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比较某两个样品的差异，应该用t检验。要比较3个样品之间的差异可以用卡方检验。具体的方法是用SPSS的Analyze菜单--Descriptivestatistics--Crosstabs,Row变量选为“样品”，列变量选为“指标”,Cell选项中选中Row的Percentage，在Statistics中选中Chi-Square。确定后即可看到SPSS的分析结果，通常报告为P<0.000，如果P值小于0.05就表明有显著的统计差异。否侧没有显著差异。
不可以的,其他没有显著差异的项目也需要列出来,因为这个也是有意义的。
1、用excel做出柱形图；2、图表选项—数据标志，在数据系列标签下面的“值”前面的方框中打上对号，点击完成；3、柱形图显示出了值，双击值（就是一个个数字），出现数据标志格式一个编辑框，点击“数字”，分类里面选“自定义”，类型下面的框中输入“！a”，则柱形图上边显示出了字母a；若要显示ab，则输入“！a！b”如此，便完成了柱形图上添加表示差异的字母！符号类似。
你可以把图标放在PS或者SigmaPlot里面加显著性
“饭局”是个极有中国特色的词语。总有人在各种“饭局”间疲于奔命，却又乐此不疲，哪怕是一些外国雇员到了中国，也不能免俗。英国首相艾登曾用总共三道菜的国宴招待过周恩来总理。这给中国人留下一个印象：西方国家不兴大吃大喝。据我的观察，西方人的确不大有“饭局”这个概念，在他们的文化里面，吃饭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补充热量而已。以至于很多欧美人士中午不过是几个橘子、一根香蕉打发胃肠。想想这也是合理现象，美国最精致的菜是加上配料的熬豆子，要说下工夫也不过是熬的时间长一点。在这种饮食文化下，“饭局”能有多大魅力可想而知。但是，这个概念却不能用在日本人身上。有位去日本访问的朋友，感慨国内“饭局”众多的风气，认为在日本可能不会有这个问题了。不料，他在日本遇到“饭局”的次数，比在国内有过之而无不及。更绝的是，在日本“饭局”虽然众多，但常常吃不饱，回来后还要给自己加料。日本“饭局”菜式众多，往往一顿饭下来一二十道菜，盘子大碗大，偏偏盘中菜量少得可怜，一道菜分到每个人盘里不过一勺一口而已，即便二十道菜也不过二十来口。吃一个日本“饭局”常常要耗费三四个小时，这二十来口菜分成三四个小时上来，后面的菜还没吃到嘴里，前面吃进去的都快消化掉了，其充饥水平可以想象。劳神费力地应酬几个小时，居然还求不到一个饱，许多人不免对日本的“饭局”颇有腹诽。其实，认为日本人不重视“饭局”的朋友，多半是不很了解这个国家的传统。如果了解日本人对于“饭局”的思路，这种“马拉松式的吃不饱饭局”就更应该得到理解了。同样作为东方国家，日本和中国一样，自古以来都把“饭局”当作沟通感情、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即便是日本最普通的公司职员，每个星期都少不了一两次“饭局”。时间通常是周末，办公室的同僚们一起出动，下饭馆吃一顿算是惯例。此外，还有五花八门的“饭局”名目，什么“忘年会”、“送别会”和“新人会”等。这些“饭局”可不是能够轻易推辞的。在中国，不参加“饭局”顶多是不给朋友面子；在日本，不参加“饭局”则有丢饭碗的危险。因为日本的“饭局”是一种带有“官方”性质的活动，它的作用在于增进上下级之间的沟通，培养同僚之间的感情，也是协作单位之间增强联系的纽带。说到底，这是工作的一部分。日本的公司或机构有着强烈的等级观念，平时上下级之间界限严格，极少感情交流，只有在酒桌上，双方才会放下身段，坐在一起称兄道弟。这时，日本的老板也会讲笑话，员工也可以无所顾忌地高声谈笑。当然，谁都不会随便到失礼和忘却自己身份的地步。日本人的生意有时也喜欢在酒桌上完成，协作单位的几个头头儿喝了几杯以后，今后的合作意向可能就决定了。“饭局”虽然不是硬性规定必须参加的，但总是不参加“饭局”的职员，一来会被认为不合群，难以合作、难以驾驭，二来会被认为不肯把自己的时间投入“饭局”，为公司的业务付出努力。这当然意味着他对公司的感情不够深，而且没有协作精神。日本的员工不乏因此丢了饭碗的。既然日本的“饭局”承载着这样的社交功能，“吃”本身就不再是饭局的重点。日本“饭局”更重视每道菜的特色和精美，而不在乎是否让客人吃饱。其实，日本的“饭局”费用相当高昂。“饭局”文化大概也来自日本人泾渭分明的性格。如果与中国对比，是颇为有趣的。比如洗澡，中国人并不回避泡澡带来的愉快，有人会在浴池中一边搓洗一边享受。而日本人把泡澡的目的定位为感受热水的舒适，于是必须先在外面洗好了才跳进去泡。在他们看来，洗澡和泡澡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再比如茶道，中国人欣赏茶的品位是有名的，但是品茶的同时也不回避解渴。而在日本人看来，既然是品茶，就只能是一小杯一小杯地喝，慢慢感受茶的味道。在他们心里，品茶和解渴也是两回事，同样不能混为一谈。对待“饭局”也是一样的道理。中国人日本人都视“饭局”为一种社交场合，区别在于，中国人并不反对一边谈事情，一边大快朵颐；而日本人则更多地把“饭局”中的“吃”作为一种饮食的艺术来欣赏，吃饱不是目的。在笔者看来，日本的“饭局”的确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其先进之处，至少有二：其一，日本的“饭局”中一般不劝酒，想喝酒的人也不会自己倒，而是做势给别人倒酒，别人就明白他是想喝了，会反过来给他满上。这样既避免了酒后的无意之失，也是对个人意愿的尊重。其二，日本的“饭局”原则上是自己掏腰包，极少公款吃喝的现象。每个星期的聚餐，都是员工各自缴纳自己的一份，由临时选出的干事负责收钱，吃完后多退少补。因此，大多数日本员工的每月工资，都会预留固定比例作为应酬用款。也许正因为如此，日本“饭局”虽多，却并未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提供一些中日食文化比较论文的参考文献，供参考。[1] 吉牧. 中日饮食文化的差异及其形成原因分析[J]. 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07,(01) . [2] 梁爱露. 浅谈中日饮食文化差异[J]. 科技信息(科学教研), 2007,(34) . [3] 郑雅珂. 浅谈中日的饮食文化[J]. 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6,(02) . [4] 方海燕. 从饮食看日本文化的特征——以中日饮食文化的关系为中心[J]. 科技信息(科学教研), 2008,(04) . [5] 仓石厚子. 中日饮食文化比较——兼论消费与经济观念[J]. 现代日本经济, 1997,(06) . [6]日本的饮食文化[J]. 健身科学, 2004,(12) . [7] 蔡华. 试论中西饮食文化的差异[J]. 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02) . [8] 宋淑运. 中日待客与饮食文化差异趣谈[J]. 海内与海外, 2004,(09) . [9] 李直. 中日饮食文化比较[J]. 商业文化(学术版), 2007,(05) .
看这篇论文19 世纪中后期由于西方列强的势力向东方扩展，中日两国都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由于两国的处境和面临的任务相似，然而探索的结果却截然不同。 其中两国社会结构的差异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然而两国在社会结构中的选官制度、土地所有制结构、对“商”观念等方面的差异表现尤为突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国近代化的进程。19 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列强势力向东的扩展，闭关自守的两个东亚封建国家———中国和日本均被迫打开了自己的大门。两国的仁人志士分别开始寻找救国救民的药方，使自己的国家开始了近代化进程。然而两国的结果却截然不同———日本走上富国强民的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却仍然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里徘徊。例如：“日本通过开国较为成功地进入了国际社会，而中国却一步步走向半殖民地，原因之一在于中日在19 世纪中叶前的‘开国准备’阶段已经产生了很大差距，中国坚持华夷思想，毫无开放进取之意，而日本实现了地理世界观和文化世界观的转变，形成了开放力量。” 一、选官制度的差异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始创于隋朝。科举考试导致统治阶级内部成员不断的更新，使社会上下阶级在和平的情况下不断地对流，从而相对缓和了阶级矛盾。“科举考试可以把全国各地，各民族的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的代表人物，甚至一部分被统治阶级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中央政权中来，扩大政权的阶级基础”。由于这种通过考试录用人才的办法对封建制度来说有合理的一面，中国一方面它可以使统治机构由统治阶级中最有能力的人来组成。这对封建制度来说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另一方面，一种对维护封建社会有效的制度自然会成为向近代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适应于儒家“君子”的理论而设立的具有很强的人文伦理性。它可以培养出一批具有德品的通才而不是一技之长的人才。广大士子们对日常生活不屑一顾，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把自己的言行严格的约束在封建政权要求的规范之内。因此自然科学受到很大的影响。不存在什么创新和发展，因此，在科举中国科学与民主就显得很苍白。日本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是一个严格的等级社会。四个等级各有各的身份，各有各的生活。由于日本实行世袭制、门阀制使其他的三个等级的人不可能通过什么途径进入统治阶级中去。一旦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加快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阶级关系发生变化。由此，产生各种矛盾并最终导致封建制度的崩溃。“日本实行世袭、门阀制，使得有才能的下级武士不能进入高层，在幕府末期，则促使下级武士走向与旧政治制度决裂，为倒幕维新创造了必要条件”。中国的科举制为中小地主乃至出身贫寒的平民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升官的道路。中国封建社会具有较强的调节能力，很难从中分化出与之相对抗的革新势力。因此，中国封建制度具有一种特殊的稳定性，对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产生了强大的阻力。日本的门阀制、世袭制阻碍了一些门第较低而富有才干下级武士、其他等级的人无缘较高职务，因此产生不满，最终走上反对幕府统治的道路。二、土地所有制结构的差异中国自秦汉以来，土地所有制的基本形式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地主经济的租佃制度，该制度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主要的剥削形式。在该制度下生产者是自耕农和租佃农而非农，从表面看中国古代社会地主制下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并不太紧，农民与地主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可以自由缔结或解除二者之间的租约。由于该制度中的封建关系比较灵活，很难像日本那样分离出异己的力量。日本处于东亚封建农业经济圈的边缘，而日本则与西欧封建土地制度相似，实行的是领主制。领主对农民实施超经济强制性剥削，使他们的身份“农奴化”。可见在这种极强的封建关系下，反而比较容易分离出异己的力量。三、中日两国的改革所处的时代和国际环境不同日本明治维新(1868年)处于国际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重要特征就是自由竞争，当时西方列强的侵略手段主要是商品输出，占领被侵略国家的市场，掠夺原料，从而牟取暴利。这就给日本明治维新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主要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措施)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国际环境。中国戊戌变法(1898年)发生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即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搞资本输出，在被侵略国家开矿山，建工厂，修铁路，办银行，控制该国的经济命脉，同时对被侵略国家实行领土占领与瓜分。当时的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但在腐败的清政府统治下积贫积弱，是西方列强侵略的重点对象，尤其是《马关条约》签订后，首先是日本，接着是英、法、美、俄等国纷纷在中国投资建厂、开矿。外国企业利用它们雄厚的经济实力、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以及从清政府那里获得的种种特权，大肆地掠夺中国的资源和劳动力，疯狂地占领中国的商品市场。洋务运动后期产生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势力极其微弱，根本无法与之竞争，中国戊戌变法的实施也就没有宽松的国际环境和条件。四、明治天皇与光绪帝个人条件也不同日本明治维新后，随着天皇制确立，明治天皇成了全国最大的财阀和地主，成了日本名副其实的最高统治者。他早年参政，励精图治，左右都是维新派权臣辅弼，得以很好地发挥其统治才能。中国光绪帝虽有抱负，并富有年轻人的敏感和热情，在政治上积极支持了戊戌变法，一度成为维新派的政治偶像。但他长于深宫，终其一生都跳不出那拉氏股掌。五、英美等列强的支持程度不同英美对明治维新竞相扶植，并给予直接的物质军事援助。日本走上了维新之路，摆脱了亡国灭种的命运，成为非西方国家中惟一的强国。但在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上，日本终因选错了榜样而走上歧途。明治维新后，手忙脚乱的新政权派出使团赴欧洲考察各国制度，以便为日本规划蓝图。代表团在考察后得出结论：一切效仿德国。原因是德国相对落后，与日本的“国情”比较接近。其结局是日本实行了德式军制，把军队直接置于天皇指挥下；同时效法德意志宪法，制定了一部政府不对议会负责、议会既无财权又无军权的帝国宪法，最终把日本造就成德意志帝国那样的军国主义怪物。事实上，作为现代化的后起者，德意志帝国只是个发育尚未完全的“准现代”社会，明治政权有意将“西方文明”中不符合“日本国情”的若干重要部分予以剔除，而这些恰恰是现代文明中的精髓所在，这不可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失误。中国封建主义自然经济的解体过程比日本缓慢，中国封建阵营的分化没有达到日本的程度，中央集权的程度比日本高，西学的传播不如日本广泛而深入。一言以蔽之，戊戌变法前的中国社会，无论是在政治、经济、阶级关系，还是在思想文化领域都没有形成像日本那样足以倾覆旧国家体制的历史条件，封建势力在各个领域里仍旧占有绝对的优势，这就是戊戌变法不能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封建制度的特殊顽固性，而这一顽固性又是中国社会近代以来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这样的国情条件和历史条件下发动的戊戌变法，其失败是必然的。六、中日甲午战争是对中日两国近代改革成果的一次检验。过程1895年3月，中国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日马关条约》。条约规定：（一）中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权益；（二）中国向日本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三）中国向日本赔偿军费白银两亿两（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3000万两共2.3亿两）。甲午战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走向了更深重的灾难。1、2.3亿两白银的巨额战争赔款清政府根本无力承受，只能向英法德俄列强贷款，不但利息很高，还要以海关、税收、财政的管理权作抵押，使国家的经济命脉完全被外国操纵。2、大面积割让国土直接导致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战后的几年里，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长城以北属俄，长江流域十省属英，山东属德，云南、两广属法，福建台湾属日。而美国这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则打着“利益均沾”的旗号，以支持日本为主要手段，谋求在中国的更大权益。战后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跳板，中国东北部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日本是甲午战争最大的受益者，得到了价值1亿两白银的战利品和2.3亿两的赔款。赔款主要用于扩军备战，因为日本正在向军国主义发展，已经确立了吞并朝鲜、中国、东南亚，继而称霸世界的“大陆政策”。甲午战争后，日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飞速扩张，为打胜日俄战争创造了条件，也为其上世纪30年代大举侵华埋下伏笔。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机，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国近代的反侵略战争中，中日甲午战争可以说是规模最大，失败最惨，影响最深，后果最重，教训最多的一次战争。规模最大：甲午战争比1840年以来发生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俄战争，中法战争的规模大得多。从日本来说是蓄谋已久、经过长期准备、举全国之力进行的一场侵略战争；从中国来说虽是被动的、不得已的抵抗，但也投入了海、陆军主力。甲午战争从1894年7月到1895年10月，历时1年多，从海上打到陆地，从朝鲜打到中国，经过了辽东战役、山东战役、台湾保卫战等重大战役，战争的规模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失败最惨：甲午战争中国军队屡战屡败，陆军主力被击溃，海军主力被消灭，旅顺、大连、威海等重要军事基地被日军占领，彻底丧失了抵抗意志和战争力量，最后只好屈膝投降，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影响最深、后果最重：在日本由此而崛起的同时，中国进一步滑向殖民地的深渊，面临亡国的危险。当然，甲午战争的失败也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奋起。甲午战败的当年，康有为就发动了“公车上书”，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第二年孙中山在广州举行起义，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走上历史舞台。教训最多：甲午战争中国之败，并不是军事力量的悬殊造成的，而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中国日本这两个曾在一条起跑线上的国家，在几十年中出现了巨大的差距，决不是偶然的，甲午战争的胜败也不仅仅是战略战术等原因能够完全解释的，而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这个原因我们就要从甲午战争前几十年里中日两国不同的改革路线所产生的不同效果来探究。七、鸦片战争后中国耽误了20年时间日本却抓住了机遇中国西方列强在完成了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革命后，迫切需要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争夺市场演变为争夺殖民地，中国和日本都成为列强宰割的对象。中国遭受侵略比日本要早10多年的时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是1840年，而美国军舰兵临日本是1854年，这个10多年的时间是十分关键的。可惜的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近20年时间里，中国并没有真正清醒过来，没能把挑战看做机遇，把压力变为动力，仍然昏睡于“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固步自封，闭目塞听，对世界大势一片茫然。直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轻而易举地打进北京，一把火烧了圆明园，皇帝和文武百官只能仓皇出逃，这才使中国朝野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从这时候起，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要求变革的思潮，并付诸实施，这就是洋务运动。日本在日本则出现了与中国不同的情况。日本当时是一个弱小的岛国，它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感比中国强烈得多。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在中国，没能使中国觉悟，但日本却引为教训。第一次鸦片战争给日本带来了很大的震动。日本的有识之士认真总结中国失败的教训，有的认为中国政治腐败、武备不修；有的认为中国不知外情、盲目自大。日本还派团来中国考察，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参加考察的政要高杉晋作说：“考虑其如此衰弱的原因，乃在彼不知防夷于海外之道……因循苟且，空度岁月，不采取对策断然改变太平之心，不制造军舰大炮防敌于国门之外，故由此而衰微也。因此，我日本如不欲蹈其覆辙，宜速造蒸汽船。”这简直把中国作为反面教员看待。日本在总结中国教训的基础上，结合世界和日本的情况，产生了强烈的变革意识，他们把学习的目标由中国转向荷兰，因为荷兰当时是世界强国之一，于是在日本兴起了“兰学”。士族阶层纷纷使用荷兰语来学习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日本的改革从19世纪的50年代就开始了。当时日本的中央政府叫幕府，还有一些相对独立的地方政权叫做“藩”，所以这时的改革叫幕藩改革，它为“明治维新”的深入改革提供了物质和思想基础。日本的忧虑在1853年变成了现实，这一年美国的海军舰队在准将培里的率领下来到日本，由于军舰是黑色舰体，日本称之为“黑船事件”。美国对日本的要求和英国在鸦片战争时对中国的要求一样。日本没有抵抗，接受了美国的条件，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日美神奈川条约》。日本遭遇了巨大的生存危机，也迎来了弃旧图新的机遇，加快了改革的步伐。同样能说明问题的是，魏源的著作在中国未被接受，但在日本却引起了高度重视。以上情况说明，中日两国在改革的初始阶段就出现了很大差异，逐渐地拉开了距离。这告诉我们，在各种压力的冲击面前，要增强忧患意识和紧迫感、危机感，要有迎接挑战的信心和决心，要把握世界大势，顺应时代潮流，抓住历史机遇，及时、果断地推动改革。八、对外考察日本岩仓使团由50多人组成，其中不少是政府的核心人物，如四个副使一个是大藏卿大久保利通，一个是内阁顾问木户孝允，这是当时称为明治维新三杰中的两位，还有两位副使是伊藤博文和山口尚方，伊藤博文后来长期担任日本政府的内阁总理大臣。使团临行之时，当时明治政府的另一个首脑太政大臣三条实美说：“内政、外交，前途大业，成败在此一举”，可见其重视程度。使团于1871年11月出发，到1873年9月回国，历时1年零10个月，访问了欧美12国，写了近百卷的考察实录。这次考察的规模之大、规格之高、时间之长、收获之丰，不仅是日本历史上空前的外交壮举，也是世界外交史上的一大奇观。使团的任务是重点考察和研究西方各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教制度。岩仓使团出访对日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明治政府进一步认清了世界潮流和自己的发展方向。使团回国后，明治政府提出了三大政策，这就是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这些政策有力地推动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各项改革和近代化的进程。中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乎在同一时期清朝政府也向欧美派出一个使团，史称蒲安臣使团。蒲安臣是卸任的美国驻华公使，中国的使团竟然聘请一个外国人当团长，可见信心和决心之缺乏。使团的两个副使一个是英国人一个是法国人，成员都是清朝中下级官员，职务最高的是海关道志刚和礼部郎中孙家谷，没有一个朝廷重臣。使团的目的也很局限，主要是安抚各国维护和约，不要再提新的要求。这样的使团当然起不了什么作用，蒲安臣病死在半路上，其他使团成员人微言轻，对政府的决策，对国家的发展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岩仓使团，蒲安臣使团这虽是两件具体事，但可以形象地看出中日两国当时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出现后来的结局也是必然的。九、社会改革日本一是学制改革。日本早在1871年就成立了文部省，着手近代教育改革，陆续发布《学制令》、《教育令》和《帝国大学令》，奠定了近代学制。义务教育的实行使教育迅速得以普及二是官制改革。为了适应宪政的需要，日本于1885年废除了带有封建体制残余的太政官制度，代之以内阁制，设内阁总理大臣。三是军制改革。1869年，明治政府成立兵部省，实行兵制改革。1873年实行征兵制。1875年，大体上完成了近代兵制改革，从而拉大了中日军事近代化的距离。四是政治体制改革。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1890年召开了首届国会。《大日本帝国宪法》是亚洲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是对明治维新的一次总结，它的颁布，使日本在民主、法制的进程中迈出关键的一步，成为日本近代改革成功的重要标志。中国相比之下，同时期的中国在社会改革方面有着很大的差距。在教育方面，虽然办了一些新式学堂，李鸿章等洋务派也力主“另设一科取士”，但并没有动摇与改变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近代教育的发展。在军制方面，洋务运动期间，除对淮军等部分清军采用了一些洋枪洋炮，进行了一些新式训练以及建立新式水师外，军制的改革十分有限。在官制方面，虽然李鸿章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说过“变法度必先易官制”，但又感叹“中国文守千年，谁能骤更？”缺乏决心和胆略，也得不到支持，没有多少实际的进展。至于实行宪政就更是清朝统治者当时不敢想、也不愿想的事情。十、官办为主和民间为主的企业制度 影响中日工业化进程中国中国洋务运动所办企业，军事工业都是官办，民用企业有官办和官督商办两种。在封建制度下，官办就是把企业衙门化，使企业“百病丛生”。官督商办比官办好一点，在初期也曾起到“以开风气”的带动作用。但时间一长，官督商办也出现了“官有权，商无权”的弊端，使企业笼罩在官场习气之中。封建末世的腐败严重腐蚀着企业，很多企业存在着营私舞弊、管理不善的情况。一些洋务派官员看出问题，提议改官办为商办，但没有得到朝廷的批准，官办和官督商办的模式必然派生垄断经营，洋务运动中所办的重要企业，一般都利用行政手段，授予所谓“专利权”，即在一定范围和时间内限制兴办同类企业。官办加上垄断权，是束缚民族工商业发展的绳索。事实证明，在官办的格局下，这种垄断特权是“损华益洋”的。企业官办和变相官办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影响了洋务事业的成效，阻塞了一些民办企业的生长之路，从而延误了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时机。日本日本的情况大为不同，明治维新后急速的资本主义化首先表现在企业制度安排上，及时改变了初期“官营示范”的办法，实行了“厚殖民产”、“民间为主”的政策，采取了“民营官助”的办法。明治政府不但大力鼓励和扶持民营企业，还把初期由官方创办的大型企业分批卖给企业家和商人，有的甚至无偿让渡。明治政府以“民间为主”的企业制度和各项扶持政策极大地刺激了民办企业的发展，甚至一部分官员也走上了下海创业之路。19世纪80年代，日本出现了产业革命热潮，棉纺织业成为民间近代工业的中心，到1890年日本棉纺织品出口大于进口，开始成为纺织品出口国，而当时中国纺织品产量只占进口量的八十分之一。私营铁路、航运、造船和其他轻重工业均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发展。1891年日本私营铁路达2473公里，为官营铁路929公里的两倍半，而同期中国只有官办和官督商办铁路425公里。到1893年底，日本以民营为主的航运业有13万吨船舶，而中国只有轮船招商局一家航运企业，有2.5万吨船舶，不及日本船舶吨位的六分之一。这一时期日本的造船工业也迅速发展，当中国经常为要不要自己造船而争论不休的时候，日本的私营企业已经开始为政府制造军舰了。1892年，日本的各类企业已达5444家，工人人数达到38万人。到1894年甲午战争这一年，日本已经初步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成为亚洲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为其后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奠定了基础。十一、领导集团的态度和见识 深刻影响着改革的进程和面貌中国中国的近代化改革是通过洋务运动凸现的，但洋务运动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国家行为，而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一部分封疆大吏和奕欣、文祥等个别朝廷重臣发起和主持的。他们都掌握着很大的权力，这是洋务运动之所以能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得以开展并持续的条件。但洋务派仅仅是国家政权人格化的一部分而远不是全部。奕欣被慈禧太后罢黜后，洋务派中枢乏人的情况就更加严重。洋务运动每一项改革与建设的举措几乎都受到顽固派的反对和阻挠。这不但给洋务事业造成重重阻力，也使洋务派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不由地瞻前顾后，缩手缩脚。这说明，洋务派当时的处境是很困难的，推进洋务事业的阻力是很大的。顽固派之所以在二三十年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与最高统治者的态度有关。慈禧太后是这段时间的实际当政者，她热衷个人的权力，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这是洋务事业缺乏总体设计，不能排除阻力，很难上升到更高层次，取得更大成绩的重要原因。日本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集团是以明治天皇为旗帜，以改革派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为核心，并且通过西南战争排除了阻碍改革的保守势力。明治维新是国家意志、政府行为，有着明确的目标和总体布局，形成了朝野协力、上下同心的局面，保证了改革和近代化事业的顺利进行。除了最高统治者的腐朽，顽固派的掣肘，洋务派自身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们可以拿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作一个比较。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和重要主持者，伊藤博文在大保久利通去世后4次组阁，4任枢密院议长，是明治中后期最重要的大臣。李伊二人在历史地位和政治声望上可以说是堪相匹敌的人物。但他们却有着明显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对西方的了解程度不同，世界眼光有差异。李鸿章和他的同僚相比当然高出一筹，但他对世界的了解还是不够直观也比较浮浅。在整个洋务运动期间，李鸿章没有跨出国门一步。甲午战争之后，除了到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李鸿章唯一一次出国是72岁时访问欧洲，但那已经为时太晚了，连欢迎他的德国内务大臣都调侃地说：“惟早来二十五年岂不更妙。”伊藤博文对世界的了解比李鸿章开阔、深切的多。他精通汉语和英语，不断从西学中获得知识。1863年，22岁的伊藤博文曾留学英国一年，亲眼看到英国的隆盛和进步，使他深感必须学习西方，变革旧的制度。伊藤博文比李鸿章小18岁，但他第一次踏上欧洲国土比李鸿章早33年。离开英国回国后的40多年里，他又四下西洋，总计在欧美学习考察的时间共5年半，这样丰富的西洋阅历，使他对世界大势有广泛而深刻的了解。二是知识结构和文化观念不同，时代意识有差异。李鸿章自幼受严格的儒学熏陶，又以科举进身，他的知识结构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他一贯奉行识时知变的经世之风，但还属于传统文化的范围。如不直接、广泛地吸收西学，很难形成新的思想体系。伊藤博文和李鸿章不同，他是“求知识于世界”，推动“文明开化”的竭力倡导者和身体力行者。伊在德国考察期间，拜德国著名法学家乃斯特为师，几个月里每周听课3次、交谈3次。他给岩仓具视的信中说：“将其大要一一笔记，意欲日后亦可供诸公之浏览也。”可见其虚心和专注的态度。在国内，他也从不间断对世界知识的学习，当了总理大臣后还经常驱车到国家图书馆看书，最常看的是各国人物传记和世界新闻杂志，他还命左右翻译给其他大臣阅览。伊藤博文以“喜好洋风”而著称，他主持修建了一个专门接待外国政要和专家的豪华会所，名为“鹿鸣馆”。伊经常参加“鹿鸣馆”的活动，甚至在那里举行化装舞会，他扮成威尼斯商人，一时传为笑谈。伊藤博文并不信奉基督教，但为了表现开化，经常往教堂里跑。他还有意识地带头吃牛肉、穿西服、喝咖啡，为了推动风气的转变，真是煞费苦心、不遗余力。三是对社会发展方向认识不同，改革态度有差异。梁启超在李鸿章去世不久写了《李鸿章》一书，书中对李伊进行了比较，认为李在政治识见方面很难与伊相比，梁启超还就李鸿章对近代国家的认识进行评判，说李“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体之本原”。这一批判虽然尖锐，但确是触及了问题的症结，这正是具有一定资本主义意识的封建官僚李鸿章和保留一定封建思想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伊藤博文在政治识见上的根本差别，这个差别突出地表现在对待政治改革的态度上。李鸿章是一个变法论者，他所主张的“内须变法”主要表现在改革兵制和科举方面，但这些改革由于缺乏支持和自身的局限性，没有取得多大进展。李鸿章一直坚持的“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的观念，束缚了他在政治改革方面的思考与实践。李鸿章看到日本的改革成果，也多次感叹“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其取法，然我中国深惟穷极而通之故，夫矣可以惶然变计矣”，但又认为“中国文守千年，无法骤更”。说明政治远见的缺乏。伊藤博文对社会发展趋势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他追求的是近代资本主义的方向。他认为政治民主化和立宪思想是时代潮流，所以不断地推动本国改革由经济层面向政治层面拓展。日本的第一部宪法是在他的主持下制定的，第一届国会也是在他的主持下召开的。 这说明，最高统治者对待改革的态度，领导集团的组成结构、能力素质，对于近代中日改革与现代化的成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见，有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国家政权，开明创新的领导集团，有一批优秀成熟的政治家，有一个政令畅通、上下协同的干事环境，是改革成功的重要保证。
这个，应该很难吧，日本的贵族还是很有钱的，人家的那才是 真正的混杂文化和餐食。最后，你的切入点很难找吧。我估计也就是能找到 日本贫富差距在餐食上的体现吧。中日对比 餐食 文化 还可以吧。虽然，本人，没写过论文，没文化，见笑了。
发表论文要选期刊，期刊不同，收费标准不同，一般来说包括以下三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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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国与西方的生活习惯以及民族习俗的不同，中西方 文化 存在许多差异。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中西方文化差异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 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说，中西方文化无论从萌芽、发展到现在的格局无疑是各具特色的。一个偏重群体关系和整体作用，提倡大家庭理论;一个偏重个体能力和英雄主义，提倡自由万岁。在两个文化理念截然相反的作用下，我们必须融合两者意识上的差异，在文化层次本身找到共性，以利于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
关键词： 差异;价值观;文化
0 引言
历史发展至今，中西方文化就像两条时而胶着、时而分离的不规则线，同样源远流长，同样博大精深。自成体系、相互交融。但，无论任何时候，两者从未有过平行的时候，因此，研究世界文化不可能单一的研究中西方某个文化，而应全面、系统的对中西方文化加以研究。
1 关于中西方文化
1.1 文化的定义 著名人类学学者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这样给文化定义：“文化或者文明就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这个定义已经比较权威。在此，我们将文化定义为人和环境互动而产生的精神 、物质成果的总和。这个总和中可以包括生活方式、价值观、知识、技术成果，以及一切经过人的改造和理解而别具人文特色的物质对象。
1.2 中国文化定义 中国文化一般指中国 传统文化 ，它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是中国各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干民族，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其他少数民族也对中国文化做出过不可抹杀的贡献。
1.3 西方文化定义 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一样，源远流长，气象万千。一般是指发源于古希腊、罗马时期,浸染了中世纪的____传统,兴盛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经启蒙运动而最终确立,并且近几百年来大盛于西欧北美的文化系统。
2 中西方文化的特点
中西方文化均源远流长、气象万千，两种文明都经历了几千年历史的发展演化才成型。迄今，无数学者为更好的研究两种文明，划分了各种各样的时期或时代，以将历史分割成各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加以研究。在此，笔者参考各权威观点，结合自己的观点，在权威学说的基础上以阶段性为前提，简单描述一下中西方文化各自的特点，以便更好的对论题加以研究。
2.1 中国文化的特点 中国文化在西周时期创造出了中华文明的母形。这一时期建立了“余一人“的专制王权思想，敬德与重民思想开始萌芽，西周时期我国宗法社会与宗法文化开始成型，并且对后世中国文化脉络和思潮的演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战国时期，平民观点开始兴起，以孔子、孟子、墨子、老子、韩非子等为杰出代表。我国出现百家争鸣的文化发展状况。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同时法家、道家思想并立。至此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形成了以“谦、恭、信、敏、慧”为核心的文化思想观、以“学而优则仕”的文化价值观。总的来说，中国文化就是细节服务于整体、突出整体效果的文化模式。
2.2 西方文化的特点 西方文化经过中世纪____文化的长期统治，阿拉伯文化的融入，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出现，出现了影响深远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经过17世纪的科学革命，18世纪的启蒙运动，现代西方文化到19世纪臻于成熟，并向全世界扩张。西方文化在20世纪面临着来自内外多方面的挑战。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只反映了现代西方文化的一个方面，表现出其躁动不安的情绪，远远不能概括其全貌。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西方文化形成了以“争”为核心的文化思想观、以自然科学和科研为核心的文化发展观。总的来说，西方文化就是突出细节、突出个体效果的文化模式。
3 中西方文化差异
3.1 西方文化文化的发展态势不同 中国文化中整体上来看，属于一种静态文化、一种家国文化。由于中国所处地理环境较为优越，给予了人一个可以长期居住生产的环境，所以，这种长期居住在同一个地方的条件便使家族发展的很快，安居乐业、居安而不思流动，就容易促使静态的文化模式发展。家族繁衍、代代相传，家族纽带越来越复杂，尊老和祭祖现象就必然在这样的发展模式下产生，家族观念，宗法制度也就逐渐形成并根深蒂固了。所以说，中国为什么叫家国，因为，家就是国、国就是家，家和国仅仅是规模上的差别，于此，这种静态文化和家国文化直接促成了中国仁、孝、礼、信为核心的贵和尚中的中庸思想。
而西方文化则属于一种动态文化、一种斗争文化。西方文化三大起源(古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和____文明)均源自地中海沿岸，西方的地理环境、气候促成了流动性较强的文化。并直接促使西方人的家庭观念相对薄弱，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价值观念得以发展传承，由此产生的竞争意识、斗争文化更是西方文化发展的原动力。
3.2 中西方文化中的伦理观念不同 中国文化主张家庭伦理本位，而西方文化主张个人本位。上点已经提到，中国以家国主义文化为核心思想文化，以家族为本位，家庭便有长幼之序，夫妻之分，家庭成员各安其分，各尽义务，即“尽伦”!孟子认为：圣人是“人伦之民”，伦的核心是“绝对服从”，幼服长，妻服夫。使家变得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孝”，“百善孝为先”，“孝道”是中国的国本，国粹，中国自古就有孝的文化，有以孝治天下之说.家与孝原本有伟大的理性意义，但由于过分强调，终成了一种过分的家族意识，而忽略了个人自由的发展，“存天理，灭人欲”，以个人向群体负责为人生宗旨。
而西方的地理环境及种种社会关系导致个人主义的兴起，导致家庭、家族纽带功能相对松弛。“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____义充分说明了西方文化中追求人格独立的特点，骑士精神、英雄主义的盛行源自于此。个人权利任何人不得侵犯，信奉个人本位、自我中心，这种个人本位思想使即使亲人间的界限也划分得非常明确，AA制、强调子女独立生活，喜欢谈论一己之所得。伯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认为只有个人得到充分的发展才能有社会的充分发展。存在主义把这个基本观念推向了极端，鼓吹“人是绝对自由的”，“他人就是我的地狱”。 3.3 中西方文化对人与自然的基本观点不同 杜维民教授认为：“中国文化关注的对象是人”。人与人的关系是中国文化关心的核心与基础问题，战国时期，我国就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所以政治伦理学相当发达。而西方文化较多关注的是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古希腊注重的中心问题，由此衍生出理智和科技。
中国的哲学是一种人生哲学。儒家强调人在社会要有所作为，道家追求长生，佛家强调人的觉悟。同时建立了君臣、父子等一套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学而优则仕成为中国社会主流思想。而科学研究可发现自然规律的探究行为并未得到重视。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文化讲究“天人合一”、“顺天应物”。把自然人格化，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从古希腊泰勒斯的自然哲学开始，探索自然奥秘，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为人类服务就成为了欧洲思想的主流。西方科学起源与对自然的探索和研究，很早就出现了毕达哥拉斯、阿基米得这样名垂千古的科学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西方文化认为人与自然处于对立的斗争状态,因而产生了与中国文化不同的对自然的态度,即人可以征服,控制自然。西方人也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首先关注的不是伦理而是竞争,因而出现了“优胜劣汰”的规律。
4 中西方文化的文化价值观和文化结构不同
中国文化强调“诗言志”、“文以载道”和“天人合一”的文化价值观和整体综合。中国文化讲究有利于社会、有利于教化民众，中国广大文人苦读孔孟、圣人之学，学而优则仕，为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托物言志”、“诗以言志”成了中国大部分文学作品的特色。同时也是“中国式特色”。现代西方文化倡导“为艺术而艺术”和多元的文化观。从康德提出“美只是形式”开始，纯粹的美感不应渗进任何愿望、任何需要、任何意志活动的说法在西方现代美学中成为占支配地位的思潮。克罗齐主张直觉即艺术，主张衡量艺术只有一个标准，即艺术标准。西方文化中的多元文化观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文化形成的多元性;二是文化构成的多元性。
在文化结构方面，中国以整体综合见长，强调整体的作用;而西方以细节分析见长，突出个体的作用。例如，在时间、地址的书写顺序上，中国习惯按年、月、日，国家、省、市等由整体到部分开始书写，而西方恰恰相反。在姓氏排列上，中国姓氏先是宗族、辈分然后才是名，突出的是氏族整体;而西方姓氏先是自己名字、然后才是父名、族姓，突出的是个人。
在中西方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上，西方文化主张个人荣誉、自我中心、创新精神和个性自由，而中国文化是群体文化，主张谦虚谨慎、关心他人、助人为乐、无私奉献、中庸之道和团结协作。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所说并不是说中国文化相对与西方文化来说是不变的文化，是封闭的文化。中国文化是强调“和平、稳定”;但这不意味着就是不变与封闭。中国哲学强调“天人和一”;而要达到这种境界，必须具有“海纳百川”胸怀和“户枢不蠹”的发展性眼光看待天地;因此，在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中一直强调“兼容”与“动”的观念。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中国文化所特有的包容性与变化观点——“仁者乐水，智者乐山”便是这种观点的具体体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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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冯承柏，王中田，俞久洪.西方文化精义[M].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8
一个国家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贸易中，了解对方国家的礼仪习惯，将有利于各国之间的交往。一个人了解对方的礼仪民间习惯，是对对方的尊重，能够给对方留下一个好印象，以便交往的顺利进行。
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不断发展，东西方的礼仪正在相互融合，西方人逐渐地接受了东方文化中重情感等合理因素，东方人也逐渐地接受了西方文化中先进文明的礼仪和交往方式。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而对礼仪产生的影响还很多,为此 出国 留学 网我就以下几方面具体探讨东西方文化差异对礼仪所产生的影响：
一、社会交往方式的差异对礼仪的影响
东西方文化都非常重视 人际交往 ，但在交往的观念、交往的方式上都有着明显的差别。如中国人热情好客，在人际交往中饱含热情，问寒问暖，似乎没有什么可保留的，对于了解有关年龄、职业、收入、婚姻状况、子女等问题，觉得都理所当然。而在西方国家中，特别重视对方的隐私权。个人稳私主要包括：个人状况(年龄、工作、收入、婚姻、子女等)、政治观念(支持或反对何种党派)、宗教信仰(信仰什么宗教)、个人行为动向(去何种地方，与谁交往、通信)等。凡是涉及到个人隐私的都不能直接过问。西方人一般不愿意干涉别人的私生活和个人隐私，也不愿意被别人干涉。比如，很多中国人会直接询问别人所买物品的价格。因为在中国人看来，物品的贵贱只是表示该物品的质量。
而在西方人眼里，如果你直接询问别人所购物品的价格，就可能是探问对方的经济条件，因此，这也是西方人的隐私，属于不宜直接询问的问题。如果你想了解该物品的价格，只能委婉地夸耀、赞赏该物品，而这样的情况下西方人一般也只告诉你该物品的贵或贱，一般不会告诉你准确价格。中国人见面打招呼时喜欢问一句“去哪儿啊?”，这是招呼的一种形式。而在美国，你如果问朋友上哪儿去，则可能会使对方尴尬，因为这也属于对方的隐私，是你不该过问的。另外，人际交往的空间距离可以分为亲密距离、个人距离、社交距离、公共距离四种。中国人的空间距离相对较近。我们在大街上经常可以看到两个中国少女挽臂亲昵而行，而在西方则很少见到。西方人觉得中国人过于亲近，而中国人又会觉得西方人过于冷淡、傲慢，过分疏远，是不友好的表现。如果中国人发现交际对方的衣服上有根线头，他会很自然地帮助对方摘掉;而在西方人眼里，这是不礼貌之举。中国人看到朋友穿了件非常漂亮的衣服，会上前摸一摸，询问价钱或质地;而西方人则不会这样做，他们更多的是羡慕，并直接赞美。概而言之，这都是东西方文化观念差异所致。东方人非常重义、重情，西方人则崇尚个人独立。
二、个人人生观的差异对礼仪的影响
(一)个人荣誉感与谦虚谨慎 西方人崇拜个人奋斗，尤其为个人取得的成就而自豪，从来不掩饰自己的自信心、荣誉感以及在获得成就后的狂喜。而相反，中国文化却不主张炫耀个人荣誉，则提倡谦虚谨慎。一般来说，中国人大多反对或蔑视王婆卖瓜式的自吹自擂，然而中国式的自我谦虚或自我否定却常常使西方人感到不满。例如，“your English is very good,”“No,no,my English is very poor”;“you've done a nice job,”“No,I don't think so.It's the result of joint efforts.”，这在中国人看来当然是一种谦虚的说法，而在西方人看来，不仅否定了自己，还否定了赞扬者的鉴赏力。可见，这种中国式的谦虚在西方资本主义的竞争市场是行不通的。
(二)自我中心与无私奉献 西方人自我中心意识和独立意识很强，主要表现在：1.自己为自己负责。在弱肉强食的社会，每个人生存方式及生存质量都取决于自己的能力，因此，每个人都必须自我奋斗，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2.不习惯关心他人，帮助他人，不过问他人的事情。正由于以上两点，主动帮助别人或接受别人帮助在西方往往就成为令人难堪的事。因为接受帮助只能证明自己无能，而主动帮助别人会被认为是干涉别人私事。 中国人的行为准则是“我对他人，对社会是否有用”，个人的价值是在奉献中体现出来的。中国文化推崇一种高尚的情操———无私奉献。在中国，主动关心别人，给人以无微不至的体贴是一种美德，因此，中国人不论别人的大事小事，家事私事都愿主动关心，而这在西方则会被视为“多管闲事”。
(三)创新精神与中庸之道 西方文化鼓励人民开拓创新，做一番前人未做过的、杰出超凡的事业。而传统的中国文化则要求人们不偏不倚，走中庸之道，中国人善于预见未来的危险性，更愿意维护现状，保持和谐。当然，近年来我国也大力提倡创新改革，但务实求稳之心态仍处处体现。冒险精神仍是不能与西方人相比的。 (四)个性自由与团结协作 西方人十分珍视个人自由，喜欢随心所欲，独往独行，不愿受限制。中国文化则更多地强调集体主义，主张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主张同甘共苦，团结合作，步调一致。
三、法制观念的不同对礼仪的影响
东方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代表，而儒家思想重义轻利。为了兄弟朋友的情义，可以网开一面，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其结果往往是行为过头，丧失了更多的应得利益。比如中国人重人情，人情味浓厚。有句老话：“血浓于水”“亲不亲，故乡人，美不美，家乡水。”这些话所包含的意思是人情影响判断，人情重于道义。“水”，即使不美，但只要是家乡水，那也就美了，这就是情重于理的表现。甚至有时会情重于法，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历来有情影响法的制度空间，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先讲合情，再讲合理，然后讲合法。
若合法而不合情合理，这法就难以执行，若合情合理，有法也可以不依。 而西方人则是倒过来的。西人重法，不重人情。法在理前，理在情前。我们时常看到西方父子之间、夫妻之间、朋友之间上法庭打官司。有些事明明不合情不合理，但合法，吃亏者也只有自认倒霉，旁观者也只能容忍。但若有的事不合法，即使合情合理，西人也会争论不休，直到闹上法庭。 在情理法的中国，人情味浓厚，什么事都可以想想办法，托托人情，走走关系。这是一种自然 保险 系统，人们容易在艰苦的环境下渡过难关。因此在中国，人事关系极为重要，生活之中充满天伦之乐。但也容易产生不公正;在法理情的西方国家，人情似纸，相互之间可说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有什么矛盾，先讲理，后上法庭，简单明了。西方人虽淡薄人情，却十分讲公正、平等，即使是一介草民，只要是真正合理合法，就是同总理打官司，他也照样可以打赢。在西方国家生活，有点像广寒宫里，富裕、 清明 、漂亮，却有一般寒冷之感。尤其是老人，孤孤单单，踽踽独行，在我们中国人看来甚是可怜。
四、社会习俗的不同对礼仪的影响
在东方文化中，男士往往倍受尊重，这主要受封建礼制男尊女卑观念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东方文化也主张男女平等，但在许多时候，男士的地位仍然较女士有优越性，女士仍有受歧视的现象。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尊重妇女是其传统风俗，女士优先是西方国家交际中的原则之一。无论在何种公共场合，男士都要照顾女士，比如，握手时，女士先伸手，然后男士才能随之;赴宴时，男士要先让女士坐下，女士先点菜，进门时，女士先行;上下电梯，女士在前等等。现在，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加深，西方的女士优先原则在东方国家也备受青睐。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也使东西方礼仪日趋融合、统一，更具国际化。
再如，在处理长幼关系时，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对待长者特别尊敬、孝敬。比如，在许多中国人看来，如果老人有子女，年老时子女把老人送到养老院或敬老院去生活，这就是不孝，过年过节儿女一般要和老人一起过。在中国农村一些地方，过年时，晚辈都要给长辈行跪拜礼。而在西方国家，由于崇尚自立，儿女成年后和父母间的来往则越来越少，致使许多老人时常感到孤独，晚年生活有一种凄凉感。
五、等级观念的差异对礼仪的影响
东方文化等级观念强烈。无论是在组织里，还是在家庭里，忽略等级、地位就是非礼。尽管传统礼制中的等级制度已被消除，但等级观念至今仍对东方文化产生影响。在中国，传统的君臣、父子等级观念在中国人的头脑中仍根深蒂固。父亲在儿子的眼中、教师在学生的眼中有着绝对的权威，家庭背景在人的成长中仍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另外，中国式的家庭结构比较复杂，传统的幸福家庭是四代同堂。在这样的家庭中，老人帮助照看小孩，儿孙们长大后帮助扶养老人，家庭成员之间互相依赖，互相帮助，密切了亲情关系。 在西方国家，除了英国等少数国家有着世袭贵族和森严的等级制度外，大多数西方国家都倡导平等观念。
特别在美国，崇尚人人平等，很少人以自己显赫的家庭背景为荣，也很少人以自己贫寒出身为耻，因他们都知道，只要自己努力，是一定能取得成功的。正如美国一句流行的 谚语 所言：“只要努力，牛仔也能当总统。”(If working hard, even acowboy can be president.)在家庭中，美国人不讲等级，只要彼此尊重，父母与子女可直呼其名。他们的家庭观念往往比较淡薄，不愿为家庭做出太多牺牲。 当然，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导致的礼仪上的差异还有很多，比如服饰礼仪、进餐礼仪等等，由于篇幅等多方面的制约，在此不能一一深入探讨。总之，中西方之间有各自的文化习惯，由此也产生了不少不同的交往习惯。因此，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对外交流、贸易的不断增加，我们不但有必要在与外国人交往或者前往别的国家去之前，了解对方国家的礼仪习惯，而且必须加强专业礼仪人才的培养，提高全民礼仪意识，这不仅是对对方的尊重，也给我们自己带来了便利，不但能避免了不必要的麻烦与误会，还能在现代社会的多方竞争中争取主动，取得良好的结果或效益。
不同的文化传统，使得人们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也存在着相当的文化差异。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中西方文化差异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中西方文化差异对日常交际的影响
【摘要】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中西方文化存在许多差异：整体性和个体性的差异;价值观与道德标准的差异;社会礼仪的差异;社会习俗的差异等。本文分析了文化差异对日常交际的影响。了解这些差异有助于更好地实现跨文化交际，避免出现文化休克。
【关键词】中西方文化;差异;交际;教学
1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不同的文化传统，使中西方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也存在着相当的文化差异。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过程中，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着根深蒂固的统治地位，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深刻而久远的影响。中国人向来以自我贬仰的思想作为处世经典，接人待物，举止言谈以谦虚为荣，以虚心为本，反对过分地显露自己表现自我。因此，中国文化体现出群体性的文化特征，这种群体性的文化特征是不允许把个人价值凌驾于群体利益之上的。
西方国家价值观的形成至少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的指导思想是人文主义，宣扬个人主义至上，竭力发展自己表现自我。生活中人们崇拜的是“强者”“英雄”。有本事，有才能的强者得到重用，缺乏自信的弱者只能落伍或被无情地淘汰。因此，西方文化体现出个体文化特征，这种个体性文化特征崇尚个人价值凌驾于群体利益之上。
文化的不同带来价值观念的不同。如old一词，中国人历来就有“尊老敬老”的传统。“老”在中文里表达尊敬的概念，如老祖宗，老爷爷，老先生,老张，老王等等。中国人往往以年龄大为荣。和别人谈话时，年龄越大，资格越老，也就越会得到别人的尊敬。“姜还是老的辣”。在我们看来，长者不仅是智慧的化身，也是威望的象征。然而，西方国家极少有人愿意倚老卖老而自称”old”。在他们看来，“old”是“不中用”的代名词，是和“不合潮流”“老而无用”的含义连在一起的。英美人不喜欢别人说自己老，更不会倚老卖老。在西方文化中，他们把年龄作为个人极为重要的隐私看待。尤其是女士，更忌讳别人问自己的年龄。即使愿意谈论自己的年龄，也要别人猜测其年龄，而此时，他们的真正目的是期望别人恭维他们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是多么年轻。又如，中西方两种文化在某些单词所带有褒贬色彩上有差异。如：ambition一词，本身具有褒贬两种含义。中国人用其贬义，表示“野心勃勃”，而英美人则取其褒义，表示“雄心壮志”。Aggressive一词，中国人常用来形容某人“挑衅”“好斗”，而美国人则用来形容某人“进取上进，有开拓精神”。
2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性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了中西方有如此多的文化差异，而文化差异又是跨文化交际的障碍。社会的发展将各个不同的国家纳入到一个共同的“地球村”中，跨文化交际成为每个民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例如，一个企业如果想让自己的产品畅销国际市场，不仅需要优质的产品质量，而且需要深入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使该产品在包装设计和实用性方面符合对象国民众的心理需求。如，在中国，“龙(dragon)”是我们的精神图腾，是吉祥和权力的象征，中国人也以作为龙的传人而倍感自豪，然而在西方人眼中，对“龙”就没有这份特殊的情感，甚至将“龙”理解为一种张牙舞爪的可怕怪物。如果某一企业家对此不甚了解，将印有“龙”图案的产品推向国际市场，试想这种产品能否刺激西方人的购买欲?能否给企业创造高效益。所以，克服文化差异造成的交际障碍已经成为面临的问题。在英语教学中在重视语言能力的教学的同时，特别要注意在日常教学中发展学生的交际能力，将语言的文化差异在英语教学中作为一个重要问题对待。
3日常交际中应注意的问题
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在日常交际中体现在很多方面，在英语学习中应充分地了解这些差异。
3.1日常问候
中国人日常打招呼习惯于问：“你吃饭了吗?”，如果你跟英语国家的人这样说，他们会产生误解，认为你是想请他们吃。，英语国家人打招呼通常以天气，健康状况，交通，体育以及兴趣爱好为话题。又如，中国人见到熟人习惯问：“去哪里?”，如果对西方人也这样问候，他们可能会很不高兴地回答：“不关你的事。”西方人问候时常说:”Goodmorning/afternoon/evening”,”How are you doing?”，熟人间也可以说：“Hello”或“Hi”.
3.2日常称呼
汉语中的亲属称谓有泛化使用的倾向，常用于非亲属之间：年轻人对长辈称“叔叔”“阿姨”;对平辈称“大哥”“大姐”。但在英语中，亲属称谓不广泛地用于社交。如果我们对母语是英语的长辈称“UncleTom”，对方听了会觉得非常奇怪。英语文化中只有关系十分密切的情况下才使用此类亲属称谓。又如中国学生经常把“王老师”称为“Teacher Wang”。其实，英语中teacher只是一种职业;而中国人有尊师的传统，“教师”已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而成为一种对人的尊重，西方人听起来却感觉不可思议。英语中称呼人一般用Mr.,Miss,Mrs.Ms等。
3.3感谢
一般来说，我们中国人在家族成员之间很少用“谢谢”。如果用了，听起来会很怪，或相互关系上有了距离。而在英语国家“Thank you.”几乎用于一切场合，所有人之间，即使父母与子女，兄弟姐妹之间也不例外。送上一瓶饮料，准备一桌美餐，对方都会说一声“Thank you.”公共场合，不管别人帮你什么忙，你都要道一声“Thank you..”这是最起码的礼节。
3.4请客
在请客吃饭时，主人会问是否要再吃点或喝点什么时，我们通常习惯于先客气一番，回答：“不用了”“别麻烦了”等。如果与西方人交往时也这样说，对方就不会坚持再劝你，很可能你都吃不饱。按照英语国家的习惯，你若想要，就不必推辞，说声“Yes,please.”若不想要，只要说“No,thanks.”就行了。这也充分体现了中国人交往中的含蓄和西方人直率的不同。
3.5隐私
中国人初次见面经常问及年龄，婚姻，收入，表示关心，而英语国家却对此比较反感，认为这些都涉及个人隐私，因为英语国家人都希望自己在对方眼中显得年轻，对自己实际年龄秘而不宣，妇女更是如此。再如中国人表示关心时，经常问“你在干什么?”，在英语中就成为刺探别人隐私的审问，监视别人的话语而使人很不高兴。
3.6节日及接受礼物
中国和英语国家的文化差异还显著地表现在节日方面。除中国和英语国家共同的节日外，双方还各有自己独特的节日。中国有春节﹑元宵节和端午节等，英语国家有情人节﹑复活节﹑愚人节﹑感恩节﹑圣诞节等。中西方节日的风俗习惯也很不
相同。在节日里，对于别人送来的礼物，中国人往往要推辞一番，表现得无可奈何地接受，接受后一般也不当面打开。如果当面打开并喜形于色，可能招致“贪财”的嫌疑。而在英语文化中，人们对别人送的礼品，一般都要当面打开称赞一番，并且欣然道谢。
4结语
在英语教学中，文化知识的教学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教师应该采用不同的方法提高学生对文化的敏感性，培养文化意识，例如：加强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比较，将中西文化在称呼，招呼语等等谈话题材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渗透到教学中。总之，中西方的文化存在着很多差异，在英语教学中不能只单纯注意语言教学，而必须加强语言的文化导入，重视语言文化差异对语言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在日常生活中不仅能说出正确的英语句子，而且知道面对西方人的时候应该说什么，避免出现交际中的尴尬。
【参考文献】
[1]李常磊.英美文化博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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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从餐桌礼仪看中西文化差异
[论文摘要]从比较中西餐桌礼仪的餐具使用差异、座次安排差异、就餐氛围差异、及餐桌话语差异四个方面来看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差异，旨在说明坚持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要采用一个客观、宽容、尊重的心态对待异国文化以便能在跨文化交际中能恰当地、得体地进行交际。
[论文关键词]餐桌礼仪
易中天先生曾经在《餐桌上的文化》里对中西文化进行了精妙阐释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的思想内核则是“个体意识”。所以西方人即使请客吃饭，也是各点各的菜、各喝各的酒，以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中国文化则认为个人的意志，必须服从群体的共同意志。其目的既然意在人情，意在血缘，则其方式礼仪，自然也就以和为贵了，因此中国人爱聚餐、喜共食、讲和合。笔者认为在跨文化交际中，面对陌生文化，因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不同，交往过程中难免发生文化冲突。笔者从如下四个方面对中西餐桌礼仪进行简单的比较，以便在跨文化交际中能恰当地、得体地进行交际。
一、从餐具使用上看中西文化差异
筷子刀叉是中西餐桌礼仪最基本差异。浙江大学游修龄教授认为：东西方出现进食工具筷子和刀叉的不同，和有关系。筷子要发源于有竹子的地方。我国北方多木，南方多竹，祖先就地取材，竹木均成为我国最原始的筷箸原料。刀叉的出现比筷子要晚很多。据游修龄教授的研究，刀叉的最初起源和欧洲古代游牧的生活习惯有关，他们马上生活随身带刀，往往将肉烧熟，割下来就吃。大约15世纪前后，为了改进进餐的姿势，欧洲人才使用了双尖的叉。到18世纪才有了四个叉尖的叉子。刀叉和筷子，不仅带来了进食习惯的差异，还影响了东西方人生活观念。游修龄教授认为，刀叉必然带来分食制，而筷子肯定与家庭成员围坐桌边共同进餐相配。西方一开始就分吃，由此衍生出西方人讲究独立，子女长大后就独立闯世界的想法和习惯。而筷子带来的合餐制，突出了老老少少坐一起的家庭单元，从而让东方人拥有了比较牢固的家庭观念。笔者提醒在使用餐具时中西均有不同的规范。如中餐进餐时不可玩弄筷子(把它们当鼓槌是非常失礼的做法)，更不可以用筷子向人指指点点或打手势示意。当然，绝对不可吸吮筷子或把筷子插在米饭中，这是大忌(这好像葬礼上的香烛，被认为是不吉利的)。在使用刀叉时也有一些禁忌。如 手里拿着刀叉时切勿指手画脚。发言或交谈时，应将刀叉放在盘上才合乎礼仪。忌用自己的餐具为别人夹菜。餐具掉落不要弯腰拾捡。餐品不要一次性切好，尤其带汤汁的餐品，要一小块的逐一切食等等。
二、从座次安排上看中西文化差异
中西都讲究正式的宴请活动的座次安排。中国人请客传统上用八仙桌。对门为上，两边为偏座。请客时，年长者、主宾或地位高的人坐上座，男女主人或陪客者坐下座，其余客人按顺序坐偏座。西方人请客用长桌，男女主人分坐两端，然后按男女主宾和一般客人的次序安排座位，即男女穿插安排，以女主人的座位为准，主宾坐在女主人的右上方，主宾夫人坐在男主人的右上方，讲究“女士优先”的西方绅士，都会表现出对女士的殷勤。在中国，左为尊，右为次;上为尊，下为次;中为尊，偏为次。而在西方，右为尊，左为次。
笔者特别提示西餐入座礼仪：最得体的入座方式是从左侧入座。手肘不要放在桌面上，不可跷足。不可在进餐时中途退席(如有事确需离开应向左右的客人小声打招呼)。用餐时，坐姿端正，背挺直，脖子伸长。上臂和背部要靠到椅背,腹部和桌子保持约一个拳头的距离。记得要抬头挺胸着吃，在把面前的食物送进口中时，要以食物就口，而非弯下腰以口去就食物。
三、从就餐氛围上看中西文化差异
中国人餐桌上的闹与西方餐桌上的静是中西餐桌礼仪最根本差异。餐桌气氛上的差异，中国餐桌上动，西方餐桌上静。中国人以食为人生之至乐，排场之大，气氛之热闹常常令人叹为观止。中国人一坐上餐桌，便滔滔不绝，相互让菜，劝酒，尽情的享受山珍海味，美味佳肴。这样的宴客方式才能体现主人的热情和诚恳，餐桌上的热闹反映了食客发自内心的欢快。这种“闹”能从某种程度上折射中国人家庭温馨、邻里和睦、国人团结的“一团和气”。西方人一坐到餐桌上便专心致志的去静静的切割自家的盘中餐。喝汤时不能发出响声，如汤菜过热，可待稍凉后再吃，不要用嘴吹。吃东西时要闭嘴咀嚼。不要舔嘴唇或咂嘴发出声音。进餐时可以与左右客人交谈，但不要只同几个熟人交谈。左右客人如不认识，可先自我介绍。别人讲话不可搭嘴插话。音量保持对方能听见的程度。咀嚼食物不要说话，即使有人同你讲话，也要等咽下食物后再回答。
四、从餐桌话语上看中西文化差异
中国人请客吃饭时，摆在桌上的菜花样繁多，至少有七、八道菜，如果是盛宴，主菜会更多，越名贵、越奇特的菜会越显示主任的殷勤和客人的身份。而主人却往往要说“今天没有什么好菜招待大家”、“菜做得不好，多吃一点” “多多包涵”、 “怠慢了您”之类的话。而西方盛宴一般四至五道菜，份量以吃完或稍有剩余为最佳。如果在家里，最好是吃完所有的菜，这样女主人会很高兴，认为大家喜欢她做的菜。面对丰盛的宴席，主人会说“已经倾其所有来招待大家” 的话。对中西主人的餐桌话语进行推理，很容易得出：中国人遵循了“贬己尊人”的原则。而西方人强调效率和实用主义价值观，在交际中十分注重自身面子的需要。如在宴席上西方人不议论令人作呕之事，会千方百计采用含蓄文雅的词来替代toilet，如：“Where can I wash my hand?”、“I wonder if I could go somewhere.”、“ Can I add some powder?”等。另外，在西方国家不要问“吃饭了吗?”等我国习惯的问候语。“您吃饭了吗?”容易使人莫名其妙，甚至会出现误会。如在英国，你若问人吃饭没有，其含义是你有意请对方吃饭;这对于未婚男女，则表明你有意约会对方。
五、结语
世界上各种文化都是平等的。文化无优劣之分。应该避免用自己的文化、、价值观作为标准去衡量、评判而应采用一种客观的、宽容的态度对待异国文化;同时，又要避免盲目的追随、模仿异国文化，而应坚持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
参考文献：
[1]易中天，《餐桌上的文化》，《文汇报.笔会》.
[2]林大津，《跨文化交际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10：92-127.
[3]李天民，《现代国际礼仪知识》，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2003.12：109.
这个要看导师口未,没统一规定,哪个个题目比较容易写容易写的题目,说不顶导师要求更苛刻,所以呢,你要把握好,你要懂这道理
韩语的毕业论文可以写中韩文化对比,跟你一个专业,我也是当时无法下手,让莫文网帮忙解决的,很靠谱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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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啊，我今年毕业的，我的论文题目是中韩儒学价值观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