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神话传说的关注与研究，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一个世界性的热点。这反映了一种共同的文化思潮：人们普遍希望能够从古人的精神遗存中，寻找认识文明社会种种问题的钥匙。而人类学派的进化论世界观和“以今证古”的学术原则与方法，正好适应了人们的这一精神期望。于是，神话研究领域中的人类学派取代语言学派在欧洲崛起，而且很快便成为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学术流派。到20世纪初，人类学派神话学通过两条线传到了中国：一条线来自欧洲，一条线来自日本，为一些向往新思潮的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所接受。在“五四”前后，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欧洲人类学派神话学，对我国的神话研究发生了重要的影响。评论者指出：“以泰勒、安德留·兰等为代表（特别是兰氏）的英国人类学的比较神话学派，是19世纪后期到本世纪（按指20世纪）初年，在世界学坛上取得了压倒地位的一个学派。从20年代到40年代，我国神话、故事方面研究观点主要受到这一派的影响。当时这方面一些比较知名的学者如沈雁冰、赵景深、黄石及周作人等，都是接受了这一派的理论，并把它应用到中国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及风俗的谈论、研究上的。”[1] “在马克思主义神话理论广为传播以前，人类学派的神话学在欧洲和日本都拥有很大的势力，起过积极的作用，并于本世纪（按指20世纪）初传到我国，为一些向往新思潮的进步的知识分子所接受，在‘五四’前后对我国的神话研究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相当数量的研究者在接受人类学派神话理论的同时，进一步加以改造，并用之以探究中国神话和世界神话诸问题，从理论和方法上为我国的神话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2] 民间文学（主要是神话、传说、故事）研究者接过了西方人类学神话学的理论和方法，以文学的眼光加以改造，用以探究中国神话、传说、故事等领域里的问题，为我国的口头叙事文学研究乃至中国神话学的创立奠定了基础。在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初创时期，人类学派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举足轻重的。一 人类学派神话学的传入人类学是以人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科学。19世纪后叶，欧洲文化人类学达到了鼎盛时期，出现了摩尔根、泰勒、弗雷泽、安德留·兰、马林诺斯基等一大批著名的人类学家，出现了《古代社会》、《原始文化》、《金枝》、《神话、仪式与宗教》、《文化论》等一大批赫赫有名的人类学著作。20世纪初，1903年，在几部从日文翻译过来的文明史著作（如高山林次郎的《西洋文明史》[上海文明书局版]，白河次郎与国府种德的《支那文明史》[竞化书局版]，高山林次郎的《世界文明史》[作新社版]等）里，人类学派的神话学说伴随着“神话”与“比较神话学”这些新鲜的词汇传入了我国。我国开始有人向国人介绍欧洲（古希腊罗马、北欧）的神话，并试图用西方的人文理论来解释和评述神话了。1907年留学日本的周作人读到鲁迅回国前订购的美国人该莱(gayley)编的《英文学上的古典神话》、法国人戴恩(taine)编的《英国文学史》，开始对安德留·兰( andrew lang, 1844～1912)的人类学派神话学说有所了解。他根据安德留·兰和该莱的神话观点写了一篇题为《三辰神话》的文章，寄给了鲁迅、许寿裳正在筹办中的《新生》杂志，可惜的是《新生》胎死腹中，这篇文稿也就没有出世。[3] 同年，鲁迅发表《破恶声论》的文言长文。这是继蒋观云《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1903年初在梁启超于东京主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之后，中国神话研究史上又一篇较早发表的探讨神话诸问题的重要文章，其中对神话的一些见解，如神话的起源和特点、神话与现实的关系以及对后世作家文学的影响等，显然受到西方人类学派神话学说的影响。[4]也是这一年（1907），周作人以周逴的笔名翻译了英国哈葛德和安德留·兰合作根据荷马史诗而撰著的神怪冒险小说《红星轶史》（原名《世界欲》）。周作人在《前言》中对作者之一的英国人类学神话学家安德留·兰作了简要的介绍。这可能是中国人第一次介绍安德留·兰的文字。1913－1914年周作人用文言文写的《童话略论》、《童话研究》（见周作人《儿童文学小论》上海儿童书局1932年）等文章，对安德留。兰的神话观点做了相当详细的阐述，是我国最早直接介绍人类学派神话学，并运用它来研究神话的重要文章。回顾历史，人类学派学说的传入中国，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翻译，二是绍介其理论与作品，三是运用其学说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神话和故事。先说翻译，在这一方面，上文已经说过，周作人有开创之功。赵景深也做了许多工作，他先后翻译了哈德兰德的《神话与民间故事的混合》（《新民意报·副刊》1923年第8期）和《神话与民间故事》（《小说月报》1926年第17卷第8期）；麦苟劳克的《民间故事的探讨》（《文学周报》1927年8月 第4期）、《季子系的童话》、《友谊的兽的童话》（原载报刊待查）、《兽婚故事与图腾》（《民众教育季刊》1933年1月31日第3卷第1期）、《民间故事之民俗学的解释》（《青年界》1936年11月第8卷第4期）等。麦苟劳克的《小说的童年》一书，他差不多译全了。他不仅翻译，也在自己研究童话和故事的著述中，介绍和运用人类学派神话学的理论和方法。他的观点，可以用他的一句话来概括：“民间故事近来渐渐有人注意了，他的价值是在从故事里探讨古代的风俗礼仪和宗教，这是大家早已知道的。”[5]这种民间文学观，正是人类学派神话学、故事学的核心。除了赵景深以外，周作人翻译了英国哈里孙的《希腊神话引言》（1926），杨成志翻译了英国该莱《关于相同神话解释的学说》（中山大学《民间文艺》1927年第3期）、英国班恩《民俗学概论》一书的附录部分《民俗学问题格》（《民俗》1928年），郑振铎翻译了英国柯克士的《民俗学浅说》（1934年），等等。从日文的翻译也是一个重要渠道，如小川琢治的《天地开辟与洪水传说》与青木正儿的《中国小说底渊源与神仙说》（汪馥泉译，1929年），小川琢治的《山海经考》（江侠庵编译，收入《先秦经籍考》下，商务印书馆1931年），松村武雄的《地域决定的习俗与民谭》（白桦译，1931），《狗人国试论》（周学普译，1933年）、《童话与儿童的研究》（钟子岩译，1935年）、《中国神话传说短论》（石鹿译，1936年）等等，都是一些有影响的著作和文章。此外，对泰勒、弗雷泽原作的翻译和介绍也散见于各种书刊之中。如周作人曾写《金枝上的叶子》，介绍弗雷泽的《金枝》（见《夜读抄》，1934年）；苏秉琦曾译弗雷泽的《旧约中的民俗》第4章《洪水故事的起源》，收在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秋子曾译弗雷泽的《迷信与社会诸制度》（《民间月刊》1933年）与《外魂――见于民间故事的》（《文讯》1946年）等等。在人类学派学说的绍介方面，1906年新城王树枏著《希腊春秋》（8卷，兰州官报局藏版，日本三省堂书店发行）、1916年孙毓修著《欧美小说丛谈》（商务印书馆）与1923年谢六逸著《西洋小说发达史》（上海商务印书馆）等，在介绍西方神话与人类学派学说的同时，对中外神话进行了比较。二、三十年代出版过几部采用人类学派观点写作的普及性的神话理论专著，如黄石的《神话研究》（1927年），谢六逸编译的《神话学abc》（1928年），林惠祥的《民俗学》（1931年）与《神话论》（1934年）等等。在这里要对谢六逸的《神话学abc》多说几句。此书前半部分根据的是日本早稻田大学著名人类学家西村真次的《神话学概论》，后半部分根据日本著名神话学家高木敏雄的《比较神话学》编译而成。西村和高木两位都是人类学派神话学有造诣的研究专家，其理论自成体系，钟敬文曾受到他们的影响。谢六逸20年代初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1928年，他把神话学看作是一门独立的科学，有意识地把人类学派神话学的三个有机组成部分（神话学史、神话基本理论、方法论），系统介绍给我国，对人类学派的传播，特别是对中国神话学的建立，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这几部书不仅在中国神话学的初创阶段，产生过重大的影响；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作为神话学、故事学的入门书，受到研究者与读者的重视与欢迎。其次，在研究方面，鲁迅、茅盾、周作人、赵景深、钟敬文、郑德坤、郑振铎等都运用人类学派神话理论和方法进行中国神话的研究，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鲁迅有关神话的著述，如《破恶声论》（1908年）、《神话与传说》（《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讲义本，1923年）、《从神话到神仙传》（《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第一讲，1924）、《关于神话的通信――致傅筑夫、梁绳祎》（1925），以及他的某些神话见解（例如关于神话的产生、神话与巫的关系、神话演进为传说、神话的分类等），明显受到人类学派的影响。他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提出“试察今之蛮民”，“证以今日之野人，揆之人间之心理”，这种取今以证古，以今日之蛮人来推测荒古无文时代人类心理的方法，也是人类学的方法。在研究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者，首推作家茅盾（沈雁冰、玄珠）。他从1918年开始研究神话，1923年在上海大学讲授希腊神话，1925年开始发表神话论文，“处处以人类学的神话解释法以权衡中国古籍里的神话材料”（《中国神话研究abc》序）。先后撰著了《中国神话研究》（写于1924年，发表于《小说月报》1925年第16卷第1 期）、《楚辞与中国神话》（《文学周报》1928年第8期）、《神话杂论》（1929年）、《北欧神话abc》（世界书局1930年）等等，都是人类学派在中国土壤上的产物。他1928年撰写的《中国神话研究abc》（1929年由世界书局刊行，1978年再版时易名为《中国神话研究初探》）成为中国神话学奠基性质的代表作，并由此奠定了他在中国神话学史上开拓者与奠基者的学术地位。1978年，茅盾在为他半个世纪以前写作的《中国神话研究abc》再版撰写的前言中，回忆20世纪初叶新一代的文学家是怎样接受人类学派影响的时候说：我对神话发生兴趣，在1918年。最初，阅读了有关希腊、罗马、印度、古埃及乃至19世纪尚处于半开化状态的民族的神话和传说的外文书籍。其次，又阅读了若干研究神话的书籍，这些书籍大都是19世纪后期欧洲的‘神话学’者的著作。这些著作以‘人类学’的观点来探讨各民族神话产生的时代（人类历史发展的某一阶段），及其产生的原因，并比较研究各民族神话之何以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其原因何在？这一派神话学者被称为人类学派的神话学者，在当时颇为流行，而且被公认为神话学的权威。当1925年我开始研究中国神话时，使用的观点就是这种观点。直到1928年我编写这本《中国神话研究初探》（引者按：即《中国神话研究abc》）时仍用这个观点。当时我确实不知道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有关神话何以发生及消失的一小段话：‘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当后来知有此一段话时，我取以核查‘人类学派神话学’的观点，觉得‘人类学派神话学’对神话的发生与消失的解释，尚不算十分背谬。[6]茅盾的这段话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在神话学的初创时期，不仅他本人，我国许多学者的神话见解，受到的主要是欧洲人类学派的影响。周作人在译介人类学派神话学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在研究方面，写了《神话与传说》（收入《自己的园地》，1923年）、《神话的辩护》（收入《雨天的书》，1924年）、《习俗与神话》（收入《夜读抄》，1933年）等等，进一步阐发了安德留·兰的人类学派观点。钟敬文二、三十年代写作的有关神话、故事的文章有二、三十篇之多，如《楚辞中的神话和传说》（1928年）、《与爱伯哈特博士谈中国神话》（1933年）、《中国神话之文化史价值》（1933年）与《老獭稚型传说底发生地》（1934年）等等，都很有见解。他的神话观点有自己的特色，在接受人类学派学说的同时，还汲取了社会学派的见解。赵景深的几部童话集子，如《童话论集》（1927年）、《童话学abc》（1929年）、《童话评论》（1935年）等，也都是用人类学派观点研究童话和神话的。追随茅盾，运用人类学派神话学说研究《山海经》的郑德坤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他在《山海经及其神话》（《史学年报》1932年第4期）一文中，运用人类学派的万物有灵学说、心理共同说来探讨《山海经》与经中的神怪鸟兽。他说：“神话确能或明或晦地反映出原始人类心理状态的生活情形，是很可贵的文明史的史料。”在当时的《山海经》研究中，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郑振铎的《汤祷篇》（《东方杂志》1933年第30期）借汤祷的故事，旨在对中国的“蛮性的遗留”作一番清理，并由此指出，原始生活的古老的“精灵”常常会不经意地侵入到现代人的生活之中，为神话研究另辟蹊径。由于英国人类学派神话学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由文学家或文学理论家们们完成的，故而笔者把中国的人类学派神话学称之为文学人类学派。当然这里所说的神话学是广义的，包括所有散文体的叙事作品的研究。20世纪20年代初，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创立之始，该会主办的《歌谣》周刊以及《晨报副刊》、《语丝》等报刊，虽然也发表过一些翻译介绍英国人类学派、阐发研究其观点方法的文章，但该会及其所代表的流派所倡导的主要思潮是乡土研究[7]，而《妇女杂志》等则成为文学人类学派的主要阵地，胡愈之早期的著名论文《论民间文学》，就是发表在此刊于1921年1月出版的第7卷第1号上的。关于我国的文学人类学派民间文艺学，赵景深曾写道：“关于神话和传说的研究，历来的学者多所争论。……直到人类学的解释出，神话和传说的研究方才愈加精密。完成此说的不可不推功于安特路兰(andrew lang)。……要走这条路第一步工夫便是搜集类似的神话和传说。……我国最初以人类学研究民间故事的自然要推《妇女杂志》社诸君。他们已很能做到照农民口吻一点不加修饰的复写下来这一层，却没有做到搜集大同小异的材料这一层，对于犯重复的故事每不采录。这一工夫最方才从单行本《徐文长故事》看到。《徐文长故事》重复的很多，均未删去，这便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处。”[8]《徐文长故事》收录同一母题的故事的不同异文的编辑方法，正体现了人类学派故事研究的方法和原则，被赵景深看作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民间文艺学界的一个成功范例。文学人类学派演武的阵地，除了《妇女杂志》以外，还有一些影响很大的重要文学杂志，如《语丝》、《文学周报》、《小说月报》等。二 人类学派神话学说在中国的本土化“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西方各种新思潮涌入我国，学术思想十分活跃。当时，一部分留学生和掌握外语的知识分子开始接触欧洲神话及其理论，并对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西方人类学派学说这外来的种子，能够在中国的土壤上成活、生根、开花、结果，有一个拿来、认识和消化的过程。在我国，人类学派学说的本土化主要表现在人类学派学说的文学化与中国化；换句话说，所谓本土化，指的是用人类学派的神话学说和方法去构建和解释作为文学的中国神话。上文我们说过，在世纪初“睁眼看世界”的开放浪潮中，对欧洲神话理论首先产生兴趣的是一批掌握外语、与外界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文学家。他们最初接触神话，只是凭着文学家的兴趣和爱好，以文学家的眼光，从文学的角度去认识神话。例如，郭沫若开始仅仅从诗人的兴趣出发去欣赏神话（《神话的世界》，《创作周刊》1923年11月7日）；鲁迅是为了和复古派、国粹派论争的需要而利用神话（见鲁迅1907－1908年的论文《破恶声论》、《摩罗诗力说》等）；茅盾则为了穷本溯源，对十九世纪的欧洲文学作一番系统的研究而钻研古典神话（《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生活之二》，《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周作人最初只是为了研究西洋文学必须具备一些入门的、典故性的基础知识而涉猎神话（《希腊神话二》，《夜读抄》北新书局1934年）；钟敬文、赵景深则认为探讨民俗学与童话学必须同时旁及神话（赵景深《研究童话的途径》，《童话论集》1927年），等等。尽管各人研究神话的目的不同，时代先后不一，修养各有深浅，成就各异；但是，他们在世纪之初都不约而同地从不同渠道接受了人类学派的影响，并以此为武器去探讨中国的神话世界。神话首先是文学，中国文学史以神话为开端。首次提出并从理论上对此加以阐释的，是文学家史家的鲁迅。他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神话与传说》里，写的就是“小说的渊源：神话”；《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的开篇也是：“神话是文艺的萌芽”，明确地指出神话的性质是文学。神话在文学上定位的传统，自20世纪20年代鲁迅的阐明起，一直延续到今天并没有改变。其间传袭者，除了前面提到的茅盾等文学家理论家，到40年代，由何其芳为代表的“延安学派”所继承，到50年代及其以后，袁珂加以发扬光大。神话是文学，但从神话学的学科来考察，神话的功能是多样的，它不仅仅是文学。正是由于神话的文学性质与功能被强调、被强化，所以在我国，神话学在其创始之初，从来就不是一门独立的科学，即使在世纪初人类学派学说如此强大之时，也未能改变它依附于文学的性质。可以说，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家有关神话的主要言论，都是在“神话是小说的开端，文艺的萌芽”这个大前题下展开的。20世纪初，我国学者接触神话，是在“五四”前后，与知识分子“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的过程同步的，因此，他们的兴趣和抉择不能不受到“五四”民主与科学的革命精神的浸染，目的性很明确。以茅盾为例。一方面，他借鉴欧洲的人类学派，“处处用人类学派的神话解释法以权衡中国古籍里的神话材料”（《中国神话研究abc》序），认为“以此说为解释神话的钥匙，几乎无往而不合”（《人类学派神话起源的解释》，《文学周报》1928年第6卷）。另一方面，他善于吸取他人的精萃，化为自己的血肉，用以梳理中国的古神话问题。他对神话的一些基本看法，例如神话是原始人生活和思想的反映；神话和原始人的信仰和心理状况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必须从原始人的宇宙观、从神话的性质和内容，对神话和仙话、传说、寓言等非神话作品加以严格区分；在比较中探求神话演变的踪迹等等，虽然对人类学派的理论多有借鉴，但是许多结论是经过自己的分析和研究，结合中国神话的具体情况而得出来的。他重视原始人的生活和世界观对神话的性质、内容、产生和演变所起的制约作用，比起欧洲人类学家之更多地倾向于原始信仰、仪式与心理因素，可以看出茅盾的神话观点的独创之处。他主张学习外国，但反对一味摹仿，主张大胆创造。这种“自行创造之宏愿”（《一九一八年之学生》，《学生杂志》1918年1月），自始至终贯穿在他的神话研究之中。他借鉴欧洲的神话学，是为了“创造一个中国的神话的系统”（《中国神话研究abc》序），这种朦胧的学科意识在当时是十分可贵的。三 文学人类学派的历史贡献与局限在英国人类学派影响下出现的中国文学人类学派，是一个在20世纪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有过重要贡献的学术流派，即使一些不属于该流派的学者，也多少受到过人类学派的影响，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这个派别的观点和方法。但这个流派也存在一些不足和局限。钟敬文晚年在回顾他的学术道路时，对人类学派在我国的历史贡献与局限有过一段十分中肯的分析：这派理论在学术上的主要功绩，是它从进化论的观点去观察和说明人类不同时期神话的历史关系。它把“野蛮”时代的精神产物（神话）和所谓“文明”时代的同类文化现象联结起来，不把两者看作截然不相关的现象，从而给人文史现象以接近科学的解释，并打破了那种鄙视原始人群及其文化的偏见。其次，那些学者在建立自己的理论和具体论证上，是以当时所能看到的人类学资料为根据和凭证的。这是一种实证主义的方法。那些只凭思辨的方法是很不相同的。这也是此派成为比较科学的神话学、故事学的主要原因，是它所以能够取代语言学派，并有广泛影响的主要原因。这一学派尽管在观点和方法运用上有种种缺点（例如某些学者指出，他们对于各民族的风俗、神话等只着重看到它的普遍形相，却忽略了考察它的特殊形相等），但是，它在神话学史上的突出地位是不能抹杀的。这个显赫一时的神话学派的主要缺点，是它的心理主义。在对原始神话和民间故事等的解释上，它虽然也注意到作为社会现象的风俗等因素，但着重的却是原始心理（思想、信仰等）。对于原始人的生产活动、社会关系等在形成原始神话思维上的基础作用，那些学者并不怎样重视。作为文化产物的神话，它对原始社会（或稍后的社会）的作用，他们也很少注意。他们所热心解释的，是在较高社会里存在的“遗留物”的来源。其它如我们所重视的神话的性质、特点以及历史发展对神话的影响等，都不是它的着眼点。总之，它跟马克思主义的神话学有跟差别之处；而它的那些缺点，在我那时受过影响的论文里是迹象显然的。自然，这并不是说它对于我们毫无用处。它的某些因素或某些侧面是可以批判地吸收的。我们知道恩格斯的某些神话观点，与泰勒在《原始文化》中所阐述的不是没有关系的。[9]（一）在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初创期和幼年期，文学人类学派的学者们采取翻译、转述等方式，译介了英国和日本人类学派神话学者的大量著作，成为学科建设的重要参照物，给中国学人带来了进化论的世界观，万物有灵观、心理共同说、图腾崇拜、遗留物（又称遗形说）等理论，以今证古、类型研究、比较研究的方法。泰勒、安德留·兰和弗雷泽的神话研究与成就，代表着人类学派兴起、发展与极盛三个重要阶段，他们的丰富理论和深远影响，远非万物有灵论、遗留物说、心理共同说、巫术与图腾制等几个核心观点所能概括，而我国二、三十年代对人类学派的介绍也远非全部。然而，他们的代表作《原始文化》、《神话与习俗》、《神话、仪式与宗教》、《近代神话学》、《金枝》、《旧约中的神话》、《图腾制与族外婚》等等，直到今天仍然具有经典的价值。（二）文学人类学派学者所撰著的若干有关神话与故事的研究著作，为中国神话学与故事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们以世界的眼光，采用归纳法、分类法和比较的方法，把发展的因素引进神话研究之中。强调搜集活态的口头资料，以以今证古的方法，从现代野蛮人的生活、思想和信仰去考察原始人的神话、传说，是人类学派学者们的治学原则，也是人类学派神话学的学科特点。遗憾的是，中国的文学人类学家们较多地停留在书斋研究上，而搜集活态的口头资料这一人类学的学科原则，则做得甚少，因此使学派的活力受到了局限，并没有为中国民间文艺学的进一步发展积累多少可用的田野资料，显示出中国文学人类学派的天然的弱点，直到20世纪30～40年代社会-民族学派在西南地区崛起之后，才初步建立起田野调查的原则，活态资料的空白也才得到了一些弥补。（三）进化论是人类学派的理论基础。把生物的进化观机械地套用到人文科学之中，认为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类社会全都经历过从低级到高级、从野蛮到文明的过程；套用到神话研究之中，认为各民族的神话都经历过从多神——一神，从兽形——半人半兽——人形的演变过程；而口头叙事从神话——传说——故事的发展，也是千篇一律的。人类学派的直线进化观，只看到对象的一般形相而忽视特殊形相的偏颇，给我国的神话研究带来的影响也是明显的。
营改增对高校财务管理的影响和对策探讨论文
导语：随着营改增政策的逐渐应用，对高校财务管理也产生一定的影响，在此情况下则需要在营改增实施下改革高校财务管理，以能够提高高校财务管理质量。本文在分析营改增对高校财务管理影响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其对策。以下是我整理营改增对高校财务管理的影响和对策探讨论文的资料，欢迎阅读参考。
关键词：营改增；高校；财务管理
近年来，高校的发展很迅速，我国高等学校在保障了教育体制不断改善的同时，办学规模也在日益的扩大，自然而然就会有相应的财务出入，目前财务已经出现来源多样化，经济管理已经变得相当复杂，然而财务管理制度还是一成不变，很容易就处于混乱的状态，导致财务管理崩塌。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实行“营改增”是对高校的一种改革，也是高校自身的一种改善自我财务管理的机会。因此，做好“营改增”对高校财务管理是一种调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一、“营改增”实施背景及内容
“营改增”就是营业税改增值税，即是将属于营业税征收范围的行业改为增值税征收。最先是在2012年上海交通运输业和部分服务业作为试点开展，2013 年的时候开始在全国推广，2014 年正式实施高校会计制度。以致能够达到避免重复征税，可以进一步完善财税制度，进一步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目前，全国各高校正在逐步实施“营改增”政策，建立更为全面的相关财务管理制度，这也需要对财务工作人员进行一系列相关制度的培训及学习。目前为止，对实施程度不一样的高校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其中营改增下的财务会计处理主要内容包括有：
（一）一般纳税人企业的会计处理
企业需要在以往的纳税科目下增设一项“抵减销项税额”，以此用来记录企业在实行了营改增政策后相应的抵销税款，同时企业还应该按照企业的经营种类来对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和“主营业务成本”来进行记录和核算。
（二）小规模纳税企业增值税的会计处理
在一些企业规模较小的企业中，如果纳税人提供的应税服务在营改增的内容规定相符合的情况下，则可以按照营改增政策的相关规定将销售额中给非试点纳税人所支付的价款扣除。营改增后试点纳税人在进行增值税的相关会计处理时，需要按照一定的相关规定进行有效的会计处理。
（三）关于增值税期末留抵额的会计处理
通常来说如果营改增的试行区域有相关的原增值税则不能够在实行营改增的基础上将其抵消而应该在相关规定的情况下重新核算增值锐，其中需要进行一定的比例进行核算。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的会计处理：当该企业刚开始进行实行的这个月的开始，企业应该按照政策会计处理在处理的过程中应该记录借记方为“应交税费———增值税留抵税额”科目，同时应该贷记方应该记为“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的科目。等到做会计处理的时候能够允许抵扣时，同时应当按照其允许抵扣的金钱数目贷记则应该计入“应交税费———增值税留抵税额”科目，而它的借记应该为“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
（四）关于取得过渡性财政扶持资金的会计处理
根据财务部的相关规定现就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有关试点的硬性要求能够得到一些补偿性的财政的支持和帮助，新老纳税人能够申请取得财税部门的帮助和补贴，后期的数据预计能够取得更多的支持的话，这些支持会在会计处理中按照正常的银行存款进行处理。这些过渡性的扶持资金能够更大限度的发挥自己的作用而且更能够发挥应该赠政策的优点。
二、“营改增”对高校财务管理的影响作用
自从实施“营改增”以来，在高校中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可是在大范围来看，各高校的进展程度也有很大差别。有些高校积极配合，组织各种各样的培训活动，全面宣传新制度，有些还在适应、探索中。
（一）对纳税的影响
新政策实施前，高校签订任何项目合同时要缴印花税及相关需要的税务费，提供服务则缴纳营业税及附加，还会涉及土地及房产等众多税务。“营改增”后，将不会重复缴纳相关税费。高校的纳税角色主要是由两种，小规模纳税人和一般纳税人。这两种的纳税角色不同，所以“营改增”对其的影响也会不一样。
对于小规模纳税人高校来说，征收营业税时是按5%的税率缴纳，“营改增”后，缴纳增值税的3%，税率降低40%。因此，“营改增”对小规模纳税人高校来说所缴纳的税务是降低的。对于一般纳税人高校来说，征收营业税时是按5%的税率缴纳，“营改增”后，缴纳增值税范围是6%，税率增长20%。因此，“营改增”对一般纳税人高校来说所缴纳的税务是增长的。
所以说，“营改增”政策会有所差异，跟纳税角色的不同是有一定的关系。
（二）对会计核算的影响
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后，缴纳增值税的多少不但与营业额有关，还与可抵扣的进项税额的多少和有效抵扣凭证的取得有关。所以说，高校的会计核算相关职责不但要由财务部负责，还要求高校对外提供服务的人员提高增值税知识，积极配合财务部门取得专用发票。
首先营改增对高校交税有着特别重要的影响，当营改增正式试点实行的过程中，能够在高校内部是大力推行的应为营改增政策的实行是对着大多数人有很大的影响的，能够在获得物质补贴更多的工资报酬的同时也获得个人的心理的愉悦心情，更加积极的投入工作。
其次营改增在对财务审核方面也有很大的影响。对于高校来说营业税额的计算和审核是相对来说比较明显和简单的，而对于增值税的核算来说相对的是比较复杂的，营改增的试行是在一些区域进行，这就使的在我国的内部分成了两种税收核算制度，而这样的制度对于高校也是一种挑战，而高校的会计处理的人员也将面临重要的挑战。
最后还有对于发票的影响，发票和营业税的发票的差别不是很大，对于纳税人使用发票的范围，税务部门提供了一个明确的规范。所以在采用了营改增制度后，发票的存在本身就设计的比较广泛而这也是各个高校都不容小觑的一个环节。
（三）对发票使用和管理的影响
增值税发票分两种，普通发票和专用发票。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时必须出具增值税发票，所以会影响增值税缴纳的多少，对于专用发票的管理也比普通发票严格很多。对于政策的实行，不仅要靠财务部门，更要让所有部门都积极配合，熟悉各程序。营改增后高校的管理也必须不断的适应新政策的实行而发展，当高校在其公司运作中的表现能够越来越好的情况下他们的最后获得的成效越好，在提升了高校的经济效益的同时还给一些相关的下边的高校增加了抵扣额。总体来说，为了能够更好的适应营改增这个税收制度，高校需在高校管理的各个方面进行改革。例如很多高校都是从商业链的构建开始，使得高校管理的水平大幅度上升，努力地能够在税收方面做到不断改进并且能够有效的提高高校自身的利益。
三、营改增实施下的.高校财务管理改善对策
（一）提高财务管理规范
“营改增”可调整税制机构，降低整体税负，从长远来看是一项利国利民的措施，各高校应积极配合，要从财务内部开始管理，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培训，逐步提升有关政策的知识。更要宣传其他部门配合财务部，把相应的制度逐渐完善到每个人身上，都能了解新政策对高校本身带来的利益并切实实行。实行对发票的规范管理。对于专用发票可影响缴纳税额这一情况，应制定相对应的管理，对增值税的使用有个严格的规范，保障高校正常活动的开展。建立财务明细账目。“营改增”政策为高校带来了更多的挑战和变化，为了保障高校能够更好的掌握和适应，财务管理部门应把增值税明细做到切实、清晰、一目了然，完善财务管理工作。
（二）高校加大对外联系和对内学习宣传
营改增的实施，进一步促进了我国税制改革，基于长远角度是一项利国利民的改革策略。高校在此环境下财务负责人则需要加大对外联系，其中包括税务部门以及业务主管部门，以能够在对实际问题解决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相关政策和实施监督，对内则需要向广大教师将营改增税收政策及其程序加大宣传，并做好相关解释和指导工作。
（三）加强合同管理，紧密贴合流程管理
在部分高校横向科研收入管理过程中，其中包括研发及技术服务税收优惠政策等均面临改革，从之前的免征营业税转变为免征增值税，从一开始的向地税申请免税资格直接转变到现在的向国税申请。在国税局进行省科技厅认定的免税合同审核过程中，如果发现之中存在不符合免税条件的，则会立即要求将全部税金、滞纳金以及罚金补齐。因此在此环境下一定要强化合同管理，在进一步提高合同管理系统规范的基础上，提高相关操作规范性及详细性，并和业务流程紧密贴合。
综上所述，“营改增”目前已经在国内逐渐全面的推行，是一项改革我国税务的重要决定与发展。“营改增”税务制度是对税种的转换和对税率的调整，提升了我国税务的完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营改增”也已经遍布到各高校，这就对高校内的财务管理水平也带去了挑战，需要各高校能提高各自的财务水平。虽然“增值税”政策的施行给各高校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也是一个完善各部门的机会，给高校的制度也会带来一定的提升，让高校能更快的发展，也对我国的教育事业有很大的帮助。本文主要对“营改增”实行的背景、对高校的影响以及对策提出了建议和看法，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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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军武器装备的发展与应用我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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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剑老师对整个 AI 界的贡献是巨大的，毋庸置疑，ResNet，Faster RCNN 都是耳熟能详的名字。关于他的贡献，孙剑教授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产业上，都做得非常好。任何一个搞CV算法，尤其是DL相关的人，都很难绕开孙博这个节点。
学术上：孙剑教授发表了学术论文百余篇，被引超过了25万次，并且在2009和2009两次获得CVPR计算机视觉年会的最佳论文。产业上：孙剑教授加入旷视科技任首席科学家，并且他在2017年带领旷视研究院击败了谷歌、脸书、微软等科技巨头，获得了COCO&Places图像理解国际大赛三项冠军，拥有超过40多项专利。
大学里任何一位老师，只要获得孙剑教授学术上的成就或者产业上的成就，就属于凤毛麟角，孙剑教授在学术上和产业上成就显著，由此可见孙剑教授多么优秀，没想到如此杰出的一位教授，在年仅45岁的时候就不幸因病去世，真的是太让人惋惜了。孙老师是在公司内经常被人提及的名字。孙老师在这个领域的贡献是极大的，能力是极高的，就算是在旷视这种天才云集的公司，孙老师也是让人高山仰止的存在。
孙剑博士是旷视首席科学家、旷视研究院院长，CV领域TOP级别的人物，何凯明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实习的导师，最著名的ResNet通讯作者。他带领旷视研究院研发了多项创新技术，引领前沿人工智能应用。只要从事深度学习基本上都知道他的重量级存在。孙老师的科研哲学理念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论坛邮件里有大量关于做科研和工作的心得。
在很多平台上面发表了学术论文，将近发表了100多篇，而且还获得了最佳论文奖，而且也是很多国家重点计划的重点负责人，也培育了很多人才。
带队力压微软、谷歌、FB三大巨头夺得全球竞赛冠军，孙剑是著名的图像识别深度残差网络ResNet发明人之一，拥有超过40项专利，顶级学术会议和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
据科技宣布讣告，该公司首席科学家、广视研究院院长孙剑因突发疾病抢救无效去世，享年45岁。 作为资深的人工智能领域专家，孙剑的去世是我国科技界的一大损失。 孙剑主要研究计算机摄影学、人脸识别等技术，他发明的残差网络技术力压微软、谷歌、FB三巨头，在世界大赛中胜出。 此外，孙剑还拥有40多项专利技术，发表权威论文100多篇。 孙剑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完成了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学习。
在毕业后，他进入著名的微软亚洲研究院，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担任微软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主要从事计算机摄影学和人脸识别等研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在孙剑的不断创新和奋斗下，逐渐在人工智能领域崭露头角，并得到业界的认可，为自己的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孙剑于1976年10月~2022年6月14日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人工智能机器人研究所。
生前是矿山首席科学家，世界研究院院长，全面负责世界技术开发，发展成为世界最大规模的计算机视觉研究院。 在孙建博士的指导下，矿石研究院开发出包括移动端在内的高效卷积是神经网络。 开源深度学习框架、天元AI生产力平台等多项创新技术引领前沿人工智能APP应用。 孙剑博士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计算机视觉和计算机摄影学，拥有40多项专利，2022年以来在顶级科学学术研讨会和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
孙建博士是世界人工智能领域著名科学家，西安交通大学优秀毕业生，西安交通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首任院长，为世界人工智能发展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
提起寻觅“辽宁古果”的过程，时间还要追溯到上个世纪。1990年的夏天，孙革、郑少林等科学家在黑龙江鸡西地区发现了距今约1.3亿年的被子植物的化石。孙革教授从中分析出了13粒原位的被子植物花粉。美国著名孢粉学家布莱纳教授认为这就是“全球最早的被子植物花粉”，当时世界许多科学家认为，中国已经找到了打开达尔文谜宫的钥匙。在从1990年到1996年前后6年的时间里，孙革、郑少林等科学家在辽西留下了无数探索的足迹，洒下了更多艰辛的汗水，先后采集了600多块植物化石，从中发现了一些类似在蒙古发现的“似被子植物”，但真正可靠的被子植物还没能发现。1996年11月的一天，一位刚从辽西野外回来的同事为孙革送来了3块化石。由于当时比较忙，所以他只是将标本暂时放到了抽屉里。两天后，当他在研究室里小心翼翼地打开用纸包裹着的化石时，他被眼前的第三块化石吸引住了：在这片化石上有一株貌似蕨类的分叉状枝条，其似叶子的部分呈凸起状，显然不同于常见的蕨类植物。50多岁的孙革怀疑自己是不是眼花了，他再用放大镜仔细观察，的确，在主枝和侧枝上呈螺旋状排列着40几枚类似豆荚的果实，每枚果实中都包藏着2至4粒种子。他又把化石置于显微镜下更加仔细地观察，可以清晰地看到，种子被保藏在果实之中。“这是确凿无疑的被子植物。”当晚，“辽宁古果”这个新的分类群便被确定了下来。1997年的初春，课题组再征辽西，到达了发现化石的辽宁北票黄半吉沟。他们先后共采集到了1000多块化石，并从中发现了8块“辽宁古果”化石。 虽然1996年“辽宁古果”这个新的分类群便被确定下来，但是为了保持科学的严谨性，课题小组还是对这一新发现进行了更加详尽地研究和考证。在1996年到1998年这两年时间里，课题小组得到了孙革教授的老朋友美国科学院院士、佛罗里达大学教授D·迪尔切的许多帮助。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他们逐渐萌生了将这一成果公布于美国《科学》杂志的想法，他们希望更多的人通过这个世界顶尖的科技类杂志来了解中国的“辽宁古果”、来了解世界花的起源。由于《科学》杂志有着严格的审批程序和保密程序，它要求对于所刊登的文章具有绝对的首发权，所以在1998年11月之前，中国国内媒体上 几乎从未报道过“辽宁古果”的一点一滴，人们更无法知道广袤的辽西原来曾孕育过世界上最古老的花。在经过了严格的专家审查后，1998年11月27日，《科学》杂志以封面文章发表了孙革等撰写的《追索最早的花——中国东北侏罗纪被子植物：古果》的论文，从而使“辽宁古果”终于得以在世界的注视下显露它的“庐山真面目”。一时间，美国、英国、日本、新加坡等20多个国家的近百家新闻媒体蜂拥而至，并纷纷以“世界最古老的花在中国”为主题报道了这一重大发现。 孙革等科学家对有关“辽宁古果”及其伴生的早期被子植物的研究，又取得了许多新的进展和突破。在最新的专著中，科学家们以“辽宁古果”等早期被子植物为引线，系统、综合地深入研究了我国辽西地区晚侏罗纪时期植物群的性质、组成以及早期被子植物在我国辽西地区发生的地质、地理背景等。以辽西或辽西—蒙古一带为核心的东亚地区，应被视为全球被子植物的起源地或起源地之一。关于被子植物的研究对判断地层、找寻煤和油等沉积矿藏具有实际意义。 这一发现不但将裸子植物想被子植物进化的时间提前了1500万年，而且证明了被子植物的起源地之一就在中国的东北区。这个重大科学发现，选入为“1998年中国十大科技新闻”和“1998年中国基础研究十大新闻”。
“辽宁古果”证明地球上第一朵花开在中国背景：辽宁西部的化石宝库属于“热河生物群”，这里古生物化石被保存得非常完整。“热河生物群”绝对称得上是一批世界级的古生物化石珍品。而辽宁的朝阳地区无疑是这些珍品的精华所在。这里保存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原始的陆相生态系统。1亿多年前，这里曾是一个“鸟语花香”的世界，喧嚣的湖畔和森林中，曾“龙飞凤舞”，布满了绚丽多姿的白垩纪的“鸟园”、“龙园”和“兽园”。古老辽西的天空，飞舞的不仅是美丽的蜻蜓，各色各样的鸟类，还有形态各异的翼龙。远古的朝阳火山活动频繁，不时掀翻了往日的深湖静水。今天看到的一个四五米高的岩层断面上，居然记录着多达十几次的火山喷发！这里保存了一件件令人震撼的化石，它们罕见地记录了一个生命演化时代的悲壮和惨烈：哺育幼仔的恐龙一家瞬间被火山灰埋葬；肉食的恐龙与其它爬行类相互厮杀；普通鸡蛋大小的翼龙和鸟类的胚胎还没有来得及破壳而出，就和那些争艳的花一同被尘封在历史的档案中。这里保存着无数的奇迹，其中就有地球上“第一朵花”！记者：探索被子植物的起源的重要意义不单单是为了破解“讨厌之谜”吧？孙革：被子植物也称“有花植物”，因为它们是真正的花。被子植物和人类生活关系十分密切，我们吃的大米、小麦和水果，身上穿的棉麻，医疗所需的药品，建筑所需的木材，乃至平常看到的各种鲜花，绝大多数都来自于被子植物。可以说，被子植物是现今植物界最高级、也是分布最广的一个植物类群。现在的权威观点认为，植物是4亿多年前从海洋登上陆地的，但最初它们繁殖能力较差；后来逐渐产生了孢子以至种子，繁殖能力逐渐增强。起初，植物界只有裸子植物，它们的种子裸露，很容易遭到破坏，这直接影响了后代的繁衍。后来，随着植物界的进化，种子有了包被（果实），易于保护；植物能够开花和结果。花朵的出现标志着被子植物的诞生，先进的繁殖方式使它们迅速地占领了地球，大自然进入了被子植物时代，从此大地才真正变得绚丽多彩。哺乳动物也随着被子植物的兴起而繁盛，并进化发展到高级阶段。正因为被子植物在地球生物演化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因此，它的起源及早期演化一直是古植物学领域的重大问题，并始终受到科学家们的关注。记者：您能介绍一下“辽宁古果”是怎么发现的吗？孙革：1996年，一位同事给我送来3块他们采自辽宁北票黄半吉沟的标本。在看到第三块化石时，我感到十分震惊。这是一个样子很像蕨类的分叉状枝条，但它显然不同于常见的蕨类植物：像是叶片的部分呈凸起状，显然是种子；在主枝和侧枝上螺旋状排列着几十枚像豆荚样的果实（蓇葖果），每个果实中包藏着2-4粒种子；种子清清楚楚地被包藏在果实之中。这是典型的被子植物特征！当晚，“辽宁古果”这个新的分类群就被确定了下来。由于当时东北已经冰雪覆盖，我们没办法到当地采集。第二年初春，我们课题组赶到北票黄半吉沟，但开始并没采到古果化石；后来还是课题组的郑少林教授和他夫人又赶到那里精心采集，一下子发现了3块“辽宁古果”。化石标本立即带到南京，我在实验室里分析出了表皮细胞，后来又发现了原位花粉。从此，“辽宁古果”化石的总体被子植物特征才逐渐被认识。记者：有人说，“辽宁古果”没有花瓣，是个“丑陋的花”，您怎么认为？孙革：的确。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见到“辽宁古果”的花瓣。我们通常见到的花是由雌蕊、雄蕊、花瓣、花萼这4部分组成的。但“辽宁古果”这朵花有雌蕊，也有雄蕊，但是它没有花瓣，也没有花萼。这可能与它们是水生的被子植物有关，因为许多水生被子植物本身就不具有花瓣，像现在的泽泻目等植物就是这样。但或许也可能由于“辽宁古果”这类早期的被子植物太古老，花瓣和花萼还没有演化出来。但不管怎么说，“辽宁古果”是迄今已知的世界上最古老的花，我们也可以说它是一朵“丑陋的花”。但是没有这样古老的、丑陋的花，也就没有今天这些美丽的花。记者：听说“辽宁古果”的名字传遍了全世界，科学界是如何认同的？孙革：1998年11月27日，国际权威学术刊物《科学》杂志以封面文章发表了我牵头撰写的《追索最早的花———中国东北侏罗纪被子植物：古果》的论文，“辽宁古果”终于得以在世界的注视下显露它的“庐山真面目”。一时间，美国、英国、日本、新加坡等20多个国家的近百家新闻媒体蜂拥而至，并纷纷以“世界最古老的花在中国”为主题报道了这一重大发现。由于“辽宁古果”具有典型而又原始的被子植物特征，其产出的时代又是迄今世界最早的，因此一直得到国际上绝大多数科学家的公认。国际最著名的古植物学家、美国科学院迪尔切院士认为“辽宁古果”是“迄今惟一有确切证据的、全球最早的花”。“辽宁古果”真像一位“大使”，代表我们国家也代表了辽宁，走向世界。记者：您后来又发现了“中华古果”化石，它与“辽宁古果”有什么相同或不同？孙革：2000年7月，地质科学院的季强教授在凌源发现了两块互为正负模的化石，送来让我研究，化石产出的层位与“辽宁古果”大致相同。这一化石保存得更完整，雌蕊、雄蕊以及叶子都与“辽宁古果”相似。但它的蓇葖果（心皮）更细长，包藏的种子更多，是8－12枚；而“辽宁古果”每个蓇葖果包藏的种子一般是2－5枚。它们都是距今大约1.45亿年的早期被子植物，属于同一个“古果属”，又都是水生草本被子植物。但它是一个新种。我提议命名为“中华古果”，得到了课题组同事们的赞同。“辽宁古果”和“中华古果”犹如“姊妹花”，既有同科、同属植物的共同特性，又有不同种的特征和差别。它们共同为科学家们研究被子植物起源提供了最宝贵的化石资料，也为中国的古植物学研究步入世界先进行列做出了贡献。记者：通过对古果的研究，您得出什么重要结论？孙革：“辽宁古果”和“中华古果”的植物学特征的原始性和它们的水生草本习性，为被子植物的起源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从目前众多的化石证据分析，被子植物很可能起源于古老的、现已灭绝的种子蕨类植物；它们的起源地很可能是以包括中国辽西和蒙古在内的东亚地区。有花植物从这一地区发源，而后主要是向东北方向辐射、迁移和发展。所有这些正在有力地验证我们提出的“被子植物起源的东亚中心”的推论。当然，尽管我们已经发现了迄今最早的被子植物，但未来找寻较之“辽宁古果”和“中华古果”更早的被子植物的路可能还会很长。作为古植物学工作者，我们为此而努力，仍然是任重而道远。但不管怎么说，“辽宁古果”和“中华古果”的发现，像一把奇妙的钥匙，将达尔文的“迷宫”之门慢慢地打开了。这一研究成果对全球生命演化、特别是植物界的演化研究的影响将是深远的。
辽宁省朝阳市
辽宁古果为古果科，包括辽宁古果和中华古果，它们的生存年代为距今1亿4500万年的中生代，比以往发现的被子植物早1500万年，被国际古生物学界认为是迄今最早的被子植物，就此为全世界的有花植物起源于我国辽宁西部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从辽宁古果化石表面上看，化石保存完好，形态特征清晰可见
这是复原图 ：
在发现了“辽宁古果”和“中华古果”的基础上，孙革带领课题组把有关“古果属”的研究迅速向前推进。在迪尔切院士的指导和亲自参与下，一项以古植物学与分子生物学研究相结合的综合性研究工作开始了。著名分子植物学研究专家、美国康奈尔大学尼克松博士也参与了这项合作。他们分别从形态学、分子生物学不同角度来研究“古果属”的原始特征，其研究结果却令人惊奇的吻合：无论“辽宁古果”还是“中华古果”，其形态特征均反映了“古果属”在整个被子植物“大家族”中的原始性。“古果属”在被子植物分支序列中一直处在“最原始”类群的位置，比近年来植物学界认为最原始的阿波尔叶和睡莲目还要原始。据此，他们决定新建的“古果科”代表着迄今已知最古老的被子植物类群。这一新的研究进展，对被子植物起源和早期演化研究是十分重要的推动。辛苦、汗水和心血终于换来了今天的成就。孙革经过3年多的潜心研究、艰苦探索，他和他的课题组建立了原始被子植物类群“古果属”和“古果科”，完成了在《科学》上发表的第二篇论文。这一成果也是他和美国迪尔切院士等科学家合作的结晶。5月3日，大洋彼岸又传来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美国《科学》再一次以封面文章发表了孙革教授的科学研究论文“古果科：一个新的基本被子植物类群”，向国际学术界宣布：迄今已知最古老的被子植物化石类群———“古果科”诞生了！这项成果的意义在于它进一步揭示了关于被子植物起源时间、地点和其祖先类群等问题，向传统的“热带起源说”等提出了挑战，进一步验证了“被子植物起源的东亚中心”假说；提出了被子植物的祖先类群可能是现已灭绝的种子蕨类植物，使被子植物起源研究取得了新的突破。而“古果属”属于草本水生的新发现，是被子植物起源研究的又一重要新进展。同时，“古果属”研究结果提出的被子植物至少起源于距今约1．45亿年的晚侏罗纪时期。这便为全球被子植物起源与早期演化研究起到了难能可贵的重要作用。2002至2004年，他主持国家自然基金国际合作重大项目，带领项目组成员从长白山到兴安岭，从乌苏里江到内蒙古草原，在我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开展大范围的地质考察，完成了艰苦的野外化石采集及地层工作，为找寻K/T界线剖面并开展研究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2005年，为了拓宽研究领域，他在感冒和心脏病同时发作的情况下，带领课题组年轻成员在海拔5000米的雪域高原从事科学研究。
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项、国家863重点项目课题1项、863项目子课题1项；主要负责国土资源大调查项目、国家行业公益项目等项目。共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其中SCI论文20余篇、计算机与技术学科类EI论文30余篇、一级学报论文10余篇；参与制定国家行业标准1部；申请国家发明专利17项，其中已授权9项（其中，第一发明人3项）；登记软件著作权7项。先后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2014，4/15），地理信息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2013，4/10）、测绘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国家测绘局，2009，3/9）、“十一五”测绘地理信息优秀青年贡献奖（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2011）、测绘地理信息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3/7）等奖项。2012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以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发表SCI论文18篇1. Y.X. Liu*, C. Sun, Y.H. Yang, M.X. Zhou, W.F. Zhan, W.Y. Cheng. 2015. Automatic extraction of offshore platforms using time-series Landsat-8 Operational Land Imager data. Remote sensing of environment. 10.1016/j.rse.2015.12.047.2. Y.X.Liu*, M.X. Zhou, S.S. Zhao, W.F. Zhan, K. Yang, M.C. Li. 2015. Automated extraction of tidal creeks from airborne laser altimetry data. Journal of Hydrology 527, 1006-10203. Y.X.Liu*, J.L. Chen, W.Y. Cheng, C. Sun, S.S. Zhao, Y Pu. 2014. Spatiotemporal dynamics of the urban sprawl in a typical urban agglomeration: a case study on Southern Jiangsu, China (1983–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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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慧曾主持香港大学博士后基金一项，作为主要研究人员，参与多项香港特别行政区创新科技基金、广东-香港技术合作基金、香港大学基础研究种子基金以及香港大学应用研究种子基金的科研工作。特别是2006年8月至2010年12月在香港大学做协作研究员和博士后研究期间，完成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创新科技基金(ITS/108/06)项目，开发研制出了用于检测/鉴别食品、饮料中致味物质的“电子舌”微流控系统，该研究成果参加香港科技展览时，受到香港媒体的广泛关注，正申请美国专利。同时，主持完成了一项香港大学基金项目：基于分子印迹和微流控技术的压电传感器在环境和临床医学中的应用。参加国际会议20次，做口头报告5次，曾参与Encyclopedia of Sensors 著作编写，并在Biosens. Bioelectro., Electrophoresis，J. Chromatogr. A，Analyst，Sens. Actuat. B, Anal. Chim. Acta, Encyclop. Sens., Chem. Sens.等杂志上发表研究性论文近30篇。
随着社会一步步向前发展，越来越多人会去使用报告，其在写作上有一定的技巧。相信许多人会觉得报告很难写吧，下面是我为大家收集的土木工程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一、文献综述
（一）国内研究现状
工程项目施工成本控制就是在整个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在保证工程质量、工期等方面满足合同要求的前提下，为确保项目在批准的成本预算内尽可能好地完成而对所需的各个过程进行管理。对项目实际发生的费用支出，采取一系列监督措施，极时纠正发生的偏差，各项费用支出控制在计划成本规定的范围内，以保证成本计划的实现。成本管理贯穿整个项目的施工期，是一个动态的管理过程。自接到工程项目招标信息起，即开始了该项目的施工成本管理。因此，企业一定要逐步建立并完善工程项目施工成本的各种制度，尽最大可能降低施工成本。我国传统的项目成本管理研究主要侧重于工程项目的成本确定和控制，而忽视了对成本计划、核算和分析的研究。近年来，随着现代项目管理对项目内涵的不断拓展，以及实践经验的不断总结，人们逐渐认识到传统的成本管理是不全面的，加强了对工程项目成本全过程、责任成本以及成本信息化等的研究。
目前，我国学者己经对工程项目全过程成本管理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并对成本管理的思想和做法进行了创新，但由于起步较晚，对于能够有效、全面地指导实际的成本管理工作还存在一些距离。同时，随着建筑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和业主要求的不断提高，施工企业迫切需要一个科学高效的管理体系对项目的成本目标实行系统的全面的现代化的管理，从而顺利达到完成工程并盈利的目的。
（二）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项目成本管理方法比较系统化、现代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项目全寿命周期成本管理、项目全面成本管理以及项目全过程成本管理三种。
20世纪60年代，美国国防部首先提出了项目全寿命周期成本管理的思想。近年来，随着工程项目全寿命期集成管理理论的发展，成本管理作为项目管理的一个内容，其全寿命周期的管理思想、理论也在不断地创新和提高。
项目全面成本管理思想是国际全面成本管理促进会前主席R.K.Westney先生借助“全面质量管理”的思想提出的，他在1991年5月发表了《九十年代项目的发展趋势》一文，给全面成本管理下了定义，:通过有效地使用专业知识和专一技术去计划和控制项目资源、成本、赢利和风险。在建筑领域，实行工程项目的全面成本管理，也就是实行全项目、项目全员参加、项目施工全过程的成本管理。
对项目全过程成本管理(The Whole Process of Project Cost Management)的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该管理思想认为，项目成本管理应该是贯穿项目生命周期各阶段的全过程、全方位的工作。因为项目的投资要贯穿于项目建设全过程，而且项目实施之前的决策和设计方案对投资的影响最大，因此，成本管理的关键在于采取经济技术手段，以设计阶段为重点，对项目建设全过程进行全方位管理。
（三）做好施工企业项目成本控制的意义:
1、施工项目成本控制是施工项目工作质量的综合反映，施工项目成本的降低，表明施工过程中物化劳动和活劳动消耗的节约。加强施工项目成本控制，可以及时发现施工项目生产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以便采取措施，充分利用人力和物力，降低施工项目成本。
2、施工项目成本控制有利于项目经理项目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在项目经理项目承包责任制中，规定项目经理必须承包施工质量、安全生产、施工工期、文明施工和项目成本五大约束性目标。其中成本目标是经济承包目标的`重点和综合体现，因此，项目经理要较好地实现经营承包责任制，就必须充分利用生产要素市场机制，管好项目，控制投入，降低消耗，将质量、工期和成本三大相关目标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性的控制。
3、施工项目成本控制是增加企业利润、扩大社会积累最主要的途径。在施工项目价格一定的前提下，成本越低，盈利也相应地越高。施工企业以施工为主营业务，因此其施工利润是企业经营利润的主要来源，也是企业盈利总额的主要构成部分，故降低施工项目成本即为施工企业实现盈利的关键所在。
二、论文提纲
一、施工项目成本控制的概念及意义
（一）、施工项目成本控制的概念
（二）、施工企业项目成本控制的意义
二、目前建筑施工企业在项目成本控制存在的问题
（一）、经营思想上存在的问题
（二）、组织管理上存在的问题
（三）、施工方案上存在的问题
三、建筑施工企业成本控制方法的改进措施
（一）、建立建筑工程项目成本管理的保证体系
（二）、建筑工程项目成本管理保证体系的实施
四、案例分析-以某集团施工项目成本管理模式为例
（一）、某集团施工项目成本管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二）、某集团施工项目成本管理对策建议
五、结语和展望
三、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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