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管你小日本厥不厥哦！
论日本从中国影响下的脱离——从蕞尔东夷到世界强国 常常会觉得历史事实与人们的理解相去太远，人们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事情，虽然那不一定是事实，种种的错误迭加起来，使得对历史的评价越来越困难，历史学家在很多时候知道事实是怎样，但历史学家却又不能把正确的事实直接告诉大众，即使是可以，大众恐怕也不会接受正确的理念，人们更愿意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这点在看待日本的问题上更为突出，一个基本的认识是国人普遍认为在传统的东亚关系中，日本像朝鲜、琉球、越南一样只是中国的附属国，实际上，这种说法只不过是国人天朝美梦中的梦呓而已，日本的心思远比国人想的要开阔。传统的东亚国际关系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一种不平等的国际关系，这种不平等与近代列强殖民地之间的不平等又有所不同，在文化上，所谓的“华夷之辨”将中国之外的民族视为劣等的民族，在经济上，用“朝贡贸易”来显示中国对“蛮夷”的恩惠，在政治上，用“宗藩关系”来明确中国对四夷的优势。而日本在这个体系中的地位实是难以划分，日本形成统一国家的时候大约是在4世纪后期到5世纪前期，在统一前，日本列岛上分布的各个小部落向中国进贡的不在少数，大的部落联盟也间或有之（如倭奴国、邪马台国），即使是在统一初期，日本也在向中国不断进贡，南朝时记载的讃、珍、济、兴、武五位国王向中国要求爵位封号的事情即是明证。只是日本的自主意识在这时已经初现端倪，中国的附属国一般会要求互市、内附、册封如是种种，但日本在一开始与中国交往便主动要求对朝鲜半岛南部的控制权，中国方面不满足其要求之后，日本锲而不舍地继续要求，而当希望破灭后，日本便果断地断绝了对中国的朝贡。国人普遍地认为日本使中国的附属国很大原因就在这里，谁也无法否认在国家统一的初期，日本向中国朝贡，再深刻地分析的话，恐怕说这是日本出于利益需要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也未尝不可。当日本再次与中国交往时，日本已经开始走一种平等的路线，给隋炀帝的国书中写道“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这样的国书引起了皇帝极大的不悦。之后尽管日本在白村江之战中被唐军击败，日本仍然没有臣服中国的意思，这种铮铮铁骨在东亚各国中无疑是个异类。元朝两次入侵日本失败，更加增强了日本的独立性。日本这种独立性在一个不平等的外交体系中显示的不屈的精神确实值得赞扬，这种精神的来源，可说是由日本的地理位置、民族性格、外交政策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但日本旁边一个强大的中国的存在使得日本并不能发挥出强大的国际影响，日本确实试图像中国一样建立自己的“小中华体系”，将琉球、朝鲜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但这种企图也暴露了日本对中国无法摆脱的模仿，即便是这种“小中华体系”存在，日本仍然笼罩在中国的阴影之中。当然，不唯日本，在传统东亚国际关系中，中国一向有着不可动摇的优势。日本处于亚洲的最东端，与大陆的联系颇为松散，中国的影响并不能像在朝鲜半岛那样深远，但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联仍然不能忽略。日本一方面不断地向中国学习，另一方面一直努力地使自己能够超越中国，丰臣秀吉、德川光国、本居宣长，这些人无论是军人还是政客，还是文人，都在朝着超越中国的目标努力。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丰臣秀吉是失败的，他狂妄的计划现在显得十分可笑，但是，很难讲这场战争的胜负，正如《明史》所言，（壬辰战争）前后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朝鲜迄无胜算，至关白死，兵祸始休。若不是丰臣秀吉暴病身亡，朝鲜局势实属难言。对于朝鲜、越南，中国在其领土上或者曾统治一时，或者曾获得赫赫武功，但在日本没有，这对日本来说是一件十分值得骄傲的事情。在进入江户幕府之后，在日本思想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重要的莫过于国学的兴起。国学是指由契冲、荷田春满、贺茂真渊，尤其是贺茂真渊所开创，并由本居宣长加以完成的一连串的思想系列。国学的发展过程亦是日本思想界对儒教尤其是朱子学的扬弃的过程。可以说，国学家们在思想界完成了丰臣秀吉想在军事上完成的梦想，即摆脱对中国的崇拜，将日本塑造成一个理想的神道国家。本居宣长认为，儒教的“天命观”只是臣下夺君上之位的“邪智奸术”，而在日本“虽经万代，君臣无异其位”，且日本原本是安宁幸福的，只是因为中国的鬼蜮伎俩传入才使得日本变得堕落。国学的发展显示了日本谋求思想独立的强大意愿，但这种意愿在传统的东亚社会中注定要碰壁，正如政治上日本要模仿中国建立“小中华”体系一样，日本国学的发展虽然是对儒学的猛烈抨击，但其所用的理论均受到儒教思想的强烈影响，即国学家们是在用儒教的理论来批判儒教。也许给国学家们足够的时间，他们可以最终发展出一套属于日本的理论以摆脱儒教的制约，但历史并没有给日本这种选择。1853年，培里以武力强迫日本开港，这是日本走进近代的第一步。但之前日本国内兰学的兴起，向强国学习的优良传统，清政府的前车之鉴，这些都成了日本顺利完成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有利因素。甲午中日战争中，日本击败中国，这是东亚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由此，东亚世界的领导力量不再是几千年来的中国，日本成了亚洲复兴的担纲者，这一点在日俄战争后变得更加确凿无疑。但这时的日本却并没有积极地担当东亚领导人的角色，日本变得越来越像一个西方国家。脱亚论在日本的泛滥将日本与东亚对立了起来，日本成了列强俱乐部的一员，其强国地位的建立过程亦是向周围国家发动侵略的过程。而无论是脱亚还是入亚，体现的只是日本在某个阶段的政策倾向，其历史传统、地理位置、文化特征、人口构成种种因素都决定了日本毕竟是一个亚洲国家。这种与亚洲的联系的客观性也影响着日本政策的制定，日本的民众愿意接受东亚领导者这一角色，政府在这个角色的掩护下可以更加方便地侵略邻国、欺国民。“大东亚共荣圈”正是这种心态的实际产物，日本从此踏入歧途。在这个过程中，恐怕东亚传统的“华夷之辨”的思想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华夷之辨”塑造了一个华夷二元对立的传统东亚，“华”是优秀的，“夷”是劣等的，“华”接受“夷”众星捧月般地贡奉，“华”为“夷”纲。日本在大量摄取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这种二元对立的“华夷之辨”的思想也大量摄入，但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甘心居于一个劣等民族的地位，既然不想做“夷”，那就只能做“华”了。不能否认的是，从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的这段时间是日本在国际上的“黄金时期”，传统的国际社会中，日本的影响只能在中国的阴影下发挥，是以以往东亚的国际交流中日本积极建立小中华体系、数度入侵朝鲜颇有点东施效颦的味道，而二战前的日本则是真正有了与其“雄心壮志”相称的实力。日本误入法西斯歧途，也不能不说和日本传统中的自我优越感有着深刻的联系，日本文化常常体现出一种自民族主义。日本是一个神道国家，日本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此类观念一方面使得日本能够自强不息，绝不甘居人下，另一方面也使得日本将其他民族看做是异质的，是敌对的，是劣等的。在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横行的特殊环境下，对外侵略也就成了历史的选择。另外，这时期的日本尽管强大，但其思想明显没有摆脱传统主义的影响。其炮制出的“大东亚共荣圈”和传统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何其相似，“小中华”体系已经不算什么了，日本要塑造一个“大日本”体系！那么这场战争的发动一方面是勃兴的法西斯主义的推动，另一方面，恐怕是日本在向丰臣秀吉“致敬”吧，日本人的心底依然有一个“使四百州尽化我俗”的美梦。在明治维新到二战战败的这段时间里，日本虽然奉行帝国主义政策并最终战败，但依然不得不承认，大和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这个民族能够保证这个国家在国际活动中维持大国的尊严。同样，这段时期也是一个过渡时期，是中国影响日本的最后的时期，在战败之后，美国在日本取代了传统中国所占的地位。现代化兴起之后，传统中国就全面衰落了，这种衰落同样发生在日本，在过渡时期里，还可以看到传统中国对日本的残余影响，但在二战以后的日子里，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和日本都没有直接的交流。二战的失败迫使日本以一种激烈而惨痛的方式来反思自己，重建自己。站在距离二战结束后已近七十年的今天，我们已经能够对日本的独立与复兴拥有一份信心。如果说传统的日本生活在中国的阴影之下，那么当今日本则是生活在美国的阴影之下，日本第一次开国是伴随着中国的衰落，第二次开国则伴随着美国的强大，正在进行的“第三次开国”则要伴随着美国的衰落了。这个过程从日本经济腾飞开始算起的话到现在也有六十年了，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一个曲折前进的过程。但日本的独立意识是深深植根于其民族灵魂深处的一种意识，可断言如今，已成为经济巨人的日本必不会甘心做一个政治上的侏儒。其实，日本向来有向强国学习的传统，这也对日本的文化属性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有学者认为日本文化从根本上说是东西文化的一种杂交文化，但也有学者认为日本对于不同的文化只是机械地吸收，不同的文化在日本精神世界内部只是转换了空间配置而已。假如真的像后者所说，那么将来有一天，中国再次成长为一个强大的国家的时候，也许日本又会反过头来靠近中国呢。就中国国内来说，再继续沉浸在天朝美梦的幻想中早已是不合时宜，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以全新的思维建立一种全新的国际交往模式。日本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他从很早起就一心要从中国的影响下独立了。而就日本来说，脱亚论已成陈迹，日本必须重新考虑其在亚洲的位置。就像日本走过的摆脱中国的道路一样，现在的日本也必须努力去摆脱美国的影响，当然这条道路最好不要再发生战争。历史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经验，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对于传统的二元对立的外交模式，现在已经完全不适用了，这些故旧的糟粕，放置它们的最好的地方就是故纸堆了。也只有中日两大强国坦诚相待，以一种健康的心态去看待历史，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去开创未来，东亚的伟大复兴才可以成为现实。主要参考书目[1] 王晓秋：《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2] 汪向荣、汪皓：《中世纪的中日关系》，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3] 韩升：《东亚世界形成史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4] 韩东育：《东亚的心胸》，《读书》2008年第8期。[5] 黄枝连：《天朝礼制体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6] 黄遵宪：《日本国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7] （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朱荫贵、欧阳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8] （日）丸山真男：《日本的思想》，区建英译，三联书店2009年版。[9] （日）梅棹忠夫：《文明的生态史观》，王子今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
日本历史文化周鸿达经管系·10营销2班·1008010249 一、摘要 每个历史文化都有它的起源以及一些人们一直在探索的奥秘，那么日本的弥生时代是怎样形成的呢？当时的居民又是从哪里移居到这里的呢？这个时期又有那些不为人知的历史与文化呢？文化虽然千差万别，而又各有各的特点，但是却能形成体系。特点相同、相似或相近的文化，组成了一个体系。本文主要讲述了日本弥生时期的历史即日本弥生时期是怎样形成的，弥生时代最早的弥生式陶器1884年首次在东京都文京区弥生町发现，所以称作弥生时代。 关键字：弥生时代、吸收文化、水稻农业 二、前言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灿烂的历史，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不停的探索着，每一个国家的历史与文化都是丰富而多彩的，而他形成的过程又是扑朔而迷离，追随着古人的脚步，我们了解到日本文化的形成离不开自身的历史与发展，离不开世界各国对它文化的影响，日本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发展。每一个国家不能离开世界而单独存在。在过去若干千年的人类历史上，民族和国家，不论大小，不论生存的长短，都几乎在世界的文化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些贡献大小虽然不同，性质也不同，内容不同，影响不同，深浅不同，长短不同，但它们的贡献是一样的。人类的文化宝库是众多民族或国家共同建造而成的。也就是“文化多元主义”。文化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文化一旦形成，就会立即向四面八方扩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化交流，文化的传播。弥生时代主要有什么文化？它主要有村落和农业纺织、铁器和石器、铜器、陶器。他们的历史与文化，与方方面面的原因有关，，有人说这一时期的发展是因为正值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期，秦王为了寻求长生不老药，而徐福为了躲避秦王的暴政而编造谎言带领三千童男童女东渡，而秦始皇一心只为了长生不老相信了它的谎言。所以日本在弥生时期的迅速发展是因为徐福带去了先进的技术以及人才。但是任何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它与以前的绳文时代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但是，一个国家想要发展，就必须改革与开放，引进其他地区的先进文化与技术。弥生时代是无产阶级社会向社会阶级过渡的时代。这时基本的社会组织是农村公社，他是伴随着水稻农业的确立而形成的。水稻农业是集约劳动，水田的开发、栽培和管理，灌溉工程的修建和维护，都需要大规模的协同作业。以血缘关系为维系的狭隘的原始公社不能适应这种型的生产形态，因此超越血缘关系的更大的弥生时代的发展要素 公元前2、3世纪至公元后3世纪、4世纪初，这5、6百年，在日本考古学上称为弥生文化时代。弥生文化是倭人脱离野蛮状态，进入文明社会的转折时期。如果说绳文文化时代倭人社会发展缓慢，历史前进步伐以千年为单位，那么进入弥生文化时代后倭人社会发展骤然加速，历史前进的步法不是以千年为单位而是以百年为单位倭人登上东亚国际舞台正是以弥生文化时代倭人社会的迅速发展为其前提的。 一、弥生时代的形成 关于弥生时代的形成，日本学者有独立发展说、大陆传入说、大陆文化与绳文文化结合说等各种见解，我比较赞同结合说。佐原真剖析了弥生文化的各种因素，指出弥生文化由三个因素构成：“大陆传来的因素”、“继承绳纹文化传统的因素”、“绳文文化自身形成的因素”。 （1）弥生时代的基本特征 （1）铁器代替石器，有石器时代直接越过青铜器时代，直接进入铁器时代；（2）普及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农业生产，有采集经济直接越过畜牧阶段，直接过渡到农业社会；（3）农村公社代替原始公社，有原始公社向阶级社会过渡，形成地区性早起奴隶制度国家；（4）脱离孤立状态，加入中国的册封体制，成为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社会的一员。 （2）弥生文化的产生背景 公元前300年到公元前250年左右，就我国的历史来说，是大战乱的战国时代即将转入大统一的秦汉王朝大统一的时代。在这五六百年的时间里，日本列岛上渔猎采集自然经济突然飞跃到以水稻耕作为中心的农业生产新经济的弥生土器时代。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证实，在绳文时代晚期后半，在北九州玄界滩沿岸地区，以开始种植水稻。在绳文晚期后半山之寺期，发现最古老的水田、碳化米等。 （3）绳文时代的影响 在福冈市板付遗迹发现的弥生前期的水田下层，有绳文陶器。从这些遗迹和遗物来看，当时已有相当发达的水稻种植技术，能够根据不同的地形造田。从水稻种植传入的时间（绳纹晚期后半），早期就有高度的农业技术，以及其后的传播过程，可以充分证实弥生文化是在绳文文化基础上形成的。（4）大陆传入的影响 历史学家在北九州和山口地方发现了弥生人骨，而他们具有身高很高，额头很高的特征，既不属于绳文人的特征又不属于古坟人的特征。这一时期是中国的战国时代和秦汉帝国交替而向四方扩展时期，在中国的《史记》秦始皇本纪、淮南衡山列传、等处记录着，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经为了寻找长生不老药，命徐福带领三千童男童女渡。江苏省连云港市徐福研究会在江苏、山东、河北的有关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不仅证实了确有徐福东渡之事而且初步揭示了徐福东渡的具体过程。这说明了大陆传入因素对弥生时代形成的影响。 所以我认为大陆文化与绳文文化结合而产生了弥生时代。 二、弥生时代的文化 弥生时代，北九州始终处于领先地位，它既是吸收大陆文化的中心，又是日本列岛的政治中心。然而进入古坟时代后，政治中心逐渐转移到畿内，随之吸收大陆文化的中心也由北九州转移到畿内。畿内曾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保持了先进的地位，但到德川时代和近代，江户和东京又取代畿内的位置，成为日本的政治中心和吸收大陆文化和西方文明的中心。（1）村落和农业纺织 村落多建在河流附近的台地或平地上，周围往往设壕沟。房屋一般是竖穴式的，平面呈圆角方形或圆形。为了贮存谷物，建筑干栏式的粮仓，其遗迹在兵库县的田能、静冈县的山木和登吕等遗址被发现。（2）铜器 主要为铜剑、铜矛、铜戈和铜铎②。剑、矛、戈分“细形”和“广形”两类。铜铎是日本本地产的铜器，也属祭器，其分布范围在以畿内为中心的本州中西部和四国的东部地区。 （3）陶器 陶器是弥生文化重要的内容之一，称弥生式陶器。一般呈红褐或黄褐色，烧成温度约850℃。制作方法是泥条盘筑③，经慢轮修整。器形大致可分壶形器、瓮形器、钵形器和高脚杯等类。 结论：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灿烂的历史，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不停的探索着，每一个国家的历史与文化都是丰富而多彩的，而他形成的过程又是扑朔而迷离，追随着古人的脚步，我们了解到日本文化的形成离不开自身的历史与发展，离不开世界各国对它文化的影响，日本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发展。每一个国家不能离开世界而单独存在参考文献1、《日本起源考》（总主编：季羡林 2004年7月北京第一次印刷）2、《先史时代的日本》（徐逸樵著 1991年12月第一次印刷）3、《一本书读懂日本史》（王光波出版日期:2010-09-16）4、《农业的开始和阶级社会的形成》 （佐原贞 1975年）5、《弥生时代人》 （河出书房 1966年）6、《秦代东渡日本的徐福故址之发现和考证》 （罗其湘 1984年）7、《弥生文化研究》 （金关恕 1986年）8、《奴国发觉》 （学生社 1973年）9、《日本历史大系》 （井上光贞 1984年）10、《奴国发掘》 （学生社 1973年
日本海军在幕府或更早的时期就有了，但那只是各诸侯的私家军队，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海军，只能算是一个雏形罢了。真正的海军建军思想应该说是起源于幕末的开放海防论。这一理论的先驱者是林子平（1738－1793）。他在《海国兵谈》一书中说到：“何谓海国？海国是无邻国接壤，四面环海之国。因此，海国须拥有与其相称的武备，不同于中国兵法和日本自古流传下来的各种军事学说和思想。不懂得这一点，就难以建立日本的国防。应要知道海国既有易遭外敌入侵的弱点，也有易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优势……为防御外敌入侵，就要靠水战，而其关键就是大炮。抓住这两点，就抓住了日本国防之关键……。”这个思想可以说是现在通用的海防的基本理论。但当时的幕府却将其视为蛊惑人心的异端邪说而加以禁锢。 18世纪末19世纪初，俄国不断派出使节要求通商，最后甚至派军舰到了国后岛附近，舰长等还登上了该岛。不久还发生了英舰费顿（pheaton）号为了追逐荷船，开进了长崎港，佐贺藩亦未加制止。此事使幕府恐慌不已，先撤了长崎奉行松平康英，后于1825年发布了驱逐外国船只的命令，继续坚持锁国海防政策，具体行动是加紧海岸要塞和修筑炮台。而直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才使得幕府终于懂得了锁国海防的局限性，认识到欧美列强的势力总有一天会达到日本。结果导致攘夷论后退，两年后，幕府取消了驱赶外国船只得命令。然而最终使日本开国的还是美国。 为了得到发展北太平洋的捕鲸业的船港，培利（perry）舰队开入了浦贺，要求日本开放。其实事先荷兰政府已将此传闻告知幕府，劝其开国，但幕府一直半信半疑。一年后再度到来的培利舰队，最终迫使幕府订约，英，俄，荷，法亦接踵而至，历时200余年的锁国状态终被打破，这样锁国的海防也宣告结束。 开放后的海防，必须以应付林子平所说的水战的海军为主体。当然，锁国时的幕府也并不是没有海军的，只是其本质不能相容。比如1838年，水户藩所造的军舰“日立丸”号，只因规模稍大，不合锁国政策要求而不许使用。现在的幕府已决定了开放，发展海军立刻被放到了首要位置。1853年9月，幕府撤销了1635年颁布的禁造大型船舶的命令，为组建和振兴海军迈出了第一步。 这时，九州南端的萨摩藩已经招募人才，在着手进行重振萨摩海军的计划。这大概也是萨藩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吧。幕府也雇用了军事家高岛秋帆（1795－1866）和江川太郎左卫门等主持洋炮的制造和人员的培训，同时采用了佐久间象山提出的“海防八策”等主张。基本准备就绪，下一步就是军舰的问题了。 1853年10月即决定向荷兰购买军舰。然而此时克里米亚战争正酣，荷兰政府没有马上答应日本的要求。1854年8月，荷兰东洋舰队所属的蒸汽机船“森宾”号被派遣到长崎来，舰长费比尤斯中校受幕府之聘，停泊三个月，以此船为主要教材对幕府选拔出来的直属武士的子弟讲授海军的基础知识。日本海军正式开始发展了。 1856年，荷兰政府接受了日本两艘炮舰“咸临丸”号和“朝阳丸”号订货，同时又以荷王威廉三世的名义将“森宾”号赠与幕府，改名为“观光丸”号，成为日本近代海军的第一舰。 幕府也借此机会开办长崎海军传习所，将“观光丸”作为练习之用，聘请该船的荷兰上尉佩尔斯林肯等21人担任教官，日方命永井尚志为传习所总监，胜麟太郎（海舟）等为助理。传习生总共百数十人，均是从各藩选拔出来，包括70名幕臣。 1857年，幕府在筑地开办军舰讲授所，长崎传习所的毕业生们大都转到此处继续深造，不久又改名为海军操练所。他们曾把“观光丸”安全的开到横滨，以示长崎讲习所的学习成绩。9月，向荷兰定购的“咸临丸”抵达长崎，第二年“朝阳丸”号亦到达，两舰均作为练习舰。由于荷兰顾虑当时的国际形势，停止向日本派遣教官，长崎讲习所便于1859年关闭了。 此前的1854年5月，幕府在浦贺新建造了一艘双桅的欧式帆船“凤凰丸”号。与此同时，萨摩藩也建造了一艘3桅帆单舰“昌平丸”。而幕府依靠本国力量所建造的第一艘蒸汽船是“千代田”型军舰。 虽然幕府做了最大的努力，但是舰只还是主要靠从外国购买，除向荷兰定购外，向美国定购了“富士山”号，向俄国定购了“回天”号，向法国定购了“甲铁”号（后改名叫“东”号）等。其中向荷兰定购的“开阳丸”号，战斗力最强，是幕府海军的旗舰。 1860年，日本代表团乘坐“咸临丸”从浦贺出发，访问了旧金山。舰长胜海舟出色的完成了任务。1863年，为了加强大坂湾的海防，幕府在兵库小野浜开办了海军讲习所，命胜海舟为传习指导。但因为传习生中有坂本龙马等当时杰出的天下名流，不久便引起了幕府的疑虑，一年后就将其关闭了。
文化 作为人类文明的积累在社会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日本 传统文化 是在继承和吸收中形成的,其发展进程主要反映在社会 教育 活动中。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有关于日本传统文化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论日本传统艺道文化的美学特征
摘要：日本艺道是日本独特的艺术和艺能,体现了日本民族独特的审美趣味。日本中世纪发展起来的艺道文化范围甚广,并且受佛教禅宗思想的影响,蕴含闲寂、空寂、幽玄、风雅、枯淡等美学特征,形成颇有禅思色彩的美学范畴。其中空寂和闲寂作为日本传统文化精神的主流,在文化和艺术生活的各个领域,尤其是茶道和俳谐道两个领域,构建了幽玄美和风雅美的世界。
关键词：艺道 空寂 闲寂 茶道 俳句
古代日本从中国引进了各种艺术和艺能,这些艺术和艺能在长期的演变中,受到了日本本土风俗习惯的影响,变成了日本独特的艺术和艺能,并将之称为“道”。日本中世纪发展起来的艺道文化,范围甚广,涉及歌道、俳谐道、能艺道、花道、茶道、书道、画道、棋道乃至剑道、 柔道 、武士道等,直接与“文武两道”有关的技艺,都通称为“道”,并且拥有各自的艺道理念和艺道的规范。而各种艺道的理念十分复杂,各种艺道的规范也迥然不同。真正有代表性的是茶道、歌道、书道、花道、连歌道、能乐道,所谓“六艺”就是指这六种艺道。 “道”指有关活动中的出神入化的技巧及合规律性的自由创造的能力。日本人把技艺、技巧推崇到“道”的绝对地位,其意在于表明对技艺、技巧本身审美价值的重视程度。他们把中国人称呼的技艺、技巧称之为“艺道”,认为艺道较之于通常的技艺、技巧更能体现他们的审美价值和精神价值。日本美学和艺术思想中高度尊崇技巧、技艺之美,表明了日本民族审美趣味的独特性。
“道”的含义,在日本有一个演变的过程。“道”字和大陆文化一起传到日本,平安时期,“道”字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偏重于学术、技能方面。到了中世纪,随着日本自身的艺术观的形成,“道”字的含义发生了变化。“道”成了通向澈悟人生之路、之行程。大歌人藤原俊成的儿子藤原定家制定了歌道的理论,在其代表作《和歌大观》中,定家提出了“汉诗言志,和歌唱情”的理论,指出了日本文化的特点,给其后的“道”观以极大的影响。继歌道之后,便有连歌之道、能乐之道,后来便把茶汤也称作茶汤之道。这些道综合在一起,称之为“艺道”。日本的艺道不强调天赋和智能上的聪愚,而强调忠诚专一、全神贯注、认真磨练的精神,这是“道中人”和“道外人”的基本区别。他们认为,在实践中对“艺道”的体悟同思维上对“道”的认同是同样的道理,同佛教禅宗对“佛性”的直觉领悟也是同样的方式。因此,“艺道”可以通接“天道”、“人道”、“自然之道”、“万物之道”,从而赋予“艺道”以神奇性和神秘性,也使艺道文化蕴含了禅意美。
1 日本传统艺道美观——追求禅意禅境
中国宋代的佛教禅宗涌入日本后,对日本文化生活各方面都有深刻影响。室町时代禅宗在日本的流行,适应了日本民族的精神需要。日本民族不仅把佛禅思维和审美情趣推向艺术领域,而且推向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奉禅趣禅境为最高精神境界,并处处追求表现禅意,禅意同日本民族原有的神道教的生命意识融化在一起,成为艺术美的极致和日本艺术精神的核心。
日本禅的核心思想在于强调本体论上的“空”是万物的本性,“空”就是禅悟所需要把握的真如。所谓“禅悟”,就是以直觉的方式体验和领悟万物的“空”的本性。东方美学研究者邱紫华认为,艺术美须蕴含禅意禅趣是日本民族的艺术美观的基点之一,即艺术必须表现对生命本体的领悟和“无我”的自由心境。
禅对日本艺道美观的影响在于:首先,禅的“有限即是无限”的观念,决定日本艺术不追求艺术形式的完美,并形成日本艺术形式小巧和简化的特点。就诗歌而言,典型地表现在俳句的形式上。俳句形式非常短小,但美学追求却是以简约的形式和浓郁的意象来表现丰富的情感,以浓缩的语意抒发深厚的思想。其次,以自然界中个别事物来显现“真性”、“真如”。禅宗的真实观、真理观就是“真如”、“真性”,也就是主体领悟到事物本质的本性的“空性”、万物的“空性”。把这种生命的神秘感受贯注于艺术创造之中,艺术家就成了造物主的代言人。因此,在艺术中只要以禅意去描绘一景一物、一山一水的自然本色、天然情态就都富有禅趣。日本的艺术往往不加雕饰,破除人工的痕迹而追求淡泊浑朴,强调表现景物的原色和天然的生气,这也正是禅意的表达。再次,禅宗思想不仅对日本艺术创造有深远影响,而且渗透审美意识中,形成颇有禅思色彩的美学范畴。如“空寂”、“闲寂”、“枯淡”、“幽玄”等。室町时代由于禅宗对文化思想的深刻影响,这一时期的审美意识也完全禅宗化,由古代的“真实”“物哀”为主体的审美观转向以“空寂”的幽玄和“闲寂”的风雅为主体的审美观。“空寂”和“闲寂”的审美意识渗透到日本艺术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
“空寂”的含义是幽玄、孤寂、枯淡;“闲寂”的含义是恬适、寂寥、古雅。作为一种精神理念,在萌芽初期阶段,两者常常是同义的,主要表达一种以悲哀和净寂为根底的枯淡和素朴、寂寥和孤绝的精神,与禅宗精神有着深刻联系。禅宗以“悟”为目的,“悟”的体验是超越理智分析的神秘存在,因此“悟”带有神秘色彩,在作为艺术表现时,就产生了空寂的幽玄美。空寂以幽玄作为基调,充满苦恼之情,更具情绪性,多体现在生活艺术上;闲寂是以风雅做为基调,充满寂寥之情,更具情调性,多体现在表现艺术上。艺道中的茶道、歌道、画道、俳谐道、能艺道足以表现日本中世纪的空寂和闲寂的文化精神和美学特征。中世“空寂”主要体现在作为生活艺术的千利休的茶道精神上,近世“闲寂”主要体现在作为表现艺术的松尾芭蕉的俳谐趣味上。
2 千利休的茶道——空寂的幽玄美
茶道是日本民族特有的审美生活方式之一。日本茶道的源流,应上溯至8世纪上半叶。当时日本从中国引进茶文化,完全是照搬中国贵族书院式的茶道模式。室町时代末期,村田珠光等一反书院式茶道,提倡“空寂茶”。茶道大师千利休继承吸取了村田珠光等人的茶道精神后提出来浓缩为四个字“和、敬、清、寂”茶道精神。千利休提倡茶道应以“无中万般有”、“一即是多”的禅宗思想为根底,去掉一切人为的装饰,追求至简至素的情趣。他改革了茶室,由书院式的豪华建筑改为简素的草庵式建筑,以简素和非对称性为其基本特色,从茶室建筑、装饰和摆设,到煮茶 方法 、使用茶具样式和吃茶礼仪,进一步融入禅的简素清寂的精神。狭窄的茶室和茶庭空间,简洁的内部摆设,反而使人感觉其中蕴藏着丰富的情趣,蕴涵着无边的开阔和无垠的幽玄。朴素的草庵式茶庭,不规则的露地式茶庭和形态不匀整的茶具,使人进入回归自然、返朴归真、与造化合一的古雅和空寂的理想境界。千利休的茶道俗称“空寂茶”。由此,在日本有“茶禅一味”的说法,茶道也因此成为修炼精神和交际礼法之道。
茶道是日本文化的结晶和日本人生活的规范,是日本人心灵的寄托,是应用化了的哲学、艺术化了的生活。日本的茶道虽然源于中国,但在大和民族独特的环境下,它与宗教、哲学、伦理、美学自然地融为一体,成为日本一门综合性的文化艺术活动。茶道中的“本来无一物”的哲学思想,不对称、简朴、素淡,是日本文化的代表。千利休贯彻于茶道中的“空寂”,是强调从“无”的境界中发现完全的、纯粹的、精神性的东西。从美学的角度言之,其草庵式茶道,肯定简素,完成了茶道这一特殊艺术以“空寂”为中心的幽玄美。
如果是说中世以千利休为代表的茶道的美表现为“空寂的幽玄美”,近世以松尾芭蕉为代表的俳谐艺术美则表现为“闲寂的风雅美”。
3 松尾芭蕉的俳句——闲寂的风雅美
日本 文化史上的安土桃山时代末期,即江户前期,流行以芭蕉为代表的“闲寂美”的俳句。俳句是日本民族诗歌的一种独特形式,形成于室町时代,后以松尾芭蕉为代表的俳人,将俳句推向了全盛期。俳句无论在形式上或是在审美情趣上,都是由日本古代诗歌演变而来。拥有俳圣美誉的松尾芭蕉在俳谐 艺术世界进一步 发展了“闲寂”的审美情趣,创造了以“闲寂”为中心的风雅美,进一步扩展和深化了日本歌论的美学范畴。这里所谓“风雅”的概念,是指日本人美意识中自然感的美。芭蕉主张俳句的特殊性格:一是风雅之诚,二是风雅之寂,三是不易流行。禅道修业、回归造化,成为芭蕉俳句思想的重要源泉。芭蕉出于“一切皆空”的佛法观,追求空虚的幻想世界,故而其俳谐观和自然观贯彻了“山川草木悉无常”的思想,这 也给他的“风雅之寂”平添了几分玄妙的禅趣。芭蕉以传统的日本精神——“贯道之物”为根本,创造了俳句闲寂风雅的新风,俗称“蕉风”。
在俳句的世界里,松尾芭蕉是无与伦比的一代宗师。他经过苦心钻研,将俳句从俳谐的诙谐导向真诚,开辟了一个独特的艺术境界,被世人誉为“芭蕉风格”。而显示这一风格的代表作,就是如下这首俳句:“寂静古池塘,青蛙跃入池中央,水声扑通响”。这首俳句既表现了自然的美感,又巧妙地将恒定的存在与瞬间的动作结合起来,从而暗示了无止境的事物与此时此刻的事物的并存这一人生的哲理。从芭蕉的 “徘眼”来审视,可以看到,古池周围一片幽寂,水面的平和更增添一种“寂”的气息,青蛙跃进池水,猝然打破了这一静谧的世界,水声过后,古池又恢复了宁静。在这一瞬间,动与静达到了完美的结合,表面是无穷尽的宁静,内里却蕴含着一种大自然的生命律动和无穷的奥秘,以及作者内心的激情。可以说,芭蕉感受自然不是单纯地观察自然,而是契入自然物的心,将自我的感情也移入其中,以直接把握对象物生命的律动,这样,自然与自我才能在最高层次上达到一体,从而自我能获得一种精神的愉悦,进入幽邃的幻境,艺术上的“闲寂”之风雅也在其中了。芭蕉在奥洲小道旅行,置身于景色优美而沉寂的意境,心神不由为之清净,于是作了一首名句:“一片闲寂中,蝉声透山岩”。这首徘句的“闲寂”精神,与《古池》是相通的,都是体现了芭蕉的“闲寂风雅”的典型佳句。芭蕉是俳人,也是禅僧,他的禅文化精神流贯于他的俳论和俳作。这些“俳禅一如”的俳句,不仅贯穿了日本自古以来的传统精神,而且体现了流行于其时的日本化了的禅文化的精髓。
日本文化和美学研究者叶渭渠认为,芭蕉的艺术观以及基于此的艺术 实践,一是源自于日本传统的“真实”、“物哀”、“幽玄”的 文学思想,二是受中国老庄思想和朱子学世界观的影响。芭蕉将老庄的“天人合一”思想和朱子的“天道既人道”思想移在徘句上,在把握主客合一的基础上,寻觅俳句的人生救济的至高之道。在表现上,他的俳句深受汉诗内在张力的表现的影响。他的“闲寂”看似消极无力,但内里却蕴藏着无限的力量。
松尾芭蕉一生写了一千多首俳句以及诸多俳论,他发现了禅文化中存在的美,创造并完成了一个时代的日本美。正如川端康成所说,芭蕉在俳句方面对传统美的传承与创造,的确是个“登峰造极者”。人们尊他为“俳圣”,这是当之无愧的。从芭蕉的俳句、俳文中,人们可以感受到日本的“闲寂”的风雅之美,并进一步领会到这种美只有在永恒的孤绝精神之中才能产生,而这种孤绝的精神只有在自然、自然精神和艺术三者浑然一体中才能放射出光芒。
空寂和闲寂作为审美理念,其意义是非常暧昧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作为日本传统文化精神的主流,空寂和闲寂在文化和艺术生活的各个领域,尤其是茶道和俳谐道两个领域,构建了幽玄美和风雅美的世界。
4 结语
艺道文化是日本独特的文化之一,体现了日本民族独特的审美情趣。技艺之称为“道”,不仅意味着艺技达到至高至纯的技法,而且还蕴含着深刻的文化精神内涵(下转第145页)(上接第141页)和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哲理。日本艺术家把佛教的苦行和禅宗悟禅引进艺道之中,通过反复的实践和体悟获得艺术技巧的成熟,从而达到化境。在日本艺术精神中,艺术显现禅意禅趣之境是重要的审美原则之一。日本各门类艺术在自身的历史发展中都 总结 出某种 经验 性的理论,也陆续形成一些艺术美学特征。最典型的是“空寂”和“闲寂”两大范畴。作为美学范畴,空寂和闲寂是日本传统审美意识同佛教禅悟相结合的产物,是禅宗“无”的观念在艺术创造和审美领域的延伸,充分显现了日本民族的审美趣味和欣赏的审美情态。千利休的茶道和松尾芭蕉的俳句充分表达了禅意和禅趣的精神追求,也蕴含了空寂的幽玄美和闲寂的风雅美的审美特征。
参考文献
[1] 铃木大拙.禅与日本文化[M].北京:三联书店,1989.
[2] 藤军.日本茶道文化概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2.
[3] 邱紫华.东方美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4] 叶渭渠,唐月梅.物哀与幽玄——日本人的美意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5] 叶渭渠.日本文化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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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日本艺伎文化的历史贡献
摘要：随着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电影《艺伎回忆录》的上映,日本艺伎迅速吸引了众多人的眼睛。在大多数人的眼中,艺伎始终是充满了神秘而又有些暧昧的特殊职业,有些人甚至简单地认为艺伎就是怀有某种才能的妓女。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艺伎从事的是一种表演艺术,他们的歌舞器乐乃至一举手一投足,无不体现了古典的艺术理念。因此,在现代社会,艺伎被称为日本古典文化的活化石,艺伎甚至对日本历史起过一些特殊的作用。
关键词:日本艺伎勤王艺伎历史贡献
随着电影《艺伎回忆录》的上映,日本艺伎迅速吸引了全世界的注目。在大多数人的眼中,因为“艺伎”这种称谓中多了一个“伎”字,便因此对艺伎有很多的误解。其实,这只是源于译成中文后的偏差,艺伎在日语里叫做“艺者”(geisya),在译成中文时将“者”字去掉,加了一个“伎”,于是很多人便误以为艺伎就是能歌善舞的妓女。
艺伎确实能歌能舞,也陪酒卖笑,但与妓女的不同之处在于,她们是卖艺不卖身的。即艺伎从事的是一种表演艺术,她们的歌舞器乐乃至一举手一投足,无不体现了古典的艺术理念。因此,在现代社会艺伎被称为日本古典文化的活化石。不仅如此,在日本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艺伎甚至对历史起过一些特殊的作用。
一从艺伎的由来说起
艺伎产生于德川幕府时期的江户时代,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她们的前身就是表演歌舞的流浪女艺人。随着幕府统治中心江户(今东京)人口的增加,大量的流浪女艺人聚集过来,成为在此定居的暗娼。当时德川幕府为了增加税收,严厉禁止暗娼,迫使民间妓女必须寻找作为掩护的职业,于是她们逐步向以表演三味线伴唱为主的职业侍宴女郎演化,人们称之为舞伎。它可以称之为艺伎的初步形成期。
舞伎出现以后,幕府官营妓院的妓女为了吸引客人,也逐步吸取了舞伎的一些表演内容,开始向舞伎转化。艺伎一词最初指为舞女伴奏者,到18世纪下半叶开始,伴奏者、舞伎统称为艺伎。由于艺伎既卖艺又卖身,导致官营妓女同时面临内部与外部艺伎的双重竞争,生存处境极其艰难。在这种情况下,江幕幕府对艺伎管理做了明确规定,禁止艺伎卖淫,有违者严惩。这一规定使艺伎与妓女彻底分离,也使艺伎做为一种职业正式独立,其职业规范和习俗也随之确立。
艺伎作为一种职业,有自己独特的行为规范,即艺伎道。首先,艺伎卖艺不卖身,以此维护自己的形象;其次,必须坚守“封口”令,即必须严守客人的秘密,对于客人说的绝密隐私,只能用耳听,如过眼云烟,而不能在背后对外人 传说 ,以此给客人安全感;第三,艺伎需培养修炼日本女性美的典型气质,以符合男性观念中的理想女性形象。
虽然艺伎作为一种职业正式合法化,而且是日本女性美的典范,但是在江户时代期的日本,艺伎仍处于社会的底层,属于被奴役被蹂躏的阶层。艺伎能够进入主流社会,能够在日本历史上激起层层浪花,是因为明治维新,明治维新改变了日本,也改变了艺伎的形象。
二日本艺伎的历史贡献
1、艺伎文化对日本政治的影响
江户末期的1853年,美国人以坚船利炮打开了日本国门,并强迫江户幕府签订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激化了日本国内的各种矛盾,也使各领国找到了攻击幕府的借口。尤其是长州藩和萨摩藩,实力强大,对幕府统治久怀不满,在尊王攘夷的 口号 下齐聚京都,想推翻幕府统治。这一派被称为勤王派。幕府当然对此不会置之不管,也派人加强京都的戒备,这一派称为佐幕派。二派聚集在当时的京都经常进行较量。
京都的勤王派在商议重要事项时,为了掩人耳目,常常选择在艺伎馆,因为艺伎道的一个重要规定之一就是严守客人的秘密,使客人有充分的安全感。所以选择这里即可掩人耳目也可不必担心自己商谈之事被泄露出去。而一些艺伎对勤王派抱有同情之心,经常帮助、掩护勤王派的志士。借此契机,艺伎由社会底层走到了历史前台,在社会巨变中激起了簇簇浪花,这些走到前台的艺伎被人们称为勤王艺伎。
而在勤王艺伎中最为有名的当数君尾,君尾是京都诋园“岛村屋”艺伎馆的艺伎,经常在一个叫“鱼品”的茶屋表演,在这里她结识了来自长州藩(山口县)的勤王志士――井上馨。井上馨生于1835年曾游学英国,后来在明治维新政府中任过外务、内务、大藏大臣,为明治元老之一。井上馨对君尾一见钟情,二人十分恩爱。后来佐幕府派的岛田也看上了君尾,岛田是京都佐幕派的首要人物,在京都有权有势。在一般艺伎看来,能成为这样人家的妻妾,是求之不得的。但君尾却一口回绝,原因只有一个,就因为岛田是是佐幕一派。可不久,井上馨的同党找到君尾,要求君尾答应岛田的要求,为勤王派做卧底,刺探岛田的机密。于是君尾成了一个艺伎间谍。后来勤王派根据君尾提供的情报,策划暗杀岛田,最终岛田死在了勤王志士的剑下。君尾为勤王派立了一大功。
据说君尾还曾救过被称为维新三杰的木户孝允。当时的勤王艺伎以艺伎馆作掩护,联络各地志士进行秘密的倒幕活动。勤王派的艺伎们为了掩护他们,经常挺身相助。在众多英雄救美的 故事 中,君尾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由于艺伎在倒幕运动中的特殊作用,使她们为日本的明治维新做出了重要贡献,所以后来有人戏称,如果没有艺伎,日本的历史恐怕就要重写了。
2、艺伎对日本社会的贡献
一名合格的艺伎,一般都要从10岁开始,在5年时间内学完日本传统的舞蹈、三味线、茶道、书法、插花、服饰装扮等,所以说艺伎在舞蹈、琴瑟及服饰化妆等方面继承了传统的日本艺术文化的精髓,是日本古典文化艺术的活化石,同时也向社会提供了一个即高贵典雅又温柔恭顺的理想女性的形象,并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伎文化,对日本的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
(1)对日本文学艺术的影响
艺伎文化已经成为日本 传统文化 的一部分,艺伎,意味着以艺术为生。以文学为例,有很多小说就是以艺伎的生活为题材。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雪国》,作品以文学的手段对艺伎文化的再创造,使得人们在赞叹日本传统的艺伎文化的同时,又不得不对日本现当代文学产生好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成就了川端康成成为日本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2)对日本社会现代服务业的影响
随着历史的发展,日本艺伎日益淡出历史舞台,可这并未消除日本艺伎固有的举足轻重的影响。艺伎融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如艺伎周到体贴的服务成为服务行业的典范。在日本的饭店、旅店、飞机场以及百货公司等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类似艺伎的服务,凡是到过日本的外国人,大都都体验过宾馆、饭店、百货公司等的一流服务,对于他们的周到、细致的服务感到惊叹。例如:在榻榻米房间的日式饭馆,服务员打开拉门、上菜、退出的动作无不显示出一种恭敬与谦卑,顿时让人产生一种主人的感觉。再有不管到那都可以听到接待小姐温柔的“欢迎光临”、“谢谢光临”等等的礼貌词句,这些无不让人感到艺伎文化的潜在的影响,即对客人要体贴、周到、恭顺。
(3)对日本女性审美、价值观的影响
在电影《艺伎回忆录》中,艺伎们所显示的气质无一不体现了日本传统观念中女性美的各个特征:忠贞、典雅、娇媚、柔顺,而这些也构成了他们观念中女性美的要素。艺伎的穿着妆扮在现代日本社会已经成为女性古典美的样板。据说现代社会日本人穿和服时,带子如何打,发型及饰物等都以艺伎为标准。要体现这种气质,实践这种气质,艺伎理所当然的成为日本女性的一种楷模,而他们的 言行举止 也成了普通女性的模仿对象,甚至艺伎本身也因为艺伎道而自豪。
艺伎对日本女性的影响还体现在价值观方面。成熟的艺伎必须具备极其温柔并遇事沉着果断的气质。据说这种气质已经成为现代女性的共同楷模。例如我们在观看日剧时,经常可以从剧中人物身上感觉到一种温柔的魅力,但同时又感到一种温柔背后的忍韧和坚强。这些都是艺伎的内在性格,如今已经内化为日本女性的一种美德。如80年代风靡中国的日本电视剧《阿信》中的主人公阿信,就是一位具有这样性格的女性。
总而言之,电影《艺伎回忆录》再现了历史上那个神秘的日本艺伎世界,艺伎如同日本的富士山、樱花一样,一起成为日本的象征。作为日本传统文化的活化石,它从不同角度折射大和文化的魅力,日本文化追求唯美的主题,这一点在艺伎文化上得到了尽善尽美的表由。日本的艺伎产生是日本现实时代生活赋予的,是日本传统文化的缩影之一,艺伎已经成为日本独特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必将对日本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罗莉:《端康成笔下的〈雪国〉和“日本之美”》,《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1期。
[2] 康有金、白丽敏:《从电影看日本艺伎文化》,《电影评介》,2006年第17期。
浅谈当代日本小说中的历史文化书写
摘要：以当代日本小说为研究对象，分别对战后初期日本小说中的战争历史元素及其语境、新时期日本小说中的历史书写、日本历史小说等进行了考察。其中不乏表现历史题材或因素的作品存在，尤其是战后更是涌现出大量控诉、 反思 战争带来的伤害和灾难的作品，但从作品数量以及思想内容来看，能够进行全面深刻进行战争反思的作品尚不多见。
关键词：当代日本小说;历史;书写
日本当代文学与历代文学相比呈现出了一些新的态势。比如，作家更注重个性化创作，在思想内容方面关注战争、社会、历史的题材增多，与此同时也强调表现自我。对传统也有一定的突破等。本文选取日本当代文学中的小说部分进行梳理，欲对其中的历史文化书写及其语境进行探讨。
一、战后初期日本小说中的战争历史元素及其语境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二战正式结束。在日本维持了近十年的战争体制和政治秩序宣告崩溃，战时的文化统治随之解除，文学也摆脱了战时的管制而重新获得表达的自由。在经历了短暂的混乱和迷茫后，文学界逐渐开始了复苏。在这样一种语境中，日本文学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45年12月，曾一度受到镇压的左翼作家发起成立了新日本文学会，并于1946年创刊了其机关杂志《新日本文学》，其代表作家宫本百合子、德永直等都发表了不少反映战争创伤、表现日本军国主义罪恶的作品。宫本的代表作《播州平野》描写了战败的惨象以及对战争的批判。小说透过主人公石田广子的女性视角，揭示了日本帝国主义为其发动的战争所付出的代价。其中描写了在原子弹爆炸中失去丈夫的寡妇的悲哀，以及在战争和原爆中失去三个儿子的母亲的悲痛，揭露了战争带给女性的痛苦和伤害。此外，德永直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妻啊!安息吧》、长篇小说《静静的群山》、《蛤蟆》、《熬煎》等作品也从多个角度展现了日本战后的历史转折以及普通工人、农民以及女性的不屈抗争的历史画面。
战后派作家尤其是第一批战后派作家中也有不少作品带有深深的历史烙印。第一批战后派作家的创作基本上围绕着战争体验和转向体验两个基点进行。如野间宏的《脸上的红月亮》、《阴郁的画》、《真空地带》、梅崎春生的《樱岛》、武田泰淳的《审判》、大冈升平的《野火》、《俘虏记》等。
《脸上的红月亮》描写了主人公在经历过战争后才强烈意识到亲情的珍贵，表现了战争带给民众的伤害。《阴暗的图画》描写了主人公一面为革命者所吸引一面又不愿真正投入革命的矛盾心态。是表现转向体验的作品。画家勃鲁盖尔的《阴暗的图画》象征着年轻的知识分子的苦恼和痛苦。《真空地带》也是基于作者的曾在狱中服刑的真实经历而创作的，其背景仍然是战争。
梅崎春生的《樱岛》以二战末期为背景，描写知识分子出身的军士村上在日本已处于美军包围的绝望的环境中的复杂内心变化，在向往生的美好的同时，揭露了战争的残酷，鞭挞了丧失人性的日本反动军队。武田泰淳的小说《审判》的主人公二郎因在战争中杀害了中国人而深陷于痛苦的负罪心理中。为了赎罪他选择留在中国，因为他担心回日本后自己的罪行会被淡化。这类带有自我审判性质的作品尚不多见，也反映出作家对战争的深刻反省。
大冈升平根据自己入伍及被俘的经历，写成短篇小说《俘虏记》、中篇小说《野火》、《莱特战记》等，运用心理分析手法，描写被俘经过，反映战争后期士兵的厌战情绪、败局的不可避免和战争对人性的摧残，并探讨了在生死存亡关头人的命运及其存在价值等问题。此外，战后派作家中也有堀田善卫的《广场的孤独》描写了朝鲜战争前后日本知识分子的动荡和不安。其小说《历史》则以1946年的上海为背景，反映社会的动荡。在 日记 《在上海》中表达了对侵略战争的自省与对昭和天皇的批判。战后派之后的“第三新人”的创作虽然已不再聚焦于战争相关类的题材，但其作品中仍能发现战争的阴影。如安冈章太郎的《阴郁的欢乐》、《海边的光景》，吉行淳之介的《在火焰中》等。
二、新时期日本小说中的历史书写
随着时间的流逝，直接描写战争题材的作品也逐渐减少。但作品中的历史痕迹也不难寻觅。开高健的《发光的黑暗》、《夏天的黑暗》、《花谢的黑暗》则是根据1964年自己作为特派员赴越南战场采访的经历而写成。推理小说作家松本清张也著有《昭和史发掘》等深入探究日本近现代史的纪实性作品。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的《饲育》写的是战争期间一个黑人士兵因飞机坠毁降落山村的故事。《广岛札记》则是1963年大江健三郎去广岛搞社会调查，对原子弹造成的迫害深有感触而作。《万延元年的 足球 队》中涉及到了日本万延元年(1860年)农民起义的历史。
村上春树的作品多以都市、青春和恋爱为主题，但作品中也时有对历史的涉及和思考，其中《发条鸟年代记》中记述了发生在蒙古和伪满洲国边境的一段鲜为人知的诺门坎战役的内容。《寻羊冒险记》中也有羊博士为绵羊增殖去满洲进行实地考察等基于中日历史关系事实的小说情节。《1Q84》中女主人公青豆把阅读关于20世纪30年代满洲铁路的书作为业余兴趣，男主人公天吾的养父也被设计为战后返回日本的满蒙开拓团成员。这些关于战争和历史认识的笔墨显得琐碎和零散，在近年来的当代日本文坛已不多见。
三、日本文学中的历史小说
历史小说(也称“时代小说”)是日本近现代文学中的重要文学类型。尤其在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当代文学中，其创作更为繁荣。出现了中里介山、直木三十五、大佛次郎、海音寺潮五郎、井上靖、司马辽太郎、山冈庄八、陈舜臣、吉川英治等一系列作家。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如现代日本历史小说作家吉川英治、司马辽太郎、山冈庄八等。吉川英治先后著有《宫本武藏》、《新书太阁记》、《三国英雄传》、《新・平家物语》、《私本太平记》等多部巨作。司马辽太郎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描写江户末期的历史小说。他笔下的人物如坂本龙马等，如今已成为时代剧里反复传诵的典型。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西乡隆盛们在他的许多作品重复登场著，并多次被搬上影视屏幕。山冈庄八花费17年时间，完成长篇巨作《德川家康》，在当时引发了前所未见的“家康热”。之后他更以历史小说为主，创作《织田信长》、《坂本龙马》、《丰臣秀吉》及《伊达政宗》等名作。
除关注日本本土历史之外，也有一些根据他国历史而创作的小说，如井上靖的历史小说《天平之甍》、《楼兰》、《苍狼》、《敦煌》、《孔子》、《杨贵妃》等大多取材于中国历史，以中国史传文学为素材进行创作，以此表现他对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的向往，对人生对历史的独特思考和见解。此外，太宰志的《奔跑吧，梅洛斯》取材自希腊神话 历史故事 ，远藤周作的长篇小说《沉默》描写了葡萄牙耶稣会派传教士在日本传播天主教受到镇压的一段历史。
以上对当代日本小说中的历史文化书写进行了粗浅的梳理中可以看出，当代日本小说整体而言历史元素颇为浓厚。其中以描写日本历史人物的作品为主，也不乏或整或零地表现历史事件的作品存在。战后小说中更是异乎寻常地涌现出了大量对二战中战争带来的伤害和灾难进行控诉和反思的作品，这一点与其他时期的文学创作都有明显的差异。但从作品数量以及思想内容来看，能够进行全面深刻进行战争反思的作品尚不多见。而且，在经历过战后一个短暂的时期后，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这种关注战争或具有战争历史元素的作品急剧减少，不仅如此，关注国家历史民族命运的作品更是匮乏，这一点与中国文学有着较为鲜明的差异。
基金项目：“河北农业大学社科基金”资助(编号：SK20110401)
参考文献：
[1]何乃英.日本当代文学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张龙妹，曲莉.日本文学[M].北京：高等 教育 出版社， 2008.
[3]王向远.源头活水：日本当代历史小说与中国历史文化[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
近代中日之间先后共爆发了两次战争，其中第一次为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日清战争），而第二次为1937——1945年的八年抗日战争。第一次中日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为日本明治维新后迅速转为帝国主义，其为了谋取殖民地而对朝鲜、中国进行侵略，由于清政府体制上的腐败僵化中国败北。第二次中日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是法西斯势力控制的日本，对中国等亚太地区发动的侵略战争，最终中国和盟友一道战胜了德、日、意法西斯势力，捍卫了国家独立和人类文明。鉴于我们已经在教科书里已经详细学习了中日两国战争的背景、过程，我于此便想讨论一下两次战争对于中国的影响。第一次中日战争的结果是中国战败，签订《马关条约》，领土的割让、权益的丧失让清政府自身统治陷入危机；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中国社会民族危机感形成，民族意识兴起；甲午战败使得众多社会阶层对于当时清政府的政治体制深感失望，变革、革命思想云涌，对戊戌维新运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有重要影响。巨额的赔款使得清政府财政经济危机加深，清政府开拓税源为被迫开放设厂禁限，民族工商业有了初步发展；同时中国各种税款由于抵押贷款，基本都处于列强的控制之下；列强加紧对华资本输出，以开设厂矿和修建铁路为；。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国际地位进一步沉沦。日本法西斯对于中国的侵略，是为第二次中日战争，使得中华民族空前觉醒和团结，国共两党实现合作，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社会各阶层都投入到救亡图存的抗日战争中去；抗战中，国民党的专制与腐败进一步严重，成为战后国共内战国民政府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之中，其军事、政治力量壮大，成为影响中国政治转向的决定力量之一。中国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军民伤亡惨重，中国近代化进程受到严重阻碍；战争之前以及战争初期，国府组织部分企业、高校等西迁，客观上促进了西南经济文化的发展。抗战的胜利是中华民族100多年来抗击外国侵略的第一次全面胜利；国民政府在抗战中利用外交活动成果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并参与创建联合国，并成为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确立了中国大国地位，其红利泽润至今。————————历史研究生辛苦码字，望及时采纳。
摘要：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及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大损害。考虑到中日人民友好关系，中方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宣布放弃中国政府的损害赔偿，但并未声明也放弃受害人民的损害赔偿，中国受害人民向日本政府提出损害赔偿是完全正当的要求。日本法院不应剥夺中国受害人民向日本政府求偿的权利。 关键词：侵华战争；战争赔偿；政府赔偿；民间赔偿；国家赔偿法 1999年9月22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侵华战争的中国受害人提起的索赔诉讼首次作出了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这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尽管日本司法部门对其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理由”作了详尽的阐释，但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其所谓“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本文将从国际法的角度分析如下： 一、侵华战争的性质和战争损害赔偿的范围 日本法院一方面对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极大的损害这一历史事实及原告受到的悲惨遭遇予以承认：另一方面却认为战争导致的个人损害应通过国家间的和平条约及其他外交途径解决，甚至说和平条约缔结后受害人提起诉讼会扰乱和平条约确立的友好关系。为了避免两国回到战争状态，否定个人的诉讼权利是合乎情理的①。以上由东京司法部门作出的判决书中的理由表面上看似乎有一定道理，但是从国际法的角度仔细分析，其理由是明显站不住脚的，驳回中国受害人的个人诉讼请求是滥用法律，显失公允的。日本政府发动这场反人道的侵略战争行为的性质早有定论，就连在上述的驳回中国受害人诉讼的判决书中也不得不承认“日本对中国人民的这场战争是毫无辩解理由的，只能是基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意图的侵略行为而己。”② 一国违反国际法对他国进行侵略，违反战争法对他国施行反人道暴行，必须承担国家责任，这早己为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所确认。现代国际法规定，实施侵略战争的国家承担国家责任主要形式有惩罚战争罪犯、限制国家主权、赔偿、道歉等。对于战争罪犯除了按国际法予以严惩外，其所属的发动侵略的国家还应当对受害国及受害国民给予战争赔偿。战争赔偿的范围包括两部分：其一是对国家主权、军队、国有财产、历史文物等所受损害的赔偿，即政府赔偿；其二是对受害国国民在战争期间因遭到敌军不分皂白地屠杀所受到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的赔偿，即民间赔偿。战争赔偿的范围划分为政府赔偿和民间赔偿两个部分，这是国际法确定无疑的准则。作为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不仅要对受害国政府给予赔偿，还应对受害国国民给予赔偿。 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在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规定：“日本政府对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中国国家领导人对于《中日联合声明》中关于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问题的声明曾作过深入的解释和阐述。1992年原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公开表示：民间赔偿和政府赔偿不是一回事，遭受战争创伤的中国人民通过正常渠道，提出他们的索赔要求是完全正当的。1995年3月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再一次明确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中日联合声明》并没有放弃中国人民以个人名义行使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的权利。”③因此，所谓放弃战争赔偿是指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并不包括中国民间受害个人对日本政府侵华暴行造成损害的求偿权。总之，中国政府己明确解释了放弃战争赔偿的范围不包括民间受害个人的损害赔偿部分。 二、解决民间战争赔偿的法律途径 如上所述，日本对中国的战争赔偿范围包括两部分，即政府的损害赔偿和民间的损害赔偿。《中日联合声明》中，中方承诺的仅仅是“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显然并不包括放弃民间的损害赔偿。作为受害的中国民间个人有向日本政府求偿的权利。然而，民间索偿途径与国家索偿途径是不同的。作为国际法主要主体的国家向他国求偿，可以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如求偿国可以与被求偿国进行国家间的谈判、协商，可以有第三国的斡旋、调停，可以进行国际调查、调解，也可以通过法律方法来解决问题，如进行国际仲裁或诉讼至国际法院。但是民间个人为求得因战争而导致的损害赔偿所采用的索偿途径不同于国家，这主要是因为民间个人不具有国际法主体资格。国际法院只受理政府之间的争端，而无权受理一方为政府另一方为个人的诉讼。民间受害人的求偿只能向被请求国法院提起诉讼，依照被请求国国内法即国家赔偿法进行处理。 法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民间受害人向被请求国法院提起诉讼，应适用该国的民事法律规范而不是国家赔偿法。其实，起诉所适用的法律是日本的民事法规还是国家赔偿法，应视具体情况而定。如果有明确的具体的被告，且被告的侵权行为不是出自政府授权（即公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原告只能基于管辖国的民事法规来追究被告的民事赔偿责任。但中国民间个人的起诉对象不是自然人或企业法人，而是日本政府的授权行为，且日本国已经设立了国家赔偿制度，原告就应该以日本的国家赔偿法为依据，通过行政诉讼的途径解决为妥。 国家的国家赔偿法或行政诉讼法从本质上说没有理由剥替因其国家公权力的行使而造成外国国民损害所引起的起诉权的。被请求国对外国受害国民根据其国家赔偿法提起的诉讼，按国际惯例，应以国民待遇原则来处理。----希望能帮助到你 千万别忘记点击采纳答案和顶一下哦-----
初一还要论文
醒眼看日本现代文学的侵华特征醒眼看日本现代文学的侵华特征 ——评王向远的《“笔部队”和侵华战争》 悠 哉/文出于教学需要，《燕园梦》作者、中国文学大师悠哉从单位图书馆借阅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王向远教授的《“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和批判》（以下简称“该书”）。回家后细细翻阅，悠哉大吃一惊！“笔部队”这个奇怪的名词，我也是头一次听说。它极大地拓展了我对现代日本文学的印象，真可谓“醒眼看日本”的一部极好学术论著。遗憾的是，这本1999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著作，仅仅印刷3000册。在时下喧嚣和浮躁的中国学界，这个印数自然是区区不足道的。也许正是这个原故，它迟至十年以后，才姗姗地进入我的眼界吧？悠哉大师素日不写学术著作评论的，但是既然读到好书，不介绍有辜负之意，因此拨冗聊写一篇，向广大网友进行介绍和宣传。（顺便说明：除太宰治的《惜别》图片摄自悠哉藏书，其余图片摄自本书）日本自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于东亚海岛，从此开始自己雄心勃勃的拓疆国策。与此相呼应，思想界也出现贬低中华的论调。据该书介绍：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1875）第一次将中国和日本、土耳其列为“半开化”国家，提出日本正在成为西方那样的文明国度，因此理应成为东亚盟主。他甚至画好了“支那帝国分割图”。此后，经过中江兆民《三醉人经纶问答》、冈苍天心《东洋的理想》、保田与重郎《蒙疆》、夏目漱石《满韩处处》（109）、芥川龙之介《支那游记》（1921）、到武者小路实笃的《大东亚战争私感》（1942），日本文学里充斥着贬低中国的宣传，在日本发表后，效果无疑是负面的。这里需说明一下：夏目漱石《满韩处处》和芥川龙之介《支那游记》如今有译本，但是书名改了，比如芥川龙之介的书译作《中国游记》。据王向远说，夏目漱石的东北之旅是受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对华经济侵略的中心）的邀请，那么很显然：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作家私人旅行。1931年，伊藤永之介为配合“满蒙危机”的政治宣传，在《万宝山》中歪曲描写了“万宝山事件”。1932年，直木三十五的《日本的颤栗》歪曲描写了上海“一.二八”事变，叫嚣“战争真是太好了！”1932年横光利一出版《上海》，正面描写了日本军国主义言论……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大量移民，相应地又出现所谓“大陆开拓文学”，成立了以荒木巍、福田清人、近藤春雄为首的“恳话会”，炮制了80多部作品，最著名的是菅野正男《与土战斗》、和田传《大日和村》、《殉难》。又冒出所谓体现“建国精神”的“满洲文学”，代表作品有安西冬为《军舰茉莉》，其中的《春》写道：“一只蝴蝶，向鞑靼海峡那边飞去。”乍看平淡无奇，但是明白日本人将我国东北喻为“蝴蝶”（面积轮廓似蝴蝶形状），就明白其险恶用心了。就这样，日本文学家在侵华政策的支持下，一步步地“协力”侵华战争，终于走进“笔部队”。通常我们喜欢说：日本侵略者是“武装到牙齿的”。殊不知这个比喻并不确切，应当说：他们武装到国民的灵魂才是。而这项工作，自然少不了他们的“灵魂的工程师”——日本现代作家——的特殊“功劳”。该书共14章，从第5章起，集中论述日本这支特殊的“笔部队”。请大家耐住性子，待悠哉大师慢慢道来——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与此同时，陆续有日本记者、作家派往中国，进行“协力”军事的报道和宣传。例如：吉川英治、木村毅、小林秀雄、佐藤春夫、尾崎士郎、石川达三等。其中尾崎士郎的《悲风千里》影响很大。还发生一件有意思的事件：石川达三《活着的士兵》描写日本军攻陷南京后的烧杀和掠夺，作者的想法是“把战争的真相告诉社会”。不料在《中央公论》发表后遭到当局逮捕，法院判他四个月徒刑，缓期三年执行。理由是：“描写皇军士兵杀害、掠夺平民，表现军纪松懈状况，扰乱安宁秩序。”与此同时火野苇平的《麦与士兵》却畅销120万册。这两个事件促使军部和政府强化对作家从军创作活动的管制。1938年8月20日是个关键的日子。许多日本作家收到菊池宽（日本文艺家协会会长）的快递明信片，通知他们到内阁情报部开会。与会者有菊池宽、尾崎士郎、横光利一、佐藤春夫、尾崎士郎、片冈铁兵、林芙美子等。最后确定22位担任军部的派遣作家。他们从军部领取高额的津贴，发给军服、军刀、手枪、裹腿等，俨然一批出征的将军。出发前，日本报纸进行大肆宣传，称作“笔部队”。来到中国后，他们先是采访攻克武汉的日军，有人又到南京、杭州。第一批后，军部又组织了第二支“笔部队”（为省篇幅，名单略）。他们回国后，无一例外地撰文谈观感，进行军国主义宣传。值得一提的是林芙美子，她是“笔部队”里唯一的女战士。回国后写了《战线》和《北岸部队》。此外还有军人作家。例如藤田实彦《战车战记》、谷口胜《征野千里》、日比野士郎《吴淞渠》、冻田博《分队长日记》、上田广《建设战记》、火野苇平《士兵三部曲》等……还有难以计数的侵华诗歌作品。应当说，他们是以另一种身份加入“笔部队”的。此外还有所谓“宣抚文学”，大肆进行欺宣传。值得一提的是，1938年因《活着的士兵》而惹祸的石川达三，这时看准风头，幡然醒悟，戴罪立功，他再次来到中国，写下《武汉作战》、《敌国之妻》等正面歌颂军国主义的作品。又担任“日本文学报国会”成员。1942年他积极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战后，石川达三根本否认《活着的士兵》的那些描写，胡说什么“战争是两国干出来的，不应该说坏事只是一国干的”；根本否认南京大屠杀，声称“我没有看到屠杀事件”。奇怪的是：对这样一个日本作家，中国长期以来竟然认识模糊。例如：重庆出版社1989年出版《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的第十卷“外国人士作品”，把石川达三尊为“国际友人”，节录了他的《活着的士兵》；又将他战后写的《风中芦苇》作为“反法西斯文学”列入。王向远教授认为，“这些都是不妥当的”。悠哉大师也认为，这的确很欠严肃。说实话，我在图书馆书架上也见过石川达三的作品，还不曾翻阅。但是，读过这部学术著作，了解到石川达三竟然是这么一个混蛋，我今生是绝不会去阅读的。从今往后，但凡看到这名字，我就深恶痛绝！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11月3日在东京的帝国剧场召开“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抨击英美文化，鼓吹“亚细亚文化”、“日本拯救亚洲”和“大东亚精神的强化普及”。1943年在东京又召开第二次会议。1944年移到南京，又召开第三次会议。这些把戏，自然是“思想文化战”的步骤，是“笔部队”的另一种形式。值得介绍的是佐藤春夫的电影故事《亚细亚之子》（短篇小说名《风云》），它以郭沫若（化名汪某某）和郁达夫（化名郁某）为原型，丑化中国抗日文化人士。佐藤春夫声称：“一切都是宣传第一，一切都注重实效。”作品主人公“汪”和他的日本妻子，被美化为“亚细亚之子”。郁达夫读到此书后，义愤地写下《日本的娼妓和文士》，指出“在这中间他处处高夸着日本皇军的胜利，日本女人的爱国爱家的人格的高尚”；“佐藤在日本，本来是以出卖中国野人头吃饭的”。1943年日本召开“大东亚会议”，发表《大东亚共同宣言》。“日本文学报国会”决定以其五大原则为主题，“刊行构思规模宏大的小说，向大东亚各国国民宣传皇国的传统和理想，渗透共同宣言的大精神”。其中太宰治分工“独立亲和”，为此他撰写了长篇小说《惜别》，描写鲁迅在日本仙台的留学生活。王向远教授称：“《惜别》对鲁迅形象的歪曲，首先表现在作者对鲁迅对日俄战争的态度上。”“太宰治对鲁迅形象的歪曲，还表现在他笔下的鲁迅对日本文化的评价上。”“更荒唐的是，在这里，太宰治借老医生的口，认为鲁迅由医学转向文艺，是由于认识到日本天皇制的优越性的缘故。”悠哉之所以详细介绍太宰治的长篇小说《惜别》，决不仅仅因为它描写了鲁迅，而是因为：《惜别》被于小植译成中文，2006年由新星出版社出版。董炳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鲁迅研究专家）在序言中，首先介绍了竹内好专著《鲁迅》的观点和他对《惜别》的批评，接着他说：“竹内的批评有合理性，但也有简单、片面之处，遮蔽了《惜别》中的许多重要问题。实际上，鲁迅的‘本体’存在于鲁迅的复杂性之中，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释。《惜别》作为小说固然是在‘想象’鲁迅，但小说对于鲁迅文化观的表述、对于弃医从文动机的解释、对于侮辱信作者动机的解释，都有启发性。”咳，真是见鬼了！两位中国学者，对于太宰治的《惜别》，评价竟然如此不同！个中委曲，叫人实在难以参透！虽说悠哉忝得“中国文学大师”称号，却没有资格对王、董二位的学术观点评头论足。毕竟，我只是读过《惜别》，却谈不上专门研究。该书第十三章叫“日本有‘反战文学’吗？”。据王向远教授研究，日本左翼作家在日本侵华战争后全都转向了。日本文学界所谓的“抵抗文学”，实际上并不存在，只是根据法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抵抗文学”一词虚构出来的谎言。例如川端康成，虽然没有在创作上“协力”战争，在行动上却是积极参与的。日本军政府组织的各种会议，他都卖力地参加了。王向远教授断言：“川端康成决不是当代中国不少读者印象中的‘超越时代和政治’的作家。”奇怪的是：对川端康成，悠哉大师也存在这般印象。还有《细雪》的作者谷崎润一郎，文洁若在《唯美主义作家谷崎润一郎》称：“谷崎一向反对日本侵华的不义战争。”但是王向远教授称：谷崎和川端一样，也是在行动上积极参与和“协力”战争的。日本军政府组织的各种会议，他都参加了。当新加坡陷落，谷崎高兴地挥笔写下《新加坡陷落之际》，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我日本帝国在东洋顶天立地，建立了赫赫伟绩……迄今为止，皇军所征之处，公名正大。”高慧勤、叶渭渠、文洁若等日本文学翻译家，为什么要不顾历史事实，向中国读者这样宣传日本作家呢？萨特曾因福楼拜没写过政府镇压巴黎公社的文字而加以谴责，他们对这些日本作家为何如此开恩呢？我以为，王向远的《“笔部队”和侵华战争》一书写得很好，它廓清了悠哉大师对于日本现代文学的糊涂认识。本文题为《醒眼看日本现代文学的侵华特征》，并非说整个日本现代文学是侵华的，而只是说：它的确烙上了“侵华”的印记，或深或浅地。王向远教授的若干论断也许值得探讨。但是，我敢担保说：这是一部用于“讲真话”的、很严肃的学术著作！正是基于上述理由，我才在这篇短文里“撮其要”概述了该书内容。至于深入评价，不是我所能做到的。我觉得，宣传这部学术著作意义很重大。想想吧：该书于1999年初版，仅仅印刷3000册！十年过去了，在中国的日本文学爱好者里，究竟几人拜读过这部著作呢？想到这一点，我不胜忧虑，不胜惆怅！从此以后，中国文学大师悠哉对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武者小路实笃、川端康成、谷崎润一郎等日本名作家，不得不很有些讨厌了。世界上有一种罪恶叫“忘恩负义”；他们早年皆深通汉学，受惠于中国悠久文化的润泽，却是这般狠心地充当孽子！ 2009-3-6纪念"七.七"69周年:石门里斩杀侵华日本军官军刀行动---兼记由此带来的一次烧杀惨案---当年英雄有谁知1941年早春，中国人民拯救中华的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阶段，山东半岛胶莱平原北海地区军民，在共产党和在许世友将军的领导下，与日寇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战斗。莱城东三十里南王行政村有八个自然村，该地南依嵯峨险峻的崮山山脉，北接军事要道206国道，有河谷良田2500亩，岭地3500亩，盛产红薯甜瓜闻名齐鲁。境内沟谷纵横，道路曲折险要，密林遮村，是我八路军和革命干部休整养息的地方。该地有一条河流叫太阳河，上游五里处是埠上石桥交接处的雁岭哭儿沟石门里，形势险峻，水草茂密，易进难出，常年流水汩汩，北入王河入海。太阳河东岸太阳山上有古老的庙殿，叫太阳庙，建于明洪武年间，庙殿南北长一百步，东西广五十步，南北庙堂相对，东西厢房相应，廊道相连，飞檐凌空，气势恢弘，钟声飞越远近十几里。每年二月二六月十八九月十八赶庙日，远近州县贾客云集，少童白叟红男绿女齐集庙场，庙门外大戏锣鼓开场，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太阳庙殿据高临下，周边山脉相连，几十里村落尽收眼底。1940年日寇在莱城东部地区建立了军事据点，中间广阔地带一带却无法控制。1941年正月底，崮山八区获莱城我地下工作者密报，日寇驻军出动100多人东出扫荡，准备勘察日光山庙宇地理形势设立据点，打开莱城东部“非占领”状态，强化“绥靖”政策。正月二十七日上午，寒风刺骨，天干冷干冷的。南王村民兵指导员张令信接区里通知，带领民兵周九丁等人，去村西大沟埋设地雷，阻止敌人东进。张令信身材高大，有豪气，练八卦，敢为事。1937年加入共产党，曾与郑耀南长子郑梦华参加胶东干部学校学习，在《大众日报》社做保卫工作，后任潍县抗日政府公安三科科长，潍北锄奸队队长，亲手处决汉奸和还乡团骨干十几人，曾跟着许世友司令员做过事。周九丁身材高伟，有勇力，在当地是有名的掐电线埋地雷能手。上午十时许，敌人不走大沟，绕行西石桥村，在村西稍做休整，然后北行过马家庄。张令信等人看鬼子改变行军路线，带领同伴扒出埋在大沟小路上的地雷，从大沟东侧绕马家庄返回村隐蔽。中午十一时，鬼子队伍在南边家村（有说在南菊寺村）吃饭，饭后向驿道方向开拔。有一骑白马挎洋刀鬼子中校军官中午醉酒，落在队伍后，独骑过太阳河，东行上庙殿西侧西北二里许，掉队醉卧不醒。南王村村民王梦彦拾粪经过发现情况，迅速回村报告村长王仁洁，王仁洁让他马上回去监视，自己去东村约民兵指导员张令信，及民兵周九丁，张升奎，周元丁，张升志（外号小野猫）等五人，一起去鬼子军官醉卧处。王梦彦曾在哈尔滨做事，会几句日语，大家商议好先让他上前找机会说话，大家待机行事。王梦彦腰里缠着布腰带，肩上铁锨撅着粪筐，打扮成拾粪农民的样子，上去借火抽烟，这时军官已醒来，问，南边的什么村子？王梦彦回答说是南王村。又问西边的什么村子？答说南边家村和北边家村。军官拿出地图，指点着看了一会，说，你说的对，你的大大的良民。军官就从衣兜里掏出香烟，给王梦彦一支，自己手拿着一支。王梦彦遂上前给军官点火，张令信斜刺里从后面靠近军官，猛不定抱住军官的腰，死死不放手。这时军官呜啦呜啦大喊，翻身回手抽刀，刀鞘长，抽不出。张令信与军官在地上滚打，滚出十几米。令信大喊，来人啊！周九丁四人遂上前缚敌，争奈刀光闪亮，寒气逼人，无法下手。小野猫张升志上前，用铁锨砍伤军官抽刀手臂，军官刀落。令信大喊，解裹腿！大家遂解下军官裹腿带子，奋力绑好军官手脚，解下军刀。把军官抬到马背上，一人牵马，四人挟持，二人护卫，从胡子沟过河道，送宋家区政府。区里没人，遂商议处决军官。就顺南王河道至上游哭儿沟石门里。石门里经年流水，隆冬不冻。水下有细沙，深有数米。周九丁手起刀落，将军官斩首。在河床上挖了大坑，尸首埋在河床下，上面用沙掩好，流水如旧。放走战马，埋好战刀，自觉万无一失，遂分头四下里躲避。不巧远处有村八岁小孩乳名满仓者，和外号林老五者二人看到。林老五在村里是无赖，不懂义理。此时为1941年，正月二十七日，中午二时左右。当日鬼子队伍行至石郭庄一带，发现军官失踪，遂拉网满坡往西搜索。军官白马返回，鬼子知道军官出事，就在南王一带大肆搜寻。一帮铁匠师傅被鬼子打得头破血流。傍晚，队伍没回莱城，就在武官和南菊寺宿营过夜。当日夜降小雪，漫山遍野一片银白。正月二十八日凌晨，敌人调集驿道平里店小庙后据点队伍400多人，重返南王一带找人。南至坎上坎下东西埠上，一直到北面的宋家集教书庄，西边到武官清明沟村，漫山遍野到处是马队奔驰。老百姓提前接到上级通知，大部分躲藏进山了，只有老弱病残没来得及转移，被赶到各村的场院里拷打审讯。南王东村有30多人被赶到村南大荒里，张令信母亲徐氏，周九鼎父亲，以及张令信埠上的一个远房姑舅徐永春亦在其中。小孩满仓被鬼子用糖果诱惑，给鬼子指出军官尸体掩埋地址，林老五向鬼子指认出张令信母亲徐氏和周九丁父亲。徐氏和周九鼎父亲被带至石门里。鬼子从河道里挖出军官尸体，当场枪杀了徐氏和周九鼎父亲，然后用担架抬着尸体，送到小庙后据点。时为1941年古历正月二十八日上午10时许。关于满仓提供军官尸体地点，林老五指认张令信母亲和周九酊父亲的细节，系解放后民间传说, 据当事人张令信说,是他远房姑舅兄弟徐永春解放后说出实情。那时林老五已逃逸东北，至死不归。对满仓则因为年幼无知没法处理。下午2点，鬼子返回，遍村放火，一时烈炎张天，浓烟滚滚，正值东南风起，烟尘飘至掖北海边，缭绕不散。村民踏雪站在南岭顶上，眼巴巴看着家园毁于一炬。大火烧到第二天早上，仓谷糠秕烟雾三日不息。东西两村烧毁房屋1000余间，粮食12万公斤，烧死牲畜三十多头，桌椅柜箱无计其数。西村仅存三家没烧。周发堂家院墙高，胡秸烧不到房檐，免于一炬。王玉琪大门朝北，老头用铁耙顶门，翻墙外逃，鬼子没有进去。王梦寿老婆躺在家正屋，大喊有瘟症，鬼子也没敢进去。笔者家父在世日，说仅存三样东西：一张土耙子，一只驴鞍子，一个呱嗒，三样东西都有火炭痕迹也！事过三十年时修葺老屋，墙壁内里皆火红色，墙里顶梁立柱皆为黑炭。南王石坑出产黄褐色石料，古辈用这种石料建房。房屋墙面经大火焚烧皆成红色。大火焚烧时，来不及走掉的老人都被烧死。鬼子漫山遍野搜寻人，有承认南王人的，格杀无论。王宝山和老婆用驴驮着三个孩子，跑到大台，鬼子问：是那里人？他的老婆精神有毛病，说是南王的，王宝山立刻被抓走，在小庙后干河子村被活扒了心，祭祀死了的军官。北边村村民边锡元当时也被抓到干河子，王宝山被害情况他曾亲眼看到。东村王群被抓后，被扔到粪坑里淹死，春天往外扔粪时才掘出来。许多亲戚不敢收留南王人。张秋英母亲用驴驮着孩子投奔马家庄姑母家，被亲姑姑拒之门外，后投奔边家亲戚张节家住了半年。也有死里逃生的，王永德被鬼子马队追赶时恰好内急，一闪身蹲进道旁的土坑里，马队从头顶跨过去，躲了一劫。南王遭劫后，北海抗日民主政府组织各区民工出钱出物出工，用一个春天帮助建房，流落他乡的人才慢慢返回乡里。有许多人家移居外乡，至今没归。周发云一家搬到山后村，王克义一家搬到龙冢庙村，至今未归。有没及时建好房子的人家，就多年住在废墟里，周发成一家人就住在窝棚里三年多。有新媳妇结婚住在牛屋的，有公婆与媳妇同居一炕的。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时，村里仍然残垣败壁，瓦砾遍地，满目荒凉。家家户户也很少有柜椅的，连盛粮食的瓮也没有，都是盛在用土墼砌的土仓里。冬天到了，深夜老鼠肆虐，粮食常常被一宿倒光。有月子里孩子被老鼠咬伤鼻尖耳朵者。又家家户户很少有房门的，用草廉遮风，冬天屋里似冰窟，幼儿长夜啼哭不住。奔东北谋生者有百多人吧，哈尔滨几乎有了南王村。笔者有远房伯父叫王梦志者，今年八十有九，自奔东北没返乡里，年前病倒，嘱咐儿女他死后把骨灰安葬回老家日光庙遗址西坡，拳拳之思乡情感人泪下！愿天下人珍惜今日安宁康定生活，为富国强兵尽匹夫之责也！当年擒敌英雄大多过世，张令信老人尚在。二龙周九鼎1947年在斗争地主浮财时，因给被斗争对象通风报信，激起民愤被村民活埋而死。其他人皆病老而死。张令信老人今年八十有九，已拄拐，身体有病。记忆尚好，对当年火烧案情能断断续续记起。老伴九十，也患有疾病。今年正月初一我去看访了张令信老人，我走出老人家门时，天空正飘着清雪，距那个火烧的日子正月二十八日，还有二十七天。可是已过去整整六十年了。张令信老人执意送我，我回头远望风烛残年中的当年缚敌英雄，心有戚戚然！南京正在遗忘和毁灭亚洲最大的侵华日军慰安所遗址(请大家帮助转帖和置顶)南京正在遗忘和毁灭亚洲最大的侵华日军慰安所遗址南京市利济巷2号是现存最大的侵华日军慰安所遗址。2003年，八十二岁高龄的朝鲜籍慰安妇朴永心老人来到利济巷2号指证日本人在此犯下的罪行。侵华日军在南京曾设有四十多处慰安所，现存的不过五六处，而有慰安妇亲自证实的仅此一处。 利济巷2号是亚洲最大的慰安所遗址，专家充分肯定了保留该处遗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朴永心老人离开南京后，该处房屋因地产开发而面临拆除的命运。后经媒体报道，引起广泛关注。在舆论之下，南京市政府做出了暂不拆除的决定。此后，该幢房屋和周围相关建筑逃过一劫，但居民的动迁并未停止，绝大多数居民已迁出利济巷2号。南京市政府虽暂不拆除此房，但一直未对它的未来做出规划。永久保留？原址建立纪念馆？易地重建？拆除？一年来没有答案，也没有妥善的保管。[注：南京市进行民国总统府前地块改造，曾要拆除一座民国碑坊和两座清代宗祠。后来经过报道，引起关注，拆迁单位表示碑坊不动，宗祠日后重建。可在地块建筑拆完之后，碑坊也拆完了。三四年后，宗祠也不知在何处。总之是不了了之了。]利济巷2号已有七十余年房龄，由于无人居住，大部分门窗已经严重损坏，雨水直接注入室内，浸蚀墙体。一楼填满垃圾，天花板大面积脱落。七十高龄的危房在风吹雨淋，无人照管的情况下还能矗立多久？南京遗忘了它，看着它走向毁灭。去年，南京大屠杀的活证据李秀英老人走了，对日本右冀而言又少了一个“绊脚石”。人证会消失，可物证却能永久留存。利济巷2号是最好的物证，但如果我们连这么重要的物证都无法妥善保管，又如何去指控日本的罪行？我们的子孙又如何认知历史，知晓罪恶？今年是抗战胜利六十周年，难道真要把我们的遗忘当作送给日本人最好的礼物？
评职称都是按刊物的刊期来算的，如果刊物是9月的刊，那就是9月的，哪怕是7月收的刊物。
严格意见上来讲，就没有发表时间这一说，都是出版时间，按《出版物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等，连续出版物是不允许提前出刊的，像这种9月的刊期，8月出版的，都是违法操作的，就是为了评职称提前拿到刊物而操作的。
按相关规定，连续出版物一般为当月或次月出版，一般来说，月刊为每月15日出版，旬刊为每月5、15、25日出版，半月刊为每月10日、20日出版。
概念
职称论文发表，顾名思义，就是在学术期刊公开发表论文，用于评定职称。“论文”是指精深而有系统的学术文章，是课题研究、问题讨论的表达形式。论文发表就是专门对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领域中某一问题，进行探讨、分析论证的文章发表在国家正式出版物上，由于利益驱使，市面上充斥着很多假刊，发表论文前一定要认真鉴别，避免上当。
你好，根据一般习惯，是以杂志实际出版的日期为准，因为自它印刷并公开发行的时候就已经达到了出版的事实标准。杂志上标注的刊期只是杂志社为了杂志的时效性所以都会把时间往后写，这样当你8月收到9月杂志的时候不会觉得晚。特别是对一些在市场上公开销售的刊物来说，这样能避免读者买杂志总觉得像是买到过期的一样，保持读者的新鲜感。一般杂志从收稿到编辑、校对、印刷、发行都会有不同的时长，刊期越长（月刊、双月刊、季刊）出版周期就越长，特别好的学术期刊，长的甚至半年一年，所以你发表时一定要注意问清杂志的出版时间能不能赶上你的时间需要，以免做了无用功。要发表可以再问我，我就是杂志编辑
论文从初稿到发看需要三四个月左右。
一般的省级、国家级论文审稿需要1～2天，出刊需要1～3个月。个别快的0.5个月，还有个别慢的需要4～7个月。
质量水平高一些的期刊，还有一些大学学报，投稿的出刊需要6个月左右，快一些的3～4个月。
科技核心期刊审稿需要1～3个月，出刊另需要6～10个月左右，总的算起来大约是1年～1年半。
北核、南核审稿需要3～4个月，出刊另需6～15个月左右，跨度较大总的算起来1年～2年。
综上所述，评职称发表论文一定要对各不同级别论文的发表周期做到心里有数，提前准备，以免时间上赶不及白白错过评审多等一年。尤其是核心论文，一定要提前。
出版时间跟你发表时间是不一样的，所以要区分开来，我的经验告诉我，早点发表会好些
论文一般接收后两个月左右会见刊，从投到见刊大学6个月左右
论文发表的见刊时间，跟两个因素有关系，一个是审核的时间，一个是正常的这个刊物的发表的周期。先说审核的时间，一般来说，普刊的话，审核时间在1-2个月左右，学报就会在2个月左右，比较慢一些。如果是核心期刊的话，审核时间会在2-5个月，个别的小半年有都可能，有可能你修改了好几次，到最后一步了，结果被主编否掉了，前面白忙活了，核心就是比较难一些。然后发表的时间，就是从你的文章审核录用开始算起，普刊的话在6-12个月，核心的话在9-15个月。你没看错，现在发表论文的周期就是这么长，而且审核也比较严格。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去找一些论文发表机构，因为时间实在等不及啊。我之前就是投稿实在等不及，找淘淘论文网给我发表的一篇经济类普刊，加急2个月发表出来的，想加急1个月，加急不了。而且像我爱人的，教育类的文章，根本就没法加急，找淘淘论文最快也得5个月以后才能发表出来。核心期刊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大家还得提前准备，千万别平时不准备，到时突然想加点钱1个月就发表出来，杂志社是你家开的，想什么时候发表就什么时候发表出来，不存在的呀。
省级期刊：普通论文大概需要三到六个月的时间，要提前做好准备。国家级期刊：需要六个月左右，核心期刊难度会更高，六个月以上，甚至更长时间。不同类型的论文，发表时间也不一样，比如，医学类论文，难度会更高，时间也更长。如果自己选择期刊投稿的话，审核时间不稳定或无限延长，加上中间修改时间，成功发表的周期更长。
肯定算的是9月份发表的。严格意见上来讲，就没有发表时间这一说，都是出版时间，按《出版物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等，连续出版物是不允许提前出刊的，像这种9月的刊期，8月出版的，都是违法操作的，就是为了评职称提前拿到刊物而操作的。按相关规定，连续出版物一般为当月或次月出版，一般来说，月刊为每月15日出版，旬刊为每月5、15、25日出版，半月刊为每月10日、20日出版。8年专业发表经验，希望我可以帮到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