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居建筑论文

［摘要］ 徽派建筑以其高超的技艺和独特的建筑风格，成为我国最传统的建筑流派之一。它有许多可供现代建筑设计参考和学习的地方。本文主要是在分析徽派建筑特点的基础上，分析了徽派建筑风格对现代建筑设计的影响，以提供借鉴作用。

［关键词］ 徽派建筑;民居特点;现代建筑;影响

徽州民居建筑深深的受到当时徽州地域环境和人文风情的影响，是我国较为成熟的古代建筑流派。徽州建筑工艺精湛，造型多样，色彩鲜明，充分体现了从古至今徽州人民辛勤劳动的智慧才干。但是现今我国的建筑设计师往往追寻西方式的建筑风格，偏向模仿别国的建筑设计，忽视了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建筑文化，使得传统建筑风格得不到很好的传承。因此，在中国建筑业的发展中，我们要格外重视传统建筑风格对于现代建筑设计的影响，将徽州传统民居建筑与现代风格相结合，创造出更多优秀的建筑作品。

1徽派建筑的民居特点

1．1统一规划的整体美

徽州建筑拥有统一规划的整体美。徽州民居的整体平面局面对称，四周均用黑瓦高墙围起，中间为厅堂，用于日常的礼节性使用，如迎接宾客，举办酒席等，是整座住宅中的主体部分。两侧则为厢房，用于生活起居使用，在入口处形成天井，作为民居通风采光使用。这种规整一致的建筑风格与当时徽州的社会背景和地理环境息息相关，同时也是在程朱理学封建宗法制度的理论影响下所产生的时代产物，它代表了当时的时代风格。

1．2青山绿水的自然美

徽州建筑拥有着青山绿水的自然美。徽州地区自然地理条件优越，温暖的亚热带气候使得境内的山林树木繁茂，依山傍水。在徽州建筑中极大的使用到了这些青山绿水的自然特色，在总体布局上重视对周遭环境的规划，村落一般依山傍水，将人工建筑与自然景观结合起来，幽静典雅的'家居环境，如诗如画，保持了人与自然的自然和谐。大多住宅在山水美景的映衬下，散落在丛林之间，宛如一幅幽雅的水墨画，就像质朴的空气般，渗透着东方的美景。

1．3舒适适用的智慧美

徽州建筑拥有着舒适适用的智慧美。中国南部地区住宅建筑大多存在隔热通风问题，但是徽州建筑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这个问题，并改进了建筑的方式，形成了以天井为中心形成的四合院形式，并加以开放大厅、深檐、屋檐和杆式等建筑结构。这一建筑风格是非常符合当时徽州商人的重要地位，徽州四合院是由庭院所组合而成的，这种四方形的运用避免了外逃的财源，同时这种结构满足了中国古代大家族的基本需要，和谐地统一了家庭、家族和社会，对促进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稳定有一定的贡献。

2徽派建筑对于现代建筑的影响

2．1建筑颜色上的呼应

现代建筑大多重视个人风格展示，所以在色彩上的表达会更多丰富，主要由明快，鲜艳的色彩而构成，在建筑表面主要会使用到绿色、白色、浅蓝色居多。而徽州建筑相比于现代建筑更为神秘，半掩半盖，半遮半露，黑白分明，在蔚蓝的天空中，能够明确的勾画出民居的轮廓，增强了民居的空间性和层次性，是非常具有个性特色的现代艺术，微派建筑与现代建筑的结合，完美的将各种色彩进行搭配，建筑之间形成碰撞感，使建筑更加大气迷人。

2．2建筑材质上的交融

建筑材质上的使用对于建筑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材料是建筑的主要组成部分。徽派建筑中广泛的采用砖、木、石雕、青石板为材料，建筑材料上的使用可以反映出徽派建筑的重要布局，使得徽派建筑亦雅亦俗，几种材料上的使用能够很好的拼接起宅屋，映衬出自然的建筑风格而现代建筑设计中也会经常使用到这些材料，在装饰、装修中会大量木制家具、饰物，同时在现代建筑中，砖、水泥、瓷砖都是建筑的原材料，与徽派建筑中追求的强烈、流畅、朴素的美感是相一致的。

2．3景观意境上的相通

在新儒学的影响下，徽派建筑认为天人合一是建筑与自然最和谐的状态，因此在徽派建筑中很容易找到和谐的景观现象，在住宅、民居、村落、街道、街道、内部空间和外层空间都能清晰地感受到这种情况。徽派建筑的特色是山水、园林、建筑与景观之间的完美结合。而现代建筑设计也是将景观与环境相互的结合在一起，通过景观与环境之间的完美融合，体现现代人的生活态度，但是现代建筑设计中在建筑建成后再添加景观，当然，也有一些现代大师在自然环境中建造新建筑。

2．4思想理念上的启发

建筑的发展不仅在技术和建筑材料的发展，而且在建筑思维的发展。目前，建筑的功能需求和心理需求也在发生变化，导致建筑空间的组织变化越来越适应人们的需求，力求给人们带来不同的心理感受。徽州建筑受到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的影响，极大的展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它不仅符合自然规律，而且具有科学性和趣味性。是中国传统民居的典范，对现代建筑有着深刻的思想启示。在现代建筑设计中，要形成和谐统一的建筑风格，不排斥外来文化，努力将自身特色与其他优势相结合，形成自己独特的建筑风格和艺术表现形式。

3结语

徽派建筑的文化体系和建筑形式影响着现代地域建筑和特色建筑的发展。将徽州建筑的特色元素与现代建筑相结合，设计出更加丰富多彩的“新徽州建筑”已成为当代建筑师的一项重要使命。

参考文献:

［1］潘谷西．中国建筑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2］樊炎冰．中国徽派建筑［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90年代中国建筑史研究谈

八十年代初，《中国古代建筑史》八易其稿，方付梓。

这部以编年史为特点、注重中国古代建筑各种特点及其同中国社会发展关系的专著，可成为抗鼎之作。

自此，开始了中国建筑史学沉寂多年后的又一次研究勃兴。

八十年代初，《中国古代建筑史》八易其稿，方付梓。

这部以编年史为特点、注重中国古代建筑各种特点及其同中国社会发展关系的专著，可成为抗鼎之作。

自此，开始了中国建筑史学沉寂多年后的又一次研究勃兴。

一方面，前辈的专著不断问世，如梁思成《营造法式注释》（上）、刘敦桢《中国住宅概说》、童 《江南园林志》、刘致平《中国古代建筑史》一起，构成扎实、严谨、客观、史论结合的治学风貌。

另一方面，在八十年代，面大量广的关于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的讨论不断涌现，开放的社会带来新学新知对传统建筑史学的挑战，并突出表征在跨学科研究的兴起对传统建筑史学的冲击和影响，甚而出现以论带史的研究状况。

然而，学术的演进除了有时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外，其自身发展也存在内在逻辑。

了解中国建筑史学发展的途径、认识研究对象和方法的规律，便成为客观的也是现实提出的历史课题。

90年代以来，中国建筑史研究的特点，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1. 从中心移向边缘

如果说，自梁思成和刘敦桢先生等于本世纪20年代开创中国建筑历史学科始至80年代，研究对象主要以中原为中心进行发散，以汉民族建筑活动为主题的话，那么，90年代中国建筑史研究在公众视野中逐渐从中心移向边缘。

郭湖生先生在“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东方建筑” 一文中，高屋建瓴地指出，汉族的文化特征和建筑的地方性用单一祖源是说明不了的，线型发展的思想、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眼界，不足以完整地认识世界，也不足以正确认识中国建筑的自身。

在郭先生的计划中，将中国以外和中国毗邻或接壤的地区，纳入到东方建筑研究的范畴。

他的几位博士生研究成果，或论“西域文明与华夏建筑的变迁”、“东南亚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化探析”，或谈“中日古代建筑大木技术的源流与变迁”，均深入到先民的境外迁来、跨境而居和非中心的文化传播问题。

从中心移向边缘也突出表现在乡土建筑研究上。

80年代出版了一系列以地方为划分的民居书籍，如《浙江民居》、《吉林民居》、《云南民居》等，但民居形态构成既受到不同地区之材料及构筑、不同民族之生活习俗和观念、不同地域之地理及生态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同时一种类型通常又跨越几省，同一省份又含若干类型，是为研究难点，香港龙炳熙先生《中国传统民居建筑》一书，将民居划分为八类外型，涉及边缘问题，尤其强调少数民族与汉族民居最基本的区别就在于他们受礼制的规限较少，其标准方法可谓卓见。

陆元鼎先生近几年连续成功地召开了“中国传统民居与文化”学术会议，或选址在西南边陲、西部边疆，或定点在广州进行海峡两岸和国际间的交流，实际上对边缘区域民居研究的开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也可从《中国民居学术会议论文集》中边缘地区民居研究所占比重之大略见一斑。

陈志华先生则倡导“请读乡土建筑这本书”，认为建筑环境表现出来的耕和读、利和义十分生动，往往能给我们一些新的启发。

他和他的同事研究并已出版的《楠溪江中游乡土建筑》一书，对环境封闭、独立而有品格的楠溪江中游乡土建筑的规划、百姓喜闻乐见的崇祀建筑、文教建筑、商业建筑等做了大量研究工作，此较过去常见的对住宅本身和祠堂的关注，无疑拓宽了视野。

这种变化正如陈先生所说：没有民众的历史是残缺不全的 。

这也可视为以帝王将相建筑活动为中心的研究向民众历史和乡野建筑研究的移向。

2. 从中观转向林木互见

对中国古代各种类型建筑的研究，80年代十分活跃。

探讨型制、手法、空间、技术及观念等，基本上属于对历史上单个或群体的认识和研究，是一种不近不远的中观把握。

而要达到对建筑史上若干问题的深入理解乃至规律性的认识，则需既见树木，又见森林。

这也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要求和视角。

潘谷西先生在90年代主持《中国建筑史研究·元明卷》时，就力主林木互见。

如元代的宫殿和城市建设，就触及 *** 的地位和蒙人的习俗等，它既包含制度化的层面，又涉及细微如器皿这样的生活内容，对“酒海”的考证和认识，不仅关系对饮具的理解，更影响至对建筑型制、制度和文化诸问题的认识。

再如张清常先生的《胡同及其他》，就是一本独具慧眼的从北京街巷名称入手去研究文化问题的好书。

书中部分内容是专门谈汉语中的蒙语借词的，张先生是语言学家，富于趣味，但相当篇幅涉及官府、市井、交通等，且涉及少数民族政权问题，其开创之功对中国建筑史研究亦不无裨益。

首届全国地名考证研讨会上，将地名考证与相关学科联系，从而展示见树见林的城市意义，是一重要特色。

葛剑雄先生关于中国史上移民与地名关系的探讨，对揭示城市的发展和变迁规律及理解聚落的形成，都具有启示作用。

关于古建筑保护理论，如何从物质层面跃进到文化层面，如何从技术手段、科学管理深入到进行系统的保护问题，在80年代，研究还相当不完善。

朱光亚先生在近年做了许多工作，“开发建筑遗产密集区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建筑遗产评估”和“一个古老村落的包含和发展研究”，均从个案入手，却上升到宏观的历史遗产保护和发展模式选择问题。

早在8 0年代，龙庆忠先生的若干研究生在城市和建筑的防灾技术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到90年代已形成景象，其中龙先生由具体的防洪、防涝、防潮、防风、防蛀、抗震、减灾等工作的开展而关注人聚环境的思考，是十分有远见的，也是典型的知微见著、见木见林的研究。

3. 从旁观走进心态和人

以今人思维、生活、观念理解历史，总是一种旁观的态度。

然而要理解中国古代建筑出现的真相是什么，就不能不贴近古代的人和当时人的心态。

如想关心明朝的城市那么就需关心明朝人的日常生活及他们想象的世界是什么，类似的方法论就是法国的年鉴学派，也就是把心态史与社会史的方法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

朱建飞（Jian Fei Zhu）的“天朝战场：中国明清北京和紫禁城”（A Celestial Battlefield: The Forbidden City and Beij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就是以大臣和太监、皇后、妃子、宫女对皇帝理性要求和感情需要的争夺为契入，及以北京生活的人和故宫生活的人的关系为出发点，从四个层面来探讨外朝和内宫、宫殿和城市的布局与空间关系的，进而分析封建帝国灭亡的原因，其视角之独特，别开生面。

关于近代建筑史研究，赖德霖先生的博士论文较《中国近代建筑总揽》更进一步，其突出的标志就是重视中国近代建筑出现的民族心态和文化心理及建筑师自身所起的作用。

在中国近代建筑历史进程中，还有较多的国际行为，传教士、商人、建筑师等参与其中，一批外国学者在这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成果，如德国华纳的《德国建筑艺术在中国― ―建筑文化移植》一书，美国郭杰伟的《亨利·K·墨菲：一个美国建筑师在中国》和《两个美国营造技术输出商对中国的意义》论文等，均进一步注意到个体的人与中国近代城市和建筑发展的关系。

在园林方面，探讨空间、手法、意境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也是80年代园林的主要研究内容。

90年代初，中文系毕业的王毅先生，出了一本《园林与中国文化》，是致力于“道”、“器”结合的力作，其中探讨在“壶天”和“芥子”中叠山理水，构建完善、精美生活环境的关系方面，角度是独特的，契入到士大夫阶层的人格、心理和思维方式。

1 993年5月在南昌“建筑与文学”研讨会上，听曹汛先生谈起他在研究园林时，常迷入文学情境进行文史方面的考证，会上发言时短未能尽意，有幸的是后来读到曹先生的两篇文章，“陆游《钗头凤》的错解和绍兴沈园的错定”和“故苏城外寒山寺，一 个建筑与文学的大错结”，更是将建筑史上的疑点，通过对诗人的生平、诗作以及相关背景的考证解答出来。

曹先生不仅考出史料的虚假，进而揭示作伪的动机，对这些难言之隐的研究，就可能得出一些全新的结论，这种大处着眼，小处入手，精专和广博相结合的治史方法，另开一派研究风气。

应该看到，90年代中国建筑史研究的这三大特点，是中国建筑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既是转变，也是延伸。

在这近三百年史学学术发展过程中，“实事求是”“无证不信”这一朴学传统，一直占据主要地位，充分体现这一思潮的考证学，曾成为清学的中坚。

本世纪初，梁、刘二先生开创的建筑历史学科基本上延续这一传统研究方法，《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所展现的力求忠实、博证和归纳、比较风格，似乎和在此找到源头，给后人留下至深印象，其对建筑史学术真相所作的努力，也给后人进一步从事深入研究奠定下坚实的基础，因此成就了永不磨灭的价值。

80年代，对于中国建筑史研究，除史论结合外，还有以论带史、论由史出等提法。

“重写”也是一个热门而沉重的话题。

最早大概重写的是文学史，然后是哲学史、文化史、建筑史等。

不过，“重写”两字的背后常常是一种重估价值的情感表达或一种变换体系的理论思考。

就中国建筑史而言，“重写”，除了人们希望将新的资料补充进去外，更是因为人们对过去以背景控制的历史的叙述脉络、对立统一的原则、、进化的线索加上经济史观的认识不满，丰富的建筑现象往往变成了图解，当然有人希望重写。

可是如果缺乏真正有突破性的成果和实物、文献发现，难免进行起来举步维艰，落入排列组合的俗套。

对于90年代中国建筑史研究特点，我理解是更注重历史建筑及其发展，而非建筑历史的论述。

从中心移向边缘、从中观转向林木互见、从旁观走进心态和人，实质上是要发展更多更实在的人类建筑活动内容。

中国古代本来是一个扑朔迷离的时代，建筑又属于“形下”范畴，因此，在古代一些史家那里，关于建筑只剩下不成片断的二三策，而在一些想象丰富的文人那里又会孱入神话虚言。

在研究中，这就有个“有意”的史料和“无意”的史料运用问题。

“有意”的史料，指成文的历史叙述、成定论的内容、有案可稽的制度等，如帝王将相的建筑活动，史官是他的代言人，但有时出于政治或其他原因，经过精心粉饰后，使后人往往截取片断而难辩建筑本身形成的真伪。

如坛庙和陵墓，过去多年一直被划分为礼制建筑，实际上若从“型”的角度去认识，它自始至终和原始宗教唇齿相依，而隶属礼制建筑，只是在殷末周初文化大嬗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