士。其实历史上的刘备和演义中的差别很多。但是历史上的刘备确实也是仁德为怀，感人至深的。《三国演义》一书描写了大大小小的战争，构思宏伟，手法多样，使我们对古代文化有了很多了解。其中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战争的描写波澜起伏、跌宕跳跃，读来惊心动魄、荡气回肠、感人肺腑。给读者们带来丰富的历史文化。全书的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简洁明快，气势充沛，生动活泼。《三国演义》一书开创了历史小说的先河，代表了历史小说的最高成就。自此以后，文人纷纷效仿。在中国文学史上，历史小说便蔚然成为一大潮流。直到现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已写成了各种历史小说，无不是罗贯中历史演义的继承和发展。
按顺序写呗，周瑜，鲁肃，吕蒙，陆逊！周瑜和吕蒙的悲剧色彩比较丰富！
《三国演义》描写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百年的历史风云，以描写战争为主，诉说了东汉末年的群雄割据混战和魏、蜀、吴三国之间的政治和军事斗争，最终司马炎一统三国，建立晋朝的故事。反映了三国时代各类社会斗争与矛盾的转化，并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巨变，塑造了一群叱咤风云的三国英雄人物。全书可大致分为黄巾起义、董卓之乱、群雄逐鹿、三国鼎立、三国归晋五大部分。在广阔的历史舞台上，上演了一幕幕气势磅礴的战争场面。作者罗贯中将兵法三十六计融于字里行间，既有情节，也有兵法韬略。《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全名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又称《三国志演义》），作者是元末明初的著名小说家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后有嘉靖壬午本等多个版本传于世，到了明末清初，毛宗岗对《三国演义》整顿回目、修正文辞、改换诗文。 《三国演义》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章回小说，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也是第一部文人长篇小说。
这是茅盾的小说；他的小说具有史诗性特征，注重题材与主题紧贴的时代变迁，追求巨大思想深度与广阔的历史内容反映时代全貌，是非常伟大的一个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很高。
子夜的原名叫做夕阳。是茅盾在1931年10月份创作的。他的小说都非常具有史诗性，非常贴合时代变化。
茅盾。 茅盾出生于浙江桐乡。 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 1916年毕业后，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纂室工作。 1920年开始文学活动，与郑振铎、叶圣陶等人组织文学研究会。1921年 接编《小说月报》，倡导现实主义，翻译介绍外国文艺。《蚀》三部曲是茅盾的处女作，原稿笔名为“矛盾”，正好反映了他的心态， 后来叶圣陶改为“茅盾”。这部用血与泪的激情写成的三部曲是由三个系列的中篇 组成：《幻灭》（ 1927年）、《动摇》（ 1928年）、《追求》（ 1928年）。
《子夜》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现分析其中的几个特色. 1.作品题材 《子夜》所概括的社会生活纷繁万状,事件如波,此起彼伏；场面如链,交叉出现；人物如星,忽闪忽逝,但整个人物事态的展开又条贯井然,纷而不乱.《子夜》蛛网式的密集结构,表现社会变迁的复杂内容,这种庞大结构所展示的组织人物与事件的办法之多,叙事角度的变化之繁,足以证明茅盾丰富的创作经验与对素材的驾驭能力.《子夜》有五条重要线索贯穿始终；①以买办资本家赵伯韬,金融资本家杜竹斋、民族工业资本家吴荪甫等人为代表的公债交易所中“多头”和“空头”的投机活动；②在世界经济危机,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以军阀混战等影响下的民族工业的兴办,挣扎和最后的彻底破产；③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以及他们反抗资本家残酷剥削的怠工,罢工斗争；④如火如荼的农村革命运动,使吴老太爷仓皇出逃,曾沧海暴死街头,吴荪甫“双桥王国”美梦彻底破灭；⑤依附于资产阶级的“新儒林外史”人物的空虚庸俗的日常生活和寻求刺激的变态心理以及苦闷抑郁的精神状态等.通过这五条重要线索,《子夜》试图概括中国30年代社会生活的完整面貌,即包活城乡、工商、军政、劳资、新儒林人物及大家庭主仆关系等各个社会层面的生活图景. 2.情节结构 《子夜》的情节结构,茅盾处理得相当成功的,各条线索齐头并进,中心突出,既相对独立,又纵横交织,使生活内容和众多的人物、事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艺术的整体,像一座纵横交错又浑然一体的建筑群. 完整概括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宏伟构思,茅盾是写历史画卷的大手笔,概括历史完整画卷的巨匠.他的创作是艺术化的历史,历史化的艺术.通观茅盾的作品,我们可以窥见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复杂斗争,寻觅到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各种倾向,各种代表心物的音容笑貌. 茅盾创作《子夜》时,明确地提出要“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要以农村与都市的对比反映中国革命的“整个面貌”.正是出于对社会面貌整体把握的需要,他把吴荪甫设计成纱厂老板,因为这一角色便于“联系农村与都市”. 《子夜》不仅顾及到社会空间上的全景展现,而且更注意社会结构的全景式表层模拟.他把每一个都作为他所属的阶级的“标本”来塑造.写出他们所具有的社会角色特性.像吴荪甫、赵伯韬、等不同类型的资本家,像吴老太爷、曾沧海、等不同特点的地主.像李玉亭、范博文、等不同模式的知识分子,既是“单个人”,又都是带有特指意义的社会角色.他们个人的命运、事实上反映了某一社会群类的基本状况. 在进行大规模的全景式描写时,茅盾注意在具体的情节安排上虚实结合、远近结合,因为这样才能显示出作品的色彩与波澜,也才符合生活的实际. 他以城市为近景,以农村为远景的布局,以光怪陆离的城市为主要的生活舞台,通过作品中人物的谈论或政治形势的变化,起伏不断地引出农村这一条线索.在围绕吴荪甫这个中心人物引出各种经济斗争和阶级斗争时,采用不同的方法安排线索,形成虚实结合,疏密相间的布局.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茅盾与那些提笔一泻千里的作家有很大的不同.他这种阔大的构思,为我们贡献出《子夜》这样一部概括中国30年代社会生活的完整面貌的百科全书.3.人物塑造 《子夜》中的人物塑造.主要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塑造.茅盾在人物塑造中,关注的不是人物的性格、命运、精神状态等,而是他们所体现的时代特色,是时代、阶级和政治思想斗争在人物身上所铭刻的烙印,是他们所具有的社会意识形态性.他笔下的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这种强烈的时代色彩,鲜明的意识形态性,是茅盾创造人物的根本原则. 《子夜》之所以一发表就引起轰动,关键在于它成功地塑造了吴荪甫这个中国文学史上从未塑造过的民族资本家的人物典型,并以他为中心照亮了30年代整个上海的社会生活,照亮了在这里活动的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人的思想、性格、心理和命运,以及他们与历史纠葛的方方面面. 吴荪甫生不逢时,在中国半殖民地的现实环境中雄心勃勃地企图发展民族工业,结果以破产的悲剧而告终.茅盾一方面从政治上对个人物的阶级属性进行了深刻解剖,注意写出他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两面性,毫不掩饰他在思想上的反动性,如骂共产党,搬兵镇压农民暴动等；但另一方面,茅盾对他的赞赏几乎不加掩饰,这个工业资本家吴荪甫即使倒台崩溃,也落得像个巨人,并因此而透出某些悲剧感.他的悲剧是中国现代企业家生不逢时、壮志未酬的悲剧. 吴荪甫是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资产阶级形象中出现得最早、塑造得最成功的一个. 茅盾塑造的人物,既是时代的、阶级的和一定思想倾向的代表,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他笔下的其他人们,如赵伯韬,静女士等都是不朽的艺术典型,在他们身上,有着强烈的、厚重的时代气息和自身鲜明的个性,构成一个独立而完整的艺术世界. 4.真实准则 茅盾执著于现实人生,倾心于艺术的真实,在他的文学作品中,“真实”永远是他的一条准则.他对自然主义大加弘扬与倡导,并对与之相近的现实主义怀着虔诚的捍卫热情.他力图避免当时文坛上的左倾机械论的通病.生活实感正是茅盾最为关切的,在他看来,充实的生活,比正确的观念和纯熟的技术更重要. 在茅盾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充分注意了生活的复杂性,尤其是注意了人及其关系的复杂性.他在《子夜》的构思和搜集过程中反复调查研究,所以他对产业界、金融界的情况了然于胸,因而《子夜》能以生动的形象真实、细致地再现生活,在同一类作品中独领风骚. 5.史诗性质 中国小说历来受到“史传”传统和“诗骚”传统的深刻影响与渗透.茅盾的《子夜》依然处在这两大传统互动的框架之中,一方面,茅盾为意识形态化的历史观念提供鲜明的、形象化的历史图景,深入地解释了30年代国内经济斗争、阶级斗争的现实,得出的是符合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历史结论.另一方面,茅盾也没有忘记“言志抒情”的“诗”的功能,他将个人的、感性的历史经验编织在对具体人物的塑造中,他在作品中寄予的人文反思、人道批评.史诗性的现实主义创作有更大的规模与气势,反映一个历史时期更为广阔、更为复杂的社会面貌,因而更能显示出这个时代的本质特征. 以《子夜》为起点的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大部分作品,形成了相当稳定的创作模式,一批作家开始认同和尝试这种创作模式,他们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社会现实,正面描写社会的主要矛盾,所以,人们称之为社会剖析小说.30年代后,由茅盾所开创的这一种形态的现实主义小说传统渐渐地上升为主流,并在五六十年代达到了高峰. 《子夜》的艺术成就是最突出的,它以惊人的艺术力量表现了3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的各阶级的矛盾与斗争,提出并回答当年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可以说《子夜》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出现的第一部成功的长篇小说,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是作者对我国现代文学史的重大贡献.
我感觉可以渗透一下他个人家里的情况，比如他岳父（摆石头镇的老者），妻子（阿丑），他弟弟的情况和对诸葛亮的影响帮助等，烘托一下个人的品德情怀。
诸葛亮与营销可以借用《三国演义》描述的徐庶走马荐诸葛，通过司马徽等当时这些名仕介绍，以及茅庐附近的民众对他的印象，造成强有力的社会形象，最终成功推销了自己。虽然是推销给一个当时的小军阀，但是大的也不要他呀，没有工作经验，没有背景，不是正好证明诸葛亮能审时度势，正确给自己定位吗？现在的大学毕业生正应该学习他这点。
如果有人问你，“三国”中你最崇拜的是谁？你会怎样回答？是叱咤风云的张飞？他虽武艺高强，但却性情暴烈；是文武兼备的周瑜？他虽智勇双全，但却心胸狭隘……。而驻足于我心中的三国英雄是那个长得像神仙一样，气度非凡，手上摇着鹅毛扇，身上披着长灰袍，一身散发着儒雅睿智气息的-------诸葛亮。提起“诸葛亮”这三个字，相信大家并不陌生，他是《三国演义》中智者的化身。从“三顾茅庐”的故事和 “隆中对”的文章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仿佛天地间，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天下大势一切都在他的运筹之中！所以才有了刘备的“吾得亮如鱼得水耳”的如获至宝的感慨！每当我再次读起这些故事时，我总会感慨万千，平时，我取得一点好成绩，就开始沾沾自喜，自以为是，和诸葛亮比起来，真是多么令人惭愧啊！《草船借箭》、《借东风》、《火烧赤壁》、《三气周瑜》、《空城计》、《七擒孟获》等等的故事，无不说明诸葛亮的神机妙算与足智多谋。“孔明灯”、“木牛流马”、“八阵图”的横空出世，我们能够体会出诸葛先生的那种创新精神，也正是这些新奇古怪的发明，解决了那个时代传递信息、山地运输粮草的等等难题。他之所以拥有这些渊博的军事、政治和科学知识，这与他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勇于实践是分不开的。我们也要在平时的学习中努力做到勤奋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善于开动脑筋，积极实践，勇于创新，做一个博学多才的人。他的《前出师表》、《后出师表》，言辞恳切，感人泪下，充分地体现了诸葛亮对国家的忠心，对工作的细心，对人事的热心和对兴复汉室的决心。难怪陆游曾高度评价：“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这也是诸葛先生留给我们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诸葛先生！您虽手无缚鸡之力，弱不禁风，但您的聪明才智、您的创新精神、您的高尚品德无不深深地吸引着我，我敬佩您，您是我心目中的三国英雄！
历史地位：千古第一相 精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行军打仗：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 本人感觉： 千载谁堪伯仲间
深刻地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情节曲折复杂而富戏剧性，善于描写场面，人物众多，形象生动，个性鲜明，对话传神，善于以对比手法展现人物的性格特征，描写人物的心理变化，从人物的行动表现其性格。《水浒传》以流畅的白话口语为基础，再加锤炼，既生动泼辣，又简洁洗练。与《三国演义》相比，《水浒传》的长处不在于政治和战争场面的描写，而在于主要人物的刻画和市民生活的描写。其中梁山主要人物宋江、林冲、武松、鲁智深、李逵等，人物个性鲜明，角色语言各有特色。《水浒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长篇小说，开创了白话章回体小说的先河。它作为一种新的文体，从此在文学领域内确立了应有的地位，开始逐步改变以诗文为正宗的文坛面貌。从小说创作的角度来看，它和《三国演义》一起，奠定了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为广大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心理和鉴赏习惯。《水浒传》在明代时被列入“四大奇书”。近现代以来，又成为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的文风、构思和理念，都对后世的中国乃至东亚小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水浒传》是艺术成就最高的一部英雄传奇小说，小说的人物塑造、结构方式、文学语言等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中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小说的人物塑造和语言运用。1．人物形象塑造（1）《水浒传》人物形象塑造超越了类型化，既写出了人物共性，又写出了人物鲜明的个性特征。比如鲁智深、李逵、武松等人，性格中就都有粗犷勇猛、坦率直爽的一面，但又各自不同。前人评论说“鲁达粗鲁是性急，李逵粗鲁是蛮，武松粗鲁是豪杰不受羁靮”，这正能说明《水浒传》人物个性特征描写的成功。（2）《水浒传》写出了人物活动环境的变迁以及性格的发展变化。如小说中禁军教头林冲从逆来顺受、忍辱退让，到最后铤而走险、手刃仇敌、反上梁山的经过，同时也是人物性格随境遇变迁而发展变化的经过。2．语言运用的成就《水浒传》的语言成就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这主要表现在：（1）人物语言个性化，语言直接展示人物性格。如初见宋江时，柴进说“大慰平生之念”，鲁智深说“多闻阿哥大名”，李逵则说“我那爷，你何不早说些个，也教铁牛欢喜欢喜”，可以看出三人身份性格的不同，柴进有世族的矜持斯文，鲁智深豪迈诚恳，李逵则憨直朴实。（2）人物语言口语化，代表了无文化群体的通俗语言风格。这主要是因为《水浒传》中梁山英雄是草莽绿林人物，他们周边的人物也多是市井小民，而小说又是在市民文学的基础上、在民间流传的基础上写定的，因此小说语言有明显的口语化、通俗化的特点。（3）叙述语言生动形象、准确明快，这是小说提炼净化群众口语的结果。口语经常有文言所不及的生动传神的特点，这一点在《水浒传》中表现非常鲜明，尤其是《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等章节。
成书于元末明初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无不打上元代文化的烙印。 元代是我国历史上最开放的时期，也是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时期。从1271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定国号为大元到1368年明朝建立，元代不过百年时间，然而剽悍、质朴的草原文化（游牧文化）与成熟、丰富的中原文化（农耕文化）的碰撞，具有独特的魅力，为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增添了许多新鲜的内容。在元代文化体制中，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并存，既行汉法，又有“国俗”（蒙古法），蒙汉二元性是元代文化的基本特征。元代文化与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水浒传》也因而成为说不尽的话题。 元代是杂剧的鼎盛时期，前期从13世纪50年代到14世纪初，杂剧的中心在大都，14世纪初以后，杂剧中心南移至杭州。元杂剧的作者大部分是下层知识分子，元朝前期没有科举制度，他们失去了通过科举当官的希望，就从事话本、诸宫调、杂剧的创作和演出。因为他们组织创作的专业团体叫“书会”，这些剧作家也就被称为“书会才人”。 元杂剧中以水浒英雄故事为题材的作品，据邱树森介绍，至少有33种，今天流传下来的有19种，这些水浒杂剧的思想内容，大都是描写水浒英雄凌强扶弱、除暴安良的英勇事迹，歌颂他们主持正义，“替天行道”，为民除害的侠义行为。康进之的《李逵负荆》，以民间流传的故事为素材，描写了李逵主持正义、不怕官府的英雄本质，又刻画了他粗中有细、知过必改的性格。故事情节曲折，有着自己显著的艺术特色。 施耐庵在郓城当训导，熟悉梁山英雄故事，后“官钱塘二载”，使他有机会在元杂剧的基础上创作《水浒传》。 自宋代经济中心南移，元代东南沿海成为中国经济文化中心。这一中心区域主要指元代江浙行省的江南西道（包括杭州、湖州、嘉兴、平江、常州、镇江、建德等七路和松江府），以及集庆路。这一地区的总人口，在元代处于平衡上升之中，而人口的重心，则逐渐转移到沿海地区。 随着元朝尊儒重学、优待士人政策的实施，元代文士的思想和政治态度发生明显的转变，元代中期已趋于认同元朝的统治。但江南文士盛行隐逸之风，不少文士隐于市，混迹市井之中，因此有条件产生新的社会意识。施耐庵隐居著《水浒》也是这一文化背景的影响。 元代从中亚的突厥人、西亚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到我国内地的许多民族，他们种族、语言、原籍都各不相同，但由于他们共同信仰伊斯兰教，于是在元代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回族。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使不同特征的各部草原牧民，逐渐形成共同的以蒙古为名、并一致使用蒙古族语言的蒙古民族。蒙、回二民族不吃猪肉，这就是《水浒传》何以避免吃猪肉的原因。在元代的军队以蒙古人为主体，蒙古人主要吃牛羊肉，元代皇帝每天的御膳要用五只羊，元顺帝即位后，“日减一羊”，受到人们称赞（元代杨禹《山居新语》）。蒙古族人喜吃羊肉，但他们传统的烹饪方法非常简单，主要是炖煮和炙烤。回回等色目民族的特色，就羊肉作为宫廷菜肴主料的基本特点也是同蒙古族是一致的。 施耐庵有遗曲《秋江送别．赠鲁渊道原、刘亮明甫》，与元曲中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白朴的[天净沙]《秋》等因秋感兴的诗词一样，语约意丰，余味隽永。马致远、白朴与关汉卿、王实甫同为“元曲四大家”。 请读白朴的《秋》：“孤村落日秋霞，轻烟老树寒鸦。一点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这支曲子有秋景的清肃，却没有悲凉的情绪。与马致远的那着：“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显得更亮丽。 无名氏有沙漠小词也是因秋感兴之作：“平沙细草斑斑，曲溪流水潺潺。塞上清秋早寒。一声新雁，黄云红叶青山。” 秋天最让人临物兴悲，但秋天更让人留恋。他们要在世俗生活中追求雅趣，马致远的套曲《秋思》便充分表现了这种超然出世与及时行乐的哲学：“爱秋来那些：和露摘黄花，带霜分紫蟹，煮酒烧红叶。想人生有限杯，浑几个重阳节？” 这一幅幅完整而和谐的秋景图，使人想起那《秋江送别》，现实中存在着同主体不相容的生活苦难，暗示着作者不肯与之同流合污，同时也表达了对大自然的爱。对秋江的描摹和陶醉，暗寓了他对美的渴望，体现了元代文人的精神追求。使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到施耐庵在元代文化背景创作《水浒传》及其遗曲的内在联系。 姚燧其人与号牧庵 在写作《杨琼神道碑铭与施耐庵墓志的相通性》一文，我关注过元代前期著名的散文作家姚燧（1238－1313）。近读杨新勋的文章，加深了对元代文章大手笔姚燧的认识。 姚燧，字靖甫，号牧庵，洛西（今属河南洛阳）人，祖籍营州柳城（今属辽宁朝阳）。18岁时，姚燧拜著名理学家许衡为师于长安，他的作品相当丰富，他的弟子刘致曾经将他的作品加以搜集、整理，编成《牧庵文集》五十卷，诗词文赋共689篇。 他的文章在当时文坛上很有代表性，影响广泛而深远。与他同时的吴澄在《送卢廉使还朝为翰林学士序》中曾说：“众推能文辞有风致者，曰姚曰卢。”这里的“姚”指姚燧，“卢”指卢挚。 姚燧长施耐庵（彦端）58岁，当姚燧于1313年76岁逝世时，施耐庵（1296－1370）才17岁。只有在元代，文人墨客寻找归隐，才有牧庵、耐庵之名。 在元代还有一位，被《录鬼簿》列为“前辈名公”，称其为“中丞”的陈草庵，孙楷第《元曲家考略》认为即陈英（1245－1320后），字彦卿，号草庵，大都（今北京）人，也是一位多愤世嫉俗之语的文人，效法隐者高士之风。无巧不巧，这三人：一是彦卿，号草庵；一是端甫，号牧庵；再一个是彦端，即施耐庵。 元初，佛道二教相当盛行，作为身居高位的姚燧负一世之名，免不了奉命为佛寺撰写碑记。姚燧的散文创作，大致分为序记文和碑志文两类。前者多数写得变化多姿、文笔流畅、洒脱优美、富有文学性；后者不少碑志文刻画清晰、形象生动，具有传记文学的特色。 姚燧今存诗147首，尤以古诗成就为高；词47阙，多豪放，也有委婉别致之作；散曲29首，套曲1首。他的小气为人所熟悉的莫过于[越调]《寄征衣》：“欲寄君衣君不还，不寄君衣君又寒。寄与不寄间，妾身千万难。” 铁崖小传与墓志铭 关注施耐庵问题，才关注杨维桢。杨维桢（1296－1370），元末“文章巨公”、诗坛领袖。他的生卒年代竟与施耐庵相同。 朱世滋著《金戈书生罗贯中》一书中，有许多章节写施耐庵、罗贯中与杨维桢的交往，当然，这是传奇。 曹晋杰、朱步楼著《施耐庵新证》是一本学术性著作，该书提到施耐庵《秋江送别》元曲中“玉洗鱼”的典故，是选用不肯入张士诚幕的杨维桢游河阳山内八景之一的秀峰时，诗句中有“玉鱼金碗埋黄土”之句，我遍查《杨维桢诗集》而不得。 杨维桢在元以御酒赐王，王遂饭维桢酒。酒酣，维桢以指写尘桌一绝：“江南处处烽烟起，海上年年御酒来。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怀抱几时干？”（《席上作》，见《杨维桢诗集》第413页）曹晋杰、朱步楼《罗贯中传奇》一书中写道：当时杨维桢身旁坐的是罗贯中，也以手指蘸酒，在桌上依韵和了一首诗，以示反对降元：“吴宫处处笙歌起，边邑时时羽檄来。但闻笙歌休管檄，昌隆国运几时开？”不管真假如何，该诗已入《水浒传》，这就说明施耐庵或罗贯中至少有一人在撰著、编纂《水浒传》时与杨维桢接触过，至少是熟悉其为人或为文，不然何以引杨维桢诗入长篇小说中呢？ 杨维桢，字廉夫，号铁崖、东维子，又号铁笛道人，抱遗老人，元绍兴路诸暨州（今浙江省诸暨市）人。生于元成宗负元二年（1296年），于泰定四年（1327年）登进士第。授天台县尹，钱清场盐司令，杭州四务提举，建德路总管推官。曾被命为奉训大夫江西等处儒学提举，元末农民起义爆发，杨维桢避寓富春江一带，张士诚屡召不赴，后隐居江湖，在松江筑园圃蓬台。门上写着榜文：“客至不下楼，恕老懒；见客不答礼，恕老病；客问事不对，恕老默；发言无所避，恕老迂；饮酒不辍车，恕老狂。”于是江南一带，才俊之士造门拜访者络绎不绝，每日客满。他又周游山水，头戴华阳巾，身披羽衣，坐于船上吹笛，或呼侍儿唱歌，酒酣以后，婆娑起舞，以为神仙中人。他有铁笛一支，铁笛来自洞庭湖畔，当地一位铁匠在湖中掘得一把古剑，无所用，才铸为铁笛。笛长二尺九寸，凿有九孔，进于杨维桢。维桢吹之，皆合吕律，于是大喜，作《迥波引》曲，与江人、渔父和唱为乐，自号“铁笛道人”。明洪武二年，召至京师，议订各种仪礼法典。事成后，即请归，朱元璋命百官于京都西门外设宴欢送，归后不久逝世。时为明洪武三年（1370）夏五日癸丑。 杨维桢一生以50岁为界，分前后两期。前期出仕，汲汲于拯时济世，卓有政绩。 或执意惩治凭陵气势之黠吏，不惜弃县尹之职。后期闲处，深感“补天无术”，或优游光景，但依然国事在心，注重操守。张士诚据姑苏，召他前往，他不肯接受官职，就上《五论》：《驭将论》、《人心论》、《总制论》、《求才论》、《守城论》，其唏嘘切直，可追贾谊；朱元璋逼他出仕，他亦“往而不留”，以“岂有老妇将就木而理嫁者耶” 相推辞，并作《老客妇谣》以明志。 杨维桢的铁崖体诗文，清秀隽逸，别具一格，当时闻名于海外的学者宋濂、倪瓒等都与他结成诗文知友。其诗文特点是比兴迭出，奇想联翩，既渲染气氛，又注重情调；既有绚丽的色泽，又有奇谲的意境。其壮思泉涌、妙绪纷披之作，洋溢着浪漫主义气息；其绘神写形，借扬寓意之中，表现出现实主义特色。 杨维桢的著作有《东维子文集》、《铁崖先生古乐府》等，他死后，宋濂为其撰写墓志铭。 有人认为，明淮安人王道生写的《施耐庵墓志》不合体例是伪作，我读了宋濂撰写的杨维桢的墓志铭后，不以为然。 通观二位撰写的墓志铭有相通之处。例举如下: 宋濂：《元故奉训大夫江西等处儒学提举杨君墓志铭》：“君姓杨氏，讳维桢，廉夫其字也。...时大明洪武庚戌夏五月癸丑也。年七十五。及门之士上书于郡守林君公庆，以封茔以属，林君欣然从之。...呜呼，岂其然哉!...呜呼，君真是矣。然君不可谓不幸也，使君志遂情安，稍起就勋绩，未必专攻于文，纵攻矣，未必磨砺之能精，藉日既精矣，亦未必岁积月累，发越如期之夥也。...”--录自四部丛刊本《宋学士文集》 王道生：《施耐庵墓志》：“公讳子安，字耐庵。...盖公殁于明洪武庚戌岁，享年七十有五。...每成一稿，必与门人校对，以正亥鱼，其得力罗贯中者为尤多。呜呼！ 英雄生乱世，则虽有清河之识，亦不得不赍志以终，此其所以为千古幽人逸士聚一堂而痛哭流涕者也。...因作墓志,以附施氏之谱末焉。”
《水浒传》深刻地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情节曲折复杂而富戏剧性，善于描写场面，人物众多，形象生动，个性鲜明，对话传神，善于以对比手法展现人物的性格特征，描写人物的心理变化，从人物的行动表现其性格。《水浒传》以流畅的白话口语为基础，再加锤炼，既生动泼辣，又简洁洗练。
与《三国演义》相比，《水浒传》的长处不在于政治和战争场面的描写，而在于主要人物的刻画和市民生活的描写。其中梁山主要人物宋江、林冲、武松、鲁智深、李逵等，人物个性鲜明，角色语言各有特色。
《水浒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长篇小说，开创了白话章回体小说的先河。它作为一种新的文体，从此在文学领域内确立了应有的地位，开始逐步改变以诗文为正宗的文坛面貌。从小说创作的角度来看，它和《三国演义》一起，奠定了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为广大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心理和鉴赏习惯。
《水浒传》在明代时被列入“四大奇书”。近现代以来，又成为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的文风、构思和理念，都对后世的中国乃至东亚小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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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思想
《水浒传》揭露官逼民反，歌颂起义，发扬忠义思想。
“水浒”字面的意思是水边，指故事发生的地点在山东梁山泊。另外《诗经》中有“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的句子，记载了周太王率领部族迁徙的事情。王利器与罗尔纲不约而同指出用水浒做书名，是将宋江等的聚义和周朝的兴起作类比，证明原作者肯定起义英雄们反抗统治的精神。
水浒义军领袖宋江原是基层官吏，后被逼上梁山，与其他梁山好汉一起反抗暴政，“替天行道”，逐渐发展壮大。《水浒传》故事豪放、粗旷，全书通过人物的言语、行为来表现其矛盾的内心世界，人物性格刻画也各有特色，而被逼上梁山的英雄各自的成长经历也不尽相同。情节曲折、语言生动，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对于《水浒传》的思想倾向历来有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水浒传》表现的是忠义的思想。主要的代表人物是明代的李贽。另外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一部写给强盗看的书，是教人做强盗的书。主要是明朝的左懋第提出的，他认为《水浒传》教坏了百姓，强盗学宋江，并且认为如果不禁毁《水浒传》，对于世风的影响是不堪设想的。当时朝廷接受了他的建议，将《水浒传》在全国各地收缴。
1950年代，中国认为《水浒传》是描写歌颂农民起义的。这种看法是当时各种中国大陆的教科书、文学史和小说史所持的一个主流的看法。
影响
在古早年代，《水浒传》与《三国演义》等通俗小说往往通过民间艺人，以戏曲曲艺的形式，成为普通民众熟悉的文化活动。其中虚构的人物或者虚构的故事变成为老百姓眼中的史实。很多故事，如“鲁智深倒拔垂杨柳”，“武松打虎”等，历来男女老少皆津津乐道。书中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各种道德观如：轻生死重义气，敢作敢为，劫富济贫乃至“忠君反贪”等理念，便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大众评判是非善恶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