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胡珉琦
针对一项关于现代人起源的重要研究，中外学者在顶刊上展开了多次争锋。
2021年2月9日，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了南京大学副教授孙雪峰等研究论文《古DNA和多种测年方式证实现代人晚到达中国南方》。该研究使用古DNA和多种测年方式证实，现代人抵达华南地区不超过六万年。
这一结果推翻了2015年由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以下简称古脊椎所）等机构在《自然》发表的研究结论，即“具有完全现代形态的人类早在8~12万年前就已经在华南局部地区出现”。
如今，事件有了最新进展。5月25日，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同期刊发3篇来自古脊椎所、牛津大学、德国马普学会等机构多位学者的评论信，质疑孙雪峰论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他们提出，孙雪峰的研究存在“指鹿为人”、碳十四年代测定不准确、数据分析不规范等多个方面的缺陷。
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王传超认为，解决这一争议问题的终极办法就是古DNA和碳十四测年的重复实验。但这是一项技术要求极高，同时又依赖运气的工作，重复实验并非随时可以完成。这时，科学家或许只能选择继续等待，而这也是古人类研究的一大特点。
争议源起：阻碍非洲起源说的“最后一颗钉子”被拔掉了？
关于现代人起源有两种观点长期对峙：一种是非洲起源说，一种是多地起源说。
前者支持所有现代人都是从非洲走出的智人进化而来，他们在不同地区替代了本土的古老型人类而成为霸主。
后者则认为，智人在走出非洲的过程中不断与当地的古人类发生混血、杂交，共同走上现代人演化的道路。
这一争议的热点地区，恰好就在东亚。 要想拼凑出现代人在 东亚地区的起源与演化的拼图，湖南道县福岩洞扮演着关键角色。
2011年9月至2013年底，古脊椎所、湖南文物考古研究所连续三次对福岩洞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47枚古人类牙齿。
经科研人员测定，具有完全现代形态的人类早在8~12万年前就已经在华南局部地区出现了。2015年10月15日，《自然》发表了古脊椎所刘武、吴秀杰等所做的这项工作。
当时，福岩洞人年代的推测主要依靠两方面证据。
首先，在地层中，除非有过大的扰动，一般总是年轻的层位在上面，古老的层位在底下。如果化石层位于中间，那么它的年龄也就介于上下地层的年代之间。于是，科学家对化石埋藏的上下地层进行了铀系测年，结果显示它的范围在 8~12万年前。
其次，从生物地层学分析，和这些人类牙齿同在一起的动物群组成呈现出了晚更新世早期的特点。吴秀杰解释，动物群里发现了很多绝灭物种，都是在距今13万年以前的。他们还对一枚动物牙齿进行了碳十四测年，结果已经接近检测上限。
这项研究对于探讨现代人在欧亚地区的出现和扩散具有重要意义。
在经典的非洲起源论中，非洲以外的所有现代人都是5~10万年前走出非洲的一小群祖先的后代。
根据已有的化石证据，最早的现代人在西亚和欧洲出现的时间位于4.5万~5万年前。由于古人类化石非常稀有，东亚地区是否存在5 10万年前的早期现代人，始终没有确切的证据。
如果福岩洞人的年代推定属实，他们在东亚大陆出现的时间就比到达西亚和欧洲的现代人早至少3.5~7.5万年，那么福岩洞人的祖先来自何方？他们还是5~10万年前走出非洲的一小群祖先的后代吗？或者他们是更早出走的那一拨？他们和东亚大陆早期古人类有过广泛的基因交流吗？问题变得错综复杂起来。
然而，2021年2月9日，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了南京大学孙雪峰等人的论文，又把这一问题拉回到了原点。
2019年，他们在福岩洞新找到了两枚“人类牙齿”和多枚哺乳动物化石。
这一次，他们用了更为直接的方法，也就是对“人类牙齿”进行了古DNA提取、测序，建立了人群关系的系统演化树，同时对“人类牙齿”和动物牙齿进行了碳十四测年。
根据这两项测定结果，他们得出了福岩洞人距今仅有9000多年 历史 的结论。论文最终作者、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李辉在复旦大学官网的报道中表示，“阻碍非洲起源说的‘最后一颗钉子’被拔掉了”。
对同一地点人类化石和古脊椎动物化石分析得到的年代推定结果，整整相差了一个数量级，究竟哪一个更接近 历史 的真实？
争议一：指鹿为人？
古人类学家要想还原人类演化的路径，会依靠很多不同的方法和技术，从古生物学、古人类学，到考古学、地质学、埋藏学、测年技术以及古DNA技术等。
其中，田野发掘、化石的功能形态鉴定可以说是古生物和古人类研究的立身之本。推翻刘武等研究结论的最主要证据来自孙雪峰等2019年在福岩洞发现的两枚“人类牙齿”，编号分别为FY-1HT和FY-2HT。
但前提是，这两枚牙齿必须与当年的47枚来自同一地层层位，从尺寸上形态上也都是同一类型，才能进行测年比较。
但刘武等在质疑文章中指出，这篇论文除展示了一张低分辨率照片外，没有提供“人类牙齿”发现具体位置的准确信息，也没有这两枚牙齿任何的形态、尺寸等解剖学信息，更没有指出与此前福岩洞发现的47枚牙齿中的哪一类、具体哪一件标本进行了比对。
“这样的研究论证方式在古生物学、古脊椎动物学、古人类学、解剖学研究中是非常罕见的。”刘武直言。
而这篇文章最大的争议点恰是来自化石的形态学鉴定。
质疑文章提出，经过多位第四纪哺乳动物专家鉴定，这两枚“人类牙齿”中编号为 FY-2HT的牙齿并非人类牙齿，而是草食类动物——鹿类的门齿。
西班牙人类古生态与 社会 进化研究所古生物学、动物考古学和埋藏学专家Palmira Saladié 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FY-2HT的牙根和牙冠的形态以及磨损模式，均不符合人属的鉴定，而属于鹿科。因此，所有来自该标本的分析和解释(年代测定和古DNA)都必须非常谨慎地进行，并拒绝它们。在我看来，鉴定是错误的，所以我们不能考虑结果。我不明白DNA分析怎么没发现这个错误。”
孙雪峰和李辉向《中国科学报》表示，原论文中化石形态学鉴定由澳大利亚新南维尔士大学Darren Curnoe负责。但截至发稿，Darren Curnoe没有就这个问题向《中国科学报》作出回复。
他在美国《科学院院刊》发表的回应文章中只是解释，FY-HT-2齿冠釉质大多磨损，无法复原出与鹿牙齿相似的磨耗特点。但刘武表示，尽管FY-HT-2存在齿冠釉质磨损，这枚牙齿与鹿牙齿相似的舌侧磨耗特征仍然是清晰可辨的。
孙雪峰等在福岩洞发现的牙齿与鹿牙对比.（A） 引自Sun et al. 2021；（B）道县2012年出土的鹿类门齿；（C）附着在现生鹿下颌骨上的门齿及犬齿
孙雪峰等在福岩洞发现的牙齿同人类牙齿对比. （A）引自Sun et al. 2021；（B）道县2012年发现的人类下颌侧门齿；（C）黄龙洞2006发现的人类上颌中门齿
争议二：“人类”线粒体古DNA从哪儿来？
假设编号为 FY-2HT的人类牙齿实为鹿牙，为何能从中提取出“人类”线粒体古DNA？这是这项研究最为吊诡的地方。
这枚被检测出人类DNA的牙齿是否有可能被污染？原论文第一作者、负责古DNA检测的复旦大学 科技 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文少卿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始终对数据负责。
王传超向《中国科学报》解释，古DNA的两端会出现碱基的变化，跟现代人的DNA序列有明显区别。根据论文公开的数据显示，孙雪峰等人确实提取出了古DNA并且对污染率进行了科学评估，结果是污染率很低，达到了古DNA的数据质量要求。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人类DNA 获取技术的提升，在土壤、粪便、湖芯，甚至是空气样本中科学家也能检测出人类DNA，这些DNA 通常被称为环境DNA或者沉积物古DNA。
FY-2HT的“人类”线粒体古DNA究竟从哪儿来，似乎还是蒙上了一层阴影。
争议三：碳十四测年存在污染？
碳十四测年法是确定化石标本年代的一把利器，这是最著名的一种放射性测年法。但是，碳14测年有个致命弱点，无法用在非常古老的材料测年上，因为碳十四衰变后剩余量会越来越小，最后小到很难精确计算。
2015年，负责福岩洞动物牙齿化石碳十四测年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吴小红告诉《中国科学报》，当时研究团队测定的年代为39000年左右。
孙雪峰认为，这个数据可以用来说明福岩洞遗址现代人出现的时间，支持其团队观点：现代人到达中国南方的时间不早于6万年。
但吴小红解释，这个数据接近北大加速器质谱碳十四实验室有机物碳十四年代测定的高限，再加上福岩洞遗址骨质样品保存不佳，这一结果不适合用作绝对年代的描述。
与之相对的，孙雪峰等对“人类牙齿”和动物牙齿的碳十四测年显示，其年代不足1万年，与“人类”线粒体古DNA推断的年代相匹配。吴小红认为，这种巨大的差异很可能是污染导致的。
“越古老的样品，污染的风险极高，需要非常小心谨慎。”吴小红说。
首先是样品的前处理过程需要严格的控制和把关。孙雪峰等的文章中没有对碳十四测年样品的前处理过程进行清楚的描述，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测年结果可靠性的判断。
其次，加速器质谱碳十四的测年物质要可靠。孙雪峰等文章中大多数样品采用的是骨骼或者牙齿的总有机碳（TOC)进行年代测定，但在考古年代研究领域，通常不用这种方法，而是按惯例提取出骨骼或者牙齿中的原生组分—胶原蛋白或明胶蛋白进行年代测定以尽可能排除外来碳的影响，从而得到可靠的碳十四年代数据。其中，检验胶原（明胶）蛋白质量的是碳氮比值（C/N）。
孙雪峰等人的文章中仅有一份胶原蛋白样品按照国际惯例测定了碳氮比值，而且它的数值(46.2) 远高于牙齿和骨骼化石中适合于碳十四年代测定的有机胶原蛋白的C/N比值(2.9~3.6)。吴小红认为，这个结果应该摒弃。
“事实上，该文中绝大多数胶原蛋白测年样品都没有提供C/N比值，那么这篇文章中的所有胶原蛋白的样品没有证据证明是排除了外来污染物影响的。”吴小红强调。
英国牛津大学同位素加速器中心主任Tom Higham和德国马普学会人类 历史 科学研究所Katerina Douka在同期发表的评论信中，同样提出了这些问题。
Tom Higham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质疑了孙雪峰等在论文中没有使用目前最可靠的碳十四测年法，尤其是他们提取的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之低，会造成年龄被显著低估。他表示，“样品实际年龄很可能比他们的测年结果要老得多”。
遗憾的是，孙雪峰等发表的回信对其在原文中使用的样品前处理方法依然没有给出具体的描述。
解决争议的终极办法只有“重复实验”
就目前来看，福岩洞人类化石的确切年代是什么，现代人在东亚地区起源与演化的 历史 如何还原，远未到盖棺定论的时候。
王传超认为，解决眼前这一争议问题的终极办法只有重复实验。既然化石样品来自同一洞穴，双方团队可以提供部分样品，由第三方机构进行重复实验。
不过，重复实验在现阶段还很难实施。仅是学术争议，没有机构可以强制要求进行重复实验。
而且，古人类研究的重复实验是有条件的。
原论文中，南京大学、复旦大学获得的古人类牙齿化石非常有限，碳十四测年和牙根的古DNA检测又都是有损检测，很难进行二次实验。
因此，孙雪峰等在回应文中也指出，希望古脊椎所能对其保存的福岩洞人类牙齿样品开展古DNA检测和碳十四测年，从而进行结果比对。
事实上，2015年，刘武等就委托专家对其中一枚保存最为完好的人类牙齿提取古DNA，但由于南方洞穴的气候条件非常不利于化石保存，这一尝试并未成功，碳十四测年也只在一枚动物牙齿中完成。
可见，这是一项技术要求极高，同时又依赖运气的工作，重复实验并非随时可以完成。“这时候就只能等待。”王传超认为，这也是古人类研究的一大特点。
刘武告诉《中国科学报》，福岩洞人类牙齿的古DNA检测会在合适的时间排上日程，毕竟五年过后，古DNA提取技术已经有了新的进展。
古人类研究历来是个热闹的江湖。自从古DNA技术横空出世，解决了许多原先僵持不下的争议问题，为这门学科的研究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
但是目前，受到人类化石数量、保存条件以及技术进展的局限，还没有一种方法可以一统江湖，而是需要依靠多种技术方法相互印证，尽可能构建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
不同的研究方法得到的证据等级有所不同，但相同的是，每项研究在野外化石采集及实验室处理，研究数据采集、分析与论证等方面都应该严格按照学术流程和规范进行。
在这一学术争议事件中，还需要强调的是，研究程序的合理、合规是得出可靠结论的基本前提。刘武和吴秀杰指出，合作交流、质疑争论能促进科学研究工作，推动学科发展。“但在大力提倡学术规范、科研诚信的今天，一篇从样品数据采集、测试分析、论文写作都存在瑕疵的‘顶刊’论文，需要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反思。”
参考文献：
doi:10.1038/nature15696
近日，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张利剑教授课题组与德国乌尔姆大学 (Universität Ulm)Martin B. Plenio教授课题组、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刘子文博士和澳大利亚悉尼 科技 大学俞能昆教授合作的成果"Experimental Quantification of Coherence of a Tunable Quantum Detector"发表于 《物理评论快报》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125, 060404 (2020), DOI: 10.1103/PhysRevLett.125.060404）。该工作从量子资源理论的角度出发，对量子探测器利用量子资源的能力进行了研究，首次在实验中量化了一类量子探测器--可调弱场零差探测器—在不同配置下对相干性这一量子资源的利用能力。 图1. 量化探测器相干性的实验原理图 量子探测器的结构和应用场景比经典探测器更为复杂，因而用来量化经典探测器性能的参数，如探测效率、噪声强度等，无法全面描述量子探测器的性能，而应该从量子资源的角度出发，提出量化量子探测器性能的新方法。量子相干性是量子技术超越传统设备性能的基本资源，而实现此优势的先决条件是测量设备可以有效提取量子态和量子操作中的相干性。基于最近发表的量子操作相干性的资源理论，研究团队将其推广并用来定量研究量子探测器提取相干性的能力，并针对一类重要的量子探测器—可调弱场零差探测器—探测量子相干性的能力进行研究，利用量子探测器层析（quantum detector tomography）实验重构该探测器的测量算符，进而计算探测器的相干性。通过对可调弱场零差探测器在不同配置下相干性的实验标定，研究团队得到导致该量子探测器探测相干性能力变化的因素，对将来进一步使用这类探测器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同时该工作首次以资源理论的角度对量子测量进行了实验研究，为准确评估量子测量设备的性能提供了新的思路。 图2. 不同本地振荡器和干涉对比度下可调弱场零差探测器的相干值变化趋势。 量子相干性在量子计算、量子通信、量子计量学和量子生物学等量子技术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量子相干性作为一种资源的定量评估引起了广泛兴趣，并有大量工作针对相干性的产生和调控展开研究。但是要将量子相干性应用到更加广阔的领域，仅仅产生和调控相干性是不足够的，我们还必须能够探测相干性，而本工作正是填补了这一空白，从而完善了量子相干性的研究框架，将量子相干性的应用进一步推广。 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徐慧超，许飞翔和乌尔姆大学博士研究生Thomas Theurer为该论文共同第一作者，本研究得到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的Dario Egloff的大力支持和参与，张利剑教授和Martin B. Plenio教授为论文的共同通讯作者，南京大学为论文第一单位。该研究受到国家重点研发计划(2018YFA0306202，2017YFA030370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资助，以及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平台的大力支持。论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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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南大核心论文发表对文章质量要求极高，其中整个文章的字符数要在六千字符以上，而且文章重复率不能太高，抄袭率一般在5%左右，每本南大核心期刊对文章要求都不一样，所以在投稿的时候要提前查一下具体的收稿要求，或者直接咨询我们线上老师帮你挑选最合适的期刊发表，能节省不少时间。其次南大核心论文发表对作者的资质也有一定的要求，一般是要求博士或副教授以上的，如果有基金项目一定要把这些附在文章上，这些都是对自己资质的佐证。因为南大核心级别比较高，所以对作者资质要求比较高，如果资质不符合，文章再好也不行。南大核心期刊发表难度比较高，小编建议大家找我们专业老师指导指导，我们有内部投稿渠道，可以帮你快速发表，保证通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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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是被南大核心期刊目录收录的期刊，也就是俗称南大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开发研制而成，是国家、教育部重点课题攻关项目。
CSSCI遵循文献计量学规律，采取定量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法从全国2700余种中文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性期刊中精选出学术性强、编辑规范的期刊作为来源期刊。目前收录包括法学、管理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在内的25大类的500多种学术期刊。
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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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物理学院 王达、王强华课题组 经过长达五年的 探索 ，终于找到了破解过掺铜氧超导体中电子「丢失」之谜的关键： 氧空位 。由于该顶角氧空位的存在，会使得电子感受到一种各向异性散射率，从而很自然的解释几年前超流密度和光电导的「反常」实验结果，即电子并没有「丢失」，而只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隐藏」了起来。日前，相关研究成果以 “Anisotropic Scattering Caused by Apical Oxygen Vacancies in Thin Films of Overdoped High-Temperature Cuprate Superconductors”为题发表于【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128, 137001 (2022)】。
该论文的 第一作者为王达副教授，通讯作者为王达副教授和王强华教授，其他作者包括徐俊奇硕士生和张海军教授。 研究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资助，也得到南京大学物理学院、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等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在2016年，人们在过掺铜氧超导体LSCO中发现低温下超流密度的变化正比于温度，即
而零温超流密度本身正比于超导转变温度，即
【I. Bozovic et al., Nature 536, 309 (2016)】。这两个关系共存在当时看来是与BCS理论相矛盾的，被称为「超导电子丢失」之谜【J. Zaanen, Nature 536, 282 (2016)】。而随后在2018年，人们又对光电导进行了测量，发现即使在正常态，光电导谱权重也会随着掺杂而下降，即正常电子也会「丢失」【F. Mahmood et al., Phys. Rev. Lett. 122, 027003 (2019)】。 这两个奇怪的实验结果就对过掺铜氧超导体符合BCS理论这样一个物理图像提出了挑战。
经过长期的 探索 ，王达副教授和王强华教授发现，只要正确的处理顶角氧空位所带来的各向异性散射率
就可以调和上述所有的矛盾。 这在物理上其实是很容易理解的：由于散射率在超导节点处降为零，因此低温下超流密度随温度的线性变化行为不发生改变；而该无序的存在可以同时压制
这又与各向同性散射
的效应类似。这样就同时解释了超流密度实验中所得到的两个看似矛盾的线性关系。另一方面，计入各向异性散射
也可以对正常态的光电导实验数据进行更好的拟合，从而使得正常电子的谱权重不再「丢失」。在材料计算方面， 张海军教授 和其课题组的 徐俊奇硕士生 通过第一性原理的计算，也给出了支持LSCO中顶角氧空位的结论。
论文链接：
--南京大学新闻网
1、陈国良
南京邮电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全国首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国际高性能计算（亚洲）常务理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陈国良院士是我国大数据计算理论、非数值并行算法学科带头人，成功研制我国基于国产高性能芯片万亿次系列高性能系列计算机，奠定了我国云计算和大数据处理以及普适高性能计算基础设施，在国内外学术界和教育界有一定的影响和地位。
2、程伟
腾讯专家级技术工程师、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副总经理、腾讯智慧零售解决方案与技术支持总经理；2006年研究生毕业后，先后在华为腾 讯从事技术研发和产品工作，微信支付创始人大奖获得者，微信红包初始团队成员，专家级工程师。
带领团队先后支持研发财付通3.0分布式架构、微信支付、微信红包、理财通等创新项目，参与打造支持10亿级账户的电子支付平台。
目前担任智慧零售解决方案与技术支持中心总经理，通过整合腾讯系在技术、运营、产品等多方面能力，赋能产业互联网，在鞋服、美妆、酒水、商超、Mall等多个行业提供解决方案及技术落地，助力商家实现GMV增长、人群深度运营、数字资产的积累。
3、戴海鹏
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副教授，国家级青年人才计划入选者。获ACM中国新星奖、全国高校物联网创新大赛一等奖及最佳指导教师奖、江苏省计算机学会青年科技奖等荣誉。
研究方向为物联网、移动计算、数据挖掘等。发表国际一流会议期刊论文130余篇，含CCF A类45篇，包括UbiComp、INFOCOM、VLDB、ICDE、SIGMETRICS、MobiHoc、MobiSys、ICNP、TON、JSAC、TPDS、TMC等国际一流会议期刊。
曾获CCF A类会议INFOCOM最佳论文提名奖、CCF B类会议ICNP最佳论文奖及SECON最佳论文奖亚军。主持/参与国自科面上、国家重点研发等项目十余项。担任YOCSEF南京分论坛主席，江苏省计算机学会青年工委会副主任，江苏省人工智能学会智能与安全专委会副主任，中国计算机学会物联网专委会、网络与数据通信专委会等组织委员等职务。
担任iThings、ICCCN、ICPADS、ICNP等十余次会议主席职务。担任著名国际学术会议如MobiHoc、INFOCOM、IJCAI、ICNP、ICDCS、IWQoS、IPDPS等程序委员会委员。担任中文CCF B类期刊《计算机科学》编委等职务。
以上内容参考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师资简介
很多大学都有着特别多的人才，这些人才是国家的栋梁，为我们社会做出了很多的贡献，是我们永远的骄傲，学术方面需要这种常青树，一代代的孕育显得尤其重要，南京邮电大学是一个十分不错的重点大学，它的桂冠教授三年之内写了三百多篇的论文，网友们都表示十分的惊讶，这种成就真的是太惊人了，让人觉得非常的不可置信，我觉得他之所以可以做到这样的成就，离不开很好的学习规划，和个人很好的自制力，这些都是完成论文的必要条件，下面我将一一解释。
一、良好的自律性。
很多伟大的学者都离不开两个字——自律，自律对于一个人的成功是十分重要的，一个人只有严格要求自己才能真的成功，这是一种人尽皆知的事情，这个桂冠教授之所以可以做到如此高效率的产出，我觉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非常的自律，这一点做得非常的好。
二、良好的规划。
伟大的成功是离不开正确的学习计划的，人做事是需要一定的条理的，这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条件，南京邮电大学的教授本身学历就是比较高的，肯定是有自己的学习计划和工作计划，每天有条不紊的完成，是非常棒的一件事，值得广大同学去向老师学习，让自己变得更加有计划，有规律，成功的概率也会大大增加，不可以盲目的去努力，要搞好效率这个重要的问题。
总而言之，伟大的成果离不开一个人日常的辛勤付出，书山有路勤为径就是这个道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砥砺前行，找到自己的学习节奏，这才是最应该做得事情，不可以荒度年华，要向这位桂冠教授一样，让自己有价值。
他平时特别的喜欢写作，并且他也非常喜欢文字类的事情，并且也有爱阅读的好习惯，平时也有积累的习惯，会把一些好的句子积累下来，慢慢的就写了很多的论文。
因为他是非常有实力的，而且专心的研究一些东西的，这些论文都是他在实践中所得出来的结论。
来自光明日报。近日，南京大学的两名院士增选候选人就一篇论文是否涉嫌造假产生对质并引起轩然大波。南大教授王牧通过博文实名举报同事闻海虎发表在英国刊物《自然—通讯》上的论文数据造假，并为避嫌，主动退出院士增选。被举报者闻海虎22日也发表博文作出回应，称王牧故意使用大量错误数据，举报内容失实。目前，中科院院士局正在进行调查，学校和英国刊物《自然—通讯》也在分别着手调查。 23日，记者就此事采访南京大学。校方表示，学校一贯重视学风建设，已高度关注此事，王牧和闻海虎两位教授都是非常优秀的科学家，但是科学容不得半点造假，“嚼得菜根、做得大事”是南京大学几代人的传统，学校希望两位以及所有科研工作者都能集中精力进行科学研究，沉下心、不浮躁。 据了解，今年51岁的王牧先后在南京大学获得学士和博士学位，1995年起任南京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晶体生长系统和电结晶系统中的若干界面生长形态及其生成机制等，获首届“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07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今年49岁的闻海虎先后在安徽大学、中科院获得学士、博士学位，2010年起到南京大学任教，主要研究方向是高温超导机理，超导体磁通物理，非常规电子态材料中的新现象，获得过“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中国青年科技奖”，2004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如何避免学术不端：
一、保持原创性
二、严禁抄袭和作弊
三、注意小组合作时的规定
四、避免粗心或过度依赖
作者 胡珉琦
针对一项关于现代人起源的重要研究，中外学者在顶刊上展开了多次争锋。
2021年2月9日，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了南京大学副教授孙雪峰等研究论文《古DNA和多种测年方式证实现代人晚到达中国南方》。该研究使用古DNA和多种测年方式证实，现代人抵达华南地区不超过六万年。
这一结果推翻了2015年由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以下简称古脊椎所）等机构在《自然》发表的研究结论，即“具有完全现代形态的人类早在8~12万年前就已经在华南局部地区出现”。
如今，事件有了最新进展。5月25日，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同期刊发3篇来自古脊椎所、牛津大学、德国马普学会等机构多位学者的评论信，质疑孙雪峰论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他们提出，孙雪峰的研究存在“指鹿为人”、碳十四年代测定不准确、数据分析不规范等多个方面的缺陷。
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王传超认为，解决这一争议问题的终极办法就是古DNA和碳十四测年的重复实验。但这是一项技术要求极高，同时又依赖运气的工作，重复实验并非随时可以完成。这时，科学家或许只能选择继续等待，而这也是古人类研究的一大特点。
争议源起：阻碍非洲起源说的“最后一颗钉子”被拔掉了？
关于现代人起源有两种观点长期对峙：一种是非洲起源说，一种是多地起源说。
前者支持所有现代人都是从非洲走出的智人进化而来，他们在不同地区替代了本土的古老型人类而成为霸主。
后者则认为，智人在走出非洲的过程中不断与当地的古人类发生混血、杂交，共同走上现代人演化的道路。
这一争议的热点地区，恰好就在东亚。 要想拼凑出现代人在 东亚地区的起源与演化的拼图，湖南道县福岩洞扮演着关键角色。
2011年9月至2013年底，古脊椎所、湖南文物考古研究所连续三次对福岩洞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47枚古人类牙齿。
经科研人员测定，具有完全现代形态的人类早在8~12万年前就已经在华南局部地区出现了。2015年10月15日，《自然》发表了古脊椎所刘武、吴秀杰等所做的这项工作。
当时，福岩洞人年代的推测主要依靠两方面证据。
首先，在地层中，除非有过大的扰动，一般总是年轻的层位在上面，古老的层位在底下。如果化石层位于中间，那么它的年龄也就介于上下地层的年代之间。于是，科学家对化石埋藏的上下地层进行了铀系测年，结果显示它的范围在 8~12万年前。
其次，从生物地层学分析，和这些人类牙齿同在一起的动物群组成呈现出了晚更新世早期的特点。吴秀杰解释，动物群里发现了很多绝灭物种，都是在距今13万年以前的。他们还对一枚动物牙齿进行了碳十四测年，结果已经接近检测上限。
这项研究对于探讨现代人在欧亚地区的出现和扩散具有重要意义。
在经典的非洲起源论中，非洲以外的所有现代人都是5~10万年前走出非洲的一小群祖先的后代。
根据已有的化石证据，最早的现代人在西亚和欧洲出现的时间位于4.5万~5万年前。由于古人类化石非常稀有，东亚地区是否存在5 10万年前的早期现代人，始终没有确切的证据。
如果福岩洞人的年代推定属实，他们在东亚大陆出现的时间就比到达西亚和欧洲的现代人早至少3.5~7.5万年，那么福岩洞人的祖先来自何方？他们还是5~10万年前走出非洲的一小群祖先的后代吗？或者他们是更早出走的那一拨？他们和东亚大陆早期古人类有过广泛的基因交流吗？问题变得错综复杂起来。
然而，2021年2月9日，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了南京大学孙雪峰等人的论文，又把这一问题拉回到了原点。
2019年，他们在福岩洞新找到了两枚“人类牙齿”和多枚哺乳动物化石。
这一次，他们用了更为直接的方法，也就是对“人类牙齿”进行了古DNA提取、测序，建立了人群关系的系统演化树，同时对“人类牙齿”和动物牙齿进行了碳十四测年。
根据这两项测定结果，他们得出了福岩洞人距今仅有9000多年 历史 的结论。论文最终作者、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李辉在复旦大学官网的报道中表示，“阻碍非洲起源说的‘最后一颗钉子’被拔掉了”。
对同一地点人类化石和古脊椎动物化石分析得到的年代推定结果，整整相差了一个数量级，究竟哪一个更接近 历史 的真实？
争议一：指鹿为人？
古人类学家要想还原人类演化的路径，会依靠很多不同的方法和技术，从古生物学、古人类学，到考古学、地质学、埋藏学、测年技术以及古DNA技术等。
其中，田野发掘、化石的功能形态鉴定可以说是古生物和古人类研究的立身之本。推翻刘武等研究结论的最主要证据来自孙雪峰等2019年在福岩洞发现的两枚“人类牙齿”，编号分别为FY-1HT和FY-2HT。
但前提是，这两枚牙齿必须与当年的47枚来自同一地层层位，从尺寸上形态上也都是同一类型，才能进行测年比较。
但刘武等在质疑文章中指出，这篇论文除展示了一张低分辨率照片外，没有提供“人类牙齿”发现具体位置的准确信息，也没有这两枚牙齿任何的形态、尺寸等解剖学信息，更没有指出与此前福岩洞发现的47枚牙齿中的哪一类、具体哪一件标本进行了比对。
“这样的研究论证方式在古生物学、古脊椎动物学、古人类学、解剖学研究中是非常罕见的。”刘武直言。
而这篇文章最大的争议点恰是来自化石的形态学鉴定。
质疑文章提出，经过多位第四纪哺乳动物专家鉴定，这两枚“人类牙齿”中编号为 FY-2HT的牙齿并非人类牙齿，而是草食类动物——鹿类的门齿。
西班牙人类古生态与 社会 进化研究所古生物学、动物考古学和埋藏学专家Palmira Saladié 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FY-2HT的牙根和牙冠的形态以及磨损模式，均不符合人属的鉴定，而属于鹿科。因此，所有来自该标本的分析和解释(年代测定和古DNA)都必须非常谨慎地进行，并拒绝它们。在我看来，鉴定是错误的，所以我们不能考虑结果。我不明白DNA分析怎么没发现这个错误。”
孙雪峰和李辉向《中国科学报》表示，原论文中化石形态学鉴定由澳大利亚新南维尔士大学Darren Curnoe负责。但截至发稿，Darren Curnoe没有就这个问题向《中国科学报》作出回复。
他在美国《科学院院刊》发表的回应文章中只是解释，FY-HT-2齿冠釉质大多磨损，无法复原出与鹿牙齿相似的磨耗特点。但刘武表示，尽管FY-HT-2存在齿冠釉质磨损，这枚牙齿与鹿牙齿相似的舌侧磨耗特征仍然是清晰可辨的。
孙雪峰等在福岩洞发现的牙齿与鹿牙对比.（A） 引自Sun et al. 2021；（B）道县2012年出土的鹿类门齿；（C）附着在现生鹿下颌骨上的门齿及犬齿
孙雪峰等在福岩洞发现的牙齿同人类牙齿对比. （A）引自Sun et al. 2021；（B）道县2012年发现的人类下颌侧门齿；（C）黄龙洞2006发现的人类上颌中门齿
争议二：“人类”线粒体古DNA从哪儿来？
假设编号为 FY-2HT的人类牙齿实为鹿牙，为何能从中提取出“人类”线粒体古DNA？这是这项研究最为吊诡的地方。
这枚被检测出人类DNA的牙齿是否有可能被污染？原论文第一作者、负责古DNA检测的复旦大学 科技 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文少卿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始终对数据负责。
王传超向《中国科学报》解释，古DNA的两端会出现碱基的变化，跟现代人的DNA序列有明显区别。根据论文公开的数据显示，孙雪峰等人确实提取出了古DNA并且对污染率进行了科学评估，结果是污染率很低，达到了古DNA的数据质量要求。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人类DNA 获取技术的提升，在土壤、粪便、湖芯，甚至是空气样本中科学家也能检测出人类DNA，这些DNA 通常被称为环境DNA或者沉积物古DNA。
FY-2HT的“人类”线粒体古DNA究竟从哪儿来，似乎还是蒙上了一层阴影。
争议三：碳十四测年存在污染？
碳十四测年法是确定化石标本年代的一把利器，这是最著名的一种放射性测年法。但是，碳14测年有个致命弱点，无法用在非常古老的材料测年上，因为碳十四衰变后剩余量会越来越小，最后小到很难精确计算。
2015年，负责福岩洞动物牙齿化石碳十四测年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吴小红告诉《中国科学报》，当时研究团队测定的年代为39000年左右。
孙雪峰认为，这个数据可以用来说明福岩洞遗址现代人出现的时间，支持其团队观点：现代人到达中国南方的时间不早于6万年。
但吴小红解释，这个数据接近北大加速器质谱碳十四实验室有机物碳十四年代测定的高限，再加上福岩洞遗址骨质样品保存不佳，这一结果不适合用作绝对年代的描述。
与之相对的，孙雪峰等对“人类牙齿”和动物牙齿的碳十四测年显示，其年代不足1万年，与“人类”线粒体古DNA推断的年代相匹配。吴小红认为，这种巨大的差异很可能是污染导致的。
“越古老的样品，污染的风险极高，需要非常小心谨慎。”吴小红说。
首先是样品的前处理过程需要严格的控制和把关。孙雪峰等的文章中没有对碳十四测年样品的前处理过程进行清楚的描述，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测年结果可靠性的判断。
其次，加速器质谱碳十四的测年物质要可靠。孙雪峰等文章中大多数样品采用的是骨骼或者牙齿的总有机碳（TOC)进行年代测定，但在考古年代研究领域，通常不用这种方法，而是按惯例提取出骨骼或者牙齿中的原生组分—胶原蛋白或明胶蛋白进行年代测定以尽可能排除外来碳的影响，从而得到可靠的碳十四年代数据。其中，检验胶原（明胶）蛋白质量的是碳氮比值（C/N）。
孙雪峰等人的文章中仅有一份胶原蛋白样品按照国际惯例测定了碳氮比值，而且它的数值(46.2) 远高于牙齿和骨骼化石中适合于碳十四年代测定的有机胶原蛋白的C/N比值(2.9~3.6)。吴小红认为，这个结果应该摒弃。
“事实上，该文中绝大多数胶原蛋白测年样品都没有提供C/N比值，那么这篇文章中的所有胶原蛋白的样品没有证据证明是排除了外来污染物影响的。”吴小红强调。
英国牛津大学同位素加速器中心主任Tom Higham和德国马普学会人类 历史 科学研究所Katerina Douka在同期发表的评论信中，同样提出了这些问题。
Tom Higham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质疑了孙雪峰等在论文中没有使用目前最可靠的碳十四测年法，尤其是他们提取的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之低，会造成年龄被显著低估。他表示，“样品实际年龄很可能比他们的测年结果要老得多”。
遗憾的是，孙雪峰等发表的回信对其在原文中使用的样品前处理方法依然没有给出具体的描述。
解决争议的终极办法只有“重复实验”
就目前来看，福岩洞人类化石的确切年代是什么，现代人在东亚地区起源与演化的 历史 如何还原，远未到盖棺定论的时候。
王传超认为，解决眼前这一争议问题的终极办法只有重复实验。既然化石样品来自同一洞穴，双方团队可以提供部分样品，由第三方机构进行重复实验。
不过，重复实验在现阶段还很难实施。仅是学术争议，没有机构可以强制要求进行重复实验。
而且，古人类研究的重复实验是有条件的。
原论文中，南京大学、复旦大学获得的古人类牙齿化石非常有限，碳十四测年和牙根的古DNA检测又都是有损检测，很难进行二次实验。
因此，孙雪峰等在回应文中也指出，希望古脊椎所能对其保存的福岩洞人类牙齿样品开展古DNA检测和碳十四测年，从而进行结果比对。
事实上，2015年，刘武等就委托专家对其中一枚保存最为完好的人类牙齿提取古DNA，但由于南方洞穴的气候条件非常不利于化石保存，这一尝试并未成功，碳十四测年也只在一枚动物牙齿中完成。
可见，这是一项技术要求极高，同时又依赖运气的工作，重复实验并非随时可以完成。“这时候就只能等待。”王传超认为，这也是古人类研究的一大特点。
刘武告诉《中国科学报》，福岩洞人类牙齿的古DNA检测会在合适的时间排上日程，毕竟五年过后，古DNA提取技术已经有了新的进展。
古人类研究历来是个热闹的江湖。自从古DNA技术横空出世，解决了许多原先僵持不下的争议问题，为这门学科的研究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
但是目前，受到人类化石数量、保存条件以及技术进展的局限，还没有一种方法可以一统江湖，而是需要依靠多种技术方法相互印证，尽可能构建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
不同的研究方法得到的证据等级有所不同，但相同的是，每项研究在野外化石采集及实验室处理，研究数据采集、分析与论证等方面都应该严格按照学术流程和规范进行。
在这一学术争议事件中，还需要强调的是，研究程序的合理、合规是得出可靠结论的基本前提。刘武和吴秀杰指出，合作交流、质疑争论能促进科学研究工作，推动学科发展。“但在大力提倡学术规范、科研诚信的今天，一篇从样品数据采集、测试分析、论文写作都存在瑕疵的‘顶刊’论文，需要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反思。”
参考文献：
doi:10.1038/nature15696
导师也是人，也会犯错误，我相信是有造假的，有些导师人品确实有问题，导师骚扰女学生，不潜规则不给毕业这些都有。主要是现在导师权利很大，申请经费由不是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