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白正国报考国立浙江大学数学系。在“求过四定点的抛物线”的考题中，他正确解出了两条抛物线，引起了苏步青教授的关注。当时竺可桢任校长，校风严谨。竺可桢聘用教授相当严格，全校教授为数不多，其中以苏步青和陈建功的声望最高。他们俩曾约定，决心要在浙江大学办一个世界一流的数学系；所有重要的数学课程都由他俩亲自讲授。四年的大学学习，使白正国打下了扎实的数学基础，并具备了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是年冬天，浙江大学开始辗转内迁。最后于1940年迁到贵州遵义，次年理学院又迁至贵州湄潭。白正国在遵义毕业后，留校任助教。执教之余，选定射影微分几何为研究方向。其时，白正国的老师苏步青在射影微分几何方面的研究已具有国际声誉，尤其在射影曲线论方面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理论。射影微分几何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是意大利著名数学家，他和其他在这一领域工作的学者所著的书和发表的文章，大多是用意大利文和法文写的。鉴于阅读文献的需要，白正国开始学习意大利和法文。从1941年起，白正国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射影曲面论方面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是在抗日战争进行多年、各方面条件及其艰苦的环境中完成的。他的第一篇论文发表在中国数学会主办的《科学记录》上，该杂志是当时我国出版的可以发表数学论文的惟一的一种学术刊物，采用英文发表，品位算是高的。可是由于物价飞涨，竟不能用起码的新闻纸印刷，而是用粗糙的土纸印刷。白正国至今还珍藏着这篇用土纸印刷的论文单行本。由于白正国在数学研究上的出色成绩，1943年他被浙江大学聘为研究助教。当时抗日战争正在进行，各方面条件都很艰苦。具白正国本人回忆，他做助教第一个月的工资是70元，学校按月扣除10元抵还他读书时向学校借的贷金，实发60元。白正国托人到贵阳买了一个2磅热水瓶花去30元，买了12尺白竹布做床单花去10元，剩下20元只能勉强吃饱饭。那年头物价飞涨，工业品极贵，拿到的工资只能勉强吃饱穿暖而已。但即使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浙江大学在竺可桢校长的领导下，对科研十分重视。当时内迁在昆明的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起来的西南联合大学设有“研究助教”一职。竺校长借鉴此况，聘白正国为研究助教，以让他集中精力搞好科学研究。这是浙江大学的唯一的一例。由于国内发表论文的条件太差，白正国只得把论文航寄到美国去投稿。但抗日战争时期邮路不畅，没有回音。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白正国才从美国“数学评论”（.）的微缩胶卷上得知自己的好几篇论文已经发表在美国数学会的杂志上。浙江大学因此向在重庆的教育部申请晋升白正国为讲师。那时国立大学的教师晋升等级都要向教育部提出申请，批准后发下证书。苏步青和陈建功被聘为“部聘教授”，算是教授中最高的荣誉，能获此殊荣的教授为数极少。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中美开始通邮。白正国发表在美国的近10篇论文的单行本也陆续寄来。这些反映白正国多年研究成绩的实物凭证，使他在浙江大学的学术声誉大为提高。1948年，浙江大学提升白正国为副教授。一个没有出国留过学的大学毕业刚8年的年轻人被晋升为副教授，这在当时的浙江大学是非常少见和十分不易的。
1903年,蒋观云在日本出版的《新民丛报》上发表的《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是中国人撰写的第一篇神话学论文。蒋观云（1866～1929），名智由，原名国亮，字观云、星侪、心斋，号因明子。浙江诸暨东浒山人。早年就读于杭州紫阳书院，能诗善文，工书法。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以廪贡生应京兆乡试举人，授山东曲阜知县，因见国势衰弱，怀救国革新之志，未赴任。同情和支持康有为、梁启超变法。1902年冬自费留学日本，在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任主编，撰写文章在该报发表。投身诗界革命，前期诗作多反对封建专制、颂扬西方民主，史称“近世诗界三杰”之一。 晚年寓居上海，诗作转向保守。撰于清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年）秋冬和二十八年壬寅（1902年）春夏的《海上观云集初编》一书，于1902年十一月十日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作者论述了“荒古之民”及“鬼神怪异之术”等初民社会，论述了风俗之生成、因袭、风俗与人心之关系、中西风俗之比较、神道妖怪之说与破迷信、启民智之革命等，但却未见“神话”二字出现于其中。梓于日本的《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一书，在与迦勒底古代宗教的比较中，论述了中国人的多神信仰。他写道：“迦勒底古代之宗教，崇奉多神，数多之神，各自支配其领土。诸神中之最贵者，为日、月、星，以上帝为诸神之极，君主为天之代表，有半神之观念。今按中国古代，亦崇奉多神，日有纪，月亦有纪，星辰亦有纪。而其神之最尊重无匹者，厥惟上帝。……”他还以《山海经》和《帝王世纪》中的神形为例，说明神形的进化分为三代：“《山海经》记载，有所谓鸟身人首之神者，有所谓龙身马首之神者……多不胜数。又《帝王世纪》，称伏羲女娲氏为蛇身人首；神农氏为人身牛首；神农以后，亦全体为人类。”1903年，在他主编的《新民丛报》（日本横滨）第36号上以“谈丛”为栏题，发表了《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一文，采用了梁启超在他之前已经采用的“神话”这一新词。在这篇被称为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史上第一篇神话论文的文章中，作为诗人的蒋观云，是以中国古代“文以载道”的观点来看神话的，他写道：一国之神话与一国之历史，皆于人心上有莫大之影响。……神话、历史者，能造成一国之人才。然神话、历史之所由成，即其一国人天才所发显之处。其神话、历史不足以增长人之兴味，鼓动人之志气，则其国人天才之短可知也。神话之事，世界文明多以为荒诞而不足道。然近世欧洲文学之思潮，多受影响于北欧神话与歌谣之复活，而风靡于保尔亨利马来氏。……盖人心者，不能无一物以鼓荡之。鼓荡之有力者，恃乎文学，而历史与神话，（以近世而言，可易为小说。）其重要之首端矣。中国神话，如“盘古开辟天地，头为山岳，肉为原野，血为江河，毛发为草木，目为日月，声为雷霆，呼吸为风云”等类，最简枯而乏崇大高秀、庄严灵异之致。至历史，又呆举事实，为泥塑木雕之历史，非龙跳虎踯之历史。故人才之生，其规模志趣，代降而愈趋于狭小。（如汉不及唐，不及汉宋，不及唐明，不及宋清，不及明，是其证。）他反对传统儒学家经学家们特别是乾嘉学派，把神话看成是荒诞怪异（怪、神、谐、异）的梦呓，“以为荒诞而不足道”，而认为神话是文学，是“鼓荡”人心之“有力者”、“重要之首端”，充分地估价了神话有益于世道人心的积极作用，这是他的学术思想的进步之所在。他所重视的神话之“增长人之兴味，鼓动人之志气”、“鼓荡”人心的作用，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对于人心的启迪和教育作用。在神话学在西方世界（主要是欧洲）已相当发达、甚至趋于成熟，而我国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如同“盗火者”那样向西方盗取现代文明和思想之火，竭力挣脱旧经学旧儒学的禁锢的时候，作为我国现代神话学史上第一篇独立的学术文章作者的蒋观云，无疑是一个披荆斩棘的开创性角色。但由于他把古代的神话与后世的文学完全等同视之，故而认为中国的神话，即使像盘古那样气势恢弘，而又神秘莫解的创世和推原神话，都不能不显得“简枯而乏崇大高秀、庄严灵异之致”（白河次郎与国府种德语），特别是他关于中国社会发展“代降而趋于狭小”的断言，可见出他关于神话和历史的阐释，在学理上显示出某种幼稚和偏狭。20年后，蒋观云又写了一部《中国人种考》（1929年11月）。在这部书里，在其论述中华民族起源地、大洪水等问题时，作者显然也受了日本学者的影响，甚至大量采用了他们的论点，但他对神话的“想象附会”（即幻想性）特性所作的发挥，则特别值得注意，表达了自己的见地。他写道：“基督教中洪水之说，曾有人谓在纪元前2349年，而与中国尧时之洪水，为同一时期之事，其前后相差，仅不过五十余年。西方洪水，以泛滥潴蓄之余，越帕米尔高原，超阿尔泰山，汇合于戈壁沙漠，而从甘肃之低地，进于陕西山西之低地，以出于河南直隶（今河北）之平原，余势横溢以及南方，其间或费五十余年之岁月，然后西方之洪水，东方始见其影响。顾是说也，以为太古不知何年代之事，则戈壁一带，曾有人认为太古时一大海，故西藏今日，尚有咸水之湖，与有人认阿非利加撒哈喇之大沙漠，为太古时一大海者，其说相同。如是，则由戈壁之水，以淹中国之大陆者，于地势为顺。若当尧之时代，则地壳之皱纹亦已大定，山海凹凸之形势，与今日之小有变迁，而必无大相异同之事。然则……且尧时洪水，或不过中国一部分之事，未必当其时，而谓全地球俱浸没于浩浩滔天之中，即征之各国古书，载洪水之事，亦见不一见；然多系一方之小洪水，而不足以当挪亚之大洪水。若必欲据中国之事以实之乎？古史中有云：‘共工氏以水乘火，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女娲氏乃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聚炉灰以止淫水。’似明言上古有一次大洪水之事，其云天柱折者，犹后世之言天漏，地维缺者，犹言大地陆沉，雨息而得再见日月云霞，则以为炼五色石而补之矣；水退而地体奠定，则以为立鳌足以扶之矣。上古神话之时代，其言多想象附会，荒诞盖不足怪。要之，惟此洪水，其时期为最古，以吾人始祖亦从幼发拉底、底格里士两河间而来，或者与巴比仑、犹太希腊同载其相传之古说欤？未可知也，而其年代则固未能确定也。” 说华夏民族自幼发拉底、底格里士两河间而来，是当时西方和日本学界十分盛行的一种观点，20世纪一百年来的考古发掘已经证明此说不过是一伪说而已。蒋观云一反在《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里将神话看作是文学之“首端”（滥觞）、强调其作用于人心的文学观，而把古代神话作为考证和论述中国人种起源和历史演化的比较资料，阐述和宣传其社会发展的进化论思想，显然更多地受到了人类学派的某些影响。他写道：“……印度书中所言八明之化身，中国书中所言黄土抟人，希腊神话中所言掷石化人，一入于吾辈今日之眼，既不免惊其说之离奇，而又邈无证据，置之于学术界中，无一毫价值可言。然欲认人类为突出，则虽欲不若是之荒诞而有所不可，而试从是等诸说，以回顾达氏（达尔文）之所言，则所谓由万物进化而来者，其说实至平易，而固毫不足为怪异也。” 相比之下，此时他的学术思想，已经比年轻时变得开阔了。进而，他还从人种学的角度对《山海经》中的异形之神人作释义：“《山海经》者，中国所传之古书，真赝糅杂，未可尽据为典要。顾其言亦有可释以今义者。如云长股之民，长臂之民，殆指一种之类人猿。类人猿中有名‘萨弥阿’者，其前肢盖极长。又所谓‘毛民’者，当太古栖息林木中，为防寒暑护风雨，一般无不有毛，其后以无用毛之必要，渐次淘汰而至于尽，而其时原人之一种，或犹有毛，故号之曰‘毛民’耳。又黑齿为文身之俗，今日蛮民中尚多有之，是固易解者，至当时之所谓国，决非如今日之状态，或于一方之间，取其有特异者而言之，如后世称马多者曰‘马国’，象多者曰‘象国’，其所指者或为类人猿，或为兽类，而不必专泥于人类以相求，则亦可稍无疑于其言之怪诞矣。夫今日学问中可据为论点者，自必以科学为本，而无庸引此荒远之书。虽然，既为我国流传之古籍，故亦略举一而二附于其次也。” 他的这种解释，其立场，不是神话学的，而是科学的。论者说：“他企图利用所知道的动物学、民族志及原始文化史等知识，去解释《山海经》里一些奇异的人物、事象，而且对这部古典著作所记载的资料，采取了有区别的对待的态度。虽然他所解释的现象，只限于书里的一部分，解说也不太充分，可是这种说法，大体上还是站得住的，的确进入了过去学者在这问题上所未踏到的境界。它可以说是当时学界，对于这部古典著作的某些疑难部分所作的比较科学的新见解。”在此书中，蒋观云对《山海经》中的昆仑之丘作了解说：“中国古书，多言昆仑，而又述黄帝之所游（注：《庄子•天地篇》：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山海经》：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昆仑之丘……）及黄帝之行宫。至周之穆王，欲骋八骏，一巡游其地以为快，而屈原作赋，亦若不胜驰慕之情。此明示中国古来，于昆仑若有特别之关系。且观古书所载，述昆仑之形势，亦颇详尽。夫以吾人所知三代以后之事例之，如所谓张骞玄奘之西行者，其事盖少。何则？以中国气候之温和，物产之丰备，土地之平易，既无须出塞西行，为逐水草而谋生计，而以其道路之险难，亦足阻人旅行之情。然则，太古时代，以何因由，而反于往来西方之事独密？此而谓由中国西行，以探其地，毋宁谓由西东来，而道路所经由，因得熟悉其地形也。且犹有不可解者，古书所言西方之事，何以皆归之于黄帝，而取百家之说，以参差互证，又俱言西方盖有乐国，即黄帝之梦华胥，亦云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 今天看来，他的这段解说尽管不无捕风捉影之嫌疑，但他看取问题和立论阐发的角度，也有可取之处。蒋观云在他的时代，发表了中国神话学史上了第一篇神话专文，为中国现代神话学揭开了第一章，其功绩永垂史籍。摘自刘锡诚：《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第一章，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
据《六十年”语文“史论（1887-1950 》，“语文”一词产生于19世纪末，在解放前已是一个常用词了，但作为课程名称的时间较晚。1905年，清朝在废除科举制度以后，开始开办新学堂。当时的课程以至教材，都是从西方引进的，只有称为“国文”课一科，传授的仍是历代古文。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国文课受到了冲击，小学于是改设“国语”，教材具有鲜明的口语特点，选用的都是白话短文或儿歌、故事等。中学仍设国文课，白话文的比重也明显增加，选用了鲁迅、叶圣陶、冰心等新文学作家的作品。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叶圣陶、夏丏尊联名提出了“语文”的概念，并尝试编写了新的语文教材，可惜因日本侵略中国而被迫终止。全国解放后，叶圣陶先生再次提出将“国语”和“国文”合二为一，改称“语文”。这一建议被华北政府教育机关采纳，随后推向全国，从此，“语文”成了中小学甚至扩张到其他国家的一门主课。旧中国，语文是古今书面语言作品——语体文和文言文——的简式统称。现今，语文是学科名。语文，还是一个人文素质衡量术语，指人的内部言语机制品质和外部言语技术能力综合水平。（陈金海《释“语文”》）1932年，上海大江书铺刊印了复旦大学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名著《修辞学发凡》，书中大量使用了“语文”一词！有“汉语文”、“语文分离”、“语文合一”、“语文正常关系”、“语文改进”、“语文的体式”、“完美的语文”等。大教授这些“语文”是指什么呢？细读《修辞学发凡》全书，清楚得很，“语”是来源于口语的书面语，“文”是来源于文言（文饰之言）的书面语，未形成文字的口语叫“话”，形成了文字的是“文”。陈望道先生花费笔墨篇幅要说的是“‘语辞’和‘文辞’都是需修之辞”。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与上层建筑关系密切的语文教育也面临着创新发展的需要。恰逢此时，时任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的叶圣陶先生提出了“语文”这个新概念。1949年8月，叶老主持草拟《小学语文课程标准》及《中学语文课程标准》时，第一次使用“语文”作为学科名称，用来取代当时在小学称为“国语”、在中学称为“国文”的课程。1950年，由国家出版总署编审局编写出版全国统一使用的中小学课本时，统一名为“语文”，并在初中语文教材的“编辑大意”里作了如下说明（小学教材中也有大致相同的陈述）：说出来的是语言，写出来的是文章，文章依据语言，“语”和“文”是分不开的。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话、说话、阅读、写作四项，简称为：“听说读写'。因此，这套课本不再用“国文”或“国语”的旧名称，改称“语文课本”。1950年8月1日，随《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颁发中学暂行教学计划（草案）及中等学校暂行校历（草案）令》的公布，一个崭新的学科名——语文，庄严诞生。除1956年3月19日至1958年3月8日语文被分设为汉语和文学两科间隔两年，一直沿用，已经50年了。然而，由于50年来新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空前迅猛，加上“文革”的遭折，语文学科还没有完整的“科学定义”。1964年2月1日，叶老在给友人的信中进一步回忆了“语文”的由来：“语文”一词，始用于一九四九年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选用中小学课本之时。前此中学称“国文”，小学称“国语”，至是乃统而一之。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亦见此学科“听”“说”“读”“写”宜并重，诵习课本，练习作文，固为读写之事，而苟忽于听说，不注意训练，则读写之成效亦将减损。原意如是，兹承询及，特以奉告。其后有人释为“语言”“文字”，有人释为“语言”“文学”，皆非立此名之原意。（详见《少为人知：“语文”一词从何而来？》作者王本华，供职于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注：江西真语文陈老师指出，王本华该文存在严重错误，是经不 起推敲的。“叶圣陶是‘语文’一词的创始人”之说法，在汉语语言学上，在语文课程论上，都无真理性可言。2013年6期《教育学报》上的《六十年”语文“史论（1887-1950）》，从语文教育发展史的角度梳理了“语文”一词的流变，从学理上辨析了关于“语文”的各种阐释的源头，还原了“语文”的本义，即“语言（口语）文字（书面语）”，这篇论文是中国第一篇系统研究“语文”课程命名的学术文章，是对王本华博士的2012 年《少为人知：“语文”一词从何而来？》一文的学理纠错。因此，50年来语文教育界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应试教育的白热化浪潮现将语文教育推倒了业内外人士公认公愤的“少慢差费”困境之中。如何使语文教育走出“少慢差费”笔者认为应实事求是理性思维，抽薪止沸，对“语文”这个概念作出科学的辨证，并取得共识，尽快解决语文学科基础理论方面的问题。语文科学概念问题已50年了，也有必要总结成功的最根本经验，上升到理论。有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就不至于徘徊不前。所以“语文”必须解释。（引用自《陈金海：释“语文”》）
"语文"一词出现的历史并不长。1905年，清朝在废除科举制度以后，开始开办新学堂。当时的课程以至教材，都是从西方引进的，只有语文一科，教授的仍是历代古文，当时称为“国文”课。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国文课受到了冲击，小学于是改设“国语”，教材具有鲜明的口语特点，选用的都是白话短文或儿歌、故事等。中学仍设国文课，白话文的比重也明显增加，选用了鲁迅、叶圣陶、冰心等新文学作家的作品。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叶圣陶、夏丏尊二人提出了“语文”的概念，并尝试编写新的语文教材，可惜因日本侵略中国而被迫终止。全国解放后，叶圣陶先生再次提出将“国语”和“国文”合二为一，改称“语文”。这一建议被华北政府教育机关采纳，随后推向全国，从此，“语文”成了中小学甚至扩张到其他国家的一门主课。
蔡石泉
怎么也没有想到，贾总没等到黄河三门峡地质勘察史第一次编委会召开，就匆匆离开了我们。前不久刚收到他对三门峡勘察史的更详细计划和具体的安排，更何况我们还通过电话，电波那头清晰传来90高龄贾总熟悉而又亲切的声音，对编写勘察史谈了很多。同时针对我的情况，提出希望和要求，更多的是鼓励和关怀。可能贾总太劳累太操心了，需要好好休息。他的逝世无疑对水文地质事业是一大损失，更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良师。
我参加地质工作，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黄河规划委员会参加黄河技经调查报告。当时地质人员不多，组长冯景兰教授因兼任教学很忙，每次来地质组半天，平时工作则由贾总全面负责。由于组内多为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贾总一边细心地教我们，一边结合工程系统地介绍黄河地质情况，以及对黄河所制定的梯级开发设计和依据等。使我们渐渐熟悉和认识了黄河的过去与未来，也使我更加爱上了黄河。
1955年初冬，我被调到刚组建不久的黄河三门峡地质勘探总队，很幸运又见到担任总队副队长兼主任工程师的贾总。由于三门峡工作性质的不同，使我们接触贾总的机会更多，常常跟随他到野外、下工地。那时他和我们年轻人一样，累了就席地而坐，有时借休息的片刻交换对野外工作的意见。更使我忘不了的是，他给我们讲了许多老一辈野外地质工作者有趣的故事。那时野外生活条件比较艰苦，贾总从不搞特殊，和大家一样吃的是冷馒头，即便在严寒的冬天，馒头冻得梆梆硬，照样吃得香甜。现在回忆当时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
贾总对待工作既认真又严格，他对我们的工作检查很仔细。甚至于对野外纪录本和钻孔柱状图也会检查、审阅。我记得他曾说过：写地质报告包括野外纪录，要像给爱人写情书那样充满爱和情，才会写得通顺和真实。
贾总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平时说话细声慢语，这么多年我还没有见过他发火，工作中有困难或出现不应出的问题，他总是先耐心帮你分析原因，然后再讨论如何解决。他不仅在业务上，而且在政治上和生活上关心我们，他没有一点架子，所以他得到了大家的尊敬和爱戴。
通过在三门峡总队几年实际工作的锻炼，使我们在各方面都得到了提高，绝大多数的地质人员，在这里向人民提交第一份专业报告的同时，还写出了第一篇论文。更重要的是，为我国今后的地质工作打下了良好而坚实的基础。
三门峡工作结束后，我们被分配到全国各地。无论相隔多少岁月，只要再相见就特别亲切，问长问短互相了解老三门峡战友的情况。如果了解到有哪位战友在当地工作和生活，那是一定要结伴去看望的。记得20世纪80年代，在南京召开专业会议，正好贾总也来了，他利用会议空闲时间，带领我们几个他的老队员，一家一户去走访老同志。使我最难忘的是一天夜晚外面下着大雨，贾总不辞劳累，仍坚持带领我们去看望病重的王维国，躺在床上的王维国看到全身淋湿的我们，听到贾总那深切的话语，很受感动，表示一定要鼓起勇气战胜病魔，当时的情景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改革开放后，同行业跨部门的交流逐渐增多。我回到北京后，常常能见到贾总，并多次获得与贾总一起出差的机会，曾陪同他到山西太原和云南红河州等地参加报告评审或咨询工作。这时贾总虽已高龄，在云南咨询时，不顾年老体弱坚持到野外实地调查，认真阅读已有的资料，并与大家讨论研究，最后提出切合实际而又具体可行的意见。贾总是山西人，已经多年没回过老家，评审会后，邀请单位早已安排好请他到五台山玩玩，顺便回家看看，但他却因为要赶赴南京开会，只好婉言谢绝主人的盛情。然后，侧过身小声对我说：“石头，对不起啦!以后会有机会到五台山的”。
几年前贾总不止一次地提到想对三门峡地质勘探工作进行总结，他指着身旁一大堆资料，深情地对我说：这全是三门峡的资料，还有好多照片，也有你的，不好好总结实在太可惜了。现在每当回想起贾总对工作和事业，特别是在三门峡工作的那段经历，都由衷地产生一种崇敬之情。相隔近半个世纪后，当我们三门峡部分老同志应他邀请相聚在北京时，贾总却匆匆离去。送走贾总后，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三门峡老同志，面对着有的虽已发黄而又十分熟悉的各种资料和黑白照片。不约而同地怀念在三门峡度过的难忘而又丰富多彩的岁月，更难忘我们共同的老师——贾福海。
贾总，一路走好。
杜汝霖牛树银孙爱群
(石家庄经济学院)
河北省(包括北京)位于晚清和民国时期首都北京附近及周围地区，当时称直隶省。受北京辐射影响比较大，这一区位的优势，使其成为中国地质科学发展历程中的摇篮地区，也是我国开展区域地质调查最早的地区。已有140多年调查历史，就中国地质学者的调查，已有百余年的历史。
在为了迎接即将到来2012年中国地质学会成立90周年和中国近代地质事业发展100年之际。我们会深切缅怀近百余年左右在中国近代地质事业创建早期的前辈先驱学者，特别是他们在河北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披荆斩棘、艰苦创业，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积累了较丰富的资料，为当地开发矿业和以后地质工作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近几年有幸参加《河北省地质科学史稿》的编撰过程，深为前辈学者坚定执著创建的光辉业绩所叹服，更为他们矢志报国、勤奋求实、勇于创新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所感动，他们为后辈树立了光辉的学者风范和学习的榜样。由此更真切感悟到编撰地质学史所担负的“承前启后”的历史重任和神圣使命，这是一笔留给后代非常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我们愿为河北地质学史的编撰尽自己的微薄之力，敬请各位领导和专家多给指导帮助批评指正。现仅就近百余年到80年前在河北地质调查的中国学者贡献简述如下：
1)作为最早对河北进行地质调查和取得成果第一人应该首推直隶省矿政调查局知矿师邝荣光(1862～卒年不详)。
1910年，邝荣光在《地学杂志》第一期(创刊号)出版了着色1：250万《直隶地质图》和1911年出版了《直隶矿产图》，图长36cm，宽24cm。《直隶地质图》将地层划分为太古代、甘布连纪、炭精纪、朱利士纪和黄土(甘布连纪即寒武纪，炭精纪即石炭纪，朱利士纪即侏罗纪)。此外，还划分出太古代火石、甘布连纪火石和近代火石(火石即火成岩)。图中甘布连纪广泛分布于太行山、北京西山和冀东，实际上包括了现在的中—上元古界至奥陶系。《直隶矿产图》上标明了煤、铁、铜、铅、银、金矿产地，“煤”还大致绘出了煤田的范围和地层走向。这两张图虽说简单、粗略，但其内容大多是作者实地踏勘结果，而不是照抄李希霍芬和维里士等人的著作，可以说是中国学者自己编绘的第一张地质图和区域矿产图。[1]
邝荣光还是第一位编绘古生物图版的学者，1910年他在《地学杂志》第一卷第四号中，发表了一幅《直隶石层古迹图》，标“矿师邝荣光考察并绘”这也是我国第一张古生物图版(1)[1]。
图1 直隶石层古迹图
2)丁文江(1887～1936)，他是中国第一篇正式地质调查报告的作者。1913年，丁文江带队，与王锡宾、梭尔格一起调查正太铁路沿线地质矿产，他们填绘了太行山中东部地质图，调查研究了石炭系煤田和“山西式”铁矿，取得了重要成果。他们的《调查正太铁路附近地质矿务报告书》发表于1914年的《农商公报》。这是中国地质学家第一个公开发表的学术报告，值得特别重视。该报告附有三张分幅地质图，包括1：10万井陉煤田地质图等，内容比较详细，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系统填绘地质图[2]。
3)章鸿钊(1877～1951)、虞锡晋，开创了北京西山地质调查工作。
1914年章鸿钊、虞锡晋两君率领地质研究所21名学员赴北京西山一带进行地质调查，南至磨石口、西至门头沟、北由玉泉山而抵温泉村，主要项目是地质调查，测绘地层剖面，寻找化石[1]。
4)马秉铎、刘世才、仝步瀛、陈树屏在直隶获鹿、山东峄县进行地质调查，赵志新在直隶赞皇县东北对五台系作了专题调查与研究，并采集了有关化石[1]。
5)1919年，丁文江、张景澄对冀晋边境一带的煤田进行了调查，著《直隶、山西间蔚县、广灵、阳原煤矿地质报告》，并附有1：10万煤田地质图，对煤系地层进行了粗略划分，载于《地质汇报》创刊号中[2]。
6)叶良辅(1894～1949)、刘季辰是最早对柳江盆地煤田进行研究的中国学者，1919年他们对直隶临榆县柳江煤矿进行地质调查，著有《直隶临榆县柳江煤田报告》，刊于《地质汇报》创刊号中[3]。
7)李捷(1894～1977)是最早到保定地区进行地质调查的中国学者，1919年4月他由蔚县至涞源、阜平、曲阳、唐县、完县、满城等地，调查了当时已知的各种矿产，历时2月余在《地质汇报》第4号上发表了《直隶易唐蔚等县地质矿产》[4]。
8)王烈(1887～1957)于1920年以前，具体年代不详。他是中国地质学会26名创立会员之一，曾对河北省怀A一带进行煤田地质调查，著有《河北省怀A县八宝山煤田地质报告》，是我国地质工作创建早期的重要地质报告[5]。
9)1920年，朱庭祜(1895～1984)、李捷到井陉煤田调查，著《调查直隶井陉地质矿产报告》，并附有1：6万直隶井陉煤田地质图。此外，1921～1930年间，王景尊、王曰伦、喻德渊也先后到井陉、获鹿一带调查。他们对井陉一带的地质、矿产(特别是煤矿)特征都有较详细的记述[3]。
10)卢祖荫(1889～1976)、周赞衡是最早进行铁矿调查的学者。
1917年卢祖荫、周赞衡到兴隆高板河一带调查，著有《高板河铁矿报告》[6]。
11)叶良辅等13人是中国同时也是河北第一位撰写区域地质志的学者
1920年出版的《北京西山地质志》是我国和河北第一部对北京西山进行大区域综合性系统调查写出的区域地质专著，对地层、构造、岩浆岩和矿产都有较全面的论述，从而奠定了中国北方地层学的基础，使北京西山成为中国北方地质工作的摇篮，并使北京西山和河北隣区的地层系统和构造格局，由此初步确定[9][12]。
12)李四光是第一位论述华北地区第四纪冰川遗迹的学者。
1922年他在中国地质学者第一次年会上宣读了题目为“中国更新世冰期的证据”的论文，文中指出在太行山东麓的沙河县白错盆地首先发现了一些带条痕的巨大漂砾，认为是冰川活动遗留的证据，文中还谈到了山西大同盆地也有条痕砾石，两处的冰川遗迹，开创了中国第四纪冰川研究的历史[8]。
13)丁文江是最早在河北进行锰矿调查的学者。
1922年丁文江考察北京昌平西湖村锰矿，认为该锰矿为原生锰矿，所著《京兆昌平县西湖村锰矿》一文刊于《地质汇报》第4 号。冯景兰(1927)调查了昌平县分水岭金矿[9]。
14)1923年田奇 (1899～1975)调查研究了北京南口震旦纪地层层序及上下接触关系，发表了《南口震旦系之地层层序及古生物》[11]，从而确立了北京南口震旦系(上前寒武系)经典剖面，同期刊物赵亚曾还发表了《南口之地质构造》[11]。
15)1924年以谭锡畴(1892～1952)为主编人，在中央地质调查所翁文灏等统一规划领导下，完成了我国第一幅1：100万的地质图——《北京—济南幅》，这是我国首次按国际分幅编制的小比例尺地质图[10]。
16)王竹泉、赵亚曾(1898～1929)、田奇 ，1924年，在河北临城一带进行煤田地质调查，发表了《直隶临城煤田地质》，刊于《地质汇报》第6号[3]。
17)赵亚曾、田奇 1924年还对河北磁县及河南六河沟煤田地质进行调查，著有《直隶磁州及河南六河沟煤田地质》刊于《地质汇报》第6号[3]。
18)翁文灏(1889～1971)是最早提出燕山运动的学者。
20世纪20年代晚期翁文灏深入研究了华北地区的区域构造特征和构造运动，1927年，翁文灏以燕山为标志地区首先提出“燕山运动”一名，原义代表侏罗纪末期与白垩纪初期间产生的不整合、岩浆活动和成矿作用。他所创立的燕山运动论点，是对中国构造运动的重要贡献并产生深远的影响[7]。
19)孙云铸(1895～1979)、葛利普等是最早对开平盆地寒武系和奥陶系进行研究的学者。
1920年孙云铸、葛利普将开平盆地赵各庄奥陶系划分为下奥陶统冶里灰岩和珊瑚灰岩。1922年孙云铸、杨钟健创名中奥陶统马家沟灰岩[13]。
1923～1924年，孙云铸详细研究了开平盆地的寒武系，自下而上划分为馒头层、张夏层、崮山层、长山层和凤山层；除馒头层、张夏层外，统称上寒武统[22]。1935年，孙云铸根据开平、临城和北京西山等地的资料，将长山层和凤山层详分为5个化石带，并发表了《中国北部上寒武纪之三叶虫化石》[14]。
孙云铸等的杰出工作，为华北地区寒武-奥陶系的划分对比奠定了基础。
20)舒文博是最早对火成岩侵入体进行调查的学者。
1924年舒文博在《河南武安(今河北省武安县)红山火成岩侵入体的研究》中，利用氧化钙等氧化物等量线图说明岩石化学组分的同化作用，其方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人们所引用[20]。
21)李学清(1892～1977)是最早研究河北矿物的学者，1926年他对河北平山县刚玉，从矿物学角度进行专题研究，著有《直隶西部平山县的刚玉》[21]。
22)王竹泉(1891～1975)是最早对河北武安涉县等地进行地质矿产调查的学者。
1927年王竹泉对河北武安涉县及河南林县安阳一带进行地质矿产调查，对武安涉县地层、构造及煤铁矿产论述较详，著有《河南武安涉县林县安阳一带地质矿产》刊于《地质汇报》第九号[3]。
23)1927年，黄汲清(1904～1995)在北京车庄一带寒武系和奥陶系进行较详细的划分和对比，奠定了西山下古生代地层的基础，著有《北京西山之寒武纪及奥陶纪层》[9]。
24)王竹泉等是最早研究河北井陉雪花山玄武岩的学者。
从1927年开始，王竹泉对雪花山玄武岩及其下伏的“砂土层”进行了详细研究，1930年发表了《河北省井陉县雪花山玄武岩及砂土层之研究》《地质汇报》第15号[3]。详细地记述了这里的地层、岩石、构造和地貌特点，并在“砂土层”中采到一些腹足类化石，他根据岩性对比和地文期的观点，认为雪花山“砂土层”与山西省的“三趾马红土”相当，因而把雪花山玄武岩及其下伏的“砂土层”归为晚上新世末期。
25)赵亚曾等是最早对开平盆地煤田及外围调查的学者。
1928年，赵亚曾等3人到开平煤田及其外围调查，测有唐山西山至清凉山一带的1：5万地质图和双凤山附近的1：1万地质图，对区域构造轮廓反映较清楚[6]。
26)李春昱(1904～1988)、杨曾威、黄汲清、朱森等1928年研究了北京杨家屯煤系的沉积特征，将杨家屯煤系分为上、中、下三层，分别与石盒子系、山西系、太原系和本溪系对比[9]。
27)王曰伦(1903～1981)等是最早对承德大庙铁矿进行调查的学者。
1929年，王曰伦、孙健初在北平地质调查所任调查员，曾到承德一带调查，首次对大庙、黑山斜长岩和铁矿进行了研究[6][18]。
28)谭锡畴、王恒升等是最早对张(张家口)宣(宣化)及外围地区进行地质矿产调查的中国学者。
1928～1929年，谭锡畴、王恒升、王曰伦和孙健初到张家口地区调查。谭锡畴在《直隶宣化、涿鹿、怀来三县地质矿产》一文中，阐述了以涿鹿为中心的区域地质特征。王恒升的《直隶宣化一带古火山之研究》和王曰伦、孙健初的《宣化一带地质构造研究》，涉及的范围与谭文基本相同，可以说是对谭文在岩石学和构造学上的补充[6]。另王恒升在1928年还在《地质汇报》发表了《北京西山妙峰山髫髻山一带之火成岩》[3]。
29)李四光(1889～1971)、赵亚曾等是最早对太行山东麓石炭二叠系进行正确划分的中国学者。
自从1922年瑞典人那琳根据化石鉴定，在山西太原建立了包括太原系、山西系、石盒子系在内的上古生界剖面，但时代问题并未解决。李四光(1923、1927)经过对华北 科化石研究和赵亚曾(1925、1926)的长身贝研究结果，从而对太行山东麓石炭系进行正确划分[15]，而对二叠系的划分则沿用山西太原的标准剖面划分方案，分为山西系和石盒子系。
30)裴文中(1904～1982)是首次发现中国猿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学者。
1927年裴文中到北京地质调查所工作，第二年被派往周口店参加古生物化石的发掘工作，从1929年起主持周口店猿人遗址发掘和研究工作，同年12月2日在周口店第1地点首次发现著名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震惊中外，为人类发展史提供了重要的证据，1931年又确认旧石器和用火痕迹的存在，从而为古人类遗址提供了考古学上的重要证据[16、17]。
31)李善邦(1902～1980)在北京西郊最早自建第一个标准地震台，开创了我国地震研究工作。
李善邦是中国近代地震学的开创者，1928年参加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工作，筹建北平西郊鹫峰山地震台，于1929年建成，并任鹫峰地震研究室主任，1930年9月20日记录到第一个地震，从此地震台即转入正式运转。由于地震台仪器已属世界一流，加之管理完善，地点合适，记录数据准确，很受世界地震学界的重视和推崇[19]。
32)1930年侯德封(1900～1980)对太行山东麓邯邢一带煤田地质构造进行了研究，发表了《太行山东麓煤田地质构造研究》一文，刊于《地质汇报》第15号[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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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孙云铸.开平盆地的上寒武统.中国地质学会会志，1923，2(1～2)：93～100
中国的石油工业是何时起步的呢？当时又是什么状态呢？那还得从100多年前讲起……
一般认为，中国近代石油工业以清政府在台湾设立中国第一个开发石油的行政管理机构—矿油局，并于1878年聘请美国钻井技师购进石油机械钻机，在苗栗钻出了第一口油井算起。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石油工业已经历了70年漫长而艰辛的探索之路。
（1）早期石油地质调查和对中国石油资源的评价。
近代地质科学是由西方国家于清朝末年传入中国的。19世纪70年代，华衡芳等人将莱伊尔的《地质学原理》和丹纳的《金石识别》译成中文，介绍到中国来。19世纪末，清政府洋务派在南京设立了矿路学堂，开始讲授地质学。鲁迅先生曾在这里求学，毕业后于1903年发表了《中国地质略论》一文。1905年留美回国的邝荣光编制了中国第一幅地质图—《直隶省地质图》。
辛亥革命成功后，1912年孙中山组织临时政府，在实业部矿务（政）局下设置了地质科（章鸿钊任科长）。1913年，地质科改为农（工）商部地质调查所（丁文江任所长），后又设立了地质研究所（由章鸿钊任所长），实为培养地质人才的讲习所。经过3年培养，于1916年6月，30名学生中有18人取得了毕业证书，并都进入了地质调查所，成为中国地质界的骨干和开拓者。
中国近代石油地质的调查开展是依附于地质调查开展工作的。中国近代早期的地质调查工作是由外国地质学家开始进行的，如美国人庞培莱、德国人李希霍芬（Richthofen）。1916年中国有了自己培养的地质人才以后，在中国大地上，逐步开展了地质调查工作，其中包括石油地质调查。
（2）中国近代石油地质调查。
我国的石油地质勘查最早是在1914年由美国人在陕北延长及其周围地区进行的。美孚石油公司在这一地区作了100平方千米的地质勘查，在延长、肤施（今延安）、安塞、中部（今黄陵）、宜君钻井7口，共耗资250万元，最后宣告失败。美国人在陕北勘探石油失败后，“中国贫油”的舆论便在世界各地传播。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E·布莱克威尔德发表文章，断言中国东部大平原是一片近期沉积区，若找到石油是偶然的；东南部地层褶皱、断裂强烈，找到石油的可能性不会比不利含油的美国阿巴拉契亚山更好些；西南部也因地层断裂强烈，找到石油的可能性更为渺茫；西北部虽在生产极少量的石油，但不会找到一个较大的油田。最后，其结论是中国绝不会生产出大量的石油。
李四光
中国真是一个贫油国吗？不少中国地质学家提出了质疑。李四光（1928）在《现代评论》著文说：“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设有油田可办”。他指出：“中国西北方出油的希望虽然最大，然而还有许多地方并非没有希望。热河据说也有油苗，四川的大平原也值得好好研究。和‘四川盆地’类似的地域也不少，都值得一番考察”。谢家荣（1930）则认为：“延长官井产油已十余年，而未曾钻探之处尚多，倘能依据地质学原理，更作精密之探查，未必无获得佳油之希望；故一隅之失败，殊不能定全局之命运耳”。
从20世纪20年代初，我国地质学家即开始了艰苦的石油地质勘查活动，足迹遍及陕北高原、河西走廊、四川盆地、云贵高原、天山南北和沿海平原。1921年，地质学家翁文灏和谢家荣到玉门调查石油地质，并于1922年首次提出玉门油田有开采价值：石油泉附近地质构造确定为一背斜层；地层属于疏松砂岩，厚者达数米，足能蕴蓄油量；松质砂岩之上下，时有致密红色页岩，足以阻止油液之渗透。
1923年，王竹泉赴陕北调查石油地质，由陕西东北隅之府谷县入境，沿长城西南行，经榆林抵靖边，复折而东行，越绥德至黄河西岸之吴堡县。1932年，他又和潘钟祥再次赴陕北调查，沿途除研究含油地层之岩石性质及地质构造外，并详勘各地之油苗，寻找植物化石。经实地调查，证实延长附近为一很平缓之背斜层，背斜轴大致为东西向，其北翼向北倾斜一二度，南翼向南倾斜一二度，油苗即分布于轴部。不仅初步查清了肤施县与延长县地下的油层情况，修正了美国地质师马栋臣、王国栋以前划分地层中的错误，而且发现了永坪油田和蕴藏丰富的油页岩矿。1933年，王竹泉与潘钟祥共同发表了《陕北油田地质》一文。这是我国地质学家在国内发表的一篇水平较高的地质科学论文，它向国际地质界表明，中国的石油地质工作者能够用自己的力量为祖国找到丰富的油藏。
孙健初
谁是中国最早的石油人01玉门油矿（著名画家吴作人作于1944年，原图为彩色油画）
1928年，张人鉴赴河西走廊调查，再次向国内详细介绍了玉门县赤金堡石油河和白杨河石油沟的油苗露头、地理位置、地层情况等，提出了开发计划。由于当时政局不定，地方政府无能，计划被无限期搁置。
20世纪30年代我国石油地质研究很活跃。1930年谢家荣所著《石油》问世，这是我国近代继张丙昌的《石油概论》之后的一部较早的重要石油专著，为我国石油地质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该书作者认为我国油田的分布，“大抵自新疆北部，沿南山（即祁连山）北麓而至玉门、敦煌，复自甘肃东部，延入陕西北部，越秦岭山脉，而至四川盆地，适绕西藏高原之半”，同时指出，“热河、奉天有油母页岩，直、晋、鲁、豫诸省就地质上推想，或亦有此项页岩，在中国缺油之地，将来必能居为重要之富源”。
我国四川地区由于有2000多年油气开发历史，历来为中外地质学家所重视。20年代末和30年代，我国地质界的赵亚曾、黄汲清、谭锡畴、李春昱、陆贯一、潘钟祥等曾先后到四川调查石油地质。1933年，谭锡畴、李春昱发表地质报告《四川石油概论》，这是我国地质学家关于四川油气资源的一部重要论著。他们认为，四川盆地含油地层不止一层，地层更非一系，与石油产生有关系者为三叠系、侏罗系、白垩系，而各系之中又分上下层位，共七层，已出油者六层；原生油量在六层之中，多寡未必一律，如有一层原生油量多，即有成为富集油田之可能，因此四川油田颇有发展之希望。
黄汲清
微信企业号与订阅号、服务号不同，不能直接发表文章。必须后台登陆进去安装应用。步骤如下：登录微信企业号管理后台，点击左侧“应用中心”菜单，进入应用中心管理页面，这里的每一个应用都类似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服务号，有自己单独的功能设置，即可以修改应用配置信息也可以新增应用。点击原有的应用可查看应用的详细信息，还可以修改其配置，如：应用头像、名称以及功能介绍；设置应用可信域名（注：设置的应用域名须通过ICP备案的验证）；切换模式（普通模式以及回调模式）；应用可见范围修改（除了平台原有的企业小助手应用不能修改此项，其他自己增加的应用都可以修改）。如果你是使用其他域名的（即开发模式），可以切换选择“回调模式”，只要在里面填好配置回调URL及密钥就好了。如果是使用微信企业号自身后台的可以直接选择“普通模式”即可，里面可以设置自动回复和自定义菜单。创建新应用，请直接点击应用管理页面上的“+”号，在弹出的应用信息窗口填写好内容。然后选择应用可见范围，这个按照你自己的要求选择即可，当然没有分组的话请先到通讯录那里添加好先。确认好，再点击底下“完成”按钮即可。这样，一个新的应用就诞生了。添加完后，在应用管理页面会显示出来，当然这个时候还可以点击它进行一系列的信息修改与发布。微信企业号应用方面可以参考：
微信公众号第一篇推文怎么写?相信大家都说不个所以然，在这里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经验教训，希望能够帮到你们。微信推文怎么写?推文的重要性： 想尽千方百计引进粉丝，引进来要不就是推销自己的商品，要不就是服务，当然还有干其他的??我们就不讨论这个了。公众平台创建者都会思考怎么引进来，如何留得住粉丝的问题。有的人说你要宣传啊， 打广告啊，摇奖啊，搞社区啊。你也是粉丝，你会很忠于这些吗?商品和服务确实很重要， 做的再好我不知道。 但是你要知道成为你的粉丝就不一定是客户， 是客户不一定现在就是你 的粉丝。所以重点是推文。很简单理解，电视台靠的是什么，内容呗，推文尽是广告广告， 你也是粉丝你不反感吗?不是广告广告就是什么都不做， 静悄悄的毫无生气。 粉丝就这么默默的把你删除了??来点“干货”推文怎么写：(1)有趣——选编一些喜闻乐见有创意的内容， 但是不是抄袭， 现在一般民众都识真假; 要是这样那么多大门户网站，我还点那么多次到你这儿来么?注意不要转太多，不要抄袭， 微信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哦。(2)有用——俗称"干货“，为用户提供实用价值的内容，有用就对了，不需要每篇都有 用，但是有用的要多; (3)有序——一个星期一个主题，丰富内容，将零碎的信息版块化，今天笑话，明天科 普，后天娱乐。哎!我就是看中你的笑话，你半个月不出一个，我急了啊;(4)有热点——最新新闻事件及社会热点事件的追踪，这些需要有自己的观点才好啦。 转转，我看你转的我不知到直接去看啊;(5)有共鸣——情感色彩比较浓的内容，激发用户心理的共鸣。这点难度有点大了，需 要仔细琢磨;(6)有内容——提供的内容保持多元化和多样性。客户的喜欢不一样，所以要多元化。 最好是有音乐，自己唱的最佳了!(7)语言了，需要生活化、 ，俗话说快餐文化，你非得搬弄大道理，那就得自圆其说。 要么惹火粉丝，你说的大错特错，明天看你还扯不扯。要么写得好，写的好??不疼不痒那 就等于没有写啊!(8)音乐的好处是，你做的好就是奇效，做的不好没事啊。大不了粉丝不听呗。推文注意细节把握： 推文还是要有些讲究的，篇幅不能太长。一段段的安排合适。段落句子不能太长，简单 明了，观点明确。错字少、语句通俗。这些都是基本要求，不啰嗦了!这个方面做的比较
一直以来想做一个属于自己的公众号，不管好坏，不是为了涨粉丝，求关注，更不是为了赚钱，主要是想有一个自己的小空间。关于第一篇文章推送什么内容，我绞尽脑汁想了好久，杀死了N多脑细胞，后来我决定还是先普及一下微信公众号运营这个岗位吧！ 很多人认为微信公众号运营的工作流程是这样的： 网上找篇素材，文笔好的可以自己写一篇 配上一些美美的图片排版一下 点击发送，再转发 增加文章的阅读量 大功告成 听起来是不是很简单？ 在我刚接触微信公众号的时候，我觉得不就发发文章嘛，完全没有任何压力，简直不要太舒服！看着公司的运营小哥，每天坐在角落里，发送一篇推文也就十几分钟的事情，剩下的时间完全自由安排，我对他羡慕至极！ 后来，作为小白的我接手这个工作后，我依然觉得很简单。我每天按部就班的编辑文章，推送、转发，日复一日的重复这个工作。一段时间下来，我发现关注的人数不增反减，我开始认真反思，我做这份工作的意义何在？如果只是单纯的每天发送文章，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胜任，那我很快就会被取代。 再后来，我开始慢慢研究怎么把文章的标题写的吸引读者点进来？怎么把文章内容写得简单有趣，让读者有看下去的欲望？怎么把排版做的更加美观？去哪里选择高清优质的图片？.......关于这些问题，我会在后面的推文中把我的实际经验分享给大家。 说了这么多，下面开始揭秘： 结合我自己的工作经验，我觉得如果要把一个公众号做精做细做好，微信公众号运营专员起码需要具备以下几方面的能力：文案撰写能力（文案策划）抠图、P图（美工）图片、视频设计能力（摄影兼设计师）增加阅读量、关注人数（推广专员）回复网友的留言（客服）嗯…如果是大公司，人员配置齐全，可能这些工作会有几个人配合完成。当然，很有可能上述工作都你一个人执行。比如我，于是我踏上了一条从小白往全能型人才的发展之路。（此处应该有掌声） 其实除了上面这五项，我还可以想到：活动策划、广告创意、数据分析等等等等。 看完这些，相信你肯定不会觉得微信公众号运营不仅仅是只发送一篇文章那么简单了吧!（当然我不是在打击你们）因为有些工作是需要很强的专业能力，比如抠图、作图，这些需要熟练操作ps等作图软件，不是简单说一下就能直接上手的，当然如果在大学期间有过这些功底的还是十分有利的。 所以，以后不要再随随便便的说微信公众号不就是发文章的嘛，我们不接受！哼........每一篇看似简单的文章，哪怕是一个很小的细节背后可能凝聚了很多运营人的心血，所以且看且珍惜。 写在最后，其实很多事情也不是那么糟糕的，在最初你也许无法避免的需要做点杂事，要走一些弯路，但是坚持下来，我相信你所收获的一定是让你成长的。
作者
岳永利，主要笔名落雪，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唯一的听众》刊发于1992年《女友》第6期，并被评为当年读者最喜爱文章。《唯一的听众》1993年选入小学语文课本，上海教育1993年版六年级《语文》“注释”中注明选自1992年6期《女友》。作者还著有《福饺》、《红纱巾红纱巾》等多篇文章。
扩展资料
这篇课文写了“我”──一个琴艺糟糕、丧失自信的年轻人成长为一名成功的小提琴手的历程，而创造这奇迹的幕后高手是人们“耳聋”的老人，她的真实身份是音乐学院的教授、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她以一个美丽的诺言，在不知不觉中给予了作者无私的帮助。
本文的重点是品味描写老教授真诚语言和神情的语句，展开合理想像，体会其心理及其对主人公一步步走成功所起的巨大作用，进而体会老教授对主人公无私的关爱和主人公对老教授的感激、敬仰之情，根据这一重点，在深入学习中。
主要抓住这些句子来体会老教授对“我”的鼓励，教学过程中学生能找到相应的句子，但对于随着“我”表现不断变化以及老教授的言辞不同，学生体会不到，只倾向留在句子意思上，还有先从语言入手，再从神态入手，缺少整体性把握，纵观本课阅读教学，学生发言面较窄，而且理解老教授当时心里想的内容显得单调、空洞。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唯一的听众
曹丕著有《典论》，当中的《论文》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有系统的文学批评专论作品。
中国比较文学是全球比较文学第三阶段的代表王向远 中国比较文学崛起与繁荣并不是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直接延伸，它虽然受到了世界比较文学的重大影响，却有着自己发生、发展的独特过程。在过去的一百年中，比较文学先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种观念和方法，后是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在中国学术史上留下了自己较为深刻的、独特的足迹。从根本上说，比较文学在20世纪中国的发生、发展和繁荣，并不是基于一个新的研究对象的出现或新的研究领域的发掘——像甲骨文的发现促生了甲骨学的产生那样——而是基于中国文学研究观念变革和方法更新的内在需要。这一点决定了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基本特点。学术史的研究可以表明，中国比较文学不是古已有之，也不是舶来之物，它是立足于本土文学发展的内在需要，在全球交往的语境下产生的崭新的、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现象。尽管我们可以将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史前史”上溯到先秦时代，但中国比较文学并非古已有之。为什么在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学术中未能孕育出以跨越异文化为根本特征的比较文学呢？为什么两千多年中华各民族之间文学的交流、一千多年以佛经翻译为纽带的印度文学对汉文学的输入、一千年间汉文学对东亚国家的传播与影响，却都没有促使中国产生以中外文学交流为研究对象的“比较文学”学科，甚至没有在文学研究中自觉地运用跨文化的比较方法呢？原因很复杂，答案也是多种多样的。或许有人认为，中国人的文化与文学的自豪感，乃至“居天地之中”的“中国”意识不利于比较文学观念的形成。然而19世纪的法国人对法国文化与文学也有优越感，也有法国文学的中心意识，但比较文学学科却恰恰成立于此时的法国，法国正是通过比较文学研究弘扬了他们的文学自豪感；或许又有人认为，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及文学研究的习惯方式是感悟式的评点，不擅长比较文学研究所要求的那种条分缕析的系统研究，然而比较文学既可以是系统的研究，也完全可能以中国式的感悟评点、点到为止的形式来进行，被许多人誉为比较文学研究楷模的钱钟书的《管锥编》，不就是以感悟评点的传统形式写成的吗？何况，中国传统学术历来主张“文史哲不分家”，这与当代比较文学的一些提倡者所主张的“跨学科”研究岂不是不谋而合的吗？我们认为，在中国传统学术中未能孕育出以跨越异文化为根本特征的比较文学，其根本原因，或许首先就是因为传统中国人缺乏那种依靠输入外来文学来更新自身文学的自觉而又迫切的要求。由于汉文学自成体系，作为东亚诸国文学的共同母体，具有强大的衍生力和影响力。汉文学史上的历次革故鼎新，并没有主要依靠外力的推动，而基本上是依靠汉文学自身的矛盾运动来实现的。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学舞台上，一直没有一个外来文学体系堪与汉文学分庭抗礼。佛经翻译虽然引进了印度文学，但那主要是在宗教范畴内进行的，而且又较快地被汉文学吸收消化，在不自觉地引进印度文学的过程中，并没有在中国人的文学观念中产生诸如“印度文学”或“外国文学”之类的观念或概念。没有对等的外来文学体系的参照，就谈不上“本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分野，因而也就无法形成“汉文学”、“中国文学”这样的与外来文学对举的概念。而“比较”、“比较文学”总是双边的甚至多边的，这种没有“他者”在场的汉文学的“单边”性，只能是汉文学的“独语”，或者是汉文学对周边异文学的“发话”，而不是汉文学与异文学之间的“对话”。而“文学对话”的意识正是比较文学成立的根本前提之一。在人类历史的发展演进中，“文化对话”对任何一个民族及国家来说，常常不可回避。这种“对话”（抑或“争吵”）往往通过政治、外交、战争、宗教等途径和方式进行着。历史上汉文化与异文化之间有过多次的“对话”或“争吵”，而相对而言，作为“文化对话”之组成部分的“文学对话”，则往往并不是文化“对话”的必需方式。“文化对话”为“文学对话”提供了必要的语境，但有了“文化对话”未必一定就能够进行“文学对话”。“文学对话”需要更具体和更复杂的话语平台，即“对话”所需要的语言能力和异文学文本的阅读能力。而恰恰是这种能力的缺乏，使汉文学与异文学之间无法进行真正的“文学对话”。试看在漫长的古代汉文学史上，有几个文学家掌握了汉语之外的另一种语言？除了宗教信仰的动力促使一些人学习并掌握了梵语等印度语言外，似乎没有一个诗人、作家和文学研究家有足够的动力和条件，为着纯文学的目的来学习一门外语。如此，“文学对话”从何谈起呢？“比较文学”缘何成立呢？这种情形，到了晚清时期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当时的清政府一方面是对改革派“横流天下”的“邪说暴行”实行清剿，一方面也不得不提出“旧学为本，新学为用”的口号，并于1901年下令废除八股，1905年废除科举并派五大臣出洋考察，1906年又宣布预备立宪，改革官制等。在这样的形势下，有头脑的中国人，无论赞同与否，都不可能不面对如何对待西方文化的问题，也不能不考虑如何延续并发扬光大中国悠久文化传统的问题。在这样的形势下，西学东渐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在西学的冲击下，传统文人难以单靠汉语文学立身处世，出国留学、学习外语便成为新的选择。连林纾那样的倾向保守的人士，尽管无法掌握外语，却与人合作译出了三百多种外国小说，晚年更哀叹自己一生最大的遗憾是不通外文。林纾的译作在读书人的面前展开了新异的文学世界，推动了中国人的文学观念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从此，在中国人的阅读平台上，出现了与汉文学迥然不同的西洋文学，这就为中西文学之“比”提供了语境。许慎《说文解字》释“比”字为“反从为比”。西洋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反从”（不同），就为中西文学之“比”提供了可能。于是清末民初的不少学者，如林纾、黄遵宪、梁启超、蒋智由、苏曼殊、胡怀琛、孙宝宣、侠人、黄人、徐念慈、王钟麟、周桂笙、孙毓修等，都对中外（外国主要是西方，也包含日本）文学发表了比较之论。当然，这些“比较”大都是为了对中西文学做出简单的价值判断，多半是浅层的、表面的比较，但它却是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最初形式。这一点与欧洲比较文学也有明显的不同。法国及欧洲的比较文学强调用实证的方法描述欧洲各国文学之间的事实联系，而中国的比较文学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中外（主要是中西）文学的对比意识或比照意识；欧洲比较文学主要强调的是欧洲各国文学的联系性、相通性，而中国比较文学则具有强烈的差异意识。从这一点上看，欧洲比较文学重心在“认同”而不在“比较”，中国比较文学重心在“比较”而非“认同”。但中国比较文学发生伊始的这种“反从为比”的单一性，由王国维稍后的登场而有所改变。王国维独辟蹊径，从另一个侧面进入了比较文学。他以外来思想方法烛照中国文学，用西洋的术语概念解读和阐释《红楼梦》等中国作品，努力使外来思想观念与中国固有的文学相契合，虽然没有太多直接的比较，却具有跨文化的世界文学眼光，体现了一种“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内在的比较观念，因而更能够深刻切入比较文学的本体。在亚洲，我们的东邻日本早在1890年就有坪内逍遥博士讲授“比照文学”，而且今天我们中国人使用的“比较文学”这四个汉字本身就是日本人创制的，日本的比较文学在20世纪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也一直在发展和推进着。但是，同其它国家的比较文学相比而言，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的第三阶段的中国比较文学，其规模、声势、社会文化与学术效应都大大地超过了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期的法国及欧洲的比较文学，也大大地超过了20世纪50至70年代的美国比较文学。在外国比较文学的影响之下，在本土文学与文化的深厚的沃土之上，在时代的呼唤之中，中国比较文学由自为到自觉、从分散到凝聚、从观念到实体，从依托其它学科到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再从弱小学科发展到较为强大的学科，走过了值得骄傲的百年历程。先从研究成果的规模效应上看，据《中国比较文学论文索引（1980～2000年）》（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一书的统计，80至90年代的二十年间，光中国大陆地区的学术刊物上就刊登出了一万两千多篇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论文或文章，还出版了三百六十多部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文学专著。尽管我们现在还无法对世界上比较文学较为发达的国家，如法国、美国、英国、日本等国的比较文学成果做一统计，并与中国做一比较，但即使这样，我们也可以肯定地说：仅从学术成果的数量上看，中国比较文学在这二十年间的成果在数量上，已经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了，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论文和绝大多数研究专著，都具有较高或很高的学术水准。再从研究队伍上说，到90年代末，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在册会员已近九百名，加上没有入会的从事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的人员，估计应在千人以上。这样一个规模，更是任何一个国家所不能比拟的。更重要的是，通过各方面的支持和努力，中国比较文学在组织上建立了被纳入现行教育体制的专门的研究机构，成为高等教育中的一个重要学科部门，形成了从本科生到博士生的系统连贯的人才培养体系，还有了《中国比较文学》等几种专门的核心刊物。由此，中国比较文学的存在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成为一种“显学”，在中国学术文化体系中确立了自己独特的位置。从全球文化的高度上看，中国比较文学的兴起和繁荣，是与全球文化的基本走势相契合的。在全球资讯时代，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仍然是历史上多次遭遇的共同问题：如生死爱欲问题，即个人身心内外的和谐生存问题；权力关系与身份认同问题，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问题；人和外在环境的关系问题，即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存问题。追求这些方面的“和谐”是古今中外人类文化的共同目标，也是不同文化体系中的文学所共同追求的目的。深入了解不同文化中的文学对这些共同困惑的探索，坚持进行文学的交流互动，就有可能把人们从目前单向度的、贫乏而偏颇的全球主义意识形态中解救出来，形成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另一种全球化。由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它不可能成为帝国文化霸权的实行者，而是将坚定地全力促进多元文化的发展；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第三阶段的中国比较文学的基本价值取向，就是致力于不同文化体系亦即异质文化之间，文学的“互识”、“互补“和” “互动”。从中国社会文化自身的发展逻辑上看，中国比较文学发生和发展的轨迹，是与中国学术的近代转型和现代化相始终的。中国比较文学之所以获得如此的发展和繁荣，根本原因在于比较文学的学术精神契合了20世纪中国的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特别是契合了80年代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需要、中国文学界和学术界思想解放的需要。当比较文学在欧洲、在美国已从学术文化的主流和中心逐渐淡出的时候，当欧美学者由于语言和学术训练的限制还很难深入进行跨东西文化的文学研究——这正是欧美比较文学最近发展不够迅速的原因——的时候，中国比较文学却取得了高度的繁荣。可以说，现阶段中国人、中国学者对欧美的了解远胜于欧美对中国的了解，中国学者的外国语言文化和学术修养，使得他们在跨文化、特别是跨东西文化的文学沟通与文学研究中具有更强的学术优势。这一切，都自然地、历史地决定了世界比较文学学术文化的重心已经逐渐转到中国。换言之，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或称第三个历史时期，已经在中国展开。而且，中国比较文学所代表的是一个世界比较文学发展中的一个历史阶段，赋予它生命的，是一个时代，而不只是“法国学派”或“美国学派”那样的“学派”。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之代表，中国比较文学立足本土文化，努力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的营养，体现了博大的文化襟怀。中国比较文学的根本特征就是由这种开放的文化襟怀所决定的。首先是中国比较文学对东西方比较文学的兼收并蓄。中国的比较学者们对比较文学的中国传统渊源做了深入的发掘和阐释，并把中国古人提出的“合而不同”的价值观作为现代比较文学的精髓。同时，对西方的欧美、东方的日本的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的成果也多有借鉴和吸收。从20世纪30年代戴望舒翻译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起，到20世纪末，中国翻译、编译出版的外国的比较文学著作、论文集已达数十种，对外国比较文学的评价文章数百篇，绝大多数的比较文学教材都有评介外国比较文学的专门章节。或许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像中国学者这样对介绍与借鉴外国的比较文学如此重视。中国的比较文学著作在数量和质量上都相当可观，有不少著作堪称该领域研究中只能绕行、不可逾越的成果，体现了中国人的独特的学术优势，但外国比较文学界对中国的这些著作的译介和评论却不多，相形之下，更现显示了中国学者吸纳外来学术的气度与能力，这也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繁荣昌盛的一个表征。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本身来看，中国比较文学的特点也甚为显著。最引人注目的是研究领域的全面性。涉及英语、日语、法语、俄语、德语、梵语、朝鲜语、阿拉伯语等语言文学的研究较多，不必多说。即使是涉及众多“小语种”的比较文学领域，也或多或少有人从事着必要的研究。可以说，就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全方位性而言，中国比较文学在世界各国中即使不是最充分的，也是最充分的之一。由此，中国比较文学已经具备了“世界文学”的视野和眼光。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文学作为中国学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发展演变的进程中，特别是在中国的文学研究中，有着特殊重要的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接洽中外学术，促进文学交流、开拓国际视野，构建世界意识、打通学科藩篱，强化整体思维，在世界文学的大格局中为中国文学定性和定位。从这个意义上说，在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中，比较文学也是最具有国际性、世界性和前沿性的。它接受了法国学派的传播与影响的实证研究，也受到了美国学派跨学科研究的影响，同时突破了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的欧洲中心、西方中心的狭隘性，使比较文学真正成为沟通东西方文学和学术文化的学问。同时，中国比较文学学者还从各种不同角度，在各个不同领域将比较文学研究推向了深入。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之代表的中国比较文学，对历史上作为第一阶段的法国学派有充分的借鉴，也有必要的超越。法国学派所开创的以文献实证为特色的传播研究，曾在50时代遭到了美国学派的批判和否定。但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实证研究不是一个简单的方法选择问题，而是研究中的一种必然需要。例如，历史上一千多年间持续不断的印度佛经及佛经文学的翻译，为中国比较文学学术研究留下了丰富的学术资源。在宗教信仰的束缚下，在宗教与文学杂糅中，古人只能创造、而难以解释这段漫长而复杂的历史。到了20世纪20年代后，胡适、梁启超、许地山、陈寅恪、季羡林等将比较文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引入中印文学关系史，在开辟了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的同时，显示了中国比较文学实证研究得天独厚的优势，也为中国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贡献了第一批学术成果。此外，中国文学在东亚的朝鲜、日本、越南诸国的长期的传播和影响，也给中外文学关系、东亚文学关系的实证研究展现了广阔的空间。因而，在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中，实证的文学传播史、文学关系史的研究不但没有被放弃，反而是收获最为丰硕的领域。中国学者将中国学术的言必有据、追根溯源的考据传统，与比较文学的跨文化视野与方法结合起来，大大焕发了这一研究的生命力，在这个领域中出现的学术成果以其学风的扎实、立论的严谨和科学，而具有其难以磨灭的学术价值和长久的学术生命。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之代表的中国比较文学，也从美国学派那里接受了丰厚的馈赠。美国文学作为世界比较文学史上第二个阶段，突破了法国学派的将比较文学定位为文学关系史的学科藩篱，提倡无事实联系的平行研究和文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跨学科研究。中国比较文学界对美国学派也有热情的呼应。实际上，中国比较文学在这方面也有自己独到的收获。1904年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1920年周作人的《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20年代茅盾的中国神话和北欧神话研究，钟敬文的《中国印欧民间故事之类型》，以及1935年尧子的《读西厢记与Romeo and Juliet（罗蜜欧与朱丽叶）》等文章，已为中国比较文学开创了平行研究的先河。后来，钱钟书的《中国诗与中国画》、《读〈拉奥孔〉》、《通感》、《诗可以怨》以及杨周翰的《预言式的梦在〈埃涅阿斯纪〉与〈红楼梦〉中的作用》、《中西悼亡诗》等都是跨文化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的典范之作。70年代，以钱钟书《管锥篇》更是别开生面的平行贯通的楷模。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在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初期，美国学派所提倡的平行研究一时遍地开花，公开发表的相关文章每年数以百计。在平行研究中，人们有意识地在中外文学现象的平行比较中，寻求对中国文学及中国文化的新的理解和新的认识，并在平行比较中尝试为中国文学做进一步科学的定性和定位。但对于平行研究中的可比性问题，陈寅恪等一辈学者早就提出了质疑，随着80年代后平行研究的热潮汹涌，有识者很快及时指出它的弊端和问题。季羡林等先生严厉批评了那些“X比Y”式的生拉硬扯、牵强附会地胡乱比附，遂使得90年代后期“X比Y”的比较模式有所收敛和遏制。平行研究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主观原因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学习与研究者对比较文学的学科精髓没有深刻领悟，而客观原因是美国学派在平行研究的实践上并不丰富，理论上并不成熟，一味拘泥于美国学派的理论和方法，中国比较文学势必难以摆脱这些误区。在为平行研究付出了一定代价之后，中国比较文学也在实践上做了自己的探索，在理论上做了修正。70年代钱钟书的多项式平行贯通的研究实践，成为平行研究之楷模；而90年代后发表的有关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著作和论文，在对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实践进行总结的基础上，使平行研究的方法论更趋于科学化和成熟化。另一方面，对美国学派提出的“跨学科研究”，中国比较文学界也给予相当的认同，绝大多数的学科理论著作和教科书都在努力提倡和阐述“跨学科研究”，但二十年来跨学科研究的成果却很有限，与理论上的大力提倡不相称。在这种情况下也有人对“跨学科”研究在实践和理论上做了反思。“跨学科研究”究竟是研究方法，还是研究领域？换言之，它是文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关系研究，还是在文学研究的方法和视角上对其它学科的借鉴？对此美国学派在理论上并没有讲清楚。针对这种情况，中国比较文学界有人提出，不宜把“跨学科研究”无条件地视为“比较文学”，否则一方面就会使比较文学丧失必要的学科界限，而使比较文学自身遭到解构，另一方面容易误导研究者和学习者把研究“对象”当作研究“课题”，从而催生某些大而无当、大题小作的空疏之作；认为“跨学科研究”是当今各门学科中通用的研究方法，也是文学研究中通用的方法，而不是比较文学的特有方法，因而只有当“跨学科”的同时也“跨文化”，才能视为比较文学……。对跨学科问题有种种不同的看法，而且至今仍在探讨、争论和磨合过程中，无论如何，还是杨周翰教授1989年在为《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一书所写的序言中的一句话最为中肯：“我们需要具备一种‘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的研究视野：不仅要跨越国别和语言的界限，而且还要超越学科的界限，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下来考察文学。”正因为如此，“跨学科的文学研究”仍然在曲折中摸索前进，而对于“跨学科研究”的这些争论和质疑却只能更加表明，中国比较文学并非只是被动地接纳外来的学科理念，而是在自己的研究中试图做出自己的判断；中国比较文学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的第三个发展阶段，不是外来学派的一个分支，它发出了自己独特的声音，表现了自己深入的思考，显示了自己固有的特征。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兴起，使得中国文学研究中乃至中国学术文化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这主要表现在研究视野的扩大、新的研究对象的发现和研究方法的更新这两个方面。先说研究视野的扩大和研究对象、研究领域的拓展。比较文学观念与方法的引入，使中国传统学术视野中一直被忽视的许多领域得以呈现，得以纳入学术文化体制中。例如，关于中国神话及民间故事的研究，中国传统学术是不屑为之的。而20年代以后，这一研究却成为现代学术的一个显著的亮点。比较文学的跨文化视野使中国神话和民间文学显示了独特的价值。茅盾、赵景深、周作人、钟敬文等人在神话与民间文学的研究中普遍采用了跨文化的历史地理学派的传播研究方法、平行研究的主题学方法，从比较文学角度看就是在神话与民间文学研究中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此一方法的使用不仅将学术研究的触角深入到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根部，而且将最民族和最民间的东西赋予了世界性价值，90年代以后，又有新一代学者在神话与民间文学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使人类学研究与文学研究相交叉，尝试建立了“文学人类学”，成为中国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催生出的颇具活力的新领域之一。再如翻译文学的研究，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中率先尝试从跨文化的立场将翻译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到80年代后，人们发现翻译文学研究作为跨文化的文学研究，是比较文学学科中的天然的研究对象，正是比较文学在学科理念上对翻译文学研究的支持和铺垫，使得翻译文学研究成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新兴的繁荣部门，翻译文学史的研究和翻译文学基本理论的研究这两大研究领域越来越受到重视。又如，在法国比较文学的“形象学”理论与实践的启发之下，20世纪90年代后有不少研究者对中国文学中的外国形象、外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问题展开了富有成效的研究，更有人从“形象学”概念中进一步引申出“涉外文学”的概念，并把它视为比较文学特有的研究对象。“形象学”乃至“涉外文学”的研究，为90年代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开辟了一片广阔天地。
曹丕《典论 论文》：中国第一篇文学理论专论
影响。Sci论文见刊后如果文章存在姓名、地址和一些印刷等可以被纠正的错误，就没有影响。但是如果是学术不端等情况，就会被取消学位。
学术不端是指学术界的一些弄虚作假、行为不良或失范的风气，或指某些人在学术方面剽窃他人研究成果，败坏学术风气，阻碍学术进步，违背科学精神和道德，抛弃科学实验数据的真实诚信原则，给科学和教育事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极大损害学术形象的丑恶现象。论文学术不端常见行为主要有：数据造假、篡改数据、剽窃他人观点（包括实验数据、结果等等）一稿多投等等
论文学术不端指示，意思就是说在学习当中没有很好的一个功底，或者学术没有作为或者说没有正道上随时这个意思。
论文学术不端是指你写作的一篇论文与其他人写作的论文之间观点重合率高，或者是部分文字重复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