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医科大学研究生导师名单如下：
1.田莹
田莹，女，汉族，医学硕士，主任护师，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护理部主任兼护理教研室主任，云南省医学领军人才、云南省医学卫生技术人员护理学科带头人，昆明医科大学校级重点学科临床护理学科带头人，中华护理学会理事、教育部高等学校护理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华护理学会急诊护理专委会委员等。
研究方向：临床护理、护理管理，所招研究生类型：专硕/学硕
发表论文情况：发表学术论文42篇，其中以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发表论文36篇，SCI收录论文1篇，核心期刊13篇（北大版核心7篇、统计源核心6篇）。
2.马芳
马芳，女，回族，护理学博士，副主任护师，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护理部副主任，云南省医学学科带头人，昆明医科大学第三批“百名中青年学术和技术骨干”培育对象。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腹膜后与盆底疾病专业委员会护理学组委员、西部精神医学协会心理护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云南省护理学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等。
研究方向：临床护理、护理管理、护理教育；所招研究生类型：学硕。
发表论文情况：发表统计源期刊文章40余篇，其中以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发表SCI论文6篇。
3.杨春梅
杨春梅，女，白族，硕士，副主任护师，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护理部副主任、支部书记兼护理教研室副主任，云南省医学学科带头人、中华护理学会管理委员会青年委员、中国医院协会护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云南省护理学会理事、云南省老年护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云南省医学会科学普及分会护理组成员等。
研究方向：临床护理、护理管理、护理教学，所招研究生类型：专硕
发表论文情况：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其中以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发表论文10篇。
4.苏真芳
苏真芳，女，汉族，医学硕士，主任护师，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遗传科护士长，中国妇幼保健协会辅助生殖技术监测与评估专业委员会护理学组委员。
研究方向：辅助生殖护理、糖尿病护理、护理管理；所招研究生类型：专硕。
发表论文情况：发表学术论文23篇，其中以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发表论文10篇，核心期刊4篇（统计源核心4篇），主编护理专著1部，副主编1部，参编5部。
据初步统计，性艾中心成立以来，以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共计649篇（统计截至2008年11月，其中在国内公开杂志发表论文487篇，在国外杂志其中包括《科学》、《自然》、《柳叶刀》等国际知名发表162篇），出版专著26部，其中： 作为第一作者单位全年共发表论文共31篇，其中有5篇发表在国际杂志上，26篇在国内公开杂志上。“云南省瑞丽市等地HIV感染流行因素和艾滋病传播特点的研究”获得卫生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作为第一作者单位全年共在国际公开杂志上发表论文26篇，国内公开杂志发表论文近20篇。“全国范围艾滋病毒分子流行病学调查研究”获卫生部科技进步三等奖著作：《艾滋病流行与控制》 吴尊友主编 作为第一作者单位全年共在国外公开杂志上发表论文14篇，国内杂志上发表论文39篇， 十三届国际艾滋病大会口头交流论文2篇，书面交流论文摘要5篇。翻译出版《艾滋病病毒与艾滋病的发病机制》和《2000—2001年HIV感染的医学处理》。由临床病毒学室主要完成的《抗艾滋病药物治疗、护理、培训指南》出版。 作为第一作者单位全年共发表论文52篇。获奖及专利申请情况：“SARS病毒核酸扩增（HIV）荧光检测试剂盒”获新药证书“跨膜型和分泌型HIV Gag抗原编码基因及包含其的艾滋病疫苗”获得专利 出版著作13部，作为第一作者单位全年共发表中文论文90篇，英文论文37篇，发表在《SCIENCE》杂志2篇，《AIDS》杂志2篇。“我国HIV毒株的基因变异和流行特征研究”项目通过中华医学奖评审，并荣获一等奖。 “全国主要HIV毒株的基因变异和流行特征研究及数据库建立”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HIV感染诊断的替代检测策略”获中华预防医学科技奖三等奖。作为第一作者单位全年共发表中文科技论文88篇，英文科技论文48篇，其中在《Lancet》上发表论文一篇。首次在国际影响较大的英文杂志《AIDS》上出版中国专刊1期。 中心共发表第一作者单位论文135篇，其中英文72篇，SCI文章69篇（N Engl J Med 1篇，PLoS Medicine 1篇；Clin infect Dis AIDS 1篇）；参编或主编专著3篇；获得专利一项。
1.关于鲁迅的近十年的研究成果： 《铁屋中的呐喊》（Voices from the iron hourse）李欧梵 李冬木翻译了伊藤虎丸的《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竹内好的《鲁迅》、片山智行的《鲁迅〈野草〉全释》,把日本鲁迅学界最好的著作介绍到中国,而且拿出了《鲁迅与丘浅次郎》等一系列富有原创性、开拓性的研究论著,对《中国人气质》的涩江保日译本和博文馆也进行了极有价值的翻译与研究等。2.鲁迅(1881.9.25～1936.10.19)，浙江绍兴人，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才、豫亭，浙江绍兴人，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笔名鲁迅(Lution)源于革命revolution。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1904年初，入仙台医科专门学医，后从事文艺创作，希望以此改变国民被麻木的精神。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的基石，后与《阿Q正传》、《药》、《故乡》等小说名篇一同收入小说集《呐喊》。毛泽东主席评价鲁迅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评论家、作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中华民族精神的发扬人。
1966年顾彬入明斯特大学学习神学，1968转入维也纳大学改学中文及日本学，1969年至1973年在波恩大学专攻汉学，兼修哲学、日耳曼语言文学及日本学，并于1973年获波恩大学汉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为《论杜牧的抒情诗》。1974年至1975年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大学)进修汉语。1977年至1985年间任柏林自由大学东亚学系讲师，教授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及艺术。1981年在柏林自由大学获得汉学教授资格，其教授资格论文题目为《空山——中国文人的自然观》 。1985年起任教于波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其间升为该学院主任教授；1995年任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现任重庆三峡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客座教授。 2012年3月15日正式受聘于汕头大学，现任汕头大学文学院讲座教授。2012年12月15日，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成立，顾彬担任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第一任系主任。
近日，电子 科技 大学材料与能源学院夏川教授以第一作者和共同通讯作者身份在国际著名期刊Nature Chemistry (《自然–化学》)上发表题为“General synthesis of single-atom catalysts with high metal loading using graphene quantum dots”的研究论文。该研究开发了一套高载量过渡金属单原子材料的普适性合成策略，实现了高达 40 wt.% 或 3.8 at.% 的高过渡金属原子负载，比目前报道的单原子负载量提升了几倍甚至数十倍。 该工作由电子 科技 大学、加拿大光源和美国莱斯大学三个单位共同合作完成。材料与能源学院的夏川教授为论文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美国莱斯大学的汪淏田教授和加拿大光源的胡永峰教授为论文通讯作者。该合作团队在电催化材料研究和电化学反应器设计领域建立了坚实的基础，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过渡金属单原子材料具有极高的原子利用率、独特的电子结构以及明晰且可调的配位结构，在各种电催化过程中展现出优异的活性。但常规单原子材料中金属原子密度较低（通常小于5 wt.%或1 at.%），大大限制了其整体催化性能及工业应用前景，因此发展出高载量过渡金属单原子材料普适性合成策略至关重要。现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工艺对提高合成单原子材料的金属负载量有很大的局限（图1, a-b）。以碳材料负载的单原子为例，现有的“自上而下”方法通过在碳材料载体表面制造缺陷，然后通过缺陷稳定单原子。然而，无法精确调控缺陷尺寸导致缺陷位点的数目极大地受到限制，而且当金属负载量提高时，容易在大尺寸的缺陷位处形成团簇。“自下而上”方法则使用金属和有机物前驱体（如金属有机框架、金属-卟啉分子、金属-有机小分子）热解碳化的方式获得负载金属单原子的碳材料。在金属负载量过大时，金属原子之间将因为没有足够的隔离空间而导致热解过程中团簇或者颗粒的产生。 鉴于此，该团队发展了区别于现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工艺的单原子催化材料制备方法（图1c），以突破单原子负载量的限制。该团队创新性地使用比表面大、热稳定性高的石墨烯量子点作为碳基底，对其进行-NH2基团修饰，使其对金属离子具有高配位活性。引入金属离子后可得到以金属离子作为节点、功能化石墨烯量子点作为结构单元的交联网络，最后热解即可得到高载量的金属单原子材料。相较于传统“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单原子催化剂合成方法，该研究报道的方法既保证了高含量金属离子初始锚定时的高分散性又能有效抑制后续热解过程基底烧结重构引起的金属原子团聚。 XAFS、HADDF-STEM等多种表征手段证明，由该法制得的负载型金属单原子催化材料在保证金属原子单分散的同时还能实现远超现有文献报道水平的金属载量。借助该方法，该团队成功制备出质量分数高达41.6%（原子分数为3.84%）的Ir单原子催化材料（图2），该负载量相较于文献报道的Ir单原子最高载量提升了数倍。 另外，该合成策略还具有普适性，能够用于制备其他贵金属或非贵金属的高载量金属单原子催化材料。例如，在碳基底材料上，Pt单原子的负载量最高可达32.3 wt.%，Ni单原子负载量可达15 wt.%（图3）。 夏川，电子 科技 大学材料与能源学院教授，国家青年人才。研究方向为基于新能源的电催化、电合成、电化学生物合成，致力于实现碳平衡的能量与物质循环。在“液体燃料与基础化学品现场合成”这一特色方向开展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在反应器与催化剂设计领域均取得丰硕成果，共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授权美国专利3项，H因子34，引用5200余次。近五年来，以第一作者/通讯作者身份在Science、Nat. Energy、Nat. Catal.、Nat. Chem.等国内外高水平期刊共发表论文20余篇，其中ESI高被引论文9篇，热点论文2篇。
近十多年来，之所以会出现对鲁迅"全盘否定传统"的指责，其原因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看，一方面是因为"五四"时期的鲁迅对传统确实是采取全面而彻底的否定态度的，也就是说，确实是"全盘否定"的；另一方面，鲁迅在否定传统时的"语境"和真正用意，也没有真正认识鲁迅，只看到了鲁迅对传统进行的批判，而没看到鲁迅对传统的"价值重估"。
《误解的对话》（李雪涛）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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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误解的对话
作者：李雪涛
豆瓣评分：7.5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4-1
页数：375
内容简介：
本书共分三辑：在第一辑中，作者试图从阐释学和当代学术的角度，阐述海外汉学研究的正当性、合法性及其意义，并对民国期间汉学与中国学之互动进行梳理。第二辑主要考察了德国汉学家的中国叙事如何反映明清之变以及晚清民国之变，选取的人物有汤若望、福兰阁以及傅吾康父子。在第三辑中，作者选用了几个具体案例来说明中西互视与互释的重要性，涉及的西方人士既有经典翻译家卫礼贤，也有目前研究不多的白乐日、许理和、罗哲海。
在学科分类愈来愈专业化的当今时代，重新审视汉学家们对中国文化的整体研究以及整体观点，会使我们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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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特殊的时代，中国与西方两群知识人彼此相遇，于是，对话出现，误解产生
对话或许充满误解，而误解也只能靠不断对话而消除
顾彬 | 贺卫方 | 刘东 | 李天纲 | 肖鹰 诚挚推荐
当海外汉学家解读中国的著作早已汗牛充栋，本书为您解析他们的观点从何而来
当代中国思想者的研究视域从来没有离开过对中国社会的人文关注。
如今，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
新时期呼唤新人文，也不断催生着新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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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理解都是一种源自远方的理解（fernes Verstehen）。这说明，如果有距离感的话，外国人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反之，中国人也可以更好地理解外国。中国学术需要汉学，汉学需要源自中国学术的资源，它们都需要阐释学。李雪涛教授的新书把这个观点阐述得非常透彻：没有阐释学的汉学、没有汉学的中国学术都不太可能有什么希望。
——顾彬（Wolfgang Kubin，德国波恩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读李雪涛教授的著作，我仿佛有一种进入凡尔赛宫镜厅之感——自己在一面面镜子里，但不同角度的镜子所显示的我又是如此多样化。我们可以看出自己习焉不察的某些面相，同时也可以看出被镜子扭曲了的形象。感谢雪涛，他让我看到德国汉学家如何看我们，也鼓励中国读者从自身出发反思德国汉学的局限与价值。
——贺卫方（北京大学教授）
对话之根本，当是敞开封闭、打通尘障，从而理解不同于自己的对方，也重新理解自以为理解的自己。而理解已经是诠释，“诠释的循环”又正是诠释活动本身。因此，对话的关键并非正误之辨，何为“正见”其实也无从谈起。在“误解”中展开的对话，恰恰会将我们引向何以为然的思考。
——杨慧林（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几年前认识雪涛教授之后，我才开始借由汉学史来反省自己的学术背景和处境。让我惊讶的是，在民国时期，德国学者与当时重要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建立了相当密切的交流。我经常问自己，当今的跨文化研究是否充分吸收了前辈汉学家的成果，并将之转化为适合当代的动态交往模式。在我看来，汉语学界应当接续民国以来所累积的文化资源，从而与当代学术研究的某些发展趋势产生创造性的互动。
——何乏笔（Fabian Heubel，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研究员）
作者简介：
李雪涛，生于江苏省徐州市，德国波恩大学文学硕士、哲学博士，现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德国汉学、德国哲学以及中国佛教史的研究。主要著作有：《日耳曼学术谱系中的汉学——德国汉学之研究》（专著，2008）、《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主编之一，2005）、A Multilingu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Buddhism（主编之一，1999）、《佛像解说》（译者，2003）、《大哲学家》（主译，2004/2010）、《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往复书简》（译者，2012）、《民国时期的德国汉学：文献与研究》（编者，2013），并主持翻译了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教授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文学史》。另发表《论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观念的中国思想来源》等论文150余篇。
在奥地利读高中的时候,雷立柏就学习了英语、拉丁语和古希腊语。1988年到1991年，他在台湾台北辅仁大学学习汉语和中国哲学。在学习汉语之初的相当长一个阶段，他的听力一直很差，但他坚持每天晚上都花很多时间抄写汉字。尽管雷立柏的老师并没有要求他深入地研究老子和孔子的思想，但对这位喜好读书的奥地利人来说，读懂这些经典一直是他的理想。“那时我常对自己说：总有一天我要看懂《道德经》和《论语》。”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独特的学习方法令这位奥地利人受益匪浅。在台湾留学的第三年，他的听说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可以比较自如地与中国人沟通了。关于这一点，雷立柏认为：“学习语言没有捷径。如果要想将外语的听力和口语提高到母语的水平，唯一的办法是在外国呆很长时间。没有语言环境是不太可能的。”雷立柏学中文的另一个诀窍是背成语。“语言的精华就是格言、成语和俗语。 我曾经买了一部厚厚的分为上下册两卷的《成语词典》，基本上都是四个字的成语。我把这部词典从头到尾都做成了卡片，并且看汉语的解释，背了许多成语。这使我感到很满意，因为基本上这些都是孔子和老子的思想。我掌握了中国语言的内核，而我现在要给学生的也是西方文化的精华。” “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走向中国”是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提出的，雷立柏正是在他的指导下用中文完成了《张衡、科学与宗教》的博士论文，并于1999年获得了博士学位。1999年9月到2004年1月，雷立柏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进修， 在中国著名宗教研究专家卓新平的指导下从事研究和翻译工作。其间，雷立柏用中文撰写并出版了许多关于基督教的著作，并且将华人学者吴经熊的英文自传《超越东西方》（Beyond East and West）推荐到中国。在和中国出版界打交道的过程中，雷立柏发现自己的观点跟他们不完全一致。他有些无奈地对记者说：“我一直强调外国人的名字最好不要翻译成汉语，应保留原文。比如，《超越东西方》这部书是一位中国译者翻译的，他把许多原文的东西都拿掉了，后来我在做校对的时候又放回去了。我对他说：‘你必须忠实原文啊，这是外国人的名字啊，不要仅仅用汉字。’但是有的编辑却说：‘ABC夹在汉字当中不好看。’有时候我感觉他们真有秦始皇的脑袋，统一文字，把别的文字都消除掉了。我给你看另外一部在中国很少有的书。其中涉及到的人名、地名，有的是意大利的小村子我根本就没有把它们译成汉语。相反，这部台湾编的词典，其中收录了一个叫阿贝拉尔的法国中世纪的思想家，书中关于他的名字，分别有三种不同的译法，那还不把人搞糊涂了！为什么一定用汉字呀？！而且还不加上ABC，人为地阻碍读者掌握真正的原文知识！这么多烦琐的译名其实是很空虚的知识。当然也有人做这方面的研究，那又另当别论。比如有人专门研究‘拉丁’这个词在清朝的四十种译法，什么拉蒂诺、利丁等等。如果说这就是汉学，我可不想做这样的汉学家，太痛苦了。按照吴经熊的说法，这是博物馆里的学问。 ” 2006年年底，中国网络传媒一度热炒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酷评中国当代文学一事。据新华网报道，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顾彬认为曾经在中国风靡一时的《狼图腾》是一部法西斯主义作品，令中国丢脸。这位专门研究鲁迅的学者还严厉批评中国的当代作家不懂外语，互相瞧不起，美女作家更是一堆垃圾。此言论当即引发了媒体对中国当代文学乃至国外汉学的广泛讨论。那么雷立柏对此事是何看法呢？“我很佩服顾彬这个人。他比较喜欢49年以前的中国作家，因为他们中有很多人懂多门外语。这一点我比较同意。比如吴经熊，他的英文写得太漂亮了！我比较赞同顾彬的许多观点。所谓“良药苦口，忠言逆耳”，但是这对中国真的是有帮助的。我希望有一天中国人能把顾彬发表的文章做一个论文集在中国发表，让更多的人了解他的观点。“顾彬一辈子都翻译鲁迅的作品，他的妻子是中国人，他的中文水平恐怕要超过百分之九十五的中国人。他自己也学过哲学和宗教学，对中国的思想、文学、历史有很独特的看法。2001年我在柏林听过他的演讲，感觉受益匪浅。”“顾彬的许多新奇的观点都有雄厚的学术基础。他不是一个随便说话的人。他有多年的和中国文化对话的经验。顾彬于七十年代在中国留学。随着中国的发展，顾彬也在修正他的观点。武汉有一个作家叫邓晓芒，他学过德国古典哲学。他也批评中国九十年代的一些文学现象，有些观点和顾彬很相近。” 当记者请这位奥地利学者分析一下东西方文化的区别和共性时，雷立柏首先谈起了文化的概念。他说：“中国人对文化这个词的理解和西方人是不一样的。文化（culture）这个词是从拉丁语cultus来的，原意是共同的敬拜。在古希腊的宗教节日中人们共同敬拜雅典娜女神，在敬拜时有艺术表演，比如悲剧。 基督教也有共同唱歌和做礼拜的仪式。所以在西方，文化的概念包含了一种共性的东西。比如说法律，无论是在古希腊罗马还是中世纪，都非常重要，都强调共同的法律。西方人的法律强调的是自己的权利和共同的利益。西塞罗有个成语叫做 Libertas in legibus, 就是说自由因法律而存在，没有法律就没有自由。西方人对法律有一种自豪感。希腊人曾对波斯人说：‘我们是希腊人，我们有法律，这是我们的优越性。’基督徒则更强调守法的精神和法律的重要，有共同的标准，比如说法律是神圣的，是上帝规定的，等等。“中国人提到文化时往往强调一种个人的独修。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这是一种个人的境界。佛教也讲究个人的修行。在中国，文化就好比一个君子、一个哲人在独立地进入某种特殊的境界后就再也不能跟老百姓沟通了。比方说一个人练毛笔字，他写得比任何人都好，这就是文化。”雷立柏认为，历史上中国人对法律、法学的理解和西方人也截然不同。“中国的儒家不太支持法律，是用礼节来代替法律；中国人一听到法，马上就联想到刑。中国的庄子说：‘逍遥法外’，自由只能是在法律之外的。这和西方的差别太大了。”在雷立柏眼中，文化就是“一种共同的精神”。“如果你星期天上午去宣武门天主教教堂，可以看到，那里既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有不同肤色的人，有说不同语言的人，但是他们都听同样的话，唱同样的歌，手拉手做同样的祷告。我觉得这就是文化--一种共同的精神制造一种共同的志向，比如说共同为一些穷人祈祷，共同肯定一些伦理道德的价值。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很主观的观察。”
耳鼻咽喉科学贵州医科大学耳鼻咽喉学是临床医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主要致力于研究耳、鼻、咽喉疾病的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诊断及防治的一门学科。我校耳鼻咽喉学硕士点依托于贵州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耳鼻喉科进行建设，为全省重点专科，在省内具有较高的知名度。耳鼻喉科科室治疗床位61张，年收治住院患者近3000余人，年门诊量60000余人次。年急诊量5000余人次，治愈或好转率90%。现拥有病理研究室、听功能检查室及纤维内窥镜检查室3个实验室。拥有许多先进设备，进口的硬管支气管镜、电子鼻咽喉镜、纤维喉镜、耳科手术显微镜、电测听仪、声阻抗仪、听觉脑干电反应仪、耳声发射检测仪、新生儿听力筛查仪。耳鼻咽喉科专用诊察台、微波、射频、激光、数字化鼻内窥镜系统及手术器械、CO2激光、YAG激光、低温等离子刀、多导睡眠监测仪、并且开展了很多省级尖端手术技术：电子耳蜗植入术、颅底交通性肿瘤切除术、侧颅底肿瘤切除术、鼻腔鼻窦肿瘤切除术、喉癌术后复发癌根治性性手术并游离空肠带颈段食管修复术，大大提高了临床疑难杂症的诊疗水平，并填补了全省这一领域的空白。本学科现有教研室共有教师22名，其中教授6人，副教授7人，博士3人，硕士13人，享受国务院和省政府特殊津贴1人，省管专家1人，3人任省级以上学术刊物常务编委或编委，3人在省级以上学术团体任职。主要研究方向有：人工耳蜗植入手术、喉癌术后复发癌根治性性手术并游离空肠带颈段食管修复术;坚持鼻内镜新技术的应用，不断提高全科医生鼻内镜手术操作技巧;进一步扩大开展对慢性中耳炎病灶清除及一期鼓室成型术;与产科一道新开展新生儿听力筛查工作。2000年至2016年，教研室共获省科技进步四等奖4项，省卫生厅科技成果一等奖2项、二等奖1项。2000年至2016年，耳鼻喉科已出版共同主编的“耳鼻咽喉科学”教科书，参与副主编的本科参考书1本，另参与编写参考书9本，共发表论文近300多篇，其中60篇刊登于权威期刊。近五年教研室承担科研课题10余项。发表论文百余篇，7篇论文被SCI收录。耳鼻咽喉科有丰富的病源、病种、手术实例、疑难杂症、科研课题供给研究生在读期间学习。为医学院校研究生临床诊疗水平的快速提高，提供了一个最专业、最优质的学习平台。耳鼻咽喉教研室已经培养毕业研究生100多人，现有在校统招研究生30人。毕业的研究生中，已有部分学生继续深造读博，剩余大部分毕业生都在省内县级以上单位、市级以上单位、外省市级以上单位就业。就业率可达到95%。原标题：贵州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硕点简介文章来源：
1966年顾彬入明斯特大学学习神学，1968转入维也纳大学改学中文及日本学，1969年至1973年在波恩大学专攻汉学，兼修哲学、日耳曼语言文学及日本学，并于1973年获波恩大学汉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为《论杜牧的抒情诗》。1974年至1975年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大学)进修汉语。1977年至1985年间任柏林自由大学东亚学系讲师，教授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及艺术。1981年在柏林自由大学获得汉学教授资格，其教授资格论文题目为《空山——中国文人的自然观》 。1985年起任教于波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其间升为该学院主任教授；1995年任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现任重庆三峡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客座教授。 2012年3月15日正式受聘于汕头大学，现任汕头大学文学院讲座教授。2012年12月15日，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成立，顾彬担任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第一任系主任。
在奥地利读高中的时候,雷立柏就学习了英语、拉丁语和古希腊语。1988年到1991年，他在台湾台北辅仁大学学习汉语和中国哲学。在学习汉语之初的相当长一个阶段，他的听力一直很差，但他坚持每天晚上都花很多时间抄写汉字。尽管雷立柏的老师并没有要求他深入地研究老子和孔子的思想，但对这位喜好读书的奥地利人来说，读懂这些经典一直是他的理想。“那时我常对自己说：总有一天我要看懂《道德经》和《论语》。”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独特的学习方法令这位奥地利人受益匪浅。在台湾留学的第三年，他的听说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可以比较自如地与中国人沟通了。关于这一点，雷立柏认为：“学习语言没有捷径。如果要想将外语的听力和口语提高到母语的水平，唯一的办法是在外国呆很长时间。没有语言环境是不太可能的。”雷立柏学中文的另一个诀窍是背成语。“语言的精华就是格言、成语和俗语。 我曾经买了一部厚厚的分为上下册两卷的《成语词典》，基本上都是四个字的成语。我把这部词典从头到尾都做成了卡片，并且看汉语的解释，背了许多成语。这使我感到很满意，因为基本上这些都是孔子和老子的思想。我掌握了中国语言的内核，而我现在要给学生的也是西方文化的精华。” “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走向中国”是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提出的，雷立柏正是在他的指导下用中文完成了《张衡、科学与宗教》的博士论文，并于1999年获得了博士学位。1999年9月到2004年1月，雷立柏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进修， 在中国著名宗教研究专家卓新平的指导下从事研究和翻译工作。其间，雷立柏用中文撰写并出版了许多关于基督教的著作，并且将华人学者吴经熊的英文自传《超越东西方》（Beyond East and West）推荐到中国。在和中国出版界打交道的过程中，雷立柏发现自己的观点跟他们不完全一致。他有些无奈地对记者说：“我一直强调外国人的名字最好不要翻译成汉语，应保留原文。比如，《超越东西方》这部书是一位中国译者翻译的，他把许多原文的东西都拿掉了，后来我在做校对的时候又放回去了。我对他说：‘你必须忠实原文啊，这是外国人的名字啊，不要仅仅用汉字。’但是有的编辑却说：‘ABC夹在汉字当中不好看。’有时候我感觉他们真有秦始皇的脑袋，统一文字，把别的文字都消除掉了。我给你看另外一部在中国很少有的书。其中涉及到的人名、地名，有的是意大利的小村子我根本就没有把它们译成汉语。相反，这部台湾编的词典，其中收录了一个叫阿贝拉尔的法国中世纪的思想家，书中关于他的名字，分别有三种不同的译法，那还不把人搞糊涂了！为什么一定用汉字呀？！而且还不加上ABC，人为地阻碍读者掌握真正的原文知识！这么多烦琐的译名其实是很空虚的知识。当然也有人做这方面的研究，那又另当别论。比如有人专门研究‘拉丁’这个词在清朝的四十种译法，什么拉蒂诺、利丁等等。如果说这就是汉学，我可不想做这样的汉学家，太痛苦了。按照吴经熊的说法，这是博物馆里的学问。 ” 2006年年底，中国网络传媒一度热炒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酷评中国当代文学一事。据新华网报道，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顾彬认为曾经在中国风靡一时的《狼图腾》是一部法西斯主义作品，令中国丢脸。这位专门研究鲁迅的学者还严厉批评中国的当代作家不懂外语，互相瞧不起，美女作家更是一堆垃圾。此言论当即引发了媒体对中国当代文学乃至国外汉学的广泛讨论。那么雷立柏对此事是何看法呢？“我很佩服顾彬这个人。他比较喜欢49年以前的中国作家，因为他们中有很多人懂多门外语。这一点我比较同意。比如吴经熊，他的英文写得太漂亮了！我比较赞同顾彬的许多观点。所谓“良药苦口，忠言逆耳”，但是这对中国真的是有帮助的。我希望有一天中国人能把顾彬发表的文章做一个论文集在中国发表，让更多的人了解他的观点。“顾彬一辈子都翻译鲁迅的作品，他的妻子是中国人，他的中文水平恐怕要超过百分之九十五的中国人。他自己也学过哲学和宗教学，对中国的思想、文学、历史有很独特的看法。2001年我在柏林听过他的演讲，感觉受益匪浅。”“顾彬的许多新奇的观点都有雄厚的学术基础。他不是一个随便说话的人。他有多年的和中国文化对话的经验。顾彬于七十年代在中国留学。随着中国的发展，顾彬也在修正他的观点。武汉有一个作家叫邓晓芒，他学过德国古典哲学。他也批评中国九十年代的一些文学现象，有些观点和顾彬很相近。” 当记者请这位奥地利学者分析一下东西方文化的区别和共性时，雷立柏首先谈起了文化的概念。他说：“中国人对文化这个词的理解和西方人是不一样的。文化（culture）这个词是从拉丁语cultus来的，原意是共同的敬拜。在古希腊的宗教节日中人们共同敬拜雅典娜女神，在敬拜时有艺术表演，比如悲剧。 基督教也有共同唱歌和做礼拜的仪式。所以在西方，文化的概念包含了一种共性的东西。比如说法律，无论是在古希腊罗马还是中世纪，都非常重要，都强调共同的法律。西方人的法律强调的是自己的权利和共同的利益。西塞罗有个成语叫做 Libertas in legibus, 就是说自由因法律而存在，没有法律就没有自由。西方人对法律有一种自豪感。希腊人曾对波斯人说：‘我们是希腊人，我们有法律，这是我们的优越性。’基督徒则更强调守法的精神和法律的重要，有共同的标准，比如说法律是神圣的，是上帝规定的，等等。“中国人提到文化时往往强调一种个人的独修。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这是一种个人的境界。佛教也讲究个人的修行。在中国，文化就好比一个君子、一个哲人在独立地进入某种特殊的境界后就再也不能跟老百姓沟通了。比方说一个人练毛笔字，他写得比任何人都好，这就是文化。”雷立柏认为，历史上中国人对法律、法学的理解和西方人也截然不同。“中国的儒家不太支持法律，是用礼节来代替法律；中国人一听到法，马上就联想到刑。中国的庄子说：‘逍遥法外’，自由只能是在法律之外的。这和西方的差别太大了。”在雷立柏眼中，文化就是“一种共同的精神”。“如果你星期天上午去宣武门天主教教堂，可以看到，那里既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有不同肤色的人，有说不同语言的人，但是他们都听同样的话，唱同样的歌，手拉手做同样的祷告。我觉得这就是文化--一种共同的精神制造一种共同的志向，比如说共同为一些穷人祈祷，共同肯定一些伦理道德的价值。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很主观的观察。”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Nature、 Science、cell三大期刊共发表2362篇文章，2018年我国在三大期刊发表论文332篇，占这三种期刊当年全部论文总数(2157篇)的15.49%。
至今为止发现的精诚兄弟会的传世作品共有论文52篇，它们是后人研究精诚兄弟会宗旨、主张、宗教观念、哲学思想等方面的主要根据。这52篇论文内容广泛，涉及多种学科领域，可大致分成四个类别的内容：第一类是有关数学的，包括探讨数字、几何、星象、音乐、地理、逻辑等方面的研究论文。第二类是有关自然科学的，包括探讨物质因素、无机物种类、动植物种类等方面的研究论文。第三类是有关天性本能、理性感知的，包括探讨本能的形成、宇宙奥秘等方面的研究论文。第四类是有关神学和玄学的，包括探讨教义学基础、形而上学理论、精诚兄弟会组织原则等方面的研究论文。除此之外，还有一篇起到提纲作用的《导论》，它几乎涉及了上述各类内容。
有多少 毕业生就有多少论文
这个还真查不出来，毕竟那些统计一般是搜集的正规世界级期刊上的论文数量统计，但不同国家还有自己的国家级期刊，这就无法统计了。不过有数据显示：1998年，中国科研人员共发表了约2万篇科研论文，到2008年，这一数字剧增至11．2万篇；而同期美国科研人员的论文数量由26．5万篇增至34万篇。由此应该可以大致地推断世界上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