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白马藏族聚居地区是古代“藏彝走廊”最东端藏、汉两民族文化交汇之处，在文化形态上呈现出与其他各民族共生、共存和叠加的综合性特征。陇南白马藏族同胞主要居住在文县白马河流域以及民堡沟一带的高山上，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积淀深厚的民族文化，使他们的民居建筑在内部结构、组合形式、装饰特征和村落布局等方面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形成了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独特的造型特征以及审美特色，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融合，体现出鲜明的时代印记。
关键词： 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结构；地域文化
特色建筑是人类文化的纪念碑，是集艺术、文化、科技于一体的文化综合体，也是一个民族的形象。一个民族的民居建筑风格，是当地人们在长期的生存过程中，根据当地的气候、水文、地势、地质等环境因素，不断总结经验和完善而逐渐形成的，同时临近民族之间的建筑文化也会相互影响，形成一些共性特征，所以其中也必然积淀着丰富而深厚的民族文化。白马藏族聚居地区是古代“藏彝走廊”最东端藏、汉两民族文化交汇之处，历史上不同民族在这条走廊交错杂居，因此白马藏族在文化形态上呈现出与其他各民族共生、共存、叠加的特征。所以他们的民居建筑既是陇南南部秦巴山区特殊地貌、气候的体现，也是多民族聚居繁衍的陇南南部独特地域文化的反映。长期的民族文化传承与融合发展，形成了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独特的造型特征以及审美特色，并且随着收稿日期：2011一O8—28·90·时代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融合，体现出鲜明的时代印记。
一、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的基本结构。
作为古代氐族的后裔，白马藏族很早就进入发达的农业文明，并在此居住生息。《华阳国志》记载氐人居地“土地险阻，有桑麻”，所反映的正是目前陇南白马藏族的居住环境以及生产生活状况。史籍记载氐人的民居形式是“土墙板屋”，《汉书·地理志》记载：“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南齐书》描述得更详细：“氐于上平地立宫室果园仓库，无贵贱皆为板屋土墙，所治处名洛谷。”“九“洛谷”即今陇南市西和县仇池山附近的“洛峪”，这一带正是古代氐杨政权的核心地区。关于白马藏族地区板屋形制的：具体记载，可见于清道光年间《龙安府志》中的记载：“番民（此处所说之番民，即白马藏族）所居房屋，四围筑土墙，高二丈，上竖小柱，覆以松木板，中分一、二层，下层开一门圈牛羊，中上住人，伏天则移居顶层。”“可见“板屋”的最突出特征即为以木板覆盖屋顶。
目前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的结构形式仍体现出“土墙板屋”的一些特征，但随着时代的进步以及民族文化的发展，三层结构的传统民居样式早已淘汰，陇南白马藏族村寨现存修筑年代最早的民居，也多为二层土木结构。由于板屋屋顶的寿命不长，容易漏雨，随着白马人生活条件的改善，在保持其建筑基本结构的基础上，屋顶已基本用瓦覆盖。目前陇南宕昌县官鹅沟、大河坝一带的藏族村寨，依然保留了大量板屋，当地俗称“沓板房”，这是居住在同一地域、具有相同生存境遇的民族在居住文化方面趋同性的体现。陇南白马藏族同胞主要居住在文县白马河流域北岸的高山上，以及石鸡坝乡民堡沟的薛堡寨和堡子坪两个村寨，村寨的整体布局方位为面南靠北，平均海拔高度在1700米左右。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积淀深厚的民族文化，使他们的民居建筑在内部结构、组合形式、装饰特征和村落布局等方面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
（一）内部结构。
陇南白至藏族民居独特的造型和审美特质，与其内部结构密切相关。一般认为，我国南北建筑结构和风格的不同，主要是由于不同地域的地形、气候环境等因素，形成了古代穴居和巢居两种基本形式。穴居为北方民居的雏形，北方气候干燥寒冷，居住形式也是由“地穴盖顶”的形式逐渐演变为土木结构的“抬梁式”木构架建筑；巢居是南方民居的雏形，南方气候湿润多雨，蛇虫较多，所以居住形式也是由筑于树木之上的巢穴向干阑式建筑过渡，最终形成了南部“穿斗式”木构架民居，而古代的木楼也是干阑式建筑中对下部空间的有效利用而形成的。陇南白马藏族居住地虽然海拔较高，但由于地处甘肃南部，气候相对湿润多雨，所以这种南北气候的过渡性地带特征，使其民居建筑的内部结构也综合了南北两种传统建筑结构形式。
而“土墙板屋”正是南北建筑融合的见证，经过历代的演进发展，从而形成土木结构的穿斗式二层木楼形式，屋顶为两面斜坡式，一层用于居住，二层存放粮食杂物。据当地白马人介绍，陇南白马藏族的木楼过去也多为三层，下层用于圈养牲畜，上层存放粮食杂物，中间用于居住。但从目前笔者对白马村寨的考察来看，基本为二层木楼结构，三层木楼已被完全淘汰。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与三层木楼建筑难度大且耗费材料有关；另外也与卫生状况、保暖性能有关，下层圈养牲畜时，由于空气对流因素，对人居住的中间层形成空气污染；同时居住在高山地带的人们，下层居住较为保暖，所以综合考察，二层木楼更适宜于人类居住。
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的内部木构架体现了穿斗式建筑稳定性强的特点，各种木构件纵横交错，紧密相连，其主要木构件有柱子、檩子（梁）、穿枋、椽、阁楼木、楼板等，和北部民居比较，突出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柱子多，每间之间分隔处都有5根柱子，最中间的柱子为中柱，前后两边的柱子分别为明柱和后柱，界于中柱、明柱和后柱之间的柱子为二柱；其二是充分发挥“穿枋”的串联作用，每间分隔处纵向排列的五根柱子用一种特殊的构件“穿枋”连接起来，穿枋是一种方形的木构件，与柱子榫接，将柱子纵向连接成为有机整体，体现了“穿斗式”民居建筑结构的独特性；其三是檩子多，陇南白马藏族民居中的檩子分为中檩、二檩、檐檩，中檩为屋脊处的檩子，檐檩位于前后两檐处，二檩界于中檩和檐檩之间，檩子共同承载椽，同时将各组柱子进行横向连接；上下两层中间有许多阁楼木，阁楼木上铺木楼板，将上下两层隔开，阁楼木不仅有分隔上下层作用，也有横向连接和稳定柱子的作用，从而使整个木架形成一个更加密集和稳定的整体。由于这种独特的内部结构，各种木构件之间相互榫接，连接紧密，更符合稳定的力学原理，所以和北部抬梁式建筑相比，不仅建筑结构独特，造型美观，而且具有较强的抗震性能。
（二）分隔组合结构。
陇南白马藏族的民居建筑在整体布局：结构方面，和陇南南部汉族民居有相似之处，也存在一定的差异。陇南白马藏族的传统民居多为三间组合式结构，院落也多为三合院、四合院式组合结构，但由于高山地区建筑地基狭小，所以形制较小。正房多为三间组合的结构形式，台基高，整体高出左右厢房，主次分明，正房进深一般为3．5——4米左右，间隔为4．5米左右。正房的一层多为两问连通结构，高度约为2．5米，靠西隔出一问为卧室，连通的两间为厅房，也有三间连通的结构形式。厅房中央一般摆设深柜（也称神柜），用于供奉祖先，靠东面设有火塘，火塘旁边摆放大木碗柜。厅房既是白马人会客、议事、供奉祖先神灵的主体空间，也是他们取暖、做饭的生活场所。左右厢房较为低矮，多为两间或三间组合形式，主要为卧室，期中一面厢房的下层往往留出屋宇式大门，大门与房屋有机结合，形成灵巧别致的空间结构。
白马村寨中很少见完整的四合院式组合结构，无倒房，大概是由于受高山地带地方条件限制，修建倒房会使院落更为狭小，不利于采光，所以其院落比汉族民居四合院要紧凑，房屋紧密相连，将院落紧紧包围在中间，小巧幽静。 目前陇南白马村寨的民居正房建筑多以四间、五问或六间的组合形式为多，因家庭经济条件或地基情况而定。左右两边的两间多处理成“封山包檐”形式，即将走廊左右与相应屋檐下的空间一并封闭在左右耳房空间内，使左右耳房门相对并与正房门成垂直关系，当地也称为“窝檐”，其中一间为厨房，另一间为卧室。在外部走廊上设置木楼梯，用于连通二层，有些则将木楼梯设置在耳房内部，中间部分则留出宽敞的走廊，前有明柱。内部一般为单间分隔，其中正中一间为客厅，间隔一般为4．5米左右，大部分现代民居建筑将中间的两间进行连通处理，使厅房宽敞气派，由于有专门的厨房，所以厅房中不再设置火塘，已演变为现代民居中的客厅。
二、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的装饰特征。
民居建筑既是人们安居的实用场所，也是在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逐步营造的精神和文化空间，通过独特的造型和装饰，传达出共同的民族审美心理和文化意蕴。“土墙板屋”既是白马藏族居民特殊的生存条件的反映，也传达出一种质朴自然的审美特色，而—92·独特的内部空间结构以及装饰又蕴涵着深厚而丰富的民族文化。建筑装饰的内容从性质和功能方面来考察，可以分为由建筑结构和材质本身所呈现的抽象形式，和通过雕刻描绘等手法装饰在各种建筑构件上的具象图形，两者共同形成了建筑的整体审美特色以及民族文化意蕴。传统的“土墙板屋”式白马藏族民居，是白马人利用其居住地域的自然资源，并综合当地的地形、气候等自然环境，构筑的具有独特民族风情的民居建筑形式，厚重结实的夯土围墙，轻盈灵动而稳定的木楼结构，纵横交错、错落有致的屋面门窗阁板，层叠排列而富有自然秩序的木板屋顶，既体现了民居建筑的实用性功能，也通过其结构和材质传达出朴素自然的审美特色以及民族文化个性。
在一般民居建筑中，装饰部位主要集中在门窗、山墙墀头以及屋脊上。陇南白马藏族传统民居建筑在外部山墙的处理方面较为随意自由，一般不进行装饰，一层的山墙为夯土墙，上部的二层或以木板、竹笆作山墙，直接承载屋顶，成自然简易的“悬山式”结构，所以没有墀头装饰；屋顶由于用木板覆盖，所以也无砖瓦图案装饰。正面的门窗以及纵横交错的木板墙体，则成为装饰的主体。
在生活条件相对艰苦的年代，多数白马藏族民居基本无装饰图案，而经济条件较好家庭的民居在门窗上雕刻动物花卉图案。白马藏族传统民居的门窗结构相对固定，整个屋面围绕门窗全部用木板封闭装饰，下层正房门多为两扇组合形式，左右窗户上装饰窗棂，上层无门，只在正中间或左右侧留出装饰窗棂的窗户。整个屋面部分阁板形成穿插有序、变化统一的平面构成形式，窗棂上变化多端的抽象图形则打破了阁板的.单一，产生了巧妙的形式对比，丰富了视觉效果，而这一切都是在建筑结构需要的基础上自然产生的形式美因素。部分传统民居的门窗上则雕刻动物花卉图案，这些装饰图案多位于门扇中间的绦环板以及窗楣、门楣等处。白马藏族信仰自然神，所以其民族图案的形式以及所包含的文化意蕴与汉民族图案有所不同，在内容方面多表现其生存环境中的自然花草以及动物，以表达对自然的赞美和崇拜，而不像汉民族装饰图案通过谐音、双关等蕴涵了更多的伦理文化含义。在造型方面这些动物花卉图案体现出鲜明的写实化倾向，不似汉民族花卉图案体现出鲜明的程式化因素，动物花卉造型憨厚朴拙，雕刻手法大胆粗放，不注重一草一木局部的精雕细刻，而专注于对自然物象的讴歌和赞美，所以使图案物象的造型体现出浑朴生动的特征，充盈着强烈的生命意味。
三、陇南白马藏族村寨的村落布局村落。
作为一个地理意义上的范畴，既是农业社会中人们共同居住、生产、生活的空间，又是指在这一空间中生活的一个群体。这是从民俗学、人类学的角度来认识村落，偏重村落文化的缔造主体——人，以及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文化现象。陇南白马藏族的村落布局结构是由他们居住地域特殊的地貌、自然资源、民居建筑形式等因素综合形成的，这其中本身也包含了白马藏族深厚的民族历史文化因素，虽然经历了漫长的民族历史发展与变迁。白马藏族由于古代长期的民族矛盾，他们被迫选择了环境险阻的深沟、大山、密林为栖身之处，
这不仅决定了他们独特的“板屋”建筑结构，也促成了他们村落布局的基本形式与格局，形成了具有强烈民族特色的地域人文景观。陇南白马藏族由于居住在海拔较高的高山地带，所以他们的民居也主要依山势而建，白马河流域的白马村寨民居基本为面南靠北的统一布局，这种方位的民居冬天太阳直射屋前，夏天太阳直射屋顶，具有冬暖夏凉的优点，也有部分村寨的民居不是南北方位，但都依地形而排列。由于高山地带坡势陡峭，宽阔的平地较少，所以白马藏族村寨的民居不仅院落窄小，而且民居之间的距离也较为紧密，相互之间的高低落差较大，再者其民居建筑为二层木楼结构，所以在布局形式方面形成了层层叠叠的视觉效果，产生了有序排列的秩序感以及韵律感，达到了民居建筑与自然的高度和谐，这种和谐是一种天然雕饰的自然之美，而非人为的形式雕琢，在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中又体现出独特的形式美感。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变以及白马村寨发展，白马藏族的民居建筑在继承传统样式的基础上，也发生了一些显著变化，尤其8O年代以来，白马村寨的交通、通讯、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汉文化的融合速度加快，其民居建筑从材料到结构，均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随着白马人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他们的生存条件也不断地改善，一是对传统民居进行改进和修复，二是对旧民居进行彻底拆除而重建。在基本结构方面，现代民居依然延续了传统民居穿斗式二层木楼的结构，但在形制方面比传统民居高大；在组合结构方面，现代民居多为四间、五间或六间的组合形式，中间的客厅采用两间连通的形式；传统的“土墙”逐渐换为砖墙；门窗结构方面大量借鉴当地汉族民居的形式，正房门多为六扇、八扇组合结构，多数白马人家民居的门窗还用各色油漆涂染，有些民居的门窗也完全采用镶有玻璃的现代化的样式。容易腐朽漏雨的沓板房“板屋”顶被瓦顶替代，屋脊上也出现了脊兽装饰，瓦沟中用白色涂料勾填，青、白映衬，呈现出整洁、明快的现代特色。白马人的生活水平与生存条件在不断改善，但民居建筑的民族特色也随之淡化，这为我们研究和保护白马文化也不断提出新的挑战，如何在传承白马藏族传统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有机融合现代科技文明，促进民族发展，是我们研究白马文化者必须面对的迫切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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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先秦（公元前221年）时代，“帝居”或“民舍”都称为“宫室”；从秦汉(公元前后200年)起,“宫室”才专指帝王居所,而“第宅”专指贵族的住宅。汉代规定列侯公卿食禄万户以上、门当大道的住宅称“第”，食禄不满万户、出入里门的称“舍”。近代则将宫殿、官署以外的居住建筑统称为民居。中国木构架体系的房屋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就已经萌芽。公元前5000～前3300年的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文化遗址反映出当时木构技术水平。公元前第 5千纪的中国中西部的陕西省西安半坡遗址和临潼姜寨的仰韶文化遗址显示了当时村落布局和建筑情况，说明依南北向轴线、用房屋围成院落的中国建筑布局方式已经萌芽。中国各地区、各民族现存的民间住宅类型，可归纳为下列六类一、木构架庭院式住宅 二、“四水归堂”式住宅三、“一颗印”式住宅 四、大土楼五、窑洞式住宅 六、干阑式住宅下举例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对民居的影响中国北方的传统民居，总的特点是以院落（或天井）为核心，依外实内虚的原则和中轴对称格局规整地布置各种用房。其中以北京四合院水平最高，也最为典型，是中国汉族传统民居的优秀代表。礼"的核心是建立一种等级制度。四合院的居住秩序受儒家礼制思想的影响，严格区别内外，尊卑有序，对外隔绝却有天地。 "礼"是儒家为维持封建社会人际关系而制定的行为准则，其核心思想就是建立一种社会秩序.四合院就是一种体现了礼制思想的民宅.国人在建筑空间安排上，形成了中为尊，两侧为卑；北尊南卑；左尊右卑；前尊后卑体系。四合院中，北房的中间是客厅或祖堂，东次间是长辈卧室，西次间是主人的卧室。东、西厢房由晚辈居住，长子夫妇居东，次子夫妇居西。南房做外客厅、书斋。厢房与南房设垂花门及矮墙，隔绝内外，形成内外院，妇女不出内院，外客不进内院。中型以上的四合院还常建有后罩楼，住未出嫁的女子或女佣，或做为杂用房间。四合院的门窗一致开向院里，门里门外都设有屏风或者影壁，外面看来相当封闭，里面的生活却自成体系。它突出长辈与晚辈、长子与次子、男人与女人的地位差别，体现了中国封建宗法制度"尊卑有序"、"内外有别"、"男女有别"、"主仆有别"的特点。四合院平面图与功能分析方位与功能：乾 坎 艮兑 中宫 震坤 离 巽外院横长，大门开在前左角即东南角，进入大门，迎面在外院东厢房的山墙上筑砖影壁一座，与大门组成一个小小的过渡空间。由此西转进入外院。大门之西正对民居中轴的南房称"倒座"，作客房，外院还有男仆室及厨、厕；由外院通过一座垂花门式的中门进入方阔的内院，即全宅主院。北面正房称"堂"，大多为三间，饰彩色"的规定。正房开间和进深尺寸都比厢房大，故正房左右接出耳房，由尊者长辈居住。厢房是后辈们的居室。正房、厢房朝向院子都有前廊，用"抄手游廊"把垂花门与这三座房屋的前廊连接起来，可以沿廊走通，不必经过露天。开在前左角的民居大门称"青龙门"，按后天八卦，北为坎，东南为巽，故宅门的此种布局称坎宅巽门，按风水观念认为是吉利的。宅门都是一间，按大小和规格又有数种：如广亮大门等级最高，进深大，门扇安在中柱一线，前后各有一个空间，前部空间两侧设守门人条凳，额枋下有雀替；金柱大门较小，门扇前移，安在金柱（即老檐柱）一线，门前空间也较小；蛮子门更小，门扇更前移，安在外檐柱一线，门前没有空间（图四）。以上三种都用在官宦人家。再小的是如意门，有的面阔只及半间，门扇也在外檐柱，用在虽非官宦而相当殷富的人家。最小的是墙门，没有进深，门上有小屋顶，或模仿西洋建筑砌通天柱从外院进入内院的中门，通常是一座称为垂花门的小门屋，施悬山"勾连搭"顶（即前后两个双坡顶相接），造型玲珑，相当华丽，预示由此进入内宅，丰富了内外二院的景观（图六）。 北京四合院庭院方正，是为冬季多纳阳光。冀南和晋陕豫等地，夏季西晒严重，院子变成南北窄长，以减少阳光。西北甘肃、青海，风沙很大，院墙加高，称为"庄窠"。东北土地辽阔而气候寒冷，为更多接纳阳光，院子常十分宽大，宅墙内空地甚多。各地的四合院，适应家居生活的需要，都有着不同的特点。北京四合院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四合院的营建是极讲究风水的，从择地、定位到确定每幢建筑的具体尺度，都要按风水理论来进行。风水学说，实际是中国古代的建筑环境学，是中国传统建筑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风水理论，千百年来一直指导着中国古代的营造活动。此外，四合院的装修、雕饰、彩绘也处处体现着民俗民风和传统文化，表现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对幸福、美好、富裕、吉祥的追求。四合院民居形式充满浓郁的文化气息，进入庭院，尤如步入一座中国传统文化的殿堂。
90年代中国建筑史研究谈
八十年代初，《中国古代建筑史》八易其稿，方付梓。
这部以编年史为特点、注重中国古代建筑各种特点及其同中国社会发展关系的专著，可成为抗鼎之作。
自此，开始了中国建筑史学沉寂多年后的又一次研究勃兴。
八十年代初，《中国古代建筑史》八易其稿，方付梓。
这部以编年史为特点、注重中国古代建筑各种特点及其同中国社会发展关系的专著，可成为抗鼎之作。
自此，开始了中国建筑史学沉寂多年后的又一次研究勃兴。
一方面，前辈的专著不断问世，如梁思成《营造法式注释》（上）、刘敦桢《中国住宅概说》、童 《江南园林志》、刘致平《中国古代建筑史》一起，构成扎实、严谨、客观、史论结合的治学风貌。
另一方面，在八十年代，面大量广的关于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的讨论不断涌现，开放的社会带来新学新知对传统建筑史学的挑战，并突出表征在跨学科研究的兴起对传统建筑史学的冲击和影响，甚而出现以论带史的研究状况。
然而，学术的演进除了有时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外，其自身发展也存在内在逻辑。
了解中国建筑史学发展的途径、认识研究对象和方法的规律，便成为客观的也是现实提出的历史课题。
90年代以来，中国建筑史研究的特点，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1. 从中心移向边缘
如果说，自梁思成和刘敦桢先生等于本世纪20年代开创中国建筑历史学科始至80年代，研究对象主要以中原为中心进行发散，以汉民族建筑活动为主题的话，那么，90年代中国建筑史研究在公众视野中逐渐从中心移向边缘。
郭湖生先生在“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东方建筑” 一文中，高屋建瓴地指出，汉族的文化特征和建筑的地方性用单一祖源是说明不了的，线型发展的思想、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眼界，不足以完整地认识世界，也不足以正确认识中国建筑的自身。
在郭先生的计划中，将中国以外和中国毗邻或接壤的地区，纳入到东方建筑研究的范畴。
他的几位博士生研究成果，或论“西域文明与华夏建筑的变迁”、“东南亚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化探析”，或谈“中日古代建筑大木技术的源流与变迁”，均深入到先民的境外迁来、跨境而居和非中心的文化传播问题。
从中心移向边缘也突出表现在乡土建筑研究上。
80年代出版了一系列以地方为划分的民居书籍，如《浙江民居》、《吉林民居》、《云南民居》等，但民居形态构成既受到不同地区之材料及构筑、不同民族之生活习俗和观念、不同地域之地理及生态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同时一种类型通常又跨越几省，同一省份又含若干类型，是为研究难点，香港龙炳熙先生《中国传统民居建筑》一书，将民居划分为八类外型，涉及边缘问题，尤其强调少数民族与汉族民居最基本的区别就在于他们受礼制的规限较少，其标准方法可谓卓见。
陆元鼎先生近几年连续成功地召开了“中国传统民居与文化”学术会议，或选址在西南边陲、西部边疆，或定点在广州进行海峡两岸和国际间的交流，实际上对边缘区域民居研究的开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也可从《中国民居学术会议论文集》中边缘地区民居研究所占比重之大略见一斑。
陈志华先生则倡导“请读乡土建筑这本书”，认为建筑环境表现出来的耕和读、利和义十分生动，往往能给我们一些新的启发。
他和他的同事研究并已出版的《楠溪江中游乡土建筑》一书，对环境封闭、独立而有品格的楠溪江中游乡土建筑的规划、百姓喜闻乐见的崇祀建筑、文教建筑、商业建筑等做了大量研究工作，此较过去常见的对住宅本身和祠堂的关注，无疑拓宽了视野。
这种变化正如陈先生所说：没有民众的历史是残缺不全的 。
这也可视为以帝王将相建筑活动为中心的研究向民众历史和乡野建筑研究的移向。
2. 从中观转向林木互见
对中国古代各种类型建筑的研究，80年代十分活跃。
探讨型制、手法、空间、技术及观念等，基本上属于对历史上单个或群体的认识和研究，是一种不近不远的中观把握。
而要达到对建筑史上若干问题的深入理解乃至规律性的认识，则需既见树木，又见森林。
这也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要求和视角。
潘谷西先生在90年代主持《中国建筑史研究·元明卷》时，就力主林木互见。
如元代的宫殿和城市建设，就触及 *** 的地位和蒙人的习俗等，它既包含制度化的层面，又涉及细微如器皿这样的生活内容，对“酒海”的考证和认识，不仅关系对饮具的理解，更影响至对建筑型制、制度和文化诸问题的认识。
再如张清常先生的《胡同及其他》，就是一本独具慧眼的从北京街巷名称入手去研究文化问题的好书。
书中部分内容是专门谈汉语中的蒙语借词的，张先生是语言学家，富于趣味，但相当篇幅涉及官府、市井、交通等，且涉及少数民族政权问题，其开创之功对中国建筑史研究亦不无裨益。
首届全国地名考证研讨会上，将地名考证与相关学科联系，从而展示见树见林的城市意义，是一重要特色。
葛剑雄先生关于中国史上移民与地名关系的探讨，对揭示城市的发展和变迁规律及理解聚落的形成，都具有启示作用。
关于古建筑保护理论，如何从物质层面跃进到文化层面，如何从技术手段、科学管理深入到进行系统的保护问题，在80年代，研究还相当不完善。
朱光亚先生在近年做了许多工作，“开发建筑遗产密集区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建筑遗产评估”和“一个古老村落的包含和发展研究”，均从个案入手，却上升到宏观的历史遗产保护和发展模式选择问题。
早在8 0年代，龙庆忠先生的若干研究生在城市和建筑的防灾技术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到90年代已形成景象，其中龙先生由具体的防洪、防涝、防潮、防风、防蛀、抗震、减灾等工作的开展而关注人聚环境的思考，是十分有远见的，也是典型的知微见著、见木见林的研究。
3. 从旁观走进心态和人
以今人思维、生活、观念理解历史，总是一种旁观的态度。
然而要理解中国古代建筑出现的真相是什么，就不能不贴近古代的人和当时人的心态。
如想关心明朝的城市那么就需关心明朝人的日常生活及他们想象的世界是什么，类似的方法论就是法国的年鉴学派，也就是把心态史与社会史的方法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
朱建飞（Jian Fei Zhu）的“天朝战场：中国明清北京和紫禁城”（A Celestial Battlefield: The Forbidden City and Beij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就是以大臣和太监、皇后、妃子、宫女对皇帝理性要求和感情需要的争夺为契入，及以北京生活的人和故宫生活的人的关系为出发点，从四个层面来探讨外朝和内宫、宫殿和城市的布局与空间关系的，进而分析封建帝国灭亡的原因，其视角之独特，别开生面。
关于近代建筑史研究，赖德霖先生的博士论文较《中国近代建筑总揽》更进一步，其突出的标志就是重视中国近代建筑出现的民族心态和文化心理及建筑师自身所起的作用。
在中国近代建筑历史进程中，还有较多的国际行为，传教士、商人、建筑师等参与其中，一批外国学者在这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成果，如德国华纳的《德国建筑艺术在中国― ―建筑文化移植》一书，美国郭杰伟的《亨利·K·墨菲：一个美国建筑师在中国》和《两个美国营造技术输出商对中国的意义》论文等，均进一步注意到个体的人与中国近代城市和建筑发展的关系。
在园林方面，探讨空间、手法、意境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也是80年代园林的主要研究内容。
90年代初，中文系毕业的王毅先生，出了一本《园林与中国文化》，是致力于“道”、“器”结合的力作，其中探讨在“壶天”和“芥子”中叠山理水，构建完善、精美生活环境的关系方面，角度是独特的，契入到士大夫阶层的人格、心理和思维方式。
1 993年5月在南昌“建筑与文学”研讨会上，听曹汛先生谈起他在研究园林时，常迷入文学情境进行文史方面的考证，会上发言时短未能尽意，有幸的是后来读到曹先生的两篇文章，“陆游《钗头凤》的错解和绍兴沈园的错定”和“故苏城外寒山寺，一 个建筑与文学的大错结”，更是将建筑史上的疑点，通过对诗人的生平、诗作以及相关背景的考证解答出来。
曹先生不仅考出史料的虚假，进而揭示作伪的动机，对这些难言之隐的研究，就可能得出一些全新的结论，这种大处着眼，小处入手，精专和广博相结合的治史方法，另开一派研究风气。
应该看到，90年代中国建筑史研究的这三大特点，是中国建筑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既是转变，也是延伸。
在这近三百年史学学术发展过程中，“实事求是”“无证不信”这一朴学传统，一直占据主要地位，充分体现这一思潮的考证学，曾成为清学的中坚。
本世纪初，梁、刘二先生开创的建筑历史学科基本上延续这一传统研究方法，《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所展现的力求忠实、博证和归纳、比较风格，似乎和在此找到源头，给后人留下至深印象，其对建筑史学术真相所作的努力，也给后人进一步从事深入研究奠定下坚实的基础，因此成就了永不磨灭的价值。
80年代，对于中国建筑史研究，除史论结合外，还有以论带史、论由史出等提法。
“重写”也是一个热门而沉重的话题。
最早大概重写的是文学史，然后是哲学史、文化史、建筑史等。
不过，“重写”两字的背后常常是一种重估价值的情感表达或一种变换体系的理论思考。
就中国建筑史而言，“重写”，除了人们希望将新的资料补充进去外，更是因为人们对过去以背景控制的历史的叙述脉络、对立统一的原则、、进化的线索加上经济史观的认识不满，丰富的建筑现象往往变成了图解，当然有人希望重写。
可是如果缺乏真正有突破性的成果和实物、文献发现，难免进行起来举步维艰，落入排列组合的俗套。
对于90年代中国建筑史研究特点，我理解是更注重历史建筑及其发展，而非建筑历史的论述。
从中心移向边缘、从中观转向林木互见、从旁观走进心态和人，实质上是要发展更多更实在的人类建筑活动内容。
中国古代本来是一个扑朔迷离的时代，建筑又属于“形下”范畴，因此，在古代一些史家那里，关于建筑只剩下不成片断的二三策，而在一些想象丰富的文人那里又会孱入神话虚言。
在研究中，这就有个“有意”的史料和“无意”的史料运用问题。
“有意”的史料，指成文的历史叙述、成定论的内容、有案可稽的制度等，如帝王将相的建筑活动，史官是他的代言人，但有时出于政治或其他原因，经过精心粉饰后，使后人往往截取片断而难辩建筑本身形成的真伪。
如坛庙和陵墓，过去多年一直被划分为礼制建筑，实际上若从“型”的角度去认识，它自始至终和原始宗教唇齿相依，而隶属礼制建筑，只是在殷末周初文化大嬗替?
古往今来，历朝历代，上至真命天子，下到州官县府，都喜欢修建楼阁。中国古代的楼阁，或用来纪念大事、或用来宣扬政绩、或用来镇妖伏魔、或用来求神拜佛，其中又以湖北武汉黄鹤楼、湖南岳阳岳阳楼、江西南昌滕王阁最为出名，并称“中国三大名楼”。 中国古代多在临水之地建楼，取凭高远眺，极目无穷之妙。达官显贵墨客骚人登楼一游，或际会四方之客，或酬唱应和之曲，放悲声，抒情怀，低吟浅唱，壮怀激烈，皆可乘兴而来，尽兴而去。故中国历代名楼皆有名诗佳作千古传唱。 三大名楼能够享誉海内外，是和文人墨客、迁客骚人的文化活动分不开的。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王勃的“滕王序”、崔颢的“黄鹤楼”在成为千古绝唱的同时，三大文化名楼的盛名也就随之而来了。 除了赫赫有名的“三大文化名楼”外，我国的名楼还有：位于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广西容县境内的“真武阁”、安徽马鞍山的“太白楼”、浙江嘉兴的“烟雨楼”、广州越秀山上的“镇海楼”、贵州贵阳的“甲秀楼”、四川成都的“望江楼”、云南昆明的“大观楼”、山西永济的“鹳雀楼”等等。
［摘要］ 徽派建筑以其高超的技艺和独特的建筑风格，成为我国最传统的建筑流派之一。它有许多可供现代建筑设计参考和学习的地方。本文主要是在分析徽派建筑特点的基础上，分析了徽派建筑风格对现代建筑设计的影响，以提供借鉴作用。
［关键词］ 徽派建筑;民居特点;现代建筑;影响
徽州民居建筑深深的受到当时徽州地域环境和人文风情的影响，是我国较为成熟的古代建筑流派。徽州建筑工艺精湛，造型多样，色彩鲜明，充分体现了从古至今徽州人民辛勤劳动的智慧才干。但是现今我国的建筑设计师往往追寻西方式的建筑风格，偏向模仿别国的建筑设计，忽视了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建筑文化，使得传统建筑风格得不到很好的传承。因此，在中国建筑业的发展中，我们要格外重视传统建筑风格对于现代建筑设计的影响，将徽州传统民居建筑与现代风格相结合，创造出更多优秀的建筑作品。
1徽派建筑的民居特点
1．1统一规划的整体美
徽州建筑拥有统一规划的整体美。徽州民居的整体平面局面对称，四周均用黑瓦高墙围起，中间为厅堂，用于日常的礼节性使用，如迎接宾客，举办酒席等，是整座住宅中的主体部分。两侧则为厢房，用于生活起居使用，在入口处形成天井，作为民居通风采光使用。这种规整一致的建筑风格与当时徽州的社会背景和地理环境息息相关，同时也是在程朱理学封建宗法制度的理论影响下所产生的时代产物，它代表了当时的时代风格。
1．2青山绿水的自然美
徽州建筑拥有着青山绿水的自然美。徽州地区自然地理条件优越，温暖的亚热带气候使得境内的山林树木繁茂，依山傍水。在徽州建筑中极大的使用到了这些青山绿水的自然特色，在总体布局上重视对周遭环境的规划，村落一般依山傍水，将人工建筑与自然景观结合起来，幽静典雅的'家居环境，如诗如画，保持了人与自然的自然和谐。大多住宅在山水美景的映衬下，散落在丛林之间，宛如一幅幽雅的水墨画，就像质朴的空气般，渗透着东方的美景。
1．3舒适适用的智慧美
徽州建筑拥有着舒适适用的智慧美。中国南部地区住宅建筑大多存在隔热通风问题，但是徽州建筑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这个问题，并改进了建筑的方式，形成了以天井为中心形成的四合院形式，并加以开放大厅、深檐、屋檐和杆式等建筑结构。这一建筑风格是非常符合当时徽州商人的重要地位，徽州四合院是由庭院所组合而成的，这种四方形的运用避免了外逃的财源，同时这种结构满足了中国古代大家族的基本需要，和谐地统一了家庭、家族和社会，对促进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稳定有一定的贡献。
2徽派建筑对于现代建筑的影响
2．1建筑颜色上的呼应
现代建筑大多重视个人风格展示，所以在色彩上的表达会更多丰富，主要由明快，鲜艳的色彩而构成，在建筑表面主要会使用到绿色、白色、浅蓝色居多。而徽州建筑相比于现代建筑更为神秘，半掩半盖，半遮半露，黑白分明，在蔚蓝的天空中，能够明确的勾画出民居的轮廓，增强了民居的空间性和层次性，是非常具有个性特色的现代艺术，微派建筑与现代建筑的结合，完美的将各种色彩进行搭配，建筑之间形成碰撞感，使建筑更加大气迷人。
2．2建筑材质上的交融
建筑材质上的使用对于建筑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材料是建筑的主要组成部分。徽派建筑中广泛的采用砖、木、石雕、青石板为材料，建筑材料上的使用可以反映出徽派建筑的重要布局，使得徽派建筑亦雅亦俗，几种材料上的使用能够很好的拼接起宅屋，映衬出自然的建筑风格而现代建筑设计中也会经常使用到这些材料，在装饰、装修中会大量木制家具、饰物，同时在现代建筑中，砖、水泥、瓷砖都是建筑的原材料，与徽派建筑中追求的强烈、流畅、朴素的美感是相一致的。
2．3景观意境上的相通
在新儒学的影响下，徽派建筑认为天人合一是建筑与自然最和谐的状态，因此在徽派建筑中很容易找到和谐的景观现象，在住宅、民居、村落、街道、街道、内部空间和外层空间都能清晰地感受到这种情况。徽派建筑的特色是山水、园林、建筑与景观之间的完美结合。而现代建筑设计也是将景观与环境相互的结合在一起，通过景观与环境之间的完美融合，体现现代人的生活态度，但是现代建筑设计中在建筑建成后再添加景观，当然，也有一些现代大师在自然环境中建造新建筑。
2．4思想理念上的启发
建筑的发展不仅在技术和建筑材料的发展，而且在建筑思维的发展。目前，建筑的功能需求和心理需求也在发生变化，导致建筑空间的组织变化越来越适应人们的需求，力求给人们带来不同的心理感受。徽州建筑受到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的影响，极大的展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它不仅符合自然规律，而且具有科学性和趣味性。是中国传统民居的典范，对现代建筑有着深刻的思想启示。在现代建筑设计中，要形成和谐统一的建筑风格，不排斥外来文化，努力将自身特色与其他优势相结合，形成自己独特的建筑风格和艺术表现形式。
3结语
徽派建筑的文化体系和建筑形式影响着现代地域建筑和特色建筑的发展。将徽州建筑的特色元素与现代建筑相结合，设计出更加丰富多彩的“新徽州建筑”已成为当代建筑师的一项重要使命。
参考文献:
［1］潘谷西．中国建筑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2］樊炎冰．中国徽派建筑［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90年代中国建筑史研究谈
八十年代初，《中国古代建筑史》八易其稿，方付梓。
这部以编年史为特点、注重中国古代建筑各种特点及其同中国社会发展关系的专著，可成为抗鼎之作。
自此，开始了中国建筑史学沉寂多年后的又一次研究勃兴。
八十年代初，《中国古代建筑史》八易其稿，方付梓。
这部以编年史为特点、注重中国古代建筑各种特点及其同中国社会发展关系的专著，可成为抗鼎之作。
自此，开始了中国建筑史学沉寂多年后的又一次研究勃兴。
一方面，前辈的专著不断问世，如梁思成《营造法式注释》（上）、刘敦桢《中国住宅概说》、童 《江南园林志》、刘致平《中国古代建筑史》一起，构成扎实、严谨、客观、史论结合的治学风貌。
另一方面，在八十年代，面大量广的关于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的讨论不断涌现，开放的社会带来新学新知对传统建筑史学的挑战，并突出表征在跨学科研究的兴起对传统建筑史学的冲击和影响，甚而出现以论带史的研究状况。
然而，学术的演进除了有时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外，其自身发展也存在内在逻辑。
了解中国建筑史学发展的途径、认识研究对象和方法的规律，便成为客观的也是现实提出的历史课题。
90年代以来，中国建筑史研究的特点，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1. 从中心移向边缘
如果说，自梁思成和刘敦桢先生等于本世纪20年代开创中国建筑历史学科始至80年代，研究对象主要以中原为中心进行发散，以汉民族建筑活动为主题的话，那么，90年代中国建筑史研究在公众视野中逐渐从中心移向边缘。
郭湖生先生在“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东方建筑” 一文中，高屋建瓴地指出，汉族的文化特征和建筑的地方性用单一祖源是说明不了的，线型发展的思想、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眼界，不足以完整地认识世界，也不足以正确认识中国建筑的自身。
在郭先生的计划中，将中国以外和中国毗邻或接壤的地区，纳入到东方建筑研究的范畴。
他的几位博士生研究成果，或论“西域文明与华夏建筑的变迁”、“东南亚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化探析”，或谈“中日古代建筑大木技术的源流与变迁”，均深入到先民的境外迁来、跨境而居和非中心的文化传播问题。
从中心移向边缘也突出表现在乡土建筑研究上。
80年代出版了一系列以地方为划分的民居书籍，如《浙江民居》、《吉林民居》、《云南民居》等，但民居形态构成既受到不同地区之材料及构筑、不同民族之生活习俗和观念、不同地域之地理及生态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同时一种类型通常又跨越几省，同一省份又含若干类型，是为研究难点，香港龙炳熙先生《中国传统民居建筑》一书，将民居划分为八类外型，涉及边缘问题，尤其强调少数民族与汉族民居最基本的区别就在于他们受礼制的规限较少，其标准方法可谓卓见。
陆元鼎先生近几年连续成功地召开了“中国传统民居与文化”学术会议，或选址在西南边陲、西部边疆，或定点在广州进行海峡两岸和国际间的交流，实际上对边缘区域民居研究的开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也可从《中国民居学术会议论文集》中边缘地区民居研究所占比重之大略见一斑。
陈志华先生则倡导“请读乡土建筑这本书”，认为建筑环境表现出来的耕和读、利和义十分生动，往往能给我们一些新的启发。
他和他的同事研究并已出版的《楠溪江中游乡土建筑》一书，对环境封闭、独立而有品格的楠溪江中游乡土建筑的规划、百姓喜闻乐见的崇祀建筑、文教建筑、商业建筑等做了大量研究工作，此较过去常见的对住宅本身和祠堂的关注，无疑拓宽了视野。
这种变化正如陈先生所说：没有民众的历史是残缺不全的 。
这也可视为以帝王将相建筑活动为中心的研究向民众历史和乡野建筑研究的移向。
2. 从中观转向林木互见
对中国古代各种类型建筑的研究，80年代十分活跃。
探讨型制、手法、空间、技术及观念等，基本上属于对历史上单个或群体的认识和研究，是一种不近不远的中观把握。
而要达到对建筑史上若干问题的深入理解乃至规律性的认识，则需既见树木，又见森林。
这也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要求和视角。
潘谷西先生在90年代主持《中国建筑史研究·元明卷》时，就力主林木互见。
如元代的宫殿和城市建设，就触及 *** 的地位和蒙人的习俗等，它既包含制度化的层面，又涉及细微如器皿这样的生活内容，对“酒海”的考证和认识，不仅关系对饮具的理解，更影响至对建筑型制、制度和文化诸问题的认识。
再如张清常先生的《胡同及其他》，就是一本独具慧眼的从北京街巷名称入手去研究文化问题的好书。
书中部分内容是专门谈汉语中的蒙语借词的，张先生是语言学家，富于趣味，但相当篇幅涉及官府、市井、交通等，且涉及少数民族政权问题，其开创之功对中国建筑史研究亦不无裨益。
首届全国地名考证研讨会上，将地名考证与相关学科联系，从而展示见树见林的城市意义，是一重要特色。
葛剑雄先生关于中国史上移民与地名关系的探讨，对揭示城市的发展和变迁规律及理解聚落的形成，都具有启示作用。
关于古建筑保护理论，如何从物质层面跃进到文化层面，如何从技术手段、科学管理深入到进行系统的保护问题，在80年代，研究还相当不完善。
朱光亚先生在近年做了许多工作，“开发建筑遗产密集区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建筑遗产评估”和“一个古老村落的包含和发展研究”，均从个案入手，却上升到宏观的历史遗产保护和发展模式选择问题。
早在8 0年代，龙庆忠先生的若干研究生在城市和建筑的防灾技术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到90年代已形成景象，其中龙先生由具体的防洪、防涝、防潮、防风、防蛀、抗震、减灾等工作的开展而关注人聚环境的思考，是十分有远见的，也是典型的知微见著、见木见林的研究。
3. 从旁观走进心态和人
以今人思维、生活、观念理解历史，总是一种旁观的态度。
然而要理解中国古代建筑出现的真相是什么，就不能不贴近古代的人和当时人的心态。
如想关心明朝的城市那么就需关心明朝人的日常生活及他们想象的世界是什么，类似的方法论就是法国的年鉴学派，也就是把心态史与社会史的方法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
朱建飞（Jian Fei Zhu）的“天朝战场：中国明清北京和紫禁城”（A Celestial Battlefield: The Forbidden City and Beij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就是以大臣和太监、皇后、妃子、宫女对皇帝理性要求和感情需要的争夺为契入，及以北京生活的人和故宫生活的人的关系为出发点，从四个层面来探讨外朝和内宫、宫殿和城市的布局与空间关系的，进而分析封建帝国灭亡的原因，其视角之独特，别开生面。
关于近代建筑史研究，赖德霖先生的博士论文较《中国近代建筑总揽》更进一步，其突出的标志就是重视中国近代建筑出现的民族心态和文化心理及建筑师自身所起的作用。
在中国近代建筑历史进程中，还有较多的国际行为，传教士、商人、建筑师等参与其中，一批外国学者在这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成果，如德国华纳的《德国建筑艺术在中国― ―建筑文化移植》一书，美国郭杰伟的《亨利·K·墨菲：一个美国建筑师在中国》和《两个美国营造技术输出商对中国的意义》论文等，均进一步注意到个体的人与中国近代城市和建筑发展的关系。
在园林方面，探讨空间、手法、意境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也是80年代园林的主要研究内容。
90年代初，中文系毕业的王毅先生，出了一本《园林与中国文化》，是致力于“道”、“器”结合的力作，其中探讨在“壶天”和“芥子”中叠山理水，构建完善、精美生活环境的关系方面，角度是独特的，契入到士大夫阶层的人格、心理和思维方式。
1 993年5月在南昌“建筑与文学”研讨会上，听曹汛先生谈起他在研究园林时，常迷入文学情境进行文史方面的考证，会上发言时短未能尽意，有幸的是后来读到曹先生的两篇文章，“陆游《钗头凤》的错解和绍兴沈园的错定”和“故苏城外寒山寺，一 个建筑与文学的大错结”，更是将建筑史上的疑点，通过对诗人的生平、诗作以及相关背景的考证解答出来。
曹先生不仅考出史料的虚假，进而揭示作伪的动机，对这些难言之隐的研究，就可能得出一些全新的结论，这种大处着眼，小处入手，精专和广博相结合的治史方法，另开一派研究风气。
应该看到，90年代中国建筑史研究的这三大特点，是中国建筑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既是转变，也是延伸。
在这近三百年史学学术发展过程中，“实事求是”“无证不信”这一朴学传统，一直占据主要地位，充分体现这一思潮的考证学，曾成为清学的中坚。
本世纪初，梁、刘二先生开创的建筑历史学科基本上延续这一传统研究方法，《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所展现的力求忠实、博证和归纳、比较风格，似乎和在此找到源头，给后人留下至深印象，其对建筑史学术真相所作的努力，也给后人进一步从事深入研究奠定下坚实的基础，因此成就了永不磨灭的价值。
80年代，对于中国建筑史研究，除史论结合外，还有以论带史、论由史出等提法。
“重写”也是一个热门而沉重的话题。
最早大概重写的是文学史，然后是哲学史、文化史、建筑史等。
不过，“重写”两字的背后常常是一种重估价值的情感表达或一种变换体系的理论思考。
就中国建筑史而言，“重写”，除了人们希望将新的资料补充进去外，更是因为人们对过去以背景控制的历史的叙述脉络、对立统一的原则、、进化的线索加上经济史观的认识不满，丰富的建筑现象往往变成了图解，当然有人希望重写。
可是如果缺乏真正有突破性的成果和实物、文献发现，难免进行起来举步维艰，落入排列组合的俗套。
对于90年代中国建筑史研究特点，我理解是更注重历史建筑及其发展，而非建筑历史的论述。
从中心移向边缘、从中观转向林木互见、从旁观走进心态和人，实质上是要发展更多更实在的人类建筑活动内容。
中国古代本来是一个扑朔迷离的时代，建筑又属于“形下”范畴，因此，在古代一些史家那里，关于建筑只剩下不成片断的二三策，而在一些想象丰富的文人那里又会孱入神话虚言。
在研究中，这就有个“有意”的史料和“无意”的史料运用问题。
“有意”的史料，指成文的历史叙述、成定论的内容、有案可稽的制度等，如帝王将相的建筑活动，史官是他的代言人，但有时出于政治或其他原因，经过精心粉饰后，使后人往往截取片断而难辩建筑本身形成的真伪。
如坛庙和陵墓，过去多年一直被划分为礼制建筑，实际上若从“型”的角度去认识，它自始至终和原始宗教唇齿相依，而隶属礼制建筑，只是在殷末周初文化大嬗替?
关于民俗文化潮汕传统民居民俗文化论文
潮汕农村传统民居的样式很多,且都用生动形象的名称来命名,如“四马拖车”、“四点金”、“下山虎”、“爬狮”等等。
一、四点金
“四点金”是潮俗独特的村居,旧时只有殷富显达的家庭才能建造。“四点金”建筑格局有点像北京的四合院。外围一般有围墙,围墙内打阳埕,凿水井；大门左右两侧有“壁肚”；一进门就是前厅,两边的房间叫前房；进而是空旷的天井,两边各有一房间,一间作为厨房,称为“八尺房”；另一间作为柴草房,一般称为“厝手房”；天井后边为大厅,两边各有一个大房。“四点金”的构筑还有多种:只有前后四个正房,没有厝手房及八尺房,而四厅齐向天井的,称“四厅会”；前后房都带八尺房和厝手房的,则变八房为十室的称为“四喷水”。如果在“四点金”外围建一圈房屋,则谓之“四点金加厝包”。
二、下山虎
“下山虎”房屋的建筑在潮汕农村中较为普遍。建筑格局比“四点金”简单,少了两个前房,其余基本一样。“下山虎”因为门路出入不同,因此有开正门和边门的区别。通常中间不开门而只开两边的称为“龙虎门”,也有既开正门又开两边门的。
三、四马拖车
“四马拖车”也称“三落二火巷一后包”,是“四点金”的复杂化。
蔡泽民的《潮州风情录》对“三落二火巷一后包”的格局和功能作了详细描写:“‘落'是潮汕方言,即进的意思。第一进有凹形门洞,俗称‘门楼肚'。进大门,中间是过渡厅,有道‘反照'挡在正中。左右各一间房子,称为‘前房'。一进与二进间,有天井及左右两道通廊。通廊前端各有一门通火巷,左廊的门便叫‘青龙门',右廊的门称‘白虎门'俗称为‘龙虎门'。过了天井便是二进,二进有面阔二间的大厅,两边各有一间房子称为‘大房'。厅的前后各由八扇禅门隔起来。二进和三进中间也有天井,天井左右各有一爿南北厅,南北厅前后两端都有‘厝手间’,相接前后进的大房。三进的结构与二进相同,只是三进的大厅后面隔开一块狭长的暗间,称作‘后库'。后库左右有门通后包。主体建筑两边各有一列与它平行的房子称作火巷,由龙虎门及厝手间的内外子孙门连接主体建筑。后包指三进后面的一列房子。整个建筑格局就像一驾由四匹马拉着的车子,故名‘四马拖车'”。
“四马拖车”整个建筑的各个部分都有它特殊的功能。头进的‘反照'是为了遮挡路人和客人的视线,不致使屋里一览无遗。通廊是主人和来访客人停放交通工具的地方。南北厅是平时接待客人用的,而长辈们重要的会见和议事则在二进和三进的大厅进行。三进的大厅还设置祖龛供奉祖宗灵位。逢年过节、祖宗忌辰、家人要出国,就要开龛门祭拜抑或向祖宗“告别”；家人做了伤风败俗的事要绳之以家法,也要开龛焚香,让他在祖宗面前请罪。后库则是供办丧事时停放棺柩的地方。主体建筑的大房由长辈居住,最高长辈一般住在三进的房子,其它房间由小辈居住。磨房、厨房、浴室、厕所等生活用房都集中在左边的火巷。家中遇上办喜事,则各进大厅的禅门洞开。办丧事时更为隆重，不单要卸下“反照”，还要卸下各进的禅门。所有天井架上地板,天井的上空撑起帐篷。这样一来,一、二、三进形成了一个宽敞的大空间,便于进行各种活动。总的来说,主体建筑前低后高,每进递增三级石阶,这样便于突出主要厅堂,更重要的是为了不让前进遮住后进,保证后进的采光。后包是为了保护主体建筑和防盗而设。当然,像这样大规模的房屋,一般人家是无缘问津的。现存较完整的“四马拖车”,可在澄海县隆都镇的“慈黉爷故居”看到。
无论是“四点金”还是“下山虎”,潮汕民宅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极其注重装饰,故有“京华帝王府,潮汕百姓家”之说。檩木要漆成红色,椽子则漆成蓝色,故称“红桁蓝桷”。单是山墙的脊端,就有金、木、水、土、火五种不同的造型。造型优美的五星脊饰,连同山墙、屋檐都用瓷来镶嵌。嵌瓷是潮汕民间工艺美术,用各种颜色的瓷片在屋顶一些主要部位贴出各种立体形象,有花草、鸟兽、虫鱼、还有人物,造型栩栩如生,十分传神。除了嵌瓷,还有雕刻,在建筑物的一些木质结构上镂刻各种形象,使整座建筑物富有艺术气息,古色古香如皇宫建筑。
值得一提的,还有饶平的“竹竿厝”。这种房屋,是直通通一列既长而高的房屋,宛若平放着的竹竿。根据家居需要,可将房子隔成若干格使用。饶平很多地临海,海风较大,所以不少房屋都是垒石而成,十分牢固。
潮汕民居的建筑方位一般都是取朝南偏东,以南为主。这样冬可挡住严寒的北风,夏又可接受凉爽的南风。
民居还有植树的习俗,称作种“镇宅树”。多以龙眼、番石榴为多。龙眼又叫做桂圆,取其吉祥之意；番石榴多子,取多生贵子之意。忌种苦楝,苦字当头种了唯恐不吉；还忌种桃树,据说桃树容易成精,蛊惑男人,徒生灾祸。
关于清明节的习俗：踏青民俗文化
又叫春游。古时叫探春、寻春等。四月清明，春回大地，自然界到处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正是郊游的'大好时光。我国民间长期保持着清明踏青的习惯。
关于清明节的习俗：蹴鞠民俗文化
鞠是一种皮球，球皮用皮革做成，球内用毛塞紧。蹴鞠，就是用足去踢球。这是古代清明节时人们喜爱的一种游戏。相传是黄帝发明的，最初目的是用来训练武士。
关于清明节的习俗：荡秋千民俗文化
这是中国古代清明节习俗。秋千，意即揪着皮绳而迁移。它的历史很古老，最早叫千秋，后为了避忌讳，改 为秋千。古时的秋千多用树桠枝为架，再栓上彩带做成。后来逐步发展为用两根绳索加上踏板的秋千。打秋千不仅可以增进健康，而且可以培养勇敢精神，至今为人们特别是儿童所喜爱。
关于元宵节的起源民俗文化
元宵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就有了。
据说是汉文帝时为纪念“平吕”而设。汉惠帝刘盈死后，吕后篡权，吕氏宗族把持朝政。周勃、陈平等人在吕后死后，平除吕后势力，拥立刘恒为汉文帝。因为平息诸吕的日子是正月十五日，此后每年正月十五日之夜，汉文帝都微服出宫，与民同乐以示纪念，并把正月十五日定为元宵节。
汉武帝时，“太一神”的祭祀活动定在正月十五。（太一：主宰宇宙一切之神）。司马迁创建“太初历”时，就已将元宵节确定为重大节日。
元宵节燃灯的习俗起源于道教的“三元说”。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十月十五日为下元节。主管上、中、下三元的分别为“天”“地”“人”三官，天官喜乐，故上元节要燃灯。
另有一说是元宵赏灯始于东汉明帝时。明帝提倡佛教，听说佛教有正月十五日僧人观佛舍利，点灯敬佛的做法，就命令这一天夜晚在皇宫和寺庙里点灯敬佛，令士族庶民都挂灯。以后这种佛教礼仪节日逐渐形成民间盛大的节日。该节经历了由宫廷到民间，由中原到全国的发展过程。
元宵节的节期与节俗活动，是随历史的发展而延长、扩展的。就节期长短而言，汉代才一天，到唐代已为三天，宋代则长达五天，明代更是自初八点灯，一直到正月十七的夜里才落灯，整整十天。与春节相接，白昼为市，热闹非凡，夜间燃灯，蔚为壮观。特别是那精巧、多彩的灯火，更使其成为春节期间娱乐活动的高潮。至清代，又增加了舞龙、舞狮、跑旱船、踩高跷、扭秧歌等“百戏”内容，只是节期缩短为四到五天。
石头村的建筑形式及文化特色论文
中国自古以来在组织环境空间时，多采取层层封闭的手法，院落就是一个围合的空间，里坊把院落包围起来，传统的四合院就是这种典型的建筑形式。山东大部分地区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传统的建筑形式以四合院为主，布局严谨，主次分明。山东的山区地势起伏、平地狭小，民居村落多分布在山坡陡地，以求少占耕地，因而整个村落远远望去，民居院落高低起伏，因地制宜的院落形式以三合院为主。
一、历史悠久的古石村奇观
山东省邹城市石墙镇上九山村被人们称为“石头村”。因村庄周围有大小山头九座，故取名“九山村”，后为区别于山下后建的一个村子，改名为“上九山村”。上九山村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自然村，位于邹城市西南部山区。根据出土文物显示，西汉王莽时期就有人在此居住，至今已有2000余年的历史。这个占地约200亩的古村不仅被雨水自然冲刷出了大量文物，还留存有明朝的庙、清朝的树、民国的井，是一处深藏于山林的文化宝库。上九山村因坐落在群山之中，随处都有易采可用的石材。村民们充分利用大自然的恩赐，在顽强地与恶劣的生存环境抗争中，创造出令人赞叹的建筑奇迹，给后人留下了具有观赏价值的石屋遗存。这些石屋分布在山腰之间，或断或连，或高或低，随势造形，错落有致，鳞次栉比，自得天趣。石头村依山而建，九座山环绕四周，石屋、石院、石墙、石阶、石井古石村奇观浑然天成，已成为山东省“乡村记忆”工程试点。村中的路都是由巨大的岩石构成，顺着石头的纹路，许多村民的房屋都是直接建在岩石上，村里的老人说：“门口的台阶是用旧的磨盘改的，家家户户都有石头做的神台。”山上最不缺的就是石头，所以村里的'建筑都离不开石头。因石屋地势高、路难行，许多村民都搬到山下新建的平房中去居住，春节时不忘在自家老宅的大门上贴一副对联，目前仍有十几户住在石屋中。
二、石头村的建筑形式
上九山村整个村落呈方形，主街不甚规则，建筑采用窄肩斗脊式构造，且全部小瓦覆顶，虽然采用这种结构非常耗时耗资，但是非常坚固耐用。石头村依山而建，村中的小路也以石材为主。进入石头垒高的院中，屋顶上有精细的石雕装饰物，还有一层茅草覆盖，这些装饰纹样体现出当地的民俗民风，是广大劳动者创造的文化载体。垒土砌的灶台和厕所是每家院中必备的附属建筑物，主建筑断壁残垣的老石屋已失去居住功能，归于自然。院内石制的用具有石盆、石凳、石桌、石磨、石灶和石缸等，都是手工打造的生活用品。石头村中高大的石头墙延伸成小巷，不同形式的石材错落地组合在一起，具有一定的形式美感，而建在高处的石屋有一定的体量，能把建筑物的外在形式展现出来。以中国传统建筑形制的四合院为建筑原型，上九山村受儒家文化影响，根据当地特色在建筑选址和建筑规划方面自成特色，依山而建三合院，都是由石头建造。大门朝南在三合院的北墙处；正房朝南，在院子的中轴线上，是家庭中长者的居住地；正房两侧为东、西厢房，是家庭中子女的居住地；正房门左边有供台，以祭祀祖先。三合院的建筑格局和当地村民的居住习惯是儒家思想在当地的体现。
三、石头村的文化特色
上九山村作为千年古石村、文化古村落，位于孔孟文化的发源地，受儒家文化和风水文化的影响，在村庄的选址、规划、布局、建筑、装饰和民风、民俗等方面均体现出儒家思想和风水文化，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现在上九山村还完整保存着三条明清时期石头建成的街巷，300余座古石院，古石屋1200余间，乡土古石建筑数量多且保存基本完整。在过去的考古挖掘工作中，上九山村南头发现的汉墓中曾经出土古钱币，上有“货泉”二字，被确认为西汉王莽时期的货币，证明了上九山村最晚在西汉晚期就已存在，至今已有2000年左右的历史。上九山村的建筑以石材墙体承重，结构严谨，同时有精巧细致的雕刻工艺装饰墙体，建筑墙体全部采用等距离压茬建造。石料选用传统吉祥图案精雕细琢，以独特巧妙的方式镶嵌在墙体上，其精湛的工艺水平展现出明清时期鲁西南民居的生活方式，传承了当地的特色文化，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上九山村历史悠久，人文历史景观资源较为丰富，其建筑及人文景观在山东丘陵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村内至今保存着玄帝庙、南山寨、老古井等古迹，是研究传统文化的活化石。明清时期石头建成的三条街巷保存良好，体现出石头建筑的文化韵味；300多座石头建成的住宅院落更是为后人研究传统建筑形式及工艺提供了鲜活的实例。上九山村古村落保存较为完整，具有独特的古建筑文化、多彩的民俗文化、纯朴的乡村文化和传统的农耕文化。
结语
上九山村的建筑与自然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取材于自然，也和谐地融入到当地的环境中，成为当地特色的建筑形式。民居不仅是物质环境，也是传统文化的载体。具有当地特色的石屋不仅代表过去的质朴生活，也是后人研究传统民居的有利资源。民居的保护与利用是迫在眉睫的重要课题，贵州乡间的石板房子民居作为中外闻名的旅游地，是民居保护的成功案例，上九山村的石屋可以借鉴其成功的做法，使石屋不再仅仅是遗弃的村居，而变成宝贵的旅游资源，成为广大游客向往的民俗文化旅游景观。
中国民居中国各地的居住建筑，又称民居。居住建筑是最基本的建筑类型，出现最早,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由于中国各地区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情况不同，各地民居也显现出多样化的面貌。 中国汉族地区传统民居的主流是规整式住宅，以采取中轴对称方式布局的北京四合院为典型代表。北京四合院分前后两院，居中的正房体制最为尊崇，是举行家庭礼仪、接见尊贵宾客的地方，各幢房屋朝向院内,以游廊相连接。北京四合院虽是中国封建社会宗法观念和家庭制度在居住建筑上的具体表现，但庭院方阔，尺度合宜，宁静亲切，花木井然，是十分理想的室外生活空间。华北、东北地区的民居大多是这种宽敞的庭院。 堂屋和土楼 中国南方的住宅较紧凑，多楼房，其典型的住宅是以小面积长方形天井为中心的堂屋。这种住宅外观方正如印，且朴素简洁，在南方各省分布很广。在闽南、粤北和桂北的客家人常居住大型集团住宅，其平面有圆有方，由中心部位的单层建筑厅堂和周围的四、五层楼房组成，这种建筑的防御性很强，以福建永定县客家土楼为代表。在中国的传统住宅中，永定的客家土楼独具特色，有方形、圆形、八角形和椭圆形等形状的土楼共有8000余座，规模大，造型美，既科学实用，又有特色，构成了一个奇妙的民居世界。 福建土楼用当地的生土、砂石、木片建成单屋，继而连成大屋，进而垒起厚重封闭的“抵御性”的城堡式建筑住宅——土楼。土楼具有坚固性、安全性、封闭性和强烈的宗族特性。楼内凿有水井，备有粮仓，如遇战乱、匪盗，大门一关，自成一体，万一被围也可数月之内粮水不断。加上冬暖夏凉、防震抗风的特点，土楼成了客家人代代相袭，繁衍生息的住宅。 少数民族居住建筑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居住建筑也很多样，如西北部新疆维吾尔族住宅多为平顶，土墙，一至三层，外面围有院落；藏族典型民居“碉房”则用石块砌筑外墙，内部为木结构平顶；蒙古族通常居住于可移动的蒙古包内；而西南各少数民族常依山面水建造木结构干栏式楼房，楼下空敞，楼上住人，其中云南傣族的竹楼最有特色。中国西南地区民居以苗族、土家族的吊脚楼最具特色。吊脚楼通常建造在斜坡上，没有地基，以柱子支撑建筑，楼分两层或三层，最上层很矮，只放粮食不住人，楼下堆放杂物或圈养牲畜。 北方窑洞和古城民居 中国地域宽广、民族较多，各地民居的形式、结构、装饰艺术、色调等各具特点。在此，主要介绍一下个性鲜明的北方窑洞和古城内的民居。 中国北方黄河中上游地区窑洞式住宅较多，在陕西、甘肃、河南、山西等黄土地区，当地居民在天然土壁内开凿横洞，并常将数洞相连，在洞内加砌砖石，建造窑洞。窑洞防火，防噪音，冬暖夏凉，节省土地，经济省工，将自然图景和生活图景有机结合，是因地制宜的完美建筑形式，渗透着人们对黄土地的热爱和眷恋。 此外，中国还有保存较完好的古城，这些古城内均有大量的古代民居。其中，山西平遥古城、云南丽江古城均在1998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碉楼与2007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平遥古城是现存最为完整的明清古县城，是中国汉民族中原地区古县城的典型代表。迄今为止，这座城市的城墙、街道、民居、店铺、庙宇等建筑，仍然基本完好，其建筑格局与风貌特色大体未动。平遥是研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建筑、艺术等方面历史发展的活标本。始建于南宋的丽江古城是融合纳西民族传统建筑及外来建筑特色的惟一城镇。丽江古城未受中原城市建筑礼制的影响，城中道路网不规则，没有森严的城墙。黑龙潭是古城的主要水源，潭水分为条条细流入墙绕户，形成水网，古城内随处可见河渠流水淙淙，河畔垂柳拂水。
中国在先秦（公元前221年）时代，“帝居”或“民舍”都称为“宫室”；从秦汉(公元前后200年)起,“宫室”才专指帝王居所,而“第宅”专指贵族的住宅。汉代规定列侯公卿食禄万户以上、门当大道的住宅称“第”，食禄不满万户、出入里门的称“舍”。近代则将宫殿、官署以外的居住建筑统称为民居。中国木构架体系的房屋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就已经萌芽。公元前5000～前3300年的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文化遗址反映出当时木构技术水平。公元前第 5千纪的中国中西部的陕西省西安半坡遗址和临潼姜寨的仰韶文化遗址显示了当时村落布局和建筑情况，说明依南北向轴线、用房屋围成院落的中国建筑布局方式已经萌芽。中国各地区、各民族现存的民间住宅类型，可归纳为下列六类一、木构架庭院式住宅 二、“四水归堂”式住宅三、“一颗印”式住宅 四、大土楼五、窑洞式住宅 六、干阑式住宅下举例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对民居的影响中国北方的传统民居，总的特点是以院落（或天井）为核心，依外实内虚的原则和中轴对称格局规整地布置各种用房。其中以北京四合院水平最高，也最为典型，是中国汉族传统民居的优秀代表。礼"的核心是建立一种等级制度。四合院的居住秩序受儒家礼制思想的影响，严格区别内外，尊卑有序，对外隔绝却有天地。 "礼"是儒家为维持封建社会人际关系而制定的行为准则，其核心思想就是建立一种社会秩序.四合院就是一种体现了礼制思想的民宅.国人在建筑空间安排上，形成了中为尊，两侧为卑；北尊南卑；左尊右卑；前尊后卑体系。四合院中，北房的中间是客厅或祖堂，东次间是长辈卧室，西次间是主人的卧室。东、西厢房由晚辈居住，长子夫妇居东，次子夫妇居西。南房做外客厅、书斋。厢房与南房设垂花门及矮墙，隔绝内外，形成内外院，妇女不出内院，外客不进内院。中型以上的四合院还常建有后罩楼，住未出嫁的女子或女佣，或做为杂用房间。四合院的门窗一致开向院里，门里门外都设有屏风或者影壁，外面看来相当封闭，里面的生活却自成体系。它突出长辈与晚辈、长子与次子、男人与女人的地位差别，体现了中国封建宗法制度"尊卑有序"、"内外有别"、"男女有别"、"主仆有别"的特点。四合院平面图与功能分析方位与功能：乾 坎 艮兑 中宫 震坤 离 巽外院横长，大门开在前左角即东南角，进入大门，迎面在外院东厢房的山墙上筑砖影壁一座，与大门组成一个小小的过渡空间。由此西转进入外院。大门之西正对民居中轴的南房称"倒座"，作客房，外院还有男仆室及厨、厕；由外院通过一座垂花门式的中门进入方阔的内院，即全宅主院。北面正房称"堂"，大多为三间，饰彩色"的规定。正房开间和进深尺寸都比厢房大，故正房左右接出耳房，由尊者长辈居住。厢房是后辈们的居室。正房、厢房朝向院子都有前廊，用"抄手游廊"把垂花门与这三座房屋的前廊连接起来，可以沿廊走通，不必经过露天。开在前左角的民居大门称"青龙门"，按后天八卦，北为坎，东南为巽，故宅门的此种布局称坎宅巽门，按风水观念认为是吉利的。宅门都是一间，按大小和规格又有数种：如广亮大门等级最高，进深大，门扇安在中柱一线，前后各有一个空间，前部空间两侧设守门人条凳，额枋下有雀替；金柱大门较小，门扇前移，安在金柱（即老檐柱）一线，门前空间也较小；蛮子门更小，门扇更前移，安在外檐柱一线，门前没有空间（图四）。以上三种都用在官宦人家。再小的是如意门，有的面阔只及半间，门扇也在外檐柱，用在虽非官宦而相当殷富的人家。最小的是墙门，没有进深，门上有小屋顶，或模仿西洋建筑砌通天柱从外院进入内院的中门，通常是一座称为垂花门的小门屋，施悬山"勾连搭"顶（即前后两个双坡顶相接），造型玲珑，相当华丽，预示由此进入内宅，丰富了内外二院的景观（图六）。 北京四合院庭院方正，是为冬季多纳阳光。冀南和晋陕豫等地，夏季西晒严重，院子变成南北窄长，以减少阳光。西北甘肃、青海，风沙很大，院墙加高，称为"庄窠"。东北土地辽阔而气候寒冷，为更多接纳阳光，院子常十分宽大，宅墙内空地甚多。各地的四合院，适应家居生活的需要，都有着不同的特点。北京四合院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四合院的营建是极讲究风水的，从择地、定位到确定每幢建筑的具体尺度，都要按风水理论来进行。风水学说，实际是中国古代的建筑环境学，是中国传统建筑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风水理论，千百年来一直指导着中国古代的营造活动。此外，四合院的装修、雕饰、彩绘也处处体现着民俗民风和传统文化，表现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对幸福、美好、富裕、吉祥的追求。四合院民居形式充满浓郁的文化气息，进入庭院，尤如步入一座中国传统文化的殿堂。
中国古民居实在是太古老了，因为我们甚至可以走进“山顶洞人”的家园。林林总总的中国民居，无不各具风情，它们是古人物化了的生活方式，是中国各民族人民演绎人生话剧的最主要的舞台。民居的形式是丰富多彩的，种类之多令人惊奇。北方地区建筑多用厚重的围墙做四壁，以抗风霜、雨雪的严寒气候，而南方炎热、潮湿，就必须使建筑有良好的通风、防潮等功能，以创造较舒适的环境。“民居”一词最早来自《周礼》：“辩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得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以任土事。”疏曰：“既知十二之所宜，以相视民居，使之得所。”民居是相对于皇室以外庶民百姓的住宅，其中包括达官贵人的府第园宅。一、山西民居我国传统民居遍布全国各地，内容广泛、丰富。提起北方民居，人们一定会首先想到闻名遐迩的北京四合院，殊不知，北方民居的精华在山西。正如山西省的古代寺院等官式建筑是全国保存数量最多、年代最久、质量最好的，山西省也是全国传统民居建筑现存数量最多、质量上乘、艺术成就极高的一个省份。(一)晋中广厦――乔家居在中国传统民居中，就其建筑艺术而言，山西民居和皖南徽派民居齐名，素有“北山西，南皖南”之说，因一部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而享誉海外的乔家大院便位于山西省祁县境内。祁县民居的平面布局及体型颇具特色，属于典型的山西民居。一是院落多为东西窄、南北长的纵长方形，院门多开在东南角，符合风水术中“坎宅巽门”的说法。二是主要房屋都是单坡顶，院落四周房屋大都采用坡向内院的单坡顶，使外墙高大，雨水流向院内，形成“肥水不外流”。三是外墙高大厚重，防御性极强。祁县县城的巷道，两侧都是没有窗子的高墙，置身其中，不免发思古之幽。祁县民居中，最著名的要数乔家大院，当年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拍摄视角清晰地反映了这座古民居的布局特色和空间组合，以及精美的细部装饰等。虽然拍摄者只是以这些作为渲染故事情节的背景，但我们仍能感受到这座大宅院的恢宏气魄。1.严谨有序的城堡乔家大院位于祁县的乔家堡村。这是一个颇具地方特色的村落，走进乔家堡村，路旁都是高耸的青灰砖墙，没有窗户，偶尔有一两个圆拱形门洞，里面是黑漆木门，显得壁垒森严。大院三面临街，独立于周围民居。大院四周是封闭的砖墙，高三丈有余，上层是女墙式的垛口，还有更楼、眺阁点缀其间，仿佛城墙上的敌楼，显得很有气势。乔家大院就是这样一座全封闭的方形的城堡式大院。乔家大院，始建于清乾隆年间，以后又经过两次增修而建成现存的格局。整个宅院分6个大院，19个小院，房屋共计有313间，占地面积约8700平方米。建筑物多而不乱，布局严谨有序。2.新奇独特的造型山西民居的一大造型特点是单坡屋面，屋面向里倾斜，而单坡顶背后的高墙朝向院外，墙体高大封闭，具有极强的防御性。山西气候干燥，春冬两季有大风，高大的外墙可以防风。而祁县单坡顶的民居更是独具地方特色，都是船侧反曲的层面形式，这与常见的单一凹曲线，或凸曲线屋面都不相同，形式新奇独特。乔家大院最有特点之处还在于它的上人屋顶。大门上的城楼是上房顶暗室的必经之路，上下楼都要经过这下面的一条漆黑的通道楼梯。上去以后，所有的房顶都能去，房顶上的通道主要是为更夫设计的，道路曲曲弯弯，却四通八达。乔家大院的房顶上还设有更夫楼，尺度不大，却十分精致。平房顶随便走，但单坡顶都留有一条窄窄的道路，外侧还设有矮的女儿墙，防止人摔落。站在乔家大院的房顶上，看到面前高低错落的起伏变化，会令人感到建筑美学反复、交错、连续、间歇中起承转合、抑扬顿挫的韵律感和神秘感。3.精美的细部装饰这样的大院落，其砖雕、木雕等各种装饰细部比比皆是，令人眼花缭乱。而每一个雕刻每一幅画面都有其民俗的说法，都是一个故事，令人观之回味无穷。乔家大院共有六个大院，虽经几期分建，中间时空跨度将近两个世纪，但仍保持了统一的风格，整个建筑浑然一体，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高超的建筑工艺水平。古老的街巷、高耸的灰砖墙、雕饰华丽的门楼，以及大门前的拴马桩和上马石……徜徉于其中，我们仿佛回到了晋中地区的繁荣时代，感受到了当时居民安居乐业、其乐融融的生活，也体验到了前人用建筑的手段表现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二)华北平原上的明珠――平遥民居平遥古城是北方民居中的精粹。这里村镇建筑格局规整而严谨，住宅本身的排列十分整齐，而且相对封闭，呈内向型的形态。直而窄长的街两侧探出是山式门楼，简洁、明了，标志着下边人家的入口所在。门楼之下，自墙内悬挑出装饰精细、华美的梁枋，支撑起同样精致的斗拱，共同托起上面的屋顶，其上的正脊与院墙端头相平齐，给人的感觉是“见墙而不见屋”。其侧面沿街的外墙墙头上用整齐的磨制砖砌出各种透空的花墙，使较高大、平板的竖墙面显得活泼、轻巧了一些，而不会让人产生过分压抑之感，不失为一种简明而有效的装饰手法。大门外常放置有石雕的上马石。门洞两侧夹立砖垛，并置门枕石，门洞相对较窄小些，相当封闭、严密，具有一定的防御作用。其内院较窄，可使两侧厢房受到东西两面日晒的时间较少一些。院落中轴线明确，正房相对高大、宽阔一些，有的深宅内院还有多重层院相连。院中放置花草，使单调的色彩环境变得新鲜、活泼、亲切一些。有的大家望族的住宅里，次要院落的平顶屋顶上还增建明楼，谓之“绣楼”，这是年少女眷的“闺阁”，其外形小巧玲珑，仿佛宅中的点景小品。除宅边院墙高筑(为防外侵、偷盗发生)之外，在外山墙顶上极容易被人翻越的墙顶都是虚砌并浮搁着，排列成花纹式的透空墙体，一旦有盗贼掠入，弄倒花墙，一可出动静惊人，二可将贼绊跌，起到防卫和警戒的作用。现在看来，则已成为一种惹人喜爱的、值得观赏的艺术装饰品了。平遥县的木结构民居，似乎没有祁县民居那么庄严华丽，然而走进民居院内，我们会惊奇地发现，正房竟然是独立式窑洞形式。
［摘要］ 徽派建筑以其高超的技艺和独特的建筑风格，成为我国最传统的建筑流派之一。它有许多可供现代建筑设计参考和学习的地方。本文主要是在分析徽派建筑特点的基础上，分析了徽派建筑风格对现代建筑设计的影响，以提供借鉴作用。
［关键词］ 徽派建筑;民居特点;现代建筑;影响
徽州民居建筑深深的受到当时徽州地域环境和人文风情的影响，是我国较为成熟的古代建筑流派。徽州建筑工艺精湛，造型多样，色彩鲜明，充分体现了从古至今徽州人民辛勤劳动的智慧才干。但是现今我国的建筑设计师往往追寻西方式的建筑风格，偏向模仿别国的建筑设计，忽视了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建筑文化，使得传统建筑风格得不到很好的传承。因此，在中国建筑业的发展中，我们要格外重视传统建筑风格对于现代建筑设计的影响，将徽州传统民居建筑与现代风格相结合，创造出更多优秀的建筑作品。
1徽派建筑的民居特点
1．1统一规划的整体美
徽州建筑拥有统一规划的整体美。徽州民居的整体平面局面对称，四周均用黑瓦高墙围起，中间为厅堂，用于日常的礼节性使用，如迎接宾客，举办酒席等，是整座住宅中的主体部分。两侧则为厢房，用于生活起居使用，在入口处形成天井，作为民居通风采光使用。这种规整一致的建筑风格与当时徽州的社会背景和地理环境息息相关，同时也是在程朱理学封建宗法制度的理论影响下所产生的时代产物，它代表了当时的时代风格。
1．2青山绿水的自然美
徽州建筑拥有着青山绿水的自然美。徽州地区自然地理条件优越，温暖的亚热带气候使得境内的山林树木繁茂，依山傍水。在徽州建筑中极大的使用到了这些青山绿水的自然特色，在总体布局上重视对周遭环境的规划，村落一般依山傍水，将人工建筑与自然景观结合起来，幽静典雅的'家居环境，如诗如画，保持了人与自然的自然和谐。大多住宅在山水美景的映衬下，散落在丛林之间，宛如一幅幽雅的水墨画，就像质朴的空气般，渗透着东方的美景。
1．3舒适适用的智慧美
徽州建筑拥有着舒适适用的智慧美。中国南部地区住宅建筑大多存在隔热通风问题，但是徽州建筑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这个问题，并改进了建筑的方式，形成了以天井为中心形成的四合院形式，并加以开放大厅、深檐、屋檐和杆式等建筑结构。这一建筑风格是非常符合当时徽州商人的重要地位，徽州四合院是由庭院所组合而成的，这种四方形的运用避免了外逃的财源，同时这种结构满足了中国古代大家族的基本需要，和谐地统一了家庭、家族和社会，对促进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稳定有一定的贡献。
2徽派建筑对于现代建筑的影响
2．1建筑颜色上的呼应
现代建筑大多重视个人风格展示，所以在色彩上的表达会更多丰富，主要由明快，鲜艳的色彩而构成，在建筑表面主要会使用到绿色、白色、浅蓝色居多。而徽州建筑相比于现代建筑更为神秘，半掩半盖，半遮半露，黑白分明，在蔚蓝的天空中，能够明确的勾画出民居的轮廓，增强了民居的空间性和层次性，是非常具有个性特色的现代艺术，微派建筑与现代建筑的结合，完美的将各种色彩进行搭配，建筑之间形成碰撞感，使建筑更加大气迷人。
2．2建筑材质上的交融
建筑材质上的使用对于建筑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材料是建筑的主要组成部分。徽派建筑中广泛的采用砖、木、石雕、青石板为材料，建筑材料上的使用可以反映出徽派建筑的重要布局，使得徽派建筑亦雅亦俗，几种材料上的使用能够很好的拼接起宅屋，映衬出自然的建筑风格而现代建筑设计中也会经常使用到这些材料，在装饰、装修中会大量木制家具、饰物，同时在现代建筑中，砖、水泥、瓷砖都是建筑的原材料，与徽派建筑中追求的强烈、流畅、朴素的美感是相一致的。
2．3景观意境上的相通
在新儒学的影响下，徽派建筑认为天人合一是建筑与自然最和谐的状态，因此在徽派建筑中很容易找到和谐的景观现象，在住宅、民居、村落、街道、街道、内部空间和外层空间都能清晰地感受到这种情况。徽派建筑的特色是山水、园林、建筑与景观之间的完美结合。而现代建筑设计也是将景观与环境相互的结合在一起，通过景观与环境之间的完美融合，体现现代人的生活态度，但是现代建筑设计中在建筑建成后再添加景观，当然，也有一些现代大师在自然环境中建造新建筑。
2．4思想理念上的启发
建筑的发展不仅在技术和建筑材料的发展，而且在建筑思维的发展。目前，建筑的功能需求和心理需求也在发生变化，导致建筑空间的组织变化越来越适应人们的需求，力求给人们带来不同的心理感受。徽州建筑受到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的影响，极大的展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它不仅符合自然规律，而且具有科学性和趣味性。是中国传统民居的典范，对现代建筑有着深刻的思想启示。在现代建筑设计中，要形成和谐统一的建筑风格，不排斥外来文化，努力将自身特色与其他优势相结合，形成自己独特的建筑风格和艺术表现形式。
3结语
徽派建筑的文化体系和建筑形式影响着现代地域建筑和特色建筑的发展。将徽州建筑的特色元素与现代建筑相结合，设计出更加丰富多彩的“新徽州建筑”已成为当代建筑师的一项重要使命。
参考文献:
［1］潘谷西．中国建筑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2］樊炎冰．中国徽派建筑［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建筑设计毕业论文参考文献汇总
紧张而又充实的大学生活即将结束，大家都知道毕业生要通过最后的毕业论文，毕业论文是一种的检验大学学习成果的形式，优秀的毕业论文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建筑设计毕业论文参考文献，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1，有关建筑设计表现方法、手段
ISBN7-112-05157-6 建筑与徒手画 中国建工ISBN7-80159-555-6 国外建筑钢笔徒手画精选 中国建材ISBN7-80058-805-X 测绘图集(上、下册) 中国计划ISBN7-112-04960-1 钢笔建筑室内环境技法与表现 中国建工ISBN7-112-06386-8 建筑工程制图图例及符号大全 中国建工ISBN7-112-04958-X 建筑平面表现图解 中国建工ISBN7-5611-2008-7 建筑模型制作——模型思路的激发 大连理工ISBN7-5629-1710-8 模型制作 武汉理工ISBN7-5611-2414-7 建筑图法 大连理工ISBN7-5611-1889-9 建筑语汇 大连理工ISBN7-5611-2311-6 设计元素 大连理工
ISBN7-5618-1371-6 (第四辑)建筑设计方法入门 天津大学ISBN7-5618-1421-6 (第五辑)建筑绘画表现技法 天津大学ISBN7-5618-1261-2 (第一辑)建筑的基本知识 天津大学
2，有关前辈建筑设计思想、感言
国外大师谈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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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关优秀建筑设计师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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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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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
书写格式
1.参考文献标注的位置
2. 参考文献标标注方法和规则
3. 参考文献标标注的格式
2007年8月20日在清华大学召开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编排规范研讨会”决定，2008年起开始部分刊物开始执行新的规范“综合性期刊文献引证技术规范”。该技术规范概括了文献引证的“注释”体例和“著者—出版年”体例。不再使用“参考文献”的说法。这两类文献著录或引证规范在中国影响较大，后者主要在层次较高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中得到了应用。
⑴文后参考文献的著录规则为GB/T 7714-2005《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适用于“著者和编辑编录的文后参考文献，而不能作为图书馆员、文献目录编制者以及索引编辑者使用的文献著录规则”。
⑵顺序编码制的具体编排方式。参考文献按照其在正文中出现的先后以阿拉伯数字连续编码，序号置于方括号内。一种文献被反复引用者，在正文中用同一序号标示。一般来说，引用一次的文献的页码（或页码范围）在文后参考文献中列出。格式为著作的“出版年”或期刊的“年，卷（期）”等+“：页码（或页码范围）.”。多次引用的文献，每处的页码或页码范围（有的刊物也将能指示引用文献位置的信息视为页码）分别列于每处参考文献的序号标注处，置于方括号后（仅列数字，不加“p”或“页”等前后文字、字符；页码范围中间的连线为半字线）并作上标。作为正文出现的参考文献序号后需加页码或页码范围的，该页码或页码范围也要作上标。作者和编辑需要仔细核对顺序编码制下的参考文献序号，做到序号与其所指示的文献同文后参考文献列表一致。另外，参考文献页码或页码范围也要准确无误。
⑶参考文献类型及文献类型，根据GB3469-83《文献类型与文献载体代码》规定，以单字母方式标识：
专著M ； 报纸N ；期刊J ；专利文献P；汇编G ；古籍O；技术标准S ；
学位论文D ；科技报告R；参考工具K ；检索工具W；档案B ；录音带A ；
图表Q；唱片L；产品样本X；录相带V；会议录C；中译文T；
乐谱I； 电影片Y；手稿H；微缩胶卷U ；幻灯片Z；微缩平片F；其他E。
摘要：
白马藏族聚居地区是古代“藏彝走廊”最东端藏、汉两民族文化交汇之处，在文化形态上呈现出与其他各民族共生、共存和叠加的综合性特征。陇南白马藏族同胞主要居住在文县白马河流域以及民堡沟一带的高山上，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积淀深厚的民族文化，使他们的民居建筑在内部结构、组合形式、装饰特征和村落布局等方面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形成了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独特的造型特征以及审美特色，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融合，体现出鲜明的时代印记。
关键词： 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结构；地域文化
特色建筑是人类文化的纪念碑，是集艺术、文化、科技于一体的文化综合体，也是一个民族的形象。一个民族的民居建筑风格，是当地人们在长期的生存过程中，根据当地的气候、水文、地势、地质等环境因素，不断总结经验和完善而逐渐形成的，同时临近民族之间的建筑文化也会相互影响，形成一些共性特征，所以其中也必然积淀着丰富而深厚的民族文化。白马藏族聚居地区是古代“藏彝走廊”最东端藏、汉两民族文化交汇之处，历史上不同民族在这条走廊交错杂居，因此白马藏族在文化形态上呈现出与其他各民族共生、共存、叠加的特征。所以他们的民居建筑既是陇南南部秦巴山区特殊地貌、气候的体现，也是多民族聚居繁衍的陇南南部独特地域文化的反映。长期的民族文化传承与融合发展，形成了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独特的造型特征以及审美特色，并且随着收稿日期：2011一O8—28·90·时代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融合，体现出鲜明的时代印记。
一、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的基本结构。
作为古代氐族的后裔，白马藏族很早就进入发达的农业文明，并在此居住生息。《华阳国志》记载氐人居地“土地险阻，有桑麻”，所反映的正是目前陇南白马藏族的居住环境以及生产生活状况。史籍记载氐人的民居形式是“土墙板屋”，《汉书·地理志》记载：“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南齐书》描述得更详细：“氐于上平地立宫室果园仓库，无贵贱皆为板屋土墙，所治处名洛谷。”“九“洛谷”即今陇南市西和县仇池山附近的“洛峪”，这一带正是古代氐杨政权的核心地区。关于白马藏族地区板屋形制的：具体记载，可见于清道光年间《龙安府志》中的记载：“番民（此处所说之番民，即白马藏族）所居房屋，四围筑土墙，高二丈，上竖小柱，覆以松木板，中分一、二层，下层开一门圈牛羊，中上住人，伏天则移居顶层。”“可见“板屋”的最突出特征即为以木板覆盖屋顶。
目前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的结构形式仍体现出“土墙板屋”的一些特征，但随着时代的进步以及民族文化的发展，三层结构的传统民居样式早已淘汰，陇南白马藏族村寨现存修筑年代最早的民居，也多为二层土木结构。由于板屋屋顶的寿命不长，容易漏雨，随着白马人生活条件的改善，在保持其建筑基本结构的基础上，屋顶已基本用瓦覆盖。目前陇南宕昌县官鹅沟、大河坝一带的藏族村寨，依然保留了大量板屋，当地俗称“沓板房”，这是居住在同一地域、具有相同生存境遇的民族在居住文化方面趋同性的体现。陇南白马藏族同胞主要居住在文县白马河流域北岸的高山上，以及石鸡坝乡民堡沟的薛堡寨和堡子坪两个村寨，村寨的整体布局方位为面南靠北，平均海拔高度在1700米左右。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积淀深厚的民族文化，使他们的民居建筑在内部结构、组合形式、装饰特征和村落布局等方面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
（一）内部结构。
陇南白至藏族民居独特的造型和审美特质，与其内部结构密切相关。一般认为，我国南北建筑结构和风格的不同，主要是由于不同地域的地形、气候环境等因素，形成了古代穴居和巢居两种基本形式。穴居为北方民居的雏形，北方气候干燥寒冷，居住形式也是由“地穴盖顶”的形式逐渐演变为土木结构的“抬梁式”木构架建筑；巢居是南方民居的雏形，南方气候湿润多雨，蛇虫较多，所以居住形式也是由筑于树木之上的巢穴向干阑式建筑过渡，最终形成了南部“穿斗式”木构架民居，而古代的木楼也是干阑式建筑中对下部空间的有效利用而形成的。陇南白马藏族居住地虽然海拔较高，但由于地处甘肃南部，气候相对湿润多雨，所以这种南北气候的过渡性地带特征，使其民居建筑的内部结构也综合了南北两种传统建筑结构形式。
而“土墙板屋”正是南北建筑融合的见证，经过历代的演进发展，从而形成土木结构的穿斗式二层木楼形式，屋顶为两面斜坡式，一层用于居住，二层存放粮食杂物。据当地白马人介绍，陇南白马藏族的木楼过去也多为三层，下层用于圈养牲畜，上层存放粮食杂物，中间用于居住。但从目前笔者对白马村寨的考察来看，基本为二层木楼结构，三层木楼已被完全淘汰。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与三层木楼建筑难度大且耗费材料有关；另外也与卫生状况、保暖性能有关，下层圈养牲畜时，由于空气对流因素，对人居住的中间层形成空气污染；同时居住在高山地带的人们，下层居住较为保暖，所以综合考察，二层木楼更适宜于人类居住。
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的内部木构架体现了穿斗式建筑稳定性强的特点，各种木构件纵横交错，紧密相连，其主要木构件有柱子、檩子（梁）、穿枋、椽、阁楼木、楼板等，和北部民居比较，突出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柱子多，每间之间分隔处都有5根柱子，最中间的柱子为中柱，前后两边的柱子分别为明柱和后柱，界于中柱、明柱和后柱之间的柱子为二柱；其二是充分发挥“穿枋”的串联作用，每间分隔处纵向排列的五根柱子用一种特殊的构件“穿枋”连接起来，穿枋是一种方形的木构件，与柱子榫接，将柱子纵向连接成为有机整体，体现了“穿斗式”民居建筑结构的独特性；其三是檩子多，陇南白马藏族民居中的檩子分为中檩、二檩、檐檩，中檩为屋脊处的檩子，檐檩位于前后两檐处，二檩界于中檩和檐檩之间，檩子共同承载椽，同时将各组柱子进行横向连接；上下两层中间有许多阁楼木，阁楼木上铺木楼板，将上下两层隔开，阁楼木不仅有分隔上下层作用，也有横向连接和稳定柱子的作用，从而使整个木架形成一个更加密集和稳定的整体。由于这种独特的内部结构，各种木构件之间相互榫接，连接紧密，更符合稳定的力学原理，所以和北部抬梁式建筑相比，不仅建筑结构独特，造型美观，而且具有较强的抗震性能。
（二）分隔组合结构。
陇南白马藏族的民居建筑在整体布局：结构方面，和陇南南部汉族民居有相似之处，也存在一定的差异。陇南白马藏族的传统民居多为三间组合式结构，院落也多为三合院、四合院式组合结构，但由于高山地区建筑地基狭小，所以形制较小。正房多为三间组合的结构形式，台基高，整体高出左右厢房，主次分明，正房进深一般为3．5——4米左右，间隔为4．5米左右。正房的一层多为两问连通结构，高度约为2．5米，靠西隔出一问为卧室，连通的两间为厅房，也有三间连通的结构形式。厅房中央一般摆设深柜（也称神柜），用于供奉祖先，靠东面设有火塘，火塘旁边摆放大木碗柜。厅房既是白马人会客、议事、供奉祖先神灵的主体空间，也是他们取暖、做饭的生活场所。左右厢房较为低矮，多为两间或三间组合形式，主要为卧室，期中一面厢房的下层往往留出屋宇式大门，大门与房屋有机结合，形成灵巧别致的空间结构。
白马村寨中很少见完整的四合院式组合结构，无倒房，大概是由于受高山地带地方条件限制，修建倒房会使院落更为狭小，不利于采光，所以其院落比汉族民居四合院要紧凑，房屋紧密相连，将院落紧紧包围在中间，小巧幽静。 目前陇南白马村寨的民居正房建筑多以四间、五问或六间的组合形式为多，因家庭经济条件或地基情况而定。左右两边的两间多处理成“封山包檐”形式，即将走廊左右与相应屋檐下的空间一并封闭在左右耳房空间内，使左右耳房门相对并与正房门成垂直关系，当地也称为“窝檐”，其中一间为厨房，另一间为卧室。在外部走廊上设置木楼梯，用于连通二层，有些则将木楼梯设置在耳房内部，中间部分则留出宽敞的走廊，前有明柱。内部一般为单间分隔，其中正中一间为客厅，间隔一般为4．5米左右，大部分现代民居建筑将中间的两间进行连通处理，使厅房宽敞气派，由于有专门的厨房，所以厅房中不再设置火塘，已演变为现代民居中的客厅。
二、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的装饰特征。
民居建筑既是人们安居的实用场所，也是在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逐步营造的精神和文化空间，通过独特的造型和装饰，传达出共同的民族审美心理和文化意蕴。“土墙板屋”既是白马藏族居民特殊的生存条件的反映，也传达出一种质朴自然的审美特色，而—92·独特的内部空间结构以及装饰又蕴涵着深厚而丰富的民族文化。建筑装饰的内容从性质和功能方面来考察，可以分为由建筑结构和材质本身所呈现的抽象形式，和通过雕刻描绘等手法装饰在各种建筑构件上的具象图形，两者共同形成了建筑的整体审美特色以及民族文化意蕴。传统的“土墙板屋”式白马藏族民居，是白马人利用其居住地域的自然资源，并综合当地的地形、气候等自然环境，构筑的具有独特民族风情的民居建筑形式，厚重结实的夯土围墙，轻盈灵动而稳定的木楼结构，纵横交错、错落有致的屋面门窗阁板，层叠排列而富有自然秩序的木板屋顶，既体现了民居建筑的实用性功能，也通过其结构和材质传达出朴素自然的审美特色以及民族文化个性。
在一般民居建筑中，装饰部位主要集中在门窗、山墙墀头以及屋脊上。陇南白马藏族传统民居建筑在外部山墙的处理方面较为随意自由，一般不进行装饰，一层的山墙为夯土墙，上部的二层或以木板、竹笆作山墙，直接承载屋顶，成自然简易的“悬山式”结构，所以没有墀头装饰；屋顶由于用木板覆盖，所以也无砖瓦图案装饰。正面的门窗以及纵横交错的木板墙体，则成为装饰的主体。
在生活条件相对艰苦的年代，多数白马藏族民居基本无装饰图案，而经济条件较好家庭的民居在门窗上雕刻动物花卉图案。白马藏族传统民居的门窗结构相对固定，整个屋面围绕门窗全部用木板封闭装饰，下层正房门多为两扇组合形式，左右窗户上装饰窗棂，上层无门，只在正中间或左右侧留出装饰窗棂的窗户。整个屋面部分阁板形成穿插有序、变化统一的平面构成形式，窗棂上变化多端的抽象图形则打破了阁板的.单一，产生了巧妙的形式对比，丰富了视觉效果，而这一切都是在建筑结构需要的基础上自然产生的形式美因素。部分传统民居的门窗上则雕刻动物花卉图案，这些装饰图案多位于门扇中间的绦环板以及窗楣、门楣等处。白马藏族信仰自然神，所以其民族图案的形式以及所包含的文化意蕴与汉民族图案有所不同，在内容方面多表现其生存环境中的自然花草以及动物，以表达对自然的赞美和崇拜，而不像汉民族装饰图案通过谐音、双关等蕴涵了更多的伦理文化含义。在造型方面这些动物花卉图案体现出鲜明的写实化倾向，不似汉民族花卉图案体现出鲜明的程式化因素，动物花卉造型憨厚朴拙，雕刻手法大胆粗放，不注重一草一木局部的精雕细刻，而专注于对自然物象的讴歌和赞美，所以使图案物象的造型体现出浑朴生动的特征，充盈着强烈的生命意味。
三、陇南白马藏族村寨的村落布局村落。
作为一个地理意义上的范畴，既是农业社会中人们共同居住、生产、生活的空间，又是指在这一空间中生活的一个群体。这是从民俗学、人类学的角度来认识村落，偏重村落文化的缔造主体——人，以及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文化现象。陇南白马藏族的村落布局结构是由他们居住地域特殊的地貌、自然资源、民居建筑形式等因素综合形成的，这其中本身也包含了白马藏族深厚的民族历史文化因素，虽然经历了漫长的民族历史发展与变迁。白马藏族由于古代长期的民族矛盾，他们被迫选择了环境险阻的深沟、大山、密林为栖身之处，
这不仅决定了他们独特的“板屋”建筑结构，也促成了他们村落布局的基本形式与格局，形成了具有强烈民族特色的地域人文景观。陇南白马藏族由于居住在海拔较高的高山地带，所以他们的民居也主要依山势而建，白马河流域的白马村寨民居基本为面南靠北的统一布局，这种方位的民居冬天太阳直射屋前，夏天太阳直射屋顶，具有冬暖夏凉的优点，也有部分村寨的民居不是南北方位，但都依地形而排列。由于高山地带坡势陡峭，宽阔的平地较少，所以白马藏族村寨的民居不仅院落窄小，而且民居之间的距离也较为紧密，相互之间的高低落差较大，再者其民居建筑为二层木楼结构，所以在布局形式方面形成了层层叠叠的视觉效果，产生了有序排列的秩序感以及韵律感，达到了民居建筑与自然的高度和谐，这种和谐是一种天然雕饰的自然之美，而非人为的形式雕琢，在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中又体现出独特的形式美感。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变以及白马村寨发展，白马藏族的民居建筑在继承传统样式的基础上，也发生了一些显著变化，尤其8O年代以来，白马村寨的交通、通讯、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汉文化的融合速度加快，其民居建筑从材料到结构，均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随着白马人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他们的生存条件也不断地改善，一是对传统民居进行改进和修复，二是对旧民居进行彻底拆除而重建。在基本结构方面，现代民居依然延续了传统民居穿斗式二层木楼的结构，但在形制方面比传统民居高大；在组合结构方面，现代民居多为四间、五间或六间的组合形式，中间的客厅采用两间连通的形式；传统的“土墙”逐渐换为砖墙；门窗结构方面大量借鉴当地汉族民居的形式，正房门多为六扇、八扇组合结构，多数白马人家民居的门窗还用各色油漆涂染，有些民居的门窗也完全采用镶有玻璃的现代化的样式。容易腐朽漏雨的沓板房“板屋”顶被瓦顶替代，屋脊上也出现了脊兽装饰，瓦沟中用白色涂料勾填，青、白映衬，呈现出整洁、明快的现代特色。白马人的生活水平与生存条件在不断改善，但民居建筑的民族特色也随之淡化，这为我们研究和保护白马文化也不断提出新的挑战，如何在传承白马藏族传统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有机融合现代科技文明，促进民族发展，是我们研究白马文化者必须面对的迫切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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