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渠中李明阳的结局是李明阳最后得到了澄清。为了红旗渠的修建，他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但经过调查，最后方成东对此事发表自己的看法，并衷心地向林捷和林县县委致敬，他们是廉洁奉公、严于律己的楷模。《红旗渠》是由康宁执导，于震、安悦溪领衔主演，曾黎、徐光宇、马东延、李勤勤、寇振海、杜月刚特邀主演，许之糯、景乐、陈彻、陶醉、徐申东、俞思远主演的红色献礼剧。该剧讲述了林县人民为改变世代缺水的现状，迎难而上、攻坚克难，从太行山腰修建红旗渠的故事。
李庆京，又名李明阳，号：慧源。男，汉族，1948年生，四川岳池人，大学文化（毕业于南充农学院和成都中医学院），机关干部(已退休)。研究员，高级预测策划师。全国动物研究会成员;金城诗社和诗词学会理事，诗刊副主编；中国科技研究交流中心研究员；中国国际交流出版社特约编委；中国易学研究会特约研究员；宏名轩高级预测策划师，名号专家。中国艺术家交流协会名誉主席。1985年来，先后荣获部、省、地（市）、县级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各多次，多次荣获农业、市、县府先进工作者。在国家、省级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38篇，著述出版专著6部（册）。创作的诗词有100余首(篇）被选入《中国当代诗词选》、《中国当代诗词名家精品选》等书中；1998年获中国当代诗词精品二等奖；2003年被授予“当代中华诗神”称号；2009年荣获中国当代诗词、格言名家精品特等奖，同时被授予“中国当代文学之星”荣誉称号。慧源聪慧好学，学识渊博，知识面广，爱好诗词书画及国学、历史、文学、哲学、气功；通晓阴阳五行、中西医学、易经、命理学、手、面相学、姓名学。三十多来来，为探索传统文化的奥秘，博览古今秘典，遍访奇人异士，广交佛道高人，吸取各家精华，将医学、易学、哲学、心理学、命理学、相学等多门学科融为一体。理论的活力植根于实践，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十多年来，慧源热忱为社会各界人士预测过去与未来之事，每年上万人次，准确率极高，令人叹服!应用祖国医学，悬壶济世，诊治疑难杂症屡，屡见奇效!深受社会各界公认好评；为个人和单位取名，改名遍及各地城乡。弘扬传统文化，造福社会大众，是慧源一生的追求。其姓名和业绩先后被收编人《中国专家人名辞典》、《中华人物辞海》、《世界文化名人辞海》、《中国世纪专家辞典》、《世界名人录》、《中国专家大辞典》、《中华李氏大典》等10多部国家出版的辞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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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自身属于文化范畴，文化与教育的关系最为直接和密切。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浅谈教育与文化关系的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浅谈教育与文化关系的论文篇一
《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述评》
摘要：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对于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开始开展。本文根据不同时期呈现的特点，将其分为起步时期、初步发展时期和多元化发展时期，通过对各个时期的研究概况作系统的梳理和分析，总结出研究的成果和存在的不足，以对进一步研究尽绵薄之力。
关键词：高等教育;文化关系;研究述评
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界，关于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受到关注，当时伴随着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发展，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经济要发展，教育要先行。在这一文化背景下，教育理论、教育实践的发展备受各界人士的瞩目。此外，80年代出现了“文化热”，促进了此问题的研究。到90年代及新世纪以后呈现出了新态势和新特点。总的说来，学术界对此的研究并不成熟，探究高等教育与文化的关系颇有意义。我根据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研究在不同时期的特点，将其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并总结出一些特点，为进一步研究提出建议。
一、起步时期(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
关于高等教育与文化的关系的阐述，是在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中初见端倪的。1980年，潘懋元在为一机部所属高校领导干部教育科学研究班讲学时，第一次提出了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其中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指：“从整个社会来说，教育跟政治经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教育所摆的位置和在社会中所承担的任务。”[1]这里的“其他社会现象”还未提及文化的因素。1983年，潘懋元编写的《高等教育学讲座》对教育内外部规律问题做进一步的阐述和分析，把外部关系规律修正为：“教育的外部规律是指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2]明确提出了教育与文化的关系。1988年，潘懋元发表了第一篇关于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的论文――《教育的基本规律及其相互关系》，将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表述为：“教育必须受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所制约，并为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服务。”[3]认为教育受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制约、受社会制度的制约，这两种制约因素又需要文化传统这个制约因素的折光反射出来。以上所述都是由一般教育层面来论述的，并未涉及高等教育层面，是谓“小荷才露尖尖角”。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内掀起一股“文化热”，高等教育与文化的关系开始受到高等教育界的关注。1989年，潘懋元、邬大光合作发表了《文化传统与高等教育的理论思考》，第一次从理论上明晰了高等教育与文化的关系。他们首先分析了文化传统对高等教育的作用：“高等教育作为培养人才的社会活动和传递文化的载体与文化传统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等各种因素对高等教育的制约往往要通过文化传统的折光反射出来。”[4]如前所述，潘懋元在1988年论述教育的基本规律问题提及教育受文化传统制约，是从一般教育的层面来阐述的，而这篇论文将教育的基本规律问题具体化到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上来。1990年，潘懋元在《教育外部关系规律辨析》一文中再次明确提出：“文化传统也是制约教育的重要因素。”[5]并论述了高等教育对文化的作用是保存、传递、改造和创新文化。储皖中则对专门高等教育的文化功能作了更为具体和深入的分析，分别为：一是传递文化，二是促进文化传播、交流和融合，三是助于对文化进行选择、整理和改造，四是创造文化。[6]
在这一时期，对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进行研究的学者较少。一部分研究只是从一般教育的层面简要探讨教育与文化的关系，散见于几本著作之中。尽管如此，起步时期的研究为高等教育理论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体现在：首先，开始认识到高等教育与文化是有着重要关系的;其次，明确高等教育面对文化传统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和取舍原则。
二、初步发展时期(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高等教育与文化的关系的研究才在高教理论界得到重视。主要代表人物有潘懋元、张应强等，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此外，朱国仁、何云坤、刘海峰、黄福涛、吴岩、侯定凯和薛彦华等人也发表文章参与讨论。归纳如下：
(一)将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推向深入。潘懋元对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论述概括为两种关系(外部关系和内部关系)、两重作用(直接作用和中介作用)和两大功能(传承和创新)[7]，为此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框架和线索。一些学者对上述关系、作用与功能及其他相关问题展开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其中高等教育的文化功能的研究较为集中，朱国仁、薛彦华、张应强和何云坤等对文化的选择、创造、批判、整合等功能专门撰文阐述。黄福涛则从比较和历史的视角考察了不同时期、不同国家高等教育与文化的关系。[8]此外，开始明确了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意义。张应强提出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摆脱苏联教育学模式，形成完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有利于人们加深对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理解;推动和深化人们对教育与政治、经济关系的理论研究和认识;还可能促使“高等教育文化学”的产生。[9]正如潘懋元为张应强的著作《文化视野中的高等教育》作序时谈道：“研究高等教育的历史与现状，瞻望高等教育的未来，都不能只看到经济、政治与高等教育的关系，而不对文化与高等教育的关系有深入的理解。否则就会对许多高等教育现象迷惑不解，对许多高等教育问题思考不周，对高等教育发展的预见简单化;从而对21世纪高等教育所面临的挑战，也难以提出周详准确的对策。因此，从文化的视野研究高等教育很有必要。”[10]
(二)加深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识，确立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注重阐述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吸纳、传承和传播，并与现代化、国际化接轨。刘海峰用历史的视角分析了传统文化与高等教育的深刻关系，传统文化对近现代高等教育有相当的影响，在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后，中西教育模式经历了冲击、汇聚和融合的过程。[11]别敦荣提出我国的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国高等教育的鲜明的、强烈的民族特性，必须认清我国高等教育的民族特性，而不能一味地“国际化”或“某国化”。[12]张应强总结了传统文化的特性，分别是高度的综合性、广泛的弥漫性、显著的民族差异性和强大的历史惯性等四个方面，提出：“高等教育改革只能是对传统文化的‘主动适应’。”[13]吴岩则提出“新生中国本土化文化”这一概念，新生本土化文化是西方现代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自然在这个群体中经过比较、冲突、碰撞、融合、提炼而形成的新型文化。[14]此外，潘懋元和张应强在合作的两篇文章分别谈及了传统文化与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问题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国外的传播和现代价值。[15]
三、多元化发展时期(进入21世纪以来)
进入新世纪以来，高等教育与文化的关系研究呈现出了新的特点。90年代研究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有关学者，兴趣转移，并未将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一直坚持下来。关于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从理论上系统探讨“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较少，大多研究以高等教育的微观领域和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走向多元。总结如下。
(一)联系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趋势和新背景。21世纪，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是高等教育多元化，具体表现为国际化、大众化、民营化、地方化和终身化。在近十年来，已有的关于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研究从国际化和大众化出发。从国际化出发的有郭继超的《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中的文化双向互动》，宋彩萍的《全球化・民族文化・高等教育》，张红霞的《高等教育课程国际化的文化思考――兼谈通识教育课程改革》，戚务念和何齐宗的《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文化取向》，白杰瑞和赵振洲的《推进中国高等教育全球化进程：国际化与多元文化的链接》等文章。从大众化出发的有洪芳的《社会文化视野中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问题》，李雯和欧阳玉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文化解读》，薛天祥的《大众化是一种文化精神――兼评〈大众高等教育论〉一书》。此外，还有学者将多元文化格局作为大背景，如张云洁的《试论多元文化格局下我国高等教育的文化使命》。
(二)关注中国教育发展的实际问题。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存在着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一些学者关注到由此而引发的教育发展问题，体现在关注西部高等教育、农村教育和家庭文化背景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等。比如有学者通过田野调查，认为高等教育应该承担起农村教育的文化使命。[16]
(三)研究视野更为开阔，研究方法更为丰富。除了涉及高校内部的微观领域外，还涉及社会的宏观领域。除了用本学科的知识进行阐述外，还运用了跨学科的视角。在高校微观领域方面，比如以“大学文化”或高校“校园文化”为主题进行的研究比较丰富。在社会宏观领域方面，比如黄琦提出要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17]在跨学科视角方面，如张万红和彭勃合作的文章《高等教育资源的分类及文化资源的培植》有所体现。在研究方法方面，一些研究运用了比较研究法对不同国家的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进行探讨。陈昌贵和王璐从美国传统文化出发分析了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18]高桂娟和李敏则从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为考察对象，分析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之所以享誉世界是因为英国独特的文化传统，以此作为中国完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参照。[19]
(四)出版了几本专著。继1999年张应强的专著《文化视野中的高等教育》后，2000年，顾冠华和沈广斌合著了《中国传统文化与高等教育》一书，全书从文化与高等教育之本质特征及相互关系出发，分别从观念层面、制度层面、操作层面等方面深入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教育的特点与优劣，研究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我国当代高等教育的借鉴意义，以及两者间内在的互动功效。2001年，潘懋元主编了《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里面有专门一章以文化的视野来看高等教育。可见，专门论述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专著并不多，但文化的研究见于教育学、高等教育学或教育哲学的书籍之中。在承认已取得的成果的同时，也应看到还有发展的余地。
四、结语
本文梳理了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概况和特点，由此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此研究的成果与存在的不足，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基础。对于高等教育与文化的研究，我提出一些见解。
(一)要注重研究方法的创新。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运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理论思辨的方法。进入新世纪以后，开始运用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和调查研究法等。从宏观走向微观，是发展的必然，也必然要求运用更为丰富的研究方法。在西方，对文化的研究更多地采用人类学的学科知识进行分析，亦值得我们借鉴。
(二)要考虑高等教育如何为建设新文化服务。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高等教育改革只能是对传统文化的“主动适应”、高等教育对文化具有创造功能。进入21世纪，高等教育如果仅仅停留在对文化的适应和创造上，就显然是不够的，高等教育对文化应该有引领的作用，从而实现从适应―创造―引领的功能的转变。
(三)要注意新兴文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及作用。目前，进入多元化、全球化和信息网络时代，瞬息万变，各种各样的新事物层出不穷，高等教育在这种环境下如何吸取有益的成分为高等教育服务，亦值得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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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高桂娟，李敏.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中的文化力量[J].江苏高教，2008，(6)：146-148.
浅谈教育与文化关系的论文篇二
《浅谈教育与文化的关系》
摘要：教育自身属于文化范畴，文化与教育的关系最为直接和密切。本文在分析了教育与文化的关系基础上，探讨了新时期教育与文化的应变，从而深刻揭示了教育与文化的内在的本质联系，对于准确把握教育的文化本性和教育与文化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教育;文化;关系中图分类号：D523.34文献标识码：A
引言
“教育”与“文化”词源上的同义性，反映了教育与文化关系的密切性。在汉语中，“文化”一词由“人文化成”简化而来，按照其字面意义来解释就是“文而化之”，其基本含义是通过文治教化把人培养成有教养的人的过程，即“教化”的意思。由此可见，“文化”与“教育”在词源上都是有直接联系的，以至于有人认为“教育即文化，文化即教育”，这些都反映了教育与文化的紧密联系。
一、教育与文化的关系
1.教育是文化的表现形式
文化人类学家认为，文化是一个含义广泛的名词，它包括人类通过后人的学习所掌握的各种思想和技巧，以及用这种思想和技巧创造出来的物质文明。文化人类学是从物质生产、社会结构、人群组织、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各个方面研究整个人类文化的起源、成长、变迁和进化的过程，并且比较各民族、各部族、各国家、各地区、各社团的文化相同之点和相异之点，借以发现文化的普遍性以及个别的文化模式，从而总结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社会学家认为，文化是人类群体或社会的共享成果，这些共有产物不仅仅包括价值观、语言、知识，而且包括物质对象。所有群体和社会的人们共享非物质文化――抽象和无形的人类创造，如“是”与“非”的定义、沟通的媒介、有关环境的知识和处事的方式。人们也共享物质文化――物质对象的主体，它折射了非物质文化的意义。人类社会的行为模式不仅仅依赖于遗传，而且还依赖于人类文化。人类行为深受我们生长在其中的文化的影响。
就教育而言，可分为两个紧密相联的组成部分：教育活动和教育理论。两者实际上分属文化的不同层面。教育活动隶属文化的制度层面，而教育理论则隶属文化的精神层面。在教育活动中，学校教育本身就是“制度化教育”的代名词，其“制度”色彩自不待言，就是非正规、非正式教育也并非是杂乱无章的、零散的，“制度化”的成分在其中仍占着重要地位。从教育理论的角度来讲，教育又是文化的精神层面这一大家庭中的一员。它所产生的思想观念是人类知识宝库的一部分;它所形成的价值规范是人类价值判断体系的一分子;它所需要的技能、技巧是人类艺术百花园中的一枝;它于文化的精神层面，实是生于斯，长于斯，又丰富于斯。
2.文化的流变制约着教育发展的历程
文化并非只是静态地固守其传统，它在历史长河中屡有变迁，教育也随之嬗变更迭。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初阶段。知识的构成形态具有原始性，是以直接经验为主，并以感性的、现实的形态存在于社会实践之中的。这种原始的文化形态，完全可以用口耳相传的教育方式传至下一代。在这里，原始的、自然形态的教育方式与文化积累之间并不存在不相适应的矛盾。传授知识，要求施教者和受教育者付出更多的劳动，进行更多的专门训练，因而不能仅仅通过生产和生活中运用简单的示范和模仿，必须要创新专门的传授工具、专门的传授场所以及专门的途径，当然更需要专门的施教人员。在这种情况下，教育逐步成为专门的社会实践活动，学校成了专门施教的场所。
在当今世界，现代化已成为一个中心议题，一些发达国家已在很大程度上将其付诸于实践，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已吹响了现代化的号角。文化现代化，建构新的文化观――这一现代化中或许是最富有渗透性的一面正在深入人心。与此相应，教育的现代化也扬起了风帆，建设现代化的国家正在使自己的一套教育制度适应其具体的要求，使各种类型的教育活动整合于一个共同的制度框架，不断加强教育活动之间的统一性和相互联系。
3.教育可以传播文化，蕴育和创造文化，促进文化变迁
传播在文化变迁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指文化从一个社会传到另一个社会、从一个区域传到另一个区域的流动现象。文化传播离不开一定的传播关系、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教育利用其得天独厚的条件，为文化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第一，教育可以对传播内容加以选择整理;第二，教育过程中可随时接受反馈，修正传播内容、渠道，避免所传文化的失真;第三，传播者大多是“闻道在先”的，值得信赖，易于为受传者接受;第四，传者与受传者即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可建立起稳定、亲密的联系;第五，可利用远距离教育、班级授课等组织形式，大范围地进行文化传播。创新是文化变迁的另一重要维度。从一定意义上讲，教育过程就是创造文化的过程。教育在传递、传播文化的过程中，从来就不是简单地复制文化，它或因社会变革、受教育者不同的身心状况以及教育者自身价值观的差异，赋予已有文化以新的文化意义;或因融合、汇总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使原有文化发生性质、功能等方面的变化，衍生出新的文化要素。这些新的文化意义或文化要素往往会成为文化创造和革新的萌芽。
二、新时期教育与文化的应变
教育与文化的内在联系决定了新时期的教育必然会对文化的变迁有所应对，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1.文化对教育的调适
教育对新时期文化的适应性调整不仅是教育中人的主观意欲而且也是教育发展的客观需要，是新时期教育变革的大势所趋。教育受文化所趋而进行的调适在教育的各个层级都应有所体现，但鉴于任何文化首先是一种价值之源，则文化对教育的调适最应该在教育价值的提升上有所反映。
教育作为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实践活动，能够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不断满足人类的需要，因此，从它产生的时候起，便具有了价值属性。“所谓教育价值，是指作为客体的教育现象的属性与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人的需要之间的一种特定的关系。”对这种关系的不同认识、评价、界定或描述就构成了人们的教育价值理念。教育价值理念作用于人们的教育行为是以意识为中介的，而这种意识的形成必然来源于意识主体所处的文化语境。这一点在当前文化形态下表现为，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把教育当作发展和完善自己的重要手段，作为实现自己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
在新时期的文化形态下，教育价值要凸显文化中的主流因素即现代性文化的精华，就不应只是有利于实现技术的现代性文化而更要追求解放的现代性文化。亦即，教育价值不应只是迅速发展的社会所需求的有利于创造物质财富的价值，这种价值如同技术的现代性文化一样，虽然是我国新时期社会转型发展正需要的，但它只是一种阶段性的价值而非教育的永恒价值。教育价值对新时期文化的调适还应该表现在教育对人性的合理自由与相对理性以及对社会民主与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在此，教育作为文化的承载者与传递者，理应承担起创新文化的使命。
2.教育对文化的创新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综合探讨教育对文化进行创新的可能。
一方面，我国传统型文化的核心就在于道德中心主义，这种道德中心主义重伦理规范、人伦关系，对维系社会及家庭的和谐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但是，这种极端的道德中心主义又确实钳制了人们的自由意志和民主意识，一直以来的教育活动也是以社会道德及伦理规范为蓝本来塑造受教育者的思维模式和行动方式。在这种保守的道德中心主义的传统文化导引下，教育之于社会生产力及人自身意义上的生存发展的价值就难以得到彰显。在当前社会转型的新时期，教育应该培养具有独立理性、科学精神、民主观念等现代文化精神及公德意识的现代公民，而不是缺乏自主判断和个人意识的传统意义上的臣民或顺民。唯此，教育方能通过对人的影响反作用于文化，进一步推进当前文化的现代创新，步入现代文明。
另一方面，西方现代性文化的核心精神如自由、理性、科学、民主等意识极大地推动了社会文明的进步和发展，无疑应该在新时期深深地植根到我们的教育价值中。那么，我们的教育应辩证对待西方现代文化，在具体的教育过程中就应该更多地弘扬人文精神，突出受教育者的个人生活空同的建构和人文关怀精神的养成。亦即，当前文化形态下的教育理念在输入西方现代文化中那些我们所缺乏的诸如科学民主意识和自由理性精神等优秀元素的同时，不应舍弃传统型文化中仍具有现代意义并且经过适度改造后将具有永恒价值的精华元素。在新时期，教育负载着现代理性文化启蒙的时代重任，同时也应承担起传统人文精神升华的历史使命。
此外，相对于后现代主义思潮而言，尽管其语义含混、内涵不明，但其反本质主义、反中心主义、反绝对主义、反基础主义等理论特征，零散化、边缘化、平面化等文化特征，以及分裂、偶然、不确定、非连续、不可表达、不可设定等思维和心理特征也对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那么，我们在今天的教育过程中则应更多地给人以自由思维的空间，给人的个性以充分发展的可能。但是，“后现代性从现代性而来，只有吸纳了现代性之后，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的后现代性潜质才能转化成同现代性相辅相成的活力。”因此，新时期的教育对文化的创新关键，仍在于从传统型向现代性文化嬗变过程中对道德中心主义的扬弃及对工具或价值理性的审度。
结语
从文化与教育关系的认识中，我们不难看出，文化与教育的确是一种共生关系。没有文化，就不会有教育。如果抽去了文化，教育就不仅失却其内容，而且会失却其作用，教育也就无从谈起。同样，抛却了教育，文化就成了不可思议之物，无由存在和发展。文化与教育的关系是互相部分包含，互相作用，并互为目的与手段的交融关系。
参考文献
[1]周昌忠，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型[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在青藏高原东缘龙门山地区发生了汶川8级强烈地震，成为继2001年11月14日昆仑山口西8.1级地震之后在中国大陆发生的又一次强烈地震，造成了惨重的人员伤亡和巨大的财产损失。
面对“5·12”汶川8级地震突发灾害，中国地质科学院组织专家，最先对发震动力学背景进行了科学分析，第一时间奔赴震中地区开展地表破裂变形与地震地质灾害调查。随后组织来自院本部、地质研究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和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所的80余位科学家，系统开展地震科学钻探选址、活动断裂与地震变形观测、地应力测量、地质灾害地面调查、堰塞湖与水工环综合评价。6位专家参加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编辑出版《汶川地震灾区地震—地质灾害图集》，组织召开汶川地震动力学分析研讨会，2位专家参加国土资源部抗震救灾前方指挥部工作。在第33届国际地质大会期间，组织汶川地震大型展览，应邀作汶川地震、地震科学钻、地表破裂等学术报告，受到国际同行的高度关注。组织申报汶川地震断裂带科学钻探工程，2008年11月第一口地震科学钻开工；组织落实国家专项、“973”课题、地质调查项目等科研任务，有效地调整了面向地质灾害的学科结构和人才布局。
在2008年度科技成果汇报交流暨十大科技进展评选会，许志琴院士作汶川大地震发震背景与科学钻探报告，董树文、吴珍汉研究员作汶川大地震中国地质科学院的快速反应报告，评委会将“5·12汶川地震后中国地质科学院的快速反应与调查研究”评选为中国地质科学院2008年度科技特别进展。
中国地质科学院领导为首批赴震区调查组送行
第一时间组织开展发震动力学背景分析和地震地质灾害考察
“5·12”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国地质科学院专家以高度的责任心，最先对发震动力学背景进行了科学分析；5月14日董树文、张岳桥研究员等科学分析了汶川地震发生动力学背景，彭华研究员等报道了汶川地震前地应力异常资料，并通过中国地质调查局《汶川地震简报》（2,3）上报国土资源部。2008年5月15日许志琴、董树文等参加中国地质调查局汶川地震机制会商会，讨论了地震背景和机理。2008年5月18日通过新华社面向国内外发布发震构造背景、地震破裂性质和余震长期活动的科学报告，全国各媒体纷纷转载。
2008年5月16～24日，院组织以董树文副院长为领队，由吴珍汉研究员、张岳桥研究员、张永双研究员、陈正乐研究员、杨农研究员、雷伟志副研究员、石菊松博士、施伟博士共9位专家组成的中国地质科学院地震地质灾害考察队，爬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冒着生命危险，克服重重困难，深入地震重灾区北川县城、映秀镇、陈家坝、青川县城、关庄镇与红光镇东部，实地考察活动断裂、地震破裂与地震地质灾害，获得汶川8级强烈地震地表变形、地震灾害和地震触发地质灾害第一手宝贵观测资料。6月6日完成第一篇汶川地震地表破裂论文，7月份发表在《地质学报》（英文版）。
中国地质科学院考察队向国土资源部抗震救灾指挥部提交了多份有价值的考察报告，向当地政府和群众提供了及时有效的地震科学知识及抗震救灾建议，积极协助县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开展地震地质灾害调查和应急排查工作。5月21日，董树文研究员、张岳桥研究员、吴珍汉研究员在广元市接受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广元市电视台、广播电台联合采访，科学地解读地震原因，解惑群众惊恐和不安。
中国地质科学院专家第一时间赶赴震中区开展地震地质灾害野外考察
a—在北川县城南郊任家坪测量地表破裂变形；b—在关庄西北观测东河口堰塞湖；c—接受地方电视台和广播电台联合采访，普及地震科学知识
参加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和国土资源部抗震救灾工作
5月21日中国地质科学院6位专家被选为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委员，许志琴院士任专家委员会副主任，赵文津院士、董树文研究员、廖椿庭研究员、张岳桥研究员、吴树仁研究员为专家委员会成员；5月28日组织召开首次汶川地震动力学分析研讨会，对地震机理、地震预报及相关科学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6月20日许志琴与董树文等编辑出版《汶川地震灾区地震—地质灾害图集》，为抗震救灾和震后重建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赵文津院士分析了我国大震地质、地球物理数据，对地震工作和地震预报工作提出建设性的意见。9月4日董树文委员作为国土资源部代表出席了国务院新闻办主持的“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汶川地震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地震—地质灾害损失与防治工作。5月24日～6月24日，中国地质科学院韩子夜所长和吴珍汉研究员进入国土资源部抗震救灾前方指挥部，在总指挥汪民副部长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协调地震地质灾害应急调查，深入汶川地震重灾区实地考察地质灾害，为抗震救灾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
6月1～25日，在国土资源部科技与国际合作司支持下，中国地质科学院组织开展了汶川地震综合调查，许志琴院士任组长，龙长兴所长和胡平副所长任副组长，分应急选址、地应力监测、活动断裂与场址稳定性调查、科学钻选址、物化探测量与监测5个小组，分别开展野外调查与观测工作，获得宝贵的多学科综合观测资料。5月23日～6月5日，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受国土资源部委派，组织以张发旺副所长为领队专家队伍10余人，奔赴汶川地震灾区，圆满完成了10个堰塞湖的调查评价任务，提交了6份技术报告，受到水利部抗震救灾指挥部和武警水电官兵的充分肯定，为堰塞湖监测和治理工程设计施工提供了重要依据。6月下旬，地质力学研究所组织专家赴汶川地震震中地区，布设天然地震观测台站，为余震精确定位和深部地震构造分析提供了重要的地球物理观测资料；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根据国土资源部和中国地质调查局相关部署，组织专家赴甘肃陇南市和文县，开展灾后重建规划地质安全与水土资源保障程度综合评估，为灾后重建的宏观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地质科学院组织专家积极投入汶川地震地质灾害调查
a—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董树文委员出席9月4日汶川地震新闻发布会，介绍地质灾害损失与防治工作；b—地质力学研究所龙长兴所长带领活动断裂与场址稳定性调查骨干成员抵达地震灾区；c—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所技术人员在地震灾区开展物华探野外测量；d—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张发旺副所长与武警水利专家讨论堰塞湖灾害隐患及治理方案；e—地质研究所地震科学钻选址组专家在野外测量地震变形和同震位移；f—地质力学研究所何长虹副书记带领专家在震中地区了解地震灾情并选择天然地震观测地点
组织实施汶川地震断裂带科学钻探工程
在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和国土资源部指导下，在中国地质调查局直接领导下，中国地质科学院许志琴院士带领有关专家策划并组织申报“汶川地震断裂带科学钻探工程”，得到温家宝总理等领导及时重要批示。2008年11月第一口地震科学钻开工，成为世界上响应地震最快的地震科学钻探工程。汶川地震科学钻探工程将采用先进钻探工艺，对汶川地震和复发微震的源区进行直接取样，开展地质构造、地震地质、岩石力学、化学物理、地震物理、流变学等多学科观测、测试分析和综合研究，揭示控制断裂作用和地震发生的物理过程和化学作用，为地震监测、预报或预警提供基础数据和重要信息，促进地震科学发展。
汶川地震科学钻探工程一号孔开钻仪式
徐绍史部长向汶川地震断裂带科学钻探工程中心主任王学龙副局长和首席科学家许志琴院士授牌
组织第33届国际地质大会汶川地震大型展览与专题报告
2008年8月中国地质代表团参加在挪威奥斯陆举行的第33届国际地质大会上应组委会特邀作汶川地震学术报告，举办了汶川地震大型展览，展版面积18m×3m（图3）；董树文研究员在“地质灾害”每日主题会上作了题为“汶川地震灾情与中国地质科学家反应”的报告，许志琴院士在专题会议上作汶川地震科学钻探学术报告，张岳桥研究员在国际岩石圈研究专题会上作有关汶川地震破裂与变形学术问题的报告，受到各国代表的高度关注。
副院长董树文研究员在地质灾害“每日专题”作汶川地震学术报告
第33届国际地质大会汶川地震大型展览
地质力学研究所全力以赴抗震救灾
“5·12”汶川大地震，震撼了中国，震撼了世界。在祖国面临大灾大难的关键时刻，地质力学研究所没有观望，没有等待，更没有退缩，立即组织有关专家，无条件投入抗震救灾行动，连夜展开震源机制分析，震情迁移分析，灾情分析。在老所长董树文副院长的组织领导下，紧急组成了调查组，第一时间奔赴灾区，冒着生命危险，开展活动断裂、地质灾害调查，收集掌握宝贵的第一手科学资料，发挥专业优势，为抗震救灾提供科技支撑。随后又多次派出专家组，前往灾区开展相关工作；同时组织多名专家、研究生组成专家组，在局的统一部署下，紧急展开地质灾害遥感解译以及环境承载力评估等方面工作，他们不分昼夜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地质力学研究所先后直接参加抗震救灾一线工作的人员有62人，其中赴震区前线的人员有35人，坚守在后方的人员有27人；有3位专家进入国务院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有7位专家进入科技部专家组，为全国抗震救灾工作提供科技支撑。在整个抗震救灾行动中，地质力学研究所干部职工无私无畏的精神，坚强有力的行动，卓有成效的工作，得到了各级领导和同行们的肯定和认可，得到了各种方式的表彰。地质力学专业委员会荣获中国科协“抗震救灾先进集体”称号，张岳桥、杨农、雷伟志、施玮分别获得有组织评选的抗震救灾先进个人光荣称号。
地质力学研究所专家在地震灾区开展地震变形与地质灾害现场调查
地应力观测站5月12日观测到的地壳应力应变变化曲线
地壳应力应变变化曲线
地质力学研究所天然地震台网观测的余震震中分布图
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专家赴四川灾区调查堰塞湖险情
2008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专家赴四川灾区调查堰塞湖险情年5月23日～6月2日，受中国地质调查局委派，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党委、所领导抽调精干力量张发旺、张兆吉、王贵玲、王建中、韩双平、韩占涛、聂振龙、侯宏冰、蔺文静、钱永等10位同志，与水环地调中心的孙建平等5位同志、天津地调中心肖国强等3位同志一起到四川灾区的绵阳、德阳两个重灾区调查堰塞湖险情。
震后的灾区一片疮痍，加之堰塞湖出现的地方均处于位于发震断裂附近的深山中，是震灾最严重的地方，道路山体滑坡、坍塌等非常严重，有些地段，山体松动，地势险峻，随时都有继续垮塌的危险。
面对如此艰难险境，调查组成员不畏艰险，不顾劳累，连续作战，只要天气情况允许就出发。山里道路往往已经被巨石堵塞，调查组只能徒步前进，沿途河谷狭窄，两侧山体陡峭，许多地段岩体松动，摇摇欲坠，随时有滚落的可能。如遇到余震发生，后果不堪设想。5月25日下午，在四川青川县又发生了震后的最大一次余震，震级高达6.4级，此时，调查队员刚刚从山中出来不到2个小时。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调查组通过一星期的辛苦工作，配合水利部出色地完成了调查任务，提交了7个堰塞湖的调查报告，受到水利部抗震救灾指挥部绵阳堰塞湖前沿指挥部的充分肯定，提出的建议已经被采纳，用于堰塞湖的治理工程设计和施工中。
中国地质科学院年报.2008
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专家在地震灾区调查评价堰塞湖险情
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所积极投入抗震救灾及调查研究工作
“5·12”汶川8级地震突发之后，在国土资源部和中国地质调查局统一部署下，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所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积极投入到抗震救灾工作中去。
五月下旬，国土资源部选派人员组建部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韩子夜所长受汪民副部长指派，担任前线指挥部办公室主任，除了办公室的日常工作外，还负责指挥部的后勤工作。在韩子夜所长的带领下，前线指挥部办公室高效运转，为部领导决策、统领所属各单位在灾区井然有序地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汪民副部长、韩子夜所长及科研人员在至四川前线指挥部研讨抗灾工作
选址物探测量组在现场工作
物探测量组在布设测线
六月初经国土资源部再次统一调遣，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所先后派出两批专家前往灾区第一线参加抗震救灾工作。由胡平副所长亲自带队，统一指挥，两批专家一行12人，携带7台套物化探设备，四辆越野车以及其它有关装备，分成两组积极投入到“汶川强震活动断裂调查与灾区重建场址稳定性评价”工作当中去。第一组即物化探监测组，主要进行了天然电磁场、地磁场和地气监测工作，为余震活动趋势分析和活动断裂调查提供了重要的数据。第二组即应急选址地球物理测量组，主要开展了EH4电磁测深和高密度电阻率法测量工作，为探明擂鼓盆地基岩埋深及构造发育情况和灾后重建选址提供了重要依据。
另外，在此期间，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所分别派遣两名同志前往灾区参加了抗震救灾捐赠仪器的验收工作和国土资源作家协会的撰稿工作；还有三名同志被派驻京参加了部局机关抗震救灾的保障和宣传工作。
国家地质测试中心参加汶川地震断裂带科学钻探（WFSD）—地下流体异常及地震前兆关系研究
目前已建设WFSD现场流体实验室，利用在线脱气装置、质谱仪等，进行了实时流体监测，主要测定组分包括He,CH4,CO2,Ar,H2,O2,N2和氡。正随钻建立流体地球化学剖面，开展流体变化与地震前兆的相关性研究。
WFSD现场流体实验室
WFSD现场在线脱气装置
一、内容概述
本成果是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预报研究与服务工作开展9年来的系统分析与总结，提出了地质灾害区域预警隐式统计预报法、显式统计预报法和动力预报法等3种方法，系统开展了两代地质灾害区域气象预警技术方法（隐式统计预报法和显式统计预报法）研究与应用。在全国范围内，分区研究了不同地层、构造、气候等条件下地质灾害的发生规律，并建立了地质灾害预警模型，在区域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技术方法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性进展和创新性成果，开创了中国大陆地质灾害气象预警的先河，为省级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提供了技术指导和借鉴，得到了各级政府和社会公众的认可。
1.地质灾害区域预警原理
提出了地质灾害区域隐式统计预报、显式统计预报和动力预报等三分法，设计并开发完成了地质灾害隐式统计和显式统计预警两类系统。
（1）隐式统计预报法
隐式统计预报法把地质环境因素的作用隐含在降雨参数中，在某地区的预警判据中仅仅考虑临界降雨参数建立模型。隐式统计法可称为第一代预报方法，比较适用于地质环境模式比较单一的小区域。第一代国家级地质灾害预警系统采用该方法设计实现，在2003～2007年应用。
（2）显式统计预报法
显式统计预报法是一种考虑地质环境变化与降雨参数等多因素叠加建立预警判据模型的方法，它是由地质灾害危险性区划与空间预测转化过来的，该方法可以充分反映预警地区地质环境要素的变化，并随着调查研究精度的提高相应地提高地质灾害的空间预警精度。显式统计法可称为第二代预报方法，比较适用于地质环境模式比较复杂的大区域。该方法基于地质环境空间分析，通过网格剖分计算单元的地质灾害“潜势度”、合并单元分析结果后区划实现的，克服了仅仅依据单一临界雨量指标的限制，在临界诱发因素的表达、预警指标的选定与量化分级等方面可进一步升级。第二代国家级地质灾害预警系统采用该方法设计实现，并在2008年以后应用。
（3）动力预报法
动力预报法是一种考虑地质体在降雨过程中在地-气耦合作用下研究对象自身动力变化过程而建立预警判据方程的方法，实质上是一种解析方法。动力方法的预报结果是确定性的，可称为第三代预报方法，因需精密仪器检测，目前该方法只适用于单体试验区域或特别重要的局部区域。该方法主要依据降雨前、降雨中和降雨后降水入渗在斜坡体内的转化机制，具体描述整个过程中斜坡体内地下水动力作用变化与斜坡体稳定状态变化的对应关系。成果第一完成人在四川雅安创建了第一个试验区。
2.第一代国家级地质灾害预警系统
预警区划：根据中国地貌格局、地质环境特征及其与降雨诱发型崩滑流地质灾害关系的统计分析结果，以全国性分水岭、气候带、大地构造单元和区域地质环境条件，进行一级分区；以区域分水岭、历史滑坡泥石流事件分布密度、地形地貌特征、地层岩性、地质构造与新构造运动、年均降雨量分布等，进行二级分区。将全国划分为7个预警大区、74个预警区。
临界降雨判据：采用统计分析方法，开展滑坡泥石流与降雨关系研究，制作滑坡泥石流与不同时段临界降雨量关系散点图，散点集中成带分布，其上界可用β线表示，下界可用α线表示。利用1日、2日、4日、7日、10日和15日等过程降雨量，建立地质灾害预警判据模式图，作为临界降雨判据。
预警专用符号：设计制作了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预报专用“符号”。从2005年开始，在中央电视台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信息图片时，同时配发崩塌、滑坡和泥石流动画，增强了地质灾害预警信息的视觉冲击力，也提高了地质灾害气象预报预警的社会影响力和全民防灾意识。
预警软件系统：2003～2006年，模型采用第一代临界雨量判据法，基于C语言开发了预警预报软件。2007年，模型仍采用第一代临界雨量判据法，基于ArcGIS开发了第二套预警预报软件。
3.第二代国家级地质灾害预警系统
预警模型建立过程：①地质灾害预警分区，将全国分为7个预警大区，分区建立预警模型；②地质灾害气象预警信息图层编制，充分考虑地质灾害发生的地质环境基础信息、地质灾害历史发生实况等，共编制预警信息图层30个，建立了比较全面的全国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预报信息系统，主体图层的精度从第一代的1∶600万提升到1∶100万；③地质灾害潜势度计算；④统计预警模型建立。
（1）显式统计预警模型方法
根据地质灾害区域预警预报理论，显式统计预警方法综合考虑了地质环境因素、降雨因素，即不同于临界降雨模板法，预警模型中既要考虑降雨因素的作用，还需要特别包含地质环境因素的指标。地质环境因素复杂多样，用一个综合指标来衡量，降雨因素选取两个指标进行衡量。
选取“地质灾害潜势度”（G）作为地质环境条件因素的综合指标；当日雨量（Rd）、前期雨量（Rp）作为降雨诱发因素的指标；以G、Rd、Rp 作为输入量，以历史地质灾害点的实际发生情况作为输出量，开展统计分析，建立显式统计的预警模型，通用函数如下：
T＝G＋Rd＋Rp
式中：T为预警指数，据此确定地质灾害气象预警等级；G为地质灾害潜势度，是地质环境条件的量化指标；Rd为日雨量，是地质灾害发生当日的雨量，预警分析时为预报雨量；Rp为前期累计雨量，是地质灾害发生前的累计雨量。
（2）预警专用符号
设计了第二代预警动画符号，在中央电视台（CCTV-1）发布预警产品图片时，同时配发预警符号动画和播音员播音的形式，第二代预警符号的逼真性和美观效果有显著提高。
（3）预警软件系统
第二代国家级地质灾害预警系统构架于微软Windows操作系统、Office系统和Map-GIS平台，具有方便的图层管理、预警计算、自动成区等功能，能够实现日常预警预报自动服务工作，集成了两代模型方法、地质环境背景、降雨数据等实时查询、便利的交互操作。
二、应用范围及应用实例
2003～2011年，第一代和第二代国家级地质灾害预报预警系统为全国地质灾害气象预报预警工作应用了9年，在中央电视台发布地质灾害预警信息639次，在中国地质环境信息网站发布1133次，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布152次。国家级地质灾害气象预警工作还为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2010年“4·14”玉树地震、2010年“8·8”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等灾害的抢险救灾工作提供了有针对性的预警预报服务。
地质灾害气象预警系统研发与服务9年来，明显提高了突发性地质灾害易发区广大民众的防灾减灾意识，尤其是通过与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的共同配合应用，对减轻地质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减少人员伤亡，提高民众防灾减灾意识，促进社会稳定，保护重要基础设施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得到了社会各界比较广泛的认可。此项工作也得到了温家宝总理、曾培炎副总理、回良玉副总理以及孙文盛部长、徐绍史部长等领导的肯定和赞赏。
典型实例检验：
2007年8月19日，国家气象中心降雨预报结果显示：在浙江南部、福建全境、广东东北部有暴雨（50mm）；其中，浙江南部局部、福建大部、广东东北局部有大暴雨（100mm），福建东部沿海局部有特大暴雨（250mm）。在综合分析地质灾害“潜势度”、气象预报雨量、气象前期实况雨量后，采用全国地质灾害预报预警软件Prediction，自动生成了预警结果。
根据地质灾害发生情况的反馈，本次预警时段全国共有较重大的地质灾害点105处，其中福建80处、浙江10处、云南5处、湖南10处。其中，90处灾害点在5级预警区范围内，3处灾害点落在4级预警区范围内，6处灾害点在3级预警区范围内，另有6处灾害点落在预警区范围之外。
三、推广转化方式
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预报理论与方法的相关研究成果，已有多篇研究论文在核心、EI等期刊发表，多次进行学术大会交流，专著《中国地质灾害区域预警方法与应用》已出版，且依据显式统计预警模型研发的第二代国家级地质灾害预警软件系统和发布系统取得了2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自2003年起至今，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预报理论与方法的相关研究成果，已成功应用于国土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开展的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预报工作中，在国土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合作示范的带动下，目前全国已有30个省、223个市、1035个县开展了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预报工作。自2003年6月至2010年，通过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预报、地质灾害调查和群测群防相结合等方式，全国各地共成功避让地质灾害5356起，避免人员伤亡29.18万人，避免财产损失37.7亿元。鉴于这8年取得的防灾减灾成效显著且得到社会认可，2010年10月14日，国土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签订了《关于深化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预报工作合作的框架协议》。
因此，随着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预报需求的不断提高，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预报理论与方法的相关研究成果，必将持续得到深入研究和应用，并在地质灾害防治事业中发挥更大作用。
技术依托单位：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国土资源部地质灾害应急技术指导中心）
联系人：刘艳辉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20号
邮政编码：100081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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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他的父母不想让孩子学这个专业，双方出现了分歧和矛盾，所以就会有这样的行为。
因为李明亮没有继续选择就近读博。而是选择了去四川西南大学，这样对于父母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而且也增加了家里的经济压力。
因为他的父母想法不一样，他的父母不想他读博士。
按理，家里的孩子成果优良，能不断读到博士，做父母的一定感到十分自得。但李亮堂的父母，却在李亮堂读博士期间，怒形于色，以至几次报警，这是怎样回事呢？李亮堂是典型的寒门出贵子，他出生于湖南一个偏远的乡村，父母都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由于他是家里的长子，从小读书又很有天赋，因而父母对他寄予了厚望，希望他能经过读书改动命运，不用复制他们的命运。为了供李亮堂读书，李亮堂的父母拼命四处打零工挣钱，以至他的妹妹也早早停学打工，为的就是能让他顺利地完成学业。
李亮堂也确实是块读书的料，他从小学到初中，不断都首屈一指，是教师眼里“德才兼备”的好学生。他初中毕业后，还被保送到了当地的重点高中。高中毕业后，李亮堂考取了湖南一所985大学本硕连读。由于他在读硕士的时分十分优秀，学校以至同意他就在学校继续读博士，并给他布置工作。
家人以为，既能就近读博，学校又给布置工作，这当然是很不错的条件。所以本来想喘上一口吻的父母又勤扒苦做，继续咬牙坚持供他读书。但李亮堂却不愿意继续在学校读博，而是经过自考考到了四川西南大学，到那里去读博士去了。
2013年，9年没有回家的李亮堂，忽然连个招呼都没打，就背着行李回了家。并且随他一同回家的，还有50多蛇皮袋装着的书籍。那些书都是李亮堂在读博的时分买的书，大多数都是还没拆封的新书。李亮堂为了把这些书运回来，花了3千多块钱的运费。
李亮堂回来后，不光李亮堂的父母很快乐，就连村里的人也对他很客气。毕竟这么多年来，村里就出了他这一个博士，大家不断都以他为傲。
但是，李亮堂接下来的表现很快就让本来盼着能喘口吻的父母又焦虑了起来。
原来，李亮堂回家后，就成天窝在家里看书。他很少出门，也不愿意见人。家里的饭菜熟了，他就出来吃现成的，吃完后，他就又回到他的房间里去。
起初，关于李亮堂的行为，做父母的还百般隐忍。但转眼曾经好几年过去了，李亮堂还不断把本人关在房间里，丝毫没有想进来找工作的想法。
此时的李亮堂曾经37岁了，他的母亲忧虑地说，像他这样大的人，早就结婚成家了，而他却躲在家里，连找个工作都不肯。
父亲一提到李亮堂也是大发雷霆。他说有一次，他在做农活的时分，由于不当心摔骨折了。当时村邻都热心肠过来扶持他，但身为儿子的李亮堂，却只是远远地看了一眼，就回房间去了，李亮堂的冷漠，让他当时感到非常心寒。
其实，李亮堂的家里由于供他读书，曾经穷困潦倒。这几年，他人家都越过越好，盖起了楼。但李亮堂家里一直还住在陈旧的房子里，以至门口的路也由于没钱修整，坑洼不平。
父母怎样都想不明白，按说有博士学历的李亮堂，假如进来找一份高薪工作，并不算难事，为什么他却要在家里啃老呢？
为了劝说李亮堂，父亲几次想和他谈谈，希望他能找一份工作，别被村里人笑话。
但父亲的愿望每次都落了空，李亮堂不只不和他聊，还说他什么都不懂，只懂得逼他挣钱，基本不关怀他过得好不好。
李亮堂的妹妹曾经出嫁，她的家庭也不富有。为了哥哥读书，她省吃俭用，也借了近4万块钱给哥哥做学费。
看到哥哥如此颓丧，还要啃两个曾经年逾7旬的老人，她也颇为忧虑。因而也屡次劝说哥哥，希望他别给父母添费事。但关于她的劝说，李亮堂非常恶感，并反驳说，又没有影响到她的生活，叫她少管闲事，还跟她讲了一番莫明其妙的大道理。
李亮堂的油盐不进，让父亲大动肝火，继而屡次怒斥他。谁知李亮堂竟然入手要打他，这让父亲愈发心寒，于是报了警。并通知警察，万一哪天本人死在家里了，绝不是寿终正寝，而是被儿子打死的。
往常，李亮堂早已不是村邻眼里的“天之骄子”，而是大家非议的一个笑话。
李亮堂的父母也非常懊悔，早晓得读了28年书，是这样的结果，真不该供他那么久。
不过，父母一直感到迷惑不解，终究是什么缘由，形成他变成这个样子的呢？为了找出答案，无助的父亲只得求助于媒体。
记者来后，父亲对记者说，自从李亮堂到四川读博后，由于山高路远，再加上他多年在外做工劳累过度，患上了严重的腰间盘突出，无法坐长途车。所以，在李亮堂读博的9年里，他从未去看过儿子。因而也不晓得儿子在那里，终究遭遇了什么。
为了协助李亮堂，记者先在网上搜到了他在2007年和2008年写的两篇论文，且他的论文还被多人援用，在评论区也有不少人对他的研讨赞扬不已。
记者又拨通了西南大学的电话，结果接电话的教师通知记者，学校确实是有李亮堂这个人，但他并没有拿到博士学位。
教师的话，让在场的一切人都大为震惊，由于接电话的教师只担任教务，因而详细状况他也不分明。
为了进一步搞分明状况，记者又给担任管理学生工作的教师拨打了电话。教师表示，他对李亮堂有印象，李亮堂在学校里并没有异常，只是性格内向，不爱交际，不过他在学术上，还是一个很有天赋的学生。
当记者问，为什么李亮堂9年还没有拿到博士学位时。教师通知他，由于李亮堂的博士论文没能写出来，所以才招致他读了9年，还是没拿到博士学位。
侧面理解了李亮堂的状况后，记者又采访了李亮堂。在记者的劝导下，不断不愿意与人交谈的李亮堂，终于敞开了心扉。
李亮堂说，早在读初中的时分，他就由于父母对他希冀太高而倍感压力，再加上教师和乡邻们不断对他赞不绝口，一直把他当作那个“他人家的孩子”，这让他不得不逼着本人努力学习。一朝一夕，他的心理情况就呈现了问题，那时分他就认识到死比活更简单。可是每次看到父母殷切的眼神，他又不敢做出那样的举措。
后来到读博士的时分，李亮堂的心理情况越来越糟。他发现他患上了严重的阅读障碍，一本书翻来覆去地读很多遍，就是记不住。为这事，他焦虑到一整夜一整夜地失眠。
此外，李亮堂还说他在读博的时分，和他同宿舍的室友，睡得特别晚。每次他好不容易睡着后，那个室友就用杯子等，发出各种刺耳的声音。但到了白昼，那个室友却像无事人一样，对他十分亲近。室友的两面性，让他觉得十分恐慌，也不晓得该和室友如何沟通，只能一味忍耐着室友的折磨。
时间一长，李亮堂发现本人的身体越来越糟糕，不是这里疼就是那里疼。可是他到医院去检查却又查不出缘由，他以为本人患上了神经疼，所以这几年里他不断在吃药。
就在这时，李亮堂的父亲气得听不下去了。他连说李亮堂这是为本人不工作找借口，地道是懒。这让李亮堂非常生气，于是父子二人再次发作了剧烈地争持，最后还是记者将两人劝住。
在记者的倡议下，李亮堂到肉体科去做了一个检查。经过检查后，医生以为他的状况属于幼稚型人格。固然他曾经是成年人了，但他的内心还是个小孩子，所以他一直不能承当一个成年人该有的义务。这也招致他逃避理想，不愿意与人往来的现状。
也就是说，在李亮堂读书期间，由于他的父母望子成龙，只关注了他的学习，并没有注重他的心理生长，最终招致了他成为了高分低能的人，形成了他如今的样子。
当然了，这事也不能怪到他父母身上，毕竟身为农民，可以供他读书曾经很不容易了。
不论怎样说，还是希望李亮堂在经过调整后，可以走出家门，并参与到社会劳动中去，从而也让他的父母不再为他担忧。
语法我就知道索绪尔和维特根斯坦，他们的书你可以看看。
你可以在想一想啊！
根据维基百科全书对“语言教育”的定义，“语言教育”泛指任何语言的教导行为与学习行为。语言作为识别文化归属，文化行为和文化认同的珍贵标志，是凝聚民族团结的强大向心力。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语言教育相关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语言教育研究综述》
【摘 要】从国家语言资源安全的角度出发，梳理了语言教育的相关研究。针对国内外语言教育研究现状的讨论，进行了总结提炼，指出语言教育的规划和实践与国家的发展战略直接相关，语言教育政策的制定必须服从并服务于民族利益，语言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民族权益，实现国家的发展战略，语言教育问题值得学者思考研究。
【关键词】语言教育;母语教育;语言政策;语言资源
1 简要介绍
语言作为识别文化归属，文化行为和文化认同的珍贵标志，是凝聚民族团结的强大向心力。然而在多民族、多语言地区语言在使用时就天然的分为了强势语言和弱势语言。在我国，汉语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庞大的使用人群，早已成为各民族语言中的强势语言，少数民族语言使用人口少、使用范围窄，较汉语而言是弱势语言，国家在进行语言规划，制定语言政策时必须要考虑保护少数民族的语言权利问题。作为跨民族的经济技术交际工具，选择何种语言教育对民族的长远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然而民族语言民主和民族语言平等是一对矛盾，在处理复杂语言关系的过程中，语言问题集中表现在语言教育上。在当今这样一个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我国同样面临如何发展语言教育的问题。
2 研究现状综述
2.1 语言教育概念及相关定义
根据维基百科全书对“语言教育”的定义，“语言教育”泛指任何语言的教导行为与学习行为。我们一般讨论的语言教育就是采用母语对青少年进行语言教育的问题，有关汉语国际教育方面的问题本文暂时不予讨论。《现代汉语词典》对母语的解释是：“一般情况下是本民族的标准语或某一方言”。李宇明先生指出母语这一概念属于民族领域，即是个人的也是民族的，反映了个人或民族成员对民族语言、民族文化的认同，或者说是民族忠诚[3]，加强母语教育的实质是强化民族认同。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保证信息畅通，促进国家认同，是国家安全之必须，语言教育一定程度上承担着国家安全的责任。
2.2 国外研究
国外有关语言教育的研究大多从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角度出发，其中针对教育政策的制定，1988年洛恩・拉福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语言教学及语言规划》中提到语言平等是语言规范化的终极目标，然而一般语言教育政策的制定并不考虑语言教学的实际情况。大多数人夸大了教育部的作用，将学校系统尤其是语言教学作为贯彻语言政策的手段。洛恩举了西非新几内亚的语言政策来说明语言政策的推行不能单纯依靠学校系统，由于缺乏统一的国语教材、国语师资和标准化的语言，使得新几内亚的语言政策成为了一次“壮丽”的惨败。然而有少数自发的语言推广却获得了成功，这与社区人民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洛恩指出语言教育政策的制定要考虑社会对语言的需要，学校系统是语言政策的实施阶段，要完善课程设置、教学计划和教材的准备、教师进修计划，为语言教学做好准备。[2]
托弗・斯库特纳布・坎加斯[2]强调语言作为民族特征的重要元素，少数民族应当享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接受教育的权利，并详细举出了为享有教育中语言权利而斗争的实例。为了支持少数民族的语言和语言教育权利，出现了一种语言生态学的观点。许多语言生态学家认为目前许多世界的语言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与生物界或生态界的物种濒危和灭绝的过程很相似，更确切地说，比动物和植物所面临的灭绝威胁更严峻。如果人们不给予这一语言损失过程足够的重视、不及时对其加以制止的话，语言生态学家认为世界语言基因库将会与这些语言息息相关的文化知识一起永远从地球上消失。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51年专家会议报告显示，生活在简单文化里的居民不得不同化到复杂的文明中来，这种情况下，使用母语进行第二语言教育比直接进行长跳式的第二语言教育要更为有效，小语群地区的人们在接受母语教育后的两三年，应当学习完整的标准的国语以便于和族群以外的人进行交流，并学习新的知识技术。这份整理的报告中，介绍了在什么样的语言环境中适合使用本地语，采取什么措施来鼓励本地语。这份报告为语言规划提供了详尽的参考，从教育语言的选择到学习目标语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问题，指出了了语言规划过程中应考虑的因素，为联合文教科组织提出了改善语言教育行动的建议。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学者们越来越认识到语言对于国家、民族的重要意义。语言不仅仅是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还是民族认同的标志。针对语言政策与文化认同、民族身份认同的关系，语言学家从语言学、教育学、社会学等视角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人们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所遇到的来自于语言、文化及民族身份认同的挑战和机遇。另外，在《国外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进程》一书中洛恩提出语言政策真正的推动力不在于法律或规定，而在于语言文化的意识形态及民族认同。”也就是说，只有加强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语言政策才能真正得到推广，而语言政策的推广也会进一步加强民族的认同感。
综合国外语言教育及政策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国外研究的重点是尊重语言平等，保护语言权利特别是少数民族的语言权利。多数学者将语言教育与国家政治、民族团结联系在一起，忽略了语言教育与文化安全之间的内在联系。
2.3 国内研究
关于我国的语言教育问题的研究，多围绕以汉语为母语的第一语言教学、以汉语为目的语的外语或第二语言的教学、少数民族对汉语和本民族语言进行的双语教学以及外语教学而进行的研究。国内有关语言政策的研究大体分为两类，宏观方面――基于国家发展战略的语言教育，微观方面――基于言语实践的语言教育。
基于国家发展战略的语言教育，这一部分的研究者认识到，语言教育不仅仅只是教育系统的责任，语言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语言教育的所面临的问题也就更为复杂，从宏观角度来看，国家在进行语言规划时必须要考虑将语言教育提升到一定地位，把控国家话语权，提升国家软实力。曹迪认为国家文化利益与安全、经济和政治利益密不可分，指导国家语言政策的制定和实行，语言教育政策的终极目标是增强文化软实力。国家语言教育政策应是以提升国家语言文化软权力为核心;以对外维护国家语言文化主权、护国家语言文化安全、促进语言文化传播，对内提升民族语言文化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为战略目标;我国当前的语言教育政策未能充分维护国家文化利益，原因在于政策存在目标迷失、政策价值取向偏差、政策系统内部缺乏相互协调机制所致。[6]
孙渝红主要剖析了美国语言政策的历史与现状，从国家战略角度看语言政策的制定，无论从文化价值观还是意识形态来看美国语言教育都在灌输一种“盎克鲁新教文化”和所谓的语言语言民族主义，通过对比现阶段中国与美国语言教育的特点，反思我国语言教育的不足，提出了促进少数民族多元文化发展、科学规划民族语言教育、拯救濒临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并从国家战略高度科学制定外语教育政策，最后加强语言教育国际化发展，打造有特色的语言文化。[5]同样提出语言教育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还有陈汝东，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语言教育发展遇到的机遇和挑战说起，指出全球化语境下的国家战略发展，应当将语言教育上升到国家竞争力的高度来看待，加强公民公共话语的培育，改善我国公共语言生态环境;同时给我国语言教育提出了建议：重新筹划外语教育与母语教育的比重匹配，从教学内容、方法、建制等各方面改革;加强国家媒体话语能力的培养;最后加强汉语国际教育传播能力。[8]周殿生在《我国的语言教育与国家利益》一文中将我国的语言教育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分别是主体民族母语教育、非主体民族母语教育、双语教育、国民外语教育、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向外推广教育、普通话普及与少数民族标准音和正字法的推广、计算机语言信息处理这七大类;周殿生同样指出应将语言教育拔高到国家战略角度，但不同的语言教育内容应分别服务于不同的国家利益，进一步发挥其对国民素质提高和国家经济文化的推动作用。部分学者强调语言教育的地位，明确指出语言教育与国家利益相关，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核心，提出了针对我国语言教育发展的建议，但这些发展建议实施起来有一定的难度，我们缺乏专门机构来管理地方使用语言和科学的准备教学材料。
综合上述文献，我国双语教育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仍存在问题，学者对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关注不够，双语教育模式比较单一，外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中可选择的语种较少，难以满足全球化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针对语言教学的研究多集中在课程设置，教材编排和师资培训方面，有关语文教育、教学的讨论一直持续，部分学者看到了母语教育的重要性，但过分打压外语教育也是不符合我国社会需求的。目前我国多与地区采用的双语模式已基本固定，如何提高双语教育水平，切实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权利，维护国家话语权和文化利益是语言学家需要考虑的问题。在我国边境地区，新疆、西藏、云南、广西等地语言状况复杂，需要实地考察语言环境，这方面的语言调查研究不足，使得这些地区的语言教育研究进程受到影响。
3 结语
母语教育的成功应有相应语言规划政策的支持，最后笔者就文中提到的讨论总结了以下几点：
1)语言不仅是交际的工具，同时也是珍贵的社会资源，我们需要正视语言资源的重要性，将语言教育拔高到国家战略角度来对待。
2)民族语言教育应当向国家主体教育侧重，但要注意保留一定的多元文化教育。
3)母语教育对主体民族语言教育来说，既是教学工具又是目的语言;对非主体民族语言教育来说，母语在学习初期要作为辅助通用语言学习的工具，同时注意不能忽视母语教育中的文化教育，教育系统要配合国家相关政策，积极反馈语言教育成果与问题。
4)实现母语教育和通用语言教育的措施有所区别，要结合实际语言环境和人民需求来安排。
5)母语权利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语言人权观念，但我们不能要求绝对的语言民主，民主需要秩序来保证，过分的语言民主会破坏语言生态环境的秩序，导致社会和国家的混乱。
6)母语是民族团结国家稳定的根基，我们要把握国家话语权，舆论引导受教育者热爱母语。深化母语教学理论，处理好母语教学与其他教学的关系。
在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新的条件和环境下，我国的语言教育需要寻求符合本国特点的有效模式，一方面要维护好不同语言民族的语言权利，一方面要遵从国家的发展的战略。语言教育的规划和实践与国家的发展战略直接相关，语言教育政策的制定必须服从并服务于民族利益，语言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民族权益，实现国家的发展战略，语言教育问题值得学者思考研究，我国的语言教育现状需要良好的发展环境，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和人民的配合。
【参考文献】
[1]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M].南京大学出版社.
[2]周庆生，等.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归化进程[M].
[3]李宇明.论母语[J].世界汉语教学，2003，1：48-58+3.
[4]陈章太.论语言资源[J].语言文字应用，2008，1：9-14.
[5]孙渝红.语言教育与国家战略[D].西南大学，2009.
[6]曹迪.国家文化利益视角下的中国语言教育政策研究[D].首都师范大学，2011.
[7]陈汝东.我国语言教育的国家战略意义及发展趋势[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2：197-203.
[8]周殿生.我国的语言教育与国家利益[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13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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