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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兆东最近发表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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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兆东最近发表的论文

原因很多!我提出几个重点你围绕它来写吧~1粮草跟不上! 2蜀国连年征战,民力国力以到极限!3蜀主听小人挑说!4最重要的!蜀国的大臣和一些有名有钱有势的人都不希望北伐!反而希望魏国来拿下蜀国!解放他们!因为当时候是那样的年代!诸葛亮是以秉公执法,为民为国!当然是要得罪那些人了!诸葛亮要换到现在用这套行,那个年代跟本行不通!5蜀国后期也没有象样的将军了!有句话说的好,蜀国无大将,廖化为先锋!还有好多原因导致,蜀国最先灭亡不是巧合而是必定!他只能打仗来维持蜀国的存在! 连年征战百姓已经苦不堪言!税压的百姓喘不过气! 打仗是用钱的,没钱能行吗?相反魏国是强大的,曹丕实行的政策是,范是当官的,你的子子孙孙就全是官!这样那些官宦,士族当染支持了!但魏国施行的方式也不好!他这样做只能保一时而非保永久!

不用400字那么多吧,几句话就能说清楚了。诸葛亮的口号不对,他老是说要匡扶汉室,可是蜀人又有多少是关心汉室的呢?人人都对魏国的陈群提出的九品官的制度很向往,又有谁会怀念汉朝的世袭官位制度啊!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从我们现在看来,九品官的制度就是进步的,像诸葛亮这样的老古董自然要被淘汰。

中国和欧洲不一样,几千年以来中国都是世界第一超级大国,炎黄大帝大战蚩尤的时候,那时候,我神舟大地城池屹立、华夏儿女以种植水稻!白种人还以野人形态为生,可想这是何种差距!正是因为这样,中国长期强大,除战国时期,各国苦战最后秦国统一中国2000年!此后我中华,就没有发生过像战国时期那样弱者必亡的战争!虽然自秦国以后,仍有战事,但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以其说是国以国战争,还不如是皇族之间的争斗,中国还是中国,强者还是强者!正应长期如此才慢慢衰退啊!西方就不同了,基本相同的面积有几十个国家如果你不聪明你不强大地图上就没有你!战国时期就是典型的例子,那个时候已经有铁、刚、还有弓箭、弩…领先世界2000年!这就是竞争,可是中国人没有!而西方人为了获得一块土地,不惜付出生命远赴重洋开阔国土。这样就会变的更富有、更强大!在相符的争斗中发明了大炮,其实也没什么特别。为了胜利什么事,什么办法都想的出来!可是中国是王不需要!西方不要就亡国!这才是事情前因后果啊!但是中国一旦觉醒!!!

小学时候看《三国演义》只是因为它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而且是文学殿堂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加之老师让多拜读文学名著的关系,看三国也就是看看关云长的大刀如何威猛,长板坡燕人张义德何等的威武,白袍赵子龙在曹军中七进七出犹如无人之境,诸葛亮出垄中火烧泊望,星野的潇洒以及从公元228年起,到234年诸葛亮病逝,为完成北伐曹魏,实现统一的宿愿,也为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先后率蜀军六出祁山,但均因碰上了强劲对手司马懿而屡战不克,可说都以失败告终。一出祁山,开始是一连串的胜利喜讯,士气高涨。为了出祁山打曹魏,诸葛亮在蜀中养兵练兵,也为这次出兵备下了军需粮草,还慷慨成词的写了千古名篇《前出师表》,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就因为一个人是失误使得整个局势大变,那就是马谡,马谡(公元190—228年),字幼常,襄樊宜城人,侍中马良之弟。自认才器过人,好论军计一生也没有什么大错,但是犯下一大错就造成了对他赏识有加的诸葛丞相的一次祁山计划,在街亭这个战略要地的守卫上出先了决策的失误,就如纸上谈兵一样,在实际战斗中的战略失误就导致了全盘劫数,马谡的失误也是诸葛亮的用人失误,在刘备弥留之际就曾提醒诸葛亮马谡不能重用,但是在一场大的战役上,一个关键性的战略要地的问题上,诸葛亮犯错误了,失街亭,挥泪斩马谡,但是又有什么用呢?局势不会因为斩了一个马谡而重新垂爱蜀军的,司马懿抓住了局势,把优势牢牢把握在了他手中。局势的变动使得诸葛亮只能用那“空城计”的险兆来为撤退做准备。局势一下由主动变为被动,人的心理上也会出现烦躁,那更容易造成失误,在对陈仓城防备情况诸葛亮又不甚明了,下令攻城,结果折二将、伤一将。诸葛亮被迫撤军,一出告败。一出祁山失败,诸葛亮并没有放弃他的志愿,他准备多年又二出祁山,上《后出师表》表明自己“死而后已”的精神,然后他的对手不是别人,是著智谋和他不相伯仲的司马懿,在二次祁山,蜀军后备粮草跟不上的情况下,司马懿高挂免战牌,不用一兵一卒而屈人之兵,高人也!他在对槽睿的奏表中就说:“臣算蜀兵行粮止有一月,利在急战。我军只宜久守……不须一月,蜀兵自走。”可怜诸葛亮在准备了那么多的时间后想一举歼灭曹魏军队的,谁知道连个面都没有见到就败了下来。在死伤惨重,粮草补给不及的情况下,诸葛亮只好退兵,二出祁山就这样偃旗息鼓了。但是诸葛亮不会那么样死心的,他的信念中有太传统的汉室思想,也有强烈的报恩思想,在得知陈仓收将赫昭病重之时趁机攻占了陈仓,进而取建威,驻兵祁山。形势一片大好,但是天不助诸葛亮,在蜀军接连的胜仗之后,诸葛亮的身体出现了问题,就如我国射击名将王义夫那样在关键时刻老是头晕头痛而和金牌擦肩而过,诸葛亮在身体欠佳的情况下有加之张苞战死的噩耗,使得他无心再战,蜀军不战自退。天意如此,诸葛亮该放弃了吧?不,诸葛亮的性格决定他不能就这样的半途而废,他重整军队,浩浩荡荡四出祁山,一路攻城,所到之处皆打胜仗,形势一片大好,但是司马懿用的反间计,在蜀地大量散播谣言以至无能的刘禅下令让诸葛亮收兵回蜀,战场上一分钟就能风起云涌,诸葛亮回师丧失了胜利的良机。四出祁山失败。我想诸葛亮内心是痛苦的,并不是因为失败,而是刘禅这个幼君,无能的让人心痛,在一出祁山的时候的《出师表》就让其“亲贤臣,远小人”而这个扶不起的阿斗啊。我想诸葛亮是不知道在他以后还有个著名的岳飞也在直捣黄龙的关键时候让金牌招回,更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而魂丧风波厅。诸葛亮是相父,他是不可能让人灌上莫须有的罪名的,但是他的宏图呢?诸葛亮五出祁山,其实已经是没有那必要了,在军事上根本就不具备出兵的优势了,但是诸葛亮是出于良相的名誉还是为了完成恩人刘备的心愿,那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五出祁山在没有任何优势的情况下那就是注定了失败的结局的。如杨仪所说:“前数兴兵,军力罢敝,粮又不继。”对于军事研究的那么深的诸葛亮会犯这样的低级军事错误也就是他心急的表现了,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身体快不行了,知道自己也老了还未完成这个他一身的遗憾,他要弥补他的遗憾就出兵了,这个和刘备、张飞为报关羽的仇而贸然出兵东吴一样,结果都是大败。诸葛亮五出祁山失败还有个表面上的原因,那就是战争使得经济萧条,后方李严无力筹办粮草,假报东吴攻蜀,诸葛亮不知情报是假,搬师回救,伐魏又成泡影。但是李严只是一个直接表现出来的失败因素。我想就如那句话“如果没有拿破伦的话,还会有别人出现改变欧洲历史”那么李严只是一个撮成因素而已,实质因素在于蜀已经没有战斗的实力了。连年的战事,百姓虽然还是在支持着他们的诸葛丞相,但是事实的经济实力不能靠那单纯的热情而代替的。六出祁山,诸葛亮一生中七擒七纵孟获,那么他六出祁山也不为过啊,他就是那种生命之火不息战斗热情不减的人,但是这次和司马懿的正面交战中,谓桥一战,诸葛亮在计谋上真正的输给了老对手司马懿,以至损兵万余。积劳成疾,最后病死在五丈原。但是六出祁山蜀国真正的损失我认为是丧失了文武两大支柱,文的是诸葛亮,这个从开始刘备三顾茅庐就跟随刘备打江山的重量级人物,还有武的就是一直让诸葛亮排斥,认为其有“反骨”的魏严。诸葛亮死了还不放过魏严,使得本来就武将所剩无几的蜀国又失去了一员“开国大将”。

玄东升发表的论文

经济类的都行啊 《现代商业》《经济视野》《商场现代化》《经济生活文摘》这几个都可以 要是核心就有点难了 估计13年不行了 得14年了

今早地铁上被如下文字弄的泪眼婆娑: “我走了很远的路,吃了很多的苦,才将这份博士学位论文送到你的面前。二十二载求学路,一路风雨泥泞,许多不容易。如梦一场,仿佛昨天一家人才团聚过。”二十二载求学路,真的,无人可以感同身受你在其中所遭遇的一切,所谓自己的路自己走,要相信这些泥泞的路上,留下了面向坚定方向的脚印,都会对未来的生活有积极的益处! 在网上找到了这封信原文,感受颇深!因为与作者有部分相同经历,因此心血久久不能平静!自己也是来自乡下农村,一步步跨越各种独木桥,才走到今天。 从已经倒闭的高庄小学,到毛村初中,因为小学学习特别不好,小升初语文和数学只考了92分,就像撮菜筐似的把我分到了只要给钱就可以上的菜中! 那个时候,吃饭需要用自己产的粮食换成粮票吃饭。吃饭时是分组的,因为分饭不均匀打架斗殴是常事!初一一整年,自己连26个字母都没有背全,也因为跟同学打架,班主任让我叫了父母。 父母归家后,只对我说是转学还是退学,退学就去工地干活。赤裸裸的两条路供我自己选择,很庆幸当时自己选择了转学~也是从那时候开始,自己开始拼命学习。从此高中、大学、研究生一路读下去,途中虽有一些波折,但是自己都坚持走了下来! 等到现在,发现对我自己,读书是唯一可以改变命运的机会,也是为数不多的公平机会! 期间,自己也受很多的人的帮助,才一路走下来!都说淋过雨的人,会更愿意为别人撑伞~我也愿意随时成为一名撑伞人!愿你我都可以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要相信世间的力量,自己一步一步走下去,要相信生活不会辜负你我的努力! 穿拖鞋的汉子 写于上海九号线地铁上

回答是:通常情况下,文化创意类企业办公空间室内设计研究徐桦的论文发布时间是2022年4月25日。

核心都是比较难发需要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

韦东奕最近发表的数学论文

韦东奕在数学界地位 韦东奕全球排名 韦东奕算不算数学家。走红的韦东奕,最近受到了全网的关注,人称“韦神”、“韦教主”,高中被保送至北京大学,是第49届、第50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满分、金牌第一名,北大研究生、博士生。

火出圈的“韦神”,能在北大当老师,自然实力不俗,韦东奕已在国际数学期刊发表论文十多篇,他的博士论文《轴对称Navier-Stokes方程与无粘阻尼问题》被评为北京大学2018年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韦东奕在三维纳维一斯托克斯方程(Navier-Stokes)正则性问题和二维不可压缩欧拉方程的线性阻尼问题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进展。他还与人合作在随机矩阵理论研究中取得重大成果。

韦东奕全球排名

第49届、第50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IMO)中获得满分、金牌第一名。

2013年丘成桐大学生数学竞赛华罗庚奖金奖获奖者

2013年丘成桐大学生数学竞赛陈省身奖金奖获奖者

2013年丘成桐大学生数学竞赛周炜良奖银奖获奖者

2013年丘成桐大学生数学竞赛林家翘奖金奖获奖者

2013年丘成桐大学生数学竞赛许宝騄奖金奖获奖者

2013年丘成桐大学生数学竞赛个人全能奖,即丘成桐奖金奖获奖者

北京大学数学学院优秀院友、国家奖学金获得者、北大青年博雅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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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东奕求解的ns方程难度:非常难。

非线性方程一般都很难求出精确解,只能求出近似解,而这个Ns方程就更难求解了。

韦东奕在三维纳维一斯托克斯方程正则性问题和二维不可压缩欧拉方程的线性阻尼问题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进展 。他还与人合作在随机矩阵理论研究中取得重大成果。截至2019年12月,韦东奕已在国际数学期刊发表论文十多篇 。所以他在数学上获得的成就,是国际认可的。

韦东奕,出生于1991年,现任北京大学助理教授,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微分方程教研室研究员

网传韦神韦东奕女友是是北大的一名女研究生。

韦东奕,1991年出生于山东济南,浙江东阳人,北京大学助理教授。2008年高一时参加第49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以满分获得金牌,2009年高二时参加第50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以满分获得金牌,2010年被保送至北京大学就读,2014年本科毕业后在北京大学硕博连读。

女朋友是学校的文科尖子生,学习成绩也是出类拔萃,作为一个北大的女学生,她的年纪不算太大。她穿着一身校服,站在台上,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虽然平时看起来很温柔,但在台上的时候,她的气场还是很足的,敢追求韦神的女生,绝对不是普通人。

韦神介绍

韦东奕在三维纳维一斯托克斯方程正则性问题和二维不可压缩欧拉方程的线性阻尼问题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进展。他还与人合作在随机矩阵理论研究中取得重大成果。截至2019年12月,韦东奕已在国际数学期刊发表论文十多篇,他的博士论文《轴对称Navier-Stokes方程与无粘阻尼问题》被评为北京大学2018年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韦东奕固然是一个有着敏锐数学思维、极具天分的学生,同时也付出了持之以恒的努力,他拥有非常强的数学分析和计算能力,是富有潜力的青年学者,他专注于数学世界,为人纯真,生活简朴。

葛兆光最早发表的论文

论魏晋士人的生命状态宗白华先生在他那篇著名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论文中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宗白华《美学散步》)然而,魏晋士人意识的自我觉醒是与社会的动荡和人生的遭际却是互为因果的,魏晋士人的思想意识与生命状态,它是由时代、社会与人生诸种因素酝酿而成的,脱离汉末之后整个时代与人生悲剧的背景,就很难对魏晋士人的思想意识与生命状态作出正确的评价。一、时代悲剧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爆发了张角领导的黄巾农民起义,黄巾起义虽被扑灭,但东汉政权迅即陷入群雄争霸、军阀混战的局面。在动乱中,整个社会失去了制约平衡的皇权机制和道德纲常,士在这场动乱中也饱受了颠沛流离之苦。汉魏六朝时期,虽然有过短暂的统一,但是整个过程却是战火不熄、波荡连绵,社会和人伦秩序的各方面都陷入分崩离析之中,人与社会处于尖锐冲突之中,士人理想中的社会和谐被无情的现实所粉碎,正如魏晋间著名思想家嵇康在著名的《太师箴》中所抨击的,当时的社会“名利愈竟,繁礼屡陈,刑教争弛,天性丧真。季世陵迟,继体承资,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汉末政治动乱造成社会变迁的首先表现就是宗族与统一王权的分离,巩固人际关系的第一个环节率先在这里断裂开来。传统的中国社会建立在氏族血缘关系未充分解体的基础上,故而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积极利用这种根基强化宗法伦理观念来巩固其统治地位。它将政治伦理化,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罩上一层温情脉脉的宗族纱幕,以消弭不同等级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古代封建社会中,从家族到宗族到国家社会,组成人际关系的网络系统,国家正是在这种一家一户以及同姓家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尽管家族与国家的矛盾时有发生,但从总体上来说,它对于巩固人际关系,减少人们对封建国家的离心力,加强封建王权的凝聚力,起到了相当大的稳定作用。但是,东汉末年动乱后,封建王朝很快被战火吞噬。本来,封建王权是宗族的保护者,一旦王权分崩离析,家族也就与王权相脱离,而形成聚族逃难和自保的局面,比如韩融在汉末率宗族千余家避乱至密县西山中;荀彧率领宗族跟从韩馥,高柔与宗族投奔高干,董和率宗族西迁。在大宗中,许多小宗又保持其独立性,比如袁绍的谋士沮授知袁绍将败亡,大会其族人,散资财以与之。宗族本是维持大一统王权统治的细胞组织,现在却成了与国家离心离德的社会因素。与此同时,士人的独立意识也就萌生了。这种宗族组织在魏晋六朝又很快演变成士族统治的基础。当时,不但宗族与宗族互相倾轧,而且宗族内部在汉末以来也失去了恩受辐辏的色彩,日趋分化瓦解。《宋书·周朗传》载周朗上书言当时宗族之家曰:“今夫士大夫之家,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室而七矣;庶人父子殊产,八家而五矣。甚者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又嫉谤谗害,不可胜数。宜明其禁,以革其风。”可见当时宗族内部风俗浇薄。至于在宗族内部的宗主与部曲、奴婢、佃农之间,则纯粹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了。魏晋南北朝的社会经济,大部分就是在这种关系上建立起来的。

儒道纷争借助向秀、郭象等人在理论上的贡献基本平息。但与儒道纷争几乎同时发生的另一股学术思潮即儒佛纷争也是对儒学发展的一次重大考验。儒道纷争所要解决的是正统儒学与本土异端思想的冲突与融合,而儒佛纷争则是中华本土文化第一次面对域外文化的挑战而不得不作出的回应。因此,儒佛纷争在儒学发展史上的意义至关重大,儒学如不能有效地回应域外佛教文明的挑战,便无法继续存在和发展,当然更不会有后来的宋明理学,不会有儒学的再生与辉煌。佛教传入中土的确切时间今已不可确考。但大体说来至少在东汉时期中土士人已知道佛教的存在,并模糊地感觉到儒佛之间的差别,朦胧地预感到儒佛之间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据袁宏《后汉纪》:"浮屠者,佛也,西域天竺有佛道焉。佛者,汉言觉。其教以修慈心为主,不杀生,专务清静。其精者号沙门。沙门者,汉言息心也。盖息意去欲,而欲归于无为也。又以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所贵行善修道,以炼精神而不已,以至为而得为佛也。"显而易见,在佛教传入中上的早期阶段,在士人的心目中,极易将这种域外文明视为与本土文化的思想异端即道家之学相类似。佛教传入中国不久,便必然与儒学思想发生冲突,而与道家思想合流。 儒佛之间的冲突在东汉时期还只局限在一些形式末节问题上,真正从理论层面进行交锋还是在魏晋及其之后。通观汉末魏初出现的牟子《理惑论》,儒佛之间在此时的冲突主要是儒佛同异、本末等问题。牟子认为儒佛相合而不相乖�"书不必孔丘之言,药不必扁鹊之方,合义者从,愈病者良",其用意似乎是以佛补儒,借用佛家的道理以济儒学之穷。《高僧传·康僧会传》所载三国时僧人康僧会与东吴之主孙皓的一段对话,大体可说明当时人心目中的儒佛关系。皓问曰:"佛教所明,善恶报应,何者是耶?会对曰:"夫明主以孝慈训世,则赤乌翔而老人见;仁德育物,则醴泉涌而嘉苗出。 善既有端,恶亦如之。故为恶于隐,鬼得而诛之,为恶于显,人得而诛之。《易》称:‘积善余庆。’《诗》咏:‘求福不回。’虽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 皓曰:“若然,则周、孔已明,何用佛教?”会曰:"周、孔所言,略示近迹,至于释教,则备极幽微。故行恶则有地狱长苦,修善则有天宫永乐。举兹以明劝阻,不亦大哉。"白此不难看出,康僧会一方面论证儒佛为一,二者在根本理念上并不冲突,另一方面则论证佛教的理论备极幽微,比儒学的理论更高一筹。这样一来,便极易引起儒佛之间的冲突。 从孙暗的观点看,儒家伦理既然与佛教义理并不存在根本的冲突,那么有什么理由舍弃儒教而专用佛教?康僧会虽然以佛教义理各极幽微加以解释,但由此并不能减轻素有"内诸夏而外夷狄? 思想传统的儒家十人的困惑以及他们对佛教义理的本能排斥。佛教之徒如果不能有效地回应这种责难,那么儒佛为一说便根本不能成立。对此,牟子《理惑论》曾以设间的形式明确触及这一问题。 问日:"孔子日:‘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仁也。’孟子讥陈相更学许行之术,日:‘吾闻用夏变夷,未闻用夷变夏者也。’吾子弱冠学尧舜周孔之道,而今含之,更学夷狄之木,不已惑乎严牟子对此回答说:"此吾未解大道时之余语耳。若子,可谓见礼制之华,而暗道德之实,窥炬烛之明,未睹天庭之日也。孔子所言,矫世法矣;孟坷所云,疾专一耳。昔孔子欲居龙夷,日:‘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及仲尼不容于鲁卫,孟柯不用于齐梁,岂复仕于夷狄乎?禹比西羌而圣哲,瞽瞍生舜而顽器,由余产狄国而霸秦,管蔡自阿洛而流言。传曰:‘北辰之星,在天之中,在人之北。’以此观之,汉地未必为天中也。佛经所说,上下周极,含血之类物,皆属佛焉。是以吾复尊而学之,何为当舍?尧舜周孔之道,金玉不相伤,精瑚不相妨。谓人为惑,时自感乎严确实,从文化交流的观点看,如果继续以夷夏之辩的立场看待佛教文明,当然是一种心胸较为偏狭�"自感"。 然而问题在于,佛教的传入以及在魏晋时期的流行,这一阶段毕竟不是儒学的黄金时代。恰恰相反,儒学当此时除了陷入玄学化的危机外,其自身也面临着深刻性的信仰危机。因此,儒佛之间的冲突并不仅仅是夷夏之辩问题,而是佛道合流共同推进了儒学的玄学化过程。《高僧传·支遁传》载:"遁尝在白马寺与刘系之等谈《庄子·逍遥篇》云:‘各适性以为逍遥’。遁曰:‘不然,夫桀、跖以残害为性,若适性为得者,彼亦逍遥矣。’于是退而注《逍遥篇》。群儒旧学,莫不叹服。”那么他们叹服的究竟是什么呢?请看《世说新语·文学篇》注云:"支氏《逍遥论》曰: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庄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鹏晏鸟,鹏以营生之路旷,故失适于体外;以在近而笑远,有矜伐于心内。至人乘天正而高兴,游无穷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则遥然不我得;玄感不为,不疾而速,则逍然靡不适。此所以为逍遥也。若夫有欲,当其所足,足于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犹饥者一饱,渴者一盈,岂忘丞尝于糗粮,绝觞爵于是醪醴哉?苟非至足,岂所以逍遥乎? 此向、郭之注所未尽。"按向秀、郭象的解释:"夫鹏之上九万尺,之起榆枋,大小虽差,务任其性,苟当其分,逍遥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资有待,得其所待,然后逍遥耳。唯圣人与物买而循大变为能无待而常通,岂独自通而已。又从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则同于大通矣�"显而易见,支遁的解释之所以令众懦叹服,主要在于他纠正了向、郭"从有待者不失其所待"的偏颇,而直认庄周以"至虚之心"全然超脱了现实的物质世界,而不是依顺于现实世界。这样一来,佛家义理便与道家思想若合符节,从而对儒学的玄学化起到进一步的推进作用。故而孙绰《道贤论》以为"支遁、向秀雅尚庄、老。二子异时,风好玄同矣。" 佛道合流推动了儒学玄学化的过程,然而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激起一些人对佛教的公开反对。尤其是佛教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神不火等思想,越来越被下层民众所接受,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与儒学在争夺信仰群,儒家学说的命运与前途岌岌可危。为此,孙盛在《与罗君章书》中写道�"今以万物化为异形者,不可胜数,应理不失,但隐显有年载。然今万化犹应多少?…"吾谓形既粉散,知亦如之;纷错混淆,化为异物、他物,各失其旧,非复昔日。此有情者所以悲叹。若然,则足下未可孤以自慰也。"孙盛对佛教生死轮回说的批判,实开南朝神灭与神不灭论争之先河。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我国,经魏晋至隋唐始臻极盛。由于佛教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文化结构与中国不同,要在中国立足,必须经过一定的改造和更新,这就是佛教的中国化问题。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魏晋时期,佛学依附于玄学,经南北朝才独立发展,到隋唐才完成了中国化。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仍有讨论的余地。 佛教传入中国,必不可免地与中国固有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相抵触,其中主要是儒家思想及其变种。从秦始皇“以吏为师”确立法家的地位,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两汉经学的兴衰,到魏晋玄学的流行,其间经隋唐佛学,到宋明理学,明显地呈现出一种运动变化的系列。隋唐之际佛教独步青云,也不是偶然的,只是这运动中的一环。只有这样考虑才能完整说明佛教中国化问题。 一、从兴佛与毁佛看佛教中国化 佛教是否中国化,关键就是看它是否适应中国封建社会发生发展的状况。佛教的兴起,首先是统治阶级提倡的结果,然而佛教的发展,又和统治阶级构成矛盾,因而时常遭到禁断。 中国封建社会的矛盾一直很尖锐,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经常迫使人民群众铤而走险。统治阶级就是利用劳动人民绝望的心理,向人民推销精神毒品。东晋时期大臣庚亮认为佛教“殊俗参治,怪诞杂化”,用晋成帝的名义发布诏旨,限制佛教。大臣何充说:“有佛无佛,固是非臣等所能定也。然寻其遗文,钻其要旨,五戒之禁,实助王化!贱昭昭之名行,贵溟溟之潜操,行德在于忘身,抱一心之清妙,……弊无妖妄,神道经久,未有其比也。”〔1〕这位大臣连佛到底有没有, 都断定不下来,却要鼓吹佛教,原因就是佛教禁断人们的欲念,不准百姓有生存的想法,忘却自身,为统治阶级服务,因而可以从思想上控制人民,有利于封建统治。这就是为什么统治阶级要极力提倡佛教。 东晋和南朝的大部分皇帝,都是提倡佛教的,到梁武帝萧衍时达到了顶点。萧衍总结了政权动荡的原因后说:“建国君民,立教为首”,寻找适合其利益的意识形态。萧衍一面大力提倡儒家以维护纲纪,一面又著书立说,宣扬佛教。据《梁书·本纪》记载,萧衍“笃信佛教,制《涅pán盘》、《大品》、《三慧》诸经,累数百卷,所览余闲,即于重云殿及同泰寺讲学,名僧硕学,四部听众,常万余人。”主持编修了五千多卷译注经。萧衍还三次舍身同泰寺,由群臣用重金赎回,把佛教抬到了与孔子同样的高度。这种舍身行动,还有沈约等世家参加,形成一股逆流。 经过统治阶级的极力提倡,南朝佛教空前兴盛起来。桓云说:“京师竟其奢淫,荣观纷于朝市,天府为之倾,名器为之秽黩。避役钟于白黑,乃至一县数千,猥成屯落。”〔2〕一县有数千之众, 这还只是在东晋,萧衍时期,国家财力确到了“天府为之倾”的境地,一次赎身,就达一亿! 寺院经济的强大,削弱了封建国家控制的人口和土地,不利于封建统治,造成国库财富空虚。封建国家也多次禁断佛教,限制其无限制发展,其中以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周世宗三次规模最大。 太武帝崇信道教,听了大臣崔浩的意见,严厉灭佛。“后魏时,太武帝四征长安,以沙门多违佛律,群聚秽乱,乃诏有司,尽坑杀之,焚破佛像,长安僧徒,一时殊灭。自余征镇,豫闻诏书,之匿得免者十一二。”〔3〕这次打击,佛教损失惨重,只是由于达官贵人们的包庇,僧侣才没被杀光。但结果怎样呢?除了太武帝以外,北魏诸帝都是信佛的,到了他儿子手上,又开始恢复佛教的势力。太武帝时,平城仅有寺院约百所,四方6478所,僧尼共计77258人,势力并不很大。 半个世纪以后,宣武帝时,北魏就有寺院13727所,翻了一番。魏末, 洛阳一地就有寺一千余所,全国三万余年,共有僧尼达二百万人。〔4 〕而当时整个人口不足二千万。太武帝灭佛本身和寺院经济的庞大力量,恰好说明了佛教在北魏的巨大势力。 魏末到东魏和西魏,经过战乱,佛教的势力虽然受到打击,但动乱从另一方面又加强了佛教的扩张。北周武帝在继续进行了一系列巩固封建国家的改革中,宣布再次禁断佛教,这次解放了三百万人。 以上两次灭佛事件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太武帝以后佛教势力猛增,超过了原来几倍。周武帝灭佛以后,杨坚称帝的第一年,就“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洛州等大都邑,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糜,民间佛经,多于六经百十倍。”〔5〕试想, 佛教不适合中国的情况,保持印度的面目,怎么会以连绵不断的声势,不断高涨地存在数百年,并且历经统治阶级大规模的禁毁命令而不绝?这就说明了佛教反映了善良群众的痛苦愿望,在魏晋以后中国化了。 唐朝以后,佛教实际上成了为统治阶级制造理论根据的工具,介乎儒家之上。唐太宗本人并不懂多少佛经,却说“佛道玄妙,圣迹可师”,〔6〕僧侣从太宗开始享受的殊礼,如步迎玄奘,武后与神秀同辇。更是当时的“大儒”仰而不可及的。 唐武宗迷信道教,在宫中筑九天坛亲受道士赵归真符篆,在道士刘云靖等人的鼓动下,下诏“朕闻三代以前,未尝言佛,汉魏之后,佛教寝兴。是由季时,传此异俗”〔7〕为理由禁断佛教, 僧尼还俗二十六万五千人,收田数千万顷。这是封建国家对佛教的胜利。 唐中叶以后,社会动荡不安,禅宗发展起来。后周世宗时,为了加强国家财富和人口,以“节俭”为名,限制佛教的发展。世宗灭毁,是几次大规模灭佛运动中最宽裕的一次,保留了皇家赐匾的一万多所寺院,然而世宗灭佛的成就,却出乎意料的大。宋代建国以后,太祖太宗极力提倡佛教,编修整理佛教的经典,禅宗却不如唐时期能在官方意识形态中占主导的一席,僧侣数量尽管很大,却不过三十万人。佛教从此一蹶,不再复振。若按禅宗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适应中国情况的观点来看,在经济基础没有任何改变的宋代,中国化的禅宗怎么会让位于后起的理学呢?从这里,我们可以反证出隋唐佛教的中国化并不存在。 佛教的传入和佛经的大量翻译,在当时引起了震动,其震动所波及的文化领域(思想、政治、经济、文学、绘画、建筑、音乐、风俗等)和阶层(从帝王到平民)极其广泛。仅从佛寺的修建情况,就可以看出佛教影响之大。今存的古寺名刹中有许多是建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如甘露寺、灵隐寺、云冈石窟、少林寺、寒山寺等等。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八万二千七百馀人;仅建康(今南京)一地就有大寺七百馀座。北魏末,寺院约三万馀座,僧尼约二百馀万人(见唐法琳《辩证论》卷三、唐道世《法苑珠林》卷一二○)。北齐一朝,在僧官管辖下的僧尼就有二百多万人,寺院四万馀座(见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八《法上传》)。这么多的古寺名刹、石窟摩崖,充分证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盛况。再从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方面来看,南朝历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尤其笃信,曾四次舍身入寺。东晋名僧慧远与许多权要都有来往。北朝虽然有禁佛事件,但总的看来历代帝王还是扶植佛教的。由此可以看出,佛教已经为魏晋南北朝文学营造了一种新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土壤。 文人与佛教的密切关系也值得注意。相传曹植曾为月氏人支谦详定所译《太子瑞应本起经》。又游东阿鱼山,忽闻岩岫里有诵经声,清通深亮,即效而则之。“今之梵唱,皆植依拟所造”,世称鱼山梵呗(《异苑》卷五)。谢安“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晋书·谢安传》)。支遁(字道林)也是一位诗人,今存诗18首。他与许询、孙绰、王羲之等都有交往。慧远在庐山与谢灵运、刘遗民、宗炳等许多文人有很深的交往。谢灵运是一位笃信佛教并懂梵文的文学家,他受竺道生影响著《辨宗论》,应慧远之请撰《佛影铭》,又撰《慧远法师诔》、《昙隆法师诔》、《维摩诘经中十譬赞》。(梁)慧皎《高僧传》卷七《慧睿传》载:“陈郡谢灵运笃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达解,乃咨睿以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于是著《十四音训叙》,条列梵汉,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据焉。”《十四音训叙》是他参加佛经的“改治”,向慧睿请教后所撰。张野也是“学兼华梵”(《莲社高贤传·张野传》)。齐竟陵王萧子良于齐武帝永明五年(487)在建康召集文士、名僧讨论佛儒,吟诗作文,并造经呗新声。这件事对沈约等人开创永明体诗歌无疑起了催化的作用,而沈约本人也是笃信佛教、精通内典的。著名的文学理论论著作《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曾“依沙门僧佑,与之居处,积十馀年”(《梁书·刘勰传》)。编撰《玉台新咏》的徐陵与智者大师交往密切。江总曾从法则受菩萨戒,后又曾栖止龙华寺。杨炫之所撰《洛阳伽蓝记》记述北魏洛阳佛寺,是这个时期重要的散文作品。 关于佛教对文学的影响,还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考察: 一、想象世界的丰富。佛教传入以前中国传统的思想中只有今生此世,既无前世也无来世,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庄子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庄子·大宗师》)佛教带来了三世(前世、今世、来世)的观念,因果、轮回的观念,以及三界、五道的观念。这样就把思维的时间和空间都扩大了,随之而来的就是人的想象世界也扩大了。人活着不但要考虑今世,还要考虑前世尤其是来世,今世的善恶是因,种下了来世的幸与不幸是果。用因果报应的观念解释人世间的许多现象,遂有了《幽明录》(刘义庆)、《冥祥记》(王琰)、《冤魂志》(颜之推)等笔记小说。维摩与观音的形象在这时建立起来,并对后代的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很值得注意。 二、故事性的加强。佛经中记载的大量故事,随着佛经的翻译传入中国,并且流传到民间,加强了中国文学的故事性。有的故事是直接来自佛经的,在这时的小说里改写为中国本土的故事,如(梁)吴均《续齐谐记》里所记“鹅笼书生”的故事。有的是印证佛教思想的中国本土产生的故事,如上述《幽明录》等书中大量的记载。南北朝时期,记载因果报应之类故事的小说大量出现,显然与佛教有关。唐代的俗讲与变文,导致了中国白话小说的产生,则更证明了佛教的深远影响。 三、反切的产生和四声的发现。关于反切产生的年代历不有不同的说法,以颜之推所谓汉末说最为可信:“孙叔言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颜氏家训·音辞》)这正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的事。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梵语的拼音法启发人们去分析汉语的声音结构,分析出汉语的声母和韵母,于是产生了反切。而反切欲求准确,就自然会发展到对汉字声调的注意。四声的发现,据文献记载,始自南朝宋代的周颙。但北齐李季节在《音韵决疑序》中已经说到:“平上去入,出行闾里,沈约取以和声之,律吕相和。”则似乎在此前民间已有四声之辨了。陈寅恪《四声三问》认为四声的发现与佛经的转读有关,虽然有学者质疑,其细节是否确切尚待进一步考证,但从大的文化背景看来,这两件事情还是有一定联系的。 四、词汇的扩大。随着佛经的大量翻译,反映佛教概念的词语,也大量进入汉语,使汉语词汇丰富起来。其中有的是用原有的汉字翻译佛教的概念,使之具有了新的意义,如“因缘”、“境界”等。有的是外来语的音译词,如“佛陀”、“菩萨”、“沙门”、“菩提”等。 五、文学观念的多样化。魏晋南北朝本是文学观念脱离儒家强调的政教中心说,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这与玄学有很大关系,而佛教中关于真与空的观念,关于心性的观念,关于境界的观念,关于象和象外的观念,以及关于形神的讨论,也丰富了文学观念。 谈一点自己的理解和想法,有不合理之处,请老师和同学们帮助指正。 自然的发现这一讲骆老师讲得很深刻,自然的含义也许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对于魏晋士人,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句“越名教而任自然”,这应该可以说准确地概括了魏晋士人的风骨和性情。曾经读过余秋雨的一篇散文《遥远的绝响》,专门写了嵇康等人,我个人感觉还是不错的。其中我很赞同他说一提到魏晋,总离不开一个“风”字,风流、风采、风骨在魏晋士人的身上展露无遗,似乎已经是那个时代、那群人的专利。我所理解的魏晋之风,可以说是那时的士人性情如风,他们随心任性、不拘于物、不合于俗,是一种完全自由洒脱的生活状态。我想这一点与“自然”应该是相通的。 骆老师讲到东汉后期开始人们对生死有一种强烈的焦虑,这时他们期望重新建立一种崇高、永恒的精神世界。谈到对生死的焦虑,使我想到了士人与佛教的关系,南怀瑾在著作中曾提到中国文人与禅宗之间的密切联系。古代文人不乏有虔诚信佛、以禅宗的精神来自我解脱,离俗遁世、放浪山水之间者。他们除了苦于政治黑暗、仕途多舛的原因外,也有对于生死的思考。正是因为人生短暂,许多士人接受了禅宗,看透生死,也算是一种人生的超脱。他们的任情任性和魏晋士人不无共同之处,都是追求自然和真我。然而一个问题是魏晋的士人似乎并未投向佛教,佛教自西汉末传入中国,到魏晋时大为兴盛,但似乎并没怎么提到如“竹林七贤”等人与佛教的具体关系。骆老师也讲道,生命是短暂的,所以人天生有一种宗教倾向,但我觉得魏晋士人身上体现的不是浓厚的宗教气息,也不是什么信仰,而就是一种纯粹的人的性格,似乎他们天生就是这样另类的。他们对于人生价值的追求、他们的任情任性完全是自己生命的本能,而不是靠着外物的支持。大概中国古代两千多年,人们唯有对魏晋的士人推崇备至,也是因为他们不但在那个时代,甚至在整个封建历史中都是特立独行,卓然不群的人,他们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后世的文人尽管也有品行高洁、超尘脱俗的,但都未能像魏晋的士人那样做到极致。 自然是一个广而深的概念,魏晋士人既关注了大自然这个客观的存在,也更加重视个人的自然,即自我本性的流露。他们就是要活得潇洒、坦荡、自由、有尊严,即便是死也不屈服,这样一种风姿和傲骨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令人赞叹和敬仰的。谈到魏晋之风、谈到“竹林七贤”、谈到嵇康的《广陵散》,人们总有一种向往和怅惘,是因为那种风骨的远去,因为我们无法拥有。也许那个时代士人的生活依旧有无法改变的压抑和悲哀,但我们还是想说:那样的人生真痛快!魏晋是士人的天堂。文士“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于纵酒昏酣,扪虱清谈之际,将争夺文化领袖地位的儒释道之间纠缠不清的矛盾逐一化解,结果儒释道融通为一,皆大欢喜。形成鼎足而立,互融互补的中国特色传统文化。魏晋士人取得这一丰硕成果的最大突破在于敢于突围经典,打破“循经守数”的桎梏。汉代之前,凡重要著作皆称为“经”,譬如四书五经,道德经。今人为之经典。纵然有人敢僭越妄言,也只能以“论”自居,不像现在百家讲坛这样群魔乱舞,没有规矩。《文心雕龙·论说》:“述经叙理曰论。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隧”。到了魏晋,士人追求生命的愉悦,放任自流,向一切体面的东西挑战,对经书更是“博士家法,遂成废弃”,“得其意而言”,于是就有了王肃敢伪证经书,杜预敢曲解《左传》,王弼以老庄注《易》,何晏、皇侃以玄虚说《论语》。经学之尊严,受清谈之洗礼,有了平和的心态与融合之可能。儒道之争无非是名教与自然之争。也就是社会规范与人的本性的关系问题。儒家强调制名(礼)教以规范人性,道家则主张顺自然而因物性。儒家名教理论沿习至汉末,流弊丛生,是某些诈伪狡黠之徒沽名钓誉、欺世盗名的工具,道家,尤其是庄子学派,认为个体的人高于社会的人。他们主张顺自然而因物性,也就是说应当由着个人的自然本性自由发展,社会礼法制度和规范的出现,恰好证明了人类自然本性的不断自我丧失。道家的自然理论,在重视个人性格和意志方面有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但过分夸大个人意志与社会规范之间的矛盾对立,想把个人从社会中脱离出来,则又显然走向了另一个片面。魏晋士人洒脱的人生态度,注定他们崇尚老庄,肯定人的自然本性的根本性和合理性,但亦不排斥名教的规范作用,主张以自然为本,名教为末(用),强调以本统末,以用显本,本不离末,用不异本,努力调和自然本性与名教规范之间的矛盾,使之协调统一,将道与儒作为人的内心与社会的两个层面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地保留下来,或许这也是中国人两面性的一个根源。魏晋士人创造奇迹的另一重要手段是“忘象(言)得意”的认知理论。 佛教初期的传入,在翻译中过分讲求文辞,而忽略其思想意义很难为人所理解与接受。魏晋士人的洒脱精神反对支离烦琐的解释方法,强调在论证问题时应注意把握义理,反对执著言、象。提出“得意忘言”、“寄言出意”的方法,极大地影响了佛典的翻译方法。正如东晋名僧道生所说的:“夫象以尽意,得意则象忘。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此外,东晋名僧僧肇,深通老庄和玄学,他的著作《肇论》,借老庄玄学的词语、风格来论说般若性空中观思想。在使用中国传统名词和文辞来表达佛教理论方面,达到了相当高妙的境地,深契忘言得意之旨。所以说,玄学对于佛教的影响是很深的,它在连接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方面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在中国儒、道、玄思想的影响下,原印度佛教的许多特性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诸如,印度佛教杂多而烦琐的名相分析,逐渐为简约和忘言得意的传统思维方式所取代;印度佛教强调苦行累修的解脱方法,则转变为以智解顿悟为主的解脱方法;印度佛教的出世精神,更多地为世出世不二,乃至积极的入世精神所取代,等等。而在理论上则更是广泛地吸收了儒家的心性、中庸,道家的自然无为,甚至阴阳五行等各种思想学说,成为整个中国文化中可以与儒、道鼎足而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魏晋世风喜欢谈天说地,同时重视交流,也是使儒释道融合的一个重要契机。 在魏晋士人的学术争鸣中,口头清谈与文章争论是主要的途径与形式。士人们为显示自己的才能,以在清谈中一占上风,自成流派,故而争相博览群书,自发奇思,触发了许多新的观点。有了新观点的人,就会与人“探玄理微”,“引饰妙词”,“至暮忘餐,理竟不定”。有的人不善于“以口舌御人”,就转而将自己的思想付诸笔端,与对手打笔战。这种激烈又睿智的思辨行为,不仅精细地阐述了儒释道的精义,而且在相互的交流中,使得各种看法融会贯通,形成魏晋士人复杂的人格精神。如南齐的张融,遗命在他死后入葬时,应左手执《孝经》(儒家)、《老子》(道家),右手执《小品(方)》(医家)、《法华经》(佛家);而陶弘景也遗命死后当用道士和僧徒的士俑殉葬,可谓是“儒冠僧服道人鞋”。可见,当时儒释道已经在他们身上得到完美的融合。有复制的,也有自己写的~望楼主笑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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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中国宗教、学术与思想散论

作者:葛兆光

豆瓣评分:8.6

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出版年份:2008年10月

页数:240

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了葛兆光的五篇学术论文:青铜鼎与错金壶——道教语词在中晚唐诗歌中的使用;洛阳与汴梁——文化重心与政治重心的分离;孔教、佛教抑或耶教?——1900年前後中国的心理危机与宗教兴趣;思想史研究历程中薄薄的一页——常乃德和《中国思想小史》;西方与东方,或者是东方与东方——清代中叶朝鲜与日本对中国的观感。

内容涉及道教与唐代文学,宋代政治与思想,近代中国佛教,现代中国思想与学术和东亚文化交涉等方面,代表了作者在文学史,宗教史,史学史,思想史方面的研究成果。

从中亦可以看出中国大陆学者在这三十年社会与文化不断变迁中的思考轨迹。

作者简介:

葛兆光,1950年4月生,籍贯福建。1968年上山下乡,1971年10月至1978年3月在贵州省凯里县砖瓦厂、农药厂、供销社当工人,1978年至1984年在北京大学上学,1982年北京大学本科毕业,1984年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1984年10月至1992年3月任江苏省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1992年至今,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学科及研究方向:历史学,专门史及历史文献学。社会兼职: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2007年3月担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

论魏晋士人的生命状态宗白华先生在他那篇著名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论文中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宗白华《美学散步》)然而,魏晋士人意识的自我觉醒是与社会的动荡和人生的遭际却是互为因果的,魏晋士人的思想意识与生命状态,它是由时代、社会与人生诸种因素酝酿而成的,脱离汉末之后整个时代与人生悲剧的背景,就很难对魏晋士人的思想意识与生命状态作出正确的评价。一、时代悲剧 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爆发了张角领导的黄巾农民起义,黄巾起义虽被扑灭,但东汉政权迅即陷入群雄争霸、军阀混战的局面。在动乱中,整个社会失去了制约平衡的皇权机制和道德纲常,士在这场动乱中也饱受了颠沛流离之苦。汉魏六朝时期,虽然有过短暂的统一,但是整个过程却是战火不熄、波荡连绵,社会和人伦秩序的各方面都陷入分崩离析之中,人与社会处于尖锐冲突之中,士人理想中的社会和谐被无情的现实所粉碎,正如魏晋间著名思想家嵇康在著名的《太师箴》中所抨击的,当时的社会“名利愈竟,繁礼屡陈,刑教争弛,天性丧真。季世陵迟,继体承资,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汉末政治动乱造成社会变迁的首先表现就是宗族与统一王权的分离,巩固人际关系的第一个环节率先在这里断裂开来。传统的中国社会建立在氏族血缘关系未充分解体的基础上,故而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积极利用这种根基强化宗法伦理观念来巩固其统治地位。它将政治伦理化,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罩上一层温情脉脉的宗族纱幕,以消弭不同等级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古代封建社会中,从家族到宗族到国家社会,组成人际关系的网络系统,国家正是在这种一家一户以及同姓家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尽管家族与国家的矛盾时有发生,但从总体上来说,它对于巩固人际关系,减少人们对封建国家的离心力,加强封建王权的凝聚力,起到了相当大的稳定作用。但是,东汉末年动乱后,封建王朝很快被战火吞噬。本来,封建王权是宗族的保护者,一旦王权分崩离析,家族也就与王权相脱离,而形成聚族逃难和自保的局面,比如韩融在汉末率宗族千余家避乱至密县西山中;荀彧率领宗族跟从韩馥,高柔与宗族投奔高干,董和率宗族西迁。在大宗中,许多小宗又保持其独立性,比如袁绍的谋士沮授知袁绍将败亡,大会其族人,散资财以与之。宗族本是维持大一统王权统治的细胞组织,现在却成了与国家离心离德的社会因素。与此同时,士人的独立意识也就萌生了。这种宗族组织在魏晋六朝又很快演变成士族统治的基础。当时,不但宗族与宗族互相倾轧,而且宗族内部在汉末以来也失去了恩受辐辏的色彩,日趋分化瓦解。《宋书·周朗传》载周朗上书言当时宗族之家曰:“今夫士大夫之家,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室而七矣;庶人父子殊产,八家而五矣。甚者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又嫉谤谗害,不可胜数。宜明其禁,以革其风。”可见当时宗族内部风俗浇薄。至于在宗族内部的宗主与部曲、奴婢、佃农之间,则纯粹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了。魏晋南北朝的社会经济,大部分就是在这种关系上建立起来的。与宗族关系相关的友伦关系,在当时也出现了危机。友伦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一种关系,孔子在谈到理想的人际关系,就提倡:“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篇》),将朋友之间的互相理解、互相信任与互相帮助作为友伦之基准。东汉班固等人鼓吹的三纲六纪,也将友伦作为其中的一项。但是,友伦在势利、生死这些严峻的考验面前,往往是孱弱无力的。在世道浇漓中,固然有生死不渝的友情,但是大多的友伦却遭毁弃。光武帝也曾引用“贵易友,富易妻”的俗谚来说明人之常情。刘峻作《广绝交论》列叙古往今来各种世俗之交,其中重点刻画了“势交”的特点:“若其宠钧董石,权压梁窦,雕刻百工,铲捶万物。吐嗽兴云雨,呼吸下霜露,九域耸其风尘,四海叠其熏灼。靡不望影星奔,藉响川鹜。鸡人始唱,鹤盖成荫,高门旦开,流水接轸。皆愿摩顶至踵,隳胆抽肠。约同要离焚妻子,誓列荆卿湛六族,是曰势交,其流一也。”当有人炙手可热,不可一世时,许多人立即趋之若鹜,阿谀逢迎,赌咒发誓要同生死,共命运,可是一旦那个人倒霉时,原先依附他的那些人马上如同避瘟疫一样躲开,甚至落井下石,这种趋利避害的交友准则已经成为风尚。然而,与士人命运遭际直接相关的,还是危及他们身家性命的战乱和政坛之祸。在中国历史上,士人遭受屠戮与迫害最多的是在汉末与魏晋南北朝长达四百年左右的年代里。当时动荡不休,性命如蚁的社会现实,加剧了士人内心的幻灭感。大抵在战乱动荡的风月中,人生无常的观念最易滋生。由于玄学也无法解消人们的幻灭感,佛教最终走进了人们的心灵世界。汤用彤先生在分析汉末佛教兴盛时说:“当民生涂炭,天下扰乱,佛法诚对治之良药,安心之良术,佛教始盛于汉末,迨亦因此欤?”(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汉末人生无常感的产生,同社会环境的直接刺激有关,大体上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汉末以来大规模战争造成的死亡频繁,人口锐减。东汉末年之后,中国陷入了长期的分裂和战乱。魏晋和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漫长的动乱与黑暗的时代,也是战争最为频繁的年代,不仅有汉族统治集团内部的战争,军阀之间的火并,地方势力对中央王朝的反叛,更有大规模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央地区的大肆焚掠、屠杀,造成白骨遍野,赤地千里的惨象。(二)疫病肆虐导致死亡接踵而至,加深了人们的恐惧。大规模的战争造成“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情景,腐尸在浊热的空气中很容易引起瘟疫流行。穷苦人家由于饮水、居住和医疗条件恶劣,更易染上瘟疫。瘟疫一流行,顷刻之间夺去千家万户生灵的性命。汉末以来连年征战,时疫不断。(三)政坛之祸导致人生祸福无常。动荡纷争的时势,引起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的互相斗争。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朝代亟革,政权迭变的历史时期。由于皇权衰落,士族势力的强大,各种政治斗争异常激烈,许多士族文人也被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旋涡中,惨遭杀身之祸。政治局势的反复无常,人生荣辱的升降代迁,特别是好友的惨遭屠杀,加深了人们内心的恐惧。二、生命觉醒正是由于东汉末年以来,社会动荡、战乱、政祸、时疫不断,不说普通百姓,即使是上层分子,生命也毫无保障。动辄罹祸,危在旦夕的忧患背景,以及由传统价值观念失范(名教危机)所导致的信仰危机,面对这种社会巨变,魏晋士人开始重新检导自我价值,思索人生命运,寻找安身立命的根基。传统的儒家价值观念是把自己完全贡献给宗法社会的社会秩序,仅仅做一名宗法社会的合格角色,以此为人生的全部,亦即为唯一价值。这其实是无个人价值,仅有宗法社会的价值,把个人完全消灭在宗法社会的价值之中,就是个人的价值。而道家把自己完全托付给宇宙大化的自然运行,变为一粒无知无识、无情无欲的尘沙,以赞育宇宙大化的自然秩序。这依然是无个人价值,甚至无人的价值,仅有宇宙自然的价值,把个人乃至整个人类的价值都消灭在宇宙大化的自然运行之中,就是个人乃至整个人类的价值。至魏晋,人们的想法不同了: “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夫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曹丕《典论·论文》) “余以元康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以众贤共送往涧中……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列叙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著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石崇《金谷诗序》)曹丕、石崇所关注的已经不是宗法社会的价值和宇宙自然的价值,而是个体生命的价值,是如何在有限的肉体生命结束之后,精神生命还能借助诗而传于后世。连标榜“宗经”“征圣”,思想比较保守的刘勰,谈自己的《文心雕龙》之撰都说:“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文心雕龙·序志》)也是从个人的生命价值出发的。魏晋士人开始意识到个体的生命存在,解除人生的遮蔽状态,从日常的伦理的与功利的表层生活中解脱出来,产生一种深深的悲剧意识,认识到人的命运充满种种偶然性,却有一个必然的结局,这就是死亡。既然人必有一死,短暂的人生连同它所有稍纵即逝的悲欢离合还有什么意义?当他们直面人生的这一悲剧性方面,而发现理智无能做出解答时,一种悲剧意识便觉醒了。这时,它只有两条出路:或者向宗教寻求解脱,否定有限的人生,并禁绝生命的欲求;或者向艺术寻求安慰,在审美的陶醉中体验有限生命与无限本体融合的境界。一切宗教在本质上都是否定人生的,基督教把人生看做纯粹的罪恶,人生只是赎罪的过程和进入天堂的准备。佛教把生命看做纯粹的苦难,人生的目标竟是彻底摆脱生命而进入灭寂的境界。可是,既然人生遭到根本否定,人生的短促还有什么悲剧性可言?反倒是值得庆幸的事了。所以,宗教其实是对悲剧意识的扼杀,在基督教统治欧洲以后,希腊人的悲剧意识死去了。在佛教风靡中国南北朝以后,魏晋时期萌发的悲剧意识夭折了。另一方面,倘若对人生的悲剧性方面视而不见,或者故意回避,当然也谈不上悲剧意识。中国的儒学就属于这种情况。孔子“不知生,焉知死”,对于生死的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他的哲学实际上是一种伦理学,注重的是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的伦理秩序,他从来不把人的命运放到永恒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正如他的哲学决无诗意一样,在他那里,艺术(音乐、诗)也决无本体论的意义,而只是道德的工具。真正的悲剧意识既不同于完全出世的虚无主义,又不同于完全入世的功利主义。不妨说,它背靠虚无,却又面对人世,它一方面看到人生的虚无背景,另一方面又眷恋人生,执著于人生,无论如何要肯定人生。正是这种深刻的内心冲突赋予了人的命运以悲剧性质。在魏晋士人身上,最使我们感动的就是与人生的悲剧性息息相通的这种内心冲突。从开一代诗风的汉末古诗十九首,中经建安、正始、元康诸代诗群,直到晋宋大诗人陶渊明,绵绵二三百年间,慷慨悲凉的忧生哀死之叹,悠悠不绝于耳。“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生履薄冰,谁知我心焦。”(阮籍《咏怀诗》)在这种情形下,一个人很容易看破日常伦理关系的无谓,而把眼光从人伦习俗转向人生更深远的前景。儒家思想仅在安定的社会秩序四壁之内才有他的立足之地,现在这四壁颓败了,人生的深邃背景或者说没有背景暴露在人们前面了。王弼注《老子》“以无为本”,把虚无确立为本体,与海德格尔、萨特的虚无本体论一样,何尝不是人类根本价值观念迷离失措的哲学反映?典型的如阮籍的咏怀诗,浸透着生命无常的飘忽感,前途迷茫的惶惑感,以及脱俗无亲的孤独感,“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无已。”“朝为美少年,夕暮成丑老。自非王子晋,谁能常美好?”“岂知穷达士,一死不再生!视彼桃李花,谁能久荧荧?”“开轩韬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逝者岂长生!亦生荆与杞。”“自然有成理,生死道无常。”“人生若朝露,天道竟悠悠。”“晷度有朝回,哀哉人命微。飘若风尘逝,忽若庆云晞。”“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荣名非己宝,声色焉足娱?”(阮籍《咏怀诗》)人生短促,天道悠长,在永恒的背景下,凡世俗看重的一切,妻子、声名、荣名皆如浮云不足恋。可是悲观里有执著,嗟生正出于对生命的热爱。于是仰慕老庄,渴求成仙长生,企望融入自然本体的逍遥境界。然而,正像鲁迅所指出的:“他诗里也说神仙,但他其实是不相信的。”《大人先生传》中写道:“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鲁迅解释说:“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无意义,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觉得世上的道理不必争,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虚无,所以他便沉湎于酒了。”(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鲁迅全集》第3卷)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寄托,历来是儒道互补,现在阮籍既不信儒,尽管尤好老庄,很想达观起来,可是达观里有疑惧,其实并不真信生死之说,依然是恋生恨死。安身立命的价值目标出现了空缺,既不能入世务实,又不能真正超脱,于是有了彷徨“失路”之叹:“北行太行道,失路将如何?”“临路望所思,日夕复不来。人情有感慨,荡漾焉可能?”(阮籍《咏怀诗》)既怀忧生之感慨,逍遥无忧的“荡漾”境界是不可能达到的了。那只是“飘飘恍惚中”的一个理想,终究是“悦怿未交接”,只好“感伤”不已。在这些诗句中,我们能深切地感觉到一种失去信仰的悲哀。《晋书》的阮籍传中说他“时率意命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苦而反。”正透露出他无路可走,莫知所适的内心悲痛。一己的生命既不可恃,宇宙的大化又不可及,加之与社会世俗的格格不入,便导致了一种无可排遣的孤独心境:“感物怀殷忧,悄悄令心悲。多言焉所告,繁辞将诉谁?”“羁旅无俦匹,俯仰怀哀伤。”“焉见孤翔鸟,翩翩无匹群?”“独坐空堂上,谁可与亲者?”(阮籍《咏怀诗》)在嵇康的诗中,我们同样可以读到类似的忧患(“何意世多艰,虞人来我维。云网塞四区,高罗正参差,奋迅势不便,六翮无所施。”“世路多崄 。”“常恐缨网罗。”)、无常(“人生寿促,天地长久。”“生若浮寄,暂见忽终。”)、孤独(“嗟我征迈,独行踽踽。”“虽有好音,谁与清歌?虽有朱颜,谁与发华?仰诉高云,俯托清波;乘流远遁,抱恨山阿。”“中夜悲兮当谁告,独抆泪兮抱哀戚。”)之叹。不过,与阮籍相比,嵇康的性格似不那么复杂,他还天真地相信神仙和长生,所以没有那么多迷茫之叹。(所引言论见嵇康《幽愤诗》)忧生、迷茫、孤独,给魏晋士人的个性染上了深深的悲剧色彩。当热爱人生的心灵一旦对人生的意义发生了根本的疑问,这颗心灵就失去了安宁,注定要同悲观主义的幽灵进行永世的抗争,漂泊在重新寻求人生意义的前途未卜的路程上。三、审美态度自魏晋时期起,一些人开始按照自己所喜欢的方式待人接物,开始过自己所愿意过的生活。别人说他们“恣情任性”,而他们置若罔闻,我行我素。因而他们的生活显得很洒脱,很有特色,也很有意思了。 “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世说新语·任诞》) “籍邻家处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无与亲,生不相识,往哭,尽哀而去。其达而无检,皆此类也。”(王隐《晋书》见《世说新语·任诞》注) “阮籍嫂尝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按《礼记·曲礼》‘嫂叔不通问’,故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世说新语·任诞》) “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总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世说新语·任诞》) “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世说新语·任诞》)显然,魏晋士人开始突破传统的伦理的人生态度与功利的人生态度,而伦理意义上的善,无非是以一定社会秩序的眼光来看的功利主义的善,两者是相通的,都比较讲究实际,是很世俗的人生模式。他们“服有常色,貌有常则,言有常度,行有常式。立则磬折,拱则抱鼓,动静有节,趋步商羽,进退周旋,咸有规矩。心若怀冰,战战栗栗;束身修行,日慎一日;择地而行,惟恐遗失。诵周孔之遗训,叹唐虞之道德。唯法是修,唯礼是克。手执圭璧,足履绳墨。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无穷则,少称乡闾,长闻邦国。上欲三公,下不失九州牧。故挟金石,垂文组,享尊位,取茅士,扬声名于后世,齐功德于往古。奉事君上,牧养百姓,退营私事,育长妻子。”(阮籍《大人先生传》)他们遵礼守法,循规蹈矩,名利双收,自以为居于“吉宅”,可以“远祸近福,永坚固已”了。然而,自然界变化不已,社会上世事无常,站在这种无限和永恒的立场上来看待人生,意识到人生的短促可悲,这种伦理功利的人生模式并无坚固可言,它是不足取的,对它们也很难接受。正是意识到人生的悲剧性,人生的短促无常,缺乏有意义的世界背景,而走向审美的人生的。他们是以袒露而充盈的情感面对整个世界的,他们也突出地意识到了人皆有情,人不能无情。 “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简服其言,更为之恸!” (《世说新语·伤逝》)我们看这个时期的人的情感是何等丰富啊。 “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 (《世说新语·任诞》) “戴公(戴逵)见林法师(支遁)墓,曰:‘德音未远,而拱木已积,冀神理绵绵,不与俱尽耳。’” (《世说新语·伤逝》) “卫洗马(卫玠)初欲度江,形神惨悴,语左右曰:‘见此茫茫,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所能遣此’。”(《世说新语·言语》) “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所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世说新语·言语》)他们弃绝世俗功利人生,而向往适情逍遥的审美境界:“驱车出门去,意欲远征行。征行安所如?背弃夸与名。夸名不在己,但愿适中情。”“飘飖云日间,邈与世路殊。”“岂若遗世物,登明遂飘飖。”(阮籍《咏怀诗》)这也是嵇康诗中所描绘的境界:“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泰玄。”“流俗难悟,逐物不还,至人远鉴,归之自然。”“岂若翔区外,餐琼漱朝霞。遗物弃鄙累,逍遥游太和。结友集灵岳,弹琴登清歌。”(嵇康《赠兄秀才入军十八首》)魏晋士人心怀人生无常的忧伤,遗落世事,藐视伦理功利,陶醉于酒、诗、音乐和自然之中,这种人生态度不是悲剧-审美的人生态度,又是什么呢?他们所追求的审美极境乃是把飘忽短暂的个体生命与永恒无限的自然本体融为一体的境界,以此来救助人生的悲剧性质,赋予人生以意义。“夫大人者,乃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今吾乃飘飖于天地之外,与造化为友,朝餐阳谷,夕饮西海,将变化迁易,与道周始。”“必超世而绝群,遗俗而独往,登乎太始之前,览乎忽漠之初,虑周流于无外,志浩荡而遂舒,飘飖于四运,翻翱翔乎八隅。”(阮籍《清思赋》)“飘飖恍惚,则洞幽贯冥。”(阮籍《达庄论》)这里,“逍遥”就是与作为自然本体的“道”融合的境界。一旦达到了这个境界,便有了“道”的永恒无限,个体生命的短促有限也就不足忧虑了。魏晋士人都耽酒,照理说他们悲人生之短促,希求长生,不该有如此伤身之举。但其更深的原因恐怕还是那“与道周始”的逍遥境界不易达到,于是用酒做了一种替代。刘伶的《酒德颂》对此作了很好的说明:“先生于是方捧罂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麴籍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怳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若江海之载浮萍。”正因为意识到了自然本体的永恒与个体生命的短促之间的悲剧性对照,明白个体生命达到永恒之不可能,才提出了个体与自然本体相融合的理想,而这理想也只是一个不能真正实现的幻想。于是只好靠了酒的力量,麻痹视听,隔绝世俗,把自己送进一个物我两冥的幻觉世界。只有在这个幻觉世界里,融合的理想才仿佛得到了实现。当然,这种实现也只是幻觉而已。魏晋士人的耽酒表明他们也只能通过实际的醉来寻求理论上的逍遥境界,用情感的放纵取代意志的淡泊无为,用生命密度的增大代替生命长度的伸展。虚静无为的逍遥境界终于还是要归之于纵情昂奋的醉的境界。与自然本体的融合,关键在于忘我,而这忘我是不能通过静默的修养功夫,而只能通过情绪的陶醉达到的。魏晋士人尽管明知审美的人生只是一种主观的幻觉,除了这审美的人生之外,他们别无选择,他们的孤高性格不许可他们和俗人一起去度一种世俗的人生。而更重要的原因是悲剧意识的支配,受人生之谜的折磨,不能忍受人生仅仅是宇宙中稍纵即逝的偶然,“倘若人不是诗人、解谜者和偶然的拯救者,我如何能忍受做一个人!”(《尼采全集》第六卷)沉入审美的醉境,追求与自然本体融合的幻觉,实出于自我拯救的必要。醉诚然是主观的幻觉,可是倘若连这幻觉也没有,这些敏感的生灵如何还能活下去呢?不管魏晋士人对于审美的人生的追求包含着多少幻灭的苦恼,这种追求本身却具有真实的悲剧性审美意义。对人生悲观而依然执著,怀疑而愈加追求,大胆否定一切传统价值而向往超越的审美境界,也许这就是魏晋风度的魅力之所在。 主要参考书目: [1]袁济喜《六朝美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成复旺《中国古代的人学和美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潘知常《诗与思的对话》 上海三联书店 [4]张世英《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 人民出版社 [5]刘小枫《拯救与逍遥》《走向十字架上的真》 上海三联书店 [6]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7]李泽厚《美学三书》《中国美学史》 安徽文艺出版社 [8]叶 朗《中国美学史大纲》《现代美学体系》 北京大学出版社 [9]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魏晋玄学论稿》 北京大学出版社 [10]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 [11]许抗生《魏晋玄学史》 陕西人民出版社 [12]孔 繁《魏晋玄谈》 辽宁教育出版社 [13]宗白华《美学散步》《艺境》 北京大学出版社 [14]饶芃子《中西比较文艺学原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5]王运熙、黄霖《原人论》 复旦大学出版社 [16]葛兆光《中国思想史》 复旦大学出版社 [17]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

最近发表的论文

人类与传染病奋战的公卫史上,天花的戏剧性数一数二。 英国医师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在 18 世纪末发明牛痘 ,也让人类认识了一种有效预防疾病的方式。尽管如此,天花在 20 世纪仍然夺走 300 到 500 万人的性命。

尔后全人类团结一致对抗天花,不可思议地成功了! 世界卫生组织在公元 1980 年宣布野生的天花绝迹──那一年谭德塞 15 岁,WHO 达成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天花是人类古老的传染病,如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公元前 1154 年可能就是亡于天花。但是其他疾病也会产生类似天花的症状,使得古代疑似天花的病例难以判断。

近来由遗骸中取得 DNA 的研究大行其道,不少研究者也借此探讨古代的微生物。最近发表的论文报告,在欧洲北部 7 到 11 世纪(涵盖维京时期),11 人的遗骸中发现天花病毒,表示至少在那个时候已经有人感染天花。1, 2, 3

天花病毒(variola virus,缩写为 VARV)是 DNA 病毒。新发表的论文由年代介于距今 150 到 36000 年前,欧亚大陆和美洲的 1867 个古代样本中搜寻天花,结果在 26 个样本中侦测到天花病毒的碎片。

进一步分析,这 26 个样本中有 13 人的结果比较可靠,从中取得比较大量的病毒 DNA 片段。出土于俄罗斯西部的 2 人年代为 19 世纪;其他  11 人年代介于公元 603 到 1050 年,分别位于北欧、不列颠、俄罗斯西部 ,从中拼凑出 4 个完整的基因组,平均覆盖率介于 5.01 到 45.19。

介绍这次发现时,包括论文和一些新闻,都写说得知「维京时期(Viking Age)」的天花。肯定曾有维京人感染天花,不过严格来说,维京时期在公元 793 年才正式开始;年代在此之前的样本,都早于维京时期。

天花是正痘病毒(Orthopoxvirus)旗下一员。将已知的天花及其近亲,如牛痘病毒(vaccinia virus)、骆驼痘病毒(camelpox virus)共 84 个样本摆在一起,建构出的演化树显示:这回找到的所有古代天花自成一群,与现代天花的 共同祖先能追溯到 1700 年前左右 。

之前有论文报告,在 300 多年前的立陶宛样本中发现天花(VD21),和现代病毒的共同祖先约为 400 多年前,因而质疑天花的历史是否真的那么悠久,更早以前,如埃及法老等疑似天花的记载或遗骸病理研究,是否为其他疾病所致。新发表的论文则证实,年代更早的天花的确存在,只是其演化支系在某个时候失传了。4

不只天花,之前一系列鼠疫杆菌,以及麻疹的古代DNA 研究,都发现 年代愈接近现代,病原体的遗传多样性也丧失愈多。取得年代愈早的样本,估计病原体的起源时间也会愈早。 光凭数量有限的样本,不足以一口咬定起源时间。

天花一类的正痘病毒们,可以感染不同宿主,引起轻重有别的症状。有些病毒宿主范围较宽,能感染多种对象,杀伤力却多半不强。宿主种类较少,感染范围较窄的病毒,通常威力也比较强;有意思的是,这群病毒一般也会少掉一些基因。

正痘病毒战队的杀伤力是减法,时常是基因变少,杀伤力变强。(正相关,但是不见得有因果关系)

过往研究指出, 正痘病毒们有 200 多个基因和致病密切相关。 交叉比对不同种正痘病毒, 感染牛的病毒 cowpox(和用于牛痘接种的那款不同)有 209 个基因, 是近亲中数量最多的。它可能最接近众多正痘病毒尚未分家以前,共同祖先时期原本的状态 ,后来分家为不同病毒,面对各异的宿主后,旗下成员们才各自失去不同基因。

详细分析古代和现代的天花样本,可以发现它们各自失去不同的基因。算总数的话,现代天花的基因数量比古代同类更少;不过也有些古代天花少掉的基因,在现代同类中仍然存在。总之状况非常复杂。

整体看来, 基因丧失与年代呈线性关系,愈接近现代,天花有愈多基因丧失 。假如基因减少的速度和最近 1000 年一致,那么估计在 4000 年前,天花的基因状态类似 cowpox,不过这样估计的误差很大就是了。

这项发现引发一个问题:古时候的天花,是我们所认识的那个天花吗?

我们知道的天花,确诊死亡率约有 30%,即使没死也可能有后遗症,算是杀伤力强大的传染病 。感染过天花的几位 7 到 11 世纪古人,由出土状况无法判断是否因天花去世。然而一度存在他们体内,后来某个时刻失传的病毒, 由遗传组成看来,杀伤力似乎不如现代天花。

假如天花在比较早期的杀伤力不如后世,它们是在什么时候变得更致命?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一般来说,传染病如果杀伤力太强,反而不利传播 ,像是今年横行世界的 SARS二世冠状病毒(SARS-CoV-2),靠著杀伤弱、传播强,使得它的疫情远远胜过杀伤强、传播弱的 SARS 和 MERS 两位前辈。

奇妙的是,如果这回研究的古代天花杀伤力真的较弱,那么就是较不致命的古代天花灭绝了,更加凶险的现代天花却广传世界。

杀伤力更强的现代天花,传染能力也胜过古代同类吗?被欧洲人带到美洲,横扫美洲原住民的天花又是什么款式?研究传染病演化,这些是非常值得深究的问题。

根据已知资讯,仍不足以得知天花的起源地点与年代。不过可以肯定至少在公元 603 年,欧洲北部已经有人感染天花;所以天花 起源自欧亚大陆或非洲某处的时间点,必定更早于 1400 年前。

有些当时的历史文献记载,欧洲南部有人感染天花。假如历史记载属实,意谓当时欧洲各地都有天花存在,而且缺乏文字记录的北部也不例外。不过目前各方面的资讯非常有限,无法评估当时有多流行。

这次调查没有在年代更早,也没有在欧洲北部以外发现感染天花的人,不等于那些时空中没有人得到天花。 不是所有天花感染者的遗骸,都能顺利取得天花病毒的 DNA;也可能古代感染人数太少,所以留下记录的机率太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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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是一个汉语词语,拼音是lùn wén,古典文学常见论文一词,谓交谈辞章或交流思想。

当代,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它既是探讨问题进行学术研究的一种手段,又是描述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它包括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学位论文、科技论文、成果论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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