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大家都写过论文吧，论文是讨论某种问题或研究某种问题的文章。写论文的注意事项有许多，你确定会写吗？以下是我整理的关于同情的议论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地球爷爷满面愁容，拄着拐杖一瘸一拐的走进了太空医院挂号室，他老人家正在求医呢?
挂号医生木星阿姨看见了，连忙把他扶到了椅子上，“您怎么了?”木星阿姨的儿子木卫1、木卫2问。只见地球爷爷的脸一部分是工厂排出的烟，一部分是污水……只有一点是干净的森林。一些星球看见了，也赶到了地球爷爷的身旁问：“您这是怎么了?”“一定是生病了呗!”一个小行星说。“那赶紧挂号看病去!”……
地球爷爷挂了号，他首先来到了麻疹区，医生一看见地球爷爷的脸就愣住了，忙问：“您皮肤过敏吗?”“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以前我身上是干干净净的，非常舒服，没有病的，最近总是感觉不舒服，现在就成了这个样子。”地球爷爷痛苦的说。“嗯，是这样啊!可我没见过这样的病，您还是去找院长吧!”
地球爷爷按着指示找到了院长室，他一见到院长就急忙说：“院长大夫，您看我怎么了?最近变成了这个样子?我实在难受，您快给看看吧!”院长仔细地检查了地球爷爷的脸和身体的其他地方，然后非常肯定的说：“您最近遭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就形成了现在这种情况。您经常发烧时因为人们乱排废气，造成了温室效应;您脸部污染是因为人们乱排污水，再加上人们乱砍树木，造成了水土大量流失形成了大片沙漠;您经常头晕脑胀是因为人们贪心没有节制的开采地下资源，几乎挖空了地壳……”“那该怎么办呢?”院长说：“很简单，只要人们有保护环境的意识，不再乱排废气和污水，也不再乱砍伐树木……一定要保护环境，您才能好起来。”
地球爷爷伤心的说：“贪心的人类，快快行动起来，保护你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吧!别再污染环境了，你们到最后害的是自己呀!干什么都要有节制，不能没有节制啊!”……
在每个人的`内心都具有一颗红色的器材——心。心对人类有很大的影响，囊括怜悯，也是它在主宰。
怜悯，在每一个人的内心都存在;学会怜悯，会另自己的生存更美妙。人原先就是仁慈的，当你看到你身旁的人因碰到挫折而伤心时，你会受影响，你会为他的不幸而感到悲痛，感到不愉快。在冥冥之中，都有很多这种事变，而表现出来的，恰是人类所具有的怜悯——从一件小事之中所表现出来的怜悯!
不少时刻你在街上一定会看到“托钵人”，我会恩赐一点。即便他们是哄人的，我也不乐意去想象。由于我晓得，世界上，哄人的很少，必要关切的不少，必要怜悯的更多。
无论是在世界上哪个小角落的哪一小我，他都具有怜悯。他的怜悯大概不是生成就有的，但我敢说，他的怜悯是受他身旁的人的影响。
怜悯说明晰一个事理，不会怜悯，没有同情心的人，必定不会有为他两肋插刀的同伙。只有学会怜悯，才可以令自己的生命变得更为美妙!
一代君王本已习惯了锦衣玉食、发号施令，过惯了作威作福、纸醉金迷，享尽了春花秋月，歌舞升平。然而，一旦沦为仰人鼻息、任人宰割的阶下囚，其心情会是怎样?李煜忆“不堪回首”的故园，虑朝不保夕的现实，自然是“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了。“滋味”是什么?当然是“愁”，当然是身世之“愁”，怀旧伤今之“愁”，“愁”如此铺天盖地、绵绵不绝，多情善感的李后主能不移情天物、托物遣怀吗?赋情于江水“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是啊，那奔流不息的江水就是他不尽的哀愁。
辛弃疾之水
即使遭受投降派的种种打击，可念念不忘南宋王朝和广大沦陷区人民的爱国词人辛弃疾仍然向往着“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战斗生活。他置身江西造口壁，向无尽青山、不尽长江。虽满腹惆怅，却难禁一腔悲愤“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人生的境遇，爱国的赤诚，使他寄意于山，赋情于水。山水成为他认识的载体。
是啊，无数青山，虽可遮住长安，却终究遮不住江水东流。无疑，此处江水正是作者抗金报国、收复失地的理想抱负。
闻一多之水
一九二五年，深爱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闻一多，带着强烈的爱国热情从美国归国。旧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政府腐败、经济凋敝的局面，使他心中的梦幻破灭。
当面对北京西单二龙坑南端的一个臭水沟时，诗人心中的认识与现象的对比产生强烈愤慨。“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涟漪”“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只能让“丑恶来开垦”。作者的失望之心与爱国意识的强烈碰撞之下，产生无限的感慨。
同样是水，在诗人的眼中饱含着太多的感慨。
从前，有一只可怜的兔子，善于奔跑的它差点在河边被送入狼口。事后，它又被动物管理局送入了游泳培训班，可是无论它多么努力，也学不会……
突然，我的心中有了许多疑问：兔子最后能学会游泳吗?它学会了游泳又如何呢?它又为什么一定要学习游泳不可呢?……我静静的思考着。
与此同时，我对兔子的同情之情油然而生。它被迫学习游泳——一件它毫不擅长的事，动物管理局似乎有些不可理喻。
我想，兔子在河边遇到狼只是一个偶然，它的机率微乎其微。假使，兔子真的皇天不负有心人，学会了游泳，那兔子如果在陡崖下遇到狼，它还要去学习攀岩吗?如果兔子在悬崖边遭遇狼的袭击，它还要去学习飞翔吗?这显然不切实际。
要知道，动物们各有各的本领。例如，鸟儿会飞翔鱼儿会游泳，都是大自然的规律。你不可能让乌鸦像老鹰那样在空中盘旋，俯冲而下，冲向猎物;海狮固然聪明，但它不可能像海豚那样，灵巧地跃出水面，做出一系列高难度动作。
动物如此，人亦如此。篮球名宿迈克尔乔丹在篮坛叱咤风云，来到棒球圈后，却屡战屡败，一代不值。我相信，如果让刘翔去打篮球，而让姚明来跨栏的话，结果也是一样的。
因为这是一个规律——人各有长在我看来，动物管理局是一个违反规律者，而兔子就是他们的牺牲品。我之所以觉得兔子可怜，是因为对于兔子的遭遇，我也感同身受。
动物管理局就如同那些望子成龙的家长，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出人投地，失去了理智。有些还未踏入校门的，一脸稚嫩纯真的孩子，却被拉着去学习钢琴、舞蹈、英语等。“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仿佛已经变成每个家长的座右铭。依我看来，家长不应该给孩子过多的压力。人们常说，金色的童年。童年的生活是无忧无虑的，那现在呢?
生于世界上，存于宇宙间，你不比别人多，也不比别人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都是这世上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万事都不可以勉强。让我们不要再强人所难，互相理解，让每个人拥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一书里专门论述了同情。他把同情定义为：“一种由于落到了不应当遭此不测的人的身上的毁灭性的、令人痛苦的显著灾祸而引起的痛苦情感”，“同情者会想像这种灾祸也可能落到自己或自己某位亲朋好友的头上，而且似乎近在眼前。非常清楚，产生同情的人必定是这样一种人。”这种对同情的定义未免狭隘了一些，但说明在西方古代哲学家的思考里，就已经有了“同情”的位置。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也早就关注了“同情”的心理表现，并且对它作了比较宽泛的解释。孟子说过：“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有孩子掉入井里了，必定会有人去救他，因为同情（恻隐）心是一种普遍的人性特征。到了近代的西方，随着人道主义观念的逐渐普及，关于同情的解释就更多了。英国哲学家休谟在《道德原则探求》中充满诗意地说：“在我们的心中，与狼和毒蛇的因素一起，还有一些善良——虽然微小——的天性，如一点点与人友善的鸽子的品质。”在这里，同情已经被作为人类的天性而显现了。美国教育家威廉·贝内特在他编写的著名儿童读物《美德书》里，第一单元就讲同情，他关于同情的解释是：“如果说，勇气是当别人面对困难时与他站在一起，那么，同情就是当别人感到悲痛时与他站在一起，同情是一种认真对待别人的现实——不仅是他的生活境况，还有他的内心世界、他的感情——的美德。它是一种与处于困境或不幸中的人结成伙伴，支持他，为他分忧的积极态度。”
一枚小小的硬币，落进了乞讨者的铁罐子——叮当！声音是那样的清脆响亮，它似乎在向全世界宣告：我多么善良，我的行为多么高尚！ 一颗金灿灿的种子潜入了本是荒芜的土壤，它是那样的悄然无声，既使当它带着喜悦钻出地面，欣赏着已经成为土地一部分和自己，也仍然显得如此安详。 如果在命名同情的圣典上，当之无愧的应该是后者——悄然无声的种子，而不是叮当作响的硬币。 同情，人性中不可缺少的元素，人类组合的和谐音响。我曾苦苦地追寻过它的色彩显像，包含着色彩三原色中的两种。没错，肯定没错，请原谅我的自信。难道你没看到，它给被同情者送去的是温暖，为同情者带回的是收获。 同情，是一种美。它不是居高临下的恩赐，不是装模作样的慈悲，而是人与人之间一种和谐的连结，同情者与被同情者之间同等的情感流动。请设想一下，如果一个同情者把自己比作高山，而把被同情者看作低洼，那么高山流水只能在低洼里搁浅，而无法反馈。如果世界上真有上帝，那他一定是最寂寞的。他以救世主的身份恩赐于凡民，却永远不能获得交流。有的孩子说：“我也想同情和帮助别人，可是，他只朝我看了一眼，一扭头就走了。”我真想告诉那孩子：去对着镜子照照自己的脸吧，那脸上的表情一定象个骄傲的王子。 亲爱的朋友，请记住我的话：同情的美是流动的美。平等是她的前奏曲。 有人为求名而施予，那潜藏的欲念，使他的礼物不完美。同情不是一种炫耀、一种交换，而是一种与功利全然无关的情感享受。只有达到主客相投，物我两忘，天地间只有一个实际的行动，才能达到善行的顶峰。由此，不禁使我想到那个扔给乞讨者的硬币。在一群围观者中间，施予者叮当得越多越可谓善者，旁人的赞叹声也越频繁。假如他就此而陶醉，陶醉于第三者的捧场，那他只是一个傻瓜，他只是用几个硬币租了一个瞬息即逝的桂冠。他一旦离开这个空间，谁都把他忘得一干二净，在他未到家之前，也许连他自己也忘了曾经戴过这样一顶桂冠。 我曾品味过这样的诗句： 人的朋友是你的有回答的需求 他是你用爱播种 用感谢收获的田地 他是你的饮食 也是你的火炉 国为你饥渴地奔向他 你向他寻求平安 我赞叹这样富有哲理的诗句，感谢它给了我第三个命题的灵感。同情的美是一种完善自我的崇高感，犹如一面镜子。人们常说，人应该有同情心。不能想象，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会没有同情心。因此，把同情心作为人的基本素质去张扬，看来是极其必要的，在与被同情者的关系中，了解自己，发现自己，完善自己，这便是镜子的功能。
职业：小说家
为什么出名：因其文学贡献获得普利策奖、诺贝尔文学奖和国家艺术奖章。他是唯一三次获得全国小说奖的作家。
出生于1915年6月10日出生地：加拿大魁北克省拉钦市
一代：最伟大的一代星号：双子座
死亡时间：4月5日，2005年（89岁）索尔·贝娄生平中的“知识产权保护”事件1976-05-03普利策奖颁发给索尔·贝娄（洪堡的礼物）1976-10-21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美国索尔·贝娄引用索尔·贝娄的名言“当对幻觉的需求很深时，大量的智力可以投资于无知。”在Twitter上的Facebook分享著名小说家爱丽丝·沃克奇努阿·阿切比.塞林格肯尼斯·帕肯利奥·托尔斯泰马里奥·普佐
索尔·贝娄（Saul Bellow, 1915年6月10日－2005年4月5日），美国作家，197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普利策奖获得者。代表作《洪堡的礼物》。1915年贝娄出生在蒙特利尔一个俄国—犹太血统的移民家庭，在他的父亲被牵连进一个贩卖私酒的纠纷之后，全家都搬到芝加哥并在那里定居下来。在芝加哥，贝娄的想像力变得丰富起来，而他的思想也开始萌芽。在经历了西北大学的人类学研究、芝加哥的平民生活和被卷入政治纷争的青涩岁月后。他完善了自己的世界观。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从事写作，中途去了一趟墨西哥，希望拜会被流放的俄国共产主义作家托洛斯基(不幸的是托洛斯基在他到达的前一天被杀了.）贝娄的第一部小说，《晃来晃去的人》，于1944年发表，紧接着《受害者》在1947年横空出世，在欧洲都引起了巨大反响。然而，在《奥吉·玛琪历险记》里，他试着去描绘在大萧条期间芝加哥的第一代美国犹太人的流浪生活，这是贝娄写作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奥吉·玛琪历险记》是贝娄风格的初次亮相，尽管作者自己并不觉得此书文笔足够成熟，并且马上推出一系列在他看来文字老到，更具美感的文字，它们是1956年的《且惜今朝》和1959年的《雨王汉德逊》。后者几乎可以说是他最负盛名的喜剧小说，连同他1964年的作品，《赫索格》，是贝娄自己的事业高峰同时也是美国20世纪50年代小说的高峰，令之后的作家难以望其项背。然而上世纪60年代末的嬉皮士们却并不喜欢贝娄，他们把他视为墨守成规、大男子主义、种族歧视以及精英意识的代名词。而贝娄的反击是《赛姆勒先生的行星》，在里面他嘲弄当时统治着美国社会的嬉皮士作风和浅陋的佛洛伊德世界观。对于现代生活的批判让人们感觉到他逐渐变成了右派，他在197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感言中就大行批判之道，人们于是称呼他为一个由激进分子转变了的新保守派。“让我多花点时间来看看这个工作吧，”贝娄说道，“提及私生活，混乱或者几近疯狂；说到家庭，丈夫、妻子、家长、孩子，都困惑而迷乱；再看看社会风气、人际交往以及性行为，更是世风日下。个人混乱了，政府也晕头转向了。道德的沦丧和生活的潦倒是我们长久的梦魇，我们困在这骚动的世界里，被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所困扰。”无可厚非，贝娄的黄金时期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和1975年《洪堡的礼物》的发表间，当然了，他写作生涯中的小小说成果也相当惊人。他的作品远远超出了曾经误解或忽视他的那些新浪潮主义者和存在主义者所能估计的价值。正如诺贝尔的获奖理由所概述，贝娄是一个“对于当代文化富于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的作家。“康拉德说得没错，艺术是试着去发现世界，从现实生活中，也从物质中，去发现生活的根本、永恒和精髓。”贝娄的存在就是在说明这样一个道理，这位现代的大师级人物，笔耕不辍，并且延续着小说的魅力。他同司汤达、康拉德、狄更斯、福楼拜、德莱塞这些伟大的文字实践者齐名，不以古怪作噱头、不借时髦为卖点，而以其对人性的刻画见长。现在他加入了他们在天堂的聚会，索尔·贝娄需要的惟一的墓志铭是——
20世纪60年代以来，贝娄“无疑是当代美国小说家中被评论最多的人”。早在20世纪70年代，印度的贝娄研究者恰兰坦·库尔舒埃斯塔就说“大量有关贝娄的研究已开始达到一个小型产业的规模”。格洛丽娅·克罗宁和博兰·豪尔在他们的Saul Bellow：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第二版中就收录了46部评论专著目录，重要评论文章目录1200余篇。在1200余篇评论中，总论占343篇，评《奥吉·马奇历险记》的74篇，《晃来晃去的人》32篇，《院长的十二月》73篇，《雨王汉德森》90篇，《赫索格》151篇，《洪堡的礼物》64篇，《赛姆勒先生的行星》90篇，《只争朝夕》59篇，短篇小说46篇，《耶路撒冷去来》20篇，《受害者》32篇，戏剧18篇，另有有关索尔·贝娄的博士论文90篇。国外现已有英文评论专著50余部，论文3000余篇。还有有关贝娄的传记4部。总部设在美国的国际索尔·贝娄学会从1981年起还定期出版《索尔·贝娄学刊》，评论贝娄的作品。从1988年开始，国际索尔·贝娄学会通过其网站每年出版一期《索尔·贝娄研究通讯》（Saul Bellow Society Newsletter）。除了美欧的索尔·贝娄研究大军外，亚洲的印度和日本也成果卓著，尤其是印度学者的研究颇见功力。国外评论家给贝娄贴的“标签”可谓五花八门，称其为现代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叔本华主义者、赖希信徒、斯坦纳信徒、存在主义者、后存在主义者、浪漫主义者、城市浪漫主义者、自然主义者、社会现实主义者和德莱塞式的现实主义者。也有从民族和宗教方面描述贝娄的，称其为一位犹太美国作家、世俗的哈西德派、一位“绝非哈西德派，也非世俗或其他任何形式的犹太作家”、笃信犹太教的作家、犹太无产阶级小说家、从边缘移至中心，却深植于传统犹太世界观之中的作家。还有人从西方文学传统的角度将贝娄视为西方文化传统的捍卫者、妥斯陀耶夫斯基的门徒、海明威的后代、詹姆斯和福楼拜式的社会作家、带有俄国、美国和犹太传统元素的作家、新超验主义作家。尽管有关贝娄的评论切入点不同，结论各异，但许多重要的批评家均认定贝娄小说中的超验的和宗教视域具有重要意义，均重视心理的而不是社会的考量，着重探讨作品超越历史的普遍性。凯思·奥普代尔认为贝娄的作品“基本上是形而上的和宗教的，是从历史事实转向更大的普遍性问题”。他认为贝娄的主人公们在一个视邪恶为精神动力的世界里寻找一种宗教上的超验。所以，贝娄的创作生涯从社会关照转向心理探索。约翰·克莱顿利用心理分析学理论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他感受到了贝娄作品折射的绝望的生活观，认定贝娄“首先是心理小说家然后才是社会小说家或道德代言人”。奥普代尔和克莱顿都在贝娄的作品中发现一个无法解决的冲突，即贝娄无法在怀疑和信仰之间做出抉择。M·吉尔伯特·波特站在形式主义的立场上，用“新批评”的方法来解读贝娄的作品，发现了贝娄从存在主义向超验思想转向的轨迹。罗伯特·R·杜登认为贝娄把人描绘成类似于天使的动物，它以上帝的形象出现，在宇宙万物的链条上居于中间位置。他注意到贝娄在《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中利用施宾格勒和汤因比的循环观来解释历史，并认为这种历史循环是由超验的力量所为。欧文·马林认为“时间”是贝娄小说的基本主题，不过，他更强调宗教的超验性。所以《晃来晃去的人》的主人公虽然生活在今生今世，却经常思考神话、仪式、永生等问题，所以《受害者》中的阿萨·利文撒尔和《奥吉·马奇历险记》的主人公奥奇才会弃绝过去，誓不接受“历史决定论”，汉德森在其神话式的追寻过程中承担了雨王圣戈的角色，因而也超越了现时的存在。霍华德·哈珀认为贝娄的作品以两大主题为中心来表现两个世界。一个主题是关于漂荡于世上却永远无法成功的个人经历，另一个是关于人对超验力量的强烈渴望。评论贝娄超验倾向的还有艾兰·皮弗。她提醒读者注意贝娄小说中潜在的对精神和超验领域的关注。她提出，随着贝娄的创作日趋成熟，这种关注也日益明显。在分析《更多的人死于心碎》时，她强调说（用贝娄的话）“在表面背后”总有什么东西存在。她提醒读者说，小说中的人物，如主人公贝恩在寻找隐藏在表面之下的东西，它实际上是一种超越物理存在的东西。而它的作者似乎也在寻找一种“探索的启示”，一种“超越”，一种人类的秘密，“人类的隐蔽计划”。另有不少评论探讨了贝娄作品的神话和宗教主题。有人在贝娄的主人公和基督形象之间建立关联，试图为人类困境找出宗教上的出路。有人把奥奇、汉德森和赫索格比作亚当，把摩西·赫索格比作《圣经》中的摩西。《赫索格》被认为是现代的《复乐园》。有人认为赛姆勒是受埃克哈特影响的神秘主义者。在各有关贝娄的超验倾向的评论中，有不少为这种倾向叫好的，他们或认为贝娄小说是一种形而上的求索，或认为贝娄小说陈述了人类进退维谷的精神窘境，或认为其小说是人生奥秘的颂歌。也有部分人认为对超验元素的过分强调反而成为贝娄小说艺术的瑕疵。例如，有人指责说，贝娄把赫索格神话化或把赛姆勒正典化的企图不能令人信服。有人攻击贝娄的半宗教性的哲学和“英雄”概念，因为二者均否定了犹太遗产的历史意义。斯坦利·屈奇登伯格认为，超验的冲动有时将贝娄主人公引入不作为和异化状态。托尼·坦纳对贝娄的超验观及其在作品中的表现持保留态度，他指出贝娄的作品往往孤立地滑向超验结局，对人与社会对立的后果关注不够，而且作品缺少情节和事件的前后关联。布里吉特·施尔-舒瓦茨洛也对贝娄的小说缺少情节关联深表遗憾。布洛克认为贝娄是一位“批判现实主义者”。他认为贝娄主人公不是趋向于一种形而上的领域，而是试图达到一种人的社会性，而这种社会性又是在当时的市场价值统治的社会中无法达到的。此外，M·吉尔伯特·波特和印度学者科亚姆在其2004年的贝娄评论专著都指出贝娄对美国超验主义者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思想的继承。科亚姆发现贝娄的思想“完全和美国超验主义的主导意识相关”。尽管贝娄也受其它传统影响，但他认为贝娄首先“应被描述为一名新超验主义作家”。他还重点分析了超验主义在贝娄四部“经典”作品中的体现。科亚姆总结道：“20世纪的贝娄主人公们所持的是19世纪爱默生和惠特曼的人生观。他们在倡导一种和解和统一或秩序与平衡的哲学。”除了评论贝娄作品中的超验倾向外，还有不少评论者从其他视角来分析解读贝娄的作品。朱迪·纽曼认为贝娄从创作之初就对历史表现出兴趣。马尔科姆· 布莱德伯利总结道：“事实上正是由于贝娄小说中有强烈的历史表现,作品也得以充满活力地生存四十多年。”贝娄20世纪50年代的小说试图验证人是否可以将自己从历史中解放出来。贝娄20世纪60年代的作品，如《赫索格》以疯狂的形式表现疯狂的历史，或如《赛姆勒先生的行星》，实际上是对潜藏于现代历史和以一种无根的野蛮主义为标记的现代美国时代中的邪恶因素的探究。评论家如欧文·豪、特里林和卡津采用的是阿诺德式的道德批评方法，从“人与社会”的角度来评价贝娄的作品。奈森·斯考特认定贝娄是“大众道德家”。他指出贝娄的“反英雄”可能是失败者，可他们并不愿退缩，并不接受被异化的处境，而是要实施自我拯救。H·L·戈德曼把贝娄视为“20世纪美国文学中人文主义杰出的代言人”，认为贝娄的作品体现了一种犹太道德观，一种对个体神圣性的信仰。一个人也许在心理上或精神上是脆弱的，但人是按上帝的形象被创造出来的，因此是伟大的。人有能力克服那些阻挡人类前进的障碍，并能决定自己的命运，上天赋予人类的生活是值得过的，个体应该积极参与和享受生活的多样性。有人从心理分析和存在主义的视角，讨论了贝娄主人公的荒诞性、偏激的纯真和卡夫卡模式。大卫·高乐卫在其著作《美国小说中的荒诞人物》中分析了贝娄小说中的荒诞人物。不过，高乐卫说，贝娄的“荒诞”有别于贝克特和尤奈斯库式的荒诞，不像他们把个人生活描写成碎片，令人厌烦且无法救赎。他指出，贝娄的荒诞更接近加缪式的荒诞，认为尽管人生存于荒诞的环境中，但他仍然可以为英雄主义和人类的尊严建立一块基地，人有能力确立一种世俗的人文主义。人只有通过和荒诞的环境正面对抗才能超越荒诞，他也因此成为荒诞英雄。所以，贝娄的荒诞是一种乐观主义的荒诞。但克莱顿却认为贝娄虽然反对悲观和虚无的论调，但“他内心有绝望的种子”。这种绝望部分是由于理想主义破灭所致，贝娄其实和有些人文主义者一样，依据18世纪的人文主义和19世纪的浪漫主义理想来判断人生，视周围的生活极度令人失望和荒诞。贝娄虽然相信人的高贵，可当他环顾四周时，他担心高贵并不存在。所以，“贝娄的主人公不仅被别人异化，而且自我异化”。半个多世纪来，国外对索尔·贝娄创作的评论已相当充分，且由于贝娄创作主题和风格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对其评论也是多元和复杂的，同时各种评论也折射出评论者自身的宗教、社会、人文立场以及评论者所处的时代的文化风尚。尽管国外评论对贝娄有誉有毁，但对贝娄创作的肯定是主流。国外对索尔·贝娄如此持久、如此充分的研究也给文学研究者以启示：索尔·贝娄是值得研究的美国文学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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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是个好问题！我写了本小说，请问怎么投稿。这个问题是个好问题！
《伤逝》是鲁迅先生唯一的一篇关于爱情的小说，鲁迅先生用其特有的“忧愤深广”的底色，围绕涓生、子君这二个普通平凡的人，阐述了许多有关人生、爱情等哲理性的问题，《伤逝》中弥漫着一种既现实却又永久悲哀的味道，题材平凡，发掘很深，深刻地揭示了人的灵魂深处。 《伤逝》让我感受到了先生比我们许许多多的人要看得远、也看得真切，看得入骨。对于男女爱情，先生有切肤之痛，也有真知灼见。细读《伤逝》，先生在76年前的所言还让我这个生活21世纪的年轻人心有震撼。通过对《伤逝》爱情的解读，我对爱情有了一种理智、清醒的认识。 先生以其独特的角度和目光对爱情作了独特的解读：一是，爱情是否需要理性。毋庸置疑，爱需要激情，需要无畏的付出。人生享受爱情的过程也是一个激动与被激动的过程。涓生与子君的爱情同样是在激情里，在激动与被激动中开始的，对于子君，她以爱情的全身心的拥抱来面对人生，“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不能干涉我”，在这里，子君一方面已经完成了自我的觉醒，另一方面也把自己推向了非此即彼的非理性的生命归宿。但是当他们义无反顾地把拥抱了爱情之后，生活开始逼迫着他们向理性回归。随着涓生的失业，生活的物质基础丧失了，在同居之前所有思考所未完成的部分，这个时候都需要他们去理性地打量和思考。对于涓生，在没有完成自己的事业之前，他是否有能力为爱情准备一切？没有！子君可以为爱情牺牲一切，但对于涓生，他不能为爱情牺牲事业，一句话物质是爱情的基础，在生活的物质基础丧失之后，爱情也失去了依存之所。——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由此看来，涓生的变心不仅仅是道德层面的不负责任，更多的是对爱情理性思考的不足。二是，完成了婚姻之后，爱情如何发展？有一句话不无道理，“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对于爱情中的双方来说，爱情是一种心心相印，是两情相悦，是快乐的男欢女爱。在没有同居之前，涓生和子君是心心相吸的一对，是精神的绝对互动。同居以后，生活变得越来越具体，具体的生活把爱情中的男、女彻底地改造了。子君和涓生已经没有太多的精神上的交流，子君不再与涓生如婚前一样热烈地讨论人生、文学，子君感兴趣的是如何打理好这个家，今天做什么吃什么。在涓生看来子君变得越来越俗。爱情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原有的魅力，在各方面因素的作用下涓生开始从这个围城里逃离。完成了婚姻之后，爱情如何发展？鲁迅没有回答，但他给了我们思考的课题。爱情不仅仅只是双方情感与激情的付出，还应有责任感。自由即意味着选择，选择则意味着承担，不是你忍受的问题，而是你应承担起责任的问题。读《伤逝》时也有一种感觉就是先生在写他自己，为他自己的爱情想象一个结局。那个时候的他与许广平有着很深的爱情甜蜜。在巨大的幸福里他欢乐地象个孩子。可是智者毕竟是智者。他最终还是对他们的爱情表示了怀疑。所以他写了《伤逝》。 鲁迅一生中真正的爱情体验是许广平给他带来的。用世俗的眼光看来，鲁迅跟许广平的结合存在诸多障碍：论年龄，双方相差有十八岁之多；论外貌，鲁迅身材矮小，并无特殊魅力；论金钱，鲁迅不但家庭负担沉重，而且因购置北京西三条二十一号寓所而债务在身；论地位，鲁迅固然在文坛享有盛誉，但当时却因支持进步学生运动而被北洋政府教育部免去俭事之职，甚至面临着被通缉的危险。最大的障碍，还是鲁迅有着一位形式上的太太，如果离婚，按绍兴旧习，女方会因为被“休”而倍受歧视，后果不堪设想。鲁迅宁可陪着做一世的牺牲，也不愿伤害虽然无爱但却无辜的异性。然而，许广平仍然主动果敢地向鲁迅献出了纯真的爱情，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有着深受封建包办婚姻之害的共同遭遇，又有着反抗旧社会、旧礼教、旧教育的共同思想。她跟鲁迅当时所能选择的惟一的结合方式，就是同居。许广平后来对此做出了明确解释：“我们以为两性生活，是除了当事人之外，没有任何方面可以束缚，而彼此间在情投意合，以同志一样相待，相亲相敬，互相信任，就不必要有任何的俗套。我们不是一切的旧礼教都要打破吗？所以，假使彼此间某一方面不满意，绝不需要争吵，也用不着法律解决，我自己是准备着始终能自立谋生的，如果遇到没有同住在一起的必要，那么马上各走各的路……” (《〈鲁迅年谱〉的经过》，原载1940年9月16日上海《宇宙风》乙刊)。 关于鲁迅与许广平恋爱的过程大致是这样的——他们相识于1923年10月，鲁迅正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讲师，每周讲授一小时中国小说史，而许广平是该校国文系二年级学生。他们相交于1925年3月11日，当时女师大发生了反对校长杨荫榆的学潮，作为学生自治会总干事的许广平正是学潮中的骨干。为了解除时代的苦闷，探讨中国女子教育的前途，她主动给鲁迅写出了第一封信。从此他们在斗争中相互支持，在事业上相互帮助，在生活上相互关怀。他们相恋于1925， 27岁的许广平首先握住了鲁迅的手，先生对许广平说：“你战胜了！”刚刚写完小说《孤独者》四天的鲁迅，又一气呵成了一篇以婚恋为题材的充满生活哲理和抒情色彩的小说——《伤逝》。1927年10月3日，鲁迅和许广平终于在上海开始了他们的同居生活。鲁迅承认，在他和许广平结合的全过程中，许广平都比他决断。从《伤逝》中的子君身上我似乎能找到许广平当时决断的影子。 假如爱情有一天渐渐的远去了，假如激情不再，假如有一天没有了Money。假如有一天子君回到了家庭，再也没有了“我是我自己的”那种勇气。假如鲁迅的子君放下了笔，不再是一匹害马而变得乖乖得象只家养的小猫时，假如她失去了他欣赏的那种气质，他们和他们战斗得来的爱情，究竟要走到哪里？鲁迅是怀疑的。 对于爱情所带给人的感觉能否维系人长久的一生，鲁迅是怀疑的。这怀疑是有价值的。 后来那个害马终于成了他的伴侣。为他洗衣做饭带孩子，也渐渐放下了战斗的笔。于是他们在思想上已经远去。她只是他的一个伴侣。在他身后她写的回忆录里，她只是记录了他的生活琐细。而他的思想，与她的思想，早已经令人痛心地发现，离得有如此距离。 鲁迅先生晚年常常对着木刻的风中女子沉思良久这原因没有人说得清楚。萧红是困惑的，许广平说不清。当然我们谁也不知道谜底。这是一个永远的耐人寻味的谜。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鲁迅先生又开始了他的孤独。他永远是孤独的，不管是在爱情里，还是在思想里。我认为，《伤逝》中的涓生是一个在面对困难时缺乏勇气的人，性格上有严重的缺陷，比较脆弱，承受能力差。子君自从与涓生同居在一起，不再读书、学习，积极向上，只囿于个人的小家庭的幸福之中，没能够真正独立。做为一名年轻的知识女性，人格和精神要保持独立、情感要有所依托，在生活中不仅仅只有爱情，还有和爱情一样重要的工作和事业，这也是子君和涓生感情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随之客观环境的改变，人也最易善变。涓生和子君爱情的失败，再一次宣告了个人反抗的无力，以及女子人格的独立须有经济制度的改革，倘若子君能够有自己的工作和经济来源，他们的爱情也许能够维系下去。其实，在现实生活中，爱情也罢、婚姻也罢，都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但它绝不应是最重要的。 他们的爱情是失败的，正如鲁迅先生指出的那样，他们缺乏与社会、困难斗争的韧性，最终导致了他们的爱情失败。在现实生活中，人的生存应是第一位的，但精神、感情同样重要。人若没有了感情和思维，那同动物又有何区别，生存的条件好，爱情、婚姻未见得长久，生存条件恶劣，同样有患难与共的真情。每个人都会有伤、病、死，一切人生的挫败、失意、沮丧、考验，只差一句话，只消多走一步，只需在坚持一次，得靠无形的推动，患难见真情。 爱情不应是在条件好的时候，爱的死去活来，一旦发生变化，立即动摇，我想那不是真正的爱情，真正的爱情应该是经得住困难和时间的考验，那才是值得人尊重、值得人珍惜的爱情。一样的生活，相似的情节，因为每个人的性格不同，结局是千差万别，这就是人性的复杂，就如同一万个人看《红楼梦》，就会有一万种不同的眼光和见解。 现今的社会，人们在选择伴侣时，许多人都很现实，考虑对方的家庭条件、经济条件、工作单位，现实的背后，是人的生活、物质乃至利益的需求，婚姻不再是纯粹的情感结合，而类似一种经营业，掺杂了太多的杂质，大家仿佛都明白了鲁迅先生的那句话——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我不能想象，如果梁山伯与祝英台也如此的现实，千古传颂的爱情可能将不复存在，这样的婚姻面临突来的生活变故之时，是否会应了一句老话“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临各自飞呢？ “执子之手，与之偕老”，我相信每一个善良、真诚的人都渴望拥有一份这样的爱情和婚姻。就如同一首歌中唱到的：“因为爱着你的爱，因为苦过你的苦，所以快乐着你的快乐，悲伤着你的悲伤，没有风雨躲得过，没有坎坷不必走，所以安心的牵你的手，不去想该不该回头，也许有了伴的路，今生还要更忙碌得多。如有帮助，请给点个满意答案，谢谢！
民，为自己想得少，为别人想得多的伟大精神所感动。 鲁迅先生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他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是浙江绍兴人。“鲁迅”是他的笔名。 你知道鲁迅先生还有哪些笔名吗？他的笔名有什么意义？为什么用得最多的笔名是“鲁迅”？ 鲁迅先生一生曾用过几十个笔名，而且每一个笔名都是有深刻含义的。1930年他用得最多的笔名是“隋洛文”“洛文”“乐人”“洛”等。这些笔名都表示了鲁迅先生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嘲讽和蔑视。这是为什么呢？原来1930年2月，鲁迅先生和当时的进步人士发起成立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国民党反动派立即加以迫害。国民党浙江省党部诬蔑鲁迅为“堕落文人”，并秘密发出通知要逮捕他。鲁迅先生毫不屈服，继续写文章抨击国民党统治的黑暗。他的文章像匕首、像投枪，刺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要害，揭穿了他们的反动面目。为了对敌人的诬蔑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他把“堕落文人”几个字改写成以上几个笔名。由此可见鲁迅先生是不怕“碰壁”的。 三十年代，为了战斗的需要，鲁迅先生经常更换笔名，如“邓当世”“邓江”。浙江人读“邓”为“遁”。“遁”是逃走的意思，这暗喻避开当时反动政府的耳目进行战斗。鲁迅先生的最后一个笔名是1936年时用的“晓角”，“晓”是指拂晓的意思，“角”是号角的意思，“晓角”表示他愿作冲破黎明前黑暗的号角，为新中国的诞生而奋斗。 那么，鲁迅先生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鲁迅”这一笔名的呢？那是在1918年5月，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诞生了。这是鲁迅先生第一次用“鲁迅”这个笔名发表文章。《狂人日记》以日记的形式记叙了一个精神病患者的心理状态。通过这个“狂人”的嘴，描绘了一个恐怖的人吃人的世界，深刻地揭露了在“仁义道德”薄纱掩饰下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号召人们起来推翻吃人的旧制度，体现了反封建的革命精神。《狂人日记》有力地鞭挞了吃人的封建制度和旧礼教，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 后来，鲁迅先生向朋友解释用这个名字的原因。一是由于母亲姓鲁，二是由于周鲁是同姓之国，三是取愚鲁而迅速之意。他认为，自己比较笨拙，无论做学问或者干事情，效率比不上天分较好的人。只有更加勤勉，才能在一定时间内收到和别人一样的效果。“鲁迅”这个笔名不仅充分表达了鲁迅先生对母亲、祖国的热爱，而且可以看出鲁迅先生对自己时刻不忘奋力前行的严格要求。以后鲁迅先生在《自嘲》中把自己喻为“孺子牛”正是这种精神的写照。
伴随着鲁迅先生的作品，一同凝望逝去的历史，解读上个世纪中国最忧患的灵魂，同时在成长中，不断剖析自我个体的生命存在，这已是我们见证深刻的必修课，而且势必仍将持续下去，成为我们灵魂深处不可磨灭的永恒。有人说：鲁迅是一个难以表述的存在，走进他的内心深处，是相当困难的，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使得后人在接近的时候，常常会陷入表述的尴尬。但对于我们而言，从学者抑或评论家的角度去品味、体会，实在是被置入另一种无地的尴尬中，我只能记下那些在我的成长中慢慢风化却又自信弥坚的感想，来告慰先生的伟大，以及见证一些……nbsp;田园牧歌中的现实主义者nbsp;《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最早时读到的先生的作品，幽默、诙谐、妙趣横生，那菜畦、石井栏、皂荚树、桑葚、黄蜂、叫天子以及人形的何首乌，还有长妈妈讲的有关赤练蛇、美女蛇的故事，都曾引起儿时最远最深的遐想，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恰似那时的心境。文章天成，如同园中的草木，枝叶繁茂，尽皆奇花异草，随手摘取。这种以孩童的眼光来观察事物，使之形成一种张力，令人目不暇接。《故乡》里的闰土是经常盼望突然来临的远客，带着故乡的趣事，捕鸟、拾贝壳、守西瓜地，以及如歌吟般的“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美丽的世界。还有《社戏》，那么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兀自划了船去看戏，“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散发出来的清香”、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依稀见望的山庄，和咿咿呀呀地旦角的哼唱，归来时偷煮豆的欢晌，都成为我们回忆中的美景。nbsp;鲁迅以他特有的细腻的笔触为许多年后中国的孩子勾勒了一幅幅美轮美奂的童年图景，却以自我的孤独实践、审识了所谓的原乡情调，这种怀旧中隐藏的对现实的思考是更为深刻的历史使命感与生命剖析，这是我很久以后再读先生作品的体会，继而颠覆了置于一个时期和年龄的思想。nbsp;《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选自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是之中少有的童话般的文字，也使之成为儿童教育中的经典读物。百草园中的草木鸟兽、三味书屋里的摇头晃脑，都以一种幽默的笔调来调节给人的目不暇接的紧张感，这些都在文末“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的感慨中结束，给人一种回忆的阶段性与模糊感，带着无法挽回的忧伤继续行走，在回望与现实中，反而更突显了生命存在悲哀，这种悲哀正是鲁迅思想中有关“中间物”的体现，他是一个“感得全人间世，而同时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的博大的诗人，不承认历史发展，社会形态，他拒绝了永恒，否定了历史社会生命的“凝固”与“不朽”，制造了空前的现实感与孤立姿态，这种“中间”的论调使对于百草园、三味书屋的回忆与现实产生一种巨大的隔膜，把人置于虚无的境界，推向绝望的极致。nbsp;《呐喊》小说之一《故乡》将虚构作者与现实结合，令人不得不怀疑作者与小说人物的统一性，浓郁、强烈的抒情性，使这首“还乡诗”塑造了童话般的抒情世界。在所谓的“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建构模式中，田园牧歌的情感也在闰土的一声”老爷”中彻底破灭，“我”的再次离去与闰土的离去是相互见证与背离的。鲁迅是真正透彻了解农民的心灵的作家，这种隐含在文字中的对农民个体生命意识的描写正是于悄无声息中洞穿，而这又是于平静中对现实的毁灭性的认识，在人们被乡村美丽深深打动的同时，不得不直视现实。《故乡》比起古典文学构筑的童话世界更富于现代性，它是描写无暇的童话世界中被毁灭的悲哀，他“描写现实世界与童年经历的分裂对立，表现在现实世界中童年的纯粹而美丽的童话般世界的崩坏与堕落，以及那个为‘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想象世界的歌吟般的追寻”，实际上是引导人们的目光投入更深沉与痛苦的现实。乡村是没有陌生人的世界，与《祝福》、《社戏》中的“我”一样，鲁迅却正是从一个陌生人的视角来发现、观察“陌生化”的“故乡”的，它是对现实的一种永恒的拯救，关照现实对立的想象，以田园牧歌的笔调上位于这种自己身处其间却又终是孤独的陌生，极其高超的寄托了自己的现实主义精神。这种现实主义，不同于直接的白描，正是童话般的想象世界加深了现实的深重性。“幻景”与”现实”混沌一片，从“离乡”到“作怀乡梦”，“我现在的故事”始终在“心理的回乡”与“现实的回乡”所构成的张力中展开，而且必然是一个“幻景”与”现实”相互剥离的过程，剥离的痛苦与“金黄的圆月”相映成辉，是折射后更为苦痛的现实。nbsp;中学语文课本里的《社戏》并非原文的全部，而这种删节或许正引导和规定了更多的人对小说原作的理解
论鲁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发布时间：2010-9-24 20:9:41 点击：27次 赵轶男（安徽电气工程学校 安徽合肥 230031 ） 摘 要： 鲁迅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小说创作是对先生女性思想阐述的重要方面，他笔下的人物丰富多样，尤为突出的是对女性个性、思想的描写。其对女性形象刻画分为两个来源：一是农村妇女形象，一是知识女性形象。先生揭示出女性在旧中国中的悲剧命运，探求女性未来生活发展之路。本文通过对鲁迅小说中的单四嫂子,祥林嫂,子君等女性形象的分析和评论,从而概括出鲁迅小说中女性形象所特有的三个基本思想主题:首先,爱---对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关爱；其次，死亡——生命无辜的毁灭；再次，反抗——对来自一切方面的对生命奴役残害以及这些女性对此所发自灵魂的绝望抗争。三个基本思想主题之间相互交融，构成了鲁迅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宏观特点。 关键词： 鲁迅先生 女性形象 悲剧 关爱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其重要体现之一就在于他的小说创作.鲁迅先生的小说涉及的社会问题是相当广泛的。正如先生在《呐喊》序言中所说的他写的小说内容都是使他“不能全忘却的”回忆。很明显，先生写小说，往往当作回归到他回忆中的旧中国去游历和探索，因此，他的小说绝大多数取材于自己的故乡——绍兴①。这也正如先生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承认：我的取材，多来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先生说他写小说是要画出“沉默国民的魂灵来” ②。因此他深入到中国国民的灵魂之深处去思考、寻验。对于时代与民族而言，鲁迅先生无疑是超前的。因此他无论生前与身后都不能避免寂寞的命运。他总是在思考着人的觉醒和解放，主要是那些在旧中国处于社会底层的，受封建制度及礼教长期束缚的普通民众，他们的生活是凄惨的，人格尊严是受到无情地践踏的，这其中绝大部分是妇女，因为旧中国的三纲五常中女人是最没有社会地位的，她们成为夫权、族权、政权、神权压迫下的玩具，甚至至死也摆脱不了被欺瞒的命运。鲁迅先生一直深切关注妇女问题，并体现在他的小说创作当中。 鲁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并不是很多，却大都成为了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先生笔下的女性形象可以大致概括为两类：一是旧社会农民妇女形象，她们多贫困交加、愚昧麻木，如：杨二嫂、单四嫂子、吴妈、祥林嫂、九斤老太、七斤嫂等；二是城市女性形象，她们不惜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个性的自由解放,通过不断的斗争来获得个体的人身自由，如：子君,爱姑。鲁迅先生是如何思考女性的身份、地位、生命价值、生存意义以及女性解放的出路呢？通读先生的小说，我们可以归纳出三个基本的主题：“爱”——对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关爱，“死”——生命无辜的毁灭；“反抗”——对来自一切方面的对生命奴役残害以及那些女性对此所发自灵魂的绝望抗争。下面就将单四嫂子、子君、祥林嫂三位女性分别给予分析和评论。 一、 爱——对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关爱 《明天》是《呐喊》中的一篇，也是先生写的第一篇描写农村妇女的小说。情节为主人公单四嫂子是一个死了丈夫又贫困守寡的女人，平日里只靠自己的双手去昼夜不停地纺出棉纱来养活她和三岁的儿子宝儿，对生活可以说毫无奢求，她唯一的希望大概只是养育宝儿，望子成龙吧！尤其是当宝儿瞪着一双小黑眼睛想了一刻，便说：“妈！爹卖馄饨，我大了也卖馄饨，卖许多许多钱——我都给你”。孩子稚气童真的愿望以及对妈妈至真的爱恋是怎样温暖了这位可怜妈妈的心啊！这也给单四嫂子带来多大的力量啊！“那时候，真是连纺出的棉纱，也仿佛寸寸都有意思，寸寸都活着”。正是有了这平常而微小的希望，才支持着这个守寡女人的悲苦的心，给她以挣扎着活下去的勇气……通过单四嫂子的生活，先生以他深邃的艺术笔触塑造了中国劳动妇女的苦难的形象。她喘息在残酷无道的重压下，却还能为了人间的一点温暖，而默默地忍受着生活的煎熬。却不料这样一点小小的安慰也落了空，病魔和庸医夺去了宝儿的生命，也就等于夺去了这寡妇最后的希望。单四嫂子是那样的纯朴、善良、安分。宝儿是那么可爱、朝气、孝顺。在她们母子的生活中，完全没有一点“分外”的要求，她只是为了起码的生活条件整日里不停地劳动着，她们被剥削得已经不知道真正的幸福是什么，而只能通过母子之间的亲情来互相“取暖”。 单四嫂子是个丧夫的女人，她没有对社会有丝毫怨言，我想在所谓的东方文明地熏陶下，她应该已经麻木了，失去了“没有爱的悲哀”。因为在中国的古训里早已订好了律条：死了丈夫，不能另行改嫁，只能守节。所以徽州地区至今还有那么多牌坊。苦难的生活给予她的微茫的希望，只是为了养大孩子而挣扎着、奋斗着。而当这微茫的希望也幻灭了的时候，死了丈夫又死孩子的单四嫂子，只能把“无所可爱的悲哀”寄托在宝儿魂魄入梦上。鲁迅先生在描写单四嫂子所处的环境是这样说的“门内是王九妈蓝皮阿五之类，门外是咸亨的掌柜和红鼻子老拱之类”。他们都聚集在这可怜的寡妇周围，但他们除去按照惯例烧纸钱、赊棺材，吞尽这寡妇仅有的一点积蓄外，谁又曾经真正给予她一点同情和温暖呢？可以说单四嫂子所处的环境是令人窒息的。也正如先生在《呐喊》序言里所说的“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这也体现出鲁迅小说的一种创作模式——看与被看的模式。为什么封建的宗法制度可以延续那么长，我想人们的不觉悟，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互不关心，也就成了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宗法统治的重要支柱吧。 单四嫂子的不幸遭遇，真实地概括了封建宗法统治和礼教压迫下的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先生借用一个这样平凡的故事，即广大旧中国劳动群众平凡生活的小悲剧，正是为了向世人揭示那整个时代的悲苦的生活面貌。他的思想是具体地、深刻地：黑暗的宗法制度，封建的旧礼教，在奴役践踏着千百万劳动人民，连单四嫂子这样一点起码的合理的生活愿望也残酷地剥夺了。试想等待单四嫂子的将是怎样一个“明天”呢？先生曾说“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添上了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自己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如果叙述出静夜中的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到自己儿子的梦，虽然增加了悲凉阴冷之感，但是会使小说更有深度。然而先生却没能这样做，这是他听了钱玄同的意见以后，用了“曲笔”的结果。因为那时的钱玄同是不主张消极的，所以鲁迅先生在修改小说时便毫无顾忌地打破自己原来的构思，为的是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这也同时反映了先生的“爱”的哲学。因为在那样的社会——浓重的黑暗。等待着这个可怜寡妇的，将只能是更沉重、更无穷无尽的苦痛和悲哀、更漫长、更黑暗的无情岁月。这平凡的悲剧，也正是灾难深重的时代悲剧的缩影。所以，可以将《明天》中单四嫂子形象概括为体现了先生对女性“爱”的特点。即爱——对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关爱。 二、 死亡——生命无辜的毁灭 鲁迅说过：“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从和作者相关的人们里去找，是不能发现切合的了，但因为“杂取种种人”，一部分相像的人也就更其多数，更能招致广大的惶惑。所以我们可以认为《祝福》里的祥林嫂形象是运用了“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创作方法。作者这样创作的目的也就是上文所说的先生写小说的动机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将下层社会民众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原意其实只不过想将这显示给读者，提出一些问题而已。所以鲁迅先生要用小说强调和放大的思想，要开拓的知识，焦点在于“旧社会的病根”，然后“设法加以疗伤”。可以说这些都可以在《祝福》深深地体会出来。而其中焦点不言自明——祥林嫂。《祝福》的情节是众人耳熟能详的，这儿就不加以赘述。我们来看看作者写《祝福》时候的社会时代的背景，当时社会矛盾十分尖锐，革命的一切基本问题都表现得非常突出，广大的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还过着极其痛苦的生活，大革命的风暴还没有到来。随着新文化统一战线的分化，使鲁迅不断地加强了对真理的求索和对社会问题的探讨，并开始接触各种思潮。他从同情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发展到对妇女问题予以足够的重视，并进行了一定的探讨。这是他向封建旧势力战斗，为新事物“呐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收在《彷徨》里的第一篇小说《祝福》则是对那个黑暗社会的轰炸。应该也是《祝福》思想性深刻的一个原因吧。鲁迅先生看到了在旧社会的下层女性身上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节烈观，因为她们对节烈观看得很重，甚至把它奉为圭臬。在封建时代节烈观是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派生物，先生通过这看到了更深层次的男权中心文化，揭露了节烈的腐朽和残酷，也就通过这一窗口看到了整个男权中心文化奴役、压迫妇女的本质，从而达到对女性启蒙的目的。同时，先生又为女性觉醒和解放想出了一条道路，即实现女性“人之自觉”。只有女性自身认识到传统文化中的弱点，才能有所醒悟，也从而打破圭臬实现自由。 《祝福》写的深刻处，应该就在于它通过祥林嫂的悲剧，更充分更集中地表现了封建宗法统治，如何用它的黑暗触角时时处处给祥林嫂以残酷的打击，使她无可逃避地步步被逼向死亡的陷阱。威压着祥林嫂命运的，不只是鲁四老爷的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而是整个封建宗法制度。它的统治支配着政治、经济以及宗族、宗教和道德的一切方面，象一张无形的黑网笼罩着祥林嫂。但是，渗透着作者冷隽的笔调的，又是怎样难以忍受的愤怒和悲哀啊！冷酷、令人窒息的冷酷，不断挤压着祥林嫂，使她无可逃避，更无法逃避死亡的结局。《祝福》的开端写了“送灶”，结尾写了“祝福”之夜。那是作者刻意安排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喜庆景象。纷飞的瑞雪，连绵不断的鞭炮声，“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但就在这喜庆的祝福之夜的纷纷拥抱中，勤劳的一生的祥林嫂却死于灾难深重的饥寒交迫与惨烈的精神戕害。这就是“天地圣众”所给予她的“无限的幸福”！祥林嫂死了，那她是否就解脱了呢？我想那个惟求做稳奴隶的祥林嫂，在受尽肉体的压榨摧残，精神受尽嘲弄凌辱后，最后还必须怀着深沉的恐惧走向死亡。对她来说，死亡不是长期痛苦生活的解脱，而是另一种更痛苦的生活的开始（到阴间去承受锯刑）。鲁迅先生在表现农村妇女所受压迫的痛苦方面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深度，至今也少有人超越。祥林嫂的形象也成为一个艺术的典型。整篇小说充满了对全部封建宗法制度和思想体系的烈火般的仇恨，同时也充满了与封建宗法制度不共戴天、势不两立的彻底的决裂的精神。 《祝福》中的祥林嫂受到的“关心”来自于柳妈等一系列同属于贫下低贱的劳动妇女，她们所表现出来的性格特征又是什么？她们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从而产生了冷漠的恶性心理，在强者面前被抑止了的感情蓄积为对弱者的无情精神摧残作了准备，从而得到向弱者身上进行毫无遮拦的宣泄。她们的这种精神病态表现出人与人之间关系带有极大的浅薄性、冷酷性。她们中有的是痛苦麻木的自守，极端冷漠的旁观，有的则是无情的精神摧残和怨毒之气的宣泄。可以说这些弱者在自觉不自觉中肯定了封建伦理道德的信条。而鲁迅先生对这种人物心理的把握是透彻和深刻的，他在处理人物之间的关系的态度是严峻的。对一个无呼唤余地、无反攻能力的祥林嫂来说，这只能是一种伤感而无法申诉的悲剧。先生运用的是一种冷峻的笔法进行描写而非铺排的酣畅淋漓的笔触，因为它们表现出的艺术悲剧韵味不足以传达那种在平静中吃人的现实格调。我们可以将祥林嫂形象概括为鲁迅先生对女性刻画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即“死”——生命无辜的毁灭；有人会认为祥林嫂在死前有过对灵魂有无的怀疑，就是呈现出微弱的正转状态，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在生命道路上对封建思想和封建伦理道德以及对在此支配的社会关系的朦胧感受，一种思想变化发展的趋势，对艺术悲剧的影响应该是微弱的。特定的时代环境决定了祥林嫂的命运悲剧，而对她的“回光返照”也正体现出鲁迅先生的一种希望吧。这在《伤逝》中有很好的体现。 三、 反抗——对来自一切方面的对她们的生命奴役残害和绝望抗争 《伤逝》是鲁迅先生小说中的仅有的一篇以青年爱情为题材的作品。小说一开始，就先声夺人地为全篇定下一个“忏悔自省”的调子——“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忏悔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涓生“悔恨和悲哀”是什么？《伤逝》的内涵得到升华，是否仅仅是涓生感伤和逝去的感情呢？小说不仅歌颂了男女青年子君和涓生的反对封建专制，争取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的斗争，更深刻地描写了知识分子心灵的历程。鲁迅先生也因此提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中国青年，特别是妇女，究竟怎样才能从旧势力压迫下得到解放？《伤逝》则成为先生的启蒙主义所达到的一个新的高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种同封建家庭决绝的态度，的确是表现了“五四”前后第一代知识女性的反封建精神。女主人公子君就是发出这个勇敢的呼声，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义无反顾，坦然如入无人的境地，奔向她所向往的理想的爱情生活。子君也许会在其他方面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但可以肯定的是她在爱情问题上，在自己的终身大事上，子君却是无畏而勇敢的。在涓生的记忆中，无畏的子君决不是感情轻浮的少女，她天真、善良、娴静而又纤弱。子君性格也正是由于她所处的家庭环境的影响，寄居在叔父家，在城市上学。以前的她可能一直生活在威严和冷眼中，处于少女时代的子君是同样会有着对美好理想的向往。可谓是不断地新文化、新思想启蒙了她，时代更为她打开了眼界。当她第一次在生活中发现有一个相知的异性青年涓生，虽然只是一个小职员，生活艰难，但却有一颗火热的心和进步的思想，为她揭开了新生活的帷幕。向她表达了挚爱真情，所以她被感动了并倾心于他，愿意和他携手同行，追求美满幸福的生活。可以说当时支持子君的理想是“爱”，她当时的勇敢和无畏是因为“爱”，是涓生的爱给了她生活的勇气，使她不顾一切地反抗旧社会的伦理教条。涓生是一位首先接受了新思想而觉醒的青年，他启发和关爱着子君。但同时他也是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五四”风暴中追求个性解放的信条之一就是自由之身，谁也没有干涉自我的权利。 子君对未来美好梦幻激励着她为摆脱封建束缚进行了无畏的斗争。但在当时封建势力还很猖獗的社会里，子君比之涓生会有更多的先天弱点，因为她的社会接触不多，她的知识面也不广，但是在她身上值得肯定的是她对新知识、自由美好的渴望和憧憬。我们应该清楚，爱情不是抽象的东西，人也不能生活在对美好事物的憧憬中，更不能生活在抽象的爱里。我认为正确的生活方式应该是生活艺术化，而艺术也要生活化。所以生存的环境对她们的婚姻生活中产生了很大的压力，他们也必须面对这残酷险诈的人间简单的家具，已经用去了涓生筹来的款子的一大半，而子君也卖掉了她仅有的金戒指和耳环，为他们共同的家加入了一点股份。但最终的结局是涓生被辞退了。共同的生活使他们有充分相对的时间，先是沉默的相视，接着又是沉默……。而子君在新的生活中只能忙于家务，生炉子，煮饭做菜，喂狗养鸡，每每汗流满面，短发都粘在前额上，手也开始粗糙起来。因为忙，所以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工夫也没有，何况是读书和散步。这也最终造成了他们无爱的结局。也为最后涓生说出他们之间无爱埋下的深沉的隐患。涓生说：“不过三个星期”。就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似乎对她已经更加了解，揭去许多失去之前以为了解而现在看来却是隔膜了，即所谓真的隔膜了。作者则说出解决的方法“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但涓生与子君是太缺乏生活的经济支柱，从而也使彼此爱的理想的斑斓色彩在不断剥落。涓生对子君的热情也在冷却，而对于子君来说，这新的生活又何尝不使她感到困惑，她只得强颜欢笑，操劳家务，目的只是为了分担一下涓生的辛苦，为这个共同的家努力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从这一层面看，子君并没有变。唯一产生变化大概是涓生对幸福的需要观的扩大。因为按照涓生的愿望只是让子君能陪他一起读书、一同散步和聊天，总起来是要生活高雅一点，安闲一点。我想就算他们在经济上完全可以满足这种生活。结局大概也只是“一只新笼子”，生活大概也只能模式化、固定化。他们的理想化的爱也不会有“时时地更新、生长、创造”。这种生活方式只是他们对生活的一种向往。于是，本来以为完全互相了解的子君和涓生，现在却疏远隔膜起来，相对彼此的爱已经成了彼此之间的精神负担，所以涓生已经动摇：“我老实说罢；我已经不爱你了！但对于你倒好得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他放弃了子君，因为在他心中认为子君应该可以感受到彼此之间的隔阂，但是出乎意料之外，子君是完全无力承受突然来自爱情的打击，她陷入了恐怖之中，离开涓生之后，毫无生存能力的她只能回到旧家庭中，并终于“独自负着虚空的重担，在灰白的长路上前行，而又即刻消失在周围的威严和冷眼里”。这一结局是悲剧性的，鲁迅先生对此表示了无限的惋惜和沉痛。涓生陷入良心的谴责和痛苦的忏悔之中“我不应该将真实说给子君，我们相爱过，我应该永久奉献她我的说谎。”……“我没有负着虚伪的重担的勇气，却将真实的卸给她了。”“使我希望，欢欣，爱，生活的一切，却全都逝去了，只有一个虚空，我用真实去换来的虚空存在。”这是一个多么可怜的真实，又是一个多么卑怯的真实。作为生者的涓生就必须还要生活下去，所以在小说的结尾鲁迅先生赋予其新的生命希望。“如果真有所谓鬼魂，真有所谓地狱，那么，即使在孽风怒吼之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哀，乞求她的饶恕”，“在孽风和毒焰中拥抱子君，乞求她宽容，或使她快意……。”正是这一切，给涓生带来了新的启示和觉悟——“我活着，我总得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那第一步，——却不过是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这也反映出先生反抗绝望的哲学。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伤逝》的子君的形象体现了鲁迅先生对女性描写的另外一个特点，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层面：反抗——对来自一切方面的对生命的奴役残害的绝望的抗争。 综观先生的全部小说作品创作，即也就是上文借单四嫂子、祥林嫂、子君三位女性形象来体现出这三方面的特点。当然，这三者是互相联系、互相渗透的，并非孤立地存在于某一形象刻画之中，但我们可以看出先生是有侧重地加以描写的。我们在阅读先生的作品时也同样应该仔细地体会和把握，先生告诉我们的是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完美的、有缺陷的、有弊端的，而我们只有正视这一现实的生存状态，然后再做出自己的选择与追求，而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虚幻的“神话”的实现上。 著名学者钱理群说：“人在春风得意，自我感觉良好时是很难读懂鲁迅；人倒霉了，陷入了生命的困境，充满了困惑，甚至感到绝望，这时才有可能会理会鲁迅的思想。”我想这是有一定道理的。鲁迅先生曾说：“写小说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别号。”我们可以认识到先生写小说上有自己的功利目的的，是要利用小说的力量来改良这社会，而且把文学和人生的改良和健全发展联系起来，在《呐喊》《彷徨》中，鲁迅实际上写了两种人物类型：即前面所说的下层农民的灵魂和知识分子的灵魂。可以说先生对知识分子灵魂的深入是与自己的血肉相融的，如上面《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相对来说先生对诸如杨二嫂、单四嫂子、祥林嫂的命运是关切和同情的，重在更加深刻地揭示出在她们身上的国民劣根性，以引起广大民众的觉醒，他是带着责任感去描写她们的处境，着重暴露病态社会的人的精神状态，同时也是对现代中国人的灵魂的伟大拷问，他逼着读者一起来正视人性的卑劣，正视淋漓的鲜血。 鲁迅先生最终为女性的人身解放指出一条道路那就是绝望的反抗，是对于社会、对于自身、对自己的一个反抗。希望无所谓有无，关键在于你是否愿意正视它并且时刻去追求。“真的猛士，敢于正视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我们的前方是路需要自己去踏过，鲁迅先生作品的深度就在于他能够穿透现实的黑暗去开掘、体验更内在的更深的被遮蔽的黑暗，进入精神的层面，有的作品还进入了生命存在的本体，即超越他的经验来成就一种存在的追问。 四、 结论 鲁迅先生小说的内涵是丰富的，不是从一种角度就能阐述清楚的，所以我们思考先生的作品和提出我们的问题时应该加以审慎的解读和分析，因为现代小说在先生的笔下得以产生并且完善，可见先生的思想具有时代的超越性，是值得我们去思索和深化的。先生曾在《野草》的题词中写下：“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先生所有的作品中亦透露先生的沉默世界，对中国普通贫民妇女的刻画则是先生对当时黑暗社会对普通平民的残害和压迫的控诉，普通大众的生活尚且如此不堪，更何况是那些没有地位处于社会底层的妇女呢？先生描绘的女性形象深刻而难忘，先生抓住了她们的生活细节，用自然平实的语言白描了一个又一个典型而可悲的劳动妇女。参考文献：① 陈漱渝著.鲁迅风波[M]． 大众文艺出版社② 《与鲁迅相遇》 钱理群 著 三联书店③ 《林贤治评注鲁迅选集》 湖南文艺出版社④ 《鲁迅作品十五讲》 钱理群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⑤ 《吴中杰评点鲁迅小说》 吴中杰编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⑥ 《鲁迅其书》 张杰 杨燕丽 选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⑦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 钱理群 温儒敏等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⑧ 《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 上册 朱栋霖 丁帆 朱晓进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⑨ 《鲁迅经典文存》 洪治纲 主编 上海大学出版社
只有在符合患者的利益时,医生才可提供可能对患者的生理及心理状态产生不利影响的医学措施，在医学研究中,参与研究的受试者不仅仅是我们的研究对象,更重要的是他们首先是人,必须在研究过程中得到尊重并充分保护他们的利益。在试验设计、医学记录与生物标本的利用中尤其要注意遵守知情同意的原则。临床医学研究必须遵循以下伦理学准则。
医学伦理学三原则1.公正：应该保证试验的参与者有同等的获得医疗资源的机会。2.尊重：主要体现在参与研究的受试对象应该有知情同意权、自主的决策权和隐私的保密权，在参与试验过程中，受试对象应该受到充分尊重。包括尊重他人的自主性、自我决定权,获取知情同意,尊重受试者隐私及保密等内容。3.有利：研究者应该从受试者的角度出发，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全面权衡利弊，进行风险分析，保证利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为受试者谋利。在医学研究中，为了保护受试者和研究人员的合法权益，并确保研究的科学性和可靠性，有必要签署知情同意书。 在发表研究结果时，研究人员还需要提供医学伦理委员会的批准结果。 知情同意是每个受试者表示自愿参加某项研究的书面证据， 知情同意是受试者与研究人员之间科学和伦理关系的基本保证。
提交sci时提供知情同意书是中文的。根据查询相关资料显示：知情同意书提供中文加英文翻译后两个版本。为了避免英文水平不够高，影响到sci论文质量和发表，建议作者在投稿前，先找专业人士对论文进行翻译和润色。
医学研究伦理备案完成后才能投稿么？Wordvice在博客文章“SCI论文投稿前的选刊和问询步骤”中介绍了英文论文在投稿前的选刊准备工作，在“SCI英文学术论文的9步投稿流程” 中介绍了投稿的详细步骤和注意事项。在向中外医学期刊投稿论文时，伦理批准书、参试者知情同意书和临床试验注册号是三项特殊要求。一些作者在投稿时才发现缺失这些内容。本文简述期刊对这三项内容的要求。关于伦理批准书和知情同意书的国内期刊要求，各期刊的要求说法有所不同。例如，有的中华医学会期刊编辑部发布的“关于提供伦理委员会批准文件及受试对象知情同意书的通知”称：“根据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的相关规定，当论文的主体是以人为研究对象的试验时，作者应该说明其遵循的程序是否符合负责人体试验的委员会（单位性的、地区性的或国家性的）所制定的伦理学标准，请提供该委员会的批准文件复印件，并在正文中说明受试对象（或其监护人）是否知情同意。”而另外一些期刊编辑部发布的通知则称：“根据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的相关规定，当论文的主体是以人为研究对象的试验时，作者应该说明其遵循的程序是否符合负责人体试验的委员会（单位性的、地区性的或国家性的）所制定的伦理学标准，请提供该委员会的批准文件及受试对象的知情同意书。”关于伦理批准书和知情同意书的国外期刊要求，一些期刊规定，当医学论文涉及参试人或患者（统称参与人）的研究内容时，作者须在论文中声明研究项目已经被全国性、地方性或单位性的伦理委员会批准，并透露伦理委员会的名称。具体来讲，作者须声明研究工作遵循1964年赫尔辛基宣言（世界医学协会道德准则）及其后续增补条款或类似的伦理标准。如果具有未确定部分，作者必须展示伦理委员会批准该部分作为未确定部分，并解释未遵循的原因。如果伦理委员会豁免了研究工作的伦理批准，作者也须在论文中详述豁免理由。另外，期刊规定，作者须在论文中如实声明已经获得参试者知情同意，并遵守隐私权保护原则。除非获得参试者或患者的书面许可，投稿文件中不准包括他或她的私人信息。从上述国内外期刊要求来看，虽然有些期刊明确要求必须提供伦理批准书的复印件，但是有些期刊并未明确说明是否可以仅在论文中声明而无需提供证明文件。因此，关于具体要求，论文的作者需要查看投稿指南或向期刊询问，弄清楚何时需要提供证明文件，即在投稿时提供还是在论文被批准发表后提供，或是否不需要提供，以及需要提供何种规格的英文翻译证明。关于参试者知情同意书的具体规定，也存在类似的模糊，即有些期刊明确要求提供知情同意书，而某些期刊只要求作者在论文中声明即可。因此，关于具体要求，论文的作者也需要查看投稿指南或向期刊询问，弄清楚何时需要提供，并以何种方式提供证明文件。例如，是否需要提供全部35个参试者或35000个参试者的每个人的知情同意书，以及何种规格的英文翻译证明。一些期刊在投稿指南中明确规定，论文作者必须保留知情同意书的书面文件，但是无需在投稿时向期刊寄送复印件。只有当期刊在极少数情况下（例如法律诉讼案件发生时）特意向作者索要时，作者才须向期刊提供知情同意书的复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