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在军事上的广泛应用，不仅对军队的武器装备作战理论，编制体制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且对军事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构成战争基本要素的人，武器装备及人与武器的组合方式，都与科学技术密切相关。高技术战争，实质上是高科技的较量与对抗。作为战争主体的人，谁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并把其科学有效地运用于战场上，谁就可以获得战场上的主动与优势。一、正确认识高技术条件下人与武器的关系人与武器的关系问题，是确立正确的高技术战争认识观的首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早就明确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因素的是人不是物”这一科学论证，正确揭示了人和武器在战争中表现出来的辩证 统一关系。在现代条件下，武器装备的发展不仅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削弱人的决定作用，相反却显得更加重要，更加突出了，这是因为，人永远是战争的主体，这也是我们建立正确的技术战争认识军事人才的关键。 （一）高素质的人是高技术战争中决定性因素的关键要素。在高技术广泛运用于军事领域的今天，高素质的人与低素质的人不是简单的能力差，而是战斗力的质量差，而以不同的二者形成的人的群体，军队，部队或战斗团体，在战争胜负的决定性作用上，具有本质的差别。因为高技术战争所涉及的技术与科学知识十分广阔，人的体力与体能在战争中的作用大幅度下降，而人的智能作用居于绝对优势的地位。在科学技术还十分发达的情况下人与武器的结合是件很容易的事，稍加训练就会提高技能，可以形成和提高战斗力。武器装备也要靠人去掌握和使用。同样的武器，在不同人的手中将发挥不同的效能。两伊战争，伊拉克和伊郎 各自得到了苏联和美国的一些新式武器装备，但由于双方军队的素质不高，结果是用先进的武器打了一场落后的战争。智能化的武器需要智能化的士兵来掌握。海湾战争中，多国部队的全胜与伊拉克的惨败，二者在科技素质上的悬殊差别是一个重要原因，而霍克导弹现象足以证明这一点。霍无导弹是美国雷锡恩公司1954年研制，60年代初装备部队的一种全天侯中低空的地对空导弹。经过近些年的高技术改造，在90年代初仍是比较先进的高技术兵器，它是美陆军、海军、陆战队标准的野战防空的中程防空导弹，可以用来拦截飞机，巡航导弹和地对空导弹。海湾战争前夕，美军卖给科威特140枚导弹及发射控制系统，当科威特陷落后，这140枚霍无导弹自然成为伊军的战利品，但由于霍克导弹采用了先进的制导方式，操作与发射过程十分复杂，由于伊军缺乏技术人才，尽管在90年8月份占缴获到手，但一直到1991年1月17日战争爆发，还没有掌握操纵，控制与发射的本领。尽管战场十分需要防空兵器，但由于缺乏高素质的人才，只能让其在库中睡大觉，造成了巨大的浪费。霍克导弹现象则进一步说明高素质的人在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相反，低素质的人尽管再多，但它的作用很小，有时甚至是没有作用。 有的同志说战争就要投入大量的兵力，其实不然，下面我给大家讲一讲第二个问题：（二）人的数量优势不再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优势，战斗力不仅来自人质量，也来自人的结合体－武器的质量。 在武器装备水平较低的时代，兵力兵器的数量是军力大小强弱的主要标志数量优势可以弥补质量上的劣势，成为制约战争胜负决定性因素。“多兵之旅必胜”几乎成为战争制胜的名言，而现代高技术的今天，是用数量无法弥补的。海湾战争中，占尽兵优势的伊军，由于军力，经济和政治组织力方面的质量差，不仅一次象样的抵抗都没有，简直成为战场上的聋子，瞎子和靶子，只是被动挨打，丝毫没有还手的余地，因此人的决定性因素－不在数量优势。高素质的人与武器结合，才能生长和提高战斗力。 （三）人心向背在决定战争胜负的决定性作用更为突出。毛泽东同志历来把人心向背作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来看待，这也是他建立无产阶级战争观的基本出发点。在高技术战争的今天，人心向背，战争的正义性问题仍在战争胜负中起着重要作用。海湾战争更为深刻的说明这一点。（1）从战争的起源上，是由于伊拉克侵略科威特，因而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特别是伊拉克置联合国十项决议而不顾，一意孤行，形成了100多个国家参加反伊的联盟和30多个国家组成多国部队；（2）从战争力量的形成上，由于伊拉克的侵略行径，在全世界空前孤立，几乎全世界都反对伊拉克，伊拉克真正成了孤家寡人。而多国部队似乎具有了战争的“正义性”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要人有人要钱有钱，再不像美军侵略越南，奇袭利比亚那样遭到世界及国内的反对与遣责，原因不正是伊拉克的人心向背问题吗？就连生活中也是这样，如一个需要积极向上的整体，某名同志不顾制度及要求，自行行事，犯了于集体“摸黑”的错误，必然招来全体的反对。坚持“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思想切不可有丝毫的动摇。二、人的因素在现代高技术出现的几种新的特点（1）人的因素将更多地通过“物化”形式表现出来。现代军事科技的发展，使人的作用在更加广阔的领域内和更高层次上得到充分发挥。如人借助“外脑”和其他先进的技术装备，成倍地提高大脑的功能；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广泛运用，把人的“智力”开发推向一个新领域；“机器人”参战也由幻想变为现实等等。这些都足以说明，人的因素的作用，将更多“物化”形式表现出来。（2）人的因素在“寂静战场的的对抗中更加突出”以往的战争，众人们习惯考虑双方打起来之后如何战胜对方。而在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则要求把和平时期各个领域的广泛较量，即在“寂静战场”上的较量，视为“热战场”较量砂可分割的重要部分，作为战胜对方的新手段。当今世界，威慑理论的广泛研究和运用。凭借高精尖技术兵器，力图给对方构成一种威慑，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在这一过程中，人的素质，观念及军事理论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3）人的因素将更多地在间接对抗中发挥作用。新的技术兵器大量运用于战场几乎是强制性地改变着传统作战方法。打赢现代化战争不仅要靠直接操纵者，而且要靠保障者和组织者。人的因素将更多地表现为斗智斗谋。 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战争方式和作战方法的改变，作战理论的更新，归根到底是人创造活动的结果。就连技术发展的美国1986年《作战纲要》指出：“战争是由人而不是由机器去进行并取胜的。一如既往，人的因素将在未来的战役战斗中起决定作用”。三、现代军事人才产生的途径1、在严格训练中成才。军事人才要经过系统严格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军事知识的教育，更要经过直接或间接的军事实践的锻炼。战争条件靠战争实践学习战争，在和平时期则要靠训练，靠苦练，邓小平指出：“在没有战争的条件下，要把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提高军队的；军事素质和部队整体作战能力，做到“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 2、努力提高科学文化知识。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军肩负着抵御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稳定和统一任务。现代战争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需要更要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毛泽东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熟练掌握和运用现代军事技术，努力探索未来高技术条件下克敌制胜的战法。 3、坚持多形式多渠道自学成才道路。培养现代高素质军事人才，除上述主要途径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从实际出发，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辟军事人才的新途径，谋求21世纪战略主动，在军队建设上，实现收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的转变，实现质量建军，科技强军的战略思想。你再整理一下，减少些字。
从机械化到信息化，信息时代和科学技术是改变战争形态的两大推手 地雷战、地道战、游击战、攻歼战……这是我们常在战争片中看到的战斗场景。在那个烽火年代，我军英勇战斗的故事和经典镜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青年人。在我们的意识中，战场上，无外乎就是机枪大炮加飞机，为争夺阵地而冲杀。 近几年来，美国战争大片开始冲击我们的视野，不仅宏大的战斗场面吸引我们的眼球，其崭新的战争理念更是让我们大开眼界。尤其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开始后，美军围绕“斩首行动”实行联合作战，其综合集成、一体化作战模式让我们耳目一新。无论是虚幻的战争大片还是真实的伊拉克战争，显然这种作战模式跟我们意识中那些战争模式不一样。 这就是信息化战争。 信息化战争萌发于1980~1983年美国提出的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直到1991年的海湾战争，信息化武器装备，比如卫星、GPS等，开始在战争中发挥重大作用，信息化战争初露端倪。这场战争可以被看作是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过渡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我国从上个世纪90年代就提出要打赢高科技战争，并提出从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从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就是说，我军已经开始进行信息化建设。1999年科索沃战争，可以被看作是全球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信息化战争。它的特点是，第一次完全使用空中力量进行作战，地面部队自始至终没有进入，信息化装备大量应用，最后实现战争零伤亡。其后是阿富汗战争，实现了网络化、互联互通，前方不再有大的部队，而是一个个小战斗分队，指挥官在后方通过网络监视大屏幕进行指挥。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是一场信息化水平非常高的战争，实现了战争直播，死伤人数很少，进展速度很快。这三场战争都是信息化战争的初期阶段。随着科学技术、武器装备的发展，军事变革处于不断的发展和变化中。当前我们指的这场新的军事变革，主要是以信息化为核心，以信息化战争为主要目标的一场新的军事变化，这场新军事变革究竟效果如何？可以通过实战验证。美国发动了四场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这都是新军事变革创新成果的验证，所以战争验证也是推动军事变革的一大动因。 我个人认为，推动战争形态的变化，主要有这么几个大的因素。先是社会变革，社会变革对战争形态起到了很大的推动和催化作用，我们今天讲的信息化战争，是受信息时代推动。二是科学技术的推进。科学技术向来是推动战争样式、战争形态发展和变化的助推器，是原动力。我们都知道，没有核技术就没有核武器，没有核武器也就没有火箭部队和导弹部队，当然也就没有核作战理论。另外一个动因就是军事变革的孕育。科学技术进步推动了武器装备的发展，武器装备的变化要求编制体制进行相应的改革；编制体制的改变，也要求军事理论进行创新，进而要求整个军队进行变化，这样的一切变化我们叫做军事变革。 信息化战争就是要综合集成，技术融合，一体化作战，形成强大的战斗力信息化战争不是孤立于冷兵器、热兵器之外的，它主要是讲究综合集成和技术融合。我们说新军事变革的核心，就是信息化和智能化。新军事变革的本质是综合集成和技术融合，实现新军事变革的方法和措施，就是进行精确控制。什么是精确控制，精确控制就是像水龙头那样，一开哗哗的水流不断，一关就滴水不漏了。什么是综合集成呢？坦克、飞机、航空母舰、卫星、导弹这些都是相互分离的武器装备，它们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现在的新军事变革，就是要把互不关联的武器装备联成系统，只有形成系统才能综合集成，综合集成的目的就是集成为强大的战斗力。 人民战争思想是我军历次革命战争中克敌制胜的法宝，在未来战争中，随着战争形态的变化，“打一场人民战争”的可能性有多大？“人民”在战争中的作用会不会越来越小？“人民战争思想”是否过时？现在进入信息时代，我军在党的领导下依然按照人民战争的理论，与时俱进，建设信息化军队，准备和打赢未来的信息化战争，时代的变化可以赋予人民战争更多新的内涵。未来新的作战空间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海洋、外空和信息空间。未来信息化条件下依然将继续发挥人民战争的优势。比如信息战、网络战的基础是信息技术和信息设备，这些东西的优势在民间，民用信息技术领先于军用信息技术，计算机硬件和软件、因特网的路由器和宽带技术、手机通信和短信技术、卫星通信和导航技术等等，都是民用技术领先于军用。还有就是网络黑客技术、网络病毒技术等等，就更要依靠人民群众进行信息作战。 信息化战争，人民群众参与战争的机会更多了。今后军队发展的方向是继续大量减少正规军，增大战争动员的潜力，在国家需要的时候通过快速动员体系把战争潜力迅速转变为战争实力，支持和打赢战争。所以人民战争理论不是过时了，而是应该增加新的内涵，使之更加丰富和完整。 还有一点要注意，人民战争不是人海战争。未来战争没有前线后方，所以不存在上不上前线的问题；未来战争很难分清军人和民众，所以不存在直接参战和间接参战的问题。当然，这是一般战略意义上的划分，就直接作战部队而言，未来战争讲究非接触、非线式、非对称作战，这些则是在联合作战层面上的问题，联合作战层面要用联合作战的概念去解释，不要与人民战争相混淆，人民战争是指导联合作战的。我们要和平崛起，我们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的军队就是要忍，韬光养晦，永不称霸、不轻易言战。尤其是年轻人要保持冷静的头脑，不要被国外的一些有目的的说法和谣言蛊惑，人家说航母好，我们就跟着炒作航母；人家说你中国要称霸，我们就盲从。实际上，这全是别有用心的人在蛊惑和挑拨中国的国际关系。 纵观中国，我们经历了数千年的沉浮。今天，我们面临信息化战争的机遇，这次机遇我们必须要抓住，我们从1840年到1949年经历了百年的沦落史，从1949年建国之后到2050年我们又将经历百年建设史。未来的五十年，我们要实现强国梦。我们要有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当前的世界眼光就是新军事变革，战略思维就是信息化建设和信息化运用。把信息化应用到国家的建设，进行电子政务，进行广播电视的网络化，通讯的网络化，对军队来讲就是打赢信息化战争，把信息用在战争准备上。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通过网络系统，把它融为一体。一体化的核心是什么？综合集成，技术融合。我们武器装备的发展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就是C4ISR系统，信息战装备，精确制导武器和信息化平台。 我们有理由相信，信息化军事变革中的国防信息化是依托国家信息产业的强大支撑作为其发展动力的，并植根于整个国民经济和科技基础之中。我国信息产业经过多年发展，已积累了雄厚的自主创新和生产能力，这为我国国防信息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我国信息产业的蓬勃发展，随着军民一体化的加速实施，中国的国防实力将更上一层楼。
在接受军事理论的教育之前，我总感觉，自己并没有参军，自然军事就离自己很遥远，看到身边的身着戎装的军人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想法。但是，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我认为军事，是一个国家安全稳定的坚强后盾，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强有力的表现，更是一个血性男儿应当为之奋斗，为之拼搏的永恒主题。由此，我体会到了军事的那种震撼的力量，那种男子汉气概的彰显。对军人，生成了一股浓烈的敬意，还有热切的向往。到目前为止，军理老师主要介绍了两种战争思想，一个是孙子兵法，另外一个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我看来，孙子兵法简约概括，从高度抽象的角度来阐发作战制敌的思想。虽然已经是一千多年前的理论，但是由于他采用了保留作战经典思想，和高度抽象的方法，使得该兵法对于今天的我们仍然有着指导意义。在军界，商界，甚至文化界，都被广泛的应用，真可谓家喻户晓，尤其是如“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样的思想，分别在不同的情况下，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而军事家毛泽东，综合吸收了前人军事理论的精华，并加以创造和发展，通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战争实践，形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毛泽东军事思想理论。该理论，除了包含丰富的作战方法，还充满了哲学的色彩，其正确性，先进性，指导性，都值得我们去深入的研究体会，并结合具体情况，加以发展完善。这两种思想，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了人类军事理论的智慧。同时，我觉得，对于我们当代大学生而言，应该培养一种军人的气魄，军人的情操，军人的雄心，而这些与强烈的爱国情怀是分不开的。.现在，世界上仍然在发生很多针对华人的不公平事件。像华人在外受歧视，甚至被辱，国家领空遭受侵犯，国家自主权利受到干涉，面对这些行为，每一个中华儿女都应该拍案而起，强烈的表达自己的愤怒。在这个角度来看，只有强大，才有说话的权利，才有受尊重的资本。古往今来，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很多战争，最后都是正义战胜了邪恶，但是实际上，是胜利的一方，才能成为正义的一方。而军事力量又是一个国家的强大的最有力的表示。所以，要想捍卫祖国的利益，保卫祖国的领土，使祖国屹立于东方，最重要的就是要每个人都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怀，国家有着强大的军事力量。什么国土之争，历史争议，分裂活动，归根结底，军事是最有力，最彻底的解决手段。虽然，人们有时会采取和平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实际上，在里面起主要作用的，是军事力量的威慑。强大的军事力量，是和平与战争所围绕的永恒主题，也是历史的真理。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当代中国青年中，有相当数量的人只知道沉迷于生活的享受，在他们的心里，在他们的世界里，除了恋爱，玩乐，似乎就没有其他任何事情。于是，爱国情怀，军事理念，民族意识，在他们的思想里开始淡化，甚至消失。对国防，对军事，不闻不问，长此以往，必将极大的削弱我们的军事力量，因为，青年人是祖国的下一代领导者。试想，如果真的发生了战争，这些奶油化的青年，怎样端起武器，奋勇杀敌？所以，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青年问题的严峻性，并且在现在，就努力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认为，在大学进行军事理论的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同时，也必须认真对待，给予高度的重视。总地说来，以上是我经过这八周的学习，所得到的一些感想和体会，我想肯定有很浓重的个人色彩，毕竟这次我说的都是我所想，没有加什么修饰。关于军事理论的学习，我还有个建议，希望老师能够制作一些形象生动的课件，来展现丰富多彩的军事天地，同时，在授课的时候，最好多介绍一些经典战例，这对于我们的学习和理解，都是很有帮助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指挥学院是为二炮部队培养指挥军官和高层次专门人才的中级指挥院校。学院创建于1977年，坐落于江城武汉，占地面积5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8万平方米。是一所正军级中级指挥院校，是第二炮兵的指挥人才培训中心和军事理论研究中心，承担着为二炮部队培养战役指挥军官、中级指挥军官、军事学博士和硕士研究生、部分初级指挥军官以及地方高校毕业生等培训任务。建院以来，已为二炮部队培养14000余名各类人才，绝大部分成为部队建设的骨干，其中有数百人担任了军、师、旅、团的领导职务。学院于1990年获得军事学硕士学位授予权。1998年获得军事学博士学位授予权，并具有单独招生权。现有军种战役学、军事后勤学、军队政治工作学、军事装备学、军事通信学等8个军事学硕士学位授权点和军种战役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学院师资力量比较雄厚，具有一支年龄、职务、专业结构合理，政治、业务素质优良的师资队伍。教学与科研人员中，有教授、副教授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占。学院学术科研成果丰硕。完成科研项目135项，主编出版著作168部，翻译出版著作27部；在军内外学术会议和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900余篇，有的被国际学术会议录用。
（2）人的因素在“寂静战场的的对抗中更加突出”以往的战争，众人们习惯考虑双方打起来之后如何战胜对方。而在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则要求把和平时期各个领域的广泛较量，即在“寂静战场”上的较量，视为“热战场”较量砂可分割的重要部分，作为战胜对方的新手段。当今世界，威慑理论的广泛研究和运用。凭借高精尖技术兵器，力图给对方构成一种威慑，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在这一过程中，人的素质，观念及军事理论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3）人的因素将更多地在间接对抗中发挥作用。新的技术兵器大量运用于战场几乎是强制性地改变着传统作战方法。打赢现代化战争不仅要靠直接操纵者，而且要靠保障者和组织者。人的因素将更多地表现为斗智斗谋。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战争方式和作战方法的改变，作战理论的更新，归根到底是人创造活动的结果。就连技术发展的美国1986年《作战纲要》指出：“战争是由人而不是由机器去进行并取胜的。一如既往，人的因素将在未来的战役战斗中起决定作用”。三、现代军事人才产生的途径1、在严格训练中成才。军事人才要经过系统严格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军事知识的教育，更要经过直接或间接的军事实践的锻炼。战争条件靠战争实践学习战争，在和平时期则要靠训练，靠苦练，邓小平指出：“在没有战争的条件下，要把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提高军队的；军事素质和部队整体作战能力，做到“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2、努力提高科学文化知识。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军肩负着抵御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稳定和统一任务。现代战争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需要更要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毛泽东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熟练掌握和运用现代军事技术，努力探索未来高技术条件下克敌制胜的战法。3、坚持多形式多渠道自学成才道路。培养现代高素质军事人才，除上述主要途径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从实际出发，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辟军事人才的新途径，谋求21世纪战略主动，在军队建设上，实现收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的转变，实现质量建军，科技强军的战略思想。
战争背景：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大量发展资本主义，日本统治集团急需从对外侵略扩张中寻求出路，为此制定了以侵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 导火线：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 过程： 日本袭击中国运兵船。8月，清政府被迫对日宣战，历史上称这次战争为甲午中日战争。 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月，主要战役：平壤战役和黄海战役 第二阶段，，主要战役：辽东战役和威海战役 【马关条约】 清政府代表李鸿章和日本政府代表伊藤博文 内容：1.割辽东半岛，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 2.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 3.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本轮船可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 4.允许日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开设工厂，产品运销中国内地免受内地税。 【三国干涉还辽】 {马关条约}的签订，损害了俄，德，法三国在华的侵略权益。日本被迫同意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单向清政府勒索白银3000万两作为交换条件。
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影响 洋务运动是清王朝统治阶级为了继续其统治而对清朝军队进行武器和训练的革新，与顽固派的愚昧守旧态度相比较，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中国军事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1865年到1895年，洋务派在各地创办了20多个制造枪炮、弹药和船舰的工厂。在自制和外购的基础上，19世纪70年代，淮军已“尽弃中国习用之抬鸟枪，而变为洋枪队”。中国军队武器装备的改善，使其战斗力有所增强。洋务派的海军建设成效尤为卓著。经过苦心经营，洋务派建立起了北洋、南洋和福建水师。尤以北洋水师实力最强，其规模时居世界第4，其中定远、镇远舰的购置，给日本以很大的威慑，推迟了日本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时间。甲午战争爆发后，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重创日本海军，阻止了日本侵略军的长驱直入。因此，洋务运动中的近代军事工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防力量，起到了“御侮”的作用。 洋务运动的主观目的，虽然不是旨在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但它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创办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客观上却冲破了中国封建主义的桎梏，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发展进程。洋务运动不仅使中国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力，而且间接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洋务派企业为中国资本主义积累了生产经验，培养了技术力量，并且孕育了新的阶级力量，这些都在客观上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为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西学的大量引进和新式学堂的建立，不仅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专业人才，而且也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传统的思想观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洋务运动把西方近代文明成果呈现在对其茫然无知的中国人面前，使人们开始耳闻目睹和亲身体会这些成果的优越之处，从而逐步澄清了对“西学”的种种误解，由一味抵拒，渐至批判地吸取。盲目自大的心态日见改变，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客观地面对现实，承认两方科技的进步，不再反对把“西学“引入中国。 但是，洋务运动所具有的封建属性，决定了它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的存在。首先，因为洋务运动由清王朝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所主持，其根本目的又在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所以，他们大规模引进的只是西方的物质文明与科学技术，对西方的社会经济制度讳莫如深，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则坚决抵制和反对。这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其次，洋务派所兴办的企业均由洋务官僚操纵，经营管理大权都被其委派的总办、会办、帮办或提调等把持，他们经营不善，管理腐败，不可避免地使企业内部充满了封建性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些企业在封建性的严重束缚下，或瘫痪停办，或被帝国主义侵吞，或转让私人经营，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再次，洋务运动的变革措施与中国传统的义利观和本末观发生了冲突，受到传统心理的束缚。中国是农业大国，重农抑商是历代统治者沿袭的基本国策，重义轻利是历代统治者提倡的修身准则，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之中。僵化少变的生活方式，使人们习惯于安定平静的生活，具有较强的心理惰性，面对社会变革，求稳怕乱，抗拒抵制。尽管西学的输入打乱了中华民族独立发展的轨迹，但长期以来民族发展的惯性，使很多中国人仍然按照本民族特有的观念去看待世界和社会，这就妨碍着他们去接受新的东西，同时也妨碍着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总之，洋务运动处于中国近代社会新旧交替的特殊历史阶段，它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既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又有消极的不良影响。
爬 老子问你的嘛
何谓国防，就是指国家为防备和抵抗侵略，制止武装颠覆，保卫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所进行的军事活动，以及与军事活动有关的政治、经济、外交、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活动。《孙子兵法》云，“兵者，国之大事”。国防一方面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另一方面又是国家利益和安全的保障，关系着这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进而影响到这个国家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的长远发展。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自春秋末期的诸侯并起逐鹿中原到元朝的蒙古铁骑威震欧亚，兵强马壮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政权的巩固和朝代的兴盛。而后宋王朝重文轻武、积贫积弱，明清后期政治腐朽、国防空虚，在内忧外患中纳贡称臣、割地赔款，偌大的中华帝国在“蛮夷”的坚船利炮已无招架之功、更休谈还手之力！百年的耻辱深深地烙在了中华的历史中，向每一个后人警示着：弱国无外交！俗话说，“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中华民族欲立足世界优秀民族之林，中国欲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就必须加快国防建设，增强国防力量。
今天，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世界最主要的发展趋势之一。政治多极化使世界大国之间保持着既斗争又合作的微妙平衡。发展经济和科技实力成为世界各国国家政策的核心。旧的世界格局已经瓦解，新的世界格局尚未形成。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我国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并存。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但是威胁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因素仍然存在：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冥顽不灵，恐怖主义气焰嚣张，日本极右势力沉渣泛起，宗教矛盾和地区冲突此起彼伏，贩毒、走私等跨国犯罪屡禁不止，我们必须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为了保障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必须振兴国防！青年是国家的希望，“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大学生是我国青年的优秀群体，更应该承担起推进国防现代化建设这一历史使命。国防教育能激发我们的爱国热情，培养我们勇敢顽强、坚忍不拔、吃苦耐劳、不怕困难的优秀品质。因此，积极投身祖国的国防建设事业，不仅是我们报效祖国的方式，也是我们提高自身素质、实现人生价值的正确途径。所以，大学生入伍对于国防教育来说，有着重大意义。
大学生是中华民族优秀青年的代表，是巩固我国国防、抵御外敌入侵、捍卫祖国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要后备力量。因此，依法履行兵役义务，在校期间接受军事训练，学习、掌握基本的军事理论知识和军事技能，是大学生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国《兵役法》第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分民族、种族、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和教育程度，都有义务依照本法的规定服兵役。”作为大学生，也有义务履行兵役义务的责任。过去由于我国兵源较为丰富，大量的高中毕业生或同等学历的应征青年已满足当时形势下征兵工作的需要，因此，长期以来，我国大学生除少量直接征招为军官或文职干部外，绝大多数都没有履行兵役义务。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高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大，高校招生数量逐年增加，特别是一些民办大学也列入国家招生计划，这样能够进入大学学习的适龄青年越来越多，未被录取的高中毕业生中可以征集的对象相对减少，对完成征兵工作任务产生了一定影响。
针对这种情况，征集大学生履行兵役义务，拓宽了新兵征集的范围，将更多立志献身国防事业的有志青年纳入征集对象。大学生普遍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和国防意识，他们当中不乏早有携笔从戎、报效祖国的志向；同时，依法征集在校大学生入伍，可以使在校大学生更早地了解部队，受到系统的国防教育，这对于大学生乃至全民国防意识影响深远。从长远来看，征集在校大学生入伍，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和军队建设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新中国成立以来，作为军队主体的士兵，主要是由高中以下学历人员构成，在上世纪可以称为是有文化的军队，但是到了二十一世纪，世界科技突飞猛进，现代战争打的是高科技、远距离，操作现代武器的士兵还是高中以下的群体，已远远落后于时代的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军队的战斗力、现代化水平要提高，国防实力要增强，才能保卫国家发展的胜利成果，军队战斗力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如果还停留在上世纪50、60年代高中文化程度以下的兵员结构是无法实现的。 保卫国家安全，维护祖国统一，是我军的根本宗旨。新时期我军的战略方针是打赢现代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为此要实现两个转变，即从密集型向科技型的转变，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的转变，核心是向科技要战斗力。那么要实现两个转变，确保打得赢，关键在于人才，人才从哪来？单靠军队院校培养人才已不能满足层次和数量上的需要，所以，大学生入伍对推进国防现代化建设大有好处。同样一个大学生士兵和一个高中生士兵到军队院校去接受培训，大学生士兵一定比高中生士兵知识面宽，从而掌握军事知识和技能的速度要快，深度要深。培养出来的干部知识结构就会高，在部队发挥的作用就会更大。我军正逐步加强质量建设，实行科技强军，随着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大批新型武器装备部队，不仅需要高素质的军官，同时需要文化素质较高的士兵去操纵和维护。所以，大学生入伍，对优化部队兵员的文化结构，对适应军队知识密集、技术先进的需要，对加快我军科技强军、走精兵之路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纵观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大学生军训工作，将大学生军训作为加强国防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美国制定了全民性的《国防教育法》，同时还制定了专门针对青壮年的《普遍军训与兵役法》，要求公民在规定的年龄必须参加军训，履行兵役义务。据统计美军现役部队中有30％的将军和40％的校、尉级军官来自设有后备役训练团的学校毕业的大学生。随着军事高技术的飞速发展，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未来战争是技术的抗衡，是人才的较量。大学生应自觉融入到武装力量建设体系中，从而保证武装力量的整体建设水平不断提高
青年学生是当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生动最具有活力的群体，他们的素质高低，国防观念的强弱,将对社会起到巨大的辐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紧紧抓住青年学生这个根基，以增强他们的民族精神来辐射、带动全社会的国防观念的增强。大学生入伍是落实国防教育的极好形式，不仅使学生学到了一定的军事知识和技能，同时，还培养了学生的组织纪律性和吃苦耐劳的精神。通过系统的国防知识和国际安全形式教育，使他们增强忧患意识，激发起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增强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政治责任感，自觉地担负起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大学生入伍是落实国防教育实践活动，强化学生国防观念的治本良策，也是推动全民国防教育的客观需要的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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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大学国防教育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高校国防教育是军事技能训练、军事理论课以及军事选修课的统称。国防教育在整个高等学校的教育体系中,属于基本素质教育的范畴,不仅具有“增强全民国防观念,提高全民国防意识”的功能,而且对于促进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具有很强的综合育人功能。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便注重在高等学校开展国防教育。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以贯彻新的《兵役法》为契机,我国高校国防教育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一、高校国防教育中的爱国主义理念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各族人民在共同生活、劳动和斗争中形成和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集中表现为人们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表现为人们为争取和维护自己祖国的独立、富强和荣誉而奉献一切的高尚道德和精神。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当代中国,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致的,主要体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新时期爱国主义的鲜明主题。国防教育,是根据国防的需要来培养人的活动,是为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防御外来侵略、颠覆和威胁,对全体高校学生进行的有组织、有计划地培养国防观念的一切活动。由此不难看出,从内容、对象上讲,国防教育是从属于爱国主义的,国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是相互统一的有机整体。因此,国防教育从实质上讲,就是爱国主义教育。在新时期的高校中,广泛开展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国防教育,就是由国防教育的这种特殊性和本身具有的本质属性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高校国防教育既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载体,也是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坚强阵地。二、高校国防教育中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高校国防教育将保卫祖国、弘扬爱国主义热情和精神作为教育的重点,并随着社会进步和时代发展赋予新的内涵,从而激发广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和凝聚力。(一)开展国防教育有利于增强学生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兴盛与发展的基本条件。今天,“振兴中华,实现四化”,全面实现社会主义小康社会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是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共同追求。而国防建设,既是这一奋斗目标的组成部分,又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保障。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昭告世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不竭动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是我们倡导一切进步思想和先进文化的永恒主题。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国防教育的鲜明特征,就是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使学生牢固树立“国家兴盛我荣耀,国家衰败我耻辱”的观念,这也是高校国防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二)开展国防教育有利于拓深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内涵爱国主义教育主要是使学生在政治观念、国家意识、民族利益等较高层次上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它主要解决学生的政治立场、爱国主义精神及民族精神等方面的问题。根据《教育法》、《国防法》和《国防教育法》开展的国防教育,凝聚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内容,在目标、原则、对象上与爱国主义教育保持高度的一致,以其特有的教育内涵,在全方位落实爱国主义教育的作用,发挥爱国主义教育的功能,开发学生的非智力因素,培养学生勇于创新的品格和能力等方面,进一步拓深了爱国主义教育的内涵,已经成为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国防教育能够使学生把民族的共同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能够和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共同抵御外来侵略颠覆的威胁,能够为民族的共同利益不惜牺牲个人或局部利益。这样,就能在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下把大家紧紧地团结起来,使中华民族具有坚不可摧的伟大力量。(三)开展国防教育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爱国意识和自觉性1662年到1796年,满清政府经过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的努力,中国出现了被史学家称为“康乾”盛世的兴盛时期。当时疆域辽阔幅员广大,人口达亿,国家财力占世界总财力的1/3,总体经济实力居世界第一。但是,为什么在仅隔44年后,即从1840年开始,两次鸦片战争竟把大清帝国打得一蹶不振,从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境地呢?究其原因,除了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弱,经济科技落后外,主要是清政府国防废弛,国防观念和国防意识异常淡薄,以致中国国防力量极其虚弱,整个国家处于“有国无防”状态。当今世界是大变革、大转折、大发展的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期,正处在伟大复兴的历史新起点。伟大的复兴需要强大的国防力量作支撑,也更加需要全体社会公民具有更强烈的国防观念和忧患意识,在思想上筑起一道牢不可破的精神长城。国防教育使学生明白,随时接受祖国的挑选,懂得公民的国防权力和义务,树立青年报效祖国的意识,培养护国之智。今天,我们大力倡导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国防教育,就是要引导学生以正确的态度面对历史、面对现实,自觉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安全和尊严,真正做到“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使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成为中华民族在新世纪实现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
参军入伍是当代大学生难得的人生机遇 国家为大学生参军入伍提供机会，无论从提高军队的文化素质，还是丰富大学生个人经历，这个决定不亚于考大学取消年龄限制一样，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进步标志。 大学生入伍的意义在于使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行列当中，有了当过兵的知识分子，这对以前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形象有了根本改观，他们不再与坚强隔绝，拥有了军人气质。军队的锻炼环境具有特殊性，它培养人的坚强意志和爱国精神，同时，中国军队有不少在战争年代因某人或某一场战斗闻名全军的光荣部队，在这样的部队接受传统教育，能加强自己的荣誉感，感受前辈军人英勇善战，无畏的牺牲精神。这种教育比学校书本教育更有实际效果，可能深深影响今天的大学生情感，培养他们的历史责任感，为国家民族的献身精神，这是我们目前非常需要的教育。 大学生的社会实践已经不在是一个很陌生的概念，但在军队的实践是以前没有的机会，这次国家为大学生提供休学当兵的实践机会，它的条件是很优越的，这样的机会能争取到也是很难的。因为中国军队的数量和中国人口的比例相差很大，当兵的机会不具有普遍性，多数中国人一生都没有机会当兵。 在和平年代，当兵具有了竞争性，成了某种获利渠道。很多人为了将来有一个工作，或因自己学习差，想通过当兵解决这些现实生活工作问题，这实际影响了中国军队的素质。我们需要一些有文化素质的大学生，加入中国军队的行列，提高中国军队的整体文化水平。高科技时代，军队的战斗力是勇敢和文化素质的较量，需要有高文化素质的人掌握先进技术武器，这样我们在未来可能战争中充分发挥先进武器的技术效能，这一切要求我们提高兵源的文化素质，大学生面临这样的人生机遇，有机会最好不要放弃。国家需要你的文化素质，你们的人生经历也需要这难得的机会。（央视国际网友：沈阳的王） 征集在校大学生入伍宣传提纲 （摘自国家和省有关部门文件） 一、征集在校大学生入伍的意义。征集在校大学生入伍，是新形势下提高部队兵员素质、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举措。它不仅有利于加速和加快部队现代化建设，又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在校大学生的爱心和爱护，满足大学生携笔从戎、报效祖国、献身国防的夙愿。大学生到部队后，能够得到全面的锻炼和提高，有利于大学生全面成长。同时，对学校的校风校纪建设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征集的范围和对象。征集的对象为本人自愿入伍的男性学生。为便于征兵政 重磅推荐：百度阅读APP，免费看书神器！1/5治审查，以征集入学前户口所在地与就读学校同在一省的学生为宜主，外省为辅导，按非农业户口青年征集。 三、征集的范围和标准。征集在校学生的年龄为年满18至22岁；征集的政治条件，按公安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征集公民服现役政治条件的规定》和有关规定执行；体格条件，按国防部颁发的《应征公民体格检查标准》和有关规定执行。 四、征集的程序和办法。征集在校学生的工作，按照本人报名，学校推荐，体检政审，批准入伍的程序进行。 五、保留学籍、复学和优待安置等政策规定。 （一）关于学籍。对高等学校自愿应征入伍的在校生，可保留学籍至退出现役后一年内。退伍后复学的大学生，如本人自愿，且符合相关条件，在学校学习期间应优先选拔为国防生和部队招干。 （二）关于学业安排。在校大学生入伍前，学校应尽可能安排他们参加本学期所学课程的考试，也可以根据其平时的学习情况，对本学期所学课程免试，直接确定成绩和学分。对已经修完规定课程或已修满规定学分，符合毕业条件的，学校可准予毕业，发给其毕业证书。在校大学生入伍后，有条件的可以参加原学校组织的函授或自学原专业课程，经部队团级单位批准可以参加学校组织的考试。 （三）关于减免学费。在校大学生被批准入伍后，已交学杂费的剩余部分，根据本人自愿，由学校退还本人，或由学校负责管理。退出现役后复学，其家庭经济困难的，由学校酌情减免学费；在服现役期间因工伤残的，有学习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者，复学后免交学费；入伍前享受优秀学生奖学金的，复学后提高一个奖学金等级（不含一等奖学金）；对荣立一次三等功奖励的，复学后按不低于50%的标准减免学费；荣立两次三等功或荣立二等功、一等功、被授予荣誉称号的，复学后免交全部学费。 （四）关于退役后的复学。退出现役后一般应回原学校原专业复学。对原就读学校撤销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安排转入同等学历相关专业高等学校复学；原所学专业撤销的，由学校安排转入其他专业复学；个别学习有困难的，可以申请延长学习时间；对专科升本科、本科报考研究生的，在同等条件下
中华法系的终结和中国法制的现代化，寻根溯源，始自清末沈家本主持的法律改革。此次改革是在全面扬弃中国法律传统，全盘引进西方国家立法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果单从形式上看，毫无疑问，这次中国有史以来开天辟地第一次的大规模法律移植活动是卓有成效的：自成一体、源远流长的中华法系在国家法的层面上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以六法为中心的西方现代意义的法律体系，中国法制乃以此为契机，开始了向现代化的转型。沈家本也因此而获得了后世的持久赞誉和推崇，被誉为“中国法律现代化之父”，著名学者杨鸿烈称其为“有清一代最伟大的法律专家”，“中国法系全在他手里承前启后，且又是媒介东西方几大法系成为眷属的一个冰人”。然而，无论从主事者的初衷还是最终的结局看，改革的结果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之外。它不仅未能挽救风雨飘摇的清王朝，相反地加剧了晚清政局的动荡。而如果对这场改革赋予更多现代意义的解读，把它视为中国百年现代化运动的重要方面和部分，或者视为中国法制现代化开端的话，那么，其得失的评价将会变得十分的复杂和困难，而现有的流行的结论总给人以失之于简单和肤浅之感。众所周知，清末修律是在欧风美雨催化下发生的，原非中国自身社会发展的自然诉求，复被用作摆脱内外困境、实现政治功利目标的工具，宛若揠苗助长的父母荫庇下的早产儿，难以保证其心智健全、肢体完好。由于它超越了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阶段，失之空阔而缺乏适用性，从而使法制的现代化建筑于流沙之上，不可避免地流于形式而无法得到持久的支撑和生命力。先天的不足，加上后天的乏力，直接导致法制移植和建构过程中非制度层面意识、精神因素的缺失，从而在本土化过程中遭遇困境和悖妄，而这一切都可以从清末改革那里找到其渊薮：正是由于这一改革与生俱来的缺陷和失误，注定了由沈氏肇端的中国法制现代化之路的曲折和坎坷。清末修律的成果并不曾因清室覆灭而化为乌有，从形式到内容，它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民国初造，其立法建制即以修律的成果为基础，其后，中国法制建设在多次狂风暴雨的社会变革间歇艰难前行，经历了取法日德，到以俄为师，而后兼采英美的近百年发展道路，这一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清末法律移植运动的延续。因而，它的成与败、得与失无不滥觞于清末修律。从更广阔的范围看，沈家本主持的法制现代化运动是整个民族国家现代化的缩影和重要方面，它与政治、经济的现代化息息相关、不可分离。重新审视近一百年前发生的这场改革，以明其得失利钝和发展流变，无疑是法律史上一项饶有趣味的课题，且对未来的法治现代化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一与中国历史上的变法运动不同的是，清末律改革运动根源于西方先进文明的冲击。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经济、政治、文化解体和制度性危机，救亡图存是当时朝野上下一致的呼声，而变法修律则是清廷再三权衡犹豫之后作出回应的重大举措。尽管如此，如果简单以冲击———回应模式描述清末修律与外来因素的互动关系，仍不足以揭示其内在的必然性，也无法解释在其整个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现象。归根结底，改革还是中国社会自身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仍然不能摆脱传统思维模式的制约，因为我们从修律的指导思想以及具体方案的选择这两个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上，发现的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传统模式的明晰可辨的印迹。早在1865年11月6日，英人赫德(Robert•Hart)即撰《局外旁观论》，向清政府提出学西人器物长技、整顿财政、加强外交三项建议。总理衙门认为“中外情形尚能留心体察，然究系局外议论，且亦非急切能办之事”而予搁置。后英驻华公使参赞威妥玛(Thomas•F•Wade)著《新认略论》并照会清总理衙门，其中言及“借法兴利除弊”等事，希望清政府改弦更张，有所作为。总署认为其意似在借故寻衅，欲有事于中国，遂将该文并赫德氏前文发交各省督抚，“勿论成见”，详慎筹划。各省督抚反应不一，如左宗棠即认为此不过是英人欲借变法控制中国内政外交以取得在华优势地位，虽出于惟利是图之心，但于我有利无害，不妨采行之。江西巡抚刘坤一更借题发挥，主张改革科举。他们代表了一部分掌握地方实权的洋务大员的观点。事实上，英人的目的无非是希望清廷顺应世界大势，修法制律以促进和保护其在华商业利益，但由于英人建议未涉及具体措施，流于空泛，故而在清廷内部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也可见中国此时尚抱着天朝上国的虚骄之心，对西政认识尚停留在表面和皮毛，虽然有地方实力派推动的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自强运动，但多限于制船造炮，未遑顾及和留意政治法律层面。同治六年十二月(1867)，英公使致函清廷，建议设立新法，整顿旧基。总署回复“依照西洋制度，自致强盛，如时事大局情形无碍……亦甚愿意”。可见，清廷在制度变革上态度暧昧，一方面对传统盲目自信，对改革心存疑惧；同时又迫于世界时势，慑于列强淫威，不得不虚与委蛇、敷衍搪塞，若非“时事大局”所迫，万难有所变易。[2](P4)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国际局势趋于平静，出现了较长时间的中外相安的局面，洋务派主持的自强运动亦成绩斐然，中国甚至拥有了近代化的海陆军。正当清廷陶醉在“同光中兴”的幻梦中时，日本已经率先迈入了现代化的门槛。日本于19世纪50年代由美国人柏利率先叩开国门，此后列强纷纷跟进，订立商约，通商贸易，了无滞碍。日本也自觉自愿，以全盘西化为救亡自强之方，不料倏忽数十年间，卓然崛起于东方，竟与列强分庭抗礼。中日甲午一战，清廷强大的北洋水师竟倾覆于一旦，于是朝野震动，而停留于器物层面的洋务运动也因之而宣告失败。败于日本的奇耻大辱让有识之士警醒，于是乎舆论也为之一变，皆言变法方可强国，守制足以丧邦。中国之积贫积弱非但是器物不如人，如在民法典制定以前，大清民律草案一直是各级审判厅审理民事案件的法律渊源，其后民法典的制定亦以之为蓝本，学者多将其作为解释和适用民法典的立法史资料而予以引用。更是制度不如人，这个结论渐成舆论界的共识。日本成功的经验成为了维新人士吁请变法的借口，这对清廷后来决意改弦更张、变法改制不乏推动作用。治外法权的丧失，乃是修律最直接的导因。1842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最先认可了领事裁判权，尔后列强纷纷援例并不断扩大其范围。就清廷而言，司法主权的丧失，无论如何也是一件颜面失尽的事情，故其设法收回权利之心尚存。当时舆论大凡涉及修律之事，无不以之为托词。而日本在大改法律之后成功收回治外法权的先例，无疑给清廷以巨大的触动。1902年中英条约就这样写道：“中国深欲整顿中国律例，以期与西国律例改同一律，英国允愿尽力协助以成此举。一俟查明中国律例情形及其审断办法及一切相关事宜皆臻妥善，英国即允弃其治外法权。”[3]列强的承诺是个诱饵，对当时倍感屈辱的朝野上下而言，很难不为之动心。毫无疑问，上述两大因素对促成修律意义不菲。但对清廷而言，任何的耻辱都无法抵销对政权安危的忧虑，如何维持统治乃是他们的头等大事，一切变革如果危及政权本身，都将不可能得到认可。从这个意义上说，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的提出，乃是最终决定修律的根本原因。作为洋务派后期的首领和重要的封疆大吏，张之洞在晚清政坛上的影响举足轻重，其“中体西用”的思想充分体现在他撰写的《劝学篇》中。在这篇以“会通中西，权衡新旧”为宗旨的文章里，张之洞将法制划归为“用”的范畴。“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4]法制与器械、工艺等量齐观，这与中国传统社会根深蒂固的法律工具论不谋而合。于是，在“中体西用”的大旗下，法制的变革渐被视为一件无关宏旨的事情，一种与历朝历代的变法相类似的措施而已。《劝学篇》在当时曾名噪一时，影响极大。清光绪皇帝览后，认为“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且命各省“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5](P6)晚清变法改制，无不畏手畏脚，虚应舆论，惟修律一事放开了手脚，动了真章，这与张之洞的上述言论大有干系。二除张之洞外，一些封疆大吏以及其他洋务派首领对推动修律也不乏积极的贡献。在平定太平天国之乱的过程中，一批汉族地方官僚得以进入统治集团上层，并形成地方的实权势力。典型者如曾国藩，清廷曾授权其直接统辖江、浙、皖、赣四省军务，中央“不加遥制”。他们编练团练(如曾氏兄弟左宗棠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掌握了私人武装，并由于他们在镇压农民革命、筹办洋务和对外交涉中的出色表现，他们在清统治集团中的地位也随之提升，影响力不断扩张。在人事方面上，中央有李鸿章为督办政务大臣，地方的张之洞、刘坤一等人“亦著遥为参预”。这批封疆大吏大多是既接受传统儒家教育又不乏精明干练的实际经验、注重实效、力主变法的实权人物。他们对现实体制存有忧虑、对清朝宗室贵族独揽中央大权不满，因此积极主张变法自强，谋求国家富强以挽救危局，巩固和扩张自身势力。同时，在洋务运动发展过程中，他们直接或间接参与了现代意义上的工业企业的创办(如江南造船厂、汉阳铁厂等近代著名企业)，与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官僚买办阶级接近，实际充当了他们在政治上的代言人，因此，他们的变法呼声也反映了扶持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要求。他们的开明态度使他们区别于盲目排外、故步自封的保守派。同时，在与清廷的密切关系和坚持中体西用的温和路线上，他们又有别于主张激进改革的维新派。庚子事变后，顽固派被清算，地方实力派成为清廷的依靠，得以对中央人事任免和内外决策施加影响。这正是变法改制的最佳时机1901年，张之洞、刘坤一在上清廷的三道筹办新政折中，详细阐述了在行政、军事、法律、教育诸方面进行改革的构想，而清廷也试图通过改弦更张，推行改革，树立求新求变的形象，内安舆情，外示好于列强，同时以改革为借口，重新进行权力配置，加强中央集权，实现军令、政令的统一。诚如前文所述，在镇压农民运动过程中，地方督抚乘机坐大，独揽地方大权，对中央决策施加影响，以至中央对地方控制削弱，尾大不掉之势已显。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东南诸省督抚对清廷的宣战上谕阳奉阴违，置身战事之外，乃有东南互保之议，虽然此为西太后议和留下余地，但也增长了清廷对地方势力的疑虑，只是迫于内外形势，未敢有所举动。所以，作为清廷而言，试图通过此次新政，不着痕迹地重树权威，乃其秘而不宣之隐衷。清廷1910年2月7日颁布《法院编制法》的上谕中云：“……以前部院权限不清之处，即着遵照此次奏定名节切实划分……嗣后各审判衙门朝廷既予以独立执法之权，行政各官即不准违法干涉。”[6]于此已见端倪。职是之故，实力派的变法主张得到了在内外交迫下急于寻找出路的清廷的首肯和支持，认为“事多可行，即当遵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行”，[7]并责成二人“慎选熟悉中西律例者，保送数员到京，听候简派，开馆纂修”。[7]沈家本遂由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联名保奏，揭开了清末修律的序幕。沈家本一经奉旨修律，便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这一前无古人的事业中去，几年之内，进展神速，不仅率先废除了旧律中不合于现代潮流的酷刑和肉刑，而且在短时间内颁布或编订了大量新式法律，主要计有：1906年奏进《刑事民事诉讼法》(未通过)，1907年奏呈《大清新刑律草案》(1910年颁行)、《法院编制法》(1909年颁布)和《违警律》(1908年颁行)，1908年编订《大清现行刑律》(修改后于1910年颁行)和《商律》(次年奏进)，1909年颁布《国籍条例》和《禁烟条例》，1910年奏进《刑事诉讼律草案》和《民事诉讼律草案》，商部编订了《大清商律草案》，1911年奏进《大清民律草案》。自新律编订之日起，新旧两派之间的斗争就一直不曾停歇。如在制订诉讼法过程中，即发生了法理派和礼教派的激烈论争。地方督抚反对诉讼法颁布的重要原因是诉讼法一旦颁布，则必然带来司法机构的相应改革和调整，有可能触及实权人物的既得利益，从而削弱他们手中的权力。沈家本首先选择制订诉讼法作为“改变旧律、修订新法的第一着”，这首先是出于诉讼法本为中国传统旧律所无，且不涉及实体利益，阻力较少的考虑。同时也与沈家本认为中国刑狱冤滥，皆因缺乏程序性保障和制约，遂使贪官胥吏得以上下其手，出入人罪之故有关。他认为欲变旧律，“尤以刑法为切要”，而欲变刑法，须先从程序入手，“查诸律中，以刑事诉讼律尤为切要，西人有言曰：刑律不善，不足以害良民，刑事诉讼律不备，即良民亦罹其害”。但是，新诉讼法激起了地方督抚的强烈反对，其中以张之洞最具有代表性。张于草案奏进的次年即上《复议新编刑事民事诉讼法折》，认为：该草案“袭西俗财产之制，坏中国名教之防，启男女平等之风，悖圣贤修齐之教”。他认为新法应当与中国国情民俗相适应，量为变通。而且以中国目前情势，自司法官以至律师、陪审员、证人等，皆缺乏专门道德，只会使“讼师奸谋得其尝试”，“到堂陪审者，非干预诉讼之劣绅，即横行乡曲之讼棍”，如不顾中国实际，则新法只能变为具文，无补于事。[8]应当承认，尽管带有保守的偏见和利益的争夺，但张氏言论也确实击中了修律的要害，即过分注重引进外国典章制度而忽略了国情，在当时的中国，这样一部“时髦”的法律与依然故我的社会现实之间缺乏相融和契合的基础，这也决定了此次修律的最终结局。近人杨元济氏反思此次修律得失时，即认为“溯自前清变法之初，醉心欧化，步武东瀛，所纂民律草案大半因袭德日，于我国固有之民事习惯考证不详，十余年来不能施行适用。”这种说法在奏进《破产法》时达到了印证，当时户部与代表民间新兴经济势力的沪京钱商即在破产财产的分配次序上发生争议，致使新法废止。再如1908年志田钾太郎拟定的大清商律草案也由于农工商部以其直接抄袭日德商法，不合国情为由而未能通过。从某种意义上说，反对派的意见是对的，因为“中国名教”与西方法律的精神冰炭不能同器，“徒袭皮毛”的抄袭条文，其后果不幸被反对派所言中。这也是中国法律现代化的悲剧之源。三1902-1911整整十年间，沈家本在修律大臣任上直接主持和具体参与了修律的全过程，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深造诣、对中国政治现状的深刻体察和兼收并蓄、变法救国的胸怀使他得以担负这一历史赋予的重任，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尽管是短暂的和有局限性的。同时，沈家本个人的知识背景和素养不足以使他成为一位真正的法律变革运动的领袖他对西方法律的误读和认识的局限也直接影响了这场法律变革的气质和命运。1902年，沈家本与曾留学英伦的伍廷芳一起被任命为修律大臣，这种传统加西学的组合本身就具有象征性。沈氏出任修律大臣固是张之洞等人鼎力保举的结果，但也确实是众望所归的不二人选，在众多或激进或保守而不切实际的人中，他温和而不偏激，务实而不虚夸。更重要的是，他是这一领域无可争辩的专家，他对中国刑律造诣精深，在清统治集团中声誉早著。他一方面具备了中国传统律学的深厚功底，一方面又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难能可贵的是，他在痛感国家贫弱、民族衰微之余，能清醒认识到西方富强之源，主张“有志之士当讨究治道之原，旁考各国制度，观其会通，庶几采撷精华，稍有补于当世。”[9]他以日本为例，阐述变法的可能性、必要性和光明前途：“日本旧时制度，唐法为多，明治以后，采用欧法，不数十年遂为强国”。[10]他的学习西方是立于富国强兵的爱国主义愿望之上的。在政治立场上，他主张变革，同情维新派，对维新失败感到“惨矣哉，痛哉”，并总结经验教训在欲速则不达，中国数千年之积弊，非一朝一夕所能根除。因此，他倾向于渐进、温和的改革。他还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与新的异质文明的对接点，甚至认为中西法律之间形异而实同，即都贯穿着“仁”。他从仁这个沟通中西法律的精神支点入手，辩白变法并非以新法乱政，西法的要旨皆可为中国旧学所涵摄，“各国法律之精义，固不能出中律之范围。”[11]他鼓吹在中国实行法治，认为当今之世，“法治之说洋溢乎四表，方兴未艾”，[12]实行法治实是中国富强之根本。遗憾的是，尽管他认识到西方的法治原与中国法家不同，“申韩之学，以刻核为宗旨，恃威相劫，实专制之尤。”而“泰西之学，以保护治安为宗旨，人人有自由之便利”，[13]已经初步接触到了问题的实质，但他与当时许多主张变法维新的知识分子一样，对法治的认识还停留在表面和静态观察的层面，不能从精神本源的高度去认识和理解法治，从而就不能意识到法治与中国名教的冲突和对抗，进而也无法看清他领导的修律运动的死穴之所在。作为身处新旧交替时代的历史人物，旧的思想不可避免地要在他身上打下烙印，在主张兼收并蓄各国良法的同时，他又强调“旧不俱废，新亦当参，当能使新律融会贯通，一无扦格”，“当此法治时代，若但征之今而不考之古，但推崇西法而不探讨中法，则法学不全又安能全面通之，以推行于世？”[14]这里沈家本强调变法应适于中国国情，避免生搬硬套“以推行于世”固然值得赞同，但是何者当废，何者当参，沈氏既没有给出一个标准，也没有作出成功的实践。深厚的儒学修养和常年治狱的经历，使他保有对中国旧的法律传统的偏好和留恋，从而未能彻底摆脱传统思想的桎梏。这种进步性与局限性的并存，使其所主持的变法既超出了清廷的预期，在许多方面带有时代的先进性，同时又带有重大的缺陷和失误，在与传统分裂的道路上不可能走得太远。同时，作为一个务实的和怀有忠君观念的旧官僚，他深知能否获得清廷的支持是变法成败的关键，因此在立法意旨上也亦步亦趋，与之保持一致，而在实际修律过程中，往往屈从于守旧势力，不得不违心地做出这样那样的让步，变法得其人而不得其时，这是他的局限也是他的悲剧。尽管这可归咎于其个人认识的局限，但究其根本，则总归是由其所处的客观现实环境所决定的。四反思清末修律之得失，一个很方便的参照系是日本。鉴于日本近代法制变革的相对成功，我们不能不正视并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近代以来，日本与中国面临的挑战一样，变法图强的起点也相似，何以日本能藉明治维新一蹴而就，法律现代化之路看起来较中国平坦得多？问题的答案见仁见智，其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日本之所以能在短短数十年间跨入现代化国家行列，当得益于日本民族传统价值观念的优势，进而归结为海洋性国家与大陆性国家气质和经验迥异使然。这种说法固有所据，但似乎忽略了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这一决定性因素。其实，日本法律移植之所以顺利，首先得益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条件的相对成熟，也得益于日本在移植外来文明的时候成功地对自身土壤进行了改造。传统日本虽与中国同属儒家文化圈，但其具体社会结构和发展道路却又具有自身的特点而区别于中国的具有高度同一性的礼俗社会。早在明治维新前夕，日本的社会结构发生一系列巨大变化：国内组织已高度商业化，各大名为保证物质供应而实行的“乐市”和“乐座”政策基本奠定了全国性的商品流通和供应格局并造成了体系间的紧张关系。商业城市大量涌现，出现了强大的商人和商业组织，如贩卖农作物的“藏元”、“诸仲间”(商会)、“问屋”(批发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到了巨大发展并日益渗入农村，加速了小农经济的破产和解体。作为旧经济体制支柱的武士阶层也发生质变。在政治方面，日本长期存在的二元政治威权(天皇名义下的幕藩体制)，导致天皇威福下移，地方分权得以发展，从而维新只需对既成事实给予承认即可，表面上看似勇猛激进、雷厉风行，实则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是新制度之组织加诸新经济结构长期的演化，而并不仅仅是少数人的卓越才干或是献身精神所能造成的奇迹。相较而言，传统中国虽经受西方文明浸润，但其为时既短，广度和深度亦自有限。一方面是少数大城市(如上海、广州等)的高度繁荣，另一方面，城市之外的广大农村却仍维持着千百年来的旧习。整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观念等各个领域，均不曾发生深刻的变化，以支撑起脱胎换骨的法律移植。尤其是，中国欠缺的是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启蒙运动，不曾经历类似于日本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波及全国的“自由民权运动”。也许，全民性的启蒙对一个国家政治法律的真正变革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今天回顾历史，将清末修律纳入整个国家现代化的视野之中来考察，应该能够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其一，统治者的动机与目的，是制约任何政治法律改革成败的关键因素。清末修律是内外交迫之下统治者所做出的一种姿态，以作为挽回人心或是实践私利的应急性策略措施，并无真心贯彻的诚意。民族主义激情、个人野心和偏见掺杂其中，使得这场改革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显而易见，在这场由上层和少数知识精英一手包办的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型改革中，法律仅被视为一种器物，一种治理工具，这样建立起来的新法制自然缺乏基础和生命力，也难以获得普遍的接受和认同。同时，对变法动机的怀疑和法律工具主义的传统也导致民众对法律本身的正当性的质疑。其二，变法超越了时代的进程。法律作为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结构和现实生活的确认和宣示，它是向后看的，具有滞后性。而变法修律机械照搬西方制度，试图模仿西方数百年来动态演化的静态结果，以泰西资本主义之良法，移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实寓有以法制推进经济、政治改革，塑造现代化社会的深意，殊不知往往有本末倒置之害。在社会急剧变化的转型期，大规模立法建制，不但束缚了手脚，也损害了法律的权威和稳定性，进而危及对法制信仰的培育和养成。其三，变法失之仓促，在变法时机的选择和具体操作上操之过急，“数百年之旧说，千万人之陋习，虽极愚谬，积久成是”(杨深秀语)，决非一朝一夕所能轻易改变。以中国地域之广、人口之众，建法立制，更需深思熟虑、通盘筹划以求周全。而此次改革专注于典章制度而忽略人心风习，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忽视系统和配套改革，仅仅满足于表面上的冠冕堂皇，未能在基层结构中创造一种“各因素能相互交换的局面”(黄仁宇语)，在锐意革新的同时不可避免对于传统社会价值体系的留恋和回归。改革作为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虽有仿行立宪、官制改革相辅，但缺乏内在联系和呼应，虽各有成绩但无法在整体上沟通，中间颇多窒碍难行之处，或不合于国情，或拘泥于旧法，难收实效。以上三端，决定了变法乃至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命运从一开始就已注定，非人力所能挽回。在现代化仍然是中国发展的主要任务和现实需求的情况下，(依照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部署，中国现代化的实现，当是本世纪中叶以后的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百年前沈家本所面的使命及其困扰，在今天依然摆在国人面前。今之学者，对百年前的这场改革虽评价不一，但对主持这一千年变局的沈家本及其同事们却不能不抱有某种超越时空的同情和敬意，分享着共同的焦灼、困惑和痛楚。西哲有云：“在一般法律方面，欲平衡一大国或社会，……乃极为艰巨的工作。任何人间才子，尽管博学多能，亦不能仅靠理性与沉思可以期冀完成。在此项工作中，必须集中众人的判断，以经验为先导，靠时间以完善之。在其初次实验中，不能超越发生的错误，须由实践中感到不便时加以改正。”如果缺乏一种广阔的历史眼界和对吾国吾人的真切关怀，那么对于吾辈学人而言，欲“踵武前贤，继续沈氏事业，实现法治于中国”[15]，恐怕也将是一种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吧？[参考文献][1]杨鸿烈.中国法律发达史.[M].上海：上海书局，1990.[2]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3]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二册)[M].[4]劝学篇•变法[M].[5]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二一)[M].[6]刘伟.清末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4)；王霞.地方督抚与清末法制变革[J]，人文杂志，2001，(4).[7]清实录•光绪朝[M].[8]李政.中国近代民事诉讼法探源[J].法律科学，2000，(6).[9]寄簃文存六•政治类典序[M].[10]寄簃文存•历代刑法考•新译法规大全序[M].[11]寄簃文存•删除律例内重法折[M].[12]寄簃文存•历代刑法考•重刻明律序[M].[13]寄簃文存•历代刑法考•法学名著序[M].[14]寄簃文存六•薛大司寇辞稿序[M].[15]梁治平.宪政译丛(总序)[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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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中清政府失败的原因之我见摘要：鸦片战争中清政府失败的原因在于民族文化的缺陷以及制度的落后，以及清政府当时实行对内镇压人民起义，对外妥协投降的反动政策。 关键词：历史 鸦片战争 清政府 失败 中国 民族文化 《南京条约》 2年的时间看似短暂，但2年的时间却足够改变一切。小到每个小小的个体、每个家庭，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无法逃脱时间的摆布。鸦片战争，从1840年6月英国侵略军封锁珠江口和广东海面开始，到1842年8月签订《南京条约》结束，仅仅两年的时间，最后以中国惨败而告终。然而，这并不只是一场战争的失败，更是中国遭受资本帝国主义奴役的起点．是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渐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历史点。 我认为，当时的清政府之所以会在这场事关民族命运的战争中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从民族文化的缺陷以及制度的落后上谈起。 我们的民族文化，从五六千年前开始就已经初步成型。而大约在元前21世纪，开始形成王朝国家。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以后历经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西夏金、元明、清等朝代。两千多年以来，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紧密联系和相互交流始终是中国历史的主流。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历史文化从未间断、一直延续至今的国家。 可是，看似如此优秀的民族文化，却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种种的缺陷与弊端。经过长时期的发展，那些缺陷与弊端愈演愈烈。晚清时期，资在世界各地已得到充分的发展。而相对于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当时中国却仍然停留于封建制度当中。而中国当时落后的制度却也让民族文化的缺陷与弊端展露无遗。 中国古代封建制度的弊端主要有：1.权专制极易形成暴政、腐败现象，是阻碍历史发展的因素。 2.思想上表现为独尊一家，箝制了思想。悟涵 3.封建社会末期，阻碍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发展。秦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皇帝依靠其专制权威，加强对人民的压榨，容易形成暴政，造成阶级矛盾迅速激化。如秦王朝在农民起义打击下，二世而亡，成为一个短命王朝。 中央集权往往导致了权利集中在皇帝一人,形成君主专制.专制因为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所以往往引发分裂混乱,造成宦官和外戚专权。明清时候就是极端君主制，什么都皇帝说了算，超乎通常意义上的皇权集中范围，出现了以抹煞臣僚政治个性，严密控制臣僚思想意识和政治活动为显著特征的非理性强化趋势，许多属于臣僚职责范围的事务，改由自己操办，皇权恶性发展，皇帝逐渐成为事必躬亲的专制家长，而且高度强调臣僚要与自己“一德一心”，反对臣僚独立思考，鼓吹臣僚凡事唯皇帝之令是从，以皇帝之是非取代臣僚之是非；广泛利用奏折制度、特务统治等手段强化对臣僚的严密监督与控制。极端君主专制局面一旦形成，就会深刻地影响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君权的极度膨胀，皇帝躬亲庶政，在特定时期（如在雍正朝）确实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有利于政府聚集和运用各种资源，维护和加强国家统一，有利于镇压各种异己势力，清除腐败，保持官僚政治的正常运行。但从长远的角度看，这种带有明显非理性特色和恐怖色彩的个人独裁，并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久安长治。相反，它对当时的政治社会产生了十分明显的消极影响。总之，所谓极端君主专制，就是它不但将皇权作为一切政治权力的源泉，而且以片面的极端方式，将皇帝权威推进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将臣僚变成了皇帝的私人奴仆。在政治等级上，从主奴的角度，确立了臣僚对皇帝严格的政治人身依附关系。在政治运行中，尽量用专制皇帝的个人人格，取代臣僚的独立人格，用皇帝的是非取代臣僚的是非，用皇帝的利益取代国家的利益，将皇帝的意志作为政策、法律的核心。而人们通常所谓的法治，只能是专制君主实行人治的必要补充，至于以科层制为特点的官僚体制，则是君主独裁政体下一部庞大而又严密的行政机器。 如此多的弊端终究造成了中国在晚清时期的落后。“落后就要挨打”。所以，强大的英国侵略军给了闭关自缚的清政府当头一棒。 英国侵略军与清政府之间的较量，是两种势力之间的较量。是适应当时世界生产力发展的资本主义与落后的、已经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封建主义之间的较量。鸦片战争也绝不仅仅是武力上的战争，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观念、道德伦理之间的碰撞。结果当然可想而知。当然是新势力战胜了旧势力,新思想取代旧思想。所以说，在我看来，鸦片战争中清政府的失败，是长期以来民族文化的缺陷以及制度的落后导致的结果。 除了上文所说的长期以来民族文化的缺陷以及制度的落后导致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之外，我想清政府实行对内镇压人民起义，对外妥协投降的反动政策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有许多有利的条件。首先，反侵略战争的正义性，能够激发爱国军民的极大义愤，但是清政府由于其自身的封建性，没有能够发动群众。其次，清军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而且在本土作战，补给容易，地形熟悉，处于以逸待劳的有利态势。大沽清军第二次抗登陆作战获胜表明，只要具有坚定的抗战决心，进行充分的准备，采取符合敌我情况的战法，加上正确的作战指挥，侵略军是完全可以打败的。但是，由于清王朝政治上腐朽反动，不仅不能利用有利条件，而且采取了对内镇压人民、对外妥协投降的反动政策，从而导致了战争的失败。中国人民，特别是遭到侵略军铁蹄蹂躏的广东和津京地区的人民群众，为了保卫社稷和家园，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用各种形式打击敌人，使侵略者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可是，人民群众不屈不挠的反侵略斗争，得不到清政府的支持。还有，武器和战术思想的落后，也让清军在作战的过程中十分吃力。清朝社会制度的腐朽和经济、科技的落后。清王朝处于封建制度的衰败时期，政治昏暗，各种矛盾加剧，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禁锢，使得社会生产力低下，科学技术落后，财政拮据，军备废弛，武器低劣，封建统治自身已陷入严重危机，连其本阶级的有识士都感到面临“末世”，在这种情况下，御外必然受到很大限制。鸦片战争当中，清政府各级决策者错误频出，上层指挥简单低效，各级官员欺上瞒下，导致不知己不知彼，对战局应变低效。两年的战争过程中，同样的决策错误在各地重复上演。这既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所致，也是清政府腐败的具体表现。正是在清朝统治集团的这种状况下，英国方面的优势才得以显示和发挥出来。 历史不断向前发展，但我们不能忘记鸦片战争清政府的惨败。1840年8月29日，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接着，1843年10月，签订中英《虎门条约》。美国、法国等西方列强趁火打劫，逼迫清政府牵动不平等条约，如1844年7月签订了中美《望夏条约》，10月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 正是从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始，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在中国攫取大量的特权，破坏了我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破坏了我国的领海主权、司法主权和司法主权……也正是从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始，外国资本主义开始入侵，导致了我国的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我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填满英国国库”。英国侵略军对中国人民的摧残是不可原谅、不容忘记的。但我们更应该铭记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 清政府败就败在民族文化的缺陷以及制度的落后，以及清政府当时实行对内镇压人民起义，对外妥协投降的反动政策。参考文献：《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2009年修订版） 谢在华：《试析鸦片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中国革命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21页）
第一，丧失的领土和主权增多。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国进而割占九龙司地方一区，而沙俄割占中国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使中国领土完整进一步丧失。至于外国公使进驻北京的规定，更为外国侵略者直接控制清政府准备了条件。第二，外国侵略势力的深入及扩展。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又增开了天津在内的11处通商口岸，使外国侵略势力从东南沿海扩展到整个沿海，从大陆漫延至岛屿，从沿海深入到内地。还有对外国人、外国船的特殊规定，使侵略活动更加有恃无恐。第三，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与外国侵略者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对中国影响是很深远的，表现在：用句以前历史书上的话么可以这么理解 这是英国侵略时候站在非正义基础上所带来的对我国的客观进步性 很多落后国家都是被侵略之后才开始自强的 比如日本就是其中的楷模第一次鸦片战争：1.中国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英国割占香港岛，中国领土主权遭到破坏；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协定关税，中国的关税自主要遭到破坏；侵略者取得领事裁判权，中国的司法主权遭到破坏；美国军舰可以出入中国沿海各港口“巡查贸易”，中国的领海遭到破坏。当一个国家已经不能全部独立的拥有领土权、关税主权、司法主权、领海主权时，这个国家的主要完整就遭到破坏。这就是鸦片战争对中国的第一个危害——中国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开始走上半殖民地的道路。2.中国封建经济逐渐解体。鸦片战争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带来什么危害呢?请同学们看教材中安徽径县人包世臣是怎样记述当时情况的为什么在鸦片战争以后，我国东南沿海一些地区棉纺织业出现“无纱可纺”、“布市消减大半”的局面呢?(引导学生首先从史料提供的情况得结论)英国价低代廉的棉纺织品进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冲击了这一带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五口通商，通商口岸增加；协定关税，英货关税极低，便利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在量倾销商品、掠夺原料，破坏了中国家庭手工棉纺织业，取代了中国手工棉纺织品在中国市场上的位置。男耕女织的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方式，是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的基础。当机器生产出的价格便宜的洋纱洋布开始涌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不少农家妇女不得不停止手工纺纱织布，原来自己织布解决个家着的人，也到市场上买洋布了，这些现象的出现说明了什么?(学生自由发言后，教师将答案落实到教材第三个子目中的第二段。突出鸦片战争的第二危害——中国封建经济逐渐解体，开始变为半封建社会。)鸦片问题在《南京条约》里悬而未决。事实上，战败了的清政府对鸦片走私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结果，五口通商以后，鸦片走私更加猖獗，白银继续外流，银价不断上涨。劳动人民的负担又大大加重了。从经济上看，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合法”的通商向中国转入商品，还是鸦片走私达到猖獗的程序，白银继续外流，都反映出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经济侵略的加剧。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破门而入和中国封建经济的逐渐解体，既没有给中国带来经济繁荣，也没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而是使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由社会性质的变化引起一系列的变化。这就是鸦片战争对中国的第三个危害。3.社会性质、社会矛盾和革命性质变化。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以鸦片战争为开端、逐步变化的。中国社会原有的主要矛盾，即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没有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而消失，反而更加尖锐；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又增加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在这两对主要矛盾中，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最主要的矛盾。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两对主要矛盾的存在，决定了中国人民必须开始担负起双重革命任务，要同时反对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统治者。中国历史进入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鸦片战争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1842年至1844年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及队件、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开始改变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国家地位和自给自中的封建经济。中国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后，没有正常地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而是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此后，中国人民开始了反对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统治的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次鸦片战争：1、政治上，它使中国损失了更多的主权和领土，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大大加深了；清朝统治者投靠外国侵略者，开始成为他们的附庸与工具，中外反动势力公开勾结，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2、经济上，外国侵略势力扩张到沿海各省，并伸向内地，方便了他们倾销商品，掠夺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使中国受到资本主义经济的侵略性冲击。 3、鸦片贸易合法化、华工出国及允许外国人前往内地传教，都使中国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4、外国公使驻京加强了对清政府的影响和控制。5、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对满清王朝刺激较大，开始痛定思痛，进行“洋务运动”。6、 《北京条约》刚一签字，英、法、俄等公使就立即表示，只要清政府认真“履行条约”，就可以得到“任何援助”。1861年1月，清政府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1862年1月，清政府对太平天国事件确立了“借师助剿”的方针，引用外国军队来帮助镇压内
一个世界性的重要历史人物——拿破仑，从1784年15岁入军校到1799年发动政变，建立以拿破仑为皇帝的法兰西第一帝国，再到他1815年退位，被放逐到圣赫勒拿岛，其整个一生几乎都是在战争中度过的。因打仗有出色的才能而崛起，因打仗失败而跌落。处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一个充满血雨腥风的历史时期，拿破仑似乎命里注定一生要与打仗为伍，他曾率法军先后7次反击以英国、奥地利、普鲁士等国组成的反法联盟，组织指挥过一系列战斗，仅大的战役就达60次左右。因此，他被人们称为一代“军事巨人”。拿破仑·波拿巴特，1769年8月15日出生于地中海科西嘉岛阿雅克修城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父亲卡尔洛·波拿巴特是个律师，母亲莉蒂西亚·拉莫利诺出身于意大利贵族。在拿破仑出生前一年（1768年），热那亚共和国以200万法郎将科西嘉卖给了法国。拿破仑是波拿巴特家的次子，按意大利文，拿破仑一词是“荒野雄狮”的意思。1779年，拿破仑10岁时，以国家公费生的身分进入了法国内地香槟省的布利安陆军小学，学习成绩以历史、地理、数学为优。1784年，拿破仑升入巴黎军校。1785年10月30日，拿破仑正式被任命为拉费尔炮兵团少尉军官时，年仅16岁。他对炮兵专业有着浓厚的兴趣，曾阅读了这方面许多书籍，研读了亚历山大、汉尼拔和恺撒等历史上著名统帅的传记，还读了有关欧洲的历史、地理、宗教和社会风俗等方面的书籍，使他年轻时就较快地成熟起来。1789年法国爆发了震撼欧洲大陆的资产阶级大革命。1792年，法国国民公会宣布，废除国王，成立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对此，欧洲封建阶级公然进行武装干涉，国内王党分子纷纷发动叛乱。1793年8月，盘踞在土伦城内的保王党引狼入室，将土伦拱手交给了英国和西班牙干涉军。10月15日，土伦前线总指挥部召开军事会议，研究从正面夺取土伦的作战计划。对此，拿破仑列举数条理由，认为这一计划是行不通的，他提出了自己的作战方案，即首先集中主要兵力，攻占港湾西岸的莫格内夫堡，夺取长卡半岛，然后集中大量火炮，猛烈轰击停泊在内港、外港中的英国舰队，切断英国舰队与土伦守敌之间的联系。如能这样，则土伦守敌在一无退路、二无援兵、三无火力支援的情况下，不攻自破。这一大胆而又新颖的作战计划，显示了他敏锐的洞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使与会人员惊叹不已，拿破仑因此被任命为攻城炮兵的副指挥官。战争情况正像拿破仑预料的那样，战斗开始的当天晚上，英国舰队全部逃离土伦港，法军很快收复了土伦。拿破仑在土伦崭露头角，1794年1月14日，他被任为少将炮兵旅长，为其一生军事生涯奠定了重要基础。1793年春，英、奥、普、荷、西和意大利的一些小国萨丁尼亚等组成第一次反法同盟军，联合进攻法国。战至1794年初，法国基本抵抗住了联军的进攻，并将战争推至法国境外，迫使普、西、荷兰退出反法联盟。1795年，英、俄、奥三国战略企图分歧，难以确定统一的对法军事方针和行动，因而使战争进展缓慢。拿破仑1796年3月2日，受命为法国意大利军司令，年仅27岁，开始了他独当一面的战役指挥。这也是他一生征战的开始。拿破仑率3万余人，翻越了阿尔卑斯山沿海山脉的有名“天险”，对奥萨联军实行中间突破，在蒙特诺特、洛迪、卡斯特莱奥内、阿科莱、里沃利等会战中，接连获胜，迫使奥地利于1797年10月签订《坎波福米奥和约》，从而促使第一次反法联盟彻底瓦解。在一年多意大利之战中，法军共俘敌15万名，缴获军旗170面，大炮550门，野战炮600门，并获舰船51艘等。从奥地利手中夺取了不少地区，统治了北意大利，并使“自由、平等”的口号和制度在意大利半岛流行起来。意大利之战，拿破仑在军事上有许多成功之处，如：打破了畏惧山地战的传统思想，他指挥部队敢于翻越人迹罕至的“天险”，收到了出奇之效，同时发展了山地战经验；能正确处理攻城和野战的关系，法军曾围攻曼图亚要塞达7个月之久，但没有强攻硬打，而把重点放在打击奥国援军，在野战中予以歼灭；培养了部队顽强的战斗精神，使其能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赢得战争。这些，恩格斯针对拿破仑军队突破阿尔卑斯出情况说：“从拿破仑在1796年进行第一次阿尔卑斯战局和他在1797年越过朱利恩阿尔卑斯山脉向维也纳进军直到1801年为止，整个战争历史证明：阿尔卑斯山的山岭和深谷已再不能使现代军队望而生畏了。”1798年5月，拿破仑率法军远征埃及。同年12月，英国联合俄、奥、葡萄牙、那不勒斯和土耳其等国，结成第二次反法联盟，企图推翻法国督政府，夺回被法国占去的领土。1799年10月，拿破仑从埃及回国，11月9日发动政变，成立以他为第一执政的新政府。1800年5月，拿破仑率军攻入意大利，6月14日进行马伦戈会战，大败奥军。12月，法军又在霍恩林登击败奥军。1801年1月，法奥签订《吕内维尔和约》，第二次反法联盟随之解体。1805年4—8月，英、俄、奥、瑞典和西西里王国等结成第三次反法联盟，预期用50万联军打败法国。拿破仑率法军大败俄奥联军。法奥签订《普雷斯堡和约》，俄军撤离奥地利，第三次反法联盟失败。1806年9月，英、俄、普、萨克森和瑞典等国结成第四次反法联盟，企图将法军从其侵占的地区逐出。10月14日，法军与普萨联军在耶拿和奥尔施泰特及与俄在埃劳、弗里德兰会战，法军均获胜利，第四次反法联盟随即崩溃。1807年11月，法军入侵葡萄牙；翌年3—4月，法军抢占西班牙的战略要地，并占领马德里。1809年1月，英国和奥地利结成第五次反法联盟。4月中、下旬，法军5战5胜，击退进到巴伐利亚境内的奥军；5月13日再占维也纳。同年10月14日，法奥签订《申布伦和约》，第五次反法联盟自行解体。1812年6月，拿破仑率大军60多万人入侵俄国。战争初期，俄军被迫后撤。8月17日进行斯摩棱斯克会战后，俄军继续后退。9月14日法军进入莫斯科。俄军于10月18日开始反攻；翌日，法军撤出莫斯科，尔后节节败退，到12月，几乎全军覆灭。拿破仑的侵俄战争，以丧失50多万人的惨败告终。1813年2月，俄普结盟。3月，普鲁士对法宣战。随后，俄、英、普、西、葡和瑞典等国，结成第六次反法联盟（奥地利于8月加入）。随后进行了一系列会战，拿破仑多处转战，接连获得小胜，但是挡不住联军的多路逼进。3月30日，巴黎守军投降。4月6日，拿破仑被迫退位，并被放逐到厄尔巴岛。1815年3月1日，拿破仑从厄尔巴岛秘密逃回法国，20日进入巴黎，重新掌握政权（史称“百日”王朝）。出席维也纳会议的俄、英、普、奥、瑞典等国代表，当即结成第七次反法联盟，决定出兵70万，分5路进攻法国。6月，拿破仑率法军主动出击；16日进行利尼会战，普军失利后退；18日进行滑铁卢会战，英军在普军配合下彻底击败法军。拿破仑逃回巴黎，22日再次退位，被放逐到圣赫勒拿岛，直至去世。拿破仑戎马一生，亲自指挥过的战役约计60次，比历史上著名的军事统帅亚历山大、汉尼拔和恺撒指挥的战役总和还要多。著名的意大利、马伦哥、奥斯特利茨、耶拿、弗里德兰、阿斯佩恩和瓦格拉姆、博罗季诺、莱比锡、滑铁卢之战等，在战争史上都有较高的地位。约20年的拿破仑战争，前期主要是为了抵御外来侵略，后期也有反抗民族压迫的因素。但战争已具有明显的侵略性质和掠夺别的民族和兼并别国领土的反动目的，给欧洲和法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拿破仑继承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初期的传统，废除雇佣兵制，代之以征兵制和志愿兵制，广泛地动员和征集农民当兵，建立了一支新型的能征善战的强大的资产阶级军队，兵力最多时达百万之余，恩格斯曾经指出：“拿破仑的不朽的功绩就在于：他发现了在战争和战略上唯一正确使用广大的武装群众的方法，而这样广大的武装群众之出现只是由于革命才成为可能。”拿破仑“唯才是举”，不拘一格选拔将帅，平时注重教育训练，积极改善装备，特别注重发展炮、骑兵。在世界军事史上，从拿破仑开始才将炮兵正式定为一个兵种，并得到非常成功的运用，对世界炮兵发展起了重大推进作用。这些对资产阶级军队建设及其作战理论发展都曾发生了深远的影响。拿破仑在战争指导上，善于集中兵力，敢于以少击多，力求以一两次总决战决定战争的结局；远距离机动迂回，乘敌不意，出奇制胜；采取以纵队和各兵种密切协同的散开队形相结合的纵深战斗队形，不断加强军队的突击力；以积极进攻作为主要的作战类型，审时度势，灵活用兵；对作战指挥有过许多创新，包括在世界上最早组建参谋部等。这些把资产阶级作战思想发展到了一个顶峰，引起了西方军事界广泛关注。近200年来，许多国家的军事学家和历史学家怀着十分浓厚的兴趣，对拿破仑战争及其军事思想进行反复研究，约米尼和克劳塞维茨这两位著名的资产阶级军事学家都是拿破仑战争杰出的研究者和解释者。正是他们的研究，才使拿破仑战争思想得以广泛传播，影响不断扩大。一些国家和军事院校把拿破仑的军事言论和战争战例作为教材。后来西方许多国家所进行的战争，都曾受到拿破仑战争思想的影响。怎么样自己写的呵呵O(∩_∩)O~
按照自己的思想去写，你是什么兵种就怎么写，
历史获奖小论文----论拿破仑战争及其影响 作者或出处：初307班：汤洲 阅读次数：877 发表日期：2006-10-17 具体内容： 众所周知，拿破仑·波拿巴是法国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所执政的十六年中，对外战争不断，击败了普鲁士、奥地利、俄国、西班牙等众多欧洲封建制国家，统称拿破仑战争，这些战争虽然打击各国旧的封建统治，但同时也掠夺了被占领国家的财富，激起当地人民的不满和抵抗。因此，有些人就否定了拿破仑的功绩。但我觉得，拿破仑战争从某种程度上也推动了欧洲的发展。 拿破仑战争是处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期，那是正是欧洲封建主义走向崩溃和资本主义兴起的历史时代。拿破仑的时代和法国大革命是一脉相承的。拿破仑的政权无论是在形式上执政政府或帝国，都是资产阶级的政权，是为法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因此，拿破仑的对外战争虽然带有强制性、掠夺性和侵略性，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拿破仑战争还具有保卫法国大革命的胜利成果的性质，并把法国革命思想和革命制度推行到欧洲，破坏欧洲的封建秩序，动摇欧洲的封建制度，为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发展创造前提的作用。拿破仑对历史的贡献也是不容抹杀的。 第一，“反法同盟”作战的目的虽然具有同法国争夺欧洲霸权的性质，但是他们要扑灭的是法国革命，恢复欧洲的封建秩序的目的也是坚定不移的。拿破仑多次击败“反法同盟”则是保卫法国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最后虽然拿破仑失败，但由于他在战争中的多次胜利，一次又一次挽救了革命中的法国，保护了革命的胜利的果实达十五年之久，使之得到了巩固。后来即使波旁王朝两次复辟也无法加以彻底的清除。第二，拿破仑战争冲皮了欧洲各国的封建秩序，加速了欧洲实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那时，欧洲多半是一些封建君主专制的农奴制国家。——德意志是由三百多个小邦组成的，政治上四分五裂，经济极端落后，白业凋敝民不聊生。拿破仑战争使德意志由三百多个分裂的小邦合并成了三十多个大邦，为德意志民族统一创造了条件，这是历史上的时步现象。 第二，拿破仑战争传播了大革命思想，推动了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法国大革命提出的平等、自由与博爱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随着拿破仑的扩张传播到欧洲大陆，给予了那些封建国家里的人民以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拿破仑扶植了当地的资产阶级先进人士建立共和国，实行法国的革命制度，从而使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自由与平等思想在欧洲各国人民当中生根发芽，极大地冲击了欧洲的封建秩序和封建制度。这里必须提到的还有《民法典》，这部法律在很多方面体现了法国大革命的理想。法典不仅在法国一直得到实施，而且经过局部的修正也为许多其他国家所采用。 拿破仑的出现，是法国大革命的客观因素的影响，他独特的战争艺术万古流传，他去世后，他的名声曾几起几落，但站在历史的高地上，谁都无法否定他是充满巨大魅力的伟人！ (2006年淮南市历史小论文 三等奖)小议拿破仑战争的性质和影响仙桃市彭场镇彭场高级中学 熊红荣
斯大林格勒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纳粹德国及其盟国为争夺苏联南部城市斯大林格勒（今为伏尔加格勒）实施的一场侵略战争，战争始于1942年6月28日，止于1943年2月2日，前后跨度近200天，最终以苏联红军获胜而告终。这场战争历来被视为是二战中苏德战场的转折点，也是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斯大林格勒战役无论从战争规模，时间跨度和死伤人数上来看，都称得上是近代世界历史上最为残酷的战争。据估计，在这场浩劫中，参战双方死伤人数达到了200万，其中还有大量的苏联民众，足以想象这场战争空前绝后的惨烈。 谈到斯大林格勒战役，更多为世人所接受的观点是希特勒在此役指挥中的一意孤行，德军统帅保卢斯的犹豫、懦弱，斯大林与时任苏联红军统帅朱可夫的所向披靡以及苏联冬天恶劣的天气给德军带来的沉重打击。这些观点共同构成了大众对这场战争的基本价值判断。但事实是否真的如此？战争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许多对战争的解读受到了战争结果以及意识形态宣传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对当时的事实做出了倾向性的曲解。 朱可夫光环 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是二战时期苏联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从保卫列宁格勒到守卫莫斯科，再到斯大林格勒战役，直至最后的柏林战役，朱可夫都是战争的统帅，直接参与战争指挥和作战方针的制定，所参之战，几乎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所向披靡，被称为“二战中第一军事天才”。1942年夏，保卢斯率领的第六集团军抵达斯大林格勒，并对这座城市进行狂轰滥炸，斯大林格勒瞬时陷入一片火海。在紧急关头，朱可夫被斯大林任命为最高副统帅，全面负责指挥斯大林格勒战役。朱可夫通过对敌我双方的作战特点的准确判断以及对斯大林格勒地形的正确分析，制定出了“鼠战”的作战策略，跟德国军队在斯大林格勒的废墟中展开激烈的巷战，并采取“拥抱敌人”的战略，尽可能靠近敌人，使敌人的巨大炮火无法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从而限制了德军的制胜利器。另一方面，朱可夫亲临战场，奔赴前线与苏联士兵一同作战，不仅更加真切地了解战争实情，也在军中树立起很高的威望。在朱可夫的带领下，苏联红军成功抵抗住了德国的猛烈进攻，并随后进行战略大反攻，一举围剿德军近30万人，迫使德国9万人投降。因此，后来也有人将斯大林格勒的大反攻计划称为“朱可夫计划”。毫无疑问，朱可夫在这场战役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朱可夫也并非圣人，后人的描述将朱可夫视为常胜将军，实际上，苏联作家西蒙诺夫后来撰书称，朱可夫私下曾对他感叹道：“我们是在战争进程中学习并学会了战争，于是开始打击德军，然而这个过程是漫长的。”“我们不好意思写我军在战争初期的表现。而部队当时是不稳定的，不仅仅是退却，而且是逃跑，是张皇失措……具体地说，战争初期我们不仅上边打得不好，下边也打得不好。”但是在整体胜利的光环下，这些错误和失败都被正面的宣传所掩盖了。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初期，斯大林及朱可夫等苏联红军决策层就曾对德军的意图做出过错误的判断。希特勒在1942年夏主要进攻方向在苏联南部，主要集中在斯大林格勒以及高加索地区，目的是为了夺取苏联的工业重镇及最重要的石油产区，这一计划代号为“蓝色行动”（德语：Fall Blau）。而为了掩盖其真正的进攻目的，希特勒还编造了一个代号为“克里姆林”的作战计划，佯装要进攻莫斯科。苏联人中招了。斯大林等人认为德军要进攻莫斯科，因此将大部分军队聚集在莫斯科附近。而德军此时正大举进攻顿河地区，由于重兵远在数百千米外的莫斯科，因此德军经过激战还是如愿拿下了苏联最富饶的顿河、顿巴斯地区，并一路直指斯大林格勒，这才有了后来的双方决战。虽然史学家大部分都将这次误判归咎于斯大林，但事实上朱可夫和当时其他高层领导都是同意这个判断的。朱可夫自己后来也承认：“我基本上同意最高统帅的战役战略设想。”因此，包括朱可夫在内的最高统帅部都应对这次误判负有责任。 朱可夫再次吃败仗则是在随后9月苏联进行的两次重大战略反攻中。两次反攻同时进行，目标分别是斯大林格勒和勒热夫突出部，代号依次为“天王星行动”和“火星行动”。后者主攻莫斯科方向，由朱可夫指挥。朱可夫原计划从勒热夫突出部腰斩德军防线，围歼第九集团军。然而朱可夫的战役部署显然低估了德军防守的坚韧和反击能力，因为第九集团军据守勒热夫突出部已将近1年，对这块战场了如指掌。“火星行动”开始后，苏军以装甲部队突前，发动正面强攻，但德军此时早已严阵以待。多日激战，苏军依然寸步难行，损失惨重，并被德军围困。而此时朱可夫仍不放弃，孤注一掷将战略预备队投入进攻，但也遭到了德军猛烈轰击，溃不成军，最终付出惨重代价而向西突围，返回苏军战线。至此，“火星行动”以失败告终。苏军阵亡和被俘26万余人，伤残50万人，而德军伤亡仅在4万人左右。“火星行动”是朱可夫亲自制订和指挥的，对于战役的最后失败，朱可夫应负有最大的责任。 当然，这一败仗被斯大林格勒的巨大胜利所掩盖，朱可夫的元帅之路也丝毫没有受到败绩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火星行动”的失利也给朱可夫以惨痛的教训。虽然朱可夫在整个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还不能将这场战役简单地称为“朱可夫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