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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百篇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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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百篇论文发表

《中国近代史纲要》是我国高等院校中必开课程,它对当代大学生整个思想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它能够引导当代的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精选,希望大家喜欢!

《浅析五四时期的妇女运动》

【摘 要】20世纪不仅是五千年古代文明历史的中国迈向近代文明的转折点,也同样拉开了近代妇女解放的幕帘。随着新文化运动带来的启蒙,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中国妇女逐渐找到了自身发展解放的道路。到五四运动时期,妇女解放运动开始蓬勃发展,使得妇女从传统的束缚里解放出来。所以说这样一个在近代妇女运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和最有影响力的时期,有必要对其原因背景、表现特点及其影响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

【关键词】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指出:傅立叶“巧妙地批判了两性关系的资产阶级形式以及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位。他第一个表明了这样的思想: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 在五四运动这样一个在近代妇女运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和最有影响力的时期,有必要对于其原因背景、表现特点及其影响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

一、原因背景

众所周知,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妇女这样一个群体,始终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等这样一套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长期压迫和束缚着她们。在没有被教育的情况下,政治方面失去自由,经济方面不能独立,妇女仅仅成为了男人的附属品,生活苦不堪言。

近代以来,我国许多有识之士在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上进行了不屑的努力。辛亥革命时期,我国妇女就已经参加一些解放运动,但是这个阶段的运动总体来说比较零星分散,没有找到真正解放的道路,只是有了朦胧的初步认识,使得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与中国革命相结合有了一定的基础。虽然辛亥革命失败了,却使得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接着新文化运动伴着“民主”与“科学”的浪潮掀起,新文化运动的战士们开始对旧的伦理道德做出猛烈的抨击,这中间就有对于压迫和束缚妇女的关于旧有观念的批判,陈独秀发表于《新青年》的《一九一六年》一文中指出:“妻子不是丈夫的附庸品,号召女青年通过奋斗来脱离附庸品的位置,恢复独立自主的人格。”?战士们同样不惜笔墨,将西方关于女权运动的迅猛发展详细地介绍给中国的妇女,希望她们能够更好地树立人格,打开自己的眼界学习西方,摒弃自卑的心理,投入运动,更好地肩负起自己的责任。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热情地呼唤着广大妇女们思想觉醒,“现代民主主义的精神,就是令凡在一个共同生活组织中的人,无论他是什么种族、什么属性、什么阶级、什么地域,都能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教育上得到―个均等的机会,去发展他们的个性,享有他们的权利。

二、表现特点

经过一系列的发展,妇女的思想和行为从传统束缚中得到解放在五四时期尤为明显,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打破男女授受不亲观念

包括在校的女大学生在内的广大妇女,之前所受到的思想教育都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男女授受不亲”等旧有的思想观念,束缚着妇女对于自身幸福的追求,使得她们的身心无法得到更好的发展。五四运动的爆发,上海女学生在听到北京学生上街游行却有学生被捕的消息后,务本女子中学、勤业女校等在内的6个女校的女生积极参与起草了上海学生致北京政府的电文,表示坚决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并呼吁北京政府“本公理人道,将被捕学生释放,以安人心,以弥祸变,毋任感祷。”部分女大学生忍耐不住心中的烈火,在当天晚上不顾学校的规章制度一齐冲出学校,在监狱外面示威甚至表示出了可以与男学生一起坐牢的态度,以此向当地政府做出反抗。这便为打破“男女授受不亲”观念迈出了第一步,激起了妇女的爱国情操。在此同时,新民学会和觉悟社勇敢地破除封建陈规,在男女之间建立了一种平等互助互敬的关系,这种创举也有力地冲击了“男女授受不亲”的陈腐观念,鼓励了青年的男女走出家门到社会上进行锻炼,进一步恢复了妇女正当的交际权利。不可否认的是,五四时期的打破传统男女观念,男女社交公开是极其有限的,不管是在地域方面还是在人的阶层方面都是有限的,但封建的藩篱一经冲破,封建礼教再也不可能恢复它无所不至的权威地位了。

(二)反对妇女传统的贞洁观念

1918年5月,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4卷5号刊登了周作人翻译日本谢野晶子的文章《贞操论》。《贞操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激起千层浪,在封建社会规范的严密控制下,为生活在底层的妇女争取应有的权利。女人是半边天,如果妇女没有解放,用李大钊的话来说时“半身不遂”。李大钊同样号召妇女解放,尤其是在鲁迅1918年7月所写的《我之节烈观》中通过提问的方式表达了“表彰节烈”是在“女应守节男子却可多妻的社会里”形成的。胡适也认为中国法律关于贞操问题的规定都没有成立的理由,他说:“以近世人道主义的眼光看来,褒扬烈妇烈女杀身殉夫,都是野蛮残忍的法律,在今日没有存在的地位。”⑧我国传统社会“三纲”中有“既嫁从夫”这样的一种观念,所说的“嫁”就是指女子与丈夫结婚以及女子与未婚夫去订婚,这样情况下,女子成为“人家之人”。据此,胡适提出了几条引申意见:“男子对于女子,丈夫对于妻子,也应有贞操的态度;男子做不贞操的行为,如嫖妓娶妾之类,社会上应该用对待不贞妇女的态度对待他;妇女对于无贞操的丈夫,没有守贞操的责任,社会法律既不认嫖妓纳妾为不道德,便不该褒扬女子的‘节烈贞操’”。

(三)争取男女教育平等权利

五四运动以前,中国传统社会一直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所以很少有女子去读书识字接受教育的机会。根据这样的一种状况,1919年邓春兰、谢楚祯作为进步女青年先后用书信告知北大校长蔡元培,代表妇女要求解除女禁,实行男女同校,表达自己的愿望。胡适也为此专门写下《大学开女禁的问题》,文中具体阐述了男女同校的种种好处,这样一种男女教育平等的思想,实际上是要提高妇女的自身素养,使男女平等受到现代化的教育和充足的知识滋养,从而完善半边天,在社会上谋取自己的职业。在这样强大的舆论攻势下,女子争取教育平等权利初见成效。1920年春,北大招收了9名审查合格的女旁听生,开了男女同校的先例,课程内容同样实现了平等。此后,各地纷纷效仿,一些相对进步的社团也打破男女界限,开始吸收女性成员。可能这一时期能接受教育的女性总体来说依旧微乎其微,但这一阶段性的成果为男女职业平等、女子经济独立开创了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妇女解放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反抗中国传统,争取教育平等的行为是一种既对自己也对社会的挑战,再现了五四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

三、五四时期妇女运动影响

五四时期的妇女运动,解放了中国传统思想,充分体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关于妇女运动的方向,同时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妇女解放的理解。不仅仅是在少数的上层知识妇女中产生了一定影响,也是帮助一批知识女性自觉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观作为理论武器,从而武装了我国早期出具共产主义思想的领袖,更为广大下层妇女所接受,为妇女解放运动朝着更为正确的轨道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当今社会下,也为促进整个经济、社会的良性运行,实现女性与男性、社会、家庭的协调一致的共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1]彭明.五四运动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618.

[2]彭明.五四运动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627.

[3]《新青年》六卷二号

[4]《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1470.

[5]沈传亮. 五四时期女性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研究[J].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3):23.

[6]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商务印书馆.1937:376.

[7]郭秀文.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思潮[J].学术研究(历史学版),1999(6):7.

[8]彭明.五四运动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629.

[9]陈文联.“五四”思想界对封建贞操观的批判[J].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7(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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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中国近代史纲要》中国近代史可以说是中国的屈辱史,一个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古国遭到如此的破坏,不得不令我们心痛和反思。从1840年鸦片战争,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从此开始了中华民族的噩梦。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为中国由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转折点,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在此后的近一百年间,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标,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后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但都属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在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革命对象和任务性质。在近代史上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有两个: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而前者为最主要矛盾。但两大主要矛盾在历史的进程中,呈现出错综复杂关系和起伏状态,两大主要矛盾规定了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就是要推翻外国资本—帝国主义,该国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争取民族解放,国家富强,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或者说,近代中国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彻底反帝反封建和实现国家近代化,改变中国近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前期综述(1840—1919年)此时期又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旧民主主义革命其性质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外国侵略和该国的封建统治,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为政治目的;以发展资本主义为最终目标的革命,其中辛亥革命是比较完整意义的一次旧民主主义革命)。此时期从1840年鸦片战争始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止,共约80年间的历史。据教材内容的种种历史现象的内在联系及相互关系,形成一个相对完整且严谨的知识体系,既能体现出这个时期发展的特点及客观规律,又能涵容这个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基本知识。可分为以下三个发展阶段。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19世纪40年代—60年代初)此时期的历史大事有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前者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动的非正义的侵华战争,即中华民族的反侵略的正义的民族自卫战争,而后者是农民阶级的革命运动,二者又有十分密切的联系。19世纪前期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成为资本主义头号强国,为扩大海外殖民地,以强占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英国等迫切要求中国的市场开放,用战争暴力作为达到它们目的的主要手段,而此时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到了衰落期。到鸦片战争前,已经走到穷途末路,清政府统治腐败、经济落后、对内极力压制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扼杀新思想、新技术的发展,残酷地剥削人民,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尖锐,对外坚持天朝尊严和闭关政策,最终导致中华民族灾难的到来。虽说在鸦片战争中,清政府是民族战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军民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由于清王朝的腐败、落后及战争中的妥协投降政策,战争的结局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外来侵略者通过不平等条约,从中国取得了大量的主权,中国的门户被列强用炮舰打开,中国开始论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半殖民地”是指丧失了部分而不是全部的主权;“半封建”是指既保存了封建主义,又发展了资本主义。其两者都有政治、经济和文化内涵)。而第二次鸦片战争是列强对既取得的侵华权益不能满足,力图全面扩大侵华,并趁清政府处于内战的窘境,以“修约”不成制造借口而发动,英法是主凶,美国是帮凶,俄是既追随英法又单独作案的凶犯。中国又丧失了许多主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程度进一步加深。 由上可知,鸦片战争后的二十年间,中国社会主要呈现出半殖民地特征,到六十年代又呈现出半封建社会的特征。但鸦片战争并未解决中外矛盾,更激化了阶级矛盾,导致了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虽由于时代,尤其是阶级的局限而最终失败,但有着极重大的意义且承担反封建反侵略的双重任务与一些领导人发展资本主义的新时代特点(社会性质决定),这是以前农民战争所不曾有过的,是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总之此时期的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且在思想界开始出现向西方学习的思潮,而清朝统治者在对待西方侵略的态度上,由对抗到暂时“和好”,在镇压中国革命的基础上勾结起来,从而开始了中外反动势力相勾结的历史。 完全形成时期(19世纪60年代-20世纪初)此时期的主要史实有民族危机加深、洋务运动、资本主义的产生、帝国主义掀起瓜分狂潮、戊戌变法及义和团运动等。此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阶级关系、政治舞台及思想领域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从社会运动态势看,既有沉沦,也有发展;在中国社会两大主要矛盾中,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显然居于最主要的地位,在中外暂时“和好”的形势下,清建立了总理衙门,为解决内忧外患,掀起了洋务运动,但甲午中日战争战败,其“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破灭,以失败局面而告终。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在19世纪中期的全世界胜利,英法美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发展,俄德日也走上了迅速发展资本主义道路,不久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的进程。鉴于此,列强为扩大海外市场及占更多的原料产地,尤其是资本输出的场所,加紧对外侵略,掀起了瓜分世界狂潮,而它们之间既勾结又相互争夺。随着中外“和好”局面的结束,以武力和战争手段造成中国边境地区的普遍危机,以大举输出资本来控制中国经济命脉,政治侵略和文化侵略也日益加深,先后发动侵略中国的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瓜分狂潮、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妄图变中国为其殖民地,《马关条约》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形成的标志,《辛丑条约》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完全确立,清政府完全成了列强统治中国的驯服工具。由于侵华的不断加剧,使清统治集团不得不调整统治政策,也扩大了自身的分裂和形成新的派别,但都改变不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随着外国侵略势力的扩张,中国封建经济的瓦解加快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艰难地产生和发展起来,同时产生了新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队伍壮大,而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中国半封建经济的特征已经具备。而软弱的资产阶级形成两个政治派别,都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和挽救民族危亡。甲午战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及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维新变法运动和义和团运动都把救亡图存作为主要斗争目标,资产阶级维新派通过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发展资本主义的变法(和平方式)来实现其救亡图存的斗争目标,而演出了一幕戊戌变法悲剧;以义和团运动通过“灭洋”(流血方式)来实现斗争目标,它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尤其是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美梦,使帝国主义改变侵华方针为“以华制华”,而后这两次救亡运动的失败都与清有极大的关系,从此以后,以推翻清政府为主要斗争目标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在全国迅速兴起。深化时期(20世纪初—1919年五四运动前)此时期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尤其在政治上变动极大。中国社会两大主要矛盾汇于一流,集中地体现为广大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支持下的清统治集团及北洋军阀统治的矛盾。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为重新分割世界展开激烈的争夺,“一战”的爆发影响到欧洲列强侵华政策的调整,以及列强在华势力的变化,列强利用清政府及反动军阀为工具进行侵华,清统治集团完全俯首听命于列强。慈禧太后为苟延残喘,既要取悦于列强,又要消弭于社会不满,一手出卖国家主权、民族利益,一手耍弄“新政”、“预备立宪”,进行调整,但结果适得其反,直接间接地削弱了统治,促进了革命,而民族资本主义有所发展,资产阶级的政治积极性明显提高。随着民主思想的传播及论战、团体及政党的建立、一系列武装起义的实践、理论的指导,最终导致了辛亥革命。但其革命成果,因其阶级局限性,革命果实为袁世凯所窃取,袁世凯及其后继者对内独裁专制复辟、对外出卖国家主权,投靠帝国主义,而导致了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维护民主共和成果,不断地进行斗争,其斗争的实质为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但最终都以失败局面而告终。这说明民族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人民走向胜利,需要新的阶级-无产阶级来领导,而这一时期的中国政治斗争的焦点为维护民主共和的斗争,反映在思想文化领域内:一方面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掀起了复古逆流,一方面资产阶级革命派倡导民主共和和知识分子倡导新文化运动,且随着“一战”期间帝国主义暂时放松对华侵略,辛亥革命、民主共和和实业救国两大思潮的推动下,中国工业迅速发展,这促使中国无产阶级队伍壮大,为以后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化,为中共的建立,提供了阶级基础。在1840年到1949年这109年间,中国经历了中国历史最心酸的时代。1840年以前,中国作为一个东方的文明古国,一个许多人向往的国度,一个灿烂文明的国度,多少辉煌让我们沉浸其中,让我们感到自豪。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非常不愿意翻开中国近代史,因为他让我们又气又难过,但是我们要正视历史,对历史进行思考,使这段历史在中国不再重演。值得庆幸的是,中国还有许多的爱国志士,在这109年间,正是这些中华儿女拯救了中国,保留了中华文明的希望,他们经过109年的奋斗,使中国得以经过这么多年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在这109年间,我们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掠夺,使一个曾今的天朝大国变的满目疮痍,我恨清朝政府,恨你们的软弱无能,带给中国多大的伤害,多少不平等条约机会葬送了中国。我们不可否认,落后就挨打,但是这个代价也太大的。在这109年间,不知有多少中华儿女流血牺牲,没一件事情都让人伤痛。从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再到世界列强瓜分中国,再到日本侵华等,他们在中华大地上犯下了滔天大罪,真的不可饶恕,但是我们要做的是不让这历史重演。中国近现代史,这是中国成长最痛苦的一个时期,在这过程中,中国经历了许多,各个阶级也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进行了不同的尝试。农民阶级进行了太平天国运动,从很大程度上打击了封建势力和帝国势力,但最终还是失败了,农民阶级没能救中国。资产阶级也进行了尝试,从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改良运动,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等等,最终因为各种因素都没能成功。最后是在1919年新文化运动中带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了民族复兴的第一步——国家独立,至今共产党领导着我们进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从中我们知道,无论对任何事情,我们都应该去面对他,去尝试各种方法,去学习各种经验,人生需要许多的尝试,尝试也是一种创新。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道路,自己生活学习的方式,但这一切都是在尝试中体会到得。当然我们在工作和学习中也需要持之以恒,通过不断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最后才能成功。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优秀的民族,虽然我们在近代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掠夺,但是我们还是通过不断的抗争,争取到了独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新中国。这109年,我们赶走了各国列强,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这些成果都来之不易。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令人悲伤和愤恨的历史,无论它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伤害,我们应该不忘历史,正视历史,去对历史进行反思,不让历史重演,从中指导我们人生的发展。我们也需要领悟中国这种百折不挠的精神,这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无论在今后的学习或工作中,都将对我们有极大的帮助。

邵雍,男,1953年12月生,浙江慈溪人。1982年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同年考入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学习,师从中国会党史学会会长魏建猷先生,1985年毕业。毕业后一直在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研究室、教研室工作。1987年晋升讲师,1992年、1996年经上海市高等学校教师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破格晋升副教授、教授。现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校重点学科社会学负责人、中国会党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上海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管理处研究室学术顾问、上海市教委考试院专家组成员、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理事、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理事、上海市中山学社理事、上海市宋庆龄研究会常务理事等。专业特长为中国近现代帮会及下层社会史。学术专著有:《中国帮会史》下编(34万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连同上编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三等奖)、《中国会道门》37万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民国绿林史》30万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中国秘密社会第六卷·民国帮会》30万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中国近代贩毒史》、《中国近代妓女史》、《中国近代绿林史》,上述专著为国内外十余种学术专著作为主要参考书或直接引用。336 26038参与编写的学术著作有:《长江文明史》、民政部组织编写的《中国社团发展史》。同济大学四平路参与编写《重新认识百年中国》、《民国三教九流归宿》、《中国通史史论辞典》、《义和团大辞典》、《中华民国大辞典》等书。专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民国档案》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了近百篇论文。除了涉及中国近现代社会史外,还涉及孙中山研究、党史研究、宗教史研究、上海史研究、朝鲜韩国史研究和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2001年、2002年三次在上海师大人文学院全体教师的科研成果数量排行榜上名列前十名。现正在进行国家社科项目“中国历史上秘密结社与民间宗教研究”。院参与编写的教材有:《中国近代史教程》及其增订本、《新编中国现代史》、《中国史学史》、《当代人类社会问题》以及上海市初中和高中历史教材。前两种书获上海市教委高校教材三等奖。kaoyantj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了《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社会史》、《中国近代秘密社会史》、《中国近代史料学》、《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辛亥革命史》、《中国革命史》等必修课和选修课,深受同学欢迎。1999年、2000年、2002年三次获得人文学院教学奖。 33623 037198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86年起历任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党总支委员、历史系教工党支部书记,现任中共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分党委委员。2001年荣获上海师范大学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先后在东方电视台、上海电视台揭批邪教,扩大了上海师大的影响。济现任中国会党史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现代史人物研究会秘书长、上海市宋庆龄研究会理事、上海师范大学孙中山宋庆龄研究中心副主任等职务。已收入《中国高等教育专家辞典》、《中国当代历史学者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家辞典(英文版)》、《上海高教系统教授录(三)》等辞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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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发表经验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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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五四时期的妇女运动》

【摘 要】20世纪不仅是五千年古代文明历史的中国迈向近代文明的转折点,也同样拉开了近代妇女解放的幕帘。随着新文化运动带来的启蒙,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中国妇女逐渐找到了自身发展解放的道路。到五四运动时期,妇女解放运动开始蓬勃发展,使得妇女从传统的束缚里解放出来。所以说这样一个在近代妇女运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和最有影响力的时期,有必要对其原因背景、表现特点及其影响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

【关键词】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指出:傅立叶“巧妙地批判了两性关系的资产阶级形式以及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位。他第一个表明了这样的思想: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 在五四运动这样一个在近代妇女运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和最有影响力的时期,有必要对于其原因背景、表现特点及其影响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

一、原因背景

众所周知,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妇女这样一个群体,始终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等这样一套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长期压迫和束缚着她们。在没有被教育的情况下,政治方面失去自由,经济方面不能独立,妇女仅仅成为了男人的附属品,生活苦不堪言。

近代以来,我国许多有识之士在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上进行了不屑的努力。辛亥革命时期,我国妇女就已经参加一些解放运动,但是这个阶段的运动总体来说比较零星分散,没有找到真正解放的道路,只是有了朦胧的初步认识,使得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与中国革命相结合有了一定的基础。虽然辛亥革命失败了,却使得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接着新文化运动伴着“民主”与“科学”的浪潮掀起,新文化运动的战士们开始对旧的伦理道德做出猛烈的抨击,这中间就有对于压迫和束缚妇女的关于旧有观念的批判,陈独秀发表于《新青年》的《一九一六年》一文中指出:“妻子不是丈夫的附庸品,号召女青年通过奋斗来脱离附庸品的位置,恢复独立自主的人格。”?战士们同样不惜笔墨,将西方关于女权运动的迅猛发展详细地介绍给中国的妇女,希望她们能够更好地树立人格,打开自己的眼界学习西方,摒弃自卑的心理,投入运动,更好地肩负起自己的责任。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热情地呼唤着广大妇女们思想觉醒,“现代民主主义的精神,就是令凡在一个共同生活组织中的人,无论他是什么种族、什么属性、什么阶级、什么地域,都能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教育上得到―个均等的机会,去发展他们的个性,享有他们的权利。

二、表现特点

经过一系列的发展,妇女的思想和行为从传统束缚中得到解放在五四时期尤为明显,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打破男女授受不亲观念

包括在校的女大学生在内的广大妇女,之前所受到的思想教育都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男女授受不亲”等旧有的思想观念,束缚着妇女对于自身幸福的追求,使得她们的身心无法得到更好的发展。五四运动的爆发,上海女学生在听到北京学生上街游行却有学生被捕的消息后,务本女子中学、勤业女校等在内的6个女校的女生积极参与起草了上海学生致北京政府的电文,表示坚决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并呼吁北京政府“本公理人道,将被捕学生释放,以安人心,以弥祸变,毋任感祷。”部分女大学生忍耐不住心中的烈火,在当天晚上不顾学校的规章制度一齐冲出学校,在监狱外面示威甚至表示出了可以与男学生一起坐牢的态度,以此向当地政府做出反抗。这便为打破“男女授受不亲”观念迈出了第一步,激起了妇女的爱国情操。在此同时,新民学会和觉悟社勇敢地破除封建陈规,在男女之间建立了一种平等互助互敬的关系,这种创举也有力地冲击了“男女授受不亲”的陈腐观念,鼓励了青年的男女走出家门到社会上进行锻炼,进一步恢复了妇女正当的交际权利。不可否认的是,五四时期的打破传统男女观念,男女社交公开是极其有限的,不管是在地域方面还是在人的阶层方面都是有限的,但封建的藩篱一经冲破,封建礼教再也不可能恢复它无所不至的权威地位了。

(二)反对妇女传统的贞洁观念

1918年5月,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4卷5号刊登了周作人翻译日本谢野晶子的文章《贞操论》。《贞操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激起千层浪,在封建社会规范的严密控制下,为生活在底层的妇女争取应有的权利。女人是半边天,如果妇女没有解放,用李大钊的话来说时“半身不遂”。李大钊同样号召妇女解放,尤其是在鲁迅1918年7月所写的《我之节烈观》中通过提问的方式表达了“表彰节烈”是在“女应守节男子却可多妻的社会里”形成的。胡适也认为中国法律关于贞操问题的规定都没有成立的理由,他说:“以近世人道主义的眼光看来,褒扬烈妇烈女杀身殉夫,都是野蛮残忍的法律,在今日没有存在的地位。”⑧我国传统社会“三纲”中有“既嫁从夫”这样的一种观念,所说的“嫁”就是指女子与丈夫结婚以及女子与未婚夫去订婚,这样情况下,女子成为“人家之人”。据此,胡适提出了几条引申意见:“男子对于女子,丈夫对于妻子,也应有贞操的态度;男子做不贞操的行为,如嫖妓娶妾之类,社会上应该用对待不贞妇女的态度对待他;妇女对于无贞操的丈夫,没有守贞操的责任,社会法律既不认嫖妓纳妾为不道德,便不该褒扬女子的‘节烈贞操’”。

(三)争取男女教育平等权利

五四运动以前,中国传统社会一直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所以很少有女子去读书识字接受教育的机会。根据这样的一种状况,1919年邓春兰、谢楚祯作为进步女青年先后用书信告知北大校长蔡元培,代表妇女要求解除女禁,实行男女同校,表达自己的愿望。胡适也为此专门写下《大学开女禁的问题》,文中具体阐述了男女同校的种种好处,这样一种男女教育平等的思想,实际上是要提高妇女的自身素养,使男女平等受到现代化的教育和充足的知识滋养,从而完善半边天,在社会上谋取自己的职业。在这样强大的舆论攻势下,女子争取教育平等权利初见成效。1920年春,北大招收了9名审查合格的女旁听生,开了男女同校的先例,课程内容同样实现了平等。此后,各地纷纷效仿,一些相对进步的社团也打破男女界限,开始吸收女性成员。可能这一时期能接受教育的女性总体来说依旧微乎其微,但这一阶段性的成果为男女职业平等、女子经济独立开创了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妇女解放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反抗中国传统,争取教育平等的行为是一种既对自己也对社会的挑战,再现了五四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

三、五四时期妇女运动影响

五四时期的妇女运动,解放了中国传统思想,充分体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关于妇女运动的方向,同时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妇女解放的理解。不仅仅是在少数的上层知识妇女中产生了一定影响,也是帮助一批知识女性自觉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观作为理论武器,从而武装了我国早期出具共产主义思想的领袖,更为广大下层妇女所接受,为妇女解放运动朝着更为正确的轨道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当今社会下,也为促进整个经济、社会的良性运行,实现女性与男性、社会、家庭的协调一致的共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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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思路:以近代史作为框架,选择其中比较知名的事件进行书写,最后总结中国人,绝不允许“佛狸祠下,神鸦社鼓”的局面出现!正文: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伴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结束,中国的屈辱历史也随之开始,这,便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的近代史,既是一部不堪回首的侵略史,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争史。

我们应该做的,不仅仅是面对一堆悲惨的数据愤怒的大声嚷嚷几声就算了,作为祖国的新一代,我们更应该冷静的分析这段历史,然后,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为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作出贡献。

中国近代史可以简单的以1919作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840-1919为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以后,英国强迫清政府同它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割地,赔款,甚至连关税都要同英国商量,曾经的天朝上国此时不得不对船坚炮利的英国言听计从。

即便如此,英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仍是贪得无厌,它们又通过南京条约副约,虎门条约攫取了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以方便它们更好的在中国进行搜刮和侵略。

美国无耻的将所谓“扩大各国权益”的功劳归功于自己,而法国则用《黄埔条约》将传教士的坟地都搬到了中国,更可悲的是,为他们守墓的,居然还是我们中国人。

和平的日子没过几年,资本主义列强又开始蠢蠢欲动。

英法急欲通过“修约”来扩大他们在华的侵略范围,而不巧的是,他们的无理要求被中国的皇帝拒绝了。

而他们,便以此为借口,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损失绝不仅仅是烧毁了一座圆明园那么简单。

天津条约使的他们的魔爪伸向中国内地,而北京条约则使大批中国人被当作“猪仔”贩卖出国。

与此同时,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不久的俄国也趁火打劫,强占了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每每想到俄国的版图,笔者的心都不禁一颤,那是多么巨大的数字啊!可是,那些数字,本来有很多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

在资本主义列强无耻侵略的同时,中国人也开始有所觉醒,虽然太平天国运动和洋务运动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对外国侵略者的打击以及他们对中国历史的促进作用仍不可磨灭!

在中国进行洋务运动的同时,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也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同样是“师夷长计”,同样是向要富国强兵。

然而,日本成功的摆脱了被侵略的命运,而我们,却反过来被曾经得到我们诸多恩惠的小小岛国——日本,打的落花流水。

甲午战败,难过的不仅是李鸿章。

甲午战败,低头自省的,应该是整个中华民族。

时至今日,我们仍需以此为鉴,不断革新政治,不断发展科技。

只有这样,才能不至重蹈100多年前的覆辙,也才能真正的,雄立于世界之林!

有时候,我们不得不赞叹前人的勇气,在那样一个灰暗的时代,在那样一个连国家最高统治者都沦为别人附庸的时代,那些英雄还是坚定的走自己的道路,希望用自己的决心和勇气来拯救他们所深爱的国家和人民。

没错,八国联军侵华了,辛丑条约签订了,义和团失败了,辛亥革命果实也被袁世凯这个卖国贼给窃取了。

可是,可是我们更应该看到,中国的农民在抗争,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抗争,中国人的意志并未被消磨,那些英雄,用他们的鲜血告诉我们:中国人,绝不允许“佛狸祠下,神鸦社鼓”的局面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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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3. 征引书目编写方式: (1)中日文部分依作者姓名笔划排列 A.专书 B.期刊论文 C.博、硕士论文 (2)西文部分依作者姓名字母排列 A.专书 B.期刊论文 C.博、硕士论文 14. 不可使用“同上”、“同前引书”、“同前书”、“同前揭书”、“同注几引书”等。 15. 引用专书或论文,请依序注明作者、书名(或篇名)、出版项。 A.中日文专书:作者—书名—出版地点—出版公司—出版年分。 注文: 彭明辉,《历史地理学与现代中国史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38-45。 再引: 彭明辉,《历史地理学与现代中国史学》,38-45。 书目: 彭明辉,《历史地理学与现代中国史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 B.中日文论文:作者—篇名—期刊卷期—出版项—年月—页码。 注文: 彭明辉,〈由神明配置图看台湾民间信仰——以中和地区八座寺庙为中心〉,《新史学》,6. 4(台北,1995. 12): 45-87。 再引: 彭明辉,〈由神明配置图看台湾民间信仰——以中和地区八座寺庙为中心〉,《新史学》,6. 4: 45-53。 书目: 彭明辉,〈由神明配置图看台湾民间信仰——以中和地区八座寺庙为中心〉,《新史学》,6. 4 (台北,1995. 12): 45-87。 C.西文专书:作者—书名—出版地点—出版公司—出版年分。例: 注文: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102-103. 再引: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102-103. 书目: Huntington, Samuel P.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D.西文论文:作者—篇名—期刊卷期—出版项—年月—页码。例: 注文: Hoyt Tillman, “A New Direction in Confucian Scholarship: Approaches to Examin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Neo-Confucianism and Tao-hseh,”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2. 3 (New York, July, 1992): 455-474. 再引: Hoyt Tillman, “A New Direction in Confucian Scholarship: Approaches to Examin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Neo-Confucianism and Tao-hseh,”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2. 3: 455- 474. 书目: Tillman, Hoyt. “A New Direction in Confucian Scholarship: Approaches to Examin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Neo-Confucianism and Tao-hseh,”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2. 3 (New York, July, 1992): 455-474. 附注及引用文献 第一类型 历史 引用一本书 一位作者/两位作者/三位作者 3.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香港:南国出版社,1954),11。 范文澜, 《中国通史简编》,香港:南国出版社,1954。 4.戴国辉、叶芸芸,《爱憎228—神话与史实》(台北:远流出版社,1992),11-20。 戴国辉、叶芸芸,《爱憎228—神话与史实》,台北:远流出版社,1992。 5.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羌族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羌族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6. David Lowenthal, 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23-25. Lowenthal, David. 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7. James Fentress & Chris Wickham, Social Memor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2), 24-26. Fentress, James & Chris Wickham. Social Memor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2. 多于三位作者/编者 8.周大城等,《台湾自然地理》(台北:立人出版社,1994),21-40。 周大城等,《台湾自然地理》,台北:立人出版社,1994。 9. Elizabeth Tonkin et al, History and Ethnicity (London: Routledge, 1989), 30-40. Tonkin, Elizabeth et al. History and Ethnicity. London: Routledge, 1989.作者为一机构/多机构 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二二八事件专号》,3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11-1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二二八事件专号》,3,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 2.吉林省文物工作队、榆树县博物馆,《吉林榆树县老河深鲜卑墓群》(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11-20。 吉林省文物工作队、榆树县博物馆,《吉林榆树县老河深鲜卑墓群》,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作者为编者 3.赵松侨编,《中国自然地理》(台北:地图出版社,1984),21-30。 赵松侨编,《中国自然地理》,台北:地图出版社,1984。 4.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11-15. Hobsbawm, Eric and Te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被翻译著作 5.韦伯(Max Weber),《宗教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1),131-32。 韦伯(Max Weber),《宗教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1。 6. Maurice Halbwachs, On Collective Memory, ed. & trans. by Lewis A. Cos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101-22. Halbwachs, Maurice. On Collective Memory. Ed. & trans. by Lewis A. Cos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多作者丛书中的一本 3.黄清连,《黑金与黄金:基隆河上游地区矿业的发展与聚落的变迁》,「北县乡土与社会大系」之一(板桥:台北县立文化中心,1995),21-25。 黄清连,《黑金与黄金:基隆河上游地区矿业的发展与聚落的变迁》,「北县乡土与社会大系」之一,板桥:台北县立文化中心,1995。 单一作者丛书中的一本 4.王国维,《观堂别集》,《海宁王忠悫公遗书》,第九册(无出版处,1927),23-25。 王国维,《观堂别集》,《海宁王忠悫公遗书》,第九册,无出版处,1927。 不同的版本 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重印增订殷虚书契考释本(台北:艺文印书馆,1969),23-25。 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重印增订殷虚书契考释本,台北:艺文印书馆,1969。 7.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v. edition (London: Verso Press, 1991), 121-25.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v. edition. London: Verso Press, 1991. 老书重印 5.刘师培,《中国民族志》(台北:中国民族学会,1962),25-28。 刘师培,《中国民族志》,台北:中国民族学会,1962(193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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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g-ke Wang, “The Ch’iang of Ancient China through the Han Dynasty: Ecological Frontiers and Ethnic Boundaries” (Ph. 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92), 106. Wang, Ming-ke. “The Ch’iang of Ancient China through the Han Dynasty: Ecological Frontiers and Ethnic Boundaries”. Ph. 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92. 报纸文章 转引自他处的论文 5.张筱衡,〈散盘考释〉,《人文杂志》2-4(1958);转引自,刘启益,〈西周大国铜器的新发现与有关的历史地理问题〉,《考古与文物》 2 (1982),43-44。 张筱衡,〈散盘考释〉,《人文杂志》2-4(1958);转引自,刘启益,〈西周大国铜器的新发现与有关的历史地理问题〉,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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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类型及文献类型,根据GB3469-83《文献类型与文献载体代码》规定,以单字母方式标识:

专著M ; 报纸N ;期刊J ;专利文献P;汇编G ;古籍O;技术标准S 。

学位论文D ;科技报告R;参考工具K ;检索工具W;档案B ;录音带A 。

图表Q;唱片L;产品样本X;录相带V;会议录C;中译文T。

乐谱I; 电影片Y;手稿H;微缩胶卷U ;幻灯片Z;微缩平片F;其他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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