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娄城市小说研究论文作者

索尔·贝娄（Saul Bellow, 1915年6月10日－2005年4月5日），美国作家，197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普利策奖获得者。代表作《洪堡的礼物》。1915年贝娄出生在蒙特利尔一个俄国—犹太血统的移民家庭，在他的父亲被牵连进一个贩卖私酒的纠纷之后，全家都搬到芝加哥并在那里定居下来。在芝加哥，贝娄的想像力变得丰富起来，而他的思想也开始萌芽。在经历了西北大学的人类学研究、芝加哥的平民生活和被卷入政治纷争的青涩岁月后。他完善了自己的世界观。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从事写作，中途去了一趟墨西哥，希望拜会被流放的俄国共产主义作家托洛斯基(不幸的是托洛斯基在他到达的前一天被杀了.）贝娄的第一部小说，《晃来晃去的人》，于1944年发表，紧接着《受害者》在1947年横空出世，在欧洲都引起了巨大反响。然而，在《奥吉·玛琪历险记》里，他试着去描绘在大萧条期间芝加哥的第一代美国犹太人的流浪生活，这是贝娄写作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奥吉·玛琪历险记》是贝娄风格的初次亮相，尽管作者自己并不觉得此书文笔足够成熟，并且马上推出一系列在他看来文字老到，更具美感的文字，它们是1956年的《且惜今朝》和1959年的《雨王汉德逊》。后者几乎可以说是他最负盛名的喜剧小说，连同他1964年的作品，《赫索格》，是贝娄自己的事业高峰同时也是美国20世纪50年代小说的高峰，令之后的作家难以望其项背。然而上世纪60年代末的嬉皮士们却并不喜欢贝娄，他们把他视为墨守成规、大男子主义、种族歧视以及精英意识的代名词。而贝娄的反击是《赛姆勒先生的行星》，在里面他嘲弄当时统治着美国社会的嬉皮士作风和浅陋的佛洛伊德世界观。对于现代生活的批判让人们感觉到他逐渐变成了右派，他在197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感言中就大行批判之道，人们于是称呼他为一个由激进分子转变了的新保守派。“让我多花点时间来看看这个工作吧，”贝娄说道，“提及私生活，混乱或者几近疯狂；说到家庭，丈夫、妻子、家长、孩子，都困惑而迷乱；再看看社会风气、人际交往以及性行为，更是世风日下。个人混乱了，政府也晕头转向了。道德的沦丧和生活的潦倒是我们长久的梦魇，我们困在这骚动的世界里，被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所困扰。”无可厚非，贝娄的黄金时期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和1975年《洪堡的礼物》的发表间，当然了，他写作生涯中的小小说成果也相当惊人。他的作品远远超出了曾经误解或忽视他的那些新浪潮主义者和存在主义者所能估计的价值。正如诺贝尔的获奖理由所概述，贝娄是一个“对于当代文化富于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的作家。“康拉德说得没错，艺术是试着去发现世界，从现实生活中，也从物质中，去发现生活的根本、永恒和精髓。”贝娄的存在就是在说明这样一个道理，这位现代的大师级人物，笔耕不辍，并且延续着小说的魅力。他同司汤达、康拉德、狄更斯、福楼拜、德莱塞这些伟大的文字实践者齐名，不以古怪作噱头、不借时髦为卖点，而以其对人性的刻画见长。现在他加入了他们在天堂的聚会，索尔·贝娄需要的惟一的墓志铭是——

20世纪60年代以来，贝娄“无疑是当代美国小说家中被评论最多的人”。早在20世纪70年代，印度的贝娄研究者恰兰坦·库尔舒埃斯塔就说“大量有关贝娄的研究已开始达到一个小型产业的规模”。格洛丽娅·克罗宁和博兰·豪尔在他们的Saul Bellow：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第二版中就收录了46部评论专著目录，重要评论文章目录1200余篇。在1200余篇评论中，总论占343篇，评《奥吉·马奇历险记》的74篇，《晃来晃去的人》32篇，《院长的十二月》73篇，《雨王汉德森》90篇，《赫索格》151篇，《洪堡的礼物》64篇，《赛姆勒先生的行星》90篇，《只争朝夕》59篇，短篇小说46篇，《耶路撒冷去来》20篇，《受害者》32篇，戏剧18篇，另有有关索尔·贝娄的博士论文90篇。国外现已有英文评论专著50余部，论文3000余篇。还有有关贝娄的传记4部。总部设在美国的国际索尔·贝娄学会从1981年起还定期出版《索尔·贝娄学刊》，评论贝娄的作品。从1988年开始，国际索尔·贝娄学会通过其网站每年出版一期《索尔·贝娄研究通讯》（Saul Bellow Society Newsletter）。除了美欧的索尔·贝娄研究大军外，亚洲的印度和日本也成果卓著，尤其是印度学者的研究颇见功力。国外评论家给贝娄贴的“标签”可谓五花八门，称其为现代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叔本华主义者、赖希信徒、斯坦纳信徒、存在主义者、后存在主义者、浪漫主义者、城市浪漫主义者、自然主义者、社会现实主义者和德莱塞式的现实主义者。也有从民族和宗教方面描述贝娄的，称其为一位犹太美国作家、世俗的哈西德派、一位“绝非哈西德派，也非世俗或其他任何形式的犹太作家”、笃信犹太教的作家、犹太无产阶级小说家、从边缘移至中心，却深植于传统犹太世界观之中的作家。还有人从西方文学传统的角度将贝娄视为西方文化传统的捍卫者、妥斯陀耶夫斯基的门徒、海明威的后代、詹姆斯和福楼拜式的社会作家、带有俄国、美国和犹太传统元素的作家、新超验主义作家。尽管有关贝娄的评论切入点不同，结论各异，但许多重要的批评家均认定贝娄小说中的超验的和宗教视域具有重要意义，均重视心理的而不是社会的考量，着重探讨作品超越历史的普遍性。凯思·奥普代尔认为贝娄的作品“基本上是形而上的和宗教的，是从历史事实转向更大的普遍性问题”。他认为贝娄的主人公们在一个视邪恶为精神动力的世界里寻找一种宗教上的超验。所以，贝娄的创作生涯从社会关照转向心理探索。约翰·克莱顿利用心理分析学理论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他感受到了贝娄作品折射的绝望的生活观，认定贝娄“首先是心理小说家然后才是社会小说家或道德代言人”。奥普代尔和克莱顿都在贝娄的作品中发现一个无法解决的冲突，即贝娄无法在怀疑和信仰之间做出抉择。M·吉尔伯特·波特站在形式主义的立场上，用“新批评”的方法来解读贝娄的作品，发现了贝娄从存在主义向超验思想转向的轨迹。罗伯特·R·杜登认为贝娄把人描绘成类似于天使的动物，它以上帝的形象出现，在宇宙万物的链条上居于中间位置。他注意到贝娄在《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中利用施宾格勒和汤因比的循环观来解释历史，并认为这种历史循环是由超验的力量所为。欧文·马林认为“时间”是贝娄小说的基本主题，不过，他更强调宗教的超验性。所以《晃来晃去的人》的主人公虽然生活在今生今世，却经常思考神话、仪式、永生等问题，所以《受害者》中的阿萨·利文撒尔和《奥吉·马奇历险记》的主人公奥奇才会弃绝过去，誓不接受“历史决定论”，汉德森在其神话式的追寻过程中承担了雨王圣戈的角色，因而也超越了现时的存在。霍华德·哈珀认为贝娄的作品以两大主题为中心来表现两个世界。一个主题是关于漂荡于世上却永远无法成功的个人经历，另一个是关于人对超验力量的强烈渴望。评论贝娄超验倾向的还有艾兰·皮弗。她提醒读者注意贝娄小说中潜在的对精神和超验领域的关注。她提出，随着贝娄的创作日趋成熟，这种关注也日益明显。在分析《更多的人死于心碎》时，她强调说（用贝娄的话）“在表面背后”总有什么东西存在。她提醒读者说，小说中的人物，如主人公贝恩在寻找隐藏在表面之下的东西，它实际上是一种超越物理存在的东西。而它的作者似乎也在寻找一种“探索的启示”，一种“超越”，一种人类的秘密，“人类的隐蔽计划”。另有不少评论探讨了贝娄作品的神话和宗教主题。有人在贝娄的主人公和基督形象之间建立关联，试图为人类困境找出宗教上的出路。有人把奥奇、汉德森和赫索格比作亚当，把摩西·赫索格比作《圣经》中的摩西。《赫索格》被认为是现代的《复乐园》。有人认为赛姆勒是受埃克哈特影响的神秘主义者。在各有关贝娄的超验倾向的评论中，有不少为这种倾向叫好的，他们或认为贝娄小说是一种形而上的求索，或认为贝娄小说陈述了人类进退维谷的精神窘境，或认为其小说是人生奥秘的颂歌。也有部分人认为对超验元素的过分强调反而成为贝娄小说艺术的瑕疵。例如，有人指责说，贝娄把赫索格神话化或把赛姆勒正典化的企图不能令人信服。有人攻击贝娄的半宗教性的哲学和“英雄”概念，因为二者均否定了犹太遗产的历史意义。斯坦利·屈奇登伯格认为，超验的冲动有时将贝娄主人公引入不作为和异化状态。托尼·坦纳对贝娄的超验观及其在作品中的表现持保留态度，他指出贝娄的作品往往孤立地滑向超验结局，对人与社会对立的后果关注不够，而且作品缺少情节和事件的前后关联。布里吉特·施尔-舒瓦茨洛也对贝娄的小说缺少情节关联深表遗憾。布洛克认为贝娄是一位“批判现实主义者”。他认为贝娄主人公不是趋向于一种形而上的领域，而是试图达到一种人的社会性，而这种社会性又是在当时的市场价值统治的社会中无法达到的。此外，M·吉尔伯特·波特和印度学者科亚姆在其2004年的贝娄评论专著都指出贝娄对美国超验主义者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思想的继承。科亚姆发现贝娄的思想“完全和美国超验主义的主导意识相关”。尽管贝娄也受其它传统影响，但他认为贝娄首先“应被描述为一名新超验主义作家”。他还重点分析了超验主义在贝娄四部“经典”作品中的体现。科亚姆总结道：“20世纪的贝娄主人公们所持的是19世纪爱默生和惠特曼的人生观。他们在倡导一种和解和统一或秩序与平衡的哲学。”除了评论贝娄作品中的超验倾向外，还有不少评论者从其他视角来分析解读贝娄的作品。朱迪·纽曼认为贝娄从创作之初就对历史表现出兴趣。马尔科姆· 布莱德伯利总结道：“事实上正是由于贝娄小说中有强烈的历史表现,作品也得以充满活力地生存四十多年。”贝娄20世纪50年代的小说试图验证人是否可以将自己从历史中解放出来。贝娄20世纪60年代的作品，如《赫索格》以疯狂的形式表现疯狂的历史，或如《赛姆勒先生的行星》，实际上是对潜藏于现代历史和以一种无根的野蛮主义为标记的现代美国时代中的邪恶因素的探究。评论家如欧文·豪、特里林和卡津采用的是阿诺德式的道德批评方法，从“人与社会”的角度来评价贝娄的作品。奈森·斯考特认定贝娄是“大众道德家”。他指出贝娄的“反英雄”可能是失败者，可他们并不愿退缩，并不接受被异化的处境，而是要实施自我拯救。H·L·戈德曼把贝娄视为“20世纪美国文学中人文主义杰出的代言人”，认为贝娄的作品体现了一种犹太道德观，一种对个体神圣性的信仰。一个人也许在心理上或精神上是脆弱的，但人是按上帝的形象被创造出来的，因此是伟大的。人有能力克服那些阻挡人类前进的障碍，并能决定自己的命运，上天赋予人类的生活是值得过的，个体应该积极参与和享受生活的多样性。有人从心理分析和存在主义的视角，讨论了贝娄主人公的荒诞性、偏激的纯真和卡夫卡模式。大卫·高乐卫在其著作《美国小说中的荒诞人物》中分析了贝娄小说中的荒诞人物。不过，高乐卫说，贝娄的“荒诞”有别于贝克特和尤奈斯库式的荒诞，不像他们把个人生活描写成碎片，令人厌烦且无法救赎。他指出，贝娄的荒诞更接近加缪式的荒诞，认为尽管人生存于荒诞的环境中，但他仍然可以为英雄主义和人类的尊严建立一块基地，人有能力确立一种世俗的人文主义。人只有通过和荒诞的环境正面对抗才能超越荒诞，他也因此成为荒诞英雄。所以，贝娄的荒诞是一种乐观主义的荒诞。但克莱顿却认为贝娄虽然反对悲观和虚无的论调，但“他内心有绝望的种子”。这种绝望部分是由于理想主义破灭所致，贝娄其实和有些人文主义者一样，依据18世纪的人文主义和19世纪的浪漫主义理想来判断人生，视周围的生活极度令人失望和荒诞。贝娄虽然相信人的高贵，可当他环顾四周时，他担心高贵并不存在。所以，“贝娄的主人公不仅被别人异化，而且自我异化”。半个多世纪来，国外对索尔·贝娄创作的评论已相当充分，且由于贝娄创作主题和风格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对其评论也是多元和复杂的，同时各种评论也折射出评论者自身的宗教、社会、人文立场以及评论者所处的时代的文化风尚。尽管国外评论对贝娄有誉有毁，但对贝娄创作的肯定是主流。国外对索尔·贝娄如此持久、如此充分的研究也给文学研究者以启示：索尔·贝娄是值得研究的美国文学巨匠。