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1] 中华民族形成很早，但民族意识较为淡薄，借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古代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而不是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这也是一些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形成民族和民族主义的重要原因。然而，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尤其是1895年的甲午战争后，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并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2]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则又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中华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主要标志，便是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的形成，它包括这一观念的提出、确立和得到各族人民的普遍认同。 关于“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学术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尤其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黄兴涛教授有长篇论文《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的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发表（载香港《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2年第1期创刊号），对“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研究做出过重要贡献。但这些成果很少将“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及其演变过程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或缺失。实际上，“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从提出到确立、再到被各族人民普遍认同，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就“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作一研究，不当之处，欢迎各位批评指正。 （一） 清末民初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阶段，[3]也是“中华民族”观念的提出和使用阶段。而最早提出和使用这一观念的便是最早引进和介绍西方民族主义的梁启超。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观念，并将中国民族的演变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4] 1902年，梁启超又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的观念。他在是年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先用诗一样的语言对“中华”一词的内涵做了说明：“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之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基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我中华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语言文字，世界莫能及。我中华有三十世纪前传以来之古书，世界莫能及。”[5]接着，在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时他第一次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6]不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1904年）等文中他又多次提到“中华民族”，并就“中华民族”自始是单一民族还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如果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则有无“最重要之民族”以及“最重要之族为何”等问题进行了考察。[7] 继梁启超之后，清末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还有立宪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杨度和著名的革命党人章太炎。杨度在1907年发表的《金铁主义说》一文中不仅多次提到“中华民族”，并且还比较清楚地说明了“中华”作为民族名称的由来和特征：“中国向来虽无民族二字之名词，实有何等民族之称号。今人必目中国最旧之民族曰汉民族，其实汉为刘家天子时代之朝号，而非其民族之名也。中国自古有一文化较高、人数较多之民族在其国中，自命其国曰中国，自命其民族曰中华。即此义以求之，则一国家与一国家之别，别于地域，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远近也。一民族与一民族之别，别于文化，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8]同年，章太炎在《民报》第15号上发表《中华民国解》一文，其中也两次提到“中华民族”，一次是转引杨度的话，另一次是他自己的论述。他说：“中国魏晋以来，异族和会者数矣。稽之谱谍，则代北金元之姓，视汉姓不及百一，今试于通都广市之间四方所走集者，一一询其氏族，旧姓多耶？抑吊诡殊恒之姓多耶？其间固有私自改变与朝廷赐姓者，徵之唐宋人姓氏书中其数犹最微末。夫岂徒中华民族之空模，而以他人子弟充其阙者。”[9] 就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对“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具体使用来看，一方面，无论是梁启超、杨度，还是章太炎，他们都是在“汉族”的涵义上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梁启超曾明确指出，“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它是“我中国主族，即所谓炎黄遗胄”。[10]另一方面，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在“中华民族”是“文化”称谓还是“血统”称谓的理解上又有所不同。具体来说，梁启超和杨度强调“中华民族”是一“文化”的称谓，而非“血统”的称谓，历史上那些接受了中华文化而非汉民族血统的民族实际上已成为中华民族亦即汉民族的一部分。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就认为，“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融合的产物，在对其融合过程进行了详细考察后，他“悍然下一断案曰：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11]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一文中更是一再强调，“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称中华如故。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不以血统言，可决知也. 故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己含定义于其中。与西人学说拟之，实采合于文化说，而背于血统说。华为花之原字，以花为名，其以之形容文化之美，而非以之状态血统之奇，此可于假借令意而得之者也。”他并且要人们相信，随着各民族之间融合的加强，不久的将来，“不仅国中久已无满、汉对待之名，亦已无蒙、回、藏之名词，但见数千年混合万种之中华民族，至彼时而更加伟大，益加发达而已矣”。[12]就梁启超尤其是杨度对“中华民族”的论述来看，他们不仅认识到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民族特征，而且已经初步具有了“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思想。但和梁启超、杨度不同，章太炎则更看重血统对“中华民族”亦即汉民族形成的作用，他在《中华民国解》一文中就批评杨度“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的观点有“三惑”：一是“未明于托名标识之事，而强以字义皮傅为言”；二是“援引《春秋》，以诬史义”；三是“弃表谱实录之书，而以意为衡量”。他认为杨度对“华”字本意的理解是错误的，“华”的本意或第一义是地域名和国名，不是族名，不能随意将“华”作“文化”、“华美”或“文明”解。他虽然亦承认历史上的汉族对其他民族的融合或同化作用，其他一些民族已成为汉族的一部分，但同时又强调现实中汉族与满族没有完全同化，汉族是汉族，满族是满族，满、汉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血缘区别。用他的话说：“夫言一种族者，虽非铢两衡校于血统之间，而必以多数之间同一血统者为主体。何者？文化相同，自同一血统而起，于此复有殊族之民，受我抚治乃得转移而翕受之。若两血统立于对待之地者，虽欲同化莫由”。而现实中的汉族和满族就“立于对等之地”，满族不仅不受汉族的“抚治”，相反还统治汉族，对汉族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所以满、汉之间不可能像杨度所说的那样完全同化，成为一个民族。[13] 实际上，梁启超、杨度与章太炎认识上的这些不同，是与他们不同的“民族建国”主张联系在一起的。受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影响，“民族建国”是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和的共同要求，[14]但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国家的问题上二者之间又存在着严重分歧。概而言之，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则主张“排满”，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主张“合满”，建立一个包括满族在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此，他们曾展开过激烈论战。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解》一文就是为了批驳杨度的《金铁主义说》而撰写的。在论战中，革命派从“排满”的需要出发，他们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中所包含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种族民族主义思想，强调汉民族与满族之间的种族区隔，比如刘师培在《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一文中就一再强调，“满、汉二民族，当满族宅夏以前，不独非同种之人，亦且非同国之人，遗书具在，固可按也”。为了辩明满、汉“种界”，证明满、汉不是一个民族，刘师培还特作《中国民族志》一书。陶成章在《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叙例七则》中把满族归入蒙古族，以证明满族与汉族不是同种。自称为“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其《革命军》一书不惜以大量篇幅证明“吾同胞今日所谓朝廷、所谓政府、所谓皇帝，即吾畴昔之所谓曰夷、曰蛮、曰戎、曰狄、曰匈奴、曰鞑靼，其部落居于山海关之外，本与我黄帝神明之子孙不同种族也”。[15]与革命派相反，立宪派则从“合满”的需要出发，继承了传统的“华夷之辩”观念中所包含的“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华夏之”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强调满族已经与汉族同化，“不能谓为纯粹的异民族”。[16]康有为的《辨革命书》一文，从种族、文化等多方面论证满族已为汉族的一部分，他说：“今上推满洲种族，则出于夏禹，下考政教礼俗，则全化华风，帝位只如刘、李、赵、朱，满族先于南阳、丰沛，其余无不与汉人共之，与汉人同之。”“故满洲在明时则为春秋之楚，在今则为汉高之楚，纯为中国矣。”梁启超在《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一文中针对革命派引用社会学者对于民族的定义（即（一）同血统，（二）同语言文字，（三）同住所，（四）同习惯，（五）同宗教，（六）同精神体质）以及据此认为满族是中国的异民族的观点一一作了批驳，他以大量的事实说明，“民族之六大要素中”，“语言文字”、“住所”、“习惯”和“宗教”这四大“要素”，满洲人已“纯然同化于我”，“血统”和“精神体质”这两大要素虽然还“不能奋下武断”，说满洲人已与汉人同化或没有同化，但满洲人与汉人有血统关系，以及满洲人在精神体质上与汉人有许多相同之处，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所以，“以社会学者所下民族之定义以衡之，彼满洲人实已同化于汉人，而有（与汉人）构成一混同民族之资格者也”。[17]杨度也一再强调，在汉、满、蒙、回、藏这“五族之中，满人文化又己全同于汉，一切语言、文字、宗教、习惯无不同也”，[18]已成为“同一民族”。[19] 就革命派和立宪派在“民族建国”问题上的论战而言，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可以说立宪派的主张是近代中国建立民族国家唯一正确的选择。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交往中，在血缘上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纯血统的民族存在，在文化上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共同创造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并形成了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记忆。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各民族都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自己的贡献。如果像革命派所主张的那样，通过“排满革命”，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那么历史上形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就会发生分裂，满、汉民族之间就会发生仇杀，其结果不仅近代的民族国家建立不起来，而且还会给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中国提供机会，从而更进一步加重中国的民族危机。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就写道：要是近代中国的民族建国真的像革命派所主张的，是要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那么满、蒙、回、藏等民族也将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结果是“分一大国为数小国，分一大国之人民为数小国之人民，分一大国之领土为数小国之领土”，那些本以瓜分中国为基本国策的西方列强，如俄国和法国，“一见我五族分立，领土瓜分，岂有不欢欣鼓舞投袂而起，一从北方以取蒙、回，一从南方以取黔、粤者乎？以国内瓜分之原因，而得外国瓜分之结果，此不待蓍龟而可决者。而主张五族分立论或汉族独立论者，实俄、法之所乐闻，而思利用之，以为先驱者也。故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否则，“一有变动，则国亡矣”。[20]所以，到了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派则迅速放弃了他们早先提出的“驱逐鞑虏”、建立单一的汉民族国家的主张，而接受了立宪派的“合满”建议，主张“五族共和”、“五族平等”，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孙中山向海内外明确宣布了“五族共和”、“五族平等”的建国方针：“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21]此后不久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又将“五族共和”、“五族平等”之建国方针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了下来。 中华民国的成立，尤其是“五族共和”、“五族平等”建国主张的提出并成为基本国策，对“中华民族”观念的确立和形成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这正如常燕生后来在《中华民族小史》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民族之名多因时代递嬗，因时制宜，无一定之专称。非若国家之名用于外交上，须有一定之名称也。中国自昔为大一统之国，只有朝代之名，尚无国名。至清室推翻，始有中华民国之名也出现。国名既无一定，民族之名更不统一。或曰夏，或曰华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然夏、汉、唐皆朝代之名，非民族之名。惟‘中华’二字，既为今日民国命名所采纳，且其涵义广大，较之其他名义之偏而不全者最为适当，故本书采用焉。惟今日普通习惯，以汉族与其他满、蒙诸族土名并列，苟仅以汉族代表其他诸族，易滋误会，且汉本朝代之名，用之民族，亦未妥洽，不若‘中华民族’之名为无弊也。”[22]因此，在民初，“中华民族”观念不仅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使用，而且也更多地具有了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涵义。1912年1月5日，孙中山在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名义发布的《对外宣言书》中郑重宣示：“今幸义旗轩举，大局垂定，吾中华民国全体，用敢以推翻满清专制政府、建设共和民国，布告于我诸邦……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23]就目前发现的资料来看，这是孙中山第一次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也是中国的官方文件对“中华民族”的第一次使用。3月19日，革命党领袖人物黄兴、刘揆一等领衔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后改称“中华民族大同会”，在其发起的电文中他们写道：“鉴民国初建，五族涣散，联络感情，化除畛域，共谋统一，同护国权，当务之急，无逾于此。且互相提挈，人道宜然。凡我同胞，何必歧视。用特发起中华民族大同会”。同年秋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在讲到民国统一时也使用了“中华民族”：“我中华民族本部多汉人，苗瑶各土司杂居其间。西北各地，则为满、蒙、回、藏诸民族所居，同在一国之中，休戚相关，谊属兄弟。”[24]这是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的第一次使用。 辛亥革命后，在沙皇俄国的策划下，哲布尊丹巴等部分蒙古封建王公贵族宣布外蒙独立，在库伦成立所谓的“大蒙古国”。哲布尊丹巴等人分裂祖国的罪恶行径，遭到了包括蒙古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反对。1913年1月，西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蒙古族各王公在呼和浩特集会，制订了《西盟王公会议条件大纲》，一致决定“赞助共和”，反对外蒙古分裂。乌、伊两盟各札萨克还给库伦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发去文告，陈述“蒙古疆域，向与中国腹地，唇齿相依，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现在共和新立，五族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劝诫他们“翻然悔悟，协助中华”，取消俄库协约，不要“堕俄人狡谋”。[25]就目前所发现的资料来看，这是中国少数民族第一次采用政治文告的形式，公开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其历史意义不言而喻。在此前后，袁世凯也以民国大总统的身份致信哲布尊丹巴，指出“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现在时局阽危，边事日棘，万无可分之理”。[26]袁氏此处对“中华民族”观念的运用，与乌、伊两盟各札萨克致哲布尊丹巴的文告如出一辙。 [1]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1931—1945）民族复兴思潮研究”（批准号：09BZS033）和国家民委2011年重大委托课题《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演变及影响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刊发于《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 [2] 郑大华：《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形成》，《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 [3] 参见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发展及其他》，《史学月刊》2006年第6期。 [4]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第11—12页。 [5]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6]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21页。 [7] 梁启超：《历史 上中国翠竹 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专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8] 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3—374页。 [9]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号。 [10]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文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1页。 [11]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文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4页。 [12] 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4页。 [13]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号。 [14] 参见郑大华《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形成》，《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 [15] 邹容：《革命军》，《猛回头——陈天华 邹容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9页 [16]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224页。 [17]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224—226页。 [18]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05页。 [19]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4页。 [20]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4页。 [21]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2页。 [22] 常乃德（常燕生）：《中华民族小史》，爱文书局1928年，第5-6页。 [23] 孙中山：《对外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8页。 [24] 《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12年秋版。 [25] 《西盟会议始末记》，《民国经世文编》第18册，第15-16页。 [26] 《袁世凯致库伦活佛书》，见刘学铫《中国历代边疆大事年表》，台北，金兰文化出版社，1979年版，附录1，第483页。
内容：“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不是一回事儿区别和联系：民族主义，主张以民族为人类群体生活之“基本单位”，以作为形塑特定文化与政治主张之理念基础。具体的说，其主张为：民族为“国家存续之唯一合法基础”，以及“各民族有自决建国之权”。既民族至上上的观念。民族主义在某些时候会变得很狭隘，最终的结果不是爱国而会害国参见：还有很多爱国主义就是人们对于自己的祖国的忠诚和热爱的思想及为她的独立与富强而斗争的献身精神。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是从本国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的，是跟国际主义密切联系着的，既热爱自己的祖国，反对外来侵略，又尊重别的国家和民族的权利和自由。列宁指出：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爱国主义表现为1.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维护祖国尊严和人民利益的高度责任感，对祖国前途怀有坚定的信念。2.对祖国的河山、人民、历史和文化，对祖国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无限热爱。3.把个人的前途和祖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反对其他国家的入侵和本国的腐朽反动势力，为祖国和民族的繁荣富强而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爱国主义源于人民对哺育自己成长的家乡、民族和祖国的深厚感情，逐渐升华形成的一种维护祖国利益的行为准则和坚强信念。基本内容有：促进本民族的物质和文化财富不断增长；维护各民族在平等基础上的联合、团结和祖国的统一；抵御外侮，捍卫祖国的主权和独立；同一切阻碍社会进步的反动势力进行斗争，促进祖国的繁荣与富强。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阶级，爱国主义有不同的政治内容。剥削阶级的爱国主义以维护本阶级的私利为目的，因而是动摇的不彻底的。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继承了历史上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并把它同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结合起来，认为只有使人民从国内外剥削阶级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成为祖国的主人，才能实现祖国真正的独立、统一和富强。当代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是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拥护祖国统一完全一致的。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是具有国际性的。无产阶级要为世界各国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利益而斗争，把爱国主义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参见：
谈不上民族意识。民族意识实际上是个负面的东西，是种族主义产生的温床。正确的来说，应该是近代，被西方统治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地区的人民，他们的民族意识在不断的反殖民统治过程中，得到了加强，结果就是通过二战这个大的背景，纷纷脱离了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而得到独立。至于西方国家，除了二战时德国有明显的种族主义，其它国家还没有这种情况，尤其是发达国家，是不允许出现民族主义的。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富有生命力和顽强不息奋斗不止的民族，五千年的磨难、五千年的磨砺，铸就了中华民族龙的精神。我们的民族之所以历尽了五千年的沧桑，现在依然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不畏惧一切困难，越是遭受苦难越是团结凝聚的民族，这是是我们中华之魂，是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冲破一切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的原动力！在危机时刻，尤其是天灾面前，一个民族最能体现其民族的精神。面临危机，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其存在的价值就找到了一个最基本的衡量尺度，那就是人及其生命。 人和生命是任何一个社会的本源问题，原因很简单，正是因为有了人，就有了社会。对人及其生命的重视和尊重也就成了衡量这个社会的进步与否。当危机危及他人的生命的时候，你和我作出怎样的反应也就成为你和我存在的价值的最重要的尺度。没有了他人，你我的存在也就失去了意义。 四川大地震再次使中国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世界在关切中国，中国在感动整个世界。感动世界的不是地震本身，而是中国人在面临灾难时所显现的民族精神，是赈灾过程中不同的角色所写下的一个个有关人的故事。这些故事正在形成一个大写的“人”字，一个巨大无比的“人”字。正是这个"人"字，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核心。 按照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张贷年的概括和总结，中华民族精神可以浓缩为八个字“厚德载物，自强不息”。这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也是中华民族精神之所在。正是靠着这八个字，使我们这个民族能够经历诸多灾难而能够依然顽强的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繁衍、发展壮大。在历史上，我们这个民族，曾经饱受苦难－－但是无论这些苦难是源自天灾，还是源自人祸。不论是外敌入侵、自然灾害、疫病传播，中华民族都处之泰然，依靠上述八个字，挺过来了。
弘扬民族精神 岁月，上下五千年的岁月，消散了春秋战国时无数飞扬的尘土；暗淡了三国两晋时不尽的剑影刀光；模糊了五代十国时繁荣的街市；剥蚀了宋元明清殿前宏伟的琉璃。岁月已然流逝，所留下的， 是一个个英雄的名字，正是他们，挺起了中国人脊梁，凝聚了伟大的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什么？我一直在深深的思考这个古老而又深刻的问题。伟大的诗人艾青写道“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一直以来我都觉得这是对我们民族精神的最好解释，那就是热爱自己的祖国——爱国主义。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动力和精神支撑，是民族的灵魂、国家的支撑，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是民族文化的最本质、最深刻的体现。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我们创造了璀璨的文化，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这些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动力，也是在未来岁月里薪火相传、继往开来的强大精神动力。 方圆九州，泱泱大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浩如烟海。中华儿女，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缔造了强汉盛唐，领世界风骚几千年，何等风光？ 自古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以爱国为崇高之志，以报国为终生之责。为了中华的崛起，为了雪耻报国，为了振兴华夏，为了腾飞于世界，我们的前辈发愤图强，凝聚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它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悠久历史文化的积淀，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使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推动着中华民族的前进和不发展 正是靠着这种伟大的精神，亿万中华儿女迎来了崭新的一天。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富有生命力和顽强不息奋斗不止的民族，五千年的磨难、五千年的磨砺，铸就了中华民族龙的精神。我们的民族之所以历尽了五千年的沧桑，现在依然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不畏惧一切困难，越是遭受苦难越是团结凝聚的民族，这是是我们中华之魂，是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冲破一切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的原动力！在危机时刻，尤其是天灾面前，一个民族最能体现其民族的精神。面临危机，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其存在的价值就找到了一个最基本的衡量尺度，那就是人及其生命。 人和生命是任何一个社会的本源问题，原因很简单，正是因为有了人，就有了社会。对人及其生命的重视和尊重也就成了衡量这个社会的进步与否。当危机危及他人的生命的时候，你和我作出怎样的反应也就成为你和我存在的价值的最重要的尺度。没有了他人，你我的存在也就失去了意义。 四川大地震再次使中国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世界在关切中国，中国在感动整个世界。感动世界的不是地震本身，而是中国人在面临灾难时所显现的民族精神，是赈灾过程中不同的角色所写下的一个个有关人的故事。这些故事正在形成一个大写的“人”字，一个巨大无比的“人”字。正是这个"人"字，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核心。 按照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张贷年的概括和总结，中华民族精神可以浓缩为八个字“厚德载物，自强不息”。这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也是中华民族精神之所在。正是靠着这八个字，使我们这个民族能够经历诸多灾难而能够依然顽强的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繁衍、发展壮大。在历史上，我们这个民族，曾经饱受苦难－－但是无论这些苦难是源自天灾，还是源自人祸。不论是外敌入侵、自然灾害、疫病传播，中华民族都处之泰然，依靠上述八个字，挺过来了。中华民族是个宅心仁厚的民族，世界上不知道多少个国家的人民遇到大灾大难的时候得到过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无私的帮助，我们的帮助从来就不带任何条件，是真心实意地为国外受灾受难的人们送去中国人民的关心和祝福。正是因为如此，当我们遇到这样大的灾难的时候，世界上许多国家也同样深出了援助的手，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国受灾的人民和受灾的地方，对此，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人民是满怀感激之情的。人在难处见真情，只有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才能见证出真正的朋友，烈火炼真金、也检验着国家间的情谊。这场大灾难中，有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在这场大灾中，有多少无名的英雄；在这次大灾中，我们向一切以给人民谋利益为最高目标的好总理、向奋斗在抗灾第一线的解放军指战员致敬！向千千万万在这次地震灾难中的无名英雄致敬！向我们的无畏的灾区各族人民的不怕困难、积极互救、自救的群众致敬！在几千年的历史沧桑中，我国各民族发展了休戚与共、相互依存的亲密关系，形成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国家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是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维护祖国统一，始终是中华儿女的神圣职责。 祖国统一是国家繁荣富强的根本前提。一个强大的国家，必然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一个强盛的民族，必然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四分五裂，断难成为世界一流强国；一盘散沙，绝无希望跻身世界先进民族行列。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国力强盛、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时期，无一不是国家统一的时期。西汉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清代康乾盛世，都是在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的情况下出现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展现出宽广而美好的前景。 祖国统一是各民族发展进步的重要保障。国家的统一，为各民族发展进步提供了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密切了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极大地推动了各民族的发展进步。新中国成立以来，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少数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各民族经济文化联系更加紧密、交流更加频繁，相互学习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焕发出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祖国统一是各民族幸福生活的不竭源泉。祖国是各民族安身立命之所在，是各民族共同生活的家园。祖国好比母亲，为各民族提供衣食之需，使他们免受冻馁之苦；为各民族遮风挡雨，使他们免遭风刀霜剑的伤害。祖国统一是各民族之福，祖国分裂是各民族之祸。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国家的高度统一，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开始了崭新的生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使人民生活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巨大跨越，各族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坚决反对一切分裂祖国的政治图谋，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制造民族分裂、危害祖国统一。海内外中华儿女紧密团结、共同奋斗，祖国完全统一就一定能够实现。
当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复兴之际，回首我们的民族走过的五千年漫漫岁月，展望中国更美好的未来，我们更深切地感受到中华精神的伟大力量，它是推动我们民族发展和复兴的强大驱动力。 没有这一强大的驱动力，中华民族不可能在过去五千年的岁月中生生不息，作为人类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没有这一强大的驱动力，中华民族不可能在其发展的进程中繁衍兴盛，融会众多民族，并且形成和维系了团结统一的趋势。这一大趋势穿越数千年时空历久而弥坚。没有这一强大的驱动力，中华民族不可能在20世纪后期全球化趋势迅猛发展，压力与日俱增，民族的生存和命运又一次面临挑战之际，掀起改革开放大潮，革故鼎新，与时俱进，开辟民族复兴的新纪元。 中华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和脊骨，是中华民族传统精神与时代精神的融会。它包含自强精神、仁爱精神、勤奋精神、探索精神、创新精神、爱国精神、气节精神、革命精神、改革精神和开放精神十个主要方面。进一步建设和弘扬中华精神，是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需要。 中华精神是民族传统精神与时代精神的融会 中华精神融会古今，是民族传统精神与时代精神的整合。如上所述，一部中华民族从远古至今的发展史证明了它的强大生命力。自强精神是一种具有强势张力的进取精神和斗争精神。中国古代哲人通过观测宇宙的变动不居，提出"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思想。自强，包含民族的自强和个人的自强两个层面。不畏艰难困苦，不屈服于任何压迫者，是中华民族的本色精神。一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百折不挠地与生存环境抗争，与内外邪恶势力抗争的历史。自强不息，不仅是指在常境和顺境中的奋斗，更是指在困境和逆境中的奋斗。历代俊彦豪杰追寻"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壮怀激情，力行"穷且益坚，不堕青云之志"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坚忍精神。自古以来，身处逆境而奋发有为的范例不胜枚举。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司马迁受腐刑之辱，仍发愤作《史记》，开纪传体史书之先河。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成大业。其精神皆垂范后世。 仁爱精神源远流长，是我们的人民亲和共处所依凭的准则。千百年来，经过世代哲人先贤的琢磨锤炼，激浊扬清，仁爱思想升华凝聚，成为中华民族构建伦理道德大厦的基准和标尺，并广为人民所认同。仁爱精神内涵十分丰富。易经中以"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推重君子之德，即是强调一种"仁"的精神。《尚书》中说"有容，德乃大"，也体现了仁爱宽容的精神。什么是"仁"？"仁"就是爱人，与人友好相亲。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子张问仁。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诸问之，曰："恭、宽、信、敏、惠"。仁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是"忠恕之道"，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墨子所提倡的仁爱精神则达到了极致。墨家主张"兼爱"，推崇一种"天下之人皆相爱"的和谐境界，此即"强不执弱，众不却寡，富不欺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孟子以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为仁义礼智之端，是对仁爱精神更具深义的阐发。概而言之，仁爱精神涵盖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十个方面。这样的仁爱精神熏陶、哺育了一代代华夏儿女，并不断得到发扬光大。 勤奋精神是我们的民族得以安身立命，创造财富和探索未知的巨大力量。勤奋，是我们民族历来推重的美德之一。我们民族的传统认为，勤奋包括勤于学习，勤于思考，勤于探索和勤于劳作。手不释卷，孜孜不倦，谓之勤学；霄衣旰食，励精图治，谓之勤政；胼手胝足，持业不辍，谓之勤劳。勤奋，包含勤勉与奋发有为两个相互依存的因素。有志于奋发有为方能勤勉，非勤勉不能有所为。"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业精于勤，荒于嬉"。"书山有路勤为俓，学海无涯苦作舟"。这许多广为流传的古训俗谚，体现了我们民族所崇尚的勤奋精神。自古以来，以勤奋精神立学、立言、立德和立业者恒河沙数。悬梁刺股，苇编三绝，愚公移山，等等，都是人们所熟知的佳话传说。正是这样的勤奋精神，激励着我们的民族世世代代奋斗不息。探索精神是中华文明发展昌盛的强力推进器。中国历代的哲人智士都把探索未知作为人生的重要目的。这一探索指向宇宙法则和价值标准两个方面，即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把握和对人生价值的认识，强调通过格物致知以追求真理和追寻价值。格物致知被认为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起点。因而，这样的探索被赋予崇高的意义。故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屈原不畏"路漫漫"，而"上下求索"，虽九死不悔。此外，这样的探索，不仅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也包含了在自然科学和文学艺术方面的探索。因此，在中国的历史上不仅是在思想、政治方面的研究包罗宏富，邃密精深，流派纷呈，产生了灿若群星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政治家，而且在自然科学方面也创造了许多杰出的成就，在世界上引领风骚数千年。在文化艺术方面的累累硕果，更是风采卓异，璀灿多姿，是世界文明中的瑰宝。 创新精神是中华文明得以不断发展的巨大动力。中华民族是富于智能和创造力的民族。中华文明的发展正是与五千年来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各方面与时俱进的推陈出新或发明创造相伴随。以科学技术为例，英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世界著名的中国科技史权威李约瑟博士指导下所着《中国-发现和发明的国度》一书中指出，当代世界的基本发明和创造，可能有半数以上来源于中国的古老文明。他列举了中国的一百个"世界第一"除了"四大发明"，在现代农业、现代航运、现代石油工业、现代气象观测、毒气、枪炮、降落伞、载人飞行、白兰地、威士忌、蒸汽机的核心设计，几乎都源于中国的发明。李约瑟博士认为，"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中国保持了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水平"。中华民族的创新能力举世公认。只是到了近代，由于封建制度的僵化和由此导致的国势衰弱，这样的创新精神受到束缚和压抑。新中国的建立为我们民族的创新精神的发展开辟了天地，但是长期存在的左倾指导思想的错误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这种发展的巨大潜力。改革开放带来了思想大解放和生产力大解放，是中国人民得以充份发挥智能和创造力的美好春天。二十二年来中国在思想理论、科学技术和经济建设各方面的创新发展如同熔岩喷发，不可遏止，取得了划时代的辉煌业绩，再次向世界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巨大创造力和创新力。 气节精神是天地间的一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气者，乃正气、骨气；节者，为节义、节操。中国传统精神认为，人的生命包含着价值因素，是生命价值的载体。生命，只有承担了道义，才是可贵的。因此，古往今来的仁人志士都以气节操守为立身之本。王夫之提出："生以载义，生可贵"；"义以立生，生可舍"，就是这种精神的凝聚。孟子万世传颂的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成为中华气节操守精神的经典标尺。文天祥以生命实践了自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树立了气节精神的丰碑。五千年来，历朝历代都涌现了许多具有这样高风亮节的仁人志士。他们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为人民鞠躬尽瘁，或刚正不阿冒死请命，或毁家纾难精忠报国，或血战沙场马革裹尸，或临危不惧舍身取义。他们的浩然正气，彪炳史册，光照千秋。正是这样的国魂精神，推动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征服千难万险，越过漫漫历史长河走到今天。 爱国精神是我们的民族的优秀传统。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坎坷多艰，在不断融会众多民族的过程中发展壮大，爱国精神是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无尽源泉，是维护和保卫国家民族利益的永恒动力。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祖国荣誉重于一切，爱国就是要卫国和兴国。千百年来，无数爱国志士的嘉行懿德广为人民所传颂。贾谊"国而忘家，公而忘私"；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岳飞"以身许国，何事不可为？"陆游"位卑未敢忘国忧"；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秋瑾"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恃铁血报祖国"。孙中山第一个提出"振兴中华"，以炽热的爱国激情"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邓公年七十四，壮心不已，掀动矌古未有的改革大潮，二十年间打造出一个富强的中国，正是因为他所说的"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样的爱国精神代代相传，中华民族根深叶茂，能够抵御任何狂风暴雨。革命精神是我们的民族外抗强暴，内拒奸恶的利剑。中华民族是一个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为着追求自由和幸福，追寻光明和进步，为着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中国人民敢于斗争，从不畏惧，绝不屈服。在上古和中古时期，一次次反抗压迫的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统治者，迫使他们做出调整政策的让步或是导致改朝换代，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改革精神在中国有久远的传统。《周易》中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中国历代有作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都反对因循守旧，泥古不化。为着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和促进国家的强盛，自古以来就有许多殚精竭虑，不畏艰难，不顾身家性命力促变法改革者。战国时期有商鞅变法。商鞅主张"便国不必法古，利民不循其礼"。韩非力倡变革思想。他认为"世异必变"；"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之为备"。西汉时有晁错之变法。北宋有王安石变法。王安石认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明代又有张居正变法。近代的"戊戌变法"更为世人所熟知。他们或是力主改革土地所有制，废止世袭特权，巩固封建统治；或是建言削蕃，加强中央集权；或是改革税制以缓解社会矛盾；或是变法以求富国强兵。无论成败，他们的努力顺应历史潮流，体现了时代精神。他们的思想或主张在当时或是后来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实现，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而推动了中国的社会发展。当代中国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总体目标的改革，更是一场以空前未有的规模和深度在中华大地上进行的除旧布新的伟大创举。仅仅二十余年，中国面貌一新，走上富强之路。改革精神在神州大地从来没有这样深入人心并展示如此强大的生命力。 开放精神在中国经历了由重在政治交往的开放，到以有限地引入西学为目的开放，再到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的发展过程。《尚书》中提出的"协和万邦"的开放思想指向协调国家之间的关系和对异族异域的融会。孔子"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也是一种政治交往。墨子提出"兼爱"、"非攻"，主张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冲突。汉唐以来，由于中国的强盛，统治者以中央王朝自居，因而其外交策略多有俯视世界的意味。例如，汉初陆贾提出将"宽博浩大，恢廓密微，附远宁近，怀来万邦"作为汉王朝的外交指导思想。此外，由于中国在经济和科学技术方面长期居世界领先地位，也使得中国难以认识到向外国学习和与外国的经济交往的意义。"丝绸之路的形成虽然对于沟通中西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文化意义，它对于中国对外交往的历史发展的影响只是局部性和阶段性的。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则更是以宣示国威为其宗旨。直到近代，在列强倚仗坚船利炮欺凌的压力之下，国人才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落伍。从而有冯桂芬提出"学西方，谋自强"，"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魏源提出开眼看世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后有"中体西用"之倡和洋务运动之兴。中国旨在接纳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学术思想的开放意识逐渐觉醒。本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和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迟滞状态的紧迫性使以开放求发展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之一。邓小平以求实精神所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全面开放。在新的历史时期，开放精神给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并带来了历史性的巨大变迁
新闻导入近日,成都市教育局发文,禁止所有中小学生在本月20日至28日参加跟圣诞节有关的群体性聚会。报道称:此举既是为维护学生安全,也是为提倡传统节日。———据《成都商报》12月22日报道传统节日与外来节日,水火不容还是水乳交融？发文禁止聚会,初衷好未必效果好,提倡传统节日,不意味横眉怒对洋节。主持人:据报道,成都教育局发布这个文件的原因,除了保护学生安全外,还有个理由是提倡传统节日———提倡传统节日,是否意味着不过外来节日?观点A 唐尧传统节日自有生命力肯定没有必要。政府可以通过法定形式,将一些重要的传统节日法定化、固定化。国务院刚刚修改通过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增加端午节、中秋节和清明节作为法定节日,就对中国传统节日支持、提倡和保护。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要保护传统节日而去抵制洋节。我的小孩上高中了,近几年也比较热衷于到街上去过圣诞。对此,我一直没有反对。观点B 骆华婧不会因为圣诞忘了春节没有必要啊。圣诞我们要过,但是并不因为我们过了圣诞就会把春节搞忘了吧?别忘了,春节还有压岁钱、还可以放鞭炮。作为年轻人,我们希望每个节日都热闹、好玩。观点C 彭贝洋人也会借春节来放松而且现代人的压力越来越大,我们需要发泄,但你让我们拿崇高的春节,亲人团圆的中秋节,悲伤的清明节去狂欢吗?这不可能,我们每年就只能扭着洋节,名正言顺地去发泄.但在我们的内心,传统节日是崇高的,我们需要理性地去过,就像春节中秋要回家;端午节要吃粽子;清明节要祭奠去世的亲人一样,我们遵循它的每一个内在意义,谁见过我们拿自己的传统节日在大街上疯狂的,其实我们尊重它就是保护它,这就说明并没有影响到我们的传统文化,所以没有必要因此去抵制洋节。我身边的朋友也时常说:传统节日都有更为复杂的背景,大家过得却并不轻松,洋节轻松自在,两种节日互补着过,多好———我的欧洲朋友告诉我:圣诞节在他们国家也并不是中国式的疯狂,所以他们也经常会过过外来的节日,比如我们中国的春节,作为借口来轻松一下。观点D余云华传统节日应拓展外延坦然地接受洋节,但对于我们的传统节日我们必须重视起来。前段时间国家对于节假日的调整,增设了中秋、清明等传统节日的假期,说明了国家在保护传统节日上已经行动起来。我们除了提倡,还必须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加强传统文化的内涵延伸。在国外,聪明的商家们将节日的含义延伸得很广。而我国有关传统文化的产业却少之又少,每年,从春节开始,然后元宵、清明、端午、中秋……年年是一样的过,但味道却一年比一年淡。像中秋节,月饼越做越大,但让人感觉文化越来越少。如何去丰富和发展它的内涵和外延,这才是更为关键的问题,不能一味将这种淡漠归咎于洋节。传统节日有着"润物细无声"的特色,没必要担心它们被洋节抢了风头,更没必要抵制洋节。主持人:在针对这则新闻的随机访问中,有人说:"土节、洋节,何必分那么清?高兴就好。"各位对这个说法怎么看?观点A骆华婧个人喜好无须惊讶我也认为分一下倒无妨,但有人喜欢传统节日有人喜欢外来节日,这就和我们有人喜欢历史、语文,有人喜欢化学、英语一样,没必要很惊讶。观点B唐尧面对洋节有容乃大节日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文化、宗教、习俗等紧密相联。各个国家、地区、民族的节日并不完全一样。有法定节日,也有非法定节日,有传统节日,也有舶来节日。我认为,不管是什么节日,我们都应该理解和尊重,有颗宽容的心。节日分"土"、"洋"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关键是我们的态度要正确。观点C彭贝土洋节日不必对立我觉得没必要担心洋节抢了传统节日的人气。都是洋节,为什么万圣节在中国就不如情人节和圣诞节火?过洋节,人们其实是有选择———中国人过圣诞节,其实往往就是单纯图个乐,跟西方人过圣诞节大不一样。我们的理由是:"因为它罗曼蒂克"、"是一个HAPPY和疯狂的借口。"我们的身体虽然在洋节中疯狂,但心灵却始终在传统节日中固守,所以我觉得完全不应该把"土""洋"节对立。观点D 余云华传统节日更重教化在中国,虽然喜欢过洋节的人确实是越来越多,但中国人所过的圣诞节,更多是一种简单的好玩,举着洋节的旗帜去疯狂,过的只是一种气氛,并没有特定的节日情感。保护传统节日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洋节的"入侵",并未真正能够取代传统节日,与洋节在中国的娱乐性不一样,传统节日对中国人更具有教化意义,而且传统节日与洋节的时尚并不冲突,因此,市面上才出现了巧克力馅的汤圆,甚至玫瑰花馅的汤圆。舶来的节日与传统节日,好比蛋糕与寿桃,喜欢哪一个视个人的口味而定。"节",可以理解为生活节奏的放松和身心的调节。中国的文化基础建立在农业之上,忙完了一个季,就有一个节,便于补充体力、放松身心。其实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青年的生活方式日益接近、趋同,这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主持人:其实,这则新闻引起广泛关注,还在与成都教育局采取了"发文件"这个形式。观点A唐尧发文之举于法无据首先我对此举持否定的态度———于法无据。但是,我想成都市教育局发文禁止学生参加圣诞聚集的初衷,除了对传统节日的保护,还出于对学生安全的考虑。国外的圣诞,大家大都是到教堂祈福,或者走走亲戚,送送圣诞礼物,很祥和的感觉。而中国的圣诞节就是彻头彻尾的狂欢节,所有参与的人都是在宣泄自己的情绪。以文件名义,禁止某个群体参加圣诞聚集活动,实际上可行性并不大。观点B骆华婧与其禁止不如引导最近我有外校同学也收到了老师要求不许上街参加圣诞集会的通知。我们觉得这样做特没道理,凭什么啊?我们又不是去做违法乱纪的坏事!再说了,学校能派老师在圣诞到解放碑逮学生?逮到的学生请家长、给处分?参加了几年圣诞狂欢,我们也有些累了。老是拿充气棒子打人,拿"雪花"喷人,真的很没新意。我看用不着禁止,过不了几年,城里的年轻人恐怕就都厌倦了,估计参加的人会越来越少。所以说,成都的那个文件是多此一举———即使我们考虑学生安全,也应该引导学生安全狂欢,而不应该是不许狂欢。其实,我们很想学校能够在节日组织我们集体活动,这样更好耍。比如像新年演唱会啊、化妆舞会啊、篝火晚会啊,我们都很乐意参加的。这些可比上街打挤有意思多了。观点C彭贝容易诱发逆反心理相信无论是成都还是重庆,学生们喜欢过圣诞节的原因也是一样,他们虽然压力不大,但本就是好动求变的一群,所以瞅上这么个节日疯狂一下也是情有可原,相信他们也并未对洋节当真,面对"新人类"的"趋之若鹜",教育局大可不必"紧张".如果要保护孩子们的安全,完全可以采取另外一些聪明的手法和其他灵活的方式,以发放通知的形式是不是也太正式了点,这种方式往往更容易让青春期的孩子产生反叛心理。观点D余云华不赞成但理解在凤凰卫视新闻台,我已看到了这则新闻,成都教育局的做法已经引起各方的关注和争议,我觉得希望给于教育部门宽容的体谅.先不说这样做是否管得过宽,是否越权,教育部门其实也有他们自己的需要考虑的众多因素:比如学生出去过节安全问题怎么解决,出了问题谁来负责?教育局后来解释的担心学生出去狂欢造成大量的垃圾无法处理...其实这些都是现实存在的问题,作为主管部门,他们必须面对种种现实问题,可不像其他人那样清闲的发发议论就完事了。中国社会调查所(SSIC)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过一次"公众过圣诞节状况"调查。在对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深圳等14个城市,电话访问了2000名青年后得出结论:近9成受访青年表示今年会过圣诞节。但调查中,有超过7成以上的人表示:过圣诞是为了凑热闹,"圣诞节并不能取代传统节日在心目中的地位"。
近代中国的节日在短短的百余年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主要原因是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尽管中国近代节日的演化与西方文化的传播分不开，但这种变化对中国传统节日的影响呈现出不平衡的特点。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近代节日的演变，特别是西方节日和生活方式的引入，对中国传统的节日文化造成了较大的冲击，这更应使我们注意在引进外来文化时不能对传统文化一概否定，而应该对其合理成分加以传承和发扬。随着现代社会的日新月异的发展，文化融合在更大范围的地域内扩展开来，受了西方文化理念影响的人们在欢天喜地的过着各式洋节的同时，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则受到了不小的忽视，究国人对中国传统节日与西方节日的差异与看法，探讨当今局势与人们庆祝中国传统节日的方式以及重视程度，从而研究出加深文化印记对我们的影响与应对方案。希望以此来使人们加重对传统节日的重视以及传统文化的理解。将这些无法用价值来衡量的精神财富很好的传承下去。时下，西方的圣诞节、情人节、万圣节等节日在中国大面积普遍的盛行起来，但与此同时，中国的如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在我们本国的热度明显不高，年味也不如小时候来的重了，不禁让人感叹。我们在接收外来文化、文明的时候不能把我们自己本身的传统遗弃，而是应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摒弃掉传统节日中糟粕的东西，在传承中国传统节日的前提下，去感受、迎接西方节日的氛围，而不是一味地跟风，追求所谓的时尚。时下流行过“洋节”，研究其流行的原因、背景以及一些现实因素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发展自己的传统节日。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我国的传统节日文化日益受到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的淡忘。西方的圣诞节、万圣节等节日新奇热闹的庆祝方式，更受到年轻人的喜爱，这不利于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的时代要求，不利于更好地将我国文化推向全世界。我们应该加大对我们自己国家的节日文化的认可度和参与，这不仅仅是抵制过度的外来文化的入侵，更是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的良好传承与发扬。
风俗史学家把“再现过去”视为主要任务的同时，不应将一定的道德标准强加给过去。作者在研究中作出的第一个结论是：历史上没有永恒的、绝对的标准；相反，标准处于经常变动的过程之中。所以，永远只能说是相对道德或相对不道德。除非违反了社会本能，违反了自然的法则，才可以说是绝对的不道德。没有一条道德法则能不受时空的制约而调节我们在一定时空上的行为。 如果这一点对于整个道德是正确的，那么，对于性道德更是如此。因为性道德是最容易变化的道德领域之一，事实上也确实变化最多最快。作者在写作本书时得出的第二个结论是：一般道德观的经常变化是有一定的规律的，每个世纪都有不同的道德标准。因此，把现代的道德标准强加给过去，不免幼稚而荒谬。惟有不学无术的人或蠢人才会对停滞僵死和发展多变一视同仁，拿一成不变的标准去衡量。在学术界，这种不会历史地思考问题的研究者至今为数不少，不减当年。 还得补充一条：谁要是侈谈什么不以时空为转移、“植根于人的本性”、“永恒的、一体遵守的道德规范”，那只能随心所欲地任意褒贬，而永远不能认识人与物的历史存在。由此可见，否定永恒的、不变的道德理念，是正确地即科学地认识历史现象包括风俗领域历史现象的必要前提。 否认有一体遵守的道德标准，自然不等于否认历史中的道德推动因素。道德推动因素的作用，我们是完全承认的。尽管这不言自明，但还得不断强调，因为用永恒道德规范的作用来解释历史的人，总是把他们论敌的观点说成是否认道德推动因素的作用；他们采取的手法是偷天换日的强词夺理。同样不言而喻的是，我们对待事物的态度并不一定导致为一切历史现象辩护，更不是唱赞歌——持我们这种观点的研究者往往被人扣上这个同样是莫须有的罪名。否认不变的道德理念是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民族和一切时代都应遵守的永恒的人间法则，——否认这一点，不仅是一种方法，而且是必要的前提，能让我们认识受历史制约的事物、受历史制约的“善与恶”。我们揭示历史的制约、历史的绝对必然性，并不是做结论说，因为是历史的必然性引起了这种或那种现象，所以这些现象就是对的，就可以在历史的审判中宣判无罪。做个简单的比喻，对于一个杀人犯，我们即使明白他行为的内在必然性，也不意味着我们是替他辩护。我们的历史观反而会导致迥然不同的而且是极为重要的结果，那便是真正科学地洞察过去，阐明更高层次的历史逻辑。 认识过去和研究史料也就是系统地揭示以往和当今发生的事情，并找出连接以往和当今的结合环节，目的绝不是像许多人所想的那样，是为了满足好奇心，哪怕是最“高尚”的好奇心。目的首先是认识一切现象发生的规律。因为惟有准确地解释历史，我们才能更好地创造历史。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是科学的第一位的、最终的目的：使行动更富成效，影响现在与未来。这样才能打通一条道路到达人类的最高课题——有意识。有计划地进行历史的创造。 这显然不是空洞的抽象，而是内容极其丰富的公式。让人类能够有意识地创造自己的历史，等于是引导人类遵循正确的路线，加快步伐，攀登崇高的理想指明的发展高峰。 如果对事物的历史洞察能使我们深信道德规范是经常变化的，深信“道德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要求多种多样的回答，那么，风化史学家就需要解决两项任务。第一，揭示风化或主流道德观与人们社会存在之间的关系；第二，阐发每一个案中道德所遵循的规律以及决定并改变每一时代道德观的因素。 因此，简单地、杂乱无章地堆砌事实并不能准确而清晰地再现过去。何况，如果不具备上面说过的基础，甚至谈不上有价值地挑选事实，因为个别事实的价值惟一取决于它能在多大的程度上反映时代的基本规律。换句话说，学术研究中发掘出来的并且加以分析并分类的事实之间，应有历史制约性的内在联系；这历史制约性，体现于制约这些事实的规律。另一方面，只有把握这规律，才能使个别事实和某一类事实具有再现过去的价值。 任意组合的事实，尽管每个事实都饶有兴味而引人入胜，却永远不能准确地、更不能多姿多彩地再现过去的情景。就像一堆石头，尽管每一块都很贵重，都经过精心雕琢，却不能想像为宏伟的建筑；或者一堆轮子、皮带和把杆也不能想像为一台机器。在这些例子中，各个部分之间都必须存在有机的联系，必须经过挑选，并且必须按照规律（这规律决定各部分的形状和位置）组合起来。 发掘内在的联系并且确定形成及改变风化的因素，应是一部严谨的风化史的出发点。这样一部风化史必定远胜单纯搜集奇闻趣事的风俗大全。 本书第一章便是探讨这些问题。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使本书有个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是让读者得到我们认为必要的引路线索。不言而喻，这一章的内容应限于基本的方面，因为本书的目的并不是做理论的分析，而主要是生动地叙述事实。我们在第一章中只是极其简单扼要地谈一下概况。况且我们并不自认为有能力全部解决这些复杂的问题——这有待于本领域出现一部理论史著。本书第一章只是种指南、一份仅有简单说明的方位图。 这里还必须指出我们使用的借以生动地再现各时代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风化状况的方法。 完成这样的任务，必须尽量广泛地使用当时的文献。文献包括各种文字材料，也包括描绘人、物与事件的美术作品。我们惟有让时代自己来表现，用它自己的语言、它的特殊语言，用它创造的比喻等等，并且做到尽量广泛尽量详细。惟有这样，时代才会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们的眼前，使我们一方面觉得自己也参与了那个时代的生活；另一方面（由于我们使用的历史方法）又能从高处综观全局，从每一个案中捉摸到它同整体的联系。因此必须采录一切反映每个时代各阶级道德观的文字和美术作品，采录一切能使我们对每个时代各阶级道德观获得直观认识的材料。这样的文字有：各种报道，法规，禁令，关于风俗、游戏、节庆的记载；还有文学作品：诗，诙谐故事，短篇小说，世俗剧及宗教剧。这类文献我们将广泛用来论证、深化及强调我们的叙述。当时的美术作品也是这样。照我们看，美术作品的意义不仅同于文字材料，而且在许多方面比后者更为重要。我们甚至把各种图画视为生动再现过去最可靠从而是最重要的手段，同时也是检验文字材料的惟一的、最好的手段。图画是最鲜明最简单的历史文献。我们只需举一个例子。用文字介绍时装（即使是式样简单的时装），要让读者获得一个十分确切的概念很难很复杂。如果是图文对照，则不难断定人人都会做到一目了然。复杂的时装更难用语言描述，甚至文辞越优美越不容易叫读者明白究竟。其他许多现象如客栈生活、节庆、求爱方法等等也是这样。总之，各方面莫不如此。如果文字之外还有图画作为鲜明的、不受任何偏见影响的、可以检验的事实供读者参考，那么，读者获得的概念肯定要准确得多！ 参照美术作品的价值不止于此。图画还有一个优点。每一件美术作品都会在观众的心中引发许许多多的联想。这些联想往往是作者本人也没有想到的，或者他为了更鲜明更简洁地表现主题而有意忽略的。几百幅画，再现的不是当时的个别特点、个别现象，而是包罗了大千世界，包罗所有的典型事实，从而那些图画本身常常就构成一部风化史，会看门道的人从中可以发掘出一切新的材料。图画作为文献，不仅更简单，也更丰富。 由此必然得出一个结论：目的是在展示现象外貌的风化史不仅极端需要美术文献作为忠实准确地再现过去的手段，而且是绝对离不了这些材料。至少，研究者最重要的观点应当有图为证。所以，我们除了文字材料而外，利用了当时各种各样的美术作品：书籍插图、传单画、时装图、艺术品、肖像、科学说明图等等，而以风俗画、漫画为主。 主要是风俗画。风俗画将起也应当起主要的作用，虽然处事审慎的人历来都反对（我们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因为这有助于阐明我们的看法）。他们说，利用风俗画作为时代的文献和物证应当有严格的限制，因为一切过去和现在的风俗画家都过于夸张，而且对生活的正面和负面都是一样的极力渲染，不管他们画的是油画还是素描。风俗画家笔下的情景似乎特别不可靠，因为他们记录的极少是中间状态的现象，而大多是极端。这种说法无疑是正确的，对文学和艺术一体适用。然而，我们同这种说法还要争辩几句。我们过去在论证漫画对于史料研究的价值时说过这样的话：真实并不存在于中庸，而恰恰是在极端。现象或人物的极端并不是缺点，反而是个优点，充分体现了历史文献的价值。 因此，我们有责任充分利用漫画。漫画最好地、可以说是从根本上表现了时代的意向。我们想提醒读者，请他们在评判这些讽刺作品时别迷惑于目前流行的高论：“一方面是这样，另一方面又不是这样。”尤其是对于漫画，往往容易持这样的观点；人们自我欣赏自己的睿智，声称：“往昔的好时光，当然并不像当时的道学家及讽刺家所描绘的那样道德沦丧。”这些人往往还要补充一句：这一类绘画过于夸张，主要说明了14、15和16世纪的人太喜欢开粗野的玩笑，而并不能说明生活的本身等等。 这种客观公正是多么的动听！ 可惜的是，我们不得不出来反对。这类流行的观点只能暴露这些人根本不懂漫画的本质，不懂漫画要表现什么以及画家竭力通过漫画这个形式表达的内容。 漫画的本质无疑是夸张。 我们且举一个范例。卢浮宫收藏的鲁本斯那幅辉煌的名画《乡村节日》，是历史上最大胆的漫画之一，着力表现了乡间节庆疯狂的纵酒纵欲；事实上，乡间的节庆无疑不是这样的。 然而，正是这样的画特别真实。这真实同夸张并不矛盾，而恰恰应该归功于夸张。画家在夸张的时候，摒弃了一切能够引起误会的外衣，发掘出现象的核心。依靠在数量及质量上强调对象的主要部分，基本规律成了活生生的东西，真实的本质发掘了出来，而且是那么鲜明，人们再也不能熟视无睹，不能擦肩而过。再高度的近视也会看到画家究竟画的是什么；最迟钝的心智也会明白现象的内在秘密。这一切都是靠夸张才达到的。所以，真实并不在于中庸，而正是存在于极端。 每个时代都想揭示现象的本质，而采取的都是这样的方法。每个时代利用理论的成果都先于论证或透彻了解这一理论。关于文学讽刺也可以这么说。因此，语言的和造型的漫画应当在风化史中享有一席荣誉的地位。 总结关于各时代当时文献的价值的论述，我们可以作以下的结论：每个时代自己写下了它的风化史。 每个时代的创造表现于各种各样、成千上万的形式之中。不管它穿着宗教的法衣，还是放怀享受人生的五颜六色的衣衫，在这些外衣的里面总是它，总是时代和它的独特的人性。
生物科学类培养目标生物科学是自然科学的重要分支，是观察和揭示生命现象，探讨生命本质和发现生命内在规律的科学，生物科学类立足于国内外生物科学领域的发展要求，培养具备学科大类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能在生物科学相关的科学技术和其它领域从事科研、教学、技术及相关管理工作的专门人才。生物科学类采取基础素质、专业素质与专业方向分阶段循序渐进的教育培养模式，将植物生物学、动物生物学、微生物学、生物化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遗传学、生理学和生态学作为为生物科学类的核心课程。此外，开设民族植物学、民族生态学等特色课程，使学生掌握民族地区生态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所需的知识和研究方法。各专业课程配套相应实验课程以训练培养学生的科研实践能力，通过阶段实习与毕业综合实习提高专业知识应用能力和实际工作能力。同时学生可以自愿申请参加各类本科生科学研究训练项目、社会实践活动以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在此基础上参加学校、北京市级生物学学科竞赛。近年来，生物科学类三个专业与国外大学开展合作，并联合培养学生，可以短期出国学习进修。生物科学类按大类方式招生，一年后根据学生的兴趣和学业成绩分为生物科学，生物技术和生态学三个专业培养。就业及深造前景生物科学与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为人类保健、农牧业、食品工业、环境保护以及精细化工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动力，学生的就业和发展空间广阔，能在工业、医药、食品、农林牧渔、环境保护、园林等行业的企业、事业和行政管理部门从事与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相关的应用研究、技术开发、生产管理、行政管理等工作。适应国家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学生从事生态科学研究、生态监测与评价、生态规划与管理、生态保护与修复等工作。学生在专业领域内继续深造的口径较宽，可在生物学和生态学一级学科下的各二级学科发展。另外，也可在与生物科学类相关的学科专业中继续深造。优秀学生可免试推荐研究生，每年有超过40%的学生到国内外著名大学和科研机构继续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近年来，本专业与国外多所大学联合培养学生，可以短期出国学习交流。培养特色生物科学类采取基础素质、专业素质与专业方向分阶段循序渐进的教育培养模式，将植物生物学、动物生物学、微生物学、生物化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遗传学作为为生物科学类的核心课程。并将生理学、生态学等作为生物科学专业的专业方向课程，将基因工程、细胞工程等作为生物技术专业的专业方向课程。将植物生态学、动物生态学等作为生态学专业的专业方向课程。此外，开设民族植物学、民族生态学等特色课程，使学生掌握民族地区生态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所需的知识和研究方法。各专业课程配套相应实验课程以训练培养学生的科研实践能力，通过阶段实习与毕业综合实习提高专业知识应用能力和实际工作能力。同时学生可以自愿申请参加各类本科生科学研究训练项目、社会实践活动以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在此基础上参加学校、北京市级生物学学科竞赛。近年来，生物科学类三个专业与国外大学开展合作，并联合培养学生，可以短期出国学习进修。教学科研力量生物学为硕士一级学科，具有植物学、动物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生物物理学等4个硕士学位授予点。生态学为硕士一级学科，具有植物生态学、景观生态学、民族生态学3个硕士学位授予点，是国家民委重点学科。生态学专业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师资力量雄厚，拥有一批在国内外学术界有影响的专家、教授，教师中有多人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其中生态学教学团队是北京市级优秀教学团队。近几年来，承担各类科研项目近百项，发表学术论文400多篇，出版专著30多部。此外，生物实验中心是北京市高等学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下设普通生物学、微生物与遗传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等多个实验室，仪器设备先进齐全。生物学、生态学专业实习基地被评为首都大学生社会实践示范基地，也是北京市高等学校校外人才培养基地。招生特殊要求因教学活动的需要，生物科学类专业要求学生具有良好的英语基础。学制学位生物科学专业、生物技术专业、生态学专业学制为全日制四年，毕业时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关于黍稷的起源，国外学者有3种论述：一是以著名植物学家林奈为代表，认为黍稷原生于印度。林奈是在1753年出版的《植物种志》一书中提出这个论点的。今天看来，无论是从考古的角度还是野生祖先的角度，原生于印度的论点，根据是不足的，现代学者已无人支持这个论点。二是认为黍稷原生于埃及—阿拉伯地区，然后传至印度，再由印度传入中国。这一论点的早期代表是德康多尔（De Candolle），他是以野生黍的分布作为依据的。与德康多尔意见相近的是丹麦古植物学家赫尔拜克（）的观点。他认为黍稷的野生祖先是Panicum callosum Hochst，而这种植物分布在埃塞俄比亚，因而把黍稷的起源地定位为北非沿海地区。但是Panicum callosumHochst作为黍稷的野生祖先只是一种推断，缺乏科学依据。何况北非黍稷的考古资料都是近期的，根本没有早期的记录。第三种意见以原苏联学者瓦维洛夫（Н.И.Вавилов）为代表，他根据来自各大洲近60个国家的数万份品种资源，进行详细的研究，用植物地理学区分法，提出栽培植物起源中心学说。关于黍稷的起源，他认为中国是古代初生起源中心，并认为黍稷从中国广泛地传播到整个欧洲，甚至到意大利的北部。美籍学者何柄棣在《黄土与中国农业起源》与《东方的摇篮》两文中，也认为黍稷原生于中国，但是，他把黍稷与粟混为一谈，统称为“小米”，这是不太确切的。与第三种意见相近的还有日本学者星川清亲的论点，他认为黍稷原产地是靠近中亚的东亚大陆性气候地区，随着古代民族向西迁移把黍稷传入西方。
云南省老挝缅甸
我现在在写飘中的女性意识，也没找到多少。在浩翰的中国古典作品当中,《左传》以编年记事为体,文学技巧为用,注重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的说明,依照时间的顺序,予以适当的陈述.作者以其深厚的史学和文学的素养,将春秋时代繁杂的人,事,物,清楚地加以整理,使得各种事件,能够穿越时空的藩篱,彼此呼应.因此,《左传》不只是珍贵的史料,更是宝贵的文学作品. 本文将从女性主义批评角度出发,透过《左传》中的女性人物——宣姜与怀嬴两者的比较,重新解读她们的事迹,来揭开男女不平等的现象,并以女性观点解释其现象,增加其深度与广度,赋予新的面貌. 壹,对婚姻无自主主权 这个是中国的，国外的没找到。
在某个特定年代特定背景下女性意识的觉醒及其表现；将女性意识与文学作品相结合，比如《飘》，张爱玲的小说等；或者从不同方面写女性主义，政治生态方面，婚姻家庭方面等都可以作为出发点。
生命观照下的女性意识觉醒论文
女性意识是女性自我觉醒的产物，是女性通过后天的学习萌发出的自我意识，是女性在对自己性别认同的前提下，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自然人。下面是我精心整理的生命观照下的女性意识觉醒论文，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关键词： 生命 女性意识 女性文学
论文摘 要： 本文对现当代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进行了概述，指出现当代女性文学发展史实际上是现代女性自我生命主体意识觉解的历程。女性文学要实现女性真正意义上的主体性回归，摆脱第二性的定位，生命观照下的女性意识如何彰显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对生命本真的认知和自我觉醒是真正意义上女性意识呈现的精神内核
意识是以人为主体的精神活动。女性作为人类的一个性别群体，其意识也是人类精神财富的重要部分。作家的文学创作，往往是基于对自我生命的认识，从而进一步通过文本叙事来艺术地还原现实世界。人的主体性的自觉是从“人”的自我认识开始的。从“人”的发现到“女性”的发现，则是现代人本观念在生命—生存视阈内最为深切的表现。这使女性文学在它发生之初就具有一种自我认识的内在性，具体指向了女性生命存在的精神深度。
人类社会自从男性掌控主权，就开始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实现并不断强化着对女性的绝对控制。在一系列不平等的男女关系中，女性持续不断地受制于男性权威，其结果就是女性自我的不断虚弱。强权又使女性意识分裂，把真实自我异化为“非我”，亦如罗兰·巴特所说的“活在他们的注目之中”的自我，其最终结果是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将女性作为一个“他者”看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女性往往不知道自己是受压迫的。父权制意识通过社会各种体制合理化和强化了女人对男人的屈从，结果是使大多数女人从内心接受了自己比男人低一等的现实。
从女性有意识以来，男性化社会精神就源源不断地被灌输到她们的精神体系中，以此促成女性的社会化——接受男性意识形态赋予的价值观、伦理观、人生观，以致有如男性一般来观看自己。相对于父权制的男性意识表征强有力的主体姿态而言，女性的主体性地位没有真正实现。女性自接受男性意识形态开始，就潜意识下将自我与女性自身分离，女性自愿成为被凝视的客体——“他者”。因此女性“自我”的存在从来没有真正实现，女性无法自觉进入到女性自身的生命体验中，就永远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意识的觉醒。
作为与男性同样生命存在的女性，对生命存在价值的自我反思能反映出女性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而自我意识的觉醒则标志着女性主体性的确立，女性意识的发展程度也是衡量女性主体历史性进程的尺度。因此，对生命存有的主体性意识从现代女性创作初始就成为女作家体验自我真实的生命内驱力，催发现代女性不断以超越意识向精神生命存在领域迈进。
二、女性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的自觉
回顾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女性文学创作，实质上是现代女作家不断追问女性生命价值的精神历程。女作家直面生存现实并对个人生命偶在性和本己性的生、死、爱、欲等人生问题的进行自我辩解，在女性文本中直接表现出庐隐式的“情智冲突”的生命张力。这些女作家关切的人生问题，实际上是超时代的，也是超个体的，这是思想对历史时间中生命形式的沉思，是关于生命本体存在的女性生命意识的觉醒，它直接触动了现代女性自我意识与主体意识的生命自觉。这种生命自觉带来女性关注生命和生存问题的新视野。女性在男权意识的压抑下，认识到在抽象的“人”的遮蔽下男女事实上的不平等。在对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认识上，也不再仅仅停留在妇女政治地位的提高和获得经济权益的层次上，而开始向追求自己作为人的价值的全面实现的层面拓展。
人对自我的认识，以及对生存状况的认识，实际上是如何看待自我生命存在的问题。女性文学对人认知的基本态度无疑是对生命存在本真的展现。女性文学对女性生命存在的追问与诠释，表明了文学对现实人生反思的、批判性的而又切己的伦理关怀。女性生命经验中对生命体验的真实与深刻使女作家表现出更强烈的对生命本身的价值关怀。这使女作家有关女性形象的塑造更接近于生命的实存状态。女性文学的女性形象逐渐走出男权文化幻想，诸如善恶对垒的“良母”与“祸水”造型模式，而是生命本身与女性自我的丰富表现。现代女性写作在解构男权文化的同时自身也打破了母性神话的幻想，女性文学生命叙事基于对人性欠缺与生命有限性的呈现，让我们看见了女性存在的真实。女作家在母爱的背后也看见了母性厌恶，在艺术思考与创作中，以冷峻的目光来审视母亲这一角色的种种弱点。铁凝的《玫瑰门》中的司猗纹以“露阴”的方式对外在环境进行报复，揭示出女性种种扭曲变态的心理。方方的《落日》在对不孝的丁家兄弟进行道德谴责的同时，也对丁老太的人性弱点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小说中一个次要人物王加英的母亲也写得很有深度，她瘫痪在床，对女儿的百般照料总是横加挑剔。别人都在关心女儿的婚事，而她却为了自己能获得照顾而希望女儿独身。对这些人物形象的刻画，显示出女性作家对母亲角色的冷峻审视，在自我认识的层面上又深入了一步。
女性文学叙事中强烈的生命自省使女作家的自我主体意识渐趋自觉，创作中的女性意识全面觉醒，从女性本体的存有中肯定女性的自然属性到反抗男性文化开拓女性自由发展之路，从对男性文化的颠覆和解构到对女性自身自我反思和批判中，主动承担起揭示女性现有生存状态的责任。
三、从“人”到“女人”的性别意识的自觉张扬
中国女性文学从关注“人”进而关注“女人”体现了女性认识生命存在的发展轨迹。二十世纪中国女性作家在世纪初以“人的主体意识觉醒”的方式确证着人的生命情感的重要与尊严。“五四”新文化运动激活了女性作家的女性意识，也激发了女性批判旧社会的勇气和决心。冰心的《斯人独憔悴》《超人》等触及了妇女解放和鞭笞家长制的黑暗。庐隐的《海滨故人》等小说脍炙人口，是“充满了悲哀，苦闷，愤世，疾邪，视世间事无一当意，世间人无一惬心”的作品，书写了当时年轻女性的心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新文学文坛上，以陈衡哲、冰心、庐隐、冯沅君、石评梅、袁昌英、丁玲、冯铿、萧红等人为代表的女性作家群，在文学上创造了既有社会意识又有女性意识的多种文本形式和艺术风格，确立了中国女性文学的不同形态。
女性意识的觉醒一方面是女性作家关于“人”的觉解，另一方面便是以女性独有的生命存在为主体，在女性自我主体意识之下确证女性生命的价值。关于女性深切的本己生命体验，其历史的存在性和时间性构筑了女性作家在面对文学历史叙事中与正史对话的方式。历史的真实性只能通过生命本身的客观存在才不会出现断点或真空状态，在这样的历史中，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历史主体。故而女性文学往往通过一个女人的生命事件，反映那个时代的历史和文化的变迁，在历史的叙事中归还个人的生命的权利，这样的历史才能真实展现历史理性刻意摈弃的盲点，这样的以情感方式诉诸理性，表达自我与主体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历史主体。在以性别意识主导下的生命叙事中，女性逐渐从“他者”、“第二性”的位置开始回归到与男性共存的历史主体的角色中来。
性别意识与性别自觉的充分展现则是八十年代女性写作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女性写作显露出在历史与现实中不断为男性话语所遮蔽，或始终为男性叙述所无视的女性生存与经验。女性文学的生命叙事注重女性日常实存的各种生命感觉。经历了政治绝对化的时代后，八十年代中国女性文学的笔触深入到生命切身体验的情爱层面。张沽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是她对女性问题思想的形象表述。此外，陆星儿的《美的结构》、王安忆的《雨，沙沙沙》等作品都体现了视爱情为精神方舟，期望达到永恒的乌托邦理想，这是女作家对女性在物化的社会中精神出路的自我探索——一个爱情的乌托邦。张洁着力于刻画在情感与事业中独立的新女性，王安忆则从性爱的角度探索女性精神世界，她的“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锈谷之恋》）可以看作是女子写给女子看的、研究女性生命本体及命运的小说。
四、性别意识的过度张扬导致女性意识的意义失落
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尤为强化主观化视角，注重女性个体独有的生命体验与身体感受。“女性写作”、“私语化写作”命名凸起，其中陈染、林白、徐小斌、海南是其中最接近西方女权主义写作的代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写作的特点就是完全不依附于男性话语，个人化的女性话语充满了各种女性文本，女作家集中书写女性个人经验成了普遍性特征”。女性的叙事总是带有“个体记忆”的显著特征，这使人们倾向于把女性写作当一种精神自传去理解。表现女性的性别意识，表现女性特有的人生体验和个体记忆，这正是陈染和林白小说的特点。
这种女性个人化写作不仅在情爱层面充分展现了“私人性”，而且作为生命原始欲望的“性”在现实层面被深切地关注并如实地展露着。性欲成为作品绝对的主题，这是女性自主意识的萌动。陈染《私人生活》通篇展现个人原欲望的涌动对抗。此时的女性写作以女性话语诉说着自我的生命体验，使私密的女性世界在文学中得到充分的展现，从而赢得了女性在历史中言说的权利，书写出沉默数千年的女性生命体验。
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的女性作家以女性独特的个人化视角关注、描绘女性私人化的生命感受，一方面以女性特殊的身体感受——性欲与性行为的描写迎合消费时代各层面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启示着其后女性作家对“性”的肆无忌惮的张扬。陈染、林白笔下依然呈现出女性灵与肉的冲突，同时并未放弃对生命意义的追寻和对生命自我的重新审视。但这一主题到了“美女作家”卫慧、棉棉那里，欲望则成为了女性全部生活与生存之代名词。《上海宝贝》中倪可的全部生活可以说就是感官的满足与欲望的填充。除了性欲之外，物欲也是女主人公孜孜不倦的追求。二十一世纪初更为前卫的女作家九丹、木子美、春树等在卫慧、棉棉的基础上将个人经验的写作“发扬光大”，由“美女作家”发展而为“躯体作家”。作品表现出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价值观，是赤裸裸的竭斯底里的性爱展览。她们的创作与之前女性作家努力张扬女性意识的初衷背道而驰。女性主义力图改变女性“第二性”的定位，然而，女性第二性的地位一方面来自男权社会的外在压抑，另一方面也来自于女性对男性压抑的认同。躯体作家们过度张扬女性性别意识，“身体写作”以纯粹的感官刺激满足着男性的窥私欲，将女性沦为了被“看”的性对象，供公众消费与把玩。当“私人化写作”被“身体写作”代替之后，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视阈也同时受到拘囿。大肆渲染“身体”是女性表达的唯一工具和资源，将身体简化成物欲的代名词，这样的女性写作也必然堕入色情文学的行列。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罗瑟琳·科渥德在《妇女小说是女性主义的小说吗?》中说：“谈论性欲和关注性欲并非代表着进步。女性主义者对形象和观念的分析进行已久，她们不可能认为只因将女性性欲作为主要关注对象而讨论性欲就是进步的，色情文学批评常常突出女子性体验问题，而它恰是最为女性主义者反对的。”
“从女性主体的角度来说，女性意识可以理解为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以女性的眼光洞悉自我，确定自身本质、生命意义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二是从女性立场出发审视外部世界，并对其加以富于女性生命特色的理解和把握”。女性写作摆脱了政治的束缚之后，在消费的时代，摒弃了宏大叙事，躲进私密空间自我欣赏之余窄化了女人的天地，这样亦无法改变女性从属的“第二性”的角色。在拒绝男性的审美视角而专注女性的个体生命体验之中，包括女性的身体感受、性爱欲望等感性内容，又不经意地“迎合”了男性的“目光”。如果女性作家不看重自己作品的社会性、历史性及时代性，而一味热衷于以纯粹的女性私秘欲望而进行“身体写作”和暴露自己的“私秘世界”，长此以往，最终将导致女性意识的缺失或异化，女性文学整体意义随之沉落。文学叙事中生命如果只是无意识的感官载体，人就无法成为自我的主体，女性文学要实现女性真正意义上的主体性回归，摆脱第二性的定位，生命观照下的女性意识如何彰显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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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女性意识的逐渐兴起，也影响了我国当代文学作品的创作方向。本文在分析女性意识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女性意识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以及该种意识对文学作品创造的影响。
关键词： 当代文学；女性意识；影响
一、女性意识的概念
理论界对女性意识的'概念表述各不相同，但是对其基本内涵的认识比较统一，通说观点认为女性意识应当包涵两个方面：
（1）女性意识强调女性经验内涵；
（2）女性意识追求女性在政治上的平等。女性内心情感、思维方式与男性不同，因此就同样的事件她们具有与男性不同的视角。从女性视角出发，女性认为自己在社会中遭遇不平等对待，因此需要反抗。女性经验强调女性独特的生理、文化感受。生理感受主要是女性经历的生理周期以及生育的过程，正是因为女性经历了这些过程，才逐渐意识到自己角色的特殊。而正因为女性生理方面的特殊性，也导致她们在日常生活中遭遇许多挫折，比如怀孕的妇女被单位拒绝。正是因为女性在职业生涯中无法达到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导致女性想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也开始追求自己的政治主张，包括建立自由平等的政治制度。
二、当代文学作品中女性意识的表现
（一）女性意识的觉醒
改革开放之后，女性地位逐渐上升，很多女性也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爱情观。在当代的文学作品中，许多作品也都将女性爱情作为主线。当女性意识不断被唤醒之后，她们开始追求自由、民主的婚姻，反对父母包办的婚姻。但是很多女性在追求自己婚姻的途中，也出现自我迷失。将爱情想的过于理想，这也体现了改革初期女性意识发展并不成熟。在不同时期，女性意识的发展都受到社会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在不同的社会阶段，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女性爱情观也有区别，但都体现出女性的独立性，开支逐渐摆脱对男性的依赖。在《哦，香雪》作品中，作者铁凝在作品中描述了男女之间纯洁的爱情，这也是作者对爱情的向往。到了后期的铁凝作品中，纯朴的爱情故事已经不复存在，而多是以悲剧命运结尾，阐述现实生活中女性的真实生活。
（二）唤醒性别意识
性别意识一直在女性意识中占据核心地位，女性意识的觉醒也最初体现在性别意识的出现，这点在许多文学作品中也有所体现。传统社会中，女性一直处于社会的附属地位，而在文学作品中也通过对女性性别意识的张扬，来突破传统的女性地位。从性的角度分析，许多作品也通过描绘女性内心对性的渴望，来展现女性意识。比如在《岗上的世纪》作品当中，作者王忆安将男女之间的爱情与性相练习，认为两者不可分离。如果单纯的描写男女的爱情，而不提及性，则无法充分体现女性内心的真实感受。
（三）逐渐脱离男权主义
在当现代文学作品中，女性意识的“逃离”是比较不变的现象。“逃离”主要体现于以下几方面：
（1）逃离现有的环境，奔向其它环境，这是女性在具备女性意识之后寻找的自救道路；
（2）确认女性地位，提高女性的自信心，这体现女性的自我发现.文学作品中描绘的女性角色逃离并不意味着回避，而是对男权主义的抗拒。女性通过逃离男权主义的束缚，而增强自我的独立意识。很多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女性逃婚现象，都体现了女性内心渴望自由，但结局通常是因为内心的过度封闭，带来了内心孤独感，这也是现实当中女性的真实写照。
三、女性意识对当代文学的影响
（一）实现双性和谐
双性和谐意味着男女无论是在政治地位，还是在家庭生活方面都保持平等的关系，这也是比较理想化的男女关系。这种思想也影响着文学作品的创造。作家铁凝曾经提到过：当在写女性题材的作品时，自己渴望通过“第三性”的视角来描绘男女之间的生活，使女性角色更加具有真实感。只有摆脱性别视角的束缚，才能真正发掘出女性的本质以及内在欲望。在铁凝的小说《对面》当中，摆脱了女性视角的束缚，从男性的角度对女性角色做出描写。作家王忆安同样希望在自己的作品中可以超越男女之间性别的差异，寻找男女之间的平等性。社会是由男女共同组成，王忆安想探索的正式男女之间如何相处，双方如何保持平衡。在他的文学作品《兄弟们》当中，他指出女性不应当将矛头直接指向社会当中的男性，男女双方应当是处于统一战线，应当相互帮助。男女之间存在着性别、生理、心理方面的差异，也正是因为这些差异的存在，男女双方才应当相互配合，相互互补。
（二）超性别意识的产生
随着超性别意识的出现，这种思想也逐渐体现在了文学作品当中。作家陈染最早在作品当中提出了，真正的爱情已经超越了性别，既可以出现在男女之间，也可以存在于相同性别群体中。陈染的这一观点是受到西方女性主义的影响，他在作品中表达这样的观点：首先男女双方因为性别的差异，应当是相互合作，而不是相互对立；其次如果人们无法超越性别去看待任何时间，这种思想是低劣的、片面的。女性作品的写作如果仅仅局限于对女性经验的描述，以及男女之间对抗的描绘，这只会使得女性的话语空间越来越小。因此作家陈染所提出的写作状态是:在尊周男女差异的前提下，彰显女性性别色彩的同时，可以更多地关注人们的共同情感，这种思想在90年代后的文学作品中得到充分体现。
四、结束语
受到社会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女性的意识逐渐被唤醒，不再屈服于传统的男尊女卑思想的禁锢，而是向传统发出挑战。女性意识的觉醒，也使得女性现代文学作品内容发生的改变。更多的作品开始以女性意识为主线，强调男女之间的差异，以及女性在社会当中的重要地位，促进我国现代文学更好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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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芳.论女性文学中的女性意识和非女性意识[J].文艺生活，2012，(12).
《傲慢与偏见》这部作品，在国内外一直都有研究。在女性相关方面，都有不同主题的分析和切入。在国内，陈艳玲和刘利坤研究了奥斯丁小说中的女性意识（2007, 03）。2008年江西蓝天学院的熊燕飞对《傲慢与偏见》的小题材创作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研究。 宋葳、姜炼（燕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在2009年研究了《傲慢与偏见》中女性主义的体现。简·奥斯汀作品的艺术魅力不仅以小见大，以细见广，更是以朴实、幽默的语言将日常平凡生活中平凡人物的生活描绘的有声有色。英国著名文学家和评论家基布尔(T．T．Kebble)说“简•奥斯汀是一位喜剧艺术家”，并认为她“在纯粹喜剧艺术方面仅次于莎士比亚”。英国十九世纪著名史学家、诗人和政论家托马斯•马科莱(Thomas Macauley)称她为“写散文的莎士比亚”。毛姆说：“我相信，广大的读者已经认定《傲慢与偏见》是奥斯汀的杰作，我认为他们的评价是很中肯的。使一部作品成为经典名著的，不是评论家们的交口赞誉、教授们的阐述研究、用作学校里的教科书，而是使一代又一代的众多读者在阅读这部作品中得到的愉悦，受到启迪，深受教益。我个人认为，《傲慢与偏见》总体来说，是所有小说中最令人满意的一部作品。”毛姆的这一看法不仅代表了学者专家们的权威评价，同时也是世界各国广大读者的一致心声。这篇论文试图从女性主义角度解读《傲慢与偏见》并赋予其新的观点。同时也试图通过对《傲慢与偏见》的主人公伊丽莎白的生活观的分析，揭示现代女性对待生活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