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上海市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通车10年以来,对城市人口分布的影响逐步显现。通过分析上海市轨道交通1号线沿线主要区的近10年人口数量变动情况,说明轨道交通沿线中心城区是主要人口迁出地区,而沿线的近郊和郊区是主要人口迁入地区。作为人口迁入区的闵行区,新迁入人口主要分布在轨道交通沿线乡镇。城市轨道交通具有引导城市人口从高密度地区向低密度地区迁移分布的重要作用。关键词 城市轨道交通,交通廊道,人口迁移 轨道交通的建设,提高了沿线地域的可达性,进而改变沿线土地的利用类型,影响城市土地利用的空间分布。连接城市中心区与郊区的轨道交通则又是城市空间向外扩张的发展轴,郊区的轨道交通站点能够提高其周边土地的利用价值,促进郊区的城市化发展。而由轨道交通所引起的城市空间在结构和内容上的发展变化,都将影响城市人口流动,改变城市人口密度分布,诱导人们远离城市中心居住[1]。研究轨道交通对城市人口迁移的驱动作用,是研究城市轨道交通对城市发展与环境总体影响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城市人口流动研究的补充。当然,影响城市人口迁移的因素非常复杂,包括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本文的目的是建立城市轨道交通系统与城市人口迁移的内在联系,证明轨道交通对城市人口分布会产生一定的影响。1 研究背景 基本资料 文中所用到的上海市各区县人口统计资料来自于上海市统计年鉴,其中闵行区各乡镇人口统计数据摘自闵行区统计局编写的《辉煌的成就》一书。人口统计数值表示该年份年末该地区户籍人口数。 上海轨道交通1号线简介 上海市轨道交通1号线是上海市第一条轨道交通线路,该线一期工程自1990年1月19日正式开工建设,1995年4月开始试运营;二期工程(由锦江乐园延伸至莘庄)于1997年7月1日通车;1号线北延伸线于2004年12月28日通车。本文所研究的范围只限于轨道交通1号线上海火车站———莘庄站区段。2 研究内容 上海市市区人口变动情况 本文选取1号线沿线的黄浦区、卢湾区、徐汇区、闵行区作历年的人口数据统计,并以普陀区为对照市区。图1为1号线沿线区域人口变化情况。黄浦区行政区划在过去10年间有所变化。本文所统计的黄浦区人口数为黄浦区和南市区人口总数。1992年以及1992年之前的人口数则包含有原黄浦区浦东部分的行政区域人口。 根据上海市发展历史以及现状,城市区域可分为中心城核心区、中心城边缘区、近郊区和远郊区[2]。黄浦区、卢湾区属于中心城核心区,全区或者大部分在内环线内;普陀区、徐汇区属于中心城边缘区;闵行区则属于近郊区。 中心城核心区人口逐年递减 从图1中可以看出,1993年之后,作为城市中心城核心区的两个区的人口数均呈现逐年递减。1995年轨道交通1号线建成通车之后,由于交通便利,路途花费时间大大减少,使得居住在郊区,工作、娱乐、休闲在市区成为可能。而在这之前,将居住地点尽量安置在繁华中心市区是市民的第一选择。黄浦区人口在1990—1993年间的变动趋势反映了上述情况。黄浦区人口从1993年始逐年减少:1993年户籍人口数为万,密度为65995人/km2;而2002年为万人,密度为50943人/km2,降幅达到。当然,1993年之前黄浦区人口数所表现的增加趋势也有可能是因为当时的黄浦区有部分行政区区域位于浦东,而浦东部分行政区域的户籍人口数逐年增加,并且增加量大于其浦西部分人口数的减少量。卢湾区的户籍人口数也呈现逐年降低的变化规律:在1993年,户籍人口数为万人,人口密度为52224人/km2;到2002年,户籍人口数为万人,人口密度为41465人/km2,降幅达。以上数据说明,轨道交通1号线沿线区域中的上海中心城核心区,户籍人口数逐年降低。 中心城边缘区和近郊区人口逐年增加 中心城边缘区的徐汇区,户籍人口数逐年增加:1993年为万人,人口密度为14008人/km2,2002年为万人,人口密度为16152人/km2,增幅为。近郊区的闵行区的户籍人口数量自1993年起逐年增加,到2002年人口密度增加至1927人/km2,增幅为。可见在地铁沿线区域中的近郊区和中心城边缘区,户籍人口数保持稳定的增加趋势。 普陀区属于中心城边缘区,地理区位与徐汇区相似,但其行政区域中并未建设有地铁线路,而轨道交通3号线在2001年开通,因此在本文所讨论的1990—2002年期间的人口迁移中未表现出较大影响。为此可将普陀区作为徐汇区、闵行区的对照。1988—1992年间,普陀区人口增长较快,从万人增加到万人,增幅为。但从1993年开始,普陀区户籍人口增加趋缓,10年间增加不到4万人,并且在1998和2001年出现户籍人口负增长。可见,在未建设有轨道交通线路的中心城边缘区区域,户籍人口数在近10年间增长缓慢,趋于稳定。在城市人口统计中,常常出现人户分离现象,即已经迁出的人口仍然保留其原居住地的户籍,或者已经迁入的人口并未更改户籍。我国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主要为当地常住人口。表2显示了本文研究区域的户籍人口数和人口普查数之间的对比。从表2中不难发现,中心城核心区的黄浦区、卢湾区在1990年时户籍人口数都低于普查人口数,而在2000年时户籍人口数均高于普查人口数。以常住人口考察这两个区的人口变动,在1990—2000年之间,减少量分别为万人和万人。人口减少量大于通过户籍人口数所表示的人口减少量,人口变动幅度更大。同样,徐汇区的人口变动,用人口普查数据表示,其增加量为万人,大于用户籍人口所表示的变动量。由于闵行区在1990年之时并未建区,因此仅有2000年的户籍人口数和第五次人口普查数相比较,其人口普查数大大高于户籍人口数。可以断定,该区的常住人口增量大于户籍人口数增量。普陀区的人口数量变动类似于徐汇区但又有所区别。上海市在近10年来,城市郊区的发展处于城市化阶段,上海中心城边缘区和近郊区不断繁华,因此普陀区的户藉人口数量在1990—2000年间持续增加。若以人口普查的常住人口为标准,则普陀区的增加量小于徐汇区的人口增加量。但是由于人口普查时间处于1990—2000年时间段的端点,不能判别其常住人口在这10年间的增长速度变化。所以,当时未建设轨道交通的普陀区常住人口增量小于轨道交通沿线的徐汇、闵行等区。 综上所述,在轨道交通沿线的上海市区中,中心城核心区的户籍人口数逐年降低,常住人口在10年之间减少量大于户籍人口数的减少量;而相对远离核心区的徐汇区、闵行区则表现出户籍人口数逐年增加的趋势,且2000年的常住人口远大于当年的户籍人口数,其常住人口增加量必定大于户籍人口数增加量。同时,地理区位相似于徐汇区的普陀区表现为户籍人口增加趋缓,且增加量低于徐汇区,也远低于闵行区的户籍人口增加量。 地区人口变动原因分析 地区人口变动有两个因素:①人口自然增长率;②人口机械变动,即迁出人口与迁入人口的对比[3]。就上海市而言,人口自然变动对城市人口数的影响不大,上海市区在1991年就开始出现人口负增长。据资料显示,近10年上海市区的人口自然减少不足15万人。因此,上海市区的户籍人口变动主要是因为迁入迁出人口对比。轨道交通1号线沿线的上海市中心城核心区黄浦区、卢湾区户籍人口数在近10多年来都大幅度下降,人口迁出是其关键原因。徐汇区、闵行区同样处于轨道交通沿线,但作为上海中心城边缘区和近郊区的这两个区域,在近10年中,户籍人口数持续增高,人口迁入是其主要原因。从高密度地区向低密度地区迁移,是轨道交通沿线市区城市人口再分布的主要方向。若以常住人口数衡量,在沿线的这4个行政区中,迁入迁出人口数都大于通过户籍人口数所表现出的迁入迁出人口数,人口从高密度向低密度迁移的表现更为明显。 闵行区乡镇人口变动 1992年新闵行区设立以来,该近郊区的经济建设硕果累累,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轨道交通1号线沿线区域的城市化水平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对此,城市轨道交通的作用可谓功不可没。在轨道交通沿线区域,交通可达性的提高,城市基础建设投资的加大,居住生活环境的改善,都强有力地吸引城市中心区的居民迁移入住。 图2为本文研究的闵行区部分乡镇与轨道交通1号线的区位示意图。图3为这些乡镇近10年来的户籍人口变动情况。轨道交通1号线通过的莘庄镇、梅陇镇保持稳定的人口增长,且增长速度较快:1992—2002年户籍人口增长率分别为和;颛桥镇的人口有所波动,1992—1996年间人口数量比较平稳,1996—1997年间却出现较快增长,2001—2002年间却出现很大的下降。2001年10月,闵行区调整所辖区域的乡镇行政区划,颛桥镇位列其中,因此,较大的波动可能是行政区划的变革所引起。而浦江镇和虹桥镇的户籍人口数基本稳定在一定的数值范围内,前者在9万～万人之间,虹桥镇户籍人口在2万～3万人之间。在城市轨道交通通过提高沿线地域的可达性来提高沿线土地的利用价值、带动沿线区域的城市化进程中,沿线区域的人口集聚程度主要还表现在非农业人口数量的提高。图4反映了上述乡镇的非农业人口数量的变动。莘庄镇和梅陇镇非农业人口数量从1992年起高速增长,到2002年分别从23224人和14642人增加到71172人和65942人,增长率分别达到了和。从变化曲线图中可以看到,它们的增长速率相当,并且到2002年止依旧保持较高速度的人口增长率。其它3个镇则表现出与莘庄、梅陇不同的变动状况:颛桥镇和浦江镇的非农业人口以缓慢的速度增长,10年间的增加量不足1万人;而虹桥镇的人口变化在10年间有所起伏,1996年之后以较低的增长速率持续增加。 非农业人口数量高速增长的莘庄镇和梅陇镇都位于轨道交能1号线沿线,这说明轨道交通能够加大非农业人口的集聚。在轨道交通1号线沿线区域,建成有大量的住宅区,并以轨道交通1号线为一条城市扩展的轴线,住宅区不断的向外沿辐射扩展。正因为此,距离轨道交通1号线终点站不远的颛桥镇,非农业人口的增长速度略大于浦江镇和虹桥镇(这两个镇的非农业人口增长比较缓慢)。虹桥镇可能是因为城市化进程已经接近或达到完成阶段,因此变化量不大。浦江镇位于黄浦江以东,所辖区划面积较大,而非农业人口仅占全镇人口的,城市化水平较低;同时,浦江镇距离城市轨道交通较远,并未受到轨道交通系统建成通达之后的有利影响。所以该镇的城市化进程缓慢与其可达性较低有一定关系。 通过上述对闵行区部分乡镇人口变动以及乡镇区位与轨道交通线路相对位置的分析可知,城市郊区的轨道交通对沿线区域人口具有集聚效应,轨道交通的通达有利于加快该区域城市化进程。3 结论 上海第一条城市轨道交通线自1995年通车以来,对城市人口的迁移作用非常明显。在上海城市发展过程当中,轨道交通的建设对于改变城市人口密度分布,引导城市人口从中心城区向城市近郊区迁移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上海市轨道交通1号线沿线区域的人口变动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 轨道交通线路通达的上海市中心城核心区是主要的人口迁出地区;(2) 轨道交通线路通达的近郊区和郊区是主要的人口迁入地区;(3) 近10年来,轨道交通改善了郊区的可达性,大大促进人口从高密度区域向低密度区域持续迁移。参考文献1 秦应兵,杜 文.城市轨道交通对城市结构的影响因素分析.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00(6):284～2872 高向东,江取珍.对上海人口分布变动和郊区化的探讨.城市人口,2002,26(1):66～693 彭镇伟,路建普.上海城市人口布局优化研究.城市规划汇刊,2002(2):21～26
从现有的研究看，南京大学人口所已故的马淑鸾教授可能是国内最早采用PQLI（直译为"生活的物质质量"或 "物质生活质量"，移译为"生命素质指数"或"人口素质指数"）来测度人口素质存量的人口学家。马淑鸾根据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进行计算并与国外比较，结论是：1982年中国的PQLI为77，印度为43，美国为94；而且 1982年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人口生命素质指数在全国的排序与其人均GNP 的排序基本一致（马淑鸾1986）。王俊改等对1982～1990年中国人口生命素质指数的变化进行了时序比较，结论是：1990年中国的PQLI为83；从区域差别看，PQLI达到80以上的高素质人口占了全国总人口的，PQLI在60～80之间的中等素质人口占了全国总人口的，唯独西藏只有51，属于低素质人口。并且再一次发现PQLI与人均GNP 存在着较为密切的正相关关系（王俊改，谢韦克1997），即人口素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函数，二者同时也相辅相成。笔者本人也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对1990年的PQLI值进行了国际比较，结论是：世界平均为65，发达国家为94，欠发达国家为53，中国约为80，印度为57. 结合人均GNP 来看中国人口素质的综合发展水平，至少在现象的层面上可以认为中国人口素质的发展水平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穆光宗，许金声1991；朱国宏1994）对这种怪异的现象主要有二种解释：一种认为，上述的 "超前"现象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中国人口素质潜能转化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较低；换言之，中国的人力资源还有待于更充分有效的开发和利用，这似乎与我们所观察到的社会事实是吻合的（穆光宗1996）。另一种认为，"超前"可能是一种假象（冯立天1992）。 虽然PQLI方法有很多优点，如3 项指标达到较高水平是人们的普遍愿望，3 项指标具有泛人类色彩并反映的是 "产出"的情况，能够较好地反映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福利状况，计算比较简单方便等；但也有不少的学者认为，这种方法有不少的局限性：首先，在PQLI的3 个构成指标中有2 个是反映健康状况的，而只有1 个是反映教育状况的；仅用识字率来反映发展中国家人口对文化的需求似乎太粗；仅从健康和识字两个方面来反映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生活质量显然又过于简单等。据此，有的学者提出了一些改进的办法，用"0 岁平均预期寿命"这一指标来代替婴儿死亡率和1 岁预期寿命，用"2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来代替识字率（冯立天，1992）。还有的学者用 "25岁以上人口受过中等教育以上人口的比重"来代替识字率，并用实际数据进行检验，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朱国宏1994）。 也有一些学者另劈蹊径，用新创造的指数来衡量中国人口素质的存量。首都经贸大学人口所陈再华（1992）利用模糊数学方法来处理各因素指标，利用模糊隶属函数使各因素指标成为无量纲指标，并且具有横向可比性，建立了人口素质综合评价模型。结果发现：无论是综合来看还是分因素来看，中国人口素质都是呈递增的趋势。从结构来看，问题主要出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方面，区域之间的差异也主要在这些方面。陈再华的方法一个最大的缺陷是过于复杂，不利于推广。南京大学人口所夏海勇（1992）也提出了一种"人口素质综合指数"，他考虑了人口结构因素，但舍去了思想道德方面的内容，最终他选择了9 个指标来构造"人口素质综合指数"，即平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残疾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总和生育率、男性成人识字率、女性成人识字率、受过高等教育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城市人口比重、15～64岁人口所占比重。计算方法是借助于系统聚类分析等方法，组成一套评价指标体系的取值阵，求得基点数据，并进行同度量处理，再计算出"人口素质综合指数"，从而获得评价概念。根据作者自己的评价，此方法效果较好，反映面广、灵敏度高等。但主要问题还?欠椒ú还患虮悖�焕�谕乒恪4送猓�本┥缁峥蒲г荷缁嵫��斫鹕�?991）和江苏计生委陈友华等（1998）也探讨和提出过"人口素质指数"。 由于人口素质本身是相当复杂的现象，试图用一种方法就揭示清楚是不太可能的。综合上述，笔者以为：PQLI 方法的生命力是不容忽视的，目前国内的一些探讨还没有达成共识，还没有一种新指标可以替代PQLI的位置。因此，继续探求新指数无疑必要，但需要提醒的一点是，要注意数据的易得性和操作的便利性。从目前的情形来看，改进 PQLI方法使之更加实用和准确比较现实。 五、人口素质问题的理论探讨 1992年，刘铮教授重提"人口现代化"，在人口学界和实际部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人口现代化"的框架中，"人口素质的现代化"被摆上了关键的位置（刘铮1992；穆光宗1995，1999；陈友华1998）。目前，国内提的 "三优系统工程"正是实施"人口素质的现代化"的具体措施，所谓三优，是指优生、优育、优教。 为了从整体的角度来把握"人口素质"问题，笔者于1991年上半年撰文提出了"人口素质木桶理论"。与此同时，北京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许金声也提出了相似的理论。所谓"人口素质木桶理论"是从科学哲学常讲的"水桶现象"中获得启发的，即一个水桶的容量受制于最短的那块木板，假定水桶的周边是参差不齐的话。笔者认为，人口素质本身存在的问题和人口素质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分属两个层面的。也就是说，一是人口素质存量水平的高低问题，二是人口素质潜能开发水平的高低或转化程度的大小问题。中国人口素质的"短板效应"主要表现在非智力素质方面存在的问题。因此，只有建立正确评价人才和合理开发人力资源的社会经济机制，中国才能塑造不断克服"短板效应"的机制，让人口素质潜能不断喷发出来。人力资源的开发与人口质量投资唯有相辅相成才能形成良性循环，人口质量投资则大致包括了优生优育投资、文化教育投资、健康卫生投资和环境（生态环境、劳动环境和生活环境）优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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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东部多、西部少；平原盆地地区多，山地、高原地区少；农业地区多，林牧业地区少；沿江、临海公路，铁路沿线地区多，交通不便的地区少。人口分布这种不平衡状况，是旧中国多年来生产分布不平衡、不合理的产物。1、东部人口稠密，西部人口稀少。2、全国人口在省、区的分布，其所占的比例和密度差异很大。影响我国人口分布不平衡的主要因素，由于我国人口处于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时期，绝大部分人口都从事于农业生产活动，东部地区的湿润区域及平原、盆地与河谷地带的生态环境最适宜发展农业生产，从而集聚和分布了较多的人口。反之，在自然条件较并、不利于农业生产的西部地区，土地开发利用受到限制，人口分布稀疏得多。 趋势：会越来越像城市，大城市集中，以及东部地区，或者说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地区集中 但是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生活空间和品质的要求，城市交通的方便快捷，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开始出现往乡村扩散
据悉，它们的肌肉密度达到了85%，比老虎都要高出10个百分点。拥有如此健壮的肌肉，就造就了它们十分强悍的运动能力。根据科学计算，它们的速度达到了52km/h，助跑跳高有8米，立定跳远则有米。同时，因为拥有厚实的肌肉，这也让它们拥有十分强劲的护盾，在防御方面十分突出。
密度略大于×10^3kg/m^3。一、肉的密度：于身体60%-70%是水，而肌肉是由细胞组成，细胞又由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组成，细胞里有各种矿物元素，但含量极微，水是最多的成分。二、实验数据：肌肉密度，脂肪密度（相对于水而言）肌肉的密度大。精肉是沉在水底的（精肉密度比水大），脂肪是浮在水面的（脂肪密度比水小），所以明显肌肉密度比脂肪密度大。三、物体的密度（ρ）是用质量（m）除以体积（V）得出的，计算时用公式ρ=m/V就可以。注：m是物体的质量，如果是物体的重力（G），要先用重力（G）除以g（10N/kg）得到物体的质量再求密度。扩展资料：固态或液态物质的密度，在温度和压力变化时，只发生很小的变化。例如在0℃附近，各种金属的温度系数（温度升高1℃时，物体体积的变化率）大多在10-9左右。深水中的压力和水下爆炸时的压力可达几百个大气压，甚至更高（1大气压=101325帕），此时必须考虑密度随压力的变化。根据密度公式的变形式：m=Vρ或 V=m/ρ，可以计算出物体的质量和体积，特别是一些质量和体积不便直接测量的问题，如计算不规则形状物体的体积、纪念碑的质量等。谢谢ヽ(^0^)ﾉ
浅论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贫困是一个社会问题,还是一个贫困人口自身必须面对的个人问题?尽管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对于贫困的理解要在更大的社会系统背景中进行,而不是仅仅关注贫困人口这一亚文化群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贫困是一个经济匮乏的现实,但贫困的持续以及在其持续的过程中引发并连带的其他相关问题(如犯罪、受教育程度低下等)表明,改善贫困人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不足以减少所有与贫困相关的问题。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这一宏观背景中,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理解离不开这一背景。何谓“转型期”?在我国社会学学者的论述中,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解:一是指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动,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包含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即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当前我国社会转型具备以上涉及的所有情况。何谓“城市贫困人口”?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定义认为,城市贫困人口产生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中,主要表现为:部分社会成员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常获得生活资料和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权利,并使他们的生活持续性地低于社会的常规生活标准[1]。文森特·帕里罗在《当代社会问题》一书中指出,公认的社会问题一般具备四个要素:第一,它们对个人或社会造成物质或精神损害;第二,它们触犯了社会里一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第三,它们持续很长时间;第四,由于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群体会作出不同评判,对它们的解决方案也往往多种多样,因而在如何解决的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2](P6-13)。这四个要素可以简单归纳为四点:即对个人或社会的损害;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持续性;过多的解决方案。本文将基于上述对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理解,以及界定社会问题的四个要素来论述当前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一、转型期与城市贫困人口新中国成立以前,城市贫困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不低于60%,城市贫困人口相当普遍。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城市中基本上不存在贫困人口,存在的是与全国农村基本一致的“共同贫困”人口,全国人民都在“共同贫困”的状态下生活着,这从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面临的问题相当严重。进入改革开放以来,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以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政策号召,打破了“共同贫困”的局面,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出现了许多百万富翁,但随之也产生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城市中贫困人口逐年上升[3]。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扩展,社会转型和城市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企业进行了全面的改组和调整,这使城市下岗职工迅速增加。在当前社会救济制度和失业保险尚未健全的条件下,相当一部分的失业和下岗人员在再就业之前就已经进入城市贫困人口的行列,同时,一些退休较早和仅依赖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也极易陷入贫困。除此以外,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城市中还存在着大量农民工,他们往往收入较少、缺乏社会保障,也容易成为城市中的贫困人口。根据官方统计,截止到2008年3月31日,中国城市贫困人口有2200万人,平均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173元人民币。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研究报告则表明,城市贫困人口规模被低估了,实际数目约4600万人,占总城镇人口的8%,这个比例要高于农村[4]。城市贫困人口的扩大,不仅会导致城市贫困家庭生活困难,而且还会引发城市社会中的一系列其他相关问题。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个人和社会的损害因贫困造成的后果,不仅对贫困人口本身有害,也对社会有害。首先,对于城市贫困人口自身及其家庭来说,贫困的现实对他们的健康、教育、就业、住房、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有着一定程度的损害。在商业化的城市社会中,贫困人口的购买力低下,这不仅会导致他们在物质生活方面困难,而且还会导致他们难以平等地享用城市教育、医疗及其他各方面的服务。城市贫困人口在这些方面的落后会使他们的文化素质和生理素质低于非贫困人口,从而间接地导致他们的社会阶层地位下降,同时,也导致“贫困代际传递”,使他们的下一代仍可能面临贫困的窘境。另外,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而贫困人口却无法公平地像非贫困人口一样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质量提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对贫困人口的一种社会排斥。其次,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存在也对社会有着负面影响,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城市贫困人口劳动力资源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影响社会生产的增长,从而制约社会的供给水平;城市贫困人口群体由于经济条件匮乏,消费能力和水平都低下,从而制约消费需求的扩大。第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民变为市民是城市化的必经之路,而日益增多的城市贫困人口极大地制约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第三,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多以及贫困程度的加剧影响社会的稳定。城市贫困人口大多是由社会原因造成,社会保障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贫困人口的最低生存需求,但在健康、教育和社交方面,这些人口许多最起码的需求还是无法得到满足,而且还面临社会歧视、子女教育等精神和心理上的压力。现实生活中面临的这些问题和心理的不公平感可能会刺激他们发生越轨行为甚至犯罪,从而危害社会的安定与团结[3]。三、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某些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文森特·帕里罗在解释“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这一要素时指出:“所有社会都包括若干个阶层或等级,它们有不同程度的权力和声望……然而更为通常的情况是以经济为基础划分的等级,统治阶层的划分主要是由人们的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所决定的。地位较高的人明显地拥有最多的权力和制定社会规程、决定政策以及推进社会活动的影响力。”[2](P7)在我国,情况却有所不同。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只能用来决定它们的拥有者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而社会规程、政策等是由国家的政府部门根据最广大人民的意愿制定的。如果说我国的城市贫困人口触犯了某些权力集团的标准,那么,更多地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给政府管理社会及调动社会发展带来一定的麻烦,以及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进行收入再分配而引起“富人阶层”的不满,这在一定程度上便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间接地触犯了“富人阶层”的利益。一方面,城市贫困人口的大量出现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一系列其他社会问题制约着社会、经济等的顺利发展;另一方面,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势必要实施针对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医疗保险等,而用于这些措施的经济支出来源于国家税收,这样,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就间接地触犯到税收对象(有一定收入的人)的利益。从这两方面来说,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会触犯到社会中某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四、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持续性在我国,虽然贫困问题早已存在,但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凸显出来的,主要是制度性贫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过去相当长时期内形成的一整套就业、住房、教育、医疗以及退休等社会保障已失去了效用,而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保障体制正在逐步的健全中,在这种形势下,城市中原有体制下的获益者成为体制变革的利益受损者。那些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不具有劳动力技能的体力劳动者或接近退休年龄的没有一技之长的工人成为被劳动力市场首先抛弃的人,这些人的生活水平下降或直接步入贫困的行列。然而,在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的变革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制度性的下岗与失业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问题,随之,这部分城市贫困人口会长期存在。此外,随着转型期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贫困人口也逐渐向城市中蔓延。世界银行的Martin Ravallion (2001)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贫困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速度要快于城市化速度,结果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农村贫困快速地向城市移动[5]。城市化发展是中国社会转型不可避免的趋势,取缔户籍制度和城乡经济融合成为持续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当大量农村人口和劳动力选择在城市定居生活之后,如果城市经济增长不能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城市仍将他们排斥在城市福利政策和公共服务大门之外,这些庞大的边缘化人口就极易演变成脆弱的群体,加大城市贫困人口的数量。可见,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中,城市贫困人口将会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和城市化的发展而持续地存在。五、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过多解决方案为解决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对策。例如,针对下岗职工的“两个确保”,即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针对全国城镇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市失业人员的免费再就业培训;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以及城市扶贫小额信贷等。虽然这些措施的实施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没有最终消除城市贫困人口,一部分城市贫困人口“脱贫”以后不久就又“返贫”,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依然随着转型期社会的发展而存在,并演变出更多的城市社会问题。综合以上分析,在我国转型期的这一社会背景下,城市贫困人口不仅给自身及其家庭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也给社会的良性运行带来不利影响,同时,城市贫困人口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也直接或间接地触犯到社会中其他一些阶层的利益和准则。不仅如此,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将会随着社会转型的长期性而在我国社会结构中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虽然我国针对贫困出台过非常多的解决办法,但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仍未得到妥善的解决,因为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植根于我国社会转型这一社会背景中。由此可见,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
人口问题论文篇2 浅析延边朝鲜族人口负增长问题与应对路径 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口负增长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延边朝鲜族人口发展呈现出既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又有别于中国各民族的特点，即在社会经济还很不发达的条件下，人口总量出现自然负增长，并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1]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延边朝鲜族女性生育水平不高，导致出生率低下 据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计生委的数据显示，延边州1996年全州朝鲜族总人口有854510人，当年出生人数有4340人，而死亡人数竟然高达5253人，也就是从这年开始，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口自然增长率开始逐步走上了负增长的时代。延边朝鲜族出生率较低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由于受到朝鲜半岛，尤其是韩国社会经济及文化的影响，朝鲜族女性对于经济地位的追求比较高，加之，部分朝鲜族育龄女性受到经济条件的限制，感觉难以承担新生儿出生后的抚养和教育问题，而政府的社会服务保障机制又不完善，得到的政府补助金额又比较少，因而对于生育的欲望并不高。(2)由于近些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朝鲜族青年逐步流入了内地经济发达地区或者韩国日本等国外地区打工，使得适龄的男女青年为追求经济基础的增加，将生儿育女这件事暂时予以搁置。 2、延边朝鲜族人民受饮食习惯因素的影响，导致死亡率较高 有待于改善的饮食文化习惯，对朝鲜族人口死亡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延边朝鲜族人民的饮食习惯深受朝鲜半岛尤其是韩国饮食文化的影响，尤其部分居民喜欢过量食用含糖量和辛辣类的食物，长期实用含糖量较高以及辛辣类食物的话，会造成身体内某些元素的失衡，更甚至会引起糖尿病和痛风等病症，使得患这些病症的人们走向死亡的概率较其他人大大增加。(2)延边朝鲜族人民是热情好客的民族，酒文化在朝鲜族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实践中，有些朝鲜族人们饮酒量特别的大，饮酒之后还时常不能及时的喝水，更甚至，有的人会有长期酗酒的恶习，尤其是朝鲜族男青年及部分老年男性居多。众所周知，过量饮酒容易引起肝脏疾病以及神经系统疾病，严重影响过量饮酒之人的身体健康，并对其生命安全也构成极大的挑战。 3、延边朝鲜族青年流失过于严重，尤其育龄女性流失的比较多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随着朝鲜族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愿望日趋的强烈，使得越来越多的朝鲜族青壮年背井离乡走上了追逐梦想的道路，这使得朝鲜族人口流失严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许多延边乡镇农村地区的青壮年，或者独自一人、或者夫妻共同进入国内经济比较发达的内地以及沿海城市打工，并且长期的留在打工的城市，更有甚者，已经在当地买房或者早已产生留在打工城市的观念，只是由于经济或者其他因素的影响，暂时还没有决定。而近些年以来，由于受到人口负增长以及地域环境的影响，延边州经济发展速度较为缓慢，这使得在吸引人才以及劳动力迁入方面的吸引力十分有限。由此，导致延边州的人口的迁入率和迁出率严重失衡。(2)延边朝鲜族人们的文化环境与朝鲜半岛尤其是与韩国的文化相似。使得在国外打工的朝鲜族人口中绝大多数选择在韩国，极少数在日本，然而，国外打工的朝鲜族人中，这其中诸多朝鲜族未婚女性在国内经济发达地区或者国外的韩国日本，难免会产生留在当地生活的强烈愿望，导致朝鲜族女性的对外通婚率比较高，其中，由于同一文化的渊源，朝鲜族未婚女性远嫁韩国男性的居多。 二、延边朝鲜族人口负增长问题引发的系列社会负面效应 1、朝鲜族人口总数不断减少，不利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 “延边朝鲜族人口出现自然负增长，即死亡人口多于出生人口，”[2]尤其是处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周边落后的乡镇农村地区，由于人口数量的不断减少，使得这些地区原本就不多的人口变成了零星数十人，甚至出现了农村孤寡老人留守为主，几乎看不到青壮年的情况。而少数民族人口作为维护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础，践行民族区域自治权的决定性力量，其数量的大量减少，对于维护和贯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显然是不利的。 2、朝鲜族人口数量的不断减少使得劳动力不足，严重制约延边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近些年，由于延边朝鲜族人口的负增长问题以及人口外流加剧，使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劳动力相对缺乏，根据1999―2008年吉林省统计年鉴和2008年吉林省和延边州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资料分析，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人均GDP增速长期落后于吉林省人均GDP增速，可见，延边朝鲜族人口问题，严重制约了延边地区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3、朝鲜族女性人口的减少，导致部分朝鲜族男性婚姻问题突出，影响延边地区社会的稳定 “朝鲜族总人口的减少和大移动，引发了朝鲜族的许多社会问题，并给朝鲜族社会带来了被解体的阴影。”[1]由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延边朝鲜族女性人口不断的流向经济相对发达的内地以及国外进行打工，以及与国外保持的较高的国际通婚率尤其是韩国，使得经济条件不是很好的朝鲜族乡村男性在寻找适龄朝鲜族女性通婚的过程中遇到较大阻力，然而，不能成功找到朝鲜族女性并通婚的男性，有些人往往抱着对社会和他人不满的态度，无所事事的走上了社会，并且可能为了发泄不满的情绪，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情，甚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这对于延边地区的社会和谐稳定，也是十分不利的。 4、朝鲜族老年人口比重不断提升，养老负担日益加重 从2010年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分析，我国在经济发展还不是很发达的情况下，快速步入了老龄化社会。而由于长期的人口负增长，延边朝鲜族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大幅度的高于同期整个延边州以及同期全国的水平。比如“全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的比例为，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全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为，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延边朝鲜族人口中老年人口占的比例逐渐上升，随着出生率的持续性负增长，青壮年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逐渐减少，使得一对年轻的夫妇需要赡养的老年人数逐步增加，有的年轻夫妇需要扶养三到四个老年人，更甚者需要赡养四个以上的老年人，严重加大了朝鲜族年轻人的养老负担。 5、朝鲜族新生儿出生率比例降低，制约民族教育的发展 延边朝鲜族教育规模在逐步萎缩，其中中小学数量逐渐减少，尤其是朝鲜族学龄前 儿童 数量降低严重。依据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教育委员会提供的数据分析，第四、五次人口普查中延边朝鲜族学龄前儿童(7岁以上儿童)在―这十年期间，平均变化幅度在-50%―-80%之间，使得朝鲜族中小学的运营成为问题，阻碍聚居民族教育体系的保护与发展。新生儿出生率的持续性减少，使得学龄前入学的朝鲜族儿童的比例持续性走低，使得延边周边的部分乡镇农村朝鲜族中小学校开始走合并的道路，使得原本不必要走向寄宿制的学生不得已选择在学校住宿，使得日常的学生费用开支也无形的增加，这无意间增加了朝鲜族家长的教育开支，使得教育负担日益加重，反过来，正是由于教育成本的加大与经济收入的有限之间矛盾的加剧，使得许多朝鲜族女性生育的欲望大大降低，如此又无形间助长了朝鲜族人口负增长，长此以往，在某种形式上，便形成了一种教育负担加重与人口负增长之间的不良性循环。 三、解决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口负增长所引发问题的法律路径 1、积极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结合本地区本民族实际充分行使自治权，实现发展民族区域自治与人口增长有机结合 充分发挥民族区域自治的优势，积极制定有利于增加人口及平衡性别的 政策法规 ，选出人口发展问题最严重的2-3个县市，进行率先试点。加快修改《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自治条例》，尽快将朝鲜族人口发展战略及政策纳入进去，切实提高朝鲜族人们人口发展危机意识。贯彻落实《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自治条例》第58条规定“积极开展人口研究”，尽快建立并完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口发展问题研究委员会。制定人口发展的相关单行条例 尽快的制定《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口增长条例》、《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口性别平衡条例》等。 2、制定“人才强州”战略，积极吸引外来劳动力，为延边经济持续繁荣发展注入活力 延边州自治机关应当根据近年来劳动力日益不足，尤其是高素质人才流失现象，结合本地方实际，充分制定实施“人才强州”战略，一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障州内的高素质劳动者的生活以及工作需求，另一方面发挥自治权优势通过单行条例的形式，制定有关措施广泛吸引外来人才入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并且在工资、医疗、住房以及户口等方面给予外来人才更多的福利性政策及物质保障。由此，不断增加延边州的劳动力总量以及数量。利用图们江开发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实施，充分行使自治权以及法律政策的变通规定，加强国际交流，引进外资，大力发展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社会经济，为朝鲜族人口发展问题提供良好的经济条件。 3、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切实保障朝鲜族女性数量，大力宣传新的婚育观念 自治州自治机关应当尽快成立人口迁移监督委员会(可以由公安局、民政局及卫计委等部门联合组成)，隶属于延边州人民政府，积极监督朝鲜族女性流失问题，尤其是朝鲜族女性 出国 打工及国际通婚问题。以物质奖励与精神奖励相结合，大力鼓励朝鲜族女性多生育孩子，大力倡导其他民族女性与朝鲜族男性通婚，以解决朝鲜族婚龄男青年的婚姻问题，实现朝鲜族与汉族以及其他民族的和谐共处，切实提高延边朝鲜族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推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延边地区的有效实施。 4、有效提高养老文化的社会关注度，建立并完善养老保险社会保障机制 自治州民政部门，应当采取相关措施并制定有关宣传及提高养老关注度的政策，如多组织一些关注老年人生活的公益性活动，倡议有关成功企业成立延边朝鲜族老年人口关爱协会等民间组织、自治州政府出资，民间融资，广泛建立朝鲜族老年人口服务保障机构。还可以在延边州主流媒体上进行必要的宣传，切实提高社会各界对朝鲜族老年人的关注度和关爱度。与此同时，广泛进行孝道文化的宣传教育，也是十分重要的。当然，自治州自治机关也应当加大对社会养老保险机制的支持力度，尤其需要增强对改善城市和农村孤寡老人的财政支持力度。 5、充分发挥民族区域自治权，切实推动朝鲜族教育事业的持续发展 自治州自治机关应当根据《宪法》及《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自治条例》的原则和精神，将制定促进鼓励朝鲜族人口增长的相关条例与制定促进支持朝鲜族教育事业的相关规定相结合，使得促进人口增长和教育发展有机结合，所以，应当尽快结合朝鲜族教育事业发展的情况，尽快制定《延边朝鲜族民族文化教育促进条例》，加大对朝鲜族教育投入，积极提倡鼓励其他民族学生进入朝鲜族学校学习，妥善保护朝鲜族民俗及语言文字，建立并完善朝鲜族民族教育发展体系，推动延边朝鲜族教育事业的持续发展。 【注 释】 [1] 朴美兰.民族学视野下的延边朝鲜族人口问题[D].中央民族大学，2009. [2] 朴美兰.朝鲜族人口变迁对民族 传统文化 发展的影响――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例[J].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 [3] 李承律.东北亚国际合作时代朝鲜族社会文化功能研究――以中国和朝鲜半岛关系中的朝鲜族文化体系为中心[D].中央民族大学，2006. 猜你喜欢： 1. 人口问题论文 2. 浅析中国当前的人口问题 3. 新时期人口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应对策略论文 4. 我国人口问题的成因和解决问题的出路 5. 大数据时代下的人口信息管理及应用探析论文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增长迅猛。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人口问题的对策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摘 要】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处于弱势境地，并且我们可以找到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出现问题的深层次的原因，最后对于改善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提出相应策略。
【关键词】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对策
一、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
流动人口家庭对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的拥有量较少，而且资本的质量不高，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家庭教育资本运作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虽然在流动人口家庭教育中存在优势的方面，比如孩子的自理能力很好、坚强、乐观的品质，但是，总的来说，流动人口家庭教育的总体情况十分令人堪忧。
(一)流动人口家庭教育资本存在的问题
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
第一，家庭经济资本处于劣势，流动人口来到城市以后由于经济转型期的特点和自身的条件的限制，使得流动人口只能从事一些劳动时间长、生产环境差危险、报酬低的工作。导致他们与子女相处的时间短，甚至忽略对子女的教育。
第二，流动人口家庭社会资本不足。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关系局限于老乡和亲戚，基本没有其他寻求支持的渠道。家庭中与子女互动不足或者由于沟通方式不当导致子女的叛逆甚至是反社会行为的出现。父母多采用控制性和干预性的互动方式，支持性和引导性的互动方式运用不足。父母在寻求教育支持网络时感到非常无力，他还是保留非常保守的观念，认为孩子是父母的，要自己来管，家长很少与学校主动联系，他们认为包括学校学习在内的很多方面的内容要自己来教育，没有意识到孩子也是社会的，几乎没有想过自己没有办法教育的时候借助于社会资源和一些专业的咨询机构来寻求帮助。等到子女真正的出了问题，触犯了法律交给有关部门来管理，已经来不及了。
第三，家庭文化资本非常有限。父母文化水平有限，很多母亲不识字，对教育的内容和采取方式认识有偏差，这些对于子女的教育十分不利。家庭文化生活匮乏甚至出现不健康的娱乐方式如赌博等。
(二)家庭教育资本不足导致教育过程中出现问题
由于父母在获得经济资本时的流动性的特点、职业的特点和家庭条件的限制等原因，很多流动儿童有被寄养的经历导致亲子关系不够亲密，引发教育问题。
家庭教育的社会资本不足，导致父母教育的无力。不知如何和学校配合共同面对子女出现的问题，也不知如何取得社会教育资源网络的支持。流动人口家庭的社会支持网络局限于公有和老乡，同质性强，而且处境类似，对子女的教育没有太大的作用。
由于父母的文化资本不足对教育观念存在一些偏差，强调父母的权威，家庭互动缺乏平等沟通的氛围。流动人口家庭互动围绕学习和花钱的问题展开，互动多为控制性互动和干预性互动，引导性互动和支持性互动不足。导致孩子在心理上远离父母，在行为上出现问题。在家庭教育的价值观上，流动人口家庭普遍认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但是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在行动上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教育的效果不明显。流动人口家庭文化生活匮乏，甚至出现赌博等不良的娱乐方式。
总之，由于家庭教育资本处于劣势导致家庭教育的运作情况不佳，需要其它力量的介入来共同关注流动人口家庭的教育。
二、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出现问题的原因分析
流动人口只能从事收入低、危险、技术含量低、经常面临失业困扰的、工作时间长的工作，消费能力有限，直接表现为住房面积狭小，流动儿童没有学习的空间，客观化文化资本占有较少，工作时间长使得家长与流动儿童互动时间少，影响了家庭教育的效果。
由于流动人口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决定了，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范围局限于亲戚、老乡和工友，获取对流动儿童教育支持的资源十分有限，对于流动儿童家庭教育出现的问题他们大多数时候只能独自面对。由于长期的户籍制度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他们在城市的社会制度安排之外，流动儿童无法进入正规学校就学，只能在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读，即使我们看到一些正规学校在逐渐接受流动儿童，但是据笔者了解由于教育资源有限他们也只能接受极少的流动儿童入学。子女没有好的学校入学也使得家长对于子女取得较高的学业成就信心不足，但又无能为力。
三、改善流动人口家庭教育的措施
(一)增加流动人口的家庭教育资本
韦伯利用“封闭”这个概念来描述把人们置于次等地位的过程，透过此过程，一个群体垄断了优势地位，向它界定为下层的或不合资格的外部人关闭机会。任何方便的、看得见的特征，例如种族、语言、社会背景(social source)、宗教、以及缺少一份特殊的学校文凭，都可以被用来把竞争者宣布为外部的人。通过限制获得机会(opportunities)和资源的获取(access)，封闭容许集体把报酬最大化。群体内部的人分享共同的文化和身份，并因而分享使排斥合法化的规范。
对于流动人口家庭教育资本匮乏这一问题的解决，我们不应该只是看到问题的表面，而应该从反对社会排斥入手，改善流动人口家庭的处境才能真正改变流动儿童的处境。
1.规范劳动力市场，增加就业
对雇主的不良行为进行规避，促进新型服务企业的发展、对在长期失业者中招募工人的企业的财政刺激、对低技术劳动力市场管理的改善、意图在失业者和潜在雇主间建立联系的临时就业，处理妇女特殊需求的政策。鼓励自主创业，对小业主给与支持和政策倾斜。城管和小贩之间“猫捉老鼠的游戏”上演已久，小贩大多是流动人口和社会低收入阶层，流动儿童心思细密，对于父母被追赶的情景十分不解和感到愤恨，从而引起他们对于执法者和整个社会的误解，小小的心灵充满了疑问，为什么他们靠自己的双手挣钱还会被驱赶，为什么来到城市会受到如此的对待，这个城市到底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反社会的情绪会在幼小的心灵开始萌芽。因此，对城市的小摊贩运营进行合理的规划，给流动人口一定的自主谋生的权利，对他们的劳动给予一定的尊重是改善流动人口家庭现状的重要环节，也是改善流动儿童处境的措施。 2.提升能力
对流动人口进行免费的技能培训， 增加就业能力。很多流动人口由于没有学历没有技能，自主创业没有资金，只能做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危险，劳动环境恶劣，劳动时间长。进行培训后部分流动人口有可能从事一些技能性的工作，提高家庭收入从而改善流动儿童的境遇。
3.收入支持
收入支持这里是指社会保障的支持，也就是说在流动人口面临受伤或者失业的情况下，有一笔资金作为临时性的救助，以防止家庭经济条件迅速的恶化。目前，流动人口由于户口以及工作单位的临时性原因，很多流动人口都没有社会保险。很多流动儿童也由于户口的原因没有保险，无论生病还是出现意外伤害，损失由他们自己承担。如果父亲，家里的顶梁柱遭遇到不测，家庭就坠入无限的困境中。如何建立一套完善的社会福利机制，把流动人口纳入其中，使他们有一定的安全感，无论整个家庭陷入何种境地都能使流动儿童的各种权利得到保障，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4.地域扶持倾向
这种尝试的理念是，特殊的城市贫民区或受剥削的地区，需要建立在广泛基础之上的针对经济、社会和基础设施等的行动(Rodgers， 1995b)。
2005年以来，为改善农民工的居住条件，重庆市南岸区采取“因地制宜、政府投入、社区管理、以寓养寓”的模式，投资250多万元，在各街道建设“阳光公寓”。只需“一人一天一元”的低费用，农民工就能住进环境整洁、设施完善的公寓房。截至2007年7月，南岸区已建成7个“阳光公寓”，入住农民工5000多人。政府在能力的许可下，可以参考重庆的做法，建设流动人口公寓。给流动人口家庭安身立命之所，给流动儿童一套学习的桌椅和一盏点燃希望的台灯。
(二)发挥教育在社会流动过程中的正功能
在布迪厄看来，学校所传递的文化是统治阶级文化，而非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文化遗产。学校运用支配阶级所赋予的权力关系将其文化定义为合法的文化资本，在教学过程中通过符号暴力过程强制性地传递。由于被支配阶级的文化与支配阶级的文化存在很大的差距，因此，他们的子女常常是学校教育活动中的失败者，无法取得足够的、支配阶级定义的合法文化资本。这样就造成了一个文化资本分配不平等结构，并进而形成了一个封闭的文化资本的循环传递与阶级关系的循环传递。
教育的再生产功能是否意味着教育是制造社会不公平的机器?是否意味着教育没有存在的必要呢?我们知道，教育具有促进社会流动的作用，是社会下层向上流动的合法途径。自从教育作为一种社会选拔机制以来，在我国恢复高考制度以来，教育给处于社会劣势阶层的人们提供了一条通往社会上层阶级的途径。它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传统社会的地位世袭，使个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而获得进入主流社会的机会，教育给大众提供了平等竞争的舞台。
在打破这种循环使得弱势群体向上流动的议题上，科尔曼报告给我们增加了信心。
科尔曼报告的历史性意义是，它把教育的平等，放到社会经济平等的背景上。教育的平等受制于社会经济平等，反过来也影响社会经济平等，从而把教育平等问题提高到改造社会的整体目标上。
那么，学生家庭的社会背景，怎么会影响到他们的学习的呢?科尔曼研究发现，处于弱势的学生，他们觉得环境过于强大，不可能通过教育改变他们的人生，他们对自己的前途缺乏自我期望，觉得没有盼头，学习的“士气”就比较低，从而造成学习成绩较低，而且差距越往后越大。在流动儿童中也有这样的情况，很多儿童都有很高的理想，但是由于家庭条件的原因，学习差强人意，也觉得自己没有希望，很多人读完小学就不读了，能读到高中，考上大学的流动儿童是少数。
科尔曼向国会证明，教育机会的平等，要从教育的结果来考察，因为正是对受教育结果的期望，影响了学生的自我评估，决定了学生的学习状态，也造成了因种族、肤色、宗教等因素下，弱势人群教育机会的实质不平等。
正是科尔曼报告的这一结论，为后来美国普遍实行的“肯定性行动”或称“平权法案”铺平了道路。公共教育事业大幅度地向弱势人群倾斜，实行所谓“为了平等的反向歧视”。在中小学强制性黑白合校的同时，大学招生，政府机关雇佣和提升等方面，普遍实行倾斜性政策，照顾黑人和其他弱势人群。这种措施是特定历史状态下的阶段性的措施。因此，几十年后，这样的做法是否已完成其历史使命，是否应该逐渐终结，具体措施是否适度，成为争议的焦点，也为此出现了一系列司法诉讼，至今没有平息。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公共教育事业对弱者的倾斜，明显地改善了近几十年来美国社会教育机会的平等性。
那么怎样才能最大程度地创造公平合理的教育制度，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制度相对来说比较年轻，因此有一定的机会可以减轻社会的不平等现象，至少它可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人们向较高的社会地位去努力。有些国家一经独立就致力于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社会。不管社会环境如何，教育的改造作用是不能否认的。当它一旦传播到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不利的阶层，改造的趋向便是平等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流动儿童摆脱贫穷边缘的社会地位，平等的享受社会发展带来的丰富的物质和文化生活。
(三)针对流动儿童教育的政策建议
1.改革户籍制度去除身份区隔
我国的户籍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适合当时社会发展需求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流动，也在不断制造着依附于身份的城乡分割，以有没有户籍作为资源分配的依据，违反了社会公平正义原则。
在教育领域来说，正是城乡户籍的存在，造成流动儿童在城市中无法得到与城市儿童同样受教育的权利。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于加快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改革。
消除户口的社会附加功能，切断户籍身份与利益之间的关联，改变户口与就业、医疗、社会保障、教育、住房等公民利益挂钩的不合理现象，实现城乡一体化管理;逐步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二元结构，建立对流动人口的动态管理制度。 2.调整现有义务教育格局，消除身份歧视
在流动人口特别集中的城郊结合部，要提高公立学校的招生能力，或者增设新的学校，来解决局部区域内农民工子女入学紧张的现象。
社区和学校牵头，办好农民工子女家长学校，提高农民工教育子女的能力，使流动人口家庭尽快适应城市生活。
3.发挥学校教育与社区的教育的功能增加流动人口家庭教育的社会资本
学校主动与家长沟通，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而不是只是在开家长会的时候职责家长的错误。采取灵活多样的交流方式加强学生家长之间的互动，互相交流教育心得，营造好的教育气氛。把同质性较高的家庭分成小组，如单亲家庭小组、多子女家庭小组，学校负责讲解这些家庭的子女容易出现的问题，及早发现子女出现问题的征兆对症下药进行解决。
4.发掘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增加流动儿童家庭的文化资本
团委、妇联、青少年研究机构等非政府公共组织可广泛挖掘社区教育资源，为流动儿童提供文化资本。比如，妇联联合街道与大学，让大学生进入流动儿童家庭，与流动儿童结成对子，利用双休日、寒暑假对流动儿童提供学习帮助;团委、街道等机构可以培育义工、志愿者队伍，鼓励退休教师、大学生以及其他社会成员成为义工或志愿者，广泛开展义工活动、志愿者活动，指导流动儿童的学习，帮助他们实现学业进步。
总之，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是不仅仅是家庭内部的任务而是整个社会的责任，只有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协作才能起到良好的效果。所有的儿童都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我们有责任帮助流动儿童家庭充实家庭教育资本，有责任帮助他们改善亲子互动，有责任让他们得到公平的待遇。
参考文献：
[1]重庆：农民工住上“阳光公寓”
[2]周海玲：《论流动儿童教育公平化的策略――文化资本的视角》，《教育理论与实践》，2008年9月
[3][法]雅克・哈拉克：《投资于未来――确定发展中国家教育重点》，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49页。
[4]昆明城乡一体化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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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上海市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通车10年以来,对城市人口分布的影响逐步显现。通过分析上海市轨道交通1号线沿线主要区的近10年人口数量变动情况,说明轨道交通沿线中心城区是主要人口迁出地区,而沿线的近郊和郊区是主要人口迁入地区。作为人口迁入区的闵行区,新迁入人口主要分布在轨道交通沿线乡镇。城市轨道交通具有引导城市人口从高密度地区向低密度地区迁移分布的重要作用。关键词 城市轨道交通,交通廊道,人口迁移 轨道交通的建设,提高了沿线地域的可达性,进而改变沿线土地的利用类型,影响城市土地利用的空间分布。连接城市中心区与郊区的轨道交通则又是城市空间向外扩张的发展轴,郊区的轨道交通站点能够提高其周边土地的利用价值,促进郊区的城市化发展。而由轨道交通所引起的城市空间在结构和内容上的发展变化,都将影响城市人口流动,改变城市人口密度分布,诱导人们远离城市中心居住[1]。研究轨道交通对城市人口迁移的驱动作用,是研究城市轨道交通对城市发展与环境总体影响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城市人口流动研究的补充。当然,影响城市人口迁移的因素非常复杂,包括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本文的目的是建立城市轨道交通系统与城市人口迁移的内在联系,证明轨道交通对城市人口分布会产生一定的影响。1 研究背景 基本资料 文中所用到的上海市各区县人口统计资料来自于上海市统计年鉴,其中闵行区各乡镇人口统计数据摘自闵行区统计局编写的《辉煌的成就》一书。人口统计数值表示该年份年末该地区户籍人口数。 上海轨道交通1号线简介 上海市轨道交通1号线是上海市第一条轨道交通线路,该线一期工程自1990年1月19日正式开工建设,1995年4月开始试运营;二期工程(由锦江乐园延伸至莘庄)于1997年7月1日通车;1号线北延伸线于2004年12月28日通车。本文所研究的范围只限于轨道交通1号线上海火车站———莘庄站区段。2 研究内容 上海市市区人口变动情况 本文选取1号线沿线的黄浦区、卢湾区、徐汇区、闵行区作历年的人口数据统计,并以普陀区为对照市区。图1为1号线沿线区域人口变化情况。黄浦区行政区划在过去10年间有所变化。本文所统计的黄浦区人口数为黄浦区和南市区人口总数。1992年以及1992年之前的人口数则包含有原黄浦区浦东部分的行政区域人口。 根据上海市发展历史以及现状,城市区域可分为中心城核心区、中心城边缘区、近郊区和远郊区[2]。黄浦区、卢湾区属于中心城核心区,全区或者大部分在内环线内;普陀区、徐汇区属于中心城边缘区;闵行区则属于近郊区。 中心城核心区人口逐年递减 从图1中可以看出,1993年之后,作为城市中心城核心区的两个区的人口数均呈现逐年递减。1995年轨道交通1号线建成通车之后,由于交通便利,路途花费时间大大减少,使得居住在郊区,工作、娱乐、休闲在市区成为可能。而在这之前,将居住地点尽量安置在繁华中心市区是市民的第一选择。黄浦区人口在1990—1993年间的变动趋势反映了上述情况。黄浦区人口从1993年始逐年减少:1993年户籍人口数为万,密度为65995人/km2;而2002年为万人,密度为50943人/km2,降幅达到。当然,1993年之前黄浦区人口数所表现的增加趋势也有可能是因为当时的黄浦区有部分行政区区域位于浦东,而浦东部分行政区域的户籍人口数逐年增加,并且增加量大于其浦西部分人口数的减少量。卢湾区的户籍人口数也呈现逐年降低的变化规律:在1993年,户籍人口数为万人,人口密度为52224人/km2;到2002年,户籍人口数为万人,人口密度为41465人/km2,降幅达。以上数据说明,轨道交通1号线沿线区域中的上海中心城核心区,户籍人口数逐年降低。 中心城边缘区和近郊区人口逐年增加 中心城边缘区的徐汇区,户籍人口数逐年增加:1993年为万人,人口密度为14008人/km2,2002年为万人,人口密度为16152人/km2,增幅为。近郊区的闵行区的户籍人口数量自1993年起逐年增加,到2002年人口密度增加至1927人/km2,增幅为。可见在地铁沿线区域中的近郊区和中心城边缘区,户籍人口数保持稳定的增加趋势。 普陀区属于中心城边缘区,地理区位与徐汇区相似,但其行政区域中并未建设有地铁线路,而轨道交通3号线在2001年开通,因此在本文所讨论的1990—2002年期间的人口迁移中未表现出较大影响。为此可将普陀区作为徐汇区、闵行区的对照。1988—1992年间,普陀区人口增长较快,从万人增加到万人,增幅为。但从1993年开始,普陀区户籍人口增加趋缓,10年间增加不到4万人,并且在1998和2001年出现户籍人口负增长。可见,在未建设有轨道交通线路的中心城边缘区区域,户籍人口数在近10年间增长缓慢,趋于稳定。在城市人口统计中,常常出现人户分离现象,即已经迁出的人口仍然保留其原居住地的户籍,或者已经迁入的人口并未更改户籍。我国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主要为当地常住人口。表2显示了本文研究区域的户籍人口数和人口普查数之间的对比。从表2中不难发现,中心城核心区的黄浦区、卢湾区在1990年时户籍人口数都低于普查人口数,而在2000年时户籍人口数均高于普查人口数。以常住人口考察这两个区的人口变动,在1990—2000年之间,减少量分别为万人和万人。人口减少量大于通过户籍人口数所表示的人口减少量,人口变动幅度更大。同样,徐汇区的人口变动,用人口普查数据表示,其增加量为万人,大于用户籍人口所表示的变动量。由于闵行区在1990年之时并未建区,因此仅有2000年的户籍人口数和第五次人口普查数相比较,其人口普查数大大高于户籍人口数。可以断定,该区的常住人口增量大于户籍人口数增量。普陀区的人口数量变动类似于徐汇区但又有所区别。上海市在近10年来,城市郊区的发展处于城市化阶段,上海中心城边缘区和近郊区不断繁华,因此普陀区的户藉人口数量在1990—2000年间持续增加。若以人口普查的常住人口为标准,则普陀区的增加量小于徐汇区的人口增加量。但是由于人口普查时间处于1990—2000年时间段的端点,不能判别其常住人口在这10年间的增长速度变化。所以,当时未建设轨道交通的普陀区常住人口增量小于轨道交通沿线的徐汇、闵行等区。 综上所述,在轨道交通沿线的上海市区中,中心城核心区的户籍人口数逐年降低,常住人口在10年之间减少量大于户籍人口数的减少量;而相对远离核心区的徐汇区、闵行区则表现出户籍人口数逐年增加的趋势,且2000年的常住人口远大于当年的户籍人口数,其常住人口增加量必定大于户籍人口数增加量。同时,地理区位相似于徐汇区的普陀区表现为户籍人口增加趋缓,且增加量低于徐汇区,也远低于闵行区的户籍人口增加量。 地区人口变动原因分析 地区人口变动有两个因素:①人口自然增长率;②人口机械变动,即迁出人口与迁入人口的对比[3]。就上海市而言,人口自然变动对城市人口数的影响不大,上海市区在1991年就开始出现人口负增长。据资料显示,近10年上海市区的人口自然减少不足15万人。因此,上海市区的户籍人口变动主要是因为迁入迁出人口对比。轨道交通1号线沿线的上海市中心城核心区黄浦区、卢湾区户籍人口数在近10多年来都大幅度下降,人口迁出是其关键原因。徐汇区、闵行区同样处于轨道交通沿线,但作为上海中心城边缘区和近郊区的这两个区域,在近10年中,户籍人口数持续增高,人口迁入是其主要原因。从高密度地区向低密度地区迁移,是轨道交通沿线市区城市人口再分布的主要方向。若以常住人口数衡量,在沿线的这4个行政区中,迁入迁出人口数都大于通过户籍人口数所表现出的迁入迁出人口数,人口从高密度向低密度迁移的表现更为明显。 闵行区乡镇人口变动 1992年新闵行区设立以来,该近郊区的经济建设硕果累累,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轨道交通1号线沿线区域的城市化水平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对此,城市轨道交通的作用可谓功不可没。在轨道交通沿线区域,交通可达性的提高,城市基础建设投资的加大,居住生活环境的改善,都强有力地吸引城市中心区的居民迁移入住。 图2为本文研究的闵行区部分乡镇与轨道交通1号线的区位示意图。图3为这些乡镇近10年来的户籍人口变动情况。轨道交通1号线通过的莘庄镇、梅陇镇保持稳定的人口增长,且增长速度较快:1992—2002年户籍人口增长率分别为和;颛桥镇的人口有所波动,1992—1996年间人口数量比较平稳,1996—1997年间却出现较快增长,2001—2002年间却出现很大的下降。2001年10月,闵行区调整所辖区域的乡镇行政区划,颛桥镇位列其中,因此,较大的波动可能是行政区划的变革所引起。而浦江镇和虹桥镇的户籍人口数基本稳定在一定的数值范围内,前者在9万～万人之间,虹桥镇户籍人口在2万～3万人之间。在城市轨道交通通过提高沿线地域的可达性来提高沿线土地的利用价值、带动沿线区域的城市化进程中,沿线区域的人口集聚程度主要还表现在非农业人口数量的提高。图4反映了上述乡镇的非农业人口数量的变动。莘庄镇和梅陇镇非农业人口数量从1992年起高速增长,到2002年分别从23224人和14642人增加到71172人和65942人,增长率分别达到了和。从变化曲线图中可以看到,它们的增长速率相当,并且到2002年止依旧保持较高速度的人口增长率。其它3个镇则表现出与莘庄、梅陇不同的变动状况:颛桥镇和浦江镇的非农业人口以缓慢的速度增长,10年间的增加量不足1万人;而虹桥镇的人口变化在10年间有所起伏,1996年之后以较低的增长速率持续增加。 非农业人口数量高速增长的莘庄镇和梅陇镇都位于轨道交能1号线沿线,这说明轨道交通能够加大非农业人口的集聚。在轨道交通1号线沿线区域,建成有大量的住宅区,并以轨道交通1号线为一条城市扩展的轴线,住宅区不断的向外沿辐射扩展。正因为此,距离轨道交通1号线终点站不远的颛桥镇,非农业人口的增长速度略大于浦江镇和虹桥镇(这两个镇的非农业人口增长比较缓慢)。虹桥镇可能是因为城市化进程已经接近或达到完成阶段,因此变化量不大。浦江镇位于黄浦江以东,所辖区划面积较大,而非农业人口仅占全镇人口的,城市化水平较低;同时,浦江镇距离城市轨道交通较远,并未受到轨道交通系统建成通达之后的有利影响。所以该镇的城市化进程缓慢与其可达性较低有一定关系。 通过上述对闵行区部分乡镇人口变动以及乡镇区位与轨道交通线路相对位置的分析可知,城市郊区的轨道交通对沿线区域人口具有集聚效应,轨道交通的通达有利于加快该区域城市化进程。3 结论 上海第一条城市轨道交通线自1995年通车以来,对城市人口的迁移作用非常明显。在上海城市发展过程当中,轨道交通的建设对于改变城市人口密度分布,引导城市人口从中心城区向城市近郊区迁移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上海市轨道交通1号线沿线区域的人口变动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 轨道交通线路通达的上海市中心城核心区是主要的人口迁出地区;(2) 轨道交通线路通达的近郊区和郊区是主要的人口迁入地区;(3) 近10年来,轨道交通改善了郊区的可达性,大大促进人口从高密度区域向低密度区域持续迁移。参考文献1 秦应兵,杜 文.城市轨道交通对城市结构的影响因素分析.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00(6):284～2872 高向东,江取珍.对上海人口分布变动和郊区化的探讨.城市人口,2002,26(1):66～693 彭镇伟,路建普.上海城市人口布局优化研究.城市规划汇刊,2002(2):21～26
农村人口流动是中国人口流动的主体，对中国的人口空间格局和区域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农村人口流动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析农村人口流动与乡村治理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迅猛发展，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伴随这一过程，农村人口流动日益加剧。农村人口流动的数量多、规模大、结构复杂、原因多样。这种流动给广大乡村造成了严重的治理性困境。
一、农村人口流动的成因分析
(一)农村人口流动的根本原因：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1978年，我国实施改革开放的政策，与此同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在农村的推广，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和生产率都大幅提高，然而，我国农村地区人口多，土地少矛盾也日益显现出来。拿我国的四川省为例，四川省人均耕地面积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人均面积不到一亩，整个四川省有超过五千万的剩余劳动力，这些劳力每年有半年是空闲时间。除此之外，全国每年还有大批男女青年满十八周岁，加入外出务工队伍，成为新的流动人口。改革开放以来，每年农村大约有一千万的新增劳动力。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逐渐向城市转移。
(二)农村人口流动的可能条件：城市建设与发展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
从八十年代开始，我国开始加快城镇建设的速度，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城市发展的政策，中国的城市化建设全面展开。从八十年代开始，国家对城市建设的投入大幅增加，城市建设规模不断扩大，这就要求有大量的劳动力，因此，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
(三)经济利益的诱惑是农村人口流动的直接动力
长期以来，农村生活条件差，经济来源有限，仅仅依靠农业收入已经不能满足人们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的需要，同时，城市的高收入对农村劳动力是极大的诱惑，因此，外出务工成为众多农村劳动力的首要选择。经济利益成为推动农村人口流动的直接动力。
二、农村人口流动对乡村治理的影响
流动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重要变量，农村人口流动在给城市建设及流动着本人带来积极效应的同时，也给农村地区带来了巨大的消极影响。政府必须要对这一社会现象密切关注，如若不然，这些人口的流动可能会对农村社会带来不良影响，也不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
(一)流动促使“乡政村治”下的“草根民主”逐渐蜕变并引发乡村政权“内卷化”
正常情况下，人口流动可以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然而，由于我国国情的独特性，人口流动并没有给我国社会带来长足的发展。上世纪90年代，“民工潮”逐渐兴起，但这并没有给农村社会的发展带来优势，相反，人口外流的同时，也带走了农村大量的人力、技术和知识。农村人口的流动主要是青壮年的劳动力和高级知识分子。改革开放以后，中央想在农村地区实行“村民自治”，推行 “草根民主”，从而达到对乡村的有效治理。然而，由于人口的流动，乡村社会发展中最需要的人才、劳动力以及资金等都随着人员流向了城镇，这对农村社会的发展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国内一些学者通过大量的调研证实，在这些外流的人口中，青年占到了80%以上，农村留下的人口的整体素质远远低于流出的人员。基层民主建设中的“草根”逐渐衰弱、减少，农村“两委”的建设呈现“内卷化”的趋势。
(二)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并未在人口流动中有所发展，反而造成了农业发展“过密化”
由于农村人口压力过大，农业用地少的原因，我国的农业经济发展极为有限，仅仅为养家糊口用。对农村来说，土地是生存的必需品，是解决吃饭问题不可缺少的资料，是农民的生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土地分散的各个家庭，虽说农民的积极性增大了，但是土地更加分散，而且土地流转的难度较大，不利于规模经营的开展。人口的外流也造成了农村土地的大量荒置，很多地方出现了无人耕种的现象，使得农业的生产效率大为降低，严重危及农业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农村人口的流动加剧了农村留守人员的“相对剥夺感”，使得乡村治理难度加大
研究表明，人口流动有助于流动者本身素质的提高，有助于现代性的增强。农村在流动的过程中，不断接触新的事物，学习新的知识，有助于农民政治 文化 水平的提高。这对农村社会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然而，在我国农村人口流动的过程中，这些有利的因素却没有出现。相反，在人口流动的过程中，留守农村的农民通过各种途径更加感受到城镇居民生活条件比农村优越，生活环境更加好。这些信息使得农民更加向往城市的生活，同时也产生了强烈的不平等感。在农民的眼中，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城乡的差距应该是逐渐缩小的，但事实上城乡的差距却逐渐拉大了，相对的农村的生活水平更低了，期望和现实之间的距离无法弥合，这就产生了强烈的“相对剥夺感”。现阶段，由于这种“相对剥夺感”的扩散，在农村引发了不少群体性事件，农民对政府不信任，对政府不满意，这是我国农村地区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乡村治理的有效策略
在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的发展中，想要实现对农村的有效治理需要政府、社会和乡村的共同努力，对农村现有的资源进行优化组合，政府要不断进行制度的完善和创新。
(一)解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促进社会资源的有序流动
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策略。这个矛盾主要体现在国家在政策制定上的失衡。政府出台的大多政策，都是优先发展城市经济和工业，在资金和税收方面给予优惠政策，招商引资，但对于农村经济，这种政策倾斜很少，这就导致大量的资本和人力集中在城市，农村发展需要的资源配置十分有限，对农村的发展非常不利。在这种资源都集中在城市的情况下，农村想要发展非常困难，发展空间非常有限，农村经济发展迟缓，经济凋敝，这对乡村的治理非常不利。作为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逐步打破这种政策的不公平状态，加快解构城乡二元结构的对立，为乡村的有效治理营造良好的环境。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户籍制度的改革，要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户籍制度的改革。
(二)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促使土地的“规模经营”
现阶段，我国乡村治理没有取的成效的重要原因就是弄村土地配置并没有因为人口流动而形成“规模经营”，相反，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土地搁荒、撂荒等现象。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国缺乏有效的土地流转制度。在我国农村，依然是通过对单位土地投入劳动力的增加来提高土地的产出，并不是主要通过资本、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的投入来提高产出。所以，政府必须加快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步伐。首先，要加快土地流转的相关法律的制定。尽快制定并出台农村土地流转的法律法规，规范土地流转的途径，使农村土地流转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其次，要设立土地流转的中介组织。乡镇政府可以依托相关的政府机构建立土地中介组织，管理土地流转，为农村土地的顺利流转搞好服务。最后，明确乡村组织在土地流转中的地位和角色，搞好管理和服务工作。
(三)加强农村社会中政治、经济和文化组织建设，提高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
在我国推行的基层民主中，维护社会成员权利、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是社会组织。组织能够凝聚农民的力量，提高农民意愿在政府政策制定中的地位，保障农民的权利，提高农民的话语权。并且，通过组织，农民的意愿受到政府的重视，这也有利于农民参政积极性的提高，同时，组织内部传播的文明规范、组织成员间进行的技术交流等都有利于农民素质的提高，对乡村治理的有效开展有积极的意义。所以，政府应该支持这些政治、经济、文化等组织的建设，通过组织把农民有效的聚集起来，使大家的技术和特长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使农民可以更好的维护自己的权利，增强农民参与基层民主的积极性，实现“乡政”和“村治”之间有效的沟通。
参考文献
[1] 徐勇.挣脱土地束缚之后的乡村困境及应对：农村人口流动与乡村治理的一项相关性分析[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2).
[2] 周晓红.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民[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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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户籍制度改革下的农村人口流动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户籍制度不断放宽，政治色彩逐渐弱化，为农村人口流动提供了便利，但仍然存在着很多障碍。所以进一步推行户籍制度改革是促进农村人口流动，促进城市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户籍制度;制度变迁;社会流动;二元社会
户籍制度是国家的一项重基本行政制度，是国家依法收集、确认、登记公民出生、死亡、亲属关系、法定地址等公民人口基本信息的法律制度，以保障公民在就业、 教育 、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权益，以个人为本位的人口管理方式。人口流动是人口在短期离开后又返回原居住地的现象，一般指离家外出工作、读书、旅游、探亲和从军一段时间，未改变定居地的人口移动。改革开放以来户籍制度也在不断的发生变革，农村人口流动也在逐渐活跃起来，但户籍制度仍然是农村人口流动的户籍壁垒，只有打破壁垒，才能逐渐为农村人口流动敞开大门。
一、 改革开放以来户籍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指新制度的产生、替代或改变旧制度的动态过程。作为替代过程，制度变迁是一种更高的制度替代原制度;作为转换过程，制度变迁是一种更有效率的制度生产过程;作为交换过程，制度变迁是制度的交易过程。
(一)城乡二元框架内户籍制度调整
这一时期主要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始标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农业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但也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农民涌向城市，出现了民工潮，冲击了改革开放以前静态的，二元的户籍制度，户籍制度改革迫在眉睫。首先，在原来二元框架内开始出现户口迁移政策。如国务院1984年发出的《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中规定了凡申请到集镇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和家属，在集镇有固定住所，有经营能力，或在乡镇企事业单位长期务工的，公安部门应准予落常住户口，及时办理入户手续，发给“自理口粮户口薄”，统计为非农业人口。①这是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第一个规范性文件，打开了户籍制度改革的大门，原来的二元户籍制度开始松动。其次，改革户口管理制度，实行户口登记制度。这一时期国家颁布的政策主要有1985年全国人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安部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其中第十四条规定：“公民在办理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权益的事务时，可以出示居民身份证，证明其身份。”从此就开始了中国证件制道路，开始对人口实行户口制度、身份证制度、暂住证制度、寄住证制度相结合的管理方式。再次，原有户籍制度的政治功能减弱。原有的户籍制度直接与粮油供应制度、就业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等诸多制度相挂钩，但户籍制度改革将直接弱化这些附加的功能。
(二)逐渐突破二元户籍制度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市场的不断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作为上层建筑的户籍制度也不断的做出改进和突破。第一步是对小城镇户口试行全面开放，不再进行限制。这是国家在从二元户籍制度向一元户籍制度过渡中的必然选择。第二步是不断完善户口登记制度，建立常住户口、暂住户口、寄住户口三种管理形式，并且取消了农业与非农业两个类型，一律以“家庭户”、“集体户”进行。
(三)逐渐建设城乡一元户籍制度
这主要是从2002年至今，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发展，需要不断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党的十六大指出要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进一步为建立城乡一元户籍制度指明了方向。这一时间段，户籍制度改革逐步进入大城市，建立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但各省各城市也应因地制宜。同样国家着力扶持农村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避免因政策放宽大批农民涌向城市。
二、 户籍制度下农村人口流动现状
户籍制度自被打上政治色彩时，就认为的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划分出了一条防线，所以户籍制度严重影响了农民人口流动。户籍制度下农民流动也呈现出由固化到逐步流动的一个过程。
(一) 户籍制度改革为农村人口流动提供的便利
首先，农民可以自由流动，有利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人口流动更加常态化，人口流动在数量上与社会发展更加契合，质量上更加实现人尽其才，尽其用的目的。其次，户籍制度的政治功能对农民流动影响减弱，农民在流动中更加注重个人利益。最后，户籍制度下各项派生制度对农民流动影响减小。由户籍制度派生的就业制度、教育制度、婚姻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民进入城市不再设阻。
户籍制度下农村人口流动起来，主要涌向城市，促进了中国城市化过程。户籍制度的放宽对农民、农业、农村的发展提供了便利。
(二) 户籍制度下农村人口流动困境
户籍制度改革虽为农村人口流动提供了便利，但仍然存在着很多困境。首先是城市对农民仍然有排斥心理，这体现在农民工在城市中仍然处于弱势地位，很难享受到与城市人一样的权利。其次，与户籍制度一系列配套制度改革未深入，同样对农民造成了困难。如教育上，很多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仍然享受不到和城里孩子一样的教育待遇;在就业方面，大学 毕业 的农民工子女在城市里找工作仍不是很理想，很多单位更倾向于选择城市员工，这样更加方便解决工作住房等问题;在福利待遇方面，农业户口的人在城市里仍然享受不到一些福利政策，如社保，养老 保险 等。所以农村人口流动仍会遇到户口身份的阻碍。
三、 减小户籍制度对农村人口流动影响的对策建议
为推进农村人口流动，推动农村城市化，促进中国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有必要进一步推进我国户籍制度改革。首先，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以及特大城市对户籍的限制，逐步对农民开放。这将直接影响农村人口流动趋向，促进农村大批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使我国的户籍制度与市场经济更加契合。其次，逐步取消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附加功能，这将弱化户籍对人身份的影响和诱惑。再次，加快对户籍制度派生制度改革，消除户籍身份在其他方面的影响，这主要是指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制度。最后，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发展差距，这是从根本上解决户口对农民的诱惑和限制的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户籍制度经历了僵化到逐步活跃的一个改革过程，这得益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一系列农民工潮的冲击。同样户籍制度的改革也放过来促进了农村人口流动和社会流动，促进了我国城市化过程。户籍制度改革不仅仅是对身份的改变，对农村人口流动和农民的社会流动将会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作者单位：西南 财经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刘宜君.户籍制度改革与社会人口流动研究.[J]福建师范大学，2003
[2]赫广义.当代中国户籍制度研究――社会影响、改革成就、现实困境及发展路径.[J].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7(28)
[3]魏万青.户籍制度改革对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2(1)
[4]孙文凯 白重恩.户籍制度改革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1)
注解：
①刘宜君.户籍制度改革与社会人口流动研究.[J]福建师范大学.第2页，2003
从现有的研究看，南京大学人口所已故的马淑鸾教授可能是国内最早采用PQLI（直译为"生活的物质质量"或 "物质生活质量"，移译为"生命素质指数"或"人口素质指数"）来测度人口素质存量的人口学家。马淑鸾根据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进行计算并与国外比较，结论是：1982年中国的PQLI为77，印度为43，美国为94；而且 1982年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人口生命素质指数在全国的排序与其人均GNP 的排序基本一致（马淑鸾1986）。王俊改等对1982～1990年中国人口生命素质指数的变化进行了时序比较，结论是：1990年中国的PQLI为83；从区域差别看，PQLI达到80以上的高素质人口占了全国总人口的，PQLI在60～80之间的中等素质人口占了全国总人口的，唯独西藏只有51，属于低素质人口。并且再一次发现PQLI与人均GNP 存在着较为密切的正相关关系（王俊改，谢韦克1997），即人口素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函数，二者同时也相辅相成。笔者本人也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对1990年的PQLI值进行了国际比较，结论是：世界平均为65，发达国家为94，欠发达国家为53，中国约为80，印度为57. 结合人均GNP 来看中国人口素质的综合发展水平，至少在现象的层面上可以认为中国人口素质的发展水平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穆光宗，许金声1991；朱国宏1994）对这种怪异的现象主要有二种解释：一种认为，上述的 "超前"现象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中国人口素质潜能转化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较低；换言之，中国的人力资源还有待于更充分有效的开发和利用，这似乎与我们所观察到的社会事实是吻合的（穆光宗1996）。另一种认为，"超前"可能是一种假象（冯立天1992）。 虽然PQLI方法有很多优点，如3 项指标达到较高水平是人们的普遍愿望，3 项指标具有泛人类色彩并反映的是 "产出"的情况，能够较好地反映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福利状况，计算比较简单方便等；但也有不少的学者认为，这种方法有不少的局限性：首先，在PQLI的3 个构成指标中有2 个是反映健康状况的，而只有1 个是反映教育状况的；仅用识字率来反映发展中国家人口对文化的需求似乎太粗；仅从健康和识字两个方面来反映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生活质量显然又过于简单等。据此，有的学者提出了一些改进的办法，用"0 岁平均预期寿命"这一指标来代替婴儿死亡率和1 岁预期寿命，用"2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来代替识字率（冯立天，1992）。还有的学者用 "25岁以上人口受过中等教育以上人口的比重"来代替识字率，并用实际数据进行检验，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朱国宏1994）。 也有一些学者另劈蹊径，用新创造的指数来衡量中国人口素质的存量。首都经贸大学人口所陈再华（1992）利用模糊数学方法来处理各因素指标，利用模糊隶属函数使各因素指标成为无量纲指标，并且具有横向可比性，建立了人口素质综合评价模型。结果发现：无论是综合来看还是分因素来看，中国人口素质都是呈递增的趋势。从结构来看，问题主要出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方面，区域之间的差异也主要在这些方面。陈再华的方法一个最大的缺陷是过于复杂，不利于推广。南京大学人口所夏海勇（1992）也提出了一种"人口素质综合指数"，他考虑了人口结构因素，但舍去了思想道德方面的内容，最终他选择了9 个指标来构造"人口素质综合指数"，即平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残疾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总和生育率、男性成人识字率、女性成人识字率、受过高等教育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城市人口比重、15～64岁人口所占比重。计算方法是借助于系统聚类分析等方法，组成一套评价指标体系的取值阵，求得基点数据，并进行同度量处理，再计算出"人口素质综合指数"，从而获得评价概念。根据作者自己的评价，此方法效果较好，反映面广、灵敏度高等。但主要问题还?欠椒ú还患虮悖�焕�谕乒恪4送猓�本┥缁峥蒲г荷缁嵫��斫鹕�?991）和江苏计生委陈友华等（1998）也探讨和提出过"人口素质指数"。 由于人口素质本身是相当复杂的现象，试图用一种方法就揭示清楚是不太可能的。综合上述，笔者以为：PQLI 方法的生命力是不容忽视的，目前国内的一些探讨还没有达成共识，还没有一种新指标可以替代PQLI的位置。因此，继续探求新指数无疑必要，但需要提醒的一点是，要注意数据的易得性和操作的便利性。从目前的情形来看，改进 PQLI方法使之更加实用和准确比较现实。 五、人口素质问题的理论探讨 1992年，刘铮教授重提"人口现代化"，在人口学界和实际部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人口现代化"的框架中，"人口素质的现代化"被摆上了关键的位置（刘铮1992；穆光宗1995，1999；陈友华1998）。目前，国内提的 "三优系统工程"正是实施"人口素质的现代化"的具体措施，所谓三优，是指优生、优育、优教。 为了从整体的角度来把握"人口素质"问题，笔者于1991年上半年撰文提出了"人口素质木桶理论"。与此同时，北京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许金声也提出了相似的理论。所谓"人口素质木桶理论"是从科学哲学常讲的"水桶现象"中获得启发的，即一个水桶的容量受制于最短的那块木板，假定水桶的周边是参差不齐的话。笔者认为，人口素质本身存在的问题和人口素质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分属两个层面的。也就是说，一是人口素质存量水平的高低问题，二是人口素质潜能开发水平的高低或转化程度的大小问题。中国人口素质的"短板效应"主要表现在非智力素质方面存在的问题。因此，只有建立正确评价人才和合理开发人力资源的社会经济机制，中国才能塑造不断克服"短板效应"的机制，让人口素质潜能不断喷发出来。人力资源的开发与人口质量投资唯有相辅相成才能形成良性循环，人口质量投资则大致包括了优生优育投资、文化教育投资、健康卫生投资和环境（生态环境、劳动环境和生活环境）优化投资。
高密度电阻率法实际上是将电剖面方法和电测深结合起来的一种阵列电阻率勘探方法。野外测量时只需将全部电极（几十至上百根）置于测点上，然后利用程控电极转换开关和微机工程电测仪便可实现数据的采集。高密度电阻率勘探技术的运用与发展，使电法勘探的智能化程度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高密度电阻率法相对于常规电阻率法而言，它具有以下特点：
1）电极布设是一次完成的，这不仅减少了因电极设置而引起的故障和干扰，而且为野外数据的快速和自动测量奠定了基础。
2）能有效的进行多种电极排列方式的扫描测量，可以获得较丰富的关于地电断面结构特征的地质信息。
3）野外数据采集实现了自动化或半自动化，不仅采集速度快，而且避免了由于手工操作所出现的错误。
4）对探测结果进行预处理并显示剖面曲线形态，结果直观。
5）高密度电法成本低、效率高，信息丰富，解释方便，勘探能力显著提高。
关于阵列电阻率探测的思想，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英国学者所设计的电测深装置系统实际上就是高密度电法最初模式。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地质计测株式会社借助电极转换板实现了野外高密度电阻率法的数据采集，只是由于整体设计的不完善性，这套设备没有充分发挥高密度电阻率法的优越性。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原地矿部系统率先开展了高密度电阻率法及其应用技术研究，从理论与实际结合的角度，进一步探讨并完善了方法理论及有关技术问题，研制成了约3～5种类型的仪器。到目前为止，高密度电法方法技术已经成熟，并广泛应用于工程与环境各个领域，取得了明显的地质效果和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
一、高密度电阻率法的基本原理及系统组构
（一）基本原理
1.基本方程
高密度电阻率法仍然是以岩土体导电性差异为基础，研究在施加电场作用下地中传导电流的分布规律，在求解简单地电条件的电场分布时，通常采取解析法，即根据给定的边界条件解以下偏微分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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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x0、y0、z0为源点坐标；x、y、z为场点坐标。当只考虑无源空间时，（）式变为拉氏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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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解（）式，实际上就是要寻找一个和该方程所描述的物理过程诸因素有关的场函数。解析法能够计算的地电模型是非常有限的。因此，在研究复杂地电模型的电场分布时，主要还是采用了各种数值模拟方法，如有限元法、有限差分法、面积分方程法。
2.三电位电极系
高密度电阻率法的电极排列原则上可以采用二极方式，即当依次对某一电极供电时，同时利用其余全部电极依次进行电位测量，然后将测量结果按需要转换成相应的电极排列方式。这虽然是一种很好的设计方案，但由于必须增设两个无穷远极，给实际工作带来很大不便。其次，当测量电极逐渐远离供电电极时，电位测量幅度变化较大，需经常改变电源，不利于自动测量方式的实现。因此，通常采用了三电位电极系。
三电位电极系是将温纳四极、偶极及微分装置按一定方式组合后所构成的一种统一测量系统，该系统在实际测量时，只须利用电极转换开关，便可将每四个相邻电极进行一次组合，从而在一个测点便可获得多种电极排列的测量参数。三电位系统的电极排列方式如图3-2-1所示，当点距设为x时，三电位系统的电极距为a=n·x，n=1、2、…，n为隔离系数。为了方便，我们将上述三种电极排列方式依次称为α排列、β排列及γ排列。显然，这里对某一测点的四个电极按规定作了三次组合。
根据上述三种电极排列的电场分布，可以很容易得出三者之间视电阻率关系式，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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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分别为α、β、γ三种电极排列的视电阻率。可见，三者之间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当已知其中任意两种排列的视参数时，通过上述关系便可计算第三者。
3.视参数及其特点
（1）视电阻率参数
根据上述三电位电极系的概念，显然视电阻率参数及其计算公式依次为：=2πa，式中a为三电位电极系的电极距。正如上述，当点距为x时，a=n·x，n=1、2、…。显然，由于一条剖面地表测点总数是固定的，因此，当极距扩大时，反映不同勘探深度的测点数将依次减少。我们把三电位电极系的测量结果置于测点下方深度为a的点位上，于是，整条剖面的测量结果便可以表示成一种倒三角形的二维断面的电性分布，见图3-2-2。
图3-2-1 三种电位电极系
对于温纳四极排列，也可增设无穷远极，从而增加联合三极测深的测量方式，相应的视电阻率参数的计算公式为：=。联合三极测深的测量结果，既可用于视电阻率参数的图示，也可用于视比值参数的图示。
图3-2-2 高密度电阻率法测点分布示意图
（2）视比值参数
高密度电阻率法的野外观测结果除了可以绘相应电极排列的视电阻率断面图外，根据需要还可以绘制两种视比值参数图。其中一类比值参数是以联合三极测深的观测结果为基础，其表达式可以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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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ρs（i）及ρs（i+1）分别表示剖面上相邻两点的视电阻率值，我们把计算结果示于第i点与i+1点之间。若令FA（i）=，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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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lgFA曲线的差商为[lgFA（xi）-lgFA（xi+Δx）]，令Δx=1，则lgλ即为lgFA曲线的差商，或者说lgλ描述了歧离带曲线沿剖面水平方向的变化率。图3-2-3为表征比值参数λ在反映地电结构能力方面所作的模拟实验，视电阻率断面图只反映了基底的起伏变化，而λ比值断面图却同时反映了起伏基岩中的低阻构造。
图3-2-3 模型上方视电阻率及视比值参数断面等值线图
另一类比值参数是直接利用三电位电极系的测量结果并将其加以组合而构成的，考虑到三电位电极系中三种视参数的分布规律，我们选择并设计了以偶极和微分两种电极排列的测量结果为基础的一类比值参数，该比值参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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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分别为β和γ电极排列的视电阻率值。由于这两种电极排列在同一地电体上所获视参数总是具有相反的变化规律，因此用该参数所绘的比值断面图，在反映地电结构的分布形态方面远较相应排列的视电阻率断面图要清晰和明确得多。
图3-2-4是对所谓地下石林模型所进行的正演模拟结果，模型的电性分布已如图示。其中温纳四极排列的拟断面图几乎没有反映，而由偶极和微分排列的所构成的T比值断面图则清楚地反映了上述模型的地电分布。
（二）系统组构
高密度电阻率勘探系统一般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即野外数据采集系统和资料的实时处理系统。目前国内仪器主要还是按分离方式设计的，为了真正达到资料的实时处理，有的单位已开始研制以便携微机为基础的高密度电阻率测量系统。
野外数据采集部分包括电极系、程控式电极转换开关和微机工程电测仪。现场测量时，只需将全部电极（60，120，180，…）布设在一定间隔的测点上，然后用多芯电缆将其连接到程控式电极转换开关。程控式电极转换开关是一种由单片机控制的开关组，按设定程序实现电极的自动和有序换接。测量信号由转换开关送入微机工程电测仪并将测量结果依次存入随机存储器。
图3-2-4 模型上方视电阻率及视比值参数断面等值线图
当将微机工程电测仪中存储的野外数据与PC机通讯后，便可根据需要按给定程序对原始资料进行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以某种图件方式输出。
二、野外工作方法技术
（一）高密度电阻率法的野外工作
1.测区的选择和测网的布设
1）测区的选择 地球物理工作的测区一般是由地质任务确定的，测区选择所应遵循的原则大体上都是一样的。
2）测网的布设 测网布设除了建立测区的坐标系统外，还包含了技术人员试图以多大的网度和怎样的工作模式去解决所给出的工程地质问题。对于高密度电阻率法而言，野外数据采集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地表剖面数据采集方式；一种是井中电阻率成像的数据采集方式，而后者又包含单孔和跨孔方式两种。两种方式的应用效果，特别是后一种方式和测网的布设关系密切。
2.装置的选择和极距的确定
装置的选择 高密度电阻率法采用了三电位电极系，电极排列方式有温纳四极排列、联合三极排列、偶极排列和微分排列等。上述电极排列既可联合使用，也可根据需要单独使用。此外，当进行单孔或跨孔电阻率成像的数据采集时，二极法供收方式往往成为最经常使用的电极排列。
极距的确定 极距取决于地质对象的埋藏深度。高密度电阻率法的探测深度与电测深的探测深度理论上是一致的。在三电位电极系的极距设计为a=n·Δx，其中n为隔离系数，可以由1改变到15或更大，也可任选，Δx为点距。显然a=1/3AB，它和勘探深度之间存在某种系数关系。
测点分布 高密度电阻率法由于地表电极总数是固定的，因此，随着隔离系数的增大，测点数便逐渐减少，当N=1～15变化时，对于60路电极而言，一条剖面的测点总数可由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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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n=1时N=57。当n=15，α=Δx时，最下层的剖面长度为L15=15·Δx。图3-2-5为高密度电阻率法的测点分布图。测点在断面上的分布呈倒三角形状。
图3-2-5 测点分布示意图
（二）高密度电阻率法的测量系统
高密度电阻率测量方法已经比较成熟，其测量系统的基本原理是一致的，仪器系统包括程控式电极转换开关和数字式电阻率仪。国内外这方面的仪器很多，例如日本的OYO公司、瑞典的ABEM公司、法国的IRIS公司、美国的AGI公司等生产的仪器设备、国内仪器主要有吉林大学、中国地质大学、重庆地质仪器厂等单位生产的高密度电法仪。各种仪器的使用大同小异，而且不同仪器设备都有详细的说明书，这里不作介绍。
三、高密度电阻率法的资料处理及解释
高密度电阻率测量采用了阵列的测量方式，数据量大大地增加，基于计算机的数据处理和解释成为高密度电法的非常重要部分。目前商业的数据处理和正反演解释的软件很多，例如Res2dinv、ElecPROF等。数据处理的内容大致相同，解释方法也基本一致，在这里作简单的介绍。
（一）资料处理
1.资料处理方法
（1）统计处理方法
统计处理包含滑动平均、计算统计参数（均值、方差）、计算电极调整系数、视参数分级。统计处理结果一般采用灰度图来表示，由于它表征了地电断面每一测点视电阻率的相对变化，因此该图在反映地电结构特征方面将具有更为直观和形象的特点。
（2）比值换算方法
比值换算是想改善测量结果对地电结构的分辨能力，如前面内容中我们给出了两种比值参数并讨论了它们的基本特性，λ参数对局部低阻体分辨能力强，而T参数对局部高阻体的分辨能力强。
（3）滤波处理方法
三电位电极系中，偶极和微分排列所测视参数曲线随极距的加大，曲线由单峰变为双峰；绘成断面图时，除了和地质对象赋存空间相对应的主异常外，一般还会出现强大的伴随异常。为了消除或减弱三电位系视电阻率曲线中的这种振荡成分的影响，从而简化异常形态、增加推断解释的准确性，可以采用数字滤波的方法，并把这种滤波器称为扩展偏置滤波器。
扩展偏置滤波器具有四个非零的权系数：，，，。在滤波计算中，无论隔离系数为几的剖面测量结果，我们总是把滤波系数置于四个活动电极所对应的点位上，在电极之间的点位上插入和点位数相当的零系数。例如n=2，滤波器的长度为7，相应的权系数依次为，，，，，，。图3-2-6为二维地电模型正演模拟曲线的滤波处理结果，由图可见，未经滤波的剖面曲线（点划线）随隔离系数的增大，曲线形态复杂，经过滤波处理的剖面曲线（实线），形态大为简化，伴随异常的幅度减小并远离主极值。
图3-2-6 二维模型正演模拟曲线的滤波处理
2.处理软件系统
高密度电阻率法是在野外高密度、大批量数据采集的基础上，利用三种电阻率参数和两种比值参数来提取地质信息，从而使电法勘探在工程与环境地质调查中的应用效果得到显著的改善和提高，资料处理系统有以下特点：
1）系统采用模块化结构。不同功能形成独立模块，各模块有机统一，既可联合使用也可单独使用。
2）可同时对多条测线、多参数测量结果进行处理，处理后可获得测量范围内不同深度的电性分布。
3）处理后所形成的图件形象、直观、丰富，并且可在任何打印机或绘图仪上输出。
4）采用混合语言编写，程序结构合理、功能齐全、人机对话方便。
高密度电阻率法资料处理系统共包括三个主模块：处理（Process）模块、电测深定量解释（Inversion）模块、绘图（Graph）模块。处理模块中通常包含数据圆滑模块、比值换算、滤波、统计参数计算或处理；反演解释模块包括各种装置的测量结果的反演计算；绘图模块是将处理结果或反演结果以最直观的方式显示出来，包括等值线、剖面曲线、彩色或灰度图等。
（二）正演模拟
高密度电阻率法在现场采集到大量关于地电断面结构特征的地质信息，这些信息以数字形式保存在计算机中，并按给定程序进行处理，把有关地质信息提取出来。由于这些信息与多种因素有关，因此在通常情况下，视参数的异常分布与地质断面之间总是存在着比较复杂的关系。为了研究高密度电阻率法对各种典型地电结构的勘探能力，除采用物理模拟外，还进行了大量数值模拟，如有限元法、有限差分法、面积分方程法。考虑到上述数字模拟的基本原理和算法已有较多文献作了详细介绍，本文简要地介绍有限元技术。
1.正演模型的数学表示
物理上的定常态问题，如弹性力学中的平衡问题，无粘性流体的无旋运动、亚声速流，位势场包括静电磁场、引力场等问题可以归结为椭圆型微分方程。最简单的就是拉普拉斯方程。高密度电阻率方法采用的是直流电场进行地下探测，他满足二维拉普拉斯方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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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是齐次方程。考虑供电位置，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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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学上，椭圆问题还有更一般的变系数方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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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β=β（x，y）＞0，f=f（x，y）是给定的系数分布。
椭圆方程的主要定解问题是边值问题，即要求定出未知的边界条件。方程（）是二阶的椭圆方程，需要给出一个边界条件为下列三类形式之一，而且在边界的不同区段上可以取不同类的条件。
第一类：给定函数值u=u
第二类：给定外法向导数值，如β==q
第三类：给定函数及外法向导数的线性组合的值，如+ηu=q，η≥0
这时，u、q、β、η均为边界上给定的分布，β就是方程（）中的系数在边界上所取的值，β＞0。
显然，第二类是第三类条件的特殊情况，相当于η=0。此外，由于β＞0，第一类虽然不能包括在第三类之内，当它可以看为第三类边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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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β→∞的极限情况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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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边界条件可表示为Γ0：u=和Γ′0：+ηu=q
即∂Ω分解为互补的两个部分Γ0，Γ′0，其上分别为第一类和第三类边界条件。椭圆方程的数值解法分为两部。首先是把它离散化，变为一组代数方程。然后解代数方程。下面介绍有限元方法解这类问题。
2.二维有限元法
对于二维场问题，位函数Φ（x，y）几何上是一个曲面，如图3-2-7，在XOY平面上围成的域是二维平面域。有限元法就是要找到一个分片线性且连续的平面来近似该曲面。
图3-2-7 位函数的曲面及在XOY平面上的投影
图3-2-8 曲面剖分示意图
为找到这样的函数，首先将所给的区域剖分，因该域是平面域，常用的剖分方法是三角形剖分，即是把二维平面域分割成相互连接的许多三角形，如图3-2-8。相邻两三角形有一对公共顶点及一个公共边，在曲线边界上用直线段近似曲线边。每个三角形称为单元，单元的顶点称为节点，每个节点上的Φ1值称为节点参数。
在单元上可近似的视Φ（x，y）为线性变化，即在单元上场是均匀变化的。因此每个单元上的曲面可近似的用过Pi，Pj，Pn三点的平面来表示。
例如，二维场问题的能量泛函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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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ρ为介质的物性参数，它是x，y的函数，有限元法求解就是使泛函取极值。
（1）步骤
第一步——区域剖分
这里用三角形剖分，一般规定为：
图3-2-9 单元节点示意图
1）边界为曲线时用三角形一个边近似。
2）有内部介质分界线时，不容许三角单元跨越界线。
3）不容许三角单元顶点落在其他三角单元之上。
4）分割时避免出现太尖，太钝的三角单元。
5）在u变化大的地方，三角元可密些，反之可稀些。
各单元的顶点称为节点（图3-2-9），节点和三角单元按一定顺序编号，这里按逆时针编号，即i、j、m，其坐标为（xi，yi），（xj，yj），（xm，ym），其节点函数值为ui，uj，um。除第一类边界条件给定的边界节点上的函数外，其余节点上的函数值均为待求量。
这样就把连续函数u（x，y）的求解问题离散成节点上函数值的求解问题。
第二步——线性插值
设各单元内函数u（x，y）是线性的，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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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a，b，c是待求系数，由节点函数值决定，把单元三节点及函数值代入（）式得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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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方程得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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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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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是三角单元的面积，它只与三角单元节点坐标有关。
第三步——单元分析
取其中任意单元e，在单元e上的能量泛函可表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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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ρe为单元e中的物性参数。
为把泛函离散化，首先导出上式中的两个偏导数，即（）式对x，y求偏导数。并把（）的结果代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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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仅与节点坐标及节点函数值有关，且在单元e内为常数，可提到积分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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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Je（u）是节点函数值ui，uj，um的函数，这就把三维连续函数离散化了。即把一个泛函问题化为多元函数问题，把泛函求极值问题化为多元函数求极值问题。
通过Je（u）取极值来确定节点参数，其过程是Je（u）对ui，uj，um求偏导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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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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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改写成矩阵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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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为单元系数矩阵，由于krs=ksr，因此，[k]e是对称矩阵，{u}e为由单元节点函数值组成的列向量。
由于i，j，m节点以外的节点均不属于单元e，即je（u）中不含ur，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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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单元e中的系数在整体系数矩阵中的位置，把矩阵扩成整个区域D上的所有节点，即扩成总体系数矩阵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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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后的矩阵是n阶方阵，n为节点总数，{u}是由全部节点函数组成，即包括已知节点和未知节点。
第四步——总体合成
由分片积分可知，在整个区域中，泛函J（u）由各单元的Je（u）累加合成：J（u）=，其中E为单元总数。故J（u）也是节点函数值u1，u2，u3，…，un的多元函数，可写成：J（u）=J（u1，u2…，un）
因此，泛函的求极值问题就化为多元函数的求极值问题。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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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式告诉我们分别求出各单元关于ur的偏导数就可以得到（）式的矩阵形式。将每个矩阵中的对应元素加起来就可以得到合成的总体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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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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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称为总体系数矩阵，它是由许多对称矩阵合成，所以它是对称的，且是正定矩阵。另外，由于非零元素只在三角单元三顶点的编号所对应的行和列的九个位置上，其他均为零，所以［k］矩阵为稀疏矩阵。若编号合适它还是带状矩阵。
第五步——解线性方程组
解方程（）实际上是一个线性方程组的求解问题，解之可得到节点上的函数值。注意n个节点参数中，有个别是已知的节点参数，如在边界上的节点，此时，需将这些节点移到等式的右侧，然后解移项降阶后的方程组。因为系数矩阵是对称、正定和稀疏的，它的求解在计算机上是容易实现的，有一套成熟的方法。
有限元法求解的近似程度与剖分单元的长度（三角剖分的边长）有关，长度越大误差越大，反之单元越小精度越高。
综上所述，有限元法的基本思路就是把给定的区域剖分成许多单元，在单元上写出函数的线性表达式，而后综合成整个域上分段（片）线性的近似表达式，将变分问题化为求节点参数的线性方程组，进而求得场的解。
（2）实例——正演地表及地下剖面上的电位值
电位满足拉氏方程Δu=0，边界条件=0，属自然边界条件，此外，电阻率界面也属自然边界条件，都不需单独处理，这是有限元法的优点。
图剖分三角元，给节点与三角元编号。节点5、6、8、9、11、12的电位是待求的，其他节点电位已知。
单元节点编号如下：
①（1，4，5），②（1，5，2），③（2，5，6），④（2，6，3），⑤（4，7，8），⑥（4，8，5），⑦（5，8，9），⑧（5，9，6），⑨（7，11，10），⑩（7，11，8），⑪（8，11，9），⑫（11，12，9），⑬（10，13，14），⑭（10，14，11），⑮（11，14，15），⑯（11，15，12）
节点的坐标如下：1（0，0），2（0，1），3（0，2），4（1，0），5（1，1），6（1，2），7（2，0），8（2，1），9（2，2），10（3，0），11（3，1），12（3，2），13（3，3），14（4，0），15（4，1）
边界节点电位值为：
u1=u2=u3=0，u13=u14=u15=100，u4=25，u7=50，u10=75，节点5，6，8，9，11，12为未知节点。
除单元7与单元11的电性ρ=外，其余单元ρ=1。
其次按（），（）形成单元系数矩阵，再按（），（）式形成总体系数矩阵和线性方程组，并将边界条件代入，作移项降元处理，列出未知节点5，6，8，9，11，12的六元一次方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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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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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将单元7与单元11的电性改为ρ=10，同理可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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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组结果［图3-2-10（c），图3-2-10（d）］的解释是，良导体内（ρ=）电位降低，因而计算的左侧值较理论值（均匀导体ρ=1时）偏大，而右侧值偏小；相反，在不良导体内（ρ=10）电位增大，因而左侧值较理论值偏小，而右侧值偏大。
图3-2-10 有限元方法计算模型和剖分方法图
（三）高密度电阻率反演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阵列电探采集系统的出现和发展，借鉴医学电阻抗CT、地震波和电磁波CT，一些学者相继把CT技术引入到电法勘探之中，用以研究稳定电流场中电阻率的变化。这方面的方法很多，本节拟对高密度电阻率法的测量数据利用佐迪方法进行成像反演的基本思路及其数字实验结果进行讨论。
1.佐迪（Zohdy）方法简介
佐迪方法是基于施伦贝斜和温纳测深数据的解释而提出的，它实际是一种最小二乘优化法，即通过不断调整初始模型至使实际测深曲线和模型测深曲线之差达到最小，最终的模型参数即为反演结果。
佐迪方法的基本思想是：首先假设地层的层数和测深曲线上的点数一样多。在初始模型中，第一层的电阻率就采用曲线上第一个点的视电阻率，第二层就采用第二个点的视电阻率，整条曲线依此类推。每一层的平均深度采用测得相应电阻率的电极距再乘以某一常数。
用初始模型得到一条理论测深曲线，将该曲线与野外实测曲线进行比较，如果所用常数是正确的，则两条曲线“同相”，但幅值一般不会相同。然后进行迭代处理以调整模型各层的电阻率，直至实测曲线和模型曲线的均方根误差减至最小，图3-2-11给出了该方法的基本步骤。
图3-2-11 电测深曲线佐迪反演示意图
2.计算方法
1）初始模型的选取：首先把一半无限空间分割成由90个水平单元和30个垂直单元组成的矩形网格见图3-2-12，用网格中间均匀部分模拟拟断面，把断面上的数据点的视电阻率值作为相应单元的电阻率，每个单元中点的深度等于n·a，对实测拟断面范围外的边线网格单元，则赋以拟断面上离它最近的水平或垂直单元的实测电阻率值。
2）正演计算（可采用有限元或有限差分等）。
3）反演修改：对初始模型，经维有限元计算后，便得到了理论拟断面，将其与野外实测数据比较，用（）式调整该模型每个网格单元的电阻率，整个过程交替重复直至均方根误差降至预定水平。为提高数据质量，在对实测值与计算值进行拟合时，两者均取对数，即均方根差：
图3-2-12 有限元网格剖分及模型断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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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N为测点总数；ρ0（j）为第j点实测电阻率值；ρi（j）为i次迭代后第j 发计算电阻率值。
3.数字模拟实验
为验证方法的有效性，除了对实际观测结果进行了试算外，还进行了大量数字模拟实验，图3-2-13为断层和低阻块体的地电模型数字实验结果。图中（a）为模型正演计算结果；（b）为经过6次迭代反演后电阻率分布图像。由图可见，反演修改后分辨率大大提高，除了地电结构形态得到较大改善外，电阻率已经非常接近真实模型。
图3-2-13 反演方法数字模型实验结果图
（一）野外工作方法
1.测区和测网
物探工作的测区都是由地质任务确定的,测区选择应遵循的原则,与常规电阻率法大体上一样。但是对于工程及环境地质调查中的高密度电法而言,按地质任务所给出的测区往往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只能在需要解决工程问题的有限范围内来选择测区和布设测网,可供选择的余地往往是很少的,这是一般工程物探经常遇到的实际情况。
测网布设除了建立测区的坐标系统外,还包含了技术人员试图以多大的网度和怎样的工作模式去解决所给出的工程地质问题,在这里,经验和技巧往往也是非常重要的。
2.装置
高密度电阻率法采用的主要电极排列方式,有温纳四极排列、联合三极排列、偶极排列和微分排列。不同的测量系统基本上以这几种装置为主,但也各有特点,如DUK 2系统提供了14种装置以供选择,上述电极排列既可联合使用,也可根据需要单独使用。
极距取决于地质对象的大小和埋藏深度,由于高密度电阻率法实际上是一种二维探测方法,所以在保证最小的极距能够探测到主要地质对象的前提下,还要考虑围岩背景也能在二维断面图中得到充分的反映。根据上述考虑,三电位电极系的极距设计为：a＝n·Δx,其中n为隔离系数,可以由1改变到15,也可任选；Δx为点距。显然a＝1/3AB,它与勘探深度之间存在某种系数关系。
3.导线敷设
以60路电极为例,野外工作的导线敷设方式,在长剖面情况下,多半采用滚动式导线铺设方式。
野外工作中的导线敷设速度,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野外工作的效率。
4.测点分布
高密度电阻率法由于地表电极总数是固定的,对于常规排列,随着隔离系数的增大,测点数便逐渐减少,当n在1～15之间变化时,对于60路电极而言,一条剖面的测点总数可由下式计算：
电法勘探技术
显然,n＝1,N1＝57；n＝15,N15＝15,即a＝15Δx时,最下层的剖面长度为L15＝15·Δx。测点在断面上的分布呈倒三角形状。
（二）应用举例
高密度电阻率法因自身特点,主要用于工程物探,用来探测覆盖层厚度,基岩起伏形态、不同地质体的界线、构造发育情况、溶洞和采空区等不良地质体的分布情况等,从而解决工程地质问题。该方法既可以指导勘查工程的布局设计,又可以与钻探等其他勘查手段互相验证,具有直观性和快速经济等优点。
1.在松花江斜拉吊桥桥墩选址中的应用
吉林市松花江斜拉吊桥预选桥墩位于临江门广场附近的松花江心中,桥轴线135°,桥墩长24m,宽8m；江面宽约300m,水深4m。水底为不同粒度的砂砾石,基岩为混合岩化花岗岩,风化程度因地而异。在施工勘察设计中直接采用水上钻探,在桥轴线上共布设三个钻孔,其中ZK7和ZK8位于预选主桥墩位置。后经钻探岩心分析发现,ZK7基岩弱风化层上下限深度分别为和,而相邻ZK8孔则为和,两孔相距仅10m,其弱风化层上下限深度竟相差6～7m,由此可见,该位置不宜作为桥墩基址。为了迅速而准确地解决桥墩选址问题,采用了水域高密度电法与钻探验证结合的办法。要求在设计桥轴线附近查明基岩起伏、构造裂缝和弱风化层上下限深度。
根据地质任务要求,垂直水流方向共布设七条测线,线距7m,点距4m。在每一剖面均采用温纳四极排列,极距a＝（1～15）·x。测量仪器采用 HD-1型高密度工程电测仪。
测线布设采用水上架空钢丝缆绳,将电极按设计极距挂在缆绳上,下端与水下接触,利用多芯电缆将电极和程控式电极转换开关连接便可对测点和极距（深度）进行自动扫描测量。由于仪器具有随机存储功能,因此数据采集过程完全实现了自动化。
为了解释的方便,我们将采集的数据按点、线号加以互换,然后,按互换后的数据重新绘制视电阻率断面图。图1-57为上述七条剖面中24、28、32、36号测点ρs断面等值线图。由图可见,每条剖面6号点附近均出现了明显的低阻“V”字形异常,该异常为平行于桥轴线的构造带所引起的,在5号点以西,ρs等值线基本平稳,说明基岩起伏较小,岩性稳定。建议将设计桥墩位置向上游方向移动10m,后经钻探验证,所选桥墩部位弱风化层下界面在21m左右。这是高密度电法用于水域工程地质调查的成功实例。
2.在回填土场地探测中的应用
图1-58（a）为英格兰诺羽汉郡的一个回填土场地上高密度电测及反演成像的结果。该回填场地上利用温纳四极排列观测,在主剖面上采用极距α＝（1～6）·x,将采集结果绘成二维灰度图。其中图1-58（c）表示充填物的大致分布范围,人们认为这里充填物的淋液已经渗入到下伏的多孔砂岩中。实测结果示于图1-58（a）。利用前述方法对数据进行成像反演,经8次迭代后得到最小均方误差为,最终的电性图像示于图1-58（b）,该图以低阻区圈出了充填物的范围,周围是高阻砂岩,侧向界面与已知范围十分吻合,但低阻区沿垂直方向延伸偏大。图1-58（c）表明在已知充填物下部还有一块低阻物质,可能就是饱含淋滤液的砂岩。上述实验结果表明,高密度电阻率法在地下水污染调查等环境地质研究方面具有一定的优越性。
图1-57 松花江斜拉吊桥桥墩选址的高密度ρs断面图（据刘国兴,2008）
图1-58 英格兰某地回填土上方高密度电阻率测量及层析成像反演结果
3.辽宁浑河堤土工膜质量检测
该次探测的目的是对河堤防漏土工膜施工质量不合格处进行探测并作异常对比试验,剖面布置在已知土工膜存在破裂及黏接不合格的地段。该剖面采用高密度电阻率探测,电极排列装置是联合剖面,电极点距1m,成像数据预处理数后,再经三次反演计算得到成像剖面及推断解释成果（图1-59）。推测图中低阻异常是因土工膜破裂、对电流线的阻挡程度减小而引起；高阻异常区是因土工膜完整对电流线阻挡程度高而引起。通过将上述异常推断结果与已知破裂、黏接不合格、埋置不到底等质量问题的对比,证明了该方法能够对防渗漏土工膜进行施工质量监测。
图1-59 河堤土工膜高密度电阻率探测剖面图
本项目重点
本项目重点是联合剖面法、中间梯度剖面法、电测深和高密度电法,它是电法勘探最常用的方法,特别是以该方法原理为基础而应用的高密度电法在环境与工程物探中应用较广,应重点掌握,难点在于稳定电流场的分布规律。
思考题
1.简述影响岩、矿石电阻率的主要因素及岩、矿石电阻值变化的一般规律。
2.当地表水平、地下为均匀各向同性岩石时,通过地面上电流强度为I的A（+I）、B（－I）两电极在地下建立稳定电流场。试解答如下问题：
（1）求A、B连线中垂线上h处电流密度jh的表达式；
（2）计算并绘图说明深度为h处的电流密度jh随AB的变化规律；
（3）确定使jh为最大时,供电电极距AB与h的关系式。
3.如何识别水平、垂直和倾斜电偶极子所产生的电位和场强曲线? 其基本规律是什么?
4.说明装置系数K的物理意义。当供电或测量极距改变时,K值如何变化?
5.何谓电阻率和视电阻率? 试说明其异同点。影响视电阻率的因素有哪些?
6.何谓电剖面法? 电剖面法中各种电极装置形式的基本特征及相互间的关系怎样?
7.何谓接地电阻? 采用什么方法可以减小接地电阻?
8.什么是正交点和反交点?ρs曲线正、反交点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9.说明中间梯度法ρs曲线在球体上方的变化规律。当μ改变时对ρs异常的影响如何?
10.绘图说明在直立脉状体上,如果将中梯装置的测线（AB连线）方向,由垂直脉状体的走向转为与其斜交或平行时,低阻脉体和高阻脉体上的ρs异常特征和大小将如何变化,并做出物理解释。
11.决定剖面法勘探深度的因素是什么? 影响剖面法勘探深度的因素是什么? 你对各种剖面法的勘探深度与极距的关系怎样理解? 联合剖面法的最大勘探深度是多少?
12.各种剖面法的应用范围及其主要优缺点是什么?
13.为什么当ρn→∞时,水平n层断面ρs曲线的尾支在双对数坐标中具有45°渐近线?
14.高密度电阻率法常采用哪些装置形式? 各自的特点如何?
15.高密度电阻率法经常采用哪些比值参数? 利用比值参数作图有哪些优点?
16.高密度电阻率法适合解决哪些地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